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7 20:01:34
关键词：莫言 母亲 爱与恨
一、莫言及其“母亲”形象
莫言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在其童年时期刚好遇上中国最为艰难和悲惨的一段岁月，由于生活的贫困和国内政治的混乱使莫言对于这个社会产生了自我的独特见解，而童年时期经历的一切也影响到了他日后的文学创作。莫言于1981年开始进行文学写作，并于这一年发表了其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迄今为止莫言已经创作了多部短篇小说以及二十五部中篇小说和十一部长篇小说，其中最为著名的小说要属《丰乳肥臀》，这部小说曾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大奖。莫言善于将采集的民间素材放入自己的小说中进行加工创作，其作品大多数充满着浓厚的乡土气息，但在纯朴的乡土风情中又充满着各种热情大胆的文字描写。在其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刻画占据了大多数，莫言认为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母亲孕育了生命，其母爱的力量可以摧毁一切，是任何事物都无法超越的存在，如《欢乐》中为了儿子的生活挨家挨户乞讨的母亲；《粮食》中为了子女无私奉献一生的梅生娘；《丰乳肥臀》中生育众多儿女并将他们拉扯大的母亲等等，这些母亲都拥有着相同的一面，那就是顽强的生命力和对命运不公的反抗。她们生活在封建制度的社会下，没有丝毫的人权可言，但她们仍然热爱生命，为了自己的子女独自面对社会带来的屈辱和磨难，她们的精神高度已经达到一个顶峰。但除此之外，莫言也对这些传统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挖掘，在其笔下的这些母亲尽管都有着伟大的、无私的一面，但在这些母爱的背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女人为了自我的欲望而产生的畸形心理。如《丰乳肥臀》中借种生子的上官鲁氏，《红蝗》里和铁匠被杀的四老妈等，莫言在描写这些让其为之感到悲哀和愤恨的女性时采用了更为直观的表达方式，将作为封建制度下的母亲伟大背后的无奈之情表达的更为真实，同时也更值得我们去欣赏和思考。
二、既爱又恨的刻画
（一）爱――伟大的母亲形象
莫言在作品中所刻画的母亲形象大多数是承受过太多苦难的女人，她们人生的道路上永远充满着坎坷，命运永远对她们苛刻有加，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磨难才使得母亲的形象变得坚强而又伟大。如在小说《四十一炮》中被丈夫背叛后仍然没有放弃生活自主创业的母亲杨玉珍，她为了给自己的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独自进城乞讨，以捡破烂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并且努力学习本领创业，面对命运的悲剧，杨玉珍始终保持着一颗乐观的心，对儿女关爱有加，处处流露着母性的伟大。除此之外， 在小说《丰乳肥臀》中，莫言也塑造了一位经典的伟大母亲形象。小说主人公上官鲁氏是莫言花费了十余年心血刻画而成的，也是其最喜爱的女性角色之一。莫言在小说中将上官鲁氏刻画成了一个忍辱负重、饱受生活折磨却仍然顽强生活下去的不屈形象。上官鲁氏生育了八女一儿，在当时生活艰难的社会中，她并没有放弃任何一个生命，在子女受饿时是她去偷来粮食，并把自己胃里的粮食吐出来省给自己的孩子；在子女被人伤害时是她第一个跳出来保护他们；当子女长大成人要远走时，她也选择了放开自己的手，并且还想方设法让上官家的子孙后代能够平安的成长下去。她尊重子女的成长道路和选择，这种为了儿女无私奉献的的伟大母性光辉从小说中折射出来，永远的闪耀在读者心中。
（二）恨――悲哀的女性思想
旧社会时代下的女人受到封建制度的荼毒永远是弱小的，只能屈服于不公平的命运。在莫言的作品中所出现的女性大多数都是以悲剧形式出现和结束的，她们大多数出生卑微，婚姻失败，人生有着各种不同程度的缺失。莫言对于这些女性的刻画都是为了体现自己对于女性无法改写命运的一种同情和悲哀。像在《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她生于乱世，又嫁给了一个在外懦弱在家打自己老婆的无能男人，甚至在生产的时候还不如家里一头同样临产的黑驴有生存价值。处在这样的环境下，其思想和心理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她认为只有自己生出了儿子，在上官家的地位才能得到保存，而为了生出儿子，上官鲁氏抛弃了传统妇女的贞烈观念，违背了社会的伦理道德，毅然而然的走上了借种生子的道路。在当时的社会下，已婚妇女和别的男人有私情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表现，但上官鲁氏却丝毫不顾及的和不同的男人，并生下了八个女儿一个儿子。莫言在小说中通过上官鲁氏的语言刻画了一个毫无伦理道德观念的女人，她为了生出一个儿子，主动引诱自己的姑父，甚至还对卖肉的男人主动送上门。这种为了反抗传统封建观念和为了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一名母亲而做出的行为尽管值得人们赞赏，但其却依旧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同时也是生为母亲的一种悲哀。
三、结语
母亲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形象，拥有着诸多的品质。而在莫言的作品中其对母亲这一形象却有着一个全新角度的刻画。莫言笔下的母亲既是无私的、伟大的，同时也有着封建社会制度压迫下产生畸形心理的一面。透过其作品，我们不仅能够全面、真实了解到母亲形象的高大，还能够看出坎坷命运下的母亲不为人知的丑陋面。对于传统文学中母亲形象的描写来说，莫言笔下的母亲形象无疑是一种文学创作中的大胆创新，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和思考的。
参考文献：
[1]宁明.理性批判与感性认同的交融――论莫言的贞节观[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47-151.
关键词：《丰乳肥臀》；母性；原生态；伟大
母爱之伟大不若你侬我侬之爱那般稍纵即逝，亦不似两小无猜之情那般容易生变。母爱是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中那唯一的庇护所，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时的牛奶和面包。朱自清忘不掉的是他步履蹒跚的父亲的背影，他为中国文学塑造了一个慈爱的父亲形象，而莫言则在《丰乳肥臀》中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在灾难中爆发源源不断的力量的伟大母亲形象。
《丰乳肥臀》中的母亲是矛盾的，诚然，她身上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陋习：迷信、重男轻女、行为举止稍显粗糙，但就是这最朴实、最原生态的因子凝聚成了一个勤劳勇敢、无私奉献、饱经困难却依旧顽强不屈的活着，母性光辉熠熠夺目的母亲。莫言用最原生态的笔法勾勒出一个伟大的母亲形象。我相信每一位读者合上书后，都会在自己心中塑造出一个鲜活的母亲――上官鲁氏的形象。
《丰乳肥臀》时间跨度较长，母亲上官鲁氏一生的经历颇为坎坷，书中各个故事既离奇又现实，莫言说这部书就是为自己母亲所写，自己5岁才断奶，与书中患有“恋乳癖”的上官金童颇为相似；自己的母亲共生育了八个子女，在麦场打麦子的她直到羊水浸湿了双脚才被批准回家生产，而书中同样生育了八女一男的上官鲁氏在生产时受到公婆和丈夫粗暴冷漠的对待也透露出那个时代作为生产工具的女人的悲哀；莫言的母亲和村里的女人们呕吐喂养儿孙的故事在书中也同样得以再现。这部书是奇幻的，也是真实的，这些黑暗、污秽的描写或许会让
今天的人们读来觉得心中颇感不适，但这确是那时原始的生命存在的原生态勾勒。“丰乳肥臀”这四个字在我看来是对无私奉献的中国母亲的赞美，是代表母亲的意象，文中多次以母亲唯一的心肝宝贝儿子上官金童的视角描写不同的，在上官金童的眼里是已不只是人体的一个器官，而是具有生命力，最美好，最神圣的。他极度迷恋着，这也是让一些女性读者读来觉得感到不舒服的原因之一，可我觉得这种迷恋虽然畸形却不恶心，母亲最初丰满的，在战争、饥饿的摧残下日渐干瘪却依然肩负着哺育儿子――只能喝奶而无法进食来延续生命的重任，此时母亲的已不再丰满却又更加丰满，因为这象征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困难面前的隐忍和坚强，承载着深沉的情感。母亲在最困难的时代，引领者儿孙顽强、骄傲的活着。在母系氏族土崩瓦解后的男权社会中，男性或许主导着现代社会和历史，但创造生命历史的，却是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女性。
