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8 13:51:58
夏日整理书柜,翻出那本熟悉的《时间草原》,我捧在手里爱惜地摩挲着。这本书是席慕蓉诗的合集,席慕蓉曾是我的偶像,我如痴如醉地阅读、抄录过她的诗。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期,正值青春年少的我,在同学那里看到《七里香》和《无怨的青春》,这两本诗集当时正风靡大江南北。我立刻就被迷住了,借来一首一首极其用心地抄录,漂亮的笔记本上,写满了淡蓝色的诗行。那些诗,正说中了我憧憬、向往、失落、迷惘掺杂的心境。那时异地求学的我,满心里是缤纷的梦想和“少年维特之烦恼”,席慕蓉的诗,像温馨的风,拂去我的躁热,又如一双纤巧轻柔的手,拨动着我心灵的琴弦……
孤独中的最大慰藉,就是抄录席慕蓉的诗,而后放在枕边,秘而不宣默默翻看,心里满是七彩的梦幻。然而手抄的终究没有书的感觉好,我迫切希望能拥有那两本诗集,可是跑了很多家书店也没买到,我仍然不甘心地去书店书摊寻觅,有一天,我终于买到了,那真是如获至宝啊……书中还有席慕蓉所绘的精美的插图!那两本诗集,从此就成了我的“伴侣”,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在上学,在旅途,在打工的日子里,我翻来覆去地吟读、品味那一首首清丽优美,又蕴含着淡淡忧伤的诗……
今夜,重读席慕蓉的诗,心中的感触难以言喻。曾经是“少年不识愁滋味”,“青春情怀总如诗”,而今人生已告别了韶光年华,一路风风雨雨,磕磕绊绊走进了中年,换句话说,已历经了沧桑,因而对诗意的理解,更为真切、深刻。如这首《悟》,当年便打动了我:我今天的经历/又有些什么不同/曾让我那样流泪的爱情/再回首时,也不过/恍如一梦。曾经无数时日,我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我怎么也想不通,那寄寓深情的玫瑰,不经意就成了落红,那星空下的盟誓,转眼就灰飞烟灭……而此刻回首,那一切,端的如一场梦啊……现今读来,感觉就如同打翻了五味瓶,说不清什么滋味。往日历历,一切似乎就在眼前,然而就那么一转眼,已是沧海桑田……掩卷沉思,心头不由一阵怅惘……
这些诗歌,让我青春的花朵格外绚丽地开放过。让我的心浸透了诗意的甜蜜。在其后的岁月里,我终于懂得了珍惜,拥有了感恩的心。青春一去不复返,曾经的精彩美丽、痴傻迷恋,已然烟消云散,正如席慕蓉的一首小诗《印记》里所写――总有一些什么/会留下来的吧/留下来作一件不灭的印记……是的,虽然一切都已过去,却留下了斑斑点点、深深浅浅的印记,那些印记,让人怀想、感念,惆怅不已,也让人欣慰、感动,一生一世珍惜……
青春虽已消逝,但感谢命运,让我这个平凡女子的青春,曾与诗歌相逢。夏夜重读,我的心激情荡漾,诗意盎然,再一次沉浸在美的韵味中。
《燕子》的作者是席慕蓉，该篇散文是对燕子的美好怀念，也是对自己童年时期的怀念。
席慕蓉介绍：
席慕容，女，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家，画家，祖籍内蒙古察哈尔盟明安旗，是蒙古族王族之后，外婆是王族公主，后随家定居台湾，她于一九八一年出版第一本新诗集《七里香》，在台湾刮起一阵旋风，其销售成绩也十分惊人，一九八二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成长的痕迹》，表现她另一种创作的形式，延续新诗温柔淡泊的风格，代表作品有《记忆广场》《成长的痕迹》等。
（来源：文章屋网 ）
“叶先生站在那里，就是一首诗。”无从考证谁发明了这句评语。多年以来，它在南开的学生中流传。
南开大学中文系1979级学生单正平现在是一位大学教授，他入学那年，叶嘉莹在南开开课，当时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对南开校园造成的破坏仍在，而叶先生走在路上，是“地震后惨败的校园里最美的风景”。那时，她已55岁。
虽然叶嘉莹表示对外在的东西并不注重，但她流露出的风度和气质，深刻地影响了很多学生的审美。 “见了叶先生之后，才知道什么叫风度，什么叫气质，什么叫优雅。很多人说见了叶先生，我们心中那些美的东西才被唤醒。” 南开中文系1979级学生傅秋爽说。
