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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杜审言; 杜甫;儒学传统 ;诗学传统 ;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着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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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杜甫的诗里应该可以找到答案。在杜甫的诗中，光是指名道姓讲到的前朝古代的人物就有上百个。他对那些前朝古代的人物和事迹非常熟悉，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毫不费力。例如，他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诸葛大名垂千古，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这是一首歌颂诸葛亮的诗。杜甫只在此一首诗中一下子就引了伊尹、吕尚、萧何、曹参历史上的四个名相，认为诸葛亮的人品才略超过萧何、曹参，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又如他的《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这是一首怀念李白的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是说李白诗像北朝诗人庾信的诗一样清新，像南朝诗人鲍照的诗一样俊逸。
以上是杜甫诗中以古人比古人、以古人比今人的例子。除此之外，杜甫还用古人比自己。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以尧舜时的贤臣稷、契自比。再如《戏为六绝句》中“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以楚国的大诗人屈原、宋玉比自己。《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中“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这是杜甫对庾信晚年境况的感喟和对庾信晚年诗文艺术成就的评价，然而这何尝又不是杜甫的夫子自道。
杜甫在诗文中不仅借用了许多古人名字，而且还灵活地运用了许多古代典籍和事迹，包括前人的诗文，也包括神话传说。
黄庭坚在《与洪驹父书》中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这显然牵强，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杜甫的诗“无一字有来处”，那似乎也不符合事实。
依然是在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中，“或看翡翠兰苕上”即是化用晋代郭璞《游仙诗》“翡翠戏兰苕”一句而来。像《宿江边阁》中的“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即是改自南朝梁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中的“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
杜甫诗中亦不缺乏传说的引用。像《送韩十四江东谨省》一诗，首句“兵戈不见老莱衣”中的“老莱衣”就是春秋时楚国隐士老莱子，七十岁还常常穿上彩衣，模仿儿童，欢娱双亲的传说。
也许，杜甫究竟读过多少书，我们无法确知，然而仅从杜甫诗的“用事”之广，已足以看出杜甫学识的渊博，确实是“读书破万卷”。杜甫如果不是像他自己分别在《戏为六绝句》及《进封西岳赋表》中说的“转益多师”“贫穷好学”的话，或许亦不会写出那么多“妙绝古今”的诗篇。
杜甫的一生，大约经历了四个时期。读书游历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创作的准备时期；困守长安时期(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陷安史叛军中与为官时期(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诗人历尽艰险。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使杜甫写出了一系列具有高度的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四十八岁后)，让他从此真正走向了人民。此期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形式也更多样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创造性地赋予七言律诗以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杜甫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不仅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倾向，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杜甫之诗自中晚唐开始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其实杜甫的诗也是自己一生遭逢战乱、流寓秦陇巴蜀湖湘的史传，只是他的喜怒哀乐无不与国事天下事相关，命运的机缘巧合又将他推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处身于战乱的旋涡之中，才使他的个人经历都变成了反映兴亡治乱的“国史”。
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像《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作品较多地停留在社会批判、政治劝谏、道德评说的层次，用孔子的兴、观、群、怨来解释，其功能主要是观、群、怨，是功利性的。这些作品其价值主要是史。把“诗史”在更高的思想、艺术水准上推进的是他在漂泊西南时期夔州诗的创作。尤其为七律。在这些作品中，具体的琐细的史实、场景基本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对历史变迁的深刻感受和表现。这种感受和表现。依然有着厚重的政治、伦理意味，依然是在儒家“观”、“群”、“怨”框架下展开的，但“兴”被最大限度地凸现出来。儒家文学精神中艺术观照的审美潜力得以最充分地展现，这使得杜甫超越了具体物态的“史”的层面而达到了具有相当自由活跃状态和思想紧张度的诗“兴”的精神层面。
765年春夏之交，杜甫出蜀后经忠州抵云安，因病滞留到第二年(766)春天，移家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直到大历三年(768)正月出峡东下，共住了一年零九个多月。先后换过四个住处：先住在赤甲，后在西阁寄居近一年，又搬到西，买了四十亩柑园，并受夔州都督柏茂琳委托，代管一百倾公田，以解决一家生计问题，最后搬到东屯。夔州是形胜之地，但比较荒凉叉不甚开化，风俗落后，生活很苦。这时巴蜀地区也陷入了战乱之中，杜甫离开草堂后的同年九月，仆固怀恩诱吐蕃、回纥、土谷浑等大肆人寇，长安险些再度陷落。闰十月，剑南节度使郭英
