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9 19:38:01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
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但是胡宗愈的杜甫诗歌“诗史”说不特别限定写作背景，与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相距较大。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虽然不限诗歌的写作背景，但侧重安史动乱的背景意义，突出其对杜甫诗歌所烙印的乱离色彩。章培恒、骆玉明说，杜甫的诗歌是“乱离时世的悲歌”，“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关键词：中和之美 怨而不怒 和而不同 水火济济 集大成
唐代诗人中，杜甫的诗歌最能体现出中国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的中和精神。无论是从所表达的思想感情看，从选择的诗体形式看，从有意使用矛盾的对立统一看，还是从继往开来的诗史意义看，都是如此。
其一，杜诗在表达感情时体现了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中庸色彩。杜甫的儒家思想非常纯正。杜甫不但“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刘熙载《艺概》卷二），而且发展了儒学。莫砺锋说：“杜甫对儒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整个的生命为儒家的人格理想提供了典范……杜甫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以实际行为丰富了儒学的内涵，尤其是关于‘仁’的内涵。”[1]（P12—13）生活于离乱艰难之际，杜甫即使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把儒家的仁爱思想发挥到极致，显示了忧国忧民的博怀。王安石笔下的杜甫：“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飗。”（《杜甫画像》）杜甫在“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卒”的极端痛苦中，却“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看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现实，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名句，但其表现出来的思想仍然是儒家的“怨而不怒”。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2]（P453）不但如此，杜甫也说自己的诗法是从儒家而来，“法自儒家有”（《偶题》），这是最鲜明的态度。
其二，“和而不同”的诗体形式。杜诗对于当时的各种诗体，都积极参与创作，并大胆探索。根据莫砺锋的统计，杜甫有五古263首，七古141首，五绝31首，七绝107首，五律630首，七律151首，五排127首，七排7首。[3]（P236）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杜甫诗歌的诗体形式非常全面，古体诗与近体诗同样得到了发展。唐朝前期，一度出现过古、近体诗互相排斥的现象，初唐的宫廷诗人喜欢写近体诗，陈子昂则对其大加鞭挞，他本人也很少写近体诗。即使到了盛唐，大诗人李白还在高喊“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五十九首》），尽管他本人其实从中受益不少。在杜甫的创作中，古体诗与近体诗并存。他不仅是唐五排最多也最成功的诗人，而且开创了七排的新形式。五排和七排的发展、成熟，则代表了唐代诗歌艺术的顶点。
除了在五排和七排上的创新外，杜甫的其他诗体也有一些变化。他的五古具有明显的“赋化”特点。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叙自凤翔北行至邠，再自邠北行至鄜沿途所见，纯用《北征》《东征》《西征》诸赋章法，化赋为诗，文体挹注转换，局度弘大，其风至杜始开。”[4]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里，作者创造性地将前人常用的“纪游”和“咏怀”题材合而为一。他的乐府诗“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不仅摆脱了音乐的限制，而且摆脱了古体的限制。元稹《乐府序》：“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就近体诗而言，用律诗反映时事政治，并发表政治见解，也是从杜甫开始的。为了让律诗表达更丰富和重大的内容，他还开创了组诗的写法。他的绝句也很有特色，一些作品重视对仗，甚至两联皆用对仗，如《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杜甫笔下，中国诗歌的诗体形式第一次变得如此丰富多彩。他能让这些诗体“并育而不相害”（《礼记·中庸》）。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作家有意使用过这么多的诗体，他同时代的人也无人做到这一点。但在他之后，尤其是宋代以后，几乎所有有成就的诗人都做到了这点，这正可以看出杜甫的巨大影响。
其三，杜诗体现了众多矛盾的对立统一。从表现看，杜甫的诗歌充满着矛盾，不少论者都注意到了这类问题。其实不是矛盾，是杜甫在有意追求对立面之间的互相统一。杜甫把许多相反相成的矛盾放在一起，使得他的诗歌整体上更加具有“水火济济”之美。
在诗歌语言上，杜甫一方面非常注重读书的作用：“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的诗歌不但使用典故很多，而且达到了用典不啻口出的境地，如其《兵车行》中的前两句“车辚辚，马萧萧”竟然都是使用《诗经》中的句子。这一点后来被黄庭坚夸张为“无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杜甫强调“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事实上他长于自铸伟词，创造出许多精练生动的句子。如对其《登高》一诗，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曾分析说：“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5]（P215）。但同时，他又主动采用民间口语，如“三吏”“三别”直接让人物自己说话，中间不乏这样的语言。元稹说他：“怜渠直道当时语，不着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各酬本意次用旧韵》其二）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中对他的这类语言评价很高：世徒见杜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6]（P450）
三者之中，不仅使用典故和自铸伟词是一组对立的矛盾，二者与家常语也构成一组对立的矛盾。
在诗歌技巧上，杜甫说自己一方面“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另一方面又“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表面看来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其实这两者又是统一的。黄庭坚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7]（P471）朱熹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当处便押一个韵。”“人多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8]（P3326）乍一看，这些说法差别很大，但都承认了杜诗“浑漫与”的一面，其不同在于，黄庭坚是一流的大诗人，他看到了其中“诗律细”的一面，认为其中有“大巧”，是“平淡而山高水深”；而朱却认为是老杜的诗歌水平退步了。程千帆、莫砺锋《老去诗篇浑漫与——论杜甫晚期今体诗的特点及其对宋人的影响》认为，杜甫晚期今体诗在格律方面，有意打破平仄和谐，写入一些不尽合律的拗句；绝句多对仗；律诗对仗灵活而不拘滞。[9]（P87—90）这些特点，使得其诗歌显得似乎不那么工巧，而更有古体诗的那份灵活，但其实又都是“有意”为之，这正好揭示了杜甫晚年的诗歌是有意把“诗律细”和“浑漫与”中和统一在一起的。
即使单纯从诗歌中感情的表达方式来说，也体现了对立统一。诗人对国家人民的命运饱含非常动人的感情，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滕王亭子二首》其一）等等。在这样的诗歌中，作者以己为诗中主人公，感情直接抒发。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作者却让自己退到一边，仅冷眼旁观去记录所看到的东西。如《丽人行》只写外戚的春游时的奢华和气焰，作者未有一句可否；“三吏”“三别”干脆直接让诗中人物自己说话，作者主要是像史官那样记录而已。在上面所举的这些诗歌中，作者忧国忧民的感情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抒情的方式而已，前一种表达较显露，后一种表达较隐秘。
其四，杜诗是把“学古”与“变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位——“集大成”。他主张广泛地学习前人的诗歌成就，“转益多师是汝师”，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中唐元稹《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已是“集大成”的意思。以上两个说法主要从杜甫博采他人之长的角度提出，而其诗歌的创造性也非常突出。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一文认为他有十项开拓。[10]（P48）
于唐代，杜甫是最善于学习的，也是最富有创造性的大诗人，他是中国诗人中能够把“学古”与“变古”融合得最好的典范。他本人的诗歌具有多方面的风格。据《遯斋闲览》载，王安石曾经拿他和李白比较说：“白之歌诗，……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11]（P37）
杜甫的“集大成”，特别是他的风格多样性给后人开启了许多不同的学诗法门。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云：“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叶燮《原诗·内编》曰：“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戛，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先河。”他们的说法虽不同，实质并无区别，都强调了其对后代诗歌的巨大影响。