母亲上官鲁氏的一生几乎就是伴随着灾难、困苦、屈辱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的缩影。书中的母亲善良、勇敢、急人所难、顽强不屈，在这段最困难的历史中抒写着自己渺小却又伟大的故事。她强大的信念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养育了上官家的子孙。书中的上官家族在勇猛反抗修建胶济铁路的德国人的铁匠上官斗英勇牺牲后便呈现出阴盛阳衰的地步。上官父子在强势的吕氏手下，愈发活的懦弱无能。上官鲁氏在错乱的世代交替时因为一双贬值的三寸金莲而下嫁到上官家，却因为丈夫的原因不能生育，而被公婆和丈夫错怪。她不仅背负着历史带给她的伤痛和摧残――备受裹脚之痛却又因为世代交替而丧失优势。因为丈夫的无能而被责骂是生不出蛋的废物，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上官鲁氏依然努力的捍卫自己的地位。她到处接种以示生育能力，在一连生了七个女儿后，又被羞辱生不出儿子，于是她抱着不生儿子誓不休的决心再次冒险接种，终于生下了儿子上官金童。除了大姐来弟和七姐求弟是被迫所生外，其余都是上官鲁氏主动而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上官鲁氏接种的品，拼命生子的作法虽然令人不齿，却又是中国农民最原生态的表现。她的执着、她的勇敢、她的倔强可见一斑。
在上官父子死亡以及吕氏痴呆后，上官鲁氏便肩负起养育上官家子孙的重任，她从家族的边缘一跃成为家族核心人物，于是，踏上了她伟大的护子之路。上官鲁氏一共养育的七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每个女儿都演绎着自己的一出戏，分别和共产党、土匪、相恋而生下孩子，上官鲁氏抱以博爱之心，悉心为每个女儿养育孩子，尽管时代困苦，却没有任何力量能摧毁她的伟大母性，将上官金童、司马粮、鲁胜利和沙枣花哺育长大。尽管她的女婿因为阶级不同而为她出尽各种难题，她也依然秉持着心中的唯一标杆――亲情伦理而继续无私地哺育后代，这又是最原生态的中国农民的形象，在他们心中，没有党派之分，只有亲情。母亲在父母、公婆和丈夫那里得不到爱，在自己的儿女中也没有得到幸福。女儿们都生的丰乳肥臀，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她们的热情奔放使他们成为各路英雄追逐的对象，于是便造就了各种矛盾的交接点。原本作为报恩礼物嫁给孙大娘儿子的大姐和游击队司令沙月亮私奔，二姐又看上了抗日英雄司马库，五姐加入了共产党，和蒋立人相好。姐妹们便因为丈夫和身份立场的不同，走上了互相对抗的道路。尽管女儿们跟着男人们离开了家，又将儿女送回给母亲抚养。母亲在恶劣的环境中对所有的孩子们一视同仁，想方设法将他们抚养长大。由于各种帮派、各种力量的斗争斡旋，孩子们一次次的面临死亡，母亲一次次奋不顾身地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拉回。
她为了养活孩子甚至在磨房工作时拼命吞豆子，为的就是回家后呕吐出来供孩子们吃，这是一种动物性的作法，但又是自然界最原生态的养育方法。她将自己生命的所有力量和中心都放在了孩子身上，以一种献身精神来完成养育事业，何其伟大！上官鲁氏生活在内忧外患的中国，她经历了动荡变革的历史变迁时期，她的一生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年困难时期、“”到改革开放，这一路的腥风血雨和时代附加在母亲身上的千难万若是其他时期无法比拟的，而母亲却在这些苦难的折磨中屹立不倒，也正是在这些坎坷和不幸中，在压抑和苦难中，上官鲁氏母性的伟大光辉熠熠夺目。母亲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者被虐待的角色，但每个儿女在遭遇挫折和困难时，必然都会投奔母亲。隐忍与包容贯穿了母亲的一生，母亲的伟大，母爱的力量也是人类得以代代繁衍至今的力量源泉。
莫言运用生理学、解剖学和病理学为主要特征的自然主义方法对母亲的身体以生命形式的极度张扬进行描写。上官鲁氏以“丰乳肥臀”之势走入读者视野，胸前的宝葫芦是上官金童极度迷恋的宝贝。批评莫言的作品的评论家认为这种对母亲身体的描写是对母亲的亵渎。但不妨说“莫言是以亵渎的姿态写到女性和这块土地一样丰满、、带有行为的身体，因为也给阅读审美带来强烈冲击。”正如莫言所说：“是哺育的工具，臀部是生殖的工具。丰满的能哺育出健壮的后代，肥硕的臀部是多生快生的物质基础。性是自然的行为，也是健康的行为，而自然和健康正是真美的摇篮。”文中所出现的诸如“”、“”、“宝葫芦”、“红枣般的头颅”这些词语并非在挑战读者的道德底线，反而使读者从这些形象的意象中读出了莫言对母性的推崇与赞扬。当婴儿从扭仄的产道里被拧巴的抽出来，脐带那头连着的满脸倦容的美丽而幸福的女人便赐予了一个人在这世上生存的权利，并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不断地忍受孩子的折磨还流露出无限的善良与包容。千百年来，能掌握话语权的女性本就凤毛麟角，但在这大多数的沉默背后的隐忍绝不是孱弱和奴性，而是女性身上最伟大的牺牲精神。母亲面对命运的悲剧，不断反抗，秉持着对儿女不离不弃、无私奉献的信念，母亲不断的牺牲自己以换取儿女珍贵的生命。这种信念是中国女性的勇敢与博爱，是集中国传统美德于一身的女性形象。母亲的伟大同样体现在她的悲哀中。作为旧时代的产物，她被封建道德观念残害，成为牺牲品。上官家用一匹骡子便交换了她十七岁的青春。丈夫常常对她拳打脚踢，婆婆总是冷言冷语，她在父辈和丈夫那里的得不到一丝爱，于是她日后将所有的爱加倍的给以儿女。上官鲁氏的职责就是生孩子养孩子，沦为生产工具，女性在封建社会为争取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仅是身体上要经受一次次生产带来的痛苦，还要忍受社会和家庭对其精神上的摧残。特殊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上官鲁氏变态的心理特征，这也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精神扭曲。为了生子，她、，为的就是生出一个儿子，从此以后，她便将所有的爱都给了儿子，视其比生命还重要。她牺牲自己也要让孩子有足够的奶吃，使得上官金童到了十几岁还不能断奶。上官鲁氏的悲剧在于“她以封建的男尊女卑伦理观念来反抗封建妇女节烈伦理观念，或者说是以反抗传统的节烈道德观念的激进行为来遵循男尊女卑这另一种封建道德观念。”
生殖崇拜在中华文明中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丰乳肥臀》中的生殖崇拜背后，是闪耀着的母性光辉。莫言所表现的是一个母亲本能的母爱，她不仅用哺育了自己的儿女，也用哺育着孙儿孙女，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血缘关系，而是母亲的一种本能。母爱是超越时空的一种原生态并延续至今的情感。
莫言在《丰乳肥臀》中为读者描述了高密东北乡的土地哺育出的形形的儿女，而母亲也如这大地一般辛勤地养育着自己的后代。这最朴实、最原生态的因子凝聚成了一个勤劳勇敢、无私奉献、饱经困难却依旧顽强不屈的活着，母性光辉熠熠夺目的母亲。莫言用最原生态的笔法勾勒出一个伟大的母亲形象。母亲的一生是悲壮坎坷的，她伟大的母性使她在及其恶劣的环境中，在不可抗的命运面前保护着孩子存活下来。她从不控诉生命中的各种困苦，从不肆意发泄自己的悲情，而是以一种高尚的姿态，一种对苦难的超然、坦然自若，对善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用伟大的亲情哺育子女。女性是伟大的，因为她们是母亲，肩负着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重任。在母系氏族土崩瓦解后的男权社会中，男性或许主导着现代社会和历史，但创造生命历史的，却是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女性。莫言笔下的母亲是真实的、丰乳肥臀般的，血肉丰满却又依旧闪耀着圣洁的光环。
参考文献：
[1]赵婕.论莫言小说中的母亲形象[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
[2]蒲刚，王金城.从崇拜到亵渎：莫言小说的母性言说[J].北方论丛，2000
[3]莫言.丰乳肥臀[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
2011年8月，莫言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蛙
出版社：上海文艺
出版日期：2009年12月
本书是莫言的长篇小说。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幻想色彩不同的是，《蛙》更接近历史现实的书写，主要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继承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用新法接生了一个又一个婴儿。“姑姑”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可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自己的徒弟们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
小说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丰乳肥臀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日期：2010年1月
《丰乳肥臀》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性”大书，是莫言进行民间史诗性书写的试验。作家倾情把母亲描绘成一位承载苦难的民间女神，或者就是圣母玛利亚的化身。但命运多舛，她生养的众多女儿构成的庞大家族与20世纪中国的各种社会政治势力和民间组织以及癫狂岁月下的官方权力话语发生了枝枝蔓蔓、藕断丝连的联系，并不可抗拒地被裹挟卷入20世纪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而这些形态各异的力量之间的角逐、争夺和厮杀是在自己的家庭展开的，造成了母亲独自承受和消解苦难的现实……母亲是一种意象符号，是对他作品中“我奶奶”式女人的集合，同时也涵盖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莫言对民间苦难及其承受者的爱戴、同情和关怀。
