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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怨的青春》所录诗歌多写于作者三十至四十岁之间，是她对青春、爱情的一次回望。文字淡雅剔透，传达的感情却浓烈深厚。与本丛书其他诗集不同的是，本书每一章节，作者都另外写了引文。其中有代表作《楼兰新娘》《山月》等。
3、《时光九篇》中，她所写作的主题依然是时光、爱情，但目光侧重点开始转移，情感变得成熟磅礴，因此在此集中出现了长诗、没有标点的长诗，以尽力表达澎湃的感情。她的爱憎情仇，并非一人一时一地一族一国所可范围，而是宇宙庞伟的光影下永恒的母题和眩惑。
4、《边缘光影》精选作者未发表的诗作，结集成册，仿佛散落在时光里的生命碎片，终被拾起。在这些诗作中，可窥见作为诗人的席慕蓉，窥见她的生命画像。诗集的章节，以静物或动物为名，表达了作者对生命之眷恋，对生活之敏感。其中不乏对蒙古高原、蒙古族英雄的赞叹。后附知名作家王鼎钧的评论，以及新版后记。
5、《迷途诗册》从这本开始，诗集中出现很多关于诗歌本身的思索、对于故乡的回望。诗人在创作阶段，多次往返于台湾与蒙古草原之间，作为远离族群历史和文化的蒙古人，诗人借此次诗集的出版重温了自己的精神回乡之旅，并终于在心中、在诗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乡。从亚洲到欧洲，从四川到蒙古，岁月的河流洗去绵长的喜悦与哀愁，也卷进了无尽的怀想与坚贞。
6、《我折叠着我的爱》是席慕蓉诗集中的一本集大成之作，在之前几本书中所出现的母题，如时光、爱情、原乡，在这本诗集中均有表达。其中代表诗篇《我折叠着我的爱》，灵感来源于蒙古长调，音韵缠绵、循环往复，感情充沛。她在书中对过往做了整体的回顾，对诗歌本身、诗人本身、故乡本身做了深切的探索。书中插画，有她临摹的蒙古族文物，极为难能可贵。
7、《以诗之名》是席慕蓉的第七本诗集，收录了其最新的诗歌创作。诗集中收录的大部分作品写成于2005年之后。诗人也在其中特意放进了精心挑选的一些旧作，有些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有些是虽然发表了却从没有收入到以往诗集里的，因此这就成为一本以诗之名将时光层叠交错的集子。这本书中有较多关于蒙古、原乡的书写，将草原引入诗行。
作者：席慕蓉
ISBN： 9787506377447
定价： 39.80元
装帧：平装
页数：240页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5-08-01
作者简介
席慕蓉，全名穆伦・席连勃，当代画家、诗人、散文家。
1963年，席慕蓉在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1966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完成进修，获得比利时皇家金牌奖、布鲁塞尔市政府金牌奖等多项奖项。著有诗集、散文集、画册及选本等五十余种，《七里香》《无怨的青春》《一棵开花的树》等诗篇脍炙人口，成为经典。
席慕蓉的作品多写爱情、人生、乡愁，写得极美，淡雅剔透，抒情灵动，饱含着对生命的挚爱真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历程。
这本《写给海日汗的21封信》，是席慕蓉的散文新作。海日汗，是一个存在于席慕蓉想象中的少年，是席慕蓉自己设定的诉说对象，他是一个生长在内蒙古的蒙古少年。席慕蓉用六年的时光和绵密的笔触，写下她对海日汗的期许，并与他分享自己在寻觅原乡路上的具体心得。席慕蓉从自己的小小乡愁里走出来，重新面对自己家族在此生长繁衍的山河大地，开始娓娓诉说。所谈的内容，涵盖蒙古及蒙古高原其他游牧民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诸多话题，以散文语言和书信形式呈给读者，深入浅出，亲切感人。
席慕蓉的成长历程，注定了她的与众不同。她是蒙古族王族之后，外婆是一位能骑善射的王族公主。席慕蓉的全名是穆伦・席连勃，蒙语大江河之意，汉文音译席慕蓉，而这位永不停歇的寻乡诗人，一如既往用文字结构用色彩填充用镜头记录，她向世界展现内蒙之魂。席慕蓉说：“回到故乡后，我成为了一个身份确定的蒙古人，我总是下意识地讲述我的蒙古，朋友说，有时候他们在享受我的蒙古，更多时候，他们在忍受我的蒙古。我突然发现，对故乡爱的表达也不能‘自我膨胀’，也需要理智，不能浮夸，因为每个人的故乡都很美好。”这是一种超越，或者是对乡愁全新的诠释。
席慕蓉笔下，“海日汗”就是蒙古族孩子们的代名词。为什么专门给蒙古族孩子们写信呢？席慕蓉说，因为他们在逐渐丢失自己民族传统的土地、文化、价值观、母语，他们在迷失方向。这是“最让我心怀疼痛的”，而“我的年龄比你大了几十岁，因此多了几十年慢慢反省的时光。同时，在最近的十几年间，我又有机会多次在蒙古高原上行走，遇见了许多人许多事物，有了一些感触和领会，就很想告诉你。”这样，也许可以对他们有些用处，让他们能在百万、千万，甚至万万的人群之中，安静而又平和地寻找到真正的自己。
席慕蓉的乡愁，经历了从个人的乡愁，发展到民族的和整个游牧文化的乡愁的演变过程。席慕蓉发现：“在教科书里，不论是‘匈奴’‘突厥’‘回鹘’还是‘蒙古’，好像都是单独和片段的存在。而其实，在真实世界里，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是代代相传承，有着属于自己的悠久绵延的血脉、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但是，她并没有为此而怨怪任何教育系统，她写下了自己深刻的领会：“海日汗，能够‘明白’、能够‘知道’、能够‘分享’，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即使是如我这般的后知后觉，也不能说是太迟。”她保护民族文化的那份执着和焦虑，让人心生敬佩。
席慕蓉抒情的笔触，带我们审视青春的忧伤；她浪漫的表达，见证了成长中的美好。她写道：“在我心里，一直有一首歌。我说不出它的名字，我也唱不全它的曲调，可是，我知道它在哪里，在我心里最深最温柔的一个角落。”或许正是这样的“深藏”，造就了席慕蓉忧郁而敏感的生命气质。
她继而写道：“在一个特定的刹那，一种似曾相识的忧伤就会袭进我的心中，而那个缓慢却又熟悉的曲调就会准时出现。”如今，乡愁对于席慕蓉来说，绝不仅仅是记忆中对于她生命的召唤，回到了蓝色的高原，故乡从梦想变成了现实，一切都那么可感、可亲、可触。