与西山都知兵马使崔旰互相残杀，导致西川大乱。次年三月。崔旰又击败剑南东川节度使张献城，导致东川大乱。杜甫在这一时期本来就贫病交困，肺病、糖尿病等严重地影响着他的健康，加上战乱无休无止，情绪更加低沉。但他始终高扬着一种悲天悯人、关怀现世的精神。杜甫就是这样一个圣者，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又由于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对儒家学说也有所突破。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是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在夔州，杜甫从不忘对诗歌的创作，每一首诗都融入了他人世的精神。他写了大量诗歌，计有四百多首。这时他已进人人生的总结阶段，创作艺术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夔州的名胜古迹很多，杜甫多次登上白帝城楼。徘徊于先人的遗迹，怀想蜀汉君臣风云际会的历史，触目生悲，留下了《八阵图》、《白帝城最高楼》、《古柏行》、《白帝》等名篇。《八阵图》五绝，“武侯之志，征吴非所急也。乃北伐未成，而先主虢亭挫败，强邻未灭，剩有阵图遗石，动悲壮之江声。故少陵低徊江浦，感遗恨于吞吴，千载下如闻叹息声也。”咽埏评论日：“洒英雄之泪，唾壶无不碎者矣。”《白帝城最高楼》中结句“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进空回白头”，多么悲壮感人的形象!与《旅夜书怀》中的“天地一沙鸥”一样，这也是一个独立在广阔时空中的艺术形象，只是背景换成了整个动乱时代的幻影。“志士幽人奠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古柏行》)点出了咏古柏的根本旨趣所在。“公平生极赞孔明，盖有窃比之思，孔明材大而不尽其用，公尝自比稷、契，材似孔明而人莫用之；故篇终而结以‘材大难为用’，此作诗本意，而发兴于柏耳。”“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在乌云和暴雨之下隐含着诗人对乱世的感受，民生凋敝，一片凄凉。这里的每一首诗篇无不渗透着他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人世精神。
夔州又是屈原、昭君生长的地方，但与恶劣的风土民俗又如此不相协调，引起他对民生问题更深层的思考。从《咏怀古迹五首》、《最能行》、《负薪行》中不难见出历史与现实的这种矛盾。《咏怀古迹五首》对于古迹的描写所占的比重很小，重点在于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五首各一古迹。第一首古迹不曾说明。盖庾信宅也。借古以咏怀，非咏古迹也。……公于此自称‘词客’，盖将自比庾信。先用引起下句，而以己之‘哀时’比信之《哀江南》也。”“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一句，对庾信作出了公正的评价，充分肯定了他的成就，成为后人评价庾信的定论。对宋玉的怀念和追寻，也正说明了诗人在现世“去乡离家”、“悲忧穷戚”之寂寞。“玉悲‘摇落’，而公云‘深知’，则悲与之同也。故‘怅望千秋’，为之‘洒泪’；谓玉萧条于前代，公萧条于今代，但不同时耳。不同时而同悲也……知玉所存虽止文藻，而有一段灵气行乎其间，其‘风流儒雅’不曾死也，故吾愿以为师也。”写昭君的不遇象征着许多被埋没草野的士人共同的命运，有多少贤哲因为执政者不识真人而错失了用时的机会?对于这一点杜甫无疑有过最痛切的体会。“吴日：庾信、宋玉皆词人之雄，作者所以自负。至于明妃若不伦矣；而其身世流离。圃与己同也。篇末归重琵琶，尤其微旨所寄，若日：虽千载已上胡曲，苟有知音者聆之，则怨恨分明若面论也。此自喻其寂寥千载之感也。”“武侯祠屋长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这一句。是咏刘备的正意所在。“此一首是咏蜀主。而己怀之所系，则在于‘一体君臣’四字中。盖少陵生平，只是君臣义重，所恨不能如先主武侯之明良相际耳。”这种生死不渝的君臣之情与杜甫在现世那种主弱将骄、叛乱四起的局势相对照，杜甫的心情哪能不悲愤苦闷呢?对诸葛亮的一生高度评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他已深深感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杜甫虽然盼望在此危难之际能有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出来收拾残局，但他也似乎意识到即使有诸葛亮这样的大材和忠心，也不能恢复已经转移的国运了。这种对现实的无奈和绝望时刻涌上杜甫的心头。“此第五首，则咏武侯以自况。盖第三首之以明妃自喻，犹在遭际不幸一边，而此之以武侯自喻，则并其才具气节而一概举似之。”《负薪行》中把贫苦的劳动妇女作为题材并寄以深厚同情，在全部古典诗歌史上都是少见的。诗写土风。文字朴素。“《负薪行》言夔州俗，坐男而立女，有四十、五十无夫家者。末云：‘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与下《最能行》俱因夔州风俗薄恶而发……又以‘射利’忘其‘死生’，而兼‘盐井’。形容妇人之苦极矣!然以‘野花山叶’比于金钗，则当之者以为固然，不知其苦也，尤可悲也!”
在追怀历史的同时，诗人也总结了自己人生的历程和唐王朝兴衰的教训。《秋兴八首》《洞房》诸章，都是回忆长安往事。或抒发盛衰之感。或讽刺当时君臣，无不关乎国家兴亡，寄托深远。《八哀诗》围绕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赞美了在乱政和战乱中坚持气节或平乱有功的各类人物，也是给开元以来的友人和时贤所作的列传。“老杜之《八哀》，则所哀者八人也。王思礼、李光弼之武功，苏渊明、李邕之文翰，汝阳、郑虔之多能，张九龄、严武之政事，皆不复见矣。盖当时盗贼未息，叹旧怀贤而作者也。”《壮游》、《遣怀》、《昔游》、《夔州书怀四十韵》、《往在》等回忆自己从少年时代一直到流露巴蜀的毕生遭际。更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留下的自传。“少陵《壮游》诗乃晚年自作小传，‘往者十四五’一段，叙少年之游；‘东下姑苏台’一段，叙吴越之游；‘中岁贡旧乡’一段，叙齐赵之游；‘西归到成阳’一段，叙长安之游：‘河朔风尘起’一段，叙奔凤翔及扈从还京事；‘老病客殊方’一段，叙贬官后久客巴蜀之故。通首悲凉慷慨，荆卿歌耶?雍门琴耶?高渐离之筑耶?”杜甫一生的特殊遭际，与“安史之乱”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戚戚相关，反映了这一段唐王朝兴亡治乱的“国史”。这是杜甫在晚年诗作中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可以算是对“诗史”的最好总结。杜甫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顽强精神不倦地讴歌着平定动乱，中兴国家的愿望，描绘出了这一苦难时代的历史画卷。他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政治风波都和他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贫病潦倒的哀叹都与对国家盛衰的深刻思考结合在一起。
当然所有的回忆都是因现实而发，所以夔州时期对当前军政大事的关注和评议，仍是杜诗的重要题材。以《诸将五首》为代表的政论诗，指向了安史之乱平定后最严重的武将失控的问题，而对被“诛求”的百姓的深刻同情，也时时流露在观览风物、伤春悲秋乃至晴雨变化等日常生活的描写中。郝敬日：“五首慷慨蕴籍，反复唱叹，忧君爱国绸缪之意，殷勤笃至，至未及蜀事，深属意于严武，盖己尝与共事，而勋业未竞，特致惋惜，亦有感于国土之遇耳。”步瀛按：“此子美深忧国事，望武臣皆思报国，而朝廷用得其人，故借诸将以寓其意焉。”
反映时事、讽喻世情或自伤身世的咏物诗，是杜诗从秦州诗到草堂诗逐渐形成的一个大宗，到夔州诗里又发展为寓言式的咏物。且多以动物为赋咏对象，借题发挥。如《麂》五律一首，全篇代麂说话，其实是借麂以骂世。杜甫因小见大，这是整个剥削阶级吸吮人民汗血的真实写照。“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诗人代麂痛骂，充分表现了人民的愤怒。黄生说：“结语将衣冠盗贼作一处说。其骂世至矣!后半语不离咏物，意全不是咏物，此之谓大手笔!”吴乔云：“《麂》诗。为黎元也。衣冠盗贼，四字同用，笔罚严矣。其日蒙将，日无才。日不敢恨，悲愤之中饰词也。”又如《孤雁》五律一首，“以兴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凄凉零落。小人沓喧竞。其形容精矣。”总之“天地之间，恢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于诗”是杜甫咏物诗的一大特点。 夔州诗这一创作高潮出现在杜甫生活比较寂寞沉阉的时期。重要诗篇以回忆、评论、怀古为主，这就引起了艺术表现上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早年已有的一些新变到夔州诗里得到了强化。这些变化与他这一时期对诗歌艺术的深刻思考也是密切有关的。从草堂诗开始，杜甫已经在有意识地探索当代诗艺的得失。《戏为六绝句》不但对当前有争议的庾信、四杰等前代诗人作出公允的评价，对屈原、宋玉和齐梁的清词丽句加以分辨，而且批评某些人一味崇尚清丽的诗风，缺乏雄浑的气魄。这些见解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他早年用新题乐府一反映时事的创作，虽然在当时没有理论的表述，但在夔州时写给元结的《同元使君春陵行》，就明白地道出了他赞同诗歌“知民疾苦”、采用“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的主张。作于夔州的《解闷十二首》中的若干篇章，一一评述苏李诗、谢灵运、阴铿、何逊、孟浩然、王维等人的成就，表述了向他们学习的苦心。《偶题》从骚人的传统追述到建安诗人，说出了“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这两句至理名言。夔州诗在艺术上的变化，也是他对诗歌内在之“理”更进一步的探索。当诗歌上升到盛唐的巅峰时期以后，如何突破传统的创作思路，继续向前发展。使诗歌自身的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特别是在缺乏早年那种重大事件的亲身体验和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的情况下，诗歌怎样才能避免陈熟单调、停滞不前?这些都是杜甫在回顾总结前人成就之后必然要遇到的问题。他在夔州的各类诗体里作了许多表现艺术方面的突破性尝试。对于这些尝试及其给后人带来的影响，前人的看法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夔州诗内容题材和表现手法的变化多样，超出了杜甫一生创作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代表着他的艺术已到晚期的成就。
