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范文
时间：2023-10-23 20:21:09
国际直接投资篇1
国际直接投资（FDI）是指投资者(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以一定生产要素投入到另一国并相应获取管理权的一种跨国投资活动。其核心内容体现在：一是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二是投资方拥有足够的经营管理权。与间接投资不同的是，国际直接投资对国外企业既有所有权(部分或全部)，又有管理权。另外，国际直接投资转移的是一揽子资源，而间接投资转移的是互相独立的单项资源。国际直接投资最鲜明的实例，就是企业在国外建立拥有全部股权的子公司。这些子公司可以是通过购买当地现有企业而建立的，也可以是新建起来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子公司都必须拥有全部股权。国际直接投资可以采取缔结合资企业协议的形式。在这类企业中，以外国为基地的企业可以拥有多数股权、对等股权或少数股权。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是外国投资者对公司拥有经营控制权。
二、产业国际化
产业国际化是企业生产经营国际化所带来的产业在全球范围内高度发展的产物。跨国公司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建立起庞大的一体化国际生产网络，充分利用不同国家在生产优势上的差别，把不同产品的生产以及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阶段分布到不同的国家，使一个国家的生产与众多国家的生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生产经营的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跨国公司内部分工国际化发展的结果，使得有些产业部门的国际化程度明显提高，它们的生产遍布全球，不同的零部件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因而产品多国籍化，产品销售网也具有全球性。这类产品具有多国籍化、产品销售网具有全球性的产业，可称之为“国际化产业”，而促使国际化产业生成的过程即产业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 of Indus?鄄try)。因此，产业国际化是企业生产经营国际化的一种直接结果或成就，已实现高度国际化的产业，其产业内主要企业的生产经营已不再以一个或几个国家为基地，而是面向全球并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国际化生产体系。在这类产业中，机电工业占主要地位，如汽车和电子产品，此外还有食品加工、纺织和服装等行业。这些行业在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技术转让中占重要地位，并主要由跨国公司控制，国际竞争也主要在它们之间展开。
三、FDI对产业国际化的推动
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全球市场经济化的过程，其核心是生产要素全球性流动与配置、产业结构全球性调整和转移，以及企业价值链和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和重组。这场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是以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即FDI所推动的。
(一)过去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或在周边国家之间进行，如今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不仅资源配置时空范围大大拓展，而且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产业结构转移和转换比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结构调整更为明显。以从事国际生产为主，同时也是推动产业国际调整的主角跨国公司的数量变化为例，其数量的急剧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产业国际调整日益深化的趋势。
（二）FDI已日益成为产业国际化和国际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式
以反映企业参与国际化生产经营深度的跨国指数指标变化为例，1990年以来，世界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从51%上升到65% (2003年)。与此同时，全球FDI在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的流入量分别从1988年的103.64、 527.76、 466.53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240.57、 4514.7、 5320.32亿美元，由此可见，FDI的规模流向和结构的迅速变化，对世界各国产业结构调整乃至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各国开放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以德国为案例，分析FDI对投资国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统一后的德国努力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寻求新的定位。在约十年世界科技领域的激烈竞争中，德国保住了欧洲经济大国的地位。在重要的科技领域，德国有着强大的基础研究实力，但在微电子技术市场上和生物技术方面，德国已明显落后于美国和日本。德国政府和产业界已重视并采取一些措施来解决上述问题。德国跨国公司海外研究开发经费大幅增加。例如，1994年德国拜耳公司在美国加州伯克莱的工厂，追加了1亿美元用于已投入3亿美元的生物技术产业的开发。1994年德国在美国的跨国公司研发支出为245亿美元，占德国全部科研经费支出的10%。而且从1980年－1994年每年以近10 %速度递增。其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领域研发费用占企业科研总支出的95％，尤其是在微电子、计算机、制药、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领域。高新技术领域对外投资的增加，也带动了德国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并推动国内高新技术产业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程表明，德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变化紧紧跟随着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并且也在不断地适应全球的产业发展趋势，推动国内产业的国际化。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有三种情况，即有时领先于德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有时与德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同时进行，有时则滞后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如服务业)。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对外直接投资都对德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速度和规模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德国产业结构向高度化转变
德国虽然有现代化的工业基础，科技实力较强，但在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产品提高到世界的先进水平。各国都有其相对技术优势和弱势。近几十年来，微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恰恰暴露出在这个领域的弱势，包括微电子在内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工业品出口的比重日益下降。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政府立即调整科技政策，加大国家对微电子等高技术研究的支持力度。不仅如此，德国大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纷纷增加对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经费。在1990年全球20家最大跨国公司的研究与开发支出中，德国最大的电气公司-西门子公司以41.32亿美元在非美国跨国公司中位居榜首，与美国跨国公司相比也排在第3位，正是由于德国跨国公司在微电子技术方面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对出口和投资夺回了失去的市场，才使得德国的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演变成为可能。
（二）对外直接投资加快了德国各产业国际化和多元化发展的进程
随着德国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继续扩大，德国产业已向国际化迈开步子，表现在一方面德国企业参与的国际分工从产业或行业之间分工转向产业或行业不同生产阶段的分工，增加了生产的国际合作机会；另一方面德国企业参与的国际分工已由以劳动分工为主转变为以技术分工为主。随着产业的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也促进了德国产业的多元化。具体表现在：一是打破行业界线对外投资。二是实行多元化的产品经营策略。三是德国政府凭借其直接或间接掌握的巨额资本，不断向国外扩张。四是积极参与跨国兼并，组建新型的多国公司。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德国产业国际化的新趋势。
五、结束语
国际直接投资篇2
关键词：直接投资 趋势 策略
当今，亚洲金融危机仍然影响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经济千疮百孔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是否会持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辉煌？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产业流向、投资方式等将会如何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势下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2008年3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6822亿美元，如何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值得研究与探讨。我国应该怎样合理有序地运用来之不易的外商直接投资，又应该怎样充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资源真正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趋利避害？对这些看似脉络清晰，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回答和预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的新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200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发达国家增长45%，增幅远高于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资流入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379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但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规模也将会有所扩大。
（三）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体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地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数据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大规模的南-南直接投资流量，从而促进了南南国家在投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四）全球当地化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纷纷对外投资。而进入21 世纪，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 。跨国资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活动，而且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 ,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跨国资本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
