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30 05:46:29
借用历史抒发心中愤懑，曲折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是鲁迅曲笔艺术的重要方式。历史往往是现实的映照，现实又是历史的重现。鲁迅杂文以古写今，往往通过“抨击史弊”来“影射时弊”。鲁迅杂文所涉及的历史是方方面面的，从纵的方面说，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从横的方面说，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开阔性。杂文《儒术》，评古论今，剖析现代儒者心理，文中采用了大量的史料和故事，它跨越了金元、南宋和中华民国等三个历史时期，对众多史实进行熔铸与提炼。表面上看，该篇文章似乎是一种随意的史实缀合。杂文从最古的元遗山说起，作为拓跋魏的后人，金朝灭亡之后，他请元世祖作汉人的儒教大宗师，因而儒户得到了免除兵赋的实利；南宋之后，儒户范氏、商氏、葛氏三家子弟为元代统治者所重用。这就是金元“儒户”如何以“儒术”进身得到“佳杲”的历史史实。鲁迅由历史上的“儒术”水到渠成地引出了当今的“儒术”：“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及次日，上海无线电播音由冯明权先生给我们讲一种奇书：《抱经堂勉学家训》（据《大美晚报》）。”在这看似随意缀合的笔触背后，作家笔锋犀利地指出：“虽被俘虏，犹能为人师，居一切别的俘虏之上”的实质，得出儒术古今相通的最终结论。
鲁迅借用历史抒发愤懑的杂文篇章，可谓不胜枚举。杂文《查旧账》借用五代人韦庄的历史史实，由他想赖旧账而不得的史事，讽刺党国要人吴稚晖、戴季陶、等想抹去‘四・一二’前投机革命所说的“激烈言辞”。杂文《买〈小学大全〉》和《隔膜》两篇意在以清朝文字狱影射的文化专制政策……
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写史并非纯粹抒写史实。“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物。”（《译文序跋集・现代日本小说集》）他把新的生命注进历史，历史“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 。写史旨在鉴今，对历史的再回顾，对过去史实的重新组合、熔铸，都是一种别有用意的表现方式，它间接地、曲折地映照出了现代人的灵魂，是对现实世界的反面观照。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属于主流文化，受到历史的认可，信仰者很多。杂文《儒术》着眼点不在“儒教”本身，而在儒教的信仰者――“儒者”，“‘儒者之泽深且远’即小见大，我们由此可以明白‘儒术’，知道‘儒效’了”。在鲁迅看来，儒家经典并非儒者至高无上的信仰，儒者不过用它来获私利、窃美名，这种行为即所谓“儒术”。历史上的儒者，随着时间流驶，已为逝去的云烟，而“儒者的后代”仍在现实世界中流转活动。由此，杂文的现实指向不言自明。现实社会中的20世纪30年代，读经尊孔的声音层出不穷，有章士钊在《甲寅》周刊鼓吹“读经救国”，有提倡恢复祀礼祭典，正如鲁迅在《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中所说的，“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拨开这些声音的迷雾，鲁迅发现了更为本质的东西。鲁迅在该文中认为，所谓的“儒者”，其实缺乏虔诚的内心、坚定的信仰，信仰与主义不过是它们晋升路上的一块敲门砖，他们从来不是真正的信仰者；在这类人看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通过一番分析与解剖，历史上的儒者与现实中的儒者相形比照，历史上的“儒术”与现实中的“儒术”相联系，言在此而意在彼，这篇杂文于是达到了委婉曲折，意味深长的艺术效果。
鲁迅钟爱曲笔艺术，是由时代原因和审美特点两方面的因素所决定：
1.从艺术的角度看，曲笔本身曲折、婉曲达意的特点正契合艺术含蓄性的要求。古人有语：“文章要有曲折，不可作直头布袋。”鲁迅反对随意的谩骂和词意的浅露，他肯定婉转艺术，“词意浅露，已同谩骂，所谓‘婉曲’，实非所知。”（《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杂文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固然需要斗争的锋芒，但蕴藉含蓄方能使之保有艺术品格。他在《两地书・三二》中说：“此种猛烈的攻击，只宜用散文，如‘杂感’之类，而造语还须曲折，否则容易引起反感。”鲁迅在给瞿秋白修改杂文时，曾用力删削许多过露的言辞和意思，因为他深深认识到：“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2.从现实的因素看，鲁迅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文禁如毛，缇骑遍地”的年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政治斗争日益激烈，政府当局为了夺取文化方面的阵地，往往采取一些激烈的政策，国民政府的文化围剿更加严重，鲁迅在《准风月谈》中“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因为无法直言，他只好借用风月的外衣来表现政治风云，“谈风云的人，风月也谈得，谈风月就谈风月罢，虽然仍旧不能正如尊意。”在当时的情势下，曲笔艺术成为杂文家冲破文网、突破文化围剿的有效方式，“文艺仍在滋长。但自然是好像压于大石头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它恰如压载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却在曲曲折折地生长。”（《且介亭杂文・〈草鞋集〉小引》）显然，这种艺术传达方式烙刻着浓厚的时代印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作家不能够自由抨击时政、不能够放笔直抒胸臆，只好寻求别样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心声。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杂文创作，几乎倾注了鲁迅先生的大部分心血。鲁迅先生的杂文对现代传媒中各种评论文体的出现和影响，对杂文创作题材、体裁、手段的开拓，对现代文语言运用的自由无拘、富有创造力的贡献，想象思维的逆向运用和正反的结合可谓影响深远，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在鲁迅先生创作后期，他倾注了大部分心血于杂文创作中，可以说，鲁迅先生的名字是与他的杂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在对鲁迅先生的评价中，引起最大争议的同样也是他的杂文。从其生前直到现当代，对他的杂文的肯定与赞赏、否定与嘲讽就从未停止过。尽管一些文学评论家或读过鲁迅先生杂文的读者曾无数次地宣布：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就连他本人也一再表示希望他的攻击时弊的杂文“与时弊同时灭亡”，但事实却是难以回避的，即鲁迅先生的杂文始终为一切关心与思考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问题的中国人所钟爱。鲁迅先生的杂文在现当代仍是中国社会中活生生的“存在”对正在发展的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作用，对现实的中国人心产生影响。它的每一次最新发表，仍能给读者一个针对当前现实而写的感觉。读者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觉和发现，可谓常读常新。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可以发现它在现当代仍然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他的杂文对现代传播中各种评论性文体的出现和影响，杂文创作题材、体裁、手段的开拓，对现代文语言运用的自由无拘、富有创造力的贡献，以及想象思维的逆向运用和正反结合可谓影响至深。
l 鲁迅杂文对现代传播的意义
