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总结范文

法官总结篇1

我在工作生活中能够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各项精神，坚决维护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严格遵守政治纪律，自觉遵守党章、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坚决贯彻执行宪法法律，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时刻加强政治修养和党性锻炼，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严格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明白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积极参加院里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并将所学用于指导自己的工作实践。努力做到学以致用，按照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剖析，严格按照一名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对照查摆自身在工作落实上的不足，从生活态度上查看对自身要求的不足，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个人整改措施，有力地指导了自己的政治学习努力方向。

二、爱岗敬业、务实工作

作为一名员额法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忠于职守，公正司法。努力让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推敲，做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我不因案件标的大小而有所疏忽，不因身份不同而区别对待，能设身处地的为当事人着想，杜绝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等不良风气。一视同仁地秉公处理，让每起案件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考量。我认真审理每一起案件，在庭审过程中细心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辩论，认真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找准问题的切入点，妥善处理争议焦点，对症下药，努力做到案结事了。2017年至2018年年中，我在法庭担任副庭长职务期间，主管民事审判工作，为了起好带头作用，我在工作中主动承办疑难案件，并积极探索审判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我所审理的李某与某物业服务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经调查了解得知，虽然看似只有李某一人提起诉讼，但实则整个小区近千名业主对该案都极为关注，持观望态度，等待该案审理结果确定后，再决定是否提起诉讼。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因双方积怨较深，未能调解成功，李某提出的诉讼请求达十余项，所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庞杂，为妥善处理此案，我查阅了大量资料，最终作出有理有据的公正判决，当事人不服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其余业主认可该案处理结果，均未提起诉讼，最终将一起极有可能发生的大规模集团诉讼案件，消灭在萌芽状态，有力维护了辖区的社会秩序稳定。我在2017年度承办民事案件件，全部予以审结。2018年在法庭承办民事案件 件，全部予以审结。我于2018年6月调至中院执行局从事内勤工作，当时正值“基本解决执行难”收官之年，为迎接专项验收检查，我承担了大量文字材料撰写工作，许多内容并无先例可循，只能自己边学边干，摸着石头过河。同时还要与他人组成合议庭办理执行案件。但我从未因工作任务繁重而叫苦叫累，总是自觉加班加点不打折扣的完成各项工作任务，从而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2019年我承办执行案件8件，全部审结。2019年4月，我调至民一庭工作，年度承办民事案件66件。此前在法庭工作期间，接触的案件类型相对而言较为固定，在调至民一庭工作后，发现所接触的案件类型更趋复杂，审理难度也较大，二审案件的审理思路与一审案件相比也有较大不同。为了尽快完成角色转换，提升工作效率，我不断加强业务学习，在增强业务素质上下功夫。在审判工作中，注重加强新的法律知识和相关知识的学习。在工作之余和节假日时间，能够自觉学习，不断提高驾驭整体工作的能力。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始终坚持挤时间学习，做到常看、常思、常问、常做，不断巩固学习的效果。同时坚持文化知识学习，在增强文化素质上下功夫。积极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网络、书报等多种渠道拓宽知识面，不断提高个人综合能力。能够以正确积极的态度应对新的领域、业务所带来的新的挑战，努力刻苦钻研，利用一切机会拓展和丰富个人知识涉猎范围，使自身的工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三、做到严格自律、勤政廉洁

严格遵守各项工作纪律，做到不迟到早退，不脱岗。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遵守党的各项纪律，严格执行上级法院的各项禁令，廉洁奉公，遵章守纪、依法办事，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把重点放在严谨、细致、扎实、求真上，养成奉公守法廉洁自律的作风，无违纪违法行为。

虽然在工作、学习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缺点和不足。一是政治业务学习还不够系统、全面，计划性还不够强，效果不够明显。二是思考能力欠缺，尤其是在主动思考和解决难点问题上，缺乏好的思路。三是业务知识储备及业务素质与一名优秀法官还有一定差距。

法官总结篇2

在2010年全区法院预备法官任职资格培训班开学典礼上。**院长围绕“法院队伍建设”这一主题，从思想政治建设、司法能力建设、司法管理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法院文化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如何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司法公正的高素质队伍。**院长还对我们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我们深化“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增强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踏踏实实地干事创业。**院长的谆谆教诲让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也对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首先，要强化法官为民的责任感。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是人民法官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只有强化法官为民的责任感，才能发扬服务大局、情系百姓、扎根基层、勤奋工作的敬业精神，做好每一件哪怕是非常细小的工作，才能成为像陈燕萍一样的新时期的人民好法官。而没有责任感的法官则远远不能称得上一名合格的法官。这就要求我们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深入学习领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自身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国情意识和群众意识。在“人民法官为人民”宗旨的召唤下，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须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主动关注民生，保障民生，真正做到司法为了人民、司法依靠人民。具体到审判工作中，要不断强化为民、便民、利民意识，增强司法亲和力，充分体察当事人文化水准和法律意识，做好释法明理、诉讼指导工作，让当事人明明白白打官司。

其次，要增强司法为民的能力。作为一名人民法官，不仅要求我们在思想上要端正，还要求我们在能力上要强。也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须在提高自身素质、能力上下功夫，不断增强我们的司法能力。作为审判机关，法院每天都与社会上各种人打交道，审理的案件形形、五花八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多、矛盾易激化、新型案件多、处理难度大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预备法官不仅要学好法律业务，还要掌握一定的社会生活知识、人文知识，这样才能在审理案件、调解纠纷、化解矛盾时抓住关键问题，做到准确无误。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学习和积累来拓宽自身的知识面，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此外，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必须具有做群众工作、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法律纠纷、实现案结事了的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不懈地提高认识和把握大局、社会矛盾、社情民意、法律精神以及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具体到审判工作中，要克服机械司法、就案办案倾向，做到既明断是非、公正裁决，又善于做调解和服判息诉工作，从根本上化解矛盾，追求定纷止争、案结事了的效果，努力实现司法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践行“人民法官为人民”这一司法理念。

再次，要坚持公正廉洁。**院长在讲话中强调，要把公正廉洁作为法官的职业道德底线和基本政治标准。一方面，“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是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应该始终把处理好人民群众的合理诉求作为第一责任，把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第一选择，追求案结事了、司法和谐的目标。作为预备法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人民法官的人民性，把“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作为我们的司法理念、司法方式、司法目的和工作思路、工作标准。通过我们的言行，在群众的心目中，真正把司法权威树立起来，把人民法官公正的形象树立起来。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要做到风清法正，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作风，才能抵制社会的不正之气，才能守护住自己纯洁的心灵，守住我们廉洁的做人底线。要坚持自警、自励、自省，在工作中刚正不阿，不受利诱，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每一件案件的办理都做到无愧于组织、无愧于群众、无愧于心。:

当然上述的体会也许很肤浅，更谈不上完善，但我相信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我还会有其他更深层的理解和体会，我会慢慢的品味，谨慎的处理。当然，一名合格法官并不能等同于一名好法官，但我想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每个人都能达到合格的话，我们的法院队伍必将成为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司法公正的高素质队伍。

希望党组织加强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汇报人：

法官总结篇3

当前，农村法律服务需求越来越高。农村经济发展、公共事务处理、拆迁安置、土地承包、邻里关系等民事权益涉及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为此，区司法局请来邢建平、陶秀霞、兰士林三位领导对全区大学生“村官”进行法律知识与法律服务技能培训。

邢建平主要介绍了昌平区的普法情况。在“一五”、“二五”、“三五”、“四五”普法工作中,昌平区均荣获全国先进,位列全国200多个区、县第一名。在工作中，昌平采取“抓重点、促全面”的方法，针对重点对象、重点内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五五”普法规划已经有了思路，要突出重点普法对象，明确重点普法内容，狠抓重点工作的落实。只有这样，“五五”普法工作才能够取得突出成效。

我认为农村普法和流动人口普法是我区普法工作的薄弱点。“五五”普法应当将农村流动人口普法作为重点和突破口来抓。加强农村和农民群众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普法教育十分必要，必须采取灵活有效有针对性的措施，充分重视并依靠广播、电视、报纸等途径来做好普法工作。

随后，陶秀霞对法律法规、人民调解进行了讲解。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是现行调解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的调解制度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说服教育，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二是行政调解，是指在具有调解纠纷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主持下对纠纷进行调解的活动；三是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法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说服劝解、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根据宪法、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作。实践证明，人民调解是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好形式，它对增进人民团结，维护社会安定，减少纠纷，预防犯罪，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村官,应该掌握好法律知识,在面对村民的纠纷时,能够很好的进行法律分析,要有法可依,有理可说,尽力为村民提供法律咨询。

最后，兰士林对法律援助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法律援助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依法治国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从而有助于加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他还结合一位农村老太太隐私权的合法保护的案例进行讲解,使我们感受到法制意识日益深入人心，法律是保护人们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

作为村官,我们应该做好普法宣传，为需要法律援助的村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监督法律政策的落实情况,为农村基层的普法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法官总结篇4

