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胡适政治观的比较

作为家庭出身、求学背景、气质性格都迥然相异的鲁迅与胡适，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极大困惑，作为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游离政治之外，而是责无旁贷的担负起拯救祖国的大任。他们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理念表达了他们对政治的关怀与主张，基本上代表了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曾这样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对小说创作的认识中，我们就可清楚地看到他投身文学是为了“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遵命文学”，“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所以，他“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了一个花环，在《明天》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他的文学活动是他介入社会改革的一种方式，是他参政意识的突出表现，他创作杂文的数量也能说明问题，他的小说艺术性固然很高，但因为政治功利性驱动，往往有许多急切地表达政治观念性的内容，锋芒所指，直刺问题的要害。因此，他的小说更是思想文本的突出表现形式。

胡适一再表示不谈政治，可终生都没离开过政治。他几度要下决心搞学问，但总经不起现实的刺激，而一再投入政治漩涡。对此，他自己有一个表述：“在我成年以后的生命里，我对争执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胡适终其一生高举自由主义旗帜、信仰美国式民主政治，在各个时期都有独到的政治设计与独到的见解，20年代，他警惕国人不要被五花八门的主义牵着走，要认得事实，跟着证据走，至30年代，他不倚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以负责任的态度发表“独立评论”。40至50年代，他奋力追求言论自由和反对党的生存权利，胡适终生持自由主义理想，以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同整个黑暗的社会抗衡。

另外，从他们学业的转变也能说明他们对政治问题的关注，鲁迅弃医从文，胡适弃农学文。鲁迅到日本受幻灯事件刺激影响深远，胡适入美后对民主选举热衷良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学医学农亦能效力社会，但是那种技术性的工作远远满足不了他们“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雄心抱负。强烈的参政意识使他们走向更高层次的对人生对社会的关怀。

鲁迅始终坚持“五四”启蒙理念，始终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作持久战，始终把“五四”式的“改造国民性”视为拯救国运的根本。对胡适在民主政治上的努力。鲁迅并不以为然，所有的政治动作，鲁迅都不信任，声称“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政治否定之后，怎么办?鲁迅开出了他的老药方：“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的《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么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面对同时代的社会问题，鲁迅认为没有好国民，便不会有好政府，因此，国民问题不解决，民治问题谈不上。

与之不同的是，胡适认为问题不在国民、而在政府。即使国民有问题，也可以推行民治；因为民治本身就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因此，胡适就现实中如何加强政府的建设而不懈的努力。1923年，胡适和鲁迅分别发表《(政治概论)序》和《阿Q正传》。一序论，一小说，本无可比，但它们确实表征了同一时代中两个人的差异。鲁迅在小说中建立了文化政治模式，即通过对国民性的反思代替在政治层面上的具体关照。在鲁迅的视野里，政治是生活化和人性化的，他对政治的反思是在对生活和人性化的描写中完成的，在他看来，政治问题就是人性问题。《风波》把张勋复辟的政治事件放在江南水乡的恬淡闲适的图画中，我们从一群遗老遗少的言谈举止中感受了中国政坛的变幻。《阿Q正传》中通过阿Q失败的革命经历，让人们在悲悯的笑声中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警醒。在这些小说中，政治是生活化了，他们不只是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生活和人性本身，鲁迅以这种视角大大强化了文章的政治功能，一方面展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寄托了他无限的同情与批判，另一方面也深刻的表达了他对政治的反思。

作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位战士，鲁迅本质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此，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如他早期对封建专制主义吃人的批判(《热风》)，中期对军阀统治的批判(《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后期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二心集》)。鲁迅的杂文中表现的超越政治性之上的艺术化的批判力量是鲁迅作品经久不衰的一个原因，鲁迅曾对朋友说：我所抨击的是社会上的种种黑暗，不是专对，这黑暗的根源，有远在一二千年前的，也有几百年几十年前的，不过执政以来，还没有把他根绝罢了。现在他们不许我开口，好像他们决计要包庇上下几千年一切的黑暗了。

鲁迅早年对社会变革持激进态度，1932年在为《二心集》作序时，他指出“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1934年在答国际文学社问时，他又一次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新的”社会的创造者。这里鲁迅不仅明确表达了自己的使命，而且把建立民主、自由、平等社会的愿望寄托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身上。

胡适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的纲领，他提出“中国今日的实际需要”，消极目标是“打倒五个仇敌”，直接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胡适要打倒的五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从而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胡适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的革命，反对用暴力暴力的革命。他主张走改良的道路，“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地作自觉地改革，在自学的指导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最终实现“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

综上所述，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他文学上的成功有赖于政治化内容内涵的充实。在内忧外患的民族历史上，他用文学表达出了他独特的政治关怀和形而上的思考，这正是一个传统文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然。胡适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化文人，他一生致力于政府的民主建设，想用现代的民主政治、改良主义，试验主义的方法为当时中国探求一条有效的政治途径，他的身上体现着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责任和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