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辞职信范文
时间：2023-11-12 00:53:44
法官辞职信篇1
【摘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政府权力的不断规范化与政府责任的不断明确化。但目前制度刚建立尚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来完善这一制度及其内外执行环境,使其真正成为人民民主的体现与责任政府的切实表现。
【关键词】引咎辞职责任政府道德自律
一、引咎辞职制度
1.内涵
引咎辞职作为一项制度,《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1)引咎辞职的主体是党政领导干部
引咎辞职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政府官员,主要指对失误或事故负有间接责任的领导成员,因尚未能追究其法律责任或其他行政、党纪处分,须以引咎辞职的方式来承担一定责任。
(2)引咎辞职是以“咎”为前提
引咎辞职的‘咎’一般而言具备下列三个特征:责任非直接性;责任类别上应是非刑事类、非党纪处分类的责任;‘咎’所指称的仅仅是一种政治过失。
(3)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
引咎辞职是在未犯法的前提下因工作失职引起的自责行为,实际上兼具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属性,而不具有法律属性。它强调的是官员的主观能动性。
(4)辞去的是领导职务
《公务员法》规定“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引咎辞职者辞职后并没有丧失公务员身份,丧失的只是领导身份。
2.引咎辞职制度的价值功能
引咎辞职是一个舶来品,从本质上来讲是官员的一种自律行为,是出于道德义务加上社会舆论压力的一种选择。国外引咎辞职是建立在明确的权力划分与权力监督以及发达的大众传媒与公众参与的基础上;而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官员权责划分不明确,并且缺乏发达的大众传媒与公民参与,因此在我国将引咎辞职制度化是有必要的。
(1)破除传统“官本位”思想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将极大的推动领导成员的责任心,给他们施以外在的压力再进而通过外在压力内化成官员的自觉自愿行为,从而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切实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对民负责。
(2)提升我国政府形象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扮演着“权力政府”的角色,近年来,由于行政权力的滥用,不断有高官因腐败而纷纷落马事件;政府监督不力,导致一些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频频发生,不仅严重危害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加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
(3)推进我国责任政府建设
按照现代政府的理念,人民与政府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的关系。“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行政改革的重要取向。建立与健全行政问责制是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而科学的问责制标志着政府权力的规范化与政府责任的明确化。
(4)促进我国行政伦理建设
在我国,引咎辞职是一种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制度安排,两者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培养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意识、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伦理建设,从而实现“以德治国”的战略方针,最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引咎辞职制度发展及其存在问题
1.缺乏配套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岗位责任制不健全是“咎”的契机和前提之一。按职定权、定责的前提要求对机构职能的配置和运行上有相当清晰而科学的规定。
2.引咎辞职带有明显的行政性
据统计2004年至2007年,“全国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领导干部共有6824人,其中引咎辞职305人,责令辞职1204人”。从这个统计数字来看,责令辞职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引咎辞职,达到了将近4:1的比例。说明我国的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还带有十分明显的行政性,绝大部分根本没有主动引咎辞职的意识。
3.引咎辞职的问责范围狭窄
按照《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在发生严重的、决策严重失误、抗灾救灾、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用人严重失察等9种情况下,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引咎辞职。
4.辞后责任追究不够
在实际中,我们看到有不少政府官员这边刚大张旗鼓地宣布引咎辞职,那边却悄悄易地走马上任,这样的引咎辞职很难起到应有的震慑效用,责任追究没有真正的体现,公众也会觉得之前的引咎辞职是作秀,从而有悖于引咎辞职的初衷。
5.引咎辞职配套措施的不完善
引咎辞职制度的实施,离不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统一的、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在信息公开的范围上也过于狭窄;总之,在政府信息公开上,目前还是处于政府主动、公民被动的局面,对于信息是否公开,何时、怎样公开完全由政府掌握,公众只能被动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6.后续管理体制模糊
引咎辞去的只是领导职务,因此还有继续在公务员系统或者党委系统工作的权利。首先要对引咎辞职者建立跟踪机制,如果确实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在之后的工作中又表现优异的话可以考虑升任;其次,要规定官员起复的资格、条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对于引咎辞职官员的处理要公开、透明。
7.党政系统间表现不协调
引咎辞职在我国适用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其主体既包括党委系统领导成员也包括行政系统领导成员,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实施党内监督的一个焦点问题。
8.公民参与意识的缺失
公民参与是官员引咎辞职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之一,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广大民众政治冷漠心理,公民参与的政治环境还不是十分良好,参与渠道也较少,造成一些民众即使有心参与而找不到渠道。
三、结语
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是我国顺应国家形势发展的一项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从出台到现在,短短几年内虽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不仅需要制度的不断探索与改进,同时也需要辅以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引咎辞职制度建立初期苛求其完善是不现实的。我们期待引咎辞职制度能真正成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贯穿于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蒋云根.从制度上完善官员引咎辞职的动力机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7,(1).