红高粱家族
出版社：上海文艺
出版日期：2008年8月
莫言的代表作之一，属于寻根文学，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红高粱》五部组成。
作品站在民间立场上写抗日战争：民间自发的为生存而爆发出奋起反抗的暴力欲望。不管什么人危害了“我”的利益，“我”都奋起反抗，突出了一种没受道德规范的民间激情，高扬狂野不羁的野性生命力，宣扬暴力，无法无天的，这即是莫言所寻之根，有感于现代生活的苍白。
檀香刑
出版社：长江文艺
出版日期：2010年4月
《檀香刑》是莫言沥胆五年苦心磨砺出的长篇小说。在这部结构精巧、语色浓郁的作品中，真实地再现了清末山东半岛发生的一起民间反殖民的斗争事件。带头领导这起反殖民斗争的民间艺人孙丙最终被施以“檀香刑”。作品以“施刑”为主线，展示了中国王朝政治没落中的诸多惊心动魄的事件，包括、义和团、外国殖民者的强取豪夺等等。小说围绕着檀香刑的实施，将封建王权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凸显了专制权力作用于个体上的历史机制，成功地折射出专制权力赖以存活的黑色土壤和阴暗法则。
小说刻画了一大批鲜活的人物形象，富有浪漫气质的戏班班主孙丙、具有正义感的高密知县钱丁、从京城刑部大堂告老还乡的刽子手赵甲以及他们的女儿、干女儿、儿媳妇孙眉娘、残酷而狡猾的政客袁世凯等等。
透明的红萝卜
出版社：青海人民
出版日期：2002年10月
本书是莫言的中短篇小说精选集，收录了《透明的红萝卜》、《欢乐》、《师傅愈来愈幽默》、《沈园》、《初恋》、《白狗秋千架》等多篇优秀作品。
莫言说过：“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写出几十本书，可能塑造出几百个人物，但几十本书只不过是一本书的种种翻版，几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化身。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合成的一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他说，“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就是我在《透明的红萝卜》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
北海道走笔
出版社：上海文艺
出版日期：2006年1月
这是一本大型行旅图文书，从2004年底至2005年初，历时12天，纵横3000公里，除了西北部外，足迹几乎遍及北海道。莫言在旅途中与同行的媒体朋友畅谈文学、艺术、人生、动物、战争、过年，与当地普通的学生、影迷、乡民交流，谈吐风趣，见解独到。
莫言散文
出版社: 浙江文艺
出版日期: 2012年10月
本书表现了作者富有感性化的风格，采用一种不受控制的、重视感觉的叙述态度。莫言的散文保留了他独有的写作风格，恣肆，激情勃发，文字鲜活率真、妙趣横生，令人回肠荡气，痛快淋漓。
韩素音（1917~2012），为英籍华裔女作家、医生伊丽莎白·柯默（Elisabeth Comber）的笔名，原名周光瑚（Rosalie Elisabeth Kuanghu Chow），1917年9月12日生于河南信阳。韩素音是“汉属英”的音译，意为她这位汉人已入籍英国。她的主要作品取材于20世纪中国生活和历史，体裁有小说和自传。1952年，韩素音用英文创作的自传小说《瑰宝》在西方世界引起轰动，奠定了她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当地时间2012年11月2日中午，韩素音在瑞士小城洛桑无疾而终，享年96岁。
伤残的树/凋谢的花朵/无鸟的夏天
译者：董乐山 等
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日期：2012年9月
1970年代的中国，至少有一亿人听说过韩素音的名字。韩素音的一生是一部传奇。作为中国第一代留学归来的铁路工程师的女儿，比利时前国防大臣的外甥女，中国驻英武官的妻子，铁幕时期穿行于东西方世界的国际友好人士，以及和传记的作者，韩素音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是本书最具吸引力之处。
此自传三部曲为全译本。
瑰宝
译者：孟军
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日期：2007年4月
1940年代末的香港，一个繁忙而拥挤的中转站，各色观望人群的“避难”岛。在这里，刚从英国完成学业、归途中因战乱滞留香港的中西混血儿、年轻的女医生韩素音，邂逅英国记者马克·艾略特，两人坠入情网。韩素音一心要回大陆报效祖国，而在当时的情势下，马克这样的来自“帝国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还不可能被人民政权接受……于是，中英文化、欧亚文化，不同人种和阶层的生活状况与生存意识，不同的政治制度与精神信仰，所有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爱情奇妙地交融在一起，造就了他们用生命与历史撞击的爱情时光。
与他的世纪
译者：王弄笙 等
出版社：中央文献
出版日期：1992年11月
关键词：宠儿；美国黑人；主体性；和谐社区；黑人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5）05-0204-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5.02.058
1 . 引言
作为西方女权主义的分支，作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巴巴拉・史密斯对于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贡献。在其1977年发表的《迈向黑人女权主义批评》中，她首次将“种族”这一概念引入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领域中。这个概念的提出奠定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期，爱丽丝・沃克在《寻找母亲的花园》中使用了“妇女主义”（womanism）一词，表明黑人女性主义有别于主流的白人女性主义。这开启了美国黑人女性的主体意识，黑人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主义”是黑人妇女追求主体精神的关键。
托尼・莫里森，美国杰出的当代黑人女作家，著有《所罗门之歌》、《宠儿》、《慈悲》等作品。这些作品出版后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由于“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把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写活了”（斯图尔・艾伦，1998：315），莫里森在1993年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的作品深深植根于黑人传统文化中，她描写的都是黑人的生活状况，特别是黑人妇女对个性解放的追求与自我的实现。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莫里森认为黑人女作家应该尽可能真实地去还原黑人奴隶，尤其是黑人女性的生活遭遇。她以黑人和女性的双重身份与视角，在作品中给予黑人女性主体的建构投入关怀。作为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莫里森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忠实地描述黑人女性在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所承受的苦难。
在她的第五部长篇小说《宠儿》中，托尼・莫里森巧妙运用神话传说，以丰富的想象力，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新颖的叙述结构，讲述了一段“小说中的人物不愿回忆、我本人不愿回忆、黑人不愿回忆、白人也不愿回忆的东西”（Angelo， 1994： 257），将黑人奴隶的悲惨境遇生动形象地摆在读者面前。这部小说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其描述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女主人公塞丝是一位为白人奴隶主工作的黑人女奴，因为不堪忍受“学校老师”等非人道的身心折磨，怀着身孕，孤身一人从“甜蜜之家”逃亡到婆婆贝比・萨格斯居住的辛辛那提城郊的蓝石路124号。在逃亡过程中，塞丝在白人女孩爱弥・丹佛的帮助下生下了女儿丹芙。但是在124号度过了幸福的28天后，“学校老师”带人追来。为了自己的孩子永久地摆脱奴隶的枷锁，塞丝用锯子割断了刚刚会爬行的两岁女儿宠儿的喉咙。同时她还试图杀死另外的孩子。在这之后的18年间，塞丝一直被往日的梦魇无情地纠缠吞噬着，尤其是保罗・D和宠儿相继回到124号，使得塞丝不得不重新面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在寻求谅解的过程中几乎被痛苦和内疚吞噬和压垮。