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传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先生的杂文，总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剐刊》，以及20世纪 3o年代的《萌芽》《太自》《申报 ·自由谈》等，这决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或者说，它是现代作家通过现代传播媒介与它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有效的方式。鲁迅正是通过杂文这种形式，由地深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地接纳、反映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做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并及时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随着现代传媒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杂文也就更加触及和深入到现代生活中，并成为人们现代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比拟的。正因为杂文与“现在时”的生活有着如此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杂文“魁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对此，鲁迅先生非常自信，他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儿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鲁迅曾经“想到可以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这种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斟的‘人史” 。可以说鲁迅的杂文不仅是现代 中团社会、政治、历史、法律、哲学、道德、文学艺术，乃至经济、军事……的“百科全=}弓”，更是对中国现代国民的文化心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以及民性、民情、民俗、民魂的真实、生动而深刻的描绘，是一部活的现代中国人的“人史”。有人甚至说，要了解中国的国情，就要了解创造这国情的中国人；而要了解中国人 ，莫过于细心阅读鲁迅杂文这一历史文献。
2 鲁迅杂文对自由创作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现一种叫做杂文的东西”。他还说：“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们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 ’的规定 ，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 ，他就这样写。” 这就是说，杂文是一个未经规范的文体，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无体之文。“无体”固然会给它的学习、推广、再产生造成困难，却同时提供了特别大的自由创造的空问“以为非这样写不可，就这样写”，一切出于内心 自由欲念的驱动，最方便地表达 自由。可以说，正是因为杂文这种“无体的自由体式”才使得鲁迅天马行空的思想艺术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我们看到，鲁迅是那样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的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诗的、戏剧的、小说 的、散文的、绘 的，以至音乐的… …熔为一炉。鲁迅正是利用杂文这一形式，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进行他的文体实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杂文”确实具有某种先锋性。这是鲁迅终于找到的最足以发挥他的创造天才的，也是最适合于他的文体。正如此，鲁迅的杂文，才具有了某种不可重复性。鲁迅杂文的“个人性”，体现了“文学的现代性”这一基本特征，利用它可以更直接地与现实对话，也更能满足读者的需要。
3 鲁迅杂文富有创造力的语言运用
与其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尤拘且极富创造力的。例如，在《纪念刘和珍君》里，鲁迅是那样自如地驱遣着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旬、陈述句与反问句的相互交错；混合着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荚与气势，真可谓“声情并茂”。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敛。同时，鲁迅杂文的语青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讲青对思想的束缚，用以达到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这都是鲁迅为表达自己对外部事物的独特反映、内心世界的“离奇和荒芜”所需要的。在鲁迅杂文中，他有时将含义相反的或不相容的词组织在一起，于不合逻辑中显示深刻，例如：“有理的压迫”“豪语的折扣”“跪着的造反”“在嫩苗上驰骋”等等。
有时他又随意乱用词语，例如，女士们“勒令脚尖”“小起来”，用“一只黑柱子”将脚跟支起，叫它“离开地球”：这是“大词小用”；君子远离庖厨而大嚼，“于是他心安理得，天趣盎然，剔剔牙齿，摸摸肚皮，‘万物皆备于我矣’了”：这是“庄词谐用”；“雄兵解甲而密斯托枪，是富于戏剧性的”：这是中(英语)、文(言)、白(话)词语对用；“商人……遇有不合自意的，便一气呵成屎橛，而世界上蛆虫也委实太多”：这是“雅俗杂用”；“诗人”坐在“金的坦克车”上“凯旋”，“教育家”在“酒杯问”“谋害”学生，“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老鼠“飘忽”地走着，那态度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这都是有意的词语配合不当；“好像失去东三省，党国倒愈像一个国，……可以博得‘友邦人士’永远‘国’下去一样”：以名词作动词用，这自然是“明知故犯”；“日‘唉’乎于予蔑问之。
何也?噫嘻吗呢为之障也”，“这确是一条熹微翠朴的硬汉!王九妈妈的凌曾小提囊，杜鹃叫道‘行不得也哥哥’儿。嗡然‘哀哈’之蓝缕的蒺藜，劣马样儿。这口风一滑溜，凡有绯刚的评论都要逼得翘辫儿了”：这更是一种“戏仿”，将对语言的偏颇推于极端。
所有这一切，又非事先的精心设计，而是笔到之处，自然流出；待写到兴会淋漓时，就更是无拘无忌地将诸多不相谐的语言顺手拈米，为“我”所用。请看“即使连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低与马其顿乎?——外国也有的!”(《外国也有》)“今年，我竟发现了公理之所在了，……北京巾央公园里不是有一座石牌坊，上面刻着四个大字道：公理战胜么?——yes，就是这个”(《公理之所在》)“原来‘中国第一流作家’……不过是要给人……‘破颜一笑’，… …那么，我也来‘破颜一笑’吧——哈!”(《奇怪(三)》)。这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人们所看到 的是他对现存秩序(社会、文化的秩序，思维逻辑的 秩序，以及语言的秩序)的大不敬与随意戏弄，以及明知戴着镣铐，仍渴望着自由地思想与自由地表达的挣扎。鲁迅的杂文，正是集中体现了始终没有走出奴隶时代的鲁迅的叛逆性与异质性。
4 鲁迅杂文对习惯思维的挑战
鲁迅杂文的思维方式也足非规范化的，他常遨游在常规思维之外，另辟蹊径，别出心裁，采取全新的思路。例如，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著名的学术随笔里，当谈到嵇康、阮籍，学术史、思想史上“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这个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时，但鲁迅却依据当时人们所谓的“崇奉礼教”，其实就是借以自利，进而提出了另一种独到的心理分析：真正信奉礼教的老实人对此“不平之极，无计可施，继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于是得出了不同于前人的结论：嵇、阮之毁坏礼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潜意识里)却是爱之过深的表现。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有人著文大加谴责，以为他不该“错杀党人”。鲁迅却提出“异议”，说“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由此得出了一个事关重大的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鲁迅杂文的这些分析、论断，常对读者的习惯性思维构成一种挑战，但细加体味，却不能不承认其内在的深刻性与说服力。由于鲁迅的杂文往往具有某种实验性与先锋式，读者对鲁迅杂文的接受，必有一个从陌生到逐渐熟悉、以至由衷叹服的过程。
