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7 09:51:26
在写下《七律·有所思》不久，“凭阑听雨”的，于1966年7月8日在白云黄鹤的武昌住所给写了封信。 在反思自我的时候，想到了30年前就在他心目中树立起了“圣人”地位的鲁迅。在给的信中，他还写道：“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常常“搬出”鲁迅，与“圣人”对话
的确，“圣人”鲁迅，在的心目中似乎始终是一个判别是非的人格化座标，针贬时弊的精神匕首，分析问题的思路切点和表达观点的语言素材。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搬出”鲁迅，自觉或不自觉地同这位“圣人”及其作品对话，以求默契的心灵交流。
鲁迅毕竟首先是文学家。在鲁迅的作品中，最喜欢他的杂文。在鲁迅的小说中，最喜欢的是他的《阿Q正传》。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引用的鲁迅作品，就是这篇小说，就是阿Q。那时鲁迅逝世还不到半年。此后，他谈得最多的鲁迅笔下的文学形象，也是阿Q。在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时候，他常常拎出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习惯，从延安就开始了。
1961年，正好是鲁迅诞辰80周年。小鲁迅12岁的自然记得很清楚。读鲁迅诗，品其人，他专门写了两首七绝，题目就叫《纪念鲁迅八十寿辰》：博大胆识铁石坚，刀光剑影任翔旋。龙华喋血不眠夜，犹制小诗赋管弦。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鲁迅晚年的杂文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晚年的潜心阅读的现当代作家作品，也只有鲁迅的杂文。他要人们学习和研究鲁迅杂文的战斗方法，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所获得的启发是：鲁迅“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他临死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去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为了证实自己的这个观点，接着历数鲁迅许多杂文集书名的来历：“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了《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堕洛文。”由此可见，对鲁迅杂文的写作和集纳的历史背景和前因后果，是何等熟悉的了。
“圣人”的学生
晚年似乎总觉得，六七十年代的国内外局势与二三十年代的环境有某些相似之处。这是他念念不忘鲁迅、一意“搬出”鲁迅的一个潜在因素。但对一般人来说，要读懂鲁迅并非易事，特别是像他那样去体会鲁迅的精神人格、阐发其作品意义的人更少。对此，也有所察觉，逐渐流露出一些不满来。他先是讲过要搞一个鲁迅的语录出来，意在普及，但此事没有搞起来。1971年11月在武汉视察途中，又提起话头：我劝同志们看看鲁迅的杂文，鲁迅的书不大好读，要读四五次，今年读一遍，明年读一遍，读几年就懂了。我们党内不提倡读鲁迅的书不好。
一生阅读和保存有三种版本的《鲁迅全集》。一种是1938年出的20卷本，一种是50年代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上面都留下了不少批画，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字。1972年，他又特意让有关部门把50年代出版的带注释的10卷本排印成线装大字本。在迟暮之年，抱老病之躯，负眼疾之患，硬是把这套线装大字本又读了一遍，在上面画了不少圈圈、道道。在有的封面上，握笔写下这样几个字——“1975.8再读”。
而这个时候，中国政坛至少有两件大事可以直接看出它同读鲁迅杂文的联系。一件是1975年8月发表关于《水浒》的谈话。在谈话中直接引用了鲁迅《三闲集》中《流氓的变迁》一文的话：“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还说：“《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另一件事情是，这个时候，邓小平主持党政军的工作，就引起了非议。由于刚刚动过眼睛手术，则专门让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准风月谈》里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批评文艺界那种因为有点烂疤，就把整个苹果扔掉的做法，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思想是错误的时候，他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鲁迅，这位以笔为戈奋斗一生的文人，为什么在这位在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革命家的心目中占有如此显著的地位？这是个饶有兴味却颇为复杂的问题。我想，说其大要，大概有这样几层原因：鲁迅本人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上的独特贡献；鲁迅对和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情和理解；他们两人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认识，对传统思想道德的批判的相通共鸣……
当然还有一层性格上的原因。当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时候，无疑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他的人格理想，诸如反迷信、反权威的独立思考和怀疑精神；在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中，都从不屈服的敢于应战和挑战的气概；对国民性弱点的冷静提示，对新人格气象的热情渴求；以及坚定相信未来、相信青年的旷远胸怀。
载着和中国的历史之舟，已经远离鲁迅的时代。但是，在夺得天下，全国人民都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他却毫不掩饰自己的内心和在中国最黑暗的日子里孤寂奋斗的鲁迅息息相通。鲁迅的孤独感，从他的散文诗集《野草》（特别是那个在天地间独来独往，只知朝前面行走的“过客”），以及思绪深邃、艰涩超拔的大量杂文中，不难体会得到。而晚年则常常叹惋：党内真正懂得马列的人太少（不是共产党员的鲁迅，则被他视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在实践中，他经常采取的步骤，也不是大多数人一下子就能跟得上的。在1966年给的那封著名的信中，他不厌其烦地引用古人的话，说“世无英雄，让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符”，“阳春白雪，和者皆寡”……，这多少就是对不可言状的孤独心境的透露。
如此一来，两位伫立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山峰上的人物，仿佛是站在不同的峰巅上，遥遥相望却心心相印，而对来说，在鲁迅已逝去多年，在山头上很少看见别的东西的时候，只有同鲁迅的遗著对话了。在对话中，越发感到鲁迅的伟岸超拔。正是1971年11月在武汉那次谈论鲁迅的时候，他重申了自己1937年第一次公开评价鲁迅时所做的结论：鲁迅是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朝花夕拾最新读后感范文有哪些?《朝花夕拾》原本叫做“旧事重提”，收录了鲁迅先生记述他童年和青年生活片段的10篇文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最新朝花夕拾读后感初一作文600字，欢迎大家查阅!
朝花夕拾读后感范文1读着鲁迅先生写的《朝花夕拾》，仿佛在欣赏一幅多姿多彩的幸福画。我读着鲁迅先生写的散文，眼前仿佛看见鲁迅小时候的活泼可爱：有时趁着大人不注意，偷偷溜进百草园，整天呆在院子里。他要与小花、小草、小虫子作伴，还要坐在树枝上吃野果。虽然有时会得到寿镜吾老先生的严厉的眼神，但也仍免不了孩子的淘气。
童年是美好的，是那么令人回味无穷。鲁迅以他幼年时孩子的眼光写下这本书，让我倍感亲切，是我充满了激情。我的童年也是那么多姿多彩。我家有一个小院子，小时候，我总倚在一颗白果树上，发着呆，那时是多么自在。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倭瓜愿意长多大就长多大;蝴蝶随意地飞，时而从墙头飞来一对白蝴蝶，时而从花朵上飞走了一只黄蝴蝶。有时候，我还会到田里去玩，那是田里早已成为孩子的天地。大家都忙着捉泥鳅呢!赤着脚丫，踩着烂泥，别提有多高兴!童年时光，真好!现在，我们都在为学习着想，再也不能享受那种快乐了! 细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感受童年时的快乐，真好!细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享受着不时从字里行间中透露出来的那份天真灿漫的感情，面前不由出现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自然画。
我读鲁迅先生这些对童年归忆的散文，正如读着发自迅先生心底的那份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童真童趣。我仿佛瞅到了幼年的鲁迅，趁大人不注意，钻进了百草园，他与昆虫为伴，有采摘野花野果。在三味书屋，虽然有寿先生的严厉教诲，却仍耐不过学生们心中的孩子气。
全部感触全部是那么天真烂漫，令人归味，也学便引起了我心中的共鸣吧，因此我才会那样喜爱，尤其是作者以一个孩子的眼光瞅世界，读起来让人感到异常的亲切，布满激情。
我家属于郊区，附近有一大片的田野，小时侯，总往那里享受着和煦的阳光，秋日里的习习微风，把那里的油菜花摘得一朵全部不剩，我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我和伙伴全部在为自己的前程努力着，努力得读书，因此，也不能在沉醉在儿时的天真散漫中了，少了几分亲切，少了几分自由，也少了几分对大自然的热爱。
童年已渐渐遥远，留下的只是那些琐碎的记忆，倒不如细读一下《朝花夕拾》，体会以下那个不同的年代的童年之梦，体验一下当时鲁迅的美好童年。
朝花夕拾读后感范文2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上，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希望总是无所谓有的，无所谓无的。这如同地上的路，但其实好像根本就没有路似的。但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题记
朝花夕拾，一本好书。带我走过了初二下学期生活。它是鲁迅先生所写的一部唯一的回忆散文集，原名《旧事重提》这些文章都是从鲁迅儿时记忆中抄出来的“回忆文”。共十篇，前五篇写于北京，后五篇谢于厦门。较完整的记录了鲁迅先生从幼年到青年生活的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述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将往事的画面和现实的生活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作者关注人生、关注社会改革的巨大热情。《朝花夕拾》用平实的语音，鲜活的人物形象、丰富而有内涵的童年故事，拚击了囚禁人的旧社会，体现了鲁迅先生要求人的解放的愿望。
这本书主要描述了四个人物，分别是作者的保姆、恩师、朋友和父亲。保姆长妈妈虽然愚昧迷信，但她身上仍保存着朴实善良的一面，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刻画。可反映出作者对底层劳苦人民的同情和伶爱。恩师，也就是藤野先生他的人格令人肃然起敬他的伟大是人人所不及的。还有些简介我就不再提了，大家自己去书本里，进行挖掘吧。
这篇文中我最赞叹的就是这写作的手法实在的高啊。在文章中，作者把记叙、描写、抒情和议论融合在一起，充分体现出这篇文的诗情画意。
如果说《朝花夕拾》这篇文是鲁迅先生散文集中的经典之作，那么堪称是五四运动时期社会人民的真实写照的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的《呐喊》可谓是为新文化运动的经典小说集了吧。真是一本值得看的好书啊。
在我们需要知识的这一年代，可一定要好好读书，名人传记——《朝花夕拾》值得一看!
