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5 04:46:50
鲁迅与萧红是师生关系,有人却反对,说鲁迅暗恋萧红。理由是,如果不是暗恋,他为何那般推荐萧红的作品,还毫不吝啬地赞美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我对鲁迅的理解是,他对萧红仅止于喜欢,但还未至于暗恋。在情感上,鲁迅基本上不追女人,原配太太是包办,他不喜欢,一辈子都对她很冷淡。许广平成为鲁迅的夫人,也很费了些周折。两人都同居了,鲁迅对外界还避嫌着他们的关系,称许广平是他的助手。如果朋友在他家撞见许广平,他就对人说,许广平是来帮他抄稿子的。出去旅游,非要三人房,让友人陪睡,仿佛这样才能表示他们的清白。对于萧红,鲁迅有必要暗恋吗?
但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帮助,就没有萧红的成名。
鲁迅起先也很怠慢萧红。萧红不美,那时也还看不出什么才华,只是很普通的一个女人,但是她性格特别好。在与鲁迅通信不久,她就对鲁迅发出了抗议书,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她为女士。这种近于孩子撒娇的抗议改变了两人之间拘谨的关系。鲁迅在回信里也开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吧。”
在婚后,许广平不但成了鲁迅事业上的助理,也是他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伴侣。但显然,他们之间缺失了一些情调。许广平对鲁迅好得无可挑剔,但琐碎的生活让许广平不能分身,只是鲁迅的精神需求却不能因此停止。鲁迅不说,但愈是不说,心内愈压抑。除了把心内的火山用文字宣泄之外,在生活里,他也是需要有红颜知己的。萧红的闯入,无疑给鲁迅幽闭的心打开一扇窗户。
萧红年轻单纯,又已婚。这样,鲁迅与她交往没有负担,也不用担心别人说闲话。
萧红仰慕鲁迅,她对鲁迅的感情远远要大于鲁迅对她的感情。萧红是鲁迅家的常客,她能深夜12点还在鲁迅家聊天,能在鲁迅家与许广平一起包饺子。她对鲁迅的私人生活极为熟稔,她写的关于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都洋洋万言。萧红仗着自己比鲁迅小,在他面前,常会流露出小女人的娇柔。鲁迅也是高兴见到萧红的。有时也把她送到大门外,怕她不认得路,就把附近的标志和门牌号指给她。
鲁迅和萧红是啥关系?说鲁迅对萧红没有一点感情,也不大可能。但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呢?应该是纵容孩子般的感情,不掺杂任何欲望的。保持一定距离,心灵又相互抵达。
鲁迅为何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兴起，鲁迅和一些学生一样，被列入黑名单，鲁迅在亲友和学生们的敦劝下离家避难。从1926年3月底到5月初，鲁迅住在山本医院、德国医院，但他仍然坚持到女师大、北大等校讲课十多次。在避难期间，除到校上课，鲁迅始终坚持写作，《朝花夕拾》中的一些篇目就是这时写出来的。从7月6日到8月13日，鲁迅还同友人一道翻译了荷兰童话小说《小约翰》。
过去多数书刊都讲鲁迅是受段祺瑞政府的迫害离开北京南下厦门的，说反动军阀统治下的北京杀机四伏，政治形势一天天险恶，鲁迅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事实上，在鲁迅到厦门之前，段祺瑞政府已经，鲁迅在北京还是比较自由的。因此可以说，政治因素不是迫使他南下的原因。
近年还有学者提出鲁迅南下厦门，与许广平南下广州有很大的关系，换言之，爱情是让鲁迅选择厦门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鲁迅在同包办婚姻的妻子朱安实在没有多少共同语言、没有多少感情的情况下，一人独居在外，私生活方面仍十分严谨。据鲁迅的学生许钦文回忆，到1928年夏天，鲁迅和许广平一起游历杭州时，鲁迅对许钦文说：“钦文，你日里有什么事情，尽管跑开去做；可是夜里，一定要回到这里来睡，每天夜里一定都要到这里来，一直到我们回到上海去！”（许钦文《鲁迅日记中的我》，鲁迅博物馆选编《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第1316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就是同一间屋里，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鲁迅和许广平分睡在两边的两张床上。所以鲁迅正准备南下厦门时，许广平刚好女师大毕业，经一位熟人推荐，到位于广州的广东女子师范学校任教，于是，他们便一道乘火车前往东南沿海地区了。
实际上，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另有原因。鲁迅作为教育部的雇员，在大学兼课都是收费的，因为教育部欠薪十分严重，鲁迅曾经是索薪运动的骨干成员，索薪时还被警察打掉了一颗门牙。鲁迅在杂文《记发薪》中记述到从1926年1－7月，鲁迅只领了4次薪水190.5大洋，而历年所欠鲁迅的薪水高达9240大洋。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对鲁迅兼课这一做法比较宽容，也没有说什么，但后来发生了学生骚乱，鲁迅作为一个局外人站在学生联席会的一边，支持学生反对女师大女校长杨荫榆，把她赶出校长室。教育部总长章士钊出面干预，鲁迅和学生们又把章当做孔家再世，要打倒他，章免去了鲁迅教育部佥事职位。就这样鲁迅失业了。而此时，北京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开始拖欠教员工资，在厦门大学高薪的诱惑下，北大的一批在编教授纷纷南下厦门。7月28日，鲁迅也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抵挡不住月薪400大洋的诱惑，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林语堂的邀请。
1926年8月26日，鲁迅乘火车离开北京。8月29日清晨，列车抵达上海，鲁迅暂寓旅社，许广平则于当晚住到了她叔父许炳家中。在上海，鲁迅受到了上海文化界的热烈欢迎，8月30日晚间，郑振铎在清闲别墅宴请鲁迅。席间，鲁迅会见了沈雁冰，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陈望道、夏尊等十多位著名人士。9月1日深夜，鲁迅登上了“新宁”号轮船，次日晨7时向厦门进发。许广平也于同日早晨8时，乘“广大”号离沪赴广州。
1926年9月4日午后，经过3天的行程，“新宁”号轮船抵达厦门，鲁迅暂住码头附近的旅馆，距厦门大学约有5公里，林语堂、孙伏园等人来接，然后从太古码头乘小舢板来到厦门大学。
鲁迅在厦门大学教书情况
厦门大学是爱国华侨陈嘉庚筹资创办的，始建于1921年，设有文、理、教、法、商、医、工7科，共24个系，有学生约400人。当时学校教职员宿舍还未建成，鲁迅暂住靠海边的生物馆三楼国学院陈列室里。
来厦门前，鲁迅曾经考虑过多次，绝不能把教书当成终生的职业，因为当时中国政治极其腐败，社会上不合理的事情太多，鲁迅认为自己会忍受不住的，所以他把教书看成是短期的“休整”，并为以后的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他与许广平上海分手时相约：准备在厦门住两年，彼此再见面。
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课，每周4节课,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本来文科的教室，一般只有十来个必修的学生听课，场面比较冷清。但鲁迅每次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后到的学生只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不仅文科的学生来听课，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听课，厦门大学不少年轻的教员也到场听课，还有很多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场面十分壮观。因为听课的人远远超出预计的数目，讲义不够，拿不到讲义的人，上课便记笔记，下课赶紧借讲义抄。由此，众人议论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
鲁迅的课之所以特别吸引听众，是因为他态度认真，思想新鲜，史料翔实，分析透辟。鲁迅每周有两节中国文学史课程需要编写新讲义，当时的厦大这方面的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为了编好讲义，鲁迅自己设法到外地买书，向友人借书。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上提到此事时说：“看看这里的旧存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为了编写讲义，鲁迅常常废寝忘食。所以上课时，他能联系时代背景分析作家作品，引证丰富的材料，深入浅出地阐明问题。听他的课的学生个个如逢甘露，即使他上课从来没有点过名，就连生病的学生也不会缺席，学生个个瞪大眼睛，竖起耳朵，生怕少听一个字。
鲁迅编的这些讲义，共分10章，从文字的起源讲到汉代的司马迁，一开始鲁迅便批判了“仓颉造字”等英雄创造历史的传统说法，认为文字创造“绵历岁时”，“且由众手”；还明确指出，“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这本讲义鲁迅先在厦门大学使用，后又在中山大学使用。讲义在鲁迅生前并没有出版过，最早收入在1938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第10卷，称《汉文学史纲要》。鲁迅本打算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还购置了许多有关的书籍，并作了长期的搜集资料的工作，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全部完成。
鲁迅在厦大讲的中国小说史课，在校内外也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据当时的学生俞荻回忆：“鲁迅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干巴巴地一句一句地读讲义，枯燥无味地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地丰富多彩。他讲到某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善于引证适当的、丰富的资料来详尽地加以分析，雄辩地加以批判，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唯恐时间过得太快!”