帕慕克服膺德国诗人席勒的著名论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以至借来这对术语用以阐明自己关于小说艺术的理念，乃有在哈佛的诺顿演讲集《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
帕慕克不是专职的文学批评家，他是以小说家与小说读者的双重身份来谈小说的艺术与理论，因而学究气是没有的，反而是“小说是第二生活”的倾慕者气息扑面而来。听如此的讲演者阐释“天真和感伤”，想来是会让瞌睡虫退避三舍的。
席勒所论“天真的和感伤的诗人”，简而言之，前者与自然融为一体，率真地写作，几乎不假思索，不会顾虑其文字的理智的或伦理的后果，也不会理睬别人的评论；后者质疑自己感知到的一切事物，甚至质疑自己的感觉本身，在写作中他会考虑许多教育的、伦理的与理智的原则。帕慕克反复涵泳席勒的论述，显然是将身代入的，他需要考虑的是自己在创作之路上于“天真”和“感伤”之间的徘徊，以及如何去平衡。一度他曾对“天真”的小说家心生嫉妒，但不久后明白，优秀的小说家是“天真”和“感伤”的结合互补，自然，这也是他于小说艺术的不懈追求。
有“天真”的小说家，也不乏“天真”的读者。帕慕克出版小说《纯真博物馆》之后，不断有读者提出问题：“帕慕克先生，这一切真的都在你身上发生过吗？帕慕克先生，凯末尔就是你吗？”事实上，如果此类看法不太固执的话，对于作者来说倒是一种褒奖的折射。入戏与出戏都是必要的，不论是作家还是读者，因为这明证着他们对小说艺术的态度。福楼拜曾在写作中泪流满面，也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位明显可划为“感伤”的小说家，在那一刻却又是如此的“天真”。这只是说明，远未泾渭分明，而是存在微妙的平衡，帕慕克自然早已意识到，也是他在创作中积极寻求的鹄的。
小说家创作的优胜之处在于更好地同时表现出天真与感伤，这固然可达成共识。但帕慕克明白，这两者之间不可避免是存在冲突的，因为“每一位小说家都知道自己设想他人的能力是有限制的”。“天真”的特点是可天马行空、无所顾忌，但完全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写作者会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此时，反思的、“感伤”的一面，既是一道藩篱，也是事实上的助推器，使需要前行的行者可以走得更远，获得更大的视域，当然，这一切须经艰苦的思索与努力。
因之，帕慕克在讲演中津津谈论着人物、情节、时间、词语、图画、物品、博物馆、中心等关键词与衍伸出的内容，自然属于他“感伤”的、反思的一面，小说的艺术大约是其“纯真博物馆”最心爱的收藏，帕慕克是要将自己的思虑所得理清给大家看的，这属于他自己的“小说面面观”。于此，他时常对“天真”有所微词，如关于小说中的物品描写，有些“天真”的读者声称：“我总是跳过那些描写！”而实质上，事件和物品、剧情和描写都是融合在一起，不可分割的。不过，帕慕克显然也明白，这只是一种偏执的“天真”，不可一以概之。他甄别出“绝对天真”和“绝对感伤—反思性”的读者，告知大家如果持此态度，是体会不到阅读小说的乐趣的。
与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等同行论小说艺术的观点相较，帕慕克将博物馆与小说并置一炉算是新鲜的。帕慕克认为，就像博物馆保存物品，小说则保存细微差别、语调、语言的颜色，以口头语表达人们的一般思想以及意识从一个主题跳到下一个主题的偶然方式。这个我们不难理解，如同我们可从《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古典小说中，感知到作者所处时代与地区的语言、民俗、社会生态等。而帕慕克提出的区隔感与政治性是博物馆和小说共有的另两个特征，很具洞察力，前者具有超越时空的普泛性，后者与时代因素、地域因素息息相关。
帕慕克十分推崇福克纳的《野棕榈》，这部小说由两个各自独立的不同作品构成，福克纳将它们的不同章节先后叠放在一起，效果是无限地趋近一个深邃的中心。由此，帕慕克推论：“最出色的小说家完全远离天真的心态，变成席勒意义上‘感伤的’小说家，他努力从读者的视角观看并阅读他自己的小说。”不过即便如此，帕慕克仍然不改初衷，认为对自己来说理想状态是：小说家同时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或许他想起了早年的绘画经历，“总感到孩提一般的天真”，而如今的写作，更像是用词语绘画，结合着“天真”与“感伤”的讶异。
推荐者：刘晓红
刘晓红 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2012年当选为“上海第四届优秀中青年法学家”
《韩德培文集》 韩德培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对于国际私法学者而言，韩老的论著可谓是必读之作了。该文集所收录之文章涉及国际私法的各个方面，且理论与实践并重，是为法学论文之最佳范例。此外，韩老以其深厚的学术和语言功底，将晦涩的国际法理论说得通透、比得恰当；简明生动的文字中，又处处能感受到其用词之精准，治学之严谨。
同时，韩老的此套文集又不仅仅只是一部法学论著，该文集还广泛收录了韩老在法学教育以及法制建设等方面的文章，字里行间中渗透着一位学者对教育、对社会的责任感与深切期盼。
《批评与自恋——读书与写作》
苏力著 法律出版社
该书是一本论文集，书名颇为巧妙，事实上是对主题的拆分，也就是读书时的批判与写作时的自恋。
该书第一部分以“逮谁批谁”为题，通过多篇甚为犀利的书评，传递出一种批判的学术态度。当然，要有“逮谁批谁”的勇气，更要有“逮谁批谁”的底气。苏力先生所写之批判，有理有据，论述翔实，与其说是批判，更不如说是批判眼光下分析和论证的示例。
第二部分则以“自恋情结”为题，事实上是对苏力先生自己旧时著述中某些问题的解说和辩解。现时的学术风气不正，原因不仅在于批判精神的匮乏，亦同样在于对个人观点的“不自爱”、不坚持。而苏力先生的以身作则，也许能够唤醒学者的思考精神，以及对法律的信仰。
《法律的故事》 [美] 赞恩著
于庆生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这本书告诉我们，法律，不只是法学家的事。
翻阅这本书时，我们仿佛与作者一起，重新经历了法律发展的这一场腥风血雨。
关键词：天真;感伤;《纯真博物馆》;叙事视角