引论 （一）调研背景 刑事司法鉴定是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几年来一些轰动全国的冤假错案相继出现，仔细分析案情后不难发现，司法鉴定是导致这些冤案、错案频繁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利益的多元化使矛盾和纠纷大量增加，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导致司法实践中高科技和各种专门性问题大量出现，诉讼中需要鉴定的事项越来越多。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2006年底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2006年前十个月的鉴定业务量高达31. 9934万件，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20. 2% 。{1}这就更加凸显了司法鉴定本身的重要性。毫不夸张地说，现行的司法鉴定体制与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许多弊端，例如刑讯逼供、庭审流于形式等，都有深层次的关联。司法鉴定制度的无序状态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刑事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化的瓶颈。 上述现象表明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为此，笔者主持申报了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并获准立项。在展开本项目研究过程中，笔者认为必须了解中国刑事司法鉴定的现实状况，只有这样才能使本项目的研究成果不脱离中国实际，具有现实针对性。基于此，本项目课题组在2008年暑期中利用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北京、上海、青岛和呼和浩特四个城市进行了本次调研活动。 （二）调研概况 本次调研采取法院阅卷和面向侦查人员、检察官、法官、律师、司法鉴定人员发放调查问卷两种方式，获取了我国目前司法鉴定制度的第一手实证资料。 在法院阅卷方面，在上述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共调阅案卷305份。其中，上海地区共调阅案卷99份，分别是2005年29份。2006年30份，2007年40份，调阅案卷均为一审案件。青岛地区共调阅案卷刑事案卷106份，分别是2005年38份，2006年29份，2007年39份。在106份案卷中，涉及一审刑事案件85份，二审刑事案件21份。在内蒙古地区共调阅案卷100份，其中2005年30份，2006年30份，2007年40份。在100份案卷中，涉及一审案件80份，二审案件20份。 在发放调查问卷方面，共向北京市、青岛市和呼和浩特市的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律师事务所和社会性鉴定机构发放调查问卷311份，回收有效调查问卷共计295份，回收率为94. 86%。其中，在三地法院共发放调查问卷81份，有效回收76份，回收率为93.83%；在检察院共发放调查问卷90份，有效回收87份，回收率为96.67%；在公安机关共发放调查问卷54份，有效回收50份，回收率为92.6%；在律师事务所共发放调查问卷65份，有效回收61份，回收率为93. 85%；在社会性鉴定机构共发放调查问卷21份，有效回收21份，回收率为100% 课题组在发放和回收调查问卷时对填写调查问卷的各司法主体自身情况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和统计。 ───┬─────────┬────────────── │ │文化程度{2} │在法院工作年限{3} │ │ ├──┬──┬───┼────┬────┬────┤ │ │专科│本科│研究生│5年以下 │5-10年 │10年以上│ ├───┼──┼──┼───┼────┼────┼────┤ │法官 │3 │58 │5 │19 │20 │26 │ ├───┼──┼──┼───┼────┼────┼────┤ │检察官│6 │61 │19 │26 │21 │34 │ ├───┼──┼──┼───┼────┼────┼────┤ │侦查员│7 │33 │10 │7 │15 │28 │ ├───┼──┼──┼───┼────┼────┼────┤ │律师 │3 │36 │22 │31 │21 │9 │ ├───┼──┼──┼───┼────┼────┼────┤ │鉴定人│5 │10 │6 │2 │10 │9 │ ───┴──┴──┴───┴────┴────┴──── （三）本调研报告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1．本实证研究报告所分析引用的数据皆来源于本次调研活动获取的原始资料数据。 2. 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决定》（下简称《决定》），对司法鉴定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因此本次调研所收集的全部为2005年2月之后至2007年12月之前的鉴定资料，即本次调研定位为对《决定》颁布之后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实施状况的实证调研。 3．本次调研城市的选取是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以期全面反映我国不同地区刑事司法鉴定的实施状况。在审级上统一选取了各调研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市级公安机关，以保障实证数据横向比较的客观性。 4．本次调研主要针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调研收集的皆为刑事司法鉴定方面的数据资料。各地填写问卷调查的法官都是刑庭法官、检察官多为公诉部门的检察官，律师大多从事过刑事案件的辩护。 5．本次调研所采用的两种主要形式—法院阅卷和发放调查问卷—其设计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法院阅卷是通过查阅和统计卷宗来获取实践中司法鉴定制度客观实施情况的数据统计。发放调查问卷的目的是期望获得相关司法人员对现有司法鉴定制度的主观评价和对刑事司法鉴定未来改革模式的主流态度。 一、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实施情况实证分析 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实证分析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考察。宏观层面的考察侧重于各司法主体对现行鉴定制度的总体评价，微观层面的实证分析主要包括鉴定程序、鉴定结论及其效力和鉴定人管理体制三个部分的内容。 （一）司法鉴定制度总体实施情况 1．各司法主体对现行刑事司法鉴定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 以各司法主体为轴线进行统计，在回答该问题的76名法官中，有51名法官表示熟知与刑事司法鉴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有25名法官表示不熟悉；在87名检察官中，有56名检察官表示熟知，有31名检察官表示不熟悉；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有40名律师表示熟知相关的立法规定，有21名律师表示不熟悉；在36名侦查人员中，有27名侦查员表示熟知相关规定，有9名侦查员表示不熟悉；21名鉴定人员全部表示熟知现行司法鉴定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从百分比计算，熟知现行法律法规的各司法主体分别占其受调查总数的比例依次为：鉴定人100%、侦查人员75%、法官67. 1％、律师65.57%、检察官64.37%。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在北京市，有98名司法人员表示熟知司法鉴定相关立法，占北京地区调研总人数的73.13%；在青岛市，有45名司法人员表示熟知相关法律法规，占青岛地区调研总人数的71.43%；在呼和浩特市，有52名司法人员表示熟知立法，占内蒙古地区调研总人数的61.90%。 上述两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各司法主体之间，除鉴定人由于特殊的工作性质，使其对现行司法鉴定立法的熟知程度达到百分之百之外，其他司法主体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都大致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平均比例都在60％至75％之间。其中，侦查人员熟知的比例略高，达到75%，相对最低的是检察官群体，只有64.37%。而对于日常工作中办理（）案件涉及刑事司法鉴定案件的数量，法官群体中选择很多和较多案件涉及刑事司法鉴定的比例为82. 89%，检察官为82.76%，律师为38. 89%，侦查员为88% 。{4}由此可以看出，除律师群体外，其他群体办理案件涉及司法鉴定的比例都要远远高于其熟知司法鉴定法律法规的比例。这就表明，在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实践中，首先表现出的即司法主体对司法鉴定现行法律法规的重视不够，有部分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侦查人员没有依据法律法规进行诉讼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我国司法鉴定实践中有法不依的混乱局面。 第二，在各调研地区之间，熟知比例最高的北京市与比例相对最低的呼和浩特市之间相差1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各地区之间的比例排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正比例关系。这也可以部分说明，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涉及高科技等需要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案件可能就越多，各司法主体办理案件中涉及的鉴定事项越多，其相应对鉴定立法的熟知程度可能就越高。 2．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的实施情况 总体而言，在所有填写的调查问卷中，有50. 17％的司法主体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得较好，46.71％的司法主体认为落实得一般，3. 11％的司法主体认为落实得较差。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5名法官中，认为现行鉴定立法落实得较好的有50人，占法官总数的66.67%；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得一般的有22人，占法官总数的29. 34%；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较差的有3人，约占法官总数的4%。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法律法规落实较好的有36人，占检察官总数的 42. 35%；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一般的有47人，占检察官总数的55.29%；认为落实较差的有2人，占总数的2.35%。在60名律师中，认为鉴定制度落实较好的有26人，占律师总数的43.33%；认为落实一般的有31人，占总数的51.67%；认为落实较差的有3人，占律师总数的5%。在填写问卷的21名鉴定人员中，有3人认为现行鉴定法律法规落实较好，占鉴定人总数的14.29%；认为落实一般的有18人，占总数的85.71%；没有鉴定人认为现行鉴定立法落实较差。在48名侦查人员中，有30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落实较好，占总数的62.5%；认为落实一般的有17人，占总数的35.42%；有1人认为落实较差，占侦查人员总数的2.1%。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北京市填写调研问卷的140人中，认为现行鉴定立法在实践中落实较好的有67人，占总数的47. 86%；认为落实一般的有73人，占总数的52.14%;没有人认为落实得较差。在青岛市填写问卷的68人中，认为落实较好的有32人，占总数的47.06%；认为落实一般的有35人，占总数的51.47%；认为落实较差的有1人，占总数的1.47%。在呼和浩特市填写问卷的81人中，认为落实较好的有46人，占总数的56.79%；认为落实一般的有27人，占总数的33.33%；认为落实较差的有8人，占总数的9.88%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对于现行鉴定立法在实践中的实施状况，只有略超过半数的受调研主体表示满意，还有接近半数的受调研主体表示不满意。这说明，司法鉴定制度在实践中的落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在未来的鉴定制度改革中，如何将新的改革措施真正落实到司法实践中去是鉴定改革之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在五类司法主体的比较中，鉴定人对现行鉴定立法的落实情况满意度最低，法官和侦查人员对落实情况的满意度相对较高，检察官和律师居中。由于鉴定人群体工作的特殊性质，使其对鉴定制度的落实情况最为了解，其对现行鉴定制度落实的满意度最低，说明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存在较多问题。检察官和律师作为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对鉴定制度的落实情况评价不高，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问题。 第三，在各地区之间的比较中，北京市和青岛市的数据统计趋于一致，都是认为落实情况一般的司法主体略多于认为落实情况较好的主体数量，认为落实较差的比例极低。呼和浩特市的统计数据与前二者有较大差异，其认为鉴定立法落实较好和较差的比例都是三个城市中最高的。如果将呼和浩特市的各司法主体的选择进一步放大，不难看出，呼和浩特市接受调研的五类主体中，侦查人员对鉴定立法落实的满意度高达93.75%，法官群体也达到了72.22%;不满意的比例中，法官群体高达16. 67%，检察官群体高达15.38%，均远远高于各地平均水平。{5}这说明在呼和浩特市，各司法主体，特别是法官群体中间，对于现行鉴定制度的落实情况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二）鉴定程序 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中，鉴定程序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由于鉴定程序的封闭性和非司法性，导致其成为近年来理论界对司法鉴定制度质疑最集中的领域，可谓是众矢之的。而鉴定程序的不合法、不完善也被视为是近年来冤假错 案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1．鉴定程序的启动 根据法院阅卷情况的总体统计，在各地中级人民法院调阅的305份案卷中，有299起案件中涉及的鉴定程序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依职权自行启动的，其比例占阅卷总数的98.03%。有6起案件是在审判阶段启动，其中，有3起案件是由法官在庭审阶段依职权主动启动，有3起案件是由当事人当庭申请重新鉴定被法官允许后启动的。 从各调研地区的统计情况来看，在上海地区调阅的案卷中，鉴定程序的启动都是由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主动启动的。在2007年的1起一审案件中，被害人在庭审阶段申请进行伤情鉴定，但该申请未被法庭采纳。 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调阅的案卷中，2005年有18起案件的鉴定程序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主动启动的，有2起案件是在审判阶段由法官启动了鉴定程序，有1起案件控辩双方对鉴定结论产生争议，在双方当庭质证后，被告人一方向法庭申请重新鉴定但未获批准。2006年有28起案件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有1起案件是由当事人在庭审阶段提出申请，后撤回。2007年有37起案件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启动鉴定程序，有1起案件是在庭审阶段由法官启动鉴定程序，有1起案件是在庭审阶段由当事人申请而启动的鉴定程序。 在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所调阅的案卷中，绝大部分案件的鉴定程序都是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依职权主动启动的。