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21 23:56:09
关键词：莫言 诺奖感言 技工院校 语文教学
很多技工院校的教师感叹语文课难上，一是教材枯燥，二是教法死板，三是学生很难提起兴趣，教学效果较差。但笔者认为，教材无非是种材料，教学有法，但无定法，贵在得法，只要找准契机，一样可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上好语文课，实现语文课的工具性和人文。笔者的一堂以莫言诺奖感言为底本的语文课就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反思这堂课，笔者有以下几点感受。
一、教学内容要激发学生兴趣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笔者在10月中旬上课时已经给学生讲过了。笔者还找出了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给学生阅读，并举行了读书沙龙活动，让学生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畅所欲言。可以说通过这次读书沙龙活动，同学们对莫言已经不再陌生。
12月10日，莫言参加了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的诺贝尔晚宴，与大约1300名客人一起共同庆祝这一荣耀并发表了精彩的获奖感言——《讲故事的人》。作为一名语文教师，笔者觉得这又是一次难得的对学生进行语文教学的时机。于是第一时间找到了莫言颁奖晚宴的演讲全文并印发给学生。当学生拿到莫言的演讲稿时，教室里一片欢腾。笔者会心一笑，知道这堂课已经成功了一半——因为学生的阅读兴趣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只要学生喜欢读，这堂课就能上好。
二、教学方法要贴近学生实际
看到学生差不多都读完这篇获奖感言了，笔者就提出四个问题：莫言的演讲稿题为《讲故事的人》，在演讲中他讲了哪些故事？请复述。
这篇演讲稿最打动你的是哪些句子，请读出来和大家分享。
莫言最后讲的三个故事分别阐明了什么道理？
从莫言的成长历程中，你受到什么启发？
这四个问题分别从两个方面、四个角度来考察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第1、2题侧重于语文的工具——读、说、听能力和字、词、句感悟方面的技能培养；第3、4题侧重于语文的人文——职业素养和文学作品的社会教化方面的培养。四个问题难度逐渐加大，答案的开放性和学生思维的发散性逐步增强。笔者发现，与传统的以教师讲授为主的教法相比，这种以学生为主体的“读一读、说一说、议一议”的方法更加贴近学生实际，深受学生喜爱，课堂气氛热烈、教学效果较好。
第3题比较难回答，开始笔者的期望值并不高，但学生的答案出乎笔者的意料，有的答案很有深度。例如有的学生说“患难见人心”，有的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的说“害人必将害己”，有的说“是印证了前文提到的‘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等。最后一题则是一堂人生教育课。有的学生表示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有的说要孝敬父母、感恩社会，有的说要学会逆境成才等等。事实证明，最后的教学效果与笔者预先设立的教学目标达成了一致。
三、作业布置要提升学生能力
作业布置是门学问，布置得巧妙可以事半功倍，有效提升学生的语文应用能力；布置得不好，则会失去作业的意义，让学生对语文课失去兴趣甚至感到反感。
在开展本次教学之前，笔者在“《透明的红萝卜》读书沙龙活动”中就要求学生收集诺贝尔文学奖和莫言的相关资料。学生通过网络找到大量有价值的资料，为课堂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学生而言，“诺贝尔文学奖”和莫言已经不再陌生，距离感淡化了，读《讲故事的人》演讲稿时就像在听邻家老伯拉家常。所以课前作业要侧重预习效果，它决定了学生对课堂教学的心理期待。
课堂上通过四道题目检验和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表达和语文实际运用能力。课堂作业关键要贴近学生实际，太简单达不到教学要求，提不起学生的求知欲望；太难则会使学生丧失兴趣。课后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笔者布置了两道书面课后作业，学生任选一道完成：一是将课堂上的第四题“从莫言的成长历程中，你受到什么启发？”由口头作业变成书面作业，优秀作业将在课堂上阅读并在校刊上发表；二是写一篇演讲稿，假如你获得了“中华技能大奖”，在颁奖现场你准备如何演讲。第一题侧重学生将口语转化为书面语的能力，是思维的延续；第二题则是联系生活，鼓励学生坚定技能成才的信心，树立远大目标，同时也是对“演讲稿”这一应用文体写作的实际练习。
总之，职业学校的语文教学要切合职业院校学生的特点，使之成为提升职业院校学生人文素质和语文能力的有效载体。
莫言在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就曾说过，希望“10分钟就忘掉获奖这件事”。因为他深知，得奖之后就会有各种好评和赞誉，要是没有定力，就很容易头脑发昏，就容易犯错误，“所以我就想快点忘记这件事，让自己轻装上阵”“忘掉所有的奖项是所有作家最高的选择”这不是他故作姿态的矫情，而恰恰是一种理智与清醒。
说到这里，我想到居里夫人，她获得过包括两度诺贝尔奖的许多荣誉，但她都看得很淡，是不是“10分钟就忘掉”不敢说，但有一个故事说明她对待荣誉的态度。朋友来做客，发现居里夫人的小女儿正在玩一枚奖章，忙问：“夫人，你应该知道能得到一枚英国皇家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是多么高的荣誉，怎么能把它给孩子玩呢？”居里夫人说：“我只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绝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就将一事无成。”
的确，获奖是令人高兴的事，你有理由“漫卷诗书喜欲狂”“一日看遍长安花”，但切勿沉溺其中，乐不思蜀。过分陶醉，会侵蚀你的斗志，涣散你的精神，模糊你的视线，阻挡你前进的步伐，你的人生高度可能就此定格。
牛顿的功绩曾经无与伦比，但遗憾的是，晚年，他也被荣誉迷住了双眼，沉醉于鲜花掌声与美酒佳肴中，终止了对科学探索的历程。60岁后，他开始频繁出入各种宴会，接受各种称号，佩戴各种勋章，担任各种职务，从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到造币厂厂长，还忙于与科学界的其他人物争权夺利。结果，在他人生的最后24年里，他几乎毫无建树。
泰戈尔说：“鸟的翅膀绑上黄金，它还能高飞吗？”荣誉与奖励也是如此，我们希望得到它，也为得到它而欣慰，但绝不能把它当成沉重的包袱背起来，背上它会迟滞我们攀登的脚步。
（选自《解放日报》2012年10月15日，有删改）
读后一品
对一个有进取心的人来说，决不应把人生限定在某个过去的高度之下，更不应被过去的成就所拖累。
思有所悟
1.阅读全文，请简要概括作者的主要观点。
2.作者为什么要从莫言两度获奖的感言写起？
3.文章第三、五两段分别列举居里夫人和牛顿的例子，有什么作用？
4.请联系生活实际，并结合对本文的阅读感悟，谈谈你对文章题目的理解。