《纯真博物馆》是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首部小说。作品叙述了伊斯坦布尔的富家少爷凯末尔在与未婚妻订婚前夕爱上了纯真、充满活力的少女芙颂。两人如胶似漆，在凯末尔的订婚仪式后，芙颂突然消失。凯末尔意识到自己的真爱是芙颂，于是解除婚约，在疯狂寻找了393天后终于找到芙颂，他带着满心欢喜要和心爱的姑娘求婚，这时发现芙颂已经嫁给了怀揣编剧梦想的费利敦。凯末尔依然抑制不住对芙颂的迷恋，所以在未来的八年时间里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一两次芙颂的家，和芙颂一家人一起吃晚饭，并在这期间收集有关芙颂记忆的一切东西。凯末尔赞助费利敦开电影公司以完成芙颂想要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但最终因无法忍受芙颂在电影里和别人接吻而泡汤。就在芙颂和费利敦终于要离婚，凯末尔就要和芙颂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生车祸，芙颂去世了。凯末尔身体恢复后终其一生都在建一个“纯真博物馆”，纪念他和芙颂的爱情，他要让所有参观博物馆的人都知道他这一生是幸福的。
一、第一人称叙事视角
在《纯真博物馆》中前面82节里一直是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来叙述凯末尔的故事，而到最后《幸福》这一节转而换成叙述者即小说家奥尔罕・帕慕克以第一人称将小说叙述结束。帕慕克是“真实”存在在故事里的人物，他与芙颂跳过舞并倾慕过芙颂。也就是说这个故事是“我”――帕慕克受凯末尔先生之托用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至于它是否可信，凯末尔先生说了他觉得“我”是最佳人选，是最能理解他的人。我们发现帕慕克在小说中第一次出场是在第24节《订婚》中，这里的叙述视角是凯末尔，他眼中的帕慕克“二十三岁、不停抽烟的奥尔罕”“我根本不去看那些跳舞的人。但多年后，在筹建博物馆那会儿，我见到的奥尔罕・帕慕克先生告诉我，大概就在那时芙颂和两个人跳了舞。”“而第二个请芙颂跳舞的人，从他那骄傲的语气来看，正是我在帕慕克一家的桌子上刚才与之对视过的奥尔罕先生本人。本书的作者，二十五年后两眼放光地和我说起了那次跳舞的经历。读者若想知道奥尔罕先生和芙颂跳舞时的感受，请去看题为‘幸福’的最后那一节，作者会亲口告诉你们的。”[1]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声音中，本书的“作者”帕慕克忽然和读者打了个照面，而“我”――凯末尔则是他笔下的人物。小说中大量篇幅全是用第一人称叙述，其心理波动、情感体验、每一时每一分的煎熬都是小说中的帕慕克虚构出来的，是小说家的臆想。在第83节《幸福》里奥尔罕和凯末尔有一段对话：
奥尔罕先生说：“我用第一人称单数写书。”
“那是什么意思？”
“凯末尔先生，在书上，您用‘我’来讲述您的故事。我在用您的口吻叙述。这些天，为了把自己放到您的位置上，为了成为您，我费了很大劲。”
“我明白了。”我说，“那么奥尔罕先生，您经历过这样的一次爱情吗？”
“嗯……我们的主题不是我。”说完他沉默了。[2]
这一段对话其实就是在谈小说的创作，凯末尔先生问“您经历过这样的一次爱情吗？”事实上在怀疑让另一个人发出他的声音是否真实可靠，而奥尔罕的回答是“嗯……我们的主题不是我。”对于小说的创作，故事是虚构的，而故事中的情感可以是真实的。现在的小说家明确地告诉读者小说的创作过程的时候，甚至在作品里直接向读者发出声音，如在这部小说的结尾部分，凯末尔问奥尔罕：“在小说的最后直接对读者说话。我有这样的权利吗？您的书什么时候能完成？”[3]
小说中的人物或者说是叙述者直接对读者说话我们已不再陌生。自从1969年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问世以来，小说的创作模式更加开放，小说更关注小说创作本身，注重互文性。元小说是有关小说的小说，是关注小说的虚构身份及其创作过程的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纯真博物馆》也有元小说的特征。
本书一直使用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展现的是主人公凯末尔的内心世界。他眼中的爱情和他所看到的世界都是极度个人化的。第一人称有限叙述并不像第三人称全知叙述那样拥有上帝视角可以把握事情的全貌，但是它可以随时袒露叙述者的思想意识、心理变化及对其他人物的看法。对于一部小说来说，决定用谁的声音来讲述故事，小说的进程也就被设定了。《纯真博物馆》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就是想让读者亲近一个角色，让角色自己谈论自己。传统的成长小说中经常使用这一视角，如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纯真博物馆》只有用凯末尔的声音来叙述，才能让读者意识到在这所“纯真博物馆”里每一样被收藏的物品蕴涵着收藏者怎样的情感体验，通过物品进入收藏者的心理世界。而这个叙述者也可能无法知道其他人的想法，会误解别人，甚至会误解自己，只能了解局部的真相，甚至有所隐瞒。在《纯真博物馆》中的重要人物芙颂其实就是一个被观察的对象，芙颂是凯末尔魂牵梦绕的情人，凯末尔是带着深切的迷恋之情去看待芙颂。我们可以看到与凯末尔在迈哈迈特公寓的芙颂，与凯末尔共进晚餐时的芙颂，坚持要靠自己的实力拿到驾照的芙颂，可以看到她的表情、笑容、闷闷不乐、发脾气的时候，但是我们无法进入芙颂的内心，只有通过她的动作和说的话去揣测她的内心想法。在《订婚》这一节里，芙颂对凯末尔的未婚妻茜贝尔说：“当我们失去了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不应该在招魂游戏里亵渎他们的名字……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想起他们的物件，比如说即便是一只耳坠，也能够长时间更好地安慰我们。”“如果非常想念一个您爱的人，您会选择哪种方式？是召集朋友过来招他的魂，还是去找一个他的旧物件，比如说一个香烟盒？”[4]在这场订婚晚宴上我们只能揣测芙颂受了极大的心理刺激，第二天就要参加高考的她只能远远地看着这个走进她生命里的男人和别人订婚了，而且这位富家少爷对她撒了谎，从别人那里她知道凯末尔是经常和茜贝尔在公司里的。所以当她不断向茜贝尔说如何去纪念失去的爱人的时候实际上更像是对凯末尔所说的“离别宣言”。然而这样的话语却是非常“凯末尔”的，贯穿整部小说我们并没有发现芙颂对物品的痴恋，她并没有像凯末尔一样一生都在收集物品，只有在小说的最后我们了解到芙颂一直把“耳坠”藏起来故意隐瞒凯末尔，“凯末尔第一次去楚库尔主麻时忘在厕所里的那只耳坠芙颂当晚就看见了，她立刻把这事告诉了杰伊达，为了惩罚凯末尔，她们共同决定让芙颂说‘没看见什么耳坠’。”[5]从这里我们只能看到芙颂是为了有意惩罚凯末尔才要藏起耳坠，至于她是否有像凯末尔一样的收藏心理我们无从可知，而芙颂在订婚晚宴上对茜贝尔说的那番话是否是凯末尔按照自己的意愿幻想出来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质疑第一人称叙述的可信性，而正因如此这也是第一人称叙述的特点所在。
