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论文范文

国际政治论文范文第1篇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下篇、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Hurrell）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

，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newsenseofplanetary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关注”不同，这里讲的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cosmopolitanmoral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稹?/P>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of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

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18］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civil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

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among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98年元月初稿

注解：

1．参见阿．佩切伊：“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王兴成、秦麟征编《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24页。

2．HaroldandMargaretSprout,TheEcologicalPerspectiveonHumanAffairswithSpecial

ReferencetoInternational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5.

3．这方面最有代表的新作之一是：AndrewHurrellandBenedictKingsbury,eds.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

ENVIRONMENT,Ac

tors,Interests,andInstitutions,ClarendonPress,Oxford,1992.

4．例如李少军认为，应当将“生态”与“环境”二者区分开来使用，见他的《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53页，金城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5．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章《地缘政治的观念与现实》（第177页至225页），对西方地理政治学有一个总体的分类介绍与评论，或许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6．RaymondAron,PeaceandWar,GardenCity,NewYork:Doubleday,1966,P191.

7．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8．转引自《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4页。

9．HenryShue,"TheUnavoidabilityofJustice",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

ENVIRONMENT,ibd,PP373-397.

10．转引自《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69页至171页。

11．赵英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中，详尽描绘了生态战的某些新方式，可供读者参阅。

12．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P45-46.

13．见《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八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关于国际核控制机制的介绍与分析，第373页至375页。

14．特·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10页。

15．THEINTERNATIONALPOLITICSOFTHEENVIRONMENT,ibd,P136.

16．Andrew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nKen

BoothandSteveSmith,eds.,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TODAY,The

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95,P148.

17．A.Hurrell,"InternationalPoliticalTheoryandtheGlobalEnvironment",ibd,

PP150-152.

18．《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观念及其制约”，第60页。

19．参见王逸舟：“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东方》，1995年第5期。

20．21．OranYoung,"InterdependenceinWorldPolitics",InternationalJournal24,Autumn1969,

P728.

22．HenryShue,"Ethics,theenvironmentandthechanginginternationalorder",International

国际政治论文范文第2篇

浅论中国穆斯林人口 全文如下:

历史上,正如全国人口无从稽考一样,中国穆斯林人口(除引文外,以下均简称“穆斯林人口”)也未知其详。因此,人们对其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估计。但是这些估计大多离谱太远,从而为正确了解穆斯林人口造成很大混乱。

五花八门的估计数字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伊斯兰教最早传入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有多少穆斯林必然是各国穆斯林关注的焦点之一。历史上,在没有确切统计数字的情况下,人们对穆斯林人口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估计都无可厚非。然而,这些估计数字悬殊之大,简直不可想像。现将散见在各种书刊中的估计数字列后:

第1表

估计年代 估计数字 出处

19世纪 2000万 俄国学者斯卡切科夫

1906年 3400万 Abdu Rahman

1912年 9000万 李谦

20世纪30年代 864.5万 日本陆军省大村一之

20世纪30年代 1062万 南满铁道公司大宰松三郎

1931年 5000万 埃及《金字塔报》

1932年 6000万 黎巴嫩《伊斯兰世界之现状》

1935年 4800万   商务印书馆

1935年 1500万 《华北日报》

1948年 4800万 美国电报局世界年鉴

1956年 5000万 纳赛尔《革命哲学》

1964年 5000万 台湾《年鉴》

上表的资料来源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东方的,也有西方的。但是,这仅仅是穆斯林人口估计数字的一小部分。尽管如此,这些估计数字已经让人眼花缭乱,真伪莫辨了。上表告诉我们:最低的估计数为日本陆军省大村一之的864.5万人,而19世纪俄国学者斯卡切科夫的估计(2000万)则开创了偏高估计穆斯林人口的先例。中国回族穆斯林李谦的“9000万”之说更是高居榜首。但是,影响最大的莫过商务印书馆的“4800万”之说。例如,不少西方学者以这个说法作为可靠“数据”,认为穆斯林的人口占当时全国4亿总人口的12%,并以这个比例和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推算出解放后穆斯林的人口。(见下表)

第2表 1935年—1979年中国穆斯林人口估计数

年代 全国人 穆斯林人 所占 出处

口估计 口估计 比例

1935-1936年 4810.4万 12 China Year Book;P.202

中国年鉴·商务印书馆

1949年 5.4亿 6480万* 12 Newsweek Nov.26.1979

1970年 7.59亿 9100万* 12 Times Atlas of The World,1972

1974年 8.9858亿 1.07892亿 12 World Fact Book.1974

1975年 8.22亿 9800万* 12 Atlas.Nat.Geog

1979年 9.8亿 1.15亿* 12 Times International.April 16,1979

注:1935年商务出版的《中国年鉴》估计中国有48104000穆斯林,此数占当时全国总人口4亿人的12%。其他书刊按此比例、在全国人口的基础上,估计出当年的穆斯林人口。