2 . 黑人主体的丧失
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遭受着白人非人般的折磨。在白人奴隶主的眼里黑人奴隶与动物没有区别，他们只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没有话语权，没有自我，总是处于无语的状态。因此莫里森在设计小说中黑人的角色和性格发展时，巧妙地利用了奴隶主的逻辑，将黑人奴隶与动物联系。“学校老师”认为像塞丝这样的奴隶就是他的一件财产，他可以拿着软尺去测量奴隶身体的各个部位，判断他们的价值。他裸地指挥他的侄子把塞丝的“人类特点列在左边”，把她的“动物特性列在右边”。塞丝的逃跑和她女儿的被杀，对他而言都是极大的财产损失。为此他责备他的两个侄子说：
“想想看，如果你把你的马鞭打得过分了，马会有什么反应？以后，无论在丛林中，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你都不可能再相信它们了。也许，你可以拿块肉去喂它，也许马会回头，但回头后却把你的手咬掉了，咬得干干净净。”（Morrison， 1997： 149-150）
塞丝的婆婆贝比・萨格斯在谈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时说到“凡是没有逃走或被绞死的，都被出租、被借用、被卖掉、被找到、被储存、被抵押、被赢、被偷或被抓走”（Morrison， 1997： 23）。黑人女性除了遭受种族歧视和压迫，还得忍受来自男性的性别歧视。她们被买卖、，被像动物一样对待，因为她们像动物一样具备生育的功能。白人统治者还剥夺了黑人们的话语权，包括命名权、言语权直至生存权，从而实现对黑人民族文化记忆的剥夺。小说里的白人“学校教师”认为“定义属于下定义的人，而不是被定义者”（Morrison， 1997： 190）。他的这一想法裸地展露出话语权力关系。白人统治阶级不仅控制黑人奴隶的生命，将他们像动物一样买卖，同时控制了他们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黑人们逐渐丧失自己的话语权和自我意识，慢慢地忘却了自己民族的信仰和文化。
《宠儿》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被迫割断了与本民族历史、社区的联系，这也是造成他们主体性缺失的重要原因。原本母亲是能够帮助儿童建构主体的第一人。但在小说中，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缺少了来自母亲的帮助。塞丝在儿时就被迫离开自己的母亲，从小被剥夺了唯一的母爱，因而她也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的孩子，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只能做出极端的杀子的举动。母爱的缺失会造成民族文化的丧失，因此塞丝的主体性无法得到健康的发展。但来到“甜蜜之家”之后，在祖母贝比・萨格斯以及社区群众的帮助下，塞丝慢慢投向祖母温暖的怀抱，她潜意识中的主体性逐渐走上了自觉的发展道路。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按照美好的结局发展，为了躲避“白人教师”的追捕，塞丝不得不杀死自己的孩子，“杀婴”事件也使得塞丝与社区分裂。因此在短时间内塞丝追求个体身份的进程陷入困境。在莫里森看来，社区群众对塞丝杀婴行为的不理解以及社区内部的不团结都是白人的统治文化和价值观对黑人们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造成的。
3 . 黑人主体的建构
莫里森的作品讲述的都是黑人的经历，但是不管是描述什么时期的黑人故事，读者都可以在她的作品中看到黑人民族的希望，感受到愉悦。在《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中，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等概念。他认为“每一个个体心灵后面都拖着一长串记忆”，这些不肯散去、浸透了血和泪的个体记忆，让黑人的生活无法轻松。小说中婆婆贝比・萨格斯受尽了奴隶主的折磨，对白人奴隶主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而塞丝为了让女儿不再经历她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让她的孩子的属性不再被列入动物之列，怀着孩子从农场逃跑，并在被人追捕时，毅然结束了女儿的生命。在这之后的十八年里，这个被塞丝亲手杀死的孩子从来没有消失过，塞丝对她日思夜念，这种思念让她的日子无比煎熬和痛苦。“每提及过去的生活她都会感到很痛苦，因为过去的一切除了痛苦就只剩下一片空白”（Morrison， 1997： 121）。保罗・D和塞丝一样不愿也不忍心回忆过去，“一段时间后他才把阿尔弗雷德、乔治亚、西斯科、学校老师、黑尔、他的兄弟们、塞丝、铁链的滋味等一件一件地装进挂在胸口的烟草罐里。当他到达124号时，世界上没什么可以把这罐子撬开。”（Morrison， 1997： 113）美国黑人民族在经过了几百年的种族屈辱史之后，每个个体都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正如贝比・萨格斯所说：“在这个国家里，没有哪座房子不是从地板到房梁都塞满了黑人死鬼的悲伤”（Morrison， 1997： 6）。这消散不去的正是黑人民族的历史记忆，即一种“种族创伤记忆”。
随着保罗・D和宠儿的闯入，他们记忆的阀门被打开，原本以为已经生锈的回忆的铁罐被一点一点地松开。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塞丝、保罗・D、丹佛，甚至是已经死去的祖母贝比・萨格斯都在作者的安排下回忆起那些“死去的东西”，尽管“让那些死去的东西醒过来总会痛的”。而读者们也随着主人公的回忆片断感受着他们的痛苦。莫里森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重构黑人的生活现实，希望人们能够直面历史，牢记过去。黑人们需要不断地回忆，重新建构那段痛苦的过去，才能逐步地建立起自我身份意识。
作为民族文化、民族力量的源泉，黑人群体必须深深植根于黑人社区，脱离了它也就意味着脱离了和谐的亲情和关爱，脱离了黑人文化的根基。莫里森在思考整个黑人社会的命运的过程中，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同一个社区里的人们相互帮助，黑人的身份意识才能得以增强。莫里森认为一个和谐社区里的人需要相互团结，相互依存。除了要自爱，还要接受别人的爱和关怀。小说中，124号房就寄托了莫里森想要建立一个快乐和谐的黑人社会的理想，在这里，社区黑人们在贝比心灵的召唤下，享受着那快乐时光。同样，塞丝到达124 号后，也在贝比的精心呵护下懂得了自爱，她感受到了她的婆婆敞开的怀抱。即使在数十年隔阂和孤立之后，当社区中的人们知道塞丝被宠儿的魂魄缠绕，整个社区都无私地向塞丝和丹芙伸出援助之手。在小说结局部分保罗・D再次回到塞丝身边，这给了她继续生活的勇气。这个美好的结局也体现了莫里森希望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和谐社区的美好愿望。
莫里森认为除了黑人社会内部需要友爱互助、相互联结，黑人在追求主体身份的过程中，也需要与包括白人在内的整个社会和谐相处。莫里森巧妙地安排了白人女孩爱弥・丹佛帮助在逃亡途中的塞丝生下了小女儿丹芙。如果说宠儿代表着塞丝的过去，那么丹芙则是小说中未来的象征。这个孕育着希望和未来的小女孩的出生，为读者带来了希望的愉悦，展现了白人女性对黑人女性的人性关怀和帮助，而白人与黑人的互帮互助也是建立和谐社区的必然趋势。
4 . 结语
在这部以民族命运为主题的小说中，莫里森通过对原有素材进行巧妙的创造性运用和改变，采取让主要人物重新回忆的叙述方式，以及游刃有余地运用比喻和动物意象来达到言语陌生化的目的。不仅对奴隶制话语和白人权威话语发起挑战，而且唤起黑人群体对本民族被遗忘的记忆，同时莫里森也让她的读者能够从人物的言行中感受到黑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对黑人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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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伟.托妮莫里森的女权主义思想评析[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2003.
关键词：言语策略，话语，陌生化，对话
工作单位：河南新乡河南师范大学附中英语组
工作单位：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外语系
托妮·莫里森( Toni Morrison，1931-- )是当今文学史上第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宠儿》作为莫里森创作生涯中赞誉最高的一部长篇小说，自出版以来就以特殊的故事内容和独特的写作技巧备受国内外文学评论界的关注。
莫里森把写作当作“思考方式”，通过颇具争议的主题，诗化又充满黑人文化特色的语言，性格迥异而形象丰满的人物，意义深远的象征及独特的叙事视角，对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进行探讨，揭露了奴隶制度给黑人特别是处于边缘地带的黑人女性带来的无尽创伤与苦难，描述了她们在白人强势文化冲击下扭曲的心灵，迷失的“自我”和对爱的渴求。其作品扎根于黑人独特的历史传说，“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语言的运用上都将黑人小说推上一个新的高度”[1]。本文不揣浅陋，通过对《宠儿》中多重语言策略的简要阐述，来进一步分析其艺术效果和对文章主题之彰显。