学生们不满足于只听鲁迅讲课，他们把鲁迅看成引路的导师，许多厦门本地的学生，有时星期天都不回家，留在学校里陪鲁迅，鲁迅倘若上街，他们便随同去当厦门闽南话的翻译。9月25日，鲁迅从生物馆搬到集美楼，这里是学校的图书馆，有两层楼房。夜晚，楼上空落落的，只有靠西头的第二个房子，也就是鲁迅的宿舍里，经常有学生来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传出鲁迅与青年们亲切交谈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进步学生先后成立了“泱泱社”和“鼓浪社”两个文艺团体，筹办《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
此外，鲁迅还给国学院研究生作专题讲演，指导研究生学习，批改他们的作业，还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完成了好几部书的编辑、校订工作。他写了5篇《旧事重提》，两篇《故事新编》、《华盖集续编的续编》、《汉文学史纲要》，还有《华盖集续集》的《小引》、《坟》的《题记》及《后记》、《〈争自由的波浪〉小引》、《〈绛洞花主〉小引》、《〈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共17万多字，这中间以《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两篇文章最为有名。
鲁迅对厦门及厦门大学的印象
鲁迅来到厦门大学是想干点事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我最初的主意，倒的确想在这里住两年。”但是，他对厦门的第一印象很不好,见富人居住的市区到处是洋房别墅、酒吧菜馆，而郊外及居民区则野草丛生、荒坟累累，鲁迅引用来过厦门的一个荷兰人的话说：“中国全国就是一个大墓场。”鲁迅曾到学校后山的丛冢中留影数张，在其中一张照片中把自己描绘为“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可见厦门荒坟累累的景象给鲁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鲁迅对厦门人的印象也不大好，说厦门“大概因为和南洋相距太近之故罢，此地实在太斤斤于银钱，‘某人多少钱一月’等等的话，谈话中常听见”。因为鲁迅“没有一点架子，也没有一点派头，也没有一点客气，衣服也随便，铺盖也随便，说话也不装腔作势”，这使得他跟一般的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教授和学者很不同，而一些势利的厦门人只重衣冠不重人，所以鲁迅经常遭到一些厦门人的冷眼。
那时候，厦门大学给教职员发薪水，是由总务处开支票到市区的集通银行去领取，鲁迅第一次去领薪水，来到柜台前，将400大洋支票递过去时，柜台里的人接过支票，见他一副寒酸样,手持如此高额的现金支票,顿时产生了怀疑。银行职员便提高嗓门打起官腔问:“这张现金支票是你自己的吗?”鲁迅懒得回答他,就吸了一口烟。
银行职员又问:“你这人是干什么差事的?”
鲁迅两只眼望着前方,仍不作回答,又吸了一口烟。
银行职员又再问:“你每月有这么高的薪水吗?”
鲁迅仍未回答,他望着银行职员,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最后,这张国币400大洋薪水的现金支票，还是在鲁迅连吸三口烟的沉默中一分不少地兑现了。
鲁迅对厦门大学的印象也十分糟糕，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讽刺地形容厦门大学，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海边上”，“我到此快要一个月了，懒在一所三层楼上，对于各处都不大写信。这楼就在海边，日夜被海风呼呼地吹着。四周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铺，只有一家，卖点罐头食物和糕饼。”
谈到鲁迅离开厦门，厦门人都说和爱情有关，是因为当时许广平急切盼望鲁迅到广州去，所以鲁迅才离开厦门的，这是用以掩盖鲁迅对厦门及厦门大学印象不好的事实。
鲁迅因何离开厦门大学
认真翻阅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就能找到鲁迅离开厦门大学的原因，其中一封信中说：“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与鲁迅发生冲突的是厦大的“校长和几个教授”，而且这种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根本冲突”。
当时厦门大学校长也是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名叫林文庆，因为其晚年在新加坡成为华奸，连厦门大学也不愿提起此人，所以国人对他知之不多。林文庆，福建海澄县今龙海市人，1869年生于新加坡一华侨家庭，在新加坡莱佛士学院读书时，因成绩优异，获英女皇奖学金，是获得该项奖学金的第一个中国人。毕业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获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受聘剑桥大学研究病理学。1893年，林文庆创办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学校，1904年创办英皇爱得华医学院，被授名誉院士，他还发明了治疗“香港脚”药水，并取名“A・U”(厦门大学英文简称)。林文庆的岳父黄乃裳是东南亚侨界的领袖，名气很大。早年林文庆与岳父黄乃裳一起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还为孙中山筹集了大笔革命经费。1912年初，林文庆应孙中山的聘请，到南京担任临时政府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同时兼任孙中山的保健医生。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政府北迁，林文庆返回新加坡，继续从事医务和教育等方面的活动。
1921年4月6日，华侨陈嘉庚出资创办厦门大学，为物色一个好校长，陈嘉庚费尽苦心，后来蔡元培向陈嘉庚推荐了邓萃英，但邓并没有到任，于是决定聘任林文庆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一职。当时孙中山正要招林文庆回国搞外交，陈嘉庚一边连拍几封电报到新加坡给林文庆，又一边电请孙中山代为决定。后经孙中山同意后，林文庆才正式出任厦门大学校长。直到厦门大学1937年改为“国立”，另派来校长后，担任了厦门大学校长一职长达16年的林文庆才离开厦门。
林文庆主持下的厦门大学，在刚刚开始的几年里有很大的发展。但林文庆是个尊孔派，他开口不离孔子，并把《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当做校训，以“人人为仁人君子”作为培养学生的宗旨。1924年4月6日，林文庆在厦门大学校庆3周年时发表“尊孔”演说，经过洗礼的厦门大学学生认为林思想迂腐，于是掀起震惊全国的一起，要求林文庆下台，但最终的结果是厦门大学的分裂，欧元怀等9名教授带领200多名厦门大学学生离开厦门，在上海创办了大夏大学。
1925年是陈嘉庚的事业进入鼎盛时期，由于资金充裕，加上校长林文庆“尊孔”，热衷于倡导国学，于是决定筹建国学院。当时恰逢“三一八惨案”后不久，北京政治环境恶劣，教授们经常拿不到工资，面对厦门大学当时的超出其他大学一倍的高薪，鲁迅、林语堂、顾颉刚、沈兼士、孙伏园等20多名著名学者来到厦门，这就等于“半个北大”来到了厦大。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林文庆兼任国学院院长，沈兼士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出任总秘书，工作由沈兼士具体负责。
林文庆校长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孔教为办学的“纲”，提倡复古、尊孔，让学生背古书，弄古文；二是以“金钱万能”为办学方针。所以刚刚到校不久的鲁迅就与林文庆发生了冲突。
因为学校以金钱为中心，学校当局便依仗金钱，把教职员当做奴仆看待。鲁迅刚到学校，学校当局就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希望快速并多出成果，就像养奶牛每日挤奶一样。有一次，林文庆催问鲁迅有什么学术成果，鲁迅立即把足足可以抵研究教授三四年成绩的《古小说钩沉》稿子交出去，但“放了大约至多十分钟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这让鲁迅十分反感，在鲁迅看来，厦门大学的看中的是“钱”，不是学问。
最让鲁迅反感的是每逢星期四上午的纪念周会，教授们个个衣冠楚楚地对林文庆点头作揖，“唯校长的喜怒是伺”。按惯例先是校长的开场白，接着就是教授们的《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因为学生们早已经听厌了这种老调子，所以会场里冷冷清清。开始的几次鲁迅托故都没有参加。为了借重鲁迅的声望来装饰门面，林文庆特地邀请鲁迅在周会上演说。1925年10月14日，鲁迅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上讲台，作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提出青年学生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鲁迅的演讲让主持演讲的林文庆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大有引狼入室的后悔。出于礼貌，最后，林文庆以陈嘉庚白手起家为例对“做好事之徒”作进一步的诠释。几天后，鲁迅的演说在《厦大周刊》上刊载了出来，可是经过删改后，只留下一小部分，从此鲁迅再也没有到周会演说了。而在林文庆看来，你鲁迅拿着我国学院的超高薪水，却公开反对国学，这算哪门子的道理？从此鲁迅与林文庆的矛盾进入公开化。
11月，一位银行家来到厦大，学校当局忙得不亦乐乎，鲁迅蔑视这种绕着“钱”字打转的风气。有人拉着鲁迅去陪银行家照相，鲁迅坚决拒绝了，并斩钉截铁地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校长林文庆宴请银行家邀请鲁迅作陪，鲁迅在林文庆的通知单上签了个“知”字，但并没有去。事后鲁迅对那个“知”字解释说，是“不去可知矣”。11月22日，国学院召开会议讨论经费问题，林文庆以学校基金缺乏，决定裁减国学院的经费预算，到会的人多的表示异议，林文庆立刻摆出老板的架势，傲慢地说：“学校经费是有钱人拿出来的，只有有钱的人，才有发言权!”鲁迅按奈不住内心的怒火，掏出两个银角，“啪”的一声，摔在桌上，说：“我也有钱，我有发言权。”鲁迅这一举止，让林文庆大失脸面、十分狼狈，二人间的矛盾急剧升级，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与鲁迅发生直接冲突的“几个教授”，有从北京来的教授，还有原来厦门大学的教授。当时厦门大学国学院里有几个“现代评论”派的人物，是刚从北京来厦门任教的，公开宣称只佩服胡适、陈西滢，代表人物就是原北京大学的顾颉刚。还有一个就是在北京当过女师大教务处和总务处秘书、充任林语堂秘书的黄坚。在北京时这些人就与鲁迅矛盾重重。林语堂是福建龙溪人，热心为乡梓服务，在厦门大学工作相当勤勉，鲁迅来厦门大学就是经林语堂介绍的，二人的关系还是相当融洽的。鲁迅对于林语堂信任黄坚这类小人，又和顾颉刚等人来往密切，曾表示过强烈不满。所以，现在关于鲁迅离开厦门大学的原因，有人说是鲁迅和林语堂不和导致，看来有误。
这几个教授和林文庆结成了赶鲁迅同盟，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骂他们“正如明朝的太监，可以倚靠权势，胡作非为”。在林文庆的暗示下，这几个教授对鲁迅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有一天，黄坚突然闯进鲁迅的宿舍，满脸假笑，对鲁迅说什么“昨天吴教授的少爷已到，需要从这里搬走两个椅子”，说着就伙同来人动手搬椅子。
见状，鲁迅十分愤怒，并厉声道：“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
黄坚听后，哑口无言，神情尴尬地放下椅子溜走了。事后他攻击鲁迅“又发名士脾气了”!鲁迅听到后，提出诘问：“难道厦门的‘天条’，只有名士才能多一个椅子?”