晚年的叶嘉莹，保持了多年未改的标志性的发型。据她的秘书、南开中文系副教授张静介绍，叶先生总是自己理发，因为她觉得自己剪得更好。
能让一代代学生心折的，当然并非她的美貌。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林玫仪说，本来说不出美在哪里的诗句，经叶老师一讲，马上就能进入“诗境”。
由于太受欢迎，叶老师在台湾大学教书时，连中午都排了课，很多人上午上完最后一节课后，赶紧饿着肚子跑到那早已人声鼎沸的教室旁听，很多人到隔壁教室抬桌椅，即便如此，仍有人挤在窗台上。
后来，叶嘉莹在南开开课也造成了这种局面，不得不发放听课证以维持秩序。
当年的天津师范大学学生徐晓莉将旁听叶嘉莹的课比作“偷吃仙丹”。她和几位同学一直旁听叶先生的课，至今已有35年，尽管她们后来从事了不同的职业。有人说：“我们送走了叶先生一拨又一拨学生。我们是一直‘留级’的学生。”
很多人慕名旁听，有的还带着孩子。叶先生并没有大学者高高在上的架子。席慕蓉对记者形容：“在讲诗词的时候，叶老师跟我们完全没有距离。但是刚见叶老师时，有点不敢靠近，那个美让你敬畏。”
席慕蓉觉得，叶嘉莹就是诗词里那位“湘水上的女神，“要眇宜修”，“我们面对的是世间难得一遇的才情和生命”。
很多人当面问叶先生，“您为什么不老？”她答，读诗读词使人不老。
她的学生、台湾大学教授齐益寿认为，叶先生的诗词研究，尤其注重“兴发感动”的力量。她至今没有老太太的垂暮之感，是因为她吸收了历代诗词的精华，融入生命，跟她的生命一起生生不息。
这些学生都是多年以后才知道，叶嘉莹并非养尊处优，而是命运多舛。但她以前极少谈起，晚年即便谈及，也听不出任何愤懑仇怨。
叶嘉莹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长大，在上小学之前，几乎不出大门。她生活在战乱年代，经历丧母之痛，父亲又在乱世多年失去联络。她承认自己一生都没有恋爱过，虽然自己选择了丈夫，但拥有过的是“不如意”、“好心办错事”的婚姻。
她24岁那年出嫁后随夫南下，辗转到了台湾。在台湾“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下，她和丈夫都有过牢狱之灾。后来她终于在加拿大取得终身教职，使全家人的生活安定下来，大女儿与女婿又因车祸遇难。
在台湾时，她曾借住在亲戚家的走廊里。等别人都睡了，再铺一个毯子打地铺。
她的外甥、台湾长庚大学校长包家驹，第一次知道舅妈是位教授，竟然是在她任教的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里。在他的印象中，舅妈只是一个在家里洗衣擦地、架着竹笼为女儿烘烤尿片、在厨房里洗菜的妇人。他筹建长庚医学院时，聘来的国文老师中就有人听过叶先生的课，他才意识到，原来舅妈有这么高的成就。
长庚医学院前院长吴德朗对包家驹说过，这辈子有两件事最重要，一个是选择了心脏内科，另一个是听了叶先生的课。
在女儿眼中，唐诗宋词是叶嘉莹的最爱，她一生都在“与诗词恋爱”，恋爱的人总是年轻的。
叶嘉莹说，诗歌是支持她“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画家范曾认为，叶嘉莹的表现，正是“以逆境为园林，以群魔为法侣”。
她提出的词学“弱德之美”学说，在如今的众多研究者看来，用来描述她本人十分恰当。这种观点认为，凡被词评家们所称述为“低徊要眇”、“沉郁顿挫”、“幽约怨悱”的好词，其美感之品质都是属于一种“弱德之美”。这种美感，是“在强大的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一种属于隐曲之姿态的美”。其外形虽“弱”，却蕴有“德”之操守。
林玫仪问过叶先生，在她仰慕的诗人中，如果有机会，谁可以与之交往和生活。叶嘉莹觉得，杜甫“古板”，李商隐“忧郁”，辛弃疾是个理想人选。她写过极为轰动的研究辛弃疾的文章，有人称她是“辛弃疾的异代知音”。
她已90岁了，仍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她说，自己要做的，是打开一扇门，“把不懂诗的人接引到里面来”。否则，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后人。
