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3 15:26:25
关键词：《沧浪诗话》 《原诗》 杜甫论
杜甫论，在我国唐以后的古典诗学批评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严羽的《沧浪诗话》和叶燮的《原诗》都推崇杜甫的诗歌。本文试比较《沧浪诗话》和《原诗》中的杜甫论，以求教于方家。
高度推崇杜甫的诗歌为“集大成”、“诗入神”
严羽的《沧浪诗话》是南宋中后期一部重要的论诗专著，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五个部分，其中论及杜甫及杜诗的文字有二十五条。
叶燮一生最崇拜的诗人是杜甫。他把自己的一间房子叫做“独立苍茫处”，名字取自杜甫《乐游园歌》里的最末一句：“吸立苍茫自咏诗。”叶燮自号已畦，他把自己的文集称为《已畦集》，诗集称为《已畦诗集》，亦与杜甫的《废畦》诗有密切的关系。大概因为叶燮最推崇杜甫，所以《原诗》里讨论得最多的诗人，就是杜甫。《原诗》的三大部分――诗歌正变发展论、诗歌创作论、诗歌批评论，都有一些关于杜甫和杜诗的论述。
不管是《沧浪诗话》还是《原诗》都极力地推崇杜诗，甚至将其神化，这是《沧浪诗话》与《原诗》杜甫论的共同之处。
《沧浪诗话》言：
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
少陵诗，汉魏而取材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
论诗以要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
前者李白、杜甫并举，从他们的诗歌对于后学者来讲，赞誉杜甫诗歌动见规矩，有路可通，所以虽然是李杜并举，但是却更倾向于杜甫；后者就直接略去了李白，并单独评论杜甫的诗歌“自得之妙”，并给以“集大成”的盛誉。所谓的“集大成”，就是诗之上乘者无所不包、无所不精。杜甫的诗歌就是严羽所推崇的唐诗“第一义”的典范之作，杜甫的诗歌就是诗家中的至高无上的皇帝，是论诗的标准。论诗就是要以杜甫的诗歌为准绳。
再言：
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
严羽在此并论李杜，也把杜诗标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它至高至极，各方面都难以复加，是人所不可企及的。
在《原诗・内篇》中，叶燮谈道：
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稚，六朝之藻丽浓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群然宗杜矣，亦知杜之为杜，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陶铸之者乎!……杜甫之诗，独冠今古。
这段文字指出诗歌艺术发展至杜甫而成为一个顶峰，杜甫是集合汉魏六朝及后代千百年之诗人于一身的最伟大诗人――“集大成”者。他的诗歌创作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的。杜甫不但上承汉魏的浑朴古雅，六朝的藻丽浓纤、澹远韶秀，并且下开后代诗人奇、雄杰、流利、轻艳等风格。后代的著名诗人，只不过是得到杜甫某一方面的特长而已，他们的成就不能与杜甫比肩。
《原诗》又言：
变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诗人惟杜甫为能。高、岑、王、孟诸子，设色止矣；皆未可语以变化也。夫作诗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犹清、任、和三子之圣，各极其至；而集大成，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惟夫子。杜甫，诗之神者也。
叶燮说杜甫是“诗神”，杜甫的诗歌登峰造极，无可比拟，是优于百家的“集大成”者，是成“一家之言”的诗人，是由“圣”而“神”的诗人。
《沧浪诗话》赞誉杜诗时，以李杜并举，《原诗》标举杜诗却独挺杜诗
不管是《沧浪诗话》还是《原诗》都推崇杜诗，认为杜诗是诗歌的“集大成者”，诗歌能“入神”。但两者在赞誉杜诗的力度上是不一样的。
《沧浪诗话》言：
即以李杜二集枕籍观之，如今人之治经。
次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
以人而论，则有少陵体、太白体。
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离别》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
在严羽看来，李杜诗歌各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犹如两朵美丽的鲜花，盛开在唐代诗歌的百花园中；李杜共同作为盛唐诗坛两座高峰、双子星座，双峰对峙、巨星互映，评论其诗不能用“优劣”加以衡量。严羽以为李杜二集是学诗之人入门正路，是“枕籍观之”之作，是“熟参”之作。严羽认为，诗之致即“入神”，而能达此境者唯李杜二人：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
在严羽看来，李杜都达到了“入神”之极致境。所以在《沧浪诗话》中，不管是在诗辨还是在诗体、诗评中，严羽在赞誉杜甫的诗歌时，总是李杜并举。
在《原诗》中，叶燮却是独赞杜甫。叶燮认为在诗歌的正变发展论中，认为杜甫在千古诗人中是“诗神”，在诗歌的发展变化中，只有杜甫一个人的诗歌能够“变化而不失其正”。杜甫处于唐开元、天宝时代的大变迁之时，他作诗能够汲取前人之长，又能变而“自成一家”，由“自成一家”而为“集大成者”而为“神”。杜甫在众诗家中是超出百家，由“圣”而“神”的“集大成者”，是能变而循其“正”的伟大诗人。“诗圣”杜甫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整个时代，成为诗歌发展史上可以和《诗经》具有相同地位的“标杆”，所以叶燮感叹：
统百代而论诗，自《三百篇》而后，惟杜甫之诗能与天地相终始，与《三百篇》等。
能与《三百篇》相提并论，所以叶燮独赞杜甫诗歌也就不言自明了。
《沧浪诗话》赞杜诗的“集大成”仅是承前，而《原诗》中的“集大成”不仅承前，而且启后
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出杜甫的诗歌为“集大成”之作，就是看到了杜甫诗歌在继承、发扬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而创造了唐诗的“自得之妙”。
而叶燮的杜甫诗歌的“集大成”之说，即指出杜甫诗歌对前代的继承：
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稚，六朝之藻丽浓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
又点出了杜诗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群然宗杜矣，亦知杜之为杜，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陶铸之者乎!……杜甫之诗，独冠今古。
叶燮是把杜甫作为诗歌发展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诗人来认识的。对于杜甫的这个定位，源自于叶燮对古往今来诗歌发展的兴衰正变规律的认识。在叶燮看来，诗歌的发展是一个由“正”而“变”、正变相续的发展过程：
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嬗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其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
所谓“相续相禅”是指文学的发展是一个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前进的过程，也是一个踵事增华、争新竞异、盛衰更迭的过程。杜甫的诗歌就是诗歌发展过程“相续相禅”中间重要的一环，它不仅承前，“自得一家之妙”，而且启后“甫无以不为之开先”。
综上所述，《沧浪诗话》和《原诗》都赞誉杜甫，推崇杜甫诗歌为诗歌的“集大成者”，然《沧浪诗话》赞誉杜甫诗时李杜并举，“集大成”也仅是承前，而《原诗》在推崇杜甫诗歌时却是独赞杜甫，“集大成”不仅看到了杜诗的承前，而且看到了对后代诗歌的开启之功。