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一）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也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关人士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如今，我国繁荣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来自我国的资本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前，我国资本已经进入了多个世界级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购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等金融巨头的部分股权。
（二）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决定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稳定低水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上和资金上的障碍。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直接投资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资本高速流动、跨国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跨国企业的支持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开拓进取。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投资国别的选择、投资所有权形式的选择等。许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策略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区位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所必须考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选择国别或地区时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加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投资市场。
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金、技术已发展到一定阶段，这就需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外资的涌入，需要逐步从承接转移来的产业转变到从国际生产体系中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我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走出去”，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
出资方式策略。境外投资企业有不少是拿外汇资金（货币资本）作为出资物的。其实，到境外办企业不一定都拿资金去，拿机械设备、技术(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管理折股投资都是可以的。我国企业在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应鼓励更多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从事境外投资。即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也不一定都从国内输出，而是要尽可能从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
经营当地化策略。经营当地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东道国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管理惯例进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展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这三年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行业选择上将突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
首先，今后将加大对发达国家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于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扩大这些产业的投资不仅能优化国内生产、产品结构、促进劳务和设备产品出口，而且能扩大出口份额，为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和提供外汇资金。
（二）地区分布日益多极化
发达国家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普遍转好、市场潜力巨大、优惠的政策以及为我国企业相对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被我国企业所看好。
（三）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随着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企业对投资方式的选择将更加灵活多样。除了继续采取并购方式，缩短进入进程，尽快得到技术和市场。在投资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时，我们更可能会尝试以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充分享用战略联盟形式带来的好处。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各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已形成趋势和潮流。面对21世纪，能否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在发展中国经济中取得新的突破，是关系到我国今后发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下，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期持续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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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赵春明.跨国公司与国际直接投资.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国际直接投资篇3
摘要：2003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到2011年已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第六大经济体，初步奠定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国际地位。与发展中经济体相比，我国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前列，但与全球主要投资大国美国、英国及日本相比，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较大差距，尚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实现从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向对外直接投资强国的转变。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地位；发展历程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表1是1992-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及其变化趋势。从表1看出，2003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拐点，可以以2003年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即1992-2002年和2003-2011年两个阶段。1992-200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处于低值盘整期，如1992年和199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只有40亿美元和43亿美元，1993-2000年我国每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均又回落到20亿美元左右，到2001年虽然上升到69亿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不足30亿美元。
从2003-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摆脱了自1992-2002年低值徘徊的状态，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新阶段。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虽只有28.5亿美元，但2004年便翻了一番，达到55亿美元，1995年又超过了百亿美元，达到了122亿美元。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每年均以非常快的速度发展。其间，200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与2008年相比上升幅度较小，其主要原因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致使国际市场形势不明朗，这直接影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步伐。但2010年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又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到2011年达到746.5亿美元，是2003年的26倍。至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全球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中成为紧跟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及中国香港之后的第六大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
数据来源：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来源于2003-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增长率的数据根据上述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基于1992-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年增长率来看，也可以划分为1992-2002年和2003-2011年两个发展阶段。在1992-2002年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增长率非常不稳定，跳跃性非常大。如1993年的年增长率为7.5%，但1994年又急剧下降为-53.49%，1996-1998年虽然处于增长阶段，但增长的幅度较小。1999年和2000年的增长率又分别急剧下降为-29.60%和-47.37%，之后的2001年又从波底急剧反弹，增长率高达590%，但2002年又处于负增长。因此，从1992-2002年的第一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极不稳健，忽高忽低，发展得非常曲折。在2002-2011年的第二阶段，虽然每年的增长率高低不齐，但均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其中，发展较快的是2005年和2008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22.91%和110.90%。最低的年份是2009年，增长率只有1.11%，这主要是因为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国际市场形势不稳定，从而影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