惟一的例外是2007年的一起二审案件，在该案件中，控辩双方对于侦查阶段做出的伤残等级的鉴定结论存在争议，当事人当庭申请重新鉴定，法官准许了当事人的申请并委托重新鉴定。 这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的案件都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人员依据职权启动的。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依职权启动的鉴定和当事人申请启动的鉴定在实践中数量极少。这就说明，一方面，目前实践中司法鉴定程序出现的问题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侦查阶段，这也为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划定了范围，指明了方向。 第二，根据统计数据可知，在调研的法院案件中，没有查阅到检察机关启动司法鉴定的案件信息。同时，在当事人申请的鉴定中，还有相当的一部分申请被法院驳回。这就说明，作为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当事人，在实践中对鉴定制度的参与度比较低，这也与上文中检察官和律师群体对现行鉴定制度的满意率较低的统计结论相印证。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参与程度较低会在无形中促进侦查机关在委托鉴定方面的垄断性，从而在实践中形成恶性循环。 2．鉴定人出庭问题 鉴定人的出庭问题近年来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鉴定人不出庭，针对鉴定结论的质证程序就无法进行，对鉴定结论的证据审查也就名存实亡。在上海市、青岛市和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随机调阅的所有法院案卷中，没有1起案件有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的记录。 从各司法主体对鉴定人出庭问题的主观态度来看，对于是否希望鉴定人出庭的问题，有76. 16％的调研群体希望鉴定人出庭，23. 84％的主体选择无所谓或者不希望鉴定人出庭。从各司法主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0名法官中，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63人，占法官总数的90%；不希望鉴定人出庭或认为鉴定人出庭无意义的有7人，占法官总数的10%。在检察官群体中，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62人，占检察官总数的75.6%；持反对意见的有20人，占总数的24.4%。在律师群体中，希望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有57人，占律师总数的93.44%；不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4人，比例为6.56%。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中，只有7人愿意出庭作证，占鉴定人总数的35%；持反对意见的有13人，比例为65%。在侦查人员中，有25人希望鉴定人出庭作证，占总数的53.08%；不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23人，占侦查员总数的47.92%。 以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希望鉴定人出庭的共有102人，占调研总数的75. 56%；不支持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有33人，占总数的24.44%。在青岛市，对鉴定人出庭持积极态度的有49人，占总数的76. 56%；持消极态度的有15人，比例为23.44%。在呼和浩特市，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63人，比例为76. 83%；不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有19人，占总数的23. 17%。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 ，三个城市调研案卷中鉴定人的出庭率都为零，可以说明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鉴定人几乎不出庭作证。但各司法主体从总体上说是支持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75%。根据调研问卷对希望鉴定人出庭的理由统计，超过70％的法官和律师首选“鉴定人出庭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超过半数的检察官首选“有助于保证审判的公正”，这充分说明各司法群体皆意识到鉴定人出庭的必要性，同时也反映出鉴定人不出庭对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第二，关于鉴定人出庭问题，三个调研城市之间的统计数据几乎一致，说明该问题在目前司法实践中是较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存在地域之间的差别。存在差别的是司法主体对待鉴定人出庭问题的主观态度。从上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观察出，绝大多数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是希望鉴定人出庭作证。在侦查人员中，希望鉴定人出庭和不希望鉴定人出庭的比例基本持平。对于鉴定人群体而言，支持出庭与不支持出庭的比例则完全倒置，高达65％的鉴定人明确表示自己不希望出庭作证。可见，在鉴定人群体中，主观上即排斥出庭的鉴定人在实践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因此，在未来的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也只有弄清鉴定人不愿意出庭的真正原因，对症下药，才能切实地解决鉴定人出庭难的问题。 鉴定人不出庭的原因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调研组在设计调查问卷时根据受调查人的职业立场，有针对性地设计了个别不同的选项。因此，对于该问题，将主要从司法主体和鉴定人不出庭的理由两个角度进行统计和分析。 以鉴定人不出庭的具体理由为主轴，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和侦查人员群体都以“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因而不愿意出庭”为鉴定人不出庭的首选原因。在法官群体中，有36名法官选择了该选项，比例为43. 33%；选择该选项的检察官有46人，占检察官总数的38.66%；有16名侦查员也持有相同的观点，比例为31.37%；律师群体中选择该选项的相对较少，只有16人，占律师总数的20.51%；鉴定人群体中有5人选择了这一选项，比例为25%与之相对应，律师群体的首选原因是“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因此鉴定人本人不愿出庭”。有36名律师持此观点，占律师总数的46. 15%。此外，还有29名法官、38名检察官、6名鉴定人和9名侦查员持同样的观点，其分占其群体总数的比例依次为：32.22%、 31.93%、 30％和7.65%。第三个原因是“立法上无鉴定人出庭的强制性规定，法庭也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该选项有11名法官、21名检察官、11名侦查人员选择，比例依次为12.22%、17.65％和21. 57%。 在检察官群体中，选择的原因依次为：“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不愿意出庭”；“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自己不愿意出庭”；“法官不愿意鉴定人出庭”和“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法官群体选择的鉴定人不出庭的原因依次为：“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不愿意出庭”；“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自己不愿意出庭”；“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和“立法没有鉴定人出庭的强制规定，法庭也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其具体比例如下：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愿意出庭的，占39%；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出庭的，占31.93%；法官不愿意鉴定人出庭的，占17.65；说不清或有其它原因的，占11.76%。 在律师群体中，选择的理由依次是“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自己不愿意出庭”；“检察官反对鉴定人出庭”；“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和“法官不愿鉴定人出庭”。其具体比例如下：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出庭的，占46. 15%；检察官反对鉴定人出庭的，占21%；法官不愿意鉴定人出庭的，占20. 51%；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不出庭的，占12.82%。 在侦查人员看来，鉴定人不出庭的理由依次是：“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不愿意出庭”；“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立法没有鉴定人出庭的强制规定，法庭也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和“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自己不愿意出庭”。其具体比例如下：鉴定人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愿出庭的，占31%；说不清或有其他原因而没有出庭的，占29.41%；因为没有法律上的鉴定人出庭的强制规定而不出庭的，占21.57%；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意出庭的，占7.65%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鉴定人群体本身，对于不出庭的 原因，受调查的鉴定人选择的理由依次是“鉴定人出庭没有经济补贴”、“立法没有鉴定人出庭的强制规定”、“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和“与本职工作相冲突，没有时间出庭”。具体比例如下：立法没有鉴定人出庭强制规定而不出庭的，占30%；鉴定人因为没有经济补贴而不愿出庭的，占30%；害怕出庭会遭受打击报复而不出庭的，占25%；与本职工作相冲突而不出庭的，占15%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对于鉴定人而言，其不出庭的主要原因“无经济补贴”、“无人身保障”和“无强制规定”，三者所占比例大致持平，这可以说明，在现行司法鉴定体制下，鉴定人不出庭有其必然的制度原因。其原因即在于既没有鼓励鉴定人出庭的积极措施（无经济补贴、无人身安全保障），也没有强制鉴定人出庭的消极措施（立法上的强制性规定，以及不出庭的消极后果）。在这样的前提下，就鉴定人个人而言，出庭作证有害而无利，要求鉴定人依据其职业责任出庭无疑是一种将鉴定人“神化”的理想产物，必然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 第二，从其他司法主体对鉴定人不出庭的主观认知上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例如律师群体中有20.51％的人认为检察官主观上反对鉴定人出庭，12. 8％的律师认为法官实际上也不赞同鉴定人出庭，持同样观点的还有21名检察官，他们认为法官在庭审时不愿意鉴定人出庭，因为会影响审判的效率。可见，要有效地解决鉴定人出庭难的问题，仅仅从保障鉴定人出庭利益的角度进行改革还远远不够，该问题与我国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与我国控辩对抗模式的深化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3．鉴定人的中立性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的《决定》，对原有的内设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予以了剥离，除允许侦查机关保留鉴定机构为日常侦查活动服务外，法院和检察院都不得再自行设置鉴定机构。该项改革措施设置的初衷即杜绝“自审自鉴”、“自检自鉴”和“自侦自鉴”的现象，从体制上保障鉴定人的中立性。《决定》距今已颁布实施逾3年的时间，目前司法实践中鉴定人的中立性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课题组也做了针对性的调研工作。 总体而言，有72. 32％的受调研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下鉴定人基本可以保持中立。以五类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接受调研的74名法官中，有55人认为目前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占法官总数的74. 32%；有19名法官认为鉴定人不能保持中立或因案而异，占法官总数的25.68%。在检察官群体中，86名检察官中有70人认为目前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占检察官总数的81.4%；持反对意见的有16人，占检察官总数的18.6%。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只有29人认为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所占比例为47.54%；认为现在鉴定人没有保持中立的有32人，占律师总数的52.46%。在50名侦查员中，有42人认为司法实践中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占侦查员总数的84%；认为鉴定人不能保持中立的有8人，比例为16%。对于鉴定人群体的调查，三地的鉴定人都表示其在现有鉴定过程中完全能够保持中立性。 在的案件中，对于鉴定人没有保持中立的原因，呼和浩特市有8名律师认为是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有22名律师认为在鉴定过程中，鉴定人受到来自侦查机关的不利因素的影响；有2名律师认为鉴定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而没有回避。青岛市有7名律师认为鉴定人不中立的主要原因是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4名律师选择“其他”。北京市有15名律师选择“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有15名律师选择“鉴定过程中，鉴定人受到来自侦查机关的不利因素的影响”；有1名律师选择“鉴定人同案件有利害关系”；有1名律师选择“其他”。由此可以看出，各地律师对于鉴定人不中立的原因主要包括“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和“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受到了来自侦查机关的不利因素的影响”。 以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填写调查问卷的134人中，有105人认为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性，占总人数的78.35%；认为鉴定人没有保持中立性的有29人，占21.64%。在青岛市，认为鉴定人保持了中立性的有44人，占受调查总数的69.84%；持相反意见的有19人，占总数的30.16%。在呼和浩特市，认为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的有47人，占总人数的63.51%；认为鉴定人不能保持中立性的有27人，占总人数的36.49%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大部分的受调研人对目前鉴定人的中立性持肯定的态度。