对于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承先启后的独特作用，前人从不同的方面多所阐发，其中明人胡应麟说得最为全面：“大概杜有三难：盛极难继，首创难工，遘衰难挽。子建以至太白，诗家能事都尽，杜后起集其大成，一也；排律近体，前人未备，伐山导源，为百世师，二也；开元既往，大历既兴，砥柱其间，唐以复振，三也。”[12]（P91）
杜甫的诗歌显示了多方面的中和特点，这是他高于所有的唐代其他诗人的地方。宋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成熟期，宋型文化最富于中和精神，宋代诗歌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富于中和之美的。明乎此，我们就能理解，杜甫最终成了宋诗的榜样，实在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注释：
[1]莫砺锋：《论杜甫的文化意义》，杜甫研究学刊，2000年，第4期。
[2][6]张戒：《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本·岁寒堂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3]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胡小石：《杜甫小笺》，江海学刊，1962年，第4期。
[5]罗大经：《鹤林玉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7]黄庭坚著，刘琳等校点：《黄庭坚集》（第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宋]黎靖德编，王星贤校点：《朱子语类》（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9]程千帆：《被开拓的诗世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0]韩成武：《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十个创新之举》，济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1]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12]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杜甫是生活唐朝时期的人，一生见证了唐朝从鼎盛到衰弱的过程。在安史之乱时，杜甫创作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杜甫的诗将人民的疾苦、国家的衰落都呈现在了诗歌之中，因此杜甫的诗被称为史诗。
2、杜甫的诗集唐诗思想艺术的大成，在世时名气并不大，死后声名远播。杜甫所作的诗歌有许多，存留于世的多达1500多篇。杜甫的诗蕴含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宏伟的抱负，对中国文学及日本文学影响深远。杜甫的主要作品有《望岳》、《登高》、《春望》、《饮中八仙歌》等，杜甫的名作《饮中八仙歌》豪气干云，备受世代文人推崇。
3、安史叛军的邺城大败唐军，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亲眼所见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灾难，百姓们忍辱负重参军参战抗抗叛军，浓浓的爱国行为，让杜甫十分的感慨，于是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和三别。三吏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即(《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三首诗后来被世代传唱，成为了杜甫最经典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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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杜甫诗歌；经典化；环节
时下的文学经典问题已经渐渐从“什么是文学经典”的单向思维转向为“文学经典是怎样形成的”的综合思维。杜甫诗歌并非写出来就是经典，同样经历了经典化的过程；尤其是宋代儒学对杜甫忠君爱民的士大夫形象进行完美塑造，杜甫更是被推崇为诗家之祖，杜甫诗歌也被奉为诗家之经。
一、杜甫诗歌在唐宋两朝的不同遭遇
在唐朝的三百年间，时兴的知人论世之学在唐人文集序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是综合了先秦两汉以来运用政教伦理作为基础的和魏晋南北朝以来以作家的才情论为基础的两种知人论世的研究类型。流露在唐代人的笔记小说对于诗歌本身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就可以看出促使经典化产生的知人论世之学的复苏的情况。但研究表明，杜甫诗歌的唐朝当代的接受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杜甫本人的个人形象在唐代大概也就可以只能够定位于一般诗人、狂士与落魄才子之类[1]。而且杜甫个人诗集的编撰也不很理想，杜甫诗集多是以抄本的形式进行流传，况且在诗歌的编次上也比较混乱。真正对于杜甫诗歌的开始经典式的解读直到宋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因此，杜甫的诗歌在宋之前的经典地位并没有完全确立，可以从唐代现存的诗歌选本对杜甫的诗歌的冷漠中就可以看出端倪，更为重要的是在中晚唐时代还缺乏一种对杜甫诗歌进行的经典式解读，还没有开始从诗人的意图到诗本事、诗集编年、诗人与诗文年谱、年表等常规的解读方式。
宋代的儒学复兴并重新取得统治地位，诗经与杜甫诗歌开始并进一步显赫，应该均与儒家的思想统治密切相关。先秦两汉盛行的知人论世理论作为基础的先秦儒家人性论同时复苏也给杜甫诗歌的接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典化机遇。宋代学者的崇经辨杜与对杜甫诗歌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解读风气开始全面兴盛，从而标志着杜甫诗歌经典地位在宋代的事实上的建立。应该讲，首次将杜甫诗歌与《诗经》进行比附的做法可追溯到中唐时期的学者樊晃，开始以“大雅”来比附杜甫诗歌。延伸到宋代之后，宗经辨杜的做法越来越普遍和流行。
二、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及其原因
一般从文学经典化得历史可以看出，古人或文化名人对经典的称引不仅仅可以强化经典本身的文学权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广泛地称引原来的经典同时也是新文学经典形成的重要方式与途径。单单就六经之后的我国古代的文学经典产生而言，一般是以宗经为主要方式，形成以六经为经典化的合法来源与渠道，应该是古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化的必经之路径。在我国古代的学术渊源中向来有推源溯流的传统做法，从“深从六艺溯流别”当然就成为推源的主要方向。宋朝名人宗经辨杜的主要依据一般为《诗经》、《春秋》与《楚辞》三部公认的古代经典，通过运用上述三部经典在杜诗学中的升沉与宋人凭借这三部经典从而对杜甫诗歌渗透的经典元素进行深入发掘正反映体现了杜诗进行经典化历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2]。
宋朝人尊崇杜甫诗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杜甫是诗艺的集大成者，另一方面是基于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北宋在开国之初，众多宋朝人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渐发现中晚唐的流行诗风基本源于杜甫诗歌，杜甫诗歌以其地负海涵和包罗万象的集大成的气势与姿态征服了宋朝学者。在宋代的开国之初，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客观存在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促使宋人易被杜甫诗歌中忧国忧民的爱国忠君精神所激荡从而产生了心理共鸣而折服。就杜甫诗歌集大成艺术成就自元稹进行首倡之后，一直到苏轼和秦观等人地尽情发挥，从而成为历代尊杜的通行之说。就宋朝人对于杜甫的忠君爱民思想的发掘还不仅仅单是一种心理共鸣与佩服，而且也是北宋士人进行自觉参政与议政意识达到空前高涨所致，具体在诗歌领域体现出来就是对诗歌中关于叙事与批评时政自然理性依据和表现手法的关注关切。因此对杜甫诗歌的叙事抱有浓厚兴趣，对直陈时事于实录史实感慨，同时又为这种杜诗这种叙事特征诗歌寻找出艺术风格上的含蓄之美与抑扬褒贬等方面的微言大义。
三、杜甫诗歌在宋朝经典化的关键环节
首先，宋朝以《诗经》《楚辞》为宗作比附以尊杜。一方面借《诗经》的风雅正特有韵味以及《楚辞》的高洁来标榜杜甫性情之正的为人，而且进一步以杜甫的性情之正作为他的诗歌进行褒贬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以《诗经》特有的委婉和含蓄的美等具体的手法来解读杜诗叙写时事与批评时政的功能。
其次，宋朝以《春秋》为宗作比附以尊杜。此手法亦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借《春秋》的圣人删述具有的批评权威地位来给予杜甫诗歌以叙事褒贬赋予合法性合理性。另一方面以微婉显晦的春秋笔法来解读杜甫诗歌中可能存在的惩恶劝善等进行微言大义的表现手法与技巧。在宋代甚至盛行以杜诗补史和证史的风气催生和巩固经典化过程。
第三，以特有的编年法对杜诗进行解读以尊杜。用编年法的方式也许就是宋朝人重塑杜甫形象的又一重要手段，这对于杜甫的个人形象从传统文人进一步发展到儒家士大夫的角色转换所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3]。在北宋的中后期诗歌领域内盛行以编年法德阅读方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宋人对于诗歌作品的知人论世的经典要求，同时对诗人的人品方面的要求也更加严格，由此更加大了杜甫诗歌的经典化力量与影响力。
总之，在中国的古代文学经典生成发展方式的惯例应该是源于儒家说《诗》的方法。儒家创立的文学经典化理论与方法，在宋代被学者发扬光大对杜甫诗歌进行全方位的经典化，杜甫诗歌经典化的过程，既是一种文学解读与重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经世致用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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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裴斐.略论两宋杜诗学中存在的一种倾向[J].中国文学研究.1995.3:31-34.