夔州诗突出的新变之一是率意成章的作品和逞其才力的作品各见增多。它们一般都是抒写日常生活的闲情琐事，或与朋友酬唱赠答、谈艺论文等等。前者长短不拘，如陈贻先生所说：是当文章随便写，在特定的情境中表达他的心情，有的苦涩，有的古拙，有的粗放，也很有诗意。《又呈吴郎》诗一首，诗人以七律代书简诉求生活琐事，劝吴对贫妇要亲近，让她来打枣子，不要插篱。反映了当时战乱不息。诛求无厌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诗人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此诗实际上是诗人运用七律的形式表现了新题乐府的内容。又如《驱竖子摘苍耳》五古一首。对于摘苍耳这一件小事，杜甫也会想到广大的人民身上去，足见他那种“穷年忧黎元”的精神。《缚鸡行》七古一首“全是先生借鸡说法”，“结语更超旷，盖物自不齐，功无兼济，但所存无间，便大造同流，其得其失，本来无了””。后者以长达数百字的五古为代表，排比铺张而又对仗工整，一韵到底，难度极大。如《壮游》一诗，“押五十六韵，在五言古风中，尤多悲壮语，如云：‘往者(‘昔’一作‘者’)十四五……以我似班扬’……‘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虽荆卿之歌，雍门之琴，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跃宕豪放也。”“此篇短长夹行，起十四句，即以十二句间之。次十六句，即以二十二句问之。后二十六句，又以十四句收之：参错之中，自成部署。杜集中，叙天宝乱离事，凡十数见，而语无重复，其才思能善于变化。”“每叙一处，提笔径下。若停手细描，有浓淡相间，便令章法不匀，气概不壮。”总之，无论难易，都标志着杜甫在艺术上的老境，可见其自由运用诗歌艺术的功力。这两类诗对于中唐两大诗派的形成具有启导先路的作用。
夔州诗的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运用七律表现抽象的评论和回忆中的印象。以《诸将五首》为代表的组诗，将古诗长于选择典型事例，叙述自由的特点运用在讲究对仗的七律之中。通过变化奠测的句式，使原来只适于抒情写景应酬的七律发挥出叙事议论的最大潜力。陈廷敬曰：“五首合而观之，‘汉朝陵墓’、‘韩公三城’、‘洛阳宫殿’、‘扶桑铜柱’、‘锦江春色’皆从地名叙起；分而观之，一、二章言吐蕃、回纥、其事对，其诗章，句法亦相似；三、四章言河北、广南，其事对，其诗章，句法又相似；末则收到蜀中，另为一体。杜诗无论其他，即如此类，亦可想见当日炉锤之法，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也。”“五首纯以议论为叙事，箭谟壮彩，与日月争光。”以《秋兴八首》为代表的组诗，将许多典故和故事化为一个个美丽的画面或片断的印象，在不连贯的组合中，描绘出长安昔日的繁华利今日的冷落。浮想联翩，如梦似幻。在诗中，循环往复的意绪和意象是破败的现实(夔州)、辉煌的被梦幻美化了的过去(长安)、对未来不测命运的忧患，这三种意绪相互交织，弥漫笼罩了八首诗的各个部分。叶嘉莹先生把这种意绪称为“意象化之感情”，它“已经不再被现实的一事一物所局限”。“乃是把一切事物都加以综合酝酿后的一种艺术化了的情意”。正如《秋兴》这个名字所表明的，杜甫在创作这组诗时，其动力在于情感、思想、梦想的感发、兴起，而这些诗在面对读者时，也一样是对读者情感、想象、联想、心理渴求的感发和兴起。《秋兴》一开始就写道：“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这既是写眼前之景。更是写时代大乱之景，在这种对时代灾难的描写中。已经暗含着对美好事物的回忆、对梦想的执著追求以及对未来的忧虑。在这里，露水晶莹透明如同玉质，而枫叶和菊花的红黄之色也是热烈灿烂的，这些东西都可能唤起诗人及读者所有温馨想象和情感。但鲜艳之枫却被无情的秋“凋伤”了，而灿烂的菊花绽开的却是如泪的花朵，这种意象出现了：“孤舟一系故园心”，但马上又淹没在现实凛冽的秋风中：“白帝城高急暮砧”。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对梦想的描摹，在第五首、第六首中达到了高潮，情绪由开始的低沉、抑郁、滞重，一度变为热烈、浪漫、高亢，色彩则由暗淡、班驳变为华丽、辉煌，在第五首中，诗人这样描写皇宫和上朝的景象：“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前四句，诗人借用神话传说，极写长安皇宫的巍峨壮丽，烘托儒家理想在现世中的模板——玄宗开元盛世的神圣、美好。“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种云开日出、普照大地的幸福感、迷醉感四处弥漫。但这种辉煌也是很短暂的，在第六首，辉煌中也出现了危机：“芙蓉小苑人边愁”，虽然“珠帘锈柱围黄鹤，锦缆牙樯起白鸥”，但已有一种人生如烟、繁华似梦的深刻的人生虚幻感在内了。因此第五、第六首诗的最后两句，几乎不约而同地从梦想的迷幻中跌落到悲惨冷清的现实：“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这样再到第七首时，已是“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红’与‘黑’是两种强烈的颜色，表示一种过分成熟的感觉而有接近腐烂的一种倾向””，露水依然晶莹可爱却已变“冷”，红莲美丽妩媚却早已坠落在萧瑟秋风中，一个无可挽回的衰败的末世到来了，这样一个时代里，精神依然属于上一个时代的诗人预感到了入骨的冷落、凄凉：“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但诗人的理想是如此的有力，严酷的现实没有能够打断他那已经蓬勃如青草似的梦想的生长。于是，在第八首诗中，诗人写出了更灿烂的梦境，更迷人的乐章：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
在前六句中，所有的景物无不金碧辉煌，不含一丝阴影，气息是如此的畅快、流溢，但梦幻在“白头吟望苦低垂”的不协调和音中再次被打断。
把杜甫和李商隐作一对比是很有意义的，叶嘉莹先生认为杜甫的感情博大而李商隐感情是深刻尖锐，因而在意象上杜甫是取自现成的实有之物象，而李商隐是出自想象力的物象。此说甚为正确。究其原因，则是杜甫的整个审美方式是较纯粹的儒家方式，其中政治、伦理道德的因素在杜甫的审美感受表现中起到了根本性作用。因此，在审美观照过程中所激发起的激情、想象、联想都不是像屈原那样上天入地、呼号长啸、出没无端，而始终被限定在政治伦理道德的各种规范之中。他观照世界的角度是完全从整体出发的，是历史的，个人的悲欢并没有被特别地突出出来，而是与时代风云的变幻，世事的艰难紧密地连在一起，并且与对家国的忧患融而为一。“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这是个人的感情，有的甚至有牢骚，但又何尝不是国家的、民族的感情。因此，杜甫的审美世界中所蕴涵的是民抱物与的悲天悯人的儒家情怀。这一审美世界所表现的内容因此是广博的、包容万物的。杜甫的七律在他的全部创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在杜甫以前，古典诗歌的各种诗体已基本成熟，像五言律诗、七言古诗、乐府、五、七言绝句，都有杰出的作家作品，惟有七律，直到李白时代。尚未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诗体，创作数量既少，质量也不甚高。七律虽然只是每句比五律多了两个字，但由于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每句由五言增至七言，其表现力大大增强；其格律如对仗、平仄、压韵等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七律是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集大成者，七律的成熟才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最终完成。杜甫除在五律、五古、七古、七绝上有突出成就外，其更具开创意义和总结意义的是七律上的贡献。