(作者为襄樊学院中文系讲师、武汉大学文学院2007级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沉郁顿挫；性格；命运；意象；忧国忧民
杜甫一生可谓坎坷不平，颠沛流离，饱经苦难，写诗一千四百多首，杜甫诗带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人称为一代“诗史”。杜甫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本文拟探论这一独特风格与他性格命运的关系，以及这种风格在其意象上的体现。
一、杜甫诗沉郁的艺术风格与他性格命运的关系
“沉郁顿挫”是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自述创作甘苦之语，自宋严羽之后成为杜甫诗艺术风格定评。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1）它表现了杜甫诗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生活体验的真切丰富，感情的饱满有力；（2）它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积累、酝酿、涌化、触发的过程；（3）它以深厚完整的意境，锤炼精确的语言，铿锵嘹亮的音调，顿挫变化的节奏表现出来。陈廷焯云：“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薛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胸怀天下、才华横溢，而仕途坎坷是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基本原因。
杜甫可以说是志向高远，但屡试不第，报国无门。杜甫有着显赫的家世，其祖父杜审言，以五言诗著称，是五言诗的奠定者之一。其父杜闲曾任县令、司马等职，是世代仕宦之家。杜甫出生在开元六年，是唐朝进入全盛时期的开始。他七岁能作诗，九岁能临摹虞世南的书法，诗文在十四五岁时已经小有名气。现存杜甫诗中最早的一首诗《望岳》，字里行间洋溢着杜甫出众的才华和蓬勃的朝气。“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出磅礴的气势、强烈的自信、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清代浦起龙认为杜诗“当以是为首”。并说“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读杜心解》）
可就是这样一个“神童”才子，仕途上却很是失意。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第一次参加进士考试，他名落孙山。后又满腔报国热情到长安应试，仍不第，生活也陷入困顿，甚至食不果腹，用他自己的话说“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
安史之乱爆发，盛唐转衰，杜甫的命运也更加不幸。据《旧唐书・杜甫传》十五载：“初录山陷京师，肃宗征兵灵武。杜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拜右拾遗。房为布衣时，与甫善，时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兵败于陈清斜，明年春，罢相。甫上流言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自供薪采，儿女饿殍数人。”之后年过半百的杜甫颠沛流离，过着近似乞丐的流浪生活。最终客死他乡。
兵荒马乱颠沛流离，受尽苦难的杜甫看到了百姓更深的苦难，对现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这“三吏三别”真实地描写了衰败的唐朝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深重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
二、杜甫诗沉郁风格在其意象上的体现
杜甫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是这么做的！杜甫一生创作实践中，推陈出新，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意象群。这些意象，渗透着诗人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感，带有深厚沉郁色彩。杜甫一生抱有“致君尧舜上”的理想，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时时流露凌跨世俗的强烈愿望。杜甫这种雄壮的抱负，高尚的人格，博大的胸怀，在创作上推崇气势磅礴之作，追求深沉阳刚之美。
杜甫诗歌意象生成的或“喷薄而出”“壮丽高朗”的阳刚之美，或“透彻温醇”“情韵缠绵”（同前）的阴柔之美，只不过是其诗歌风格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杜甫诗歌在其独特的诗歌意象中把家愁国恨交织起来，深刻地表现了正直知识分子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典型意义，这正是“沉郁顿挫”的精神实质。
三、结论
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中表现着诗人高度的爱国精神，不仅在文学史上，而且也在中国史上起着积极的教育作用。从杜甫诗歌中，我们能领会到“诗出于人”的道理，好诗是优秀的人格创造的。我为我国文学史上有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关键词]杜甫文学创作文学史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们小学就会背，那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又是谁的诗句?对。是杜甫的。说起杜甫，我们会想起“诗圣”的美誉，人们也自然会想到他的诗，想到他忧国忱民的形象。可是仅凭这些，杜甫诗圣的称号才说对了一半。在诗作之外，还有很多人们不太知道的行为和品格。使后人推崇他为诗圣。
世人纷纷以各种形式去朝拜、瞻仰这位伟大的诗人，学习、研究杜甫诗作蕴藏的深厚内涵。作为杜甫人生中曾停留过的几个场所。如成都杜甫草堂、平江杜甫墓，人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去朝拜。而作为孕育诗人出生、长大的故乡――河南巩义，我们身为家乡人，我想我们更应该走近他，了解这位诗人伟大而不平凡的一生，并用我们的真心来感受杜甫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唐代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就诞生在位于巩义市区东10公里的站街镇南窑湾村的笔架山下的窑洞里，那是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他的远祖杜预，是西晋名将，世人对他有杜武库之称。祖父杜依宪曾任巩县县令。祖父杜审言做过县尉、县丞，是唐朝早期著名的诗人。父亲杜宪做过山东兖州司马、奉天令。桂甫祖籍长安杜陵，后随晋室南渡，迁至襄阳。到他曾祖父杜依宪做巩县令时，将家定居巩县南窑湾。
杜甫一生的经历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
杜甫幼年，母亲就去世了。他是在姑母身边长大的。杜甫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然而非常爱好学习。他后来在《壮游》诗中写到：“七岁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长到十四五岁，杜甫不仅聪明好学而且爱好劳动。他在《百忧集行》中回忆：“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干回。”很快，杜甫就成为名播东都洛阳的少年才俊，人们称赞他的才华像两汉杨雄、班固。赞许声中的他变得心高志远和不同凡响。青年时代的杜甫，曾做过两次长期的漫游。10年之中，他游历了吴越齐赵，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胸怀，也结识了一些朋友。他曾和李白、高适同游梁宋齐鲁。惺惺相惜。互相倾慕，诗歌酬唱，意气风发。
二、困居长安时期