反对者质疑莫言获奖实际上“功夫在诗外”，甚至批评诺奖委员会嘉奖中国官方作家，是基于政治因素上的考量。莫言自己则强调：诺奖授予他“是文学的胜利，不是政治的胜利。”他在新闻会上表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人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发给个人而非国 家。”在被记者问到对中国新闻审查的看法时，莫言说自己不喜欢任何形式的限制和检查。他说自己申请签证要受到检查，坐飞机出国要被检查，甚至得摘掉裤带脱掉鞋子接受检查，但莫言说这些检查是必要的。由此，莫言说到新闻审查的必要性。他认为新闻审查中国和外国都有，只不过新闻检查的尺度和方法不同而已。他说只希望新闻审查有更高的标准，不违背真相的内容不应该被审查，造谣和诬蔑都应该被审查。面对瑞典记者提问，莫言否认自己说过躲避新闻审查有利于写出好作品的话，他说那是媒体报道有误。但他表示：“我要说句真心话，如果一个作家认为自由状态下必定能写出伟大的作品，那是幻想；反过来，作家在不自由或不太自由的状态下必定写不出好作品，也是假话。”莫言说，自由与否关键在于作家内心是否自由，看作家自己是否能够超越政治、超越阶级而写作。
此次莫言“诺奖效应”对于文坛、媒体乃至政坛的震撼，是以往西方作家获奖时所不能比拟的，纷纷攘攘的热闹中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方势力皆高调地站出来表态甚至政治站队。笔者倒是觉得，此时此刻，仔细品味莫言诺奖加身后的诸多“语录”，尤其显得意味深长、可圈可点。
笔者拜读莫言著作，除了佩服莫言“走钢丝的能耐”外，再就是觉得他的黑色幽默以及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鞭鞑，甚至超越了某些所谓“体制外”的自由作家。就算莫言是“戴着镣铐跳舞”，作家本人的一些作为也看似是在“迁就现实”，但莫言绝对是以其作品说话的一流作家，他是用小说来说真话。莫言的小说题材敏感、反思尖锐、特立独行、语言犀利、想象狂野、叙事磅礴、智慧非凡。
莫言获诺奖，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莫言说：“我相信，有很多批评我的人是没有看过我的书的。如果他们看过书，就会明白我当时的写作也是顶着巨大的风险，冒着巨大的压力来写的。我对社会黑暗面的批判向来是非常凌厉的，非常严肃的。我在八十年的《酒国》、《十三步》、《丰乳肥臀》这些作品，都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对社会上我认为的一切不公正的现象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所以，如果仅仅认为我没有上大街去喊口号，仅仅以为我没有在什么样的声明上签名，就认为我是一个没有批判性的作家，是一个官方的作家，这种批评毫无道理。”莫言形容自己生活中是一个懦弱的好人，他说自己甚至连坐出租车都怕司机给他“甩脸子”。有记者询问他，你对出租车司机都恐惧，怎会有勇气写出最残酷的社会现实并呈现给读者最本真的东西？莫言回答说，在现实生活中越是懦弱、无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特有本事。文学就是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
莫言语录，好个意味深长。
在诺贝尔奖获奖者的历史上，萨特是法国共产党员，肖洛霍夫是前苏共党员，智利诗人聂鲁达是南美共产党员，他们的作品都是公认的传世经典。台湾作家龙应台对莫言获奖的感言是：对权力的抗议有很多种，有的是“细水长流”，有的则是“风风火火”。为此，龙应台呼吁“最宽大的空间”和“最宽容的文化”，而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是同个模式、同种选择。莫言在其长篇小说《酒国》里，为人物丁钩儿写了一句墓志铭：“在混乱和腐败的年代里，弟兄们，不要审判自己的亲兄弟。”12月7日，莫言在瑞典发表演讲时对于外界的非议和质疑，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说到前苏联作家与诺奖的情缘，简直就是一部苏联历史回忆录。20世纪俄罗斯先后诞生过5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们是：普宁、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其中只有一人即萧洛霍夫得到官方的认可，并于194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对比之下，其他4位文学家则受到当权者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曾长期被囚禁于西伯利亚前苏联劳改营。而《日瓦哥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的诺奖经历，更是一出文化专制下的悲剧。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当年即颁发《出版令》，禁止不同政见的刊物出版。1922年成立文学和出版社管理总局，全面展开对新闻、出版及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检查。回顾苏联历史上控制人民思想意识的机构先后有：捷尔任斯基始创的特别委员会（契卡），后有格帕乌（政治管理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苏联的文艺政策实行的是胡萝卜加大棒，歌功颂德者，可以享受优越的政治地位及生活待遇，持不同政见者则被关押或流放。
思想、言论和出版备受压力之下，苏联知识界，逢迎权势者有之；爱惜羽毛者有之；扛枷锁起舞者有之；挥刀自宫者有之。在苏联70年的统治时代，数不胜数的自由思想的载体——知识精英，被迫流亡海外。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1955年在小说《日瓦戈医生》写成之后，寄给了苏联的《新世界》杂志编辑部。但编辑部很快退回了原稿，并附了一封措辞严厉的谴责信：“你的小说的精神是对社会主义的仇恨……首先是你对十月革命头10年的看法，旨在说明这场革命是个错误，而对支援革命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参加革命是场无可挽回的灾难，并且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罪恶……”帕斯捷尔纳克，并不觉得自己的作品犯下了如编辑部所指责的错误。1956年6月，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的一位出版商。对方为这部思想深邃的作品所震撼，马上用意大利语翻译出版。随即小说的英译本和法译本也在欧美各国风行一时，全世界发出了一片赞叹。人们普遍认为在《战争与和平》之后，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够在精神上为一个如此广阔和如此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作出如此精彩的概括与写照，《日瓦戈医生》是一部不朽的史诗。