二、“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创作观
《纯真博物馆》这部小说的叙述视角的选择实际上是奥尔罕・帕慕克在“天真”与“感伤”的小说创作观之间平衡的体现。2009年，奥尔罕・帕慕克应邀在哈佛大学做了六场演说，结集为《天真和感伤的小说家》。在这里帕慕克谈到席勒的那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的论文对他影响巨大。“天真”即指过分沉迷于自我的情绪和思想的意识形态，实质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感伤主要指反思性，即质疑是否真实。帕慕克的小说创作在“天真”和“感伤”之间徘徊，实际就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平衡。
席勒是与歌德齐名的德国启蒙主义文学家，“天真的”诗或小说实际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浪漫主义诗人把诗定义得很崇高，强调艺术天才、创造的独特性等，把文学艺术家所创造的作品认为是神圣的、崇高的，不可模仿的。“天真的”读者并不会质疑小说的真实性，笛福在出版《鲁滨逊漂流记》的时候，声称该小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后来，当他的小说被发现是“谎言”时，他不得不承认其故事的虚构性。 而现代小说则更重视小说的形式和技巧，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则把人们的视野引向文学作品的内在组成。八十年代以后，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更是研究文本内部令其支离破碎的因素以及作品语言的运作过程与方式，以破除文学作品上的神秘光环。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运用元小说的创作手法，更是打破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真实性。以往的现实主义小说试图让小说里的故事描述得像真实发生过的一样，尽管读者对小说的虚构性心知肚明，但也愿意放下这种看法，真诚而天真地去体味小说中的每一个场景，随着情节的发展而情绪波动，其阅读过程充满着满足感，这也是他们阅读小说的乐趣所在。而元小说的作者不仅没有设法保持和强化这种真实的幻觉，反而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小说中的事件其实都是“虚构”的，是自己杜撰的。不仅如此，元小说家还会把自己如何虚构的手法和技巧统统“暴露”给读者。其实自古希腊始，就有把诗认为是“制作”（making）的概念。“诗人”（poet）首先是一位“制作者”（maker）或工匠。亚里士多德在《诗学》（Poetics）中不厌其烦地讨论构成悲剧的各种机制与成分，如修辞、情节等。
帕慕克说自己在三十年前阅读《论天真的诗和朴素的诗》的时候，也像席勒对歌德发怒一样，“对上一代土耳其小说家们天真幼稚的风格满腹牢骚。他们写起小说来如此轻松，从不担心风格与技巧的各种问题。”[6]帕慕克在年轻的时候对巴尔扎克式天真的小说写法不屑一顾，他说自己的小说创作受到了福克纳、伍尔夫等一批现代作家的影响，帕慕克也一直在追求小说叙述的多样性之路上探索。《我的名字叫红》以有限的多角度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的模式，运用不同视角的转换，视角模式以及不同视角叙事的系统性形成了其在叙事中的独特风格。《白色城堡》采用了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视角。在《雪》中帕慕克使用了万花筒式的视角，大部分内容接近于全知叙述，然后开始使用第三人称有限叙述，最后又用第一人称奥尔罕的叙述结束，叙述角度更是复杂多样。“现在，在经历了三十五年的小说创作历险之后，我愿意继续以身说法，并且努力是说服自己相信，在内心找到了天真小说家和感伤小说家之间的平衡。”[7]《纯真博物馆》一个看似极具现实主义特色的小说却很好地平衡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是虚构的也是真实的，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2][3][4][5]奥尔罕・帕慕克.《纯真博物馆》，陈竹冰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
[6] [7]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版。
近日来，央视举办的《中国诗词大会》很吸引眼球，博得好评。据说是号称300万之众旧体诗词粉丝的盛宴。“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不过，目前尚处在“旧梦重温我们一起背过的古代诗词”的阶段。”“古为今用”，打造新梦，给人以希望。
大约在15年前，我读过一部《二十世纪诗词注评》的著作，由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和贵州大学袁本良教授联袂注评，在“前言”“跋语”中，两位先生都有深刻的论述。