由此可见,国外媒体在夸张穆斯林人口问题上走得更远,从而为正确了解这一问题设置了更大障碍。

“5000万”之说的来龙去脉

由于上述书刊所依据的基数根本不足取信,所以它们推断出的数字距离穆斯林的实际人口就太远了。人们不禁要问:商务印书馆的数字是怎样来的呢?笔者认为这个数字想必是根据穆斯林的“5000万”之说演绎而来的。至于“5000万”之说最早是出自谁人之口,这是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笔者1957年夏在北京和平宾馆列席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的反斗争的批判会时,曾听到有人严厉批判马松亭阿洪说,在20世纪30年代,他利用到埃及送留学生的机会,鼓吹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并以中国穆斯林领袖自居,从而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受这种说法的影响,许多人误认为马松亭阿洪是“5000万”之风的“风源”。

有关伊斯兰文史知识证明:1932年马松亭阿洪在埃及的确说过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的话(本文将在下面涉及到他的那次讲话),但那是在1931年埃及《金字塔报》根据当年中国留埃学生团长的同一数字并予发表之后的事了。事实上,早在1906年,王浩然阿洪在回答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哈米德问话时,已经宣称中国有“四五千万”穆斯林了。至于是否还有更早的记录,笔者尚未发现。不过,这个记录说明马松亭阿洪充其量犯的是人云亦云的“错误”。那么,“5000万”之说的缘由又是什么呢?这里有两种说法:

其一是

守愚先生在1926年1月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创刊号中说:“中国全境,今无处不有回教徒。尤以陕甘新疆为众。其数几何,因无详细统计,无从确知。或估计八千万,或谓二千万,不知孰是。姑平均计之,得五千万。” 其二是马松亭阿洪于1932年在埃及正道会的讲话。他说:“全国回民(指全国穆斯林)总数,我们自家不曾有过精细的调查。据东西友邦人们的记录,有很悬殊的数量,最少的说有八百万,最多的说是八千万。这些都不可靠,比较得到大多数人们同意的记录是五千万。”[4]看来他们是在多少莫辨的情况下,勉为其难地走了“中间路线”。用这种途径推断出来的数字,当然是不足取信的。

但是,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个本不足取信的数字,却得到教内外、国内外的广泛承认。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其主要原因是在搞不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当年的穆斯林上层大都沿用此说。除了上边提到的王浩然、马松亭两位宗教大师外,诸如王静斋、唐柯三、王曾善、马坚、庞士谦、白寿彝、纳忠、薛文波、马天英……等穆斯林学者,在他们的文章,讲话中也毫不例外。这些穆斯林精英德高望重,他们的一言一行不仅能够取信于中国的广大穆斯林群众,而且在整个中国社会,乃至在国外都会产生影响。其中以出版严谨而闻名于世的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在这个数据的基础上演绎出“4800万”;1931年颇有影响的埃及《金字塔报》沿用“5000万”之说就是例子。总之,受教内外、国内外舆论的误导,长期以来,这个本不足取信的数字却成了“定论”。当然,造成这个流行错误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年的中国政府对穆斯林人数未曾、也不可能进行全国范围的统计。另外一个原因是历史上曾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加上穆斯林分布地区很广,在全国所有省份均有穆斯林居住,“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可靠的说法是三分之二县都有”[5],这就容易给人一个穆斯林人口众多的错觉。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人口即使被夸张到“5000万”也容易被人们接受。

穆斯林人口被夸张的缘由

为了解释穆斯林人口被夸张的缘由,1980年,以科威特《阿拉伯人》杂志编辑主任身份前来我国访问的埃及学者法赫米·胡威迪说:“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少数民族,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一般都作为‘隐私’而被隐瞒。因此,有的国家根本不进行人口统计,有的国家虽进行统计,但却隐瞒全部或部分统计结果。还有的国家缩小少数民族的人口数目。凡此等等都会导致少数民族夸张自己的人口数目。”法赫米先生谈的少数民族人口被隐瞒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不能说没有,但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存在(不存在的原因,本文下面会提到)。不过法赫米·胡威迪先生所说“少数民族夸张自己的人口数目”这一点是普遍现象。因为中国穆斯林作为一个少数群体,希望自己人多势众是人之常情。

