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莫言和被消费的莫言

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莫言发现，这已经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

10月18日

农历壬辰年九月初四。宜祭祀、开光、出行、理发；忌兴丧、词讼、作灶、动土。

范珲现在压力很大。

莫言已经知道了家乡高密要给他投6.7亿元种一万亩红高粱的事，但他觉得这事不能当真，最近消息太多，“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有的是误传，有的可能是开玩笑，各种情况都存在”。

刚回到北京，莫言所在的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就给他开了一个“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座谈会。文化部部长蔡武给院里发来贺电说，莫言同志是中国作家的杰出代表。

给他道贺的，除了蔡武，还有研究院的院长王文章、中国文联副主席杨承志，学者刘梦溪、范曾、余秋雨等人也来了。

这是莫言获诺奖后首次在京公开亮相。所有人都知道，最近莫言很忙。但返京之前的那天晚上，莫言还是半夜两点钟爬了起来，给好友“巴蜀鬼才”魏明伦题字，那是之前就答应的事，“朋友之约不可辜负”。

当然，他也知道了前些日子陈光标在微博上说要给他送别墅的事。座谈会结束后，有记者把他堵住了求看法，莫言匆匆离去，撂下一句：

“这只是一个玩笑。”

10月17日

农历九月初三。宜祈福、求嗣、上梁、入宅、纳财；忌伐木、破土、结婚、开渠。

莫言的第一本剧作集《我们的荆轲》在京首发。据说放出来卖的现货只有100本，其他的，都得预订。莫言对销量不关心，倒是希望读者可以看到“我的另外一面”。

这一天莫言没有公开活动。按照他以前的说法，没事儿别老出来晃悠，北京打车难，有时候，“怕司机不高兴，我都先给师傅一盒中华烟，然后再说去哪”。

10月16日

农历九月初二。宜扫舍、破土、补垣、整手足甲；忌开光、栽种。

这一天是世界粮食日，有宣传稿开始拿莫言的“饥饿”说事儿。

莫言是饿过。1955年出生，三年后遇上“”，接着是三年自然灾害，所有人都去炼钢了，高密风调雨顺，但“粮食烂在了地里”。莫言吃过茅草根、树皮、芙子苗、荠荠毛、蚂蚱、老鼠；吃过南洼里一种白色的土，吃了拉不下来；吃过煤─某天村子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得了痨病的一个孩子说煤越嚼越香，孩子们扑上去抢了就啃，莫言也抢了一块─大便是黑色的，能被送进火炉里烧。

而他第一次吃上肉，已经是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大队里杀了一头患了囊虫病的“米粒猪”，莫言的父亲管贻範买了十几斤，让孩子们放开了肚皮吃。“我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莫言后来回忆，“一股股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难受又幸福。”

吃煤的经历被他写进了小说《蛙》里；《丰乳肥臀》中则描写了“母亲”上官鲁氏在生产队偷食、回家后呕吐出来给婆婆和孩子吃的情节。事实上，在莫言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饥饿”，它就像一个影子，无时不徘徊在高密东北乡的上空，和“孤独”、“压抑”、“恐惧”一起，成为莫言书写故乡的母题。

在21岁之前，莫言最大的愿望，就是逃离故乡。他未曾想到，若干年之后，故乡会成为他写作的源泉，他在文学中重新塑造故乡，回归故乡又超越故乡。

莫言的妻子杜芹兰说，几十年来，莫言对吃一直没有要求，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面，现在尤其喜欢吃面食，而且永不厌烦。至于饺子─女儿管笑笑说，莫言获奖之后，家里唯一的庆祝就是给莫言包了一顿葫芦馅的饺子，“很清香”。

范珲，也就是莫言老家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的管委会主任，开始琢磨着劝说莫言的老父亲管贻範同意修缮莫言的旧居，“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

管贻範不同意。范珲说，如今的莫言已经是全高密乃至全国人民的莫言，“你不同意不一定管用。”

