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利大的事例范文
时间：2023-10-14 05:02:22
科技发展利大的事例篇1
【论文关键词】 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 冷战思维
一、引言 2007年6月19日，某大国出台了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新条例，规定该国将加强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限制，主要受禁产品包括:飞机和飞机发动机、水下照相和动力系统、航空电子设备、导航系统、特定复合材料、激光、贫铀、用于太空通信或空军的通信设备等共20项，该国商务部长于15号声称，新条例的出台是出于保障“国家安全”的考虑，以及该大国出口商和就业者的利益，尤其是防止该国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被中国用于军事用途。
该大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政策是该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实在新条例出台之前的长时期里，该国一直对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实行非常严格的限制，限制政策随着中国与该大国关系战略态势而变化，始终以所谓的国际安全和出口商利益为目的，主要通过出口许可证来实施，并采用限制技术货物物品清单和输出国分组限制方式进行限制。作为高科技出口贸易的龙头老大，该国在对华出口上却居欧洲和日本之后。而在整个对华出口贸易中，该大国敏感技术和高新技术的出口量也是少得可怜。 然而，真的如该国商务部长所说，其国的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限制政策的真正目的是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内出口商和就业者的利益吗?即便其目的果真如此，通过高科技对华出口限制的措施真的能达到这一目的吗?还是恰恰事与愿违呢? 二、对于某大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新条例的影响分析 1.新条例对中国的影响 该国商务部长提到，严格的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限制是为了保障本国的国家安全，也就是防止该国向中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没中国民用转军用，发展军事力量，推进军事现代化。该国认为一旦中国的军事力量大大加强的话，会对本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因此，该国一直都很严格控制民用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实行许可证的管理办法，要求进口方承诺从该国进口的产品和技术不会用于军事目的，并要求中国的商务部进行担保。尤其是一些敏感性很强的高科技产品，更是实施极严格的出口限制。维护国家安全，这确实是该国实施严格出口限制的目的之一，但是真的如其国所愿，限制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就可以的达到保障该国家安全的目的吗?事实上，一方面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很快，军事实力也不断提升，许多军事和新技术和关键产品都是中国自主研发的，而且中国与俄罗斯、欧盟等很多国家在军事上有很好的合作关系。因此，该国单方面的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是否真的能抑制、阻碍中国军事现代化值得质疑。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强调和平发展，军事上的发展主要是为了保障自身的国家安全，而非对别国造成威胁。
中国的崛起并非是以削弱其国为前提的。同时，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使中国逐渐在军事上有了可以和一些军事大国抗衡的能力，这样有利于各国军事力量的相互制约，从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宁。 2.新条例对该大国出口商和就业者的影响 该国商务部长声称其国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限制是为了维护本国出口商和就业者的利益，但实际上却会使该国出口商和就业之乃至中国与该大国贸易关系处于一个十分窘迫的地位。对华贸易逆差一直是该国政府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尽管该方试图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寻求缩小对华贸易逆差的解决方法，如今人民币升值了，只是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努力也在进行中，但是却受益甚微。实际上，中国与该国贸易的不平衡是结构性问题，其中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该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严格的出口限制。在当今的国际分工中，根据比较优势的不同，中国向该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多是生活用品，或是低技术含量的初级产品，中国希望从该国进口的主要是高科技产品，也就是自己尚无能力生产的产品，以满足国内生产、生活需求，同时也可以借此引进和吸收他国的先进技术。
然而该国却严格控制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一般来说，高科技产品出口所涉及的资金数额巨大，而该国进出口银行是其国政府制定的担保机构。如果该国政府认为某种产品出于一些问题的考虑而不宜出口到中国，担保银行就会拒绝为进口企业提供担保，最终使出口项目流产。因此，该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长时期以来对话贸易的巨额 逆差。 该大国出口企业承受着本国出口管制政策的最大之痛。全球高科技产品的贸易市场已经出现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性和越来越明显的替代性。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现在处于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许多产业都在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正是对高科技产品和技术非常渴求并能够快速消化吸收的阶段，在其国严格限制高科技对华出口的情况下，中国必然会转向国际市场上的其他国家，寻求高科技产品的进口，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从该国的角度看，由于竞争性与替代性，如果其企业放弃中国市场，日本、欧盟等国企业就会占领市场，填补空白。该国现行的高科技出口管制政策只能是使其国企业将中国这块大市场拱手让人，并非像该国商务部长所说那样从中受益。
同样，对于该国国内就业者来说，出口的减少也自然不会使其从中得到利益。 相反，如果该国对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放行，其将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处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一方面，该国毒化贸易逆差将得到大幅度的缩小，2005年该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达到120亿美元，而进一步开放后还将有数以亿计的产品在中国找到市场。利益方面，未来15年内，中国高科技市场增长率将达20%～40%，中国高科技市场将在中国与其国合作中为该国公司带来巨大的商机。简言之，对中国而言，意味着进口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可选择范围扩大，能够争取更好的市场条件，而对该国而言，意味着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利益的机会增多，将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三、某大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新条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既然某大国实施严格的高科技对华出口限制之一措施对其所谓的几大目的的事实均无裨益，有的甚至起反面作用，该国国防部长声称的那极大目的不过是表面现象。
那么，该国实施严格的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限制的真正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呢?西方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政策就是政治”。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意图的体现，也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该国对华高科技出口的限制政策正是体现了背后其国的政治态度与意图。 首先，根据霸权稳定理论，霸权国具有经济上的明显优势，通过自由贸易，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因此该国一直都积极倡导建立一个全球的自由贸易体制。而现在该国正越来越步入霸权衰落期，一方面霸权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剩余经济越来越少;另一方面，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的经济伙伴，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却不断崛起，成为世界体系中的重要力量。根据霸权稳定理论，一旦霸权国认为对方形成对自己霸权的挑战，霸权国就可能会采取贸易保护，而实施适当的贸易政策显然是第一个优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口实的高科技出口限制便显得“合情合理”。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并且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由于该国霸权实力的下降，它越来越注意抵制新兴国家，使世界格局变得对自己有利，从而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可以说，该国对中国实施严格的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很大程度上就是担心这些技术将有助于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和壮大，防止中国崛起挑战它的霸权地位。据悉，有的该国议员甚至认为“一个非民主、工业现代化的、拥有尖端洲际弹道导弹的新成员出现在世界舞台对其国意味着一个噩兆。”现任某国总统是风行新自由主义的保守党人士，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本质是保守的，就是尽全力维持该国的单一霸权地位，建立该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强大和崛起，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日益加强，使得该国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害怕中国的崛起会影响、动摇该国的霸权地位。 其次，冷战思维在作怪。中国日益发展成为一个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引起了以该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担忧，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崛起会改变世界力量的格局和均衡趋势，威胁到一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利益，而且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满足人民物质文化要求的实例。
该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都心存戒心，有很强的防范意识和对抗意识。这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异使中国与该国关系势必是复杂的。正如该国曾威胁欧盟若欧盟恢复对华军售，该国将限制对欧洲的技术出口。 四、结束语 总之，该国一贯实施的严格的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限制的政策以及不时的条例修改，并非单纯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国内各利益方的经济利益。相反，这些目的并不能通过高技术的出口限制这一措施来实施，甚至具有相反的作用。而该国实施这一贸易措施的真正目的是出 于政治层面的考虑，即抑制、阻碍中国的经济军事发展，维护本国的霸权统治地位。并写由于冷战思维的延续，控制中国的发展。
科技发展利大的事例篇2
[关键词] 专利申请 专利授权 发明专利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产出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标志，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科技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本文利用《福建科技年鉴》、《福建统计年鉴》所公布的相关数据，对2006年～2011年福建省专利申请与授权的各项相关数据进行简单分析和讨论，并针对其中存在的各类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1 福建省专利发展概况
近年来，福建省大力推动知识产权事业全面发展，取得重要成效。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先后颁布实施《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实施意见》、《福建省专利奖评奖办法》、《福建省专利行政执法规范》、《福建省专利技术实施与产业化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等，并修订了《福建省专利保护条例》。另一方面，全省知识产权管理工作体系基本健全。截止2010年度，全省九设区市均成立知识产权局，84个县（市、区）中已有80个县（市、区）成立知识产权局。此外，省政府与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部省合作会商、召开福建省知识产权工作会议、确定福建省知识产权日，积极有力地推进全省知识产权事业发展。
2006年～2011年，福建省累计申请专利106751件，其中发明专利22163件、实用新型专利47842件、外观设计专利31277件；获授权专利累计73312件，其中发明专利5169件、实用新型专利37122件、外观设计专利31021件。各年度专利申请授权情况见表1。
2 福建省专利现状分析
2.1 专利结构分布
随着国家专利事业的推进，福建省专利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见图1、图2）。专利申请结构日趋合理，外观设计专利所占比重由2006年的52.84%逐年下降至2011年的27.04%，发明专利所占比重则由13.88%稳步上升到21.33%，发明专利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从专利授权比例来看，发明专利所占比重从2006年的4.83%提高到2011年的8.9%，发明专利授权的占比略有提高，却仍没有改变比例较低的现状，进一步说明了福建省专利产出质量不够高，或者说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
全省发明专利授权的占比远远低于全国专利授权中发明专利的占比，以2011年为例，全省发明专利授权占比为8.9%、全国为65.3%。但是，纵向比较来看（见图3、图4），2006年～2011年间，全省发明专利申请量增幅除2011年外，均较总申请专利增幅大，这说明发明专利申请量的上升趋势快于申请总量；而全省发明专利授权量增幅自2008年起持续保持年增长50%左右态势，尤其2011年，在全省专利授权量增幅较大幅度降低（授权量增幅由60.1%下降到21%）的情况下，仍实现了58.91%的历史最高增长率，说明在全省专利事业大发展的推动下，福建省科技发展和创新水平正迅速提高，而发明专利也必然成为全省创新能力建设的关键支撑。
2.2 专利区域分布
福建省专利申请和授权持续呈现相对集聚态势，各地发展不平衡（见图5、图6）。2006年～2011年，九个设区市专利申请总量居前三位的是福州、厦门、泉州，三地合计占全省的78.67%；专利授权总量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厦门、泉州、福州，三地合计占全省的79.53%。发明专利申请总量居前三位的是福州、厦门、泉州，三地合计占全省的84.76%，其中福州、厦门两地发明专利申请量占全省的72.61%；发明专利授权总量居前三位的是厦门、福州、泉州，三地合计占全省的88.21%，其中福州、厦门两地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省的79%。很容易发现，全省专利申请授权量绝大部分集中在福州、厦门、泉州三地，尤其发明专利聚集在福州、厦门两地，专利集聚效应明显。而其他6个设区市总量合计占比仅为全省的20%～25%，与福、厦、泉相比，专利申请和授权量，尤其发明专利的申请和授权存在显著的差距。
可以说，专利事业发展存在地区不平衡现象，是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以2010年为例，全省九个设区市发明专利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厦门、福州、泉州，三地发明专利授权量占全省的比例高达88.23%；而地区生产总值居前三位的正是泉州、福州、厦门，三地生产总值占全省的比例约60%。明显的，地方经济发展是推动专利研发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有效的专利转化同样能够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因此，各地区要在专利研发上策马加鞭，并通过专利创新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高速发展。
3 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通过对2006年～2011年全省专利申请授权的情况进行简单统计，并从专利结构分布与区域分布两个角度进行简要分析，可以看出，自“十一五”以来福建省专利事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1年全省专利申请、授权量均超出2006年的三倍以上，其中2011年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945件，是2006年的6.27倍。但是，进一步分析显示，一方面授权专利中发明专利的占比仍然偏低，自主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地区间专利发展严重不平衡，尤其相对落后的地区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对此建议，通过“强化领导意识——增加财政投入——落实激励政策”的途径，以有效推动福建省专利事业发展更上新台阶，进一步提高福建省自主技术创新能力。
首先，强化专利工作组织领导，并进一步开展知识产权宣传教育。各级政府要增强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加强对专利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各有关政府管理部门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省、市、县之间要加强上下联动，共同推进全省专利工作。可以通过制定专利工作计划，建立指导、检查、考核制度，把专利工作投入和产出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同时，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开辟知识产权栏目，组织开展面向广大社会公众的大型知识产权宣传活动，广泛宣传普及专利知识，提高全社会的专利意识。
第二，增加科技经费投入，着力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增加财政科技经费投入，鼓励、引导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资金投入，大力推进科技与金融结合，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推动研究开发经费持续稳定增长。同时，加强专利人才培养，大力实施专利人才工程，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积极引进国内外优秀人才和急需人才。
第三，落实相关政策文件，侧重发明专利的激励与保护。切实贯彻落实有关研究开发税收优惠政策与扶持措施，大力引导和支持企业及科研机构开展研究开发活动。同时，可以考虑进一步强化对发明专利的扶持与奖励，提高发明人的创新积极性，带动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整体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 福建省科学技术厅.福建科技年鉴(2010)[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
[2] 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统计年鉴(201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3] 洪凯.广东专利战略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8（11）：192-194.
