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1 16:27:13
一、蒲孙玲《聊斋志异》艺术风格
《聊斋志异》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以其独特的风格和艺术造诣，足以彪炳千古而启迪后人。它既宏富又洗练;既奇谲又质朴;既含蓄又犀利;既委曲又真挚。这种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决非偶然：一则取决于作者广阔的视野、丰富的想像和厚实的生活基础;二则由于作者具有鲜明的是非和热烈的爱憎，三则归功于作者善于取精用闳，他一方面汲取了古代散文“词近”、“旨远”、“言约”、“意丰”的优良传统，另方面把握了志怪、传奇等文言小说的若干艺术手法，不落前人窠臼，勇于创新;四则有赖于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无论是推敲语言、提炼情节、讲究技法，莫不苦心孤诣，刻意求工，“如蜂采百花为蜜，其味自别，使人莫辨也”
1.从内容和选材上
《聊斋志异》的情节离奇曲折，幻诞诡谲，但在作品提供的特定情境之内，却又顺理成章，是按照某种固有的逻辑必然出现的。其情节的内在逻辑，主要包括人物性格逻辑和幻想逻辑，二者往往蕴含在同一个情节系列中，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构成了作品幻中有真、真中有幻的艺术特色。
受封建制度和迷信的影响中国本信巫，自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到晋，言鬼神志怪之书愈多。从六朝志怪到唐传奇，从宋之志怪传奇到明之神魔小说，到清代的《聊斋志异》已达到巅峰。《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里面的故事环境基本上发生在冥界仙境人间，故事人物大多是花妖狐魅。它的故事题材主要集中在揭露社会丑恶，科举弊端和男女婚爱上。聊斋故事的结构大致分为两种模式，一为人入幻境，如入天界、入冥间、入仙境、入梦等。另一为异类化人，即狐、鬼、花妖、精怪等幻化进入入世间。《聊斋志异》的写作，鲁迅先生将其概括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中国小说史略》），作者有意识地结集撰写奇异故事，借虚拟的狐鬼花妖故事以抒发情怀，寄托忧愤。
2.从描写刻画上
蒲松龄在刻画鬼狐花妖时，非常巧妙地把握住了他们作为物和幻化为人的双重性格特点，把他们写得“多具人情，和易可亲，而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蒲松龄在描写这些物的原形特点时不是为了炫异猎奇，而是作为他们幻化为人之后性格的一种补充，使人觉得这是人的性格的一种表现。像《阿纤》中的耗子精阿纤，作者写她“寡言少怒，或与言，但有微笑”，“昼夜绩织无停晷”，而特别善于积攒粮食。虽然隐隐约约透露出耗子的原形特点，却也是概括了某一种类型妇女的善良、勤劳、谦抑而善于蓄积的特点。《青蛙神》中的十娘，作者写她“虽谦驯，但含怒”，“日辄凝妆坐”，“最恶蛇”，这也是影射着青蛙的习性，但作者同时又把这些特点赋予了浓厚的人的生活内容，很幽默地写她婚后与丈夫的几次吵闹，几次负气回娘家不归。在类似这样的篇章中，我们很难分辨出蒲松龄究竟是从一些动物的特点里受到启发以刻画人的性格呢，还是由某些妇女的性格特点联想到某些动物的习性呢。
《聊斋志异》可以称得上是迷信的百科全书，里面饱含着丰富的民俗和传说。譬如关于所谓鬼的生活方面，就有“人死为鬼，鬼死为。鬼之畏，犹人之畏鬼也”;“鬼不见地，犹鱼不见水”;“上有生人居，则鬼不安于夜室”（《章阿端》）。鬼像人一样也有家乡观念，吃的是冷饭。客死异乡，便千方百计要生人为他们迁葬以回故土（《公孙九娘》）。误食水莽草的人死后，只有找到替死的人才能托生（《水莽草》）。吊死鬼必须把上吊的屋梁烧毁才能解放，得到再生的权利（《梅女》）等等。
就这些民俗传说来讲，无疑是荒诞的。但由于深植于民间，有着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民众基础，因此，当蒲松龄运用这些传说来丰富自己的故事，把它们当做情节发展的契机，塑造人物形象的依据时，就使得那些：事或奇于断发之乡，怪有过于飞头子国”的浪漫故事，有了一定的历史和心理的依据，使人感到亲切感到生活气息的浓厚，而同某些作家关在书斋里的浮想联翩的浪漫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浪漫主义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主人公大都为鬼狐花妖，其情节椒诡恍惚，忽而幽冥阴间，忽而洞天仙境，想象之奇瑰丰富，变幻莫测，出人意表;但又往往有着坚实的民俗方面的基础，有着浓重的民间色彩。
3.从语言运用上
3.1《聊斋志异》采用的是优美、典雅、精炼、传神的文言，又做到了文言体式与生活神髓的高度统一，因此形成一种既典雅工丽又清新活泼的语言风格。
3.2《聊斋志异》的语言既具有方言文的简练、典雅练、典雅，又不失小说语言的生动形象。例如写冯相如见红玉自墙上来窥一段：“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在如此简短的语言中，描写了人物的外貌、心理和动作，表现了少女情窦初启时的娇态.和相如的执着、热烈的爱。语言精粹而内含丰富，不仅熔铸了古文语言的精粹，同时还吸收了民
4.善用环境描写映衬人物
作者有意将幻异境界与现实社会联结在一起，以寄托自己的孤愤和理想，使作品既驰骋天外，充满浓郁的浪漫气息;又立足现实，蕴含有深厚的生活内容。幻想性与真实性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构成了《聊斋志异》的突出特点。
比如《婴宁》，处处用优美的自然环境来衬托人物：村外的“丛花杂讨”，门箭的丝柳垂荫，墙内的“桃杏、修竹”，门前的夹道红花，窗下的海棠繁叶，庭中的豆棚瓜架，使得人物与环境十分和谐，相得益彰。婴宁是狐精所生，鬼母所养，从小远离尘世，没有被人间污浊熏染。作家用一一系列清新雅洁的环境来衬托人物的生活，是具有象征与寄托意义的。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王与(初字楚，亡日后改字)，舜水其号也。他是明末清初时人，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习斋同时而略早，长顾炎武13岁、黄宗羲10岁、王夫之19岁、颜习斋35岁。梁启超说他的学行与顾炎武、颜习斋皆有点相近，“博学于文功夫，不如亭林，而守约易简或过之；摧陷廓清之功不如习斋，而气象比习斋博大”，对他推崇甚是，目他为“清初五大学师”之一，与顾、黄、王、颜齐名，并说“舜水之学不行于中国，是中国的不幸，然而行于日本，电算是人类之幸了”。
舜水先生的一生，据《年谱》及今井弘济、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21～40岁这二十年，正处光宗、熹宗、思宗三帝内忧外患的政局中，舜水先生早就想放弃仕进，隐居山野，耕耘自给，但不为父兄所谅解，遂“每逢大比，游戏了事”。这期间，崇祯十’年(1638)，以诸生两奉征辟，但均不就。
甲申之变至1659年60岁前，这十五年间，他时而日本，时而安南，时而暹罗，时而国内，日日奔走，皆为抵抗清兵、光复大明。他曾和张煌言在舟山共事，曾四人四明山助王翊练兵，曾同冯京第一起到日本乞师，也曾随郑成功沿长江线北伐，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之后百无可为，因为抵死不肯剃发，只得亡命日本，“决蹈海全节之志”，作“政治难民”以终老。
朱舜水淹留日本、终老日本时期，也是他一生最重要、最具深远影响，延续中华文化命脉于异邦日本的时期。
居日初期，朱舜水约有六年住在长崎。这六年，也是他内外交迫、一生最为困顿的时期。他时刻不忘明朝兴亡，常以国雠未雪为憾，曾日：“所持者旧邦二三之忠臣，所仰者明室累世之积德耳。”其弟子安东守约体念其欲保全忠义之决心，更钦仰其学殖德望崇高，终身师事舜水。
自1665年，朱舜水到江户及水户讲学之后，为顾及德川光囹的立场，他一改在长崎居留的态度，只字不提“乞师”问题。在《答明石源助书》中，他说： “不佞虽亡国之遗民，来此求全，情文即不能备，然而不敢陨越者，徒以礼为之防也。”他以认同明朝的亡国遗民自居，遵循恪尽礼教的处事原则，慨然以斯文为己任，决意专心在水户藩致力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
1682年四月十七日未时，朱舜水在水户溘然逝世，享年83岁。那是清康熙二十一年，日本永历三十六年。他死的同年正月初九，顾炎武在山西曲沃逝世，他们那一代人陆续告别历史舞台。他留下的遗言是： “予不得再履汉土，一睹恢复事业。予死矣，奔赴海外数十年，未求得一师与满虏战，亦无颜报明社稷。自今以往，区区对皇汉之心，绝于瞑目。见予葬地者，呼曰‘故明人朱之瑜墓’，则幸矣。”
【关键词】诚斋体；自成一家
杨万里不但是南宋著名的中兴诗人，也是中国诗史上重要的一员，他开创的“诚斋体”在当时及后代都享有盛名。杨万里的创作道路主要经历了尊奉江西——学习晚唐——辞谢诸人而师法自然三个过程，首先是沿袭发展江西诗论；其次是推崇晚唐异味和半山风格；最有意义的，是那些跳出前人窠臼、师法自然的主张。杨万里较好的摆正了“源”和“流”的关系。为此他提倡要敢于创新、敢于超出前人，自成一家，因此他的诗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可用一个“活”字来概括，这一点，被历代评论家所公认。他们每用“活法诗”、“生擒活捉”、“活泼泼”、“活泼剌底”等形容诚斋体，恰如刘克庄所评：“诚斋出，真得所谓活法，所谓流转圜美如弹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见耳。”而短小轻灵的绝句最易体现活法，所以，从体裁上讲，杨万里又以绝句的成就为最高。具体讲，诚斋体的“活”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细腻小巧，机智敏锐
杨万里的绝句最善于捕捉瞬间的景物、动作、心情和感受，于他人难见或忽略处提炼事情，且能使之富有情趣。比之于其他文学作品，就更像一出出活泼的小品。如：“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闲居初夏午睡起》）此诗写景抒情十分传神，如“留”字写初夏梅子的特征，“分”字画出家居的幽静环境。“闲看儿童捉柳花”以动态描绘之笔传达作者悠闲心情，有锤炼之功，无斧凿之痕。
二、想象奇特，立意新颖
在处理常见的题材时，杨万里善于别出心裁，在别人意想不到处落笔。这一点在写景诗中表现的尤为突出，达到了他自我标榜的“别眼看天工”的境地。如：“柳条百尺拂银塘，切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新柳》）诗中的“水中柳影引他长”运用拟人的手法，既体现新柳的勃勃生机，又呼应第一句的“百尺”之长，更表现了杨万里的“别眼看天工”的境地。
三、调侃谐谑，幽默风趣。
这类作品往往写的俏皮轻松，有的使“见者无不大笑”，这正是他的特色。值得指出的是这类作品能在不经意间隐约体现一种理趣，为哲理诗的幽默化作出了贡献。：如：“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此诗作者在轻松的谈笑中，以“一山放出一山拦”诗句，将人生之路的坎坷不平，人应该不断的与困难、挫折作斗争的道理具体形象的表达出来，在调侃中使人受到教益。
四、清新自然，平易通俗
杨万里的诗风，正如姜夔所评“箭在的中非尔力，风行水上自成文”以自然美取胜。语言很接近口语，使诗幽默活泼。如：“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插秧歌》）作者以口语化的诗句，活画出了农村生活的场景，生动、活泼。
杨万里的诗之所以能有如此多的特色，与他受理学及禅学的影响分不开。加之自成一家的风格，对诗歌艺术的发展，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中国古代文学史》
[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
[3]中学语文教材
而对于我，去之前，印度是无数视像和文字，早年的歌舞片和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自不必说，比如电影《圣雄甘地》中的那些镜头，比如妹尾河童画笔下他窥视的那些杂陈而又趣味横生的房间和玩意儿，比如至迷印度的苏格兰作家威廉・达尔林普和他那本叫《德里一年・精灵之城》的小书，这个爱印度更爱德里的人一来再来，直至在这里定居多年，去之后，印度是我心里挥之不去的情愫地，想忘记都很徒劳，
德里(Delhi)，精灵之城
真正来到德里，发现这里和电影里的描述有很大的差异，
德里是座迷宫，是由宫殿组成的城市，是一条露天水沟，是镂花窗滤泻出的光线，是圆顶林立的景观，是乱像，是拥挤的人潮，是呛人的烟雾和一股杂七杂八的香料味，