在给《南方周末》记者回的邮件里，莫言说自己从15日开始就“感冒发烧，浑身酸痛。这几天我实在是有点疲倦”。

10月15日

农历九月初一。宜开工、交易、立券、挂匾；忌安床。

下午一点多的时候，陈光标在微博上说要给莫言送别墅。

送的原因，是得知莫言先生想把诺奖的近750万元奖金拿出来在北京买房。“出于一位企业家对弘扬民族文化的情怀”，陈光标提出，自己离机场20分钟车程的两套别墅（陈还特别标明：一处870平方米、一处630平方米，拎包入住），莫言可以任选其一，“说到做到，绝不心疼，绝不反悔”。

但莫言手机关机了。到了晚上，《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把这消息转告莫言的二哥管谟欣，管二哥在电话里问：“陈光标真心要送，他为什么不在莫言获诺贝尔奖之前送呢?”

92岁的老父亲耳朵背，听了这话，喊一句：“我家儿子莫言是庄稼人出身，不是自己劳动得来的东西，俺儿子不要。”管二哥于是给记者回道：“予唯不食嗟来之食。莫言不会要陈光标的别墅。”

陈光标跟记者说，他“还真没有想过他（莫言）可能不会接受”。后来，他悄悄地把微博删了。

要给莫言送别墅的不止陈光标一个，江苏中浩投资集团的董事长朱文俊也有这个意愿。至于房地产开发商们，例如在武汉，某楼盘的售房传单上出现了“正中心，莫言地段”这样的字眼，还说认筹即送莫言的最新小说《蛙》。在更早些时候，重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策划经理写了一条只有五个字但被疯狂转发的广告：“嘘！好房！莫言。”

“莫言”两个字成了最政治正确的营销口号，国内多家电商借势“莫言热”，蹭人气的“莫言元素”产品则包括一款叫“莫言醉”的白酒商标、“莫言T恤”、“莫言马克杯”、“莫言家乡竹纤维洗碗巾”……至于高密的“火烧”和烤鸡，产地也特别地增加了标注：莫言故乡。

但这些，都不如范珲后来搅动的动静大。

这天，范珲给《新京报》的记者看了一份“弘扬红高粱文化、打造半岛特色旅游带”的计划书。按照规划，莫言旧居周围将设一个“莫言文化体验区”，物流园区内则会打造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红高粱影视作品展示区、胶河沿岸景观带以及乡村度假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当然，需要的钱不少─6.7亿元，单是胶河治理一项，估计就要花掉近两个亿。范珲期待着政府同意立项，同时吸引社会资金的投入，“借莫言的东风”，在三年内建成。

范珲当然也担心收益的问题，比如说要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种一万亩的红高粱能否回本就是个问题。在高密，农民们现在已经不愿意种红高粱，当地人觉得太难吃，除了造酒没有别的功能，偶尔有人种两棵，也是为了编织扫把用。

1986年，莫言的《红高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第二年，张艺谋把它拍成了同名电影，第三年拿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拍的时候，莫言领着张艺谋和老乡们讨价还价，最后以每亩300元的价格在酒坊外的三个外景地种了130多亩─那时候，高密人就已经多年不吃红高粱这种作物了。

范珲的想法是，要种，只能补贴，“把本先给农民”，每亩补贴一千块，一万亩就是一千万，“这一千万先要扔出去”。他觉得，作为莫言的家乡，高密应该“以大投入、大招商推进大调整、大发展”。

这么想的并不只有范珲。

高密市招商局局长王述忠这天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让莫言促进招商引资；莫言文学馆将升级改造提上日程；而旅游局局长王剑智则忙着准备一个微博活动，内容是让网友们推荐最喜欢的莫言小说中的文学地理场景，这些被选中的场景将会成为招商局招商引资的资源，如果有企业家投资，并且能建成影视城，那最好不过。

王剑智说，专家已经在考察莫言旧居自助游和乡村休闲游的线路，而他自己已经想好了高密旅游的新口号：“三贤四宝，莫言家乡”─在高密的百度百科资料上，莫言的名字已经排在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家晏婴、东汉经学家郑玄和清代大学士“刘罗锅”刘墉的后面，成为第四贤。王剑智觉得，甚至整个山东的旅游口号也可以改一改，将“一山一水一圣人”改成“一山一水一圣人一文豪”。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如王剑智说的，“这一切已经不是莫言一个人的事情了”。

