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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和之美 怨而不怒 和而不同 水火济济 集大成
唐代诗人中，杜甫的诗歌最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的中和精神。无论是从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看，从选择的诗体形式看，从有意使用矛盾的对立统一看，还是从继往开来的诗史意义看，都是如此。
其一，杜诗在表达感情时体现了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中庸色彩。杜甫的儒家思想非常纯正。杜甫不但“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艺概》卷二），而且发展了儒学。莫砺锋说：“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1]（P12—13）生活于离乱艰难之际，杜甫即使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把儒家的仁爱思想发挥到极致，显示了忧国忧民的博怀。王安石笔下的杜甫：“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杜甫画像》）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极端痛苦中，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看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现实，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名句，但其表现出来的思想仍然是儒家的“怨而不怒”。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2]（P453）不但如此，杜甫也说自己的诗法是从儒家而来，“法自儒家有”（《偶题》），这是最鲜明的态度。
其二，“和而不同”的诗体形式。杜诗对于当时的各种诗体，都积极参与创作，并大胆探索。根据莫砺锋的统计，杜甫有五古263首，七古141首，五绝31首，七绝107首，五律630首，七律151首，五排127首，七排7首。[3]（P236）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杜甫诗歌的诗体形式非常全面，古体诗与近体诗同样得到了发展。唐朝前期，一度出现过古、近体诗互相排斥的现象，初唐的宫廷诗人喜欢写近体诗，陈子昂则对其大加鞭挞，他本人也很少写近体诗。即使到了盛唐，大诗人李白还在高喊“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五十九首》），尽管他本人其实从中受益不少。在杜甫的创作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并存。他不仅是唐五排最多也最成功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七排的新形式。五排和七排的发展、成熟，则代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顶点。
除了在五排和七排上的创新外，杜甫的其他诗体也有一些变化。他的五古具有明显的“赋化”特点。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叙自凤翔北行至邠，再自邠北行至鄜沿途所见，纯用《北征》《东征》《西征》诸赋章法，化赋为诗，文体挹注转换，局度弘大，其风至杜始开。”[4]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作者创造性地将前人常用的“纪游”和“咏怀”题材合而为一。他的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不仅摆脱了音乐的限制，而且摆脱了古体的限制。元稹《乐府序》：“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就近体诗而言，用律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也是从杜甫开始的。为了让律诗表达更丰富和重大的内容，他还开创了组诗的写法。他的绝句也很有特色，一些作品重视对仗，甚至两联皆用对仗，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杜甫笔下，中国诗歌的诗体形式第一次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他能让这些诗体“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有意使用过这么多的诗体，他同时代的人也无人做到这一点。但在他之后，尤其是宋代以后，几乎所有有成就的诗人都做到了这点，这正可以看出杜甫的巨大影响。
其三，杜诗体现了众多矛盾的对立统一。从表现看，杜甫的诗歌充满着矛盾，不少论者都注意到了这类问题。其实不是矛盾，是杜甫在有意追求对立面之间的互相统一。杜甫把许多相反相成的矛盾放在一起，使得他的诗歌整体上更加具有“水火济济”之美。
在诗歌语言上，杜甫一方面非常注重读书的作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的诗歌不但使用典故很多，而且达到了用典不啻口出的境地，如其《兵车行》中的前两句“车辚辚，马萧萧”竟然都是使用《诗经》中的句子。这一点后来被黄庭坚夸张为“无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杜甫强调“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事实上他长于自铸伟词，创造出许多精练生动的句子。如对其《登高》一诗，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分析说：“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5]（P215）。但同时，他又主动采用民间口语，如“三吏”“三别”直接让人物自己说话，中间不乏这样的语言。元稹说他：“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各酬本意次用旧韵》其二）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中对他的这类语言评价很高：世徒见杜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6]（P450）
三者之中，不仅使用典故和自铸伟词是一组对立的矛盾，二者与家常语也构成一组对立的矛盾。