一、自由话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宠儿》中时常运用自由话语这一技巧凸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所谓自由话语，即作者直接表述人物的话语或内心活动，包括内心独白、直接引语和意识流等方式。通过这些方式，读者可以从人物的视角看问题，如此消除了叙述语境的压力，人物的话语内涵和思想意识能够更自然地与叙述者的话语溶为一体。
（1）内心独白
《宠儿》中出现的典型的自由话语是女主人公塞丝的内心独白。婴儿时期就被母亲杀死的宠儿18年后还魂与母亲塞丝和妹妹丹芙生活在一起，这对塞丝而言是一种心灵的安慰，认为宠儿已经原谅了她。小说第一部分第一章中，话语在常规叙述中突然转向一种没有时间的状态：
“我可以忘记一切了，我不必解释，她全都理解。……他们把我从监狱一放出来，我就去给你立碑，但我付不起刻字钱，我就用我身上的跟他交换了……现在我知道如果说你曾经生我的气，恨我，现在你不恨我，谅解我了，因为你又回到了我的身边……”[2:184]
阅读时，读者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直接接触人物的内心：尽管塞丝声称可以忘记一切不必解释，然而18年前亲手杀女的她却无时无刻不在忍受炽烈的母爱所带来的煎熬。这里的独白不仅丰满了人物形象，也拉近了读者和塞丝之间的距离，引导读者思考：塞丝究竟是不是一位残忍的母亲呢？到底是什么使得这样一位愿为自己的孩子去死的母亲对心爱的女儿痛下杀手呢？如果用间接引语来表现，引号所产生的效果就会与塞丝不堪言说的内心相矛盾，虽然她坚信自己成功地使女儿不再遭受奴隶主的残酷奴役和身心迫害，但她在寻求谅解的过程中依然被痛苦和内疚压迫着。塞丝的内心话语支离破碎、停顿不畅，却更清晰地表达了她发现女儿重新回到自己身边的激动和喜悦，也反映了她欲说还休的矛盾与愧疚。莫里森通过塞丝的内心独白，真实的刻画了一位深受奴隶制度与世俗偏见双重压迫的黑人母亲形象。
在奴隶制下母爱或任何美好情感与罪恶体制的冲突着重突显了奴隶们绝望、无助的悲惨境遇，揭露了奴隶主的残酷和非人性。论文写作，陌生化。奴隶们和所有人一样有着丰富的情感，语言作为媒介，有效地将塞丝的情感转化为一种与白人文化平等的文本表述形式，她不遵守白人的语言规则，却以某种狂欢式的符码打破了由主流语言支配的语法和语义的检验法则，对其进行挑战。布斯(Booth)认为借助主人公的内心言语来表现故事，作者会确保我们跟着她旅行，而不是站在她的对立面，缩小读者与人物的距离，使人物的意识活动生动真切地直接展示在读者眼前，有助于增强读者对人物的理解和同情[3]。
（2）意识流
意识流这种叙述话语与内心独白有很多相似之处，它按照“自由联想”的原则来记录人物的内心话语，“无标点；不遵循严格意义上的句法、文法、语法及逻辑规则；排版上甚至可以有特别之处”[4: 189]，却能清晰的把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出来。
《宠儿》中穿插了大量的意识流，塞丝、丹芙和宠儿三人的意识彼此重复、相互补充，解释了很多小说中的疑问，将读者带入小说的深层世界，使之更好地了解了黑人奴隶的过去。其中以宠儿的意识流尤其重要：
“我是宠儿，她是我的……
都是现在永远是现在无时无刻我不在蜷缩着和观看着其他同样蜷缩着的人我总在蜷缩……”[2: 210]
意识流中，叙述内容不连贯，语法不规则，没有标点符号，意义被完全肢解分离，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界限被混淆甚至被忽略。为“宠儿”的身份蒙上了一层变幻莫测的面纱，从她的记忆可以看出，她似乎不仅仅是被塞丝杀死的婴儿，不仅仅是某个被白人关在屋子里以发泄兽欲的黑人姑娘，也不仅仅是塞丝母亲的幻影，她可能是任何一个经历过“中间通道”的黑奴的亡魂。这使得Beloved一词体现出极大的含混性和多义性，读者在追问和思考到底谁、黑人是否也是上帝的子民等问题之后，豁然发现“宠儿”的象征意义是如此丰富巨大！在圣经中，上帝把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称为宠儿(the beloved)或“蒙爱的”，而莫里森在使用这一词语时违背了英语语法规则，之前没有加定冠词就直接使形容词名词化，这种用法赋予书名极其深刻的内涵：它的特殊性告诉我们“宠儿”不仅仅是一个人，它代表着几百年来死于贩奴活动的数千万黑人同胞，代表着美国黑人的苦难历史和沉重记忆。论文写作，陌生化。
二 语言陌生化策略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 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 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 使形式变得困难, 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 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 必须设法延长。”[5]
《宠儿》中的陌生化手法在内容上造成的一些空白，给读者留下了悬念。例如：对于自己背上因白人奴隶主毒打而留下的疤痕和肉瘤，塞丝是唯一的当事人，女儿丹芙和保罗·D都是不知情者。当塞丝第一次对保罗·D提到时只说：“我背上长了一棵树。”[2:15]。通过保罗·D的视角所看到的是“她的背已经变成了雕塑品，就像一位铁匠饱含热情制作的装饰品。”而在后来塞丝的回忆中，18年前白人女孩爱弥对此伤痕的描述才真正展示了事情的真相：“这是一棵树，一棵樱桃树。瞧，这是主干，红红的暴裂开了，流着树汁。而这是主枝的分叉，这树上的枝丫可多着呢，叶子也不少。论文写作，陌生化。瞧，如果这不是花朵才怪呢，小小的樱花呢，也同样是雪白雪白的。你背上长出整整一棵树，而且正繁花盛开。论文写作，陌生化。不知道上帝有什么意图哟，我同样也挨过鞭子，但也不至于打成这样。”[2:79]。在这里陌生化叙事手法对时空进行了切割重组：同一个事件多次再现，不同叙述又有相互吻合的部分，故事的本来得到了恢复还原，主动的拼接形成了有意义的再创造。论文写作，陌生化。从审美角度上看，打破传统叙事方法的多重视角使故事产生立体效果，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让读者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来观察一切，并直接进入主人公的意识对事件形成自己的判断。莫里森跨越了时空界限，将无数生活片断任意转换交迭，从而使众多零碎、孤立的记忆和印象交织组合在一起，整个故事就像一个拼图，细节就像是一块块拼板随着读者的阅读逐步归位。
陌生化手法还包括象征意义，《宠儿》中的象征及隐喻俯拾皆是。莫里森在文本中使能指和多个所指有机结合，借助以双重声音为特征的言说方式来宣泄黑人奴隶所受到的不公待遇和诸多情感。例如：闹鬼房屋号码“124”，即1+2+4=7，而“7”在黑人宗教与神话中是个十分关键的数字，它类似咒语。宠儿冤魂不散，纠缠不休，使124号这间房屋充满了恶意与怨恨，令人恐惧，而对于备受奴隶制煎熬的黑人民族来说，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一间充满恐惧的牢笼呢? 鬼魂笼罩的124号恰恰是几百年来种族歧视和屠杀的一个社会缩影。
三 语言的行事功能
巴赫金说过在作品结构内部，人物与人物的思想意识以对位的形式出现，并贯穿作品，就形成了大型对话。《宠儿》堪称是一部大型对话，这些对话存在于人物的意识当中，存在于作者的叙述当中。莫里森用黑人的话语反抗白人的话语，用女性的话语打破男性的话语，用新的黑人话语质疑传统的黑人话语。
在奴隶制下，白人是语言的统治者，是话语的独裁者。虽然西克索巧妙地驳斥了“学校老师”对他偷盗的指控声称偷吃小猪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但是这种语言是无效的，“学校老师”还是揍了他。正如塞丝所说：“定义属于下定义的人而不是被定义的人。”黑人被剥夺了话语权利。在甜蜜之家，塞丝虽然不清楚“属性”一词的含义，她却十分惧怕白人的话语。当她看到自己在纸上被分成动物属性和人的属性时，她得到这样的结论:“白人可以如此玷污你，以至于你自己都忘了你是谁。”这也是促使她杀死爱女的原因:“这世界上再不会有人在纸上把我女儿的属性列在动物一边了。不，噢，不”[2:183]。塞丝杀女，实际也是向白人诋毁黑人人性的话语做出的疯狂反抗。
语言的力量还表现在传道这一口头艺术上。论文写作，陌生化。贝比·萨格斯是一个精通语言的人，这赋予了她与传道者同等的地位。林间空地上聚集的人们对她充满了无限的信赖和崇敬。人们在贝比的指引下尽情发泄内心的情感，他们哭泣、跳舞、纵声大笑，歌颂他们的身体，膜拜他们在自身上发现的人性的价值。但后来，因塞丝一事深受打击的贝比放弃了她的语言，回到沉寂，重又成为奴隶时代那个被动的角色，最后郁郁而终。没有了语言，她也失去了生存的力量。所以，语言的魔力又在于其能创造生活，再造现实，能离间或亲和，由语言所组成的各种对话是小说的生命之所在。
结语