在论述“现代新诗与现代旧体诗的关系”时，钱理群教授在“前言”中说――大概得从梁启超的“诗界革命”的理论设想说起。……一开始他主张要有“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但有着浓厚的折中色彩的主观设想在实际操作中，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存在着难以解决的矛盾，即梁启超所同时追求的“新语句”与“古风格”的背离。……打破了“古风格”也即传统诗词的格律、韵味、魂魄，就变成“非诗人之诗了”。正是为了维护“诗人之诗”，梁启超后退了一步，把他的“诗界革命”的理论设想改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在提倡“新诗旧诗我都爱”之“两面派”观点时，袁本良教授在“跋语”中说――在近年来的旧体诗创作热潮中，人们认识到：要提高旧体诗的创作水平，不仅要继承古代诗词的传统，也要注意从近现代诗词中借鉴经验、吸收营养。与此同时，有识之士也指出，旧体诗词是20世纪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人们对它的状况一直缺乏研究和总结，这种情况应该尽快改变，因之本世纪的旧体诗词创作应该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一代伟人主席，对旧体诗词情有独钟，首先体现在他的旧体诗词创作上。一部《诗词集》影响一代人，是“诗言志，歌咏言”的典范，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诗品出于人品”，“诗者，志之所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岁月留痕，许多传世的诗词多是“在马背上哼成的”，“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每首诗或词，都是一幅建国大业壮丽画卷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是，主席喜欢旧体诗词却不提倡。早在1957年他写给臧克家的信，其实就是一纸“诗论”“词论”，明确表示：“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1959年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又进一步指出，“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1965年在给的信里，讲得更为具体，“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大约是在13年前，我到《中关村》杂志作编辑，总编辑卫汉青送我一沓看似“手写镌刻油印”的《稻香湖》诗刊，翻阅一过，嗅出“墨香”，竟然爱不释手。一是爱其都是“短章”，二是喜欢其简约的版面风格，三是佩服编者艺海拾贝且慧眼识珠，四是仰慕诸多诗坛“大家”赐稿的“小诗”。最让我感动的是――《稻香湖》的主编竟然是耄耋老诗人艾砂先生。从组稿、编辑、排版、校对到发行，几乎都是艾老“一肩挑”，不知老之已至，稻香湖畔一老圃，《稻香湖》深藏一片情怀。春华秋实，2006年，由艾砂和卫汉青主编的《感动中国的名诗选萃》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付梓了。这部诗集也就成为我的“案头书”之一，新诗有新诗的魅力，明快易懂，富有哲理，朗朗上口，加之都是“短章”，像饮醇酒兴奋神经，似品茗宁静心灵。
开篇，那首艾青的《礁石》――“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花都在他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他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一样 但他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让人想起了“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名句。于是艾砂先生握笔抒怀了，在清明时节，看到艾青“巍然屹立的风采”，想起“挽着一串冰凌花”的公木，羡慕“雨滴入地结出不竭愉快”的韩笑，讴歌唐・踏着“鲁迅先生的道路”，惋惜端木蕻良“五彩缤纷的情态”，寄语骆宾基“图门江将洗去您最后一刻痴呆”……。
每当我心情抑郁，“码字”劳累之时，随手翻开这本诗集，随意诵读一首小诗，诸如余光中的“乡愁”，席慕蓉的“一棵开花的树”，杨振宁的“归根”，雁翼的“窗外”，胡风的“我睡了”，沙鸥的“读海”……都会从诗中联想起这些老诗人“时代歌者”曾经风雅的人生故事，尽管“往事并非如烟”，却给我们生活的力量，催人奋进。即使是壮岁的诗人，如汉青的“归营”和“红叶”，让人留恋的是军旅生活“鼓鼓囊囊的庄严”和拥抱香山“一片绚美的世界”。
主席1957年关于旧体诗词与新诗关系的论述，强调“以新诗为主”，影响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勿需讳言，很长时期存在一种“误读”，乃至出现一种怪现象，按袁本良教授的归纳，“领袖才能写诗词，群众只能读、唱领袖的诗词；领袖可以提倡旧体诗，群众却不能、不敢提倡旧体诗”。可是中华古诗词的底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许多名人对旧体诗词乃至散曲的执着热爱和激情创作，不仅功底深厚，而且不乏名篇佳句成为传世之作。《二十世纪诗词评注》就是一隅。主席的诗词更不用说了，较之于他的“语录”更有张力和魅力，流传之广，一时洛阳纸贵。值得关注的是，“据梅白在《长江日报》撰文”，对昔日“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之说，又传出关于旧体诗的一次重要“诗论”。
“那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很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这是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这一讲话的“准确性”，因出于地方党报之手，故可以信以为是，不必考证。简言之，“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终于“我们读到了这位革命家兼诗人的旧体诗创作意见的真谛”。