  无可讳言,在没有精确统计数字的情况下,穆斯林人口的被夸张反映出:为了争取民族地位,当年的穆斯林希望自己人丁兴旺,这种思想倾向可以从纳忠教授与法赫米先生的谈话中得以证实。他说:“以前,中国穆斯林人口多有夸张。这是事出有因的。30年代,我在埃及留学时也曾夸张过(穆斯林)人口。当时我们受的压迫。在国外,为了把我们的呼声传给伊斯兰世界,并得到伊斯兰世界的救助,我们就宣称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有时还说有6000万穆斯林;在国内,我们希望得到与这个数目相称的职位和席位。”纳忠教授接着说:“以我的家乡云南为例,过去认为有200万穆斯林。其实当时远没有这样多。现在也还不到50万”[6]。至于！李谦先生的“9000万”之说则距离事实更远。但它同样反映出当时的穆斯林希望自己“人丁兴旺”的倾向。

尽管李谦先生的“9000万”说更能迎合当时穆斯林的心理,但却从来无人青睐。之所以是这种情况,当然是“9000万”这说太邪乎,以致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外,如果我们简单了解一下李谦其人其事,就可知道其言不足取信了。据穆斯林学者庞士谦先生介绍,李谦(回族穆斯林)本来是民国总统袁世凯卫队里的无名小卒,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当上了新疆回部驻京代表。“但他自从获得这个名义之后,就大事活动,以五族共和为号召,向各方请愿,要求议员应按全国九千万回教人之数目,平均分给我们,蒙藏部应改为‘蒙藏回部’,李对教内外皆如此呼号,但是无人响应。当时在北京的官员,如马龙彪、马邻翼、马福祥等,皆认为这位不学无术的人胡乱讲话,躲避之尚且不暇,如何能来帮他说话。一般回民就更谈不到了”。[7]

穆斯林的人口虽被夸张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但这种倾向并未在国人中引起争议。究其原因,一是这是个既无法肯定又无法否定的棘手问题,同时也反映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尽管当年中国究竟有多少穆斯林,一直是个未知数,但穆斯林中对已形成气候的“5000万”之说提出置疑者已不乏其人。就连当年的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也从来没有相信过中国有5000万穆斯林。在1939年,他曾说:“过去有些人说过,回教的教胞人数五千万,其实此数确实与否,谁也不敢肯定。不仅我们回教教胞确实人数没有确切的统计,就以全国的人口而论,虽然大家都说是四万万五千万,可是也没有经过缜密的统计。”[8]

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估计数字

在中国这个民族大家庭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究竟有多少?解放初期,尽管国家对穆斯林人口也还没有进行过统计,但有关方面根据相关资料,曾提出了一个估计数字。如当时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包尔汉,于1952年10月18日,在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各国伊斯兰教代表招待会的讲话中说:“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有1000万左右,包括十个民族,即: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东乡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十个少数民族”。这是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权威人士首次在公众场合公布的穆斯林人数。现在看来这个估计数字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尽管这样,据参加招待会的伊拉克代表卡季姆·赛马威先生(着名诗人,1979-1980年与笔者同过事)说,这个数字曾在与会的穆斯林国家代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好在这些代表大都是支持新中国的和平友好人士,虽然他们中也有人对这个数字提出置疑,但经过说明,并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但当总理于1955年4月,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上宣布“中国的穆斯林有1000万人左右”时,这个数字在与会者中间引起的反响更是强烈。以致一些仇视新中国的西方记者借机发难,极尽攻击新中国之能事。他们甚至造谣说:“中国穆斯林过去有5000万,被共产党杀掉4000万,现在只剩下1000万了。”由于受敌对势力反宣传的影响,加上“1000万”这个数字与过去某些被大大夸张的估计数字不成比例,许多国际友人对官方公布的这个数字抱怀疑态度,是正常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虽逐步有所改变,但穆斯林人口对相当一部分国际朋友来说,仍是个疑团。直到1980年,笔者随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出访期间,仍有许多朋友与代表团探讨中国的穆斯林人口问题。在阿布扎比,当代表团团长沈遐熙介绍说“中国大约有1300万穆斯林(即原先说的1000万+到1954年全国户口普查为止自然增长的300万,请参见第3表)时,阿联酋《伊斯兰灯塔》杂志记者阿卜杜·范塔哈先生感到非常惊讶。事后他在该刊1981年第1期发表评论说:对这个数字‘我们要打个大问号。革命前(即新中国成立前