公元759年东，杜甫为了躲避“安史之乱”，携家眷入蜀，寄居在古草堂寺中。次年初，在浣花溪畔建造了茅屋即草堂。杜甫在此居住了三年又九个月，创作诗篇近250首，很多都是我们现今信手拈来的熟悉诗篇。草堂在杜甫离开蜀地之后曾一度荒废。直至五代时期，韦庄寻得草堂旧址，由此建成了第一座由伟大诗人杜甫的故居发展而来的纪念性建筑。后又经过宋、元、名、清多次修复扩建，最终演变成集纪念性质和诗人故居为一体的园林建筑。同时也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其文学价值由此确立。杜甫草堂是建筑诗性与文学诗性的合璧，草堂承载着文学，文学传扬着草堂。
一、杜甫草堂建筑的文学诗性
杜甫草堂从建成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是将传统园林和诗歌、书法、绘画完美结合的纪念性建筑，传承着我国古典而优秀的传统文化。建筑的命名大部分取自于杜诗，草堂的匾额和题对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匾额两侧的楹联有些也是后人根据杜诗而写。整个园林笼罩在杜诗的精气神之中。同时茅屋以杜诗为依据而建造，重现了诗人故居的原貌，营造出浓厚的诗意诗香。
1. 正门
在进入草堂正门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照壁，白墙黑边由砖而砌，将草堂建筑群与郊野隔开，形成一道屏障，增加了景观的纵深感，如同文学创作中“欲扬先抑”的写作手法。正门两侧的楹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取自于杜诗《怀锦水居止》。杜甫所建的茅屋，正好位于万里桥的西边、百花潭的北边，这两句诗暗指了草堂的地理位置，与今天的草堂位置吻合。进入草堂的正门，庭院根据杜诗营建，小桥林立，碧水萦回，古木参天，葱葱郁郁，营造出了杜诗中“浣花溪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的诗意意境。置身其中，模糊了时间的边界，仿佛昨日重现。
2. 大廨
大廨是草堂轴线的第二重建筑，为敞厅式，以左右月洞门与东西两侧的回廊连接，形成一个相对均衡有序的空间。“廨”，即宫蜀，是古代官吏办公之所。虽是此意，里面没有却布置任何办公的用品，取而代之地放置了一尊诗圣的雕像。雕像身姿单薄，神态沉思苦吟，向天长跪，仿佛在悲诉着黎民百姓的辛苦沧桑，杜甫郁郁不得志却心怀苍生忧国忧民的一生霎时再现眼前。其大爱情怀在空旷的敞厅中回响，感人至深。大廨内的几幅对联与雕像呼应，“杜陵落笔伤豺虎，爱国孤悰薄斗牛”、“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高度评价了杜甫的爱国爱民的伟大情操，是后人的崇敬与俯首。
3. 诗史堂
诗史堂是草堂轴线的第三重建筑。“诗史”出自于唐人孟棨《本事诗》，“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被誉为“唐朝微缩的历史书”的杜诗，展现了唐朝的衰荣更迭，披露了民间的辛酸疾苦。因而在清朝重建时，便将这座建筑命名为“诗史堂”，以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及其他的诗作。堂内有很多对联极具历史文学价值。“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题，上联说草堂永存后世，受人瞻拜，下联指诗圣流传千古，受人敬仰。“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由沈寿容和彭毓崧合撰。其中，“南来寻丞相祠堂”出自杜诗《蜀相》中的“丞相祠堂何处寻”，丞相祠堂即指位于成都的武侯祠。“一样大名”化用杜甫《咏怀古迹》之五中的“诸葛大名垂宇宙”。下联中的“襄阳耆旧”语出杜诗《遣兴》五首之一中的“昔日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联中末句则出自于晚唐诗人罗邺的《雁》“想得故园今夜月，几人相忆在江楼”。这两联将杜甫与诸葛亮并说，借杜甫对诸葛亮的赞美高度颂扬杜甫，同时慨叹了杜甫壮志未酬难会故友的愤懑。
诗史堂也是过厅式建筑，中部设置杜甫铜像，除中部留为进出口外，其余部分均以砖砌成半桩台，其上安装花窗做装饰性封闭，形成框景效果，意境甚美。杜甫的铜像背对天空，因明暗对比而愈发清晰，远远望去，诗人在那里自顾自吟，在向世人诉说着什么，开场的空间是他的听众。建筑的虚实空间对比成为这幅美妙的剪影画的烘托，诗情画意氤氲而来。
4. 柴门
柴门是草堂轴线的第四重建筑，原是指杜甫应在草堂时的木薪院门，其取名于杜诗“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江涨柴门外，儿童抱急流”等。门前楹联“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犹劳车马驻江干”是明人何宇度所撰，改自于杜诗“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上联将“岂”改为“信”，下联将“漫”改为“犹”，将诗人的自谦转为不朽的赞美，十分巧妙。
现如今柴门是一座过厅式建筑，体量在草堂中是最小的，可谓简朴，似瘦如柴，与其名字相吻合，却带给诗人无限的快乐，落于诗词之中，流传后世。。现在的它一直敞开静候，迎接世人们来瞻仰这位伟大的诗圣。
5. 工部祠
工部祠是草堂轴线的最后一重建筑，因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故命为此。这是正月初七后人祭祀杜甫的飨殿，建筑的体量并不宏大，四角檐柱平直，简洁朴素，既符合诗人的平民形象，同时又不失纪念性建筑的工整宏伟式样。两侧楹柱上的对联是源自杜甫和高适人日唱和的典故，由清代学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所撰：“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飘逸潇洒，遒劲有力。君子之交如这工部祠，低调而又温婉，淡如水，又荡起浓浓的香韵。
“水竹居”位于工部祠右前侧，其名出自杜诗“拾遗曾走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恰受航轩”位于工部祠的左前侧，建筑体量小巧，形状狭长如舟，其名出自于杜诗“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工部祠、水竹居和恰受航轩构成“品”字形院落布局，相辉相映，气韵回环。
6. 茅屋
最为世人耳详的草堂茅屋是依据杜诗所建。茅屋为三字开间，西端突出凉亭，东端为厨房，由“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可看出。故居内古楠参天，青竹缀影，四周竹篱柴扉，清溪环抱，再现了“舍南舍北皆春水”、“清江一抱村流”的景象。茅屋西侧是在土山基础上堆砌而成的“西岭”，根据杜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而营造，以小中见大的象征手法，将西岭微缩于庭院之中，意境深远，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
驻足观望，那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仍回响于耳。
二、草堂园林景观的文学诗性
草堂内不仅建筑体现了很高的文学价值，其植物景观配置也是如此。草堂一直都是以杜甫的诗歌意境作为造景的依据，尽力营造杜诗的意境，以真实再现诗人的生活场景。园内的植物配景以楠书和竹为主，伴植榕树、柏树、杉等树木，并点缀梅桃桂玉兰海棠石榴等配饰。整个园内葱葱郁郁又零零星星地点缀几抹他色。
梅兰竹菊是“花中的四君子”，代表着傲、幽、坚、淡。其表现着自强不息，清华其外，淡泊其中，不作媚世之态，这正是诗人杜甫的写照。同时也是杜甫的所爱。在园内到处种植着竹，绵竹、苦竹、慈竹、琴丝竹等交错登场，挺拔劲节，青翠欲滴。遍布最广的则属绵竹，它是园内最高的。杜甫有“风含翠筱娟娟净”、“笼竹和烟滴露梢”、“竹日净晖晖”、“白沙翠竹江村暮”等赞竹的诗句。同时“竹诬寻幽”、“结茅竹里”、“竹径通幽”、“竹亭闲逸”等竹类造景手法遍布园内。