10月14日

农历八月二十九。宜祭祀、作灶、纳财；忌开工、修坟、立碑。

这两天，整个高密市都在给莫言挂横幅。文化馆里的横幅上写着，“莫言获大奖，中国很高兴”。莫言老家自然也不能例外。在距离高密市区20公里的夏庄镇河崖平安庄─就是莫言笔下的东北乡，进村的大桥刷了两遍漆，桥上的字描成金色，村子里挂起了30多盏红灯笼，莫言的旧居后面竖了一个展示牌，不过第二天就被拔掉了，因为牌子上有错别字。屋后是新种的柏树和杏梅树，树上刷了白漆。

莫言的旧居是个土坯五间房，窄小、逼仄、杂物覆尘，正屋有一台收音机，是莫言结婚时买的。游客和记者一拨拨地进来，排队，照相─现在是免费的，以后就可能要收钱了。

两年前，范珲就曾经打算修复莫言的旧居，但莫言的父亲担心扰民，给莫言打电话，莫言不喜张扬，这事儿也就搁置了。

有人在缺了一角的墙角上合影，说“这是历史”，也有人在墙角发现了山药豆，一个妈妈对女儿说：摘来煮了吃，明年咱也拿诺贝尔奖。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在一旁看着，面无表情。等他一走开，一个游客就把院子里那一行已经被踩得七倒八歪的萝卜给拔了一根，塞在兜里，出了门便向人展示：“莫言家的萝卜，莫言家的萝卜啊！”

1985年，莫言在《中国作家》上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在这部短篇小说集里，他书写了一个过早背负生活重负、和大人一样参加劳动挣工分、还要承受大人羞辱和痛打的“黑孩儿”。“他在滴水成冰的严寒天气里，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脊背，赤着双脚；他能够将烧红的钢铁攥在手里而不叫一声；他能够对自己身上的伤口熟视无睹”。

后来莫言说，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这几十本书合成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

10月13日

农历八月二十八。宜开工、出行、入宅、出火；忌纳畜、置产、修坟、立碑。

当天上午，远在北京的语文出版社开了个会，敲定将莫言的《透明的胡萝卜》编入高中语文选修教材读本。已经被读本收录的，还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和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语文教材编写者的意见是，尽管“魔幻现实主义”对中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是一种考验，但莫言既然得了诺奖，作品入教材便成了不应回避的话题。

至于莫言的作品，无论实体书店还是网上书城，都已经基本脱销。所有拥有莫言作品版权的出版社都在加急印货，而莫言最新作品的“公司”精典博维则预计在今年秋天推出莫言文集，其中包括11部长篇、3部中篇、3部短篇、2部文论以及一部散文集。

制作中国作家富豪榜榜单的吴怀尧相信，起印600万册的莫言全集，将会给莫言带来至少1800万元的税前版税。

对于精典博维来说，更大的生意不在卖书，而在于卖影视版权─通过精典博维进行的影视改编，公司将从中收取15%到30%的佣金。精典博维的老总陈望治说：“某著名导演有望再度跟莫言进行合作”。

莫言作品中被改编成影视的，最出名的是《红高粱》。当年张艺谋只给了莫言800块钱版权费，老谋子、连同主演姜文和巩俐，还到过莫言的老家吃过一顿烙鸡蛋大饼。

两年前，莫言在上海书展上说自己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都是理想的电影故事，他甚至表示愿意亲自操刀做编剧。但没有导演接他的茬儿。

现在，跟精典博维谈合作的影视公司已经不下30家，陈望治的说法是，进入的最低门槛是1000万元，而且有望突破2000万元。

有媒体统计，海内外的版税加上影视改编的费用，到明年这个时候，莫言可能会有两个多亿的进账。

10月12日

农历八月二十七。宜纳财、结网、会亲友；忌上梁、作灶、伐木、出行。

上午10点19分，自2009年年底便开通了微博的莫言，写下第28条微博：“感谢微博上朋友们对我的肯定，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批评。”这条微博被转发了53258次，评论有44222条。