在诗歌技巧上，杜甫说自己一方面“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另一方面又“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表面看来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其实这两者又是统一的。黄庭坚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7]（P471）朱熹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当处便押一个韵。”“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8]（P3326）乍一看，这些说法差别很大，但都承认了杜诗“浑漫与”的一面，其不同在于，黄庭坚是一流的大诗人，他看到了其中“诗律细”的一面，认为其中有“大巧”，是“平淡而山高水深”；而朱却认为是老杜的诗歌水平退步了。程千帆、莫砺锋《老去诗篇浑漫与——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人的影响》认为，杜甫晚期今体诗在格律方面，有意打破平仄和谐，写入一些不尽合律的拗句；绝句多对仗；律诗对仗灵活而不拘滞。[9]（P87—90）这些特点，使得其诗歌显得似乎不那么工巧，而更有古体诗的那份灵活，但其实又都是“有意”为之，这正好揭示了杜甫晚年的诗歌是有意把“诗律细”和“浑漫与”中和统一在一起的。
即使单纯从诗歌中感情的表达方式来说，也体现了对立统一。诗人对国家人民的命运饱含非常动人的感情，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滕王亭子二首》其一）等等。在这样的诗歌中，作者以己为诗中主人公，感情直接抒发。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作者却让自己退到一边，仅冷眼旁观去记录所看到的东西。如《丽人行》只写外戚的春游时的奢华和气焰，作者未有一句可否；“三吏”“三别”干脆直接让诗中人物自己说话，作者主要是像史官那样记录而已。在上面所举的这些诗歌中，作者忧国忧民的感情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抒情的方式而已，前一种表达较显露，后一种表达较隐秘。
其四，杜诗是把“学古”与“变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集大成”。他主张广泛地学习前人的诗歌成就，“转益多师是汝师”，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中唐元稹《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已是“集大成”的意思。以上两个说法主要从杜甫博采他人之长的角度提出，而其诗歌的创造性也非常突出。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一文认为他有十项开拓。[10]（P48）
于唐代，杜甫是最善于学习的，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大诗人，他是中国诗人中能够把“学古”与“变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他本人的诗歌具有多方面的风格。据《遯斋闲览》载，王安石曾经拿他和李白比较说：“白之歌诗，……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11]（P37）
杜甫的“集大成”，特别是他的风格多样性给后人开启了许多不同的学诗法门。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云：“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叶燮《原诗·内编》曰：“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戛，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先河。”他们的说法虽不同，实质并无区别，都强调了其对后代诗歌的巨大影响。
对于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承先启后的独特作用，前人从不同的方面多所阐发，其中明人胡应麟说得最为全面：“大概杜有三难：盛极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子建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导源，为百世师，二也；开元既往，大历既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12]（P91）
杜甫的诗歌显示了多方面的中和特点，这是他高于所有的唐代其他诗人的地方。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成熟期，宋型文化最富于中和精神，宋代诗歌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富于中和之美的。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杜甫最终成了宋诗的榜样，实在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注释：
[1]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2][6]张戒：《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岁寒堂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胡小石：《杜甫小笺》，江海学刊，1962年，第4期。
[5]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7]黄庭坚著，刘琳等校点：《黄庭坚集》（第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宋]黎靖德编，王星贤校点：《朱子语类》（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9]程千帆：《被开拓的诗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0]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12]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但，杜甫不醉，哪怕是暂时的烂醉如泥，放浪形骸，他都不能。即使“百壶且试开怀抱”（《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即使杜甫下决心要大醉一场：“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杜位宅守岁》），但杜甫始终“众宾皆醉我独醒”（《醉歌行》）。为何？难道是因为杜甫酒量惊人吗？当然不是。只因杜甫内心有着深重的悲哀和愁情，杜甫无法超脱，他也不允许自己超脱。现实让杜甫的忧愁一天天加深，难以排遣，他也求助于酒，祈求以酒消愁。杜甫甚至不惜“厚着脸皮”向别人“时时乞酒钱”（《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也曾典衣买酒，也曾因为“耽酒需微禄”（《官定后戏赠》）而接受了一个与他的理想落差很大的管理兵器的“贱职”，在依赖和嗜好的背后，是杜甫想以醉消愁，哪怕是暂时的减轻愁情的曲折心理。