1958年，鉴于《日瓦戈医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世界性影响，瑞典文学院再次考虑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几经周折，终于获得通过。但为了淡化时局的影响，获奖理由并没有直接提及这部小说，只说表彰他在“当代抒情诗创作和继承发扬俄罗斯伟大叙事文学传统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这里的“叙事文学传统”，即指他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帕氏获悉自己得奖后，很快致电瑞典文学院，表达了其喜悦之情：“无比激动和感激，深感光荣、惶恐和羞愧。”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变得十分微妙。莫斯科《真理报》撰文指出：“反动的资产阶级，用诺贝尔奖金奖赏的不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也不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诬蔑者和苏联人民的诽谤者帕斯捷尔纳克。”一时间气氛犹如黑云压顶，那些从未读过这部小说的人，也开始批判起帕斯捷尔纳克。紧接着在11月4日，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发表声明，如果帕氏出席颁奖大会并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对他绝不挽留。帕斯捷尔纳克对事态的发展始料未及，只得提前在10月29日宣布拒受诺贝尔文学奖，并再次致电瑞典文学院：“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怪。”为保留自己的国籍，在塔斯社发表声明的第二天，作家发表了致《真理报》编辑部的公开信，表达了他对祖国难以割舍的血缘之情，说自己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爱着俄罗斯，要他离开祖国到别的地方去是不可思议的。接着作家又按官方的口吻进行了检讨：“《新世界》编辑部曾警告过我，说这部小说可能被读者理解为，旨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现在我很后悔，当时竟没有认清这一点……我仿佛断言，一切革命从一开始在历史上就注定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非法的事件之一，它给俄罗斯带来灾难，使俄罗斯的精英和知识分子遭到毁灭。”
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曾评论说，《日瓦戈医生》这一伟大的著作，是一部充满了爱的著作，它并不反苏，而是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英国几十名作家联名表态：《日瓦戈医生》是一部动人的个人经历的见证，而不是一本政治档案。小说之所以在理解上引起人们这么大的分歧，可能主要是由于帕斯捷尔纳克坚持个性化写作的结果。他不服从于任何政治观念，只追求以自己的理性判断来反映个人的生活，因而被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教条下的苏联政府所不容。帕斯捷尔纳克的委曲求全终于起了作用，加上世界舆论的帮忙，他得以留在自己的祖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小村庄里，直至1960年5月30日病逝。
对于一个看重人格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检讨无疑开始了一场慢性自杀的过程。“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帕斯捷尔纳克如是说。
好作家就是好作家！诺奖以作品为本，授予文学声誉卓著的作家，是其勇敢的决定。莫言、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都是笔者敬仰的文学大师，诺奖授予共产党员作家莫言、肖洛霍夫、聂鲁达、萨特；抑或授予前苏联体制的异见人士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以及......那些不被某些当权者认可的人物，恰显示出诺奖是褒奖获奖者个人，而非褒奖政府和国家，更不是政治立场的站队。恰如莫言获奖感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个人的荣誉，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是颁发给个人而非国家。这正是诺奖的价值。
莫言虽然视诺奖为“个人的荣誉”，可是，莫言老家的父母官劝说莫言父亲同意修缮莫言故居时却发号施令：“儿子已经不是你的儿子，屋子也不是你的屋子了。”莫言诺奖加身后的另一个花絮是，“诺奖不值一套房”的热议。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当被问到巨额奖金打算怎么用时，莫言表示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莫言又说：“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元一平方米，750万元也就是120多平方米。”对莫言的这一买房计划，地产界富商潘石屹也通过微博调侃莫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莫言，有北京户口吗？”
在10月18日早晨，《新京报》首席记者张寒那篇《诺奖后，高密的“莫言效应”》被腾讯编辑“一鸡多吃”，找到了四个亮点作为标题—“莫言家乡拟种万亩红高粱，投6.7亿建旅游带”、“将种植万亩红高粱，曾因收益低弃种”、“游客拔莫言家萝卜做纪念”、“官员：儿子已经不是你儿子”。
诚哉斯言。尽管批评高密地方政府过于亢奋以至大煞风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对这个山东小城的官员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振兴机会。
争议爆发在结果揭晓之前
自诺贝尔文学奖1901年颁发以来，这是中国籍作家首次获得这项举世公认的最高荣誉。所以，新闻大战甚至在国庆长假期间就已打响。
10月8日，《环球时报》评论员即有言在先，“据法新社报道，一家公司认为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最有可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消息打翻了很多中国人心中的五味瓶”。
除了消解诺奖权威性，这篇文章更向“认定这位中国作协副主席、共产党员没资格获奖”的围观者开火，“当然中国也有一些人比西方对华激进派还激进，他们在互联网上反对莫言获奖，不是因为莫言作品的好坏，而是他们嫌莫言‘不怎么骂政府’，他们认为只有坚定的‘异见人士’才有资格获诺贝尔奖”。
《新京报》则选择采撷微博言论，探讨《莫言离诺奖多近或者多远？》。摘录中，既有胡淑芬的视角—“现在反对莫言的民间声音，本质上用的同一种逻辑：我们要求给文艺松绑，自己却给艺术家们套上另一种枷锁”；也刊出了孙旭阳的坚持—“这13亿人即使无一人可以逃脱如此指控，也不代表是非黑白标准就应该对这国失效或豁免”。