鲁迅的杂文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或想象力。人们最感惊异的是，鲁迅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物联结在一起：他总是在“行”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这在鲁迅杂文里，几乎是俯拾皆是，从而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基本联想或想象模式。例如，文人雅士的小品文“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与“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小品文的危机》)；“批评家”砍杀杂文的立论与孔雀翘尾巴露出的屁眼(《商贾的批评》)；失势的党国元老与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新药》)；文坛高士的“归隐”与官场俗子的“瞰饭之道”(《隐士》)；庄严的“现代史”与骗人的“变戏法”(《现代史》)等。在鲁迅联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经鲁迅妙笔牵连，就达到了“神圣”(之人、之物)的“戏谑化”“高雅”的“恶俗化”，这其实揭示了更大的真实，被嘲弄者(也即自命的“高贵者”)越是不齿于此，越是仿佛被迫慑其魂一般，摆脱不掉。
鲁迅联想力或想象力对习惯思维挑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他对“历史(过去)”与“现实(现在)”联系的独特感受与发现。他一再谈到，“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祖母的模样就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要预知令夫人日后的风姿，也只要看丈母”，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驰，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尽管在理性层面，鲁迅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信奉着历史进化论，但他直接感受(感觉)到的他的心理与情感体验到的，真正刻骨铭心的，却是这老巾国时间的停滞，历史的循环与过去的重来。正是这历史的鬼魂与现实的活人的“循环叠合”才构成了鲁迅杂文的另一个基本的联想或想象模式。所以，在鲁迅的杂文中，历史上杀革命党人的袁世凯与现实中屠戮革命青年的蒋介石之间，魏晋时代爱礼教而反礼教的嵇、阮与国民党清党后避而不谈三民主义的孙中山的真正信徒之间，引起种种联想是十分自然的。而当鲁迅在打着“新艺术”的旗号的北京大学学生中看到了“旧道德”的重现时，他便找到了最好的杂文题材。后来，在他的笔下，不断地出现：“新式青年与桐城谬种 ’或 ‘选学妖孽’的喽罗”(《重三感旧》)，“提倡白话”的战士与“念出古字来嘲笑后进青年”的教授(《“感旧”以后(下)》)，“洋服青年”“拜佛”这一类的意象重叠。如果说前一类“把彼此不相干的事情牵连在一起”的联想给人以荒诞之感 ，那么，这类“新与旧、历史与现实重合”的联想，就让人感到绝望。这与人们所喜好的种种乐观主义的豪言相比，自然显得不合时宜，也是一种不符合大多数人的信念规范的“怪”。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 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鲁 迅．鲁迅全集(第 6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 鲁 迅．鲁迅全集(第 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 鲁 迅．鲁迅全集(第 3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关键词：鲁迅；杂文；大时代；革命观
中图分类号：I2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9-0013-01
“鲁迅被人讥为‘杂感家’。实际上，鲁迅以杂文创作为这个时代寻找到了最贴近生活的艺术形式。”鲁迅的杂文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性和政治理想性的结合，完整而深刻的呈现了其作为启蒙领袖的心路历程和革命斗士的求索之路。这些杂文既是鲁迅探寻革命之路的详细记载，也是这个“大时代”的革命的真实写照。
一、理性的肯定：军事力量于革命的决定作用
首先，鲁迅对于“革命”的“破坏力”，有着理性的审视，而对于“军事斗争”在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有着非常坦然的接受。鲜血、战火、牺牲、毁灭，这些概念在鲁迅的头脑中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绝不仅仅是文人诗性的幻想。鲁迅是这样描述革命的：“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
既然革命是真刀真枪的战斗，充溢着鲜血淋漓的牺牲。那么军事力量的强大和对于实际战况的把握自然成为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怀着对于革命“现实性”的充分理解，鲁迅对“文艺是革命的先驱”提出异议。他认为：“先要有军，才能革命，凡已经革命的地方，都是军队先到的：这是先驱。”与此同时，鲁迅对于“文学于革命的巨大作用”也有着深深的怀疑。正如其自己所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倒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其对于“实地战斗”于革命斗争中地位的肯定是值得认可和钦佩的，作为一个文人能有如此的理性和现实感，实属不易。
二、真切的感悟：文艺宣传于革命的辅助作用
难道在鲁迅的“革命观”中，文学的作用真的是微乎其微吗？当然不是，鲁迅曾指出：“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透过这句话，我们可以洞察到鲁迅作为文人对于革命宏远的抱负和深沉的责任感。笔者认为：鲁迅充分的肯定文艺和文学家对于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同时对于其作为宣传的工具和辅助的层面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真切的感悟。
从“女师大风潮”时的率性直言，到“三一八惨案”后的慷慨陈词；从对“好政府主义”的针砭时弊，到给“左联五烈士”的以泪作传。我们看到了鲁迅于革命中的无畏和赤诚，也感受到了其作为一介书生对于黑暗势力的无奈和对于时局掌控的力不从心。然而文人那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意识和鲁迅自身性格中的执拗，使其对于革命有着“虽九死而犹未悔的”的执着。
鲁迅提倡文艺工作者投身于革命实践，实现“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的转变。并且，他强调文学工作者要做切实有益的工作，认为：“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腐朽的小草”。如此谦逊的姿态，如此真挚的追求，塑造了一个“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魂魄”，也作为进步文人的标兵成为了爱国知识分子楷模。
三、坚定的信仰：无产阶级于革命的推动作用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鲁迅开始把无产阶级的作为了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希望所在。以“”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无产阶级”的抛弃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相反，对于无产阶级的重新唤醒和依靠则成为了反抗政府的必杀技，和新一轮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鲁迅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感悟到了这一点，给予了无产阶级最大的期望。用其中肯的陈述和激情的呼吁，引领中国的爱国志士向无产阶级靠拢。鲁迅认为：“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
透过鲁迅的杂文，我们可以深刻的洞察到鲁迅心中的革命历程。他敢于正视鲜血淋漓的战斗，敢于和无产阶级工农大众并肩作战。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到1930年“左联”成立，从对“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彻底失望，到对“无产阶级工农联盟”的坚定信仰，“大时代”的革命被逐渐明了为一场“无产阶级工农革命”的“方兴未艾”和“风云又起”，而鲁迅的“革命观”也在其不断的进步与完善中，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心有灵犀、殊途同归。
参考文献：
[1]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5.
[2]鲁迅.鲁迅全集4·二心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8.