)中国穆斯林已经超过4000万。现在中国人口已高达10亿,为什么穆斯林的人口下降到这个地步?”而另一些国际朋友基本上同意官方公布的数字,但仍有疑问。 如1980法赫米·胡威迪先生访问中国时,曾与我国有关方面的负责人探讨过中国穆斯林人口问题。这位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影响的埃及学者,在其所着《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书中写道:“在北京的宗教事务局(即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本文作者注),我试图了解一下官方对(穆斯林人口的)估计数字。该局局长肖贤法(部长级)对我说:(中国)对各宗教信徒的人数,没有精确的统计。信仰藏在心里,是无法进行统计的。但在学术论文和宗教事务专家那里有个接近、肯定的估计数字。”他讲:“据我们估计,1980年中国穆斯林人口大约有1300万人。”尽管法赫米·胡威迪对解放初的“1000万左右”之说,没有像阿联酋记者阿卜杜·范塔哈先生那样提出置疑,但他对10多年后的“1300万左右”之说却有保留。理由是既然全国人口已从1954年的6亿多人,上升到1980年的9亿8千多万人,那么,按全国人口50%的增长比例增长,穆斯林人口应从1954年的1000万增长到1980年的1500万才对。

如果说穆斯林人口到1980年只有1300万左右的话,他们的增长比例仅为30%而已。这就有了漏洞。一方面是全国人口的增长是一个比例,穆斯林人口增长是另一个比例。这是不合逻辑的。另一方面是穆斯林人口的繁殖率在世界范围内都高于非穆斯林。何况是中国的资料显示计划生育在穆斯林社会相对宽松或就没有执行呢。法赫米·胡威迪先生说:“从逻辑上讲,穆斯林人口即使不比全国人口的增长比例高,至少也应该与别人有同样的增长比例。

那么,他们的人数无论如何也不应少于1500万。”国务院宗教局局长肖贤法说:“我对你的逻辑推理和结论没有异议,因为我们对宗教信徒的统计并不精确。只是个大概数字而已。”这时在座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原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张秉锋先生说:“总理在亚非会议上说‘中国穆斯林有1000万左右’,并没有说‘1000万整’,这就有可能是800万或900万。”张老含蓄地表明解放初期的统计数字可能有一、二百万人的误差。笔者认为张老的解释可以成立。因为1980年的穆斯林人口数据,比1954年全国登记的数据应当更接近事实。

第3表 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简表(*)

民族 人口 主要分布地区 语言文字

回族 640万余人 宁夏、甘肃、青海、河南 汉语、文、河北、山东、云南、新疆、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以及东北、西南、华南等广大地区。

维吾尔族 540万余人 新疆 维吾尔语、文

哈萨克族 80万余人 新疆、甘肃、青海 哈萨克语、文

东乡族 19万余人 甘肃 东乡语、汉文

柯尔克孜族 9万余人 新疆 柯尔克孜语、维文

塔吉克族 2万余人 新疆 塔吉克语、维文

乌孜别克族 7万余人 新疆 乌孜别克语、维文

撒拉族 5万余人 青海、甘肃 撒拉语、汉文

塔塔尔族 2千余人 新疆 塔塔语、维文

保安族 6千余人 甘肃 保安、汉文

(*)中央民委稿,载《工人日报》1980年1月11、18日(总数约1300万人)

按理说,中国穆斯林人口早就应该是无须进行讨论的问题了。然而,几十年来,对我国穆斯林人口提出置疑的外国朋友一直很多。有的甚至认为中国的穆斯林人口有两个数字:一个是用于对外宣传的虚假数字;另一个才是内部掌握的真实数字。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的巴勒斯坦同事海黎先生对我说:“我们既然是朋友,你应该告诉我中国穆斯林的真实数字。”我讲:“官方公布的数字是可靠的。”对方却说:“为了政治需要,任何一个政府都有夸大或缩小统计数字的可能。据我所知,中国的统计数字有时也不真实。”我说:“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比方说,1958年,中国的确出现过全国范围的浮夸风。但假的就是假的,所以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虚构的骇人听闻的产量很快就被否定了。而解放初期公布的穆斯林人口,如果其中有人作弊的话,几十年过去了都未被戮穿,这是不可能的。”前不久,笔者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顾问马贤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讲:“这也是我经常遇到问题。直到1998年我访问友好邻邦巴基斯坦时,还有人就这个问题跟我争论不休。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只能是把自己的观点讲清楚。有时对方听;有时对方会与你争论得面红耳赤。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是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看来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并未得到完全解决。

应该相信官方公布的数字

进行人口统计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解放初期“1000万左右”的说法存在一、二百万的误差是完全可能的。尽管这样,其可信度还是比那些被夸张的估计数字大得多。因为“1000万左右”之说,我想不是凭空杜撰的数字,而是有不少资料为依据的。其中,1941年,民族问题研究会在延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说:“根据甘肃省内各县回、汉比例,根据《突崛》、《月华》、《回报》等(穆斯林刊物)关于全国各地的调查,各省政府民国24年以来人口的统计,各地回民个人的调查报告等等,回回民族人口(不包括其他九个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人口)统计和分布状况。大致有如下表:

第4表 全国回回民族人口统计表(*)