提到梅花，世人不免想到那句“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梅花以其坚强高雅、不同流不屈服的品性深得文人墨客的喜爱。诗圣杜甫也是偏爱梅之人，草堂内种有腊梅，分布在诗史堂庭院和梅园之中，其初冬绽放，冬尽结实。杜甫咏梅之诗有三十多首。其中《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被明代诗人王世贞评为“古今咏梅第一”，“梅动诗兴”、“对雪（梅）”忆人、梅“伤岁暮”、梅“乱乡愁”，借梅表达了自己的思乡之情，诉说了韶光易逝岁月催人老的无奈。还有“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的春回大地，“市桥官柳细，江路野梅香”的闲适愉悦，“绣衣屡许携家酝，皂盖能忘折野梅”的妙趣横生。一梅载千情，以梅表初心。可见诗人对于梅花的情有独钟。
此外，茅屋的周边还种有楠树，它是常绿大乔木，这是诗人杜甫十分喜爱的树种，诗人有许多描写草堂楠树之诗：“倚江楠树草堂钱，古老相传二百年”、“沧波老树性所爱，浦上童童一青盖”、“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等。后来，诗人所钟爱的楠树被吹风雨吹倒，他痛心咏叹“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喜爱之情溢于言表。而今园内随处可见楠树，亭亭如盖，繁密葱郁，为草堂营造了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杜甫之诗魂之惊魂，也在这挺拔俏丽之中，长存世间。
三、结语
杜甫草堂作为诗圣故居的纪念性祠堂，它不仅是一座建筑、一处园林，更是一本文学诗书，向世人传播着诗圣杜甫的诗篇和他那风霜傲骨。杜甫千古流传的诗篇吸引着无数人前来瞻仰朝拜。人们在此地重游，感受着诗人千年以前的生活故地，品味着诗人创作的诗歌，体会着诗人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在建筑前，欣赏绝妙的楹联、回味诗人的美妙诗篇、与诗人隔空交谈；在庭院中游历如诗的环境，那宛转悠扬的小道，那浓密葱郁的竹丛、冷艳幽芳的梅花、深沉苍劲的楠树，无不是草堂的文学诗性的提炼升华。一座诗人仅仅居住三年的故居，千百年来被重建、修葺，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杜甫的文学诗篇将会继续被世人传颂，带给世人醍醐灌顶的觉醒。草堂也会继续以文学圣地的形象存在，像是吟唱一首绵绵无尽的，关于杜甫的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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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志烈.杜诗全集今注本【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
【3】计成.园冶【M】.北京城市建设出版社，1957
【4】师野选注.杜甫草堂诗选【M】.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
关键词： 杜诗研究 杜集校注本 研究著作
宋代以来向称“千家注杜”，丰富的图书给后来有志于研究杜诗的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造成了压力和困扰，于是梳理杜集版本源流，编辑杜诗书目就成为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据张忠刚先生等《杜集叙录・前言》，知大陆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及学者个人或合作所编订杜集书目主要有如下八种：
（1）《北京图书馆馆藏杜甫诗集书目》（北京图书馆1954年油印本）
（2）《浙江图书馆馆藏杜诗书目》（浙江图书馆1956年油印本）
（3）《成都杜甫草堂所藏杜诗书目》（成都杜甫草堂1956年初编油印本，1958年重编本，1959年《增补目录》）
《杜甫纪念馆馆藏杜集目录》（在上列书目基础上增订而成，发表于《草堂》1981―1984年连续七期，后收入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丁浩《书海拾贝――杜甫草堂馆藏精品版本卷》）
（4）万曼《杜集叙录》（发表于《文学评论》1962年第4期，后收入中华书局1963年版《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又收入中华书局1984年版万曼《唐集叙录》）
（5）马同俨、姜炳浴抖攀版本目录》（收入中华书局1963年版《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
（6）周采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郑庆笃、焦裕银、张忠刚、冯建国《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版）
（8）张忠刚、赵睿才、綦维、孙微《杜集叙录》（齐鲁书社2008年版）
以上八种书目中，后三种收书较多，题解较详，尤以第八种搜罗最为宏富。这些书目无疑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一般研究者其实用不到这么多的参考书，即令可能用到一些冷僻的书，在一般的大学或城市图书馆也找不到。因此，我在前列书目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取杜诗研究最为重要最为常用的十余种参考书，依次标明较好及易得之本如下。
一、历代重要杜集校注本
（一）宋本
1.《宋本杜工部集》二十卷，宋王洙编。无注，校勘白文本。传世杜诗搜罗较为完整，并保存大量异文。此本为后代所有杜集之祖本。王洙原书是否刊行不得而知，后经王琪刊行流布天下，而王琪镂刻之原本今亦不存，可见者为毛氏汲古阁所藏宋本，为两种相俪之南宋刻本，现存上海图书馆。1957年商务印书馆据此影印出版，列为《续古逸丛书》第四十七种。全书线装六册，共二十卷，卷一至卷八为古体诗，卷九至卷十八为近体诗，共1410首，末二卷为文赋，计28篇。前有王洙记，末附元稹铭、王琪后记、裴煜补遗9篇、毛跋、张元济跋。须注意者，其他宋本中有所谓王洙注，而此本王洙记、王琪后记皆未言作注事，王注实为北宋邓忠臣注，因邓入元v党人碑，刊刻者乃托名王洙。他本校文曰王洙则出王洙无疑也。
2.《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宋赵次公注，今人林继中辑本。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载：“赵次公注杜诗五十九卷。”赵书卷首自署《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并解》，后人或称《杜诗正误》，或称《杜诗证误》，或称《赵次公注杜甫诗集》，为今存最早之杜集编年注本，亦是宋注中造诣最深、影响最大者。惜全本已佚，今存残本有二：一为明抄本，十巨册，有1916年沈曾植跋，今藏国家图书馆；一为清康熙抄本，封里有许承尧题记，乃明抄本之过录本，今藏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两本皆二十六卷，计末帙七卷、成帙十一卷、已帙八卷（末、成、已当是丁、戊、己，系书贾涂改），以编年为序，起《宴戎州杨使君东楼》，止《聂耒阳书致酒肉疗饥荒江》。宋代以来注本多有称引，今人林继中辑为《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
3.《九家集注杜诗》，宋郭知达编。收王安石、宋祁、黄庭坚、王洙、薛梦符、杜田、鲍彪、师尹、赵次公九家杜注，删伪苏注偶有未尽，宋代重要杜注尽在于此。郭氏自刻蜀本称《新刊校订集注杜诗》，已佚。曾噩重刻于广东漕司，三十六卷，原刻亦佚。今存曾噩覆刻传世者有两个残本：一为z宋楼原藏宋本，存卷六至卷十一共六卷，三册，后归日本静嘉堂；一为铁琴铜剑楼原藏宋本，存三十一卷，抄补五卷，现下落不明。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元济曾借得铁琴铜剑楼藏本制成铅皮版，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付印。1982年中华书局用这份铅皮版打样重新制版影印，缺页处用清嘉庆翻刻本抄补，成两函十六册。此清嘉庆翻刻本，名《九家集注杜诗》，为清代以来较通行之本。另有明刻本，四库全书本，台湾大通书局据文澜阁四库全书影印《杜诗丛刊》本，洪业据嘉庆刻本翻刻《杜诗引得》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缩印《杜诗引得》本，等等。