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也可以清晰地了解一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地位，表2为1998-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比重。从表2可以看出，自1998-2011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地位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8-2004年，第二阶段为2005-2008年，第三阶段为2009-2011年。
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较低，无论是流量还是存量均低于1%的水平，并且流量所占比重的波动性较大。如199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的比重只有0.38%，之后的两年又持续降低为0.16%和0.07%，2001年开始上升到0.92%，但其后的2002年和2003年又分别下降为0.47%和0.45%，然后在2004年又上升为0.9%。但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全球的比重总体来看比较稳定，多维持在0.5%左右作小幅度波动，其中最高的年份是1998年的0.58%，最低年份是2000年的0.45%。但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份额较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的地位还很薄弱。
2005-2008年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比重持续上升，并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的比重首次超过1%，达到1.68%，1999年又大幅上升为2.72%，2000年虽有所降低，但2001年又跃升为3.86%的历史新高。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占全球的比重较第一阶段也有较大的提升，如2006年达到0.85%，2008年又达到0.96%。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的份额日益提高，但在全球的排名还稍嫌落后，如2006年和200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全球排名均为第13名，2008年进步到第12名。
国际直接投资篇4
关键词：投资新规则；竞争中立；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中国OFDI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1.016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资（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FDI）地之一，与之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在21世纪后才开始变得蓬来。2015年，中国的OFDI出现了两个新指标，一是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直投大国，二是中国的OFDI首次超过IFDI并成为直接投资净输出国。在企业越来越重视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以及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宏大战略的推动下，可以预见，中国的OFDI将显示更大的潜力。但与此同时，国际投资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投资新规则，这些规则在未来很可能对中国OFDI带来较大影响。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状况
1.1 投资规模创新高，增速保持可喜态势
2015年，中国OFDI首次超过了1456亿美元，虽与美国有约1500亿美元的投资差距，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其全球流量占比达到近10%的比重，2002年该值仅为0.4%，这得益于全球工序化生产的深化、中国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以及“一带一路”等建设的不断推进等因素。从增长率来看，2015年OFDI同比增长超过18%，保持了13年的连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33.6%。
1.2 投资流向多样化
若按经济体集团分类，2015年，中国约有14%的OFDI流向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分别约占84%和2%。其中，“一带一路”区域的中国投资表现突出，2015年其投资总额超过189亿美元，同比增速为38.6%，占总投资流量的比重达到13%。在亚投行等相关机构的支持下，工程项目承包尤为突出，中国承揽该地区的工程项目达3987个，约占44%的新签合同同期比重。
1.3 投资主体出现新变化
据统计，2015年非公经济首次成为中国OFDI的投资主体，占流量额比重约为65.3%，其存量占比也达35.6%，这表明中国的非公经济具有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其中，并购成为非公企业的首选方式，其并购金额占该年并购总额的3/4。中国重要的大型非公企业，如华为、万达、三一重工、海尔、万向集团等，已经成为中国OFDI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投资领域较广
从投资行业看，2015年中国OFDI涵盖了所有的国民经济行业，除了制造业同期增长108.5%外，装备制造业超过了158%，而一些重要的生产业，如金融业、信息服务和软件或传输的增长率也超过115%、52%，中国OFDI投资开始表现出制造业、服务业并重的格局。
2 国际投资新规则及其内容
在中国OFDI越来越活跃的状况下，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开始出现了一些发达国家力推的新规则，如以美国为主的国家，通过国内立法、双边投资协定、TPP和TTIP等超级区域贸易协定、甚至国际组织等各种途径，加强这些投资规则的未来影响力。
2.1 “竞争中立”规则
“竞争中立”最早源于澳大利亚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项国内规则，意在消除地域上和企业性质方面的企业差别待遇，赋予国企、私企相同的经营政策及环境，包括税收、信贷、管制等相关政策的中立，这一规则已被澳大利亚运用于其双边贸易协定，并将其国内法向OECD、TPP等际层面推展。欧盟的竞争规则，除了公平对待所有企业外，也重在促进其内部市场的公平竞争，即消除不同国家间企业，以及私有企业与公有企业之间的差别待遇，且欧盟委员会被授权可以处理国企经济活动的权利。
与之不同，“竞争中立”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构成内容，其在金融危机后除了扶持国内大型的跨国公司外，还开始大力推广该规则，尤其指责中国国企在税收、贷款、债务、重大项目等方面获得的优势，并将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从国有企业扩大至所有与政府相关的市场商业活动，并模糊化推断凡与政府相关的商业活动均获得了不合理的竞争优势，这无疑偏离了“竞争中立”的初衷。
2.2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规则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规则（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与传统国际法和WTO框架下的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不同，赋予了投资者在投资国遭遇投资争端时诉告外国政府的权利。由于目前中国参与或被参与的国家与投资者投资争端不多，这一规则直至TPP、TTIP等协议谈判前，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但从国际范围看，无论是在美国―阿根廷BIT等双边投资协定，还是在以《华盛顿公约》为基础建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SCID）等国际组织，援引该争端解决规则的频率并不少见。
另一方面，该规则存在很多争议。在TTIP谈判过程中，欧盟与美国的争议之一正取决于此，欧盟公众及某些政府担心赋予外国企业过大权利将影响国内合理的政府监管，因而协议谈判并未取得重大进展。2015年，欧盟委员会曾建议，将联合国关于透明度的规则应用于欧盟与各成员国的ISDS投资条款中，这表明ISDS案件开放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即便美国内部，也对TPP、TTIP的ISDS机制有较大争议，这不仅使政府在国内食品安全、环保、金融等合理监管遭遇到挑战外，TPP中规定的“不公开例外”实质上违背了长期以来贸易自由化框架下的透明度原则。
3 国际投资新规则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3.1 “竞争中立”及其影响
不论“竞争中立”在其国内的具体规则和内容如何，显而易见，该规则的全球推广已经在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取得了共识，这也成为发达国家制约部分发展中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工具之一。
对于中国而言，国外以安全等为借口的投资审查制度，不仅损害中国国有企业，也对众多数量的非国有企业不利。一方面，尽管2015年非公有企业成为OFDI的投资主体，但国有企业仍是对外投资的重要来源，且国企在大型项目的国外并购中居主体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审查层出不穷，理由涵括国企审查、国家与产业安全、市场垄断等，根源则基于国家利益、战略产业和关键基础设施。就澳大利亚而言，凡涉及中国的投资交易审查，在其对外国投资审批的交易总数中占比最高；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任意扩大了竞争中立的范围，除了国企外，还对拥有政府背景、资本关联、甚至是商业业务关系的非公企业设置更多审查障碍，如资源与能源，以及信息技术企业成为审查不予通过的“敏感”企业，这意味着中国的大型非国有企业也很难通过投资审查，美国甚至出台了专门法律以禁止华为、中兴的信息企业与其政府部门的业务合作。
3.2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及其影响
从全球公开的案件数量看，一国投资者对东道国的投资争议诉讼案尽管略有升降，但表现出大体增长的态势。1998年之前，全球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关投资争议年度案件均不超过10起，2006年相比于2004、2005年的三四十起，案件数大幅下降至约25起，2013年超过60起，2015年达到了70起。从案件数据总数看，1987-2015年间案件总数达到696起，涉及约107个国家。尽管中国的应诉案和案均不多，但这一现象仍值得关注。
仅就中国的OFDI而言，发达国家的歧视性投资审查等政策极大地损害了中国公司的竞争力和权益。如美国以国家安全受威胁为由，禁止三一集团关联企业对其一项风电项目的收购，而该项目原本并不由美国国内公司经营，而是由希腊公司经营，随后三一集团对奥巴马政府提出了诉讼并最终胜诉。总体而言，与中国遭受各国审查的投资案件相比，中国提请诉讼并胜诉的案件极少，但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一种可能性，即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合理地利用ISDS规则。
4 结语
在中国企业不断“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总体的投资规模，以及区域、主体、行业等投资结构逐步调整等可喜局面外，还要重点关注双边、区域和国际投资协定的新投资规则，积极利用有利规则和研究不利规则的应对策略，以便更好地推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性、效益性和包容性发展。
参考文献
[1]UNCTAD.Investor Nationality：Policy Challenges[J].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6，Geneva.