三月的德里已经很热了，德里印度门边上供人乘凉的水池子已经被光着身子跳上跳下的印度男孩占领，看见人来，他们会闹得更起劲儿，黝黑的皮肤沾上水后在午后的阳光下反着光泽，看上去稚嫩而有活力，这里是游客的地方，印度门前被烤得炙热无比的柏油路上走走停停着不知从哪里来的游客，混在种种肤色和语言里的是头顶太筐卖炸三角的，还有热情地跟你比划着印度历史的巴望充当导游的印度女人，还有上前用手执着地指着胸前半真半假的慈善机构的徵记，然后跟你要钱的，
年轻人会推荐你到新德里的林荫道上去走走，那是英国建筑师路提彦早年规划的，那里没有幽闭感，代之以上百栋的布局凌乱的白色殖民地房屋，在春日阳光的脉动中，人沿着成行的印度楝树、罗望子树、阿朱那树一路缓行，经过一栋栋白色的，古典式的印度平房，屋前弧状的前院有火辣辣盛开着的艳黄色孔雀花的树丛，还有斑驳的装饰性的三角墙以及高耸的爱奥尼亚式的柱子，外加低矮的红砖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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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让人有着感官上的混杂，一方面，散在这座城市各个角落的文化遗迹和走在街上裹在传统服饰里的形色男女让你觉得德里拼命地保留着传统的亘古，一方面，西方的货品裹夹着观念如决堤泛滥一样灌进来：公共花园里有大模大样亲热的男女，保险套的广告触目地耸在德里的地平线上，电影院的巨幅海报少不了丰乳肥臀性感香艳的召唤，这座印度的首都，一度曾是受监护的处女最后的陵堡，有重门深锁的闺房与父母之命的婚姻，那窃窃私语、娇羞脸红，偶尔牵手的景象退潮了，过气了，正像威廉-达尔林普所描摹的：“德里开始解扣开襟了，在维多利亚王朝衰落之后，这件襄身纱丽也开始滑落”，
我曾被告知’德里有三个“不可不去”，――印度国家博物馆和两个在市郊的世界文化遗产，印度国家博物馆凭借学生证可以1个卢比的票价参观，便宜得超乎想象，想想时间，最终还是放弃了：倒是选择了国家博物馆附近的Iodi gardens花园，那里可以说是德里最好的花园，古迹，草坪，成群的鸟，还有精确到米的花园跑道，男厕所也很别致，用扑克牌头像作为’男女的标志，这个地方有卫兵把守，印度的民主成果就是“把穷人与狗不许进入”换成了“穷人不能进入，狗可以进入”，真是可喜可贺，
早晨的花园里满是德里晨练的普通人，练得最多的自然是瑜伽术，地上铺着防潮布，上面再放一片花格毯子，那些赤脚闭着眼睛打坐冥想的和那些把身体扭成麻花练习形体的人们散落在花园的半黄半绿半复苏的草地上，与花园里成百上千年的古塔斑驳的石壁以及进进出出的飞鸟浑然一体，从前这里还能碰上散步的老少校，那些人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早已时不我予，被束之高阁了，但看他们那粗长下垂，末端上翘的胡子，以及很有意思的带古老口音的英文，依旧能隐约想见到他们当年的风光，
德里有两处世界文化遗产，一处是Humanyun墓，另一处是一座早期的穆斯林高塔，Humanyun的坟墓是座有几百年历史的坟墓，采用红色砂岩建成，莫卧儿王朝的建筑大都是采用相同的石材，四周所装饰的花纹或雕刻，简朴粗犷，晚期的建筑大量采用纯白色大理石、彩色琉璃、镶嵌宝石和镜片的技术，异常奢侈，Humanyun的整体布局与数字“四”有关，在印度“四”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在陵墓内也可以看到大量的六角形符号，这也是蒙古人的标志，这座坟墓是莫卧儿王朝陵墓的范本，是缩小版的泰姬陵，这座坟墓不仅埋葬了Humanyun，他的家族人死后，还不断地葬在这里，包括一些亲近的大臣，
另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是一座早期的穆斯林高塔――光明塔，大约始建于900多年前，穆斯林第一次侵入河平原的时候，这座高塔有着典型的中亚风格，如今在阿富汗也可以找到这种高塔，这可能是印度大陆上最高的一座石塔，高达70多米，高塔下面是一些穆斯林庙宇的遗迹，其中相当一部分石材取自印度寺庙，穆斯林不喜欢形象，所以石材上雕刻的脸都被毁掉了，傍晚从最壮丽的清真总寺做九十度转弯，向正在西沉的落日处张望，视线穿越傍晚蒸腾的热疆，可以看到远方光明塔的形影，这座苏丹在1192年兴建的胜利之塔，如今还是巍峨不减地耸立在旧城堡上，看上去又招摇又炫耀，与周围那些建筑的素净和肃穆形成对比，
老德里的小巷子仍是个莫不可言的地方，据说很多艺术家会整日泡在这个区，游荡着写生，比如沙贾汗禁城，以前是莫卧尔王朝的首都，如今虽已时运不济，但依旧渗出着古城的细节，古城区是在德里盛极一时、最富庶的时候兴建的，或许是盛极必衰吧，在兴建完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历史上旁遮普大分裂的结果促使了新德里的兴旺与成长，相对的则是旧德里走上了没落，曾几何时，在17、18世纪间令世界各地游客为之目眩神迷的神奇之城，伟大诗人米尔、扎克哈里伯的故居；印度舞娘和周旋于达官显贵之间的交际名花之都：帝王将相之地，如今，相对于它南面的大都会，已有些离群索居和不合时宜的尴尬，依旧倾心诉说着那个黄金时代，传颂着莫卧尔威震天下的故事，那时坐镇德里红堡中的王朝，统治了绝大部分的印度，巴基斯坦全境以及阿富汗的大片疆域，那是个昌盛无双的时代，天下太平，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艺术显示着同样的昌盛，宫中画坊里的艺术家精工细描地绘出莫卧尔最精美的手本，而在阿格拉，白色的泰姬陵玛哈陵也开始在亚纳河畔奠基，
月光集市在古诗和旅行书里被描绘成犹如东方巴黎郊区的新市镇，以其宽广的林荫大道、雅致的店铺和壮观的莫卧尔花园驰名，此时，坐在三轮车上前往迷宫般的旧城时，尽管心里知道是很大的妄想，但仍半怀期望地想找到那些传说中的店铺，摆满莫卧尔建筑都所用的水苍玉和缠丝玛瑙，花岗岩工艺匠人用来镶嵌的珍珠母贝，期望见到来自喀什的骆驼，以及一把把来自马达加斯加群岛的肉桂，还有费尔干纳的商人，伊洛瓦底江的高棉侍妾，眼前呈现的是却是一派破败却依旧不失生气的场景，交通车阵的困顿，空气中混杂着三轮车尾气和公厕的刺鼻气味，四周东倒西歪的店面栏杆断落，货仓用瓦楞铁皮和锈迹斑斑的铁片修补着，
尽管如此，在德里要找到印度手工艺的辉煌倒也不困难，就像我第一眼看见那个不盆不碗的家伙时，它正品貌端正地躺在一问工艺品店货品架上一个不怎么起眼的地方，与周围张扬舞爪、色彩艳到极致的东西比起来有股子凝神定气到无我的瑜伽境界，因此第一秒见到，第二秒喜欢，第三秒就忙不迭地就收入囊中，生怕被别人看到抢了去一一老天，要知道彼时身边都是些眼尖手快的同好者啊，
这个“不盆不碗”的玩意形状与功用的关系不明显，模样却很好看，质地也很入眼，扁平的椭圆状，拿着感觉很圆润，不尖锐；木本质的材质加上嵌在外面的铜铁金属片呈现着手工和匠气，又不是很张扬，就这样低调而内敛地与货架上林林总总，花样百出的印度工艺品放在一起竞也有过人之处，
这个店是我认为印度少有的“品质”店之一，除了在德里，在印度的几个有名的城市如孟买、斋浦尔，班加洛尔等都有分号，我到的这家是新德里的那家，按货的品种上下分有四五层楼，因为店里东西好货品全管理佳有信誉，所以所标货品一般没有折扣，也就是说也省了讨价还价的麻烦，店里的气氛让人觉得不用打什么二八对折也是物有所值的，是那种一头扎进店去没半天时光出不来的地方，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和时间，包你出来时肩挑手拎的已经相当的印度了，
阿格拉(Agra)，亚纳河畔的那滴泪水
Agra的印度穆斯林建筑可以说是整个北印度和巴基斯坦同类建筑的代表，这些印度穆斯林建筑都是在蒙古人所建立的莫卧儿王朝占领印度的几百年间修建的，看了那么多细致庞杂的石雕，乍一看印度穆斯林的建筑，的确被它们的气势镇住了，那种突如其来的反差所带来的刺激，至今让我觉得Agra的建筑是我见过的最高大的建筑，
Agra在德里的旁边，一直是著名的莫卧儿王朝(Mughal)的统治中心，这个王朝统治了印度300年左右，直到被英国人灭掉，莫卧儿王朝是印度最后一个强大的王朝，和前面几个强大的王朝一样，这个王朝的统治者也是外来的，他们是蒙古人，他们来自中亚的蒙古王国，他们用了三代人才打下印度，爷爷和爸爸(著名的humayun)，能征惯战，并且酷爱艺术，但政治手腕不太过硬，Humayun在印度北部没坚持多久被一个很有政治军事头脑的阿富汗将军赶到了伊朗，在那里进行政治避难，一直到阿富汗的那个将军病死才回到印度，Humayun的军队攻占了印度北部的部分领土后也死了，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恐怕就是培养了一个出色的儿子Aknbar，这位阿克巴大帝比他父亲强很多，很快扫清了北印度的所有对手，印度本地的军队对他闻风丧胆，至今你在印度各个地方还可以见到很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轮船，商店，房子等等，他的孙子就是泰姬陵的修建者沙尔贾汗(shah jahan)，又一个伟大的蒙古皇帝，他的主要功绩不是修建泰姬陵，而是稳固了帝国在印度的位子，并且大面积向和东部扩张，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拿下南部讲泰米尔语的地区，就算偶尔有些进展，也很难控制占领区，莫卧儿王朝是蒙古少见的几个长命王朝，由此可见本地人的反抗精神，印度的蒙古人没有像他们在东亚大陆的表亲们一样信奉藏传佛教，而是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无疑有助于伊斯兰教在印度的传播，印度至今还有将近3亿的穆斯林，这个王朝功不可没，
蒙古人精于战争，但是他们对政治和经济几乎一窍不通，这导致他们对占领区的统治完全是军事镇压和军事胁迫，政治和经济实际控制在当地人手里，只要按时缴纳税金，蒙古人和当地人也想安无视，莫斯科大公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壮大起来的，直到有一天他们强大到可以自己的主子，蒙古人在印度的情况有相似的地方，蒙古人维系统治的基本形势还是一样，他们屯兵于某处，一旦有造反的人，他们就过去平息，蒙古人最善于集中全部力量攻击一个点，以挫伤敌人的士气，伤九指不如断其一指，我们可以想象印度土著在蒙古骑兵面前是多么的无力，为了在占领区生存，同时长期游牧生活让他们对其他部落有着很强的戒心，所以他们才修建庞大的城堡和寺庙，
印度穆斯林的控制最牢固的地盘是印度北部和巴基斯坦北部，特别是lahore和Agra之间的这块地盘，因此这里也是欣赏印度穆斯林建筑最好的地方，除了城堡和庙堂外，印度穆斯林特别热衷于修建花园，无论是Agra、德里还是巴基斯坦的Lahore，花园，城堡和穆斯林庙宇是他们建筑的主旋律，印度穆斯林的建筑秉承穆斯林建筑简单明了的风格，大部分采用一种暗红色的岩石制成，某些部分贴上了彩色的瓷砖，更奢侈的地方贴上白色的玛瑙，例如泰姬陵，印度穆斯林特别喜欢在建筑顶端修建一个个小亭子，亭子顶端好像蒙古包，石 柱和斗拱很有波斯特色，部分建筑甚至带有一些中国的特色，可能是中国的建筑对中亚也有一些影响，印度穆斯林的建筑样式大致一样，基本上有三类建筑，花园，城堡(皇宫)，寺庙，一般皇宫也就是城堡对面都有一座大的穆斯林寺庙，皇帝和老百姓都去那里做礼拜，当然皇帝只是偶尔去，皇宫里还另有做礼拜的地方，寺庙一般都有一个非常宏伟的门，
Agra有着举世闻名的三个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建筑群，他们是泰姬陵，AgraFort和胜利之城，这三个都是城堡、庙宇或花园，或者三者的结合体，泰姬陵是莫卧儿(波斯语蒙古的意思)王朝的第四位皇帝shah jahan修建的，十六世纪的人，在位的时间比康熙乾隆稍微短一些，德里和Agra附近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修建的东西，关于泰姬陵有个美丽的传说，ShahJahan住在AgraFort，为了纪念亡妃，他下令在穿过Agra的那条河的岸边修建泰姬陵，这样他可以每天从AgraFort看到她的墓，虽然这个传说不可信，但是泰姬陵的确可以从AgraFort看见，整个工程历时三十年，当没有足够的玛瑙和白玉时，皇帝竟然下令从Agra Fort等其他的宫殿拆，所以当年的AgraFort比现在的还要好看，编造这个浪漫故事的人是无罪的，因为泰姬陵的确是印度穆斯林建筑中最浪漫的一个，就连门票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我记得门票在使用时间一栏写着“AfterSunrise―Before Sunset”，
那么真实的历史是什么呢?真实的历史往往与传说差异甚大，就好像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一样，泰姬陵下埋葬的这位妃子是在给老皇帝生了十四个孩子以后难产而死，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但仅仅这一件事情，就让浪漫无影无踪了，此外老皇帝经常会出现在城堡高处的亭子里，不知道他去那里是否真的为了遥望泰姬陵，但他喜欢在那里和其他妃子巫山云雨确是事实，这位皇帝晚年基本上就是在他的城堡里吃喝玩乐抽鸦片消磨时间，他有5000个嫔妃养在这座宫殿里，除了本地女人，他还收集各地的美女，他每征服一个地方，就让那里的统治者献出最漂亮的女人给他，他的女人里不仅仅有亚洲的，还有非洲和欧洲的，城堡里还有地下室，用来处决那些和大臣通奸的女人，