宋朝大诗人陆游在逝世前一年,曾对他的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是陆游对其一生写作经验的概括与总结。其实,写诗如此,作为一个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欣赏诗歌的时候,亦是如此。因为如果仅仅是把字面意思解释解释,往往会越解释越像白开水,单薄而缺乏感染力。而当我们具有既“博”且“专”的深厚学养时,我们才能发现文字背后蕴藏的丰富内涵和情感激流。对诗的剖析才能更丰满,更有感染力。
《登高》的首联、颔联以写景为主,景中含情。教师一般多能联系当地气候环境加以诠释,而对于颈联、尾联的首句,分析往往不很到位。因为颈联、尾联的末句是作者当时情况的实写,并不难解,而颈联、尾联的首句即“万里悲秋常作客”、“艰难苦恨繁霜鬓”不仅是当时的写实,更是诗人一生饱含血泪的总结,因此它的内涵极其丰富,这两句也是全诗的核心所在。然而很多教师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往往对全诗平均用力,或只从字面上解释这两句,而没有从深处挖掘这种情感的根源,因而在讲解中缺乏深度、缺乏感染力,使这首被杨伦赞为“杜集七言律第一”(《杜诗镜铨》),被胡应麟认为是“旷代之作”(《诗薮》)的名篇并不能深深地感染学生。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大部分教师在讲“万里悲秋常作客”这一句时,多是按照罗大经《鹤林玉露》的思路来讲:“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做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迟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对于研究杜甫的专业人士来讲,这个解释精当贴切,然而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讲却缺乏感染力,因为他没有使“常作客”这三个字落到实处。学生们对杜甫的了解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对他“常作客”的具体生活更是知之甚少,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常作客”的具体情况,是因为杜甫的羁旅生活不仅长久,而且充满了苦难和辛酸,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深入理解句中的“悲”字,才能深入理解诗人的情感,才能在心灵深处与诗人产生共鸣。
在这里,让我们约略勾画一下杜甫的行迹图,我们就会知道杜诗中的“常作客”意味着怎样的辛酸苦难。从天宝五载到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住了十年,过着屈辱的生活,他“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生活贫穷,“多数时间都在客舍里度过的”。他在《白丝行》诗中说:“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十年的长安困守,即天宝十四载,杜甫才被任命为河西县(今云南祥云附近)的县尉,后改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管理东宫宿卫,此时他已44岁。
十年的长安生活以屈辱的“作客”为主,而随着天宝十四载末安史之乱的暴发,杜甫的生活更是颠沛流离,甚至挣扎在死亡线上。安史之乱暴发时,杜甫刚从长安回到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当他听说肃宗在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西北)继位,便冒着生命危险前去投奔,半路上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过了八个月的俘虏生活。757年趁草木茂盛之际,他逃出了长安,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逃到了肃宗进驻的凤翔。正如他自己所说:“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同年,因营救房之事,杜甫被肃宗疏远。这年闰八月,肃宗建议他回州(今陕西富县)探家,这实际上是有意疏远他。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全家迁回长安。至此,杜甫才和家人在一起过了一段短暂的仕宦生活。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即公元758年(乾元初年)杜甫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公元759年(乾元二年秋天),杜甫便弃官把全家迁往秦州(今甘肃天水西南)投亲靠友。然而秦州以及后来陇蜀道上的旅程却更加艰难。
在秦州,杜甫生活贫困,难以维计,亲友也未能给予帮助,不得已又离开秦州前往同谷(今甘肃成县)。他在《发秦州》一诗中写道:“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到同谷后的情况和他的预料完全相反,那位邀请他的县令也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杜甫一家在冰天雪地中靠拾橡栗生活,几乎冻饿而死。无奈之中,杜甫携全家顶着风雪,又艰难地行进在通往成都的崎岖山道中,《发同谷县》诗里说:“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
公元760年,杜甫一家才终于抵达成都,开始了飘泊西南的生活。在亲友的资助下,杜甫先在浣花溪畔建草堂暂居。公元762年,因剑南兵马使叛乱,杜甫辗转于蜀中。以后又曾短暂入严武幕府,但生活一直很贫穷,他在两川流寓,总计五年多,好友严武病死之后,他在成都无依无靠,便举家东下夔州、荆楚,于公元770年,病死于湘江舟中。
可见,杜甫半生穷困潦倒,流寓迁徒,因此他的“常作客”是其辛酸痛苦的人生写真,它饱含着诗人无限的凄苦。我们只有了解了他的“常作客”的一生,才能深切体会诗人在“万里悲秋常作客”中蕴含的深沉悲慨之情。
同样,很多教师在讲尾联的“艰难苦恨繁霜鬓”时,只是笼统地说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使诗人白发日多,苦不堪言,本欲借酒消愁,但由于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以排遣,这又无端地给诗人增添了一层深深的惆怅和无奈的慨叹。而实际上,这种概括的叙述易流于苍白、枯燥,不能撼动学生的心,毕竟那个时代离他们太远了。他们所能接受的也只是“艰难苦恨”这四个字的表面含意,至于其中包含的诗人对家国的深哀巨痛并不能深切领会。如果教师能通过杜甫各个时期典型的作品加以论述,就会给学生更多的形象感、真实感,“艰难苦恨”这四个字就会沉甸甸地撼动学生的心灵。
铭记者·新视角
公元2012年，是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杜甫诞辰1300周年。就在这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杜甫名列其中。
巅峰·新视角我们平常提及杜甫，映入脑海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诗圣”的美誉。我们早已习惯了在作文中引用他的诗词，习惯了从文学角度评价他的一生。但是，我们是否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诗圣”这一称号，是否有超越文学层面的含义?这个“圣”字，其实更注重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准。这个答案，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杜甫。
小编提示 杜甫素材不是太陈旧，而是被运用得太单一。读完此篇，请你大胆地再用“杜甫素材”，而不再与他人撞车，让阅卷者耳目一新。
超越·评价
A.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王安石
白话翻译：我推测子美先生您的这颗心灵就连那圣人辈出的上古三代也是少有的，是非常高尚伟大的一颗心灵。我是多么渴望您能起死回生，让我们成为朋友啊!