多年在海外任教，用英语讲授中国的古典诗词，她“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过后，她有一次回国探亲，在火车上看见一位年轻人拿着本《唐诗三百首》，高兴得不得了。在长城参观，她买到了《天安门诗抄》。这使她感慨，“中国真是一个诗歌的民族，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劫难，还是用诗歌来表达自己。”
而现在，诗词遇到了新的挑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说，很多学生问研究古代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她为此感到沮丧。她认为，“叶先生以她毕生的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
叶嘉莹说，我们国家是富裕了，经济上也改善了很多，“一般的人心反而变得不是像原先那么单纯了。”
她虽然年事已高，仍“尽量在讲课”，甚至给幼儿讲课。她说，自己体会到里面高洁的世界，就有责任尽个人讲诗词的力量，让年轻人认识到人生、感情、心念之间有这么美好的东西。
白先勇说，叶先生用过“救赎”两个字，“她认为古诗词是我们救赎的力量。”
有些事情，叶嘉莹感慨，事过以后，无人以继，“一切努力归于徒劳”。另一方面她觉得欣慰的是，总有一些人，听了自己的课，受到了感动。
加拿大的实业家蔡章阁，只听过她一次讲演，就愿意出资为她建设研究所大楼。南开大学如今为她兴建迦陵学舍，又有很多人慷慨解囊。澳门的实业家沈秉和决定做“略带诗意”的资本家，将自己比作叶先生的“小小书童”。第一次听叶嘉莹讲课时，他对南开学生说，这可是“梅兰芳的戏”。
晚年，她改变了在温哥华终老的计划，决定回国定居。她表示自己是一个“不大计算未来”的人，只是依照本性而生活。
她的位于北京察院胡同的旧宅，那充满诗意的四合院，在10多年前没有躲过拆迁。她曾有意把它改造成一座书院，终于没有成功。如今，南开大学为她兴建的“迦陵学舍”，是她新的书院所在。
她多年来习惯站着讲课。她说，如果有一天自己无法站立，至少仍能指导学生，整理以前讲课的2 000多个小时的录音。
她用诗人杜甫的诗句，提醒自己要努力做到“盖棺事则已”那一刻。她用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老师顾随的话自勉：“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叶嘉莹尽得顾随真传。她觉得顾先生说到了诗词精微的境界，是“飞在天上去说的”。她先后记了8大本听课笔记。那些年她四海飘零，白色恐怖时被人搜家，在乱世中丢过许多物事，这些笔记奇迹般地保存下来。经过“”，顾随终生没有留下任何论著，她的笔记后来成了《顾随文集》的基础，成就了“师父因弟子而显于世”的人间佳话。1948年她南下结婚，以为很快就会回到北京，只带了随身衣物和这些笔记，多年里她一直随身携带，从不托运，她说，“这是宇宙之间唯一的。”
席慕蓉陪着叶嘉莹去东北寻找过叶赫那拉部族的源头。那是一片高地，历史上的城池已经消失，上面种着大片的玉米。时年78岁的叶嘉莹坚持上去，独自对着玉米地，默然伫立很久。她突然回过头，对席慕蓉说――这不就是那首诗吗？《诗经》里的《黍离》啊！
【关键词】蓉子；；乡愁
说是“永远飞翔的青鸟”①，说是“一朵青莲”②，说是一朵“开得最久的”③，说是“一朵又真又美的山水仙”④，说是“蓝空一朵百合”⑤，似乎都是在说我们要谈论的这位诗人。她是一种或几种花的形象。在中国当代诗坛，蓉子称得上是一位纯粹的女性诗人，而且是生长在南中国水乡的女性诗人。说纯粹，是说在她身上女性的许多特点最完备而且保留得最美好。“中国古典女子的娴静含蓄，职业妇女的繁忙，家庭主妇的责任感，加上日趋尖锐的现代诗的敏感，以上四者加起来，形成了女诗人蓉子。”⑥