可见，大部分的鉴定人在实践中能够保持中立。 第二，地域经济因素对该问题的影响不大，虽然三个城市之间的中立和不中立比例是依次下降和上升变化，但差异的幅度均在10％之内。这说明在保障鉴定人的中立性问题上，经济以及相应的城市建设水平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 第三，从司法主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律师群体与其他三类群体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侦查人员、检察官和法官群体普遍认为目前司法实践中鉴定人能够保持中立性，律师则认为大部分情况下鉴定人都没有保持中立。二者之间形成的这一分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鉴定程序的不公开、不透明，律师无法参与到鉴定程序中去是律师群体与其他群体就该问题产生重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从律师给出的鉴定人不中立的原因来看，其最主要的两个原因“鉴定人的选任没有征求被告方的意见”和“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受到了侦查机关不利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对封闭的鉴定程序和侦查机关自侦自鉴的做法提出了质疑。目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高定罪率和鉴定结论法庭质证程序的虚置化无疑又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律师对鉴定人中立性的怀疑。 4．鉴定机构的选取 从法院阅卷的情况来看，以青岛市为例，在2005年的案件中，有2份司法精神病鉴定由市精神卫生中心出具，有5份物价鉴定和1份涉案资产鉴定由市物价评估中心出具，其余鉴定结论皆是由省、市、区各级公安机关内部的鉴定中心出具的。在2006年的案件中，有7份物价鉴定书由市物价评估中心出具，1份汽车痕迹鉴定书由金光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出具，其余鉴定结论皆由省、市、区各级公安局鉴定中心出具。在2007年的案件中，有16份物价鉴定书由市物价评估中心出具，1份物价鉴定书由省物价局出具，1份涉案资产鉴定书由市海关出具，1份伤情鉴定书由德衡司法鉴定所出具，2份汽车痕迹鉴定书由金光交通事故司法鉴定所出具，其余鉴定结论都是由各级公安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出具。 从委托鉴定机构的总数来看，2005年由侦查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共44份，由其他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6份；2006年侦查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73份，其他鉴定机构出具8份；2007年侦查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102份，其他机构出具21份。 从发展趋势来看，2005年侦查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数量占鉴定结论总数的88%，2006年为90. 12% ，2007年为82. 93%，三年总比例为86.22% 从调查问卷的统计信息来看，在法官群体中，69.44％的法官倾向于委托级别较高的鉴定机构实施鉴定，19.44％的法官倾向于选择自己较为熟悉或者以前委托过的社会性鉴定机构实施鉴定，11. 11％的法官表示他们是随机选择鉴定机构委托鉴定。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在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鉴定结论是由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做出的，社会性质的鉴定机构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很小。这与上文统计中鉴定程序多为侦查阶段启动的结论是相互印证的。由于公安机关内设的鉴定机构是为其日常的侦查活动服务的，其必然存在封闭性的特点，而我国审前程序中的行政化特征决定了侦查机关内部的鉴定机构出具鉴定结论的过程完全实行的是行政程序而非司法程序。因此检察官、律师，甚至法官都很难对鉴定的过程、鉴材的提取等与鉴定程序相关的问题提出质疑。 第二，从参与刑事司法鉴定的社会性鉴定机构来看，鉴定的种类涉及汽车痕迹、DNA检测、伤情鉴定、物价评估等各个方面。这就说明，目前存在的社会性鉴定机构能够胜任刑事司法鉴定所需的鉴定委托。其为司法鉴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大力发挥社会性鉴定机构在诉讼中的作用，起到了资源保障的作用。从发展趋势来看，2007年社会性鉴定机构参与刑事诉讼的比例与前两年相比也有上升的趋势，参与刑事诉讼的社会性鉴定机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第三，法官在选择委托鉴定机构时，绝大部分是以鉴定机构的级别为标准，通过随机挑选的比例只有10％左右。这也可以部分地解释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鉴定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成因。 关于目前合议庭在鉴定机构选择、鉴定人选任等问题上所享有的权力，内蒙古地区被调查的19名法官 中有11名法官认为还应当加强合议庭的权力，有5名法官认为保持现状即可，有2名法官认为应当在现有基础上削弱合议庭的权力。1名法官未选择设计的选项，认为合议庭从未行使过这一权力。青岛地区填写问卷的10名法官中有4名法官认为还应当加强合议庭的权力，有3名法官认为保持现状即可，有2名法官认为应当在现有基础上削弱合议庭的权力。北京地区参与调研的47名法官中有21名法官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合议庭的权力，有21名法官认为保持现状即可，有5名法官认为应当在现有基础上削弱合议庭的权力。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对于法官群体而言，超过半数的法官认为合议庭在鉴定程序的主导权方面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有三分之一的法官认为合议庭保持现有权力水平即可。有大约十分之一的法官认为现有的鉴定程序中合议庭的主导权过于强大，还应当进一步地控制和缩减。结合上文中对法院阅卷情况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实践中，大部分的鉴定程序都是在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主动启动的，在庭审阶段，由法官依职权主动提起或由当事人申请，由法官批准的鉴定程序数量极少。而在法官的主观考察中，又有大部分法官认为现有权力需要增强，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一方面，已经赋予法官的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法官极少使用；另一方面，法官又希望继续增强这种权力。缘何会出现这种矛盾，课题组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鉴定程序的封闭化和法官对鉴定结论审查的虚置化造成的。 第二，从各调研城市而言，呼和浩特市的法官对其现有的鉴定程序的控制权最为不满，近70％的法官认为现有的合议庭权力太弱，需要加强。与之相对，在北京市的法官中，认为现有权力需要加强和可以维持现状的比例是一样的，也可以说明其对现有合议庭对鉴定程序的控制权相对较为满意。总体而言，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就合议庭在鉴定问题上所享有的权力问题，主张加强和主张保持现状的法官在不同地区中所占的比例差距逐步缩小。 5.辩护人对鉴定程序和鉴定结论的知悉情况 知情权是参与诉讼程序的前提。对于司法鉴定制度而言，保障与之利益息息相关的被告人一方能够完整、准确、便捷地获得案件相关的鉴定结论是改革鉴定管理体制中的重要一环。根据目前的制度设计，我国刑事诉讼实行的是“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主义”。对于实践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能否在开庭前查阅到案件的鉴定结论是其鉴定知悉权是否得到保障的惟一标准。 从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三个群体的调查来看，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1名法官表示一般允许律师翻阅案件相关的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80.26%；有3名法官表示一般不允许律师查阅鉴定结论，占法官总数的3.94%；有12名法官表示因案而异，占总数的15.79%。 在检察官群体中，一般允许查阅、一般不允许查阅和因案而异的比例依次为72.73%、2.27％和25%。 在62名填写调查问卷的律师中，有33名律师表示其可以在开庭之前查阅到案件涉及的鉴定结论，占律师总数的53.23%；有29名律师表示其在开庭前无法查阅到鉴定结论或只能获知鉴定结论内容而看不到鉴定结论的文本，其比例为46.77%。 关于庭审之前得到鉴定结论的文本对辩护是否重要的问题，呼和浩特市有26名律师认为很重要，对辩护工作有较大帮助，有1名律师认为不太重要，意义不大；青岛市有10名律师表示很重要，1名律师表示关系不大，不重要；北京市23名律师都选择很重要，没有人选择不太重要，关系不大。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根据律师群体的调研结果基本可以说明：目前司法实践中对辩护人一方鉴定结论知悉权的保障并不到位，仅仅有超过半数的律师表示其能够查阅到相关的鉴定结论，有接近半数的律师在其刑事案件时无法在开庭前查阅到鉴定结论。这一统计数据与法官和检察官群体的统计数据对比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我国实行“主要复印件移送主义”的改革之后，案件涉及的鉴定结论是否属于主要证据是由检察官判断和决定的。如果检察官没有将鉴定结论作为主要证据附于起诉书后提交法院，则律师一般来说就无法在开庭前获得鉴定结论的文本。此外，在实践中还可能存在更为极端的情况，即出于对职业利益的追求，一些对辩方有力的鉴定结论，主诉检察官可能根本不会将其在法庭上展示，律师也就根本无法获知还存在这样的鉴定结论。即检察官一方完全掌握了对鉴定证据的 控制权，辩护人一方则处于被动消极的局势之中。控辩双方的对抗力量严重失衡。 第二，律师群体对鉴定结论的知悉权十分重视，高达96．72％的律师认为庭审之前得到鉴定结论的文本对辩护活动非常重要，对辩护工作有较大的帮助。可见，律师群体在辩护工作中对鉴定结论非常重视。这就与目前实践中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质疑极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只有保障了被告人一方的鉴定知悉权，才能确保一系列相关的鉴定制度得到良好的运行。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对被告人先悉权的保障不力并非司法鉴定制度所独有，而是我国刑事诉讼整体运行中的一个顽疾。这一顽疾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仅仅依靠司法鉴定制度单方面的改革难显其效。 （三）鉴定结论及其效力 鉴定结论作为刑事诉讼规定的七种法定证据形式之一，在现代刑事案件中大量出现。鉴定结论的规范性、鉴定结论的效力、鉴定结论对法官最终判决的影响都是司法鉴定制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1．调卷中涉及的鉴定种类与鉴定结论的数量 三个调研城市案卷中涉及的刑事鉴定种类大致相同，以在青岛市中院调阅的106份刑事案卷为例，共涉及鉴定种类13种，鉴定结论254份。其中，2005年涉及鉴定种类12种，鉴定结论50份；2006年涉及鉴定种类11种，鉴定结论81份；2007年涉及鉴定种类10种，鉴定结论123份。具体统计数据见下表： 单位：份 ────────┬───┬───┬───┬── │刑事鉴定种类 │2005年│2006年│2007年│共计│ ├────────┼───┼───┼───┼──┤ │法医尸检 │17 │28 │44 │89 │ ├────────┼───┼───┼───┼──┤ │DNA鉴定 │7 │22 │28 │57 │ ├────────┼───┼───┼───┼──┤ │涉案资产鉴定 │1 │0 │0 │1 │ ├────────┼───┼───┼───┼──┤ │司法精神病鉴定 │2 │0 │4 │6 │ ├────────┼───┼───┼───┼──┤ │伤情鉴定 │8 │11 │21 │40 │ ├────────┼───┼───┼───┼──┤ │汽车痕迹检验鉴定│1 │1 │3 │5 │ ├────────┼───┼───┼───┼──┤ │枪支鉴定 │2 │1 │1 │4 │ ├────────┼───┼───┼───┼──┤ │物价鉴定 │5 │9 │8 │22 │ ├────────┼───┼───┼───┼──┤ │乙醇含量鉴定 │1 │2 │5 │8 │ ├────────┼───┼───┼───┼──┤ │血型鉴定 │1 │3 │0 │4 │ ├────────┼───┼───┼───┼──┤ │药物鉴定 │0 │1 │0 │1 │ ├────────┼───┼───┼───┼──┤ │指纹鉴定 │1 │2 │6 │9 │ ├────────┼───┼───┼───┼──┤ │科学技术鉴定 │4 │1 │3 │8 │ ├────── ──┼───┼───┼───┼──┤ │共计 │50 │81 │123 │254 │ ────────┴───┴───┴───┴── 在13种刑事司法鉴定中，适用频率最高的是法医类尸检，占所有鉴定结论数量的35.04%；其次是DNA鉴定，为22.44%；其后依次为伤情鉴定15.75％和物价鉴定8.66%。 关于个案所附鉴定结论的数量，各年份每起案件所附鉴定结论份数统计见下表：（单位：起） （单位：起） ──────┬──┬──┬──┬──┬───── │鉴定结论份数│1份 │2份 │3份 │4份 │5份及以上 │ ├──────┼──┼──┼──┼──┼─────┤ │2005年 │5 │7 │3 │4 │1 │ ├──────┼──┼──┼──┼──┼─────┤ │2006年 │5 │5 │10 │5 │3 │ ├──────┼──┼──┼──┼──┼─────┤ │2007年 │9 │9 │11 │6 │7 │ ├──────┼──┼──┼──┼──┼─────┤ │共计 │19 │21 │24 │15 │11 │ ──────┴──┴──┴──┴──┴───── 以案件与鉴定结论总数计算，平均每起案件附鉴定结论2.4份。按各年份计算，2005年为平均每起案件1.32份，2006年为2.79份，2007年为3. 15份。具体数据统计见下趋势图： 这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应用的司法鉴定种类较多。在各种鉴定中，尸检、伤情检验、DNA检验是应用频率最高的三种鉴定。这三种鉴定都是与自然人身体检查有直接关系，这与本课题在调卷罪名统计中得出的统计结论“案件涉及罪名大部分与人身侵害相关”相印证。 第二，无论是刑事司法鉴定的数量还是每起案件所附鉴定结论的数量，在2005至2007年间大致都呈现出动态的上升趋势。这也可以充分地说明刑事鉴定结论在刑事案件中所产生的影响日益扩大。 2.鉴定结论的规范性 关于鉴定结论的规范性，调阅的各地法院案卷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加以判断。首先是鉴定结论的具体内容是否清楚规范，其次是鉴定结论是否涉及对法律问题的判断，最后是鉴定人是否在鉴定结论上署名。 对于鉴定结论的具体内容，上海市调阅的案卷中附卷的鉴定结论基本符合内容清楚、规范的标准，但大部分的鉴定结论都没有对鉴定的过程、使用的仪器等鉴定事项给予说明。青岛市附卷的鉴定结论与上海地区鉴定结论的规范性水平基本相同，值得一提的是其DNA鉴定的鉴定报告内容大致涵盖了鉴定原理、使用仪器、试剂数量、鉴定程序、引用数据等专业内容，属于各鉴定种类中最为规范的鉴定结论范式。呼和浩特市调阅的鉴定结论基本能够保持内容清楚，鉴定结论制作比较简单，大部分没有鉴定过程等内容的记载。 对于鉴定结论是否涉及法律问题的判断问题，上海市所调阅的全部99份案卷中均不存在鉴定结论判断法律问题的情况；在青岛市调阅的案卷中，共有3份鉴定报告最终得出的结论涉及法律问题的判断，其中2006年1份、2007年2份；呼和浩特市调阅的案卷中没有出现鉴定结论涉及法律问题的情况。 对于鉴定人署名问题，在上海市调阅的案卷中有1份鉴定结论未署名，其它鉴定结论皆有鉴定人本人的署名；青岛市的案卷中，由某物价鉴定中心做出的3年共计22份物件鉴定书都没有鉴定人的署名。除此之外，其他种类的鉴定结论都有鉴定人署名；呼和浩特市调阅的100份案卷中，有15份鉴定结论没有鉴定人署名。 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总体而言，目前实践中鉴定