北大多才子，也多“怪”人。姑且不论昔日之才子辜鸿铭的“辫子”，陈独秀逛“胡同”的轶事……只说今人邹恒甫教授的“狂人故事”。邹先生原本是“天才少年”、“新中国第一位哈佛经济学博士”暨世界冠名的经济学教授，殊不知，偏要“舍长用短”向中国文坛冲刺。真币疾呼，“一个没有思想、文学，特别是诗词的盛世是最可怕的野蛮时代”。身体力行，他创造的“新古典诗词”，被业界专家讥讽为“反智主义”的不懂规矩。“北大的精神是自由，是宽容，但唯独不能容忍低俗和浅薄”。然而，邹恒甫教授的“新古典诗词”却也赢得粉丝和一些学者的好评。至于说能否作为“新古典诗词”推广开来，那只能由读者去决定了。不过，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学家暇时弄旧体诗词并成为佼佼者，却大有人才在，著名经济学家北大厉以宁教授的诗词，就是众所公认“酒瓶装新酒”真情诗人的大手笔。问世的《厉以宁诗词选集》乃是“循规蹈矩”的旧体诗词佳品。“诗是沉思词是情，心泉涌出自然清。从来奉命无佳作，莫给后人留笑名”。邹恒甫教授声称“我是绝对不受一千多年的平仄韵律等鬼东西约束的”！厉以宁教授不主张吟诗唱词掉书袋式的过多“用典”。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百花齐放独领。那就“不拘一格”展诗才罢。
那一刻，似乎正有一条流淌着的溪流从我的面前流过。我突然间觉得很开心，因为即便在我匆忙行走的时候，它们还是那样温柔地留在我的身边。
白色：海子
安妮宝贝说过白色是这样刺眼和锐利的色彩，白色像没有遮掩的伤口，裸的，所以很疼。在我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仿佛面前正是一片无际的白色，没有一丝杂质，却又让人觉得很疼。一直疼到心底。
我曾经以为，如果你用清澈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清澈的；如果你用混浊的眼睛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混浊的。而现在，恐怕只有用一句“单纯”来慌张地带过吧。从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是否清澈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
其实我是多么高兴，知道这一点，我可以告诉自己，不是我的眼睛变混浊了。
我在想，海子是不是也曾这样告诉过自己，然后他轻轻地抬起头，静静地看着天空，像一个受伤的孩子。
我想，当海子抱着《圣经》听到列车已经驶过来时，应该是怎样的一种表情?是悲伤的痛苦的，还是安静的?我想应该是安静的吧，安静得像一片白色。我想那时他一定看到了他的那所房子，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忽然间想起有一个杂志社的编辑曾回信过来说，我的诗有一股海子的诗的味道。我知道那句话有点夸张，但是我是如此高兴他那样说。我希望我的诗是白色的，白到，让人觉得刺眼。
淡紫：席慕蓉
我想我永远也不会忘掉那一个从我面前一闪而过的人，那时我正在公交车里，殷红如血的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细很长。我一直在想，是什么信念让他每走三步就要下跪一次呢?后来我终于明白，那需要一颗心，一颗朝圣的心。
而我常常觉得，席慕蓉就在用那样一颗朝圣的心，凝视着她的岁月。于是，她的爱情，她的人生，她的乡愁，在她的神圣的诗行里谱出了淡雅剔透和灵动。她的诗似乎总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紫色意味，让人觉得静穆而神秘。“一棵开花的树”“七里香”“一个画荷的下午”“白鸟之死”等等都是很漂亮的名字，我常常会感觉到有一些美丽如歌的画面从我的心中流过：千层万层的荷叶，一棵开着花的寂寞的树，浪花拍打着船只的渡口，在山月下纯洁着的山茶花。
以及，会飞进我的天空，在我的头顶优雅盘旋着的白鸟。每次当我捧着让我心寒的分数时，都能感觉到那一只白鸟正停在我的肩头，用无比温柔的眼神看着我。
我想我应该感谢席慕容，感谢她陪我走过任性叛逆而孤独的2004年，那时我正拒绝着一切的成长，拒绝着即将要来临的明天。有人说成长是孤独的，而我认为拒绝成长会更加的孤独。因此我常常抱着一本她的诗集，一个人走过长满香樟的小巷，轻轻地读着那首读过了无数遍的《向鸟之死》：你若是这世间唯一／唯一能伤我的射手，我就是你所有的青春岁月／所有不能忘的欢乐和悲愁……诗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宿命的味道，让人感觉有一些悲伤，像一片片的樟叶优雅而伤感地在空中旋转，然后悄然落地。
我就那样紧紧地抱着她的诗，直到我相信我已经找到了回家的路。
灰色：伊沙
不知道你有没有爱过那些属于摇滚的东西，那些歇斯底里的呐喊，不知道你听到它们的时候脸上是什么表情，是安静，是张狂，还是什么。
伊沙的诗我读得很少，只在《十年灯》里看过几首，但从那之后就没有忘记过。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他的诗，张狂、锋利还是尖锐，也许都不对，那更像是一种释然，用一种特殊的文字表现出来，就像是一个呐喊的动作被拍摄下来，从一个极致到了另一个极致，直中心脏地抨击着人们的心。
譬如《饿死诗人》里的一部分：我呼吁，饿死他们／诗人／首先饿死我／一个墨水污染土地的帮凶／一个艺术世界的杂种……我记得当时读这首诗的时候是安静的，比任何时候都要安静，我相信那时伊沙也是安逸的。我相信一个人奔跑的时候，正是他孤独的时候。
曾有一段时间，我那样不可理喻地爱上了篮球，我喜欢空荡的篮球场，喜欢一只倔强的篮球撞击地面的声音，那样铿锵有力，又那样突兀。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当篮球在空中留下弧线穿过篮球框的时候，真的很像是一首诗，正在奔跑的诗。
我一直觉得，其实下雨的时候最适合打篮球，看篮球摔在地上，然后很不服输地弹起，一下一下，最后节奏越来越快，越来越弱，似乎要被雨声埋没了，最后终于没有力气了，那样寂寞地滚开。那时雨珠正在我的发际汇合，流淌，然后无比落寞地摔落下来。有雨滴撞击我的镜片，于是我眼中的世界似乎沉在了水底，然后水从历史的脚背上流过去了。
我在想，伊沙的诗真的很像那一只倔强的篮球……不过不同的是，它正在很有节奏地弹起，我不希望，永远也不希望有一天，它会寂寞地滚开。让时间成为相机吧，拍摄下更多的释然。
后记
写完这篇文章，九月已经来了，空气里似乎也有一股凉凉的味道了。我站在窗前，看到那美丽的诗正在风中轻轻地流动，很温柔的阳光从云端倾泻下来，然后静静地融入到风里去了。那时正有一只鸟安静地穿过诗行，我想，那些美丽会无比温柔地留在它身边的。