[4] 胡晓辉.国外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产业化的财政政策及其启示[J].中国软科学，2008（3）：80-85.
[5] 徐海燕.对我国专利制度的几点思考[J]. 中国软科学，2010（3）：102-105.
科技发展利大的事例篇3
第一条为了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保护人体健康，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中医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服务和中医药教育、科研、对外交流以及中医药事业管理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中药的研制、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督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执行。
第三条国家保护、扶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西医相互学习、相互补充、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
第四条发展中医药事业应当遵循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和优势，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第五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中医药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使中医药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制定区域卫生规划时，应当根据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居民医疗需求，统筹安排中医医疗机构的设置和布局，完善城乡中医服务网络。
第六条国务院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全国中医药管理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中医药有关的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中医药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与中医药有关的工作。
第七条对在继承和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做出显著贡献和在边远地区从事中医药工作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中医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
第八条开办中医医疗机构，应当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中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和当地区域卫生规划，并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第九条中医医疗机构从事医疗服务活动，应当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遵循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运用传统理论和方法，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发挥中医药在防治疾病、保健、康复中的作用，为群众提供价格合理、质量优良的中医药服务。
第十条依法设立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等城乡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应当能够提供中医医疗服务。
第十一条中医从业人员，应当依照有关卫生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通过资格考试，并经注册取得执业证书后，方可从事中医服务活动。
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学的人员以及确有专长的人员，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通过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并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后，方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
第十二条中医从业人员应当遵守相应的中医诊断治疗原则、医疗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
全科医师和乡村医生应当具备中医药基本知识以及运用中医诊疗知识、技术，处理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基本技能。
第十三条中医医疗广告，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申请并报送有关材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应当自收到有关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是否核发中医医疗广告批准文号的决定。对符合规定要求的，发给中医医疗广告批准文号。未取得中医医疗广告批准文号的，不得中医医疗广告。
的中医医疗广告，其内容应当与审查批准的内容一致。
第三章中医药教育与科研
第十四条国家采取措施发展中医药教育事业。
各类中医药教育机构应当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教学，重视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中医药临床实践相结合，推进素质教育。
第十五条设立各类中医药教育机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设置标准，并建立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临床教学基地。
中医药教育机构的设置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制定；中医药教育机构临床教学基地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国家鼓励开展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继承工作，培养高层次的中医临床人才和中药技术人才。
第十七条承担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继承工作的指导老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技术专长和良好的职业品德；
（二）从事中医药专业工作30年以上并担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10年以上。
第十八条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继承工作的继承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和良好的职业品德；
（二）受聘于医疗卫生机构或者医学教育、科研机构从事中医药工作，并担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第十九条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继承工作的指导老师以及继承人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医药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二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完善本地区中医药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制定中医药人员培训规划。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应当按照中医药人员培训规划的要求，对城乡基层卫生服务人员进行中医药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训。
医疗机构应当为中医药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创造条件。
第二十一条国家发展中医药科学技术，将其纳入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加强重点中医药科研机构建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中医药资源，重视中医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采取措施开发、推广、应用中医药技术成果，促进中医药科学技术发展。
第二十二条中医药科学研究应当注重运用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开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研究，运用中医药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开展对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防治研究。
中医药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应当加强中医药科研的协作攻关和中医药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培养中医药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技术骨干。
第二十三条捐献对中医药科学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中医诊疗方法和中医药文献、秘方、验方的，参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十四条国家支持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
重大中医药科研成果的推广、转让、对外交流，中外合作研究中医药技术，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批准，防止重大中医药资源流失。
属于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中医药科研成果，确需转让、对外交流的，应当符合有关保守国家秘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
第四章保障措施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逐步增加对中医药事业的投入，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中医药事业经费挪作他用。
国家鼓励境内外组织和个人通过捐资、投资等方式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
第二十六条非营利性中医医疗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确定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包括符合条件的中医医疗机构。
获得定点资格的中医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参保人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医药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
有关单位和中医医疗机构应当加强重要中医药文献资料的管理、保护和利用。
第二十九条国家保护野生中药材资源，扶持濒危动植物中药材人工代用品的研究和开发利用。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中药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鼓励建立中药材种植、培育基地，促进短缺中药材的开发、生产。
第三十条与中医药有关的评审或者鉴定活动，应当体现中医药特色，遵循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
中医药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中医医疗、教育、科研机构的评审、评估，中医药科研课题的立项和成果鉴定，应当成立专门的中医药评审、鉴定组织或者由中医药专家参加评审、鉴定。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中医药管理工作中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获取其他利益，，，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中医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审批机关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取消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并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一）不符合中医医疗机构设置标准的；
（二）获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资格，未按照规定向参保人员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
第三十三条未经批准擅自开办中医医疗机构或者未按照规定通过执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许可，从事中医医疗活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四条中医药教育机构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原审批机关予以撤销：
（一）不符合规定的设置标准的；
（二）没有建立符合规定标准的临床教学基地的。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重大中医药资源流失和国家科学技术秘密泄露，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损毁或者破坏中医药文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纪律处分；损毁或者破坏属于国家保护文物的中医药文献，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篡改经批准的中医医疗广告内容的，由原审批部门撤销广告批准文号，1年内不受理该中医医疗机构的广告审批申请。
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撤销中医医疗广告批准文号后，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知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广告监督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有关规定查处。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八条本条例所称中医医疗机构，是指依法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医院、门诊部和诊所。
民族医药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科技发展利大的事例篇4
关键词：科学技术伦理危机科技伦理
引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经被世界各国所共识，从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来看，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都是由于科学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尤其是在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极大的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极大满足了人们物质文化的需要。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多样性，在某些情况下进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也会导致恶的结果。如果失控，将会导致人类的灾难，为了克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作用，通过科技伦理知识普及、教育、认识，不断深化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影响，规范人们的科技行为，使人们的科技活动产生善的结果。
一科技活动引发的伦理危机