法官总结篇5

两人的谈话，被老板儿子尽收眼底，他觉得父亲做法欠妥。昨天，他瞒着父亲凑齐了赔偿款，独自到法院帮父亲结了案。

承办法官说，这孩子刚高中毕业，没有收入，钱都是他自己凑齐的。父亲赖着不还，没想到孩子这么懂事。

工人受伤，老板拖欠赔偿款

老李年近五十岁，是北仑一家私人搬运公司搬运工。

今年初，老李在做工时发生意外，从搬运车上掉下来左腿骨折。被送往医院后，老李在那里住了将近一个月。

住院期间，公司老板王总为他垫付了约一万元医药费。出院后，老李进行了伤残鉴定，报告显示伤残等级为十级。老李家并不富裕，这次受伤又花去了大量积蓄，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公司赔偿款上，于是找到王总协商赔偿事宜。

这位王总平时被大家称为“铁公鸡”，没想到这次却很爽快。见老李来要钱，他当即从包里拿出5千元，“老李，这是公司一点心意，你是自己不小心摔下车子的，跟公司没关系，而且最近公司周转不灵，前后也拿出一万多了，你拿着吧！”

在医院花了远不止一万。听了老板的话，老李强压心中怒火，跟老板好说歹说，希望能赔偿一些。经过反复沟通，王总依然没有松口。无奈之下，老李将他告上北仑法院。

在法官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王总再行赔付老李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共计6万元。可拿着调解协议的老李却迟迟等不到钱，去找王总，回回都吃闭门羹。

法官上门，老板“油盐不进”

就这样拖着，案子进入执行阶段。黄法官上门找到王总，王总脖子上挂着金项链，家里装潢也不错。

黄法官说：“老李家本来条件就不怎么好，还有个孩子在念大学，现在伤残了又很难找到工作，的确比较困难。这笔钱对老李来说很重要，而对你来说也不算大钱，希望配合执行。”

没想到黄法官刚说完，王总就怒了：“是他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我已经出了钱，不可能再出了。我反正没钱了，房子也就这一套，大不了你们拿去卖了！”

看了看身处的环境，黄法官有些无奈，这套房子少说也值一两百万，真要为了六万元去拍卖，也属下策了。

在王总家谈了近二十分钟，由于王总态度很差，整个对话过程都是站着进行的，黄法官碰了一鼻子灰。

眼看执行无望，他决定离开，另想办法。到楼下后，一个小伙子叫住黄法官。小伙子正是王总的儿子小王，刚才在屋内，小伙子靠在墙边，一直听着大人们讲话。

被叫住后，黄法官一时也不知道小王想干吗。小王很平静地说：“我是他儿子，那名工人挺可怜的，爸爸的做法的确不对，我愿意替爸爸偿还这笔钱。”

小伙子刚高中毕业，大概19岁，长得很清秀。听完这席话，黄法官觉得小伙子很可爱，可他毕竟还很年轻，哪有钱还款，也就没当真。

圆满解决，儿子悄悄替父还债

小王的话，黄法官很快就忘记了。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的电话响了，是小王打来的。

“黄法官，钱我已经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可以送过去？”小王的这个电话让法官十分诧异。事后才知道，他是从法官贴在他家门边条子上找到黄法官的电话号码。

第二天，小王独自一人来到北仑法院。见到黄法官后，他从袋子里拿出6万元。在场的法官们很是惊讶，小王话不多，很是淡定。

这些钱究竟怎么来的？法官问了个究竟。

原来，小王今年刚刚考上大学，亲戚朋友都送了他不少红包，他仔细算了算，也能筹齐四五万元，但离还清赔偿款还有点差距。他灵机一动，拎着家里的礼品就开始拜访爸爸一些生意上有往来的朋友，主动告诉他们自己即将读大学的消息，大家见小王有礼貌，又是带着礼品上门，纷纷给了他红包……

小王告诉执行法官，父亲也不是没钱，但确实很“抠”，他也劝过父亲，但父亲始终听不进去。父亲的朋友都是老板，平时对自己很客气，这些钱对他们来说，还真的是小数目。就这样，在父亲暂不知情的情况下，他既帮父亲结了案，又帮助了老李。

小王替父还债的做法，法官们十分赞叹，案子也顺利执结。

在小王强烈要求下，黄法官未立即将执结消息通知王总。他想过两天把这个消息告诉王总，不知他到时候做何感想。

法官总结篇6

关键词：美国 文官制度 演变

“文官”这个词在现代汉语中解释为“军官以外的官员”，在英文中对应的应是Civil Service，应译为“文职服务人员”或者是“公务员”。目前对于美国文官制度的界定不尽相同，《美国政治文化》一书中，作者将“考绩制度”等同于“文官制度”，即“官僚机构的一种管理方法，根据这种方法，人们被任命到政府职位或者是基于竞争性考试，或者是具有特殊的资格。”①也有的学者认为美国的文官制度就是公务员制度，包括所有“非民选的、非政治任命的政府低级官员”②笔者认为美国文官制度是美国对文职人员的管理制度，“文职人员”特指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文职文员（包括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它不仅与武官相区别，而且由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比如总统，和立法部门的议员以及司法部门的法官也不在文官之列。美国的文官制度的形成发展演变像其他的西方国家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一、文官制度的萌芽时期