但杜甫始终还是醉不了，他是那么清醒地感受到内心的痛和悲。“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这句话正折射出杜甫悲凉无奈的心情，表现出杜甫想醉而醉不了的痛苦。现实常常压得杜甫喘不过气来，他不能像李白那样潇洒地醉个痛快，也不能像李白那样傲视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事实上，为了生活，为了仕途，杜甫不得不时常向权贵献诗作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杜甫有更多的无奈。此外，李白还有一个仙道的超现实的世界作为他的精神支柱，但杜甫没有。所以，李白可以一醉方休，可以披发弄扁舟，而杜甫只能清醒地痛苦着，清醒地喝着一杯又一杯浊酒。
酒不但不能消除杜甫的愁情，反而更令他悲伤，更令他愁上加愁。酒的这种“反作用”在杜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有时，杜甫喝了酒之后，悲情上涌，百感交集：“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踯躅涕泪零。”（《醉歌行》）让人不禁唏嘘。既然酒解不了杜甫的悲愁，不喝不行吗？不行，“如何不饮令心哀”（《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有酒哪能不饮呢？不饮，还是照样哀伤悲痛，酒，至少可以分散一下诗人的注意力，不致一心反复咀嚼心头的悲愁。
对杜甫而言，愁来不离酒，有酒吐悲愁，反而愁更愁。酒，是杜甫内心悲愁的一个影子，通过它，我们可以感受杜甫内心的沉重。“急觞为缓忧心挫”，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受伤的人在伤口不断流血的时候无计可施，只好胡乱抓一把身边的草药，嚼碎了敷上去，血仍然流出来，草叶变红了，再抓一把，再敷；再变红，再敷……杜甫的悲愁就像伤口的血，而酒就像是那草药，酒流入肠，悲愁流出来……
这就是杜甫在诗中的饮酒形象，饮而不醉，始终清醒地承受着各种悲愁和痛苦，就是这个形象突出的特点。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得不惊叹杜甫处境之艰和内心承受能力之大了。杜甫的伟大之处，也许就有其中的因素吧！
（选自《古典文学知识》）
【应用点拨】
杜甫无论是在“裘马轻狂”的早年，还是在“老大意转拙”的晚年，都有百折不挠投身政治的人生态度，都有济世安民的人文情怀。正是这种生命情怀造就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动乱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因而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杜甫的人格魅力不仅照亮了我们的心灵，也为我们写作提供了诸如爱国、情怀、执著、幸运、境界、呵护、偶像、心灵的选择、精神支柱、理想与现实、承受能力等话题的丰富素材。下面请看以其为素材的中考优秀作文片段（括号中为话题或题目）：
1.《我很幸运》（我很幸运）（2009江西卷）
残雪如血，落叶飘飞，百鸟归巢。
记者：杜甫先生，你虽有“诗圣”的美誉，但仕途坎坷，一生贫困潦倒，对此，你有何想法？
杜甫：我认为我很幸运。虽然我济世安民的理想无法实现，但我可以用手中的笔，记下平民百姓的真实生活，写出他们真正的心声，给后世以启迪。这虽与科举一途背道而驰，但却比加官晋爵更有意义，所以我一直无悔！虽然我一生贫困，甚至要靠他人接济，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甘愿忍受，所以我是幸运的，我选择了一条更有意义的路。
【点评】构思巧妙，观点明确，见解独到，底蕴深厚。
2.《呵护》（呵护）（2009江苏扬州卷）
秋天夕阳将落了一地的枫叶染得金黄，一个衣着寒酸的书生牵着一匹瘦驴走在这与其格格不入的长安大街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啊，你何苦这么执著？世风日下，你无力改变，可是，忧国忧民的你依旧倔犟地吟诵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用其一生呵护着天下寒士，因而受到无数人的景仰！
【点评】意境深远，情文并茂，立意鲜明，论证严密。
3.《幸福从何而来》（幸福）（2011甘肃白银卷）
站在历史的长河上眺望，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广阔胸怀令人赞叹，他不畏死亡，在贬谪途中立下了如此伟大的誓言，他不为现实的境况所窘迫，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史册上，这就是幸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旷达胸襟令人羡慕，他以天下百姓的快乐为快乐，在他人幸福之后自己才幸福，这就是幸福。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恤民情怀令人击节，他“忘我为人”，这就是幸福。
【点评】气势磅礴，论点鲜明，论据充分，令人折服。
4.《恶搞之风堪忧》（恶搞）（2012黑龙江肇东卷）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一种文化对恶搞有一个底线，如同印度人就不会恶搞泰戈尔，希腊人不会恶搞柏拉图一样，当下的我们是否也该自醒和借鉴，将这股恶搞风刹刹车？不由想起了杜甫《登高》一诗，诗人秋日登高，孤苦愁闷，忧国忧民的悲郁之情尽现。网友在涂鸦过程中，有没有体会到诗人的高尚情操和诗中蕴藏的伟大的爱国精神，又是否愿意真正走近他、了解他，继而了解整个中国传统文化？
对传统文化的淡漠之情，足以让人扼腕叹息。每一个民族都有属于自身特有的文化积淀，我们如果不能做到汲取这些文化传统所带给我们的精神养分，那么至少应该对文化经典保持一颗敬畏之心，这是对先贤的尊重，对民族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点评】思维辩证，视角独特，切题自然，耐人深思。
5.《让人深思的举措》（深思）（2012山西大同卷）
今年是大诗人杜甫1300年的诞辰！他一生著诗逾千首，写过著名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这些忧国忧民的诗句曾经让学生们皱着眉背诵，如今几幅戏谑调侃的图片却备受欢迎。两相对比，让人深思。