法官辞职信篇2
【关键词】引咎辞职 责任政府 道德自律
一、引咎辞职制度
1.内涵
引咎辞职作为一项制度,《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不宜再担任现职,本人应当引咎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1)引咎辞职的主体是党政领导干部
引咎辞职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政府官员,主要指对失误或事故负有间接责任的领导成员,因尚未能追究其法律责任或其他行政、党纪处分,须以引咎辞职的方式来承担一定责任。
(2)引咎辞职是以“咎”为前提
引咎辞职的‘咎’一般而言具备下列三个特征:责任非直接性;责任类别上应是非刑事类、非党纪处分类的责任;‘咎’所指称的仅仅是一种政治过失。
(3)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
引咎辞职是在未犯法的前提下因工作失职引起的自责行为,实际上兼具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的属性,而不具有法律属性。它强调的是官员的主观能动性。
(4)辞去的是领导职务
《公务员法》规定“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引咎辞职者辞职后并没有丧失公务员身份,丧失的只是领导身份。
2.引咎辞职制度的价值功能
引咎辞职是一个舶来品,从本质上来讲是官员的一种自律行为,是出于道德义务加上社会舆论压力的一种选择。国外引咎辞职是建立在明确的权力划分与权力监督以及发达的大众传媒与公众参与的基础上;而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权力监督体系不完善,官员权责划分不明确,并且缺乏发达的大众传媒与公民参与,因此在我国将引咎辞职制度化是有必要的。
(1)破除传统“官本位”思想
实行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将极大的推动领导成员的责任心,给他们施以外在的压力再进而通过外在压力内化成官员的自觉自愿行为,从而增强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切实行使好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对民负责。
(2)提升我国政府形象
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扮演着“权力政府”的角色,近年来,由于行政权力的滥用,不断有高官因腐败而纷纷落马事件;政府监督不力,导致一些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频频发生,不仅严重危害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加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
(3)推进我国责任政府建设
按照现代政府的理念,人民与政府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委托—的关系。“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行政改革的重要取向。建立与健全行政问责制是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而科学的问责制标志着政府权力的规范化与政府责任的明确化。
(4)促进我国行政伦理建设
在我国,引咎辞职是一种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制度安排,两者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培养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意识、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伦理建设,从而实现“以德治国”的战略方针,最终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引咎辞职制度发展及其存在问题
1.缺乏配套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
岗位责任制不健全是“咎”的契机和前提之一。按职定权、定责的前提要求对机构职能的配置和运行上有相当清晰而科学的规定。
2.引咎辞职带有明显的行政性
据统计2004年至2007年,“全国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领导干部共有6824人,其中引咎辞职305人,责令辞职1204人”。从这个统计数字来看,责令辞职的数量要远远大于引咎辞职,达到了将近4:1的比例。说明我国的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还带有十分明显的行政性,绝大部分根本没有主动引咎辞职的意识。
3.引咎辞职的问责范围狭窄
按照《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在发生严重的、决策严重失误、抗灾救灾、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用人严重失察等9种情况下,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引咎辞职。
4.辞后责任追究不够
在实际中,我们看到有不少政府官员这边刚大张旗鼓地宣布引咎辞职,那边却悄悄易地走马上任,这样的引咎辞职很难起到应有的震慑效用,责任追究没有真正的体现,公众也会觉得之前的引咎辞职是作秀,从而有悖于引咎辞职的初衷。
5.引咎辞职配套措施的不完善
引咎辞职制度的实施,离不开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统一的、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在信息公开的范围上也过于狭窄;总之,在政府信息公开上,目前还是处于政府主动、公民被动的局面,对于信息是否公开,何时、怎样公开完全由政府掌握,公众只能被动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6.后续管理体制模糊
引咎辞去的只是领导职务,因此还有继续在公务员系统或者党委系统工作的权利。首先要对引咎辞职者建立跟踪机制,如果确实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在之后的工作中又表现优异的话可以考虑升任;其次,要规定官员起复的资格、条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对于引咎辞职官员的处理要公开、透明。
7.党政系统间表现不协调
引咎辞职在我国适用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其主体既包括党委系统领导成员也包括行政系统领导成员,如何处理好党政关系是改进党的执政方式和实施党内监督的一个焦点问题。
8.公民参与意识的缺失
公民参与是官员引咎辞职不可或缺的重要动力之一,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广大民众政治冷漠心理,公民参与的政治环境还不是十分良好,参与渠道也较少,造成一些民众即使有心参与而找不到渠道。
三、结语
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是我国顺应国家形势发展的一项行政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从出台到现在,短短几年内虽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不仅需要制度的不断探索与改进,同时也需要辅以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引咎辞职制度建立初期苛求其完善是不现实的。我们期待引咎辞职制度能真正成为建构责任政府的重要举措,贯穿于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1]蒋云根.从制度上完善官员引咎辞职的动力机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 7,(1).
法官辞职信篇3
[关键词]党政领导；引咎辞职；公共责任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0―0018―03
引咎辞职一般指领导人因自身过失而给工作造成了一定损失或产生了某种不利影响从而主动辞去领导职务的行为，是领导人自我追究过失责任的一种形式。严格意义上的引咎辞职来源于西方。在引咎辞职的做法比较成熟的一些西方国家，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政务官员的权力来源于选民的授权，官员应该对选民负责，官员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就会失去选民的信任，通过公众舆论表达出来的民意，不仅直接决定着该官员的去留，而且还会进一步影响到选民对政府和该官员所在党派的信任度。为了回应舆论的要求，给人民一个交代，官员主动引咎辞职以谢天下，直接向人民表达一个官员的良心和道德可靠性，从而间接地向人民表达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良心和道德可靠性，以此换取人民信任的恢复，为以后的政治生涯创造条件。因此，谁会引咎辞职，应由民意所决定，以体现政府向人民负责，官员是人民公仆的民主精神，这也是引咎辞职意义的精髓所在。
2006年1月1日生效的《公务员法》第82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社会影响恶劣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成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这标志着引咎辞职成为我国的一项正式的法律制度。中共中央于2002年7月9日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首次将引咎辞职纳入领导干部制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规定的“咎”是“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在这种“咎”未达到违法的程度或虽违法但依法不追究法律责任时，领导干部应该引咎辞职。
问责制是一种追究责任的制度，它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公共责任承担者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承担否定性结果的一种规范。公共责任承担者主要包括政府、执政党以及政府和党内的官员等等。
问责制与“引咎辞职”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属性上看，引咎辞职是问责制的结果之一。从产生的时间上看，引咎辞职的责任，在中国的古代乃至现行的制度下，都早已有之，而问责制理念的发展是为了能够走向健全成熟并能在制度上加以配套，问责制度是继党内民主和村民选举而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看点。引咎辞职是问责制的一个方面，问责制的内容不止于此。引咎辞职是由问责制引起的，是承担领导责任的官员在发生重大事故时主动承担责任的行为。行政问责制是一套完整的责任体系，而不仅仅等同于引咎辞职。一般而言，官员的责任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刑事责任，这是最严厉的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此时官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律；第二层次为行政责任，官员的行为虽然还没有触犯刑律，但已经违反了有关行政法，因此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第三个层次为政治责任，官员虽然没有违法，但违反了的规定或者纪律的规定，要受到党纪处分，甚至被罢免职务；第四个层次是道义责任，官员虽然不构成上面三种情况，但由于其属下工作不力或者工作错误，老百姓不满意，基于道义，主动辞去职务，即引咎辞职。“引咎辞职”与其他三种责任承担方式的区别不仅在于前三者是被动型的，而且在于后者是主动型的；还在于前三者实行“无罪推定”和“直接责任”原则，而后者则实行“有罪推定”和“间接责任”原则，即只要老百姓对你管辖的范围内的工作有意见，你就应当明智地选择辞职；前三者可以说是法定的，后者则主要是一种政治文化、一种政治惯例。
按照《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的要求，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1)因工作失职，引发严重的，或者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2)决策严重失误，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3)在抗灾救灾、防治疫情等方面严重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4)在安全工作方面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连续或者多次发生特大责任事故，或者发生特别重大责任事故，负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的；(5)在市场监管、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等方面管理、监督严重失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事故、重大案件，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6)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不力，造成用人严重失察、失误，影响恶劣，负主要领导责任的；(7)疏于管理监督，致使班子成员或者下属连续或多次出现严重违纪违法行为，造成恶劣影响，负主要领导责任的；(8)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知情不管，造成恶劣影响的；(9)有其他应当引咎辞职情形的。