B.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
——鲁迅
C.他们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这样一种在人格上面成为楷模的人。
——朱熹列举中国历史上可称为“伟大”的五个人：诸葛亮、颜真卿、杜甫、韩愈、范仲淹。一语道破了杜甫的文化意义。
新杜甫·新素材
他对今天的贡献，并不仅限于在文学领域的造诣，而是能够“以身作则”，用行动为道德理想、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写下了最完美的注脚。
人物新名片一：博爱
代表诗作：《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二
长镵长镌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
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
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
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
素材解读 为了给家人找食物充饥，杜甫可以不顾自己已是衣不遮体，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手握一柄木铲去山中挖“黄独”这种植物。每个读过这首诗的人，都会被诗中渗出的伟大亲情所深深打动。
代表素材1 家庭责任感
杜甫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兄长，是一个有着高度家庭责任心的人。在历代诗人中，作品里出现“妻”字频率最高的很有可能就是杜甫，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当属“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
代表素材2 怜悯世间万物
“三吏”“三别”控诉的是残酷的兵役制度和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在《有感》中，他更痛斥“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在发现“幼子饥已卒”后，在为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而深深自责的同时，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边疆的将士担忧。
一句领悟 胸怀天下，心系苍生方为“圣”。
人物新名片二：后世的精神食粮
代表诗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素材解读 到了现代，当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时，许多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杜甫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诗句，最能表达当时人们的心情。
代表素材1 北宋即将亡国的时候，爱国名将宗泽因为朝廷掣肘，没有机会渡过黄河去抵抗金兵，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的诗句。
代表素材2 鳕指挥中国历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东京保卫战”的李纲，在敌军围城的紧要关头，亲笔题写杜诗分赠亲友，以表示自己誓与城亡的决心。
代表素材3 文天祥被蒙古人抓到燕京之后，在监狱里关了三年。三年中，他始终不屈，坚守民族气节，最后从容就义。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他在《正气歌》中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本书，首先就是一部杜诗。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二百首《集杜诗》，把杜甫的原句重新组合成一首首五言绝句。
一句领悟 在后代，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时候，杜甫的诗歌就会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食粮，也成为民族气节的一个核心内涵，
人物新名片三：修身养性
代表诗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
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
素材解读 他虽然同山中一位儒生朋友一起嗟叹自己的抱负没有机会实现。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改变自己思想的核心，直到临终前在洞庭湖上漂荡，他仍然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天地一腐儒”。
代表素材 杜甫一生都没有奢求自己能成为什么“圣”，他一生为之自豪的是自己的儒生身份。他的诗歌中“儒”字共出现过45次，除了一次是指“侏儒”以外，其余44次都是指“儒家”。他自称“儒”“老儒”，甚至用颇具讽刺意味的“腐儒”二字自况。
一句领悟 不奢求，是最大的领悟；自谦，是最有底气的骄傲。
人物新名片四：积极入世
代表诗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素材解读 杜甫不像李白那样看到政坛的黑暗便云游天下不再过问政事。他在各地漂泊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能得到为君王效力的机会，但是，他的“入世”，更多的是表现在他以平民的身份，以自己的道德为榜样去影响其他人，
代表素材 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类型，唯有杜甫以“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平民身份出现在那张长长的名单上。在这一点看来，杜甫更像被孔子盛赞的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
据唐人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说，杜甫死于牛肉白酒。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夏天，杜甫因避兵乱到衡州。中途到了耒阳，恰遇大水，船只好泊在方田驿。因无食物，挨饿十天左右。耒阳县令聂某得知后，送来了牛肉白酒。杜甫吃得过多，就在当晚死了。根据郭沫若的考证，说聂县令所送的牛肉一定很多，杜甫一次没有吃完。时在暑天，冷藏不好，容易腐化。腐肉是有毒的，杜甫中毒而死是完全有可能的。
2004年10月，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访华。希拉克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十分钟情，他热爱唐诗，能够背诵李白和杜甫的一些著名诗句，是诗圣杜甫的“粉丝”。10月9日，他到成都瞻仰了杜甫草堂。希拉克总统应邀为杜甫草堂题词留念，他欣然题词：“对人类最伟大的诗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随后，他与导游姚菲探讨起杜甫的死因，总统说他从书上看到杜甫是吃牛肉喝酒致死的，姚菲委婉地纠正说，现在权威专家认为杜甫是死于消渴证（糖尿病）。总统开心地笑了，说自己又学到了一些知识。
希拉克可能是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读到这些细节的。其实，郭老提出的腐肉中毒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他没有注意到“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的记载，这“一夕”应是指收到牛肉白酒的“当晚”，而不是第二第三天的晚上，于是，牛肉冷藏不好，容易腐败而变质之说，显然是一种猜度。实际上，挨饿多日，一时暴饮暴食，如果按一般的病症而论则有两种可能，一是急性胃扩张，二是急性胰腺炎，这两种病都可由于酒肉大量进肚而引发，并且可以致命。