文官制度的萌芽时期，即前考绩制度阶段。这一阶段大体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 恩赐制时期（1603――1776）

殖民地时代，英国把其封建性恩赐制度转移到了北美，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中有八个王家殖民地、三个业主殖民地和两个自治殖民地，但是不管哪种总督必须按照英王所颁布的特许状进行统治。总督有权否决议会所通过的法案，也有权任命殖民的法官、监察官、收税官等各级官员，这些官员的任免、升迁、去留均由总督掌握。因此，这些官员都是总督恩赐的，以总督的意志为转移，是英国恩赐制度在北美殖民地的翻版。

在美国的独立战争期间，这种制度受到了冲击。因为独立战争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反对总督专制、反对官职独占，强烈要求实行官员民主选举制、官员轮换制和短期任期制，也有一部分殖民地的上层集团要求“上等人、有价值的人、有经验的人治理国家”。

（二） 个人徇私制（1777――1828）

美国建国之初，联邦政府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规定国家公职人员的选拔和任用。1787年的宪法也只是对总统任用官员的程序和权力作了间接地说明，并没有具体说明官员的任用标准。因此，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到第六任总统亚当斯的几届政府都是任命大批的社会名流担任政府公职。官员主要是由总统任命的，总统在任命官员时，既重视这些官员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品格能力，又要看他们的政治信仰。所以官员大都是独立战争的功臣，有较高的门第。因此被称为“绅士政府”，这是经营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制度虽然政府的行政效率较高，但是它缩小了政府的社会基础，使很多有能力的人被排除在政治之外。

（三） 政党分肥制时期

“绅士贵族”对政府公职的垄断与美国的传统民主相悖，因而遭到了批评。1829年安德鲁・杰克逊出任美国的总统，他认为管理国家是人人都能做的事，“公职是如此容易简单，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有资格担任。”③而且联邦政府官员如果长时间担任公职不仅会产生脱离人民的现象，还会出现年领的老化、政治腐化等问题，于是开始按照战利品属于胜利者的原则，实行“恩惠制”，亦称“分赃制”。所谓分赃制，“就是一种将公共职位分配给政党追随者及与该党关系密切者的体制。该体制的理论基础是政党拥护者应该受到奖赏，政府高效与负责的条件是政府各要害部门必须掌握在总统追随者的手中。”④

在分赃制下，执政党的更迭通常会导致公职人员的大量的更换，大大降低了行政效能。而且，分赃制任人唯亲，在任命时只考虑政党关系，而不重视才能与品格，是无能少德之辈充斥在政府之中，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因此，要求改革官员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

二、考绩制度的确立和扩展（1883――1978）

早在19世纪50年代，针对“政党分赃制”的弊端，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就寻求对文官制度进行改革。1851年，众议院的一些议员便提出了建立政府雇员的分级考试制度。1853和1855年，国会仿效英国的文官制度，先后通过两个法案，提出政府雇员在被录用前必须通过考试，但由于法案过于简单而没有实施。 1881年7月2日，加菲德总统被一名求职失败者刺杀，极大的刺激了美国的朝野人士，因此公众舆论和倡导改革文官制度的人们向国会施加压力，于1883年通过了《彭德尔顿法》。这一法律结束了“分赃制”时期，开创了通过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行政人员的以“功绩制”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文官制度时期。

《彭德尔顿法》是以英国的文官制度为蓝本结合美国自身的经验制定的，该法的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通过公开的竞争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并且是从低级公务员开始。这是整个法律的中心思想；二是相对的公职保障，文官不得因为政党关系等政治原因被免职；三是文职人员必须保持中立胜任，因为文职人员的雇佣和留任是基于他们的技能，所以应是胜任的，同是文职人员应保持“政治中立”，禁止强迫公职人员参加政治活动或提供政治捐款。此外，彭德尔顿法对联邦政府文职人员的招聘、考试、试用期以及考试作弊和行贿受贿的惩处作了相应的规定。为了保证该法的实施，《彭德尔顿法》规定成立一个两党的文官委员会。同时规定，“文官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包括和共和党两党成员（三人中属于同一个党的不得超过两人），委员由总统直接任命，参议院批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拟定人事法规，举办文官考试，防止政治腐化，受理人事诉讼。”⑤

美国向职业文官的过渡是逐步进行的。“在1885年，只有10%的联邦职位是根据考绩获得的。到1920年，随着进步党年代的结束，超过70%的联邦雇员都是通过考绩任命的。自从1950年以来，通过考绩雇佣的人员比例还从来没有低过80%。”⑥1923年，颁布了第一个联邦政府《公务员职位分类法》，1949年颁布了第二个职位分类法，确立了同工同酬的原则。文职人员的职位分为从1级到18级不等，进邦部门的大学毕业生的起点级别通常是5级，如果是硕士起点是9级，薪水随着级别和服务年限的增加而增加。文职人员获得大量的额外受益，包括全额健康保险、安全退休计划、充足的假期等。1939年，国会通过了《防止不当政治行为法案》，即《哈奇法》。这项法案，允许联邦工作人员在选举中行使投票权，但不允许涉足党派政治，同时保护联邦文职人员不因党派原因而被解雇。

以《彭德尔顿法》的颁布为标志建立的文官制度，实行了近一个世纪。通过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来选拔公职人员，使各级公职（不包括政务官）向全体公民开放，广开才路防止了任人唯亲，挺高了官员的素养。同时，经考试录用的公职人员不因政党的更迭而受到影响，保证了政府的正常运转和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形成了富有经验、稳定的文职官员队伍。但同时也有不足，首先是产生了和文牒主义，其次是使各机构很难将不称职的人员除名，降职和停职，一位行政长官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将一位不称职的人员免职、停职或降职。

三、1978年文官制度改革法以来的文官制度

随着时代的多样化快速发展，政府事务的复杂化，而1883年以来的文官制度却逐渐陷入缺乏活力的僵化状态，不能对这种变化做出积极的回应。因此，1977年卡特就任总统后提出了改革文官的计划。他指出：“这个制度有严重的缺陷。它已成为的迷宫。这座迷宫忽视功绩制，容忍拙劣的工作表现，容许滥用雇员的权利，使每件人事变动都陷入繁杂、拖拉的公事程序以及延误和混乱的泥沼。”⑦1978年10月美国通过了《文官制度改革法》。

《改革法》规定了功绩制的九条原则：“第一，公开考试招聘文职人员，只根据能力、技能和知识决定录用和升迁；第二，所有雇员和求职者，不论党派、种族、肤色、、国籍、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或残废程度，在人事管理上均应受到公正合理的待遇；第三，价值相同的工作，报酬应相同；第四，所有雇员应保持高标准的正直和行为及对公众利益的关心；第五，应有效益和有效率地使用公职人员；第六，雇员工作成绩良好者应继续任职，不能够或不愿意改进工作成绩者，应予免职；第七，应为雇员提供有效的教育和培训，以改进单位和个人的工作；第八，保护雇员不受个人专横或个人好恶之害或被迫为政党的政治目的进行活动，禁止雇员以其权力或影响去干预或影响选举结果或提名竞选的结果；第九，雇员不得因为揭发违法行为、管理不善、资金浪费、权力滥用、对公共卫生和安全的巨大危险而受到打击报复。”⑧这次文官制度改革法的核心是推进功绩制，提高文官的工作的积极性，而且使总统在聘用、调动、奖惩文官方面有很大的灵活性。在这次的改革中，具有96年历史的联邦政府文官委员会被分为了三个部分：人事管理办公室、功绩制保护委员会和联邦劳工关系局。此外，还设立了政府道德办公室和特别忠告办公室两个新的机构。

此外，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允许联邦政府的职员参加政党活动的修正案，但遭到了当时在任的老布什总统的否决。1993年10月，克林顿上任后签署了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允许大部分联邦政府的文职官员参与包括政党政治竞选在内的政治活动，但不允许试图通过参与政党竞选来获得公职。”⑨

综上所述，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和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美国的文官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长期的改革和完善发展成为现在的文官体制。我国目前也正在进行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因此也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既需要提高认识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巩固改革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托马斯・帕特森著. 顾肃,吕建高译. 美国的政治文化[M].东方出版社，2007年

[2]张兹署. 美国建立和完善文官制度的历史进程[J].高校科技信息，2002，（03）

[3][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民治政府――美国政府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法官总结篇7

根据美国宪法分权制衡原则，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任命。但在特朗普提名戈萨奇时，以“阻挠议事（filibuster）”的方式予以否决，最终共和党通过修改参议院议事规则才通过任命。共和党虽赢得了暂时的胜利，却冒着改变参议院议事规则的风险，这一模式被称为国会议程的“核弹模式”（nuclear option）。

参议院议事规则被修改

在参议院的运作规则中，为了保护少数党的权利，允许议员针对一个议题充分发表意见，通过无休止的讨论阻止某些法案投票通过，这一过程被称为“阻挠议事”。与众议院不同，参议院议题讨论进程缓慢，需两党合作推动立法，从而保护了少数党的权利。这种规则使参议院更容易阻挠法案的通过。于是，这样的情况频现，参议院成为“阻挠议事”的温床。一战期间，一次为期23天的阻挠议事使威尔逊总统武装商业船只的努力付之一炬。之后，威尔逊便敦促参议院制定了一个变通方法。1917年，参议院达成一个规则变化，提供一种方法来结束无休止的辩论，规则规定：只要有2/3的参议员投票支持，即可结束无休止的辩论，这被称为“限时辩论动议”。具体操作方法是，参议员先提交“限时辩论动议”请愿书，等待一天之后，参议院举行投票，达到所需票数后，然后结束辩论，30小时之后可就之前的法案投票表决，这时只需要一个简单多数票即可通过法案。不过，由于程序繁琐，这一模式很少被采纳。20世纪60年代之前，“阻挠议事”仍是阻碍法案通过的有效途径。1975年，参议院又改变规则，“限时辩论动议”投票阈值降低到60票（3/5超级多数），规则延用至今。