【点评】破题直接，用语简约，语言犀利，引入下文。
【著名诗句】
1.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绝句四首（其三）》）
3.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4.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5.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6.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7.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8.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9.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10.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11.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12.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13.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14.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15.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16.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17.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论文摘要】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忧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终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内心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和责任所致。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唐肃宗乾元二年秋天，杜甫弃官，举家迁往秦州。在寓居秦州的三个多月里，有诗近百篇；其中有十几首咏物诗，在许多方面颇具独到之处，概要如下：
一、杜甫是在政途失意、理想破灭的情况下，带着极其无奈的心情弃官赴秦的。他的秦州咏物诗真实反映了诗人的当时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字里行间带有一种浓重的悲情愁绪，诗中到处可见诗人的影子——弃儿的影子。杜甫的辞官，实属万般无奈；辞官后的杜甫，前途无望，衣食无着，情绪低落，内心苦闷。诗人在这种心境之下观照自然物，“物”上当然会染上浓厚的伤感色彩；将其化为诗篇，这种伤感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在字里行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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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杜甫；咏马诗；诗史性
我们可以将其咏马诗视为他“诗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想就以天宝十四年的“安史之乱”为界，试着将其咏马诗分为安史之乱前、中、后三个时期来谈一下它的诗史性。
一、安史之乱前
安史之乱前，大唐帝国正处于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封建秩序井然，到处呈现着“太平盛世”的景象。此时的诗坛也受其大环境的影响，展现了一种阔大、雄放的风格，即所谓的“盛唐气象”。诗人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好环境中，如沐春风，再加上年少气盛，所以此时的咏马诗也是意气风发，充满了豪情壮志。
二、安史之乱中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举兵叛乱，繁盛的大唐帝国极端衰落，民族危机严重，人民流离失所，面对国破家亡的处境，作者在此时含泪写下了一首首发人深思的咏马之作。如，《秦州杂诗》之五：
西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哀鸣思战斗，迥立白苍苍。
作者通过写马来道出自己对时局的感慨，忧国忧民，流露了内心无限的失落彷徨，充满了凄凉之感，我们知道作者仍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对其仍存在复兴的渴望。通过这一匹匹马的变化，我们可清楚感受到此时的大唐帝国已支离破碎了，诗人也由颇具浪漫气质的青年逐步走向了成熟。
三、安史之乱后
安史之乱平息后，大唐帝国经过战争的洗礼，国力遭到了严重削弱，那个昔日的“太平盛世”已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凋敝，民不聊生，到处一片荒凉。诗人不由得想到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暗自伤心落泪，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咏马之作――《白马》：
白马东北来，空鞍贯双箭。可怜马上郎，意气今谁见。
近时主将戮，中夜伤于战。丧乱死多门，呜呼泪如霰。
这首诗是公元770年杜甫在衡州所作。此时，杜甫处境十分艰难，再加上国家连年战乱，民不聊生，他的内心十分痛苦。晚年杜甫笔下的马，历经风雨，年迈多病，让人看来不免感叹世事的艰辛，此时的咏马之作更多是作者在为自己、为人民、为国家而弹奏的一首首凄惨的旋律。
杜甫一生处于大唐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种种苦难。老杜的咏马之作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它及时向我们反映了社会的转变，我们可通过他笔下马的变化清楚地了解大唐帝国的兴衰成败。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蓝旭，马与鹰.杜甫思想性格管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3]陈志昂.杜甫的咏马诗.中国教育出版社，1998.
