从莫言效应到后莫言时代

无疑，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是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它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不论莫言是否得奖，他的作品就在那里，其价值不会因为得奖而有所增添，也不会因为未得奖而有所消减。

总而言之，体制内作家莫言获得诺奖，传达出一种积极信息，我们在现实社会面前尽可以发挥自己的理性智慧和百折不挠的批判意志，但也应该更善意地看待这个民族。

引 语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将2012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中国作家莫言。此前，很多人（包括中国人）并不知道莫言是做什么的。2012年8月，欧洲的全球公司曾公布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赔率榜单，莫言高居首位；富有戏剧性的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位列次席，这让因事件紧张的中日关系显得更加耐人寻味。尽管如此，国人对诺奖的到来并没有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诺奖依旧十分遥远，即使有一天会花落咱家，那也是谁都无法准确量化的若干年后。在我们和诺奖尤其是文学奖之间，似乎横亘着种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障碍。

这份榜单摆脱不了炒作的嫌疑，在这个四处弥漫着炒作硝烟的时代，人们已经很难怀着纯洁的感情和朴素的信任介入某个事件。报刊上零星的豆腐块评论，大都底气不足地摆出一种抚慰的姿态，要以平常心看待诺奖云云，或者毫无表情地作一番无关痛痒的客观评述。激进的斗士们在网络上挑起了争论，不过是成不了气候的小规模口水战。总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然后，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2012年10月11日13点，北京时间当日19点，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终身秘书恩隆德面对世界各地记者宣布了最终结果。这时候，“莫言”这两个字犹如末世的洪水，顷刻间席卷了所有宣传和沟通媒介；这时候，诺贝尔文学奖已不再仅仅是奖项，它刚落地便成为一个重大事件，其重要程度远不是为中学生提供一个作文素材或励志榜样那样简单。

事件不同于事情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效应，而重大事件的效应则会突破其固有领域的界限，对整个社会造成强烈的刺激和震撼，并产生深远的影响。无疑，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是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从某种程度上说，它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莫言效应

几乎就在恩隆德话音落下的同时，19点零3分，新浪官方微博了莫言获奖的消息；随后，央视《新闻联播》也插播了这条重磅新闻；20点到21点，莫言官方微博的粉丝以每分钟216个的速度在激增；嗅觉敏锐的大批记者第一时间涌向高密，21点，莫言不得不举行了媒体见面会；21点55分，白岩松在央视连线莫言。短短几个小时内，莫言效应开始迅速发酵，次日清晨，可谓铺天盖地，数十家报纸刊登了莫言获奖的头版新闻，一时间，满城尽在谈莫言。

“洛阳纸贵”这个成语意外地获得了空前的生命力，无数实体书店和各大网络书店都在酣畅淋漓地阐释着其内涵。2012年10月11日晚，部分警觉的读者就已奔赴书店抢购莫言的作品；2012年10月12日上午，那些后知后觉者冲入书店时，几乎已经寻不到莫言作品的踪迹了。网络书店与此情形相似，京东商城、当当、亚马逊中国等当晚即展开了营销大战，莫言专题的促销页面赫然醒目，而据有关数据显示，莫言作品的涨价比例分别达到79%、32%和37%。即便如此，12日上午，几乎所有莫言的作品都只能预订了。各种渠道、各种库存都无济于事，书已卖光，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案例。上海文艺出版社16册一套的“莫言作品系列”随即加印20万套，而当当网3日内的订购量就已超过10万部。二手书市趁机鹊起，一时间也是炙手可热，而那些带有莫言亲笔签名的旧书更是开出了千元、万元的天价。

一向低迷的股市也沾染了喜气，2012年10月12日一开盘，文化传媒板块一度6股涨停，而其他传媒个股也大都居于涨幅板前列。北京一位侯姓工程师，于数年前注册了“莫言醉”的白酒商标，注册费不过1000元，如今已飙升至1000万元。上层建筑，就这样隐晦而强烈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了。而由于莫言获奖，人们似乎对严肃文学多了些偏爱，贾平凹、余华等作家的作品也跟着受到欢迎，销量大幅增长。