没几天，国学院要开古物展览会，要求鲁迅将他收藏的碑碣拓片拿去陈列。鲁迅就着手准备，但他只有一张小方桌，许多展品只好摊在地上，他伏在地上，一一选出。拿去陈列时，黄坚不叫工友协助，高处须要桌上放一椅子，由鲁迅站上去悬挂展品，孙伏园看着过意不去，来帮助陈列，可中途，黄坚又将孙伏园叫走，鲁迅对此极为不满。
原来厦门大学教授是以厦大教务长兼理科部主任、厦大的实力派刘树杞为代表，因为“半个北大”的名教授来到厦大，新教授的风光很快就让原来厦大的教授们在心理失去了平衡。厦大是靠理科起家的，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让刘树杞等人难以忍受。于是，刘树杞就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在校长林文庆的秘密授意下，向鲁迅发难，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居住。鲁迅的屋子里原来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不行，这件事情把鲁迅气得够呛。
苦闷中的鲁迅与远在广州的许广平频繁通信，诉说心中的压抑、愤懑。在厦门的4个月中，与许广平的通信就有84封之多。据此，有些学者抛开实事的真相，说鲁迅离开厦门大学的原因是与许广平的爱情有关。这是十分完美的一个解释，让厦门大学不失体面，又为鲁迅的故事增加了许多情节。
鲁迅忍无可忍，终于决定离开厦大，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还说，“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
厦大的学生听说鲁迅被赶走了，发起了，强烈要求驱逐刘树杞。校长林文庆一面假意设宴挽留鲁迅，一面又背后造谣说鲁迅“并非预备在厦门教书的”，是来厦门大学“捣乱”的，是一位“放火者”。
1927年1月15日午后，鲁迅在许多教师、学生的陪伴下登上了一艘小船，离开了厦门大学。与鲁迅同行的还有3名厦门大学广东籍的学生，他们佩服鲁迅的学问，决定放弃就读的厦门大学转入鲁迅即将要教书的学校中山大学。路途中厦门大学还派出了一个学生，探听鲁迅的消息，鲁迅通知3名同行的广东籍学生，让他们注意防范，最后这个学生一无所获。
一场因女师大而引起的官司
鲁迅第一次打官司在在1925年8月，事情的起因需从女师大说起。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发起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风潮，到当年3月，因为杨荫榆不准学生参加悼念孙中山的活动，此后便明显地带上了政治斗争的性质：杨荫榆公开站在北洋军阀一边，攻击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镇压学生运动；而女师大学生也逐步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扬言要“整顿学风”的教育部当局以至整个北洋军阀政府。鲁迅长期在女师大兼课，他公开就女师大发表意见始于1925年5月，很快被《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看成是“暗中鼓动”的罪魁祸首。稍后教育部下令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原址另建女子大学，并派出军警，雇佣流氓、女丐多次开进女师大殴打学生，最后将她们押出学校；鲁迅则与一批进步教授发表宣言支持学生，他本人一再仗义执言，两次代学生草拟呈文进行合法的斗争，又先后写下了《忽然想到（七）》、《“碰壁”之后》、《并非闲话》、《我的“籍”和“系”》等攻战文章，在《语丝》等处发表，为学生运动声援。他又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为保护学生、恢复上课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5年8月12日，恼羞成怒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具文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免去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一职。其呈文云：“兹有本部佥事周树人，兼任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员，于本部下令停办该校以后，结合党徒，附合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并请补交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以完法律手续）。”第二天执政段祺瑞明令照准，8月14日免职令发表。
根据当时有关法律法规如《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等，像鲁迅所任的佥事一职，属于“荐任官”（在官阶中列为第三至五等），如果要惩戒，须由主管上级备文申述事由，经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核议审查后始得实行。章士钊自然明白这样的程序，但他太急于打击鲁迅了，想于事后再补办这一手续，而这实际上已经构成违法。鲁迅抓住这一点猛攻过去，于8月22日向专管行政诉讼的平政院投了诉状，略云：
查文官免职系属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竟，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引自1926年3月23日《平政院裁决书》）
按照当时行政诉讼的程序，平政院受理诉讼后将原告诉状副本咨送被告官署，限令被告答辩；复将被告答辩书副本发交原告，令原告、被告以书状进行第二轮答辩，然后加以裁决。当时章士钊在答辩书强调周树人违抗教育部关于停办女师大的部令，“竟敢勾结该校教员捣乱分子及少数不良学生，谬托校务维持会名义，妄有主张，公然与所服务之官署悍然立于反抗地位”，违反了《官吏服务令》；至于程序问题，答辩书称“本部原拟循例呈请交付惩戒，乃其时女师大风潮最剧，形势严重，若不及时采取行政处分，一任周树人以部员公然反抗本部行政，深恐群相效尤，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府将周树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云云（引自《平政院裁决书》等）。这样的答辩是无力的。如果部令是正确的，怎么会“群相效尤”，又怎么会“此项风潮愈演愈恶，难以平息”？而且这里回避了原告书中关于被告违反《文官惩戒条例》、《文官保障法草案》的指控，已经处于下风。
鲁迅在10月16日根据程序提出了一份互辩书，共6条，草稿今存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在他的《从胡须到牙齿》一文中曾引用过其中的第四条，猛攻章士钊倒填日期的软肋：
查校务维持委员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况他人公举树人何能为树人之罪？
对此章总长毫无还手之力。鲁迅在互辩书又讲了一个有趣的道理，他说自己固然是教育部的官员，同时又是女师大的教师，“在部则为官吏，在校则为教员。两种资格，各有职责，不容牵混”。在教育部，自己是社会教育司的科长，同女师大毫无关系，所以对于章总长停办女师大的命令是否合宜从不过问，而且一向不出位去陈述职守以外的意见；而作为女师大的教师，则维持校务乃属题中应有之义。其意是说教育部管不着。这与他先前1923年在回答记者关于教育部拍卖问题之真相的谈话中，所说的官员不可能是革命家的意见完全一致，那时他对记者说：
真革命就得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依然留在当官的地位，因为领不到薪水，便变了革命家，实在太滑稽了……不管哪个国家也找不到官吏兼革命家的人物，身为官吏，口谈革命，既为官吏又为革命家的人，也只有我国才有。教育部拍卖房屋图书的话，大概也只有我国才能听到。（《教育部拍卖问题之真相》）
所以现在鲁迅强调自己是以学校教师的身份在维持学校，言外大有革命之意。鲁迅从来并不完全在法律的范围之内活动，虽然他也不排除在必要时运用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1926年1月16日，新任教育总长易培基以此案乃前任章总长办理为由，取消了过去对鲁迅的免职处分，派鲁迅暂署佥事，在秘书处办事。1月18日鲁迅重新到部上班。稍后平政院于2月23日开会作出裁决，判定鲁迅诉胜，正式取消章士钊对鲁迅的处分；第二天在平政院担任记录科主任兼文牍科办事书记的寿洙邻先生（1873―1961）私下通知鲁迅：“案已于昨日开会通过，完全胜利，大约办稿呈报得批登公报，约需两星期也。”小寿先生是鲁迅的业师寿镜吾之子，鲁迅早年也曾向他学过八股文，关系一向比较好的。
3月23日，平政院的裁决正式下达。这时章士钊早已下台，段祺瑞离下台也不远了。3月31日由国务总理贾德耀签署了给教育部的训令，转述平政院“依法裁决教育部处分应予取消”的结论，命令教育部“查照执行”；于是教育部正式恢复了鲁迅的职务。
一场下级告上级的诉讼，以鲁迅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尽管鲁迅对什么教育部佥事并无兴趣，但该斗争还是要斗争的。
一场因积欠版税而引起的官司
