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赠别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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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赠别诗篇1

洞庭湖号称“八百里洞庭”,纳湘、资、沅、澧四水,在岳阳的城陵矶注入长江。洞庭湖据传为“神仙洞府”,可见其风光之绮丽迷人。中国的行政区划上有湖北、湖南之分,这里的“湖”即指洞庭湖。杜甫的《登岳阳楼》、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都写洞庭湖,但是,这两首诗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如写作背景的差异、诗歌意境的区别、诗作情感内涵的不同。

首先,这两首诗的写作时代背景存在差异。孟诗写于开元盛世,杜诗则写于乱离之后。

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中,张丞相系何人,各家看法不同。据《孟浩然诗笺注》,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题为《岳阳楼》,写于717年前后。诗题中的“张丞相应为张说”,张说于“开元四年至五年间任岳州刺史,考见郁贤浩《唐刺史考》岳州下”(《孟浩然诗集笺注》佟培基P107 ,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朱东润所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张丞相,即张九龄。”朱东润认为,《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写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即733年。这时,孟浩然西游长安,应举落第,失意而归。此时,张九龄镇守荆州,孟浩然写诗给当时在相位的张九龄,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张九龄征孟浩然为幕府长史。学界对《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作于何时,写给何人持不同看法,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我们确定这首诗的写作背景。无论是在717年,还是在733年,唐代都处于全盛之时。唐王朝的状况正如杜甫在《忆昔》一诗中写道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孟浩然在《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写到的正是这一“圣明”时代。

杜甫的《登岳阳楼》则作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这年正月,杜甫由夔州出峡,在江湘一带漂泊。两年后,他病死在湘江的一艘船上。《登岳阳楼》一诗正写出安史之乱后动荡不安的政治大局,写出了杜甫流离漂泊孤苦艰辛的个人生活。

其次,这两首诗歌表达的思想内涵、感情指向也迥然相异。孟诗表达了欲渡无舟的感叹以及临渊羡鱼的心情,展现出诗人对圣明之世的认同,表达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杜甫的《登岳阳楼》则表现了诗人遭受安史之乱后痛苦的心境,传达出作者面对国破家亡时的悲痛与哀伤。

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是一首干谒诗。作者先写洞庭湖的浩瀚广阔,接着,他笔锋一转,说到自己“欲济无舟楫”。这句话一语双关:表层义是说,自己想渡湖但是却没有船;在深层义上,诗人暗指自己报国无门。孟浩然进而直接地表达出“干谒”之旨。他说,“端居耻圣明”,如果没有机会出来做官,没有机会报效国家,实在是有愧于当今的圣明之世。孟浩然还引《淮南子・说林训》“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典故。他希望能得到张丞相的引荐,渴望能获得“结网”的机会,在现实实践中展现自己的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干谒是唐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在盛唐时代,“诗人的精神风貌较其他时代的诗人显得更富有自信心,他们大都怀有远大的理想,自觉选择了一种较崇高的社会角色”(傅绍良《盛唐气象的误读与重读》)。孟浩然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一诗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张丞相的提拔和重用。作者坦然地表达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不卑不亢,不露寒乞相。

杜甫的诗写于国家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之时。诗人说,“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老”、“病”、“孤”三个字是杜甫对自己晚年生活的真实概括。此时,杜甫年迈衰病。一“无”一“有”,极写杜甫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煎熬,老年仍无安定居处安然生活的痛楚。亲人都在战乱中失去了联系,漂泊流离,失去了音讯;年老多病杜甫,只有在一叶“孤舟”中,在动荡不定中辗转。全诗在“有孤舟”、“无一字”的对比中,展现了杜甫生活的困境。洞庭湖本是波光浩淼,诗人登上岳阳楼,望洞庭湖,本应该是有壮阔之感,豪放之思,但是,在现实的冷酷对照之下,在无限的时间长河中、在无垠的空间中,却更见出个体的渺小与卑微。更让人唏嘘感叹的是,“是年,郭子仪将兵五万屯奉天,备吐蕃,白元光、李抱玉各出兵击之”(《杜诗详注》仇兆鳌)。国家摇摇欲坠,百姓居无定所,而诗人则年老多病,不能为国出力,只有“凭轩涕泗流”。

再次,这两首诗歌营造的意境不同。孟浩然写景的视角是平视,胜在气势激情;杜诗写景视角为俯视,胜在包纳万有。

孟诗首联“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展现的是洞庭湖水的浩渺无垠。八月秋水上涨,与岸齐平,涵容着天宇,水天相连,湖面倒映天光,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湖。颔联“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展现的是湖泊的水汽蒸腾无比壮阔的情景。浩荡的洞庭湖,水气蒸腾,连云梦泽都在蒙蒙水气笼罩之中,洞庭湖汹涌的波涛,仿佛岳阳城也为之摇动。孟浩然将自然景象写得气势磅礴,这与他的内心激情是一致的;辽阔无垠的水天景象,也与他积极进取力争入世的心境是统一的。孟诗写洞庭湖岳阳楼,季节是蒸腾热气的农历八月,景物描摹的重心是激荡不息的湖水和高远清澈的天空,是蒸腾的水汽和壮阔的波澜,像极了那样一个激情勃发人人都自负不得了而渴望建功立业的盛唐气象。

杜诗则是登上岳阳楼,俯瞰洞庭湖。他说,“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这里,不仅是时间上的对比,而且也有着空间的上对比;不仅是在空间中远与近的比较,还包括上与下的对照。“昔”日已经听说此湖之阔大,向往已久,“今”日才得以登楼一观洞庭之景。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极言洞庭湖气象的壮阔,它好像把东南大地从中裂开,使东西两边分属吴国和楚国。湖水一望无际,岳阳楼和湖心的君山均影落水中,仿佛整个大地都被水浮了起来。《金玉诗话》评道:“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斗丽搜奇者尤众。如‘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四望疑无路,中流忽有山’,‘鸟飞应畏堕,帆远却如闲’,皆见称于世。然莫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则洞庭空旷无际,雄壮如在目前。至读杜子美诗,则又不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杜甫的《登岳阳楼》通过现实的时间、空间的多重参照,营造了混廓的、具有多重意蕴的意境。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谈到这一联说:“愚按:不阔则狭处不苦,能狭则阔境愈空。然玩三、四,亦已暗逗辽远漂流之象。”这一联已经暗暗透露出破碎分裂、动荡不宁的讯息。颔联之阔,展现出颈联“从阔而狭”,更显得痛楚之深,忧愁之重,思虑之广,慨叹之“富”。全诗写景从历史写到地理,从空间写到时间。今昔并列,远近参照,上下对比,慨叹系之,登临的慨叹油然而生。过去,自己是充满抱负,希望“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今天,诗人却看到自己一事无成,“老病有孤舟”。杜甫的《登岳阳楼》在辽远阔大之中,不禁生出无限的唏嘘感叹。

诗歌是时代气象与个人遭遇共同交织的声音。面对着同一片风景,同一个对象,诗人的经历不同,生活体验存在差异,诗作的内涵以及表达的情怀也迥然相异。孟诗为干谒诗,全诗既表达了诗人的建功立业之志,也展现出诗人不傲于物,也不为物所屈的气节;杜诗表达了作者处境之难、漂泊之苦,抒发了年老万事无成、空有报国之心的慨叹,以及展现了作者哀民之痛、忧国之衰的胸怀。内涵丰富境界深远,情感内涵之充沛丰厚,孟浩然的《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和杜甫的《登岳阳楼》二诗在思想内涵、诗歌意境等层面都各有所胜,难分伯仲。

杜甫的赠别诗篇2

1、响必应之与同声,道固从至于同类。骆宾王《萤火赋》

2、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汉。无名氏《别诗四首》

3、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

4、结交在相知,骨肉何必亲。汉乐府《箜篌谣》

5、鼋鸣而鳖应,兔死则狐悲。明田艺蘅《玉笑零音》

6、坐上客恒满,樽中饮不空。孔融《诗》

7、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友不成。汉无名氏《古诗》

8、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杜甫《贫交行》

9、出门万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

10、十旬休暇,胜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满座。——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11、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和必先同调。—杜甫《徒步归行》

12、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杜甫《羌村三首》

13、以文常会友,唯德自称邻。—唐。祖咏《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

14、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相看过半百,不寄一行书。—杜甫《寄高三十五詹事》

15、交心不交面,从此重相忆。—白居易《伤唐衢二首》

16、明月好同三径夜,绿杨宜做两家春。—白居易《欲与元八卜邻,先有是赠》

17、君子忌苟合,择交如求师。贾岛《送沈秀才下第东归》

18、人生结交在始终,莫为升沉中路分。—贺兰进明《行路难五首》

19、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张谓《题长安壁主人》

20、世路知交薄,门庭畏客频。——杜甫《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二首》

21、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孟郊《择友》

22、昨日屋头堪炙手,今朝门外好张罗。——白居易《方言五首》

23、酒肉兄弟千个有,落难之中无一人。——冯梦龙

24、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冯梦龙(名人名言 )

25、人生当显贵,每淡布衣交。谁肯居台阁,犹能念草茅。——陆次云《志感》

26、已过才追问,相看是故人。——吴伟业《遇旧友》

27、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曹植《怨歌行》

28、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陆凯《赠范晔》

29、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陶渊明《答庞主簿》

30、落日见秋草,暮年逢故人。——李端《江上喜逢司空文明》

31、古路无行客,寒山独见君。——刘长卿《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

32、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韩愈

33、肝胆一古剑,波涛两浮萍。——韩愈

34、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白居易

35、一夜思量十年事,几人强健几人无。——元稹《西归绝句十二首》

36、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37、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38、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39、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赠汪伦》)

