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杜甫江阁

2005年9月，杜甫江阁落成，位于长沙西湖路与湘江大道相交的风光带上。那时我还没有离开长沙，有事没事经常会沿着湘江边散步，走着走着偶一抬头就看到杜甫江阁了。四层楼高的仿唐建筑，白墙，朱柱，古格栅窗，云纹石栏，整个建筑看上去古朴内敛，铁血雄浑。江阁与岳麓书院隔江相望，而天心阁则处于闹市，人头攒动中需踮起脚尖才能看到。唯有湘江之水，以不舍昼夜的奔涌告诉世人：逝去的时光不会重现，但想象可以。想象之所以可以，是建立在文字的基础之上的。肉身可以消陨，城垣可以坍塌，王朝可以没落，但文字不会，就像这首《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里所写的：“南纪风涛壮，阴晴屡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云。层阁凭雷殷，长空面水文。雨来铜柱北，应洗伏波军。”一千多年之后再来读，那时那景那情仍恍若眼前，它们带着已然远逝的声韵和气息得以留存下来，与我们的想象一起，去追溯，去缅怀，去探询。

同为漂泊者，彼此的境遇纵然千差万别，但总有相通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雨中的杜甫江阁给我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那天我坐在一位朋友的车里，在经过湘江大道时，雨突然变得密集起来。透过车窗玻璃我看见杜甫江阁，它在溅起的雨雾中流转，与茫茫云天一起，如同幽深岁月中的幻境。雨水沿着车窗玻璃往下淌，仿佛在努力擦拭这世俗的尘埃，视线竟然慢慢地清晰起来，那雨雾似乎一下子加深了杜诗中的凝重和冷峻。

是的，我仿佛看到“杜陵老翁秋系船，扶病相识长沙驿”。相识吗？我蓦然转过头来，渐渐远去的杜甫江阁突然矮了下去，那个倚在江阁门口着一袭青衣的老者就是杜甫吗？我知道，杜甫是喜欢雨的，他一生写过不少与雨有关的诗篇，如：《春夜喜雨》、《秋雨叹》、《梅雨》、《朝雨》、《村雨》等，多达数十首，其中有三首就是在这里写的。除了《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之外，还有《风雨看舟前落花戏为新句》和这首《雨》：“山雨不作泥，江云薄为雾。晴飞半岭鹤，风乱平沙树。明灭洲景微，隐见岩姿露……”这样的诗句让我看到的是湘江一千多年前的样子，那时湘江两岸还保持着原生态，山林苍翠，植被丰茂，鸥鸟翔集。就像此时，丰沛的雨水让万物和诗歌得以滋长。

自那以后，我多像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我不是苏涣，也不是李龟年，但我们终归还是相遇了。杜甫直视我，我面不改色，他可以将我视同陌路，我还是把他引为知己。他赞赏的人是蜀人苏涣，此人年轻时闯荡江湖，后考取进士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却常游离于官场之外，知杜甫到了长沙，特来探访。杜甫爱其诗才，两人把酒论诗，相谈甚欢，常聚于江阁佃楼或湘江扁舟之中，挑灯畅谈至深夜不散。我不擅饮酒，杜甫就罚我作陪，我的眼皮直打架，他却视而不见。我甚至妒忌从洛阳来的李龟年，诗圣和乐圣，仅一次偶遇，他就以那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相赠：“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个杜工部，虽然常悲戚满怀，却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在他乡遇故交时，其诗作往往明朗欢快，感奋之情跃然纸上，全然没有了“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之类的悲愤沉郁之气。我笑他，他不以为然。他的不以为然里自然有我无法意会的缘由。

也罢，我只写我的新诗。就像现在，我登上杜甫江阁的二楼。不无平静地对着杜甫的雕像，以及他背后那幅大型的木制浮雕，对，就是那个《杜工部潇湘行踪图》，我写道：

“那木质的流水是薄的/不再响动/你每走一步/都是深渊/当你停下/一秒已逾千年/我没有停/被身后未知的惶惑所追赶……”