鲁迅第二次打官司在1929年8月。鲁迅聘请律师准备状告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事由是北新积欠鲁迅大批版税不付，出版鲁迅作品之印数中有许多猫腻，严重地侵害了作者的利益。鲁迅写信去谈，李老板往往不理，问题拖了很长时间不得解决；再加上鲁迅为北新书局编《奔流》月刊，北新也老是不给作者付稿费，而作者却来向编者鲁迅索取，弄得鲁迅很为难，只得以停止编辑该刊来对付这莫名其妙的出版社老板。1929年8月11日，鲁迅空前严正地写信给李小峰老板道：“奉函不得复，已有多次。我最末问《奔流》稿费的信，是上月底，鹄候两星期，仍不获片纸只字，是北新另有要务，抑意已不在此等刊物，虽不可知，但要之，我必当停止编辑，因为虽是雇工，佣仆，屡询不答，也早该卷铺盖了。现已第四期编讫，后不再编，或停，或另请人接办，悉听尊便。”诸如此类的事情越积越多，鲁迅忍无可忍，终于决定诉诸法律求一解决。鲁迅的要求只有两条：“还我版税和此后书上要贴印花”（鲁迅1929年10月16日致韦丛芜），也就是一要索还旧欠，二要在今后印行之书的版权页上贴一张由鲁迅本人提供的印鉴，以便监管印数，保护自己的权益。此事后来经庭外调停得以私了――北新书局李老板自知理亏，根本吃不起官司，只得赶紧央人调解，请鲁迅千万不能闹到法院去，同意一一照鲁迅的要求来办。
鲁迅的著作的出版者，谁也知道是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李小峰，本是北大鲁迅的学生，因为孙伏园从《晨报副刊》出来之后，和鲁迅、周作人及林语堂等开始经营《语丝》之发行，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李小峰，就做了《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的出版业者。
北新书局从北平分到上海，大事扩张的时候，所靠的也是鲁迅的几本著作。
后来一年一年地过去，鲁迅的著作也一年一年地多起来了，北新和鲁迅之间的版税交涉，当然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账的。但一则他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账，往往不十分清爽。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账也不算了。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请律师和北新提起了清算版税的诉讼。
照北新开始给鲁迅的旧账单来计算，在鲁迅去世的前六七年，早该积欠有两三万元了。这诉讼，当然是鲁迅的胜利，因为欠债还钱，是古今中外一定不易的自然法律。北新看到了这一点，就四处托人向鲁迅讲情，要请他不必提讼，大家来设法谈判。
后来经过几次的交涉，鲁迅答应把诉讼暂时不提，而北新亦愿按月摊还积欠两万余元，分10个月还了；新欠则每月致送400元，决不食言。（郁达夫《回忆鲁迅》）
本来鲁迅和所请的律师杨铿打算在8月25日正式提出，由于李小峰一再请求，改为8月25日下午在杨律师宅开会协商，出席的除鲁迅、李小峰、郁达夫外，还有北新方面的李志云、鲁迅方面的党家斌（律师是由他推荐的）。协商的结果是：北新积欠鲁迅的1.8万余元，分10个月付清（后来实际上是20个月才付清）；新欠则每月付400元；所出新书贴上鲁迅提供的印花（后来上海所卖者确已照办，在外地发售的则难说了）。基本上满足了鲁迅的要求。
此后鲁迅对北新的出版事业仍然予以支持，但他同李小峰之间的关系，再也没有能恢复到在北京时那样融洽。
为保姆王阿花险些又打一次官司
关于鲁迅打官司，还有一点余兴可谈，那就是跟北新的纠葛解决以后不久，鲁迅又请过一回律师，准备再打一次官司，不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家雇佣的保姆王阿花。《鲁迅日记》有如下记载：
1929年10月31日：“夜律师冯步青来，为女佣王阿花事。”
1930年1月9日：“夜代女工王阿花付赎身钱百五十元。”
原来王阿花是不堪丈夫虐待逃到上海来当女工的，在鲁迅家干得很好；不久他丈夫追至上海，准备抢人，而王阿花死也不肯回去，要求离婚。鲁迅很同情她，代为聘请律师准备帮她通过法律解决问题。此事没有进入诉讼程序，稍后经同乡绅士调解，王阿花夫妇得以协议离婚，由鲁迅垫付些银钱，好让她丈夫另娶一房媳妇；垫付之钱此后陆续用工资扣还。但王阿花在鲁迅家只继续干了两个月，就因另有所爱，离开鲁家他去了（详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同情妇女》）。鲁迅花钱替人打官司，再次取得庭外调解的胜利。
1926年8月27日，鲁迅离开了久居的北京，先是乘火车到上海，然后换乘“新宁轮”于9月4日抵达厦门，应林语堂之邀担任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国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1月，鲁迅毅然辞去厦门大学的职务，应聘奔赴当时被称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就任中山大学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许广平任助教，协助鲁迅和许寿裳先生做教务和生活方面的事情。鲁迅来中山大学任职，与中共有关。在半年之前，郭沫若担任广东大学（即中山大学前身）文科学长时，就提议聘请鲁迅担任教授。郭沫若参加北伐之后，中共广东区委为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派恽代英、邓中夏与中山大学委员会委员长戴季陶谈判，条件之一就是聘请鲁迅来中山大学主持文学系。1927年年初，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形势很好。然而的却在蓄意破坏国共合作，酝酿叛变。因此鲁迅一到广州，就发现广州的现状是“红中夹白”。
中共方面和进步学生对鲁迅的到来十分欢迎，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亲自与鲁迅会面，亲切长谈。他还专门委派中大学生、广东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副书记毕磊等与鲁迅先生联系。毕磊经常把中共主办的《人民周刊》、《向导》、《少年先锋》、《做什么》等刊物送给鲁迅阅读，并且向鲁迅介绍中共对形势的看法。鲁迅也经常与毕磊等人谈心，关系非常融洽。另一方面，的为了欺骗群众，争取舆论，开始对鲁迅采取“拉”的手法。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在欢迎会上称赞鲁迅为“革命家”、“战士”，戴季陶、陈公博、孔祥熙等人也纷纷邀请鲁迅赴宴。但鲁迅不吃这一套，他对朱家骅的话当即驳回，说，我不是什么“战士”，也不是什么“革命家”。对那些请帖，鲁迅干脆放在传达室里，随手贴上“概不赴宴”的字条作为回答。
夜泊香港，思绪万千
鲁迅第一次到香港是1927年1月17日。他是1月16日乘“苏州轮”从厦门起航赴广州的，17日途经香港，照例要在这里停泊一夜。这次有三个要转学到中山大学去的广东籍学生与鲁迅同行，另外还有一人一直跟着鲁迅，鲁迅猜测大概是厦大当局所派、探听消息的，因为厦门那边的风潮未平，他们怕鲁迅帮助学生在广州活动。鲁迅在船上用各种方法拒斥这个像跟屁虫一样跟着的人，但那人总是嬉皮笑脸，不肯远离。鲁迅只能告知三个广东籍学生注意防备。
晚上10时，鲁迅在舱房内展纸给早已到达广州的许广平写信，告知旅途情况和到达广州的时间。写完信，他独自走到甲板上看海，因为没有风浪，海水显得很平静，一轮皎洁的月亮映得水面波光粼粼。香港是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然而自从鸦片战争之后，落入了帝国主义的手中。想到这里，鲁迅禁不住感慨欷。这一晚，他在香港的水域上，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入睡。
两次讲演，反响强烈
鲁迅第二次访港，是1927年2月18日。这次他以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的身份应邀访港并作讲演。
鲁迅从厦门抵达广州之后，立即引起香港青年和文化界人士的关注。一些文学青年到广州邀请鲁迅先生去港讲演，香港文化界的有识之士也希望鲁迅到香港来，以打破香港文坛沉寂的空气，推动新文学运动的开展。香港《中华民报》总编辑，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黄新彦博士，以基督教青年会名义向鲁迅发出了邀请。鲁迅不顾脚伤未愈，欣然同意。2月18日早晨，鲁迅冒雨在广州登上小汽船前往香港，同行者有许广平、叶少泉、苏秋宝、申君。
在船上，鲁迅碰到一件事。有一位船员，不知怎的认出了鲁迅，他对鲁迅的安全十分担心。他认为鲁迅这次赴港非常危险，说不定会遭谋害。于是这位热心的船员就替鲁迅谋划起来：如果港方警察禁止他登岸如何脱身，到埠后被捕拿时，又如何避险。午后鲁迅抵达香港时，并没有碰到多少麻烦，既未遭禁止，也未被捕拿，可这位船员还是不放心，临别时再三叮嘱，说倘有危险，可以躲避到什么地方去。船员如此的热忱，令鲁迅十分感动。
到达香港后，鲁迅等人下榻于香港青年会。
2月18日晚上9点，鲁迅在香港荷李活道必列者士街五十一号的基督教青年会礼堂进行讲演，题目是《无声的中国》。当时香港是一个畸形的都市，一方面是近似西洋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却弥漫着尊孔的空气。鲁迅在去香港之前翻阅过香港的《循环日报》，上面全是鼓吹尊孔读经的滥调文章。他注意到殖民主义者和寓居此处的遗老遗少们都尊孔祝圣，连英国籍的港督也鼓吹复古，保存“国粹”。显然，他们想借尊孔读经，利用僵死的文言文来禁锢人们的思想，从而强化其殖民统治。因此，鲁迅的演讲很有针对性。他说：“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成了“无声的中国”。他提出，“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他还风趣地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最后，鲁迅尖锐地指出：“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那天鲁迅穿一件灰色的布长衫，脚蹬黑色帆布胶鞋。他的讲话因为带有浓重的绍兴口音，香港人听不大懂，幸得有会讲广东话的许广平在侧，她便充当了鲁迅的“翻译”。