杜甫的赠别诗篇3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绝大多数诗选家受时代与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没有人选杜诗。在此同时,从中唐开始,少数诗论家却在杜诗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称扬的地方。王昌龄称“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把杜甫看作是仅次于王维的大家。其后,古文运动的首倡者韩愈在诗学上多次并称李杜,借李扬杜,《调张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然从称赞杜甫和杜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更多关注杜诗具体的特征,多借李杜来批驳当时不良诗风,也可见杜诗在当时的接受现状。大致与韩愈等同时,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因此选择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诗,遂对杜诗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这场运动的创作和论诗纲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刷矣。”在他看来,诗的传统是源于采诗,因采得的诗为民间自由发抒的真实言论,故上观此诗可以知晓民情,过可改之,无则加勉,下可用诗的形式抒写真实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实的资鉴功能的诗才具有宣扬六义的功能,也就是说,能宣导六义的诗才能是好诗。由此观点他对诗作从古评至唐,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串今古,鼠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虽说有将诗视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诗宣六义绝不会是错误。尤应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中国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上,并且认为唐以来杜诗在这方面最多,不仅把杜诗放到了正统诗学馀脉的范畴中,而且将其标举为唐诗第一,这就为杜诗以后在中国诗学中地位的确立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从与杜同时诗人的赞颂到韩愈、自居易,可以明显看出接受者对杜诗接受的逐渐具体和深入。而白氏的认识也基本成为唐朝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具体认识。对杜诗这方面的认识,顾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隐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巨鹿公启》《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继而认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陈番隐论诗书》《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时的元稹,对杜诗了之更甚,在《叙诗寄乐天书》云:“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下旁备矣。”他在艺术上对杜诗推崇备至,《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言:“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没有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什么具体的方面,而直接将杜诗推向了诗学的极至,发后学者“集大成”说先声。后因《旧唐书》在《杜甫传》中全文转载,元稹此论遂于后世成为公论。他在《乐府古题序》又论及杜诗时具体论述了杜诗的特征,言:“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先就新题乐府来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源流叙述完备,语至杜甫则言其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其后的论述可看作是对新题乐府的解释: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不拟复古题(“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所谓新乐府,即或新义,或新词,或新题(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乐府,仅就元稹而论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据其所称杜诗“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其说体现个“新”字)。白居易对其说得更为具体,更为严格。其《新乐府序》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要求新体;“首句标其目”,要求新题;“系于意”“卒章显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笔法宗旨不变,诗三百之义,辞质,言直,事实。若将二者所论综合来看,新乐府须直言纪实,直抒情志,彰显大义,其“实”就是当时眼前民众生活和社会状况。元稹从所倡新乐府的视野来标举杜诗,很显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诗所具有的以上所论新乐府特征。其对诗创作“实”和“直纪当时事”的要求显然已于史发生了诸多的理论重合。

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叙皇室勤政楼斗鸡一事引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为证;叙公孙大娘本事时引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证;写天宝中兴庆池引杜诗“龙喜出平池”描其原来形貌。在这些引用中,杜诗被或用来证时人本事,或用来证历史事件,或用来证历史名物,可以明见他此时已将杜诗“作历史看把作历史用”了,杜诗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有效文献。其后这种杜诗接受形式在杂录中被普遍采用。康骈在乾宁二年(895)作《剧谈录》,卷下叙写玄元观风貌时引杜南谒此庙题诗证之有画。范摅《云溪友议》叙写郑广虔事迹李龟年事迹各引杜甫赠诗为证。《唐摭言》(917)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师友》、《知己》、《轻佻》、《酒失》条各载的杜甫与他人事迹,多引杜诗作出说明。

从这些引用中可以看到,杜诗因其真实广阔的直陈时事,多用来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这也真实反映出当时人对杜诗的接受形式和角度。在他们眼里,杜诗已不仅是杜甫个人的情志抒写,而成为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史实纪录,若想描述当时历史面貌,完全可以将杜诗视为确实的史实材料。杜诗具有史的功能,在当时人的意识中也就成为史了。孟綮所载真实反映了当时杜诗的接受情况。

杜甫的赠别诗篇4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真挚友谊

友谊是人生旅途中激人奋进的伴侣,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之一。友情与亲情、爱情鼎足而三,成为除血亲、姻亲之外的以道义、志趣相维系的一种重要感情。在崇尚友情的中国古代社会,不少侠义之士甚至把这种感情看成比姻亲感情更为重要的一种感情。所谓“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即是这种朋友感情重于姻亲感情的最好注脚。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提倡这种“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狭义的朋友情感,只是证明友情的重要而已。庞坚先生在《海内存知己》中说:“如果说没有亲情,社会将紊然无序;没有爱情,生活将索然乏味,那么没有友情,世界也将黯然失色。”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曾在他的经典著作《论语》的首章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不也是很快乐的事吗?实际上孔子是在教给他的学生求学、做人的道理。一个人要增长知识,必须有朋友。《礼记·学记》中所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说明没有朋友对于成就一个人的学问是很可怕的障碍。要在社会上立足,没有真挚的友谊更是不行,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可见友情是一个多么亲切的词汇,友情对于人生来说,又是多么的重要。可以说,人生离不开真挚的友情,事业离不开志同道合的朋友。唐代诗人王勃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就洋溢着关山难阻,心心相印的真挚友情。朋友只要知心,就不会因为分隔万里而彼此疏远,即使是远在天涯海角,也会觉得好像近在咫尺一样。明代陈子龙的《仲夏直左掖门送夏彝仲南归》诗中也写过类似的诗,“丈夫重知己,万里同一乡。”意思是说大丈夫交友看重的是知己,即使远隔万里,也象是同在一乡一样感到亲近。正是因为这种朋友间的真挚友谊,才使好友之间的离别呈现出一种高昂的气势和壮阔的情怀,可见朋友间的真挚友谊对彼此的鼓舞和砥砺是何等的重要。

重视朋友间的真挚友谊,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之一。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流传着多少动人的心心相应的友谊故事啊!著名的古琴曲《高山流水》中记载的俞伯牙和钟子期的知心友情,至今仍振聋发聩。钟子期亡故,伯牙痛失知音,伤心欲绝,将琴摔碎,发誓终身不再弹琴,以表示对知心朋友的哀悼。也正因为这感人的真挚友谊,《高山流水》的古琴曲一直流传到今天。1977年8月22日,《高山流水》作为友谊和“知音”的象征,被录入美国“航天者”号太空船上携带的一张镀金唱片上,发射到太空,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与地球人类文明的信息,向宇宙其他星球的高级生物寻求友谊和“知音”去了。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又有多少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章在广袤的大地上流传啊!可以说,从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就产生了人类追求真挚友谊的诗章。《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以幽谷的鸟寻求和鸣之声来比喻人对朋友的寻觅。从西汉开始,随着社会的动乱,产生了一大批抒写朋友离别之情的诗。如《文选》中收录的四首苏武诗,其中第四首中的“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就写出了作者对友人离别,天各一方的依依惜别之情,感情真挚,别意萦回。此后历经各代,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篇,便不绝如缕,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大观的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篇。所谓“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更是说明了这些诗篇中所描写的朋友之间的情谊之深。古往今来的歌颂友谊的诗篇从不同的角度歌颂了人类最美好的朋友之情,堪称中国古典诗歌这个丰富的矿藏中一批熠熠生辉的珍宝。