朝花夕拾读后感范文3在清风的低吟之下，让人心旷神怡，不禁浮想联翩，像是品尝一道美味，细细品味，童年天真的味道顿时在心头漾开。
鲁迅原名周樟寿，《朝花夕拾》便是他风烛残年之际写下的。清晨的花儿绽放开来，却到夕阳西下直接采摘，少了一丝上午的芬芳。鲁迅的童年并不失乏味，百草园无忧无虑的生活令我向往。单单是墙根一带，就有无限乐趣，油蛉一展歌喉，蟋蟀在那儿弹琴。时不时翻开砖，能遇见蜈蚣，静静的在一旁观察小虫儿们的生活，读着读着仿佛自己也变为一只小虫，扯着那略显粗糙的嗓子歌唱，歌声回荡在绿草之中，如此美好的画面令我陶醉。怪不得鲁迅先生总是趁大人们不注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溜进百草园，他的童年生活就是在大自然的歌曲中度过的。
相比起百草园的无忧无虑，三味书屋便越显枯糙了，屋后虽然也有一个园子但却不能去太久，不然先生就会在大叫“人都去哪儿。”同窗们便陆续回去。读书时，大家扯开喉咙一阵乱读，也不知道对不对，大家的声音低下去静下去了，只见先生还在摇头晃脑地读着，读到这，我不禁笑了，相比起我们的学习生活，虽说书屋有些无趣，但孩子们怎能抑制住自己爱玩的天性呢?每当先生读书入神时，学生们便各干各的事，有的正用纸糊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而鲁迅正聚精会神地画画……一切都是如此的天真烂漫。不知不觉，便引起了我心中的共鸣，字里行间透露着孩子的天真，鲁迅先生正是以这种孩子的眼光看待世界，也正因为如此，《朝花夕拾》吸引了众多年轻读者。
童年是水中的鱼，是同学们之间的游戏，是牧童的短歌。现在告别童年的我们，整日在作业中奋斗，有时只能在梦中回忆那些童年往事，童年已渐行渐远，似流水光阴一去无回，留下的只是些碎片似的记忆。
朝花夕拾读后感范文4还未细读此书，我便已感受到一股韵味，“朝花夕拾”这四字，透露着一些重又回味往事的诗意。但诗意听来终太过柔美，书中的十篇散文字字是铿锵的，总在那生动的嘲讽中射出些批判的犀利，鲁迅先生的浩然正气便在这黑的字中真实地体现了出来。
鲁迅的文字总以他独特的方式暗藏深刻的含义，有时让我的理解也有些犯难。《二十四孝图》这篇文章初读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前半段批判反对白话的人，后半段却接连写下对《二十四孝图》的厌恶，但多次体味后方略知如此写作的目的。白话实则更象征着新的文学与知识，阻碍新事物发展的人必遭谴责，前文交待了这样的内容。《二十四孝图》宣传旧的愚孝，充满对孩童的残酷，“肉麻当有趣”，鲁迅表其厌恶，抨击此书，实则抨击旧文学、复古之说。因此，文章的前后便和谐统一了。
《朝花夕拾》中的选文是回忆性散文，我曾在鉴赏鲁迅文章的书中看过对此的详解。书中写日本学者曾指出鲁迅文中记事与事实不符，质疑文体的确立。其实回忆性散文虽源于事实，但为突出中心，也常将材料适当典型化，且鲁迅在《小引》中也写，“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我便略微总结，回忆性散文取材于真实经历，但又不缺乏文学性、艺术性。我也明白了，写作需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需突显中心。
阅读《朝花夕拾》，鲁迅先生那幽默而又有力的文字给我的心带来极大的共鸣。我感受着他为后人走出文学之路的坚实、卖力，这一刻的我不禁又潜入文字中，重品花香。
朝花夕拾读后感范文5《朝花夕拾》是鲁迅写的一本，散文诗集，里面主要分为朝花夕拾和野草。
而我最喜欢的就是野草，告诉分东西了作者感到苦恼和失望的时候，写的一本散文诗集小说，我最喜欢的就是希望，其中主要讲的是，
我的心中已经寂寞，而我的心中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变化，也没有颜色和声音，我大概是老了，我的头发已经苍白，不是很明白的事吗?我的手颤抖着，这也不是很明白的事吗?
那么，我的魂灵得手一定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是苍白的。
然而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在这以前，我的心中血腥的歌声，希望，虽然盾牌后面也依然是空气中的暗夜，但是，即使如此陆续地消耗了我的青春。
但是十分惨的人生啊!也终于对了暗夜止步，回顾这茫茫的东方的，我就还有失去的青春，因为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尖锐的蝴蝶已经笑得迷茫，爱得飞翔而青年们十分的平安。
绝望之希望，正与希望相同。
在这一本书中，我感触十分巨大，因为在许多实际中，我都感受到了生活的痛苦，以及无奈，但只要笑着去面对。
“文学接收是个性化行为，读者可以这样或那样理解作品，这是读者的权利，你有什么资格规定那种理解就不正确呢？”针对中学语文教学的这种现状，北师大教授童庆炳先生发出了质问。但是，我们长期以来对作品的阐释却从来都是一言堂，教师的这个做法往往直接来自于教参的解读。
例如，《药》中夏瑜坟上的那一圈作者自己用了曲笔凭空填上的花环，被教材编写者解读为革命者永远会前赴后继。在这种解读中，对《药》的理解，教师不会再关注文章的文字中体现出来的悲凉、阴冷的感受，将注意力完全陷入了坟上白花的主题探究上。鲁迅寄寓在小说之中并深深慨叹的那种先驱者与看客之间的隔膜消失了，鲁迅悲观绝望情绪完全被消逝了，代之以革命的乐观主义，鲁迅已经不是自己所说的被关在铁屋子里做无望呐喊的时代启蒙者和苦闷者，而恰恰成了鲁迅所拒绝承认的教参编写者们眼中希望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了。
鲁迅小说的选取除了随政治变化而频繁地变化外，对一些传统篇目的解读，越来越远离鲁迅的文本，随政治任意阐释。为了迎合时代的主流话语，迎合执政者的政治意图，教参编写时，时有针对课文解释生搬硬套、断章取义的问题。
二、鲁迅小说在高中的选用问题分析
高中的三篇小说，编者出于对文章长短的处理，把最长的小说《阿Q正传》放到了高三教材中，这部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确实是经典之作。但其长度，足以使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此文时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一是课时安排有问题，无法集中时间学习，将近一周的教学早已让学生顾此失彼；二是这么长的文章，究竟从何讲起，要让学生接受哪些方面，都受到限制。另外，如果不从学术研究方面考虑，《阿Q正传》的主题远没有短篇小说《祝福》难以理解，而且，学生读《阿Q正传》，趣味性远大于思想性的解读，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是有所欠缺。
对鲁迅小说，并非某些课改专家所说，学生根本不喜欢，不接受鲁迅。一次和几个同学谈鲁迅的小说《风波》。他们并不理会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而是谈夏天在场院里吃饭纳凉的感受，对鲁迅小说中的那些带有浓浓的乡土气息的场景记忆犹新。学生不是不喜欢鲁迅小说，只是不喜欢教师课堂上对鲁迅的经典阐释。为什么不喜欢呢？很简单，郑振铎先生早就发现的鲁迅小说属“有蕴蓄之情趣的作品”，鲁迅作品的叙述风格不乏趣味，而且，这其中的趣味并非是表层的、易于捕捉的，而是在我们的品味，感悟，深入挖掘之后所能体验到的审美愉悦，但这一特点被我们忽视了。
三、鲁迅小说艺术性研究及教学实施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正是这些麻木的、不觉醒的国民所构成的铁屋让鲁迅深感空虚的悲凉，鲁迅先生在创作中对这些以他人痛苦为自己欢乐的民众给予了精辟的批判，并把这一类冷眼的旁观者定义为“看客”，让这群看客成为这个民族的深刻的精神烙印。对中学生而言，学习鲁迅小说，对“看客”形象的理解和批判，无疑，对他们的人生经历中，会潜移默化地起到不可或缺的教育意义。
纵观这些描写看客的作品，“看客”似乎无处不在，触痛了鲁迅的灵魂。围观者的姿态，是这个民族的生存巨大现实困境，看客的存在是人性的悲剧、社会的悲剧，看客就是这种艺术化的悲剧对象。
在《阿Q正传》中写阿Q临刑前游街示众，周围是张着嘴的看客、蚂蚁似的人，而那些喝彩的人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所以看客大发牢骚，白跟一趟了。这个结尾可谓滑稽、诙谐，它采用客观叙事视角来叙述，极其精到而传神。死亡本就是一出悲剧，而人们却要喝彩，这有悖于常理；以自己对行刑方式的嗜好来开死亡的玩笑，不可理喻，这是麻木；在别人走向坟墓时寻乐无望而加以埋怨，这是无情；这种悖于伦理、良知的怪癖实在让人无言以对，深感国民群体的精神堕落和痛惜民众灰色的生存状态。
当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对这种艺术的形象进行审美欣赏和审美感受时，当我们在重新阅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再次感受作品中所凝聚的阴冷的感受和对民族反省的理性精神时，我们实在要钦佩鲁迅先生透视这个社会目光的深远。在深味鲁迅对无所事事又百般无聊看客无言的批判的同时，会让学生或多或少的增加一点反思自身的精神和勇气，而这种反省的精神，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失的。对学生能进行这方面的教育，除了鲁迅作品，其余作家，有这种社会责任感的作品寥寥无几。
四、鲁迅小说思想性研究及教学实施
本来，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时时处处存在着，“各扫自家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不理会别人，进而演变成为不理解，然而我们似乎已经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经鲁迅的刻画，我们才惊异地发现：一个人与周围的人，竟如同隔着一道厚壁障，期待他人宽容、理解根本就是一种奢望，由此而产生绝望的心理或者干脆走进麻木的心理阴影中。
在《药》中，夏四奶奶对儿子夏瑜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不仅不能理解，反而在夏瑜牺牲后给他上坟时现出些羞愧的颜色。在夏四奶奶的心目中，夏瑜是被冤枉了的，他应该是或者一定是一个安于现状、不想反抗的顺民，他的被杀只不过是本家的诬告而已；而夏瑜则以封建朝廷、传播民主自由思想为己任。连母子间对革命与当顺民都很难达到思想的化解与沟通，普通人与人之间，隔膜自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个人与周围的人之间非常深重的存在着隔膜，也同样深的存在于“我”与中年闰土之间，虽然我们曾经的儿时好友，但闰土叫的一声“老爷”使“我”只觉得“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于是不由得慨叹“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
虽然隔膜远远不是研究鲁迅小说的主要论题，但隔膜这个话题确实是鲁迅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篇鲁迅小说中都有涉及，而且，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出现在鲁迅小说中的无奈、忧愤、悲剧、感伤等几乎都可以用隔膜来做解释，所以在讲解鲁迅作品时，也是不可或缺的。
结语
因为文本解读的开放性，以及文本理解和阐释的多元性，个性化的阅读也并不能保证是解决鲁迅作品解读的灵丹妙药，并不能更好的解读鲁迅小说，有时甚至会导致莫衷一是的结果。文本毕竟是作者内心深处的言语，可以这样认为，作者心灵体验，就体现在他的作品之中，而读者关注作者的情感体验和内心，会有助于读者对文本作较深入的把握。尤其是对理解鲁迅、认同鲁迅还有相当距离的中学生来说，更有必要。况且，选入中学课本的鲁迅作品，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如果漠视鲁迅本意，学生的文本阐释很有可能会陷入无序的随意解读之中，这样的个性化阅读是否合规律性，就值得疑虑了，这就需要有较高文学素养的教师的引导。
关键词： 鲁迅作品 平民意识 是非意R 独立意识 担当意识
中学语文教学对于鲁迅作品（小说、散文和杂文等）的分析，或许是选文类型相对集中的缘故，往往带有标签化和模式化的倾向。笼罩在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评价光环下的鲁迅，其实是一个不断观察、不断思考和不断实践的与时俱进的理想主义者。虽然现有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难以涵盖鲁迅作品的全部精髓，但不妨通过对其有限选文的悉心阅读与评析，品味出蕴藉于文字中的各种典型意义，这就要求教师在解读过程中，不受已有的对鲁迅作品的分析和定论的束缚（虽然很多分析和定论是有道理的），多视角地阐释鲁迅作品本身显示出来的有价值的内涵，扩大对鲁迅作品的认知范围。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可以从教材已有鲁迅作品的教学中，寻找到认识自我、改变自我和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力量。