莫卧儿王朝最重要的几个皇帝，Humayun，Akhban Jahangir和沙尔贾汗祖孙四代都是酷爱文学和艺术的，这使得他们不像诸多表亲那样，只是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土匪暴发户，而是懂得如何欣赏和吸收当地文化，越说越觉得他们四个像清朝前四位皇帝，Humayun好像顺治；Akhbar执政之间长，任内开疆扩土评定叛乱，好像康熙；沙尔贾汗执政时间长，并让莫卧儿王朝达到了顶峰，好像乾隆；而沙尔贾汗的父亲执政只有十余年，政治能力不及前后两位皇帝，但是手腕很硬好像雍正，由于这个的内在因素，使得印度穆斯林又有武力，又有深厚的文化修养，软硬兼施，北印度被蒙古人牢固地统治着，只有他们自己人才可以做掉自己人，莫卧儿王朝的有几个皇帝死得不明不白的，其中有据可查的是沙尔贾汗晚年被儿子困在Agra Fort里面，切断水源，最后被迫投降，他的儿子当政后杀了所有的兄弟，这是“多妻多产”的沙尔贾汗没有想到的，在长期的囚禁生活后，这位笑傲南亚次大陆的蒙古骑士，死在了自己认为最坚固的堡垒之中，这个坚固的堡垒就是Agra Fort，
Agra城堡也是由印度西北部常见的红色岩石建成，工匠们将这些红色岩石仔细处理，颇有成中国古建筑雕梁画栋的感觉，古堡周围修建了护城河和结实的城墙，古堡内有良好的供水系统，水走的都是暗道，由于水的关系，这个城堡在夏天也异常的凉快，由于印度湿热，很多皇帝的城堡里建有琉璃宫，房间里面到处都是琉璃，虽然窗口很少，但是屋里面却不暗，这样解决的热的问题，
姬陵的南面古老的街道里有很多旅店和西餐馆，都相当的不错，以至于很多客栈和饭馆都被著名的旅游手册推荐，那么没有被推荐的店生意自然差远了，不过精明的印度人还是能想到办法，你看，这家店主声称自己不是被Ip推荐的，从泰姬陵南部的城区里就能看到泰姬陵雄伟的身姿，那些矮房顶很好看，印度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景致，尤其是在pinkcity blue city和golden city，你都可以爬到附近的山上去看看，Agra附近没有山，所以要挑一间高一点的旅店住下，这样就可以在一个黄昏端一杯红茶出来，趁着夜色未来时遥看这座被泰戈尔称为“流淌在永恒脸上的一滴泪水”的泰姬玛哈，自然会感由心生，生出无限怀想，说不定眼角心旁也会生出些许泪水来，
斋普尔(Jaipur)的粉红记忆
拉加斯坦邦是印度一个很有特点的省，这里有沙漠，骆驼，来自各地的货物，省会Jaipur可以说是印度最红的旅游区之一，其卖点是Palace of Wind和Pink City(红粉之城)，Jaipu r能够吸引大量游客也要归功于颜色，这是一个很上相的城市，拍出来比较好看，它的颜色比附近的Golden Clty和Blue City都更容易出彩，实际上如果你去过三个城市你会发现Jaipu r是相对最不好看的，套用一位游客的话说“Goldencity is realIy golden，Blue clty is really blue，But pink city isnot that pink，”
Jaipur是“城墙包围的城市”之意，是德里西南部两百公里外的一座城市，历史上是一个小王朝的首都，现在是拉贾斯坦邦首府，他们经历了蒙古人的统治，一直到英国人离开印度之前对此地都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现在他们的国王仍然在位，不过权力要让位给民主了，他们几百年来都是这个一地区物资交流的大市场，这里也是国际珠宝行业重要的生产地，第一个看点是城市，就拿Jaipur来说，整个城市中心的所有古老房子都涂成了粉色，这也是为什么这里叫Pinkcity的原因，可能皇帝很喜欢这种颜色吧，也有的说是为了迎接英国人，1876年，当时还是威尔士亲王的阿尔伯特・爱德华(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到英国海外最大的殖民地印度进行视察时，曾经安排访问斋普尔，王公拉姆・辛格(MaharajaSawai Ram Singh)下令将全城的面街建筑刷成粉红色，因为粉红色在当地的拉杰普特语中，代表好客，从此以后，斋普尔规定老城面街的房屋需定期粉刷，以保持整个城市的风貌，不过，18世纪倒是很流行粉色的建筑，我记得在孟加拉也有一座很著名的pink house，第二个看点是皇宫，由于军事上他们只攻击近邻，从不和远方强大的敌人对抗，所以他们的皇宫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皇宫内部的富丽堂皇水准绝对和紫禁城，颐和园有一拼，最后一看看点就是城市附近山头上的堡垒，可以俯视全城，
风之堡，(palace ofwind)在印度算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宫殿，仅此一处，绝无二地，这座城堡建得好像一座大屏风，它的正面相当的宏伟，整面墙由上百个窗子组成，窗户上有小眼，因为建这个屏风的目的就是让妃子们可以看到盛大的阅兵仪式，但是屏风的背面就相对的简单了，只有简单的宫殿，乏善可陈，不过无论是前面宏大的屏风，还是后面窄窄的走廊，放上一个美女，晃悠晃悠地来一段mtv都很美，所以这里才这么出名，所以一定要爬上风之堡的顶层，那里风很大，但是可以环视整个pink city，还能欣赏远处山上的城堡，山脊上的城墙好像中国的长城一样随着山势起伏，
风宫相传为当年王后与嫔妃侍女观赏城市风景的望楼，整个宫殿内以柔和的嫩黄色粉饰，而它临街道的一面则采用与整个城市相统一的粉红色，风宫其实是一个两进的院落，第一进的出口面向里街，有着8层高共设有353扇雕花窗户的望楼则位于第二进之末，面向斋普尔最繁华的商业街，层层叠叠的拱顶围绕着建筑的中轴线依次排列，构成了风宫跌宕起伏的天际线，在蔚蓝的天空及白色的云朵的衬托下显得华丽而别致，拱顶之下的窗洞内并没有窗扇，而是采用一种构思别致的百叶格，这样窗洞既可以抵挡夏季沙漠地区毒辣的阳光，又能方便空气的流动，拱顶之上则缀满葫芦状的金属饰物，在正午的阳光中仿佛给原本就已富丽堂皇的宫殿又增加了一层光彩，为风宫勾勒出异常丰富的层次感，顺着望楼一侧的回转楼梯拾级而上，一边感受窗外习习吹来的干爽空气，一边从各个角度饱尝斋普尔的繁华与活力，这种活力或许有些乱糟糟，不过这里可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有规划的城市(出自酷爱建筑的国王之手)，它建设于一个山谷之中，原先的城市很有规划地靠在山谷的一侧，但是由于人口的激增，现在整个山谷都填满了，从山顶上的城堡看下去挺有味道的，不过原先的pink city已经淹没于其中了，只有你驱车进入拥挤不堪的老城，才能看到当年英国王子看到的那座粉红色的城市，尤其是黄昏的时候，落霞的颜色和红粉之城融于一体，会更加有魅力，
自风宫出来，便是斋浦尔旧城最为繁华的巴扎(Bazaar)之一，名为Siredyodhi Bazaar，汇集了各种缤纷靓丽的手镯和饰品，斋普尔的旧城被方格网状的大街均匀的分隔为七大街区，除掉汇集了城市宫殿、风宫、天文台等宫殿建筑群构成的宫殿区外，便是六个露天大巴扎(Bazaar)，六个巴扎 有着相对明确的分工，有的卖服装和首饰(如现在我们身处的大街)，有的卖五金机械，有的卖各种食品和调料(咖喱)，有的则卖建筑材料……从针头线脑，柴米油盐，到家用电器，金银珠宝，斋浦尔老百姓日常所需在这里都能找到，相比旧城外新区的那些现代化的百货商店，在巴扎中闲逛，如同逛自家门口的集贸市场一样无拘无束，不论哪条大街，自早晨9：00开始到夜里21：00，始终车流如织，人员密集，各色的小贩在街头穿梭，
斋格尔堡(Jaigarh Fort)建于1036年，早在斋浦尔城之前就已存在，是一座历史久远的城堡，位于距斋普尔城约11公里的山顶之上，从左拉拉瓦尔西门出城，一路向北，红色的城墙逐渐消失在街道的尽头，路两侧的建筑渐稀，取而代之的是岩石丛生的黄土戈壁和稀疏的沙生植物……地形渐渐由平原变为丘陵，道路转而向西，成盘山而上之势，狭小的Toto载着司机和我们开始奋力爬坡，此时斋普尔堡砖红色的了望塔已依稀可见，路的另一侧则可俯瞰山下的景色，如星星般点缀在丘陵和戈壁之间的湖泊以及依湖而生的绿洲，不禁令人感叹生命的顽强，
或许是年代久远之故，城墙和城垛上那些原本明亮的红色在日晒雨淋之后已成为今日暗淡的砖红色，雨季雨水的冲蚀和旱季阳光的暴晒在城墙上留下班驳的裂纹，但这丝毫不能减弱这座古老的防御工事的气势，当年，斋格尔堡曾一次次抵御了外来侵略者的进攻，使得斋普尔和拉杰普特族赢得了不可战胜的美名，斋格尔堡在当地的语言中即意为”胜利之城”，目前，该堡虽然对游客开放，但仍然有印度陆军驻扎，在城墙上也可以见到迎风而展的印度国旗，
斋格尔堡依山而建，南北长而东西窄，成不规则的长条形，从布局来看，堡的南边主要是驻防工事与兵营，包括了当时世界上最长(8米)的大炮，大炮被安置在视野开阔的炮台上以充分发挥其20公里射程的优势，有趣的是，大炮自服役以来，未发一弹，可谓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范，堡的北边主要布置宫殿建筑和后花园，中间的几个开阔庭院则是昔日王公接见臣下的觐见殿和练兵场，布局严谨，功能明确，站在后花园一侧的城墙上极目远眺，只见砖红色的城墙在群山之间逶迤匍匐，一座座烽火台则如玛瑙般串联其间，构成了斋格尔堡严密的防线，可见再坚固的城堡也离不开的守备和警戒，
站在城墙上还可以眺望山下的琥珀宫和更远的斋普尔城，感受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城市伴随着安全形式和经济发展而迁移的过程：早期的城堡(Jaigarh Fort)建在山顶上，便于固守，而作为王宫的琥珀宫(建于1592年)则处于它的拱卫之下，之后由于王公萨瓦伊・斋-辛格二世(MaharajaSawai Jai Singh同北方强大的莫卧尔帝国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缔结了盟约，山丘上的城堡便失去了它的意义，王公于是将都城迁到位于平原更便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斋浦尔，并于1728年在斋浦尔城中心兴建了新的王宫――城市宫殿(city Palace)，稍后(1734年)则在更靠近斋城的正北面山丘上建造了老虎堡(Nahargarh Fort)作为城市防御的补充，
先至老城，由恰特门入城到Gango ri Bazaar，由于走公路上山要兜很远，选择沿着-_条当地居民常用的小路徒步上山，在Gangori Bazaar的小巷中，几只白母猪带着粉嘟嘟的小猪在污水四溢的街面上打滚；路边的狗儿们似乎都还没睡醒，无精打采的打着瞌睡；几只鸡则在垃圾堆中争食，不久便出了城，开始爬坡，路边的山坡上，晒着许多牛粪干――这些是当地百姓日常生活的燃料，沿路有几头白牛与我们一起上山，只见它们一边走，一边啃食路边的野草，果然是圣牛，日子过的自由自在，迎面而来几个上山拾柴回来的当地部落妇女，身着五颜六色的沙丽，倒与周围单调黄色的岩石背景十分的搭调，
山势渐起，回望斋普尔城，整个城市都在白色的晨雾的笼罩之中，就像一位身披粉红色沙丽的美妇又给自己罩上了白色的头巾，那份朦胧之美在清晨的阳光中显得曼妙无比，渐渐的，老虎堡那黄色的城墙在我们的视线中变的清晰起来，对门的一侧是一个接近干涸的水库(在斋格尔堡也有一个)，水库是这些建在山上的城堡在从前那个没有自来水的年代度过印度漫长的旱季所必须的，
夏宫是老虎堡在1868年扩建是加建的宫殿建筑群，原本的老虎堡只是作为拱卫斋浦尔的兵营和要塞，而夏宫建成后则成为王公在炎热的夏季远离城市的喧嚣，消暑度假的好去处，后来的夏宫则几乎成为王公常住的寓所，夏宫有十个上下两层的套间(上层作为夏天的居所，下层作为冬天的居所)，分别作为王公和他的九个妻妾的住所，其中视野最佳能望见斋浦尔全景的东南套间为正妻所居，而王公的住所则位于最北端，十个套间围绕着一个长条形的内院布置，在内院二层有一条可以联通所有套间的回廊，供王公任意的去到九个妻妾的房间，而除他以外的人则无权使用这条回廊，相互之间的联系只能通过一层的庭院，这个巧妙的布置使得一切都在王公的掌握之中，与琥珀宫的后宫有异曲同工之妙，
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操着高亢有力的广东话，热情赞扬：“吉合同志从1925年起参加革命，斗争了近40年，在战场上，在和平环境中，在监狱里，在中国，在外国，是经过严峻斗争考验的同志，是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他高度评价吉合为党、为军队、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要求广大官兵学习吉合的优秀品德。讲话长达40分钟。
会后，拉着吉合的手，同宋时轮、钟期光等高级将领一道合影留念。
当晚，挥毫赋诗一首赠予吉合，并衷心祝愿他：“休养好身体，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同我们一起参加斗争！”
一位共和国元帅亲自为吉合离休开会讲话，布置讨论，合影留念，设宴欢聚，赋诗题词，规格之高，情意之浓，在历史上确实少有。
早年从军，冯玉祥将军派他赴苏学习
吉合，原名田德修，河南郾城人。吉合是他在苏联留学时用的学名，全称吉合诺夫。回国后，为适应国情、减少麻烦，就简称吉合。
1919年，的革命浪潮席卷中华大地，位于中原的古城――郾城县，也受到强烈冲击。富有政治敏感的爱国学生，在的影响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走出校门，涌向街头，高呼“打倒列强，拯救中国”的口号。还大胆组织讨论“国家的前途”和“人生的道路”两个热门话题。