一、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篇的形式

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篇,大多在形式上有明显的标志。一是挚友不在身边而生思念挚友之情。这样的诗作常常用“寄”,如王僧孺的《春日寄乡友》和庾信的《寄徐陵》;“怀”,如谢胱的《怀故人》和杜甫的《天末怀李白》,如白居易的《同李十一醉忆元九》和贾岛的《忆江上吴处士》;“得”,如元稹的《得乐天书》和陈与义的《得席大光书因以诗迓之》;“思”,如王安石的《思王逢原二首》;“闻”,如元稹的《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赠”,如曹植的《赠王粲》和陆凯的《赠范晔》。二是偶遇挚友而引发叙旧之情。这样的诗作常常用“逢”,如严羽《临川逢郑遐之之云梦》和徐熥《酒店逢李大》;“遇”,如吴伟业的《遇旧友》;“会”,如韦应物的《淮上喜会梁州故人》。三是送别挚友而抒发依依不舍之情。这类诗作常用“送”,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和王昌龄的《送柴侍御》;“别”,如谢胱的《别王丞僧孺》和何逊的《与苏九德别》;“留”如叶清臣的《贺圣朝·留别》和刘辰翁的《摸鱼儿·酒边留同年徐云屋》。此外还有两者皆可用的有“示”,和“酬”等等。前者如王安石的《示长安君》;后者如朱彝尊的《酬洪异》。最为感人的是“见”和“哭”。前者的“见”并非指人,而是见到挚友的诗作,而陡生思念挚友之情。如白居易的《蓝桥驿见元九诗》:“蓝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全诗短短28个字,写出了元、白之间珍贵的真挚友谊,正象赖汉屏先生所说的,“尤其可贵者,结处别开生面,以人物行动收篇,用细节刻划形象,取得了七言绝句往往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这种细节传神,主要表现在‘循、绕、觅’三个字上。墙言‘循’,则见寸寸搜寻;柱言‘绕’,则见面面俱到;诗言‘觅’,则见片言只字,无所遁形。三个动词连在一句,准确地描绘出诗人在本来不大的驿亭里转来转去,摩挲拂拭,仔细辩认的动人情景。且七言中三用动词,构成三个意群,吟诵起来,就显得节奏短而迫促。如繁弦急管并发,更衬出诗人匆遽的行动和急切的心情。通过这种传神的细节描绘和音乐旋律的烘托,诗人的形象和内心活动,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人深深地为他怀友思故的真挚情意所感动。”后者的“哭”则表示了挚友亡故后自己的悲痛之情,正是由于悲痛,更显示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如李商隐的《哭刘蕢》:“上帝深宫闭九阍,巫成不下问衔冤。黄陵别后春涛隔,湓浦书来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李商隐和刘蕢有着共同的政治倾向的好朋友。刘蕢是唐敬宗宝历二年进士。唐文宗时曾召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刘蕢在对策中曾大胆地揭露了当时朝政的黑暗腐朽,引起了考官的激赏,但也触怒了掌权的宦官。李商隐出于哀时忧国和痛恨宦官乱政,对刘蕢的高风亮节表示异常的钦佩,把刘苜引为知已,并写过《赠刘司户蕢》一诗。该诗把同情知友之情和忧时愤国之情结合起来,抒写了自己对刘蕢的敬佩和同情。刘蕢去世后,李商隐又先后写了《哭刘蕢》、《哭刘司户二首》、《哭刘司蕢》等诗。这些“哭”诗,特别是这首《哭刘蕢》,不但表达了李商隐对刘蕢的真挚情谊和由衷敬佩,也显示了产生这种情谊的共同的思想政治基础。由于全诗深挚的感情和朴素真切的表达,该诗赢得了后世文人的高度评价。清代大诗人纪昀称这首诗“一气鼓荡,字字沉郁。”

二、歌颂真挚友谊诗篇的内容

在中国古典诗歌这个姹紫嫣红的百花园中,歌颂朋友之间真挚友谊的诗篇是其中最为绚丽夺目的花朵。无论是歌颂友谊篇章的数量,还是它的质量,其成就都是相当可观的。朱光潜先生说:“中国叙人伦的诗,通盘计算,关于朋友交谊的比关于男女恋爱的还要多,在许多诗人的集中,赠答酬唱的作品,往往占其大半。苏李、建安七子、李杜、韩孟、苏黄、纳兰性德与顾贞观诸人的交谊古今传为美谈”这些歌颂友谊的诗章,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十分广阔。要而言之,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1、抒发挚友之间互相眷恋的无限深情

朱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学史上这些歌颂真挚友谊的诗篇时,列举了苏李、建安七子等文学史上传为美谈的佳话。其中最为感人的是李白和杜甫之间的真挚友谊。唐玄宗天宝元年(745),44岁的李白和33岁的杜甫第一次在洛阳相遇。尽管他们年龄相差11岁,但由于两人都有着相同的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伟大理想,都有着对朝政腐朽不满的愤慨之情,都有着对黎民百姓凄惨生活的关注和同情之心,更有着用诗歌来作为武器,抒发心中块垒的不平之气,因而两人一见如故,只恨相见太晚,真所谓“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短暂的相见,成就了文学史的一段真情佳话。李白和杜甫同游鲁郡,并于东石门分别。李白写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全诗追叙了两人相处的欢乐岁月。“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我们马上就要像飞蓬一样各奔东西了,何时再聚首欢饮呢?暂且让我们喝个痛快吧!短暂的诗章道出了两人间的兄弟深情。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但彼此都十分牵挂。后来,李白写了《沙丘城下寄杜甫》,其中的“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写出了李白对杜甫的无限深情。李白对杜甫的思念之情,就象这浩浩荡荡的汶水,伴随着杜甫向南方悠悠流淌。诗人寄情于流水,流水不息,相思不绝,可见李白对杜甫的一番真情。而杜甫写给李白的作品更多,他的《与李十二白同寻范隐居》,就真实地描写了两人之间亲密无间,胜如兄弟的生活。另外的《春日忆李白》,通篇始终贯穿着一个“忆”字,把杜甫对李白诗歌的倾慕,对李白兄弟般情谊的思念,写得深厚无比,情意绵绵;《天末怀李白》写因秋风起而思念李白,全诗感情千回百转,思念之情萦绕心际。吟读全诗,其思念的殷切,关注的细微,感情的真挚,令人反复咏叹,婉转低回,不能自止。尤其是《梦李白二首》,写杜甫思念李白,积思成梦,其情之真切,其爱之深细,更写出了杜甫对李白的情谊之深。古代李杜并称,不仅因为他们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并称为诗仙诗圣,更因为他们之间的友谊不同寻常。千百年以来,历代读者读李白、杜甫互相思念的诗章,仍不得不为他们之间的真挚友谊而感动,可见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是何等的感人。

2、抒发挚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深情

江淹的《别赋》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古代由于交道工具的缓慢,道路的险阻和通讯方式的陈旧,因而把朋友之间的离别看得非常重。所谓“长亭送别”,“折柳惜别”等无一不反映了古代离别给彼此双方带来的痛苦和思念。正因为如此,古送别的诗歌或留别的诗歌就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蔚为大观的景象。汉代李陵的《与苏武诗》中的“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写出了相逢的欢乐和即将离别的伤感。唐代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去阳关无故人”,写出了“无故人”的悲酸。唐代韦应物的《赋得暮雨送李曹》中的“相送情无限,沾巾比散丝”和宋代陈与义《别孙信道》中的“如君那可别,老泪欲沾衣”,更写出了朋友间离别的深情。有相逢就有离别,挚友之间的离别,必然激起心中情感的波澜。这种抒发挚友离别之际依依惜别的深情,令后世读者无不为前人的真挚友谊而感动。正是这种感动,成就了中华民族重友惜情的美好情感。如王维的《送沈子福之江东》“杨柳渡头行客稀,罟师荡桨向临圻。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春归。”好友乘船东去,诗人依依惜别,感情的潮水奔涌而出。正象著名学者陈贻掀先生所分析的:诗人“望着大江南北两岸,春满人间,春光荡漾,桃红柳绿,芳草萋萋。这时,诗人感觉到自己心中的无限依恋惜别之情,就象眼前春色的无边无际。诗人忽发奇想:让我心中的相思之情也像这无处不在的春色,从江南江北,一齐扑向你,跟随着你归去吧!‘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多么美丽的想像,多么蕴藉而深厚的感情!”这种依依惜别的深情,不仅表现在作者送别挚友之时,也常常表现在作者离开友人留给朋友之时。最著名的留别诗当首推李白的《赠汪伦》了。天宝十四年(755),李白在安徽泾县游览桃花潭,临行时,汪伦来送李白,感于汪伦的情谊,李白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留别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人即地起兴,以潭水之深来比喻友情之深,巧妙地将送别地点与友朋的情感勾连起来,真挚地表达了诗人与汪伦之间的深情厚谊。桃花潭水是那样的深湛,但还不及汪伦送别我时的情谊之深。“不及”二字,将汪伦对作者自己的情谊描写得淋漓尽致,语浅情深,意近神远,深得后人赞赏。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说:“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正因为李白写出了自己和汪伦之间这种依依惜别的深情,使得全诗具有了一种沁人心脾的感人的艺术力量。

3、抒发对挚友的慰勉和赞美之情

友谊和亲情、爱情一样,是古代诗人们的写作生涯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古代诗人们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朋友的高尚节操是砥砺自己人格的楷模;朋友的卓越成就是自己事业追求的目标;朋友的不幸遭遇是自己痛心疾首的悲愁;朋友的慰问勉励是缓解自己痛苦心灵的美酒;朋友的互相援引、同舟共济是自己成功的坦途。正因为如此,在古代描写友情的诗篇中,除了上述两类以外,更多的是抒发对挚友的慰勉和赞美之情。前者如高适的《别董大二首》之一:“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多情自古伤离别,更何况是挚友的离别,但高适却在本应伤感的离别中,洋溢着一种昂扬的信念和浪漫的情趣。虽然你我今日离别,但不要忧愁未来的征途上没有知己,因为你的才华横溢,天底下没有不认识你的。诗人相信董大到了新的地方,定能成就一番新的业绩。挚友的慰勉,既给友人增添了开辟新天地的信心,又给挚友的离别平添了一股豪迈的气势。后者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开头四句,一气灌注,都是对李白诗的热烈赞美。先赞美李白因为思想情趣卓异不凡,因而写出的诗出尘拔俗,冠绝当代,无人可敌。接着赞美李白的诗象北朝著名诗人庾信的诗那样清新可人,又象南朝著名诗人鲍照的诗那样俊美飘逸。从杜甫这些坦荡真率的赞美中,不但可以看出杜甫对李白诗的无比喜爱和衷心钦佩,也可以看出李杜之间那种友谊的真挚深沉。有人说“文人相轻”,但在李杜的诗中,却看不出丝毫的“文人相轻”,我们所看到的只有李杜之间的深情厚谊。正是这种生死不渝的深情厚谊,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最为优美的佳话。