例一，鲁迅作品中的平民意识。鲁迅小说塑造的人物，以农民（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为多。比如《故乡》（《呐喊》）里的中年闰土，便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苛税、饥荒、多子、疾病与兵、匪、官、绅折磨的印痕，清晰地展现在那张凝固许多皱纹的脸上：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药》（《呐喊》）中的华老栓，则是一个愚昧麻木的城市贫民。为了治愈儿子的痨病，拿出历年的辛苦积蓄，委托集流氓和刽子手一身的康大叔去买特效药――“人血馒头”，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悲惨结局;《孔乙己》（《呐喊》）里的孔乙己，是一个落魄的读书人，依靠替人抄书谋生，终因窃书断了腿，在人们的嘲笑声中默默死去。闰土、华老栓、孔乙己，以及《一件小事》（《呐喊》）中的人力车夫、《祝福》（《彷徨》）中的最终沦为乞丐的祥林嫂，《阿Q正传》（《呐喊》）中至死都不知道为何而死的雇工阿Q，无一不是受欺凌和受侮辱的“小人物”，代表着中国最广大的底层平民。作者对他们的不幸遭遇予以深切的同情，对他们的愚昧麻木感到无比痛心，对他们的可贵品行表示由衷的敬意。
这种平民意识不只是因为作者在作品中描写出了穷苦大众的生活（虽然这本身就有伟大的意义，因为当时的很多文学作品，描绘的都是才子佳人、公侯贵人、老爷太太或少爷小姐的生活，为的是供贵族特殊阶级的享受，所以极少写工人、人力车夫、船夫、庄稼汉、囚犯和叫花子的生活。所以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大声疾呼，要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更是因为平民意识是文学革命的主旨之一，而文学革命是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人曾经讥讽鲁迅的作品只会发表一些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不是更进一步诚诚恳恳地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对此鲁迅反讽道：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进而指出：“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这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实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且不说这些贬低或抹杀鲁迅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的言论，有不可告人的企图，鲁迅认为在有药方之前，先要揭示病状，这样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且鲁迅也一直在寻找改变现状的路径，更是用实际行动积极参与改变现状的活动，比如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投身于自由大同盟，都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
鲁迅作品中的平民意识源于鲁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经历，虽然鲁迅本人不是底层平民，但能始终如一地站在底层平民的立场上，为他们张目呐喊。对比有些文人，一旦有了钱，有了地位，就背离了原先人道主义的平民文学的创作宗旨，或成了官方的帮闲，或成了牟利的书商，或成了冷漠的隐士，而鲁迅的文学创作却是一步步向劳苦阶级靠近。鲁迅在评论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时说：“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是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我们中国大概是变成个人主义者多。主张人道主义的，要想替穷人想想法子，改变改变现状，在政治家眼里，倒还不如个人主义的好;所以人道主义者和政治家就有冲突。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三册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惨痛。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这种文学家出来，对于社会现状不满意，这样批评，那样批评，弄得社会上个个都自己觉到，都不安起来，自然非杀头不可。”（《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对托尔斯泰从贵族到文学家转变的剖析，特别是托尔斯泰由于自身的经历转而批评贵族的庇护者俄国皇帝，何尝不是鲁迅与之相似的心路历程的写照。
鲁迅文学创作中的平民意识在展现人道主义情怀的同时，其实也在寻求解答他早年就已苦思如何拯救麻木不仁的中国大众的问题：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鲁迅在《准风月谈・我谈“堕民”》中讲到家乡绍兴的堕民（解放了的奴才）时说：“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而且“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嗔φ叩氖郑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及附集・我要骗人》）为此，鲁迅自觉承担起一个启蒙者的责任，将矛头指向了中国的旧文化：“中国的文化，我可是实在不知道在那里。所谓文化之类，和现在的民众有甚么关系，甚么益处呢？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值得指出的是，鲁迅的平民意识还不满足于自己的创作要为人民大众服务，更期望底层民众能够自己拿起笔，写自己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思想。“在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的口吻而说的。……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为民请命是中国优秀士人的优良传统，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的屈原，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杜甫，再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山坡羊・潼关怀古》）的张养浩，直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自嘲》）的鲁迅，绵绵不绝，他们都是中国的脊梁。
例二，鲁迅作品中的是非意识。“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药》）“‘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原来就因为见了你！’”他（阿Q）想。他迎上去，大声地吐一口唾沫：‘咳，呸！’小尼姑全不理睬，低了头只是走。阿Q走进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着伊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你怎么动手动脚……’尼姑满脸通红的说，一面赶快走。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看见自己的勋业得了赏识，便愈加兴高采烈起来：‘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颊。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Q更得意，而且为满足那些赏鉴家起见，再用力的一拧，才放手。‘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阿Q正传》）
两个小说片段，前者是围观革命者被杀的看客，后者是欣赏恃强凌弱的观众，如果说这些看客和观众只属愚昧麻木所以可悲可恨的话，那么，更有一些学者文人的混淆是非就属为虎作伥因而卑劣了，已经丧失了作为知识阶级应有的良知与正义。“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流言家的下劣表演便是在“三月十八日（1926年）的惨杀事件，在事后看来，分明是政府布成的罗网，纯洁的青年们竟不幸而陷下去了，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华盖集续编・可惨与可笑》）也许不明是非源于一般百姓的中庸性情――总喜欢调和、折中。不过混淆是非的学者文人当不属此列，这不仅仅是怯弱，就如对于秦理斋夫人自杀一事的评论，“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花边文学・论秦理斋夫人事》）而且是阴险了，他们的所谓调和折中，就有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的，就如对于三月十八日的惨杀事件，有论客就认为学生本不应当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而且造谣学生和市民的请愿是受人利用，原本曾声明不管闲事，现在却要主持公道，叭儿狗的性质昭然若揭。“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种子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栓了细链子跟在脚后跟。”（《坟・论“费厄泼来”应该缓行》）“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坟・论“费厄泼来”应该缓行》）不知者以为鲁迅愤世嫉俗，了解者则会感觉鲁迅的是非分明。鲁迅在《写在<坟>后面》中说《论“费厄泼来”应该缓行》一文，虽然不是自己的血所写，却是见了自己的同辈和比自己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假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坟・论“费厄泼来”应该缓行》）
作为知识阶级的学者文人本应成为民众的代言人。鲁迅在分析俄国知识阶级曾经受到平民的欢迎后来却成为平民的敌人时说，因为他们先前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们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们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所以同样能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知识阶级对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赞成知识阶级，到处欢迎他们。但是知识阶级受此荣誉，地位提高之后，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地离开了。他们享受了高贵的生活，就记不起从前一切的贫苦生活，不但不同情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失去了是非观念，文人就会走向民众的反面。
那么“知识阶级将怎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知识阶级》）
也许这就是秉持是非意识的文人的宿命，抑或是追求真理的人们的宿命：他们不应该随和，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就是和事佬。