国际直接投资篇5
一、对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的简要回顾与评述
(一)西方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回顾
一般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步形成的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可以分为四个主要的流派：一是从微观角度，通过对产业组织和厂商行为的分析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流派以海默为代表。二是从宏观角度，基于国际贸易和产业区位变化、以比较优势和市场周期分析来诠释国际投资的理论学派，可以称为动态优势理论流派或周期发展理论流派，主要有维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投资理论。三是用自然性市场不完全来解释国际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以巴克利、卡森和拉格曼为代表。四是融合各家之长，对国际投资进行综合分析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代表人物是邓宁。
剖析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各种学说，可以看出各派理论学说均有其不足之处。垄断优势理论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开山之作，在理论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它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产物，虽然较好地说明了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之间互相投资的现象，但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企业和中小企业在不具备垄断优势情况下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基本上客观地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制造业对西欧和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但其理论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和市场竞争的加剧，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大量国际投资现象从实践角度已经了该理论在区位选择上的结论。比较优势投资理论从比较优势分析出发，对日本的国际直接投资作出了宏观的、合理的解释，但该理论相对来说忽视了作为真正投资主体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时的复杂动机、企业的特定优势和竞争过程，因此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缺乏说服力。内部化理论从内部化与市场的矛盾原理出发，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内在经营动机和内部决策过程的分析考量国际直接投资行为，能较好地解释国际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直接投资与贸易障碍的关系以及各类跨国投资的动因。具有较强的理论生命力，但这一理论只强调了市场的不完全性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而忽视了市场的积极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也没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交易内部化在特定的情况下必须表现为跨国界的经营行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综合了微观层次上的产业组织分析和宏观层次上的比较优势分析，构建了一般性的国际投资理论研究框架，适用范围较广，因此它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最有影响的国际投资理论，但实质上折衷理论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和研究主线，基本上是对各种以前理论的简单归总，其较强的解释能力只是因为它包容了已有的各种投资理论。当然，虽然主流国际投资理论各有各的局限性，但也各具特色，且都形成了各自的研究路径和分析框架，并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了补充和发展。因此这些理论大都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
(二)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加强了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现象的研究，创立了许多国际投资新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并不具备发达国家企业所拥有的优势，无论从规模、资本还是技术水平与经营管理技能等方面，发展中国家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按照传统的理论分析这些企业没有进行对外投资所必需的优势和实力。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大、中、小企业已经先后走上了国际化经营的道路，甚至不少企业还将对外投资的触角延伸到了发达国家，并且也取得了成功。经济学家先后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市场控制理论、分散风险理论、提高公司形象理论、国家利益优先取得理论等学说来解释这些现象。这些理论大多注重强调某种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影响，并据此说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优势和对外投资的动因。总的来看这类理论学说分析手段较为单一，缺乏理论分析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无法充分解释各式各样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行为，但它们却可以在某些方面弥补主流国际投资理论的不足，如：小规模技术理论是对主流理论有关垄断优势绝对化观点的补充；技术地方化理论说明了企业可以通过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不断累积培育优势，由此可以引发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新理论简析
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层出不穷，促使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化与更新，出现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纵向和横向一体化投资理论、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跨国公司全球发展战略理论等一些新的投资理论和学术观点。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认为：任何形式的对外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形成的。该理论从投资国与东道国的双方需求、双方所具有的条件这一新的综合角度探讨对外投资的决定因素，重点分析了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各类生产要素在内的直接诱发要素对投资所起的主要作用，同时强调了包括经济政策、法律、投资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等间接诱发要素对投资所起的重要作用，做到了理论分析的全面性与综合性。纵向和横向一体化投资理论通过分析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提出了一些切合实际、富有创意的模型和论点，可以在许多方面解释不同形式的一体化国际投资行为。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跨国公司战略管理学派理论学说的典型代表，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理论，该理论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企业在国际竞争环境中如何寻求、发挥优势和企业如何进行国际投资选择等问题具有较强的指导作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理论从微观角度分析跨国公司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强调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该理论对跨国公司投资行为的分析不再局限于其在东道国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对国际投资的认识更加贴近现实，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研发全球化、跨国并购和建立跨国战略联盟等投资行为(逢增辉，2004)。不过以上这些新理论和观点对国际投资的研究显得比较零散，没有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发展框架，多数只是一些单一的观点和推论，但这些观点和认识，对于我们加深理解跨国公司和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还是很有
帮助的。