蓉子诗歌是独特的，也是常青的，她的艺术之美，已为许多诗人和学者所共赏。“静观天宇而不事喧嚷”，从容“探询灵魂成熟的丰盈”，是蓉子得天独厚的气质，蓉子的艺术精神是古典的，也是浪漫的，是知性的，也是感性的，尤其是在对美的感觉、捕捉、表现方面，简直达到了精微、极致的程度，使得著名的九叶派女诗人郑敏也情不自禁地赞道：“她的诗可读性很强，而又有很深邃的内涵。用字饱满、穿透而不夸张；色彩鲜亮，唤起视觉的形、色之感，而不造作。汉语的优美韵味及高度的活力被自然地吸收到现代诗语中。”并得出结论：“美，不管在什么时代，毕竟还是人们心灵的需要。”⑦刘登翰认为她的诗歌总在“寻找着一种精神的超越”，并体现出“一种富于东方古典美的娴静的艺术风格”。古远清说她的诗歌“声谐而句警”，不愧为“台湾新古典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钟鼎文曾形容她的诗风：“充满着一种宁静的寂寞和浅浅的抑郁。”痖弦甚至指出，蓉子诗歌的意义很丰厚，“不单是文学的美学的，甚至成为社会的和教育的了”。这些评价，均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揭示了蓉子诗歌的审美内涵，都是不乏真凭实据的。
在蓉子的诗歌王国中，出现了许多“花”的意象，如雏菊、凤仙花、牡丹花、百合、青莲、水仙等等，其中，是最重要的意象之一，这一朵饱蘸着乡愁的雏菊，开得最久，也开得最美。
“从人的生存发展愿望来说，没有谁不追求人生的充实和生活的圆满，然而现实人生本身却往往难以尽人意，构成这样或那样的人生缺撼。这些人生缺撼在现实活动中得不到补偿，那么就往往导向在精神上，在文学活动中以审美想象的方式实现补偿。”⑧
“乡愁”是在台湾的大陆人一种时代相思病，是一种客居他乡者对母土的思念之情，作为一种精神补偿，它在诗中表现为对祖国大陆母亲的依恋之情。海峡两岸，亲人们长达几十年的生离死别，思念之情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一片槐叶，一张邮票，一只蟋蟀，都能勾引起浓浓的乡思，有乡归不得的哀痛和悲喜交集的向往，致使一代诗人尽望乡。“乡愁”成了大多数台湾大陆各省籍诗人共同的主题。蓉子于1949年2月自江南水乡独自一人来到台湾，举目无亲，她感慨：“欢笑是我的容貌/寂寞是我的影子”，“白云是我的踪迹”。⑨“白云”象征着诗人飘泊无定的生活状况，同时赋予诗作以感伤的色彩。
在蓉子的乡愁诗中，成为了表达情感的重要意象。一朵紫色的雏菊，深深牵引着女诗人的情绪。这首《晚秋的乡愁》，就是一曲哀怨痛切的歌韵。
蓉子以晚秋节令作为引起乡愁的背景，烘托之下，更增加了乡愁的浓度。
全诗五节，女诗人用繁复的意象和意象的时、空交错组合，将“乡愁”的感情潜流，曲折多姿的映现出来。第一节，用了“紫色雏菊”、“古老的花瓮”和“异乡的风”等意象，构成一幅晚秋庭院盆景图。蓉子二十一岁，就离开故乡，被调到台湾，那正是含苞的雏菊啊，被从故土采摘到异乡台湾去了。“古老的花瓮”与“雏菊”相映照，又生发出一种象征内涵，既显示了女诗人与中国古典诗歌审美意识的血缘，又蓄蕴了诗人身世飘零之痛。而异乡不胜阴冷的秋风，更加重了凄愁的情调。这可说是情景交融，显出了晚秋乡愁的题意。
在诗的第二、三两节，诗人将灵视的感光镜头转移到昔日家乡。诗人用昔日的家屋、远处的山岗、淡云、轻风、悠悠的水流和琵琶声韵，这一组繁复的意象，织成一幅故乡清秋图，来反衬思乡的哀怨。
在诗的第四节，这位多愁善感的女诗人，又把灵视的感光镜头转移到异乡台湾的潭水，深秋冷寂的潭水，使那十月的寒意更加深，幽壑奔冽的光，使悲凉触手可及。诗人又调动通感艺术，将视觉美感化作肤觉感，静态的潭水和动态的光照相映衬，将悲凉氛围谊染得更浓。诗人感情的潜流从凄愁，增至哀怨，又增至悲凉，诗的感情层层叠加起来，终于在最后一节，以更为惊魂裂魄的一笔，将潜流变成泉涌了。诗人仰天长叹，她发出一声洁问：“谁说秋天月圆，佳节中尽是残缺”。诗人在结尾一改前面凄婉的风格而化作强烈的直抒胸臆：“每一回西风走过，总踩痛我思乡的弦”。“西风”的意象，意味深长。女诗人身在异乡为异客，风从西方来，是大陆的风啊！故乡的风啊！西风传来的风信，是阵阵故乡情，怎能不激起思乡之痛呢？
在这里，“紫色的雏菊”引发了诗人悠悠的乡愁，诗人以“雏菊”自喻，表达了久居异乡的孤寂之感。然而，但菊非水仙，不会临流弄影，“本性能耐寒，风霜其奈何”，其不畏严寒、凌霜傲雪的精神，亦使诗人佩服。
“到了秋天/群芳都已消逝/你欲独放奇葩/亭亭玉立在寒风里/诗人爱你高洁的风姿/我欲爱你那颗精金的心/因为培植你的/不是和风暖阳/乃是凄厉的寒霜！”（《菊》）
“凄厉的寒霜”培植了菊“精金的心”，而在异乡的日子，亦使诗人变得更加坚强，余光中称其为“开得最久的”。然而，“乡愁永不会衰老”，“乡愁就是童年是记忆也是历史”（《乡愁》），越多越醇，越久越真。
注释：
①王泉.简论蓉子席慕蓉诗歌的乡愁情结和女性意识[J].华文文学,2002(5).