鲁迅这次讲演，主持其事的人受了很多的困难。先是颇受干涉，港英当局传讯了主办团体的有关人员，询问他们邀请鲁迅讲演是什么用意；其后，又有反对者派人索取了四分之一的入场券，收藏起来，使别人不能去听讲。但是他们的伎俩未能得逞。演讲那天虽然恰逢大雨，但香港的文学青年和文艺界人士都冒雨前来聆听，能容纳五六百人的青年会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不少人没有座位，是站着听的。原来计划只讲演一次，但因听众踊跃，欲罢不能，于是决定增加一次。
第二次讲演安排在19日下午，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地点仍在青年会。鲁迅在讲演中说：“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他进而说：“中国的文章是最没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的国家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没有唱完。”他举例说：“元朝人起初虽然看不起中国人（指中原汉人），后来却觉得我们的老调子，倒也新奇，渐渐生了羡慕，因此元朝人也跟着唱起我们的调子来了，一直到灭亡。”他指出，他们就是要利用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的民族。他分析道：“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他说：“唯一的方法，首先是抛弃了老调子。旧文章、旧思想，都已经和现在社会毫无关系了……生在现今的时代，捧着古书是完全没有用处了。”临近结束时，鲁迅风趣地说：最不危险的地方是牢狱，“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总要历些危险。只有两条路。哪一条好，是明明白白的，不必待我来说了”。
在香港的几天里，香港的文学青年忧心忡忡地向鲁迅谈及香港文坛一派凋敝的状况，鲁迅虽然对香港当时文坛状况并不满意，但他认为他们这样估计未免太颓唐了，他表示相信将来的香港是不会成为文化上的“沙漠之区”的。2月20日早晨，鲁迅与许广平乘汽船离开香港，当天午后回到中山大学。
鲁迅在香港的演讲，很为港英当局所嫉恨。他在讲演中几次提到元朝，也使有些人不高兴了。鲁迅回到广州后，好友许寿裳问他香港之行的情况，他说：“香港这殖民地是极不自由的，我的讲演受到种种阻碍，他们又禁止香港各报刊载我的讲稿，后经交涉，虽然登了，却削去和改篡了许多。”后来鲁迅在《略谈香港》一文里也谈到这次访港讲演，他写道：“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
遭遇查关，视为畏途
鲁迅第三次到港是1927年9月28日，他搭乘“山东轮”离开广州赴上海，再次途经香港。
鲁迅从北京到南方，原是充满希望的，但想不到形势会如此急剧地变化。他刚到广州时，还只是“红中夹白”，到1927年4月12日，终于在上海公开叛变，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逆风很快刮到广州。4月15日，广州开始了大逮捕，中山大学的一批革命学生和共产党员被捕，其中包括毕磊。
鲁迅得信，十分愤怒和焦急，他在中山大学各系主任紧急会议上严词抗议，并大声呼吁校方营救被捕学生，可是朱家骅拒绝这一正当要求，鲁迅愤怒地退出了会场。鲁迅不顾自己的安危，亲自前往收容被捕青年的南关戏院慰问并捐款。在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毕磊等被杀害的情况下，鲁迅决绝地宣布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血的教训使他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决定离开广州。他对许广平说：“一同走吧，这里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1927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上了太古公司“山东轮”，下午从广州起航。
9月28日船到香港，第二天午后，两位穿深绿色制服的英属同胞，手执铁签到鲁迅所坐的舱内“查关”。鲁迅携带十六只书箱和衣箱，其中十只书箱放在统舱里。他们先检查统舱里的书箱，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倒出，翻搅一通，倘是纸包，便将包纸撕破。鲁迅实在不忍他们这样查下去，就与他们商量：“可以不看吗？”检查员低声说要十元钱。鲁迅还价二元，检查员不答应。于是又打开了第二箱。鲁迅继续与检查员议价，鲁迅加到五元，检查员降到七元，仍未达成协定。结果打开了八只书箱，弄得乱七八糟。接着他们又到鲁迅的舱房检查衣箱，这次的破坏更加严重，鱼肝油的纸盒被撕破，铁签在茶叶罐上戳了一个洞。鲁迅只得硬了头皮把一包十元整封的角子递给了检查员，这才“皇恩大赦”。查关之后，“山东轮”缓缓驶离香港码头。
鲁迅惊魂甫定，陷入沉思，他想，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的现在和将来：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
“山东轮”于9月29日下午发香港，经由汕头，于10月3日抵达上海。
鲁迅三次过访香港，虽然时间比较短暂，但香港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他写过不少关乎香港的文章，其中有《略谈香港》、《谈“激烈”》、《再谈香港》、《三闲集・序言》、《匪笔三篇》、《述香港恭祝圣诞》、《“行路难”按语》等。
1936年初，在严寒的气候中，鲁迅的病情加重，肩膀和两肋开始疼痛，气喘，发烧。6月以后，病情更令人担忧。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5日以后，“日渐萎顿，终至艰于坐起(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一会见，只得由夫人许广平做耐心解释和转达意见。
对于一再恶化的病情，鲁迅心里还是有数的。他在利用已经不多的时间加紧工作的同时，对身后之事，也作了一些考虑。在病中他写下了随笔《死》一文，刊于1936年《中流》杂志第2期。在文中，鲁迅写道：“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鲁迅还为自己拟了7条遗嘱：“1．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2．赶快收殓，埋掉，拉倒；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4．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以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6．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36年lO月17日，鲁迅病情急剧加重。到18日清晨6时半左右，他自觉情况危急，强行支撑坐起，给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写了一封短信，通知他“不能践十点钟的约”，并要他速请医生。内山完造和须藤医生匆忙赶来为其注射服药。但病情仍未有好转，除气喘咳嗽加剧外，双足冰冷，两手指甲发紫。
午后，须藤又请福民医院的淞井博士和石井医院的石井医生前来会诊，并请护士田岛专门护理。几位医生会诊后，决定在注射强心针的同时，每隔30分钟给鲁迅吸入酸素，以帮助其呼吸。医生认为，如治疗后二日内病情不恶化，即可度过危险期。18日整个一天，虽然有医生全力抢救，但鲁迅的病情不断加剧。他躺在床上，喘息不止，呼吸困难，几乎不能说话。上午当天的报纸来后，鲁迅仍挣扎着戴上眼镜，将报上的《译文》广告细细浏览一遍才放下，此后就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
10月19日凌晨5时许，鲁迅的病情突然恶化，气喘加剧，呼吸急促，经注射强心剂后，仍然无效。5时25分，心脏停止了跳动。不一会儿，两个日本女护士走来，其中一人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鲁迅的胸膛，左右摇动，上下振动，想通过振动的方法使其心脏重新跳动。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悼念活动
10月19日凌晨鲁迅逝世后，在他居住的二楼卧室设置了临时灵堂。他身上盖着一床粉红色的棉丝被，脸上蒙着一块洁白的纱巾。离床头靠窗的是一张半旧的书桌，上面杂乱地堆放着书籍、手稿，两支毛笔挺然地立在笔筒内，旁边是一只有盖的瓷茶盅。桌子横头放着鲁迅常坐的藤躺椅，床头床脚各有一架小书柜，墙上挂着一些木刻和油画。
许广平首先将鲁迅逝世的消息通知了胡风，紧接着冯雪峰、宋庆龄也先后赶来吊唁。冯雪峰经与许广平、周建人、宋庆龄等人商量后作出两项决定：第一，由内山完造联系万国殡仪馆承办出殡事宜；第二，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并拟出9人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这个名单见报时，除上海一家外国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日文、中文版全文照登外，其他各家报纸都删去了的名字。