以上这些情形构成了引咎辞职的条件。然而，对于引咎辞职的主体问题，即由谁来引咎辞职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旧不能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应当引咎辞职的主体不明确。首先，哪些人应当成为引咎辞职的主体?是只限于正职行政领导引咎辞职，还是主管的副职领导也应当一起引咎辞职?如何分清谁是主管领导?党委领导是否要辞职?是仅仅辞去行政职务，还是辞去一切职务包括党内职务?符合条件的事故、事件要“引咎”到哪个级别?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我国引咎辞职的官员最高级别为正部级?更高级别的官员是否也应该引咎辞职呢?其次，“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的主语是谁?对于该不该引咎辞职，应该由哪些机构部门来认定?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没有包含其中。《公务员法》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疏漏。这些关键的不确定性，给执行过程带来了差异性甚至随意性，有违法治的目的。
引咎辞职是官员对发生的重大事故或者重大损失内心感到不安、自我谴责，并且以辞职来谢天下的制度。官员是否引咎辞职，除了要依赖于重大事故或者重大损失这一客观标准以外，还取决于官员本人主观上的责任心和廉耻心。对于同样甚至同一的事故或者损失，责任心和廉耻心强的官员，可能会主动引咎辞职，而责任心和廉耻心弱的官员，则可能认为自己不需要引咎辞职；同样是有过失、应该承担责任的官员，严于自律、良心不安的官员引咎辞
职了，而厚颜不惊的官员，依然在官位上，长此以往，必然助长一些官员的侥幸心理。引咎辞职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疏通了公务员队伍的出口，但是，如果从这个出口淘汰出来的人比留下的人更有良心和责任意识的话，那么，它一定背离了《公务员法》的立法目的。
在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这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中，中共中央依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鉴于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同志对三鹿牌奶粉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对事件未及时上报、处置不力负有直接责任，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免去吴显国同志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职务；鉴于在多家奶制品企业部分产品含有三聚氰胺的事件中，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监管缺失，对此，局长李长江同志负有领导责任，同意接受李长江同志引咎辞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职务的请求。然而，为什么河北省代省长――河北地方政府负责人丝毫不准备为“毒奶粉事件”承担领导责任，这位年轻的领导人为什么受到这么好的眷顾?这种无所表示的不正常现象究竟是谁在操控?有的学者指出：“官员引咎辞职似乎不是规范程序和公众舆论作用下的产物，而更像上级组织施压甚至政治力量博弈后的结果，那些决定谁会引咎辞职的主宰力量总是游弋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面对“三鹿奶粉”事件和近年来食品领域发生的一系列质量安全事件，我们自然会想到的是“追究责任”。既要追究企业领导和部门领导的责任，又要追究政府领导和上级领导的责任。质量安全对于企业来说，不是一般的社会责任，也不仅是重要的社会责任，而是第一位的社会责任，是其社会责任的根本所在，职业道德的底线所在。
在实践中，现实的责任问题确实极其复杂，行政体系中的行为本质上是合作性的，一个行为往往由许多人同时完成，这种集体完成的行为后果应该由谁负责，尤其是那些事先未曾预料的行为后果，由谁负责，个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负责，在技术上都是很难操作的。
政治官员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他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一切言行对人民负责。另外，政治官员又是政治责任的判断者，应该从理性上对自己的言行作出恰当的评价。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责任评价是政治官员实施自我追究责任的两个内在条件，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自责是内在的自责，仅有此还不够，要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实现政治官员的自我追究责任，还必须有环境压力的外在条件。这种压力来自于两个方面：权力的制约和自由的舆论。追究政治责任本身就是对政治官员行使权力的正当性的怀疑，权力的制约使得政治官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的同时，权力制衡机制自动发挥作用，纠正权力的不正当行使。另外，政治官员是受人民委托行使公共权力并履行职责的，对行政官员来说，指导决策的最高标准必须是全社会普遍的公众利益。人民有监督政治官员的权利，自由的舆论可以传达民众的呼声，引起群众的共鸣。权力的制约和自由的舆论给政治官员以无形的巨大环境压力。内在条件和外在条件同时具备，才可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迫使政治官员承担政治责任。为此，有必要对引咎辞职做如下制度性责任分析和内在道德责任分析：
1，制度性责任分析
首先，明确权责，强化政府内部行政人员的责任感。如果组织中每个领导干部拥有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是明确的且二者相应相称，那么建立引咎辞职制度就具有了根基。行政人员的忠诚往往表现在具体的职责行为中。明确权责对责任感的形成至关重要。就中国的行政机关而言，宪法和政府组织法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也就是说，行政首长拥有指挥命令和监督下级的权力，他必须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过失承担责任。但政府的实际运行机制是民主集中制(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个人负责制)，加之我国缺乏科学的职位分类体系，上下左右之间，特别是上下之间的权力边界和责任边界都是模糊的，责任追究起来就比较困难。职责的重叠导致职责不清，职责不清必将阻碍责任的落实。现代行政国家的政府都着力于避免机构重叠，区分权力界限，将职能的重叠部分降低到最低限度，使权力等级的各种界限清晰而可以理解。不少法律界专家认为，引咎辞职制度只是一种治标措施，“要想从根本上清除司法腐败。一方面必须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另一方面辅以制度上的有效监督，才是治本之道。”
其次，明确过失行为和违法违纪行为区别。根据现有的干部制度，对违纪者应追究其行政责任，对违法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也可以追究其行政责任。而引咎辞职是党政领导干部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形式，所以建立引咎辞职制度，必须清楚地界定“咎”的范围和界限，以及它与违法违纪行为的区别。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清楚自己的身份，对外是党、国家或政府形象的代表，对内是公共权力的执掌者，理应成为公众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楷模和守法楷模。如果党政领导干部的行为与上述要求不相称，那么他就失去了做领导人的资格，属于违法违纪的，就必须给予撤职或开除的处分。不属于违法违纪而属于“引咎”者，就必须引咎辞职。在建立和运行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制度时，要注意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以较轻的行政处分代替引咎辞职，如给个警告、记过、降级处分而不引咎辞职；二是以引咎辞职代替较重的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如对于具有严重失职或渎职行为的领导干部应该给予撤职或开除的行政处分或给予判刑，允许其自动辞职，从而让其逃脱更为严厉的惩罚。
2，内在道德责任分析
引咎辞职是一种自律性责任追究制度，如果缺乏环境压力，就很难将领导干部的“咎”暴露于阳光之下，这就需要监督机制发挥作用。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共人事制度并没有完善的引咎辞职规定，但由于言论和行为的“过失”导致高级官员引咎辞职的事情仍不绝于耳。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中，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议会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公众对政治的高度参与、自由的新闻舆论等共同编织了一张监督网，这种监督网的形成对官员引咎辞职形成了强大的环境压力。中国试图通过制度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的引咎辞职行为，但由于缺乏巨大的环境压力，只是通过干部管理机构实施监督，就使得引咎辞职制度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在建立行政监督机构和强化行政道德监督的内在机制之外的的环境里，我认为，道德舆论监督与主体的道德自律相结合可以有效地减少行政人员的违规行为。当今我国道德监督的现状是：道德间的机构尚未建立，政府公务员的内在道德机制尚未形成，行政道德环境没有进人良性循环。因而，加强行政道德舆论监督，重视全社会的行政道德宣传和对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培训显得尤为重要。道德舆论不仅对政府普通工作人员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对身居要职的领导干部的官德培养和强化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并对全社会范围内形成良好的道德风气、端正政府工作作风，弘扬社会正气，都是极好的形式。缺少了道德监督，我国行政监督体系的建设必将受到严重的制约。
法官辞职信篇4
Abstract：Reading about the resig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mostly with the West, the resignation of different systems to illustrate the plight of the Chinese system, and accordingly give the appropriate response, what's more, few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moral hazard, which existing in the follow-up treatment of resignation of officials .However, due to the corresponding socio-cultur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re is no other formal or informal system to match. While the current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and mode of operation of the personnel concerned, the follow-up treatment of resigned officials has a moral hazard, but it is not the worst. Therefore, the existence of moral hazard is reasonable and inevitable.