而当《华西都市报》、《重庆时报》、《长江商报》等规劝各位《围观诺奖不如好好看本书》、《关注诺奖背后的文学生态》之时，还是腾讯敢于明确表达立场，以《莫言能否获诺奖不应强调政治因素》总结，强调“能否拿诺贝尔文学奖，主要看文学成就；莫言完全有资格竞争诺奖”。
媒体追逐新主角
在争议声中，时针走到10月11日19时，新闻大战的气氛在互联网上一触即发，仿佛所有的“读书人”，不论他们看没看过莫言的作品，在过去十几天里扮演的角色是预祝还是调侃甚至挖苦，都在等待着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
现在已经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哪个微博账号在精确到“秒”的竞争中惊险胜出了。
沸腾、井喷。五大门户在第一时间更换头条新闻，早就准备好的资料专题隆重推出；富有进取心的报纸、杂志也急忙通过微博账号传达自家连夜工作的成果，从展示莫言作品到采访他的二哥。
“今夜星光，无疑属于莫言”，这是当日《人民日报》晚安帖迫不及待的总结。现在看来，中国官方早就做好了莫言获奖的准备，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最资深的女主播李瑞英可以从容地临时插播，说出“本台最新消息，瑞典文学院今天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这个口径，自此成为中国媒体形容莫言时的标准定义。
在央视、新华社以及网络媒体掀起报道、评论热潮的带领示范下，几乎每一份中国时事报章次日都以莫言为封面主角，专题特刊更是连篇累牍。尽管在那些喜以“莫言”之名来创作巧合段子的人看来，类似《都市时报》的《莫言！莫言！》、《潇湘晨报》的《中国莫言》这样的标题总有暗讽之嫌，但这恐怕都是过度解读。
尘埃落定，《新京报》要《以平常心看待莫言获奖》规劝争执不休的人们，“在莫言获奖之前，国内各种公共舆论场即充满了各种争议；莫言获奖之后，争论也没有停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个人的文学成就，而不是因为其他。大家既没有必要将其获奖过度拔高，也无须上纲上线”。
获奖者感言
自辩也很重要。
据中新社报道，在12日的一场见面会上，“有记者问，有人质疑莫言是官方作家，站在权力角度写中国，不应得奖。莫言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评价作家作品的，并不是一个政治奖，这种质疑并没有说服力……有记者提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表示，抄写《讲话》并不后悔，因为抄《讲话》与自己的创作没有矛盾。而自己的创作，一直在突破《讲话》”。
《人民日报》得以独家专访这位男主角，半版对话中，莫言再次提及“镜子”的比喻，“现在，面对庞大的网络，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在上面展现，包括对我的赞誉，也包括对我的尖刻嘲讽、挖苦。特别是后者，尽管让我感觉不舒服，但我想还是有它的道理。所以，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是对我有利的。我有一种感觉，我现在被放在了社会的显微镜下，我看到这个人不是自己，而是一个叫‘莫言’的写作者，而我自己，反倒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站在旁边，看到大家指指点点、纷纷评价，这样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我必将是受益终身”。
那么，莫言现在幸福吗？央视《面对面》向他抛出那句国庆期间毁誉参半的“你幸福吗”提问，公开呈现在亿万观众面前的画面中，董倩问：“您幸福吗？”莫言答：“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什么压力。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吗？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他恐怕是不知道的。虽然李长春的贺信已盛情赞扬“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中国文学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体现”；虽然陈光标甚至公开宣布愿意赠其一套北京别墅，但对他来说，甜蜜的烦恼才刚刚开始。
莫言的“经济效应”
周末过后，有关莫言的舆论议题已渐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转向“消费莫言”。因为，人们发现，在这位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周围，聚拢着形形“别有用心”的人，按照新华社的说法，“他的笔名、真名、作品以及各类传闻轶事都开始被人津津乐道，甚至连小时候‘掉过粪坑，相貌奇丑，喜欢尿床’等也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有报道称，莫言10年前的手稿飙升至120万元，签名书在网上加价售卖，例如《透明的红萝卜》要价已达10万元；家乡要重修莫言文学馆，发展红高粱文化旅游”。
北京时间10月9日晚7点，瑞典文学院宣布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颁奖词为：他唤醒了对最难以捕捉的人类命运的记忆和揭露了对人类生活的占领。颁奖官员称：“诺奖获得者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作品的三个关键词是：记忆、身份、历史。他的书大都与记忆有关，读者可以穿过时间与自己相遇。他大部分的作品都只有30―50页左右，语言也非常好懂，可以下午读一本，晚上再读一本。”莫迪亚诺也是法国第十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出生于1945年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是当今仍活跃于法国文坛并深受读者喜爱的著名作家之一。他出生于巴黎西南郊的一个富商家庭，自幼喜爱文学，10岁写诗，十四五岁便对小说创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65年，他在巴黎亨利四世中学毕业，后入巴黎索邦大学学习，一年后辍学专事文学创作。在法国文坛，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堪称“获奖专业户”，1968年的小说处女作《星形广场》以离奇荒诞的内容和新颖独特的文笔，使他一跃而成为法国文坛熠熠闪光的新星，并获得当年罗歇・尼米埃奖和费内翁奖。此后，莫迪亚诺接连发表多部作品，几乎部部获奖，其中，1972年的《环城大道》和1978年的《暗店街》分别荣膺法国两项享誉最高的文学奖――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和龚古尔文学奖。
劳马获颁蒙古国最高文学奖