值得提醒的是，研究杜甫之死，不能忽视杜甫长期以来患有糖尿病，这在他的诗句中多次提及。我们在诵读杜诗时，他的一些诗句便是病情的“主诉”和“病史”，因此说杜甫患了糖尿病是“有诗为证”。
糖尿病属于祖国医学中的“消渴病”范畴，此病常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等主要症状。杜甫至少在他五首诗中直接提到自己患有消渴病。
其一是《客堂》：“栖泊云安县，中消内相毒。”中消即指消渴，消渴在古代医学中有“三消”之分，《医学心悟》云：“多饮为上消，消谷善饥为中消，小便如膏为下消。”中消主要有多食善饥、形体消瘦、大便干燥、舌红苔黄等症状，属“胃热亢盛”。
其二是《同元使君春陵行》：“我多长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这里提到的“长卿病”是什么病呢？其实就是消渴病。司马相如，字长卿，为西汉著名文学家，据说他嗜酒如命，饮食不节，患有消渴证。
其三是《上韦左相二十韵》自谓：“长卿多病久”的诗句。
其四是《十二月一日三首》云：“新亭举目风景切，茂陵着书消渴长。”
其五是《送高司直寻封阆州》诗中有：“长卿消渴再，公干沉绵屡。”
关键词：杜甫 夔州时期 交游 晚年心迹
杜甫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暮春从云安行船移居至夔州，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出峡东下至江陵府，杜甫的交游高峰期与创作高峰期是高度一致的。夔州时期无可争辩地成为杜甫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时期之一，亦是其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期（第一次是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起到《同谷七歌》为止）。[1]143
杜甫一生交游广泛，据吴汝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统计，[2]杜甫一生总共交游412人，共有747首赠出诗，占杜诗总数一半左右。夔州时期是杜甫交游的高潮期，据仇兆鳌《杜诗详注》[3]提供证据，其在夔州期间交往的人物至少有103人，约占其一生交游人数的四分之一。移居夔州时杜甫已年届55，距离他去世的年纪59岁（大历五年）相差四年。55岁在现代属于人到中年的阶段，而这个年纪在唐代约略接均寿命，属于晚年。据张国刚教授的研究，得出唐代人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9.3岁。[4]8-49举杜诗为证，杜甫48岁时所作《赠卫八处士》中有一句“访旧半为鬼”，意即亲朋好友平均在这个年纪已多半去世。对于55岁的杜甫而言，此时的心境已完全进入暮年。
一、英雄迟暮而“致君尧舜”之情至老不灭
杜甫“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也”（《进雕赋表》），而且世代“列之以公侯伯子男，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先祖杜恕、杜预以及祖父杜审言对杜甫的影响是一种家族文化基因式的影响，他一生也为延续这一传统而努力。这在其旅食京华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而成其千秋“杜工部”之名的事件发生在成都严武幕。自严武卒、蜀中乱，杜甫于永泰元年结束了幕僚生活，大历元年春寓居夔州。夔州期间的杜甫，诚如浦起龙之言：“叹老嗟悲之意轻，主忧臣辱之四切。在江湖而忧魏阙，所谓每饭不忘者。”[5]在《送十五弟侍御使蜀》杜甫对这位从弟寄予厚望：“归朝多便道，搏击望秋天。”《别崔因寄薛据孟云卿》写从弟崔将赴湖南幕职，“夙夜听忧主，飞腾急济时”一句渴望其兼济天下，他朝必能飞黄腾达。在《奉送王信州北归》杜甫“处处夹入自己，萦拂生情”，[5]虽望其北归后“九重思谏诤，八极念怀柔”，实则兼抒己怀，欲在迟暮之年匡扶中兴，这一点在杜甫的交游诗中是基本统一的。
二、栖身出处之间――儒家政治理想的幻灭与皈依宗教的尝试
玄宗在位中后期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乱象逐渐消磨着杜甫的政治理想。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盛世接近儒家政治理想中的治世，但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标志着大唐盛世的终结与儒家政治理想的再次破灭。出于对时局的失望与理想的破灭，杜甫对自己坚持了一生的信念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怀疑与动摇。从交游角度考察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其交游诗中持续透露出的对时局的评价上。如《奉酬学十二丈判官见赠》写“龙蛇尚格斗，洒血暗郊”、《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中的“赤眉犹世乱，青眼只途穷”，还有《郑典设自施州归》“时虽属丧乱”等等。理想的幻灭加上久滞夔州造成了杜甫心灵的苦闷与郁结，心中郁结总需要抒发、排遣，于是杜甫开始了皈依宗教的尝试，主要是道教和佛教。此外，杜甫还与一些隐士如覃山人、惠二等人有交游。从这些与友人交往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夔州期间杜甫与宗教人士进行了较为频繁的接触特别是进行了主动地接触。考其原因，从主观上看，一是由于儒家政治理想的破灭造成了内心的郁结与苦闷；二是由于人到暮年，在心理上更容易接受宗教思想；三是早年便有与佛教、道教接触的经历。从客观上看，一是由于唐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背景，诗人容易接触到各种宗教的思想；二是友人中本就有宗教人士。但是，对于杜甫而言，皈依宗教至终止限于一种尝试，他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纾解内心苦闷的手段，并不是真正从内心达到对佛教或者道教思想共鸣与体认的高度，杜甫所体认的世界观最终还是儒家的理想，游离出处之间，最终杜甫“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语）。
三、怀旧情绪的空前放大
杜甫夔州诗几乎浸润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故园、故人、故事的怀念感伤之意。这种怀旧的情绪在夔州诗中主要表现为三类：一类是怀古诗，游览名胜古迹、凭吊夔地先贤，如《咏怀古迹五首》、《武侯庙》、《谒先主庙》。第二类是伤悼诗，包括伤己和悼人两种，前者回忆和总结自己的一生，具有自传性质，如《昔游》、《壮游》；后者回忆、悼念去世的故交旧友以及当时的社会名流，如《八哀诗》、《存殁口号二首》。第三类是具有“史诗”特征的怀旧诗，回忆开元盛世等社会历史画面，如《往在》、《秋兴八首》。从交游角度考察夔州时期杜甫怀旧情绪的空前放大，主要关注的是伤悼诗。杜甫在夔州之所以创作了大量的伤悼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从客观上看，到夔州时杜甫已经55岁，已经接近了唐朝人的平均年龄59.3岁，这时很多故交旧友都已经去世，如挚友郑虔于广德二年逝于台州司户参军任上，杜甫夔州诗中有三首是伤悼郑虔的，包括《八哀诗・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公虔》、《存殁口号二首（其二）》与《九日五首（其二）》。此外部分故交与杜甫是忘年交，年纪都比他大，《壮游》中“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之句可证。再来看主观原因，人到暮年之时，阅历愈加深厚，世事人事也逐渐洞明，一个人的一生进入了总结自我的阶段，通过回忆、怀旧的形式来回观自己的一生，夔州时期正是杜甫自我总结的时期，所以出现了诸如《昔游》、《壮游》等具有自传性质的怀旧诗。此外，从心理学角度看，怀旧情绪促使人们去寻找心理掩体，上文提到，由于杜甫政治理想的破灭和英雄迟暮之感的增强，使其时常感受到心灵的苦闷与压抑，与尝试接触宗教一样，杜甫通过怀旧这个方法来排遣内心之郁结。