杜甫虽然在诗中流露着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但同时他也向往当官，第一次到洛阳应试，未中。公元747年，唐玄宗昭令天下通一艺以上的读书人，可到京城应试。杜甫再次应试，又遇上李林甫以“野无遗贤”对所有应试者一个不取。杜甫大失所望，从此在长安一住就是10年，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困窘生活。在这期间，他写下了《丽人行》、《兵车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面临着一场可怕的灾难。然而唐玄宗仍带着杨贵妃及王公大臣在骊山华清宫寻欢作乐。杜甫悲愤地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兵荒马乱中，杜甫目睹了人民颠沛流离水深火热的种种情状，写下了“三吏”“三别”等干古名篇。“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和悲惨遭遇，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
四、西南漂泊时期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棒州、闽州。杜甫经过干辛万苦，人川后只过了短暂的几年安定生活，又不得不辗转流离荆湘。公元770年，杜甫在贫病交加中死于漂泊湘江的破船上，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著名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是他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晚年的杜甫是孤独、凄凉的。杜甫死的时候，年仅59岁。因死后无力归葬，暂厝岳州。43年后，由其孙杜嗣业迁葬巩县北邙。
杜甫的一生是忧国忧民的一生。他创作了3000多首诗，流传下来的有1400多首。他的诗深刻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矛盾，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杜甫的诗政治性现实性、人民性、艺术性都很强，唐代诗人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元稹也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称杜甫的诗是“政治诗”。所以长期以来，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杜甫也被后入尊为“诗圣”。
【关键词】杜审言; 杜甫;儒学传统 ;诗学传统 ;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 家风、家学承袭
(一) 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儒学传统渗透到杜甫的诗歌创作中，形成了其诗歌思想感情层面的深沉因素。青年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表达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儒家入世思想。如果说这只是盛唐时代背景下的诗歌所特有的感情基调的话，那么经历了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后，杜甫所感受到的就不再是繁盛，而是衰败与离乱。此刻他将原先入世的积极意识转化成深沉内敛的忧患意识，这也符合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主张。
面对国家危难，他痛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而一旦大乱初定，他又狂喜得流泪，“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面对人民疾苦，杜甫更是施以“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这种情怀表现为一种推己及人的人道主义思想。杜甫的人道主义不同于孔丘、孟轲那样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而是包含着一种利他主义精神。杜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悲惨境况中，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的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国家人民身上，还体现在自然界万物中。杜甫曾说过“一重一掩吾肺腑，山花山鸟吾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种亲近自然，与自然为伍的情怀极大地丰富了他诗歌创作的题材范围。代表作品有《病柏》《枯棕》《病橘》《瘦马行》等等。“仁民爱物”的人道主义情怀也是源自于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
无论前期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还是后来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都是根源于儒学传统的历史传承。杜甫诗中渗透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深沉情感本源，正是来自于儒学的传统涵养。清论批评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言:“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之也。”可见“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儒学品格才是杜甫诗歌催人泪下的人格力量之所在。
(二)诗学传统的影响
杜审言是初唐着名诗人，和崔融、李峤、苏味道，合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极负诗才，尝与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杜审言的文才在当时文坛的确享有盛誉。宋之问曾评价其诗风:“惟灵昭昭，度越诸子，言必得俊，意常通理，其含润也，若和风欲曙，摇露气于春林，其秉艳也，似凉雨半晴，悬日光于秋水”，并肯定了其“度越诸子”的地位;另外陈子昂也曾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机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杜秀于朝端，徐、陈、应、刘，不得劘其垒，何、王、沈、谢，适足靡其旗，而载笔下寮，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合”，给予了杜审言诗歌的高度评价，充分肯定了杜审言的历史地位。
杜审言的诗名多多少少给予杜甫一些自信。杜甫在《赠蜀僧闾丘师兄》曾言:“吾祖诗冠古”)，在《武宗生日》中有“诗是吾家事”，在《同元始君舂陵行》中有“吾人诗家秀，博采世上名”，一方面可见其自豪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杜氏家族是以诗学传家的。杜甫在《壮游》里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可见他早年所学主要是诗赋与书法，受诗学传统的影响。
从杜审言身上传承下来的诗赋之学，影响到杜甫诗歌创作的表现手法。杜甫的一些诗，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散文的句法，形成一种“以文为诗”的特点。杜诗采散句入诗，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避免了近体诗因为格律束缚所造成的板滞。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啼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全诗将一种狂喜的心情展现得淋漓尽致，用一些口语化、通俗化的词语，如“忽传”“ 初闻”“ 却看”“ 漫卷”，尾联更是采用了流水对的方式，使诗歌仿佛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自然，毫不受律体的束缚。能够将律诗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这是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