杜甫的赠别诗篇5

论文摘 要: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有近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唐朝都城长安度过,在长达十三年的长安生活中,成就了杜甫的现实主义诗人地位,形成了杜甫精神。今天研究杜甫在长安时期唐朝的政治变化与历史背景以及长安生活对杜甫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影响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有近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唐朝都城长安度过的,在长达十二年的长安生活中,成就了杜甫的现实主义诗人地位,形成了杜甫精神。今人侧卜究杜甫在长安经历的政治变化与历史背景,以及长安生活对杜甫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影响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据杜甫年谱记载,杜甫出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其间,杜甫在人宝五年(746)35岁时从山东来到陕西长安,至唐肃宗乾元一年(759) 48岁时离开长安,前后在陕西长安生活近十二年时间,长安生活直接影响了杜甫写作风格和思想发生深刻变化。这时期是杜甫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是杜甫思想、杜甫精神形成的转折时期。

一、天宝五年至乾兀二年的历史背景

杜甫在长安时期,正是唐代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唐玄宗人宝五年至唐肃宗乾元一年(746 759),唐从鼎盛走向哀落,其间经历了唐朝的盛世和‘安史之乱”杜甫也经历了生活动荡、思想变化、诗歌创作的人生重要转折时期,从一个风华青年成熟为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用诗歌表现现实的诗人。

1.唐朝的盛世阶段

唐朝历史按其社会发展分为初唐(618-713), 盛唐(713 766)、中唐(766 -835)、晚唐吠乖I I至唐朝末年)几个阶段。唐太宗统治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统治的开元盛世是唐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626-713 )。杜甫到长安时是唐朝社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一开元盛世阶段。此时,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高峰阶段,同时又是唐朝从顶峰走向哀落、大起大落的阶段。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皿然达到空前繁荣,进入鼎盛时期,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隐藏着极大的社会危机。土地兼l{愈发激烈,如刑部尚J卢从愿“盛殖产,占良田数百顷,……目为多人翁”,L’J < P3} 24’权相李林甫‘京城邸第>}园水砧,利尽上肤s)。 UJ

2.‘安史之乱”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从此,唐朝山盛转哀,唐初那种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的局而一去小复返,‘安史之乱’给社会经济带来极大破坏,可谓‘它室焚烧,十小存一,百曹荒废,i’} rn无尺椽。中间re内,小满千户,井邑棒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汁,达于徐方,北自覃怀,至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y J(P3896,加速了封建社会各类矛盾的尖锐。战乱使社会动荡,给社会带来冲击,使百姓遭遇浩动。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卜游,一片荒凉。t万人尚流冗,举目惟篙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rs } c Pss’经过战乱,‘饭寞人宝后,园庐但篙,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广大人民tL,I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至德元年(756)八月,杜甫携家归ItIS州,自己投奔灵武的肃宗行在,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此时杜甫写就的胡夜》:‘吟夜1115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石..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反映了乱离时代人民的痛苦之情,表达了人们希望动乱旱日结束,乱离人能够旱日团聚,过上太平生活的愿望。杜甫初到长安没有考取功名,无法施展政治抱负,后来爆发战争,唐朝社会发生急剧变化,处在社会生活底层的杜甫生活艰难,个人的境遇使诗人看问题的角度发生变化,从切身经历更能感受现实,l{通过诗歌表达反映社会。其人生也山游历祖国山水时的青年意气风发到没有考取功名的失意、落魄,战争的颠沛流离,国家、个人遭遇的变故异致其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忧国忧民成为其思想主流。

二、杜甫在长安的生活

杜甫在长安的生活,从其诗歌中看,主要山如卜几方而内容构成:到长安后与贵族交游、宴饮,初期小被赏识的生活艰难政治上的抑郁小得志,战争中的颠沛流离等方而。生活在盛世的杜甫>J{没有享受到盛世的太平,相反,个人遭遇了更多的悲哀。诗人的经历也是对唐朝盛世的讽刺。

1.盛世的悲哀

杜甫35岁时到长安,他到京城长安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科举考试博取一定的政治地位,施展政治抱负。因此,一改往日“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I士游》)的生活态度,努力应考。然而,杜甫应试科举屡屡落榜,生活也急转直卜为‘偿困于衣食”( (G佳寸西岳赋>表》),‘农小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小暇"((G雕赋>表》),为了维持生计,小得小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夕。穷愁潦倒,贫病交迫,‘徽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小辞f7 L4J(P23)所谓‘牡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ALL”。L5J 侧卜究杜甫者,对其长安生活多措辞为“困居m、 t守’YJr,"J >一个‘侧’字可以说是杜甫在长安生活的最好写照。

杜甫在长安的生活l{小像他在各地游历时那么轻松,为求仕进与解决日常生活,小断写诗投}状权贵,其在长安遗留卜来的诗中突出表现了这方而的内容,如C}’’H特进汝阳工一十韵; C}’H比部萧朗中十兄》CC}寄河南韦尹丈人》CCn’H韦左承丈济》棒赠韦左承丈一十一韵; C}’H翰林张四学士泊; C}’H陈一补缺》《陪李金u-花卜吟》C}F7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l:l:J一首》锻赠哥舒开府翰一十韵; Cu曾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荞赠太常张卿泊一十韵》《上韦左相一十韵》《赠田九判官梁邱》棒同郭给事汤东灵揪作》《荞先刘少府新u山水障歌》等,人宝六年((747)沂应试‘制举”;十年(7snl句皇帝献赋,}状‘伏礼赋’生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年C7ss>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胃曹参军之职。杜甫生活在盛世长安,但盛世长安l{没有给诗人提供展示其才华的社会平台,有的只是更多让诗人笔卜记录的盛世生活的艰难与政治小得志的悲哀。

2.生活的艰难

杜诗中多处记载了杜甫在长安的生活,可谓}r,驴十二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L3J“长安苦寒谁独悲‘2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m,R联百结‘)0《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沙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CC}’}江头》),他在长安生活极其困顿。与此同时,人宝十年(7s1)他写的《乐游园歌》《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l:l:J一首》《醉时歌黔诗篇忠实地描写与揭露了统治阶级奢侈豪华的生活。

3.乱世的记录

杜甫在长安,经历了唐朝社会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在他的诗中处处表现了诗人关心国家安危的忧国忧民情结。杜甫诗中对‘安史之乱’’}’J乱前预言、乱中经历、乱后影响都有真实的记录。人宝十一年(7s2),他看到国家政治存在的严重危机,‘与出‘t山忽破碎”“登兹翻百陇m L5J(P35’的担陇。在幻石出塞五首》中预言安禄山是“主将位益宗,气骄凌上都”然而‘边人小敢议,议者死路衙”比四),指贡安禄山飞扬跋启和玄宗的放仟小问。人宝十四年(7ss)十月,凭杜甫对现实社会的观察,他意识到大乱即将发生,在给棒同郭给事汤东灵揪作》中写出了自己的看法。安史之乱时杜甫写了陈陶之役等反映战争的CC},},.陈陶》CC},},.青坂;’:诗,以及身陷长安所写的安禄山对唐工室进行报复性大屠杀的CC工孙》,真实再现当时社会破坏的《春望》+I+I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夕等等。杜甫将目睹的唐社会大动荡,在战争中饱受的贫寒坎坷颠沛流离之苦,历经的沧桑磨难,全部用其特殊的笔锋一诗歌记录卜来,为我们今人侧卜究盛唐时发生的这场社会大变故留卜了宝贵的原始资料。

三、长安生活对杜甫诗作的影响

杜甫在陕西长安成就了他中匡!文学史上的小朽地位,他在长安期间写成的一系列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传世诗篇,标志着他经历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认识有了新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1.诗歌分类

杜甫在长安生活十余年,留有诗篇240首(据郑言武《杜甫长安诗目录》),据统计,其一生写诗1400篇,而长安诗篇占其总数量的近五分之一,这些诗作内容基木上可以分为如卜几类:反映杜甫到长安后困难生活、杜甫在长安与达官贵人交往沐上甫在长安经历‘安史之乱”、怀念李白、在长安游玩以及其他方而内容。奠定其文学创作地位的一些上乘佳作即完成于诗人在长安时期。

2.诗歌内容与地位

杜甫诗歌内容与他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他在长安主要生活在卜层,他观察现实直而社会的结果是写作了大量反映社会各方而内容的诗歌。唐玄宗人宝五年(746)杜甫来到京城长安。他以为从此可以‘位登要路津”,La J < Pzo>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但他的希望落空了。他满含辛酸地写卜了这种生活情状:‘潮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m LaJ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他甚至上山采药,换取tt}价”,这就是他后来说的‘懊药都市,寄食友朋”。社会现实的严酷,迫使他将目光投}句卜层人民。杜甫诗作中现实主义的风格,就是在这种情况卜出现的,l{}}_升华为一种执著的爱国主义精神。此时的代表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道:" Jl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满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小忍便永诀。··…彤庭所分帛,木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牛常免租税,名小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项洞小可掇。’利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写出了C(.}车行》《丽人行》偷出塞》幻石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y:}样的小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时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椿望》《北征》优村》《二吏》《二别;’:小朽诗篇,讲述人民苦难,痛斥统治阶级贪残,深刻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Zo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在长安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达到了诗歌写作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在以诗写史,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

