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论文范文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一、研究对象——事实的确定

进行学术研究，都有一定的研究对象。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根本特点是与现实的国际互动密切相关。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但演绎的每一步都须与现实相联系，而且其最终结果也必须与可以观察的现实有对应关系。即使是进行抽象的概念或理论探讨，也不可能脱离现实，因为这些概论与理论一定是对于现实的概括与解释。现在的一些国关论文人们读不懂，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理解不了其论证过程或结论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怎样的联系。这种“玄之又玄”的研究，不是值得倡导的模式。从规范的角度讲，进行国际关系论文的设计，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研究是与哪些具体事实相关。不能指明这样的联系，设计论文就如同是缘木求鱼。

作为对象的国际关系事实，概括地讲，包括国际行为体本身，行为体的观念、政策与行为，行为体的互动和互动所导致的结果。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可以是单一事实，也可以是多个（一组）事实；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以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可以是作为实在的事实，也可以是作为文本的事实；可以是具有物质属性的事实，也可以是具有观念属性的事实。研究者进行事实选择，无论出于怎样的偏好，根本宗旨都是要实现研究的创新。

选择事实实现研究的创新，可以体现在论文写作的四个环节中，即描述、解释、价值判断与提出对策。

（1）描述

描述就是把对事实的观察表述出来。描述要创新，就要通过观察有新的发现并把这种发现表述出来。在这里有两种情况。

第一，通过现象观察，发现并描述了新的事实。例如，新闻记者进行突发事件的报道，国际机构就重大事态（如核问题、人权问题等）进行核查并提出研究报告，专业研究者通过阅读文献、档案发现新事实并做出描述等，都属于这一类情况。

第二，在已知事实的基础上，发现并描述了事实的新的关系、属性、特点、变化趋势，特别是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等。例如，描述国际格局的新结构、大国关系的新特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动向、全球治理的新的作用机制等。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双边关系、区域形势、国别政策走向等问题的研究，通常都应包括对机制、结构、趋势的新描述。

在描述环节创新，关键是要有新的发现。如果仅仅是梳理已有描述，即使文字做得更好，也不能算创新。对于研究者来说，仅仅把新发现描述出来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出解释。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描述不可能是单纯的“是什么”的研究，研究者还必须作出有关“为什么”的解释。因此，描述的创新往往会带来解释的创新。

（2）解释

解释就是对于事实的机理进行系统说明。它不是针对事实“是什么”，而是针对事实的“为什么”。由于国际关系事实作为人的行为都具有社会属性，有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和由人的意图所决定的内在意义，因此在这里解释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对观察事实的解释，例如对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的解释。现实主义者观察国际冲突现象所提出的有关权力政治的解释，[1]自由制度主义者观察相互依赖现象所提出的有关国际合作的解释，[2]都属于这样的情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研究某一类机制（诸如冲突解决、一体化进程、经济制裁等），常常需要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在这样的研究中就包括对观察事实的解释。

第二，对社会意义的解释，例如对外交政策意图的解释。这种解释，主要针对的是国际关系事实与文本中所蕴含的主观因素，包括事实发生的社会意识背景，国际互动所形成的集体意向，以及国际关系文本中所内含的作者原意等。由于国际关系事实都具有社会意义，因此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始终需要这种解释。在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中，建构主义的研究就属于这个范畴。温特有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的论述就是有关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意义的系统解释。

研究者要在解释的环节进行创新，就要提出与此前解释不同的东西。通常，人们提出全新的解释是困难的，能够在已有解释基础上再向前走一小步，例如弥补已有解释的不足，或是纠正已有解释中的缺陷或错误，那就是难得的创新了。

在解释环节创新，如果能提出具有新意的系统说明，提出一组相互联系的命题，那就实现了理论的创新。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理论的创新通常具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例如，如果研究者能够对事实发生的原因、属性、运作机制和国际影响做出系统的新说明，那就具有了理论创新的意义。

（3）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就是对事实进行好坏的判断。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大到国际格局的结构，小到一个国家的身份认同乃至一项具体的对外政策，研究者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价值的评估与取舍。尤其是涉及国际伦理问题时，人们往往需要就正当性与合法性进行阐释。例如，冷战结束以来围绕人道主义干涉而不时发生的国际争论，就涉及了这个领域的问题。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是从学理的角度进行正当性的阐释，例如，说明什么样的事态符合国际正义，怎样的格局有利于世界和平，怎样解决人权问题，怎样看待民主的价值，怎样做一个负责任大国，国家应怎样遵守国际规范等。进行这样的阐释，关键是要有新意，即要讲出此前学界未讲过之理由，而这样的理由能够成为政策选择的依据。

（4）提出对策

提出对策就是建议政府应当怎样做。通常，价值判断与对策建议是相联系的。研究者认为有价值的政策，也就是希望政府能够采纳的政策。在这个研究环节进行创新，就要基于事实的判断与价值选择，提出具有新意的建议，或是针对已有对策提出新的分析与阐释。

在以上的四个环节中，研究者基于事实都可以创新。不过，从学理研究的角度讲，解释的创新应该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解释的创新，就没有理论的创新，也就没有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因此，在设计论文选取研究对象时，应首先思考能否提出新的解释。以此作为标准，在观察事实时，可以侧重思考对国际互动的原因、运作机制、影响因素等有没有疑惑，对所发现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有没有进一步解释的前景。

以创新为目标选取事实，适当性标准只有一个，即发现了尚未解决的疑惑。如果有关事实的方方面面都清清楚楚，那就不存在创新的可能和进行研究的必要。只有存在疑惑，人们才能够提出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二、提出问题

把事实的研究价值体现在论文设计中，其表现就是提出研究问题。所谓研究问题，是指学术界有待解决的疑惑或争论。对于研究者来说，研究问题不单是需要解答的疑问，它还具有规定研究出发点和所要达到目的的属性。没有研究问题，研究者都会茫茫然而不知向何处去。在这里，我们需要明确撰写学术论文与编著教科书在宗旨上的不同。编教科书是综述、梳理已有的知识，而撰写论文则是要通过解决问题创造新的知识。

从知识的构成来看，研究问题是处于已知领域与未知领域相交的部分。研究问题相对已知的知识而言，应该是未知的东西，但这种未知并不是完全的未知。对于完全不知道的东西，研究者是不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的。在这里，研究者提出问题所要探求的未知，必须是与已知有联系的东西。这种东西应该存在于已知与未知这两个范畴的交界之处。研究者能找到这种具体的交界之处，就有可能提出有意义的研究问题。

设计论文提出的问题，在形式上可大体概括为“是什么”、“为什么”和“做什么”三大类。

“是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描述”相对应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事实是否存在，有怎样的形态、属性、影响和变化趋势，都需要通过描述来解决。例如，《美国利益面临五大威胁》一文，所要解决的就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5]除了对现实问题的描述，“是什么”还涉及对理论概念的描述。例如《国际政治中的权力是什么？》所描述的就是一种概念化的事实，即一个行为体使他者做原本不会做之事的能力或关系机制。[6]通常，在有关概念的研究中，描述与解释总是结合在一起的。研究者在运用概念阐释有关现实的“为什么”的同时，也需要回答有关它自身“是什么”。

“为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解释”相对应的。比如，发问“北约为什么要东扩”，“美国为什么会把战略重心转向东亚”，所提出的就是这样的问题。针对冷战后现实主义不再具有解释力的批评，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N.Waltz）2000年在《国际安全》杂志发表了题为《冷战之后的结构现实主义》的论文。该论文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冷战后现实主义仍然具有解释力。

“做什么”的问题是与前述的“价值判断”和“对策建议”相对应的。由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价值判断就意味着赞同或反对某种行为体、互动行为、政策或现状，而对策建议则总是与价值判断相联系，因此这两者就研究问题而言往往是分不开的。例如，《美国不同的大战略观》一文所进行的战略观的比较，[8]就包含价值的取舍和美国政府应当“怎样做”的建议。