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可以看出：各种投资理论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各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国际投资领域的现象和特点，对产生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决定因素以及对各国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这些认识可以为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各国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理论参考。当然，所有理论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一类或几类投资现象，虽然很多学者致力于将自己的理论由特殊推向一般，或是将别人的几种理论综合为一般性理论，但由于国际直接投资领域新现象层出不穷，投资行为呈现多元化发展，使得这些努力或成为徒劳，或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二、对国际直接投资研究成果和理论缺陷的综合分析
在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作出前瞻探讨时，我们有必要清楚地认识现有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并对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做一个全面的分析：
(一)各种理论均存在着片面性，这是理论研究深入发展的前提和动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过分夸大单一理论所研究的经济因素在对外投资中起的决定性作用，有的甚至将这些因素看成是对外投资的全部动因，而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二是将单一理论对某一时期、某一特定研究对象或某一研究角度、某一方面所作研究得出的结论，不适当地加以推广用来解释各个国家的多种国际投资活动，视其为一般性的规律；三是大多数国际投资理论的优势思想，是静态的和利用型的，而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是在不具备优势的情况下通过投资来获得优势，优势实际上具有动态性和流动性；四是绝大多数投资理论都是在除资金外的其他要素均不能跨国流动的前提下展开讨论的，而现在高级人力资本的跨国流动已越来越普遍，理论滞后于现实的发展；五是对跨国公司的整体国际战略布局和国际生产方式选择缺乏全面把握，容易将国际直接投资行为与国际贸易行为、国际间接投资行为、国际融资行为对立起来，孤立地研究国际直接投资。正是由于各种理论的片面性与不断涌现的国际投资新现象发生了不吻合或冲突，从而促使理论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各种理论的片面性，是实现理论综合的条件
单一理论对于某些经济因素的片面性研究和作出的理论结沦，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这些因素在决定经济行为中的作用是大有裨益的，也为今后理论研究向着更加全面、系统的方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科学素材；而这些针对某一时期、某一特定研究对象或某一研究角度、某一方面的片面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国际投资现象的多样性、多维度发展性和综合性，把握不同国家国际投资活动的时序变动，并从更大范围和更长周期探求全球投资发展变化的一般性规律、特征和趋势(朱廷瑁，2004)。如：对获得型优势和优势动态变化的研究，能促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国际投资行为的动因；在人力资本要素可以流动的前提下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将使得投资理论的研究更符合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现实背景；将国际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的研究结合起来，并将投资行为纳入跨国公司的整体国际战略布局和国际生产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之中，可以更好地把握行为主体和行为活动之间的关系，更为系统地理解投资行为的动因和影响。因此，只有全面考察不同时期、背景下，各国各类跨国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各种相关要素及其相互影响，才能为人们最终获取系统的、科学的理论认识奠定基础。
按照科学理论的发展规律，在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各具特色、相互独立的理论并存，它们在不同的方向和层面上深化着人们对同一研究对象的认识。随着知识的积累、新方法的运用和认知范围的拓展，人们将逐步认清各个理论的缺陷和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统一的理论研究“范式”将趋于成熟，综合性理论开始出现，以前各个相互独立的理论演变成一个统一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实践的发展，这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可能会被打破，各类理论的科学内容会分裂、融合并重新组合，形成更高级、更全面、更新的理论体系(刘则渊、方玉梅，2004)。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样的理论发展演化规律，而对于跨国公司国际生产方式的全面研究和在要素都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前提下对国际投资的研究，势必将打破已有的国际投资理论体系。最近几年有关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理论融合的研究方兴未艾，可能代表了新理论体系的发展方向。
三、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分析方法和研究特点的归纳总结
国际投资的大多数理论研究，都是在借鉴吸收其他相关的宏微观经济学基础理论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投资现象的特性分析展开理论探讨，从而实现一种或多种基础理论成果与国际投资理论的有效综合。例如：垄断优势理论是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结合，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企业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结合等。相关基础理论的发展和国际投资实践活动共同推动了投资理论研究的深化。总的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一)研究方法各具特色
国际投资研究主要有微观与宏观研究方法、静态与动态研究方法、规范与实证研究方法等，目前来看，微观研究多于宏观研究，静态研究多于动态研究，微观、静态分析方法是当前这一领域研究的主流方法，而动态研究方法的运用应是今后理论发展的一大趋势。从分析工具上来看，边际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到相关理论研究之中，而超边际分析法即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派所倡导的非线性规划分析方法也被运用到国际投资研究中，成为解释国际分工和国际投资问题的有效分析工具。
(二)研究涉及因素逐步增多
对于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因素的分析，从简单到复杂，从企业内资源到企业外环境，从硬的方面到软的方面，从看得见的因素到看不见的因素，不一而足，理论研究的要素和变量越来越多，各种宏观和微观、静态和动态的因素都被纳入到研究范围，于是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的认识，也由单要素决定论扩展到多要素决定论，这在客观上使得统一理论模型构建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三)研究侧重点有所转移
由注重资金流动转向重点考察企业能力等隐性要素流动，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界定也出现了模糊化倾向。由于国际融资多元化和非股权性质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大量出现，资金流动已不再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特征，企业能力等隐性要素的流动似乎更能代表投资行为的本质和发展趋势。
(四)理论研究由单一分析转向综合分析
从对单一投资现象的孤立分析，发展到将投资置入国际分工、产业发展、跨国公司国际经营行为的综合分析之中，从而将投资与所在国家和产业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与组织结构、国际贸易等联系起来，便于更系统地论证和把握投资行为，研究结论也更深刻和全面。
(五)研究前提有所拓宽
传统的理论都是在除资金外其他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要素不能流动的前提下展开理论探讨的，现在有的理论已经注意到要素的流动性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例如：在对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研究中，Fahy John(2002)提出：资源是跨国公司开展国际竞争的核心和基础，资源不仅包括企业资源，也包括国别资源。国别资源可以分为基本国别资源(包括天赋的资源如地理位置、气候、自然资源等固定的资源和可以随时间改变的资源如劳动力成本、资本、汇率、税赋水平等)和高级国别资源(包括那些需要长期持续投资才能形成的自然资源和高级生产要素如国家的教育体系、技术与组织能力、通讯和基础设施以及劳动生产率水平等)。高级国别资源基本不能流动且在国家间扩散缓慢，在跨国经营中它比基本国别资源更为重要，战略性国际投资决策应以获取高级国别资源和开发企业资源为目的；而有的基本国别资源因其流动性强，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为本国企业所利用。樊增强、尚涛(2006)提出：充裕的物质资本、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先进的组织资本，不同于以往不可移动的比较优势(如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这三种资本是可以移动的，特别是组织资本往往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复制到发展中国家，并以跨国公司形式在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更为明显的比较优势。我们也认为：相对高级人力资本而言，低级人力资本要素因其流动性差，对于特定产业来说更易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诱因，例如：中国近几年加工制造业吸引了大量外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丰富低廉的初级劳动力以及初级劳动力的不可转移性。