日前，以短篇小说、微小说写作而著称的中国作家劳马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获颁2014年蒙古国最高文学奖。蒙古国最高文学奖设立于上世纪40年代，由蒙古国作家联盟颁发。该奖项不定期举行评选，新世纪以来总共评选出3位获奖作家。颁奖仪式在蒙古国文化部大厅举行，颁奖辞中写到：“中国作家劳马的小说，被翻译成蒙语进入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将它视为我们文学的一部分。他的小说具有诙谐幽默的特点，是我们接触的外国文学中所罕见的，在世界幽默文学中具有独特的风格。他的小说在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使我们能够在作品中读到自己，读到世界。”劳马在获奖感言中说：“我非常荣幸接受这一崇高的奖项，并对蒙古国通过这一高尚之举所表达和传递出的对作家和文学的尊重、鼓励和厚爱之情致以深深谢意。”他说，文学是极其柔弱的，需要我们格外细心的照料与呵护。因为文学再繁荣也繁荣不过经济，文学再强大也强大不过政治，文学交流活动再活跃也活跃不过贸易交流。书店再多，也多不过饭馆、酒吧；作家再出名，也超不过影星歌星。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文学边缘化、小众化的寂寞中，才凸显出她的独特价值和永恒魅力。
莫言小说《藏宝图》将拍电影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版权一度成为影视圈争夺的“香饽饽”。但两年来经莫言授权改编的影视作品只有一部《藏宝图》。这也是莫言亲手挑选，希望改编成电影的一部中篇小说。一年多前曾传出四川开机及甄选“莫女郎”消息，但莫言在今年8月西安的一次文学活动上却透露，《藏宝图》改编无实质进展。据了解，《藏宝图》电影日前将重新启动，电影《藏宝图》此番获得的是来自互联网巨头腾讯的青睐和投资。公开资料显示，莫言获奖后与腾讯互娱的合作甚密，其本人也是互娱旗下腾讯文学大师顾问团成员，并将其作品电子版权授权给了腾讯文学。近日也有传出腾讯互娱将进军影视，来自21世纪经济报道的消息也称，作为首发电影计划，腾讯将引入重磅IP。腾讯内部日前也独家证实了《藏宝图》合作消息。如果腾讯此番参投顺利，搁置近两年的《藏宝图》或将成为莫言十年来首次搬上银幕的作品。
舞剧版《射雕英雄传》引争议
莫言年纪还小的时候，一个中秋节的中午，家里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他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他们家门口，莫言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莫言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莫言母亲立即站了起来，狠狠地把莫言训斥了一顿，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莫母的训斥与举动，给了莫言终身难忘的教育，做人当有善心，尤其是对老人、弱者，更要慈悲为怀。
有一天，莫言跟着母亲去卖白菜，莫言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莫言就去了学校。当他放学回到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他，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这件事使莫言追悔莫及。母亲的善良与诚实使莫言懂得，人不能做亏心事，不属于自己的钱财，一丝一毫也不能得。
有件事，让莫言想起来就痛苦。有一天，莫言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他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了。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扇了母亲一个耳光，母亲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没收了他们费尽力气拣到的麦穗，十分得意地吹着口哨扬长而去。莫言母亲被打得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显露出无比绝望的神情。这种神情使莫言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莫言母子相逢，莫言一时心中怒火中烧，冲上去想找他报仇。莫言母亲拉住了莫言，平静地对他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这句话使莫言顿时消了心中之怒，去了心中复仇之火。莫母制止儿子报仇，其实也是以善教子，要他以德报怨，不要以怨报怨。
据莫言自己说，他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他，学校里有几个爱捣蛋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莫言为此回家痛哭，母亲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莫言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他的相貌，莫言想起了母亲的话，不仅不生气，反而心平气和地与他们交谈。
我国古贤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法国作家雨果说，“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善良”。还有位西哲说，“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
本来，一个人获奖，他发表什么获奖感言，完全是他私人的事。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语境，莫言却发现他不行。有太多的人希望莫言说出这样那样的话，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莫言意识到自己处在舆论的漩涡，他卷入的舆论场随处可见预埋的陷阱或预设的悬崖，当人们肆无忌惮地要求莫言做这个或那个代言人时，莫言的个性开始执拗：“我从来都喜欢独来独往。当别人胁迫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从来不干，我该说话自然会说话。别人逼我表态，我从来不表态。这是我几十年来一贯的态度。”
一些人希望莫言发出某种声音，其实并不是想从莫言那里寻找答案，答案他们心中早就有，他们只不过试图让这个答案从第一个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嘴里讲出来，而且是在国际的舞台讲出来。这种意图如此强烈，以至于动用语言暴力，这让莫言感受到一种“胁迫”，莫言用了一个动词“逼”。一般人常常遭遇的是“被代表”，可怜的莫言碰到的却是“逼代表。”
我们这个民族长期有着“被代表”的思维惯性。曾几何时，运动员们就被寄予了这种厚望，那些在国际比赛中好不容易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就被要求（寄望）说一些爱我中华、振兴国家之类催人奋进的豪言壮语。今天，随着时代的进步，即便是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也再不需要在获奖时“代表中国”说话，他们从国家的代言人变成自己心声的表达者。令人深思的是，当国家权力都学会慢慢退出这样的表演场时，另一种来自民间的权力却水漫金山般地进场，莫言就遭遇了这样的权力。