人宝后期,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如C}丽人行》《二绝句;’:>皿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杜诗中战争题材数量也很大。杜甫对小同性质的战争写作态度、思想认识一也小同。他反对朝廷穷兵默武,消耗国力的有C}}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前出塞》幻石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贡了君工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小幸命运。《二吏》《二另日》中,诗人完全歌咏人民和卜层社会,诗的题材内容也扩大了。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在这些诗中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表现跃然纸上。同时,杜甫有小少歌咏自然的诗,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如最具代表性的反映国破家亡、富于清感的椿望》等等。长安诗中,内容深刻,风格沉郁,语言精练,叙事严谨,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现实生活,奠定了诗人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代表地位。

四、长安生活对杜甫思想的影响

1.思考的源泉

杜甫在长安的经历是杜甫思想、杜甫精神形成的来源。诗人在长安经历了匡!破家亡的大变故,严酷的社会现实直接影响了他的思想转变,他山初期个人怀才小遇转为而向社会,站高了角度,开阔了眼界。如作者写作的惯交行》:`}fi}手为石覆手}}h},纷纷轻薄何须数。君小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将其饱谙世态炎凉、人情反复的滋味愤然于作品上。

杜甫到长安时已近35岁,其间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饥寒交迫的生活,使他历尽人生辛酸,他看到生民的疾苦,关心着国家安危,忠君恋闭,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这段时间更加强烈。紧接着的安史之乱,使他体验了战争的苦难和深临百姓的疾苦。诗歌里的悲歌自然涌出,他作品中更多时候表现的是沉郁顿挫,悲枪深沉。在长安没有带给他万世功名,甚至没有一场机遇,有的只是颠沛苦顿,郁郁小得其志,就这样他把人生中最重要的年华留在了长安,留在了他的‘诗史’中。

2.杜甫精神

杜甫精神中最好的体现就是他身处逆境,却心系国家,心想人民,始终保持一颗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贡仟感以及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深沉忧念、对民生疾苦充满同情、对统治集团中腐朽现象给子严厉的批判。山于政治失意和生活穷困,杜甫对黑暗的现实认识也一人人加深,思想感情也一人人地接近人民,诗风也跟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的视野从个人转向了社会:他看到最高统治集团的‘开边’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卜了《兵车行》偷出塞》《后出塞》等小朽的名篇;他看到了唐玄宗和杨氏姐妹的荒淫无度的生活,‘与卜了《丽人行》,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人宝十四年(}ss>冬,杜甫写出传世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J!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夕的深情,控诉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掠夺‘‘彤庭所分帛,木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揭露贫富A.W殊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f}句表现了唐代社会尖锐的阶级矛后,也是他长安生活与对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这些诗篇标志着诗人创作已走上了现实主义道路。《二吏》《二另日》等传世名作,都以严肃的写实精神,充分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当时的生产遭到普遍彻底的破坏,杜诗石. ";r.寞人宝后,园庐但篙黎o }}}C}己家别》),人口数量也大大的减少,‘十年杀气盛,六合人烟稀”,‘潇条四海内,人少豺虎多”,小过五六年,人口便从五千万降到一千六百多万,有些地区则是‘汗家今有百家存”。封建统治者小关心人民的死活,服兵役者,卜到儿童,上至年长者(《石壕吏》.惭安吏》),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深的灾难。杜甫而对艰难困苦的生活,没有气馁投有退缩,他正是凭着这种生活态度和坚强意志,‘与出了大量堪称‘特史’’}’J壮丽诗篇,从而成就了一代‘特圣"}’J辉煌业绩。

五、小结

杜甫的赠别诗篇6

摘要:根据笔者求证,杜诗中“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中“没”字不是“波”字,应该训为“钻进水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臭”字应该训为“香”;“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中“雀”字是“鹊”,应该训为“麻雀”。

关键词:杜诗 训诂 “波” “臭” “雀”

《杜诗》自传世以来,备受历代学者的青睐与关注,光是训诂注解就不下千种,有关研究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在这卷帙浩繁的注解训诂当中,曲解是难免的。在这里,本文就一些曲解与错误的注释略微做些校正,敬请萧老师指正。

一、“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中“没”字训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杜甫的这句诗,大多数本子都写作“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但是,宋敏求的本子却是“白鸥波浩荡,万里谁能驯?”至于这点,苏轼早就指出来了,他在《东坡志林》里就提到:“子美‘白鸥没浩荡’,言灭没于烟波间耳。宋敏求谓鸥不解没,改作波字,便觉神气索然。”对于这点,杜诗注解的集大成者仇兆鳌似乎也非常同意这种观点,他在《杜诗详注》中不仅引用了苏轼的这句解释,而且还在后头引证到:“今按《易林》‘凫游江海,没行千里。’此没字所本。”从“凫游江海,没行千里”来看,“没”字是钻进水里的意思,因为野鸭在游水的时候会经常性地钻进水里潜行,而从苏轼的言辞“灭没于烟波间耳”来看,“没”当解释为灭没、消失,意思是白鸥消失灭没在浩淼的烟波当中了,这里既含有白鸥纵向钻进水里而灭没的意思,也含有白鸥横向消失在广阔的烟波当中的意思。笔者按:照苏轼这样理解“没”字,白鸥那种浪里击水的气势还是可以跃于纸上的,如果将“没”字改为“波”字,那么白鸥悍然凛冽的气势完全没有了,进而整首诗的诗意也大打折扣了,所以,宋敏求的这种解释是完全不可取的。周振甫先生对于这点,也作出过解释:“杜甫的《奉赠韦左垂丈二十二韵》诗,写鸥鸟在浩渺无边的万里烟波之中飞翔,没有谁能够驯服它,写出了广阔的境界,写出了鸥鸟自由自在地飞翔。‘没’指灭没,消失。写白鸥的消失,才能显出万里烟波的广阔。这个‘没’不是钻进水里的意思。改成‘白鸥波浩荡’,显不出白鸥的自在飞翔,所以毫无精神了。这样一改,意义也全变了。”在这里,周振甫也重新强调了“没”不能作“波”解,但是,他却认为“没”应理解为白鸥横向飞逝于波涛当中,而不是纵向钻进波浪当中。笔者按:杜甫曾着笔咏过白鸥,“江浦寒鸥戏,无他亦自饶。却思翻玉羽,随意点春苗。雪暗还须浴,风生一任飘。几群沧海上,清影日萧萧。”(《鸥》)①由其中的“点”与“浴”可以看出杜甫眼中的白鸥确实是钻进水中了的,而“清影日萧萧”也可以看出它们不是像周振甫所说的最终消逝的;另外,根据《生物百科辞典》:“白鸥属于鸥科,主要分布于北美、亚欧大陆北部,包括有中国秦岭淮河以北地区,善飞,能游水,常随潮而翔,善捕鱼,常常随潮起时鱼被潮卷出水面而钻进水中捕鱼。”由此可见,白鸥喜欢随潮而翔是觅食的需要,因为潮起会有鱼被卷上水面,而钻水捕鱼也是它们的本性所在,它们一般不会像大雁或雄鹰那样翔于空中而最终消逝的,所以,宋敏求因为不了解白鸥随潮而翔的习性而曲解了杜甫作诗的本意了,同样的,周振甫也因为不知道白鸥有在潮中捕鱼的习性而作出了错误的解释。

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臭”字训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历代诗词名句辞典》中被解释为:“那些朱门内的高贵人家家里,吃剩下酒肉都己经发臭了,朱门的路上,有因饥寒被冻死的尸骨。”其中“臭”字被训诂为发臭,在今天看来,这当然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今天“臭”字基本上只剩下“臭味、难闻的气味”这种意思了,所以在中小学教材当中,其中的“臭”就被解释成“臭味”了。“臭”在《说文》当中为小篆,“从自(鼻之本字)从犬”,属会意字,解释为:“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可以见得,“臭”的最初意思就是指气味,但气味有“好闻”与“难闻”两种,所以在后世的文献发展过程中,这两种意思都得到了运用。例如:“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易·系辞传》),“臭,香也”(《龙龛手鉴》)这两例“臭”都训为“香味”;另外,“工匠饥死,长安皆臭”(《后汉书.隗嚣传》),“臭,恶气息”(《玉篇》)这两例则训“臭”为“臭味”。所以在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里就引起争议了,有的认为“臭”应训为“臭味”,他们的理由是:在《杜诗详注》中,仇兆鳌在这句诗后引证到“《孙子新书》:楚庄攻宋,厨有臭肉”,另外,杜甫也曾有诗写道“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②根据句意,这两处的“臭”应训为“腐臭、臭味”才合理,所以这些学者们就根据这个认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臭”应训为“臭味”,而且这样解释也不悖整句诗意;而有的学者认为“臭”应训为“香味”,他们的理由是:肉可以臭但酒不可以臭,另外,何逊有诗“枝横却月观,花臭绕凌台”,更重要的是,明人叶敬平也有诗“未进君家门,先闻酒肉臭”,这两处“臭”必须训为“香味”才能意思通达,所以这些学者们就根据这个认为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中“臭”应训为“香味”,这样解释同样也不悖整句诗意。笔者按:首先,杜甫写过有“肉臭”(“富家厨肉臭”),但却没写过“酒臭”的,纵观整个杜诗,有把酒遣兴的美酒:“书乱谁能帙,杯干自可添”(《晚晴》);“报答春光知有处,应须美酒送生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三);“谁能载酒开金盏,唤取佳人舞绣筵”(《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四);“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等,也有借酒浇愁的苦酒:“愁多任酒醺”(《留别贾严二阁老两院补阙得云字》);“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落日》)“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九日四首》)“潦倒新停浊酒杯,百年多病独登台”(《秋兴八首》),由此可见,杜甫他自己也知道酒是不会臭的。另外,有些学者认为,美味佳肴与后面的“冻死骨”意思不搭,笔者却觉得,“朱门酒肉太多吃喝不完,都变质发臭了”跟下一句“路有冻死骨”同属切责之语,不能天生张力,而杜甫比较喜欢在两句诗之间制作张力,赫赫豪门与荒凉小路对比,富人们美味佳肴的享受与穷人们忍饥挨冻而死的身躯相对,这样才更显张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元稹也曾写过诗句“归来始安坐,富与王者勍。市卒酒肉臭,县胥家舍成。”(《估客乐》)这里的“酒肉臭”必须训为“很香很美味的酒肉”才能意思通顺,元稹是中唐时期的人,杜甫的这句诗是很有可能看到过的,如果这样,元稹不可能不顾及杜甫的诗句而将“酒肉臭”表示成美味的佳肴,即使没见过这句杜诗,那也能说明唐人很习惯于用“酒肉臭”来表示美味佳肴了,还有一点得注意,明人叶敬平也有诗“未进君家门,先闻酒肉臭”,杜甫在宋以来地位就非常非常地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元明清,所以明代文人不可能不熟悉诗圣杜甫的这句诗,既然他熟悉这句诗,那怎么可能把诗圣的诗句搬到自己的诗里就完全弄反意思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杜甫原来诗句“酒肉臭”的本意应该就是“美酒佳肴”的意思了,至于今天很多人都习惯“酒肉臭”是“酒肉腐臭”的意思,很大原因就是“臭”的意义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香”的义素在里面了,而只有“难闻的气味”这种意思,所以,近人习惯性也将杜甫的诗句弄错了。