正在县城读书的富家子弟田德修，也参加了这场大讨论。虽然他年仅14岁，但他深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经常独自思考，暗暗探索救国之路。
有一次，田德修读了冯玉祥将军写的《精神书》、《军人宝鉴》两本书，十分敬佩其倡导的爱国精神、道德精神、军人精神。1920年春节刚过，他悄然离家出走，决心投奔冯玉祥将军，去“拿起枪杆子，走救国之路”。
田德修沿京汉铁路南下，经湖北武汉，又辗转到湖南常德，终于找到了冯玉祥的司令部，见到了他崇拜已久的冯玉祥。
“我要当兵救国。”这是田德修对冯玉祥说的第一句话。冯玉祥见他满脸稚气，个头儿比步枪稍高，就摇头拒绝收他当兵，劝他回去继续读书。生性倔强的他，赖着不走，冯玉祥将军无奈，只好收他当小兵。
小兵嘛，顾名思义，年龄小，个头小，当然扛不了枪，只能当伙夫、马夫。后来，田德修又被调去当小号兵，学吹军号。
随着年龄增长，田德修的个头也逐渐长高，终于被派往步兵排领到一支步骑枪。但毕竟是娃娃兵，整天跟着部队东奔西跑，行军打仗，确实吃不消。有一次，部队刚从河南调防到陕西咸阳，夜里宿营，轮到田德修站岗时，他直犯困，后来竟稀里糊涂睡着了。正好被营长查哨发现，悄悄拿走了他的枪栓。第二天，营长带着枪栓到连队训话，他发现大势不妙，准备挨军棍抽打。谁知营长却像长辈一样说：“你这小孩，太不守规矩呀！站岗时坐着睡大觉，战场上丢了枪栓，那是要掉脑袋的啊！以后再不许这样了！”
几句话说得田德修几乎掉泪，他决心牢记教训，不再打瞌睡。然而，作为娃娃兵的他往往力不从心。有一次在战场上，田德修又一次打起了瞌睡。那天，部队经过急行军，傍晚进入前沿阵地。因敌人火力太猛，连长命令大家潜伏在战壕里待命出击。谁知潜伏时间过久，年轻的田德修又迷迷糊糊闭上双眼进入梦乡。突然，一声枪响将他惊醒，他误以为发起进攻，匆忙端起枪跳出战壕，大喊：“冲啊！”经他带头，大伙儿也群起出击。幸好，敌人早已悄悄撤走，他们顺顺当当占领了阵地。时任营长的张自忠大为高兴，当众表扬田德修：“这小子真勇敢，一个人就冲上去，好样的！”
时间过得真快，田德修在冯玉祥手下很快就度过了五年的军旅生涯。由于他聪敏机灵，能吃苦，打仗勇敢，热情开朗，又有文化，在旧军队里算是小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故而深受上级青睐。他由班长、排长，进而晋升为上尉查马长。1925年，冯玉祥受共产党人思想的影响，决心选拔24名优秀青年军官赴苏联深造。田德修有幸中选。
到莫斯科不久，田德修被分配到基辅加米涅夫军官学校，并改名为吉合诺夫，简称吉合。从此，田德修三个字就从历史花名册上消失，除康生等情报人员及少数老同志知道外，一般人均不知情。
中国班的分队长，称他为小老弟
基辅加米涅夫军官学校和莫斯科高级步校，是苏联培养红军优秀军官的摇篮，规模大，设备全，环境好。该校专设一个中国部，负责培养中国共产党和选送的学员。
入校后，风华正茂的吉合学习刻苦，进步很快。他系统地学习军事、政治和兵器学、战术学、野战工程、枪炮操作、军事卫生等课目，成绩优异，曾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野营训练营中国连任排长，组织指挥学员进行野营训练。
1927年秋，吉合从加米涅夫军官学校毕业。本拟回国工作，谁知共产国际却委派一位将军同他谈话，决定选送他赴莫斯科高级步校指挥系深造。
指挥系第15班都是中国学员，政治气氛很浓，吉合很快就加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指挥系又新组建第16班，学员都是在国内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军事骨干，其中就有。
起初，吉合并不了解他们的身份和历史，大家都使用化名。化名阿法拿西也夫，戴一副茶色眼镜，文质彬彬，很有修养，年龄比大家大十三四岁，中国班的学员都尊他为兄长。
没有学过俄语，上课时靠别人翻译。他决心集中精力攻俄语，别人休息，他抓紧时间背诵单词，学习刻苦，态度认真。有一次，吉合和开玩笑：“老大哥，你算了吧，不要白费工夫了，我们替你翻译一下就得了。你用那宝贵的时光，学些别的东西多好。”
当即风趣地回答：“小老弟，别看我现在俄语不行，我会赶上你们的。不信，你敢同我比赛比赛吗？”
说到做到，利用一切时间突击俄语。工夫不负有心人。的俄语果然学得很好，不仅发音准确，而且书写工整漂亮，大家深感佩服。
博学多才，知识丰富，乐于助人。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吉合等讲劳动创造世界和社会发展史，讲阶级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斗争道理，讲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于是，吉合萌生了加入共产党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强烈愿望。
但在高级步校，吉合的入党要求却迟迟未获批准。因为，当时高级步校按苏共中央部署，掀起大规模运动，人人过关。个个交代家庭出身和经历，由群众开展分析批判和思想斗争。吉合热情响应号召，主动交代家庭出身为地主兼中医。苏军政治部派人找吉合谈话，不同意他入党，但批准其保留共青团团籍，做终生团员，也可担任团内领导职务。不久，团支部书记被派往远东工作，军校指定吉合接任书记。
在军校学习期间，吉合作为骨干分子，曾参加过苏联的许多重要政治活动，见过斯大林、布哈林，更见过、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共领导人。有一年冬天，蔡和森在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莫斯科高级步校看望中国学员。吉合曾将中国班的三四十人集合到军人俱乐部，请蔡和森介绍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由于大家久居国外，当时不了解国内叛变革命，以及中共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等情况。蔡和森口才极好，讲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大家听后豁然开朗。
留苏6年间，吉合目睹一批批同学陆续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既激动又羡慕。他爱国心切，归心似箭，曾多次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写报告，申请回国，甚至一度闹了情绪。有一次，正遇上到莫斯科出席会议，吉合马上前往面谈，提出辞去高级步校中国班分队长职务，集中精力学习。同时要求回国工作。
耐心听取他的申述后，和颜悦色地劝道：“你是一位积极追求革命的青年人，应当按照革命事业的需要，服从党的分配。”接着又以商量的口气说：“你想继续学习是好事，但是你已经学了好些年了，也该作些贡献嘛！你说是不是啊？况且你一边工作，也可以一边学习嘛！”话语不多，但语重心长，句句在理。吉合只好继续留在高级步校中国班当分队长，埋头从事管理工作，为中共培养军事人才而默默奉献。
他随黄敬斋回国革命，却不知黄即王若飞
1931年夏，吉合因病在卡鲁加疗养院休养。刚回高级步校，中国班党支部书记潘恩普通知他快到共产国际大楼去报到。
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黄平对吉合和潘恩普说：“接到党组织的指示，决定派你们回国。”随后，让他们留下认真阅读有关文件，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主要是熟悉内蒙古、宁夏、甘肃地区的行政、经济、军事、民族等情况。
一周后，黄平陪同一个人会见吉合和潘恩普，并介绍说：“这位是聂姆策夫同志，中国名字叫黄敬斋，农民运动专家，做地下工作很有经验。你们要在他的领导下，回国去西北地区开展工作。”只见黄敬斋中等身材，目光敏锐，炯炯有神，态度和蔼可亲。
不久，吉合、潘恩普二人脱下苏军制服，并遵照秘密工作的纪律，既没有向苏军战友道别，也不同中国战友辞行，而是秘密踏上回国之路。
他们一路风尘，一路颠簸，七八天后到达蒙古乌兰巴托。共产国际驻蒙古代表安排他们住进城里一座小院内，等待黄敬斋来接头，并嘱咐不得外出。二人闲住数日，寂寞难耐，商定偷偷出门，看看乌兰巴托的风光。没想到在大街上，竟然巧遇两位在莫斯科高级步校的熟人，虽只是寒暄几句，但还是被共产国际代表发现了，属于违纪，受到严厉批评。第二天，吉、潘二人就被转移到郊区偏僻处的一疗养院住宿，与外界隔绝了一个多月。
黄敬斋终于来了。他们在乌兰巴托会合，商定回国后重点是在西北搞民族工作，开展农民运动。
当时，西北地区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党员被捕、被杀。中共中央与地方党组织的联络业已中断。共产国际代表特意提醒：“回去是重新开辟工作，而且是秘密行动，万万不可同任何党员包括同过去认识的人发生任何联系，这要作为重要纪律严格执行。”最后还强调：“回国后同中央的联系，只能由黄敬斋一人负责。你们之间一旦失去联系，不要到处乱找，应当直接到我这里来。”
不久，共产国际又派三位留苏学习的蒙古族学员配合行动，兵分两路，均乔装成商人，骑着骆驼，带着皮货，沿不同路线向宁夏进发。
然而，西路战友出师不利，刚进入内蒙古阿拉善旗，就连货带人被地方武装扣押，失去联系。
东路四人由黄敬斋带队，他乔装成大掌柜，吉合改称张老板，谢福林改称谢老板，外加向导陈老三。他们牵着四峰大骆驼，满载皮货，沿着茫茫荒原之路，开始了漫长而艰苦的回国历程。
沿途除了渺无人烟的荒原和一路叮当作响的驼铃声外，别无所有，四周显得极为单调、空旷、凄凉。为了驱赶旅途寂寞，鼓舞士气，黄敬斋鼓动吉合唱歌。豪爽热情的吉合立即扯起嗓子高唱苏联的《海军之歌》，歌声伴着驼铃声在荒原上飘扬回荡。黄敬斋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好啊，强大的海军驰骋在海洋上，这千里荒原，就是无边的海洋，咱们现在就是行进在这海洋上！”语言优美，充满激情，像一首抒情诗，既显示了黄敬斋的才华，又为大家增添了前进的信心和力量。
黄敬斋，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王若飞，他1922年秋加入法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方区委巡视员、中共中央秘书部主任（即秘书长），参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长期从事秘密工作，富有斗争经验，化名黄敬斋，乔装黄掌柜。大家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领队，这更增加了他的神秘色彩。
旅途中，黄敬斋觉得吉合的言谈举止中军人气息太浓，缺少商人风度，不利于秘密工作，于是边走边开导：“你既然是以阔商掌柜身份出现，那么一举一动都要像商人才行。走路要摇摇摆摆，举手投足应文雅迟缓。前边有什么障碍物，要小心翼翼地绕过去，决不能身板挺直，步履敏捷，一跳而过。再说，商人说话声音不能高，速度不能快，要慢条斯理，绝对避免使用军事用语。倘若被捕，就要坚持化装后的身份和姓名，回答问题要首尾一致，即使受刑也要坚持不改，让敌人无可奈何。”这经验介绍，细致周到，说得吉合敬佩不已，努力去纠正自己长期养成的军人举止行为。
吉合原先有一支小巧玲珑的手枪，那是苏联军校发给他的。他一直随身带着，一是留作纪念，二是遇有危险用于自卫。在黄敬斋劝导下，他忍痛割爱，将小手枪深埋在荒原上，避免遭遇敌人检查时造成麻烦。
历经10多天的艰难跋涉，他们终于穿越了中蒙边境，到达内蒙古中部武川县乌兰花镇。此时，深秋已过，天气渐冷。黄敬斋指挥大家卖掉骆驼、皮货，脱去旧衣服，换上富商衣帽，让吉合雇了一辆小汽车，二人乘车向呼和浩特方向驶去。与此同时，谢福林等搭乘过往汽车去包头，等待与黄、吉等人会合。谁料中途却遇上人员检查，黄敬斋急中生智，趁敌人不备，指挥吉合巧妙转移，逃脱了敌人搜捕。
黄敬斋早在大革命时代，就在内蒙古地区搞过地下工作，建立有秘密组织，熟悉地形。当晚，他东转转，西悠悠，就让大家会合到一家客店住下。几天后，他又神奇地召集了一些蒙古族党员到包头开会，研究开展活动，其中就有云泽（乌兰夫）。散会时，吉合陪同云泽走出店门。途中，云泽见周围无人，突然悄悄探问：“黄掌柜是不是王若飞？”吉合愣住了，因不明真相，加之是秘密活动，只好装糊涂嘿嘿一笑，不作正面回答。但疑问也从此产生了。
有一次，吉合实在憋不住，就当面问黄敬斋：“云泽同志怎么说你是王若飞呢？”对方不置可否，同样笑着说：“别听别人瞎扯了，没有的事！”
又过了几天，黄敬斋突然召集回国人员开会，郑重宣布：“共产国际决定由我任西北特委书记，潘恩普任组织部部长，吉合任军事部部长。特委会设在宁夏府，我们的工作范围为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绥远。”
接着，黄敬斋又对吉合说：“你是军事部部长，是不是由你去宁夏设法找红军联系开展工作？”26岁的吉合受命担任中共西北特委军事部部长，虽然心情激动，但又难免尴尬，犹豫再三只好如实报告：“我只是一名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还不是中共党员，不能担任特委军事部部长！”