研究者设计论文提出问题，途径没有一定之规，但其中最基本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现实，二是文本。在这里，现实是指实际发生的各种国际关系事态，而文本是指描述、解释现实的各种成果。对于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观察现实和阅读文本都是必须做的事情。观察现实可以得到有关真实的信息，而阅读文本则可以得知有关真实的描述、解释、价值判断和应对策略。如果人们发现这两者不一致甚至相矛盾，就会产生疑惑，并进而提出有待研究的问题。

从操作的角度讲，提出研究问题可以经由这样几个途径：

第一，观察事实，进行横向与纵向比较。人们的观察通常会从个案开始，关注与他者不同的事实，或是理论不能解释的事实，由此提出问题。进行这样的观察，人们可以横向地比较同类的事实，以探求事物的新属性；也可以纵向地进行历史的比较，以探求事物的发展变化。前者是由此及彼，后者是由表及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尽管坚持实证方法的人青睐大样本的统计分析，但直接做这样的研究是困难的，因为不知道什么样的事实可以做定量研究。通过对个别事实进行深入观察，即个案研究，就有可能发现进行统计分析的路径。这也是一个从点到面的过程。通过这样的观察提出问题，人们重点应关注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东西，这样就能从发展理论的角度进行创新。

第二，阅读文本，进行理论、概念的比较。人们阅读文本，了解一个理论概念的时候，总会对比已知的其他文本和已知的事实。对理论、概念进行判断，固然要看逻辑是否自洽，但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与事实是否相符。通常，得到一定认可的理论总是能解释一定的对象。在阅读文本时产生疑惑，通常是因为有些事实用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当研究者发现一种理论不适用时，就会思考是不是有其他理论可以解释。当发现没有适当理论可以解释时，就需要针对已有理论提出问题。这种问题可以是颠覆性问题，也可以是修正和补充的问题。对于一般的研究者来说，针对已有理论的弱点、缺点和遗漏进行增强、修正、补充，以便把原有理论再向前推进一小步，是很值得做的事。当然，为了能够提出真正有意义的理论问题，研究者必须对相关事实和文献有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第三，诠释意义。研究者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通常都涉及对意义的解释。例如，提问小布什为什么坚持进行伊拉克战争，伊斯兰极端势力为什么与西方为敌，日本的右翼政客为什么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为什么能够和平崛起，都是涉及行为体意图的问题。

第四，变换角度，探讨新的研究思路。当研究者发现传统的研究路径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或是发现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有效方法时，就可以跨学科进行研究途径的借鉴。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借鉴经济学、社会学、语言学的研究视角与手段，就是这样的探索。基于新角度进行研究，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当然，借鉴新的学科方法，最终是要为国际关系研究服务，因此只有在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应该进行这样的转向。一般来说，变换思考角度要向研究较少、较薄弱的方面转化，向研究的空白点转化。

第五，提出政策建议。当国家外交面对新挑战需要有新的对策与战略时，就可以提出这样的研究问题。这样的研究问题，与现实的国际互动有直接关系，所要解决的是行为体应当怎么办。例如，应如何进行特定问题的外交谈判，应如何对国家利益进行判断，应怎样排列不同的目标与需求，应怎样处理国际危机等，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部门需要研究者加以回答的问题。除了短期和急迫的对策需求之外，国家还面对着中长期的对外政策问题或战略问题，如国家应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安全战略、地区战略以及针对某一特定国家的战略等，都可能需要对策建议。提出这样的核心问题，配套问题通常涉及对形势走势、国家得失、资源运用、相关国家的可能反应等方面的研究。

以上所讲的问题提出途径，都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不过，研究问题并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产生的，有时问题可能是来自灵感和突发的联想。牛顿看到苹果下落，突发奇想而提出了产生重大影响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情况。研究者在思索研究问题时，应该不受任何拘束。当然，有了初步的想法之后，还要经过仔细推敲，以便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研究问题。

关于好的研究问题，有四个方面是可以考虑的：

第一，一个好的研究问题，一定对应于一个未解决的疑惑，所期待的答案与论证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现实意义是指能产生对于事态的新的描述、解释或对策，理论价值是指有助于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要么能一个错误的理论并建立新理论，要么能修正一个有缺陷的理论使之更完善。

第二，好的研究问题应表述得非常清楚，有严谨的逻辑基础，其指涉对象没有含糊之处。如果问题表述含糊，那么针对它的研究，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不可能给出清晰的论证。要想使所做研究不产生歧义，提出清晰的问题是一个必要前提。

第三，好的问题应当有适中的领域范围，有较为广阔的研究和解释空间，但又不过于宽泛。通常，其构成应当是以核心问题为主的一组问题，这一组问题能够很好地构成研究者的研究框架。如果大问题不能分解或演绎成若干具体的小问题，研究者就可能无处着手。

第四，好的问题应当有适用的研究方法和资料。对于研究者来说，问题就是要达到的目标，没有适宜的方法，就不知道应如何研究，自然不可能达到目标。由于研究者掌握和熟悉的方法都是有限的，因此所提问题一定要与自己的研究能力相适合。再者，研究者有了好的方法，还要考虑能否找到适用的资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例如进行外交史研究，有时就是因为档案不开放而无法进行研究。

关于问题的提出，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约瑟夫·奈在《理解国际冲突》一书中的问题设计。“20世纪上半叶，大国两次介入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导致将近5000万人丧生。20世纪下半叶，世界又经受了冷战、地区战争以及核威胁的折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呢？在新世纪里它们还会再度爆发吗？抑或日益增强的经济和生态相互依存、跨国和国际制度的发展、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会带来一个新世界秩序吗？在21世纪，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又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信息技术又在怎样影响着全球的权力分布？”约瑟夫·奈虽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但他的核心问题是清楚的，即“为什么会发生国际冲突”。

三、提出核心观点——问题的答案

研究者提出问题，同时需要给出问题的答案。在论文设计中，与问题相对应的答案就是论文的核心观点。[11]在设计论文时，核心观点必须先行提出，这一点与写小说不同。写小说可以把悬念留到最后，写论文则必须在一开始就把观点亮出来。有人主张写着看，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明确自己的观点，“摸着石头过河”。从操作的角度讲，未尝不可，但一旦观点明确，就必须在论文的结构中体现出来。人们阅读论文，需要在一开始就知道作者要论证的观点是什么。事实上，论文选题有没有意义，自己的研究是不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自己的方法是否适当，都是相对论文的核心观点而言的。

论文的核心观点，在不同类别的研究中有不同的形式。

进行实证研究，例如论证所发现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核心观点就是论文的核心假设。作为对变量间关系的一种学术猜想，假设既是对研究结果的一种预测，也是对所研究问题的预先给出的有待验证的答案。这样的答案是要说明国际行为体间有怎样的关系，国际事态为什么会发生和怎样发生的。从形式来讲，假设乃是陈述事实的一个命题。

对于假设的提出，钟伦纳指出，在一定的时间和资源条件下，每一个可以接受检验的概念或概念间的关系，都可以成为一项待验假设。有些题目可以转化为一项而且只有一项待验假设，有些则可以分解为多项或多种可以互相代替的待验假设。如果研究者遇上题目广泛而时间或资源不足的情况，那么就应选择最重要或最具代表性的假设来检验。

对研究者来说，要提出假设，基本的前提就是研究对象要可以观察。如果研究者提出的命题包含不能观察的要素，那么这样的命题就无法进行经验实证。例如，建构主义者所提出的命题“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就包含了“共有观念”、“建构”、“国际体系的结构”等不可以直接观察的因素，因而不能作为研究假设。相反，民主和平论者所提出的“民主国家不打仗”，则符合假设的条件，因为该命题所涉及的两个要素，即“民主国家”与“战争”，都是可以观察的，因而是可以进行验证的。

根据指涉变量的属性，假设可以反映因果关系，也可以反映相关关系。如果观察事实发现A是C发生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提出有关A与C的因果关系的假设；如果发现A与B是影响C发生的因素，那么就可以分别提出有关A与C和B与C的相关关系的假设。例如，米尔斯海默所提出的大国关系导致争霸战争的观点，指涉的就是因果关系，[13]而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提出的在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非国家行为体地位上升、国际政治中低政治议题地位上升和军事力量地位下降等命题，[14]所指涉的则是相关关系。