这时匆匆赶来一位名叫奥田杏花的日本雕塑家，他走近鲁迅床前，伏身打开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粘厚的凡士林油涂在鲁迅的面颊上，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现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小时，奥田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托起，面具上同时粘脱了十几根鲁迅的眉毛和胡子，鲁迅的面模做成了。当时又将面模翻注一具，交由鲁迅亲人留做纪念。上面带有鲁迅的7根胡子，它不仅是鲁迅身体上的遗物，更重要的是保留了鲁迅的DNA。这就是目前陈列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鲁迅面模。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鲁迅的朋友、学生纷纷赶来。他们当中有沈钧儒、夏丐尊、巴金、赵家壁、孟十还、柯灵等人。他们默默地走上二楼的卧室，瞻仰鲁迅遗容。萧军径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号啕大哭。同来的还有女作家萧红。一直守在父亲灵前的周海婴，60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场景时还无限感慨地说：“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天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的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
下午2点，得到消息的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欧阳予倩、程步高、姚萃农等人，来到鲁迅寓所拍下鲁迅遗体、卧室的镜头。下午3点，在内山完造的安排下，万国殡仪馆来车运走鲁迅的遗体。
鲁迅逝世的噩耗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人士的唁函、唁电如雪片飞来。为了悼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主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连续发出3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一份发给政府，还有一份为《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电报对鲁迅的逝世表示了哀悼：
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
同时，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
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共中央还要求南京政府给鲁迅以国葬的待遇，并付国史馆列传，废止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根据各界群众的意愿和鲁迅家属的意见，治丧委员会决定，10月20日、21日两天和22日上午，为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鲁迅遗容时间；22日下午出殡，安葬于万国公墓。10月19日下午，鲁迅遗体安放在殡仪馆大厅二楼。当晚，胡风、黄源、雨田、萧军4人留在遗体前守灵。第二天一早，鲁迅遗体经殡仪馆工作人员稍加化妆后，移至楼下大厅。上午9时，各界瞻仰遗容和吊唁开始。灵堂四壁悬挂着各界人士所赠挽联、挽词，门首缀以鲜花和布额，上书“失我良师”4个大字。鲁迅遗体身着咖啡色绸袍，覆深色锦被，两颊瘦削，神采如生。遗体后为灵桌，上供鲁迅8寸遗像一幅，四周有各界人士送的鲜花、瓶花及花圈，室内窗户均悬绒帘，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
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断，宋庆
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以及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均亲来吊唁。来得最多是青年学生，他们大多读过鲁迅的作品，对鲁迅充满敬仰之情，闻讯鲁迅逝世后，结队前来瞻仰这位青年学生的导师。10月21日上午继续进行吊唁。下午三四时，殡仪馆为鲁迅进行大殓。大殓时，在场者有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夫妇及女儿、宋庆龄、胡愈之、内山完造、郑振铎、池田幸子以及治丧职员30多人。所有人向鲁迅遗体行三鞠躬礼，许广平悲痛至极匐地痛哭，其他人也为之落泪。殡仪馆职员为鲁迅更衣，内穿白绸礼衫裤，白袜黑鞋，外加薄棉咖啡色袄裤及长袍，外面加以同色棉衾，上覆绯色彩绣锦被。然后由许广平、周海婴扶首，周建人及女儿扶足，安置于棺内。棺为红色楠木，西式制作，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半系玻璃，露出头部，供人瞻仰。
隆重葬礼
10月22日下午1时50分，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民众自发地为鲁迅举行了“启灵”仪式。鲁迅的亲友及治丧委员会成员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等30余人，肃立棺前，默哀、行三鞠躬礼。就在盖棺前5分钟，著名画家司徒乔为鲁迅作了最后一幅速写像。然后由殡仪馆职员将棺盖封严，全体绕棺一周。接着，由黄源、姚克、孟十还、萧军、欧阳山、聂绀弩、胡风、周文、吴朗西、巴金、靳以、黎烈文、张天翼、曹天白等人扶柩出礼堂，移至灵车内，执绋者随车而行，聚至大门外整队。
下午2时30分，送殡队伍出发。原拟定的路线是要经过上海的繁华区，但由于租界当局和上海当局的反对，只好改为较冷僻的路线行进。其路线为胶州路、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到虹桥路。
走在送殡队伍最前面的是作家蒋牧良、欧阳山，他们执掌着由张天翼手书的横额“鲁迅先生殡仪”。在送葬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鲁迅的遗像，它是由画家司徒乔画在一块大白布上，其形象刚毅、坚定，栩栩如生。随后是鲁迅的两位侄女恭扶的鲁迅遗照，再后面是灵车。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人分乘4辆汽车跟随其后。女作家草明、萧红陪伴着悲伤至极的许广平。
租界当局和上海市政府迫于鲁迅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和舆论压力，不敢公开禁止，就派出大批的巡捕和警察对送殡队伍进行监视。但是，送殡队伍所到之处，无数的市民伫立街头，悄然默哀。更有数不清的工人、学生，甚至小学生，加入到送葬队伍之中，使队伍出发时的6000余人很快扩大到几万人。一路上不断有人散发纪念鲁迅的传单，高呼继承鲁迅的遗志、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下午4时30分，送葬队伍抵达万国公墓，在礼堂前举行了追悼会。蔡元培主持礼仪，沈钧儒致悼词，介绍鲁迅生平及成就。宋庆龄、内山完造、胡愈之等发表演讲，批评政府迫害鲁迅。最后由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仁和鲁迅晚年比较关心的《译文》等4个杂志同仁作了简短的致词。在三鞠躬、默哀、挽歌声中，救国会的王造时、李公朴等人将一面由沈钧儒亲笔手书的白底黑字“民族魂”旗帜覆盖在棺木上，移置东首墓地，徐徐安置穴中，盖上石板并填土。明星电影公司专门派人跟踪拍摄了镜头，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临别，冯雪峰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安慰道：“将来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为周先生举行隆重的国葬。”
20年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隆重的仪式，将鲁迅的灵柩从万国公墓迁葬上海虹口公园。在挺拔肃穆的白玉兰掩映下，鲁迅的坐像巍然屹立，亲笔题写了“鲁迅先生之墓”6个大字。
留下疑点
关于鲁迅的病逝，至今仍是历史上一件悬案。鲁迅的突然病逝是他身边所有亲人甚至连他本人都不曾料想到的。因为从鲁迅所患“中等程度”的肺结核，还不至于致人于死命。根据资料记载：当时鲁迅所患病情还不到卧床不起的程度。
1936年10月17日上午鲁迅仍在上海施高塔大陆新邮9号寓所内继续撰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纪念刚去逝不久的章太炎。午后，他一人步行外出拜访日本友人鹿地亘，离去已是傍晚，回家的路上又到内山书店坐了一会儿，晚上鲁迅的胞弟周建人来，两人谈到夜11时。周建人走后，他心情烦躁，久久不能入睡，凌晨3时半，病情加剧，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至19日晨逝世。
1949年7月，周建人在致许广平的信中就鲁迅病逝的疑点说：许先生惠鉴：
前日来信已如期收到，看后即交予马先生了。马先生屡电催，您究拟何时返平?