四、乡关之思与故园情结
杜甫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七月弃官，开始了“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其一）》）的羁旅生活。他先后客居秦州、成都、梓州、阆州、云安等地，在大历元年春寓居夔州，一年零九个多月后出峡东游，又漂泊于江陵、公安、岳州、潭州、衡州等地，最后在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殁于潭岳途中。在这个本该尽享天伦的年纪，杜甫却至死都处于羁旅漂泊之中，始终没能回归故园终其天年，其晚景之凄凉令人扼腕。杜甫流寓夔州期间，流露乡关之思的诗作不胜其数，其中《秋兴八首（其六）》中“孤舟一系故园心”一句深情缱绻道出了杜甫暮年的乡关之思与故园情结，亦可总括杜甫暮年这一心迹。从交游角度看，几乎所有交游诗中都不同程度地融入诗人的这一感受，或直抒，或曲笔，或伤羁旅，或叹衰年，或怀亲友，或忆往昔，之中共同传达的都是杜甫胸中一片赤诚的“故园之心”，那种渴望回归故乡与亲友团聚、并过上安定生活的巨大情怀已经无法遏制与收敛，尽情释放在字里行间。《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写清明将至而自己不能回洛阳老家扫墓祭祖，又叹体衰多病，为此耿耿于怀；《又示两儿》自恨归乡无望，兼怀远在长葛、江州的弟妹；《元日示宗武》“处处逢正月，迢迢滞远方”一句抒发了常年客居之愁绪；《寄韦有夏郎中》感叹自己百病缠身，而峡中药物匮乏，遂偶思归北方之意。在寄赠于舍弟杜观的多首诗作中更将这一情绪表露无遗，《续得观书迎就当阳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峡》诗末道“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说明杜甫有重返皇都之意，浦起龙曰：“大旨谓身将就南，心终恋北也。”[5]
五、“情圣”杜甫的人文关怀
梁启超1922 为诗学研究会作了《情圣杜甫》的演讲，他将杜甫奉为“情圣”。杜甫是个高情商之人，其“情圣”的雅称亦可以从其夔州交游中管窥蠡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与朋友交而诚。杜甫一生知交众多的原因大抵在此。对于新知，杜甫坦诚相交，不假情矫饰，如孟氏兄弟和杜甫既是邻居也是忘年交，《九月一日过梦十二仓曹十四主簿兄弟》写杜甫拄杖相访孟氏兄弟，《孟仓曹布趾领新酒酱二物满器见遗老夫》写孟氏兄弟携酒酱送予杜甫，可见邻里关系十分和谐。对于故交，杜甫任真直率，不忘旧情，他曾经写“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客夜》），在羁旅期间他的主要生活来源是朋友的接济和帮扶，如严武、高适，夔州诗中各有两首诗追思二人。第二，与亲人交而真。这一点在夔州时期更加明显。夔州诗中，可以统计出杜甫的亲属（包括远亲）的至少有23人。这一时期杜甫与亲戚交往的增多，体现了杜甫暮年渴望早归故园，过上与亲人共享天伦的安定生活的愿望。杜甫看重手足之情，夔州期间他有六首诗提到杜观，提及杜丰和杜颍的各一首，此外还有两首诗提到从弟杜位，多首诗提到崔十六评事等其他族弟。第三，与底层人民交关系和谐。杜甫在夔州期间也与一些下层人民接触，如《信行远修水筒》写仆人形信行冒着酷热远修引泉水筒，杜甫体恤其辛劳干练，“浮瓜供老病，裂饼尝所爱”，主仆融洽之情溢于言表。
杜甫于大历三年正月出峡，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如转蓬一般，随时代、历史之风辗转漂泊于湖北、湖南一带，较夔州时期而言，杜甫在出峡之后的交游有所回落。大历五年，杜甫病逝于潭岳途中，结束了自己传奇般的一生。
参考文献
[1] 朱东润.杜甫叙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 吴汝煌.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3] （唐）杜甫.杜诗详注[M].（清）仇兆鳌，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4] 张国刚.中国家庭史・第二卷[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
[5] （清）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杜甫草堂导游词1 各位团友：大家好，杜甫在《客至》一诗中写道到花径未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今天我借用这个诗句欢迎大家游览成都杜甫草堂。我们沿着中轴线参观，游览的时间是两个小时，游览时请大家紧跟团队，注意安全。
成都杜甫草堂，是在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遗址上建立起来的纪念性建筑，蜚声全球的著名文学胜地。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草堂，是经元、明、清各时期的修葺和扩建，特别是明弘治13年和清嘉庆16年两次大规模的扩建形成的规模和格局。各位团友，刚才我们参观了大廨、诗史堂。
现在我们来到草堂最后一重也是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工部祠。大家请看，工部祠东边的这栋建筑叫做水竹居，取自杜甫诗句懒性从来水竹居。西边的这栋建筑叫做恰受航轩，取自杜甫诗句野航恰受两三人。这两栋建筑与工部祠形成一品字形的小院，突出了工部祠作为祭祀享殿的主体地位。
工部祠是供奉杜甫的祠宇，因杜甫曾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幕僚，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工部祠因此得名。工部祠是清嘉庆16年时重建的，虽经后世多次修葺，但基本上保持了原貌。
请大家看工部祠外的这幅对联，上联是：锦水春风公占却;下联是：草堂人日我归来。
人日是指正月初七，这幅对联向我们讲述了发生在正月初七的一段轶事。杜甫流寓成都时，好友高适正在蜀州就是今天成都的崇州市作刺史，杜甫生活上常得到高适的帮助。唐肃宗上元2年也就是761年人日这天，高适赋诗《人日寄杜二拾遗》赠给杜甫，表达了对杜甫的思念和牵挂。五年后高适病死与长安。
十年过去了，到了唐代宗大历五年就是770年正月二十一这天，正漂泊在湖南湘江上的杜甫查找旧诗文，无意中在书箱里发现了高适的这首诗。此时，杜甫的老友故旧大都已不在人世，杜甫自己已老病交加。看见故友的赠诗，不禁伤感十分，只有借诗文表答对古人的思念，于是写下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一诗。全诗感情真切，泪洒字里行间，感人至深。
对联作者何绍基，时任四川学政，以书法名于当时，其诗作在咸丰、同治年间被誉为学苏东坡能得其精髓之第一人，他熟知杜甫与高适人日唱和的故事。清咸丰4年也就是1854年，何绍基在南充主持完科举考试后，在返成都的途中拟成此联。到正月初七人日这天，何绍基在草堂题就对联。
上联指杜甫独享锦水春光，将浣花溪的秀丽风光变成了优美的诗篇。下联借用杜甫高适人日唱和的故事，表达了对前贤的景仰。
请大家注意，对联中何绍基以我与公相对，并使用了归来二字。显然，何绍基含蓄地表达了自命是杜甫继承者的深意。
这幅对联挂出后，文人墨客竞相效仿，每年人日这天都来到草堂，挥毫吟诗，凭吊杜甫。人日游草堂就逐渐成为了成都的风俗。
现在我们进入工部祠参观，大家请看，中间的这尊塑像就是杜甫。左边的是南宋诗人陆游，右边的是北宋诗人黄庭坚。工部祠里为什么会有陆游与黄庭坚的塑像呢?清嘉庆年间，草堂重修完工后，乾隆时的拔贡杨方灿建议塑陆游像配祀杜甫，主要理由是陆游与杜甫忠君爱民心迹相同。到了清光绪年间培修草堂时，又以心迹相同的原则，为黄庭坚塑像。陆游、黄庭坚二人在诗歌创作上都十分推崇杜甫，同时三人都曾流寓成都，去蜀后都不曾忘记蜀地。由于三位古代贤哲共祀一堂，所以，工部祠又叫三贤堂。
好，工部祠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各位团友可以在少陵草堂碑亭前照相留念，随后我们去参观按照杜甫诗意恢复的茅屋景区。
我的景点讲解完了，谢谢!