② 蓉子有一首诗，题为《一朵青莲》.
③ 余光中.女诗人――蓉子[A].余光中.蓉子论[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
④ 蓉子诗：《一朵又美又真的山水仙》.
⑤ 蓉子诗：《哀天鹅》.
⑥ 高歌.千曲无声――蓉子[A].蓉子.蓉子自选集[C].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1:285.
⑦ 郑敏.读蓉子诗所想到的[A].从诗中走过来：论罗门、蓉子[C].文史哲出版社,1997:259,257.
⑧ 陈传才.中国20世纪后20年代文学思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66.
⑨ 蓉子.我为什么索取形象[A].古继堂.罗门・蓉子短诗精选[C].台湾殿堂出版社,1988.
1919年9月，郭沫若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由宗白华编辑的副刊《学灯》上发表诗作；
1921年，冰心开始文学创作，3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诗作散见于《新月》和《诗刊》；
1928年，戴望舒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他的成名作《雨巷》，之后戴望舒创办《新诗》杂志；
1979年，《诗刊》第4期舒婷公开发表的处女作《致橡树》；
1980年代，《青春》陆续发表顾城、北岛、王家新、韩东、车前子、路辉、杨炼、王小妮等诗人的作品。
中国新诗诞生近百年之际，在南京市委宣传部、江苏省作家协会指导下，《青春》杂志献礼新诗之魂，联合金陵晚报、南京大学团委、先锋书店共同主办“中国新诗100年·翠屏两岸诗会”，于今年6月-10月期间，举行诗人评选、诗歌评选、诗歌朗诵会、诗人见面会、诗歌颁奖礼等活动。6月6日至7日间，已经成功举办的三场活动，引起社会广泛参与和热烈讨论。
两岸诗人学者“华山论剑”
6月6日晚，两岸诗会开幕仪式暨高峰论坛在南京大学礼堂举行。南京市委宣传部长徐宁、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范小青、南京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青春》杂志社长总编辑朱同芳、南京日报报业传媒集团董事长王留平等领导出席本次诗会的揭幕仪式。诗人舒婷、台湾诗人鸿鸿、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台湾诗人杨小滨、诗人黄梵、《扬子江》诗刊主编子川、《青春》杂志执行总编辑育邦、梁雪波、孙冬等诗人亲临现场，为人们奉献一场诗歌盛宴。拥有百年历史的大礼堂座无虚席，听众既有白发苍苍的长者，也有身穿校服的中学生，更多的是社会中坚力量的文艺中年和依然一脸稚嫩的大学生。整场活动由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何言宏和南京广播电视总台知名主持人叶帆共同主持。