根据指涉的对象，假设可以分为特定假设或一般假设。特定假设是有关特定对象的假设，主要用于解释国际关系中的特定事件，带有特殊性。例如，冷战是一个特定事实，对于冷战的结束，人们就可以提出待验证的假设（答案）。一般假设是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事实，具有较广泛的解释力。用于解释规律的假设，就是一般性假设。上述米尔斯海默和基欧汉的假设就属于一般假设。这种假设即使只能表明变量关系的或然性，仍具有较广泛的解释意义。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论研究者提出何种假设，从规范上来讲，都应该有清楚明确的表述：假设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不应存有争议；所有变量都应有明确的界定；表述应为陈述句而不是疑问句；每一个假设说明的都是两个变量的关系，如果有更多的变量，则应分解为不同的假设。如果假设在表述上存在模糊性，人们在理解上就会有不确定性，进行验证也会有歧义。

同实证研究不同，如果研究者是进行非实证研究，那么就不能采取提出假设的方式陈述核心观点。通常，探讨事实之意义的研究，进行战略意图的研究，解读文本的研究等，所提出的核心观点，都是基于对事实理解的主观判断。例如，美国实施“再平衡”战略，把力量的重心转向亚太，这个事实的意义何在，是不是有遏制中国的意义，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得到的信息进行解读和判断。

研究者采取非假设形式提出核心观点，特别需要表述简明清楚。如果是用一段话来陈述拟论证的观点，那么其中一定要有核心命题。一般来说，核心命题越简明，设计论文框架就会越明确，是否有创新就会越清楚。如果读一篇文章找不到清晰的核心命题，那么这篇文章就可能存在根本性缺陷。

设计论文提出核心观点，必须要有新意，这是设计与写作论文的最重要的规范。所谓有新意，就是要与此前学界已提出的观点有所不同，能够贡献新的知识。要清楚地表明这一点，研究者就必须进行文献综述。

四、进行文献综述

专业研究者进行文献综述，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学科综述，即说明学科的发展，表明自己对相关研究有充分了解，拟在前沿问题上做进一步探索。另一种是问题综述，即集中于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陈述已有研究的观点，说明自己正进行的研究具有创新性。这两种综述有密切关系，但范围与功能是不同的。前者是要说明研究者所选定的研究领域，而后者则是要说明论文拟研究问题的特定知识背景。从撰写论文的角度讲，阐明自己的观点具有创新性，拟做研究才具有合法性。

以创新为目的进行文献综述，既要表明论文拟论证的观点与已有研究的不同，又要表明这两者间有密切联系。研究者集中陈述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方方面面，要旨是搞清楚自己拟解决的疑惑学界已有怎样的研究，是否已经解决。如果发现学界已有研究，自己的观点没有新意，那就需要调整自己的研究角度和观点，或是放弃对该问题的研究。如果发现自己的观点有明显新意，且与已有研究存在逻辑联系，那就能证明自己的研究具有合法性。在综述中，如果研究者发现学界没有或很少相关文献，要慎言“填补空白”，因为与现实相关且具有学理意义的问题，通常不可能没人关注。除非研究者有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否则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没有研究价值的。

一般来讲，学术研究都具有沿袭传承的特点，有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任何一项研究的创新都是在一定的知识背景下产生的。从这个角度讲，适当的研究问题应当处于既存在研究又存在疑惑的领域。研究者为解决疑惑，其问题与观点应当是从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在这个从已知走向未知的过程中，研究者的演绎做得越精妙，拟做研究的创新价值可能就越大。在这里，成功的演绎乃是创新的保证。

从操作来讲，进行文献综述要特别避免泛泛而谈，例如从三大主义讲起。基于研究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就象是为盖房子而打地基。房子的地基不应打在任意的地方，而要打在拟建房子的地方。如果做综述缺乏针对性和深入性，所综述的文献与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逻辑关系，那就像是在一片土地上东挖一锹，西刨一镐，然后就随意地把房子建起来。这样的房子是肯定会出问题的。

以拟提出的问题和观点为导向，综述文献要选取与问题相关的资料，特别是对于该问题的直接论述。如果没有直接论述，则要选取有逻辑联系的相关论述。这里所说的逻辑联系，是指有直接的推导关系，而不是泛泛相关。为了说明逻辑联系，进行综述就不能是纯粹的梳理，而是要联系拟提出的核心观点对资料进行评述。例如，可能需要说明已有研究是否涉及过这个问题，已提出了哪些观点，是否解决了问题，哪些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在已有研究途径无法进一步深入的情况下为什么选取新途径具有学理意义，等等。对文献进行学理分析，对于研究进程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总之，做好文献综述，归根结底是为了在学界已有研究与论文拟做研究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这种联系阐释的越明确、越深入，综述的任务完成得就越好。

五、方法的选择

有了适当的问题和拟论证的核心观点，还要选择适宜的方法才能实现论证的目的。在撰写论文时，研究方法的选择决定于研究对象的属性。由于国际关系事实既是客观实在，又是行为体的意图的结果，因此针对可以观察对象的实证方法和针对不可以观察对象的非实证方法都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以对军事力量的研究为例。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武器装备、军队规模与部署等都是可以观察（包括统计）的“外在现象”，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国家发展军事力量的意图，对安全问题的判断，特别是会如何运用其军事力量，则具有不能直接观察的“内在意义”，只能进行非实证研究。再比如，研究美日同盟关系的演进，对于其意图需要做非实证的研究，即依据各种文本进行诠释；而对其实际行动则需要做实证研究，即进行经验观察与解释。总之，对于任何一个国际事态，都需要同时研究其两面，只解释一个方面是不行的。当然，在实际研究中人们都会有所侧重。

研究者进行实证研究，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这一点与自然科学研究是一致的，即在搞清楚事实客观真象的基础上探求变量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不能靠主观想像与猜测，所得结论必须是可以检验的。从操作的角度讲，实证研究可以选用多种方法，包括关注一个或几个事例的案例方法，对大样本进行统计描述与分析的定量方法，以及把事实模型化、数学化的形式模型方法等。这三种方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要实证方法。

案例法是针对单个或少数事例进行深入分析与解释的一种途径。研究者基于特定目的挑选的事例与大样本研究中随机选出的样本是不同的，通常不能代表事实的总体。用案例法进行研究，可分为非理论性研究和理论性研究。前者是对该事实本身进行解释，类似于历史性研究，而后者则是为了检验或发展理论。用案例法对理论进行检验，可以进行证实，也可以进行证伪。不过，由于案例法在本质上不是一种普遍性研究，因此用于证实一般性命题通常被认为缺少说服力。相反，用案例法进行证伪则是受肯定的，因为只需要找到一个反例，就可以证伪一个命题。用案例法发展理论，其目的不是检验假设，而是要探求新的变量关系，以便提出新假设。这类研究作为理论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是最值得提倡的一种案例研究方式。

定量研究法是与事实的量的规定性相对应的。对于可以观察之事实，没有恰当的定量研究，就不能进行准确描述，也不能发现规律并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验证。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定量分析，简而言之，就是研究者根据大样本数据描述事实的现状、过程、趋势（包括测量变量间关系），或者根据部分数据以及问题的条件和假定对未知事物作出推论。由于这种研究途径具有科学的形式，因而在国际关系学界有日益流行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关系事实不具有进行大样本统计的条件，因此定量研究的选题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再者，进行统计推论尽管可以得出非常“科学”的结论，但这种计算结果未必与事实的发展相符，因为国际关系的演进并不是纯客观的进程，人的意图发生改变，国际互动的“客观规律”就会被打破。