黄敬斋以为吉合是闹着玩儿的，就严肃地批评道：“开什么玩笑，你不早就是团支部书记吗？哪有团支部书记不是共产党员的道理！”吉合解释道，三年多以前，在苏联高级步校时，自己主动汇报出身地主家庭，苏军政治部不批准入党，允许当终生团员，也允许接任的团支部书记。
黄敬斋听后哈哈大笑：“原来如此呀！我还以为你是故意捣蛋哩！”接着，他当众宣布：“我现在以中共西北特委书记的身份宣布：从现在起，你已是中共正式党员了，还任命你是特委委员兼军事部部长。”
黄敬斋工作细致入微，为了让吉合赴宁夏一路顺利，特地亲手刻制一枚中国防疫学会张家口分会的印章，并用分会名义写了几封派吉合赴宁夏考察的介绍信。然后，又买了一部线装小说《西游记》，用密写药水在里面写了一封介绍信，嘱咐他找到红军后面交党组织。因吉合是中医世家，自幼熟知医药，故而让他化名张医生，以行医作掩护。
黄敬斋知道吉合在苏联留学多年，有饮酒习惯。临行前，又特地备一些酒菜，借饯行嘱咐：“你以后是行医看病的张医生了，到了外边再不能随便喝酒了，特别是不能多喝。今天给你规定一个数目……”接着，黄敬斋伸出4个指头，幽默地解释：“一次不能超过4两，万万不能喝醉。酒多伤身误事，弄不好会出大问题。”面对这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吉合感激不尽：“请你放心，今后我保证再也不喝酒了！”
黄敬斋风趣地说：“那也不一定，不要把事情绝对化。需要喝酒时，也得应付一下，但有一条……”吉合不等他说完，随即接过话茬说：“不能超过4两，不能喝醉！”两位战友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在陕北，谢子长、刘志丹请他培训红军干部
吉合肩负党组织的历史使命，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走出了空旷辽阔的内蒙古荒漠，又沿着内蒙古与陕西交界的土长城西行。凭着骁勇强健的体魄和坚定的革命胆略，加上善于应变的智慧，他饱经一个多月的千辛万苦，闯关绕卡，翻山越岭，终于在陕西偏僻的甸邑山沟一带，找到了陕北红军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高岗等。
当时，谢子长、刘志丹早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他们见到王若飞派来的吉合，欣喜若狂。他们打开《西游记》里的密写信一看，得知吉合是西北特委军事部部长，而且在苏联军校留学多年，大家更为兴奋。
这支红军游击队由两个支队组成。其中一个支队有600多人，成员大都是陕北青壮年，拥有步枪、轻机枪、各类型号的手枪，队伍整齐，装备较好，弹药充足，很有战斗力，由谢子长指挥。
另一支队有1000多人，成分较杂，装备也差，由刘志丹指挥。
吉合到达后不久，正碰上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介夫来视察工作。他也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奉派到陕西搞武装斗争。得知吉合曾在苏联高级步校深造多年、任过中国班的分队长、当过军校教官后，深为敬佩，当即代表陕西军委恳请吉合留在陕西工作。吉合婉言谢绝道：“我是执行中共西北特委的任务而来的，半途上被你截留在这里行吗？我还得回去向王若飞同志汇报，因为王若飞还要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汇报，这是组织纪律呀！”
然而，李介夫仍坚持劝留：“你要看到，这里的工作确实有困难，需要请你帮助解决。困难解决了，我们决不为难你，会让你回去向王若飞同志汇报的。”谢子长、刘志丹、高岗也一致恳请吉合留下。看来这是他们集体研究的意见。
吉合迷惑不解地问：“你们太看重我了，我能解决什么困难呢？”
李介夫代表众人说：“你能，我们相信你能。当前，这里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整肃部队，二是训练干部，请你帮助我们办一期干部培训班。”
吉合觉得大家并非让他久留，只是暂留帮忙，于是就表示同意担任红二十六军干训班主任兼作战科科长，约定时限为两个月。
陕北红军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第二天，50多名年轻的军事干部，一早就赶到总部集中待命。
吉合把人员编成三个班，每天清晨亲自带领跑步出操，进行队列训练。然后讲授兵器结构、射击、战术等课程，重点是传授常识性的军事知识，突出武器的使用与维修、故障排除。既有理论讲解，又有实际操作，学用结合，由浅入深。吉合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讲得头头是道，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更为感人的是他在野外带领大家爬山坡、钻野林，指导学员学习巧妙利用地形、地貌开展游击战争的作战本领。整整两个月，他呕心沥血，身体力行，摸爬滚打，亲自示范，每天都是一身土、一身汗，甚至曾休克过两次。
经过培训后，陕北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军容风纪严整，一举一动有了当兵打仗的样子。这是吉合精心训练的结果。上上下下士气大振，吉合也甚感欣慰。然而就在这时，这支工农红军内部却出现了一起令吉合久久无法理解的突发事件。
一天清晨，部队宣布紧急集合，接着集合场地上突然响起了枪声，队伍里出现了混乱和打骂的局面。吉合感到奇怪，正欲走出去看个究竟，有人匆忙跑步前来报告：刚才谢子长一支队的人，把刘志丹二支队的武装给解除了，许多干部战士被强行遣散。领导成员也有变动，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副主任。
不久，李介夫略带歉意地赶到吉合住处解释：“第二支队队伍不纯，干革命不会彻底，将来会成为革命的祸患。我们根据同志们的建议，来一次整顿，把他们遣散走了，这样部队就更加纯洁了。”“由于决定仓促，未能事先通知你，让你受惊了。”
吉合是局外人，对陕北红军内部情况不了解，弄不清是非曲直，不便表态。但他总觉得在革命队伍内部，有领导有计划地让一部分人去缴刘志丹领导的二支队的械，又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强行遣散，似乎不合情理。据他平时与二支队的接触，尽管其成员出身比较杂，战斗力不强，但军事、政治上并无违纪越轨行为。如今搞突然袭击，影响不好，也不利于维护革命队伍的内部团结。
果然，有一天吉合到陕北红军司令部去办事，见刘志丹闷闷不乐，独自蹲在凳子上抽闷烟。发现吉合，立即起身大吐怨言：“你说，他们这是干什么！本来只要下个命令二支队就可以自动缴械嘛！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好坏人不分，统统遣散，许多好战士也被赶走了！”此时此刻，吉合十分理解、同情刘志丹的委屈，但又不能火上浇油，只好安慰道：“志丹同志，我看已成事实，就既往不咎吧！前面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哩！”
刘志丹很有涵养，顾全大局，他长叹了一声接着表示：“是啊，我们共产党人无论有什么风浪，革命还是要干的。个人的境遇算不得什么，同志间造成的不愉快，就让它尽快过去吧！还是要以革命为重的好！”接着他又改变话题，转而动员吉合继续留下：“你是科班出身，现在还不能走，这里的工作还得请你帮忙啊！”
吉合为难地说：“再呆下去，我如何向西北特委汇报？搞训练班就休克两次，我力所不及，实在干不好。”
刘志丹却紧追不舍：“休克两次，正说明你尽心尽职，我们十分敬佩你！”
恰巧，谢子长路过这里，也走进来帮腔：“志丹同志说得好，你这种忘我工作精神，我们忘不了，能者多劳嘛，你就帮我们一把吧！”陕北红军的领导如此真心实意地挽留吉合，吉合也不好意思继续推辞，只好表示再多留几天。
第二天，吉合主动组织陕北红军总部两位参谋，到附近实地学习勘察地形、地貌，练习绘制宿营地的军用简图。同时联系实际向他们讲授司令部的建设和参谋业务，帮助编制总部工作计划。他毕竟是出国留学的军事教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陕北红军总部的两位参谋，只用了一周时间就熟练地学会了测绘军用作战地图，掌握了使用军事侦察手段的方式、方法，懂得如何分析敌情、如何向首长提出参谋意见。大家打心眼里佩服吉合：“过去，我们搞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弄清楚的问题，现在，只有几天就帮我们搞清楚了，还是经过苏联学习的老大哥行啊！”
干部培训完成了，参谋训练也结束了，吉合再也不能停留了，他要及早返回向王若飞汇报情况，执行新的使命，陕北红军也不便继续强留。为了表达谢意，谢子长、刘志丹等特地挑选一匹矫健壮实的骏马送给吉合。
协助刘仁在内蒙古重建党组织
路上，敌人封锁严密，关卡重重。起初，吉合凭借陕北红军中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参谋马子敬写给沿途军警好友的介绍信，尚能给予方便，畅通无阻。然而，到达甘肃长武县再往东走，马子敬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少，麻烦渐多。吉合只好将心爱的骏马卖掉，换成20块大洋，然后化装成商人，或乘车或徒步，继续向东行进。
经过长途跋涉，辗转千里，吉合终于到达宁夏银川，投宿于一家小客栈里，然后进城四处寻找王若飞和西北特委人员。
银川是座塞外古城，规模不大，人口不多。吉合在城里城外、大街小巷整整转悠了一周，始终见不到一个熟人面孔，他预感情况可能有变，于是改变主意，转奔包头而去。
在包头，吉合满脑子装的都是王若飞，一心想早日见到王若飞。但茫茫人海中，却难觅王若飞的踪影。无奈中他只好硬着头皮，走到王若飞过去曾住宿过的泰安客栈，向一位茶房老人探问：“黄老板还在这里吗？”
老人不解：“哪个黄老板？”
“就是去年在你们店里住过的黄敬斋呀！”
谁知老人却惊恐万状，低声地说：“你知道黄老板是什么人吗？他是共产党，叫警察抓走啦！”
吉合一听，如五雷轰顶，迅即离开，以防不测。
原来1931年10月下旬，王若飞正准备启程去宁夏。临行前夕，军警突然闯进泰安客栈搜查，抓走了王若飞。
王若飞被捕后，西北特委失去了指挥，也中断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吉合深感茫然。幸好共产国际派曾涌泉化名洛伯夫来工作，二人开始接上关系。
曾涌泉1927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野营训练时就认识教官吉合。这次在内蒙古相逢，格外高兴。两人商定乔装成小商人和医生，四处活动，联系群众，建立秘密据点，积聚革命力量，开展斗争。
数月后，曾涌泉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嘱吉合留下坚持斗争，等待党组织派人来接头。然而，不久日军大举入侵华北，烽烟四起，交通断绝，吉合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1933年春，吉合获悉冯玉祥将军在中共支持下，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设在张家口，精神为之振奋，立即从包头赶到张家口。此时，中共在张家口已建立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刘仁任绥远特委书记。吉合接上关系后，奉命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同年11月，他俩在包头与云泽等汇合，共同商定：由刘仁主抓四十一军的统战工作，吉合主抓内蒙古人民工作――尤其是内蒙古骑兵老一团的工作。从此，他们在内蒙古地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齐心协力，重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刘仁、吉合等活动非常困难。刘仁急欲去北平、天津寻找党的关系，吉合极力反对，认为那里的党组织也已经遭破坏，去那里极其危险，主张按当初共产国际的嘱咐去苏联接头为宜。刘仁觉得吉合言之有理。云泽等人也表示支持，还拿出积蓄的40块大洋做路费，并准备了几峰骆驼，送他们启程。
此时，正好巧遇临河县委书记王逸伦，他刚去北平寻找党组织失败而归。王逸伦听说他们要去苏联接关系，积极要求同行，刘仁同意。
从内蒙古经蒙古去苏联，路途遥远，他们三人均不懂蒙古语，一筹莫展。幸好，包头有位进步商人恒升，精通蒙古语，自告奋勇表示愿送他们去乌兰巴托。于是，他们四人外加一位小伙计，牵着三峰骆驼、一头毛驴，开始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新征程。
进入蒙古后，为了能让蒙古军巡逻队早日发现和帮助自己，吉合他们特地让恒升老板用纸写上蒙古文：“红军同志，我们是中国革命者……”然后压在沙石下，以引人注意。
此举果然有用，不久三位蒙古巡逻骑兵赶到，大家像见了亲人一样欢呼、兴奋。然而，对方却把他们视作犯人押送至扎门乌德监狱。尽管他们通过恒升翻译说明原委，对方依然不改变关押方针。
监狱条件极坏，低矮的屋子阴暗潮湿，臭气熏人，而且有许多跳蚤乱蹦乱跳，咬得大家忍无可忍。