例三，鲁迅作品中的独立意识。有人曾经请教鲁迅关于“创作要怎样才会好”的问题，鲁迅谈了八条意见，其中第五条是“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早先鲁迅应《京报副刊》的征求，说到青年必读书的时候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非议鲁迅的人认为鲁迅偏激，其实鲁迅这样说是有着自己的深切体会并且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何况中国的不少书籍宣扬的都是封建糟粕，比如二十四孝中的有些故事：“老莱娱亲”显得做作，“郭巨埋儿”则是残忍了;另有鼓吹读书的故事：“凿壁偷光”，用破坏别人家的房室借光读书，这种行为显然是不可取的;“囊萤映雪”似乎也不太符合常理。更有一些号称是罗列了所有菁华的选本，如果信以为真，那就是大大地上当了。“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词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像变成词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花边文学・古人并不纯厚》）由于“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集外集・选本》）
因此，读书做人，不可失去独立意识，对事物应有自己的观察了解，这样就不会偏听偏信;同样对事物要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这样就不会附和盲从。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中谈到继承文化遗产时，用一个穷青年得到了大宅子作比喻，讲到了三种态度：一是徘徊不敢进门的逃避主义;二是放一把火烧光的虚无主义;三是全盘接受的投降主义。三种态度有一个共同点，便是缺乏自己的观察、了解、分析和判断，因此就没有独立的见解，只能成为“孱头”、“昏蛋”和“废物”。
当然，鲁迅的少读中国书，甚至不读中国书，是针对当时的青年人而言，因为他们缺乏独立的眼光，无法选择对自己的发展有所增益的书籍。就鲁迅本人而言，是读了大量中国书的：“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坟・写在《坟》后面》）只有自己对此有切肤的体会，才会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就像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着两个字是‘吃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华盖集・忽然想到》）
独立意识当然不是目空一切的狂妄自大，也不是自以为是的标新立异，它就像在大海中兀自矗立的岛屿，是基于淹没于海水下面的广袤大陆的支撑。独立意识的形成和坚持就需不偷懒不畏惧。不偷懒不畏惧，才会夯实独立的基础，增进自信的底气，如此就不会被天花乱坠的大话所迷惑，也不会被标榜权威的结论所吓倒。
鲁迅曾经和太阳社、创造社的作家争论过有关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问题。平心而论，太阳社和创造社的作家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大纛，确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只是因为理论储备的不足和创作实绩的苍白，未免有些形式化和空洞化的倾向。比如当时被很多人推为佳作的《一只手》（郭沫若作），表现的内容是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去了一只手，剩下的一只手依然能和爱人握手的故事。情节的构思失之太巧，依旧脱离不了穷秀才先是落难，后来终于中了状元，完聚于洞房花烛之下的老调。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要弄清什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本人是否经历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或是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有没有深入的体验和感悟。为此鲁迅并没有在喧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口号声中迷失独立的意识，却是认认真真地阅读了大量的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并兢兢业业地翻译了不少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例如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理论著作《艺术论》，法捷耶夫的长篇小说《毁灭》等，唯此，鲁迅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问题，便有了自己的发言权。
独立意识是一种可贵的品质，照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个人的自大”：“‘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例四，鲁迅作品中的担当意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真的猛士”是指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由此参加请愿而死于当局枪弹的刘和珍。“他的家乡，是台州的宁海，这只要一看他那台州式的硬气就知道，而且颇有点迂，有时会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方孝孺，明朝人。燕王朱棣为夺皇位，带兵攻陷南京，明惠帝朱允勺苑佟7叫⑷姹恢慈胗，因不肯给燕王起草即位诏书被杀），觉得好像也有些这模样的。”（《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他”指的是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的柔石。柔石自己没有钱，借了二百块钱来做印本。除了买纸之外，大部分稿纸和杂务都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鲁迅对真的猛士刘和珍及既硬气又有些迂的柔石的高度评价，正是因为他们有担当，与鲁迅自己的品格类似，所以深得鲁迅的赞赏，并为他们的被惨杀扼腕痛惜。
担当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相比有些人，把写作当做是博取名利的跳板，鲁迅则把自己的写作看做是由“旧”至“新”的桥梁，从黑暗到光明的引渡。且不说鲁迅的小说是抱着“启蒙主义”的思想，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鲁迅厌恶把小说当做“闲书”，并将“为艺术的艺术”看做“消闲”的新式的别号，因此鲁迅的小说取材，大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之中，目的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单就占鲁迅作品极大比例的杂文而言，他已把写作当做是一个文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先前，他的杂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社会方面，比如《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随感录三十三》和《随感录三十五》等文章，涉及的问题有伦理、道德、教育、经济、国粹与科学等，而后鲁迅的杂文则把注意力转至文坛方面，这是因为先前文学革命运动的宗旨就是要对旧思想、旧道德、旧传统和旧习惯进行批判，从而为新思想、新道德、新传统和新习惯的建设铺路，只是旧的积习并不会因为一次或者多次的文字扫荡就能消弭于无形，一俟死灰复燃的温床产生就会卷土重来，其中所谓的“正人君子”（有些是“帮闲文人”）的推波助燃起了恶劣的作用，因此鲁迅的杂文“就是偏要使所谓的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坟・写在〈坟〉后面》）
鲁迅在对《新潮》杂志的意见中提到，《新潮》每一本里面有一两篇纯粹科学文，当然是好的，但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伪自由书・前记》）有人就曾不满地宣称最讨厌用“显微镜”来论人议事，这就说明鲁迅杂文的论人议事是切中时弊、刺痛了某些人的神经。又曾经有人劝鲁迅去创作几部能扬名立万的大部头作品，而不写不登文坛大雅之堂的讽刺杂文，对此鲁迅不以为然，因为杂文的力量就在于它的讽刺：“其实，现在的所谓讽刺作品，大抵倒是写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的‘讽刺’;非写实的讽刺，即使能有这样的东西，也不过是造谣和诬蔑而已。”（《且介亭杂文二集・论讽刺》）讽刺的生命在真实，真实才有力量，它和冷嘲完全不同，“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讽刺更不是辱骂与恐吓，“我并非主张要对敌人赔笑脸。三鞠躬。我只是说，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倘在诗人，则因为情不可遏而愤怒，而笑骂，自然也无不可。但必须止于嘲笑，止于热骂，而且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敌人因此受伤或致死，而自己并无卑劣的行为，观者也不以为污秽，这才是战斗的作者的本领”。（《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鲁迅对帮闲文人深恶痛绝。因为帮闲文人不仅没有正义和良心的担当，失去了文人应有的气节和操守，而且是反动当局或恶势力的帮凶。由于是文人，他们的嗅觉往往比反动当局灵敏，有意为当局采取反动措施提供信息或证据，进而为当局的罪恶辩护开脱，混淆视听，迷惑公众，颇具欺骗性。为此，鲁迅对帮闲文人作了全面深刻的揭露，一是做帮闲文人需要有帮闲的资本：那就是“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帮忙到扯淡》）二是做帮闲文人需要有帮闲的定位：如同“二丑”（即“二花脸”，戏班中的一种脚色，其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的艺术。“他没有义仆（由老生扮演，先以谏诤，终以殉主）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由小丑扮演，只会作恶，到底灭亡）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准风月谈・二丑艺术》）三是做帮闲文人需要有帮闲的伎俩：“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从“倘若”至“也没有血腥气的”的一段文字发表时被删去）。”（《准风月谈・帮闲法发隐》）其具体的做法是以丑角的身份，或将紧要的事情变为滑稽，或张扬不关紧要之点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或添油加酱远离主题。当然帮闲文人也有苦衷：尽管帮闲使出浑身解数，为他们的主子（有时不知道主子是l）卖力讨好，但终究也只不过是奴隶（也许他自认为是“臣子”），免不了有吃力不讨好的窘境，更有小骂帮大忙过了头招致误杀的死地。“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且介亭杂文・隔膜》）帮闲文人的可叹、可耻、可恶和可笑的面目昭然若揭。就像鲁迅所说的，他的文章中的论人议事，往往是取类型，而不是个别，因而就有典型意义。
据统计鲁迅一生的写作（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辑录、校勘、翻译、书信和日记等）共有约一千万字，有人曾说鲁迅每年要编一本集子是为了赚钱，我们不排除有这样的经济方面的因素，作为后来已成为职业作家的鲁迅，需要靠他的勤奋写作赚取稿费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养活创作，然而鲁迅从来没有想着靠写作去获得一个文学家的头衔（鲁迅反对做空头的文学家），开店铺，造洋房。鲁迅把自己的写作生活看做是一个战士生活（对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担当）：“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且介亭杂文末编及附集・这也是生活》）