(六)研究目的趋于多元化
国际投资研究的目的从试图构建投资通论，演变为更多地关注局部、特定形态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使得投资理论呈现“两极化”发展趋势：综合归纳和局部研究。由于理论的综合需要长期的研究积淀，归纳的难度也较大，理论综合的发展是一个断续性的过程，因此现在大多数研究越来越注重对特定形态投资现象的探讨，当然构建科学统一的投资通论仍是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之一。
(七)以比较优势或竞争优势的思想为研究发展的主线
不管是一般性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或是针对局部投资现象的投资理论，其对各类要素、资源、企业能力、自然或社会环境、各种禀赋的单一或综合分析，最终都归于内生的或外生的优势，有的优势是静态的和可以为投资所利用的，有的优势则可以通过投资来获得，并依赖投资累积、培育优势，因此优势也是动态发展的，而跨国公司就是优势培育的主体和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载体。
四、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的前瞻分析
当今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呈现出跨国并购高潮迭起、跨国公司组织结构不断变迁、跨国投资区域集中化与全球化并存、国际投资后发国奋起直追的发展格局。如何认清并准确反映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际投资的发展潮流与特点，如何把握决定和影响这种发展趋势的主要力量，如何分析并全面解释日益增多的跨国战略联盟、日趋庞大的跨国公司全球网络化组织、日渐兴起的服务型和知识型跨国投资、日趋强大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今后理论研究可以沿着以下的发展思路和趋势展开探讨。
(一)着眼于建立一个具有通论性质的综合分析的理论框架
我们认为：随着对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认识从单一投资现象分析发展到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以包括地区(国家)分工、产业分工、产业内分工、企业内分工的各层次国际分工为基础，构建由分工带来的地区、产业、企业国际生产方式选择为分析内核的理论框架，较为符合实践发展的要求；通过对贸易、投资与各层次国际分工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关系的研究，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
(二)搭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分析平台
在这方面我们比较看好跨国公司这一研究平台。我们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行为，如果仅从这一行为出发来分析投资现象，可能会因为难以把握行为主体的主观多样性而陷入理论的迷茫之中，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决定了行为方式更大的多样性和更多的选择性。考虑到现在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行为的主要施行者，国际投资理论研究理应建立在跨国公司的战略布局和行为选择的基础之上，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应逐步融合于跨国公司的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之中。
(三)探索构建一个能够充分反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投资发展普遍规律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
传统的投资理论产生于全球经济的贸易导向型发展时期，这些理论难以合理解释当今投资导向型经济发展阶段所涌现的大规模、全方位国际投资现象。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背景下，建立包含能集中反映经济全球化中影响国际直接投资诸多变量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尤其是既能反映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发展，又能反映发展中国家和中小跨国公司投资发展的综合理论模型，是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这方面，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所作的努力和所采取的方法，还是很值得在今后理论研究中加以借鉴的。
(四)追随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的发展，创建一个能反映各类人力资本要素的影响、作用和流动变化特点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模型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的人力资本要素的重要性逐步凸显，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能否充分利用各国不同的人力资本，而各类人力资本不同的流动性和其对使用环境的不同要求，使得利用或获得人力资本成了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跨国公司越来越趋向于进入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知识产权得到严格保护的区域，进入拥有较多智力资本和高素质人才的区域，进入具有购买与使用知识产品消费偏好的区域；而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又证明：发展中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是国际投资流入的主要动因。微软、英特尔、摩托罗拉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了研发机构，而我国的海尔、联想等知名企业又在美国等发达地区组建研发和生产基地，这些都说明充分利用或获取各类人力资本已经成为影响各国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但如何选择投资方式和地点来达到这一目的则需要投资理论作出合理的解释。
(五)投资理论应该加强对后发性、获得型和内生优势的研究
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最终目的就是要增强国力、提高本国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也就是要培育自身的竞争优势。对于内生优势的深入研究，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政策参考，也为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持。
国际直接投资篇6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
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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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篇7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护制度；投资保险制度
伴随着外国资本大量进入我国，我国国内企业开展海外投资也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到境外投资办企业，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方式。为了实现生产和经营的全球化战略，我国海外投资的步伐必将进一步加大，伴随着这一进程的加快，对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法律保护的问题日益明显；确立海外投资的保护制度，应本着以全面、有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指导原则，通过制定专门的海外投资保险法规，完善合格投资的规定，完善合格投保人的规定，完善合格东道国的规定，完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等等一系列全方面的措施来实现对海外投资的有效保护。
一、确立海外直接投资法律保护制度的指导原则
（一）全面、有效原则。所谓“全面”是就保护措施的种类而言,并不只单单为直接的经济援助,而且包括提供各方面的服务,甚至是有助于争端解决方面的帮助;所谓“有效”是就实际效果而言,既可以针对海外直接投资领域,也可以针对国别甚至个案,原则就是采取的保护措施要适其所需,确实能发挥实效。
（二）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原则。海外投资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资本输出国既具有积极作用又具有消极作用。就消极作用的方面来看，例如资金的过流出很可能导致国内资金紧张，外汇短缺的不好的后果，海外产品的返销将冲击本国的生产和销售，盲目的技术出口降低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国内企业面临更大的商业压力和风险等等。
二、对海外投资法律保护的法律渊源