鲁迅死时，上海即有人怀疑于为须藤医生所谋害或者延误。记得您告诉我说：老医生(指须藤――作者注)的治疗经过报告与实际治疗不符，这也是疑窦之一。此种疑窦，至今存在。今您既在沪，是否可以探查一下，老医生是否在沪?今上海已解放．已可以无顾忌地查究一下了。不知您以为如何?草此布达，敬祝
健康
弟建人启
七月十四日
同年10月，周建人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日本医学界的专家泉彪之助闻讯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查阅有关资料，最后做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
1984年2月22日，上海鲁迅纪念馆邀集部分著名的肺科、放射科专家，对鲁迅1936年6月15日所拍的生前最后一张x光胸片及鲁迅的病历进行研究。专家一致认为，鲁迅的肺结核病属于中等程度，它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左侧肺大疱破裂，使气体进入胸膜腔，引起自发性气胸，压迫肺和心脏而死。
难道鲁迅的病状在其生前就没有诊断清楚吗?答案是否定的。
早在1936年4月，在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的帮助下，请来美国邓医生前来会诊，经过他的检查之后的结果是：鲁迅患的是“结核性肋膜炎”。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要立刻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大开，东西能吃得下，身体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可活10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会死亡。他开出的治疗方法也很简单，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做：“你们商量一下，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都无须我亲自治疗。”他甚至十分肯定地说根本不用拍X光片，“经我的检查，与拍片子一样”。
而为鲁迅主治的日本医生须藤却一口否定，采取截然相反的治疗方法，直到一个月后才抽积水。在治疗肺结核的过程中也违反常规。一般说肺结核病的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该抑制它的扩展。虽然那时没有特效药，但总是有治疗的办法。但是，这位日本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让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但却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果然不出那位美国医生所料，仅仅离他诊断半年后，鲁迅就病逝了。
“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人家都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到我们班上看我。每次学到爷爷的课文，同学就会对我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我心里就变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
我的祖父是鲁迅。
然而，他让我们感觉沉重，其实，我更想说，鲁迅是我的家人，他是我的祖父。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鲁迅与家属的因缘际会，更希望鲁迅精神和鲁迅意志在这个时代能够真正归位。
许多人眼里的鲁迅都是脾气暴躁、横眉冷对的，都猜想父亲小的时候一定挨过不少打。但事实上，在父亲印象中只有一次因赖学被祖父用报纸卷打屁股，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打起来声音虽响，却不痛的”
和众位年轻人的爱情一样，鲁迅与许广平在当时也曾热烈而浪漫地相爱。在《狂人日记》发表的最初十年里，发生的最值得铭记的事情莫过于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有了归宿，以及孕育了爱情的结晶。
1926年，鲁迅毅然决然地离开北京，和许广平分赴厦门、广州教书，约定奋斗两年、攒点积蓄之后共同生活。那一年鲁迅和许广平在热恋当中频繁通信，后来集结成为《两地书》，鲁迅甚至因为相思靠在刻有“许”字的石碑上拍照片，和吃香思树叶的猪决斗。鲁迅在厦门期间写了大量著名的散文，有人称那是鲁迅一辈子当中最柔软最浪漫的日子。
第二年春，鲁迅辞去厦大的教职赶到广州和许广平团聚。秋天，鲁迅携许广平来到上海，开展他和所爱的人最后十年的共同生活。这两年是鲁迅生平大事年表中极为重要的转折点。1928年，鲁迅的生活得到了安顿，和许广平的爱情找到了归宿。年底，鲁迅和许广平孕育了一个生命，那就是我的父亲周海婴，有了父亲才有了我和我的三个弟妹。
父亲是在祖父老来得子的呵护下成长的，然而，对于祖父的教育方式并非封建专制似的望子成龙，将自己的理想强加于后代，就像祖母在《鲁迅先生与海婴》文章中描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给他打击，甚至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在家里，祖父同世上所有的父亲一样，对自己的儿子充满了关怀和疼爱。“怜子如何不丈夫”是他的名言，也是他对自己的写照。父亲至今记忆犹新的一幕是祖父弯下腰身，细心地喂他服药的情景。
父亲小时候曾是一个玩具破坏者，对玩具的结构充满了好奇，凡是能拆的都拆过。有一次，父亲竟然把祖父特意为他买的留声机大卸开来，把齿轮当陀螺转着玩。祖父对此并没有大声斥责，只是让父亲想办法将东西复原。祖父从来没有对父亲的爱好横加干预过，使得父亲的爱好在多年以后发展成了对科技的热衷和追求。
许多人眼里的鲁迅都是脾气暴躁、横眉冷对的，都猜想父亲小的时候一定挨过不少打。但事实上，在父亲印象中只有一次因赖学被祖父用报纸卷打屁股，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打起来声音虽响，却不痛的。”
鲁迅真的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祖母当时紧紧地拥着我的父亲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
1936年的大半年，鲁迅的身体状况一直很差，一家人都是在忧喜交错中度过。6月以后，鲁迅的病情加重，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了。回忆起鲁迅去世前的一幕，父亲至今心有余悸。在鲁迅去世的前两天，还是个七岁孩童的父亲放学途中，突然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他说：“你爸爸要死啦！”当时那句非常清晰的话，让父亲毕生疑惑。
两天后，10月19日，鲁迅真的永远地离开了这个家，祖母当时紧紧地拥着我的父亲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
从那天起，周家告别了一家之长的鲁迅，祖母和父亲开始了保护鲁迅遗存的艰巨工作。
当时的上海时局动荡，为了避免祖父的作品淹没或遗失，最好的保护就是尽快地把鲁迅的全部著作集结成书。为此，祖母把家搬到房租便宜的上海淮海中路霞飞坊64号，还在住处注册成立了鲁迅全集出版社。祖母强忍失去亲人的悲痛，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挑起了重担。她知道，与鲁迅在患难中相知相守是对坚贞爱情的诠释，保护鲁迅遗存则是对鲁迅精神与意志的坚守。
不过，祖母的出版计划异常艰难，先是1936年11月她将编好的全集目录报送内政部审核登记。1937年内政部先后下发两个批件，命令《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要改名为“短评七集”与“短评八集”。另外还开列篇目，点名要把鲁迅所写的《十四年的谈经》、《铲共大观》等许多篇杂文统统删去,这使出版计划不能实现。
之后1937年11月日军登陆，上海沦陷成为“孤岛”，就在这动乱时期，祖母在各界的支持下，经过艰苦努力，于第二年将鲁迅的全部文稿（包括译文）编成《鲁迅全集》，就是大家通常说的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这本《鲁迅全集》收集了鲁迅的所有著作和翻译作品，共有600万字二十卷。
新中国成立，我们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祖母从政，同时，祖母和父亲把鲁迅完整地交给了国家
1948年，上海形势愈发紧张，的假民主面目已彻底暴露，一片白色恐怖，祖母作为“鲁迅夫人”的社会地位已不能够保障她的安全。父亲当时十九岁，正热衷于无线电收发技术，还参加了“中国业余无线电协会”。但是，即使有这个合法的牌子，仍然挡不住特务怀疑在我们的家中装有共产党的地下电台。
祖母与父亲当时居住的霞飞坊是个开放型弄堂。十月中旬，忽然有“收旧货”、“卖水果”和“修锁”小贩，不沿着弄堂走动招徕生意，却在家门口不避嫌的“歇脚”，他们的举动连邻居都觉察到是对周家进行明目张胆的监视。中共地下党和民主促进会决定立刻帮助周家转移、脱困，迎接全国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
祖母和父亲乔装打扮，从上海经长沙等地绕道香港，然后坐船北上哈尔滨解放区，再转到沈阳。最后，在1949年2月和大批知名革命民主人士抵达阔别了二十多年的解放了的北京。从此，周家定居下来，再也没有离开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的家庭生活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祖母先后出任过政务院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行政级别5级。另一转变体现在祖母和父亲把鲁迅全集出版社交给国家代为管理，并捐献了绝大多数的鲁迅遗物，祖母和父亲把鲁迅完整地交给了国家。
在祖母的心里始终是一种“报恩”的思想，对党、对国家充满了无尽的感激和信任。她甚至深情地对父亲说：“我把你交给党……” 希望父亲能够“贡献其涓滴”于社会。她对个人和家庭的物质生活从不考虑，一心想党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凡是国家需要的，只要家里有，什么都可以拿出去捐掉。这其中有周家在北京的八道湾和西三条两处独门独院的房产，鲁迅的全部手稿、书信和收藏，对于捐献祖母非但不收分文，甚至连“捐献证”、捐赠手续都不急着办。
祖母奉献鲁迅的精神坚决而且彻底，当时家中最后留有一幅祖父的亲笔字轴，祖母视为传家之宝压在箱底从不示人。但有一天祖母又欣喜又不舍地告诉父亲：她把那字也捐了，用作派庆祝六十大寿的贺礼。还有鲁迅留给我父亲个人的珍宝，一套线装的、由鲁迅亲笔抄写的《两地书》，在某一天也被祖母拿去捐了。一谈起它，父亲就会激动，会惋惜，声音会颤抖，他对我说：“爸爸给我的礼物，母亲没问过我就捐了，我甚至连看也没看过、摸也没摸过。”
1957年7月7日，会见上海电影界人士，罗稽南向提出了一个大胆又敏感的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直率地回答：“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面对鲁迅的庞大遗产，鲁迅家属最终选择的不是保有和珍藏，而是“告别”和“奉献”。祖父作品的字里行间藏有和祖母生活的记忆，见证着患难与共的坚贞，更何况祖父的手稿、遗物是祖母用生命保全下来的，怎不更弥足珍贵？祖母无所保留地把它们交给国家，我想，这其中凝结的是她对国家无限的信任和奉献后的喜悦。
祖母当年就说过：“我们把鲁迅的东西交给国家，很放心。”
把鲁迅“交给国家”，体现的是鲁迅家属对鲁迅毕生追求事业的理解，是我们对传播、普及、推广鲁迅精神的期待，“很放心”是我们对弘扬鲁迅精神作为一项公益事业的认同和信心。鲁迅家属彻底奉献鲁迅的期望的是，鲁迅能从小家走向大家。