人们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其实科学技术本身并没有善恶之分，只不过从事科学技术活动的当事人对于利益的不同考虑和追求，才导致了科学技术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结果。一项科学成果，一种技术手段，往往既可能被用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被用以满足某些人的邪恶需要。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不是所有的都按照人们的良好愿望行事，于是在发展过程中，给人类生存、社会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由于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些事物及客观规律的认识还处于“必然王国”阶段，在运用科技手段对某些事物及其客观世界进行改造时，只预期到好的结果，没想到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当人们为取得的成果欢欣鼓舞时，往往会忽视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苗头，当危害性充分暴露在大众面前时，往往积重难返。例如，由于工业化高速发展所导致的环境污染、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等，都是人们认识不足所造成的，
（2）为了本国、本民族的狭隘政治经济利益，利用科学技术为手段损害他国、他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利益。例如，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利用自己强大的军事科技到处干涉他国内政，侵犯他国领土，把科学技术作为其称霸世界的工具。
（3）为了小团体利益，损害社会公众的、国家的以至人类的利益。例如：一些企业在利润的驱动下，在运用科技手段制造商品时，也在向自然，向江河湖海、向大气中排放出污染物质，从而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因受到严重污染而恶化。特别是一些高污染企业，为了自身的一点利益，根本就不顾生产给自然、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性，造成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
（4）为了个人的私欲而使用科技手段造成对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损害。如电脑黑客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制造计算机病毒造成数据的丢失，系统的瘫痪或者闯入别人的计算机偷看别人的隐私，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生活。
（5）由于人类盲目地滥用、误用科学技术成果造成难以处理的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如生育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等等。特别是遗传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的滥用会带来生命伦理上的混乱，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秩序，后果不堪设想。
二科技伦理介入的必要性
科技伦理是对于科技活动的道德引导，是调节科技工作者相互之间、科技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等等的总和。科技伦理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可以使科学技术的运用得到明确的道德理性的指导，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出于邪恶目的利用科技成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作为道德理性的科技伦理又可以弥补单纯的科技理性之不足，增强科技工作者对于科技开发之后果的道德责任感，从而以道德理性的自觉来最大限度地消解科技理性在社会负面作用上的不自觉。
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有不少科技工作者科技伦理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例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就曾经向准备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青年人发出过这样的忠告：“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作为一个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他一生发表的关于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言论就有上百万字。他曾不倦地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而奔波呼吁，以满腔热情投入反对原子弹屠杀当中。与此相反，也有不少科技工作者因为缺乏科技伦理素养，被世人所唾弃。例如，当前有“女疯子”之称的“克隆援助公司”总裁布瓦瑟利耶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已经在克隆婴儿，这种违反科学伦理精神的行为，遭到世人的强烈批判。两类不同的科技工作者事例，生动说明了科技伦理在科技活动中的重要性。
科技伦理虽然并非科学技术自身所固有，但它是科学技术外部的一种控制手段，科技伦理可以通过内化于科技工作者的途径，成为科学技术活动中的一种内在力量。科技伦理是一套具有道德涵义的规则系统，它可以告诉和教育人们：“什么样的科技活动是善的或者是恶的；什么样的科技行为是应该做的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人们应该通过科技活动为人民、为人类造福，而不应利用科技去作恶。”当这些规则系统被人们普遍接受并成为公认的调整人们在科技活动中的关系的行为规范时，绝大多数人就会自觉地按照这些行为规范去进行科学技术活动，自觉抵制不良的科技行为。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性不断增强,共同生活对人们的行为规范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并产生协调相互关系和行为准则的道德标准。对那些于共同生活有利的科技行为，被认为是好的、善的、高尚的,要加以赞赏和表彰,给予某种荣誉，如我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由于为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受到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赞扬。而对那些不利于或破坏共同生活的行为,如有人利用科技手段制造假币、假冒商品、窃取各种技术资料、利用电脑作案等行为,认为是不好的、丑恶的,人们就会加以鄙视和惩罚。科技伦理中的美与丑、善与恶、是与非的评判，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如果有人违反了人们共同遵守的科技道德,社会往往就会通过舆论,通过批评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对违反科技道德者实行帮助和“制裁”。
三科技伦理创新
科技伦理是一种道德规范，它在人们科技实践活动中只能起到倡导作用，它并没有强制性力量,如果有人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的时候，其规范、调整作用就显得苍白无力，因此仅靠行为人的自律是不行的，还必须靠管理、法律等手段约束人们的行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考虑把科技伦理道德上升到法律高度，通过法律的权威性来约束科技活动中的失范行为。管理的规范和法律的约束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能够从不同层面对人们的科技行为进行硬性约束，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它的直接作用就是惩恶。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使科技伦理的规范作用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使其发挥更好的导向作用。
（1）对于已经形成共识的科技伦理道德，要根据具体情况，将成熟的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道德准则上升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和规范，通过法律和规范的约束性来规范科技活动，避免科技活动超出道德的界线。如中国科学院制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律准则》，就规定了科学家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责任，有利于正确科技道德观的形成。
（2）对某一些新的科技领域涉及伦理道德的行为，要根据已有的实践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尽快制定相应的条律条令，使人们的科技行为有明确的指导。如网络技术、安乐死、转基因技术、克隆人技术等等，都要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引导这些新的科学技术，防止这些先进科学技术走向反面。在这些方面，一些国家已经走到了前面，如荷兰已经通过了安乐死法，美国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这些法律对科技活动的发展已经起到了积极作用。我们国家也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
（3）世界各国应立足于世界人民的整体利益，加强政府间的交流和合作，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制定有关科技伦理道德的国际法准则和国际惯例，签订双边或多边协议，以伸张正义、遏制邪恶。例如环境保护、空间技术、武器的研制和使用（战略核武器、激光武器、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等等。这些科学技术都是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关系到世界人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具有国际约束力的规范，这些科学技术就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必须加快在这方面的立法。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人类要更好的利用它，就必须重视科技伦理在其中的作用，必须把科技伦理所蕴含的精神贯穿于科技活动的全过程。通过科技伦理精神树立人们正确的科技观，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睦相处，和谐共存，同时也要通过人文学科、伦理宗教、社会舆论等诸多途径，逐渐祛除人性中的邪恶成分，增强其仁爱成分，使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升华，从而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有理由相信，在面对21世纪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中，理性的人类将高瞻远瞩，自觉建立起与21世纪高科技时代相适应的21世纪科技伦理观，通过科技道德的调控，实现对科技的“扬善抑恶”，使之朝着服务全人类、造福全人类的方向发展。“有”版权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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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利大的事例篇5
【关键词】高等中医药院校科技绩效
目前我国有23所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本科及以上层次），这些院校是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提高这些院校的科技能力，有利于促进我国整体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因此下文将以23所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为例进行比较分析。
一、高等中医药院校科技投入分析
科教兴国，“教育是中华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近年来我国对教育领域的科技投入持续增长，据《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资料显示，2010―2012年全国高等学校科技经费投入从940.28亿元增长到1170.3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11.59%，同期高等医药院校科技经费投入从41.53亿元增长到60.6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26.29%，而2010―2012年23所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的科技经费投入总额分别为12.82亿元、15.33亿元、17.71亿元，年均增长率17.56%，可见，中医药院校科技经费投入增速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远落后于医药院校的平均水平。另外，2010―2012年23所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的科技人力投入总量分别为4.36万人、4.35万人、4.44万人，三年间变动不大，但其占高等医药院校科技人力投入的比例分别为23.27%、22.04%、21.71%，呈逐年下降趋势，说明中医药院校科技人力后续投入不足。
实际上各院校科技投入水平参差不齐，本文依据2010―2012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资料整理，以23所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为例对高等中医药院校的科技投入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1、科技人力投入分析。科技人力广义上是指科技活动所投入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即从事大专以上教学、研究与发展、研究与发展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工作人员以及直接为上述工作服务的人员（包括统计年度内从事科研活动累计工作时间一个月以上的外籍和高教系统以外的专家和访问学者）。然而这些人员中既含教学人员又含科研人员，且有些是全时投入有些是非全时投入，因此，狭义上科技人力应采用“研究与发展全时当量人员”这一指标来衡量。“研究与发展全时当量人员”是指在统计年度中，从事研究与发展（包括科研管理）或从事研究与发展成果应用、科技服务（包括科研管理）工作时间占本人全部工作时间90%及以上的人员（即工作时间在9个月以上的人员，寒暑假和加班工作时间不计，一年按10个月计）；以及非全时人员从事上述工作的工作时间的百分比相加达100%折合为1个全时人员，并依次累计相加得出的全时人员。
如图1所示，23所中医药院校中“教学与科研人员”数量最多的是广西中医院大学、广州中医院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人数均在4000人以上，当然“研究与发展全时当量人员”数量也是这三家院校最多；“教学与科研人员”数低于1000人的有7家院校，1000―2000人的有9家院校，可见70%的院校“教学与科研”人数在2000人以下，然而绝对人数的投入受各院校规模的制约，并不能真正反映各院校科技人力投入的努力程度，因此“研究与发展全时当量人员占教学与科研人员的比例”这一指标则更能体现各院校的科技人力投入水平。该指标经计算，成都中医药大学最高，为46.31%，其他投入比例在40%以上的院校是贵阳中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投入比例在30%～40%的有8家院校，剩下还有48%的院校投入比例在30%以下。因此，整体上看，23所中医药院校科技人力的投入是相对薄弱的。
2、科技经费投入分析。中医药院校的科技经费来源有政府投入、企事业单位委托以及其他来源，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投入。目前23所中医药院校中只有一所教育部部属院校（北京中医药大学），其余22所均为地方院校，因此政府投入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拨款。
如图2所示，23所中医药院校的科技经费投入存在较大差距，究其原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主要依赖地方财政拨款的中医药院校有较大影响。可以看出，经济发达省份的中医药院校科技经费投入较多，如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经费投入遥遥领先，达到3.16亿元，且科技经费投入过亿元的4所院校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院校科技经费投入普遍较低，投入最低的2所院校是云南中医学院和山西中医学院，有35%的院校（8所）年均科技经费投入不足上海中医药大学的10%，15家院校年均科技经费投入低于6650万元的院校平均水平。同时，各家中医药院校科技经费中政府投入的比例都较高，经计算，政府投入占当年全部科技经费投入总额的比例在90%以上的院校有10家，80%～90%的有12家，只有安徽中医药大学一家院校投入比例为77%，可见政府投入是23所中医药院校科技经费投入的最主要来源，也说明高等中医药院校科技经费筹资渠道的单一。