虽然现在的时代和鲁迅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鲁迅作品中的平民意识、是非意识、独立意识和担当意识，就“立人”这个角度而言，于今仍有现实意义。鲁迅的立人观，曾经是鲁迅用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同时也是用以指导人生的世界观，想以此来拯救中华民族，改造中华民族。鲁迅表示出这样的担心，即如果不从精神上根本改变麻木不仁的国人的思想，中国人将可能从世界人中被挤出。“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热风・随感录六十一》）如今，鲁迅的立人思想依然是鞭策我们要牢牢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动力。
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说过，鲁迅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可以说，不懂鲁迅，就不懂中国。这就是我们现在还要进行鲁迅作品教学的原因。
参考文献：
《狂人日记》在当年上演时曾引起很大争议，还发生过演后谈观众和观众现场争吵的情景，争吵的核心，大多集中在这种突出形式的改编和全剧最后“狂人”的沦陷是否太过悲观。鲁迅毕竟太著名，对鲁迅的不同理解也投射到看戏的观众里。
这样一部具有争议的作品时隔三年重新上演，李建军选择带着全体演员到北京房山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封闭排练，几乎与世隔绝。对他来说，重排并不是只按照当年的样子重演一遍就可以了，而是要把这个文本的内涵根植在演员心中，一些时效性内容也要更换，新写了歌，部分当年觉得不太好的戏也做了改动。封闭排练为期一个月，他认为只有这样的封闭，才能让年轻的演员全身心投入到戏中，去构建一个立体的鲁迅。
BQ=《北京青年》周刊L=李建军
BQ：还记得第一次读小说《狂人日记》是什么时候吗？当时的感受如何？
L：大概中学时候吧，记得家里有几本人民文学的鲁迅全集，读了读，只记得小说的气氛非常恐怖，不理解，也不喜欢，对小说中的画面印象很深。
BQ：后来为什么决定把这部作品搬上舞台？
L：当时找不到合适的中国剧本，对小说改编感兴趣，对现实问题关注，偶然重读《狂人日记》一下子被击中了，觉得这就是我要找的故事，立即就决定了。
BQ：“鲁迅”给人的感觉总是很沉重，尤其对年轻人来说，《狂人日记》和当下的勾连在哪呢？
L：鲁迅笔下的世界深刻切中了中国人的生存感受，一百年前的问题和一百年后非常相似，我们常有历史轮回之感，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很多中国人都有同感。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是狂人“疯了”之后眼中的“常人”的形象，在狂人眼中的世界是恐怖的，小说叙事中黑白颠倒的设置非常高明和深刻。
BQ：你如何理解《狂人日记》里的“吃人”？
L：吃人就是人间苦难的事实以及产生它们的根源。
BQ：世上还有“狂人”吗？
鲁迅在北京的住所
鲁迅的一生与北京有很深的渊源，和西城地区更是有着不解之缘。自1912年起，他在北京生活了14年，先后在四个地方居住，在此期间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鲁迅在北京的第一处住所是位于西城区南半截胡同7号的绍兴会馆，其始建于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原名山阴会稽两邑会馆，主要招待浙江山阴、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鲁迅最初入住“藤花别馆”，后搬到了“补树书屋”，这一住就是七年半的时间，也正是在这里，鲁迅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等名篇，就连“鲁迅”这个笔名也是在这里诞生的。如今的绍兴会馆已成为民居，唯有门口的牌子证明这里与周围其它的房子并不相同。如果幸运的话，还能在门口遇到住在附近的老人，他们会热情地侃侃而谈，讲述这座故居内鲜为人知的往事。
1919年，鲁迅与弟弟周作人一起买下了八道湾11号的一座三进的大四合院，他在这里住了不到4年的时间。在这里，他们一家其乐融融，鲁迅也留下了《阿Q正传》《风波》《故乡》《社戏》等不朽作品。、蔡元培、郁达夫等人也经常造访此地。后来，为了远离兄弟纷争，鲁迅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现为84号）的房子内。在短暂居住了不到1年的时间，鲁迅就和母亲及原配夫人朱安来到了他在北京的最后一个住处――宫门口二条19号（北平西三条21号）。至于这些居所原来是什么模样，只能在陈列厅中的老照片里寻找答案了。
陈列厅里读鲁迅
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祖父因科场案锒铛入狱，父亲又长期患病，家道中落，少年鲁迅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倍感世态炎凉。在南京，他入免费的新式学校学习，阅读包括《天演论》在内的科学和文艺书籍;在日本，他受到了藤野先生的关怀和教诲，却在看过有中国人被指为沙皇军队的间谍遭日军杀头、围观的中国人神情麻木的纪录片后，深深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遂弃医从文;在杭州、在绍兴、在南京，他先后任教、任职;在北京，他致力于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和古籍校勘并撰写发表大量小说、杂文，成为中斗争最彻底、影响力最大的作家;在厦门，他任厦门大学文科教授;在广州，他有更多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也目睹了更残酷的杀戮和更应用的牺牲，他彻底转换了自己的立场，同被压迫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上海，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投入各种社会活动、倡导新兴木刻运动并编辑出版多部刊物。
鲁迅博物馆的陈列厅以时间为脉络，以地点为线索，展示大量的照片、实物资料，介绍鲁迅的一生。这些展品中，有“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都是长方形的”鲁迅“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有鲁迅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范爱农》、《奔月》等的手稿;有许广平从广州寄赠鲁迅的金星石图章;有鲁迅购买的日本木雕刀、铜织怀炉、象牙烟嘴、老花镜、绣花壶套等生活用品……一张张、一件件都记录着他的生活。鲁迅用自己的文字书写着他人生的篇章，展现着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民族之魂，指引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展馆复原了三味书屋的模样，书房内“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味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仿佛置身于古老的书屋，读书、习字，又想悄悄跑到外面玩耍，这也许就是当年鲁迅学习时的场景与心境，在这里阅读到的不是伟大的鲁迅先生，而是一个刚刚走出百草园，走进三味书屋的孩童。
不凡人的平凡生活
走出陈列厅走到鲁迅的旧居，这是鲁迅1924年春自己设计改建的小四合院。正是在这里，鲁迅完成了《华盖集》《华盖集续篇》《野草》以及《彷徨》《朝花夕拾》《坟》中的一部分文章。院子虽然不大，却处处蕴涵着老北京的韵味。“我的院子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被奉为鲁迅文章中的经典语句之一，这个小院中就有一处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场景。这是两棵树，一棵是白丁香，另一棵还是白丁香，而且它们都是1925年4月5日鲁迅亲手所植。也许是较少修剪，它们长的比一般的树高大些，茂密的枝叶遮挡了小院的天空，阳光透过空隙照射进来，留下一地的斑驳，宁静而自然。
故居从建筑到室内的陈设都是比较简朴的。中间是起居室，两旁一侧是会客室兼藏书室，一侧是厨房。由于门口挡着隔板不能走进观看，只能将起居室看个大概，目之所及是外屋整齐的桌椅、洁白的面盆，而鲁迅的写字台及朱安的床榻在微微探身后方依稀可见。起居室的东屋是鲁迅母亲的卧室。鲁迅的母亲慈祥刚毅，思想也比较开通，虽然没有正式上过学，却每日读书看报，对鲁迅的成长有着很深的影响。尽管社会动荡，可在这间屋内，鲁迅与母亲促膝而谈，其乐融融，温馨而幸福。西屋为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卧室。鲁迅奉母亲之命，迎娶了朱安这位比自己年长三岁、又没有文化的裹足女子。朱安的一生是孤独的，她尽心侍候婆婆，却无法走近丈夫，即使共同生活在这狭小的院落，这对宛若陌生人的夫妻也基本没有交集，这就是旧时女子的悲哀。小小的房间烙印着朱安寂寞的身影，在夜深人静之时，唯有昏暗的灯光陪伴着这位温婉懂礼的女子。起居室北面一间是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从旁边的小门绕到后面，便看清了这间凸出的“老虎尾巴”，名字虽霸气，其实就是正房最中间位置接出来的一间屋子，这搁现在也算是违规搭建了吧。透过玻璃向内望去，据说这里的物品都按当年的样子摆放，到处遗留着鲁迅的气息。鲁迅在这里工作、休息，亦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
这不大的小院里，鲁迅感受过亲情的温暖，咀嚼过包办婚姻的苦涩，也品尝过新生爱情的甜蜜，就是在这里，一位女子走进了他的内心，并陪伴他走完了人生剩下的时光，她就是许广平。许广平曾是鲁迅的学生，她仰慕这位博学多识的老师，也给鲁迅写过信，有时还登门谒见，向鲁迅求教。这位学生会的总干事，亦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在鲁迅的教育和启发下，思想不断提高。后来许广平因避难住进了西三条这间小院里，隔离了外面动荡的时局，这里留下的是他们携手并肩的决心与爱情滋生的美好。
如今，人已不在，但这个幽静的四合院，墙还是青灰色的，门窗依旧朱红，丁香树仍然生长，故居中展示的每一件物品都保留着原来的样子。透过古朴的门窗，望向有些昏暗的屋子，读出了不同于书本上记载的鲁迅，不同于从文字上认识的鲁迅，好像看到了一位不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朝花夕拾，阅读鲁迅，体味民族之魂。
装帧是指书刊、书画的装潢设计。对于书刊而言,装帧是指在一部书稿印刷出版之前,对书的形态、用料和制作等进行的艺术和工艺设计,其内容包括开本、封面、护封、书脊、版式、环衬、扉页、插图、插页、封底、版权页、书函在内的开本设计、封面设计、版面设计,以及装订形式、使用材料的选用等等。在二十世纪以前,书刊的版式单一,填充面只能说是书皮,主要对书刊内容起保护作用,谈不上是艺术。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艺术涌入中国,书籍的种类日益增多,书籍装帧的样式也越来越丰富,既保留了中国古籍书刊的传统样式,又创造出封面画式的新型样式,这开启了中国的书籍装帧行业的新时代。因此,许多作家、艺术家、出版工作者,如鲁迅、钱君、陶元庆等名家,都纷纷加入了书籍装帧的行列。 鲁迅有着多重身份,如作家、思想家、书评家、翻译家、美术家等等,这些都已得到学界的认可;但其装帧艺术家的身份却因隐没于其他身份背后而少有人提及。鲁迅十分热衷中国的装帧艺术事业,曾亲自设计了不少书籍的装帧。从20世纪初开始,他设计了《月界旅行》等书的封面;新文化运动后,其艺术风格逐渐成熟,先后参与了《国学季刊》、《歌谣纪念增刊》、《苦闷的象征》、《中国小说史略》、《呐喊》等60多部书的装帧设计,还为不少书题写了书名。他特别注重融合西方现代设计风格和中国民族艺术气派,如在《域外小说集》的装帧中,鲁迅就融合了陈师曾的篆文题名和西画图案,使两者相得益彰。 他提倡书籍的整体面貌,主张封面版式、字形、纸张、印刷等的综合考虑。因此,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众多参与书籍装帧的文学艺术家中,鲁迅凭借其鲜明的观点、独特的设计、非凡的影响力,成为其中最为活跃和突出的一员。 一、鲁迅书刊装帧的现代思维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革命浪潮冲击着社会的各个角落,也猛烈地冲击着旧杂志。革命不仅革新了杂志的内容,也革新着杂志的形式,催生了面貌一新的报刊装帧。