舒婷的出场掀起了活动的高潮，诗人鸿鸿讲述了台湾诗歌与大陆诗歌的区别和进程，并现场朗诵自己的诗歌《诗人节放假》。来自高校的学子们用歌声唱出海子的《九月》，歌声回转，诗意悠然。谈及本次活动的中心议题“我们的生活是否还需要诗吗”，诗人舒婷是这样说的：“诗歌离你的生活有多远，视乎个体的心情和天性。在当今社会，表面上诗歌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不过是存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而已，变成了招贴画、广告。”内心存有诗意，那么诗歌必然长存，正如诗人鸿鸿所言：握紧我，我便在你手掌中呼吸/忘记我，我便永远在你心底。
台湾诗人鸿鸿“跨界的诗意”
6月7日下午，在活动主办方之一的先锋书店，举行台湾诗人、导演鸿鸿“跨界的诗意”主题分享会，参与活动的嘉宾还有学者何言宏、诗人黄梵。诗人鸿鸿从《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电影的缘起和创作谈起，说从事编剧和电影很偶然，学舞蹈才是自己最喜欢的事情。鸿鸿还回忆了当年跟杨德昌学习拍电影的经历，杨德昌说，拍电影其实没那么难，一个月就可全部说清。但当导演，最重要的就是有话要说。
作为诗人，最重要的是什么？鸿鸿2004年迄今多次担任台北诗歌节策展人，致力于诗的跨领域交流，近作多反思全球化现象，鼓吹社会革命。2008年创办《卫生纸》诗刊，持续号召现实性鲜明的写作路向。在讲述自己的创作经历及台湾诗歌发展的过程中，鸿鸿似乎给出了答案。
翠屏百年经典诗歌朗诵会
6月7日晚，百年经典诗歌朗诵会在翠屏紫气云谷举行。当晚天空飘起绵密的雨丝，为整座城市披上诗意的薄纱，与南京“诗歌之城”的美誉十分契合。舒婷、鸿鸿等多位诗人及学者来到现场，引起了一阵骚动。尤其是诗人舒婷的到来，引发大家高涨的热情。朗诵会现场，舒婷的众多经典诗歌都被吟诵。叶帆、聂梅、铁锟等知名DJ和诗歌爱好者们，朗诵了舒婷的《这也是一切》《致橡树》《给二舅舅的家书》，徐志摩《再别康桥》、席慕蓉《一棵开花的树》、余光中《春天，遂想起》、洛夫《边界望乡》、何其芳《预言》等作品。百年经典诗歌唤起了诗歌爱好者的诗意青春，现场不时有听众跟着吟诵，读诗声朗朗飘散在细雨中。
关键词:凤姐;《延河》;朦胧诗
时下,网络红人凤姐紧步“芙蓉姐姐”之后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走进大众的视野,谛造了又一个平民神话,也成为恶俗、粗俗、媚俗、低俗的代名词,当人们再次“被眼花缭乱”,听着平民大嘴的信口狂言之时,或许多少也带着幸灾乐祸的微笑表情静观或唾骂。
就在这时,凤姐携着她的8首诗作优雅而华丽地登上了陕西老牌纯文学期刊《延河》,顿时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般引起了公众激烈的争论。
身份认同错位:凤姐写诗
就在人们早已习惯了芙蓉的搔首弄姿与凤姐的狂言妄语的时候,我们等来的却是恶俗之下的单纯,喧哗过后的宁静,混乱之余的序列存在。凤姐写诗了,还是朦胧诗,而且还被编辑认为不错的诗,更让大众无法理解的是竟然在《延河》杂志上一口气刊登八首!这让人们如何接受!到底是凤姐的神经错位了,还是大众的思想位移了?凤姐能写诗吗?凤姐不能写诗吗?