形式模型（formalmodel）方法是指运用数学、图形和符号的研究途径。其中，以研究对抗冲突中的最优对策为目标的博弈模型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方法。由于外交谈判、经济制裁、军备竞赛、军事结盟等国际关系的过程和模式经常会表现出某些类似博弈的特征，研究者基于理性选择模型可以明确各方的战略选择与收益，并推论出结局，因此把某些国际问题形式化是可以得到许多有益启示的。例如，研究者可以简化真实世界的某一部分以描述其逻辑关系，可以用模型的方式演绎在经验世界无法观察到的景象，也可以用经验事实对所做推论进行证实或证伪。这些都是运用形式方法的长处。不过，形式方法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把问题形式化会忽略掉许多关键因素和条件，因此所做推论很可能与现实情况有较大距离。再者，以形式方法演绎的结果是以博弈者对环境与规则有共识为前提，但现实却未必是这样的，即决策者未必是理性的，因此，用形式模型说明现实问题时，必须综合考虑更多的因素。事实上，实际决策者是不可能把形式模型的结论简单地应用于实际的。

与实证研究同等重要的非实证研究，所需运用的主要是诠释方法。这种理解与解释文本的途径，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的是事实的不可以观察的方面，宗旨是说明事实的社会（历史）意义。运用这种方法，研究者首先要理解文本的语言学意义，即文本的原意。再进一步，则需要理解文本作者的主观世界，即解释作者思想是如何从生活的整体环境中产生的。由于文本的内涵不能做经验实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可以从中解读出新意义，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进行诠释，要旨始终是要能提出更好的理解与解释，即说出前人没有理解或解释的东西。

在诠释的操作中，研究者可以不拘一格地运用许多具体的方法。例如，可以用历史分析法解释国际事件的由来，用演绎法把已有理论用于解释现实问题，也可以用比较法对照反映国际事实的不同文本。在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始终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所有的理解与解释都是为了回答预先提出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用诠释法解释出来的东西，尽管针对的是不可以观察的对象，例如心理因素，但这种对象与可以观察的事实是始终存在对应关系的，因为它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或局部或全部会以可以观察的外在现象表现出来。

例如，国家的对外战略理念最终会表现为实际的对外政策行为。当然，要确定这种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终究是不能划等号的。

以上所介绍的四种方法，是适用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途径。[16]除了这几种学科方法之外，研究者们为了实现论证目的，还需要灵活运用其他工具性方法，例如访谈、问卷、层次分析等。研究者选择方法，关键是要切合拟解决的问题。用过的俗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就是对方法选择的形象表述。

六、结语

了解论文的设计与写作规范，对国际关系研究才能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在研究中自觉地做好这些方面，论文的论证目的才能够达到。对研究者来说，要写好论文，最关键的是要有好的观点和好的论证。所提观点好不好，要靠文献综述说明；所做论证好不好，则要看解释是否自洽与深入。什么是好的解释？也许可以从效果着眼，即人们读过之后对于国际关系现实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事态的未来演进能够产生一定的前瞻性认识，并且能够从中得到对策性启示。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际经济关系　CSSCI来源期刊　文献计量学　论文被引著作被引　机构分布　地区分布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6-0081-06

引言

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涉及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两个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中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出版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理论和问题方面的论著，相应地，中国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类期刊刊发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愈益增多。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本文借助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2000―2007年中国国际经济关系期刊论文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论文收录和引用、关键词及其分布、发文期刊、发文学者和引用文献、学者所在机构和地区分布等数据，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一般特征做出初步分析和评价，并指出该领域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和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关系论文概况

本文所分析的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依照2000―2007年CSSCI来源期刊目录，选取303种重要和核心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期刊，排除通俗读物、二次文献以及非中文文献期刊，并按照中国图书馆学科分类，在“世界经济”总目录下，通过关键词搜索，挑选出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方面的来源文献6127篇、引文文献33281篇。这是本文分析的出发点。

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我们检索的时期内，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发表和引用文献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呈现出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从事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队伍和成果逐渐减少，反映了该分支领域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从而表明其他分支领域的研究不断发展的趋势。其二，引用文献的数量呈曲线波动，2001年后逐步下降，2005年和2006年却连续两年大幅上升，2007年又大幅下降，表明该领域研究状态并不稳定。在6137篇文章中，有引文的3986篇，无引文的只有2151篇，篇均引用文献5.42篇，大致接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平均量。令人振奋的是，无引文的文章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从2000年到2007年，其绝对数字从492篇大幅减少到148篇，从而反映出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规范性和学术性不断加强。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随着我国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增多，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和成果不断与国际规范接轨，学术差距日益缩小；二是随着学科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两个领域的人才培养(特别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规范不断扩大，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成果质量和学术规范有所增强。

2000―2007年论文分类、引用文献语种和引用文献分类的统计，也说明了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如表2所示，在本文检索的6137篇文献中，研究论文为5369篇，占87.48％，综述、评论、传记、报告、译文等文章，仅占12.52％。众所周知，研究论文的原创性最强，学术价值最高，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前列。

在表3给出的引用文献语种中，尽管引用的中文文献数量始终占据绝对领先地位，但所有引用的外文文献数量之和，却远远大于中文文献，特别重要的是，引用的英文文献数量始终接近中文文献，2005年和2006年甚至还超过了中文文献。这表明，第一，由于该研究领域的国际性质，外文文献的引用率始终很高，表明我国学者高度重视借鉴外国研究成果；第二，我国学者始终关注和立足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前沿，外文文献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第三，大多数学者使用的外文是英语，德文、法文、俄文和日文文献的引用率较低，而且处于波动之中，说明该领域的研究受到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的影响较大；最后，译文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引用对象。

在表4的引用文献分类上，图书引用13788篇次，居于首位，占41.42％，如果加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则占48.73％。此外，在大多数年份里，引用的图书文献均超过了引用的期刊论文；但在2005―2007年三年里，图书的引用却少于期刊论文。可能的趋势是，图书仍是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期刊论文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还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报纸文章在所有引用文献中的比例为5.8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的新颖性和前沿性。二是网络资源的引用率超过报纸文献，占总引用文献的6.38％，而且大体呈逐年大幅增加的趋势，说明网络成为研究人员获取信息的一个愈益重要的来源。三是学位论文以及汇编文献、报告文献和法律文献的引用率较低，学位论文仅引用62篇次，为0.18％，至少说明我国在该领域的新人才的研究成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或缺乏应有的创新；汇编、报告和法律文献的引用为2431篇次，占引用文献总数的7.3％，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不太重视实证研究和问题研究。

期刊学术影响力

学术期刊是学科发展和专业研究的重要平台，期刊对某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发文，说明了它们对该学科领域的重视程度，而期刊论文的引用，又表明该期刊这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本文选取303种发表国际经济关系论文的期刊，从发文和引文分布两个方面来说明它们的学术影响力。

我国国际经济关系论文主要发表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也有一些发表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地理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期刊以及大学学报上。这表明，一方面，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人员所瞩目的，仍是本学科专业的重要和核心期刊，其研究成果也主要出现在这些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期刊上；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是跨学科专业的。表5给出了2000―2007年期间国际经济关系发文超过60篇的22种期刊，其中，经济学和政治学期刊各10种，其他两种分别属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科学总论。在经济学期刊中，8种为世界经济类，2种为经济总类；而10政治学期刊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和核心期刊。这22种期刊在该研究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学术推动作用。

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发文的被引次数。概括而言，期刊发文被引次数越多，说明它们对某学科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在本文检索

的303种期刊中，2000―2007年被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学者和研究论文引用10篇次以上的期刊有185种，超过总数的61％；被引用16篇次以上，即年平均被引率为2篇次的期刊，有130种，约占总数的43％；被引用40篇次以上的，即年平均被引率为5篇次的期刊，有45种，占总数14.85％。