关键词：引咎辞职 道德风险 制度
key word：Takes the blame and resigns the moral hazard system
作者简介： 瞿鸿雁(1989.09 - )，女，湖北利川人，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一、中国引咎辞职制度的建立及引咎辞职官员后续处理的研究现状
“引咎辞职”从字面来看，引，是引为、援引的意思。咎，就是过失、责任的意思。《辞海》将“引咎”解释为：“由自己承担错误的责任。”可见，引咎侧重于当事人对并非自己造成的或者承担直接责任的损失承担责任。那么，引咎辞职也就是为自己的过失或者非直接责任而承担责任辞去公职。我国引咎辞职制度的建立，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
1995年中共5号文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第四十条提出“建立领导干引咎辞职制度”，这是我国第一次提出了引咎辞职思想。200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的制定，“引咎辞职”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中国的人事行政管理制度当中。2002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第59条明确规定了引咎辞职制度。2004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作出了进一步的完善，而2006年1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标志着引咎辞职制度在我国正式建立。
引咎辞职官员的后续处理方式关系到引咎辞职制度是否能够真正在中国本土化和顺利的运行下去。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官员上升空间本就十分狭窄，引咎辞职的结果必然是使引咎辞职者数十年的努力成果瞬间消失，因此这样的制度是“罚不当责”的。意外的是，在关于官员引咎辞职的实际案例中，社会舆论对于官员重新任职报以了消极评价，认为引咎辞职不过是走过场。关于引咎辞职者是否应该重新出任新职，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有着并不统一的看法。一方面，学者认为应该给以引咎辞职官员相应合理的结果。胡良俊说“引咎辞职的干部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表现突出，得到群众公认，满一定年限仍可以提拔任用。”崔亮表示“如果他从此之后就终身失去了担任公职的权利和机会，如此沉重的代价，只会使其他官员更加忌惮于引咎辞职，使引咎辞职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社会舆论报道反映出民众对于官员引咎辞职后异地任职和再复出的不满，认为是在作秀走过场，例如，某新浪博客表示“引咎辞职两年内不得提拔，当官的都笑了”。当前学术研究中大多的观点中，虽然在大的方面都是认为应该给以官员以相应的出路，但是并没有根据我国官员队伍的实情而给出具有可操性的对策。就现在我国的官员队伍而言，领导干部大都是从公务员队伍中选的职业化官员，官员队伍本身是专业化和基本终身制的，而且官员从政往往将之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倘若真正离开政治以后则无其他的出路。另外，我国的引咎辞职制度往往仅仅是辞去公职，而保留其原本的公务员身份，并且给以相应的级别和待遇。因此，笔者认为由于其公务员身份和级别待遇的存在，官员引咎辞职后也就必然在合适的时间给以合适的职位。因此，这些都在体制上注定了引咎辞职官员后续处理方式的道德风险的存在。
二、道德风险以及其在引咎辞职官员后续处理方面的影响
道德风险是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哲学的范畴概念，然而其实早在亚当・斯密时代，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道德风险问题，但是当时没有直接用“道德风险”这个概念。道德风险并非是道德败坏，而是市场经济体制当中无可避免的人的自利行为。而《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于道德风险的解释是：“从事金融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为，并且是一种不易为人发现的隐蔽行为，即金融从业者由于违反道德规范和法纪约束的行为而造成的风险。”
道德风险虽然是经济学的概念，但是其理论本身并不限于经济领域，引咎辞职官员后续处理方式也同样存在着道德风险。
国外的公务员分为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即政务官和事务官，而依据我国《公务员法》第三章第十六条规定“我国的公务员则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类别”。外国公务员一旦辞职就脱离了政治，不再参与政治生活。我国的《公务员法》第十三章第八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以及第四款规定我国的公务员却可以保留公务员身份。因此，对于引咎辞职的官员就实际情况而言，一般也会保留行政编制以及相应的级别和待遇，处理方式一般为《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资源辞去领导职务的干部，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工作需要等情况予以适当安排。”而依据《重庆出台系列十部人事制度改革实施办法》，所谓“适当安排”就是指“改任同级非领导职务或者降职安排”。实际也是这样做的：2003年“非典”期间，前北京市长孟学农被责令引咎辞职，同年9月，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这样，对于引咎辞职的官员来说，引咎辞职也并不能真正使得官员平庸无作为，反而使得很多官员将关注焦点聚集于如何预防各种问题的出现而不是如何创造性地去工作。而对于引咎辞职官员而言，反正行政编制和相应的级别待遇都能够保存，那么，官员有可能通过引咎辞职来规避其他责任，这样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够保全自己原来的级别待遇，还能获得将来重新复出的机会；另一方面，就当前的政府体制而言，可能依据所谓大局或者地方部门利益，或者碍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让有关官员引咎辞职。
三、引咎辞职官员的后续处理方式的合理性
正如前文所讲，当下中国官员引咎辞职仅辞去公职而保留公务员身份的做法存在着道德风险。但是笔者认为，考虑到当前制度，引咎辞职官员的后续处理虽然不是最好的，但一定不是最坏的。
就传统而言，官员职务的取得和身份的产生，与科举考试中的“秀才、举人”等身份是相分离的，但是，作为减少或者免征劳役和赋税的特权，却从进入这个体系就已经享有了。我国古代也存在着引咎辞职的说法，《北史・周武帝纪》“公卿各引咎自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引咎”一词。从中国古代的官员引咎辞职来看，即便是辞去职务，但依然是属于官僚体系内的一员，依然享受着免征劳役赋税的特权。在明朝，“官员满六十岁退休，回乡官员称乡宦，仍享有免役和司法特权。”《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因为任用马谡而失街亭故请辞去丞相之职，实际上也是虽自贬三等但依然张控制着蜀国的大权。由此可见，至少在明朝我国就有这样的传统。当然，传统的不见得的就是好的，然而却往往是适合的。