关键词：杜甫诗歌；经典化；环节
时下的文学经典问题已经渐渐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单向思维转向为“文学经典是怎样形成的”的综合思维。杜甫诗歌并非写出来就是经典，同样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尤其是宋代儒学对杜甫忠君爱民的士大夫形象进行完美塑造，杜甫更是被推崇为诗家之祖，杜甫诗歌也被奉为诗家之经。
一、杜甫诗歌在唐宋两朝的不同遭遇
在唐朝的三百年间，时兴的知人论世之学在唐人文集序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是综合了先秦两汉以来运用政教伦理作为基础的和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作家的才情论为基础的两种知人论世的研究类型。流露在唐代人的笔记小说对于诗歌本身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就可以看出促使经典化产生的知人论世之学的复苏的情况。但研究表明，杜甫诗歌的唐朝当代的接受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杜甫本人的个人形象在唐代大概也就可以只能够定位于一般诗人、狂士与落魄才子之类[1]。而且杜甫个人诗集的编撰也不很理想，杜甫诗集多是以抄本的形式进行流传，况且在诗歌的编次上也比较混乱。真正对于杜甫诗歌的开始经典式的解读直到宋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因此，杜甫的诗歌在宋之前的经典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可以从唐代现存的诗歌选本对杜甫的诗歌的冷漠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晚唐时代还缺乏一种对杜甫诗歌进行的经典式解读，还没有开始从诗人的意图到诗本事、诗集编年、诗人与诗文年谱、年表等常规的解读方式。
宋代的儒学复兴并重新取得统治地位，诗经与杜甫诗歌开始并进一步显赫，应该均与儒家的思想统治密切相关。先秦两汉盛行的知人论世理论作为基础的先秦儒家人性论同时复苏也给杜甫诗歌的接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典化机遇。宋代学者的崇经辨杜与对杜甫诗歌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解读风气开始全面兴盛，从而标志着杜甫诗歌经典地位在宋代的事实上的建立。应该讲，首次将杜甫诗歌与《诗经》进行比附的做法可追溯到中唐时期的学者樊晃，开始以“大雅”来比附杜甫诗歌。延伸到宋代之后，宗经辨杜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和流行。
二、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及其原因
一般从文学经典化得历史可以看出，古人或文化名人对经典的称引不仅仅可以强化经典本身的文学权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广泛地称引原来的经典同时也是新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单单就六经之后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产生而言，一般是以宗经为主要方式，形成以六经为经典化的合法来源与渠道，应该是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必经之路径。在我国古代的学术渊源中向来有推源溯流的传统做法，从“深从六艺溯流别”当然就成为推源的主要方向。宋朝名人宗经辨杜的主要依据一般为《诗经》、《春秋》与《楚辞》三部公认的古代经典，通过运用上述三部经典在杜诗学中的升沉与宋人凭借这三部经典从而对杜甫诗歌渗透的经典元素进行深入发掘正反映体现了杜诗进行经典化历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2]。
宋朝人尊崇杜甫诗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杜甫是诗艺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是基于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北宋在开国之初，众多宋朝人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渐发现中晚唐的流行诗风基本源于杜甫诗歌，杜甫诗歌以其地负海涵和包罗万象的集大成的气势与姿态征服了宋朝学者。在宋代的开国之初，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客观存在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宋人易被杜甫诗歌中忧国忧民的爱国忠君精神所激荡从而产生了心理共鸣而折服。就杜甫诗歌集大成艺术成就自元稹进行首倡之后，一直到苏轼和秦观等人地尽情发挥，从而成为历代尊杜的通行之说。就宋朝人对于杜甫的忠君爱民思想的发掘还不仅仅单是一种心理共鸣与佩服，而且也是北宋士人进行自觉参政与议政意识达到空前高涨所致，具体在诗歌领域体现出来就是对诗歌中关于叙事与批评时政自然理性依据和表现手法的关注关切。因此对杜甫诗歌的叙事抱有浓厚兴趣，对直陈时事于实录史实感慨，同时又为这种杜诗这种叙事特征诗歌寻找出艺术风格上的含蓄之美与抑扬褒贬等方面的微言大义。