二、高等中医药院校科技产出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视，科技投入不断增加，以23所高等中医药院校为代表的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得到快速发展，科技专著、科技论文、专利申请及授予数量、成果转化、科技获奖等各类科技成果日益丰厚。
根据《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资料整理，2010―2012年23所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承担的各类科技课题从12413项增加到13626项、科技专著从200部增加到247部、学术论文从21964篇增加到26269篇，三年总计完成科技成果鉴定数1791项、总计实现技术转让收入8928.1万元，各类科技成果授奖680项。但是，由于各个院校发展发展水平不同，科技产出也存在差异，具体比较如下。如表1所示，“年平均教学与科研人员数”反映出各院校拥有科技人力的规模，其中广西中医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规模较大，规模最小的是山西中医学院、山东中医药大学和甘肃中医学院，且15所院校科技人力投入不足院校平均水平。正因为各院校科技人力投入差异较大，下文分别从总量和相对量两方面对比分析各院校的科技产出绩效。
“三年科研专著合计”、“三年学术论文合计”及“三年国外及全国性刊物合计”三个指标主要从学术研究角度反映科技产出的成果，其中具有规模优势的上海中医药大学科研专著最多，河南中医学院和湖南中医药大学跻身第二、第三名，但是从产出效率上看，表1中第3项指标含义为“单位专著所占用的科技人力”，显示山东中医药大学和河南中医学院产出效率最高，上海中医药大学列第四位，规模最小的山西中医学院列十四位；三年学术论文总量最多的前三所院校就是规模最大的三所院校，但是从产出效率来看，第5项指标含义为“单位学术论文所占用的科技人力”，显示规模较小的山东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和南京中医药大学效率最高；同样，“三年国外及全国性刊物”反映学术论文的质量，虽然上海中医药大学在总量上遥遥领先，但从第7项指标反映出的产出效率上看只能排在第三位，而规模较小的山东中医药大学和成都中医药大学却排在了前两位。
“三年成果鉴定合计”、“三年技术转让合同”及“三年技术转让实际收入”三个指标主要从技术研发角度反映科技产出的成果，其中长春中医药大学成果鉴定数最多，是名列第二位的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成果鉴定数的二倍，另，从第9项指标“单项成果鉴定所消耗的科技人力”来看产出效率，长春中医药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名列前三位，而上海中医药大学无论成果鉴定总数还是成果产出效率都位于中间水平；技术转让合同方面，成都中医药大学和安徽中医药大学名列前两位，三年的技术转让实际收入，江西中医学院和成都中医药大学名列前两位，可以看出，这三所院校虽然不具备规模优势，但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却是最强的。
“三年成果授奖”及“三年部级奖”两个指标反映的是科技成果达到的水平，“部级奖”表明获奖质量更高，其中授奖数量排前3名的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和长春中医药大学，而“部级奖”授奖数量最多的是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广州中医药大学。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以23所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为代表的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的科技投入产出绩效还存在不足，一方面，各项指标领先的院校交替存在，缺乏各方面都领先的标杆型院校，如规模大的院校胜在总量指标但效率却不够高，规模小的院校效率指标领先却总量低；另一方面，各院普遍校科研专著和论文等反映学术研究能力的指标值较高，成果鉴定及成果转化等反映R&D能力的指标值较低，说明高等中医药院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还较弱。
三、提高高等中医药院校科技投入绩效的建议
1、完善扶持中医药院校科技发展的多元化筹资政策。上文分析可以看到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科技经费的90%以上来源于政府投入，这不利于中医药院校做强做大，也不利于我国中医药事业的持续发展。如何保障中医药院校科技投入，政府应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西方很多国家都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及类似法律，我国1993年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并于2007年予以修订，它是引领和规范我国科技发展的基本法。但是，我国目前尚无完整的科技法律体系，除了这部基本法之外，各地政府部门还需制定有关本地区科技发展的地方法规，逐步改变过去“政府主导”型的科技投入模式，鼓励多渠道筹集科技资金，引入民间资本、风险投资机构以及外资等；教育主管部门要制定扶持高等中医药院校科技发展的优惠政策。
2、创新科技人才培养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高校拥有众多的专家学者，是知识聚集、人才聚集的场所，在科技创新中有着天然优势。在科技人才的培养模式上，中医药院校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人才资源，制定并实施多种优惠政策和措施，既要自主培养国内专业科技人才又要大力引进海外高端人才，既要以国际国内专家学者为主体又要积极吸收博士、硕士甚至本科生参与，建立科技人才培养梯队。同时，中医药院校要敞开大门，以科技团队为依托，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校校联合；深入与企业联合，如建立科技创新联盟，允许科技人员在企业兼职也允许企业人员到校兼职，充分发挥双方的技术与平台优势；鼓励科技人才多渠道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与国外高校或国际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将科技研发参与到国际前沿问题领域。
3、加强科技资金监管，提高科技产出效益。一方面，政府部门要加强对中医药院校科技资金使用的监管，对科技资金使用主体和监管主体的责权予以明确，对科技项目从立项、支出和结项的每个过程进行外部监督，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另一方面，中医药院校也要加强科技资金的内部管理，科研、财务、审计、资产等部门要制定科技资金管理内部规范，在项目立项阶段要做好预算审核；项目执行中要严格每一笔资金的使用、报销手续，并进行不定期检查评估，及时发现并纠正预算执行中的偏差；项目结项时要进行内部审计，聘请专门的会计事务所或第三方机构，对项目经费的使用效益进行全面审核评价，对预算执行差、产出效益低或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项目，学校不予通过结项申请甚至暂停申报其他项目资格。
科技发展利大的事例篇6
「关键词知识产权制度，国家利益，国家安全
一、知识产权制度对我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影响的分析
总体来看，知识产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很多领域的技术和科技安全，妨碍了我国政治主体及经济主体稳定地获得技术的能力，同时，威胁到我国拥有较大优势的部分资源的利用。但是，虽然现象反映本质，但现象背后的本质往往与现象并非简单一致。如何看待知识产权制度与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关系仍然是个困难问题。
（一）、TRIPs协议与我国的利益。公认的事实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认为包括减少发达国家贸易保护在内的整体一揽子协议会（给他们）带来利益。”[1]有些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等领域都获得了利益。[2]但是，研究表明，就TRIPs而言，获利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甚至连澳大利亚这样的较为先进的国家的统计数字都表明，上世纪90年代，其付给外国版权人的费用比获得的费用多出了12亿澳元。而保护按照TRIPS协议而延长期限的专利付出的代价高达38亿澳元。在澳大利亚的专利也主要有外国申请人获得。[3]因此，TRIPs协议本身是发展中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贸易自由化过程中整体妥协的产物，应该认为，发达国家许诺的开放农业、纺织品市场等承诺是以发展中国家接受TRIPS协议的负担为代价的。在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会谈中，TRIPS作为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是相对合理的。但是，仅就TRIPS协议本身的合理性而言，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在医药专利对公共健康的影响等方面，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但是，作为中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TRIPS协议是否完全是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承受的负担呢？在战略层面上，TRIPS协议是否也符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的判断-“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呢？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前，中国已经建立的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且卓有成效。例如，从统计数字上看，我国国内申请人在专利制度实行的近20年时间内，已经申请了314771项发明专利，占全部发明申请的近50%.从专利制度的实施效果来看，对高校科研和管理人员的调查表明，70%以上的人认为专利制度对于鼓励科技人员进行发明创造有很大或者较大作用。由于专利、版权等不断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利益，因此，知识产权制度有利于科研经费的回收，刺激对于科研经费的再投入。[4]由于专利、版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存在，我国各类经济主体、特别是私营经济体和新兴计算机、生物等产业经济体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按照学者的划分，我国属于科技发展中国家。[5]不可否认，尽管我国有着一定的创新能力，但我国仍然属于技术进口国家。因此，即便是没有TRIPS协议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技术贸易方面，我国仍然会处于进多出少的局面。可以说，这是我国的发展阶段造成的，是不可逾越的。不过，尽管我们仍然处于技术进口的地位，由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给我国带来了大量准确而廉价的技术信息，同时，更关键的是，专利和版权制度的存在，刺激了国内的创新增加。总之，国内早已经实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承担的TRIPS义务对我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也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的。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认为，在TRIPS与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性质上，结论只能是，兴其利，除其弊。
（二）、知识产权制度与国家经济安全。知识产权制度是国家法律和政治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站到国家战略目标的高度，才能正确认识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影响和地位，也才能制定正确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进而保证我国的经济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促进发展的经济战略。借用外国技术和资金是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实践来看，也取得了十分良好的效果。500家最大规模的跨国公司已经有400多家在中国投资。从高科技的摩托罗拉公司到生产饮料的可口可乐公司，从德国的西门子到日本的丰田，这些企业所以在中国投入巨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有着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尽管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认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本身既不能提供必要的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使外国公司在特定国家投资。”[6]但是，应该指出的，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那么，在引进跨国公司投资时，必然面临更大困难。例如，诺基亚公司认为，应该在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行业和国家做生意，以保护自己的研究开发中有价值的成果，进而享有创新带来的市场收益。[7]对于诺基亚这样的公司而言，知识产权战略是其经营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没有知识产权管理、东道国没有知识产权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认为，知识产权制度并非是引进外国投资的充分条件，但在其他政策和条件的支持下，知识产权制度是引进外国投资、特别是高科技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必要制度条件。由于我国加入了TRIPS协议，以积极的姿态保护各国权利人的知识产权，为我国带来了大量直接投资。由于资本利润的实现总是需要以一定的技术为前提条件，而专利制度能够为资本带来垄断性的利润，因此，资本的进入、特别是直接投资（FDI）的进入，往往以东道国是否有完善的知识产权制度为前提条件。[8]由于我国建立并实施了知识产权制度，为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提供了良好的软环境，刺激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我国在2002年成为世界最大的外资（FDI）流入国。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不仅为我国带来了就业机会、贸易赢余和制造技术，关键的是，外国直接投资必须以有形的资产（工厂）为必须载体，因此，避免了外资快速进出所造成的金融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同时，事实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为中国的经济繁荣、人才培养、观念更新等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9]实事求是地看，我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目的。[10]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我国在引进外资的进程中必然遇到更大的困难。从这个角度上讲，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了外国申请人利益的同时，也为我国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尽管知识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但我们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我们就必须坚持并不断完善知识产权制度。
（三） 、重提“弱保护”的谬误
在发展中国家，“往往会发生这种现象，许多人以国内经济发展或国际贸易增长的理由反对将知识资产的产权界定为私有，反对给予知识资产的生产者以法律上的保护，”这种理论称为对知识产权的“弱保护理论”。[11]弱保护的四条理由为：节约国家资金，推进地方工业，有助于取得技术，减少了依赖性。[12]其中取得技术和减少依赖性是与国家安全、特别是技术安全相关的概念。这里重点说明这一点。在没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情况下，想取得技术的完全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技术转移尤其是成套技术转移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不能获得成套完整的技术方案以及完备的技术支持力量的情况下，即便是通过反向工程等方面进行了资金投入和研究，从市场经济角度来看，其结果是模仿者的产品在技术水平上仍然没有竞争力。因此，所谓有利于取得技术，只能是取得不完备的技术方案，往往在经济上没有效益，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在国际贸易中没有空间，不利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提高。而减少依赖性的前提假定之一是国内不产生任何对研究开发的投入，同时，也不产生任何技术创新。同时，也假定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是绝对的，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不存在依赖关系。但是，如果取消知识产权保护或者实际上减弱对知识产权保护，最终的结果是技术创新发生的机会更少，投入科研的资金逐渐降低，使发展中国家反而更加依赖外国的技术供应。