根据跨国资本流动实践，海外投资活动主要受到国际法(包括BIT和多边投资协定及国际惯例)和国内法(包括东道国国内法、投资者母国国内法，有时还可能包括第三国国内法)的调整、保护和管理。用法律手段创造较好的投资环境，对海外投资既进行有效的鼓励和保护，又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管和引导，不仅可以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而且也能有效平衡并保障投资者、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的利益。本着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与海外投资有关的当事国首先必须履行国际法，保障BIT和多边投资协定在国内实施。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作为东道国时都会对外国投资进行规范。而根据国际法的惯例，属地管辖权往往优先于属人管辖权。因此，海外投资活动遵照法律效力优先顺序依次应为:国际法、东道国国内法、投资者母国国内法及第三国国内法与国际惯例。当然，第三国国内法一般为投资当事人协议选用;国际惯例则在没有法律依据时，在合同内容里被采用。
三、对海外直接投资应采取的域外保护措施
（一)利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海外投资保险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如果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影响投资者的安全与利益和资本输出国利益的政治风险为保险对象，资本输出国对由东道国政府所引起的诸如征收或国有化、外汇禁兑和转移、战争和内乱等非投资者所能控制的、投资者不能靠自身的力量保护自己的风险进行承保，从而达到解决海外投资者的顾虑、鼓励其对外投资并保证其投资安全与利益的目的。由此可见，这种制度是对海外投资进行直接保护的措施。
（二)切实支持海外投资海外经营是财力和综合实力的竞争与较量，没有一定的企业规模和财力基础，缺少有力的资金后盾，必将制约海外投资的发展，降低海外投资的成功率。虽然海外投资活动能否成功是企业自身的事情，政府不能越俎代庖，但政府负有保护责任，应当成为企业的坚强后盾。政府可通过采取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支持性政策，壮大企业实力，提高其竞争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三)对海外投资实施适当监管对海外投资监管，顾名思义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对境外企业监督管理。对于投资母国来讲，其海外投资通常会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在一般情况下，海外投资作为一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对该国经济的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如前所述，海外投资也可以对该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同时海外投资对投资者也是获利与亏损二种结果并存。为了兴利除弊，投资母国都会对海外投资采取相应的监督、管理甚至限制性的措施。我国对海外投资监管的作用，表面上是为了减少国有资产流失、规范境外企业财务管理和外汇制度等，但实质上是为了减少海外投资风险，保障海外投资积极、稳妥、健康地发展，这也是一种保护。这种保护侧重于防止问题的出现，即使出现了问题，也力求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以使出现的问题不妨碍海外投资的发展，因此可以将它视为一种预防性保护。
海外投资说到底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政府的监管以适度为基本要求。具体表现在对海外投资者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外汇管制、禁止国外贿赂行为、规范海外企业财务管理等，通过监管，改变那种出去后无人管、经营成败无人究的状况，保证我国海外投资健康的发展。
（四)国家重视外交保护权的行使外交保护是国家对于本国国民在外国的合法权益遭到所在国的违反国际法的侵害时通过外交途径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国家对其受到他国违反国际法行为的侵害而又未能通过一般途径获得他国充分赔偿的国民，有权加以保护，这是国际法的一项基本规则。外交保护在国际投资中是以解决外国私人投资者同东道国之间投资争议的方法而存在的，它是在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东道国不法侵害时，国家可代表其国民向它国提出国际请求，因而它是投资母国对本国投资者利益的事后维护，是一种事后保护性措施。
但是依据国际法原则，一国的国民在他国领域内，原则上应服从该所在国的管辖，其身体和财产也应由所在国给予一定保护。当受到不法或不当侵害时，也应依所在国国内法的规定，寻求司法或行政上的救济。只有依此而得不到救济时，本国政府为保护其国民利益，才能以所在国为对方，通过外交途径行使外交保护权，寻求适当救济。所以，作为解决投资争议手段的外交保护权，只能在一定条件下(即受害人持续具有保护国的实际国籍、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遭到所在国的非法侵害、受害人用尽当地救济)才能行使，而且投资母国行使外交保护权时有将私人投资者同东道国之问投资争议上升为投资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国际争端的危险，因此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投资母国方能使用外交保护权。
上述对海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提供资金援助和服务、对海外投资监管、适当运用外交保护权这四种措施，从不同角度化解了海外投资的风险，增强了海外投资者的竞争力，从而达到了对海外直接投资保护的目的。但海外经营说到底是企业的自主行为，有许多影响企业经营成败的因素，投资企业不可盲目依赖于政府可提供的保护性措施，而应恰当运用政府可能提供的这些措施。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海外投资无论在金额上还是地域分布上均呈现方兴未艾的趋势。各国都积极通过各方面的措施化解了海外投资的风险,增强了海外投资者的竞争力,从而以达到对海外投资的保护。我国作为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中的国家，更应正确了解本国关于海外投资的现状和目前在海外投机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实际出现的问题，通过完善相关的制度试图做到对于海外投资更全面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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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篇8
一、FDI技术溢出效应理论
技术溢出,是指由于广义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等要素通过各种渠道导致技术的非自愿扩散,促进了当地生产率增长,进而对东道国长期增长做出贡献,而跨国公司子公司又无法获得全部收益的情形。FDI流入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大一部分源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包括以人力资本为载体的软技术扩散和以研发投入为载体的硬技术扩散。
许多学者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相关结论。1966年,弗农在俄林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Product Life Cycle,Raymond Vernon)。所谓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产品在市场的销售过程的新陈代谢,而不是指产品的自然属性失效问题。该理论认为,一种产品具有诞生、发展、衰退的生命周期。它从动态的角度,探讨了一种产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由于技术的传递和扩散,比较优势从一种类型的国家转向另一种类型的国家。也就是说在:FDI的过程中,通常技术较发达的一方把产品技术传递给不发达的一方,而不发达的一方即可借此机会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相关技能。另外,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The Theory of Localized Technological Change,Lall Sanjaya,1983)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旨在探究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技术地方化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对成熟技术或生产工艺的应用和改进,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形成和发展自己的特定优势,进而实施对外投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对成熟技术的改进而形成其特有的竞争优势。
对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吸收问题,也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1994年,Blomstrom和Wolff通过对101个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FDI的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在最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却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种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因此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多发生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之中。赵伟、汪全力在2006年通过对Coe-Helpman模型的修正和扩展表明,通过进口贸易传导机制,国内研发、贸易伙伴国溢出的研发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并通过对模型的计量发现,在不考虑人力资本的情况下,FDI技术溢出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只有很小的作用,而在考虑人力资本作为技术吸收能力的情况下,FDI技术溢出与人力资本的结合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常显着的促进作用。