[3]鲁迅.鲁迅文集3·而已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8.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了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2、选自《华盖集·北京通信》：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 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 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3、选自《坟》：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
[关键词]思想 战斗 学术
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27-0292-01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后改为豫亭，浙江绍兴会稽县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1921年发表中篇小说《阿Q正传》。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鲁迅的作品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且介亭杂文》等。他的作品有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并有多部小说被先后改编成电影。其作品对于以后的中国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以笔代戈，奋笔疾书，战斗一生，被誉为“民族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一生的写照。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更加是一位杰出的编辑家。他在编辑工作中留下了很多的可贵经验，非常值得我们编辑人不断学习和借鉴。本文试论鲁迅在编辑思想三个性。
我们要从在鲁迅先生英勇战斗的一生中看，他就是一个思想者，同时有着巨大痛苦的灵魂。他的一生无不以同时期的社会思潮为证物，同时鲁迅先生对同时期思潮又有着距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思想。鲁迅渴望自己国家的强大。他这种视角去看国与国的关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倾向。鲁迅不同他人的地方，还在其同样关心的那种超越功利层面的价值。文学创作与革命的编辑出版工作是紧密相连的，报刊就是鲁迅进行革命战斗的主平台。
鲁迅在103家报刊上发表过742篇文章，在15家日报上发表过254篇；在 78家期刊上发表过466篇；在9家外文报刊上发表过14篇。鲁迅战斗的一生中，他主编及参与或编辑的刊物有《新青年》、《越铎日报》、《莽原》、《民报副刊》等18家报刊，并与许多进步的中外新闻工作者有密切的联系，如邹韬奋、斯诺、山上正义等。鲁迅是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更是编辑家。他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文学有巨大贡献，同时对我国出版事业也有伟大的贡献。他留下了珍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他是文艺型的思想家和思想型的文艺家、编辑家，（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他对中国社会的各种黑暗的深刻解剖与尖锐批判，同时也是鲁迅一生的思想工作和编辑思想成就；而其中对中国旧道德的批判（主要在其前期），则是鲁迅批判中国社会的黑暗的核心内容。
从文化层面说，鲁迅的编辑思想和作品更加具有战斗性。并能深刻解剖了旧事物。同志曾指出：“鲁迅那样反对旧事物，肯定新东西的精神，我们很多党员还没有。”还说：“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鲁迅战斗精神就是“韧”。 它是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是宝贵的。 鲁迅认识到旧中国的旧事物、旧社会的黑势力非常黑暗。而且渗透到社会各领域，它在不同的形势下变换各种外表来维持它。所以中国的真正的改革就特别艰难，“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甚至“改革一两，反动十斤”。鲁迅还指出中国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鲁迅在报刊编辑工作所产生的又一个重要价值就是他通过报刊的作品作为武器来唤醒人民大众同旧社会作坚决地斗争。
宋应离主编的《20世纪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研究资料汇编》把鲁迅也收纳其中，介绍了鲁迅的编辑实践和思想，肯定了鲁迅在编辑出版方面的成果。还有孙郁还在《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两本书中分别记录鲁迅与胡适由同一营垒到对立的论战经历，鲁迅与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设计过程，从不同方面地体现了鲁迅当时的编辑思想。
鲁迅报刊编辑活动的论著可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部分。从宏观的角度上论述鲁迅的报刊编辑出版实践活动和编辑思想的这些论文主要是在整体上分析概括鲁迅办报刊编辑的经历，提炼他在编辑工作中的宗旨、特点或原则。秦川编著的《鲁迅出版系年（1906～1936）》从时间上以年为单位，系统地辑录鲁迅从1906年在日本弃医从文，筹办《新生》杂志，至1936年在上海逝世前两天，致信曹靖华出版瞿秋白《海上述林》下卷期间的编辑出版工作及言论的史料长编，是研究鲁迅及其出版问题的重要资料。张永江的《鲁迅与编辑》将鲁迅从旅日到五四期间的编辑实践和思想，从培养青年作家、编辑文艺副刊与文学期刊以及鲁迅的编辑美学思想这几个角度进行了详实的论述，算是一部论述鲁迅编辑工作的专著。谢清风的《鲁迅与编辑道德》，从职业道德角度阐述了鲁迅的观点，他认为崇高的历史文化感是编辑职业道德的基础；使读者满意、对读者负责是编辑实践的出发点和执着追求；并且编辑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
从微观的层面上，论述鲁迅报刊编辑工作的某一方面。鲁迅的编辑工作范围几乎覆盖了选题策划、组稿、审稿、校订、校对、装帧、版式、封面设计、印制、发行、广告、市场调查、信息反馈等全部过程。大到刊物的创办，出版社的经营，小到书刊的启示、告白、绍介、小信、附白、例言、小引、编校后记、按语、甚至新年贺词，他都亲自处理过。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是对鲁迅如何编辑出版刊物、整理古籍、如何审稿改稿、装帧插图以及广告宣传等具体工作进行论述。惠萍的《〈铁流〉的出版与鲁迅的编辑思想》、谢清风的《鲁迅对现代书籍插图的贡献》、余昌谷的《鲁迅论文章之删》、范军的《鲁迅先生的书刊广告艺术》、杨永德的《鲁迅・现代书籍装帧艺术・贡献》、腾亚香和娄国忠的《鲁迅、老舍撰写的书刊广告》等文章。这些论文如同散金碎玉般见诸于报刊杂志中，可以看出在这方面是鲁迅研究中的薄弱和边缘领域，尚有一定的研究空间。鲁迅研究的成果很多，我们要全面地了解鲁迅及其思想，并且它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有待学术界对这个领域进一步开掘。
参考文献
[1] 方汉奇：《报史与报人》[M]，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2] 谢清风：《鲁迅与编辑道德》[J]，《编辑学刊》，1997年第4期.
[3] 吴泽顺：《鲁迅的编辑思想及其当代意义》[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3期.
[4] 鲁迅：《鲁迅全集》（1～16卷）[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5] 宋庆龄 周建人 茅盾：《鲁迅回忆录》[M]，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6] 山东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M]，山东师范学报资料丛书，1976年版.
一、推荐和参评标准
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遵循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精品意识，力求推荐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二、所设奖项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奖
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奖
三、推荐范围
1、根据《鲁迅文学奖评奖试行条例（修订稿）》，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推荐参评的作品均应为2004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公开发表的作品（单篇作品以首次发表的时间为准，书籍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
2、鉴于评选工作的语言限制，凡是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要求以汉文译作参加评选。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可参加中国作协有关少数民族文学奖项的评奖。