（二）清本
1.《钱注杜诗》，清钱谦益注。钱氏于明末作《读杜小笺》、《读杜二笺》，入清后请朱鹤龄加以补葺，未几与朱氏反目，乃增益其书成《杜工部集笺注》，后经族孙钱曾补充纂订，由季振宜静思堂刊行，书名《钱牧斋先生笺注杜工部诗》。此书极为精要，采用文史互证方法，深求诗旨，多所发明。清末民初有多种版本，今日较为通行之本为台湾大通书局《杜诗丛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本，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本，以上三本皆据静思堂本影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据静思堂本断句铅印，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于1979年、2009年两次重印。
2.《杜工部诗集辑注》，清朱鹤龄注。朱氏注杜得到钱谦益的奖掖，本欲与钱注合为一书，后因观点相左，遂自刻其书。朱注大力删汰前人见解，于经史典故及地理职官考据分明，为清初钱注外又一重要注本。此书今传康熙间金陵叶永茹万卷楼刻本，二十三卷，前列钱谦益序，收诗1457首，文赋32首。又有乾隆间金陵三多斋翻刻本，因避查禁，抽去钱谦益序，书名改为《杜诗笺注》。1976年日本吉川幸次郎据万卷楼本影印，收入《杜诗又丛》。2009年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韩成武等以万卷楼本为底本校点的排印本。
3.《杜诗详注》，清仇兆鳌集注。仇氏此书体例完备，校勘、编年、分段、讲解、集注、汇评，应有尽有，又征引繁复，前代注本及各种诗话搜罗殆尽，故虽有繁冗之弊，但仍不失为集大成之作。作者在翰林院编修任上撰成此书，并进呈御览，今上海图书馆所藏《杜诗详注》二十四卷写本可能即为进呈前所录副本。作者在世时刊行两次，分别为康熙四十二年二十五卷初刻本，康熙五十二年二十七卷增订重刻本。清代另有四库全书抄本及各种刻本。民国以来有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影印康熙刻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铅印本，书名作《杜少陵集详注》；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重印万有文库本；1956年台北健康书局“国学基本丛书”影印本；1962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王夫之等人手批本；台湾文史哲出版社本（情况不详，见黄永武《杜甫诗集四十种索引》）；1979年中华书局标点排印本。诸本中以中华书局本为最善。
4.《读杜心解》，清浦起龙解。此书专注于体察诗人之心，颇多新见。有雍正二年至三年浦氏宁我斋自刻本。1999年齐鲁书社影印宁我斋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华书局1961年据宁我斋本标点铅印，分为三册出版，2000年第四次印刷起改为两册，为最常见之本。1974年台湾大通书局据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影印，收入《杜诗丛刊》。另有多种清刻本。
5.《杜诗镜铨》，清杨伦注。此书广采众家，平正通达，简明扼要，是又一部总结性的著作，在清代诸本中流传最广。今所见最早版本为乾隆五十七年阳湖杨氏九柏山房刻本。同治十一年吴棠于成都四川节署刊刻，是为望三益斋刻本，后之翻刻者，多依此本。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据九柏山房刻本标点铅印出版，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新一版，为最通行之本。台湾有新兴书局本（情况不详，见黄永武《杜甫诗集四十种索引》）。
（三）现代选本
1.《杜甫诗选》，冯至选，浦江清、吴天五合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此书注释简明，不作征引。
2.《杜甫诗选注》，萧涤非选注。萧涤非《杜甫研究・下卷》1957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79年该书略加修订，更名为《杜甫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收入《萧涤非杜甫研究全集》下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是建国后大陆出版的最重要的杜诗选注本，贯彻了“人民诗人”和“人道主义诗人”的观点。注重以杜注杜，多有发明。
3.《杜甫选集》，聂石樵、邓魁英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此书注重以史证诗，引证丰富。
4.《杜甫诗选评》，葛晓音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此书注释简明，评说妥帖而新颖，显示出对杜甫精神人格和诗歌艺术的高度敏感。
二、研究著作举要
（一）古代
1.《杜臆》，明王嗣]撰。此书采用“以意逆志”的方法，逐首讲评杜诗1268首，深刻透辟，精彩纷呈。王氏此稿成于明末，未曾刊行，至仇兆鳌《杜诗详注》大量征引始为人所知。手稿五册，以仁、义、礼、智、信为次，现藏上海图书馆。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此稿及王氏《管天笔记外编》一并影印出版，1963年又单独将《杜臆》排印出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1963年排印本略加修订重印行世。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须注意者，仇兆鳌征引文句与王氏稿本常有出入，所据可能为其他未知抄本。
2.《读杜诗说》，清施鸿保撰。此书以订正仇注为主旨，反对穿凿附会。施氏生前未曾刊行，今人张惠剑购得其书并加以校点，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铅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略加修订出新一版。
（二）现代
1.《情圣杜甫》，梁启超著。原为作者1922年5月21日为诗学研究会所做讲演，初发表于《晨报副刊》1922年5月28、29两日，后收入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一辑，又收入中华书局1962年版《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另有《饮冰室合集》本。该文以个人生活和感情的新视角重新刻画杜甫形象，开一代学术新风。
2.《杜甫》、《少陵先生年谱会笺》，闻一多著。《杜甫》为未完稿，原载《新月》1928年第一卷第六期。此文以热烈的诗笔为杜甫画像，颇具感染力。《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初载于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930年第一卷第一至第四期，有开明书店排印本。此文开创年谱新体例，引入文化背景以丰富对杜甫生平的叙述。以上两文后来都收入论文集《唐诗杂论》。该书有多种版本，以湖北人民出版社《闻一多全集》本为善。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莱阁丛书”本有傅璇琮长篇导读。
现代重要杜诗研究著作尚有多种，如程千帆《杜诗伪书考》，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朱东润《杜甫叙论》，陈贻{《杜甫评传》，曹慕樊《杜诗杂说正续编》，莫砺锋《杜甫评传》，等等，因时代较近，版本较少，也比较常见，故不为赘辞，仅举梁、闻二先生开创性著作以备体例。
参考文献：
［1］张忠刚，赵睿才，綦维，孙微.杜集叙录［M］.济南：齐鲁书社，2008.