从美国报纸专栏作家Walter Lippmann在1943年第一次使用“国家安全”这个概念以来[13]，现代国家安全观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国家安全中军事安全之外的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等内容明显增加，而且，这些非军事因素的所谓“低级政治”因素不仅开始占有量的优势，而且在国家利益中的权衡中急迫性普遍加大。同时，虽然传统上“每个国家都独立地追求本国的安全，把他国视作不安全的现实因素或潜在因素”，目前看来，尽管我们不能“幼稚地否认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目标的同时，有些国家仍会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诱惑，试图在和平的较量中称霸地区、称霸全球”，但是，由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加之各国利益、各种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复合影响，“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已经成为一种新安全观，安全的要素不再是单一的主体-国家，安全的手段也“从对抗性军事手段转变为合作性的非军事手段”，[14]可以认为，围绕知识产权的斗争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把知识产权作为“国家安全”的手段，其性质应该是“合作性的非军事手段”。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有着一定创新能力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知识产权不仅是负担，也是增强国家经济和科技实力的手段，知识产权国际化不仅意味着义务，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着权利。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消除其弊端，不断增强我们的经济和科技安全是我们的根本利益所在。
总之，虽然知识产权国际化使知识产权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之间有一定冲突，但是，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个国内制度的一部分，仍然起到促进科技、文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产权制度之一，另一方面，知识产权制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引进发达国家技术、知识和信息的必须制度[15].因此，谈论取消知识产权制度或者降低“现有专利、商标、版权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几乎不可能的”。[16]讨论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战略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关系的前提也是如此。我们只能在现有的国际和国内知识产权制度的基础之上尽力维护我国的安全和利益，而不是其他。
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笔者认为，通过采取以下措施，在利用知识产权制度所提供的创新动力的同时，承担国际义务，同时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是可行的。
（一）、加强科技研究开发投入的同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这是在承担国际知识产权制度义务的前提下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根本之道。
知识产权制度的主要作用通过赋予创新者对于研究开发的投入而产生的成果在一定时期内垄断市场的权利，从而使其有机会收回投资，进行科研开发的再投入，进而刺激科技创新不断增加，最终有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安全。学者认为，“全球问题所凸现的经济安全是一种重视并竭力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经济安全”。[17]只有提高经济整体实力，才能保证国家安全。而技术水平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为理论和实践所证明了的。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决定了资本家利润的高低，只有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改善的情况下，经济主体才能获得超乎平均利润率之上的垄断利润，进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证生存。[18]知识产权制度对于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也就是保证投资科技研究开发的市场经济主体能够获得相应的补偿的机会，也是保证投资科技研究开发积极性的最佳制度资源。弱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结果是削弱创新积极性，最终导致技术落后和经济发展的障碍。
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不同，国家或者国家出资的各种机构是科技研究开发的主体。因此，在不断改革科研体系，使科研主体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同时，以加大国家投入来提高知识产权的产出能力仍然是我们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坚持的政策。同时，除了数学、物理等基础性科学研究之外，我们都要把获得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权作为科技评价体系的重要的、基础性要求，改变过去那种科技评价体系与知识产权制度并行的、科技评价体系占主导的“双轨制”。应该看到，作为技术层面的创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果不能转化为知识产权，进而为技术进入市场创造一个基础条件，任何评价体系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为技术创新的目的就是投入生产，而不是形成论文束之高阁。作为生产要素之一的技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国家设定的制度给予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是给了技术创新者参与市场分配的条件以及获得利润的期待权，知识产权制度一方面能够保护其创新投入的回收，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产权制度并非是直接回报的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并不会保证其创新投入的回收，因此，知识产权制度会引导科技创新的市场化，迅速提高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同时，知识产权制度的这个特点也使国家的制度成本降到最低。国家只提供了制度资源，不需要为科技创新的成果提供任何额外投入，而是使经济收入与市场相联系，以参与市场竞争的方式取得回报。而且，大量无法取得市场效益的技术信息会很快以详细、透明、无偿的方式成为生产、科研的基础资源，使社会信息化，进而提高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政府主导的科技评价体系完全不具备上述效果。科技创新围绕政府主导的科技评价体系转，导致大量科技创新投资和人力投入被浪费，同时，科技评价-推广的体制也面临着巨大风险。在没有专利保护的前提下，政府出面组织推广的技术可能落入专利权人的权利范围，不仅会损害专利权人的利益，而且由于专利权受法律保护，获得推广技术的经济主体可能不得不赔偿专利权人的损失，甚至导致生产线下马，产品不能生产、出售。在市场经济模式下，科技评价本身也产生了新的困境。例如，评价错误给投资人造成了损失，由谁来承担责任？在科技评价体系下，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因此，今后，“技术的评价主体应该是市场与社会系统”。[19]
路甬祥认为：“我国原创性的技术创新和重大发明专利稀缺，-其主要原因与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建立起有利于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的有效体制与动力机制有关。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尚不健全，保护力度低，损害了技术创新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在技术发展领域中的职能与市场职能还常常互相混淆”。[20]笔者认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加大科研投入是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经济、科技安全的根本之道。
（二）、制定并实施合理知识产权战略，趋利避害，保护我国知识财产，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必由之道。
我国是有着一定创新能力的大国，同时我国也有着丰富的、可能成为知识财产的各种资源。在承担目前国际知识产权义务的前提下，尽力扩大我国占有优势的知识财产保护的范围，有利于其市场化，必然有利于我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也会提高我国的经济和文化安全水平。
与发达国家相比[21]，我国仍然缺乏一个宏观层面上的知识产权战略，同时，对于已经形成共识的知识产权政策，由于机构叠床架屋、职能划分不清等原因，也难以实施。这十分不利于我国从知识产权制度角度保护国家安全。我国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传统文化资源以及人类基因资源。如果不能得到恰到好处的保护，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也使我国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失。例如，从文化安全和经济利益双重角度看，美国迪斯尼公司演绎我国古代故事“花木兰从军”，并没有支付中国人民一分钱。不仅经济利益受到了损失，而且，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性和美国文化产业的高科技性的吸引力，美国版“花木兰”对中国精神、中国文化的扭曲，以及由于其强大的传播能力对中国人民诠释自己文化遗产的权利的实际剥夺，也为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人民集体意识形态的形成带来了威胁。例如，哈佛大学某华裔专家在安徽为基因研究而私自采集中国人血液样本等等。再例如，我国的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传统工艺品也高度发达。而目前，生物产业、文化产业都是新兴产业，而生物技术和文化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上述我国具有优势的传统资源。比较而言，这些都是我国的优势，因此，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劣势，搞清优势，保护好这些资源，通过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我们的优势，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整体知识产权战略，才能在中长期保护我国国家利益和经济安全。
我国的各类企业目前也普遍缺乏知识产权战略，往往在面临诉讼威胁或者出现其他法律问题的情况下才关注知识产权问题，由于缺乏知识产权战略造成了很大损失，并且将继续威胁我国企业的生存和经济效益。[22]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下，如何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安全的例外条款，也是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自主知识产权是强化国家经济和科技安全的基础。所谓自主知识产权其实主要是指国内权利人所掌握的基础专利以及基础型计算机软件等。[23]核心专利或者说基础专利是经济安全、尤其是企业经济安全的基础。缺乏基础专利或者基础型计算机软件等知识财产，会给企业、进而给国家的利益带来巨大损失。例如，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就重要专利比较，美国有104，541项，而日本只有76，984项，因此，在许多专利诉讼中，日本企业受挫，在贸易中损失惨重。[24]再例如，微软控制了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市场，不仅在经济损害了各国国家利益，也威胁到国家的信息和技术安全。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科技创新决策，在新技术领域集中精力，不间断地在各国获得一批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性手段。通过技术分析，集中力量，在发达国家编织严密的知识产权权利网络中不断打开缺口，才能打破它们的技术垄断、市场垄断和竞争优势，维护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技术安全和正常的市场秩序。
（四）、加强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团结世界上与我国利益一致的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在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充分保护我国的利益的必要手段。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关于知识产权的权利和利益的不平衡是客观的，斗争也是客观的。在一揽子协议的诱惑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进行了重大妥协。但是，随着TRIPS协议执行过程中带来的各种有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问题不断出现，在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下的损失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有了客观基础。《多哈宣言》所反映的发展中国家在公共健康问题上的一致性就表明了这一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壮大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完全有条件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上施加积极影响，使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向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利益的方向上发展。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正在从“零和博弈”的模式发展到共存共荣的新型关系模式。我国的技术、产品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市场上也存在知识产权利益。按照我国的知识产权战略，既团结发展中国家，又充分利用发达国家保护我国在知识产权上的利益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
三、维护国家安全的知产权对策
（二）、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建立知识产权安全制度
1、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安全例外条款，建立我国的知识产权安全制度。TRIPs协议第73条规定了安全例外条款。主要内容为协议不得阻止成员采取认为对保护其根本安全利益所必须的任何行动以及协议不得要求披露违背其根本安全利益的信息。[25]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序言中也宣称“各成员认识到不应阻止任何国家采取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所必需的措施。”这些条款实质上是为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封锁技术而设[26]，其中存在很大的滥用可能，甚至有人认为该条款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干涉的工具、经济侵略的机制和殖民主义的一个新变种。”[27]但是，从实践中看，“安全”和“基本安全利益”往往被进行宽泛的解释，“安全”和“基本安全”的概念仍然可以作为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保护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基于WTO的例外条款，建立知识产权安全制度，在WTO框架内解决一定时期特定知识产权问题是可行的。目前我国缺乏相应的机制和具体落实例外条款的有关法律规定，不利于保护知识产权国家利益。仿照美国的制度，[28]我国可以在WTO执行的框架下建立自己的安全机构，负责审核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以及技术进出口对我国的影响，转变原来安全限于军事斗争安全，技术安全限于军事技术的观念，使安全与贸易挂钩，通过国际贸易的手段充分保护我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