3、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以单篇作品参评。诗歌、散文、杂文作品，以出版的诗集、散文集、杂文集参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著述，单篇作品和作品集，均可参评。
4、参评翻译奖的作品，文体不限，中译外、外译中均可。
四、推荐办法及时间
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总政宣传部艺术局推荐本地区本部门作家的参评作品，各文学出版社、文学报刊社亦可推荐本报、刊、社的参评作品。各推荐单位推荐的篇目，每个奖项不要超过5部，超过者评奖办公室将依上报的作品顺序，选择前5位参评。
各推荐单位请以公函方式列出推荐作品名单、作者姓名、发表或出版的时间、发表或出版的报刊社。连同作品（每篇、部请备两份，参评翻译奖，还须附上原文复印件两份）寄送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请在邮件外部标明参评的类别，如“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等。
本届推荐时间为2007年8月21―2007年9月21日，以邮件寄出地邮戳为准。
五、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地址
邮政编码：100013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 中国作家协会502室
电话：64221879 64489983 64489981
联系人：赵宁 王颖 岳雯
对各推荐单位的协作，谨致衷心谢意！
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评奖办公室
【正 文】
按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的界定，马华新文学就是接受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出现的，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渊源于中国新文学，同属于语文系统，但在其发展中，又渐渐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自成一个系统。这个界定从发生学的角度，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中国五四新文学对马华文学产生了一种“形成性影响”。资料表明，也可以直接说是事实表明，在中国新文学经典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当中，又以鲁迅为最：马来亚作家韩山元（章翰）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注：韩山元：《鲁迅与马华新文学》，新加坡风华出版社，1977年版，第1页。）；在马来亚广泛流传着一个小册子《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全是歌颂鲁迅如何伟大的；鲁迅的作品作为经典被新马作家最大程度地摹仿、移植，单是《阿Q正传》就有上十个摹写本、改写本； 鲁迅的杂文在新马被极度推崇，成为一种主导性写作潮流；新马作家、学者方修、赵戎、高潮、方北方等论述文学问题处处以鲁迅为依据；鲁迅逝世后新马文化界对他的悼念，是新马追悼一位作家最隆重、最庄严、空前绝后的一次……问题是，为什么对马华文学产生巨大影响或说马华文学最多接受的，是鲁迅而不是别人，不是郭沫若、茅盾、巴金，不是在新马呆过的老舍、郁达夫……？文学影响经过的路线是：放送者，媒介者，接受者。从“放送者”考察，鲁迅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也是中国新文学中声名最大的，直接渊源于中国新文学的马华文学自是对这新文学的“奠基人”和声名卓著者有特别的关注；鲁迅作品本身的艺术感召力又自有其向马华文坛的巨大辐射力。从“媒介者”考察，一如新加坡学者王润华所述，鲁迅“以左翼文人的领袖形象被移居新马的文化人用来宣扬与推展左派文学思潮。除了左派文人、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爱国华侨都尽了最大努力去塑造鲁迅的英雄形象。”（注：王润华：《华文后殖民文学——中国、东南亚个案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接着的问题是，也就是从“接受者”考察，为什么新马左派文人对鲁迅的更多“非文学性”的宣传会激起那么大的响应？王润华论述道：“共产党在新马殖民社会里，为了塑造一个代表左翼人士的崇拜偶像，他们采用中国的模式，要拿出一个文学家来作为膜拜的对象，这样这个英雄才能被英国殖民主义政府接受。鲁迅是一个很理想的偶像和旗帜。”这段话启示我把问题放到殖民语境中去考察。面对殖民主义者，面对强权，马华文学自觉承担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而鲁迅恰恰被左派文人塑造成这样一个以文学来进行启蒙与救亡的民族英雄，从而进入新马文化人的“期待视野”。
一、殖民语境中对前驱作家的独特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半殖民地”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或一些国家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主权所处的半独立的地位。部分的国家主权受制于他国。“在形式上是独立的，实际上却被财政和外交方面的附属关系的罗网包围着。”（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页。）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多次举行侵略战争，打败中国后，强迫订立不平等条约，中国就“在形式上独立”，而政治经济等都严重“受制于”列强。生活在这种半殖民地处境中的青年鲁迅，高扬“我以我血荐轩辕”，其志不在文学，而在科学救国，转而以医学强国民之体，最后才落实到以文学变国民之心。也就是说，鲁迅自己对文学的选择，不是或主要不是基于对文学的兴趣，也不是或主要不是基于生性中的文学禀赋，而是或主要是在于当时的他认定文艺更能改变人的精神，从而“立人”，从而进行民族自救。
鲁迅具体的创作是外国作品推动的，一如他自己所说，写小说“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而鲁迅对外国作品的选择，不大以艺术性的高低来取舍，而注重挑选那些反映被压迫民族和弱小国家人民苦难命运的作品来阅读和介绍，他曾说：“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注：《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又在《杂忆》里说：“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那时我记得的人， 还有波兰复仇的诗人 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 fisa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进入从文之初的鲁迅视野的、对鲁迅的创作构成“形成性影响”的外国前驱作家，并非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等等，而是俄国的契诃夫、果戈理，挪威的易卜生，匈牙利的裴多菲，乃至算不上经典的波兰的显克微支，菲律宾的黎萨尔等。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对被压迫被奴役的苦难的反映，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对争取独立富强的心声的抒发等等，正好满足了半殖民地鲁迅的情感诉求。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新马作家对鲁迅的接受上。1819年1月25日， 英国军官莱佛士在新加坡河口登陆后，新马便沦为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在1958年独立，新加坡拖延到1965年才摆脱殖民统治。马华新文学正是在这种殖民语境中生成。面对殖民统治，马华文学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精神上的父亲”，来以文学作武器抵抗强权，这个文学上的又是精神意志上的“父亲”被塑造出来，这就是鲁迅。
许多论者都已指出，马华文学对鲁迅的接受，有一个“形象转变”的过程。20年代的新马文坛响应大陆的“革命文学”，批判鲁迅“落伍”。1930年，《星洲日报》副刊发表一位署名“陵”的作者写的《文艺的方向》，说道：“我觉得十余年来，中国的文坛上，还只见几个很熟悉的人，把持着首席。鲁迅、郁达夫一类的老作家，还没有失去了青年们信仰的重心。这简直是十年来中国的文艺，绝对没有能向前一步的铁证。”（注：陵：《文艺的方向》，《星洲日报·野葩》（副刊）1930年3月19日；又见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1册。）
然后转折出现了，1929年前后，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1930年“左联”成立，鲁迅成为领导人，于是他在新马的形象来了个大转变：不再是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也不只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重要作家，而是一个左派的、反资产阶级的、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作家。这个“形象转变过程”即体现了马华文坛对鲁迅的选择更多地不是出于艺术的诉求，而是出于“革命”的诉求。拒绝与接受，批判与大肆宣传，都存在着对鲁迅的严重“误读”，都有过多的政治阐释。事实上，可以这样说，对鲁迅的批判，是嫌这个文学与意志上的“父亲”不够有“革命”的力量；对鲁迅的推崇，是鲁迅在中国成了左翼领导人，是因为这个“父亲”成了强有力的“革命”的父亲。