甘宁青三省 1200000 湖南 200000

陕西 200000 江苏 200000

新疆 100000 安徽 30000

云南 500000 广东 25000

四川与西康 150000 广西 20000

冀察热三省 400000  贵州 20000

山西与绥远 15000 湖北 10000

河南 200000 浙江 7000

山东 150000 江西 2000

辽吉黑 160000 福建 1000

总计 3725000

(*)回回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研究会

该书又说:“回回民族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具有约四百万人的民族。”尽管这里说的仅仅是回回一个民族,但回民人口通常要占全国穆斯林人口近半。按此比例,如果在1941年说中国有八、九百万穆斯林是言之成理的。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国通常是把回、维、哈、柯、塔(吉克)、塔(塔尔)、乌、东、撒、保等,说成是中国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严格说来,这当然不够准确。但这也是一种勉为其难的办法。因为正确的数据来源于精确的统计,而对穆斯林人数的精确统计,又必须依靠每个人真实的(口头或书面)表白。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穆斯林将自己的作为“隐

秘”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我们稍加回顾一下中国穆斯林的历史,这个问题就清楚了。 中国穆斯林经过唐、宋、元、明四个朝代,他们一直在华夏大地劳动、生息。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历史上各族穆斯林对祖国的贡献斑斑可考。但到了清代,他们开始进入逆境。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对倍受压迫的穆斯林寄予极大同情。但是,政府从不实行孙先生的民族政策,他们“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9]。好在富有光荣斗争传统的中国穆斯林,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要摆脱政治上受压迫的地位,就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投入人民民主革命的洪流中去。就这样,穆斯林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穆斯林与其他民族的穆斯林一样,开始享有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的民利。

经过,尽管后来落实了自由政策,但许多穆斯林仍以自己的民族成分作为的保护伞,只承认是某某民族,而不承认是穆斯林。在这种情况下,精确地统计穆斯林人口当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以民族的人数代表穆斯林的人数的原因所在。不过有谁能说这些民族中没有丧失者呢!然而,又有谁能说汉、蒙、藏、傣、苗等其他民族中就没有穆斯林呢?!笔者认为,去掉上述10个民族中失去宗教意识者,加上其他民族中的穆斯林,这样加减相抵,把这10个民族的人口数说成是中国穆斯林的人口数,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当然,这绝对不是10个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当今人口的数字。但在2000年进行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前,只能以此表为准。

第5表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概况表(1992)(*)

民族 人口 主要分布地区 语言文字

回族 8602978 宁夏、甘肃、青海 汉语、文

河南、河北、山东、云南、新疆、北京、天津、上海、内蒙古、以及东北、西南、华南等广大

地区

  维吾尔族 7214431 新疆 维吾尔语、

文

哈萨克族 1111718 新疆、甘肃、青 哈萨克语、

海 文

东乡族 373872 甘肃 东乡语、汉文

柯尔克孜族 141549 新疆 柯尔克孜语、维文

撒拉族 87697 青海、甘肃 撒拉语、汉文

塔吉克族 33538 新疆 塔吉克语、

维文

乌孜别克族 14502 新疆 乌孜别克语、维文

保安族 12212 甘肃 保安语、汉文

塔塔尔族 4873 新疆 塔塔尔语、维文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总数近1800万人)

为什么对穆斯林人口至今仍有争议?

由于“5000万”之说在国内外流传已久,加上人们受“先入为主”思想的影响,这个被夸张的数字的消文秘站:失必然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建国初期,“5000万”之说在中国仍十分流行。如穆斯林学者马坚在其翻译的《古兰经》上册(1949年版,1952年再版)译者序中说,中国“信奉《古兰经》的人民,已经有五千万左右”。在其他伊斯兰出版物中,也存在同样现象。但在1954年全国人口普查后,绝大多数中国穆斯林群众对普查结果并不怀疑。因此,解放后穆斯林人口问题在国内已基本不复存在。然而,这个问题在国外仍未解决。根据本人的思考,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这些外国朋友受过去那些被夸张的估计数字影响太深之故;

二、是境外,故意在这个问题上的推波助澜(本文第2表中出现的虚构的数字就是例子);

三、中国现有的穆斯林人口统计数字,仍未被台湾方面接受。这无形中在国际上也是一种误导。

国际政治论文范文第3篇

法律援助机构确立的援助对象是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包括:儿童、妇女、失去土地的人、伤残者、靠养老金生活者和犯罪案件的当事人。月收入低于5000兰特,即能够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援助。

2案件处理情况

1990年前,LAB承接的主要是刑事案件,一般是通过合同请私人开业律师办理。1990年后,刑事案件仍然是法律援助机构关注的主要目标,但由于法律援助机构拥有自己的雇佣律师队伍,其办理案件的途径已有所改变(LAB在全国各地有自己的办公室)。目前,LAB的法律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中心办公室(雇佣律师和公共辩护人)、私人开业律师(LAB付费聘请)、LAB的合作伙伴(LAB提供资金的其他非政府组织)。