2、利用TRIPs协议的有关规定，促进技术和信息的流入，保护技术和信息安全。TRIPs协议第7条规定，“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有助于促进技术革新及技术转让和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互相利益，并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及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根据这个宗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创造者”和知识财产的“使用者”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应该是相对平等的。充分利用这个条款，在保证“对专有权作出的”“限制或例外仅限于某些特殊情况，且与作品的正常使用不相冲突，”“不无理损害权利持有人的合法权益”的界限内，在制度上进行有关安全的安排是可行的。例如，完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的有关规定，使之上升到法律的层次，把强制许可当作技术转移壁垒的强大威慑力量，是为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所允许的、有利的技术安全武器。目前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并没有明确《专利法》所称的“紧急状态”、“非常情况”以及“公共利益”，在留下的较大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也使该《办法》操作性大打折扣。再例如，要求著作权人在我国国内在合理的期限内以合理的价格出版或者许可其作品、进而保证信息安全也是可行的。避免再次出现美国EST诉新东方学校的情况。[29]
（三）、利用我国在知识财产中的若干优势，加速建立保护我国国家利益的有关法律。在知识产权领域，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是技术进口国，是知识产权的“使用者”。但是，在遗传资源、民间文艺、传统知识等方面，我国却占据一定优势。而从目前的知识产权发展趋势看，发展中国家对生物多样性、传统资源、传统知识等客体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国家已经或者正在建立关于生物多样性和其他遗传资源的法律，对于这方面的利益加以保护。[30] 在生物技术、基因技术以及医疗和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今天，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获得生物多样性资源、人类基因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可以通过建立有关法律，分享使用上述资源的利益或者保护上述资源不受损害。同时，在国际上，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使对上述客体的保护成为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有利于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扩大到生物和基因技术，也导致生物海盗行为频频发生。因此，在我国生物和基因资源十分丰富的国情下，尽快出台关于基因研究的知识产权政策，坚持对于“发现”不授予专利的原则，保护我国的基因资源，使专利权只授予那些将基因序列具体功能进行开发的发明人[31]，必将有利保护我国以及其他发展国家的国家利益。
建立专利以及计算机软件的信息及时公开制度。研究表明，在专利领域，发明人的申请是有客观规律的。在技术发明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专利战略的实施。专利申请既能反映技术发展的规律，也能反映市场占有趋势。哪个领域的专利申请急剧增加，一般说明这一领域在这个时期内是技术发展的方向。[32]哪个国家的外国申请量急剧增加，一般就反映了外国公司对这个国家市场的重视程度。计算机软件开发实质上是技术开发，也遵守上述规律。跟踪技术发展方向和市场瓜分的趋势是建立安全制度的基础。一方面，掌握新的技术发展方向可以使我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盲目投入技术研究的资源浪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科研机构和外国研究机构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另一方面，追踪市场动向也为我国企业实施其自身知识产权战略，维护经济安全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分行业、分技术领域，对重点企业、重点技术进行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信息公开制度，有利于促进企业在竞争过程中的信息对称化，可以促进充分的市场竞争。
（四）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合作促进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使之有利于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2、在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与发展中国家充分合作，避免过度的制度竞争。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方面有着共同的需求。因此，发展中国家往往“以市场换技术”，但是，这种战略往往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优惠上互相竞争，最终形成的国际秩序往往不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技术安全。因此，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制度上达成较为广泛的共识，建立某种形式的知识产权战略同盟，进而确保知识产权的国际秩序相对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是极为重要的。当前，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两个阵地，特别是利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多数地位，影响世界知识产权制度的进程，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进而保护我国的国家利益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五）、针对我国国情，在现有知识产权框架下建立中国可持续发展所必须的知识产权安全制度。
1、在有关国家核心安全的技术和产业领域实行特殊政策。例如，农业和粮食安全对我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我国有13亿人口，粮食问题必须在较大程度上自主解决才能保证国家的最终安全，另一方面，我国有近70%的人口是农村人口，其中有近四亿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农业问题也是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因此，知识产权制度如何保证农业和粮食安全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讲，“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非常困难，私人通常不愿意在改良作物品种和耕作方法方面投资。鉴于此，发达国家为建立农业研究开发与技术推广体系花费了大量钱财。这种以公共品方式提供生物技术的体系的发展，使土地节约型技术的供给成为可能。”[33]“仅仅依靠农民和肥料供给工业中的私人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努力，这样的科学为基础的农业的发展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确立和保护生物技术发明的专利通常是困难的，所以很难从私人部门动员足够的投资来改良作物品种和耕种方法。由于这一原因，像美国这样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花费了大量的钱财来建立公共支持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这种以公共品方式提供生物技术的体系的发展，是诱致性制度创新的一个例子，它使体现农民要求的新的土地节约型技术的供给成为可能。”[34]可以看出，尽管有植物品种保护的有关法律，但是，从实际效果看，以明确新品种产权保护的方式并不利于农业新品种的产生；另一方面，植物新品种保护确实面临着客观困难。由于我国农业的主要是一家一户的小农业模式，每个农民都是最终用户，传统的权利人获益方式也确实难以得到保护，因此也难以在我国农村应用。新品种保护的有关法律难以起到刺激发明和科研的作用，因此，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强制许可条款具有的威慑力量就十分有限。建议我国在新品种保护领域建立公共专利制度，参考发达国家在农业新技术研究的办法，以国家投资为主，所形成的成果归国家机构代表国家持有，国家建立对发明人和发明单位的奖励机制，同时无偿向农民推广。而在国际贸易中，则由有关机构代表国家对所持有的专利收益，将收益转化为对农业技术和新品种的再投入。
这种模式可以促进农业技术的快速进步，同时，又不会使国家投资的技术成果丧失知识产权保护，丧失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最终促进我国农业和粮食安全。
2、 我国“打赢高科技局部战争”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完善国防保密专利制度。认为：“知识作为一种军事要素，在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中占有特殊的地位。”[35]当前在国防技术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部分领域的专利权为外国申请人获得，国防工业在武器制造方面的法律空间缩小，另外，多年的封闭型、计划型国防工业体系在拥有大量创新的情况下却白白失去专利权，进一步为外国申请人所封锁[36].要改变这一局面，一方面靠加大科研投入，不断创新，另外一方面则改变传统军事工业技术共享的模式，以知识产权的明晰化来推动军事工业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竞争。也就是说，打破军事技术开发大锅饭的局面，谁开发，谁享有，军事装备要通过军事工业企业之间的竞争性的开发来不断提高水平，而不是一家研究，大家享有。这样的方式看似降低了军事装备技术革新的速度，但由于这种制度的潜在的促进技术开发竞争的力量，最终的结果是技术创新大量增加和军事装备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可持续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军事工业企业重视专利，才有利于军事工业企业涌现大量的受专利保护的新技术，进而有利于我国的军事安全。
3、 加强对新药及医疗设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促使新药和新医疗设备的大量涌现，保证我国的公共健康安全。随着专利战的日益激烈，在医药、特别是公共健康危机的技术应对措施的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公共健康是核心的国家安全利益之一。比较而言，医药产业的利益是较小的利益，而公共健康利益则是较大利益。在我国医药研究开发明显较弱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能够获得有效的新药是极为重要的。通过提高医药和医疗器械专利的保护标准，吸引外国医疗企业针对中国人特定情况开发新药，不失为一个保证公共健康的有效手段。同时，如前所述，专利保护并不会窒息国内企业创新的积极性。
在强制许可条款的威慑下，我国应该加大医疗和医疗设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延长相关领域技术的保护期限，以高于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水平来促进新药的不断涌现。研究表明，“如果没有专利保护，60%的药品不能研究出来，65%不会被利用”。[37]同时，由于科学研究和实验一般不会侵犯专利权，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以利用医药专利的信息，从而有利于新药的进一步开发。另外，新药的开发往往投入巨大。例如在美国一种新要往往需要花费10已甚至20亿美元，经历20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因此，新药研究开发需要专利的强有力保护，以便于发明人收回投资。否则新药研究就是不可持续的。我国有13亿人口，公共健康问题是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同时，随着医疗和基因科学的发展，新的药物、疫苗越来越与特定人群的特定状况有关。[38]
如果对于公共健康应急技术研究所必须的基因、病毒等微生物授予专利而“不要求任何回报”，那必然的结果是增加研究的成本，延长研究的周期。因此，建立某种形式的“公共专利”也不失为解决公共健康的途径之一。[39]由国家确定公共健康危机并将应对该危机所形成的技术措施（包括药物和器械）的知识产权授予某个特定机构，并进行非独占许可，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国家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能力，减轻公众负担。
4、 制定商业秘密保护法，特别注意保护高科技企业商业秘密。随着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许多高科技企业掌握了许多技术秘密以及其他商业秘密，成为企业乃至我国整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是，由于我国没有有效的、专门的商业秘密法，使商业秘密得不到有力的保护。例如，华为公司投资数亿元人民币开发的某项技术，被原职工辞职后窃走，以一千万美元的价格出卖给某美国公司[40].这不仅严重损害了我国科技企业的经济利益，也严重损害了其科技核心竞争力。对于这样的行为如果不加大惩处力度，必然不利于我国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因为，华为尚是一个大型的、有一定风险承担能力的企业，如果这样的情况被规模不大、仅有一两项核心技术的企业遇到，那可能就是灭顶之灾。为了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必须在商业秘密保护上加大力度，打击盗窃商业秘密的行为。
5、 在有关技术和产业领域，加大投入，以政府为主导，强力推广知识产权战略和制度，促进形成一批核心知识产权。在前述的粮食、能源、环境保护、公共健康、国防等领域加大科研开发的投入，不断形成相关知识产权，是我国国家安全的根本之道。而实现这一战略，一方面要靠科技开发投入，不断产生新成果；另外一方面，也要辅之以合理的专利战略。在这些关系核心安全利益的行业的企业还不能自发地“长成”专利战略的情况下，应该充分利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集中精力办大事”，由政府主导，指导、辅助甚至包办代替，为有关企业和科研单位设计并实施合理的专利战略，使科研开发的投入所产生的成果形成尽可能多的、独立的知识产权，或者以专利等形式形成与外国专利的共生状态，必然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国家安全。
6、 建立专利预警机制。这方面论者多多，不再赘述。只是需要提及一点，那就是，预警机制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信息服务型预警制度。即在法律允许的期限内，通过定期公布某些行业的专利申请状况，使国内企业对于专利走势有清晰的了解，促使他们及时调整技术开发方向和市场营销方向。第二个层次是要针对对于有关高技术核心产业、有关国际民生的关键技术的专利动态进行实时监控，并有针对性地集中力量进行攻关，以突破专利权封锁、设计专利策略饶过专利权封锁或者以形成共生专利的方式打破专利封锁，及时保护我国国家经济和科技安全。
总之，知识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科技安全以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都存在一定影响，在利用好知识产权制度的同时，通过采取一定的战略和措施，我们能够做到既承担国际义务，保持市场开放，又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注释
[1] 参见：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编译，2003年1月。第13页。
[2] Peter Drahos with John Braithwarite： Information Feudalism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2002，p11.
[3] Peter Drahos with John Braithwarite： Information Feudalism Earthscan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2002，p11.