移居新马的左派作家张天白（丘康）称鲁迅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与“中国文坛文学之父”；新加坡作家方修称颂鲁迅为“青年导师”、“新中国的圣人”，甚至引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话论证鲁迅就是“具有最高道德品质的人”；马来亚作家韩山元，著《鲁迅与马华新文艺》，宣称：“鲁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在新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鲁迅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鲁迅的著作，充满了反帝反殖反封建精神……对于进行反殖反封建的马来亚人民是极大的鼓舞和启发，是马来亚人民争取民主与自由的锐利思想武器。”……鲁迅就是这样被塑造成战士、巨人、导师、反殖反封的民族英雄进入新马。“鲁迅作为一个经典作家，被人从中国移植过来，是要学他反殖民、反旧文化，彻底革命”，“要利用鲁迅来实现本地的政治目标：推翻英殖民地。”这就是殖民语境中马华文学对前驱作家的独特选择，突出思想政治功能而并不突出艺术功能，重政治的革命的身份和形象（民族英雄、战士）超过对文学身份和形象的看重。
二、殖民语境中的特定主题
可以说，殖民语境中的两个主题词是“启蒙”与“救亡”，两者并不构成对立。比如在鲁迅那里，就统一于他的“立人”思想。怎样“立人”？靠启蒙；“立人”后怎样？救亡，以立国。即是鲁迅所谓“救国之道，首在立人”。又统一于他的“遵命”而“呐喊”的文学观，呐喊是为唤醒沉睡的国民，承担启蒙的功能；呐喊以慰藉战斗的勇士，承担救亡的功能。
这种文艺观被殖民地新马文坛移植过来。在鲁迅还没有被新马“正式接受”之前，他的作品已传入南洋，他的文艺观已在那里得到认同与响应。1926年4月， 一家华文周刊《星光》杂志上，发表了南奎的文章《本刊今后的态度》，写道：“我们深愿尽我们力之所能地扫除黑暗，创造光明。我们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决不是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英雄，只不过在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愿寂寞，忍不住的呐喊几声‘光明！光明！’倘若这微弱的呼声，不幸而惊醒了沉睡人们的好梦，我们只要求他们不要唾骂，不要驱逐我们，沉睡者自沉睡，呐喊者自呐喊……”（注：南奎：《本刊今后的态度》，《星光》1926年4月。）大到观念，小到造句、用词，都明显有鲁迅《呐喊·自序》的影子。这样的文艺观对文学的主题表达以一定的规约，“惊醒沉睡的人们”，是为“启蒙”，所谓“沉睡者自沉睡”不过是愤激之词；“扫除黑暗，创造光明……忍不住呐喊”，在殖民语境里即是“救亡”。从而，文学的主题主要就不是抽象的爱与死、情与仇，甚至不是抽象的“人性”，而是具体的“惨淡的人生”和“改变”这人生；不是休闲甚至不是“雅致”，而是“呐喊”与“战斗”。
殖民地新马作家由于有着和鲁迅相同的情感和精神的诉求，在阅读和借鉴鲁迅作品时，首先就在主题和内容上获得共鸣，很快“认同”了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解剖，对被奴役的处境的揭示，以及其所承担的启蒙、“立人”与“救国”。然后他们对之加以“消化变形”，力求以富于自己新马特色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来。各种南洋版的《阿Q正传》、吐虹的《“美是大”阿Q别传》、丁翼的《阿Q外传》、 林万菁的《阿Q正传》、李龙的再世阿Q……在对鲁迅的《阿Q 正传》加以“消化”后，又“变形”为殖民者统治下南洋国民的“精神胜利”的独特“行状”：一是拜金，“美是大”阿Q、再世阿Q等都千方百计地捞钱；二是逐色，丁翼笔下的阿Q“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是躺在布床上一面摸女人的大腿，一面吞其黑米”；三是忘祖，都反对学华语，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四是崇洋，如“美是大”阿Q以“恶马劣根”（American）自居。鲁迅的《阿Q正传》已透露出殖民主义者与本地封建主合谋，构成对人民的掠夺——投靠洋人的假洋鬼子与赵太爷勾结，共同剥削雇农阿Q。马华文学的“阿Q”将这一点充分放大，暴露出殖民主义统治下， 新马社会拜金主义盛行，殖民文化打压华文、摧残华族文化，崇尚洋文化，从而导致拜金、忘祖、崇洋等南洋特质的“国民性”。正是经由类似的移植、变形、放大，马华文学呼应和延续着鲁迅的主题，在殖民语境中顽强书写着启蒙与救亡。
三、殖民语境中的艺术偏好
殖民地新马文学在接受中国新文学时，表现出特定的文学思潮倾向，即特别青睐现实主义的思潮及作家。从1919年10月前后马华新文学运动兴起开始，文学工作者的兴趣就主要集中在现实主义方面，几乎全部模仿学习五四新文学中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品，以鲁迅的作品、文学研究会作家的作品为主要对象。方修在《马华文学的主流——现实主义的发展》中说：“马华文学创作的主要倾向，一开始就是现实主义的，尽管几十年来新马文学运动有时高涨，有时低沉，但现实主义精神却始终贯穿着战前新马的文学史，体现在所有重要的作品里，成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从未间断过。”然后他又进一步认为，只有鲁迅的作品是旧现实主义中最高一级的彻底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只有鲁迅的作品达到这个高度。另一位作家，马来西亚的方北方，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论述马华文学时，也处处以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最高的典范与模式。这些事实这些论断说明，马华文学在对中国新文学的诸种思潮进行筛选后，主要选择的是现实主义，又主要是鲁迅的现实主义。
一种文学思潮只有在相对适宜的精神气氛中才能得到相对充分的移植和发展。殖民主义残酷统治下的新马，没有适宜浪漫主义文学生长的精神气氛，因此一是迟至1925年7月15日（而现实主义早在1919 年即传入）创刊的《新国民日报》文艺副刊《南风》上，才由一位来自中国的喜爱浪漫主义的移民作者“拓哥”第一次介绍五四新文学中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二是浪漫主义文学在新马虽也形成一定的气候，但其势头还是远不如现实主义的创作。现代主义从哲学、文化的高度对生活进行把握，它有意地将生活变形，与生活拉开距离，它在殖民地新马也没有适宜的土壤，致力于救亡图存的新马文化人无暇去对人生进行过多的抽象思辨，他们需要贴近现实的“地面”。于是，自觉承担反帝反殖、启蒙救亡的马华文学，与注重客观写实的现实主义思潮相遇，与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的经典鲁迅相遇。
殖民地新马文学在接受中国新文学经典时，还表现出特定的体裁偏好，尤其体现在对鲁迅杂文的特别关注与推崇：“杂文，这种鲁迅所一手创造的文艺匕首，已被我们的一般作者所普遍掌握……即一般较有现实内容，较有思想骨力而又生动活泼的政论散文，也是多少采取了鲁迅杂文底批判精神和评判方式的。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理论批评二集》中，有许多短小精悍的理论批评文章基本上都可以说是鲁迅式底的杂文……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的《散文集》中，则更有不少杂文的基本内容是和鲁迅杂文一脉相承的……”与杂文被推崇，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写作潮流相对，写抒情感伤的散文被认为是一种堕落，写闲适幽默的小品文遭到大骂。古月写杂文《关于徐志摩的死》，批判新月派的感伤文风；丘康作《关于批判幽默作风的说明》，将林语堂的文艺观斥为“堕落”。富于现实感富于战斗性的杂文受到礼遇，感伤类闲适类的散文受到冷遇，这可以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解释个中缘由：“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功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注：《鲁迅全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1、443页。）在特定的殖民语境中对杂文的战斗性的强调，对闲适类小品的批判是必要的、合理的。前者更具有对现实的清醒度，更真切地触摸了存在之痛。
四、殖民语境中的文学民族性诉求
一个复杂的情况是，鲁迅是激进地反传统的，在文学资源和创作方面，他甚至主张“少看——或竟不看中国书，而多看外国书”(17) 他的作品的欧化现象也确实很重，从结构到意象到造句。三四十年代“民族形式之争”时，鲁迅所代表的五四传统是以民族传统的对立面出现而被一部分人竭力捍卫的。但另一方面，鲁迅的作品又极具民族性地方性，他笔下的人物——孔乙己、祥林嫂、七斤、华老栓乃至揭示出了精神胜利法这一“普遍”人性的阿Q，都打上鲜明的厚重的本土的烙印。阿Q，绝对是那个“未庄”的阿Q。鲁迅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江南风情，包含着深厚的越文化底蕴。即就艺术形式而言，鲁迅的讲究白描，在行动、对话在动态的描写中刻画人物性格、心理，包括《阿Q正传》对传统说书体的反讽式的模拟，都分明有“民族形式”的要素。以致我们在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时，常常以鲁迅为例。
鲁迅是一个极其丰富的存在，他在接受外国文学资源时其实同时又在抗拒，他对外国文学经典既吸收、借鉴，又误读、偏离，以彰显自己的独特性，而与西方经典抗衡；他以彻底“反传统”的面目出现，但半殖民地鲁迅又分明有着本能的民族文化自卫心理。他反的是传统的积弊，是礼教的“吃人”。在“反”的同时明明又有“树”，“破”时明明又有“立”。他树大禹、墨子等是“中国的脊梁”，在著名的《拿来主义》里极深入极理性地主张对传统文化要“拿来”，批判中分明有继承。
马华文坛是将鲁迅主要作为“反帝反殖的民族英雄”引进的，正如前面所述，他们树立鲁迅的偶像，是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推翻英殖民统治。马华人力图以民族主义为基础来抵抗殖民文化。反映到他们的文学创作里，就是有着明确的民族性诉求，自觉追求作品的地方特色，着力营构一种“民族寓言”。