然而杜甫的“以文为诗”不只是停留在词句的散文化上，还表现为意兴的有机结合，感情的一波三折上，如《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云:“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 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首联诗人情感从悲秋—自宽—尽欢极尽转折变化，才刚落笔就笔锋急转，为全诗奠定了悲中尽欢的基调:颔联才叙写了尽欢之貌，颈联就以“蓝水千落”“玉山高并”这样的哀景起兴，传达出诗人心里的落寞之情;尾联则是由景及人，以自然的不变来反衬人的多变，现在能做的就是“醉把茱萸看”，这一细节动作将诗人心中强抑的惆怅之情托胸而出。众所周知，“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杜甫儒家涵养的体现，“顿挫”则是他诗歌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而这恰恰正是杜甫“以文为诗”的诗歌句式与手法的表现方式。
杜甫所受的诗赋学传统的影响，开启了“以文为诗”诗歌表现手法的一种转变，这是杜甫在诗学传统影响之下的发展。杜甫在文学思想上主张:“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这里的“亲风雅”就是杜甫诗学传统的证明，而这里的“转益多师”也包含他所尊崇的祖父杜审言。
二、 诗歌艺术手法的影响
(一)首先体现在诗歌的意蕴风格上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曾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这表现了他的审美理想更倾向于壮美之境。而在杜审言现存的四十三首诗中，其中有一部分写得气魄宏大，营造出雄浑壮阔之境。杜甫《八哀诗》中就曾借大诗人李邕之口评价祖父的诗作:“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 其中“鲲鲸喷迢递”的气象，与杜甫所追求的“鲸鱼掣海”的审美趣味相接近。
比较杜审言《登襄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可知，两诗颔联同是写楚之地貌特点，杜审言的“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与杜甫的“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同是写象，但后者气势更为庞大，境界超然。原因在于杜审言诗作于被贬流放之际，诗人通过楚山壮阔之景，来反衬他个人仕途失落的怆然情怀;而杜甫的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人民，因此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除了写象之外，更象征着国家的战乱危机。所以较之前者，杜甫诗意境更为高远雄浑，感情更加深沉博大。但是从观察角度上看，两人都是由高处俯视，从构思方式上都是表现水势的壮观，很显然前者是后者借鉴的范式。对此，明人胡震亨曾指出“审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闳逸浑雄，少陵家法婉然”可谓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审言在诗歌风格上对杜甫的影响。
(二)其次体现在词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以及章法布局上
关于祖孙二人在句式上的相承，宋·王得臣有此言论:“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有‘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又‘寄语洛城风与月，明年春色倍还人’这句。若子美‘林花着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话风光更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脉盖有家法矣。”杨万里也持同一看法，他认为:“今观必简之诗，若‘牵风紫蔓长’， 即‘水荇牵风翠带长’之句也;若‘鹤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鸟怪’之句也;若‘云阴送晚雷’，即‘雷声忽送千峰雨’之句也;若‘风光新柳报，宴赏落花催’，即‘星霜玄鸟变，身世白驹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孙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这些都说明了杜甫在诗歌的遣词造句上直接摹仿乃祖之处。除了直接地采祖父佳句入诗外，还承袭了祖父诗歌的句法特点。比如杜审言的“雾绾青条弱，风牵紫萝长”，将隐喻的因果关系倒置，不说雾笼柳丝，却言柳丝绾雾;不说风拂藤蔓，却言藤蔓牵风。 像这样的关系倒置在杜甫的诗歌中也常常运用，如《日暮》中“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本该是“暗泉流石壁，秋露滴草根”。又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的“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也是把因果关系倒置。
不仅字句的吸收、句法的运用，就连整体章法上也有相类的。如杜审言的《和康五庭芝望月有怀》:“明月高秋迥，愁人独夜看。暂将弓并曲，翻与扇俱团。雾濯清辉苦，风飘月影寒。罗衣此一鉴，顿使别离难。”而杜甫的《月夜》中有:“今夜鄜州月，闰中只独看”，“看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等句，分明化用祖父的诗句，在情境与意象上都很接近。对此近人易孺表示:“今予读其《和康五望月有怀》一首，有‘雾濯清辉苦，风飘素影寒’之语，尤于工部‘香雾云鬟’、‘清辉玉臂’一联，有消息相通之妙，其余气韵胎息，恍若符合者，开篇皆然。”很显然，这里杜甫的《月夜》乃是取法于其祖。
(三)最后体现在诗体上，尤其是五律的影响
杜审言在诗歌上的最大成就是对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革新作出了贡献。杜审言极力追求近体诗格律的精密化，宋人陈振孙就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云“唐初沈、宋以来，律诗始盛行，然未以平侧失眼为忌，审言诗虽不多，句律极严，无一失粘者”。除此之外，他还追求体势的严整化。这在杜审言的五律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的代表作《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忽闻歌古调，旧思欲沾巾。”全诗严整雄浑，句律精切，其颔联“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不仅对仗工稳，而且在用字讲究，一个“出”和“渡”字既生动地描绘了客观景象，又突出了主观上吃惊的心理，表达了诗人见到早春的惊喜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将其推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这种“体自整栗，语自雄丽，其气象风格自在”[10]的五言律对杜甫五律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登岳阳楼》，一个“坼”和“浮”字既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气势，又象征了国家大厦将倾的危机。此诗被胡应麟推为“盛唐五言律第一”，这样看来初盛唐的五律第一分属祖孙二人，就在于二人之诗在气势风格上的共通。