也许莫言和我们都需要理解，不要对此大惊小怪，它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仍然积聚着“被代表”的渴望，因为，有多少声音“被沉默”，就有多少声音渴望被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厌恶被代表”到“渴望被代表”，仍然彰显着中国的进步。
民意需要出口，由于民意往往被淹没，他们需要代言人，意见领袖就是他们的一种通道。那些有声名的人，那些拥有话语权的人，就有可能成为民意的扩音器。但并不是所有的名人都愿意担当这样的意见领袖，即使担当，他也可以选择不表达这个或者不这样表达。民意和意见领袖其实也有一种契约，而契约精神的要义就是：自由、平等、守信。
莫言谨慎地规避着这样那样的“代言人”角色，他更愿意当一名“讲故事的人”，这是他的职业，也是他对抗各种权力的“盾牌”。
但太多的人不想听故事，他们只想看事故。他们不知道即便是诺贝尔奖加身，人也有孤独的时刻，脆弱的部分。我们都是需要壳的蜗牛，而故事就是莫言这种蜗牛的壳。当这样的壳都容不得莫言藏身，有那么多手恨不得把莫言从故事的壳里拽出来，这让更多的人开始有了寒蝉效应。宁财神在微博惊呼：“对莫言的围剿，看得我毛骨悚然，一个个手拿板砖、义正词严的架势，让我暗下决心，哪怕有天能投票了，也决不能投你们的！”
民意与意见领袖的契约关系，首先就要尊重“契约自由”这一首要的契约精神。吊诡的是，那些“胁迫”莫言代言的人，往往恰恰是最疯狂鼓吹自由的人。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明白：人有选择割辫子的自由，也应该有选择留辫子的自由；人有表达的自由，也应该有不表达的自由；人们有这样表达的自由，也应该有不这样表达的自由；特别是，人有拒绝被代表的自由，也应该有不被强迫代表别人的自由。
所以，我们必须允许乃至鼓励莫言可以“莫言”。你可以选择做仁人或者志士，也请允许别人做一个“说书的人”。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选择，牺牲自己，但不要胁迫别人的选择，让别人牺牲。
是啊！世界有无数的选择。你可以与清风争辩政改吗？你可以和白云讨论房价吗？你可以问流水你幸福吗？——如果你觉得这一切匪夷所思，那么，为什么非要一个讲故事的人进行“领奖问政”呢？一位小说家，或者任何一个普通人，如果他只想做一股清泉，为什么你非要看沙场秋点兵，不可以听听泉水叮咚响呢？
如果你本来就不希望世界一个声音，为什么你非要全世界都成为你的回音壁呢？
【原载2013年1月12日《新京报·评论周刊》】
这次大江健三郎的研讨会被冠以“国际视野”的帽子，想必这帽子大江很喜欢，他一心反对日本的国家主义，强调“民主价值”。莫言当场说：
“大江是个脱离了狭隘民族主义、追求全人类价值的作家。”这话大江听来肯定特别入耳。
大江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曾在1995年买了他的两本小说：《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之后的新书没再买过。大江的文字水平远差于川端康成，虽然他挑战川端康成的诺贝尔获奖感言《我在美丽的日本》很成功，当时，他的获奖演说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我还认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也劣于三岛由纪夫。大江其实更擅长政论和演说。
那次研讨会由大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共同举办。大江说，由中国大陆和台湾、海峡两岸的专家们来讨论一个日本人的文学，这是最荣耀的经验。我相信这话是真心的。大江心里一定喜欢这样的安排，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再加上日本，这纠结在一起的历史沉淀、复杂暗示，正是大江这“东亚代表性作家”所需要的。
莫言说，大江总是说自己老了，写的是最后一部作品，但其实这不可信。歌德78岁了还爱上了一个侣岁的姑娘。虽然他作为晚辈，不敢建议大江爱上18岁的姑娘，但建议大江安排他正在写作的小说《死水》中的父亲有这种经历。奠言其实不用举歌德那么远的例子，说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就行了。
这一次大江的回应比较睿智，他说19岁时是追上了18岁的姑娘，如今这个姑娘73岁了，弄得他一见18岁姑娘，就会想象对方73岁的样子。
朱天文和大江大谈《死水》中的种种情节、意象，特别注重“天皇”这个象征。其中一种说法我头一次听到，说是当初日本战败后是听从了人类学家的建议才保留天皇。我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在那样一个血腥之后的灰烬时代，谁会理会学者的话。
在为人风格上，莫言、朱天文和大江确实代表了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作家。我在现场直接采访交流的对象是奠言。这三个地方的作家待人接物的感觉确实很不同，尤其大陆作家，跟台湾、日本作家都不同。
关于大江来台湾的活动，有很多不知真假的幕后消息。一种说法是本来与大江对谈的台湾作家是李昂，因为大陆的压力换成了朱天文。还有一种说法是本来列名主办单位的还包括东京大学，也因为同样的压力而划掉，因为这个活动应当是两岸交流，而不是“国际交流”。对于这些传言，台湾的主办者都明确否认，真相又成了要探究的东西。
在华人圈，“真相”总容易“不明”，再加上个“暧昧的日本”，“真相”就更成问题了。
杨宏海：莫言是最早评价打工文学的人
对于荣获伯乐奖，杨宏海表达更多的是对青年产业工人的关注。当记者问及获奖后的感言时，杨宏海说，首先非常感谢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中国青年报和广东省青年联合会等策划、组织了此次文学大奖评选活动，给外来工青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其次，广东省是一个经济大省，在经济建设方面确实走在全国前列。广东的经济建设少不了产业工人的贡献。正是他们，为广东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广东省致力构建“文化大省”，尤其少不了重视打工文学的发展。广东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对庞大的劳务工群体的支持、培养和人文关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文学大奖评选活动可以说是广东文化建设的探索、先创模式。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黄金时代杂志社等为外来工构建了如此良好的平台，为他们创造有利的条件，挖掘青年产业工人的创作潜力，意义非凡。
杨宏海说：“我自己也从事外来工文学研究多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接触了大批青年产业工人，像王十月、柳冬妩、周崇贤等，他们的文学创作为打工文学做出了贡献。”