［2］莫砺锋.杜甫诗歌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字：杜甫 诗歌 体育文化 体育
杜甫的一生在仕途上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他的才华。他7岁学诗，15岁扬名，他所创作的诗歌中也延伸到了体育方面，并且数量繁多，可见体育活动在杜甫的人生中也是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的。
一、一生以体育结缘的杜甫
杜甫在诗歌方面的才华是被世人公认的，然而他对体育方面的爱好在后世却是鲜为人知，若是对他的诗歌稍微进行研究，不难发现杜甫的一生几乎都是与体育联系在一起的。从年少到青年，最后是晚年，他的诗歌都在向我们揭示他对体育的热爱。
（一）年少多病，以体育强身健体。杜甫的童年是值得人们同情的，在他幼年时期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又远在山东做官，根本无法顾及，于是他从很小就被寄养在了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二姑母万年县君家里。杜甫幼时体弱多病，幸亏得到这位姑母体贴入微的照料抚养，才能够生存下来。加上他又爱好体育活动，使他的身体逐渐强健起来，也恢复了同龄儿童应该有的活力。
在杜甫姑母家的院子前面栽有两棵果树。每当果实成熟的时候，小杜甫便邀上自己的小伙伴一起上树摘果子。杜甫晚年的时候回忆起童年这件趣事，还写下了《百忧集行》一诗，“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由此可知，孩童时期的杜甫是多么的充满活力，身形又是多么的轻巧呀！
（二）青年壮志，以体育丰富人生。杜甫长大后，对体育方面的喜好非常广泛，包括有漫游、骑马、射箭、击剑等体育运动。
古人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见从古时候起人们便重视以游历四方来充实自己。杜甫从十九岁到三十岁，前后共花了十年时间外出远游。他的足迹几乎遍布全国的大小山川。若非当时海上交通艰险，他甚至将到达扶桑（今日本），即走出国界。而在这一路上，杜甫也为后人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是时仓禀实，洞达寰区开”（《昔游》）等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另外，杜甫还经常和友人们骑着马儿去野外弯弓狩猎。开元十九年，杜甫正值二十岁，他在洛阳遇见李白，之后又相识高适。于是他们一起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广阔无垠的大草原上策马奔腾，与天上的飞禽为伍、和地上的走兽作伴，尽情释放自己生命的活力，过了一段没有仕途失意的惆怅、没有生活压力的伤感的幸福生活。为了纪念这次快乐的经历，杜甫还创作了《昔游》、《遣怀》。
“把臂开樽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可见杜甫还是一位击剑爱好者。诗的大概意思是说杜甫和他的友人们在一起饮酒，在喝得酣畅淋漓之际便会以击剑助兴。击剑发出的声音如同蛟龙在怒吼一般。可见这项体育活动带给杜甫身心的愉悦，让他的身体得到舒展，心情也变得更加快乐！
（三）晚年艰苦，以体育保健身心。杜甫的晚年除了在成都梓州依靠好朋友帮助度过一段比较安定富足的生活外，都是在颠沛流离和饥寒交迫中度过的，安史之乱爆发，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如果不是他在少年和青年时注重了体育锻炼，使体质得到了加强，恐怕杜甫这颗明星早就陨落了。
晚年的杜甫在成都梓州这段时间，他还是不忘将自己的生活与体育联系在一起，他经常栽树养花、登山垂钓、泛舟观景……并在这段日子里记叙下了自己的收获，且有大量的诗歌传于世，比如：种树养花的《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登山的《登高》、《登牛头山亭子》，钓鱼的《解闷十二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观景的《绝句漫兴九首》《江畔独步寻花》……
晚年的诗歌中有很多是饱含为百姓生于水深火热的担忧之情，诗人寄情于景，或在体育活动之中之后抒发这种感情，无疑是在排遣自己的情感，使自己的情感得到释放。
二、杜甫诗歌中体育文化的特点
杜甫的一生是与体育结缘的，杜甫的诗歌在体育方面涉及的也是很多的，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关于体育文化的特点。
（一）内容丰富。杜甫一生创作的诗歌作品不计其数，涉及到体育的方面也是极为广泛的。单指体育诗歌就已经很多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内容丰富。
为纪念儿童时期攀爬比赛的《百忧行集》和观看舞剑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再到青年时丰富的人生阅历，包括登高的《望岳》、狩猎的《壮游》和《昔游》、舞剑的《相从行赠严二别驾》、踢足球的《清明二首》……最后到晚年时栽花种树的《肖八明府实处觅桃栽》、赏花观景的《绝句漫兴九首》、钓鱼的《解闷十二首》等等。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泛舟诗、散步诗、下棋诗。
从这些诗歌中所提到的体育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体育是一个很广阔的范围，它不是一项单一的运动，它包含了很多的项目，比如踢足球、钓鱼、下棋、散步……
（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从杜甫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体育是一个很广阔的范围，包含的项目非常广，而这些项目又在告诉我们体育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形式多样，风格各异。
《中丞严公雨中垂寄见忆》是杜甫为钓鱼所做的一首诗。我们都知道钓鱼是项比较休闲的体育运动。在垂钓之时只是静坐，不需要什么力量，然而当鱼上钩时，则必须用力往上拉。可见钓鱼是一种动静结合，且变化力道的体育活动。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这是描绘划船的场景，众所周知，划船是项体力活，逆流而上，若是不努力划船，那么船只只能往后退，所以说没有充足的体力应对是不适合划船的。
《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是一首有关种树的诗，“闻桤木三年大”写出了桤木生长时间需要耗费三年的光阴，而我们认知里更有“十年树木”之说。所以栽花种树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之心的事业。
三、杜甫诗歌中体育文化的作用
体育文化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各异，那么它给予人们的好处又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体育文化？要参加体育活动呢？
（一）形体的舒展。体育锻炼能使人身姿轻盈、灵活自如、刚柔相济，让身体得到完全的舒展，这些特点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出来。
杜甫喜好击剑，也喜欢看人舞剑。剑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物。创始于轩辕黄帝时代，可称得上是历史悠久。舞剑一直深受人们喜爱，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历史的沉淀，剑术不断完善，舞剑也获得了大众的喜爱。
杜甫最有名的关于舞剑的诗篇我认为非《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莫属。“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一个“矫”字表现出了表演者的身姿轻盈，“来”和“罢”则突出了动作的娴熟，可见公孙大娘和她的弟子在舞剑时身体的舒展是多么的灵活自如，而观众们也得到了美的享受。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中双飞翼。”（《哀江头》）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丽人行》）
“快意，西归到咸阳。”（《壮游》）
出游一直是杜甫的最爱，从他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出行不只是杜甫这般的文人墨客所喜好的，就连深受封建礼教教化，向来足不出户的女子也是乐在其中的。出游可以使我们的身体得到放松，让每一个细胞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明显感觉到自己年轻了好多。
（二）情感释放。人们的生活总是避免不了喜、怒、哀、乐的情感，杜甫曾经向往仕途，渴望通过应试能走进官场，将自己满腔为国为民的抱负实现，然而事实并不如意，他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这种情感无法找人排遣，所以往往寄托在诗歌中。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也跟随着诗人一道感受了他的情感变化，又随着他在体育运动中将自己的情感释放。
“重阳独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竹叶于人既无分，从此不须开。殊方日落玄猿哭，旧国霜前白雁来。弟妹萧条各何往，干戈选谢两相催。”（《九日五首》）这是诗人登高观景时所作，重阳佳节，他却漂泊在异乡，又怎么会有节日的喜悦之情呢？只能在这抱病登高伤怀。
（三）审美情怀。审美情怀是中国体育文化的终极目的，不管是形体的舒展还是情感的释放，都蕴涵了对美的追求，最终都是希望达到一个审美境界，“酒酣击剑蛟龙吼”、“拔剑欲斩且复体”、“酒阑插剑肝胆露”不仅展现了击、拔、插的刚柔并济、灵活自如的形体美，同时也抒发出一种豪放洒脱的情感美。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一种细腻柔和的美，它将因为下雨，渔船在岸边停泊，第二天一早花儿因春雨的滋润而朵朵盛开的场景描绘出来。这是诗人外出所看到的景色美，并由此感受到了生命之美！
其实，在运动过程中，我们的身体得到了舒展，得到了锻炼，从而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也就是达到塑造形体美的目的。另外，在运动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得到情感的释放，或快乐、或悲伤。
四、结束语
杜甫是伟大的诗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能从他的诗歌中看到他对于体育方面的涉猎，从而明白杜甫也是位体育爱好者，他的诗歌中所蕴涵的体育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本文探索到的也只是冰山一角。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人对杜甫诗歌中的体育文化蕴涵进行探索。
参考文献：
[1]刘媛媛，张伟.体的舒展与情的释放――论唐诗中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特征[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11（2）.
[2]魏岳中.杜甫是位体育爱好者[J].体育文化导刊，1989（2）.