我国进入了一个装帧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产生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装帧艺术家。 鲁迅是当时书刊装帧革新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为我国书刊装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鲁迅的装帧思想中,首先,与文学创作一样,他十分注重书刊装饰的通俗化、大众化。 鲁迅整个艺术事业的核心就是为了启蒙大众,藉以疗救被压迫、被奴役的广大国民,因此,为使国民看得明白,以达到启蒙之目的,他书刊装帧往往简单大方、通俗易懂。其次,鲁迅的书刊装帧多采用图像,对图像艺术要求很高。他设计的《莽原》半月刊封面,图案是空旷的原野上生长着一些小树和一些草丛,给人一种置身于苍茫的旷野中的感觉,与刊名很协调,而且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显示了鲁迅作为艺术家的卓越才华和丰富的创造潜能。再次,鲁迅在现代启蒙事业编辑丛书的过程中与中西艺术文化发生着广泛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联系。“五四”期间,新文化运动的掀起将西方世界的各种现代艺术思潮先后带到中国。鲁迅从青年时代起,就致力于引进世界先进文化,他不但翻译了大量域外小说和文艺理论,而且还不遗余力地介绍了不少外国画家画作。经鲁迅之手编辑作序、翻译的介绍外国美术的书籍就有12种之多,如《近代木刻选集》(一、二)、《比亚兹莱画集》、《蕗谷虹儿画集》、《新俄画集》、《引玉集》、《一个人的受难》、《凯绥•坷勒惠支版画选》、《士敏土之图》、《高尔基<母亲>插图》、《苏联版画选》,以及《近代美术史潮论》等等。鲁迅从这些现代美术作品中汲取了外国现代艺术思维,并自觉地运用于艺术创作中。他以现代的思想意识和专业的审美水准编辑《乌合丛书》,使之成为现代启蒙事业的里程碑书籍。《文艺研究》的封面设计很具有现代感:白底色衬上深蓝色的刊名和图案,刊名是黑色变体美术字,手写,富于变化,在图案的上方和左边排成横折形,图案为街道,好像用线笔直尺画成,有粗重的边框,像是一扇窗户,具有很强的空间感,红色的“1930”和“1”分嵌在两个对角上,既醒目,又使整个封面显得活泼。总体看来,《文艺研究》整个封面的设计构思巧妙,内涵丰富,和刊物的思想内容协调一致。最后,鲁迅在装帧书刊时,能根据市场的需求,设计不同版本的书籍。如在《<死魂灵一百图>广告》中他指出:“精装本所用纸张极佳,故贵至一倍,且只有一百五十本发售,是特供图书馆和佳本爱好者藏收的,订购似乎尤就从速也。”[1](P463)精装本主要为满足“图书馆和佳本爱好者”的需求。而《<引玉集>广告》中指出,出版画册是为“供中国青年艺术家之参考起见”[1](P452)。《<铁流>图》是“专为研究美术者印玻璃版本二百五十部”[1](P450)。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鲁迅意识到了出版物与市场的紧密联系,也说明了鲁迅作为一个出版活动家的敏锐的市场眼光。 二、鲁迅书刊装帧的整体风格 一本书的整体风格不是由一个包封,一个封面,一个环衬所能囊括的。在它们所包含的内容里,存在着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这就是具体反映书籍内容的各组成部分———版面设计、插图、字体字号的设计,要使其成为一个整体,这是设计者必须完成的重要工作环节,任何优秀图书的设计都不能逾越这一环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装帧艺术是版面设计艺术、插图艺术、字体艺术和封面设计艺术的综合工程,而封面设计在塑造整体形象上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出版者应当统筹考虑,使书刊各因素互相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同时各部分具有各自的位置和特色。 鲁迅编刊物不仅追求内容的充实、丰富,尽量给读者以系统、全面、正确的知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而且在形式上,从封面、扉页的装帧,内文插图的选择与配合,版式的确定,字体、字号的选择与排版,到纸张的选择、装订样式的认定、定价的计算等,都非常细心考究,追求科学、美观与刊物整体的协调和谐性。我们不妨看看1926年7月鲁迅的《未名丛刊》与《乌合丛书》上的广告词:所谓《未名丛刊》者,并非无名丛书之意,乃是还未想定名目,然而这就作为名字,不再去苦想他了。这也并非学者们精选的宝书,凡国民都非看不可。只要有稿子,有印费,便即付印,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内容自然是很庞杂的,因为希望在这庞杂中略见一致,所以又一括而为相近的形式,而名之曰《未名丛刊》。#p#分页标题#e# 大志向是丝毫也没有。所愿的:无非(1)在自己,是希望那印成的从速卖完,可以收回钱来再印第二种;(2)对于读者,是希望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了。现在将这分为两部分了。《未名丛刊》专收译本;另外又分立了一种单印不阔气的作者的创作的,叫作《乌合丛书》。[2](P402)上述文字包含着鲁迅等新文化先驱者为现代启蒙事业所做的艰苦努力。从中可以看到鲁迅作为一个出版活动家的成书过程涉及到的现代印刷文化各个层面诸多的环节程序:书名、书稿、印费、读者、作者、译者、传播、接受等等。鲁迅对插图、选纸、用墨、印刷、出版等各个环节都极为重视。比如说不同题材内容图书的开本选择、材质选择与印刷工艺的结合、内文版式设计与封面设计的统一、正文字号大小、书脊设计与封面、封底设计的连贯性以及切口处的空间流动性等,都是鲁迅在装帧设计时考虑的要素,以便塑造出图书的空间美感。 三、鲁迅的封面设计 封面设计是鲁迅装帧工作的核心内容,他一生设计的书刊封面很多,封面一般简单大方,但内涵丰富,个性突出,富于民族特色,是艺术性与思想性的有机结合。 (一)以字为主的封面设计 不同的字体能在视觉上造成人们微妙或强烈的心理反应及情感变化。从我国最常用的四种印刷字体来看,宋体字端庄,竖粗,横细,笔画疏密适中,阅读时最省力,适用于排正文。仿宋字体比较秀丽,笔画细致,横竖笔画粗细一致,与我国木版书上的字形接近,一般图书多用它印正文、排脚注和篇后注。楷体字柔和,柔中带刚、宛转圆滑,接近手写字形,表现出一种优美的文化特色,这种文字适用于儿童读物。黑体字力度强,粗细一致,极为醒日,视觉上比其他字体略大,常用来做文章题目。由此可知,字体与书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不能给予刻板的限定。因此,字体要与一本书的独特风格建立一种联系,而不是随意地构想一种奇特字体,而是要靠设计者在了解图书内容特点的基础上去选择与排列一种符合图书内容的艺术字体。只要编排得当,运用合理,就能产生层次清楚、秩序井然、生动活泼的书面效果。 鲁迅所设计的书刊封面充分展示了中国汉字的独特艺术性。他以变化无穷的汉字形式装饰书刊封面,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又突显了独特的民族特色。其亲自手书的封面题字有《萌芽月刊》、《小彼得》、《凯绥•坷勒惠支版画选集》、《奔流》、《朝花旬刊》等等,这些封面题字足见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功力,也是目前研究鲁迅书法艺术的重要依据。如《奔流》第1期封面是浅米黄底色,大大的“奔流”二字非常突出,黑色的手写变体美术字,并且二字距两边很近,整体看来有奔流而出的视觉效果。红色的“第一卷、1”几个字,在封面中央,极为醒目,使整个封面显得大气、整洁,而勾得很细的“奔流”二字的边线,既有装饰性,又显出封面设计的精致。《萌芽月刊》封面呈白底色,月刊角形,四个黑色美术字很大,字体灵活,变化多样,线条上细下粗,鲁迅手写“萌芽”,圆的内角,点画相连。 四个大字摆成横折形,约占整个封面的三分之一,远远望去像是独具特色的几何图案。红色的“第一卷1,1930”放在余下的左下角,很醒目。整个封面全由文字构成,却极具艺术性、装饰性,色彩简单、雅致。《奇剑及其他》的封面,是用行距很大的老宋体作为封面视图的主要元素,并采用红色;右边的三个星花图案与字体间排,非常清新隽永醒目。《朝花旬刊》的封面是用魏体字写刊名,很有力度又不呆板,中间是一个粗犷的木刻花卉,既装饰美化了封面,又和刊名及办刊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封面插图的装饰美化效果 插图属于造型艺术,经过艺术家的绘制,能够把人物和场景用形象描绘出来,把可读性和可视性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可以增加读者阅读书籍的兴趣,而且艺术形象还可以增强文艺作品的感染力,使读者对书中主人公产生更深的印象。另一方面,插图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书的内容,它的形象语言能准确、实际地说明问题,弥补文字表达不足的缺陷。纵观我国古典书籍,封面一般只是文字,直到明清时期,文士们才开始在小说戏曲等文艺书籍内容中配置插图,如《金瓶梅》、《西游记》等等,均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鲁迅将插图和图案应用在封面上,为中国封面设计开启了配置插图的先例。“五四”时期,鲁迅编辑书刊时,开始在封面配置各种不同艺术形式的图案,打破了图案只用在书中的传统。如《歌谣纪念增刊》的封面,是鲁迅画的繁星、浮云和月亮,并建议沈尹默题写了书名。 鲁迅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他经常临池抄书,因此书法功底深厚;他也练习绘画,尤其对外国版画甚为推崇,对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颇有研究;他也喜好收藏和研究汉画像,而且他为了倡导以进步青年为主力的“为人生、为大众”艺术思潮,发起了新木刻运动,引起了木刻艺术的革新。这些个人文化艺术修养以及人生实践联姻于书籍装帧事业,造就了鲁迅在书籍装帧领域里的领先地位。鲁迅常将汉画拓片创造性地运用在封面设计上。1923年,鲁迅翻译出版的爱罗先珂的童话集《桃色的云》封面为白底色,上部分是贯通左右的汉画人物、禽兽及流云构成的带状古典图案,印成红色,极富象征意味和想象空间,符合童话集的特点。1926年6月出版的《心的探险》采用六朝人墓门画像图做书面,图案从上到下铺满封面,在图的空白处写书名和作者字样。 这是一种大胆的构图尝试,图案和中文字体变化结合的设计,为当时中国书刊设计探索了一种新的形式和方法。鲁迅在翻译书的封面上一般采用外国插图来暗示翻译书的内容。鲁迅出版的第一本翻译书《域外小说集》就是这样设计的:灰绿的底色衬托下,深蓝色书名上是一幅外国插图,增加了书本的异域色彩。 另外,鲁迅对报刊的版式也有精心的研究和设计。他编辑的书刊形式多样,有16开、32开,也有23开、25开等等,版式设计一般简单、大方、整齐。总体来说,他比较喜欢较小的开本,具有书卷气。他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讲到:“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3](P15)这是鲁迅从自身经验出发,推己及人,精心研究并设计版式。#p#分页标题#e# 鲁迅为中国的装帧事业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使书刊的形态充溢着机智多变的外表:从中国古代的简册装、卷轴装、线装发展到了近现代的精装、平装等书籍形态,使书刊由一个严肃、单调的工具转变为一个有生命、有情感、会装扮的艺术品。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作为一个艺术创造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深刻洞察力和自由想象力。
作者简介：黄健，男，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鲁迅研究、五四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体学研究。
摘要：依据文化人类学理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因此，价值观是形成作家文化人格的根基，作家的精神信仰则是形成其文化人格的核心要素。进一步说，作家的文化人格是由以下两个方面的精神特征整合而成的，一是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中逐渐形成并发展演变而成的精神图式，二是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中逐渐形成并发展演变而成的精神图式。这两个方面的精神图式又分别由血脉人伦情结、社会道德情感、宗教意识、哲学观念这四个层面的精神内蕴建构而成，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的形成也是如此。在文化人类学视阈中探究和建构鲁迅文化人格的精神结构，能够充分体现出中西方价值观的交融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I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6-0142-05