第二天，一位苏联军官带着两名士兵前来审问。吉合主动出面，用流利的俄语介绍自己曾于1925年赴苏联留学，1931年回国。这次同几位革命同志到乌兰巴托，要找共产国际代表汇报情况。对方半信半疑，临走时握着吉合的手说：“好啊，同志们，你们等着吧，我回去汇报。”谁知走后却杳无音讯。气得王逸伦发牢骚：“这算什么兄弟党，就这样对待兄弟啊！”刘仁只好劝道：“他们可能把我们当作偷渡犯，待情况弄清楚就好了。”
然而，这个过程却漫长而又繁琐。半月后，他们才住进帐篷，条件虽有改善，但仍无人理睬。
几天后，他们又被押上一辆汽车转送至乌兰巴托监狱，进一步接受审查。又是轮流过堂，又是逐个审问，没完没了。还拿了照相机给每个人正面、侧面，拍了许多照片。
有一天，苏联军官找吉合谈话时，还假装正经地说：“我们这里有个地方，需要你帮助做点工作。”吉合信以为真，跟着就跑，谁知对方却把他单独关进一间小牢房，同刘仁等隔离。小屋很小，里边放着一只马桶，臭气熏人，同时还关押着一个既不会讲汉语，也不通俄语的蒙古人。这一关又是好几天，气得吉合火冒三丈，对着牢门用俄语大骂：你们是地主老财！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你们一点革命感情也没有！他反复骂、反复喊，还用砖块在墙壁上涂写骂对方的俄文。
看守的士兵只好解释：“这是上级的命令。”
吉合火气更大，扯着嗓子抗议：“你给我向上反映，我不能在这里呆着，我要自由！”
对方无奈，又把他送回原屋，但刘仁、王逸伦等却不见踪影了，原来统统被关进小号。吉合的肺都气炸了，立即冲着苏联卫兵怒吼：“去，把你们当官的找来。你们搞什么鬼，把革命同志关起来，想干什么！”
这一吵一闹真起作用，他和刘仁、王逸伦等很快就又会合在一起了。三个月的监禁生活终于结束了，对方送来了许多肉、米、油，供他们自行做饭炒菜，改善伙食。
不久，一位叫方化如的中国同志前来探望，带来了共产国际的书报杂志，还通报了有关国内革命斗争的复杂情况。此时，刘仁、吉合等人才得悉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已在福建英勇就义，中央红军被迫从苏区转移北上长征……方化如还说：“现在边境形势很紧张，苏联红军一时弄不清你们的身份，只好把你们当作越境犯。”“我知道你们是好同志，但这次你们革命纪律性太差，怎么闹得这样凶呢！”
吉合对苏军长期关押战友，原先极为恼火，如今知道事出有因，心情沉痛，略带歉意地解释：“我闹了，是因为他们不把我们当同志看待，真叫人受不了！在白色恐怖中，我什么罪都能受，直至牺牲生命。怎么回来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反而这样对待我们？”
事后得知，苏军曾把审讯记录，连同所拍的照片一并送莫斯科共产国际审查。恰好，吉合的老朋友孔原驻共产国际工作。他看了吉合的照片，确认了他的身份，这才解除了对他们的怀疑。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了11月初，天气渐冷。一天，方化如兴高采烈，扛着一大捆皮袄、毡靴，匆匆赶来，让大家立即换装，随苏军飞机去苏联。
飞机从乌兰巴托起飞，掠过西伯利亚，降落在贝加尔湖畔的乌金斯克城。苏军安排大家住进一家旅店，等待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
白天，他们结伴上街逛悠，在书摊上发现一本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中国书，吉合买了一本带回翻阅。由于并未深入研究，仅从字面上理解，当时谁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问题。后来，才知道此书是王明搞的小册子，目的是鼓吹“左”倾政治纲领，推行宗派主义。
两天后，吉合他们踏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整整奔驰颠簸了一周才到达目的地，住进共产国际的宿舍。第二天，王明前来探望，然后带他们到共产国际大楼逐个询问有关情况，听取汇报。之后就无影无踪，神秘得很，弄得大伙儿摸不着头脑。九天后，才派人来与他们接头，又是逐个谈话，详细审问，马拉松一样没完没了。
（注：承蒙吉合将军的长子吉新军提供有关资料，特致谢意。）
“一斗斋”主人莫言：书架上只剩经典
于莫言而言，书房有特殊含义。当电视揭晓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时，他静静地坐在高密市南翰林苑阁楼的木椅上。这间阁楼是他平时进行创作的地方，装修非常简单，一张小桌、两张木椅，莫言称之为“一斗斋”。
莫言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院院长，他已经在考虑退休后的生活了：“北京人太多了，城市太喧嚣了，我现在就盼着退休，该叶落归根，高密老家挺好的，亲人都在这里，我的书房也比北京的书房安静。”
莫言有时会在微博上谈到读书，比如重读《儒林外史》。谈到阅读，莫言说，现在的书太多了，但是他基本只读经典。
“我这两年一直在书房里做减法，每年会清理出一批书来送给一些学校，现在把书架清理得只剩100多本书，都是经典。比如说中国几部古典小说，比如说鲁迅、托尔斯泰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书实际上就足够了，因为每次拿起一本书来，还没有读一半就被别的事情打断了，等你下次拿起另外一本书来，又把前面的书忘掉了。我觉得越是经典的书越耐得住重读。”
实：我还是一个乡下人
凡读过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读者，无不为这部反映陕西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浑史诗所震撼，无不为由此展现中华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画卷赞叹。
《白鹿原》里有一间白鹿书院，书院里住着朱先生。《白鹿原》的作者实的住处离陕西省作家协会不远，因而设在这里的办公室就成了他的书房。
南窗的窗台上、墙角边堆满了书，多是朋友、同行的赠书，也有慕名的求教之作。有暇，实要看一看，有些为之作序，有些评论一番。房中的写字台上也堆满了书，但还是有地方进行写作的。
实曾著文称每每有人问及他的书斋名，他无以为答，文章结尾所写“原下”和“二府庄”或者“雍村”，只是表示写作地点而已，并不是斋号。
不过对于文章末尾所附的写作地点，竟然没有一次注明城市标志的字样，实说：“直到此刻，我才顿然醒悟，潜意识里依然亲和着乡村；尽管住在城市也有不少年头了，却拒绝把什么街什么路什么巷作为文章末尾的写作地点，乐于附上什么村什么寨什么庄这些乡村的名字；这种亲和和拒绝的意向，却是潜意识，更是无意识的自然行为。我由此也明白了，我还是一个乡下人。”
金庸：书房看报
总的来说，理想的书房是没有边际的，是个奢侈的追求。武侠小说家金庸的书房有60多平方米，堪称“侠之大者，书房亦大”。
金庸现在每天“黎明即起”，在跑步机上边走边看早晨的新闻，锻炼身体15分钟到20分钟，然后用早餐；上午看报、读书；中午不休息，看看电视；下午有时到写字楼办公室会客，不去的话，就留在家中书房里看书，再就是查资料、做功课。“学习最乐”，他乐此不疲。
李敖：书房找回忆
在关于台湾作家李敖的各种传奇中，他的书房都是不可忽略的标志。传说中那间斗室里堆满了书籍、资料，甚至美女图片，风雅和风月在那里奇妙地并存。
虽然搬到阳明山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可是书房里充满了他在台湾60年间的积累与记忆。这里有他的满腹经纶，有他的满心童趣，而这些呈现在客人面前时井井有条的一切，都归功于他的亲手归纳和整理。一向率性的李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上山以后，吹在风里，淋在雨里，飘在云里，活在梦里。”这是李敖描写自己阳明山生活的一段话。从书房的窗望出去，看到的是风景和朋友。从书房的窗向里望，看到的是主人的悠然与坦诚。人们大多看到他的独行，很少了解他的牵挂，人们总看到他与人斗其乐无穷，却很少看到他在感慨夕阳西下。
梁文道：不看教人发财的书
剑桥英王学院图书馆馆长曾经说，他没有书房，他的家就是书房。梁文道特别认同：“我的家里到处放着书，我在狭小的空间看书写字，真的，我的家也就是我的书房。”
梁文道在香港住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公寓，家里主要的家具就是9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柜，此外，其他能用的空间也放满了书。他把书架简单分成几大类，关于历史政治的放了4个，哲学类3个，文学类1个，还有1个放心理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还有两处，我妈家也被我霸占了，另外我的办公室里也堆满了书。”
他对收藏书有偏好，一类是古希腊哲学、文化、历史方面的书，一类是关于知识分子的传记，还有一类是研究图书馆、藏书楼的书。“反正除了教人发财的书，我什么书都看。如果可以选择版本的话，我宁可多买旧书，尤其是那些折了角和少了页的书—因为我觉得这些书很可怜。”
汪涵：用仪式亲近书房
“以书会友”、结交爱书之人是湖南卫视当家主持人汪涵创办“培荣书屋”的最重要目的。2009年，汪涵出版了《有味》，与梁文道、白岩松、陈丹青等人一起在北京召开会，就说起了四个人要联合做一家书店。后来其他三个人没了信儿，汪涵却把这个一直埋在心里的想法付诸实施了。
“我对读书有一种敬畏感，”汪涵说，“好的书籍就像夜空中一颗闪亮的明星，你需要抬头仰视。所以我读书的时候总是虔诚，用一种仪式感很强的方式亲近书本，通常我会焚香、放一段舒缓的音乐，再泡一壶清茶，然后开始静静地阅读。”
韩寒：我的书房没有毛片
韩寒的书房也就10平方米大小，书架的一小半是各式头盔和奖杯，书的门类很杂。当被问到是否要先整理一下，免得有什么不适宜曝光的被拍到时，韩寒立刻故作紧张地巡视了两秒钟说：“对啊！我得看看有没有毛片。”
《聊斋志异》不仅故事新奇，也给人深思。每一个故事都像是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告诉我们要多做好事，行善积德，不要横行霸道，言而无信;告诉我们要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下面是小编为你们整理的几篇文章，希望你们喜欢阅读。
聊斋读书笔记1000字《聊斋志异》是我国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一部志怪小说集，所记载的故事上百篇，有的讲述了狐女的爱情故事，有的讲述了修行得道的奇人的奇妙幻术，有的则记录了枉死鬼的恐怖事件，还有的则是道听途说的一些奇闻轶事。然而，其中给我感受最深的则是《促织》。《促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明朝宣德年间，主人公成名是个老实迂讷的秀才。他多次考试不中，于是被狡猾的小吏推选上去做了里正，专门负责搜罗良种的蟋蟀。然而华阴县本来就不是盛产蟋蟀的地方，往往是为了一只蟋蟀动辄好几户人家倾家荡产，老实的成名不忍向百姓搜刮，只好自己千方百计去寻找蟋蟀，结果经常逾期无法完成任务，屡遭毒打。好不容易在一个驼背巫婆的指导下抓到了一只强健俊美的蟋蟀，却又被好奇贪玩的儿子不小心弄死，儿子畏罪投井，后经抢救挽回了性命。而成名也是命不该绝，居然又捕到了一只善斗的小蟋蟀，上级为此大为高兴，又暗中照顾成名，使他当上了举人。
读完这个故事，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我们实在无法想象一只蟋蟀如何使人倾家荡产，还要落得个被打到“双股溃烂，血流不止”的地步。我们也不明白，一只小小的蟋蟀居然可以让一个天真的孩童就畏惧到以死谢罪的程度;更令人感到荒唐的是，一个人考取功名，标志着古代文人前途和命运的科举考试居然像儿戏一般，可以被随意的践踏和赏赐。这不禁又让人想起了那首“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那不也是荒唐之至吗。那么多的人被一点精神上的愉悦蒙住了双眼，他们又何尝不是其别人的水深火热于不顾呢?成名的儿子为了一只蟋蟀差点死于非命，而敬献蟋蟀有功的成名却可以轻而易举的当上举人，所谓的“以人为本”何在，所谓的“公平”何在!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仍然有这样的蟋蟀，它们变换了自己的面目，以各种方式蛊惑着我们，稍有不慎，我们就会像故事中的人们一样，小则身心俱疲，大则倾家荡产。
我们看到，有人为了寻求刺激，误入歧途，冒险尝试毒品而不能自拔;有人为了一己私利，以次充好贩卖假冒伪劣产品;有人为了逃避现实，沉溺于虚拟的世界中迷失了自我;还有人为了享受物质生活，穷奢极欲，挥金如土，醉生梦死……如此种种，又何尝不是另一种蟋蟀呢?我们往往被种种浅薄的物质利益所迷惑，固步自封，蒙住了自己的双眼，自己还浑然不知乐在其中，尔后有朝一日幡然悔悟，为时晚矣!对于中学生，尤其是我们国华的同学们更是如此，我们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社会将由我们新一代去构造。因此，我们的双眼必须时刻明亮，我们的头脑必须时刻清醒，唯有如此，眼前的迷雾才无法阻挡住我们前进的步伐，唯有如此，致命的蟋蟀才会变得微不足道，也惟有如此，国家和社会才能有希望!“蟋蟀”是可以致命的，然而请不要害怕，我相信，明者自会看清它的本来面目!