除了五律之外，杜审言在联章体与排律方面，给予杜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一点许多学者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言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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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杨万里.杜必简诗集序.诚斋集卷八二.吉林出版社.2005近人易孺.杜审言集跋.唐宋三大诗宗集.民智书局.1933
我们从杜甫的诗里应该可以找到答案。在杜甫的诗中，光是指名道姓讲到的前朝古代的人物就有上百个。他对那些前朝古代的人物和事迹非常熟悉，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毫不费力。例如，他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五：
诸葛大名垂千古，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这是一首歌颂诸葛亮的诗。杜甫只在此一首诗中一下子就引了伊尹、吕尚、萧何、曹参历史上的四个名相，认为诸葛亮的人品才略超过萧何、曹参，与伊尹、吕尚不相上下。又如他的《春日忆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这是一首怀念李白的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是说李白诗像北朝诗人庾信的诗一样清新，像南朝诗人鲍照的诗一样俊逸。
以上是杜甫诗中以古人比古人、以古人比今人的例子。除此之外，杜甫还用古人比自己。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以尧舜时的贤臣稷、契自比。再如《戏为六绝句》中“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以楚国的大诗人屈原、宋玉比自己。《咏怀古迹五首》其一中“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这是杜甫对庾信晚年境况的感喟和对庾信晚年诗文艺术成就的评价，然而这何尝又不是杜甫的夫子自道。
杜甫在诗文中不仅借用了许多古人名字，而且还灵活地运用了许多古代典籍和事迹，包括前人的诗文，也包括神话传说。
黄庭坚在《与洪驹父书》中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这显然牵强，可是如果我们反过来说杜甫的诗“无一字有来处”，那似乎也不符合事实。
依然是在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中，“或看翡翠兰苕上”即是化用晋代郭璞《游仙诗》“翡翠戏兰苕”一句而来。像《宿江边阁》中的“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即是改自南朝梁何逊《入西塞示南府同僚》中的“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
杜甫诗中亦不缺乏传说的引用。像《送韩十四江东谨省》一诗，首句“兵戈不见老莱衣”中的“老莱衣”就是春秋时楚国隐士老莱子，七十岁还常常穿上彩衣，模仿儿童，欢娱双亲的传说。
也许，杜甫究竟读过多少书，我们无法确知，然而仅从杜甫诗的“用事”之广，已足以看出杜甫学识的渊博，确实是“读书破万卷”。杜甫如果不是像他自己分别在《戏为六绝句》及《进封西岳赋表》中说的“转益多师”“贫穷好学”的话，或许亦不会写出那么多“妙绝古今”的诗篇。
关键词：杜甫草堂；园林；景观
坐落于四川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被流放成都时的居所，杜甫在这里一共留下了两百多首诗歌，因此，成都杜甫草堂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杜甫草堂多方面展现了“诗圣”杜甫在成都居住时的生活点滴，体现了杜甫在文学上的深厚造诣及其令人钦佩的崇高品格，燃起了后人对杜甫的敬仰与怀念之情。
1 杜甫草堂的景观特色
杜甫草堂巧妙地借自然存在的山势景物，浑然天成，古朴大方，形成了园林独具的天然之美，同时还融入了很多农家元素，不仅继承了我国古典园林艺术手法，而且引入了四川民居的形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乡土野趣的韵味，从而完美地融合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具体来说，现在的杜甫草堂完好地保存了清代嘉庆重建时的格局，近20hm2的总面积，宏大的规模，典雅的意境，使其成为极其独特的古典园林。草堂格局独具特色，园内宁静幽深。回廊环绕着廨堂，别有一番情趣。草堂园林内，植物品种繁多，应有尽有。草堂的一景一物的布局、设计，紧紧围绕着纪念主题，不仅继承了我国古典园林艺术手法，而且引入了四川民居的形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乡土野趣的韵味，从而完美地融合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2 杜甫草堂的景观文化资源
杜甫草堂作为一代“诗圣”的故居，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草堂的发展需要很好地传承其优良的文化基因。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旅游也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杜甫草堂作为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旅游胜地，当然有了更宽广的展示自己的舞台。这就需要充分发掘草堂的文化内涵，整合各种优势资源，提升草堂的文化品味，不断完善文化配套设施，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还要做好文化开发，不断探索弘扬文化的有效措施，不断推出更高质量的文化活动场所，促进文化交流，扩大园林的影响力。另外，定期策划举办各种以“诗文”为主题的活动，丰富园林文化内涵，塑造文化活动品牌，形成自身的影响力。
3 杜甫草堂的景观文化的传承
草堂旧址中处处可见杜甫的元素。杜甫塑像摆放在诗史堂正中间，杜甫的画像供奉在工部祠内，祠东侧是“少陵草堂”碑亭作为杜甫曾经居住过的茅屋的象征建筑就在工部祠的东边。融合了当地民居特色的“茅屋景区”就在工部祠后面，1997年重建的这处景区还原了杜甫故居的景物；1999年还修建了“杜诗书法木刻廊”，这里集中展示了一百多件历代名人手书杜甫诗作的书法木刻作品。总之，杜甫草堂的建筑、题词、碑文，无一不体现着园林的纪念主题。纪念主题是杜甫草堂的灵魂，是最值得传承的。近年来，丰富多彩的游园活动更深化了草堂的纪念意义。
杜甫草堂这样一处景色优美，文化味道浓厚、特色独具的古典园林，在改造过程中，如何实现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呢？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3.1打好文化牌，充分发掘文化资源
杜甫草堂作为一代“诗圣”的故居，有着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草堂的发展需要很好地传承其优良的文化基因，充分发掘草堂的文化内涵，整合各种优势资源，提升草堂的文化品味。首先，杜甫以其诗作而流芳百世，其诗文是需要深度挖掘的内容，通过创新园林景观的设计、布局，使其更生动、更丰富的展现在人们面前，既能体现园林的文化味道，也能深化其纪念主题。如，对于杜甫的诗文，以图画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再现其诗文的意境，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进行展示，不但可以加深游园的人们对其诗文的理解，还为人们奉上营养丰富的精神大餐，增加了草堂的文化底蕴。其次，不断完善文化配套设施，增强自身的吸引力，还要做好文化开发，不断探索弘扬文化的有效措施，不断推出更高质量的文化活动场所，促进文化交流，扩大园林的影响力。成都市将杜甫草堂与浣花溪公园等地联合起来，进行优势的资源整合，打造中国诗歌文化中心就是成功的尝试。最后，定期策划举办各种以“诗文”为主题的活动，丰富园林文化内涵，塑造文化活动品牌，形成自身的影响力。