根据参议院的传统做法，即便参议员最终投票反对提名，一般不会阻挠总统关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曾有一次例外，林登・s翰逊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安倍・福塔斯遭到两党议员联合反对，最终被参议员们通过“阻挠议事”的方式阻碍了任命。此次对戈萨奇提名的阻挠，可能是第一次完全因为党派之争的阻挠议事，僵持之下，共和党启动了“核弹模式”。这一模式改变了参议院的议事规则，使得司法提名所需的阈值降低到简单多数。

历史上，无论是共和党还是都曾威胁使用这种策略。这个做法就像军备竞赛一样危险，因而被喻为“核弹模式”。2005年，时任总统乔治・布什提名一位地区和上诉法庭法官时，两党争锋相对，“核弹模式”险被采用。2013年，党派之争升级，奥巴马总统提名的一位联邦法官遭到共和党封锁，作为回应，通过改变规则，使总统对司法或行政部门的提名以简单多数批准。这样，奥巴马总统的提名以51票阈值迅速获得通过。尽管2013年的规则改变将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排除在外，但为本次共和党使用“核弹模式”开了先例。

如今，共和党如法炮制，将其应用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当中。4月6日，在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带领下，共和党先提出限时辩论。不出意料，动议在的反对下被否决。麦康奈尔接着向主持会议的主席提出了第一个“程序问题”，称限时辩论只需要简单多数即可通过。由于这和参议院的规则明显不符，主席否决了麦康奈尔的意见。麦康奈尔接着提出了第二个程序问题，挑战主席在第一个程序问题上的裁决。于是，参议员们针对第二个程序问题投票表决，主席的裁决得到48名议员的支持、52名共和党议员的反对，最终被。裁决被后，尽管3/5超级多数的规则并未改变，参议院却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上，限时辩论可以以简单多数通过。这次的阻挠议事，被麦康奈尔一手策划的“核弹模式”终止。30小时之后，参议院以简单多数通过了对戈萨奇的任命。自此，未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都可能会遵循简单多数的规则。

这一做法的可行之处在于，虽然可以对戈萨奇的任命进行“阻挠议事”，却无法对“核弹模式”本身进行阻挠议事。议题的通过需要超级多数，而程序问题只需简单多数通过。多数党的议案如果无法通过，便可先修改规则，之后通过其议案。麦康奈尔前后提出的两个程序问题，都属于不可辩论的议题。主席在第一个程序问题上的裁决，被议员在第二个程序问题上表决，其间任何议员都没有就此发表讲话的机会。麦康奈尔顺理成章地建立了简单多数通过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的先例，绕过了之前规定的3/5超级多数。

2013年和2017年两次“核弹模式”的使用，反映出参议院制度的一个漏洞。按照参议院原有的规则，限时辩论须遵循3/5的超级多数，而针对限时辩论所引发的程序问题却只遵循简单多数。前者受后者的管辖，而前者的通过标准比后者更高。这样的制度显然不可持续。一旦两党争执加剧，必然会利用后者的低门槛，将前者的门槛下调。3/5的超级多数被“解释”成简单多数，只是时间问题。而随着和共和党两极分化加剧，这一天似乎已经到来。

推广到立法上并非没有可能

此次参议院启动“核弹模式”，引发了一些美国人的不安。“这不单单是一次关于大法官戈萨奇任命的投票，这是一次关于两党能不能进行实质性合作的投票。”南加州佩珀代因大学法学教授、前总统顾问道格拉斯・凯西克评论道。

此后，在特朗普及美国未来总统关于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问题上，将可以无需征得超级多数同意便可通过，而这可能会为更多极端的任命埋下伏笔。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指出，“我相信这将使参议院变得更加党派化”，“我相信它会使最高法院成为一个更加党派化的地方。”

参议院是美国国会中决策缓慢、保护少数党利益的机构，通过“阻挠议事”程序，少数党的利益可得到保护，从而使两党合作决定各项事务得到体现。参议员们越来越担心，按照这个速度，阻挠议事有可能被废除，使参议院运作更像众议院一样，保护少数党利益的作用会不复存在。尽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都声称，此次规则变化只涉及最高法院候选人，但参议员们心存疑虑。毕竟奥巴马在2013年第一次采用“核弹模式”的时候，规则变化仅限于除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外的其他行政司法任命。

经历两次核弹模式，立法成为参议院仅存的一类仍受阻挠议事影响的议题。由于两党都采用过“核弹模式”，将来再把它推广到立法上并非没有可能。只是将来在立法上受“核弹模式”所“袭击”的，既可能是，也可能是共和党。如果自由派将来重夺参议院控制权，他们会不会利用“核弹模式”来通过一些保守派不能接受的法律，如加强枪支管制、提高最低工资，或是改革选举经费制度， 谁也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

共和党势在必得

“他加入最高法院是令人欣喜的，美国人民一定会因他而骄傲”，参议院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如此评价戈萨奇大法官。现年49岁的戈萨奇是保守派的一员，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哈佛法学院以及牛津大学三所院校学位，在共和党内广受好评。他曾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拜伦・怀特的助理，也曾担任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的助理，还曾当过一段时间美国司法部的律师，2006年被时任总统乔治・布什提名担任美国联邦第十巡回上诉法庭法官，得到参议院两党一致支持。如今，戈萨奇成为第一个与其前任老板（安东尼・肯尼迪）共同在最高法院任职的大法官。

戈萨奇提名受到阻挠是由于目前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一方面，两党相持，决意为前总统奥巴马报一箭之仇。2016年2月，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使最高法院剩余的八名大法官中自由派与保守派数量持平。奥巴马总统曾在2016年3月提名温和自由派的梅里克・加兰德来填补空缺，但在共和党议员占大多数的参议院，他们拒绝给加兰德听证，进而阻止了加兰德的任命。共和党议员称，“不听证”是参议院的权力。而当时对于希拉里胜选持有很大希望，所以未做过多争执。由此，在特朗普提名戈萨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势必处处阻挠。另一方面，共和党明显迫切想要获得一次政治上的胜利。自特朗普总统上任以来，废除奥巴马医改方案被搁置，禁穆令一波三折，尚未平息，竞选期间的其他承诺也难以兑现。特朗普曾公开宣称，如果自己遭受打击，他会给予更大力度的回击。这也是他在《交易的艺术》一书中透露出来的信息，他自己一直遵守该原则。对于此次大法官的提名，特朗普和共和党势在必得。

新法官的任命，τ谧罡叻ㄔ褐斜J嘏珊妥杂膳闪椒搅α慷员鹊谋浠至关重要。自1991年老布什总统任命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至今，美国最高法院一直保持着四名坚定的保守派大法官和四名坚定的自由派大法官的局面。游离的肯尼迪大法官掌握着几乎决定所有问题的关键一票，一般情况下，肯尼迪大法官是偏保守的。斯卡利亚大法官的逝世打破了最高法院的平衡。在其去世后14个月里，共和党在各项判决上的投票可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能争取到肯尼迪大法官的投票，得到4∶4平，否则便会占据上风，所以此次戈萨奇的任命至关重要。

“总统政治遗产的守护者”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对于美国政治乃至整个社会走向将产生深远影响。总统最多只有两届八年任期，还处处受反对党制约；大法官是终身制，一旦任命往往干上数十年，所以他们对美国的影响力有时甚至超过总统，被誉为“总统政治遗产的守护者”。从美国建国至今，总统已有45位，首法官才17位。在20世纪，最高法院在宣布联邦和州立法违宪方面变得更加积极。而从最高法院的权威性以及案件的重要性来看，亦是如此。例如，美国少数族裔照顾性政策、妇女堕胎权利保证、媒体言论自由保障、同性恋婚姻合法性等影响深远的问题，无一不是经过最高法院的判决才得到充分保障。关于投票权、枪支管制、宗教权利、住房歧视和移民等案件，甚至包括特朗普总统的禁穆令在内，也都有待最高法院审理。正因如此，共和党和才剑拔弩张，寸步不让。

法官总结篇8

近年,“公职人员贪污、腐败”屡成舆论关注的焦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到底有多少变化?

今年伊始,陆续有地方着手公布政府公务员收入、财产;十月,广州率先公布市政府财政预算账本。赞扬也好,质疑也罢,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加入到晒收入、晒财政的行列,政府信息终将越来越公开化、透明化、民主化。

公众质疑耐人寻味

继财产申报制度,难以服众也是理所当然。正如网友所说,“你有政策,他有对策。别破冰不成反被冰冻。”

实际上,从1988年提出官员财产立法动议到现在,已历时21年;从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至今已走过了15年;从中办和国办1995年颁布关于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申报收入的内部规定到现在,已经过了14年;从2001年中央纪委和中组部联合制定省部级高官家庭财产报告的党规15条到现在,也是“八年抗战”。可是至今,仍是内部制度形同虚设,外部监督法无实据的状况。可见官员财产公示在中国的举步维艰。这还不止,近期,就财产公示问题,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随机对官员进行了调查,不料竟有97%的官员以时机不成熟或者其他理由投出了反对票。更有雷人官员质问,“为什么不先公布老百姓的财产?”