中国当前的引咎辞职制度，是从西方民主国家引进而来。孟德斯鸠有言“为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适合于另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巧合的事。”制度的移植必然伴随着制度的修改，以使得制度能够适合该国的独特的文化传统。虽然引咎辞职是西方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产物，但其在国外的高度发展是我国应该学习和效仿的。而就中国现在官员的引咎辞职的实践而言对“引咎辞职”者一般是降职任用、留级降职、改任非领导职务等，给予工作权利和生活保障，这都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组织安排的传统思维方式，缺乏市场化配置的方式”当然，这也是我国国情所限制，我国的官员职业化程度高，领导干部都是从基层公务员选拔而来，是职业化和专门化的人才，并不是向西方民主国家一样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大都从律师、商界等行业转来，引咎辞职退出后还能重操旧业，这也是贺文娜女士所提的“退出机制”的问题。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并没有降低。而共产党员其本身和党性的要求以及我国文化传统都不存在人性恶的假设，因此，关于引咎辞职对于缓解政府合法性危机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并不适用。实践中，浙江海宁市市长张仁贵在海宁5・12特大火灾事故中引咎辞职以后，当时不少人哭了，连有的遇难者家属都说：“天灾人祸的，怎么怪得上你们呢？”而对于市长的“引咎辞职”，不解和迷茫的情绪更是普遍。”因此，人民对我国领导干部依然抱有信心，除了违法乱纪的事情以外并不存在合法性危机。在非正式的制度没有更改之前，并没有相应的制度文化与制度配合，这样的制度运行也就是适合我国现在的国情的。这也是为什么“引咎辞职”在西方是一种政治文明的惯例，在我国就必须体现成为一种制度。而且，在我国政府的集权管理方式也使得“引咎辞职”是作为政府治理官吏的工具，而并非真正的意义上的回应民意。从跟根本上讲，我国引咎辞职制度建立的过程，是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将其作为治吏的手段，突出其工具理性的目的非常明显。当然，这一切在将来都必然会变革，也的确会向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方向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会向西方式的”引咎辞职”方向变革，毕竟，作为一个现在和将来都必然与西方式民主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适合中国国情的才会是党和国家真正会选择的。
我国有着自己的悠久传统和发展轨迹，而且无可回避，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道路。这些都反映在中国的文化以及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中，而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都决定了我国在“引咎辞职”官员的后续处理方式，所以这种处理方式虽然存在着道德风险，但在制定这种处理方式时必然是考虑了中国的国情，应该是适合目前体制的，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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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辞职信篇5
【关键词】官员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辞职潮 公司价值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自2013年10月19日中组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以来，在我国A股市场上就掀起了一阵上市公司（官员）独立董事（下称“独董”）离职潮。官员被聘为独立董事容易产生“钱权交易”，滋生腐败。政治联系对公司的影响是极其重要的，在讲究“关系”的中国社会表现尤甚，这也是公司发展不可或缺的。公司从外部引入独立董事，是公司拓展或者维护关系的手段。聘用有官方背景的独立董事对公司来说意味着拥有一种重要且稀缺的资源，这不仅建立了同政府的联系，而且也为以后自身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学术界近十几年来对这一敏感且热门的话题做了大量研究。有学者认为政治联系对企业具有正效应。比如，Johnson and Mitto（2003）利用马来西亚上市公司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数据，分析表明了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不会受到严格的资本管制。Adhikari和Derashid等（2006）检验了马来西亚企业实际税率和政治联系的关系，结果表明有政治联系的公司实际税负更低。张敏等（2010）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联系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发现存在政治联系的企业更易于获得长期贷款。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政治联系对企业具有负效应。例如，Fan，Wong and Zhang（2007）发现具有政治联系的国有企业CEO其公司的长期股票市场收益相比于CEO不具有政治联系的国有企业低。Boubakri（2008）等和Faccio（2009）均利用跨国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相比于没有政治联系的企业，拥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在会计利润表现更差，经营效率更低。Chaney（2011）等研究发现，拥有政治联系的企业对于市场压力表现的比较不敏感，因此政治联系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普遍较差。
本文认为造成以往文献研究结果不统一的原因可能是Fisman（2003）和Faccio（2009）所担忧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以此次（官员）独董“离职潮”这样的外生突发事件为切入点，从股票市场角度研究官员独立董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同时借鉴新经济社会学中社会资本理论，由官员独立董事形成的政治联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入手，并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为研究官员与企业的政治联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再加上我国十之后的“反腐倡廉”和“依法治国”的社会背景，本文在对官员独立董事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研究更是一个新拓展。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资源支持理论”认为，独立董事的背景能够影响他们成功发挥决策支持与监督专家的能力与技巧，由于独立董事在其行业内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并且通常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良好的社会关系和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这样就能够为企业的成功经营提供重要的资源支持。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企业通常会从外部引入拥有政界工作经历的独立董事，一旦聘用，那么就会在企业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一座重要的桥梁，这样的做法对于企业来说是拉上各种“关系”的最简单、最重要的渠道。关系经济对于像我国一样的转型国家来说是显著特征，Allen（2005）的“中国之谜”由此出现，经济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理论”可以解释制度环境不健全下的高速经济发展现象，官员独立董事与公司是利益相关体，“关系”意味着资源即社会资本，加上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这决定了两者必然存在联系。但“关系”也不一定意味着有效，陈艳莹等（2010）认为“政府参与”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率和额外费用支付。官员独立董事对企业价值影响因企业性质而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下面临的市场竞争地位不同。官员视察已经被证明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有企业，罗党论等（2012）已经验证，并且在制度环境差的地区表现尤甚。