离开老家已经六十多年了，年轻的时候，总是想逃离着家乡的一切。去遥远的城市，假装是一个坚强的女子，日日拼搏奋斗。每当异乡孤独，总是会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
老家在四川南部的小镇，叫九丝城。老人说，所谓九丝，就是用九两蚕丝可以将整座城围起来。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小镇，山上有明代的石刻，山顶住着一群古老的民族。老人说，山顶的旧址，是僰族人的故居。据史料记载，四百多年前僰人在这里生活，建武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称夜郎市，九丝城山是僰人的军事根据地。僰人的首领为阿大王、阿二王、阿三妹，人称“阿氏三雄”，僰族是当时西南地区势力较强的一支少数民族，由于不服朝庭统治，于明万历元年（1573年）被消灭于九丝山上，从此僰人销声匿迹，只有千仞绝壁上悬棺古墓留下不解之谜。望着悬崖上的悬棺留下的遗址，少年时的好奇心总是砰然而生，多希望有天可以攀上悬崖，解开僰族的神秘传说。
最喜欢，是故乡的雨。夏天是不匆忙的季节，若遇上雨天，一家子人都呆在家中，那是最惬意的。大人总喜欢三三两两的凑在一起，便是一桌麻将，而小孩子，则守着电视，笑的嘻嘻哈哈。其实他们不知道，端个摇椅，放在阳台上，或是安静的看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或是大声朗读诗歌，或是看着飘洒的雨，其实最好不过。那些年轻的雨季里，遇见了三毛，遇见了席慕容，遇见了李煜，遇见了有趣的文学世界。
春天的故乡，是个繁忙的季节。春耕的山上山下，都是农民的身影，有老人，有青年人，有小孩子，全家一起出动，风风火火。挖地，种玉米，除草，杀虫。三月的春天，繁忙而充实，劳累的时候，抬头一看。对面山坡上全是金灿灿的油菜花，黄艳艳的一片连着一片，彰显着付出和收获否认魅力。
秋季的故乡，更是散发着浓郁的喜悦。黄灿灿的稻谷在眼光下特别的耀眼，这个丰收的季节。总是三家两户的凑在一起，你帮我，我帮你，不亦乐乎。山上的梯田，逐渐逐渐的变得光秃秃的了，而农民的谷仓愈来愈满了，谈笑中透露着满满的幸福。繁忙的秋收季，无法阻挡童心的飞扬。树上的蝉，地里的蚂蚱，山上的蛐蛐，田里的泥鳅，总是惹得一拨一拨的孩子追逐。瞬时间，漫山遍野都是欢声笑语。小小的九丝城，朴素的一群人。
故乡的冬是有雪花的冬，某个冬日早晨，推开窗户一看。外面早已是白茫茫的一片，山上，地里，菜园里，雪白雪白的。起床，把火炉少的旺旺的。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磕着瓜子，拉着家常，其乐无穷。顽皮的小孩，总是不听大人的嘱咐，固执的跑到庭院去。呼朋引伴，很快就组成了雪球作战队，飞过来飞过去的雪秋，成了雪白的焦点。这时，大人早已忘了因怕孩子感冒而不让孩子出门玩雪，都童心未泯的加入打战的球队。
故乡只是个小小的山村，而小小的山村里，有着大大的童年快乐。
每年一度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是国共两党领导人在2005年4月达成共识，决定建立的两党定期沟通的重要平台。此前的三届论坛，都是围绕两岸同胞最关心的话题进行深入讨论和沟通，推动和解决了很多涉及两岸同胞利益、特别是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实际问题，因此受到来自两岸各界人士及国际舆论的热切关注。
中共中央台办主任称：“此次国共论坛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意义。”
“金融合作”、“双向投资”成为热词
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两岸加强金融合作，携手共渡难关”、“促进两岸双向投资”成为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关键词。
12月20日和21日，论坛的两场专题研讨都围绕“金融合作”、“双向投资”的问题展开。两岸的银行行长、证券保险业专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等专业人士就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共同商讨对策。
台湾资深证券业专家韦伯韬认为，目前来说，两岸金融证券合作需进一步深化，例如台湾金融机构还无法前往大陆投资，台湾成熟的票券业发展仍未能引进大陆，两岸证券业应深化交流合作，促进互惠合作，增加金融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表示，希望台湾当局尽快开放大陆银行赴台设点，这将有助于大陆银行增加对台湾企业的了解，扩大对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额度。
中石油、中远集团、东方航空集团等大型企业，全聚德、狗不理、同仁堂等百年老字号的集团公司也在会上表达了希望两岸合作的意向。
值得一提的是，一种称之为吃苦耐劳，勇于开拓，锲而不舍的台商精神被再次提起。台湾同胞认为这是当前面对金融风暴影响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台湾天仁集团总裁李瑞河以自身的奋斗经历彰显了台商精神。1993年，李瑞河到大陆经营茶叶生意，他立下了誓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荒山开路遇水架桥。他就是用这种毅力走到了今天。在李瑞河看来，两岸三通和国共论坛对他的企业非常有利，“论坛谈到大陆和台湾双向投资的问题。这样，我可以把茶叶运到台湾，按照国际市场需求去加工包装，再贴上我在台湾的可以行销海外的‘天仁’商标，就可以更多地赢利。所以，台湾、大陆的合作可以赚世界的钱。”
两岸文化的“心腹”交流
会议期间，一个大型的艺术沙龙在香格里拉饭店的盛事堂举行，参加论坛的上百名两岸同胞代表，一同畅谈中华文化。
“唐诗宋词就是中国‘心’，中国菜就是中国‘腹’，我们今天做一个心腹的交流，文化交流就是心腹的交流。”前文化部长、著名作家王蒙的开场白源于一个“典故”。他说，一次在美国进行文化交流，有一个美国朋友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华人一提起中华文化，好象都特别来精神?”。当时找不着现成答案的王蒙回答：一是华人都喜欢唐诗、宋词，再一个华人都喜欢中国菜!后来这个话传到中国，还有学生为此出了一本书，就是关于中华唐诗宋词和中国菜。