如何在鲁迅研究中体现出中西方价值观的交融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和谐发展，杨义先生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他提出：“文学现代性如果有什么国际标准的话，就不应该是单边标准，而应该是多边标准，起码是东西方互为参照、互为方法，从而在反复的文化对话中形成一种尊重世界多样性的、互相取长补短的‘多边现代性’。”[1]笔者认为，以文化人类学理论解析鲁迅文化人格的精神结构，可以成为在鲁迅研究方面体现中西方文化对话和价值观互补的一种有效研究视角。
一、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中的
家族性伦理情结
（一）鲁迅在其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中形成的家族性伦理情结
人的生命活动创造了文化，人不仅促进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也发展了人自身，因此，个人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逐渐形成并发展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特质，也就确立了作为其文化心理特质核心要素的文化人格。正如文化人类学家所言：“人类的人格和心灵柔韧可塑，几乎完全是由个人的生活经历所铸成，既然这种经历发生在某种文化背景中，那么作为结果的人格大多可以从社会因素得到解释。”[2]中国封建社会伦理文化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家庭观念（或家族意识）是其主要内涵。鲁迅自幼受到了封建伦理文化的严格教育，家庭观念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有很深的根基，在他幼年时家境衰败和父亲病逝的境况下，因为身为长子长孙，他自然而然地树立起为家庭牺牲自己的生命信念，他要尽心尽力担负起养家的重任，为此，他做出了第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是“走异路，逃异地”，开辟一条能够振兴家庭以及家族的人生道路。
鲁迅遵母命而与朱安女士完婚，这使他长期陷入无爱的苦闷心理体验中，他深深体会到，自然、健康、完整的生命绝然不可缺失真正的爱情。对于爱的思考、追求、呼唤，贯穿了鲁迅的一生，他有着人世间最多的爱。
鲁迅是其所属的封建士大夫阶级的叛逆者，家境败落后，因为很早就直面了世事真相，鲁迅逐渐形成了独立判断的理性思想境界，也就是透视社会本质和从整体上观照人生现象，他发现了自己归属的封建士大夫阶级正是“瞒”和“骗”的封建文化的维护者。正是因为经历了家境败落，他饱受了亲属们的势力的白眼，他投入野孩子群后重新确立了自己民众立场的思想和文化归属。他原先的封建性家族伦理情结出现了分解，向内强化了家庭情感，向外扩展为对家乡民情的关切，其中包括对家乡历史文化中爱国志士仁人的特别尊崇。
（二）鲁迅在其知识体系建构中形成的家族性伦理情结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威廉・A.哈维兰说道：“所有文化都是习得的而不是生物学遗传的，著名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把这称为人的‘社会遗传’。人们与文化一起成长，因而学会自己的文化。”[3]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科学，这一学说在种族的生物本性和民族的文化属性两方面，共同建构了人类的血脉伦理特征。留日时期，鲁迅开始以人类学理论研究中国国民性形成的根源，其中一种视角便是研究中华民族血脉情缘在中国国民性形成过程中巨大而恒久的影响作用。据许广平回忆：在鲁迅藏书中就有很多是“人类学中之人种学”方面的。他因对“各地风俗人情”极注目，所以，有关“民族学、民俗学以及风土记之流也爱浏览”。[4]鲁迅在研究中国古籍时，从文化人类学和原始神话传说中，发现了中国民族性中“吃人”现象普遍存在的生物性根源。
鲁迅在接受中西方人伦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他的血脉人伦亲情的双重性，对长辈和兄弟，他履行封建伦理文化要求的“孝悌之道”，尊敬并尽心侍奉长辈，全心全意照顾兄弟；父母如何对待子女？他又以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和进化论为依据，让子女享有自由和平等，长辈还要尽心尽力关心和扶持子女。家庭血缘关系形成的伦理情感，成为渗透到他灵魂中的凝重而牢固的情结，而这种感情形态正是封建宗法制文化的遗存物。
鲁迅的故乡绍兴正处于越文化的中心地带，而越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而又独具特色的文化，浙东人的文化心理是纯朴、浑厚、凝重的。这一文化精神哺育滋养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如勾践、范蠡、王充、王羲之、嵇康、黄宗羲等。绍兴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创造了卓越的文化精神，鲁迅对他们以及他们创造的卓越文化异常敬佩。鲁迅一生辑录了众多的古籍，据周作人回忆，鲁迅进行古籍辑录工作，是“以会稽郡为横坐标，以魏晋时代为纵坐标”。对这一时期历史特别是会稽人著作的研究，显现出鲁迅文化心理倾向中源于血脉伦理的故乡情结，鲁迅从故乡文化中继承了奉献意识和坚韧进取精神。
二、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
中的社会道德情感
（一）鲁迅在其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中形成的社会道德情感
传统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和道德伦理，传统影响通过文化流淌于每一个人的血液之中。周作人曾说到浙东人固守“食贫”“习苦”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性，这实际上是“以自苦味极”“而形劳天下”的“禹墨精神”陶冶出的平民文化性格的体现。鲁迅自幼受其濡染，平民文化性格在他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迹。鲁迅从故乡先祖“以自苦味极”“而形劳天下”的“禹墨精神”中，感受到了仁慈、浑厚和进取的社会道德情怀。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商业化现代都市文化环境中生活时，鲁迅与中国传统社会道德相距较远，更接近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然而，卖稿生涯的商业化生活节奏和相对优裕的生活，并没有使鲁迅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这一时期，鲁迅在租界声光电色的畸形繁荣中，剥离其浮泛的表层，他发现国人的奴性依然严重，为此，他大力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文化的侠义道德精神，以振奋国人外抵侵略内抗的社会正义和道德，于是，我们看到，在《非攻》中，墨子止楚伐宋彰显真侠精神，然而其行为却受到外部环境的扼杀。
（二）鲁迅在其知识体系建构中形成的社会道德情感
鲁迅出生在一个有着浓厚读书氛围的家庭，周家门口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作为封建士绅门第的特殊地位。1892年鲁迅12岁，就“开始入三味书屋读书。三味书屋离鲁迅家不到半里远，‘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很快，十六岁前就读完了‘四书’‘五经’，以后又读了《尔雅》《周礼》和《仪礼》。鲁迅曾说，‘我几乎读过十三经’（鲁迅：《华盖集・十四年的“读经”》）”[5]童年时代，鲁迅从古书中充分认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体系。在鲁迅的一生中，他熟知的儒家文化，使其具有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的积极进取意志，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道德情怀。
因为充分阅读了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封建宗法文化的伦理意识，成为鲁迅思想意识中传统文化的遗存物的主要成分，这种文化意识长时期制约了鲁迅的思想向完全的现代性和大众性方向激进，也造成了他的文化心理世界中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长期的冲突。然而，鲁迅是他出身的封建士绅阶级的叛逆者，正因为读透了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瞒”和“骗”，他愤然指出，所谓圣经贤传宣扬的正统思想，都是“瞒”和“骗”的伪善道德，于是，他全面质疑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的合理性。
三、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中的宗教意识
（一）鲁迅在其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中形成的宗教意识
早年在故乡生活时，鲁迅对故乡的种种巫术色彩的迷信风习感受颇深，他刚出生时身上就被家人加以巫术文化的符号，例如抱他到庙里记名，又拜和尚为师，穿避邪的百衲衣。在他童年的生活经历中，他耳濡目染了家乡的许多巫鬼文化色彩的风俗民情，鲁迅欣赏故乡的巫鬼文化中的民风民俗民情的心意符号，如钱理群所说：在鲁迅作品中，我们“读懂了鲁迅所讲的鬼故事背后的人情：所要展现的，是构成鲁迅生命底蕴的童年故乡记忆和民间记忆”。[6]
鲁迅从中国民俗文化中发现，中国人如何“实用主义”地将全部生存需要，寄托于神灵庇护这种机巧而又愚昧的准宗教行为之中。鲁迅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民俗后发现，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土人”，是“野蛮人”，是“野蛮民族”，这是“实在是别无办法”的事实。
通过观察中国封建社会的生活，鲁迅还发现，儒教的宗法伦理文化使中国人普遍具有祖先崇拜的准宗教情结，而且，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从正统观念到民俗习惯，都特别尊崇祖宗的权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民族根性，就严重地禁锢了后世子孙的自由发展。
在童年生活时期，鲁迅从家庭氛围和乡间民俗中亲身感受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1912年到1917年期间，他内心处于异常孤独、失望和痛苦时期，他便是通过读佛经和抄古碑来排遣强烈郁闷情绪的。道教崇尚回归自然，退守到绝对朴质的原始形态，以洒脱和超然的心性逃避社会的约束，因为痛感于社会现实中奴性的中国人灵魂的极端麻木，鲁迅还意识到了道教存在的现实性，但他又反感道家文化中虚静无为的消极思想，而更多和更直接受到呈现着老庄疏狂性灵的嵇康、阮籍、刘伶、孔融等魏晋名士的影响。
（二）鲁迅在其知识体系建构中形成的宗教意识
鲁迅自幼广泛阅览越地民间的“野史和杂记”，这种知识积累和思维过程生成了他的民间宗教思想，王晓初认为：“鲁迅的这种源于浙东史学传统的‘野史思维’始终是与越地底层民众世界的‘鬼’的视野相融合的。”[7]，然而，鲁迅是不会迷信这种鬼魂存在的，但他却从民间描绘的鬼蜮世界的阴森恐怖，联想到封建道德社会的黑暗残酷，这两者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鲁迅的宗教意识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真相的，而且是他把握中国现实社会和历史内幕的一种特别途径。