3资金与预算

LAB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另有一小部分资金来源于私人捐赠的实验性项目,国家资金并不影响该中心的独立性。它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领导,其负责人由司法与宪法法制部部长直接任命②。过去三年,LAB的资金预算情况可以比较如下:

4影响政策

传统上,南非法律援助机构主要为刑事案件提供辩护,但是最近建立了一些民事部门和一个宪法性的影响性诉讼部门。正是通过后者,南非法律援助机构内设影响性诉讼部门,为包括妇女、儿童和贫困人口在内的弱势群体开展分类行动和先例诉讼。2004年1月,南非法律援助机构采用了一项影响政策,法律援助机构不时地抓住机遇,通过承担或者资助诉讼和其他法律工作,积极地影响一大批贫困人口的生活,而不是仅仅为个人提供法律服务。南非法律援助机构在以下三个领域赋予影响政策以实际内容:(1)确立一项判例、法律制度或者解释涉及贫困人口方面的法律;(2)通过开展集体诉讼或者处理少部分事务从而能够解决大量的群体性纠纷,具备了处理群体性纠纷或者潜在纠纷的能力;(3)通过战略性干预或者非诉法律服务,具备了促进一个群体或者该群体中重要人群生活的潜力。影响性法律服务可由以下机制提供:(1)南非法律援助机构所属的司法中心和战略性诉讼部门雇佣的领取薪酬的律师;(2)私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3)南非法律援助机构的合作伙伴;(4)法律诊所;(5)以上机构和人员的组合。南非建立影响性诉讼部门,是为了保护人口中的边缘化部分,而致力于将宪法规定的内容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为南非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承担并资助诉讼或者其他法律工作的机会,并对一个群体或者该群体的重要部分产生深远的影响。影响性诉讼部门通过诉讼,可以确立法律判例或者为法律的未知领域确立一个标准。此外,通过办理集体诉讼和战略性诉讼,影响性诉讼部门能够在单一事务中,确立解决群体性纠纷的有效方式。

5法律援助战略规划

2008年9月,LAB批准了南非法律援助战略规划(2009~2012),为了执行这项战略规划,实现法律援助的展望与使命,法律援助机构制定并严格执行年度工作计划。法律援助机构还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每年都对该战略规划进行评估。南非法律援助的展望是建立一个公正的南非,使宪法中所珍爱的权利得到尊重、保护与防卫,确保正义被及所有的人。南非法律援助的使命是使法律援助机构成为最重要的法律服务提供者,通过高质量的专业化法律服务,以独立、高效并充满关爱的方式,确保穷人和弱势群体获得社会正义。为了实现自己的使命,南非法律援助机构确立了以下目标和战略:(1)发展目标:法律援助机构成为积极高效的促进正义的部门;关注并帮助穷人和弱势群体获得社会正义,对所有南非人而言确保宪法权利得以实现;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有效的独立组织,以确保能够完成自身使命;培育尊重并服从宪法价值观的公民和社会群体。(2)2009~2012发展战略:①客户和社区、相关部门:为客户提供专业有效的法律服务;为社区培训有关宪法和法律援助服务的知识;致力于帮助建立一套积极有效的司法系统;定期向议会和行政机关作出解释,便于他们能够了解法律援助机构的规划和项目。②经费与可持续发展:维持可持续的、经费稳定的法律援助机构;确保管理良好;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广为认可的法律援助品牌。③事业发展进程:评估事业发展进程(服务提供和支持),确保服务是有效率的、有用的、经济的、以客户为中心的、专业的、独立的;建立精确的、可行的和及时的管理信息系统,以告知事业发展进程和决定;确保财政管理合理,事业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6其他法律援助组织

在南非,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非营利组织提供法律援助。这些组织包括:法律资源中心(LegalResourcesCentre)。法律资源中心主要从事、劳动配给、宪法诉讼、环境问题、住房与行政赔偿方面的法律帮助。他们每年服务约1.8万位客户。法律咨询室(LAO)。在全国欠发达地区,大约有136家咨询中心的法律工作者在民事方面提供咨询和其他法律服务。每一个咨询中心每月处理约200个左右的案件。

国际政治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国际政治 CSSCI 分析评价 文献计量学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113-07