“诗言志,歌咏言”,诗歌是高雅艺术,是文学之桂冠,古往今来,人们亦喜将人品与文品相提并论 。诚然,文品与人品具有一定的联系,人的美学修养和情操对文风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二者之间也无必然联系,明人胡应麟在《诗薮》里说:“光尧题金山一绝云:‘屹然天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这首诗气势雄浑,洋溢着大丈夫当建功立业、抵御外侮的英雄气概,但“光尧”即是向金称臣纳贡的儿皇帝宋高宗赵构,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的人,所以胡应麟评论此诗“殊不类其人”。所以元朝诗人元好问曾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文如其人”不是“必然”的,钱钟书也曾说“以文观人,自古所难”,凤姐虽然是靠极度恶俗且低俗的言行走红于网络报端,虽然是个公众人物,尽管她的为人有极强的功利性,她的种种做法为人所不耻,她的人品到底怎样,暂且搁置不论,但她也有自己的生活,情感,有自己的想法,她也有写诗的权利,她也完全可以无拘无束自由放飞思想,写出优秀的诗歌来。“话题大王”与“诗人”之间并不矛盾,如果公众单纯以她的为人来否定她的诗,将会有失公允。
唯质按需论稿:《延河》刊发
“从天空落下的黄沙/与这个世界无关/与滚动的人群无关// 清洁工在收拾一个/从树上掉下的橘子/晨光中,一只刺猬招摇过市//所有树叶开始朝一个方向聚拢/收集从西方来的风/人们把镜子藏在背后/开始赶集”(《这是个优胜劣汰的世界》)如果我们隐去诗歌的作者,摘掉带有偏见的“有色眼镜”,从作品本身出发,从审美的角度来分析凤姐的诗作,我们会发现这是一首相当不错的好诗,与恶俗毫无联系,而且洋溢着清新朦胧之气。有诗人认为凤姐的诗受到上世纪名噪一时的朦胧诗的影响,有顾城、席慕容、汪国真等人的影子。此诗中作者精心选择了几个富有代表性的意象,为我们描摹出了一幅干净而纯美的画面,诗意跳跃而凝炼,情感真挚而饱满,极富空间感与想象力,正如著名诗歌评论家刘全德所言:“她的诗歌存在的意义在于,她把顾城经常演绎的一种近乎完美的童话式心灵结构的两端拆除了。那原本必不可少的代表黑暗的魔性和代表光明境界的神性都化为乌有,一种新的但仍然具有普泛性的心理结构凸显出‘人’的悬空感、漂浮感,童话中的王子和公主不再是人间宠儿,而是一个无所归依的弃儿。”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任人唯贤,用稿唯质,《延河》在“新诗经”栏目,策划“80后诗歌六人行”专题,目的是以文学为特征呈现“80后”一代人的写作状态和精神成长,而凤姐的诗作完全符合刊物栏目的要求,符合编辑审稿理念,很自然的被刊发,有何不可?执行主编阎安说:“凤姐的生活道德不等同于美学道德,或许她生活中有很多反常的行为,有很多超出道德常态的形象,但那是在道德范畴,最起码凤姐还没有违法,那她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和所有公民有同等的权利。”是的,凤姐对于刊物来说,只是很普通的自由作者之一。刊物为何不能发凤姐的诗作?
当高雅与粗俗相撞之后,被审视被考验的不仅是高雅,也不仅是粗俗,还有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与文化、公众的审美与趣味,其实炒作与否都不重要,因为喧嚣终将趋于平静,浮华终将归于平淡,让我们真心期待老牌《延河》延续精彩,凤姐继续诗心飞翔……
作者简介:
刘元英(1978- ),女,西安外事学院人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近日来，央视举办的《中国诗词大会》很吸引眼球，博得好评。据说是号称300万之众旧体诗词粉丝的盛宴。“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不过，目前尚处在“旧梦重温我们一起背过的古代诗词”的阶段。”“古为今用”，打造新梦，给人以希望。
大约在15年前，我读过一部《二十世纪诗词注评》的著作，由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和贵州大学袁本良教授联袂注评，在“前言”“跋语”中，两位先生都有深刻的论述。
在论述“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时，钱理群教授在“前言”中说――大概得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理论设想说起。……一开始他主张要有“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但有着浓厚的折中色彩的主观设想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即梁启超所同时追求的“新语句”与“古风格”的背离。……打破了“古风格”也即传统诗词的格律、韵味、魂魄，就变成“非诗人之诗了”。正是为了维护“诗人之诗”，梁启超后退了一步，把他的“诗界革命”的理论设想改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在提倡“新诗旧诗我都爱”之“两面派”观点时，袁本良教授在“跋语”中说――在近年来的旧体诗创作热潮中，人们认识到：要提高旧体诗的创作水平，不仅要继承古代诗词的传统，也要注意从近现代诗词中借鉴经验、吸收营养。与此同时，有识之士也指出，旧体诗词是20世纪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人们对它的状况一直缺乏研究和总结，这种情况应该尽快改变，因之本世纪的旧体诗词创作应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一代伟人主席，对旧体诗词情有独钟，首先体现在他的旧体诗词创作上。一部《诗词集》影响一代人，是“诗言志，歌咏言”的典范，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诗品出于人品”，“诗者，志之所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岁月留痕，许多传世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每首诗或词，都是一幅建国大业壮丽画卷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是，主席喜欢旧体诗词却不提倡。