到了下午三点，在获奖之后的第二次媒体见面会上，莫言这样解释之前一天说的获奖如同经历一次洗礼，“如同一面镜子，看到人心、看到世道，也看到自己”─“看到了自我，过去我不知道这么多人喜欢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人讨厌我，甚至仇恨我。”

莫言还回应了“手抄延安讲话”这个备受争议的话题，表示自己部分认同“讲话”，但自己“不像某些人那样有那么敏感的政治嗅觉。我觉得要出一本书，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让我抄一段，我就抄一段。后来这件事情引出了这么多批评的意见和辱骂的意见，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但是我抄了，我不后悔。”

也有记者问他怎么看争端问题，莫言说：“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按照上个世纪70年代中日建交的时候，老一代的中日两国的领导人所采取的一个比较高明的措施，那就是搁置争端，大家先谈友谊，”他说：“海洋的争端暂时一下也是鱼类的福音，人类捕鱼捕得疯狂了，一个有争端的地方谁都不许去，让鱼过去，鱼类感谢你。”

见面会结束后，莫言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倩的采访，后者问他：“你幸福吗？”莫言回答：“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但他接着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后记】：10月11日

农历八月二十六。宜破屋、坏垣、余事勿取；忌：诸事不宜。

傍晚6点40分，天已经黑了，妻子杜芹兰刚把葫芦馅儿的饺子下了锅，莫言就接到了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伦的电话。二十分钟后，莫言得奖的消息公布了。莫言在电话里对恩格伦说，自己的心情是“惊喜和惶恐”，但后来从英文报道转译过来的词变成了“狂喜和惶恐”。

当地的、外地的以及日本的记者迅速从各处赶来，挤在莫言的家里。但莫言早早地就躲到大哥管谟贤的家里，记者们遍寻不着，把高密市市领导的电话都快打爆了。无奈之下，市领导出面劝说莫言，到了晚上九点，莫言在当地最高档的凤都国际大酒店召开了新闻会。

当地的文友在高密市区莫言楼下放起了鞭炮，潍坊和高密的官员送来了鲜花；在平安庄老家，管贻範点燃了当地政府送来的鞭炮和焰火。当地的一帮文学爱好者半夜聚集在当年拍《红高粱》的孙家口小石桥上，吃着熟食喝着啤酒，老半天都不散。有人喊道：“当年咱爷爷们就在这桥上打败了鬼子，今天莫言又赢了一回日本人（指村上春树）。”

新闻会9点半结束，市领导宴请莫言，11点多晚宴结束，众人走出酒店，夜空中放起了烟花。《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描述道：“人人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反倒是莫言，仰头看着五彩烟花，仿佛陷入一种游离于外的沉思。”

至少从六年前开始，文学圈里就流传着一个说法，“莫言是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2002年，199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莫言家吃饺子过春节，也曾经说过莫言将来可能拿诺奖。十年之后，预言成真。

最迟从2006年开始，莫言就开始回应自己可能拿奖的传闻。2010年2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他回应道：“谁跟哪个作家有仇，就给他造个谣，说他明年要得诺贝尔奖”；同年5月接受凤凰卫视采访，又说“我不愿意谈它，因为我一谈马上就会被攻击”。两年之后的今天，他在第二次会上这样为这个话题作结：“这一段来各种各样的中论、批评、表扬，就像把我自己放到了社会的显微镜下，我看到的这个人好像不是莫言，不是我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看到大家都在对这个人指指点点进行评价。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是千载难逢，我必将受益终身。”

1976年莫言通过参军逃离高密东北乡，送别那天，父亲管贻範对自己的这个小儿子管谟业说：“凡事谨慎，切记祸从口出，人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1987年，管谟业取中间一个“谟”字，将之一拆为二，正式改名为莫言。

这天，莫言回到家已经是凌晨。杜芹兰第二天对记者说，莫言“累坏了，也没顾上洗澡，吃片安眠药就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