在表6被引40篇次以上的45种期刊中，中文期刊30种，外文期刊15种，比例约为67:33；在被引率最高的前20种期刊中，中文有13种，外文为7种，比例为65:35。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外文期刊中，英文期刊有14种，俄文期刊1种；在14种英文期刊中，美国期刊10种，英国和荷兰各两种，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在这种15种外文期刊中，13种为经济学期刊，2种为国际政治期刊。第二，在表6的30种中文期刊中，经济学期刊13种，其中，世界经济专业期刊9种、一般经济学专业期刊4种，分别为《经济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经济学动态》和《中国工业经济》；国际政治类期刊11种；社会科学总论和其他类型期刊6种，如《中国社会科学》、《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和《改革》等。第三，表6中的大多数中文期刊，无论世界经济类还是国际政治类，大多数的主办单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其下属研究所以及国家各部委，其中，最著名的世界经济类专业期刊有《世界经济》、《国际经济评论》和《国际贸易》等，较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类专业期刊包括《世界经济与政治》、《拉丁美洲研究》、《当代亚太》和《现代国际关系》，社会科学总论类期刊的代表则是《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等。这表明，我国国际经济关系研究期刊及其学术影响，是以北京为中心的。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目前,针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学者们已经形成了普遍的认识:即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实践问题。众所周知国际法是规制国家间行为的法律,国内法是调整一国内部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论文联盟关系的法律,学者们在针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见解。

一、国内法与国际法之比较分析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究视野下的“国际法”范围之分析

通常情形下,我们所说的国际法就是指国际公法,而不包括国际经济法等国际法学科的次级学科或分支学科,在研究国际法与国内之间的关系时,更是如此。在当下的研究中,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也多集中在公法领域,既是其他分支学科有所涉猎也多是在公法所构建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上进行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可以说在今天,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二十一世纪,我们仍然死守过去的藩篱、裂土封疆或者说仍旧将我们对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研究局限在公法范围内是不太符合实际的,我们应该站在宏观国际法的角度来研究和看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国际法是以国际关系为研究对象的,随着现今国际关系已由传统的国际政治外交关系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更广阔的领域,所以国际法的范围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些新兴的国际法分支学科也出现了,这些新的分支学科与传统的国际法三大学科也同时有很多交叉的部分,但同时又保持了各自的体系,所以从宏观的角度去研究国际法问题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尤其在基本理论研究领域。黄进教授认为从宏观国际法的观点看,国际法是调整一切国际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国际法律规范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涉及国际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各种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是,他们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着一定联系的各个部分构成的一个体系。国际法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部门,即: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国际刑法、国际诉讼法、国际行政法等。笔者认为黄进教授的论述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在新的国际关系背景下国际法的特征。但是,笔者认为这一体系至少在目前还是没有走出传统的三个学科体系,因为,国际刑法、国际诉讼法、国际行政法等分别属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也就是说其他分支学科还没有达到可以和三大传统学科平起平坐的地位,至多只是它们的次分支而已。国内还有学者称,国际强行法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际法律规范体系,逐渐从传统分类下的模糊而尴尬的定位中解脱出来,成为国际法外延的又一个重要的独立组成部分。故可言,当今的国际法(宏观国际法,已不限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效力高于此三者之上统领着整个国际法部门的国际强行法成了国际法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也认为,目前国际强行法规范在国际法上是越来越多,而且国际强行法的概念或术语也被广泛运用。但是笔者更认为,国际强行法现在很多时候只是被作为一个概念来运用,其在宏观国际法的框架内,也更多的表现为一些零散的条文和在某一国际法的再分支领域相对突出而已,其离科学性、体系化和完善化尚远。所以说在目前,无论从具体内容还是从体系来看更多的还表现出其附属性,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和三大传统学科平分秋色的地步,更不用说位于它们之上。当然了,其若真能统领三大传统学科,就如法理学对于其他法学学科的基础性地位一样或者就像宪法对于其他国内法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一样,我想是每一个国际法学人的梦想,因为这可以使国际法在实践中得到完美的实施和执行。因此,笔者这里所说的宏观国际法只是指: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本文在后面的论述也将从这一立场出发。

(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区别与联系

从法类型学的角度看待国际法与国内法,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法有以下的特征。从调整对象来看,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从调整的范围来看,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文化的行为多具有跨国性的特点;从其效力的来源来看或者说其有效性或约束力的基础来看,是来自各国家的合意,即共同的协调一致的意思表示。国内法是指由特定国家创制并使用于本国范围内的法律,一国国内法一般都是部门齐全,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等;效力层次明确,以宪法为金字塔顶,依次往下,效力层次也在递减;有专门的制定机关同时也有明确的执行机构,而且还有强有力的保证执行后盾;是一国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也是其利益的护卫士;当然了,其效力只限于一国领土范围内,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走出国门、实现其域外效力。

1.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区别

在对有关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进行研究之前先让我们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以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后面的理论。

第一,法律主体不同。国际法的主体主要是国家,而国内法的主体主要是个人。再者,国际法的主体不像国内法的主体那样数目繁多,国际法的主体是很有限的,虽然随着现代国际关系的新发展,国际法的主体有所扩展。

第二,调整对象不同。国际法主要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现代国际法的调整范围有所扩展,也调整国家与一些国际组织的关系,但这不是主要。而国内法主要调整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

第三,法律渊源不同。国际法的渊源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的规定,主要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和司法判例和各国权威公法学说。国内法的渊源主要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地方法规和规章和国际条约等。

第四,效力根据不同。国际社会的特性决定了国际法是各国协商的结果,也就是说国际法是各国合意的结果,这同时说明国际法的有效性来之于各国的合意。而国内法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也就是说国内法的有效性是来自于国内统治阶级的意志。

第五,司法机制不同。国际社会是没有专门的司法和执法机构,虽然现在有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等国际性司法机构,但是它们也都是各国基于自己国家的利益在讨价还价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强制性是非常有限的。而国内法就不同,有非常完善的司法和执法机构,这些机构保证了国内法的有效执行。

总之,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笔者在这里也只是一种宏观上的把握,不可能尽述其区别。更多的区别和更深层次的差异还是要从国际和国内两种不同的社会入手去研究这个问题。

2.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联系

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不只是有区别而没有联系,其实无论从法的一般特性,还是从具体的法的适用来看它们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一,国际法和国内法都属于法学的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它们属于不同的法律体系,但是作为法,它们都具有一般法律所具有的特点。它们都是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它们所调节的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它们都是各种行为规范,原则和制度的总和;它们都是具有强制力的。

第二,国际法和国内法在内容上相互借鉴,相互引用,相互渗透。为了各国能更好的执行国际法上的规范,各国国内法是直接采纳也好,还是通过立法转化也好,都使得国际法在国内实施成为可能,国际法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内法的一个独特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国内法的很多原则、规则和规范也为国际法所吸收和采用。如国际法上的国家平等、不干涉内政原则、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分别是从国内法中的“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不干涉他国内政”、“约定必须信守”等原则演变发展而来;还有在国际法的分支学科内,也有很多是在援引国内法的相关范畴的基础上形成的,比如国际贸易法中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的很多术语及条款都是借鉴国内合同法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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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其适用方面。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二者之间更体现出相互补充的功能论文联盟。一项国际法规则的实施是离不开国内法的,因为国际法的规则多是一些原则性,抽象性的规则,即使具体性的规则其真正实施还是要借助国内法来实施。wto法就是最好的例子,其具体规则需要各国遵照执行或实施,其原则性、抽象性规则需要各国进行解释后执行,这也是同样的规则在各国执行或实施情况不一样的原因。当然了,一国国内法上的原则或规则的实施在某些情况下也需要借助于国际法,国籍法和外交关系法就是很好的例证。再者,国际私法上的冲突规则就是一国国内法产生域外效力的主要根据。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法和国内法分别依存的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在进一步的加强,各国之间利益的相关性和共同性等因素也使得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联系将愈加紧密。

二、一元论和传统两元论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在理论上先出现的是二元论(传统二元论),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占优势。后来出现的一元论对二元论(传统二元论)进行了批评,代替二元论(传统二元论)成为占优势的理论。但是一元论的努力并没有完全成功,而且还仍然有一定的影响。笔者在这里只是对相关理论进行评析,谁先谁后并不显得那么重要,所以先从一元论开始。

(一)一元论(monism)

一元论是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关系最早的理论主张之一,它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可以说它是从强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共性开始的,它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都从属于自然法,其主要观点就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属于同一个法律体系的,它们之间只是使用谁先谁后的问题。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还存在一种被称为自然一元论的观点。