三、“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中“雀”字训诂。(《羌村三首》)

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注道:“柴门鸟雀(当做鹊)噪,归客千里至。”(《羌村三首》)并在后面引证了一例“陆贾《新语》:乾鹊噪而行人至。”笔者按:仇氏单凭一例“乾鹊噪而行人至”而证明了杜诗“柴门鸟雀噪”中“雀”应当是鹊,这是十分不明智的。宋玉在《高唐赋》中也曾这样描写过“从雀嗷嗷”,“嗷嗷”跟“噪”意思差不多,那是不是也可以证明杜诗“柴门鸟雀噪”中“雀”应当不是“鹊”而是“雀”?其实,“雀”和“鹊”是有着很大区别的,“雀”是指麻雀,“鹊”是指“喜鹊”,根据《生物百科辞典》:“喜鹊一般在高大乔木的顶端筑巢栖息,特备喜欢把巢筑在民宅旁的大树上;而麻雀的巢很简陋 ,以草茎、羽毛等构成,一般筑在低矮的灌木丛当中,有时也建在民宅的屋檐下甚至墙洞中。”杜甫住的是草堂,草堂是特别适合麻雀筑巢的地方,而喜鹊是不会选择这样低矮的茅草屋或其周围来筑巢的。另外,杜甫也有描写过麻雀和喜鹊的诗例,“南飞有乌鹊,夜久落江边。”(《月三首.其三》)③根据《生物百科辞典》:“鹊和雀不同,它敏捷,善飞,不仅飞行速度极快,而且飞程相对来说比较远。”可以确定这里是指喜鹊或者是跟喜鹊相近的鹊类;而在“黄雀饱野粟,群飞动荆榛。”(《赠别贺兰铦》)④“秋虫声不去,暮雀意何如。”(《除架》)⑤根据《生物百科辞典》:“麻雀的巢很简陋 ,以草茎、羽毛等构成,一般筑在低矮的灌木丛当中。”可以确定在这荆榛草丛里的确实是麻雀,所以说杜甫的那双慧眼是不会不明辨事实而随意把错误的事物写进诗中的。这样的话,根据事实,“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中“雀”字是正确的。

注释:

[1]见于仇兆鳌《杜诗详注》第四册第1531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2]见于仇兆鳌《杜诗详注》第四册第1666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3]见于仇兆鳌《杜诗详注》第四册第1630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4]见于仇兆鳌《杜诗详注》第三册第1071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5]见于仇兆鳌《杜诗详注》第二册第615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参考文献:

[1]徐有富著.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第八讲)[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2]仇兆鳌注.杜诗详注(第四册)[M].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第1630页

[3]席红.浅谈训诂在古典诗歌鉴赏中的作用[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期

[4]于群.训诂学实用性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4月

杜甫的赠别诗篇7

论文关键词:北宋;临江三孔;诗歌创作;特征;从容自道

“临江三孔”即北宋临江军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号“三孔”¨,江西峡江人,主要活动于熙宁、元丰、元韦占、绍圣时期,黄庭坚诗云:“二苏上联璧,三孔立分鼎”(《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把“三孔”与“二苏”并提;苏辙亦有诗云:“时有江南生,能使多士服”(苏辙《次韵孔平仲著作见寄四首》其一)。可见,他们在北宋有很高的文学地位。但“三孔”文名在后世有所低落,因此,鲜有论之。其实,当时他们不仅是政界要人,而且是文章大家,平生著述极为丰富。现存有《清江三孔集》,其中有孔文仲诗10首;孔武仲诗7卷,其中古体诗180首,今体诗480首;孔平仲诗9卷,其中古体诗181首,今体诗376首,诗戏215首。

他们的诗正如武仲在《兴国僧房诗序》里说:“于闲暇时作为歌诗以自娱……感于物、动于心、发于言,不为讥嘲以忤群众,从容自道而已,亦诗人之志也欤?”这既体现了宋人对诗歌本身看法的变化,更反映了宋人以达观的人生态度获得安然自适的生活和心境。因此,“从容自道”、“歌诗以自娱”的诗歌主张,促成了“三孔”诗歌特点的形成。

一、题材日常生活化

“三孔”诗歌以题材划分,有反映民生疾苦诗、政治诗、日常生活诗、行旅诗等,其中尤以日常生活诗为“三孔”诗歌题材的最大特点。清翁方纲《石洲诗话》谈到宋诗重实用价值,着眼在诗歌题材的大处,而就三孔诗中的题材来看,则更日常化、个人化、人文化。如平仲《使纸甚费》、《狂犬》、《子明棋战两败。输张遇墨,并蒙见许夏间出箧中所藏以相示。诗索所负,且坚元约》、《书所见》、《元丰四年十二月大雪郡候送酒》诗;武仲《钱穆仲(父)有高丽松扇,馆中多得之者,以诗求之》、《内阁钱公庞惠高丽松扇以梅州大纸报之,仍赋诗》、《书馆买粟饭,取问门水以接昼饥》、《读王逢原文,奇其才,择其甚精者,录为一编》等等,以诗歌形式写“我”之所见所闻所历,正所谓“从容自道而已”。

“三孔”人文活动的丰富,决定了他们诗中人文题材的丰富。平仲喜下棋,且棋艺颇精,因而关于“棋”的诗歌颇多。如《郧阳观棋》、《一胜篇》、《再胜篇》、《承君输棋八路》等。平仲诗云:“欣然趣自得,其乐胜书画”,既将下棋视作为一种智力活动,同时对峙的棋局又往往使人联想到社会人生:“初味若恬淡,锋交渐纵横。攻南意窥北,翻复乃人性。

计虑临纪出,或从死中生。勇者喜见色,怯者噤无声。谁云一枰小,斗智亦已精。”(《郧阳观棋》)在人生失意时刻,下棋也成为诗人不问荣辱、寻求超脱的方式之一:“平生疏野得江湖,岁暮西斋拥一炉。雨滴空邻阶如自语,风吹长木更相呼。世间宠辱收棋局,楼上光阴人酒壶。近日睡时全无梦,攀缘狂想自知无。”(平仲《西斋冬夕》)此外,“三孔”集中其他人文题材的作品如观书画,有武仲《观钟离中散草书帖》、《秘阁观唐法帖呈同舍诸公》、《子瞻画枯木》、《阴山七骑图》等;平仲《唐林夫累惠书,字法绝精,以诗谢之》,《梦锡惠墨答以蜀茶》等等。

“三孔”以日常生活人诗,还体现在日记体、记事体诗作上,这些诗作常常或直接以日期、事件为题,或明确言明作诗记文之目的。如武仲《雷亭四言》、《儿归行》,平仲《日出》、《二月一日》、《收家书》、《鸡冠》、《十月二十一日夜》等等。“三孔”诗歌题材的这种日常生活化,说明诗歌已经成为“三孔”生活中经常运用的一种表达形式。

二、喜以文为诗

“三孔”在诗歌创作中强调“我”的存在,自我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在诗中借用了文的表现方式,即“以文为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使用虚词。平仲《送从道》诗云:“去年风云搅天暗,君马区区之海涯。今年苦寒又访别,正是去年行役时。信阳虽远重来得,小桃常探春消息。如今官满去不返,又见花开谁记忆。”“又”、“正是”、“虽”等虚词的使用,使全诗意脉连贯而显豁。虚词的使用,还可以增加诗歌音节及内容上的转折顿挫。如文仲《将至南都途中感旧二首寄钱穆父》之其二“书凭去雁虽无便,路出名师亦有缘”中的“虽”、“亦”;武仲《广济道中》“蔫黄犹是旧时叶,格磔稍闻新岁声”中的“犹是”、“稍”;平仲《适值刘从道供奉往信阳镇用前韵送之》“别恨不须青草色,归期当及水桃香”中的“不须”、“当及”,都属于这种用法。