引言

本文拟从二级学科的角度出发，分析讨论研究机构和地区在国际政治学方面的学术影响，以 保证能够更加准确反映各研究机构和地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学术地位。由于CSSCI的每篇文章的学科分类是以一级学科进行的，所以在进行分析前，我们利用每篇 文章的图书分类号与国际政治的学科进行对应，抽取国际政治研究论文8000多篇［ 7］ ，根据CSSCI的统计数据，每年国际政治的发文量占整个政治学领域的30%左右［3.5 ］，说明我国政 治学方面的学者越来越关注国际政治，国际政治的研究在整个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地位越来越 重要。本文将借助CSSCI提供的各类数据对国际政治研究2001―2005年的发展进行分析评价 ，从而较为准确地了解我国国际政治研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并把握国际政治研究的 热点和发展趋势。

国际政治研究机构学术影响力分析

2001―2005年间，每年发表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的研究机构大约360个左右，我们首先考察不 同 类型的研究机构在国际政治领域的学术影响。CSSCI对各个研究机构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形 成了研究机构 字典，主要有8个大类：高等院校、社科院系统、党政部门、党校系统、系统、台港 澳作者、国外作者以及其他系统［1］(详细数据参见表1)。

表1给出了上述8类研究机构每年发表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其中，普通高等院校（ 不 包括军队院校、党校）5年共发文4280篇，占据所有发文的46.9%左右；社会科学院系 统为2015篇，约占22.1%；党政部门为584篇，党校系统为440篇，分别约占6%和5% 左右；其他类型研究 机构发文相对较少，这里要注意的是有些作者没有发文研究机构的没有统计进来。相对于整 个政 治学领域的普通高等院校、党政部门和党校系统、社科院系统的发文量分别占据43%、11%、 10%［1］，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社科院系统的发文比例明显增高，是该领域党政部 门和党校系统发文比例的两倍，这个数据预示了国际政治研究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

从年增长率看，社科院系统、党政部门、党校系统、系统、台港澳作者、其他类型研 究 机构的发文数量呈现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5年间没有明显的增长，基本保持在相对固定的 规模上。普通高等院校的发文量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5年间发文量增加了69.4%，并且增 加的速度稳步提高。5年间CSSCI政治学来源期刊的数量仅增加了4种，在总量变化很小的情 况下，普通高等院校发文量的稳步增加表明普通高等院校在国际政治领域研究中的影响正在 逐步上升，并反映了我国国际政治学科的发展、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及研究成果的 增多，是以高等院校为主体的。此外，国外作者的发文量虽然总量不多，但是增长迅速，五 年间增加了250%，到2005年已经达到了98篇，超过了党校系统排名第4位。虽然这些论文的 相当一部分来自国外的华裔学者，但是仍然说明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希望并且愿意在中国的 政治学期刊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文章，寻求与中国政治学界的对话，也表明中国学者愿意进 行国际对话和交流，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日益增强。

1.国际政治研究机构发文统计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国际政治领域论文的研究机构主要来自我国普通高校、党校系统、社科院系 统和一些专门研究所，特别是综合性大学以及拥有政治学或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博士学位授 予权点的研究机构是我国国际政治论文的主要生产者。表2给出了2001―2005年间CSSCI发表 国际政治论文不少于60篇的30个研究机构。

从表2可以看出在发文量最多的30个研究机构中，普通高等院校有17个(占56.7%)，社科院 系统7 个，党政研究机构4个，党校系统1个，军队院校1个。这说明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具影响 力的研究机构还是普通高等院校，但是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社科院系统、党政研究机构、 党校 系统、系统等非普通高等院校也占有相当的地位。这表明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学者群分 布较为广泛，除普通高等院校以外，还有大量的国际政治学学者分布在党政研究机构、社科 院系统、党校系统等研究机构中，这与国际政治学的教学分布和人才培养是密切相联的。

从表2的发文量来看，国际政治研究排在第1位的是北京大学，而在整个政治学研究领域中 排在第1位的中共中央党校只排在第6位，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三所普通高 等院校都超过了中共中央党校。排在前10名的研究机构中，有6个是普通高等院校，分别是 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它们都是拥有政治 学一级学科或者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二级学科博士点的高等院校。在院校中，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是国内最早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院校，研究力量较强，发文也较多 。值得关注的是，暨南大学后来者居上，在地区研究领域表现出自己的特色。

2.国际政治研究机构被引统计分析

国际政治研究机构被引是指国际政治论文所引用的论文作者的所在研究机构的被引。一般说 来，研究机构被引统计比研究机构发文更能反映一个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表3给出了2001 ―2005年国际政治研究论文被引用超过30次的研究机构。

从表3可以看出，国际政治论文被引用超过30次的研究机构一共29个，其中，普通高等院校1 9个、 社科院系统5个、党政研究机构3个、其他2个。与研究机构发文表对照，普通高等院校增加 了两 个，并且被引前10位中有7个是高等院校，说明高等院校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 较高。此外，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所、国际关系学院等党政军研究机构也进入表3，这表明，除社科院系统（包括中 央和地方社科院）和普通高校外，其他各个领域的研究机构也成为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重镇 ，并在学术界享有较好的影响。