二、FDI在华技术外溢效应分析
在我国,FDI在通过影响中国人力资本来实现软技术的溢出效应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但在通过影响本国研发资本投入来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FDI在我国所引发的技术溢出效应突出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1.FDI多采用成熟的标准化技术,东道国可通过模仿和应用成熟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成果直接获得技术外溢效应。如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还可获得更大的技术外溢效应
从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我们可以看出,在FDI流入我国时,进入产品的生产技术等均已成熟。当产品通过FDI形式进入的时候,便会发生非自愿的技术传递和扩散,我国便可从中享用此种产品FDI所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这就使通过模仿和应用成熟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成果而直接获得技术溢出效应成为可能;另外,从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国内企业在直接模仿的基础上,能够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消化、吸收并且加以改造创新,就可以形成自身的新的竞争优势,从而更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在此情况下,FDI在华的技术溢出效应将会发挥新一轮的作用。例如:战后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建立在欧美先进技术基础上的。但日本企业并不是将这些技术一般性地应用到生产中去,而是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在技术成果转化为商品的过程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立自己的独特优势。这种做法非常值得我国企业借鉴。
2.FDI在华的技术溢出效应体现在外商进入所带来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理念,以及一些研发中心的建设
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大都具有一定规模和经验,因而在管理和企业文化上几乎都有一套独特且有效的方法。在FDI的进入过程中,中国企业不只开了眼界,更在与外商合作竞争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理念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这种方式的溢出效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纯技术的溢出效应,中国企业由此可以积累丰富的经验,这对国内产业的未来成长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多的在华投资商已经或即将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更多的国人可以参予研发过程,这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显着的促进作用。如:目前美国通用公司在华的投资额度已达15.2亿美元,堪称时下中国最大的中美合资项目。该公司在1997年启动了合资技术公司--泛亚中心,由上汽集团和美国通用各出资50%兴建。在这10年里,我国汽车工业不仅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而且得到了更多的技术和经验,其中包括市场分析、决策投资、法规标准、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隐形收益”。这种“隐形收益”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显得非常重要。目前,泛亚已经成长为中国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助推器。
3.在华的FDI创造了就业机会并培养了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
截止2005年,外资企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已达2000多万,缓解了我国就业的压力,起到了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近年来,在华的FDI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型岗位。在此过程中,我国也迅速成长了一批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才;另外,国际范围的人才交叉流动还会使知识、理念、管理方法和技术外溢到中国的其他企业和科研机构,成为技术扩散的一个重要源泉。在华直接投资创造的就业机会,使我国劳动力大军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外商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培养机制又为我国培养了许多高素质的人才,这一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4.在华:FDI通过增大外部竞争压力刺激国内企业参与竞争,达到技术溢出效应
外资企业在中国出现后,由于其规模效益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给中国企业带来了种种压力,迫使我国企业深化改革、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加大自主技术创新力度,充分发挥现有生产要素的作用,力求实现自身的最大效用;另外,在此形势下,许多中小企业还自发地形成联盟和产业集群,通过相互合作、共同参与竞争来提高市场竞争力。我国的电器行业就是在此种方式下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目前,已成为全球范围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为我国的出口创汇做出了重大贡献。
5.社会责任驱使外商传递技术到其供应链上的相关企业
着名可持续发展研究者约翰·埃尔金顿(Joho Elkington)在他的《茧经济:通向“企业公民”模式的企业转型》一书中提出:你所在的公司是毛虫、蝗虫、蝴蝶还是蜜蜂?由此推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跨国蜜蜂。这是指跨国公司在国际间扮演了蜜蜂的角色,传播社会责任,促进和谐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2006年10月启动的巴斯夫“1+3”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延伸并创新了其全球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具体内容是由一家企业带动其供应链上的3家企业,共同提高社会责任。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所谓的“1”就会不断地将行业中最重要的经验和技术传递给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也就是“3”。这种不断地帮助使得在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都得到了实惠,获得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不可否认,FDI在华的技术溢出效应除了上述正面的效应之外,也必然产生不少负面效应,如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道国的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等。但是,如果我们能正确地对这些负面效应进行抑制,对正面效应加以合理利用,那么FDI的流入便会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三、我国合理利用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从总体来看,技术溢出这种方式不受跨国公司意志的控制,影响范围广泛,是FDI流入后影响东道国技术进步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因此,合理利用FDI在华的技术外溢效应具有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在充分发挥FDI技术外溢效应方面仍有诸多不足。首先,要想充分发挥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改善。我国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还不够,城市建设不完备,交通问题得不到解决,这对充分吸收FDI的技术溢出效应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其次,我国的教育水平还需要提高。这里所说的提高教育水平,并不是指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而是指各层次教育水平的广泛提高。尤其应注重专科技术教育,如中专生和大专生的专业培养,这可使全国范围内的技术劳动力素质整体提升。同时,要加强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管理,克服现阶段大学生和研究生严进宽出的现实问题。只有提高了人力资源的整体水平,才能更有效地吸收F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