其二为造散语。平仲《因读黄鲁直所与周法曹诗,诗与字俱好,以此寄之》就表现出一种散文化,这种散文化使诗歌在叙事、状物、抒情等方面明白而又详尽。又如平仲《小庵诗》:“石为道,旁植冬青不死之灵草;跨水为桥,上有百年老木之清阴。小庵又在北墙北,花竹重重深更深。公余竞日无一事,卜此佳趣聊栖心。明月为我迟迟不肯去,清风为我渐生好音”。这里长短不一之散句,取得了错落有致的效果,并与诗人愉悦自得的心情相映衬。

其三是吸取散文的叙述方式。平仲《述鸥》诗云:“水滨老父忘机关,醉眠古石红蕖间。绿波荡漾意不动,白云往来心与闲。有鸥素熟翁如此,命侣呼俦就翁喜。相亲饮啄少畏避,自浮自沉不惊起。渔人窥之即谋取,手携罗罔来翁所。群鸥瞥见皆远逝,千里翩翩一回顾。鸥不薄翁翁勿疑,避祸未萌真见机。渔人罗罔不在侧,敢辞旦夕从翁嬉。”诗作写《列子》卷3中的一则故事,并保持故事基本情节,叙述方式也一致,只是变换了人物的身份。平仲将这则故事实现了从文到诗的转变,全诗意脉连贯,语序正常,语言疏朗而流畅。

三、重视蕴含学识

文仲在给司马光的信中谈到:“学积于内,则文发于外。积于内也深博,则发于外也淳奥,则夫文者虽不学焉,而亦可经兼得之。学不充于中,而徒外事其文,则文盛于外而实困于内,亦将兼弃其所学。”(见司马光《答孔文仲司户书》)平仲有《读江庵集》诗:“煌煌一匹锦,烂烂五色笔。始从何处得,怅此梦中失。淹也虽善文,葳蕤少筋骨。譬人气不深,往往多奄忽。晚年既富贵,外学仍老佛。”这些都说明他们兄弟俩重视内在修养及学识的积累,强调其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苏辙《次韵孑L武仲学士见赠》诗云:“羡君耽读书,日夜论今古。虽复在家人,不见释手处。意求五车尽,未异双目苦。蓬莱倚霄汉,简册充栋宇。学成擅困仓,笔落走风雨。”这也描述了武仲耽于读书的情形,同时也表明武仲的文学创作得力于学养的事实。

“三孔”重视从儒学中吸取营养,以学问为诗的观点,且贯穿于创作过程中。试以平仲诗《和经父寄张绩二首》为例:“解纵枭鸱啄凤凰”,见《庄子秋水》,“但知斩马凭孤剑”,见《汉书·朱云传》,“岂为摧东避太行”,见曹操《苦寒行》,“失之垂翅合南翔”,见《后汉书·冯异传》,“鸾凤托巢虽枳棘”,见《后汉书·仇览传》,“但存漆室葵心在”,见《列女传》,“莫学荆山玉泪哀”,见《韩非子》,“倚伏万端宁有定”,见《老子》,“塞翁失马尚归来”,见《淮南子》。这两首诗运用典故与现实的情况相融得恰到好处,表现出鲜明的倾向性,全诗以筋骨思理取胜。

四、长于次韵、杂体、集句

次韵诗、杂体诗是“三孔”诗歌创作的另一特色。这些诗歌的创作带有“自娱”和竞技的意味,同时也是对自身语言能力和学问积累的挑战,如平仲药名诗一首题为《再作药名诗一首寄宜父,并用本字,更不假借。此诸名布在本草中,虽或隐晦,然以为不当但取世俗之所知而遗其所不知,亦君子之用也。至于搜索牵合,亦可以发人意思而消磨光景,请宜父同作》。另一首题为《宜甫寄示庐山高药名诗,亦作一首奉酬。不犯唱首,兼用本字,更不假借》。

据此可见他对药名诗的认知。平仲杂体诗也很别致,《诗戏》中有杂体诗170首,其中有人名诗、集句诗、八音诗、四声诗、藏头诗、药名诗、药名离合诗、离合诗、离合转韵、六字诗(数字诗)、郡名诗、笔画诗、回文诗、星名诗、卦名诗、藏字、词、句诗等等。这些离奇古怪的诗都要有学问功底,在今天看来这种诗无非是游戏之作,但在宋人眼里却看成是非等闲之举。

“三孔”的集句诗,亦表现出他们的学问功底,而平仲的文学成就最高。孔毅甫常集句赠东坡,东坡曾戏称:“羡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使儿”。对孔毅甫的集句诗《寄孙元忠》也很感兴趣,称它为“殆不减《胡笳十八拍》也(此处指王安石18首集句诗)”。集句诗当时以王安石写得最好,《竹坡诗话》拿他与王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宋人诗话对平仲诗歌的评价基本集中在其集句诗和药名诗的创作上。平仲这种集句诗很多,其集句有集《文选》句,集杜甫句等,尤以集杜诗更佳。如《寄孙元忠》其二诗:“抱病江无自首郎(杜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使人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七),秋风此日晒衣裳(《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二首》其一)。看我形容已枯稿(《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此岂有意仍腾骧(《瘦马行》)。一官羁绊实藏身(《寄常征君》),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致君尧舜付公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诶侍郎》),几时高义排金门(《寄柏学士林居》)”。句句出自杜诗而又表达了自己倦于官场、无意仕进的心性。如出诸己,而无掇拾之迹。苏轼作《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赠五首》云:“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对平仲的集句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五、推崇李杜与“从容自道”

武仲、平仲都很推崇杜甫。平仲《题老杜集》诗云:“七月鸱号乃至此,语言闳大复瑰奇。直侔造物并包体,不作诸家细碎语。吏部徒能吧光焰,翰林何敢望藩篱。读罢还看有馀味,令人心服是吾师。”武仲《读杜子美(哀江头)后》也说:“自晋宋以来……余固喜诗,愿以子美为师者。”平仲诗是从杜甫诗歌艺术集大成的角度来谈,武仲文涉及的是杜甫诗歌所包含的思想意义及杜甫的人格魅力所在,将杜甫的忧国忧民意识提到首位,认为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谓之知子美也’(《读杜子美(哀江头>后》)。这两方面基本代表了宋代诗人对杜甫的看法,也是他们推崇杜甫的原因所在。

平仲作诗受杜甫的影响,就诗歌内容而言,他学习杜甫,创作了一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篇,如《长芦咏蝗》、《和常父湖州界中》、《夏旱》等等。其中《夏旱》诗云:“我愿蛟龙卷此水,洒落东南救焦死。又闻戎泸方用兵,战车甲马穿云行。安得疏江拥三峡,余波末流灌百城。分支引派人南亩,尽使枯槁得复生。志大心劳竟何补,仰视云汉高溟溟。吾徒禄食固可饱,更愿眼前无饿莩”,与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问,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情怀和精神何其相似。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相上下,也有借鉴。如平仲叙事诗中的细节描写,《常父寄半夏》诗写接到武仲寄来的半夏后,儿女们急于尝试的情形,全文采用白描手法,生动亲切,类杜甫《北征》诗中的细节描写。此外,平仲诗还学习了杜甫律诗语序变换的特点。平仲《M占》诗云:“红破露花将引蝶,绿深烟柳已藏乌”,“红破露花”,“绿深烟柳”的常规语序应为“露花破红”“烟柳深绿”将“红”与“绿”提前,重点强调给自己突出印象的色彩视觉。杜甫此类诗句有“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其八);“青惜峰峦过,黄知枯柚来”(《放船》)等等。从句子结构上看,倒装使两句诗都避免了平板、浅露,获得了语峻而体健的语言效果。

除对杜甫的推崇外,平仲还有诗赞叹李白的诗风,表达向往之意,如《李太白》、《李白祠堂二首》等诗。平仲还有诗师法李白处,其中《疾国偶成呈介之》诗云:“吾生十五犹孩童,胸中胆气摩天开。”黄庭坚评平仲诗日:“气与神兵上斗牛。”(《次韵和答孔毅甫》)李白诗以气胜,其气奇,其气逸,其气壮,意象丰富,比喻生动,都可以在平仲诗中找到影子。在宋代尤其推许并学习杜甫的风气下,平仲的师法李白无疑是异于时人的举动。

然而,正如武仲《兴国僧房诗序》所说“作为歌诗以自娱”、“从容自道”,在《阁下观竹笋图》亦云“贪得以记忆我,俱非贤达心”,强调的都是“我”的存在。由“我”出发,武仲、平仲在文章中更多的是对文学作品独特性的追求。《苕溪渔隐丛话》卷29《冷语夜话》云:“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馆中,雪夜论诗,平仲日:当作不经人道语,日:斜拖阙角龙于丈,