国际政治论文中被引次数最多的前10个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均拥有本学科领域的一级学科 或二级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点。对比研究机构发文和研究机构被引表可以看出，北京大学 、中国人 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6所大学和研究机 构无 论是发文还是被引次数，都名列前10位，说明这6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有 较强 的实力地位和较大的学术影响力。外交学院、武汉大学、南开大学等虽然发文量在10名以后 ，但是被引次数却进入前10名，说明这些研究机构的论文影响较大、声誉较高。

3.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篇均被引分析

在表2和表3的统计分析中，那些规模较大的研究机构占有一定优势，而对一些人数少、规模 小的研究 机构，则较难有所反映。为了反映不同规模的研究机构的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影响，我们对 各研究 机构的论文篇均被引进行了统计，表4给出了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的篇均被引前46名的研究机构。

从表4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篇均被引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进入上表的中国社 科院下属研究机构达到7个，虽然这些研究机构的发文量并不多，但较高的篇均被引率反映 出中国社 会科学院各研究所论文的整体质量和影响力。第二， 8所高等院校排名前10位，相对于整个 政治学领域只有3所高校进入篇均被引的前10位（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1 ］，高 校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论文质量还是较高的，并且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第三，一些研究 机构 不但发文多，而且篇均被引也很高，如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南开大学、中共中 央党校等，这说明了这些研究机构不但注重论文的数量，并且整体论文质量也较高，表现了 这些研究机构及其学者的学术素养和影响力。

地区学术影响力分析

虽然我们可以从国际政治研究机构的发文和被引统计了解地区的学术影响,但这是不全面的, 因为研究机构发文和统计只反映了该地区部分研究机构的影响力。这里我们通过CSSCI统计 分析某一 地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发展程度、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考察该地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 域的影响力。

1.地区发文统计

地区发文统计是对不同地区所有研究机构的发文进行的统计，它提供了我国及世界各地区在 CSSC I的来源期刊上发表的国际政治研究论文的情况。表5给出了2001―2005年我国各地区发表的 国际政治学论文的统计数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CSSCI来源期刊中没有包含台港澳期刊， 所以尽管表中包含了对台港澳地区的发文统计，但是这些数据仅仅是台港澳学者在内地期刊 的发文统计［2.5］。

从表5的排名看，北京地区以发文3972篇排名第一，占全国国际政治学发文总数的51.5 %，北京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中心。这也与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科技中心的地位相吻合，也与北京拥有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最多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地位 是一致的。与整个政治学（北京占41%）领域相比，北京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核心地位更为 突出，可视为我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第一层次地区。发文量在200篇以上的其他5个地区， 分别是上海856篇，江苏460篇，广东445篇，湖北292篇，山东211篇，它们占发文总数的29 . 3%，可视为国际政治研究的第二层次地区。第三个层次是一些边远地区，如江西、贵州、内 蒙 古、新疆、海南、宁夏、等地区发文均不到30篇，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成就和影响相 对较弱。

2.地区被引统计

地区被引统计是分析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地区学术影响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指标，因为它比 地区发文更能说明地区学术研究的质量和研究水平。

对照表5和表6，可以看出，发文量排名前5的地区，被引篇次排名的位置没有变化，其中排 名第一位的北京的被引次数达到了1613次，占到了全部被引次数的42.5%，被引排名前 8名的 地区被引量均超过了100篇次，这8个地区的被引数占全部地区被引数的81.1%左右。可见这 些地区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学术影响。由于受到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 中西部地区的发文次数和被引次数都远远低于排名前六的地区，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地区 差异还是很明显的。

结 束 语

本文利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1―2005年的数据对国际政治研究领 域做了研究机构和地区的学术影响力分析，可以看出，国际政治学在整个政治学中占据了很 重要 的位置，其学术影响力和发展前景远远大于政治学下属的其他二级学科。其次，高等院校在 国内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一些党 政研究机构也在该领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作用不容忽视。第三，中国国际政治研究的地区 差异特别明显，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政治、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几乎代表了整个中国 的国际政治研究。此外，统计数据还表明，各研究机构和各地区的年度发文的稳步增长，表 明中 国国际政治研究正在迅速发展之中，而且正通过相互的交流与对话，日益地融入国际学术界 。

注释：

［1］苏新宁.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 6.4

［2］2000―2002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 .lyqk2000.htm

［3］2003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3.htm

［4］2004年CSSCI来源期刊.cssci.nju.省略/cssci.lyqk2004.htm

国际政治论文范文第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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