本文根据以上分析，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官员独立董事辞职会对公司的股票价格带来正面影响
假设1a：官员独立董事辞职会对国有企业的股票价格带来正面影响
假设1b：官员独立董事辞职会对民营企业的股票价格带来正面影响
假设2：官员独立董事辞职会对公司的股票价格带来负面影响
假设2a：官员独立董事辞职会对国有企业的股票价格带来负面影响
假设2b：官员独立董事辞职会对民营企业的股票价格带来负面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18号文”出台为限，2013年10月～2014年6月我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辞职公告为基础进行样本筛选。本文得到了有338份独立董事辞职公告、346位独立董事和336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独立董事辞职公告数据来自于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股票价格数据来自于锐思（RESSET）数据库；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独立董事的背景信息手工摘自于各上市公司年报。
本文参考夏立军等（2005）实际控制人的分类标准，并结合国泰安数据库（CSMAR）中的子数据库“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分类方法，本文依据实际控制人的性质将样本上市公司分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本文采用了市场模型计算个股的超额收益率（CAR），以事件窗前的240个交易日作为估计窗口，即独立董事辞职公告披露日前的第245个交易日到公告前第5个交易日（-245，-6），随后公告前5个交易日（-5，+5），共计11个交易日，为事件窗口。
2.检验变量。本文对独立董事的政治联系采用评分的方法度量而非一般的虚拟变量法，具体评分过程如下所示：政治级别以及对应的政治联系得分（score）分别为：副部级及以上（7）、正厅级（6）、副厅级（5）、正处级（4）、副处级（3）、科级（2）、副科级（1）、无（0）。
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官员类独立董事辞职事件窗口中超额收益的影响，更准确地分析官员独董辞职对上市公司股价造成的影响，需要加入控制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共有四类特征指标相应地可能会对独立董事辞职导致的超额收益产生影响：独立董事个人特征（年龄age；学历education；性别gender；辞职理由reason；兼职数jobs）、公司治理特征（董事会规模boardsize；董事会会议数conferenc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biggest；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manown；机构持股比例insown；CEO和董事长两职兼任；PLU）、董事会独立性（独立董事比例outratio；独立董事由现任董事长或CEO任命appointed；独立董事任职月数tenure）以及公司基本面特征（公司规模firmsize；公司盈利能力ROE；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同时辞职人数number）。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独立董事辞职行为的市场反应
表1报告了不同政治联系得分独立董事辞职公告前后5个交易日内（独立董事辞职公告日为零点），样本公司累计超额收益率CAR（-5，+5）的均值检验情况。由表3的第二列中可以看出，对于较低政治联系得分（score）的官员独董辞职时，全样本公司累计超额收益率CAR为正值，反应了较低政治级别的官员独董给公司价值带来了损失，当他们辞职时，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件好消息。然而，对于较高政治联系得分的官员独董辞职时，公司累计超额收益率CAR为负值，说明了较高政治级别的独立董事对于公司来说是有价值的，当他们辞职时，为公司股价带来了损失。表3的后两列区分了企业的性质，进一步检验官员独立董事辞职行为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政治联系得分最高的官员独董辞职时，公司的超额累计收益率（CAR）为正值，说明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最高政治级别的官员独董辞职并不一定是坏消息。然而，在国有企业中，政治政治联系得分（score）最高的官员独立董事辞职时给公司带来了最大的价值损失，此时的CAR为负，而且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应该注意到，当没有政治联系得分（score=0）的独立董事辞职时，全样本公司的股票的CAR也相应地下降了，尤其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政治联系得分（score=0）的独立董事辞职时给公司股票超额累计收益率（CAR）带来了显著的负效应，这意味着董事会的独立性也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价值，因此本文在做回归分析必然要控制董事会的独立性。
（二）回归结果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中，CAR与score同样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说明了官员独董辞职给公司的股票累计超额收益率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也证实了企业的价值与官员独董的政治联系显著正相关，即企业聘请的官员独董的政治联系得分越高给公司带来的价值越大。但是，对民营企业来说，虽然CAR与score回归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由中组部“18号文”引发的“（官员）独董离职潮”数据来分析探究官员独立董事辞职时的市场反应，并实证研究了政治联系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制度环境的影响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官员独董是具有价值的，并且官员独董的政治联系得分越高，给公司带来的价值越大；然而对民营企业的影响不是十分显著。
然而，由于我国制度环境不完善，存在一定程度的权利经济或者关系经济的现象，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政治联系是其长远发展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拓展企业社会资本的重要渠道。研究政治联系对企业的价值影响，有助于更深入了解我国不同性质的企业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了验证了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之谜”。因此，需要加快完善制度建设，降低政治联系的负效应，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社会资本的负效应并减少社会发展成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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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辞职信篇6