读书有很多好处,它可以让你抵抗孤独,读书,就仿佛你的一个朋友,只要你想读书,它随时都可以陪伴在你身边,让你不再孤独。如果大家想看些中国古代人物故事，也可以点进来看看哦!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素材参考5篇，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素材一杜甫(712～770)，字子美，诗中常常自称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属湖北)。他是唐朝著名大诗人，他的诗作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有“诗圣”之称。
杜甫的家庭是书香世家。他的远祖杜预是晋代著名学者、军事家，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著名诗人。在这样的家庭中，杜甫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早在咿呀学语时，母亲就教他背诵古代诗歌，从《诗经》到《楚辞》再到汉代乐府。他记忆力特别强，一天能背几首诗。不几年，胸中已装了几百篇诗文。
7岁那年的一天，父亲教他背诵古代的赋，其中有“凤凰”之名。杜甫早就听说过有凤凰鸟，但就是没见过，于是抬起头来问父亲：“凤凰鸟是什么样的?”父亲告诉他：“这鸟是古代传说中的鸟王，雄为凤，雌为凰。它头像鸡，颈如蛇，领似燕，背如龟，尾如鱼。这种鸟不与其它凡鸟为群，是高洁的象征。”杜甫听了深深地印在脑中，过了一会儿他对父亲说：“有志的人也应该像凤凰，对不对。”父亲高兴地抚摸着他的头说：“对，对。”
“那我就作一首凤凰诗吧。”杜甫说。父亲惊喜地睁大眼睛：“好，念出来我听听。”于是杜甫吟诵起来。诗中把他理想中的凤凰尽情讴歌了一番，最后抒发怀抱：做人一定要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父亲听了非常高兴，从此以后就更加用心培养他了。
到了 9岁，杜甫已经能写一般常用的字，他常常把自己的得意诗作写给大人们看。到了十四五岁的`时候，当地诗人聚会的时候就一定要有他在场，有时人们还是把他从树上叫下来的呢!当时在长安有一个名人汇聚的中心，那就是歧王的家里，诗人、学者、艺术家常常是济济一堂。最使杜甫难忘的是，他承先辈们的介绍，到过歧王的王宫，在那里结识了许多名流，有幸欣赏了名噪一时的歌唱家李龟年的演出。
杜甫 20 岁离家漫游，他游吴越、登泰山、访燕赵，增长了很多见识。他33 岁这一年，在洛阳与另一个诗歌巨子相遇了，那就是李白。他 40多岁时国家发生**，自己也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却用血泪写出千古传诵的诗篇。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素材二在李白结交的诗人当中，王昌龄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位。王昌龄字少伯，生与公元690年，比李白大11岁。
王昌龄一生官低名气大，位卑才气高。少年时像众多清贫家庭中的子弟一样一边耕读，一边多方奔走以求仕进，王的人生规划在干谒不成、边塞求功未成，三十岁才转向科举以进士登第任秘书省校书郎。三十四岁以博学宏词登科任河南汜水县尉。四十一岁贬岭南，四十三岁任江宁臣，五十一岁贬龙标尉到六十岁被杀害宦海中几度浮降。囿于现实生活的不得志，浪漫情怀隐而不发，诗作多表现的是在险恶的生存环境的挣扎抵抗，束手就擒的认命、几分低头的无奈和世事沧桑，自谓“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
在襄阳与孟浩然一见，竟成永诀。王昌龄闻讯一路上很悲伤，没有想到在巴陵意外的遇见李白，当时李白正在被流放夜郎的途中。他们俩一见如故，在江边的小船上，边泛舟边吟酒，畅谈文坛圈里的交往故事。临别，王昌龄写了一首诗《巴陵送李十二》送李白：“摇曳巴陵洲渚分，清江传语便风闻。山长不见秋城色，日暮蒹葭空水云。”
李白对王昌龄的友情也念念不忘。
后来听说王昌龄被贬为龙标尉，特地写诗寄送，予以安慰。李白的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诗虽短，但情谊深长，耐人品味。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比起李白许多众口流传的诗歌来说，这首七言绝句诗的题目就显得比较陌生了，左迁，其实是被贬官的意思，古人尚右，故称贬官为左迁。龙标，今湖南省黔阳县。据《新唐书·文艺传》记载，王昌龄因为“不护细行”，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不拘小节，被贬为龙标县尉。而对于自己的人格，王昌龄本人是非常自信的。他那首著名的《芙蓉楼送辛渐》诗，也是用七绝写的，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全诗是这样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他把自己比作一片冰心，可见其冰清玉洁之心，并不因为飞来横祸而稍加改变。李白作为他的朋友，在听说了王昌龄本人的不幸遭遇之后，特地写了这首诗寄给远在龙标的他，以表达自己对友人的无限关心与同情之心。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诗的开篇并不单纯是描写李白当时眼见之景和耳听之声，而是颇有“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比兴风韵，“杨花”这一景物在诗词中历来就有一种叫人飘忽不定的感觉，而叫着“不如归去”的啼血杜鹃，更给人一种凄凉哀怨的联想。子规就是杜鹃。在暮春无数明媚的景致中，李白单独挑选了“杨花落”和“子规啼”这两样来点明时令，其飘零之感、流离之恨，跃然纸上，令人悲从中来，而且，这杨花已经“落尽”，被吹入水中，被踩入泥土，简直是惨不忍睹了。为什么诗人会面对暮春如此伤感呢，“闻道龙标过五溪”是个中原因。李白是因为听说了王昌龄被贬官，古时信息不通，等到李白知道了消息，掐指一算，大概王昌龄早已动身，此时多半已经在奔赴贬所的路上了吧。五溪均在湖南省西部，是雄溪蛮溪、酉溪、五溪、辰溪的总称。诗的前半首只说看见杨花落尽，只说听见子规啼血，只说想像王昌龄颠沛流离在湘西的荒山。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素材三公元736年，年少轻狂的杜甫与好友何秀、严皋一起离家壮游，在泰山脚下，营救了正被官府追杀的幼女春雨。春雨一家的悲惨命运以及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使杜甫立志做官，以报效国家、拯救黎民。
回乡苦读十年后，杜甫告别新婚妻子，怀着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何秀一起赴长安应试。
事与愿违，主簿应试的吏部侍郎李霖适忌恨读书之人，勾结考官，将包括杜甫在内的所有应试者打入冷宫，并欺骗玄宗皇帝说民间已"野无遗贤"。
杜甫遭受挫折，心情沮丧，但他坚持在长安等待机会，过着贫困潦倒、艰难屈辱的辛酸生活。
在长安，他目睹了权贵的浮华奢侈和百姓的悲戚疾苦，愤然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讽刺针砭朝廷的诗文。同时，他又为玄宗皇帝写了展示自己才华的《三大礼赋》，渴望早日被委以重任，幻想以己之力匡扶社稷、为民谋利。
何秀也渴望早日为官，但却选择了与杜甫截然不同的路径--通过向李霖适行贿和献媚，从而先于杜甫获取了官职。
杜甫直到数年之后，终因皇帝念其才华，才给了他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官，杜甫甚不得意，但总算踏上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第一个台阶。
然而不久，"安史之乱"爆发，杜甫逃回家乡，看到的尽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刚到家又"入门闻号啕，幼子饥已卒"。
官至县令的何秀此时却背叛大唐投靠了安禄山，将杜甫"请"到县衙，诱逼杜甫书写为安禄山歌功颂德、以正叛名的诗文，杜甫断然拒绝。
何秀早已垂涎于春雨的美貌，趁机威逼春雨嫁他为妻;春雨为救杜甫，答应了何秀。当春雨发现何秀的骗局后，为不再使何秀将自己作为要挟杜甫的筹码，纵身跳河。
杜甫逃出后，赶往凤翔"麻鞋见天子"。天子肃宗见他对朝廷如此忠诚，便封给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杜甫尽心履职，直言进谏，结果得罪了肃宗，被贬到华州做"司功参军"。在华州，他看到朝廷军队在到处抓丁补充兵力，连老翁老妪都不放过。儿子宗文深得父亲的教诲，挺身而出，自愿替老妪一家从军。杜甫悲愤难耐，写下《三吏三别》。
他终于明白，他所谓的政治抱负注定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如归去。
于是辞去官职，带着妻儿投靠在成都做剑南节度使的好友严皋，住在浣花溪边的一座草堂，与百姓为伴，以写诗为生，和相濡以沫的妻子过着隐居生活。
回首求官、做官、弃官的一路坎坷，郁愤难耐、百感交集，加之对春雨和儿子宗文的思念，无限悲凉涌上心头。在狂风暴雨中，他高吟《茅屋为大风所破歌》，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千古绝唱!公元765年，严皋病逝。杜甫思乡心切，携家人乘舟东下。在夔州江边，终于与已是出家之人的春雨相见……