台湾艺术大学校长黄光男认为，文化是一个国家发展的软实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经济发展、国家强盛、社会安康和文化就有很大关系。“两岸应该进行更多、更深的文化交流，对外推展中华文化，把中华文化提到世界层次领域。”
在台湾知名专栏作家南方朔看来，中华民族有一个特性就是共和精神。他认为，大陆改革开放，可以造就一个新的时代，台湾一定会参加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建造。因此他认为，国共经贸文化论坛中，谈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沙龙吸引了很多与会者参与互动话题，坐在台下的上海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直言不讳地对台湾客人说：“我到了世界许多地方参加文化研讨，感觉到台湾是最难的。”他希望未来两岸交流的手续简便一些，营造一个更加宽松的文化氛围。同时，他还认为在两岸文化研讨中，应该更多地关注两岸青年之间的文化交流，让下一代增进了解，这对发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国的明天有重要意义。
“扎实的牛肉”
论坛之前就有人猜测，此次的国共论坛，大陆方面会否沿袭前三次赠予台湾方面惠台措施的传统?果然，人们的期待和猜测得到应验，在21日下午论坛闭幕式上，大陆方面就加强两岸合作、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出了10项政策措施。
面对大陆方面释放的善意，吴伯雄当即表示，这些措施是很“扎实的牛肉”。
台湾政策研究基金会财金组驻会顾问李允杰从这份“牛肉”中，“看到了大陆的雍容大度和为两岸和平发展作出的诚意。”
“这些措施真是雪中送炭!”台湾力晶半导体董事长黄崇仁认为，尽管新措施不一定马上见效，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无疑会对台湾经济和台商的信心起到积极的提振作用。
台湾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的感受更加强烈：“这次论坛比过去更加扩大和深化了经贸文化的交流，另外，除了农业、工商业、渔业之外，对于金融保险证券业的开放等都有相当具体的措施，而且两岸对建立新的金融秩序有了一个新的共识。”
曾经参加两次国共论坛的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胡祖庆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希望能够更加支持这个论坛。在他看来，这次台湾参会的立法委员是最少的，企业家也比以往减少了。“我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多支持，扩大参与，这种支持对将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他认为相对于大陆的惠台措施来讲，台湾方面在论坛中缺乏更具体的，如“投资保障协议”、大陆企业何时可以来台湾投资等政策出台。
愿两岸“四季红”
除了“牛肉大餐”，本次论坛最后在集思广益基础上提出了九项共同建议，中国副主席曾永权宣读了这些共同建议，并特别强调：“我们绝对尽全党之力，努力推动，加强落实，展现两党间的交流功能。”
中共中央台办主任表示，这些共识汇集了与会各界人士的真知灼见，反映了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是本届论坛取得的重要成果。相信这些建议将会得到两岸双方的共同重视，并转化为实际的政策措施，从而为深化两岸经贸合作、增进两岸同胞福祉发挥重要的作用。
新党主席郁慕明更加关心这些成果在未来的实施。他说：“这些成果不是开完会就结束的，未来几年要把经贸的交流或论坛上所提到的经验付诸于实施。”
论坛结束后的12月24日，郁慕明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在浦东机场坐飞机直航飞回台北。这一天，对郁慕明有着特别的意义：60年前的12月24日，他从上海吴淞口坐船到达台湾的基隆港。为此，郁慕明用一首诗来表达他的感受：“人间一甲子，梦中两重天；两岸三通热，你我四季红”。郁慕明特别解释说：“梦中两重天，是梦台湾、梦上海。‘四季红’是双关语，台湾有首歌就叫《四季红》，寓意两岸一年四季发达、发展。”
论坛的三项议题
拓展两岸金融及服务业合作；促进两岸双向投资；构建两岸经济交流的制度化安排。
大陆出台的十项惠台措施
一、大陆扶持中小企业的财税、信贷政策，同样适用于台资中小企业。支持台资企业参与大陆扩大内需的建设工程和项目。
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决定。在今后2―3年内各自为大陆台资企业包括中小企业安排50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国家开发银行在原有基础上，3年内再追加融资支持台资企业包括中小企业300亿元人民币。
三、支持和帮助大陆台资企业转型升级。
四、鼓励和扶持台资企业自主创新。
五、推动两岸双向投资。支持有实力、信誉好的大陆企业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根据台湾方面需要参与台湾经济建设项目。
六、重点推动新能源、传统中药现代化等产业合作。
七、促进平板显示产业发展。大陆企业决定扩大采购台湾企业的面板，先期达成20亿美元的采购意向。
八、新增设立江苏南京江宁、广东汕头潮南、云南昆明石林台湾农民创业园。
九、扩大台湾鲜活农产品在大陆销售。
十、允许符合条件的台湾居民在大陆从事律师职业。
第四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九项共同建议
两岸积极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金融合作、相互参与扩大内需及基础建设、深化产业合作、加强服务业合作、完善海空直航、加强渔业合作、加强投资权益保障、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