澹抹墙腰月半棱。坐客皆称奇绝。次仲日:此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日:看来天地不知夜,飞入园林总是春。平仲乃服其之。”所谓“不经人道语”,有避免陈言之意,更主要的是意在突出表现具有个性的体验,武仲、平仲将这种主张付诸创作实践之中。他们的行旅诗很多也很有特色。武仲的一部分行旅诗写所见所感,自然而有思致。如《故县遇风二首》其二:“积雨成湖客路长,春风掀搅意何狂。残云吹尽真天力,乞我晴明入帝乡。”《关山路三首》其二:“晨朝马匹涉崎岖,映水梅花淌一株。旬日山川历千里,江南雪蕊已全无”。有的也表现出节奏明快,像《蕲春听琵琶五首》、《瀑布六首》等诗。平仲则善于捕捉到行旅生活中最被触动的一面,并将其表现出来,或用平淡的笔法,或用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像、大胆的夸张等手法。其《寄内》诗云:“试说途中景,方知别后心。行人日暮少,风雪乱深山”,没有直接言明“别后心”的内容,只言“行人日暮少,风雪乱深山”,其意尽在句中,表现含蕴而深婉。《集于昌龄之舍》:“一醉昏昏万不知,黄昏促席夜深归。明朝惟见家人说,昨夜归时雪满衣”,后两句进一步衬托出昨夜与友人相聚的欢畅。“昨夜归时雪满衣”,以白描手法使当时情景呼之欲出。《水头》诗,将水头涌至比作“千古痴龙”,舟人的反应则是“骇若百蛰逢惊雷”,场面的描写,生动传神。全诗的节奏也如水头涌至,到退去的过程紧张而快速。《霁夜》诗则是别种风格,诗云:“寂历帘栊深夜明,睡回清梦戍墙铃,狂风送雨已何处?淡月笼云犹未醒。早有秋声随堕叶,独将凉意伴流萤。明朝准拟南轩望,洗出庐山万丈青。”寂历的月夜在戍墙的铃声中更清寂,梦是“清梦”,狂风大雨后的“淡月笼云”,正是雨过天晴的景象,“堕叶秋声”既是衬夜之寂,也是“流萤”的意象,一同增添了秋夜的清凉之感,而雨后的庐山,向往中应是清丽无比。黄庭坚评平仲诗云:“诗如晴雪濯江汉”(《次韵和答孔毅甫》),应是指此类诗作而言。

杜甫的赠别诗篇8

大唐是李家的天下,诗坛也被李姓占据了半壁江山。李白、李贺、李商隐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诗家。一部唐诗,随手一翻,正是李白的《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大诗人正在金陵酒店喝酒,喝完了要去扬州,那可是当时最令人神往的俚兀估计他那颗从不肯安分的心早已飞到了那里。 然而春风柳絮、美酒高朋又让他恋恋不舍,害得诗仙左右为难。“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这是李白去世30年后才出生的“海内名士”张祜“纵游淮南”时看到的扬州之美,市井接连,人如神仙,在他看来,死也要死在这儿。穷困潦倒的杜甫也知道扬州好,在愁闷的日子正巧有胡商来看他,说要去扬州,杜甫就想起以前游览江浙的情景,这次也想去扬州散散心,可囊中羞涩,于是先问当地的米价,“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

唐代地域辽阔,风气开放,国民富庶,百姓迁徙自由,人们说走就走。古书记载,唐代是“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这样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刺激得心装天下、情系山水的诗人们坐立不安、心生小脚,此时不游,更待何时。纵观唐诗万首,在这样一个空前繁盛的国度里,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们干什么的都有,进京赶考的,边塞从军的,出门经商的,隐居田园的……。而且不管是谁,不论何事,都要先摆上一桌喝两杯,然后折柳送别,赋诗壮行,真是一个物质精神双丰收,慷慨有味多姿多彩的年代。但任何时候想出去都得有钱,世路难行钱做马,愁城欲破酒为军,唐诗中最多见的也是山水游历,发愁饮酒的内容,这一点谁都不例外。李白相对来说有点钱,“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瞧,多潇洒。杜甫就不行了,“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没钱,还爱喝,到处欠债,想去趟扬州还得先问问米价。真想回到那时帮他一把。但估计他要么是诗不被时人认可,要么是运气不好,当年白居易去长安见顾况,顾况也说“长安米贵,居之不易。”及至看了他的诗,就是写草的那首,大加赞赏,连说,“有此好诗,居之甚易”。

说到长安,那可是比扬州还为人向往的地方,因为扬州是商业文化与娱乐中心,如果要求取功名开拓仕途就得去长安了,“路迢迢,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但无论是白居易还是杜甫,在长安混的都不行,“青门柳枝软无力,东风吹作黄金色。街东酒薄醉易醒,满眼春愁销不得,”这是白居易写的《长安春》。杜甫则望京兴叹:“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自己与之无缘,还是离的远点吧。其实,去长安还得跟着李白,官未必做得,吃喝没问题,还可以看歌舞,“长安白日照春空,绿杨结烟垂袅风。……飞燕皇后轻身舞,紫宫夫人绝世歌。”当然,也要看什么时候,如果秋天去,则是“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秋风萧瑟,心怀远方,家家都在赶制寒衣,给戍守边关的将士们穿用。

边关的情况如何呢?“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这首从军行告诉我们,边疆很苦,战事频繁,但将士们的爱国热情很高,所以李白前面说,只有什么时候平了胡虏,良人才能不再远征。王翰不这样看,“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诗与酒是大唐的招牌,还是不能忘了喝,反正马革裹尸是常有之事,不如闹个潇洒的醉死鬼。最后冷眼看世忧国忧民的杜甫出了个好主意,他认为之所以连年征战,边寇不平,主要是战术有问题,“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深得孙子兵法之真谛。而且看来他的建议真被采纳了,因为卢纶就说了,“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中”;“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只是弓太强了,射穿了石头,敌王也没擒着,趁着月黑逃了。惹得王昌龄一声叹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好在战争只在边关进行,前方吃紧不耽误后方紧吃,你瞧,张继在左拾遗皇甫冉家就喝得十分痛快,“流落时相见,悲欢共此时。兴因尊酒洽,愁为故人轻”(《春夜皇甫冉宅欢宴》)。岑参喜欢和判官一起混,“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颇有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气势。

最有财富最可享受的还是帝王,全唐诗第一卷就是李世民的作品,他的《帝京篇》写道:“欢乐难再逢,芳辰良可惜。玉酒泛云,兰肴陈绮席。千锺合尧舜,百兽谐金石。得志重寸阴,忘怀轻尺壁。”既有哲理,又有气势,比写诗最多的乾隆的作品要好得多,而且他不愧为一代明君,面对富裕的社会和享乐的人们,不忘谨慎节俭,“寒心睹肉林,飞魄看沉湎。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既承百王末,战兢随岁转。”在这首《赋尚书》诗中表达了自己对享乐的看法。所以,唐代虽为盛世,人们喜好宴饮,公款吃喝却不多。人们把盏飞觞,多是在亲友送别或自斟自饮或节日聚会中。多情自古伤离别,唐人朴实重情,生活富裕,人也豪放,所以诗酒相交很正常。而且诗已成为唐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如同今天的短信段子,几乎人人能写,任何情况下也能写,比如王维在送元二出使安西时就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官员贾至送李侍郎赴常州时也说:“今日送君须尽醉,明朝相忆路漫漫。”

与朋友相聚要喝,独处时也要喝,喝完还要有诗,唐代就是诗与酒的时代。为人谨慎,以忠孝著称的韦承庆,一次在江边喝了起来,喝得半醉登上江楼,写诗一首,“独酌芳春酒,登楼已半曛。谁惊一行雁,冲断过江云。”至于李白月下独酌,以月为友,更是人所尽知。孟浩然经常过隐居生活,有时不免寂寞,好在和当地的百姓混得好,常到附近庄上与老朋友们“把酒话桑麻”,但他也常因喝酒误事,甚至还把命送了。一次是荆州刺史韩朝宗想给他弄个官做,他竟因与朋友喝酒错过了与韩大人的约会,这可是连李白都羡慕的机会,李白为了求官,曾给韩朝宗写信,“生不愿封万户候,但愿一识韩荆州。”李白要知道他的老朋友这么没正事,非骂他不可,大概老孟忘记当初向张九龄求官说的“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了。老孟好喝,也重友情,王昌龄贬官路过襄阳去看他,两人相见甚欢,大喝一通,孟浩然后背正发毒疮,要忌口,竟全然不顾,王昌龄前脚才走,他随后便毒疮发作,不幸逝世。

说起诗友相遇,在唐代是常有之事,李白杜甫两人曾两次共游,据杜甫诗中说,“醉眠秋同被,携手日同行。”两人分手后还互相关心,李白在沙丘时写诗寄杜甫,“思君若汶水,浩寄南征。”杜甫则多次梦见李白,“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两人也常互相戏谑,杜甫说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李白一门心思学神仙,终究没学成,杜甫便嘲笑他秋天到了还到处飘荡(古人一般秋天要归乡),仙丹没有炼成有愧于神仙。李白则写《戏杜甫诗》:“饭顺山头逢杜甫, 头戴笠子日卓午。为问因何太瘦生, 只为从来作诗苦。” 两个大诗人老没正经。

白居易和元稹是好友,白居易几次梦见元稹,就写诗给对方,“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大滑头元稹回诗说:“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惟梦闲人不梦君!”――如果正常,就只梦你不梦别人。

最有正经的还是刘禹锡,他罢官回洛阳时和同样罢官回洛阳的白居易在扬州相逢,两人自然要喝几杯,也免不了要写几句。白居易在筵席上写诗相赠:“为我引杯添酒饮,与君把箸击盘歌。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听了,觉得乐天今天不乐观,得劝劝,于是回赠一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既是开导对方,也是勉励自己,整首诗显示了对世事变迁和宦海升沉的豁达襟怀,同时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一切都在发展之中,可谓高瞻远瞩,气势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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