当然，少不了各种祝贺、座谈、展览之类。2012年10月11日晚23点31分，中国作协在其官方网站发出贺电。（顺便插一句，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其精神可嘉！）2012年10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也向莫言表示祝贺，其规格可谓高矣。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与莫言关系或亲或疏的各种机构，随后举行了相关的座谈会。国家图书馆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举办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作品展”于2012年10月19日拉开序幕，据悉不到一周时间就有4万读者参观。当然，这只是一些较为醒目的活动，而不太突出的、私下的祝贺、交流、研讨恐怕要不胜枚举。

就中学生来说，莫言获奖，无论从语文常识、作文素材还是时事热点来看，都迅速成为今后备考的重中之重。相信有不少语文教师在2012年10月12日的课堂上激动而幸福，谈莫言，谈诺奖，谈文学，甚至谈谈人生。相信有不少学校正计划或者已经开展了关于莫言的专题课、拓展课、探究课之类，以便让莫言的光泽普照同学们不太璀璨的内心世界。相信莫言的作品会很快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无视我们的诺奖作者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而据语文出版社中学语文教研组透露，该社已确定将莫言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收入高中语文选修课程。

在当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时代，莫言获奖给其故乡山东高密带来了可以说空前绝后的良机。据2012年10月18日《新京报》报道，当地计划投资6.7亿元，弘扬红高粱文化，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而当地管委会预计以50万元来整修莫言故居；高密市旅游局局长意图修改山东省的旅游口号，“一山一水一圣人”之后要再加“一文豪”，将莫言提到了与孔子并列的高度；高密的莫言文学馆准备扩建装修，山东省旅游局也派来专家研究旅游线路。6.7亿元，“赔本种高粱”，这些拍脑袋的决定激起了媒体的强烈质疑和批判，2012年10月19日，众多媒体拍案而起，讽刺、调侃、拍砖。随后高密市新闻中心作出回应，声明投资6.7亿元搞红高粱文化不是事实，媒体报道有夸大、失实之处。而《新京报》随即发文反击，说明看过相关文件，并愿与当事人当面对证。这一出戏非常精彩，莫言倘若把它写进小说中，也许会让他的“高密东北乡”更丰富一些，这件事情来得太“现实主义”，也足够“魔幻”。

不嫌事多的记者已经将莫言的父亲、大哥、二哥、姑姑、女儿乃至左邻右舍呈现给了满怀好奇心的看客，诺奖评委马悦然因为翻译莫言的作品也被扯进了是非旋涡，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陈安娜、英文译者葛浩文开始被普通读者所熟悉，莫言家院子里的萝卜已经被游客拔光，莫言T恤、莫言马克杯、莫言家乡花生、莫言家乡泥老虎等等也纷纷在网店上冒出来凑热闹，直至莫言穿什么衣服去领奖也引起了热烈讨论。

历史会铭记2012年的第四季度，刻下莫言的名字，也会绘出这段时间的众生相，围观、跟风，脑热、激动，喧嚣、浮躁，扬眉吐气、信誓旦旦，装腔作势、推波助澜，搭顺风车、分一杯羹。话说回来，也不能怪我等凡夫俗子没有见过世面，百年诺奖梦的实现毕竟来得太突然、太干脆。有些事情，娱乐一把也就散场关灯各自拎着板凳回家；有些事情，拉拉大旗也便鸣金收兵，不会倒腾出个一二三四；有些事情，细细掂量认真谋划，也能利人利己经济文化双丰收；还有一些事情默不作声，它们不赶集、不打牌、不上酒场子，早出晚归，辛勤耕耘，终有一天会开垦出新的天地。