3.2打好生态牌，景物体现生态之美
生态之美作为杜甫草堂的重要特色，而且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的加强。生态园林也成为园林的一种发展趋势。因此，杜甫草堂需要进一步突显其生态特色，结合草堂已有的景观，打破传统的园林布局方式，以创新的园林造景手法，将草堂的诗情画意和历史文化以生动新颖的方式展现给游客。比如，园林中植物景观的设计既要丰富多样，又要和谐统一，错落有致，要能够根据人们的审美观点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充分实现景观的观赏功能，同时，还要根据植物不同种类的特征，考虑植物种类之间、植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相处，遵循生态学上“互惠共生”的原理，做到既充分利用自然的环境资源，又可以打造优美的景观。除此之外，草堂的植物景观在设计时，还要注重体现草堂的诗文意境，可以通过植物景观的造型与设计，艺术地再现杜甫诗文的意境与魅力，或者通过植物的错落有致，还原杜甫的诗文，这些景观集生态之美、艺术之美、文化之美于一体，给人们带来的是从感观到精神的多方面的享受。
3.3打好旅游牌，强化寓教于景功能
园林因为主题不同，功能的侧重也就有了差别。像杜甫草堂这种以名人故居或名人留下的古迹衍生出来的园林，具有深刻的纪念意义的同时，还有着极强的教育功能。杜甫草堂的纪念主题和诗文内涵，使游赏的人睹物思人，内心会受到启迪教育，以及园林文化艺术的熏陶，这种将教育功能寓于游赏玩耍、欣赏美景过程的功能，正是杜甫草堂的独特优势所在。同时，杜甫草堂特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在文化旅游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在草堂改造时，需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做好文化旅游的文章，强化寓教于景的功能。这就需要在园林的景观设计、布局方面下足功夫，做足文章，不仅要考虑其美观，还要富有文化意韵，从而起到教育功能。如，在草堂现有景观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杜甫作诗、生活等各种场景的雕塑与布置，以及通过后人模仿的杜甫的声像资料的艺术展示，形象生动地还原杜甫曾经的生活原貌，使游览草堂的人们有身临其境之感。除此之外，还需要结合当地的多元文化，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打造特色文化旅游品牌，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从而真正实现园林服务社会的作用和文化教育的功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关键词：陈与义；杜甫；接受；创新
一 江西诗派笼罩下的早期接受与创作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是南北宋之际的重要诗人。陈与义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幼年时期即得到很好的诗词歌赋的熏陶。青年时期，他凭借《墨梅》诗，受到时宰王黼和皇帝的赏识，仕途上很快得以升迁，文学上享有盛名，往往“辞章一出，名动京师”[1]。但是陈与义的 这个时期书房生活是他生活的主要方面，所谓“闲门读书生自发”，题诗酬唱、苦心功名为个人的仕途穷达而忧喜。[2]这个时期，陈与义还停留在浮光掠影的咏物诗上，《墨梅》之外，还有《水仙花》、《李花》等诗，此外还有歌咏亭子、楼台、棋的诗。习见的下雨，亦成为他反复吟诵的对象。这些都说明，这个时期他的趣味基本还停留在对文人日常生活的关注上，借以表现其文人品味，消遣娱乐以抒怀。
虽然陈与义很早就凭《墨梅》受到皇帝的欣赏，但是仕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符宝郎任内，受到荐主王黼牵连，被贬去陈留监酒税。他写了多首有关这次遭遇的作品，如《至陈留》，从诗中，可以看出陈与义对这次去陈留的遭遇很不满意，一个“哀”字道出心中所想。另一首《将赴陈留寄心老》中写道“三年成一梦，梦破说梦中”，依然是抒发贬谪后的伤怀。虽则不满，但他只是停留在自己遭遇的抒发上，诗歌的题材范围并没有扩大。
这个时期正是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风的盛行时期。随着政治局面的险恶，诗人普遍存在全身避害的思想，因此江西诗人的学杜，亦还是停留在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接受上。陈与义亦不外此。钱钟书说：“我们看到他前期的作品，古体诗主要受了黄、陈的影响，近体诗往往要从黄、陈的风格过渡到杜甫的风格”[3]。 这句话可以看出陈与义早期的诗多效法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和陈师道。黄庭坚提出“夺胎换骨”和“点铁成金”说，陈与义效法黄庭坚，亦喜讲究练字练句，多用典故。除对黄、陈接受并由黄、陈接通杜甫外，他还重视向其他诗人的学习。
他的作品中有很多学习前人诗句并在此基础上创作的诗歌。例如，他学白的“忽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写了“忽风雨至骤过，恍向来之所历”（《觉心画山水赋》），化用得非常自然、贴切。再看《连雨赋书事四首其一》，是：“九月逢连雨，萧萧稳晚秋。龙公无乃倦，客子不胜愁。云气昏城壁，钟声烟寺楼。年年授衣节，牢落向他州。”第一句化用杜牧《忆齐安》中的“连江雨送秋”；第二句化用坡《祷雨张龙公祠》“龙公试手行雪中”和迦南诗人王粲的《从军》诗；第三句化用杜甫的诗歌《别义山》“江山云雾香”和苏轼《郁孤台》“滩声入书楼”和最后一句化用杜甫的诗歌《法镜寺》“身危适他州”。从一首诗歌中即可看出他的接受、学习的兴趣很广泛。
陈与义尤其推崇陈师道，主要是学习他的简洁和以平淡为美的风格，这在陈与义的早期描写山水和闲适生活的作品中有体现。例如《和张规臣水墨梅五绝其五》“自读西湖处士诗，年年临水看幽姿。晴窗画出横斜影，绝胜前村夜雪时。”这首诗写的清新自然，感情真切，意境优美韵味深长，少了在其他作品中的生硬晦涩，多了一种“豪华落尽见真淳”[4]的质朴无华的风格，这和陈师道主张的质朴无华的风格是一致的。
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有一个逐步深化过程，在他早期诗歌中主要接受杜甫的练字练句等艺术技巧方面，并没有领悟到杜甫诗歌的精神实质，甚至对杜甫手无缚鸡之力还想兼济百姓的行为很不理解。杜甫亲耳见闻惨烈的“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的安史动乱，而生活安逸的陈与义，他所关注的范围很有限，并不能真正理解杜甫诗歌的内涵。这也是“江西诗派”诗人对杜甫接受的普遍局限。
二 时代巨变与杜甫的再发现
北宋统治者的软弱无能，官吏的昏聩腐败，外族的入侵，导致“靖康之耻”的发生。宋朝统治者为避乱南下，从开封迁都临安，导致大批北方人们生活在战乱中。靖难之役使陈与义的个人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他文风改变的分水岭。受这次战争的影响，陈与义的写作不再只局限自己的狭窄的视野，而是把眼界扩大至更深更广的范围。安史之乱、靖难之役，同样都是面对支离破碎烽火狼烟的的时代，同样的由和平到战争转变的经历，使得陈与义开始深刻理解杜甫，使得陈与义关注时事发展，关心国家兴亡安危，爱国主义成为他诗歌的主导思想。
陈与义开始反对以前的雕章镂句式的学习杜甫的方式，批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的写法，而是侧重从精神实质上与杜甫的沟通与神会。可以看出，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比前一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南渡后的陈与义，饱受战乱之苦，深刻的体会到了杜诗诗歌的真正精神即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他感慨道：“但恨平生意，轻了杜甫诗。”“草草檀公策，茫茫老杜诗。”这时的陈与义后悔当初的浅尝辄止和学杜甫太表面化了，他转而学习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和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