三、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的关键环节
首先，宋朝以《诗经》《楚辞》为宗作比附以尊杜。一方面借《诗经》的风雅正特有韵味以及《楚辞》的高洁来标榜杜甫性情之正的为人，而且进一步以杜甫的性情之正作为他的诗歌进行褒贬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以《诗经》特有的委婉和含蓄的美等具体的手法来解读杜诗叙写时事与批评时政的功能。
其次，宋朝以《春秋》为宗作比附以尊杜。此手法亦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借《春秋》的圣人删述具有的批评权威地位来给予杜甫诗歌以叙事褒贬赋予合法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以微婉显晦的春秋笔法来解读杜甫诗歌中可能存在的惩恶劝善等进行微言大义的表现手法与技巧。在宋代甚至盛行以杜诗补史和证史的风气催生和巩固经典化过程。
第三，以特有的编年法对杜诗进行解读以尊杜。用编年法的方式也许就是宋朝人重塑杜甫形象的又一重要手段，这对于杜甫的个人形象从传统文人进一步发展到儒家士大夫的角色转换所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3]。在北宋的中后期诗歌领域内盛行以编年法德阅读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宋人对于诗歌作品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要求，同时对诗人的人品方面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由此更加大了杜甫诗歌的经典化力量与影响力。
总之，在中国的古代文学经典生成发展方式的惯例应该是源于儒家说《诗》的方法。儒家创立的文学经典化理论与方法，在宋代被学者发扬光大对杜甫诗歌进行全方位的经典化，杜甫诗歌经典化的过程，既是一种文学解读与重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经世致用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胡可先.杜甫诗学引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2]裴斐.略论两宋杜诗学中存在的一种倾向[J].中国文学研究.1995.3:31-34.
杜甫诞生于公元712年，享年五十九岁。杜甫一生真的很忙。刘小川先生说过，杜甫活了五十九岁，却好像活了两百岁。他一生的经历，几乎浓缩了个体生命所能经受的全部苦难。
中国古代诗人的命运注定是漂泊四方的，杜甫无疑是一个突出代表。二十岁弱冠之年，他就离家漫游天下，“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二十九岁结婚成家，才三年，他又从二李（李白、李邕）山东游，“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以后长安十年，梦想与苦难紧紧交织。随着安史之乱，杜甫一家人开始了漂泊生活。几经离散，“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几经危难，“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读李元洛《怅望千秋》关于杜甫的介绍，大历三年（768）冬末，杜甫有家归不得，从四川出三峡，放舟江汉，漂流到湖南岳阳，次年春日抵达长沙。这以后两年之中，杜甫于长沙三度来去。他无所凭依，有时暂住小舟之中，有时小栖江边阁楼之上，尝尽“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况味。大历五年（770），杜甫在湘江上游船中留下一曲绝唱之后，就下落不明。全国现有杜甫墓八座，究竟哪一方土地是他最后的归宿？
冯至先生说过：杜甫半生流离，却从未停止歌唱。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同时名篇近百。他写诗很苦，推敲字句，安顿典故，讲究格律。安史之乱，杜甫困长安近一年，妻离子散，身陷叛军，东躲，饱一顿饿一顿，然而苦难没有击倒他，反而激发了他滚烫的灵感。这期间，他写诗十余首，表达深沉，技巧天然，一半成为千古名篇。安史之乱后，杜甫因官场恩怨纠缠，告假探亲，从凤翔到州羌村，六七百里山路，无马可骑，全靠步行。走过的村庄人烟稀少，野狗争尸，乌鸦乱飞。杜甫照样写诗，题为北征。全诗七百言，意境浑阔，为其三首著名长诗之一。吐蕃军作乱，杜甫离开带给他温馨岁月的蓉城再度漂泊，在夔州滞留两年，没钱，走不动，种地卖药糊口，两年搬了五次家。他还是写诗，写了四百首诗，各种体裁都有，七言、五言、律诗、古体诗……“老去渐于诗律细”，精心锤炼，大器浑成，此间佳作如云，《秋兴八首》《登高》……皆成千古绝唱！
我曾到过成都三次，去过杜甫草堂三次。
杜甫草堂离市中心不远，就座落在成都市西郊浣花溪畔。公元759年冬天，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携家由陇入蜀，营建茅屋而居，称“成都草堂”。杜甫先后在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流传至今的有240余首。五代时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已演变成一处集纪念祠堂格局和诗人旧居风貌为一体，建筑古朴典雅、园林清幽秀丽的著名文化圣地。草堂完整保留着清代嘉庆重建时的中国古典园林格局，其间流水萦回，小桥勾连，竹树掩映，回廊连环。如果不是茅屋景象还依稀可寻找到当年杜甫的窘况，留给今人的草堂图景就过于诗意化了。