1.国内法优先说

国内法优先说主要是指国内法优先于国际法的一种学说。该学说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同一法律体系。与国内法相比,国际法是从属于国内法的,国际法的效力实出自国内法,因为国家的意志如果表现在它的法律上,那么,国家的一切活动范围,既使在国际方面,都是依它的国内法而定。如果国家的意志在法律上是绝对的、无限的,人们便应该承认国内法的优势。

国内法优先说其实是源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其最为本质的意思就无限制的扩大国家。该学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公法学界甚为流行,其代表人物有:伯格鲍姆(bergbolm)、耶利内克(jellinek)、佐恩(zorn)、考夫曼(kaufmann),文策尔(wenzel)等。其实,该学说能在德国盛行是与当时德国的国内社会环境有着极大的关系,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参加者,尤其是一战结束后,二战前夕,德国的法西斯势力得以抬头,其政治动向就是大肆对外扩张,粗暴地破坏国际法,这种国内的政治土壤为国内法优先说提供了存在的温床,但是在二战后,随着德国战败这种学说的地位也就没落了。

在阐明了该学说的主要内容和产生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其荒谬之处。它是不否认国际法的约束性即承认国际法是法,在这一点上是积极的,也为日后国际法的发展做出了应有贡献。但这也恰好为该学说进一步欺世盗名做了很好的宣传和铺垫。它们在承认国际法的有效性的同时又提出国际法从属于国内法,这才是该派学者之真正目的。以降低国际法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来抬高国内法的地位,为一国以国内法为依据明火执仗,肆意侵略它国提供法律依据以期使其侵略行为合法化,这种观点与耶利内克的“自我限制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得益彰。甚至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时隐时现的看到有些大国践行该理论的迹象,换句话说,该理论的流毒没有彻底肃清。当然了,笔者更认为这种主张真正的根源还是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之上的思想以及帝国主义的残暴和对外扩张的本质在作祟,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对国际法价值研究的缺失或者没有树立正确的国际法价值观。可以说在理论研究上,这种观点已完全为当今的学者们所抛弃。

2.国际法优先说

国际法优先说主要是指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国内法从属与国际法。该学说也是一元论的一种观点,它还是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只是国内法的效力低于国际法,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是最高规范和最低规范的关系,国内法必须服从于国际法。该学说出现于一战之后,波利蒂斯(politis)、塞尔(scelle)、凯尔森(hanskelsen)、菲德罗斯(verdross)和孔慈(kunz)等,劳特派特和杰塞普也是比较赞同这种观点的。

国际法优先于国内法,从字面来看,这样的观点有助于国际法的实施,也同时给予了那些认为国际法不是法或者认为国际法是弱法的观点一种有力的回击,对国际法的实施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如果细加分析就会发现,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或者说假设前提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完全是建立在否定国内法的基础之上的,各国法律无论对外还是对内都是一国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对内表现为维护正常的国内秩序对外表现了一国的独立自主,如果将国际法和国内法置于一个法律体系内,同时将国内法作为国际法的附庸,完全否认国内法的独立性,这不但会给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带来灾难性的毁灭,甚至会成为有些大国干涉他国内政的口食,从而否认国家,国家独立,将国际法蜕变成“超国家法”或“世界法”,而“超国家法”或“世界法”本来就是一些西方大国的国际法学家为了实现某些大国一统世界的目的而创造的,换句话说,其本身就是居心不良,心怀鬼胎的“杰作”。所以说,这种观点是断然不可采信的。

3.自然一元论(monist-naturalisttheory)

布朗利教授认为还有一种自然一元论。依据该理论,国际法和国内法从属于第三种法律秩序,通常被假设为自然法或一般法律原则,它优于国际法和国内法而且能够决定它们各自的范围。

这种观点和前面的一元论的前提都是自然法,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真理性还是需要商榷的,虽然自然法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中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尤其在确定两者的价值取向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我们不能由于自然法或一般法律原则这些比较抽象的东西就将两个完全不一样且互相联系的事物合二为一。更何况能真正决定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及其两者之间范围的还是国际国内法制的发展以及国际国内社会的发展水平。

(二)传统两元论(dualism)

传统两元论在学界也被称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平行说”。该学说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它们在法律根据、效力基础、调整对象、法律本质等方面都不相同,而且这两个体系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它们之间的不同是绝对的。国际法规制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国内法调整的是一国国内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即国际法适用于国际社会,国内法适用于国内社会,它们之间互不隶属,互不抵触,各行其道,它们之间是平行关系。国际法是不能直接在国内使用的,如果国际法要想在国内适用,则必须通过“采纳”、“接受”、“转化”等方式成为国内法后,方可适用。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特里佩尔(triepel)、安齐洛蒂(anzilotti)、海尔波恩(heilborn)、斯特鲁普(strupp)、奥本海等。

“传统二元论”的立论基点是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相异性,当然了它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体转贴于论文联盟

系意义重大,以致于该学派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在国际公法和国际经济法领域都有体现。但是这种理工学科性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绝对化观点还是与现实不符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有区别的,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其制定方法,效力,性质,主体都有所不同,甚至区别甚大,但有区别并不是彻底绝缘,也不是没有联系,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他们之间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以这种平行说的观点论文联盟实质上成了“绝缘论”。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的角度,这种“绝缘论”是断然不能接受的。还有,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要采取“采纳”、“转化”和“接受”的方式对国际法的实施可以说是影响更大,以致今天很多国家就是运用这种方法来排斥或者说消极对待国际法的。再者,我们知道“采纳”、“转化”和“接受”是国际上从国内法的角度对待国际条约的方法或态度,将这种对待条约的方法用在对待国际法上是否合理?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之间可以划等号吗?这些问题对一个研习国际法的人来说是不需要笔者在这里多言的。所以说无论怎样考察“传统两元论”,其局限性还是显而易见的。

三、自然调整论和协调论

(一)自然调整论

我国学者周鲠生先生认为:从法律和政策一致性的观点说,只要国家自己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总是可以自然调整的。这种观点被我国的一些学者称为“自然调整论”周老先生这样论述到:二元论(传统二元论)的国际法国内法对立或平行说固然比较能为实在法学派所接受,但也偏于强调两者形式上的对立,而忽视它们实际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在于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国家是制定国内法的,同时也是参与制定国际法的。其次,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它的统治阶级的对内政策都有密切的联系;法律是为政策服务的。国家对外政策自然影响它对国际法的态度和立场。因此,可以断言,国际法和国内法按其实质来看,不应该有谁属优先的问题,也不能说是彼此对立。作为一个实际问题看,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归根到底,是国家如何在国内执行国际法的问题,也就是国家履行依国际法承担的义务的问题。国际法,按其性质,约束国家而不直接约束它的机关和人民,尽管国内法违反国际法,法庭仍需执行,但国家因此要负违反国际义务的责任。所以国家既然承认了国际法规范,就有义务使它的国内法符合于它依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至于采用什么方式来满足这一要求,则是各国可以自由决定的事。

(二)协调论

目前,国际法学界有学者认为还存在第三种理论(是指除了一元论和传统二元论),布朗利将其称之为“协调论”我国学者白桂梅教授也提到过该学说但只是简单提及而已。还有malcolmn.show教授也有相关的论述。“协调论”是由菲茨莫里斯,安荠洛蒂提出,还有卢梭。该理论是从否定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存在着一个体系优先于或服从于另一体系的相互作用的空间开始的。每一个秩序在自己的范围内都是最高的,例如法国法在法国是最高的,英国法在英国亦是如此。不能说法国法优于英国法,只能说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在各自的范围内运行。因此,国际法与国内法也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但是,可能存在义务冲突。国家在国内法层面上未依国际法所需的方式运行,其结果并不是国内法无效,而是国家在国际层面上要承担责任。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没有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思考,而是以实践为目的与大量的国家实践和国际司法判决相一致。