在南渡的五年中，陈与义饱受战乱之苦，甚至命有时会危在旦夕，在作品中亦有反应。如“我非洛豪士，不遇穷谷饥。”被迫南下的诗人，思乡之情非常浓烈。发出“江南非不好，楚客是吾乡”的感伤和“东西俱吾乡”的无奈。他的一些律诗，如《伤春》、等，颇得杜甫神韵，既有忧国伤时的感怀，又有杜诗沉郁顿挫的神韵。身在他乡，异方之音倍感凄凉，没有归属感。“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牡丹）》以牡丹借物寄情，没有了那种为作诗赋搜肠刮肚的心情，而是非常自然巧妙地表达自己的心情。
纪昀高度评价陈与义“简斋风骨高秀，实胜宋代诸公。”正合了赵翼的话：“国家不幸诗家幸，句到沧桑词变工”。南渡的这五年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期，艺术上达到很高的境地，主要从情感、意境、语言这三个方面论述，成绩卓著。[5]
第一， 情感丰富、有感染力。
与早期抒发个人日常生活的题材不同，这时的范围扩大了，随之感情范围也扩大了。这个时期，他借鉴杜甫“缘事而发”的写作态度，创作出很多首感情自然真切的诗歌。这些诗歌真实的记录了战乱以来的一些状况，和杜甫的“三吏三别”在精神上有相同之处。
南渡初，他写了《邓州西轩书画事其六》“杨刘相倾建中乱，不待白首今同归。只今将相须廉蔺，五月并门未解围”。诗人笔端直触时事，讽刺争名夺利的官员，指出官吏同僚们应该学习古时候的将相廉颇蔺相如，齐心合力、保家卫国。还有一首《伤春》写得更好：”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稍喜长沙向延阁，残兵敢犯犬羊锋.”整首诗大气磅礴、雄健刚劲，颇有豪迈苍凉的感觉。庙堂里没有去平定边患的对策，坐等着战败。怪汴京沦落，皇帝逃跑南下，作臣子的忧愁的得头发都白了，第五句巧妙化用化用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最后两句从“稍喜”看出来有一丝宽慰，气势豪迈刚劲，但是整首诗还是对皇帝无能，奸臣误国批判意味很浓，这首诗完全与以前的风格不同。
第二，意境广阔壮大。
陈与义南渡后诗歌在取景上从大处入手，善于抓住意境壮大的物象，借以抒怀。如《登岳阳楼》：“洞庭之水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万里来逰还万里，三年多难更凭危。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苍波无限悲。”
这首诗写于作者避乱岳州时登岳阳楼时，感古伤今所作。这首诗歌是作者站在城楼上俯瞰的场景，所以视野比较开阔，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水面阔大的洞庭景象。诗中的洞庭、旌帘、湖山、老木、苍波等景物的选择，营造了一种壮大的雄浑的境界。这首诗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事情以及画面：岳阳楼在洞庭水的东面，江水的西面，楼上的旗子没有一丝飘动，此时夕阳已经落下山。作者登上昔时吴蜀分割地的楼上，面对着将要来临暮色的洞庭湖的水光山色感慨万千。第三句写的气势广阔，第四句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满腹心事的文人倚着窗子看夕阳西下的画面。颈联第一句写不远万里被迫从开封来到岳阳，如今想回家乡却被战乱烽火万里阻隔，所以说是“万里来逰还万里”想念故都家乡的心情可想而知；第二句一个“难”字把这几年的遭遇全都写出来了，“难”字前面加了一个“多”字，多灾多难的命运一下子写的真切感人，用字真是凝练简洁，又用了一个“危”字把这次战争对生命的残害写了出来，“更”字的使用表明不仅多难更主要的是人生在世生命可能随时就会结束。整个颈联写的沉郁苍凉，抒情气氛浓郁。尾联写道“白头吊古风霜里”此时的陈与义是快四十岁的了，面对着此楼此水吊念古事，怀念北宋时光，感慨自己年岁已高，犹如处在风霜里的人了；最后一句写面对老木苍波诗人内心无限悲伤，“老”字修饰树木，“仓”字修饰波浪，明写老树苍波，实是感慨自己的年老，借物寄情，一种无限的苍凉压抑感油然而生，诗人以“无限悲”结束整首诗歌，读完有一种说不尽的悲伤之情。整首诗的意象选择有夕阳、暮时、老木、苍波等比较凉色调的词语，营造一种内心无比沉重的悲伤之情。总体来说，这首诗歌风格雄浑阔大，极具感染力。这首诗和杜甫的沉郁顿挫、雄浑凝练的风格很接近，很容易想到由杜甫写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律诗意境阔大浩渺“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处”；对仗非常工整，今昔相对，洞庭水对岳阳楼；感情真切感人，把晚年孤苦无依、多病多难的境地仅用十个写得人潸然泪下；最重要的是疾病缠身的杜甫依然心忧国家，关心国家时局”戎马关山北“想到此诗人感慨不已。杜甫时时刻刻心有国家、心有百姓、陈与义在南渡后对杜甫的这种博大情怀越来越钦佩。
第三，语言凝练深刻。
针对前期诗歌创作经常用事堆砌的现象，陈与义这个时期尽力改正。南渡后他已经逐渐摆脱了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束缚，不再求字句的怪异新奇，而是转向学习杜甫创作中重视内在精神的传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重视借景抒情、缘事而发，用所写之笔表达心中所想，亦注重艺术技巧的探寻，善于用动词使得语言生动有趣味。比如《登岳阳楼》中“老”木、“苍”波、"更"字等词语的运用，显示出作者细腻的心思，更具形象性和生动性。
三 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尊杜的不同
陈与义在当时有很大的声望，他是否被归为江西诗派，一直被人们争论着。宋代时吕本中没有把陈与义归为江西诗派，但是严羽在《沧浪诗话》说陈与义“亦江西诗派而小异”[6]，后来方回把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虽然陈与义和江西诗派都是极为推崇杜甫的，但是陈与义和江西诗派对杜甫的接受是有一些差异的。江西诗派人主要学习杜甫创作的技巧和杜甫夔州之后的诗风，陈与义主要学习杜甫的爱国精神和声调音节以及杜甫安史之乱后的创作。
（一）江西诗派的尊杜
江西诗派人非常推崇杜甫，这主要反映在诗坛巨擘黄庭坚的作品中。黄庭坚早年时间主要学习杜甫的风雅精神，他在很多诗篇中都称赞杜甫的忠义爱国，如在《老杜浣花溪图引》中说“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7]，黄庭坚学习杜甫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写了一系列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同样他也借鉴杜甫的艺术技巧，注意字句的斟酌，主张在前人基础上进行创新式的写作。
黄庭坚的仕途生涯并不是很顺利，他被贬谪到地方多年，到晚年时期心态逐渐趋于平和，这时候较少重视杜甫的爱国忧民的情怀，更重要的是学习杜甫的艺术技巧。他更注重学习杜甫在晚年漂泊西南时期的浑融老成的风格，写了一些韵味悠长的诗歌。
江西诗派的其他诗人在学习杜甫方面主要是沿着黄庭坚的道路，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陈与义的尊杜与他们有一些不同。
（二）陈与义的尊杜
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与其他江西诗派诗人不同，他对杜甫的接受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从前期学习杜甫的艺术技巧，到受时代影响学习杜甫深刻的爱国情怀，这个过程使得陈与义的文风逐渐成熟，使他的作品呈现出爱国精神和沉郁雄浑的风格，最终自成一家。
陈与义虽然受黄、陈影响，但他并不是因循守旧的，而是在以前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程千帆吴新雷的《两宋文学史》也说，陈与义的七律对仗“已不完全注重字面的工稳精巧，而更着重于上下句之间的相互联系。” [8] 黄庭坚诗歌喜欢追求新奇，但时有艰涩难懂的毛病，陈与义取长补短，把变诗句变[得明畅、音节流畅，并且注意整首诗的总体意境而不是每诗句中的内涵。例如，陈与义的《出山》一诗写道：“山空樵斧响，隔岭有人家。日落潭照树，川明风动花。”整首诗语言清新，音节流畅，意境空远。这和杜甫的清丽明快的绝句在艺术上有很大相同之处。