从留日时期开始，鲁迅不断购置和阅读了大量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的书籍，例如，1912年，以及1914年7月28日、1914年9月26日的《鲁迅日记》，都记载到，鲁迅购置了数量惊人的佛学著作，如佛学经典：《大方广佛华严经著述》《十二门论宗致义记》《大安般守意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广弘明集》等。鲁迅对佛教教义的理解是精深和独到的，五四前后那段沉默时期，他不仅用佛经教义领悟苦难深重的中国现实社会和历史的本相，还以此排遣内心世界无涯际黑暗和空虚的苦闷。到了左翼文艺运动时期，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既强化了他一贯的无神论观念，他还运用阶级进化观念和科学辩证法思想领会中国社会人生问题，他更多感受到了佛教的消极。
鲁迅与道家文化是有着性灵相通之处的，由于性情和人生态度的明显不同，周作人欣赏道家的清静和闲适，鲁迅欣赏道家“疏狂”的生命自由意识，他还从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身上吸取了任性超脱的个体生命自由意识，以此抗拒腐朽颓废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有了这种精神基础，他留日时期便从尼采、叔本华、克尔凯戈尔、拜伦、雪莱等人身上，充分领略和吸收了张扬个性自由意识的现代生命意志，并将中西方的自由精神相沟通，形成了他在五四前期以“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为根基的精神境界。
四、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中的哲性精神
（一）鲁迅在其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中形成的哲性精神
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国民性格是民族普遍性文化人格的集中体现，鲁迅一生的经历和精神体验都在探究这两个生命哲学的难题，它们也是关乎中国国民的理想文化人格的难题。在童年时，鲁迅便认清了世人的真面目，他走出了家乡，赴日留学，在日本饱尝了弱国子民的屈辱，也强烈感受到了中国人灵魂的麻木和愚昧，便以西方现代科学和民主的思想文化为武器，决心彻底改造中国几千年来传承至今的愚弱的国民性。在五四文学革命中，鲁迅以进化论思想极力促进中国民族性由传统向现代的全面进化。20世纪30年代，他的指导思想由进化论发展为阶级论，此时上海左翼文学运动的潮流正与他的文化心理倾向一致，他成为左翼文学运动的旗手，这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他个人的生命抉择。
鲁迅的一生“走异路，逃异地”，经过了数次风雨颠簸。1927年以前，鲁迅是倾向于生物进化论的文化观念的，赞美自然生长的生命、个性的思想和纯朴的生活习俗。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上海生活和战斗时，他倾向于复杂社会矛盾和多元文化互动的社会形态，从鲁迅最后十年的杂文所取的材料、形势和风格的演变来看，他在上海时期斗争的情势显然要比北京、厦门和广州时期更为严峻和急迫。虽然如此，鲁迅始终在战斗，反叛陈腐、落后的封建传统文化和变革黑暗、丑恶的社会现实，是他终生的生命信仰和终极价值追求。
（二）鲁迅在其知识体系建构中形成的哲性精神
鲁迅早在留日前，就已经充分认同了进化论观念。据周作人1902年2月2日的日记所载：“晚饭后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鲁迅去日本留学后，“还常和挚友许寿裳谈论《天演论》，背诵其中的‘察变’诸篇”。而且，“自读严译《天演论》后，严复每出一部书，鲁迅一定设法买来”。[5]鲁迅前期知识体系的主旨观念，在他这时期发表的几篇文言论文中集中体现出来。
鲁迅在《人之历史》中向人们展示了西方社会“人”的进化历史，鲁迅是以进化论观点探索人类文明进化的普遍规律，表明鲁迅关注的焦点是生命本体性的“人”，而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科学史教篇》从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得出一个结论：西方科学发达有赖于人文演进的成果，科学不仅与人文难以割裂，而且它的发展有赖于人文的发达，因为“科学发现，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文化偏至论》进一步研究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揭示出西方现代社会在科学高度发展的同时，却造成了人文性的被摧残，形成了文化上的两种“偏至”：一是重物质而轻精神，一是重“重数”而轻“个人”。鲁迅以此为参照，提出中国社会从根本上实现文明进化的正确途径，应该是“尊个性而张精神”，并将这种主张概括为“立人”。鲁迅并未因此忽视西方现代社会在人文主义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他认为欧美强盛，无不以物质和多数向世界炫耀，其实强盛的根本还是在于“立人”，因此，中国社会若要摆脱落后和愚昧，“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而“立人”的关键，首先在立人的“心”，即努力使人心具有现代文化精神，并得到健全发展。文艺则是最易动人性情和塑造人的优良精神品格的，鲁迅认为能够真正担当“立人”重任的文艺界精英，是他在《摩罗诗力说》中高度赞美的“立意在反抗，归旨在行动”的摩罗诗人。这些人便是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恺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鲁迅立志成为这样的文艺界之战士。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赞美“朴素之民，厥心纯白”，希望建立起一个理想中的“古中国”的社会文化形态。鲁迅比较了日本和西方文化的异同，既从中认识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守和落后，也发现了西方文化的“偏至”，而从日本文化的“朴素”和“自然”形态中，寻找到了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瞒”和“骗”的痼疾的有效途径，鲁迅通过对西方和日本文化进步成分的吸收，确立了中国文化及民族性根本改造的方向。在鲁迅的知识体系形成过程中，他既不盲目推崇西方文化，也不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从种族进化和人性完善的生命本源上，领悟西方文化的优劣处，科学性地实现中国文化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
“鲁迅来到上海时，他此前‘一向相信的进化论’，‘已经轰毁’。” “于是，他陆续购进并阅读了很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感谢创造社，说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从而接受了唯物史观，‘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8]20世纪30年代，鲁迅选择了上海文化环境，通过透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的价值观体系依靠阶级论的理性知识重新建构。鲁迅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由五四时期的进化论和个性主义，发展为20世纪30年代的阶级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生命意识不断完善，然而，鲁迅始终坚持清醒的头脑、独立的见解、自主的判断，他始终是保持自身生命本体性和坚持崇高精神信仰的哲性思想家和文学家。
于是，通过以上对鲁迅文化人格精神结构的阐释，我们可以确立鲁迅文化人格的总体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孝悌之义，是鲁迅根植于心灵深处的人伦情结，鲁迅对此尊奉到近乎神明的地步，亲情便成为他一生的珍爱，此外，他还以平等和自由的真诚情感对待爱情，对故乡民俗民性及志士仁人的热爱，则是他的这种血脉人伦情结的延展。鲁迅一生的人生体验以及对中外古今文化知识的领悟，凝结为一个宗旨，那就是对中国人生命根性的关注。鲁迅深邃地探究了中国人的种族特征、民族文化属性和传统社会的本质，彻底暴露出中国封建社会通过强权政治以及瞒和骗的道德文化，奴化国人的罪恶，并以此揭示出中国国民性中普遍存在的精神痼疾――愚昧、麻木、自欺欺人。鲁迅严峻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罪恶和民族劣根性，热切呼唤“任个人”和“张灵明”的“超人”（现代人）。他以“向死而生”的准宗教式的超俗意识，探求中华民族蜕旧变新的根本途径，为此，他提倡“拿来主义”和辩证法思维，以便科学有效地吸收中外古今的文化知识；他的宗教意识具有相当的科学性、积极进取性和现实针对性，希望用宗教为灵魂麻木和僵死的中国人唤醒精神信仰。到了20世纪30年代，鲁迅以透视本质、观照整体和辩证思维的精神意志，在彻底否定了传统中国人生命根性的基础上，以科学民主思想、社会发展观、阶级进化意识等现代生命哲学，重塑了中国人的生命根性――自然、健康、公正、智慧、向善以及富有个性创造力的完美人性。
[参考文献]
[1]杨义.鲁迅与左联三章[J].鲁迅研究月刊，2010，（10）.
[2]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社会人类学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3]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翟铁鹏，张钰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4]许广平.藏书一瞥[A].颜汀，编.大先生鲁迅[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7.
[5]鲁迅博物馆.鲁迅年谱（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1981.
[6]钱理群.鲁迅笔下的鬼和神[J].名作欣赏，2010，（34）.
[7]王晓初.浙东学术、师爷气与鲁迅――从“越文化”观察鲁迅思维与文风的形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6）.
[8]缪君奇.鲁迅与上海文化互动关系刍议[J].鲁迅研究月刊，2008，（7）.
On the Mental Structure of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Lu Xun
HUANG Ji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Jiangsu， 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values are the core of culture. Therefore， the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a writer is founded on his values， with spiritual beliefs as the core element. Further， cultural personality is the integration of two mental schemas formed and evolved in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his knowledge system， which constitute the blood relations complex， social moral emotion，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and philosophy. So is the formation of the spiritual structure of cultural personality of Lu Xun. Inquiry and construction of Lu Xun’s cultural person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 can fully reflect the blend of Chinese and Western values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