早在1957年他写给臧克家的信，其实就是一纸“诗论”“词论”，明确表示：“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959年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又进一步指出，“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1965年在给的信里，讲得更为具体，“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大约是在13年前，我到《中关村》杂志作编辑，总编辑卫汉青送我一沓看似“手写镌刻油印”的《稻香湖》诗刊，翻阅一过，嗅出“墨香”，竟然爱不释手。一是爱其都是“短章”，二是喜欢其简约的版面风格，三是佩服编者艺海拾贝且慧眼识珠，四是仰慕诸多诗坛“大家”赐稿的“小诗”。最让我感动的是――《稻香湖》的主编竟然是耄耋老诗人艾砂先生。从组稿、编辑、排版、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艾老“一肩挑”，不知老之已至，稻香湖畔一老圃，《稻香湖》深藏一片情怀。春华秋实，2006年，由艾砂和卫汉青主编的《感动中国的名诗选萃》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付梓了。这部诗集也就成为我的“案头书”之一，新诗有新诗的魅力，明快易懂，富有哲理，朗朗上口，加之都是“短章”，像饮醇酒兴奋神经，似品茗宁静心灵。
开篇，那首艾青的《礁石》――“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花都在他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他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一样 但他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让人想起了“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名句。于是艾砂先生握笔抒怀了，在清明时节，看到艾青“巍然屹立的风采”，想起“挽着一串冰凌花”的公木，羡慕“雨滴入地结出不竭愉快”的韩笑，讴歌唐・踏着“鲁迅先生的道路”，惋惜端木蕻良“五彩缤纷的情态”，寄语骆宾基“图门江将洗去您最后一刻痴呆”……。
每当我心情抑郁，“码字”劳累之时，随手翻开这本诗集，随意诵读一首小诗，诸如余光中的“乡愁”，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杨振宁的“归根”，雁翼的“窗外”，胡风的“我睡了”，沙鸥的“读海”……都会从诗中联想起这些老诗人“时代歌者”曾经风雅的人生故事，尽管“往事并非如烟”，却给我们生活的力量，催人奋进。即使是壮岁的诗人，如汉青的“归营”和“红叶”，让人留恋的是军旅生活“鼓鼓囊囊的庄严”和拥抱香山“一片绚美的世界”。
主席1957年关于旧体诗词与新诗关系的论述，强调“以新诗为主”，影响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勿需讳言，很长时期存在一种“误读”，乃至出现一种怪现象，按袁本良教授的归纳，“领袖才能写诗词，群众只能读、唱领袖的诗词；领袖可以提倡旧体诗，群众却不能、不敢提倡旧体诗”。可是中华古诗词的底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许多名人对旧体诗词乃至散曲的执着热爱和激情创作，不仅功底深厚，而且不乏名篇佳句成为传世之作。《二十世纪诗词评注》就是一隅。主席的诗词更不用说了，较之于他的“语录”更有张力和魅力，流传之广，一时洛阳纸贵。值得关注的是，“据梅白在《长江日报》撰文”，对昔日“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之说，又传出关于旧体诗的一次重要“诗论”。
“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很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这是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这一讲话的“准确性”，因出于地方党报之手，故可以信以为是，不必考证。简言之，“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终于“我们读到了这位革命家兼诗人的旧体诗创作意见的真谛”。
北大多才子，也多“怪”人。姑且不论昔日之才子辜鸿铭的“辫子”，陈独秀逛“胡同”的轶事……只说今人邹恒甫教授的“狂人故事”。邹先生原本是“天才少年”、“新中国第一位哈佛经济学博士”暨世界冠名的经济学教授，殊不知，偏要“舍长用短”向中国文坛冲刺。真币疾呼，“一个没有思想、文学，特别是诗词的盛世是最可怕的野蛮时代”。身体力行，他创造的“新古典诗词”，被业界专家讥讽为“反智主义”的不懂规矩。“北大的精神是自由，是宽容，但唯独不能容忍低俗和浅薄”。然而，邹恒甫教授的“新古典诗词”却也赢得粉丝和一些学者的好评。至于说能否作为“新古典诗词”推广开来，那只能由读者去决定了。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学家暇时弄旧体诗词并成为佼佼者，却大有人才在，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厉以宁教授的诗词，就是众所公认“酒瓶装新酒”真情诗人的大手笔。问世的《厉以宁诗词选集》乃是“循规蹈矩”的旧体诗词佳品。“诗是沉思词是情，心泉涌出自然清。从来奉命无佳作，莫给后人留笑名”。邹恒甫教授声称“我是绝对不受一千多年的平仄韵律等鬼东西约束的”！厉以宁教授不主张吟诗唱词掉书袋式的过多“用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百花齐放独领。那就“不拘一格”展诗才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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