对于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界，鲁迅简直就是一面镜子。生前死后对他的种种高论宏议，往往与本人并
>> 后现代建筑之迷思 “女性气质”之迷思 鲁迅的革命与被革命 退休规划之五大迷思 鲁迅之“骂” 1919：鲁迅之问 鲁迅的辛亥革命情结 鲁迅在辛亥革命中 鲁迅杂文中的革命理论探析 解读鲁迅：勇猛坚韧的革命战士 鲁迅笔下的辛亥革命 鲁迅的革命叙事:革命与复仇的张力 鲁迅《故乡》主题之新解 鲁迅之孙“叛逃”始末 鲁迅作品教学之研究 香港特首xe曾俊Ax之迷思 品牌战略迷思之双面解放鞋 肠道之革命 “金融革命”之困 浅析鲁迅作品中的革命者形象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 > 政治 > “革命鲁迅”之迷思 “革命鲁迅”之迷思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王培元")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一
对于中国现当代思想文化界，鲁迅简直就是一面镜子。生前死后对他的种种高论宏议，往往与本人并不搭界，反而绝妙地映照出论议者的某种心态。
鲁迅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说此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却偏有人指其为“卖国”。
鲁迅本来正站在歧路上，站在十字路口，几乎难于举足，却偏偏奉承他是“思想界先驱者”、“思想界之权威”。
鲁迅明明说自己决不是什么青年导师，却非要捧他为“青年指导者”。
鲁迅宁可不进有麻烦禁令的艺术之宫，而情愿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却偏要说他是“艺术家”。
鲁迅说过自己不过是从旧营垒中来的破落户子弟，只是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却非要恭维他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旗手”。 《鲁迅像》（赵延年作于1961年）
鲁迅明明说自己并不是什么战士，倘若是，就应该在前方奋斗，而不应躲到“革命后方”广州来，却非要奉他为“战士”。
有的人歧视他，盖因他不懂马克思主义，作品里找不出无产阶级文学先进性，就奚落他是“坐在没落的营盘里”的“没落者”，然而倘他学了马克思主义，歧视他的人可就不要看他了。
有的人鄙薄他，由于他做过北洋政府教育部官员，又与稳健平和、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二弟闹翻，又抛弃发妻朱安，又与“现代评论派”、“新月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战作对，又拿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津贴，又不敢骂，然而倘不如此，鄙薄他的人又会找出别的什么理由来鄙薄他了。
有的人看不起他，说他偏激、刻毒、多疑、不宽容、主张斗争哲学云云，总之是让人们感觉不舒服。
于是乎可恶之至。讲话时又南腔北调，甚至连态度、气量、年纪，以致牙齿的颜色，也都成了可借以讥诮的罪过…… 二
而且还有哩，鲁迅说过他天生不是革命家，一是由于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是因为最不愿使别人作牺牲，而革命巨子看一点牺牲是不算一回事的；而却偏要派定他一个“革命家”的头衔和名号。
岂但此也哩！
鲁迅还不仅期盼“从绍兴城头一路‘革’下去，先改造鲁镇、未庄，再改造吴妈、阿Q的‘灵魂’”，而且又“曾贬损辛亥革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绍兴城内虚无党的把戏’”哩。而且这即是“所谓‘树人’，那就很危险”哩。
笔者孤陋寡闻，并不知晓鲁迅到底是怎样“贬损”辛亥革命的，但却记得他于黄花节纪念日特别撰文，说发动广州起义的革命党人虽为“失败的战士”，但却是“革命成功的先驱”，称赞“革命家的伟大”；记得他说过“中华民国”，是“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自然他又确曾在《阿Q正传》里写到过，革命党进城以后，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还说“内骨子是依旧的”；“使奴才主持家政，那里会有好样子”。孙中山先生本人不是也说过“革命尚未成功”吗？
岂但此也哩，鲁迅忽又怎么期盼“从绍兴城头一路‘革’下去”……而且，“所谓‘树人’”，又怎么就“很危险”哩。鲁迅早年在日本弃医从文，怀抱着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的大愿景。文学，难道不是关乎人的灵魂、精神的事业吗？如果说此即为“树人”的事业，那怎么就又耸人听闻的“很危险”了呢？
“危险”到何种程度呢？据说，“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鲁迅这样的文人参与塑造，他们难耐1.0，呼唤2.0，直至3.0落地，首先送去‘改造’的不是吴妈，而是他的追随者胡风。”（据云所谓1.0指仅限于政治领域的革命，或曰小革命；所谓2.0指扩大为社会改造的革命，或曰中革命；所谓3.0指深入精神文化领域，不仅改造社会，还要改造人性，只能称大革命。—笔者按）
被称为一九四九年后“共和国第一起文字狱”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却原来鲁迅亦脱不了干系。这可真是自己挖坑自己埋，自作自受呢。岂但此也哩，鲁迅还“参与塑造”了“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观”，而且还“难耐1.0，呼唤2.0，直至3.0落地”哩。与法国大革命遥相呼应的中国的无产阶级“”，看起来鲁迅也难脱干系喽。猗欤休哉，这种识见是何等超妙不凡呀！
呜呼鲁迅，你为自己和替他人伏罪的时间，也实在是太久太久了！
自然，对于阿Q式的革命，鲁迅是很不以为然的。他也确曾对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表示不满，乃至失望，曾经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他还曾更加彻底地“贬损”过中国人、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哩。他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还说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不过是两个时代的循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又说：“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然而，比起如上法国大革命专家的超妙不凡的见解来，鲁迅这些看法就未免太偏激喽、太“危险”喽，而且“糟得很”喽。或许这正是鲁迅思想的“短板”亦未可知呢。
岂但此也哩，早在中国无产阶级“”以前两百年，法国大革命就曾如此这般地“玩过这一把”喽。笔者历史知识实在浅陋得很，不知道两者是否可以如此这般地比附攀扯一番，更不清楚中国“无产阶级”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到底有何共通之处。前者是红卫兵、造反派忠于伟大领袖，听命于最高指示的“奉旨革命”；后者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封建旧制度土崩瓦解，国王路易十六也被送上了断头台。这也恐怕算是常识了吧。
假若如《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托克维尔所说，热爱那些以理性和自然法则为唯一依据的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毫无政治经验的法国文人，对法国大革命影响甚巨，“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了人民”；那么，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为了彻底整垮自己的政治对手，竟不惜发动一场搞乱全国正常工作生活秩序的政治社会文化大动乱的反常做法，与所谓“鲁迅这样的文人参与塑造”的“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观”，究竟存在何种历史联系呢？
呜呼鲁迅，你为自己和替他人伏罪的时间，也实在是太久远太久远了！ 三
生活在二十世纪中国的鲁迅，不可能不与革命迎头遭遇并发生纷杂纠葛，各式各样的政客文豪正人君子又总以明枪暗箭，欲办他“革命及不革命之罪”。鲁迅虽不是“革命的巨子”，但对于革命，他既没有简单冷漠地加以拒绝，也并非毫无保留地追随拥抱；毋宁说他更是一个独立不倚的清醒的革命观察者、思考者、剖析者和批判者。在现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鲁迅对革命的体验观察与思考探究，是异常深刻和独树一帜的，为他人所难以企及。
他揭示了革命发生的现实依据和必然性、正当性，一语破的地道出：“不是正因为黑暗，正因为没有出路，所以要革命的么？”然而他从未把革命理想化，他指出：“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他目光高远，亦未将革命看作是毕其功于一役的事业，他说，“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
鲁迅对革命的复杂性的认识，还在于他敏锐地觉察到不但参加革命者并不纯粹，而且其目标也并非完全一致。他具体透彻地辨析道：“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
而当创造社、太阳社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时，鲁迅反倒成了他们“祭旗”的对象，不但对其大加挞伐围剿，且罪名多多，“醉眼陶然”啦，“没落情绪”啦，“有闲阶级”啦，“浅薄的人道主义”啦，甚而至于更吓人的“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在异常复杂险恶的政治文化环境中，鲁迅冷静观察了革命过程中投机革命、“奉旨革命”等种种现象，指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并认为：“革命策源地”也是可以变成“反革命策源地”的。他鲜明反对种种极端的革命论调，质疑“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并敏锐地发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