后莫言时代的文学与政治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不论莫言是否得奖，他的作品就在那里，其价值不会因为得奖而有所增添，也不会因为未得奖而有所消减。莫言获奖后，什么发生了改变？莫言本人的声望和收入会变，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会变，而众声喧哗终将归于沉寂，对于绝大多数欢欣鼓舞的旁观者来说，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还有一些变化，不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也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呈现的，却是莫言获奖更为重要的意义。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文学自身和政治历史观念。

一、文学自身

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的第一本重要典籍就是《诗经》；中国是文学大国，从《诗经》《楚辞》一路下来，先秦散文、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可谓悠久而丰富。然而历史到了19世纪末发生了重大转折，尤其是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及白话文改革，使得中国的文学只能在一个新的起点上重新起步。尽管传统不会丢失，并且滋养着一代代的文人作家，但从大的趋势上看，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朝着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而前进的。有些评论家指出，经过百年发展特别是近30年来的突飞猛进，中国现当代文学到了结出丰硕果实的时候了。但是，谁能作出评判？我们如何能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这倒不是说唯西方马首是瞻，而是因为，整个现当代文学就是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和融合中发展的，我们必须在更广阔的领域得到认可。对于很多文学爱好者来说，“文学”绝对是一个过于神圣的概念，它深邃玄妙遥不可及。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夫卡、普鲁斯特等一众文学大师，似乎是彼岸的存在，我们只有崇奉仰慕的份儿。在这种情况下，既秉承了中国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又能被世界文学所接纳和认可的作家、作品，便成为我们扔掉历史包袱的迫切需要。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取决于诸多方面，如作品的质量、瑞典学院的眼光、作品的翻译和作家的国际交流、竞争中的偶然因素等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莫言获奖并不意味着他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与其才华和成就不相上下的作家可以列出很长的一个名单。莫言是幸运的，更幸运的是，我们还有那么多堪称世界级的优秀作家。可以想象，年轻一代将备受鼓舞，献身于文学的热情将再次燃起，假以时日，21世纪的中国文学席卷世界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这个拥有深厚文化根基并在发生巨变的世界大国，正在创造出丰富的写作素材，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写作灵感。

二、政治历史观念

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诺贝尔文学奖颁布之后，瑞典的媒体曾与瑞典学院产生了分歧。原因有二：一，诺奖评委马悦然是莫言的译者，其中是否有利益瓜葛令人生疑；二，莫言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是典型的体制内作家，其人格的独立性需要拷问。对于前者，马悦然及评委会作出的回应是，其翻译工作由瑞典学院进行补贴、支付稿费，而与出版社没有利益协议，译稿是免费赠给出版社的。对于后者，评委会解释说，诺贝尔文学奖看重的是文学自身，而非评选道德楷模或政治斗士。而在诺奖公布之前，网上的小规模口水战，实际上也多是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的。抨击者认为莫言在公共问题上一贯保持沉默，不配诺贝尔文学奖的盛誉。捍卫者对此则表示了理解，并强调莫言作品本身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

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到文学、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等。对于很多文学爱好者来说，作家应该都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那种类型，会为自由和理想而与当局激烈对抗，遭遇流放、坐牢乃至处死都在所不惜。这种人格值得钦佩，但是与当局关系密切的肖洛霍夫的人格就卑劣了吗？要知道，肖洛霍夫也创作出了传世名作《静静的顿河》，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文学是一回事，人格是一回事，政治立场又是一回事。话题扯远一点，比如我们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又有谁苛责过他们的政治立场呢？

我们之所以觉得诺贝尔文学奖遥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长久以来未能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同，尤其意识形态的差异是其中的关键。莫言获奖，首先是文学的问题，但是否也给我们一些更深的启示？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机制的完善需要有人从加以鞭策，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和作家们的批判，但那种“对抗”“革命”“打倒”式的思维也许该被淘汰了。总而言之，体制内作家莫言获得诺奖，传达出一种积极信息，我们在现实社会面前尽可以发挥自己的理性智慧和百折不挠的批判意志，但也应该更善意地看待这个民族。这个信息，是打开窗子后吹进房间的一缕清风，对于那些人格洁癖患者大有裨益，对于时代的进步将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