[4] 参见：陈美章：“中国专利制度对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作用”，《专利法研究（1999年卷）》，知识产权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5] 按照若干指标，各国科技实力划分为五类：科技强国、科技大国、中等科技大国、科技发展中国家和科技弱国。参见：肖峰：“我国技术发展的现状与动力分析”，《未来与发展》，2001年第4期。
[6] 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编译，2003年1月。第2页。
[7] 齐晓寰：“创新带来竞争优势和企业形象”，在“第二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创造力与发明国际论坛”的演讲。2002年5月23日—25日，北京。
[8] 张志成：“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战略研究”，郑胜利主编：《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版。
[9] 关于跨国公司的作用的有关论述，参见：张志成：“跨国公司知识产权战略评析”，郑胜利主编：《北京大学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版。
[10] 王新华：“跨国公司对我国技术扩散的限制性因素及对策分析”，《经济前沿》，2002年第1期。
[11] 刘茂林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82页。
[12] 关于弱保护理论刘茂林有较为详尽的论述，其中日、韩两国的案例研究是驳斥目前知识产权界部分人士关于弱保护呼吁的有力证据。参见：刘茂林著：《知识产权法的经济分析》，法律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第82页。
[13] 蔡拓等著：《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2002年5月第1版，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66页。
[14] 蔡拓等著：《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2002年5月第1版，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70页—382页。
[15] 英国知识产权委员会认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本身既不能提供必要的也不能提供足够的动力使外国公司在特定国家投资。”但是，应该指出的，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那么，在引进跨国公司投资时，必然面临更大困难。见“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的整合”，国家知识产权局条法司编译，2003年1月。第2页。
[16] 郑成思：“传统知识与两类知识产权的保护”，《知识产权》，2002第4期，第3页。
[17] 蔡拓等著：《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2002年5月第1版，天津人民出版社，第387页。
[1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415页、第176页。
[19] 路甬祥：“技术创新与发展规律”，《前线》2002年第5期。
[20] 路甬祥：“技术创新与发展规律”，《前线》2002年第5期。
[21] 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制定了有关知识产权的战略。
[22] 参见：张平：“数码相机：会成为DVD第二？”《知识产权》2003年第5期，第35页。
[23] 对于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解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区。所谓“自主”并非是由国家掌握。一方面，按照TRIPS协议，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即财产权的一种，另一方面，对于我国来说，作为产权的一种，就不仅可以属于国家，更应该属于企业、私人。自主的主要含义应该是在国际竞争中我国经济主体或者以我国为母国的公司所掌握的核心的、基础发明专利以及原创型软件等知识财产。郑成思先生持此观点。参考：郑成思：“知识产权与法典化问题研究”，在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庆祝建院10周年上的学术报告。
[24] 刘志远等：“国外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比较”，《科技进步与对策》，1998年第5期。
[25] TRIPs协议第73条。
[26] 参见：陈卫东著：《WTO例外条款解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北京第一版，第361页。
[27] Wesley A. Cann， Creating Standards and Accountability for the Use of WTO Security Exception： Reducing the Role of Power-based Relations and Establishing a New Balance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Multilateralism，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 at Law， Vol.26 （2001）， No.4， pp413-485. 转引自：陈卫东著：《WTO例外条款解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北京第一版，第361页。
[28] 例如，美国建立了“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等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安全机构。见：贾琳：“入世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两面性”，《红旗文摘》，2003年第17期。
[29] 据中央电视台报道，EST诉新东方学校非法使用其考试资料案一审以新东方学校败诉而结束。但是，新东方学校则以TRIPS协议第7条的精神辩称：中国考生无法在中国境内从任何合法渠道得到EST考试资料。事实上，EST是在不在中国出版中国所需资料的情况下胜诉的。这一结果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国没有落实TRIPS协议第7条的任何法律规定，导致新东方无法合法获得信息而又败诉的结局。
[30] 例如，巴西于2001年通过的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暂行条例》等。当然，对这一领域的“知识产权化”是否合适还存在争议。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一种财产权可能的资源，我们还是要尽力争取，哪怕最终的表现方式不一定是知识产权。
[31] 李辉智：人类基因组计划带来的伦理与法律问题，《西南政法大学学报》（重庆），2003，2，45-51.
[32] 参见：刘志远等：“国外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比较”，《科技进步与对策》，1998年第5期。
[33] 林毅夫：“序言一：市场、国家和社区三位一体与经济发展”，[日]速水佑次郎著：《发展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第8页。
[34] [日]速水佑次郎著：《发展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第90页。
[35] 转引自：杜颖：“国防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知识产权》，2002年第4期。
[36] 军事工业的发展也为知识产权所困扰，这已经成为现实。在没有相关法规的情况下，专利权人同样可以提起相关诉讼来禁止军事工业企业制造相关武器。例如，俄罗斯与以色列签署的《传统军事产品销售市场合作协议》以及《知识产权协议》，要求以色列在俄制装备贸易和出口的合同中，要邀请俄罗斯公司参加。见：书山：“俄重视军用知识产权”，《中国知识产权报》，2003年10月14日第3版。另外，参见：杜颖：“国防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知识产权》，2002年第4期。另据报道：美国一专利权人则正在试图阻止台湾生产一种他拥有专利权的武器。
[37]张清奎：“中国对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么厉、肖诗鹰、刘钢华主编：《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282页。
[38] 例如：针对白人的AIDS病疫苗和针对黑人的AIDS疫苗就有差异。
科技发展利大的事例篇7
要提升中关村园区的竞争力，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不行的，与此同时《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为园区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注入了一支生命剂。《条例》是一部由北京市人大批准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它不是以规定园区的管理机构和优惠政策为主要内容，而是以规范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行为规则和法律责任为主要内容。不仅是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适用本《条例》。凡是园区的组织和个人以及其它主体的相关活动都平等的，无一例外的适用本条例。《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以知识市场经济为主题，以高新技术为关键，从中关村实际出发，走向国际。它包括行政、民商、经济、科技、社区、文化、涉外、人事、执法等方方面面内容。《条例》显示出立法机关、决策人物、专家三方面较好的结合。《条例》的核心实质是把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成果最终通过法律体系固定下来。这部法规出台的宗旨是为了营造有利于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同时加快园区与国际的接轨。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是个什么样的法：①《条例》是一个区域法而不是产业法。其更侧重于把园区作为一个特区，通过立法在园区内营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平台，而不是像以往的惯例，通过立法为企业争取到更好的优惠的政策。②《条例》是一个超前法不是现实法。所谓超前法是在立法时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为园区未来的发展留下较大的空间。而现实法旨在企业现实中遇到的问题。③《条例》是个创新法而不是集锦法。创新法是对先行法律制度尚未涉及的空间领域进行立法，为园区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而集锦法只是将适用园区的现行有效的法规，政策汇集起来。④《条例》是一个框架法而不是个操作法。它着眼点是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发展构件一个性的制度框架，为园区提供一个法治平台。
今年实施的《条例》，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从法律上，首先确定了园区作为一个特定领域，受到特别法律调整的地位。在此之前，国家对园区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以及工商管理领域，对于中关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条例》则对园区的整体法制规划,提出了建设科技园区的全方位法制环境:：第一是政府服务环境。.《条例》中表现强烈的政府为经济服务的特色.，这一点对于中关村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得到加强。公开执法，听取意见，接受监督，是《条例》中政府执法的重要要求；第三，使市场交易环境更加宽松，明确确立了交易的自主性和当事人意志的决定性；第四，投资环境得到改善。投资的形式，投资条件以及投资的保护都给予明确的规定。比较其他相关的法律规定，《条例》在约束投资的条件上放宽，而在保护投资上则加强力度；最后是人才流动环境。人才问题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问题，人才的自由流动，涉及到国家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管理制度，福利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一直是阻碍园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条例》在这方面做了最大的努力，规定了一系列的重要原则，保障人才的流动性。
《条例》为高科技企业创造了更为宽松的法治环境。它其中的一些条款在国家宏观的法律框架下也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创新，具有鲜明的特色。下面将对于这些特色和创新结合条文进行分析：
⑴以从事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明文禁止的活动，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违公德的行为除外。”这是世界各国法律所普遍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其意思是说，任何在法律规范调整下的公民或组织，所实施的行为只要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为禁止的，都是合法有效的。这条原则在我国的法律中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也是此次园区立法突破最大的一点，第三款后面的但书（属于排除形式的但书）对于三种最基本的损害社会，公民的行为，做出了排除。说明，“法无名文不为过”是在一定限度下的“不为过”。
⑵企业设立时可以不设立经营范围《条例》第九条规定，在中关村设立企业，办理工商登记时，工商机关对其经营范围不作具体核定。这表明中关村有关方面在企业登记注册方面将摆脱审批制，向核准制迈进。这是在企业登记注册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向着市场化目标和国际惯例迈出的一大步。
⑶明文规定保护创业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条例》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组织和个人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投资的资产、收益等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占有或者实施其它侵害行为。这为靠知识创造财富而使自己富裕起来的投资者和创造者解除了后顾之忧。这一条是符合条例的立法宗旨的。
⑷规定了我国法律体系中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新的企业形式-——有限合伙有限合伙是一种较为古老的企业、商业组织形态。他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适应不同投资者的要求。德国商法典规定了有限合伙，根据德国商法典第171条和172条的规定，有限合伙是为了在某一商号的名义下从事商事营业而建立的一种商事合伙。有限合伙中包括两种合伙人，即至少一个无限责任合伙人和一个有限责任合伙人。有限责任合伙人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合伙的债权人承担责任。而英美法则把以合伙存在的有限合伙和两合公司一起统称为有限合伙。根据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是指在按照某一州的法律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合伙。其中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有限合伙人。这与德国商法典的有限合伙的概念基本相同。我国在1997年颁布的合伙法中没有规定有限合伙的形式，其中第五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的字样。”在我国《合伙企业法》起草时曾有专门的有关“有限合伙”的一章，但是在最后审查通过时被删除了，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国目前没有这种企业形态的实践，似乎也没有这种企业形态的需求。既无实践经验，也无立法需求，所以就这样被删掉了。该法第九条还规定：“合伙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一限制也不合理，有限合伙是投资的组合，为了促进风险投资，还应该允许“机构”充当合伙人，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风险投资机构采取有限合伙的形式，可以防止过度，投资者可以预测到自己受到的最大损失，作到量力而行。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对合伙实行双重征税。对合伙不应征企业所得税，只在利润回报个人的时候对其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是国际惯例，有利于促进风险投资。要解决有限合伙在我国存在的双重征税问题，就得突破现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条例》中对有限合伙做了肯定，明确规定：“风险投资机构可以以有限合伙的形式。”并且规定：“有限合伙的所得税由合伙人分别交纳。属于自然人的合伙人，其投资所得交纳个人所得税；属于法人的合伙人，其投资所得交纳企业所得税。”《条例》的这项规定，可以防止重复征税，为投资者和经营者创造了更好的经营环境。
⑸明文规定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学校教师学生兼职创业合法《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教师和科研人可以离岗或者兼职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创业。凡离岗创业的，经所在单位与本人以合同约定，在约定期限内可以保留其在原单位的人事关系，并可以回原单位重新竞争上岗。十五条第二款又规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学生可以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或者在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和科研成果转化工作。需要保留学籍的，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保留一定期限的学籍；保留学籍的期限，由所在学校或者科研机构与学生与合同约定。”