托尼·莫里森曾经说过:“对我来说，黑人的尊严在于他们使用语言的能力。”当问及她的小说的最独特、最出色之处时她说：“语言是黑人如此热爱的东西，他们发出声音、含吐于口，游戏文字，这是一种爱，一种激情。这种功能犹如传教一样，使你从座位上站起，使你听清自己，超越自己。”的确如此，语言的生命力在于其具有描写讲她、读她、写她的人的实际的、想象的、可能的生活的能力。在《宠儿》中莫里森试验性的使用不同的语言策略，以其独特的文风来表现美国黑人的历史与文化，使小说具有强烈的震撼力量，在取得不同艺术效果的同时，深化和拓展了小说的主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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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莫言；《丰乳肥臀》；研究；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莫言开始进入评论家们的视角。《丰乳肥臀》是莫言创作时间持续最久的一部作品，与上一部作品相隔时间为六年，1995年作品完成后，莫言又进行了五次修改。从文章研究数量上来看，《丰乳肥臀》也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一部作品。
《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曾引起广泛的争议。1997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10万元的奖金。小说从抗日战争一直写到改革开放之后，书中的母亲和瑞典人马洛亚牧师生下了上官金童，和其他人生下了其他姐妹，这些姐妹亲属贯穿了中国20世纪的权力高层和民间势力，小说通过描写上官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政治气候的变迁。
一、批评者说《丰乳肥臀》
《丰乳肥臀》出版于1995年，时隔改革开放17年。通过整理文献发现，质疑的声音多来自新世纪之前的文章，当时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在当时较保守与传统的社会环境中，《丰乳肥臀》招来很多质疑的声音。小说的书名，书中渗透的“丰乳”和“肥臀”情结在读者和评论家中间引起很多争议。
1.1 哗众取宠的书名和不堪的身体叙事
恰如一个人的名字，一本书的名字影响了它带给人的最初印象，大多数作家在创作完一部作品之后，都会为作品的起名绞尽脑汁。而莫言的这作品《丰乳肥臀》露骨而裸的书名刺激着读者们的触觉。有些评论家认为“《丰乳肥臀》的书名本身具有哗众取宠的味道” i，莫言给这本书赋予这个书名是故意刺激、反讽众位的。
有评论家认为，我们都曾经是孩子，也都会怀念无私奉献的母亲，每当我们怀念母亲的时候，母亲慈祥的脸庞、关怀备至的爱心，无私奉献的品行，绝对不会想到母亲的丰乳和肥臀，“对自己母亲的生理器官，孩子都是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不敢亵渎的”ii也有人质疑，“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上官金童者流的丰乳肥臀，值得毫无保留的讴歌吗？”iii当我们赞扬祖国博大的爱时，也会用比喻的手法说甘甜的乳汁哺育了我们，但是《丰乳肥臀》中的描写失去了女性的美感，找不到母亲和大地的感觉了。
《丰乳肥臀》饱受批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作品中涉及大量的露骨的身体描写。中国以往的作品大都回避着对女性的直接描写，即使描写也都是含蓄而低调的，而《丰乳肥臀》中对人类的器官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非常规描写，冲击着读者们的心理底线。从社会影响的角度讲，《丰乳肥臀》不加分析地将原装原汁的“性”与“力”注入进现代人性，其结果很可能是助长暴力、愚昧和邪恶，对社会和它的读者带来不良影响。
1.2 被抬高的上官鲁氏和缺少文学价值的上官金童
上官鲁氏和上官金童是这部小说着重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少评论家认为小说对这两个人物的塑造是失败的。楼观云曾毫不讳言地指出小说“人物形象单薄而不够丰满，毫无个性而极端平面化，整部小说充斥的是莫言一个人的行为和莫言一个人的声音。”iv从大体上讲，《丰乳肥臀》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起始于抗日战争终止于80年代，第二部分是从80年代至今。莫言在第一部分塑造了“母亲”的形象，象征了优秀的人性品德，但是这个主题在第二部分得到了无情的解构。
小说中上官金童这个人物形象因其“恋乳”特质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小说对上官金童的“恋乳癖”进行了大量的渲染。针对上官金童这个人物形象，有评论家直言，他除了表达了莫言想要表达的对“女性”依赖，没有传递任何“美和善”的因素，没有产生任何力量可言。金童仅仅是一个歌颂丰乳的视角，他没有正义感和非正义感。所以，上官金童这个人物形象的“含金量”不高。
1.3 深受质疑的作家立场
在上官鲁氏和上官金童之外，小说还塑造了共产党代表鲁立人和代表司马库。不像以往的红色经典小说，共产党的鲁立人没有被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反而与以往共产党员的形象相悖，自私而狡诈；的司马库也没有被塑造成“矮、挫、恶”，与以往作品中塑造的形象也相反，仗义而善良。小说对“红色经典”进行了颠覆。
有评论家认为，《丰乳肥臀》仍是与“革命历史小说”在同一层面上，只是对其“反着写”，这样的写作是有失偏颇和肤浅的。从阅读经验来看：若与“革命历史小说”参照来读，《丰乳肥臀》的价值取向可以理解；但不熟悉“革命历史小说”的人读《丰乳肥臀》，不知它为何突出富人的“圣”与“仁”而多写穷人中的“恶棍”，就会对其产生误解，难免会误导读者。
二、赞美者说《丰乳肥臀》
在不同时代，对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丰乳肥臀》这部曾受诟病的作品在新世纪得到了更多的认可。
2.1 内涵丰富的题目和身体叙事
有些评论者对书名是持包容态度的，他们认为那些批评书名的人是没能真正读懂小说深厚的文化内涵。“肥臀”象征生产的繁衍不息，“丰乳”象征哺育的绵延不断，象征着生殖崇拜。鲁氏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自己的女儿们，也哺育了自己女儿们的儿女，这不单纯是因为血缘关系，而是出于母性的舐犊本能。
有些评论家认为，莫言在小时候深受饥饿的困扰，这种体验渗透在他的创作中，小说中的“性描写”是具有深厚内涵的，即蕴含着深刻的饥饿主题。对于上官家的女儿来说，获得食物的一个方式是以恋爱婚姻进行交换，尚未成年时，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到河里补虾；然而，战争断绝了这一可能，长大了的女儿们有了另外一条生路：男人。有人也对小说中的情节表达了同情，认为描写是狂欢化叙事的表现，行为在中国是具有冲击力的，体现了对世俗道德规范的叛逆性质，也最能体现人的本能欲望在冲决理性约束方面的力度。
2.2 深刻的女性主义构建和回望精神故园的上官金童
《丰乳肥臀》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性塑造博得不少女性评论家的赞美，认为小说赋予了女性以崭新的意义，在女性建构的探索上比同时期的女性文本更加深刻，表达了莫言反抗传统的先锋立场和女性意识。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男性神话逐渐受到消解，而女性神话逐渐受到膜拜，在上官家中，男人们无一不是懦弱无能，而女人们则是充满了力量、有主见，是家中的主心骨。上官鲁氏的女儿们也都是大胆泼辣，敢作敢为，可以说用女性人格的辉煌反衬出了男性的猥琐和无能。小说表达了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给女性主义的建构提供了别样而深刻的文本。
上官金童的存在价值逐渐地被发掘。上官金童是有存在需要的，上官金童是一个“傻子”，小说用傻子视角可以扩大叙述的维度，傻子可以窥探生活的真实和隐私，为这创造了一种合理性，他超出了正常人的束缚，更具有表达的自由。评论家对上官金童畸形的“恋乳癖”表达了理解，认为是因为他被规定在一个反讽性的环境中，在一个蛮横而荒谬的环境中，他敏感而又脆弱的心灵得不到社会之手的温情抚慰，他的情感与行动与他生存的世界发生了对立和隔膜，最终沦落成为了一个非常态的存在。
2.3 颠覆正史创作和坚持人性的立场
莫言对“红色经典”的颠覆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创作的条条框框，塑造了更为生动形象真实的人物，不少评论家对其表示了肯定。《丰乳肥臀》也通过上官鲁氏和上官金童两个人物的视角来反映历史，眼睛看不到的地方莫言运用了幻觉和想象，通过人物视角看历史，也以个人化、主观化的想象与幻觉赋予历史以奇迹般的魔幻特征。评论家对这种通过平民的视角展现历史的方式表达了认可，用一种普通百姓的目光和态度展现历史，不说官话。
小说突破了阶级身份论，个人的选择不再因为阶级、出身而受影响、小说人物的道德不受个人阶级性质而受影响；在小说中，作者拥有更独立的态度：不按是否革命区分人物善恶、不把人物简单地分为好人坏人。《丰乳肥臀》站在人物的人格、人性和人道主义立场上区分善恶，而不是革命与否，也不是传统道德价值体系。