杜甫草堂导游词2 各位游客，大家好!我今天带大家游览的是杜甫草堂，杜甫草堂位于成都市西郊的浣花溪畔，是我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居所。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正门。在旁边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小溪，这就是浣花溪。浣花溪属岷江水系，由温江西来，经苏坡桥至成都。正门正中有一匾额，上书草堂二字，是清代康熙第十七子，雍正皇帝之弟果亲王允礼的手笔。
大廨是草堂中轴线上的第二重建筑。廨是官署，古代官吏办公的地方。由于杜甫曾做过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出于尊崇，将这重建筑作了如此命名。
穿过大廨，我们便来到了草堂的主厅诗史堂。杜甫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战乱的时局把他卷入颠沛流离的人群中，使他真实而深刻地接触和认识了当时的种种社会景象。他忧国忧时，挥毫赋诗，直书情怀。留传至今的一千四百五十多首诗歌，思想与艺术造诣极高，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作也反映了唐朝转折时期的社会动荡，民间疾苦，读其诗，如同读一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他的诗被后世誉为诗史。他是我国诗坛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也被尊为诗圣。
出诗史堂，我们看见一条小溪穿插在建筑群之间，上面有一座小石桥勾连交通。小桥左侧竹丛中，有水槛横跨溪上;过小桥，柴门迎面而开。水槛与柴门都是当年杜甫的草堂曾经有过的建筑，杜诗中有新添水槛供垂钓、柴门不正逐江开的描述。所谓水槛，就是搭在水亭上的木栏，柴门也不过是茅屋的篱笆门，可以说都是很简朴的，远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现在的水槛与柴门，是后人重修草堂、扩大庭园时所造的象征性建筑，但我们仍可以睹物思人，想象出当年诗人在这里迎送客人或凭栏垂钓的情景。
柴门楹柱上悬挂着明人何宇度撰写、今人陈云诰补书的一副对联: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犹劳车马驻江干。对联构思非常巧妙。上联万丈光芒，出自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诗句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而信有文章惊海内与下联犹劳车马驻江干，则出自杜甫《宾至》诗中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两句。杜甫诗的意思是:我哪有什么名篇佳作震动天下呢?既然如此也就空劳宾客乘着车马到江边来相访了!这本是诗人的自谦之语，但何宇度将两句诗各改动了一个字:把岂改为信(信，确实、果然之意)，漫(漫，徒自、枉自之意)改为犹(犹，还、仍之意)，整个对联的意思就变成了赞誉之辞:您先生的大作确实称得上光芒万丈，可以震动海内，因此千年之后人们仍然怀着景仰倾慕的心情，乘车骑马来到浣花溪畔，瞻仰您的草堂故址。
过柴门，就是纪念建筑的最后一个庭院。只见三幢建筑呈品字排列，工部祠居中，前边两侧西为恰受航轩，取自杜诗野航恰受两三人东为水竹居，也取自杜诗懒性从来水竹居。这令人怀想到诗人在此居住时的那种怡然自得的田园生活。工部祠是供奉杜甫塑像的飨殿，因杜甫曾被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衔，人称杜工部，所以如此命名。祠前有清代学者、书法家何绍基撰写的著名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从这副对联，可以引出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与杜甫同时代有一位叫高适的诗人，高、杜二人年轻时曾一起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登临抒怀，饮酒赋诗，畅论国事，结为诗友。杜甫避乱入蜀时，高适正巧也在成都附近作官，在经济上给了杜甫不少资助。二人常互寄诗歌，传递友情。
工部祠内正中为清代建塑的杜甫泥像，东西两侧，分别是清代所塑的北宋诗人黄庭坚和南宋诗人陆游。为什么要塑黄、陆像来配杜甫像呢?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黄庭坚、陆游与杜甫心迹相同(志向相同)，二人都是后世学杜并获得极高成就的诗人;第二、黄、陆与杜甫一样，都不是蜀人但都曾经寓居蜀地，写下不少吟咏蜀中风物的诗篇，而且又去蜀而不忘蜀，故深得蜀地百姓的敬重;第三，殿内若只塑杜甫一人，异乡作客，未免过于孤单，如果三人一堂，则既能共论诗艺，免除冷清，又可同受祭礼，以盛香火。这真是一个十分周到的安排!祠内清人的一副对联荒江结屋公千古，异代升堂宋两贤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对联意思是:当年在郊野溪畔筑茅屋而居的杜公是千古不朽的;与他生活在不同时代的黄、陆继承了他的衣钵，升堂而入室，成就显赫，堪称宋代的两位贤哲。
游览草堂不能亲眼目睹杜甫写出不朽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那座名扬古今的茅屋，怎么讲也是一件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依据杜甫诗歌的描写以及明代重修草堂时的格局恢复重建的茅屋景区。景区内溪流环抱，绿树成荫，竹篱柴扉，芳草青青，营造出舍南舍北皆春水、卜居必林泉、柴门古道旁、野老篱边江岸回、草深迷市井等杜甫诗句描绘的郊野景象。推开咐呀作响的柴门，左植四松，右栽五桃，古楠接茅亭，绵竹上青霄，菜圃青青，药栏郁郁，诗人的老妻所画的棋盘仍留在石上，他的小儿女垂钓的钓丝还倚靠在篱边，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感受到诗人生活在这里时那种浓浓的田园情趣。而依川西乡间民居风格建造的简朴茅屋，又印证了杜甫熟知茅斋绝低小的描写，令不觉间吟诵出杜甫的《江村》诗: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