其实，当年杜甫居住在此真是倒霉到家了。乾元二年，杜甫受宦官李辅国排挤辞去华州司公参军一职，拖着一家老小远走秦州、同谷、成都，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在浣花溪畔建起了几间茅屋安下家来。在草堂杜甫过得还是相当狼狈的，这在他的著名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尽显无遗。这座草堂，全家人靠它遮风挡雨。秋风萧萧之中，小孩子抢得茅草嘻嘻哈哈，他急得干瞪眼。阴风方去，黑雨又来，多日失眠的老人雪上加霜。娇儿恶卧，老棉絮蹬出大窟窿。杜甫彻夜听漏雨，这个狼狈相可想而知。可惜，就是这样稍稍安定的生活也难以长久。随着朝廷内乱外战，杜甫又拖着老婆孩子东奔西走，躲避战火和奸臣迫害，漂泊四方了。
站在简陋的茅屋前，我在努力寻找千年前诗圣的身影。我在遐想：他那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是在哪里挥就？是在这间幽暗的书房里吗？书房中仅有一张书桌、一把椅子和一只很不像样的书架。书桌上竹筒做成的笔筒里插放着一支毛笔，翻开着的书卷上满是灰尘，一盏油灯仿佛跳跃着荧荧灯光……是在这张凹凸不平的石桌上吗？这倒是有些诗情画意的地方。浣花溪水环绕着篱笆墙，几株楠木桃树松树夹杂着一丛青竹，四只石凳一张石桌。庭院虽小，视野却广，这里可望见翠柳上的黄鹂、青天中的白鹭……
一个伟大的诗魂在这里栖息，度过了他生命中一段美好时光。当时北方战乱未停，杜甫避居西南，闲住草堂，心情格外闲适，佳作犹如锦江春水。按刘小川《品中国文人・杜甫》中讲：“成都草堂这两三年，是杜甫生命中最后的好时光。”杜甫在诗中记叙了自己的生活和心情：“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梁上燕， 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 稚子敲针作钓钩。但有故人供禄米， 微躯此外更何求？”靠朋友资助度日，不复为柴米操心；下棋钓鱼，老妻幼子皆自在。放笔咏怀，愉悦之情是可以想见的。“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洒扫庭除，迎接好友，粗茶淡饭，幸福无比。然而，杜甫虽避乱成都，忧家忧国之心始终未变。当茅屋为秋风所破之时，他喊出了中国读书人的心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我们随着诗魂在此栖息，又随着诗魂漂泊四方。我想，对诗人而言，漂泊是一种避难，更是一种游历；是一种灾难，更是一种创作体验。司马迁曾说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过梁楚以归。”凡称得上大诗人的无不如此。漂泊，引发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索；漂泊，以山水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借景物抒发自己的政治信念；漂泊，以山水精神品评人格，以山水精神寄托人格理想；漂泊，探山水之险，写奇异之文，“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漂泊，搜各地风俗民情，记录本土与异国民俗。正是在诗人们对自然山水、民居园林、道观庙宇、文化遗迹、风土人情、国情民意等的游历体验中，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才到达了今天难以逾越的高峰。
杜甫很忙，真的很忙。他忙得执拗而坚决，忙得在今人眼里看来实在太“迂”，直到今天也无人读懂他的“忙”，使他的诗魂直到今天还在中国大地上漂泊。
关键词： 杜甫叙事诗 抒情性 感染力
叙事和抒情向来都是相依相存的，从《诗经》开始就是如此。而杜甫惯用的写诗手法就是夹叙夹议，在叙事中发表议论，在议论的字里行间流露自己的思想感情。杜甫纪实诗中的抒情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抒情的平民角度
杜甫和白居易的诗都是为百姓代言的典型，这种关心民间疾苦的精神在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细品起来，同样是忧国忧民，他们抒情的角度却大不一样。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本人写诗也的确遵循着这一原则，他的诗歌反映现实生活，讽喻社会，同情人民，语言特点也是直白如话，通俗易懂。这些都和杜甫的诗风类似，白居易的叙事诗抒情是站在官方的角度，或以居高临下的旁观者的角度抒发忧国忧民之情，而杜诗抒情是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上感叹，以平凡人的视角真切抒情。