⑹为引进人才突破了制度障碍条例明确规定，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高校科研机构应届毕业生受聘于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可以直接办理本市常住户口；引进园区发展所需的留学人员，外省市科技和管理人才，可按规定办理《工作寄往证》或常住户口，不受进京指标限制。这一条是对人才市场的开放的规定。其中“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办理《工作寄往证》或常住户口，不受进京指标限制，”可以算是一个进步，它是条例的核心制度，起到瓶颈作用。
⑺明文规定了反垄断第二十三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正常的商业秩序。“垄断”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利益，通过合谋性协议安排或协同行动，或滥用经济优势地位，排斥或控制他人正当的经济活动，在某一生产或流通领域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行为。就广义而言垄断就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条例》以明文的形式规定了反垄断，为中关村地区经营者，投资者建立一套自由、公正、有效、统一的市场竞争机制。使资源配置达到合理，最大限度的发挥经济潜力。充分利用中关村的科技与资源，创造最佳的市场经济体制。
⑻明确具体地对保护商业秘密和竞业限制进行了规定本《条例》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条逐条对保护企业商业秘密方面进行规定。对企业与员工签订保密合同、员工承担保密义务、订立专门竞业限制合同等一些做出了具体的，专门规定。
⑼建立了信用担保准备金制度和财政有限补偿担保代偿损失制度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在中关村科技园区依法设立信用担保制度，为中小企业提供以融资担保为主的信用担保。
⑽规范土地一级开发明确了“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开发”的原则，解决中关村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关村一带房地产价格过高，这与它作为一级的科技园区是不相适应的。有关专家学者早就提出，要运用立法的形式改变中关村房地产价格过高的泡沫状况，使之适应价值规律。本条例规定的这一规则为这一状况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
⑾增设了园区企业的投诉渠道除了现有的，复议和诉讼等渠道，《条例》规定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可以向园区管理机构投诉。
⑿我国法律中首次设专章规范政府机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第五章以整章篇幅规定了规范政府机构。这是条例的一个亮点，是第一次专章对政府行为做出法律规范。并且第一次明确的，系统的规定了政府听证制度，虽然限定的范围过窄，但就同步来讲已是实属不易了。
⒀对政府“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文规定政府不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造成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不能享受应有的权利和利益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以上是笔者总结出的15项创新或特色。除此之外，《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立法原理、理论框架、结构模式上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关村是伴随着中国行政法制的进程发展而起来的，中国政府从早期的直接干预经济，逐渐转行到宏观调控；从政府命令到依法行政；从依法行政到行政法治。政府不再满足于严格执行法律而开始考虑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科学性。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早期的服从下放命令，到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到政府为企业服务，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这个时期的出台，正是适应了这一大趋势。
科技发展利大的事例篇8
要提升中关村园区的竞争力，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是不行的，与此同时《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的颁布与实施，为园区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注入了一支生命剂。《条例》是一部由北京市人大批准颁布的地方性法规。它不是以规定园区的管理机构和优惠政策为主要内容，而是以规范包括政府在内的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行为规则和法律责任为主要内容。不仅是园区的高新技术企业适用本《条例》。凡是园区的组织和个人以及其它主体的相关活动都平等的，无一例外的适用本条例。《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以知识市场经济为主题，以高新技术为关键，从中关村实际出发，走向国际。它包括行政、民商、经济、科技、社区、文化、涉外、人事、执法等方方面面内容。《条例》显示出立法机关、决策人物、专家三方面较好的结合。《条例》的核心实质是把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成果最终通过法律体系固定下来。这部法规出台的宗旨是为了营造有利于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同时加快园区与国际的接轨。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是个什么样的法：①《条例》是一个区域法而不是产业法。其更侧重于把园区作为一个特区，通过立法在园区内营造一个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济平台，而不是像以往的惯例，通过立法为企业争取到更好的优惠的政策。②《条例》是一个超前法不是现实法。所谓超前法是在立法时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为园区未来的发展留下较大的空间。而现实法旨在企业现实中遇到的问题。③《条例》是个创新法而不是集锦法。创新法是对先行法律制度尚未涉及的空间领域进行立法，为园区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制度安排。而集锦法只是将适用园区的现行有效的法规，政策汇集起来。④《条例》是一个框架法而不是个操作法。它着眼点是对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建设发展构件一个宪章性的制度框架，为园区提供一个法治平台。
今年实施的《条例》，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从法律上，首先确定了园区作为一个特定领域，受到特别法律调整的地位。在此之前，国家对园区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主要体现在税收优惠以及工商管理领域，对于中关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条例》则对园区的整体法制规划，提出了建设科技园区的全方位法制环境:： 第一是政府服务环境。. 《条例》中表现强烈的政府为经济服务的特色.，这一点对于中关村的发展至关重要；第二，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得到加强。公开执法，听取意见，接受监督，是《条例》中政府执法的重要要求；第三，使市场交易环境更加宽松，明确确立了交易的自主性和当事人意志的决定性；第四，投资环境得到改善。投资的形式，投资条件以及投资的保护都给予明确的规定。比较其他相关的法律规定，《条例》在约束投资的条件上放宽，而在保护投资上则加强力度；最后是人才流动环境。人才问题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核心问题，人才的自由流动，涉及到国家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管理制度，福利保障制度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一直是阻碍园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条例》在这方面做了最大的努力，规定了一系列的重要原则，保障人才的流动性。
《条例》为高科技企业创造了更为宽松的法治环境。它其中的一些条款在国家宏观的法律框架下也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和创新，具有鲜明的特色。下面将对于这些特色和创新结合条文进行分析：
⑴ 以从事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明文禁止的活动，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除外。”这是世界各国法律所普遍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其意思是说，任何在法律规范调整下的公民或组织，所实施的行为只要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为禁止的，都是合法有效的。这条原则在我国的法律中还是第一次出现，这也是此次园区立法突破最大的一点，第三款后面的但书（属于排除形式的但书）对于三种最基本的损害社会，公民的行为，做出了排除。说明，“法无名文不为过”是在一定限度下的“不为过”。
⑵ 企业设立时可以不设立经营范围《条例》第九条规定，在中关村设立企业，办理工商登记时，工商机关对其经营范围不作具体核定。这表明中关村有关方面在企业登记注册方面将摆脱审批制，向核准制迈进。这是在企业登记注册方面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向着市场化目标和国际惯例迈出的一大步。
⑶ 明文规定保护创业者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条例》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组织和个人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投资的资产、收益等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占有或者实施其它侵害行为。这为靠知识创造财富而使自己富裕起来的投资者和创造者解除了后顾之忧。这一条是符合条例的立法宗旨的。
⑷ 规定了我国法律体系中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新的企业形式-——有限合伙 有限合伙是一种较为古老的企业、商业组织形态。他的产生和发展是为了适应不同投资者的要求。德国商法典规定了有限合伙，根据德国商法典第171条和172条的规定，有限合伙是为了在某一商号的名义下从事商事营业而建立的一种商事合伙。有限合伙中包括两种合伙人，即至少一个无限责任合伙人和一个有限责任合伙人。有限责任合伙人在其出资范围内对合伙的债权人承担责任。而英美法则把以合伙存在的有限合伙和两合公司一起统称为有限合伙。根据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的规定，有限合伙是指在按照某一州的法律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合伙。其中包括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普通合伙人和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有限合伙人。这与德国商法典的有限合伙的概念基本相同。我国在1997年颁布的合伙法中没有规定有限合伙的形式，其中第五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的字样。”在我国《合伙企业法》起草时曾有专门的有关“有限合伙”的一章，但是在最后审查通过时被删除了，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国目前没有这种企业形态的实践，似乎也没有这种企业形态的需求。既无实践经验，也无立法需求，所以就这样被删掉了。该法第九条还规定：“合伙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一限制也不合理，有限合伙是投资的组合，为了促进风险投资，还应该允许“机构”充当合伙人，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风险投资机构采取有限合伙的形式，可以防止过度，投资者可以预测到自己受到的最大损失，作到量力而行。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对合伙实行双重征税。对合伙不应征企业所得税，只在利润回报个人的时候对其征收个人所得税，这是国际惯例，有利于促进风险投资。要解决有限合伙在我国存在的双重征税问题，就得突破现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条例》中对有限合伙做了肯定，明确规定：“风险投资机构可以以有限合伙的形式。”并且规定：“有限合伙的所得税由合伙人分别交纳。属于自然人的合伙人，其投资所得交纳个人所得税；属于法人的合伙人，其投资所得交纳企业所得税。” 《条例》的这项规定，可以防止重复征税，为投资者和经营者创造了更好的经营环境。
转贴于 ⑸ 明文规定中关村科技园区内的学校教师学生兼职创业合法 《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教师和科研人可以离岗或者兼职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创业。凡离岗创业的，经所在单位与本人以合同约定，在约定期限内可以保留其在原单位的人事关系，并可以回原单位重新竞争上岗。十五条第二款又规定：“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学生可以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创办高新技术企业，或者在企业从事技术开发和科研成果转化工作。需要保留学籍的，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保留一定期限的学籍；保留学籍的期限，由所在学校或者科研机构与学生与合同约定。”
⑹ 为引进人才突破了制度障碍 条例明确规定，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高校科研机构应届毕业生受聘于园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可以直接办理本市常住户口；引进园区发展所需的留学人员，外省市科技和管理人才，可按规定办理《工作寄往证》或常住户口，不受进京指标限制。这一条是对人才市场的开放的规定。其中“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办理《工作寄往证》或常住户口，不受进京指标限制，”可以算是一个进步，它是条例的核心制度，起到瓶颈作用。
⑺ 明文规定了反垄断 第二十三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制止垄断行为，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正常的商业秩序。“垄断”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社会利益，通过合谋性协议安排或协同行动，或滥用经济优势地位，排斥或控制他人正当的经济活动，在某一生产或流通领域实质上限制竞争的行为。就广义而言垄断就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条例》以明文的形式规定了反垄断，为中关村地区经营者，投资者建立一套自由、公正、有效、统一的市场竞争机制。使资源配置达到合理，最大限度的发挥经济潜力。充分利用中关村的科技与资源，创造最佳的市场经济体制。
⑻ 明确具体地对保护商业秘密和竞业限制进行了规定 本《条例》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条逐条对保护企业商业秘密方面进行规定。对企业与员工签订保密合同、员工承担保密义务、订立专门竞业限制合同等一些做出了具体的，专门规定。
⑼ 建立了信用担保准备金制度和财政有限补偿担保代偿损失制度 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在中关村科技园区依法设立信用担保制度，为中小企业提供以融资担保为主的信用担保。
⑽ 规范土地一级开发 明确了“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开发”的原则，解决中关村房地产价格过高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关村一带房地产价格过高，这与它作为一级的科技园区是不相适应的。有关专家学者早就提出，要运用立法的形式改变中关村房地产价格过高的泡沫状况，使之适应价值规律。本条例规定的这一规则为这一状况提供了很好的解决办法。
⑾ 增设了园区企业的投诉渠道 除了现有的信访，复议和诉讼等渠道，《条例》规定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可以向园区管理机构投诉。
⑿ 我国法律中首次设专章规范政府机构 《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第五章以整章篇幅规定了规范政府机构。这是条例的一个亮点，是第一次专章对政府行为做出法律规范。并且第一次明确的，系统的规定了政府听证制度，虽然限定的范围过窄，但就同步来讲已是实属不易了。
⒀ 对政府“不作为”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文规定 政府不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职责造成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不能享受应有的权利和利益时，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以上是笔者总结出的15项创新或特色。除此之外，《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立法原理、理论框架、结构模式上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关村是伴随着中国行政法制的进程发展而起来的，中国政府从早期的直接干预经济，逐渐转行到宏观调控；从政府命令到依法行政；从依法行政到行政法治。政府不再满足于严格执行法律而开始考虑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和科学性。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早期的服从下放命令，到服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到政府为企业服务，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在这个时期的出台，正是适应了这一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