于是,中纪委副书记何勇呼吁,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能总停留在论证实验阶段,有必要迅速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并借鉴国外“阳光法案”,在实践中扫清制度障碍,早日推出切实可行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不知这一次的上海浦东,能否冰释大家的监督焦虑,将官员财产公示做得名副其实、无懈可击,给民众带来惊喜。

重大事项都应公示、公示须常态化

今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在接受采访时建议,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主体应当延伸到官员的配偶、子女和近亲属,否则财产申报将很难获得制度的公信力。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建议。官员是公权力行使的主体,由于权力天然具有扩张的冲动。要求官员申报公开自己的财产,是为了防止他利用权力给自己谋取不当利益,相应地,要求官员同时申报公开亲属的财产,则是为了防止他利用权力给亲属谋取不当利益。

官员的权力行使到哪里,对权力的监督就要进行到哪里,官员的边界可能延伸到哪里,预防和惩治腐败的边界也要延伸到哪里。有专家建议,为构建全方位的反腐肃贪体系,官员财产申报公开不但应延伸至官员的亲属所得,而且申报公开制度本身,也应当从 “官员财产申报公开”扩大为“官员重大事项申报公开”,包括官员本人的财产,官员配偶的财产和从业情况,官员子女的受教育和从业情况,都应当如实申报并向社会公开。这样,某官员的女儿在国外留学镀金,她需要说明高额学费是从哪里来的;某官员的儿子大学刚毕业就被收入超高、待遇超好的垄断国企录用,他就需要说明,自己是怎样找到这个“金饭碗”的。

记得上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多家媒体报道说,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儿子普雷斯科特里根也失业了。里根总统未必不想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为儿子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但在高度发达的公众监督之下,要成就其事谈何容易?所以有评论说,在中国,假如什么时候也出现了某市长的公子、某县长的千金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新闻,或许官员重大事项申报公开制度就水到渠成了。

此外,还有专家补充,完整的官员财产公示,不能公示了就不见下文,而应明确包括公示、核查、问责、存档、监督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环节,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达到抑制腐败的目的。组织人事部门应对民众意见和质疑进行统计归纳,并分门别类在网上作出公示,让民众知道公示的效果。同时还要表明核查和查处态度,给民众一个交代。属于误传误解的,通过说明真相,消除民众的误解,还官员以清白。如果民众意见属实,就要将相关官员的查处结果告诉民众,作为对民众监督的回应。这样的官员财产公示才能起到惩恶扬善、激浊扬清的效果。

同时,必须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常态化。国外反腐经验证明,单独一次的财产申报和公示对预防和揭露腐败的效果并不明显,更别说是对才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实行的财产公示了。如果只是在提拔任用之初搞一下时间很短、基本无人知晓的财产公示,而不是从两次或几次财产申报的差额部分中寻找线索,只会给人借公示之名作秀的感觉。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有三个重要特点或环节:一是具有公示环节,二是对于申报内容进行审查的环节,三是对于谎报、瞒报行为进行惩治的环节,一些国家(如韩国)甚至专门设立了瞒报罪。准备实行官员财产公示的地方,不妨比照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到位?

国外制度透析

今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在此问题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或许值得我们借鉴。

俄国: 总统、总理带头亮出“家底”。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执政后,在整治该国严重的腐败问题上迈出了坚定一步――自觉申报个人及家庭财产情况。他希望借此带动更多官员“亮出家底”,以便接受公众监督。由于此举直接触及精英集团利益,而且可能引发舆论非议,梅德韦杰夫走得并不轻松。

俄《导报》援引俄总检察长柴卡的话称,2006年8月至10月,检察机关在11个政府部门发现了约5万起违法情况,其中主要问题就是收入申报。2008年俄总统大选时,除梅德韦杰夫外,其余竞选者都出现了申报不实的情况。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掀起了“反腐风暴”,并将财产申报作为突破口之一。其中,2008年12月出台的俄国内首部《反腐败法》规定,除国家和地方行政官员外,诸如法院、检察院、警察、军队、安全部门、选举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被纳入申报人之列,而且他们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财产也必须一同申报。与此同时,在不涉及国家机密的基础上,申报资料将在媒体上公开。

梅德韦杰夫还以身作则来推动公务员收入和财产申报工作,并提议建立收入和财产申报信息核查机制,以及起草反腐败司法鉴定的法律草案。在今年3月10日举行的总统反腐败委员会会议上,梅德韦杰夫表示,虽然目前没有要求总统申报财产的规章制度,但自己今年年内将作出相关决定。他还宣布,如果官员拒绝向有关机构提供收入和财产情况,将面临被开除公职的惩罚。

不久后,俄罗斯总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克里姆林宫官方网站4月6日公布了梅德韦杰夫一家的财产状况。俄政府官方网站则紧接着于4月7日公布了普京总理一家的收入和财产状况。在总统、总理带头下,俄政府成员也纷纷亮出“家底”。

官员收入和财产申报举措在俄罗斯社会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今年4月初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梅德韦杰夫倡议的官员及其家属申报财产是有益的举措,但仍存在不足。

《生意人报》援引1992年至1993年担任俄总统顾问的斯坦克维奇的话称,不相信官员们纯粹依靠申报的那些收入而生活。他认为,官员们与商界有密切联系,并且将收入转移到国外或隐藏了起来。而俄罗斯战略研究中心行政改革部主任尤扎科夫表示,公布申报结果很好,但此举的目的不应该只是核实官员是否纳税或满足民众的好奇心理,而是要开展反腐工作,因此“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

《生意人报》还援引专家的意见称,反腐败法律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还存在不少漏洞。比如,向税务机关申报财产只涉及官员是否照章纳税,至于开展反腐败工作则必须对官员的支出也进行监督,但这些标准并未被写入反腐败法律中。1995年至1999年任俄总检察长的斯库拉托夫则表示,有关核实官员财产申报内容的工作,必须由独立机构来进行。

法国:总统上任 家产同时上报“示众”

2007年5月,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结束了12年的任期。临别之时,法国政府没有忘记一件事――公布希拉克向宪法委员会提交的家庭财产状况报告。报告显示,希拉克夫妇的家庭财产总值为100多万欧元,其中,他所购买的乡村小城堡、过户给女儿的小公寓以及艺术品、首饰、标致汽车,甚至是家中的7万欧元存款都被拿到了网上“示众”。

对此,法国人习以为常,因为法国法律规定,总统离任时必须提交家庭财产报告并在政府公报上公布,以方便民众在政府公报官方网站上直接查阅。而之后上台的萨科齐也享受了同等"待遇",因为法律还明确规定,所有正式的总统候选人必须向宪法委员会申报家庭财产,一旦当选其财产状况也要在政府公报上公布。

法国早在1998年就制定了《政治家生活资金透明度法》,这是规范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一项专门法律。根据该法规,宪法委员会在《政府公报》上公布总统选举的结果时,必须附上当选者的财产申报单。参议院和国民议会(议会下院)的议员在上任后的15天内,也必须向各自所属的议院办公厅提交一份以其名誉作保的准确、真实的财产状况申报单。此外,所有政府成员和一些地方官员在被任命或上任后的15天内,要向专门委员会的主席提交一份个人财产状况申报单,并在任期结束时,再次提交一份新的财产清单。议会办公厅或委员会按法定程序对申报者的财产变化情况作一份报告,并将其公布在《政府公报》上。一旦公职人员被发现拥有的财产与其合法收入不相符,而该官员又不能说明其正当来源,即视为非法所得而予以惩处。

法国《公职总法典》规定,“禁止公务员兼任其他有利可图的工作”。而且,当公务员的配偶以职业身份从事一项有利可图的私人活动时,该公务员必须向其所属的行政部门或公共事业单位声明。

美国:曾让众院议长“落马”

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有了超过30年的历史。在这30年中,包括一名美国众议院议长在内的不少美国高官都曾因为这项制度而受到惩处。

美国的财产申报制度始于1978年颁布的《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根据这项法律,包括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同时,财产申报不只限于申报者本人,还须包括其配偶和抚养子女的有关情况。除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或其他不宜暴露身份的官员外,各受理申报的机关均须将财产申报资料公开,供大众查阅复印,以便接受社会监督。

根据规定,必须申报的内容包括各种渠道的利益所得、接受的礼品以及资产和负债等。同时法律还规定,联邦政府公职人员在离职后被禁止从事某些活动,目的就是为了减少腐败和防止政府官员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利。此外,该项法令还对官员接受礼物和酬金的披露进行了细致明确的限定。对于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司法部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司法部可提出刑事诉讼。

财产申报制度实行之后,美国有很多官员都因违反规定而受到了处理。例如美国前众议院议长詹姆士・赖特,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导致他辞职的直接原因是有关部门发现他在1989年之前的10年中曾经6 9次违反国会关于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其违规的主要事实包括,接受了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的累计价值14万多美元的馈赠;违反有关议员演讲费收入的规定,通过出书获取稿酬5万美元且没有进行申报。

日本:漏洞挺多反对声不少

“麻生第一位,鸠山第二位。”6月30日,日本媒体报道了各政党党首的最新年收入。麻生太郎首相2008年的收入为3641万日元(约合280万人民币),高居榜首,党首鸠山由纪夫紧随其后,收入为2887万日元。

早在1993年,日本国会议员财产申报制度就已开始。根据1992年通过的《为了确立政治伦理的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简称《资产公开法》)规定,新当选议员有义务公布所持有的资产,具体包括建筑、土地、高尔夫俱乐部会员权、定期存款、车、证券等。此后每年4月,议员们还要向国会提交上一年的收入。申报内容包括工资、稿费、演讲报酬、存款利息、房地产所得等。最后,这些信息再由国会统一向国民公开。目前资产申报对象主要有内阁官僚、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等。

和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申报制度并不十分严格。首先,申报项目中不包括银行活期存款。有的议员指出,“说得极端一点,就算你有10个亿的活期存款,申报财产时,也照样可以说自己身无分文”。

其次,鉴于部分国会议员的反对,配偶财产的申报也没有被列入到《资产公开法》中。有专家对此表示了担心,“如果议员把自己部分资产转移到配偶名下,就可以避免公开”。

而且,事实上,对内阁官僚的资产公开只是一个协议性质的行为规范,却没有涉及对于虚报资产的惩罚事项。换句话说,阁僚如果虚报资产也不会受到处罚。

漏洞还不止这些。《资产公开法》中,虽然第一条就明确写着“国会议员的资产状况要处于国民不断的监督之下”,但是法律没有规定需要成立第三者审查机构,也就是说没有机构对议员申报的资产进行核实。目前,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相关条例中,导入了如果百姓对官员财产报告书提出质疑,可以成立审查委员会进行审核的制度。但是,这在全国范围内还属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