《观刈麦》是白居易诗歌中有名的描写事实，同情百姓，讽喻社会的诗篇。全诗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绪，呼喊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写作的最大亮点是不带任何夸张地、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场景，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残酷行为，也表达了诗人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这几句是诗最后拔高思想层次的点睛之笔，诗人反思自己不事农桑、坐享俸禄，却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人民的好事而感到内疚。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白居易是站在官方的角度对广大受苦受难的百姓表示同情，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感慨和哀叹。
而杜甫则不然，杜甫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人，他也十分关注社会生活，但是他对百姓的态度与其说是像白居易那样“纡尊降贵”式的同情与施舍，不如说他是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对百姓真诚地关心，与民同苦同乐，完全站在百姓的生活圈里，用手中的笔切实地抒发百姓真正的心声。杜甫经常采用的手法是，通过写自己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把空大的历史事件具体化，具体成身边的事件，然后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后世的读者通过杜甫所描述的一时一地一事而做到一叶知秋，联想到整个社会的实际情况，使历史不再是空洞的战争胜负和死亡人数，而是历史事件中真实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是百姓如何在乱世中苦苦挣扎。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杜甫既写了自家的切身之痛：“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痛恨自己无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又能够跳出一己的悲痛，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控诉和呐喊。相信这种饿死人的状况肯定不是个案，而是平民百姓经常遭遇的状况，要不然怎么会“里巷亦呜咽”呢？这种来自民间的真实写照才能经得住时间的洗礼，在千百年后读来，依旧可以感受那个时代人们在水深火热里挣扎的痛苦。这样的震撼力和感染力，不是隔岸观火般的描述可以达到的效果。这就是杜诗比白诗更有魅力的原因所在。
二、抒情的感染力及其原因
正因为杜甫是切实站在民间的角度上抒情议论的，所以他的诗歌比其他人质朴而有力量；因为真实，所以大众更容易理解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理想抱负。相比而言，屈原的浪漫主义爱国情怀似乎太过绚烂，让人有华而不实的错觉。
如同样是在国家内外交困的环境下，同样是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抒发上也同样是忧愤深广，但屈原和杜甫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屈原出生于贵族世家，接触民间机会少，写到百姓触及民间实际生活的地方极少而抽象，故其代表作品《离骚》中表达自己的忠君爱国思想多用比兴象征手法，如喜用香草美人意向，汉王逸《离骚序》曰：“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灵修、美人，以譬于君。”浪漫色彩较浓。杜甫出生于小官僚家庭，求官多不成，加之亲历战乱，一生大多在困顿漂泊中度过，接触底层百姓机会较多，心灵受到的震动最真切深刻，因而其作品充满浓浓的民间泥土味，其用语极其简易淳朴：“比闻同罹祸，杀戮到鸡狗。”“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忧国忧民，来自草根阶层，是现实主义的。
总而言之，杜甫朴实直白的写作手法，源自他生于民间，源自他一生流离失所。正是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他的诗是站在民间的立场，言百姓之所想，所以杜诗比白诗高高在上施舍式的关怀，以及屈原式的浪漫忧国要朴实精警得多，更能引发后世读者的共鸣和感慨。清代才子袁枚感慨：“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1］大概正是这个意思。杜甫一生漂泊不定，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对于杜甫的人生而言，是一种悲剧，而对于诗歌而言，正是他的穷困潦倒磨炼并成就了一代“诗圣”，留下了字字珠玑的千古名篇。
三、抒情的广泛性
杜诗抒情包含爱国之情、亲情、友情等各个方面，这些真挚的感情构筑了杜甫理想的人伦和谐的世界。杜甫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知道感慨时局、奉儒守官迂腐之人，他是一位重情重义的仁者、智者。杜甫笔下的人之间的感情都是美好质朴的，无论是他的拳拳爱国忠心，还是家庭和睦的亲情，还是肝胆相照的友情，都在他笔下构建着温暖的和谐世界，这是杜甫人道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