当然，鲁迅的家属也是凡人，大公心以外也定有小私心，在鲁迅纪念活动有各地搞，鲁迅研究有专家们做，鲁迅墓有园林部门整理，鲁迅著作有专属出版社出，鲁迅的大小事有国家管，鲁迅家属的工资有单位发以后，鲁迅家属开心得很，以为可以无忧无虑，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而事情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美好。
1958年前后的事，开始逐渐让人看得云里雾里。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7月7日会见上海电影界人士，罗稽南向提出了一个大胆又敏感的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直率地回答：“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在场的黄宗英形容道，不发脾气的脾气，仿佛巨雷炸裂在眼前。炸雷之后雷声滚滚，“”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和接踵而至，鲁迅家属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天灾人祸中，丝毫没有因为鲁迅的庇佑而躲过劫难，家中的上千册书籍照烧照卖、数百张唱片被铁锤砸毁，祖母和父亲照样被贴大字报，写检查、做交待，受到批判……
到了和平年代，祖母一股脑地把鲁迅的全部手稿、遗物交给新中国政府的文物单位，她满怀期许和信赖，确信从此可以万无一失。可是，祖母万万想不到，权力可以跨越法律，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最不安全
1968年3月3日，是我一生中最最悲痛的日子，跟我感情最深最亲的祖母永远地离开了我，她去世的原因还是和鲁迅有直接的关系，事情缘起是一直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保管的鲁迅全部手稿忽然不知去向。
祖母非常清楚手稿对于一个作家的意义，抗战年代，祖母曾被抓进过日本宪兵的大牢整整76天，鞭打、、上电刑、灌辣椒水她不放在眼里，但对被日军抄去而遗失的那本鲁迅1922年日记却是追悔不已，抱憾终生。
她汲取内战时期的前车之鉴，拉着父亲与敌周旋、不停地避难、转移，不论时局多么动荡危险，她生命的意义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藏匿好鲁迅的遗稿，一刻不许离开她的视线。祖母惶惶度日，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遗稿，因为祖母深知，手稿是文学家生命的全部。终于, 祖母熬出了头，看到解放，看到了和平时代，她大舒一口气，和父亲打了个招呼，就一股脑地把鲁迅的全部手稿、遗物交给新中国政府的文物单位，她满怀期许和信赖，确信从此可以万无一失。
可是，祖母万万想不到，权力可以跨越法律，最安全的地方可能最不安全。第一夫人揽权、滥权，在1968年初，她命令戚本禹将她根本没有管辖权的鲁迅全部手稿，偷偷运到北京钓鱼台16号楼的住所私藏。为何如此的大费周章，事后知道，的目的仅仅是担心鲁迅手稿中可能记载着对她不利的之言片语。
七十岁的祖母有多么焦急可想而知，她连夜写了一封汇报的信，期盼中央能够迅速彻查，找回手稿。没人可以料到，祖母就是在送出这封信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又因造反派扰乱医院秩序，延误抢救而告别人世。当天傍晚，父亲含泪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了总理，经过详细调查，最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带了一位李姓秘书在住所取回全部手稿，而他自己却被扣上带了几车全副武装士兵冲中央小组的罪名革职下狱，这些都是为拯救鲁迅手稿所付出的沉痛代价。
鲁迅之于许广平是信念的坚守，许广平之于鲁迅是生命的承诺。没有祖母的那封信，或许不会发生傅崇碧事件，没有祖母的那封信，鲁迅的手稿可能从此下落不明。鲁迅手稿回家了，祖母却带着遗憾和悲愤离开了我们。
我曾经这样设想：假如我们中华民族再往后100年，或200年，当200年之后的中华民族、中国的知识分子再回顾20世纪这一段中国历史的时候，他可能会忘掉许多东西。对20世纪的人，他还会记得哪几个人？我认为有四个人，中华民族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第一个是孙中山。孙中山作为一个民族革命家，了满清王朝，将中华民族推进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第二个是。通过自己领导的革命，统一了陷于军阀混战、四分五裂、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且在美国和前苏联两大世界霸权面前，表现了中华民族的骨气，毫不屈服，使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跻身于现代世界之林。
第三个是胡适。胡适之所以能够不被忘却，就是因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现代语言是由胡适提倡白话文所奠定的。有了一个民族的语言，就能凝聚起整个中华民族。
再一个就是鲁迅。鲁迅是不会被中华民族忘记的。他，真正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缔造者，是我们中华民族现代精神的表征。鲁迅，是作为一个民族的魂灵，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楷模而存在，而被我们所接受的。这一点，只要你能感受到他，你就能深刻地理解他。
如果我们反问一下自己，鲁迅在我们精神和心灵中，到底重要不重要？答案应当是十分肯定的。不少人在口头上否定鲁迅，但我们从他否定鲁迅的话语当中，还是感受到他实际上是重视鲁迅的。
鲁迅逝世到现在都已经过去多半个世纪了，一些人还在不遗余力地谩骂鲁迅，否定鲁迅，为什么？因为他们感觉到了鲁迅，他们感觉到鲁迅是他心灵不可逾越的一个障碍。他们在鲁迅精神面前感觉到了自己精神的委靡。在鲁迅面前他们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他们要从心灵上摆脱鲁迅对他的困扰。他们感觉到自己无法做到像鲁迅那样生活，无法做到像鲁迅那样充满生命活力，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他们希望在平庸的生活中满足自己的平庸，满足自己的奴性和奴性心理。他们只是一个个苟活者，不是生命的创造者。所以，在鲁迅面前，他们感觉到一种不安，感觉到一种自卑，感觉到鲁迅对自己心灵的一种嘲笑，所以这种人动不动就要谩骂鲁迅，亵渎鲁迅。这种谩骂、这种亵渎，恰恰表现了他们还没有忘记鲁迅。现在谁还骂杨邨人呢？谁还骂叶灵凤呢？谁还骂叶公超呢？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我们心灵当中已经不存在了，已经被历史忘却了。而鲁迅是不会被历史忘却的，因为鲁迅是中华民族的鲁迅，是人类的鲁迅。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有一个使命：要用我们的精神支撑起鲁迅，使鲁迅在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被接受，世世代代地被尊敬，像尊敬自己一样尊敬鲁迅，像尊敬我们的民族一样尊敬鲁迅。
（选自《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删改）
阅读上文，回答下面问题。
1.如何理解“现在很多人说中学生不读鲁迅”？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一些人不遗余力地谩骂鲁迅，否定鲁迅，请结合文本简述原因。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为什么说鲁迅是不会被中华民族忘记的？结合文章谈谈你的看法。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原配朱安，鲁迅可谓厌恶至极
1906年，鲁迅在日本接到母亲三番五次发来的电报后，以为母亲病危，匆匆赶回绍兴老家。没想到等着他的是一场已经被安排好的婚礼。
新娘名叫朱安，是个旧式的缠足女子，长有“一张狭长的脸，脸色萎黄，颧骨突出，前额高而近秃，发育未足，似有病容”。新婚之夜，鲁迅和朱安各自默默想着自己的心事，丝毫没有任何新婚之夜的兴奋。第二天早上，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鲁迅的脸，因为他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一夜。
鲁迅之所以这么难过，除了被母亲欺骗和对朱安容貌的不满外，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性格保守的朱安婚前没有放脚、上学堂，让他对这段旧式婚姻不再抱有任何希望。
婚后第三天，鲁迅径直回了日本。3年后，鲁迅从日本回国，但没有回绍兴。也就是说，鲁迅一点儿都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对家庭生活没有任何的期待。
辛亥革命后，鲁迅只身来到北京工作。独自生活了7年后，他接母亲和朱安来到北京生活。在居住安排上，鲁迅自己住前院，朱安陪婆婆住在中院，两个弟弟（周作人、周建人）住在后院。这样安排就是为了避免与朱安朝夕相对。
有一次，鲁迅为母亲做寿，邀请了一众好友来参加。朱安忽然穿戴整齐地从房里走出来，跪在地上说：“我来周家已经许多年，大先生（鲁迅）不大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着是周家的人，死了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侍奉我的婆婆！”说完，磕头，离去。
鲁迅无奈地对朋友们说：“你们看看，这就是中国妇女的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了去，大家都会批评我不好。”鲁迅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对朱安，可谓是厌恶至极，却又无可奈何。
朱安的自我催眠，误了自己一生
鲁迅一生讨厌朱安，可朱安却一生感谢鲁迅。无论丈夫怎样无视她的存在，朱安都会默默地忍受。
朱安之所以这么能忍，是因为她有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只要她一直对丈夫好，早晚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在心理学上，这是典型的自我暗示，或者叫做自我催眠。就是人将某种超乎现实的想法或信念植入潜意识，期望以此来左右事情的发展。这样做是对现状的否认和不接纳，是不成熟防御机制的表现。这种自我催眠确实缓解了朱安当下的焦虑，却导致她一生都生活在自欺欺人当中，无法自拔。因为不肯面对现实，她就没有足够改变自己的动力，比如读书认字，和丈夫培养共同语言和兴趣，走进丈夫的世界，改变鲁迅对她的第一印象。她对鲁迅很好，但是这些好都不是鲁迅想要的。
朱安20年的等待，非但没有等来丈夫的回心转意，还等来了鲁迅和许广平同居的消息。直到听说许广平有了身孕，她才彻底绝望了。
朱安的自我催眠还在于努力去讨好鲁迅周围的人，幻想侍奉好周老太太和周围的人，丈夫就能回头。婆婆去世后，朱安写信给许广平报丧，其中还言不由衷地说：“大先生待我是很好的，我们没有吵过架。”她还曾经对别人说：“许先生（许广平）也待我极好，她是一个好人……她懂得我。”鲁迅都不搭理她，如何吵架？许广平和朱安很少通信，算“极好”吗？显然又是朱安的自欺欺人。可以说，朱安的自我催眠导致了她无原则的顺从与忍让，她一直幻想鲁迅仍把她当夫人看，给她钱支配，负责她的生活。
鲁迅去世后，朱安一直住在北京，生活极为窘迫。周作人曾建议朱安出售鲁迅的藏书。为了加以阻止，上海文化名人唐|、刘哲民等人专门去找朱安。朱安冲他们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在朱安自我催眠的意识里，她生是鲁迅的人，死是鲁迅的鬼。人们不能只关注鲁迅的书籍和作品，不关注她这个原配妻子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