“免职”只是挡箭牌？
因“4·28”胶济铁路特别重大交通事故而被免职的原济南铁路局长陈功、原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柴铁民低调复出。新加坡《联合早报》文章评论称，事故的血迹似在眼前，当时雷厉风行的免职处理如在昨天。曾经的事故与责任，曾经的问题与处理，在免职官员复出的所谓低调里，都飘散在风中。责任官员“复活”,难道“免职”只是挡箭牌？
香港《南华早报》的文章称，内地的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铁道部现在人才匮乏，这种人事调整是正常的。根据内地公务员法规定，官员引咎辞职不同于开除，免职后可能降职使用，两年后升迁不受前面处罚的影响。但让公众接受这两名官员复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文章援引北京交通大学一名教授的话说，“多种因素造成这起事故，不能让这两名官员负全责，况且他们目前的职位比以前的低，肯定是受到了影响。网民的观点有些极端。”
“任何官员的复出其实都应该接受公示的考验”。英国广播公司的分析认为，中国的一些免职官员复出，并不是达到“民意成熟”,但网络监督的时代官僚腐败“玩带病复出”,注定要承担舆论压力。“德国之声”评论称，在中国被问责的官员几乎100%均得以复出，级别从县级到省部级不等。官员问责制曾被当作中国新政的一个标杆受到广泛好评。然而，问题官员被短暂免职后均能复出，使问责制“形同虚设”,其威慑力和公信力令人质疑。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汪玉凯说，官员复出的问题很复杂，一般建议复出后在与公众部门隔离的岗位工作，对于犯事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官员，在处理“复出”问题时需要“特别慎重”,防止民众情绪反弹。他认为，一些岗位只能由体制内的干部担任，而非体制内有能力的人却无法担任，体制内的干部只能上不能下，犯了事的官员只能当干部，没有能力从事其他工作都体现了体制的缺陷，但改变需要一个过程。
俄联邦国民经济与国家公务学院国家公务教研室副主任伊·帕宁说，对问题官员的复出不能一概反对，必须要对具体事件进行慎重分析，对问责责任的类型化是官员复出必须明确的前提条件。
“带病”复出并非中国专利
在巴黎大学社会学学者J·特雷希看来，由于中国传统的大家庭观念与自上而下的严密管理体制，使人们自然把责任均归结到官员身上，情绪也发泄到他们身上。有些确实应由官员负责，有些则是体制本身的原因，与官员个人关系并不是很大。特雷希说，与中国不同，西方官员体制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力比中国要弱得多。因此，在西方契约型管理体制下，官员本身的责任问题会被体制的运作稀释。人们对官员的期待本身就较少，很少有人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到官员身上。
“但不能说西方社会中问责官员100%不能复出”,柏林社会和政治学家茨姆曼尔指出，在英国，人们津津乐道的政坛不倒翁当属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身为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曾经因为战争决策失误被迫辞职。但他的政治生涯并没终结，后来到西线服役，并当选英国首相。来自英国的原欧盟贸易专员曼德尔森也是“带病”复出的典型。在布莱尔时代后期，两度因为财务丑闻而辞职的曼德尔森被布莱尔“流放”欧盟委员会担任贸易专员。其间，他的全球化理论和坚持开放市场的态度，获得欧盟同行尊敬。他在欧盟的积极表现也获得英国民众肯定，这使首相布朗2009年疲于应对衰退时，邀他再次入阁。
去年9月，韩国发生大规模停电事故，甚至在部分地区造成恐慌。这迫使当时政府主管部门知识经济部长官崔重卿书面道歉，并在半个月后辞职。不过，这已是崔重卿公职生涯中第三次辞职。2003年金大中政府时期，崔重卿开始担任韩国财政经济部国际金融局长，但2005年在介入外汇市场的政府行动中造成巨额亏损而引咎辞职。2008年李明博政府时期，崔重卿复出担任财政企划部第一次官，但4个月后因为高汇率政策饱受争议而辞职下台。去年初崔重卿再次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官。
在华盛顿一个法律组织担任顾问的麦克·塔纳克里夫说，并没有法律规定被问责官员一定不能“复出”,他们经过一定行政手续或者通过选举程序后，仍然可以复出担任政府官员。但迫于舆论影响，成功率很低，毕竟行政系统以及选民都会认真考虑是否应该让毁了信誉的官员再次任职。2008年，时任纽约州州长斯皮策因为召妓丑闻正式宣布辞职，而沉寂了一段时间后，他于2010年在媒体上频频露面。美国《时代》周刊指出，斯皮策重归政坛希望渺茫，如今他的名字似乎已经被烙上了“羞耻”一词。不过，德国绿党主席厄兹德米尔则比斯皮策幸运得多。厄兹德米尔用出公差积累的飞行里程换机票去度假，被迫辞去议员职务，但不久他当选欧盟议员，重新回到德国，2008年当选绿党主席。
德官员因白喝3杯酒辞职
在西方，像厄兹德米尔这样引咎辞职的原因被称为道德问责，这种问责算是比较轻的。德国学者茨姆曼尔表示，西方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包括三类：法律、政治和道德。不同类型的问责复出前景也不同。
涉及法律责任的官员，几乎100%不能“咸鱼翻身”。最危险的事情莫过于涉嫌，为自己或亲友捞取好处。1993年，德国经济部长默勒曼辞职，原因是他用官方信笺为远房亲戚一个小发明做广告。德国各地“禁止收受酬劳和礼品准则”中明确规定，收礼不得超过15欧元，超过要受到法律制裁。柏林女官员因为收下50欧元化妆品券被迫辞职，并以被罚5400欧元，美因茨市长去年因为白喝3杯酒也下了台。
涉及政治责任的官员，也往往无法东山再起。如德国前央行理事萨拉辛2010年出版了《德国自我毁灭》一书。书中称，由于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有限，而且他们的出生率更高，将导致德国的人口结构和民众智力受到影响，进而令德国变蠢。他的言论被称为“政治错误”。在社会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巨大压力下，最终辞职。
如果选民对辞职官员错误不谅解，复出同样不可能。加拿大前卑诗省省长温德心因卷入房地产交易违规而于1991年引咎辞职，尽管后来在反对税制改革等方面表现不俗，获得不少好评，但因为选民始终记住其昔日污点，没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为政府效力的公务员则没有这么多变数。很多西方国家的公职人员分为“政治任命官员”和“职业公务员”。职业公务员受雇于政府，不受党派更迭影响。公务员如果犯错误，就要看性质是犯罪还是工作责任事故。法国法律规定一个人犯罪被判刑后，是无权利再当公务员的。2003年，法国上塞纳省一名省政府公务员收受贿赂非法发放居留证，被判刑和开除出公务员队伍。不过，也有公务员获得了改正的机会。巴黎市一名警官，在一次追捕行动中，面对歹徒持刀威胁而开枪将其打成重伤。法庭判决是防卫过当，此人后来还是复出当警察。
中国的问责制还处于1.0阶段
二战后，经过60多年的发展，日本已确立了较为完善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日本先后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法》和《国家公务员伦理法》，其中一半以上内容都涉及到公务员的问责制度。日本还制定的《人事院规则》对国家公务员违反《国家公务员伦理法》的具体处罚标准。这些问责法律法规不断把公务员里的“烂桃子”给剔除掉，保证了日本政府的廉洁高效运转。这些严格法律的出台，使得日本官员一旦遭问责就如同被放到“放大镜”下。2007年，时任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因为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被国会问责后，最终不堪压力上吊自杀。
法官辞职信篇7