大雪飞扬，天地苍茫。一只小舟行驶在长江水面，杜甫挽着妻子挺立船头，他那"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吟诵声伴随着滚滚波涛，在天际间回荡……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素材四杜甫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是个官二代，但无奈家道中落，一生仕途不顺，屡受打击。如长安十年，杜甫为谋官历尽艰辛，受尽屈辱。大到受骗上当被权相耍弄，小到残杯冷炙，蔬食不饱。杜甫岁那年，参加了玄宗的特科考试。但这次考试被权相李林甫操纵，竟一个不取，反倒上表祝贺玄宗，称“野无遗贤”，似乎天下的能人都已被朝廷延揽，剩下的都是些扶不起教不出的.草莽之辈。杜甫兴冲冲而来，心悬悬而去，受到了无情的愚弄。
杜甫原本雄心勃勃、理想远大，但造化弄人，年过而立却仍无立身之处，经常为了吃饱肚子而四处奔波。年诗人家居长安城南的少陵，由于长安发生特大的雨灾，米价飞涨，诗人在长安无法生活，只好把妻儿迁到长安城北的奉先县去谋生。而更为可悲的是年诗人一年就迁移了四次。从洛阳到华州、秦州、同谷，直到四川的成都。杜甫在同谷县出发时在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可见诗人奔波之苦。这种奔波，除避安史之乱外，主要就是为生活所迫。
杜甫当初决定去同谷时，就是因为得到同谷县令的信，说此地盛产一种薯类，吃饭问题好解决。可杜甫去后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他在《同谷七歌》中写道：“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手脚冻僵的杜甫苦苦寻找的“橡栗”，是一种不好吃的苦栗子，在庄子“齐物论”里养猴子的“狙公”就拿这个给猴子选择要“朝三”还是“暮四”。可见诗人的生活是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所以杜甫住了一个多月就只好离开，继续“流动”了。
李白与杜甫都经历过漂泊迁移的生活，但杜甫的情况更加困难。李白漂泊时，常常是一条光棍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多少，花多少，穷点富点，日子都好对付，何况自己账户上还有“五花马，千金裘”，手里有钱，心里不慌。而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后，到了哪里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帮。经常瓮中无米，灶头无烟。连饿死孩子的惨剧都发生过。
2021中国古代人物故事素材五现实主义大诗人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他字子美，出生于河南巩县。他的祖父杜审言，是与宋之问、沈期同时期的著名诗人，对五言律诗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过贡献。杜甫的父亲曾任兖州司马，母亲崔氏早逝。
杜甫从小就饱读诗书。正如他在一首诗中自称的那样：“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知识渊博，很有政治抱负。公元736年，他参加了进士考试，但没考中。于是他漫游了山东、河北一带，写下了他留存的最早的几首诗，如《登兖州城楼》《画鹰》《房兵曹胡马》等，其中《望岳》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已成为千古名句。
公元744年，杜甫在东都洛阳遇到了被唐玄宗放还的大诗人李白。诗坛双星，相见甚欢。他们一同游览了梁(今河南开封)、宋(今商丘一带)，并会见了善作边塞诗的著名诗人高适。第二年，杜甫又与李白再次相见。他们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兖州一带逗留了好几个月，饮酒赋诗，到山中访隐士，“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亲密得形影不离。但此后两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公元746年，杜甫回到京都。第二年，唐玄宗诏令天下，凡通一艺的士人都可到京师应试。但那时唐玄宗任用的宰相李林甫，是个口蜜腹剑、阴险奸诈、妒贤忌能的奸臣。他最怕有才干的人进入朝廷，妨碍他弄权营私，就指使考官，一个人也不录取。
杜甫再次落第，生活日益贫困。他不得不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以显示才华。公元751年(天宝十年)，唐玄宗要举行三个祭祀大典。杜甫抓住机会，写了《三大礼赋》，果然得到唐玄宗的赏识。又经过集贤院的考试，杜甫只得到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又过了四年，才得到兵曹参军的职位。
困守长安的十年，使杜甫逐渐认清了封建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的面目，看到了贫苦百姓的苦难生活，这使他在思想上、创作上更接近人民大众。公元755年秋天，杜甫离京还家。在路过骊山行宫时，他看到唐玄宗正带着亲信通宵达旦地寻欢作乐。可是回到家中，他才知道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饿死了。正是秋收季节，他大小还是个官，孩子竟然饿死。这对杜甫的刺激太大了，再联想到普通百姓，他们的生活该是怎样的困苦。于是他写下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这首长律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已成了家喻户晓的警句。
安禄山叛乱时，他被困在长安，公元757年才从长安逃出，在凤翔见到了已即位的唐肃宗。唐肃宗任命他为左拾遗。这是个皇帝身边的`谏官，但官阶比七品芝麻官还小。任职不到一个月，就遇到唐肃宗罢免宰相房之事，杜甫上书进谏，为房辩护。谁知触怒肃宗，下令审问杜甫。多亏新任宰相张镐等人说话，才使杜甫免除处分。
公元758年，杜甫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在华州，他更多地看到了百姓们在战乱中的悲苦生活，看到了战争给劳苦大众带来了多少人间悲剧。由此，他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诗歌史上的不朽名篇“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六首组诗中，《石壕吏》更以白描式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官吏们强征兵，造成了百姓们家破人亡的悲剧，其艺术感染力震撼人心。
第二年，杜甫放弃官职来到成都，在郊外的浣花溪边筑起了几间茅屋。这就是至今都很著名的“杜甫草堂”。在成都，杜甫的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但仍很穷困。一年秋天，大风卷走了茅屋顶上的草。他由自己的困苦想到了更多没有归所的文人学士，因而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成了传诵至今的名句。
公元765年，杜甫的老朋友、镇守成都的剑南节度使严武病故。杜甫失去依靠，于是携全家沿长江东下。他先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在那儿生活了两年，写下了四百多首诗。
公元768年，杜甫离开夔州，沿江南下，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漂泊生涯。他先后到过江陵、公安、岳阳、潭州(今湖南长沙)，原打算投奔老朋友、潭州刺史韦之晋，可韦之晋已去世，加上潭州发生兵乱，他只好带领全家沿湘江而上，去郴(chēn)州(治所在今湖南郴州)投靠舅父崔伟。但船到耒阳(今湖南莱阳)时，江水猛涨，船不能行驶，只好停泊在方田驿。他们在方田驿挨了五天饿，幸亏耒阳县令得到消息，派人送了酒食，总算没有饿死。
由于无法南行，他们只能返回潭州。他原打算以潭州再北上襄阳、秦中。但此时杜甫已经病得很重。公元770年冬天，杜甫在小船上写了《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一诗后不久，便病死在船上了。时年五十九岁。
当时，家人把他葬在岳阳。直到四十三年后，他的孙子才把他的灵柩归葬在河南偃师。一代大诗人的晚年后事，竟如此凄凉。
杜甫身后为我们留下了诗作一千四百多首。他的现实主义的手法，他对劳苦大众所寄以的深切同情，体现了儒家的仁爱风范，因而获得了“诗圣”的美名。他的作品又大量而直接地描绘了**时期的真实社会生活，所以被誉为“诗史”。千百年来，不少人试图评比李白、杜甫的高下。其实，他们是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家，但对诗歌创作的贡献是同样巨大的。正如唐代著名散文家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