聊斋读书笔记1000字看到这本书熟悉的题目，不少人肯定会第一时间想起一个令人耳熟能详的故事电影——《画皮》，电影里那些恐怖夸张的故事情节时到今日仍然令我们心有余悸，所以很多人一定会误以为《聊斋志异》这本书是一本纯粹的恐怖小说，大错特错!这本经典耐读的小说如果单单停留在这么低级的层面的话，它还会从清代一直流传至今吗?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绝伦的一个个故事，它还通过让我们阅读这些故事从而领会到一个个意味深长的道理，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也能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今年寒假，妈妈给我买了一本《聊斋志异》。《聊斋志异》非常有趣，不久我就看完了这本书。 《聊斋志异》是一部经典小说，是蒲松龄的著作。《聊斋志异》是古代灵异、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有“空前绝后”之美誉。《聊斋志异》看来偏偏讲的鬼、狐、仙、怪，其实字字都是人、情、世、态字里行间无不饱含着作者对人生的丰富体验和深刻智慧 从中我感受到，眼睛所看到那美丽的景象深处并不一定是美好的。正如俗话所说“人不可貌相，还水不可斗量。”往往那另人看不起的外表下，有着一颗纯洁、美好加钻石般透明闪亮的心灵，比海还深比宇宙还深的心灵。 其实，《聊斋》表面上在讲鬼、狐一类的故事，而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腐败，在康熙时期的中后期，也就是蒲松龄所在的那个时代，贪污成风，赃官比比皆是，清官能有几个?比作者生活好的不少，比他生活差的更多，然而他们未必都会去思考这些社会问题。作者大胆地揭开了所谓“盛世”下的“烂疤”替那些饱受迫害的下层人民提出控诉!在这里，我又不禁佩服作者的慧眼明珠，佩服他敢于正视现实的精神.
聊斋读书笔记1000字自古以来，妖鬼神狐就对人们有着莫大的吸引力。经常看到，有小儿在夜间，求爷爷奶奶讲故事。故事大都与神仙鬼怪有关，但仍让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我便是这样，伴以爷爷奶奶一个又一个通俗易懂的神鬼故事中，我长大了，自然也明白了世上并未有鬼狐所在，但我对他们的痴迷却没有丝毫减退。就这样，在一个平常的下午，小手叩开扉页，我读了由蒲松龄集编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不仅故事新奇，也给人深思。每一个故事都像是无声的语言，告诉我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告诉我们要多做好事，行善积德，不要横行霸道，言而无信;告诉我们要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其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便是《翩翩》中的一个情节：翩翩的好友花城来给二人贺喜，罗子浮本性难改，借捡筷子之机去捏花城的脚，突然感到身上一阵寒冷，原来翩翩给他的华服变回了芭蕉树叶。罗子浮知道错了，收回了手，树叶又变成了锦衣。多么戏剧性的一幕啊!产生邪念，衣服变树叶;收回邪念，树叶变衣服。这不正提醒了我们不要产生邪念吗?郭沫若先生曾给蒲松龄故居写过这样一副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聊斋志异》写的鬼妖高高远于其他作家，因为聊斋鬼狐有深刻的现实内容与深邃的思想意蕴。“苦行僧”蒲松龄青年不得志，便以创作集编鬼怪故事为乐，这些故事里，讽刺了现代社会，也表达了他对那时不良现象的无奈。蒲松龄用他手中的笔警醒世人，告诉我们道理，令人受益无穷。
《聊斋志异》给了我深思，也在生活上给我莫大的帮助。有一次，我走在大街上，看到了一些志愿者站在寒风中，手中抱着一个红色的纸箱，张贴着“给白血病人献爱心”的纸条。妈妈看了看我的口袋，示意我把上衣中的钱捐出去。可我并没有行动，而是紧皱着眉头，想：这些钱可是我好不容易攒下来买文具的呀。如果就这样捐了，岂不是买不到心仪已久的钢笔了吗?不，不能捐!可是又有一个声音在我心中响起：他们真的需要帮助，多可怜啊!我心中好象有一架天平，左右摇摆不定。突然，我想起了《聊斋志异》中《种梨》的故事，乡下人不肯帮助别人，梨便没有了。道士吃到了梨，又种了梨树，将梨分给大家，得到大家的称赞。想到这儿，我便下了心，毅然向救助站走去，妈妈也对我抱以称赞的一笑。
蒲松龄神鬼妖狐话苍生，驰想天外的志怪，是沧海桑田的人生，人神交往，人鬼交替，人妖转换，花妖狐媚异化为芸芸众生，构成《聊斋志异》最和谐的美。使《聊斋志异》成为集志怪、神话、寓言为一体的小说宝典。
关键词：敦煌文献；P.3364《某寺面油破历》；民俗佛教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4-0101-06
多数学者将佛教分为雅文化层次的“经典佛教”（学理型佛教）和俗文化层次的“民俗佛教”，但也有学者将俗文化层次的佛教信仰称之为“佛教世俗化”，少数学者还把佛教分为“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民众佛教”。笔者在2007年发表《浅析民俗佛教——兼谈世俗化与民众化的认识》一文，认为宗教的世俗化对应的是宗教的神圣化，而大众的佛教信仰并没有偏离的神圣性，不用“世俗佛教”，而是用“民俗佛教”概念来理解大众对佛教信仰的一些特点似乎更加准确[1]。敦煌文献中民俗佛教的资料很多，本文试图通过对归义军时期敦煌文献P.3364《某年七月十一日至十六日某寺面油破历》的分析，了解民俗佛教的一些特点。
一 P.3364《某寺面油破历》
的文书学考察
此文书首尾均缺，残存31行，面、油用红字书写。标题不存，据内容拟名为《某寺面油破历》，《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三）未收。现将此文书重新标点、分段如下：
（前缺）人吃用。
■面①壹斗，白面壹斗，造食女人午料用。
白面叁斗，造设到来日解火②用。
白面贰斗，油壹升，翟家阿师子亡，纳赠用。
白面壹斗，■面壹斗，柒月拾贰日百姓泥寺院破用。
■面壹斗，白面伍升，拾叁日造食女人吃用。
白面壹硕，■面捌斗，东窟造设生诚用。
白面叁斗，油叁升，造饽馍、烧饼、，看新建家用。
油贰斗，付主（按：似应为“付寺主”），拾伍日造佛盆用。
白面叁斗，造食，看新建家用。
■面壹斗，白面伍斗，七月拾六日造食女人吃用。
白面伍升，■面壹斗，女人午料用。
白面肆斗，造食，乞麻日众僧吃用（乞麻日，待考，文献记载甚多）。
白面伍升，唐僧政来，造食看用。
油陆升半，付寺主，造佛食佛食（按：似衍“佛食”二字）用。
油半升，付寺主，赛天王食用。
油贰升，付留德，新妇将产用。
白面壹斗伍升，油壹升壹合，官启窟斋，大众看夫人用。
白面肆斗，■面柒斗叁升，油两合，两日中间大让{3}。众僧平地食用。
白面壹斗，油壹抄，造食，李法律东窟上将起用。
白面壹斗伍升，造食，秋救粟、转经时，和尚法律破用。
白面柒斗，油叁升，太保启窟斋，生诚将起用。
油壹升，付彦讨，拾伍日节料用。
油壹升，付李延德，拾伍日节料用。
白面叁斗肆升，■面捌斗，油两抄，三日中间法门寺上沙麻人夫吃用。
■面壹斗，刈麻日，沙弥、寺主吃用。
白面壹硕七斗伍升，■面伍升，油七升，秋转经局席用。
白面壹硕贰斗（下缺）
这件文书不长，提到七月十二、十三、十五、十六日四个日期，加上十二日前有几笔开支，应该是十一日开支，所述内容当是七月十一日至十六日开支记录（没有十四日）。具体年份应该是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年，详见下）。
文书中的李延德、留德二人又见于P.3441v《三月十三日社司转帖》：
社司转帖
右缘李住儿筵席，人各麦壹斗、粟壹斗，于主人家送纳，幸请诸公等。帖至，限今月十三日于灵修寺门前取齐。捉二人后到，罚酒壹角。全不来者，罚酒半瓮。
其帖立（校：一般敦煌文书此字下有一“递”字）相分付，不德（得）停滞，如有滞帖者，准条科罚。帖周，却付本司，用凭告罚。
三月十三日录事帖。
社长石、社官邓、安忠盈、翟再温、尹安三、阴留德、阴喻子、康付子、宋进子、李延德、张三子、宋闰子、高闰成、阴海员、邓全庆、刘眅汉
李延德还见于S.5008《年代不明（10世纪中）某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残卷》：“白面柒斗，油三升，李延德女嫁，客料用。”按：客料当即招待客人的食物，后文还将提到节日所需食物“节料”。
P.3364《某寺面油破历》的年代，学者依据文书中的“太保”、法门寺等资料而推测为曹元忠时期，P.3441v《三月十三日社司转帖》的时代也当在此顷。又，P.3441v《三月十三日社司转帖》提到灵修寺，该寺是一所尼寺，历史久远，初唐武周天授二年（691）即见其名（S.2157灵修寺比丘尼善信写《法华经》题记），太平兴国四年（979）仍见其名（S.3156《乙卯年僧人转帖》）[2]。
P.3364《某寺面油破历》还记载：“白面叁斗肆升，■面捌斗，油两抄，三日中间法门寺上沙麻人夫吃用。”大约法门寺有一次维修工程，这所寺院提供了工匠（沙麻人夫）劳作三日所需的食物。当时存在各寺院有重要活动互相资助的情况，如P.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第262—263行记载：“粟壹硕两斗，沽酒，报恩寺垒园时看用。”即报恩寺垒园，净土寺派人去看望慰问。
法门寺之名存在时间较短，李正宇先生《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一文指出该寺“存在于五代后晋至后周显德初。后周广顺元年（951）四月及五月曾进行过较大整修（见S.3505），日本学者土肥义和认为此寺系由奉唐寺改名而来，后周显德间，又改为显德寺（见《敦煌讲座（三）》）”[2]81。
曹元忠的功德窟为第61窟、第55窟，曹元忠称太保的时间是947年、950—955年，而第55窟建成于962年顷，故本文书的太保窟应该是指第61窟。该窟最早见于敦煌研究院藏《辛亥年（951）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可知该窟建成于951年之前[3]。该窟西壁通壁绘《五台山图》，此图创作年代在943—947年之间，则绘制在第61窟的上限在943年[4]。943—947年间，只有947年曹元忠称太保，因此学者倾向于第61窟建成时间为947年{1}。P.3364《某寺面油破历》提到太保窟开窟斋即指第61窟落成，则这件文书的年代也是开运四年（947）。
二 P.3364《某寺面油破历》反映的
民俗佛教的稳定性和广泛性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件文书进行分析，除了涉及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外，另一个原因是这件文书所记录的几天支出相对详细，而其他一些“破历”内容记录较为简单，如S.3074《蕃占期间某年五月至十二月某寺破历》所记录的七月有十三、十五、十六、廿六、廿九日共五日六笔，八月仅有一日、十六日共二日五笔：“七月十三日，出白面三硕，付金萦，充煮七[月]十五日供养佛盆。同日，出白面贰斗，付金萦，充煮盆博士食。十六日，出白面三硕，付金萦，充供养僧破盆日。廿六日，白面肆斗，付龙真英，充屈水官。廿九日，出白面玖斗，付善得充屈草宅使。”“八月一日，出白面三斗，付金萦，充供养四天王。同日，出白面壹硕伍斗，付张履玖，充窟设吐浑阿师。同日，出白面陆斗，付昔家阿婆，充修磑轮价。十六日，出白面两硕，付金萦，充囗碗博士食。同日，出白面贰斗，付金萦，充庄头四人送麦来食。”
七月十五日是佛家的盂兰盆节，本文书也记录了该寺举办盂兰盆节的信息：“油贰斗，付主（按：似应为“付寺主”），拾伍日造佛盆用。”“油壹升，付彦讨，拾伍日节料用。油壹升，付李延德，拾伍日节料用。”节料即节日所需的食物[5]。七月十五日前后还有赛天王等一些佛教活动。前揭拙文《浅析民俗佛教》一文指出：“只要在信仰佛教的过程中或者佛教思想影响下，形成一种稳定的、广泛的活动模式，都可以称为民俗佛教。”盂兰盆节、赛天王是有许多人参加的集体宗教活动，并且年年都要举行，具有稳定性（日历性、继承性）、广泛性（集体性），具有民俗佛教的典型特征，所以这份《面油破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 盂兰盆节