恰如韦勒克・沃伦所言：“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在不同时代，对同一部作品，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一部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价值意义更加深厚。相信伴随着时代的发展，《丰乳肥臀》将会得到历史的检验。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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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楼观云.令人遗憾的平庸之作――也谈莫言的《丰乳肥臀》[J].当代文坛，19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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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莫言；儿童；弗洛伊德；自我；本我；超我
目前，对于莫言小说中儿童形象的研究多是从作家童年记忆的角度出发，认为饥饿、水灾等是童年经历的映射，小虎、柱子、赵小甲等儿童含有作家的影像的成分。援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进行阐释的相对单一，多集中于《透明的胡萝卜》中黑孩对菊子姑娘的“俄狄浦斯情结”方面。针对莫言小说作品中众多“或多或少患有身心障碍”①的儿童形象，本文将从发生学角度，借助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对其心理性格发展加以合理的阐释。
一、本我——原始本能的放大
在弗氏理论中，本我埋藏在意识之下，与自我和超我处于和谐的状态，而当三者产生冲突，本我就会爆发出强大的威力。我们看到《酒国》《黑沙滩》《铁孩》等中饥饿的儿童形象，当现实、道德原则不得不让位于本能，人性就向兽性靠近。他们有的像“小野兽”一般，“鲜红的舌尖舔着嘴唇”，有的对肉贪婪得近乎疯狂，甚至出现了反向进化，牙齿首先回溯到动物性上，啃树皮、树干，嚼煤块、铁筋……在性心理发展理论中，口唇期发育不正常就/会导致贪吃、酗酒。但这一时期主要是在出生至一岁半左右，显然并不适合以上这些儿童。其实，弗氏对于各个时期的划分，是以一个年龄段的主要性心理特征为标准的，并不否认其他次要特征的存在。即处在性器期的儿童依旧可以残留口唇期的心理特征，而且不排除一直延续的可能性。这也就解释了虽然这些饥饿的儿童都不止一两岁，然而由于政治、经济状况的原因对于吃是需求一直得不到满足，他们的口唇期心理会逐渐拉长，处于其他性心理时期也还保持着对食物的贪恋。
饥、渴和性属于本能学说中的食色本能部分，在这之后，他又提出了死亡本能，即以破坏为目的的攻击本能。他很清楚，这与提倡人性本善的习尚以及根深蒂固的宗教观念相违背，“历史的事实及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我们所期望的相反，都证明人性本善的信仰只是那样一些不幸错觉的一种，人类原希望由这些错觉达到命运的美化或改善，但实际上却仅导致灾难”②。“见野草抽野草，见小树抽小树……在犟嘴的男孩屁股上狠抽了一下”（《三匹马》）的柱子、时不时以黑孩出气的小铁匠以及轮流将小虎活活打死的亲生父母，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裸的暴力冲动。他们将人性泛物化，将人当作物一般进行攻击。而当对外的倾向受到阻碍而不能满足时，攻击就会转向于内而破坏自己机体，大福子“用铁锈片在左髌骨里划开一道口子，我用铁锈片从右髌骨下的毒疮刮了一些脓血，抹到口子里”（《罪过》）黑孩“一把攥住滚烫的铁钻子，哆哆嗦嗦使劲抓，不慌不怕”……对于自残，他们能够冷静地对待，从这种镇定中折射出的是人性最深处的冷酷与残忍。
可以看出，食色本能和死亡本能使得本我含有太多不安分的因素，它将自我置于了濒于毁灭的境地，此时，自我将发挥压抑的作用，将某些危险的心理倾向压制到潜意识之中。
二、自我——防御机制的脆弱
如果说本我代表激情，那么自我代表的是理性。对本我进行一定程度的压抑是它的使命之一。“压抑的实质在于拒绝以及某些东西排除在意识之外的机能”③，它使本能冲动趋于无效。弗氏认为，压抑分为两部分，一是概念的压抑，二是情感负荷的压抑。（书中还有第三种方式，即压抑转变成焦虑。但弗洛伊德在其之后的理论著述中做出了修正，“不是压抑导致焦虑，而是焦虑导致压抑”）概念被压抑之后产生的后果是使拒绝的念头为其他替身所代替。在《枯河》中爹娘“不让到小珍家去玩”的命令因不断反复而在小虎的记忆中得以强化，他不得不将“小珍”这个概念压抑于意识之外。然而文中写到他经常与小珍一起玩，他应对压抑的办法就是寻找替身。他将“小珍”替换成了“女孩”，“他用黑眼睛很亮地看着女孩”“女孩又在下面喊他”“女孩经常找他玩”。潜意识中的“小珍”会与意识中的“女孩”发生碰撞，意识层次的混乱使得他看上去迷迷瞪瞪，发出“小女孩就是小珍吗？”的疑问。
而对于情感负荷的压抑，“一是完全被压抑，找不到任何痕迹，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另一种是以伪装的情感出现。”④莫言小说的背景是一个压抑的年代，甚至连自然环境也是带有压抑的色彩，他多次提到朦胧的月光、雾气浓重像毒蘑菇、连白杨树也是将整个村庄笼罩起来，这样的环境造成人物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忍。小虎的父母在翻毛皮鞋的羞辱面前“憋得通红、陪着众人笑、跪着哀求”，而儿童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表，对于四面八方的攻击也不得不以沉默来应对。将真实情感遮蔽、寻求与外界的隔离正是时期被批斗、被攻击人群的心理特征。冲动挣脱束缚喷薄而出，在莫言那里，暴力是发泄最好的渠道。黑孩、小虎、大福子时不时就“轻盈得飞起来”“脱离地面飞行”“翻筋斗”，而且作品中经常使用“没命的抽”“狠狠地”“使劲”“咬牙切齿”这样的字眼来将这种暴力倾向进一步放大。言语暴力相对于行为暴力而言，往往具有更多的杀伤力。莫言作品中无论是成年人是父母，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辱骂词汇，“小”“怎么你娘死了？”，辱骂给予的已经不仅仅是发泄的，甚至是自我保护的工具，在《飞艇》中这群儿童用“操你的亲爹（娘）”来抵御冬日的严寒和夏日的酷暑。
三、超我——亲子关系的夭折
莫言曾说“所谓的父爱、母爱，只有在温饱之后才能发挥，一旦政治、经济渗入家庭，父爱、母爱就有限得、脆弱得犹如一张薄纸，一捅就破。”⑤对于这些与父母血缘关系断裂的儿童和恶毒的父母，他将原因归结为生活的不济和历史的重负。程德培先生也发出疑问，是缘于莫言“独特的构思模式还是心里诱惑”。
关于亲子关系的破裂，我们还能够从弗氏的理论中找到缘由。“持续很长的几乎每一种亲密的情感关系中——如婚姻、友谊以及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都沉积着嫌恶和敌意的情感”⑥也就是说亲子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关系的隐患。父母对于儿童的爱，弗氏认为，是父母的自恋转化成了对象恋。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望子成龙”颇为相似，不同的是，弗氏的话没有那层对于父母的赞美和体谅之情。既然要让孩子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即便是最温柔的抚养，也无法避免运用强制手段，这必定会激起儿童的叛逆和攻击。大福子的父母在小福子逐渐显露其不凡之前，也必定把他当做寄托的对象。只是当父母对自己选择的对象感到失望，并且存在选择的余地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得转移视线，如果没有选择权利，他们也不会放弃增加选择的机会。大福子虽然战胜了小福子这个对手，之后他也明白会有小小福子来和他竞争，他已经不再是父母自恋的合格承载着，注定被抛弃。
然而失望是不足以使儿童发生类似见死不救、是非颠倒这样触动道德底线的行为，因为在五到六岁超我就已经开始形成。如果自我没有达到超我的要求，超我就会进行惩罚，使之产生内疚感和罪恶感。《罪行》中大福子“我是完全可以伸手把他拉住的”，然而他在预料到后果的前提下，没有采取行动，对于别人的施救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全篇没有一个字提到他对于这件事悔恨和愧疚，小福子的死对他而言只是缺少了一个玩伴，有一点“孤独”。大福子的超我是畸形的，嫉妒心和仇恨压倒了他脆弱的、还未发育的道德。儿童超我的形成主要是以父母的超我为原型的，同时也会收到养育儿童的其他人的影响。而莫言笔下的的父母在压抑和重负之下，在非理性的环境中，无法给予孩子正常的超我。《挂像》中的小孩喜欢革命，喜欢暴力，肆意制造家庭矛盾，在人伦和道德颠倒的年代，没有了对父亲的敬重和对母亲的热爱，只有口中感彩淡薄“皮发红”“王桂花”。罗小通的父亲教给他的只是吃肉的哲学——“世界万物都是虚幻的，只有吃到肚子里的肉才是真实。”
总的来说，莫言小说作品中的儿童大多生活在疾风骤雨中的时代，他们的童年经历超越了寻常的轨迹，而他们的身心发展也趋于异常。莫言将这份凋零的童真潜心加工，挖掘出的是人性底层的真实的一面，黑暗和罪恶的一面，我们不愿又不得不承认的一面。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注释：
①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参见杨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130、131.
②③④《压抑的状态》，参见《弗洛伊德本能成功学》，弗洛伊德著，吴生明编译，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3：:76，81,86.
⑤《与莫言一席谈》，王尧，参见杨扬主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200—202.