诗没有写完。因为众所周知，在一个精神贫困的年代，何止是诗人，只要是人，心存惶惑都是正常的。

如上所述，我曾一度沉溺于这样的假想之中。现在回过头来，不禁要问：我们真正要去追溯什么，缅怀什么，探询什么？

对于湖南，首先，杜甫可以说是一见钟情。那时的湖南还没有开化，尚属蛮荒之地，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偏远地带。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但民风刚烈，山河壮美，既无闹市之盈耳，亦远离官场之纷争，正好对了杜甫的胃口，故被杜甫称之为“清绝之地”。但在长沙呆了一年之后，杜甫猛然回首，才惊觉道：“远愧尚方曾赐履，竟非吾土倦登楼。”怎奈此时已贫病缠身，去日无多，虽心有不甘，也只好挥泪长叹：“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

或许这就是杜甫的宿命。人，终归是要有一个去处的，诗人同样不会例外。此前，屈原和贾谊曾贬至湖南，结果呢？屈原在汨罗抱石投江而去，贾谊则在抑郁、苦痛中早逝。杜甫万万不会想到，他的命运也会在这里画上句号。

由此看来，湖南不是一个一般的去处。浪迹惯了的杜甫原只是想在湖南呆一段日子，就像他曾经在华州、成都、夔州等地一样，少则半载，多则一年，这里走一走，那里游一游。想是这样想，谁料这一来却是穷途末路。首先是去衡州（今衡阳）寻访好友韦之晋不遇，急忙又赶赴潭州（即长沙），韦之晋却又暴病身亡。接下来就穷困潦倒，紧接着又疾病缠身。自那以后，杜甫再无心远游，只好暂时寄居舟中，常泊于南湖港。后来移居到江边离南湖港不远的一处佃楼，也就是现在杜甫江阁的位置。从此，他以写诗卖文艰难度日。一代诗圣把他最后的时光和诗篇毫无保留地留给了湖湘大地。

杜甫在湖南一共留下了近百首诗作，他走到哪里，诗就跟到哪里。为了纪念他，杜甫江阁录其中59首，展于世人。“江畔长沙驿，相逢缆客船”，“夜醉长沙酒，晓行湘水春”，“树蜜早蜂乱，江泥轻燕斜”，“著处繁花务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类似这些字字珠玑的句子，俯拾皆是。唐人元稹曾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这样的概括：“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杜甫的这些诗句成就的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它们对于后世，尤其是对于湖湘文化的影响和浸染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杜甫走后不久，也就是公元805年前后，当杜甫的诗魂还在洞庭湖上漂来荡去时，一大批文人又相继流落到了湖南，如宋之问、孟浩然、张九龄、张说、刘禹锡、韩愈、柳宗元等，他们或被贬，或被流放，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留下了大量的传世诗文。等到岳麓书院建成，则又是一百多年之后的事了。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这冥冥中正好与杜甫合拍，从此杜甫江阁和岳麓书院不只是相望，还可以相惜了。至于“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则更像是对后来者的一个召唤。顺应着这一召唤，湖湘大地人才辈出，他们的身上都烙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尤其是近代，煌煌大家犹同井喷，王夫之、陶澍、魏源、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郭嵩焘等等，他们的敢为人先和对现实的关怀，成为湖南人经世致用的典范。杜甫作为中原文化南下的代表人物，其投射在湖湘文化上的孤绝身影是清晰可见的。

如今，杜甫江阁成了诗人们经常前往凭吊的地方。这是属于诗歌的礼遇，虽然来得很晚，但总算是来了。总算有这样一个去处，供这个物质至上的时代以驻足，以仰望。

在一个诗歌的国度里，我们拥有过像杜甫这样的诗圣，即使在诗歌备受冷落的今天，我还是坚信有人会向往“诗意地栖居”，也还是有人会站出来说，我们还将拥有诗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