佛教的盂兰盆节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出现，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营盆，供诸仙。按：《盂兰盆经》有‘七叶功德，并幡花、歌鼓、果实送之。’盖由此也。经又云：目连见其亡母生饿鬼中，即以钵盛饭，往饷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连大叫，驰还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所奈何，当须十方众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当为七代父母厄难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养十方大德。’佛敕众僧，皆为施主，祝愿七代父母，行禅定意，然后受食。是时目连母得脱一切饿鬼之苦。目连白佛：‘未来世佛弟子，行孝顺者，亦应奉盂兰盆供养。’佛言：‘大善。’故后人因此广为华饰，乃至刻木割竹，饴蜡剪彩，模花叶之形，极工妙之巧。”[6]由于七月十五日举行的盂兰盆节和道教中元节在同一天，而后互为融合。张弓先生考察盂兰盆斋会发展过程后指出：“大约在宋室南渡前后，这一缘起佛经的节日，基本完成了由佛门法事和道门斋醮向民间常节的转变。六朝以来附丽其上的宗教文化印痕逐渐淡化；作为中华岁节的民族风情和乡土韵致日趋醇厚。”[7]
敦煌寺院的盂兰盆节在七月十五日之前数日或更早就开始准备，S.2575《天成三年（928）为筹办七月十五日庄严道场启》是都僧统海晏在七月十二日颁发的盂兰盆节安排通知，可见在盂兰盆节前三天就开始安排。准备盂兰盆法会的食品称“造盆”。盛大法会后，十六日、十七日僧人食用节日的食物，称“破盆”，P.2032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第407—409行记载：“面贰硕叁斗，油贰斗壹升壹抄，七月十五日造佛盆用。面贰硕捌斗伍升，油伍升半，七月十七日造破盆及弟（第）二日抄造历用。”S.6452《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第28—29行记载：“七月十六日破盆，酒两瓮。”就是说七月十六日、十七日都是破盆之日。中原地区盂兰盆节也是历时三天，（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卷3记载开成五年（840）七月盂兰盆节：“十五日。赴四众寺主请，共头陀等到彼寺斋。斋后，入度脱寺，巡礼盂兰盆会，及入州，见龙泉。次入崇福寺，巡礼佛殿。阁下诸院皆铺设张列，光彩映入，供陈珍妙。倾城人尽出来巡礼。黄昏自恣。十六日。入开元寺，上阁观望。阁内有弥勒佛像，以铁铸造，上金色。佛身三丈余，坐宝座上。诸寺布设，各选其胜。十七日。赴节度同十将胡家请，共供主僧义圆，到彼宅斋。诸寺盂兰盆会，十五日起首，十七日罢。”同书卷4记载会昌四年（844）七月十五日：“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诸寺作花：腊花饼、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佛殿前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今年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8]
造盆、破盆的费用大致相等，前揭P.2032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分别是二石三斗、二石八斗五升，破盆略多于造盆，P.2049V《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第384—386行记载：“面两硕叁斗，七月十五日造佛盆用。面壹硕陆斗，造破盆用。”则破盆略少于造盆。我们注意到，P.2032V、P.2049V所记载的造盆用面均为二石三斗，大约造盆属于供养仪式，有一定的规格，因此用面量较为一致，而破盆因为食用人数不同而用面量不同。
P.3364《某寺面油破历》提到“油贰斗，付主（按：似应为“付寺主”），拾伍日造佛盆用”，显示各个寺院都要造佛盆，也就是各个寺院自己举办盂兰盆斋会。而十五日二笔“节料”（“油壹升，付彦讨，拾伍日节料用。油壹升，付李延德，拾伍日节料用”），虽然是笼统的节料，从单独支付给个人看，有可能是支付造佛盆工匠的费用。寺主这次造佛盆需要“油贰斗”，是十一日至十六日期间最大一笔用油支出，但似乎没有记载用了多少面，估计数量也是很大的。
2. 赛天王
不空译《毗沙门仪轨》提到：“三藏大广智云：每月一日，天王与诸天鬼神集会日。十一日，第二子独健辞父王巡界日。十五日，与四天王集会日。二十一日，那吒与父王交塔日。其日须乳粥供养，无乳则用苏蜜粥供养其天王，有天灵异。奉敕宣付十道节度所在军镇，令置形像，祈愿供养。”敦煌文献显示，敦煌古代寺院在正月、八月的一日、十五日举办赛天王法事（别的月份是否存在，待考察）[9]：
P.4909《油面历》第4行：“壬午年正月一日，赛天王，面伍升、油壹合。”
S.3074《蕃占期间某年五月至十二月某寺破历》第17行：“八月一日，出白面叁斗，付金萦，充供养四天王。”
P.2049V《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第402—403行：“面叁斗，善发西窟上正月十五日赛天王法事斋时众僧食用。”
S.1519《辛亥十二月七日直岁法胜所破油面历》（标题原有）第18—19行记是年正月：“又面肆斗伍升，油壹升壹抄，酒半瓮，十五日东窟上然（燃）灯及赛天王用。”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物中还有开运四年（947）七月十五日雕版毗沙门天王像和观世音菩萨像。
P.4514有12件同一雕版的毗沙门天王像，上图下文，发愿文文字保存完整：“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主领天下一切杂类鬼神。若能发意求愿，悉得称心，虔敬之徒，尽获福祐。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惟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同图还见于P.3879等。
P.4514还有4件上图下文的观世音菩萨像，一侧榜题：“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另侧榜题：“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下发愿文13行：“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厌疾消散，刀斗藏音，随喜见闻者，俱沾福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匠人雷延美。”同图还见于P.3965等。
P.3364《某寺面油破历》提到七月十五日赛天王，是日，曹元忠还雕版刻毗沙门天王像和观世音菩萨像，印数不详，但保留下来很多。推测这批雕版毗沙门天王像、观音菩萨像用于这一天的赛天王法事与次日的启窟斋。
三 P.3364《某寺面油破历》
反映的民俗佛教非阶级性
寺院与社会并不是独立不相干的，而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是僧尼与出家前家族的关系，有的是寺院与地方政权的关系。前揭拙文《浅析民俗佛教》一文曾指出：民俗佛教不具有阶级性，没有地位贵贱、学问高低之分。归义军节度使是当时敦煌地区最高的行政长官，参与了许多佛教活动，我们无法用“士大夫佛教”、“民众佛教”来区别类似的佛教活动，而用“民俗佛教”理念来看待这些佛教活动，清晰简明。P.3364《某寺面油破历》也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信息。
1. 寺院与寺户
P.3364《某寺面油破历》记载：“白面贰斗，油壹升，翟家阿师子亡，纳赠用。”这条记录在十二日之前，我们将它看作是十一日的记录。师子即师傅，阿师子即女师傅，是当时对女主厨的称谓，负责寺院的餐饮{1}。称“翟家阿师子”，似乎不是尼姑，可能是寺院的近事女。
十六日的记录最多，其中有：“油贰升，付留德，新妇将产用。”有点蹊跷，可能留德是寺院的寺户，留德夫人临产，寺院给予一定的资助。前面提到七月十五日还发给彦讨、李延德“节料”，这两个人可能也是寺户。
这些记录体现了寺院对非僧尼之人（可能是寺户）的人文关怀。
2. 寺院与官府
文书记载七月十六日开支中有：“白面壹斗伍升，油壹升壹合，官启窟斋，大众看夫人用。”“白面柒斗，油叁升，太保启窟斋生诚将起用。”有学者认为“显然，从七月十六日的支出历可以看出，‘启窟斋’除‘太保启窟斋’外，还有一个‘官启窟斋’”[10]。但这里的“大众”是指各寺院僧尼，郝春文先生研究结果表明：“敦煌佛教文书中的‘大众’是指敦煌各寺的出家五众。”而“本寺僧人均称‘众僧’、‘徒众’等”[11]。因此我们认为太保启窟斋就是官启窟斋。因为不太可能有两个洞窟在同一天举办“启窟斋”。第一笔支出是“大众看夫人用”，即各寺院僧尼集中看望太保夫人的礼物，因为是针对个人的，所以数量相对地较少（“白面壹斗伍升，油壹升壹合”），而第二笔支出是代表寺院赠纳整个斋会的，所以数量较大（“白面柒斗，油叁升”），因此，我们认为官启窟斋、太保启窟斋应该是指同一件事。
举办斋会一般称营斋、造斋，启窟斋应该是造窟完工的启用斋会。一般认为这个太保窟就是第61窟。之所以选择这一天举办斋会，庆祝完工，可能与佛教行事有关。佛教的安居日为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为自恣日，即任由大众恣举自己所犯之罪和进行自我忏悔。这一天也是佛教的盂兰盆节，为超度亡故亲人的节日。七月十六日为安居结束后的第一天，僧尼可以随意参加各种活动，这可能是这一天举办启窟斋的原因。
归义军时期敦煌僧尼有1000多人，节假日和其他大小佛事活动，各寺院都要举行仪式。大的有万人空巷的佛诞节行像[12]，小到制作一件幡额也要举行仪式。P.2040v《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第283行记录僧统制作一件（也许一批）幡额举办仪式，设宴庆祝：“油肆升，僧统造幡额了日，造局席用。”947年，节度使曹元忠夫人翟氏造经巾一条施入莫高窟，也举行了仪式，事见S.2687（1）：“弟子河西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管内营田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曹元忠浔阳郡夫人翟氏，先奉为国安人泰，万方伏款于台庭；社稷恒昌，四远来宾于王化。狼烟息焰，千门快乐而延祥；塞虏无喧，万户获逢于喜庆。府主宠禄，膺五岳而长隆；寿比王乔，等五星而永曜。合宅姻眷，俱沐祯祥；内外枝罗，俱沾福佑。己躬康吉，贤圣护持。法界有情，皆成妙果。敬造万（五）色锦绣经巾一条，施入宕泉窟，永充共（供）养。于时大汉天福十三年丁未岁十一月壬子朔十九日庚午毕功纪。”按：丁未岁是天福十二年（947），而非十三年，敦煌干支纪年与中原年号常有差一年者。后晋有天福（936—944）、开运（944—947）两个年号。开运四年（947）六月，后汉灭后晋，续后晋天福年号，是年为天福十二年，次年用新年号乾祐。这是敦煌地区有开运四年七月十五日雕版佛像、而后有“天福十三年丁未岁十一月”纪年的原因。
莫高窟的佛事活动除了建造洞窟外，还经常举办斋会、燃灯等活动。中秋、腊八也有佛事活动。敦煌见于记录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斋会可能是953年中秋节在莫高窟举办的2000人的斋会，第53窟主室北壁有一长、宽均为2.1米的小窟，坐北向南，今编为第469窟，东、西、北壁各开一龛，横置木板，上世纪50年现时龛内还残存佛经碎片，墙上题写“藏内记。府主太保就窟上造贰仟仁（人）斋。广顺叁年岁次癸丑（953）八月十五日”。第469窟就是斋会时临时安放所用佛经的地方，斋会结束后将所用的佛经转移后封堵窟门。
P.3364《某寺面油破历》显示具有官府开凿性质的洞窟在完工之后是要举办一次斋会的，至于启窟斋的程式、规模尚不清楚。考虑到这座寺院需要支付二笔启窟斋费用，推测其他寺院也要纳赠“生诚”物品，寺院与官府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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