杨宏海告诉记者，2007年在深圳时他送给莫言一本自己主编的打工文学专集。莫言对打工文学作了较高的评价，并说打工文学关注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我们不能小看打工者的文学创作，草根文学也是很重要的。莫言可以说是对打工文学评价最早的人了。“我个人出版了六七部关于打工文学的书。我一般很少参加活动，但此次大奖评选活动确实感觉非常好，我很荣幸能参加此类活动。以前人们把外来工叫做农民工、劳务工群体，现在叫产业工人了。不管怎么称呼，他们的文化创造力是值得肯定的。我希望新生代的产业工人可以在业余继续进行文学创作。”
杨宏海曾经说过要“把读书与写作当作一生的事业来进行”，他希望当代的青年产业工人要脚踏实地，也就是说要勤奋工作，同时能仰望天空，即拥有远大的理想和追求，努力学习，不断充实自己。换句话说，既要把工作做好，又要不断学习，努力把自己的思想提到一定的高度。“如果说对新生代产业工人还有什么说的话，我想把这句话送给他们——脚踏实地，仰望天空。”
刘宁：同是天下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获知自己获得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评选伯乐奖，刘宁表示深感意外，重温了那句“同是天下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记者：您对此次获奖有什么感想或感触？
刘宁：对于获奖深感意外，毕竟我已经离开文学杂志社多年，很感谢评委会还记得当年我和我的同事们为打工文学做过的一些事情。
记者：您对此届文学大奖评选如何评价？有什么建议吗？
刘宁：对于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评选，我是接到你的联系信息才知道的，个人对于“产业工人文学”的提法比较陌生。当年我在《佛山文艺》和《外来工》杂志给打工文学的定义大概包括打工者写的作品、写打工者的作品、打工者爱读的作品，这样打工文学的作者既有打工者作家又有关心打工题材的非打工者作家，并且打工者爱读的作品并不一定只围绕打工本身，也可以是“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各种生活写照，我们希望杂志成为外来打工者，甚至是外来大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因此当时我提出的打工文学口号为“同是天涯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其中包含了不论你是金领、白领、蓝领，不管你是在写字楼、实验室、车间、工地干活，同在广东这一片蓝天下则大家都是一家人的意思。现在这个大奖把打工文学细分成产业工人的文学，强化了蓝领的角色，也许是为了鼓励从车间工地里走出更多的打工作家吧。
记者：您有什么话要对今天的青工文学爱好者说？
刘宁：如果一定要让我对新生代产业工人说点什么，我还是要说那句曾经跟他们的上一代所说过的话：同是天下打工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叶崇华：好作品接地气有根基有人气
已退休三年多的叶崇华老师对组委会授予自己伯乐奖，感到很意外和荣幸，同时也肯定了举办文学大奖的重要意义。他对打工文学作了透切的分析，表达了对打工文学发展的关注和殷切期待。
以下是他对当前打工文学现状的看法：
当代青年产业工人既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又是社会转型、结构调整、利益再分配所造成的种种矛盾与痛苦的实际承担者。他们正在经历实实在在的生活与感情方面的脱胎换骨。他们的观念，他们的语言与行为，完全是另一种“活法”。他们似乎是与“传统”、“历史”割断了联系，但同时存在着永远割不断的中国人的血脉。这一切构成了他们的矛盾与痛苦，构成了他们的荣辱与悲欢，构成了他们内心的危机。
虽然在这样一个文化渐趋快餐或日渐快餐的时代里，网络、电视以及种种多媒体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确实是满足了他们的文化饥渴。但是人类文化是不能靠这类作品来积累的，文化的社会批判功能总是要推动人们去认识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社会的是非功过，而这类作品不可能仅仅是为了解决文化饥渴而生产出来。从这意义上来说，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的举办，是对青年产业工人的现实关怀，把人文精神理论转变为人文精神实践，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一百多年前，美国在西部开发中涌现的西部文学——美国的“打工文学”，曾产生了以杰克·伦敦为代表人物的伟大作家、作品，那么今天，在“打工文学”之声处处可闻的时刻，中国有没有值得我们引以为傲的作家、作品呢？诚然，目前的打工文学大多停留在仅仅揭示了打工生活原生态这一层面上，有些作者被压在生活里面出不来，作品充满了破碎感与压抑感；有的作品则自觉或不自觉地满足了“题材新”这种感觉，却欠缺不同视角不同层面的开拓；有些作品虽拥有丰富的生活，却制约于艺术操练的浅薄，以及文字运用上的无力与苍白……
面对着生活如此丰厚的馈赠，我们的作者或作家似乎太缺乏沉得下去、走得出来的耐心，缺乏从生活中富有创造性地升华出新的艺术品格和艺术精神的勇气。这是我对当前反映底层生活或打工生活的作品感到遗憾的地方。
2012年底，中国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2012年度的中国文化盛事，由此，也让世界聚焦莫言，聚焦莫言的作品，聚焦中国。英国《每日电讯报》评价此事为“让全球终于将目光投向了繁荣的中国文学”，美国《华尔街日报》也评价莫言获诺奖“是中国软实力水平提升的标志，也是中国在文化领域影响力增加的表现”，德国《世界报》则更鲜明地指出，这是“中国全球软实力战略的一次胜利”。
早在2012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几个月前，当欧洲著名公司将莫言列为当年诺贝尔文学奖预测获奖名单赔率的首位后，就很快引发了国内外各界对莫言的追捧。瑞典最大的日报《每日新闻》以“莫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热门”为标题，专门介绍了莫言等候选人的情况。美国《时代周刊》、英国路透社、法国《世界报》、德国《波茨坦新闻报》等多个国家的主流媒体都对这一事件表示了关注和预测。而在两个月前，当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莫言获奖时，莫言的作品迅速登顶图书销售排行榜首，各路媒体竞相追逐报道。
在诺贝尔的故乡瑞典，莫言的小说在两个月间竟卖出7000多套，这在全国人口900余万的瑞典堪称奇迹。在莫言领奖次日，瑞典两大全国性日报《每日新闻》和《瑞典日报》都全文刊登了莫言在瑞典文学院演讲的全文，《每日新闻》文化版还用3个版面详细报道了莫言老家山东高密东北乡，以及该报记者对莫言亲朋好友的采访。瑞典电视制作公司也播放了专程赴高密拍摄的莫言纪录片。法国第一大报纸《费加罗报》、法新社、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美国第二大报纸《今日美国》、日本《每日新闻》等知名媒体都进行了正面报道。毫无疑问，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陆本土作家的莫言，以其作品中“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族群的局限”的令人震撼的文学力量，不仅吸引了各国人民的目光，也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赞誉，成为中国文化在21世纪全球背景下一张极具分量的形象名片。