[关键词]“恋子情结”；《儿子与情人》；形成；危害
电影《儿子与情人》中，出身于中产阶级、受过良好教育的淑女葛楚，与出身卑微的矿工莫瑞尔先生在舞会上一见钟情，并很快结合，然而，由于两人出身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状况差异大，性格不合，精神追求迥异，短暂的激情过后，两人的婚后生活是永无休止的唇枪舌战，他们在精神上没法交流。莫瑞尔是一位社会底层的粗俗的矿工，他酗酒成性，安于现状，从不关心家里及孩子之事，经常发脾气，甚至对妻子大打出手。葛楚最终对莫瑞尔彻底失望，她逐渐将自己全部的感情转嫁到儿子保罗身上，以弥补对丈夫的失望引发的情感真空。她抚养照顾儿子，超出了一位母亲能做的一切，她对儿子的爱，不是简单的亲情之爱，而是爱情的体现，她独占儿子的精神与情感，使儿子的精神与生活被控制，无法独立地选择自己的爱情和人生，最终致使保罗的分裂和痛苦。
一、葛楚的“恋子情结”形成及其表现
葛楚与莫瑞尔先生的结合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她受过良好教育，家境良好，是当时的中产阶级，她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和向往，然而莫瑞尔却是属于社会底层的矿工。在19世纪中叶工业化迅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以莫瑞尔为代表的矿工们每天干着繁重的工作，挣着不足以维持生计的钱，他们的心里有说不出的苦闷与怒气，于是，他们借酒消愁，打骂妻儿，言语粗俗。在贫穷的生活下，在与丈夫无休止的唇枪舌剑中，在丈夫一次次的粗俗打骂中，葛楚渐渐地绝望了，她没有与丈夫进行深入沟通，而是选择逃避婚姻的不幸，她对丈夫产生了厌恶甚至是憎恨的情绪，不再与丈夫进行无谓争执，不再去计较他的言行，她抛弃了丈夫，把爱情和生活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把自己全部的情感、爱怜和精神都注入到了儿子身上，全身心投入到对儿子的爱中去，选择以母子之爱代替夫妻之爱，在疏远他们父子关系的同时加强了对孩子的情感控制。
葛楚将自己所经历的精神磨难一心要解决的问题“折射”到儿子的身上，她千方百计地督促儿子出人头地，实现她在丈夫身上得不到的精神追求，她努力培养孩子高雅的品味及高尚的情操，使孩子成为她所希冀的那样文雅的中产阶级形象，母亲与儿子倾吐内心的隐衷，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忧与乐，她的言行及举动逐渐拉大了夫妻之间的距离，而且影响到了子女，孩子与她结成统一的战线，共同对付莫瑞尔，孩子与父亲之间的情感差距及阶级差距越拉越大。儿子保罗也逐渐超出一个正常儿童应有的言行举止和心态，俨然扮演起父亲的角色来，他个性文静而敏感，葛楚与儿子的亲密关系也随着儿子的成长而愈加细微敏感。葛楚有意识地控制保罗情感发展，想方设法控制保罗的精神，使他不移情于别的女人，这种占有性质非常强烈的爱成了保罗无形的精神枷锁。保罗的第一个女朋友米莉与之兴趣相投，十分相配，但受到家庭严格的宗教观念的影响，米莉只追求精神恋爱，排斥肉体上的关系，俨然又是另外一个葛楚，她企图从精神上占有保罗，从灵魂上吞噬保罗，这当然为葛楚所不容，葛楚把米莉看做是自己的情敌，她竭力阻止米莉对儿子的精神吸引。当儿子与女友去散步时，葛楚是如坐针毡，像个妻子那样焦急地等待儿子的归来，她用言语将自己的不满与嫉妒展现给儿子，她用尖刻的话语诋毁米莉，她说米莉是那种把男人的灵魂会全部吸光，直到什么都不剩的女人。当保罗俯身去吻母亲道晚安时，葛楚一把抱住保罗的脖子，把脸埋在他的肩上，像孩子似的哭泣起来，“我受不了。我可以容忍别的女人，但绝不是她。她不会给我留余地，一点儿余地都没有。”他们就像情侣一般紧紧相拥，保罗随即开始憎恨起米莉来，他低下头喃喃地说：“妈妈，我不爱她！”
保罗虽然爱着米莉，却不能像一位正常人那样理直气壮地去爱她，非但自己身处困境，也给米莉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两人渐行渐远，最终分手。为了摆脱母亲的控制与女友情感的打击，又投入与丈夫分居的女工克拉拉的怀抱，从克拉拉身上得到肉体上的满足与激情的，但这样的满足与是稍纵即逝的，保罗发现两人在精神上缺乏沟通，加之母亲的精神控制与干涉，保罗与克拉拉的情人关系亦无法维系。最终保罗离开这座单调乏味的小镇，独自到异乡闯天下。
二、“恋子情结” 造成的危害
母爱本是世间最纯洁的爱，是无私的奉献和付出。 但当这种爱演变为一种极端的占有或变态的情爱时，它就会伤害到很多人。现实中有关“恋子情结”的例子很多，“恋子情结”终会促使“婆媳”矛盾激化，不利于儿子的婚姻，更不利于家庭的和睦；“婆媳关系”难处的事件多少会有点与母亲对儿子的“不舍得”“不放手”有关。“恋子情结”造成的危害由此可见一斑。
葛楚把一切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使儿子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她让儿子去实现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葛楚的这种变态情结使保罗心酸，惆怅，无所适从，她破坏了儿子的个性的完整性与独立性，损害了儿子自我存在的价值。这种变态的母爱，扭曲的占有欲破坏了保罗身心的健康，也使他的心理健康不完善。
葛楚的母爱也直接触发了儿子对母亲超出常规的爱，产生“恋母情结”，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在保罗的少年时期，就产生了对母亲的敬慕之心，他关注母亲的一切，母亲的想法，母亲有不顺心的事都会使他定不下心，他与母亲互吐心事，共同分享生活中的忧乐，在他眼里，母亲是他的挚友，他的知己，他最倾心的人。葛楚的“恋子情结”激化了保罗的“恋母情结”，保罗对母亲这种病态扭曲的情感和不独立的人格，也使他无论是在事业还是感情生活中都深受其害，他不能建立起适当的超自我观念抑制他违背伦理道德的本能冲动，不能使自己的情感得到健康的发展。保罗的二位女友，分别代表着灵魂之爱与肉体之爱，两种感情都在母亲的控制之下，最终不了了之。保罗永远活在母亲的阴影之中，摆脱不了，他甚至认为与其他女人的精神恋爱或是肉体接触都是对母亲的背叛，这种“恋母情结”导致了他的痛苦与分裂。变态的母爱阻碍了儿子的健康成长，儿子的不幸增加了母亲的痛苦，葛楚的这种变态的爱也使自己深受其害。
葛楚具有社会家庭的伦理道德观念，具备文明的意识，她对儿子的责任感以及母爱的神圣使命，使得自己最终无法与儿子建立真正的情人关系。葛楚一方面从儿子身上得到某些满足，另一方面由于儿子不能真正地成为她的情人，使她自身备受折磨。因此葛楚就深陷于这种复杂、矛盾、畸形的情感中，深陷于“母亲”与“情人”的角色中不能自已，得不到解脱。葛楚对保罗强烈的占有性的爱，影响到了儿子的人格发展，给别人、给自己都带来了很大的情感伤痛。
三、葛楚的“恋子情结”产生原因分析
首先，失败的婚姻，紧张的夫妻关系改变了葛楚的感情重心，促使了她“恋子情结”的逐步产生。葛楚具有中产阶级家庭背景，有一定的文化涵养。和莫瑞尔先生一见钟情不久后结婚。婚后不久她认为自己犯了个严重错误。她无法和没有文化修养的丈夫生活在一起。而且丈夫的懒惰、粗鲁、酗酒使她失望，他们之间缺少沟通和交流。随着孩子的出生葛楚就开始厌弃丈夫，把所有的爱倾注到孩子身上。丈夫使她失望，她很自然会把孩子看作她惟一的精神支柱，而且倾注她全部的爱。从儿子的身上，去获取从自己丈夫身上得不到的感情。失去感情重心的“关注”最终使葛楚产生“恋子情结”，这是一种偶然，然而在她所处的家庭环境和不和谐的夫妻关系下这种结局同时也是一种必然。
其次，女性自身感情发展变化需要也促进了葛楚“恋子情结”的发展。婚后的生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激情浪漫变得单调乏味，一旦有了孩子，母性使然，女性总会把感情的一部分转移到孩子身上，这是所有的女性都会也是必须做的。孩子弱小、可爱，母亲投入大量的爱去关心去呵护本无可厚非，但太过投入或者里面掺杂还有情爱、的成分就会是“恋子情结”。
葛楚是一位传统的家庭主妇，把家庭看成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孩子是生活的全部，一旦她意识到她无法摆脱她厌倦的生活，尤其是那使她失望的丈夫。她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她的儿子身上。葛楚和保罗相依相爱，她习惯了母子两人的生活，她无法容忍任何干预，她把儿子看成私有财产，希望儿子永远只爱她。她不愿其他女性与她分享儿子的情感。她逐渐在感情上依恋儿子，控制儿子，在她眼中儿子变成了她的情人。她羞答答地打扮好，与儿子一同笑盈盈出游。她会因为儿子不在身边而感到莫名的烦恼，也会因为儿子与其他的正常关系的情人在一起而产生怨恨。葛楚在感情上对儿子保罗的占有逐渐使她步入“恋子情结”深渊，苦苦不能自拔。
另外，葛楚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影响是其“恋子情结”产生的社会环境。她和丈夫生活在一个阶级划分比较明显、等级观念比较强的社会环境下，阶级的差异已使葛楚与丈夫之间形成了一个无形的鸿沟。这种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下，也影响着人的个性发展。葛楚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她读了很多书和诗歌，崇尚思想，喜欢和有教养的男人讨论宗教以及哲学、政治等问题，一生忌酒、古板拘谨；而莫瑞尔先生喜欢和矿工们去喝上几盅，喜欢享乐，和妻子不和谐的关系更使他常常借酒消愁。他们生活的环境使他们不能很好地释放自然的感情，生活在痛苦和压抑之中。这样葛楚的“恋子情结”又拥有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也是一种时展的产物。
四、结语
母爱是世间最纯洁的爱，象征着无私的奉献和给予。母爱的伟大在于对成长中孩子的爱，不仅仅是对幼儿的爱，母爱的本质在于关爱孩子的成熟。这就意味着母亲希望让她们的孩子长大以后离开她们，开始自己的生活。母亲必须做到不仅宽容孩子，而且鼓励孩子离开自己，独立生活，自由发展。但是爱也是一把双刃剑，当母爱演变为极端的占有欲或是变态的情爱时，对于母子双方，都是毁灭性的伤害。
莫瑞尔太太在她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加上女性感情的发展和感情重心的过度偏移，走进了“恋子情结”的深渊，她深陷其中，阻碍了儿子个性的发展，束缚了儿子的人生和感情，伤了儿子，也痛了自己和周围的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不乏“恋子情结”致使亲人反目、婆媳关系恶劣的例子，我们应当以此为鉴，在家庭生活中，只有正确处理好家人之间的关系，才能使家庭更美满，社会更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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