鲁迅坚决反对以革命之名，捕杀青年、屠戮民众、镇压异己的“血的游戏”。他以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因而极度憎恶成仿吾“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
鲁迅的做小说，则是为了响应和参与《新青年》发起的“思想革命”，为了“改良社会”，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改变阿Q、华老栓、闰土和祥林嫂们那种“辛苦麻木而生活”的状态。他以清醒的头脑、非凡的现实主义勇气和卓越的文学技巧，写出了阿Q“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的“革命”真相，揭示了“阿Q式革命党”存在的深厚久远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根基。
《阿Q正传》以阿Q为焦点，以未庄为视角，为辛亥革命刻绘一幅传神小照，充分体现了鲁迅独具的灼见卓识和文学创造力。西方一位史学家亦曾高度称许这部介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的作品，以为《阿Q正传》“对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分析，无人匹敌”。 所谓电贺红军长征胜利是“”时期鲁迅绘画的热门题材
提及辛亥革命，鲁迅曾在一封信里写道：“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遂成了现在的情形。”可以说辛亥革命对于鲁迅，既是划时代的巨大历史事变与新漆落尽、旧相复显的黑暗社会现状的交汇扭结，也是后者对前者的蚕食和吞噬。鲁迅对于这场革命的幻灭、失望、否弃和批判，是希望和理想落空后的幻灭和失望，在否弃与批判中又积淀了思想认同与价值肯定。 “”绘画中的鲁迅多被塑造成执笔战斗的高大形象
鲁迅曾说“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这也就是他之所谓“捧杀”。鲁迅死后的“华盖运”，即自“捧杀”发端。
延安时期，他头上有了几顶高帽子：既是“伟大的文学家”，又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评价如此之高，堪称前所未有，然而对鲁迅的“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却又在具体文学实践中予以否定，认为“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这自然是按照政党的政治要求和意识形态来模塑、规范鲁迅，直至把他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这形象全体的所指是不言而喻的。早在留日时期，他就开始探讨“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他的“改革国民性”的宏愿，指向的正是“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国民历久养成的“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的“最大的病根”。如果说鲁迅杂文笔法只能用于讽刺敌人，那岂不简直等于斫杀了鲁迅杂文无限蓬勃的生机？
一九四九年以后，鲁迅像死后做定了“摩登圣人”的孔子一样，更是被抬到了一个相当吓人的高度，成了可以任意诠解、装扮、规训的一尊神像。无比博大深邃繁复的鲁迅，完全被革命化、被政治化，因而也简单化、工具化、庸俗化了。
鲁迅丰厚的原创的思想和艺术，本来是最难于被规范化、模式化的，然而靠了政党的权威、政治的势力，而非思想和文学的力量，鲁迅居然在三四十年间即被涂抹成、歪曲成后来人们从报刊社论上所看到的、所熟悉的那个俨然道貌的模样。这堪称思想和文学被政治变形、被权力话语改造的一个极特殊的标本。
“”之中，鲁迅更是被牢牢地捆绑到了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的战车上，完全按照政治需要来张扬其所谓“硬骨头精神”和“痛打落水狗”作风，以用来作为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各类阶级敌人的武器。待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人民日报》社论全然罔顾历史事实，信口胡诌什么鲁迅“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大旗，坚决拥护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煞有介事地号召像鲁迅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著作，用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鲁迅即变成了一个可资随意歪曲利用的空洞政治符号，作为文学家、思想家的鲁迅鲜活丰盈的生命，也就彻底终结了。 五
鲁迅与革命的最激烈冲突和难以分解的纠缠，无疑发生在他加入“左联”，被封为“盟主”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时他结识了、接触了为数不少的职业革命家、文人革命者，他在家里接待过红军将领陈赓的来访，他和瞿秋白、冯雪峰等共产党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和友谊，他也拒绝过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要他发表一个宣言，拥护其各项政治主张的要求，他还与周扬、田汉、夏衍、徐懋庸等“左联”领导者发生过严重的摩擦和对立。
从“四条汉子”等以“指导者”自居的青年身上，鲁迅发现了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的政治异化现象，以及不尊重个人的独立性、恣意压制奴役他人的严重弊端。他激愤谴责“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于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而只借革命以营私”。他们其实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这种人“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业绩”。鲁迅深恶痛绝地称之为“破落户飘零子弟”、“元帅”、“工头”，认为“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这些“同一营垒中人”往往会“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为了对付他们，自己必须格外艰难地“横站”，并因此时时感到“独战的悲哀”。
这些来自革命营垒内部的切身经验和直接刺激，不能不使鲁迅对革命的观察和思考愈加冷峻和深化了。他曾由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角度，深刻解析过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由此探究了文艺家的命运。他以为，文艺和革命在不安于现状方面本来是同一的，起初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的；但政治终归是要维持现状的，“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于是文艺成了“政治家的眼中钉”，文艺与政治便不能不“时时在冲突之中”。
尤其是革命成功以后，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的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于是“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而文艺家里面又“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但“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鲁迅认为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在革命阵营之中，文学家的命运并不因自己参加过革命而有改变，还是处处碰钉子。革命的时候，文学家都在做一个梦，以为革命成功将有怎样怎样一个世界；革命以后，他看到的现实却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于是他又要吃苦了。他举了苏联诗人叶赛宁和苏联作家梭波里的例子，说“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然而苏维埃成立后，“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了。
处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花
样不断翻新的时代，鲁迅不能不深刻地意识到自我未来的命运。他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又曾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一九五七年七月七日，会见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时，直言不讳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联想及此，便不能不感服鲁迅的远虑和忧思。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