从莫言的获奖背后，我们看到，经历过封建社会末期的闭关锁国和一百多年拼搏奋斗的中华民族，已经进入到“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的氛围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渴望经济增长的同时，如何树立和传播具有正价值的国家形象以及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水平，已然成为国家对外政策的重点。
莫言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他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在作品中，他采用了更为国际化的构思和措辞，来书写极具中国风格的内容，使得渴望了解中国的外国文学家能看懂莫言书中的一些意义，并能接受他的表达方式。由此也获得了国际译者的青睐，使得其作品不仅成功走出国门，而且是被翻译最多、最精准的华语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红高粱家族》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文、希伯来文、瑞典文、挪威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等多国文字；《丰乳肥臀》则有英文、法文、日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韩文、越南文、西班牙文、波兰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文等译本；《檀香刑》被译为越南文、日文、意大利文、韩文、法文等多国文字；《生死疲劳》也有法国、瑞典、越南、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多国译本。大量译本的出现，使得莫言及其作品能够进入不同国家民众的视野，从而得到核心文化圈的关注和认同。在此次获奖之前，莫言就曾在2004年获得法兰西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和意大利第三十届NONINO国际文学奖，并于2006年获得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等诸多奖项，这一切都为他成功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可谓一败涂地。
中国文学的世界意义体现了软实力的提升
为什么莫言的获奖在国际舆论中会和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的软实力构建密不可分呢？
在21世纪全球化的浪潮中，伴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中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与其不相符的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程度。而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不仅取决于经济这样的硬性因素，更多的还要依靠文化窗口的展示。
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命脉和基础。在我国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曾几何时，中国的文化形象堪居世界之首。但自近代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创，导致中国形象在轰轰烈烈的全球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大起大落，从昔日的万国来朝变为今天的陌生质疑，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的障碍和枷锁。由此，如何重塑我们的国家文化形象就成为发展的重要方面。
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政府逐渐采取开明、开放的姿态，摒弃昔日多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那些僵化、死板的文化外宣手法，通过国家形象片、海外孔子学院等多种形式，开始更加自信、主动地展示自己。而莫言的创作历程正好与这一国家行为暗自相合。莫言在演讲时说：“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
同时，由于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体，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可以完全忽视中国的情况，由此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就成了与中国交往的必由之路，而文学作品作为文化的中心之一，毋庸置疑地成为这一路径的直观载体。所以在某些评论家的眼中，诺奖评委很难不在某种程度上重视中国文学市场。而莫言又因为之前所述的翻译原因使得作品飘洋过海飞入数十个国度，不知不觉中成为中国文化（文学）在海外市场的最佳代表人物。正像中国作协在莫言获奖后颇为自豪的声明中指出，这一结果“表明国际文坛对中国当代文学及作家的深切关注，表明中国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
引发思考
如莫言在感言中所声明的：诺贝尔奖的对象只是一个人，而非一个国家。某个喜获世界公认奖项并引发广泛关注的个人，自然会将关注的目光从他个人成就延展到他所在的领域，进而他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和文化质性特征。但是，这种普遍逻辑的尽头是否也是赞不绝口，就不是一个定论了。换言之，一个人可以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某一方面，绝对不会是全部，中国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以证明的仅仅是他的文学成就得到了以西方（欧洲）为主导的诺奖评审的认可，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文化的更广范围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并非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借此一飞冲天。尤其不可忽视的是，诺贝尔奖颁奖辞中对莫言作品的评价，并无我们所期待的对华夏文明文化内涵的推崇，相反我们看到“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嘲讽”、“革命伪科学”等等这样的或隐或现的带有刻意嘲讽的词汇，让我们不得不保持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