辞职“下海”的官员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入职年头不多的年轻官员，另一类是堪称官场“老油条”的中老年官员。前者大体以职位较低、没什么实权而又提升空间有限或自觉不适应官场生活者居多；后者反而以有一定职位及实权但提升同样受阻者居多，因为职位较低、没什么实权和资源的中老年官员不仅在官场上没什么市场，在商场上同样难受欢迎。
第一类“下海”者的动机大多相对单纯，既然官场提升受阻，或自觉不适应官场，或既无腐败机会又不甘清贫，还不如趁自己尚年轻，早点辞职再出发，“下海”另辟新天地。
第二类“下海”者中虽同样不乏动机单纯者，但也确实夹杂着某些动机相对复杂者。一些渐显老态、实权在握而又提升空间有限的中老年辞官者，他们辞官并不是因自己在官场上不适应或比较失意而想“下海”另闯一番新天地，而是在中央反腐败的重拳之下，自己不敢亲自或通过亲属腐败，只好利用手中权力先将利益输送给特定的企业家和商人，然后通过辞官“下海”来收割利益；或者是在中央作风建设禁令之下，自己不敢“灯红酒绿”而又打心里想“灯红酒绿”，痛感彼时自己一心向往的乌纱帽此时竟成为自己享乐的一大障碍，大感自己虽贵为高官却远不如小商人那样“潇洒自在”。于是，先通过手中的权力完成定向利益输送，然后辞职“下海”，与利益接受者一起“灯红酒绿”，同流合污，便成了比较现实的选择。这类所谓“下海”乃是伪“下海”，本质上就是腐败。
“官员下海”本是正常现象，也是好现象。它表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官本位”等封建传统观念已有所动摇，人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在觉醒，社会价值观趋于多元化，社会生活自主面在扩大、自由度在增强，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改良、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如上伪“下海”现象则是非正常现象和恶劣现象，国家应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杜绝该类利益“先输送、后收割”现象的发生。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一般也都制定了严密的法律来杜绝该类现象的发生。2004年以来，我国政府针对干部“离职”问题相继出台了多种条规，规定干部离职后3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必要时，还要求对离职官员做离职审计。只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规定在现实中并未得到较好的执行。相信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该类伪“下海”者定会遭到应有的严惩。摘自《人民论坛》
法官辞职信篇8
没人“耻笑”韩国居然在国际会议上“丢分”,反而是深化了责任基础之上的廉政与反腐败的国家形象,此番闹腾反为韩国“挣分”不少。
两高官被丑闻逼辞
韩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大唱“空城计”,以及近期韩国高官“丑闻”连续被爆,皆与国内廉政体制和文化密切相关。
前阵子韩国地方选举,执政的大国家党选举失利,党内“问责”下来,要当时身为国务总理的郑云灿辞职谢罪。其后议会又否决了郑云灿推行的建设修改方案,郑随后辞职走人。
自7月底总理位子空缺出来之后,李明博提名金台镐出任国务总理,没想到“公示期间”,就有人抖出金的妻子公车私用的问题,后又有爆料称金公示财产时隐瞒了其妻与岳母名义下的财产。还未等“有关机构”调查这些鸡零狗碎的“违纪”是否属“恶意诽谤”,金本人就承认了“指控”,并宣布退出总理人选提名。金的自动退出,是知耻文化使然。只要侵害到公信力的“小错”,均属不可原谅的“大错”。
自金退出后,李明博正在思量下一个人选时,他的外交通商部部长柳明桓“出事”了。9月2日,韩国一论坛上有人织了一条“围脖”,称外交部特招了一名五级官员,而这一个唯一被招录的人员不是别人,正是部长的千金女儿!一时舆论大哗。当日事件被曝,次日外长柳明桓就公开向韩国人民作了道歉,9月4日就辞职。可谓创了“韩国速度”。
这就是震惊东亚的“官二代特招门”。柳的辞职,也创下了韩国内阁同时有两个要职缺人的“奇观”,难怪李明博“国内事务缠身”。
“官二代特招门”真相
说到招聘,韩国外交部有两套招人办法,一是常规招聘,一般一年一次;二是特别招录,属半公开的紧急聘用专业人才制度,招录条件可以内部规定,这样的较为灵活的制度据称满足了外交部招到急需的人才。此次事件属第二种情况,外交部自由贸易局一位官员退休空出了缺,而这个空缺急需填补。于是急聘一名主管贸易事务的官员。消息传出后,应聘者几乎踏破了门。
“特招”于7月1日进行选拔,柳明桓女儿柳炫善和众多应聘者一道报了名,但这次没有录用任何人。外交部过了一个月后又打出公告,内容与一个月前的差不多,只不过招录条件有了调整,要求有英语证书,有从事自由贸易方面的工作经验,有翻译工作经验,学历为硕士以上。
这些招录条件几乎就是为柳炫善量身打造的。当然了,达到这些基本条件的人也很多,这些条件也不具有专门身份特性,说是专冲着某人而来,也不能完全站得住脚。
接下来的环节就是面试。五名考官中,除两名来自外部官员之外,其他三人均为外交部官员,他们不会不认识柳外长的女儿。三个内部考官都给柳千金打出高分,其分数比第二名高出一大截,而外部考官给柳千金也打了较高的分数。最后分数一综合,柳千金“力克群芳”,脱颖而出,成了这一次特招中的唯一录用者。
韩国人为何愤怒
东亚官本位心态重,韩国也不例外,韩国公务员受年轻人追捧,尤其这次不只是招公务员,也属于“招干”。
柳明桓9月3日上班途中,面对蜂拥而上的记者,还满有自信地认为这事并不算什么,他相信自己的女儿是有这个实力的,是称职的,并说考官因为知道她是外长女儿,反而考得更严厉了。等他走到办公室,接到总统打来的一通电话时,他才意识到此事深深刺痛了韩国人的心。放下电话时,他心里就已经萌生辞职谢罪的念头。下午的记者见面会上,柳“含泪”向国民道歉,称招录柳炫善的决定已经失效。次日,柳外长正式递交了辞职书。从新闻爆料到外长辞职,只用了3天时间。柳明桓从事外交工作数十载,也是担任外长历时最长的人之一,但最后栽在特权腐败上,不得不净身退出公职,以维护公职部门的公信力。
韩国人怎么“骂”
9月3日,执政的大国家党发言人安亨奂发表评论,认为高级公职人员应该避免作出引起误会的举止。在野的发言人全贤姬则敦促柳明桓向青年失业者作出道歉。国会代表朴智元议员公开表示:“难道这就是公正的社会吗?实在让人愤恨。希望有关部门尽快作出合理解释。”自由先进党发言人朴宣映则表示,通过该事件可以看出,现在的政府没有资格谈论“公正社会”。
总统是这么评价特招门事件的:9月6日,李明博表示“以前有的部门可能存在长时间形成的所谓惯例,但按照公正社会的标准来看,这是不能原谅的事情”。李明博还强调“公务员、掌权阶层、有权力的人、有钱人都应该为创造公正社会而努力”。韩国行政安全部长官孟亨奎在当日的记者会上也表示:“国民对此十分失望,这大大打击了国民对政府的信心,损害了政府的形象。”
事件发生后,相当于廉政公署的韩国行政安全部已经对外交部十年以来的所有特招进行全面调查,以排查有没有存在“自肥”现象。这次全面调查,有可能还会挖出许多丑闻,而这些丑闻又会推动制度改革,从而在制度安排上不会再容许下一个“官二代特招门”的出现。9月9日,政府出台了《行政考试制度变革修正方案》,以后所有“特别录用”将由行政安全部统一管理,而且招录工作每年集中举行三至四次,以满足特别急需人才的招聘。
韩国为何有廉政洁癖
韩国曾一度是亚洲最腐败的国家,可现在却“患上”了“廉政洁癖”,大大小小的官员因在廉政方面马失前蹄而丢官被查处的新闻,天天都看得到。甚至是倡导廉政建设的历任前总统,都被后任调查,陷入大大小小的腐败丑闻里,卢武铉纵身跳崖是最令人警醒的一例。
上世纪60年代,韩国曾发起“庶政刷新运动”,对包二奶的、不称职的、乱报销的官员一律清除出公务员队伍,而且今后永不录用。这场廉政运动惩处了5万多名行政人员。
到90年代,韩国开始从运动反腐转入制度反腐,金泳三推出“公职人员伦理法”,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自己带头到议会公示自己和家属财产。为配合财产申报制,金泳三还推行了金融实名制。金泳三启动司法程序,对前任被指有腐败罪的前总统进行公开审判。金的制度反腐,也把自己涉贪的儿子送入监牢,“太子党”遭法办,反腐倡廉受到极大鼓舞。
到了金大中时代,金大中再推出《防止腐败法》,禁止官员与商人交往过密,不准官员与商人一起打高尔夫球等。韩国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终于迎来了清明政治。这样的法治和廉政文化下,韩国外长如想厚着脸皮赖着位子不走,那他将会淹没在韩国民众的口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