江西诗派人非常重视用典，有些诗歌晦涩难懂，但陈与义在南渡后很注重白描手法的使用，用自然真实的手法描写山姿水态。他的抒发闲情逸致的小诗清新自然，这也使得一些人反对把陈与义归为江西诗派。
黄庭坚、陈师道等早期江西诗派人没有经历时代动乱的影响，因此没有陈与义对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写的作品更深刻的理解，陈与义后期主要学习杜甫的风雅精神。
四 陈与义南渡后期与杜甫的比较
陈与义受时代和个人性情的影响，他对杜甫的接受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从整体上看，他的作品关注现实反映现实，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对南宋的陆游等爱国诗人影响很大。南渡五年是他一生创作的高峰期如果不是战乱的时代做媒，陈与义在诗坛上的成就便不会那么显著。当战乱发生几年后国家相对安定时，陈与义被皇帝器重给予很高的官职，这时候他的写作视角更多的站在了统治者的角度，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已经超越了爱民的情怀。他的忧国忧民情怀失去了发自内心的诚挚，而更多的是在极致灾难时的为学杜甫而学杜的心理慰藉。
陈与义写了很多关于战乱的作品，但是只把抗金救国的希望寄托在爱国主义的文臣武将上，并且始终抱有“一饭不忘君”的忠君思想，看不到蓬勃兴起的人民群众的抗金力量，甚至害怕农民起义的壮大，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出几首直接关心人民疾苦的诗歌，甚至经常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伤情绪。他没有杜甫的忧愤深广的情怀和去下层接触民众的体验，这也使得他的作品有着一些狭隘和局限。
杜甫则不同，他不仅希望自己能够为国家出一份力，而且看到了将领和民众的齐心合力，并且针对不合理的事情他都会直接在作品中进行批判。他希望国家尽快恢复和平，百姓安居乐业，并且肯定广大百姓在战争中的作用。有诗为证，“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老妪力虽衰”“犹得备晨炊”等等都反映了他在同情人民遭遇，对人民所做的努力给以肯定。
杜甫和陈与义分别所处的唐代和宋代文人们的文化性格有很大的不同，盛唐诗人追求“骨气端详”的大气风范，而宋代诗人追求是个性化的生活；宋代世人追求个人内心的修养，比较中庸，所以陈没有杜的磅礴大气。虽然二人都生活在官宦家庭，但是陈与义缺少对底层的关注，他所关心的多为士大夫的情感与生活，没有深厚的群众土壤，陈与义很难写出杜甫那样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深刻的诗句。
陈与义对杜甫的接受具有时代特点和共同性，那就是从初始的表面与形式的接受，向后来的精神内涵接受的过渡。但是，杜甫的忧国忧民精神是发自内心的，有他亲身的体验做基础，而宋代的士大夫们，他们更多的是以文人心态去对待杜甫的。他们更易接受的是杜甫的遣词造句的章法，却难以感同身受地接受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所以，他们的学杜，只是为学杜而学杜。杜甫的忧国忧民情怀固然可以学习，但一旦学习了，就容易成为诗歌里面的搬演与陈词滥调，从而也就失去诗歌最可贵的发自内心的真挚。陈与义的学杜，纵然亦得其神髓于一二，对于这些，后人给予的评价似乎过于慷慨。这也是宋诗多具文人习性，较普遍缺乏忧国忧民情怀所致。所以，陈与义的表现如鹤立鸡群。但一旦他们的境遇有了好转，就一如杜甫，国家的痛苦，人民的灾难，往往也都抛到了一边。陈与义在时代灾难达于极致之际与杜甫的重合，只是一种外在的力量作用罢了。等他安逸地做了高官，他的吟唱就再也没有苍凉的时代悲歌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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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世界文化名人。
虽然杜甫在当朝不为世人所知，但经过后世的研究，他的作品最终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 他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他的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作品集为《杜工部集》。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
他的思想核心是儒家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做出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
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的高度。
由于进取无门，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也使他看到了下层人民的痛苦和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兵车行》、《丽人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他屡遭贬斥，更深入地了解了百姓的疾苦。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为他创作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哀江头》、《北征》和“三吏”、“三别”等提供了素材，并使他的诗达到了现实主义高峰。
“三吏”、“三别”分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
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汉乐府诗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
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14]，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18]是他的创作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21]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
杜甫“三列”中的《新婚别》，精心塑造了一个深明大义的少妇形象。此诗采用独白形式，全篇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读来
深切感人。
《春夜喜雨》诗人在对春雨的描述之中，流露出其对春雨的喜悦之情。
杜甫的七言绝句不多，然而绝句四首（其一）却是中国最流行的小诗之一。它通俗易懂，平白如话，却又深含了诗人的审美理想，极受文人学者所推许，可说是以俗为雅，雅俗共赏。
《旅夜书怀》，是杜甫离开成都，携家乘舟东下，经过渝州（四川重庆）、忠州（四川忠县）时（765年）写的。
他早岁虽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到头来什么事都没有做成，只落得年老多病，亲朋零落，只身飘泊，置身于这样浩渺的江上，自己仿佛是天地间的一只沙鸥，飞往哪里去呢？寂寞啊，寂寞！作者的感慨是很深沉的。
《江南逢李龟年》诗人用非常含蓄的语言，说出了昔盛今衰的感慨。
有一次杜甫闹疟疾，被折腾得面黄肌瘦，头白眼花，差点要了命。大病初愈，他拄着拐杖出门散心，不知不觉来到王倚家门口。王倚见杜甫这般模样，十分同情，买肉买酒，热情地招待了他。杜甫作诗《病后过王倚饮赠歌》表示感激：“但使残年饱饭，只愿无事长相见。”这不体现了他知恩图报的为人。
杜甫虽然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是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他的视野和心胸，使他早期诗歌也带有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