以上是对我国学者提出的自然调整论和西方学者的协调论的概述。笔者认为通过对两种观点的比较,我们发现,这两种观点是不谋而合的,这也是笔者将这两种观点放在一起进行评述的原因。一个国家接受或承认某项国际法规则的有效性,但不一定就能完全遵照执行,即使违反了国际义务,从理论上来说是需要接受惩罚和遭到制裁的,这看起来和国内法很是相像,但是国家之间的国际交往是很复杂的,国际法也不是像国内法那样能被彻底地执行,违反国际法的事实屡见不鲜,时有发生,国际法上的义务不被执行或被扭曲的执行也是习以为常,更有甚者以维护国际法的权威为借口肆意推行本国政策者也不是没有,因此,如果仅仅依靠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自然调整的理论来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将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大的混乱和不幸。这种自然协调论观点最大的缺点就是忽略了我们常常听到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古谚语,即国家利益至上的观点。就是在今天,只要一出现紧急状况,国家利益至上就被付诸实践而不只是纸上谈兵,这种现象在国际经济交往和反恐方面最为突出。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关系的任何变化的真正驱动力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在国际交往弈,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的较量,即使在这种博弈和较量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得到了平衡也不一定就有助于国际法的发展,更不用说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协调。我们经常所见到的几个国家相互之间为了利益平衡而订立了某种国际条约,这个条约从实质上说,确实使缔约各方的利益得到了平衡,但是,不但没有使这些国家的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得到协调反而违反了国际法。不可否认,法律和政策是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更多地表现出的是相互的区别性。规则之间相互协调的本质或者说其深层次的动因是不在规则本身的,而是在规则的背后,所以说,自然调整论和协调论也没有真正反映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之间关系。

四、法律规范协调说

“法律规范协调说”是李龙和汪习根两位老师在他们合作撰写的文章《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法理学思考----简论亚洲国家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一文中提出的,该学说认为:“法律规范的和谐一致是准确把握国际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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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法关系的理论起点,法的内在特质的普遍性与形式特征的共同性以及法治社会对法律体系融合协调的基本要求,决定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必须且只能在法律规范的统领下和谐共生、协调一致。”依笔者之愚见,该学说是将国际法置于法学这一大的学科体制下的一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上(即不是从国际法的独立性角度出发),将一般意义上论文联盟的法这种社会文明产物的一般特征结合法治社会(这里指国内社会)的基本法制特征来分析国际法,正是在这种理论视角和研究路径下才得出了“法律规范协调说”这样一种见解。在该文中,作者所说之法的内在特质的普遍性即法律价值的良善性,也即无论国际法或是国内法在法律价值上都体现了其良善性,其可以说是两套规范体系协调的内在因素。只要在这种良善的法律价值的指引下,两大体系在具体规范方面(形式特征)才能体现出共同性。国内社会可以协调一国范围内的法律部门,实现依法而治,同理,作为国际法存在基础的国际社会也能做到这一点,实现法治世界。

笔者认为,虽然作为法这种社会文明的产物,国际法和国内法是有相通之处,但并不相同或一样,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是不一样的,国际社会的复杂性绝非国内社会可比,即使以法的价值作为评判标准,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善恶进行价值判断,但是在国际关系中究竟谁是进行这样的价值判断的主体呢?该学说无能为力。从规范的角度来看,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协调一致时日尚早。“历来国际法学界对这一问题----违反国际法的国内法规范仍然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总是没有定论,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该学说也同样是一筹莫展。针对法治社会观点、学说、主张确实不少,评判标准也渐渐趋同,但是法治世界无论从国际法的地位还是国际社会的现实来看,在目前都还是“水中月,镜中花”,只能望洋兴叹了!尽管作者采用了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演说,但是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实际上是不协调的,也是不一致的。这正如笔者在前面的论述,规则之间相互协调的本质或者说其深层次的动因是不在规则本身的,而是在规则的背后。当然了,两位作者的论说为大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假设,也为广大学人树立了信心,希望在将来两位的假设能够实现,国际法和国内法能够真的实行协调一致。

五、国际法国内法相互联系论和辨证关系论

“相互联系论”是我国著名国际法学者梁西教授提出的,他指出:一方面,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性质、主体、渊源、效力根据、适用范围、调整对象和实际执行等方面,都有着显著区别;但是,另一方面,现代国际实践也向我们表明,这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的存在与发展,并不是彼此孤立无关,而是相互联系的。他认为两者发生密切联系的根本因素和纽带,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是国际法与国内法发生联系的最重要的纽带和动力。虽然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产生及形成,各有截然不同的程序,但是,均以国家的存在及其意志活动为前提,均以此为法律效力的根据。国家,即使国内法的制定者,同时也是制定国际法的主体。因次,能为国家所接受的国际法律规范必然与其国内法规范具有内在联系。第二,国家的对内职能及政策,同国家的对外职能及政策,虽然分属两个不同领域,但却彼此密切相关。这一客观事实,加强了国际法与国内法在实践中的联系,必然使两者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相互发挥作用。第三,适用国内法的国内社会和适用国际法的国际社会,虽各有特点,然而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纵向关系来考察,国内社会及其法律制度发展在前,而国际社会及其法律制度发展在后,这种历史联系使国际法承袭了一部分国内法的有益经验及一般规则,从横向关系来考察,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彼此交叉,相互渗透,这种现实情况,对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效力和适用的范围上无疑产生重要影响。在当今情况下,国家间交往愈频繁,人类组织化程度愈高,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的联系就愈紧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也就更加复杂。

以上就是梁西教授相互联系论的主要观点。梁老先生关于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观点,可以说在今天,我国有关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研究都没有走出梁老先生的研究视野,但是他的系统表述就如他的理论称呼一样只有联系不见区别或者说梁老先生的论述不够系统,理论名称不够科学。笔者认为,老先生的联系论是以国家为连结点而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其实质上就是以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为纽带将国际法和国内法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老先生在他主编的教材中也持国家不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的观点。而且现在国际法的主体确实也已经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发展而发生了变化,国家已经不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如果在现时还从国际法主体的角度去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其视角还是很有一定的局限性。(下转第14页)(上接第10页)当然了,梁老先生是在站在反对传统两元论的基础上提出联系论观点和概念的。但是不管怎么解说联系论,其论述都显得不系统,不科学,其称呼总显的得有些偏薄,应该是联系中有区别,区别中有联系,即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的辨证关系论并不是笔者首创,我国已经有几位学者称二者之间是辩证关系,但只是没有明确提出“辩证关系论”而已。笔者作为“初生之牛犊”,在前辈的研究基础上大胆提出“辨证关系论”以示规范。再者,“辩证关系论”的概念也能如实和简洁的反映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前面已提到的一元论、传统两元论、自然调整论或协调论,这些学说的长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不足之处也是很明了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既联系又有区别,其区别与联系如笔者在本文开始所述,这种区别与联系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对立统一,虽然国内有学者提出了两者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但仔细读来却发现其所说的辩证关系与梁西老先生的相互联系论没太大的差别,显示出文字表述的片段性,理论名称的不科学性,但要说有区别,也只是文字游戏而已。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真正的“辩证论”就是对立统一,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这样

转贴于论文联盟

别,也只是文字游戏而已。因此,笔者认为,所谓的真正的“辩证论”就是对立统一,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这样的辩证关系才能真正反映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至于它们两者是如何联系以及区别在什么地方前面已经交代的很清楚了,笔者之所以论文联盟将两者之间的对比分析放在本文的开头部分就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后面的理论,为笔者后面的论说做铺垫,以形成自己的观点,不要被其他观点先入为主,以免发生误导。

笔者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对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研究的基本理念有一点顿悟,限于本文的篇幅及写作目的,在此笔者不打算详述。兹概述如下:笔者认为我们在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时应该注意把握以下四个层次的基本理念:第一层,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社会基础异质论);第二层,国家意志或国家共同意志(国家利益制约论);第三层,法的一般特性的普遍性和各个法律体系的个体独特性;第四层,国际法与国内法具体规则之间的互动。

注释:

如国际强行法的概念就是学者们根据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5条的规定总结出来的。

如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法和国际刑法。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 中美必须致力于消除全球失衡 政协工作应致力于推进科学发展 学校应致力于形成鼓励创造的氛围 高中语文应致力于语感的养成 致力于优化义务教育学校秩序 致力于健康管理 致力于课内，实践于课外 我们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 语文教学应致力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公共图书馆应致力于青少年信息素质教育 小学阶段的数学教学应致力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阅读教学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钱颖一：经济学家应致力于教育改革 致力于人性的光泽 致力于湖南和平解放 致力于在华发展 致力于中药事业的发展 诺基亚致力于Mameo系统 致力于财富的事业 致力于打造“幸福公交”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政治 > 中美应致力于优化亚太双轨格局 中美应致力于优化亚太双轨格局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乌力吉")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2014年12月17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在芝加哥出席中美商业关系论坛，他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的经济总量在变化，但发展中美关系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图为（左二）、美国商务部长普里茨克（右二）出席论坛。

2015年2月6日，奥巴马政府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是继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以来的第二份报告。报告把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排在第一位，把亚太地区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长期重心，并认为中美关系是对21世纪“起决定性作用”的伙伴关系之一。2月11日，主席应约同奥巴马总统通电话。双方都表达了在各领域展开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的意愿。但相比在环境、卫生等全球挑战领域的密切协调，双方对地区问题却缺少共识，这也越来越成为制约双边关系发展的瓶颈。笔者认为，在世界权力重心东移亚太的背景下，中美应更加关注亚太格局问题，致力于优化亚太格局。

亚太“双轨”格局

经济格局的“双轨”是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和以中国为引擎的东亚经济增长与区域合作。二战后美国建立的世界贸易与金融体系，深刻塑造了亚太经济格局。东亚经济崛起的过程中，各国与美国的经济依存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随着美国自身国力以及全球形势的变化，美国发挥主导作用日益艰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国主导经济秩序的缺陷。而每次危机后，亚太非美国经济体的合作都会发生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中国的作用不断升级，弥补了现行体系的不足，客观上也挑战了美国的主导地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发达市场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大力推进高门槛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这一制度安排通过资本开放、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等门槛，将中国排除在外，大有与中国争夺亚太经济主导权之意。但客观上又是一种迫使亚太经济体实施经济结构改革的“倒逼”机制，有其合理性和进步性，也激发了东亚国家进一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自贸区建设和互联互通建设。中国及周边国家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恰恰发挥了完善经济机制、稳定市场的作用。

安全格局的“双轨”则是美国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与非美国主导的次级安全结构。冷战期间，美国构建了以美日、美韩、美澳、美泰、美菲军事同盟为支撑的双边同盟体系，同苏联阵营对抗。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得以延续，但是难以覆盖整个亚太地区，也不可能完全处理好日益棘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此背景下，非美国主导的次级安全结构兴起，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由亚洲中小国家建立的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成员不包括美国的有亚信会议等。成员包括美国的有东盟地区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东亚峰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APEC在9.11事件后也开始涉及安全合作议题。另一类是由中国等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比如中俄共同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国发起的六方会谈，还有湄公河跨国执法合作等，这些直接提升了中国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力。

美国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多边机制还比较容忍，并力争主导权，为己所用，作为双边军事同盟体系的辅助和补充;但对不包括自己的多边机制则戒心重重，尤其担心中国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奥巴马政府2009年宣布“重返亚洲”后，通过增派军力，强化同盟体系，来应对中国崛起。美国还助长日本否认历史、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意愿，支持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抗衡中国。这些都加剧了中美的战略竞争和对抗。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提出亚洲新安全观，提出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这些举措既可以看作是中国的积极有为，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反制美国新一波压制的反应。

总的来看，亚太经济的双轨结构和亚太安全的双轨结构并行。美国主导的一轨强，“双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补充，既互为动力，又带有竞争抗衡意味。而增加结构的互补性、减少对抗性成为中美优化亚太双轨格局的关键。

“一二三四，齐步走”

根据亚太格局的“双轨”新发展，中国已经在践行一整套优化亚太双轨格局的战略战术，可概括为“一二三四，齐步走”。

（一）建设亚太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优化亚太双轨格局的战略愿景

2013年10月，主席在印尼举行的APEC会议上首次提出，“我们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成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在访问印尼时，又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同年10月24～25召开的周边工作座谈会上，又强调“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在2014年5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总理提出推进亚洲利益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洲责任共同体。在11月的北京APEC会议上，再次呼吁“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同时首次提出“创造和实现亚太梦想”。可以说，在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中，亚太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多层次的。

（二）转动发展与安全两个轮子是中国优化亚太双轨格局的主要方向

中国注重协调发展与安全，着力构建“有利于安全的发展，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的地区框架。2014年9月在上海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上说，“继续推动安全和经济两个“轮子”同步运转，全力推动朝着机制更加完善、合作更加全面、协调更加顺畅、对外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11月，总理在缅甸举行的第九次东亚峰会上提出“把握好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两个轮子一起转’的大方向”。在12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上，明确指出要“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

（三）“盘活存量”、“增加增量”、“疏通流量”是中国优化亚太双轨格局的主要思路

盘活存量指的是不把双轨视为保守与改革的对立，积极建设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最大限度使其发挥正能量，稳定亚太命运共同体。副总理在2014年12月中美商业关系论坛的演讲中明确表示：“中国对外开放意味着我们愿意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基本承认这些规则，也愿意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增加增量指的是中国发挥补充性作用，比如中国根据自身优势和亚太地区对基础建设的强大需求，提出建立更广域的亚太自贸区（FTAAP）、“一带一路”建设、亚太互联互通、东亚互联互通、大湄公河次区域互联互通等倡议;鉴于现行的国际投融资体系难以解决互联互通巨大的资金需求，中国又倡导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

疏通流量指的是畅通中美邻对话渠道，促进双轨之间的相互融合，增加双轨一体性，比如2014年7月中国首次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推进海空行为准则谈判等都是联通中美邻的重要举措。今年举行的东亚峰会将是惟一一次中美邻都参与的国际会议，增强互信，推进合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四）中国致力于倡导四个规范，营造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文化

一是自我克制。对中国而言，就是体仁行义，修己安人。用在优化亚太双轨格局上，“己”是中国，“人”泛指亚太国家。“修己”，指中国继续保持合乎道义的发展势头，提升崛起质量。“安人”，指保持中国与亚太国家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尽其力。

二是整体适应。世界的变化是常态，需要各方不断顺势而为，进行阶段性调整，变通政策和做法，在相互适应和学习中走向合作共赢。主席在2014年亚信会议上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体现了对亚太安全质量的责任意识。

三是矛盾管理。中国的和谐思想并不回避矛盾，矛盾管理、危机管理、冲突管理是和平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这是中国倡议在东盟地区论坛等既有框架下，建立信任措施，推进预防性外交，设置必要的冲突及危机管理机制的意义所在。

四是共同规则。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建设和平、繁荣和开放的亚太是各方的共同事业和共同责任。规矩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不仅要看大国力量，更要看规矩本身的性质，立好规矩才能守好规矩。中国2014年提出了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又同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COC）”谈判，与东盟共同创制规矩，体现了自我克制与共同规范，既给东盟吃了定心丸，也一定程度缓解了美日等国的疑虑。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一、日本近代与哲学

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接受西方哲学的近代日本历史。明治的近代化也是引进西方文物制度的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在哲学领域也是如此。学习西方哲学并将其介绍到日本的学者们,原本大部分人最初学习的是儒教,而且多数人精通传统的佛教教理、哲学。在这样的哲学接受史中,最初的成果且本身具有重大哲学史意义的是哲学用语的创造。“哲学”这一词语本身也正是这样诞生的。在创造哲学用语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是西周(1828—1897)①。西周本来学习的是被视为日本“法家”的德川时代的“徂徕学”,后来转而学习“兰学”(荷兰学),留学荷兰期间学习了国际公法之后回到日本。明治时代初期,西周等人开始了用西方文明精神进行教化的启蒙活动。尽管他们对严格意义上的西方哲学的导入是片面的,但是哲学不只停留在用语、概念的翻译上,而且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明治时代后期,哲学开始影响日本人原本的思想形态。开始于西周、福泽谕吉等人的启蒙思想,到明治后期终于发挥了作用。

(一)哲学的胎动期

从德川时代末期开始,在明治近代化的过程中哲学受到各种潮流的影响。由福泽谕吉、西周等启蒙知识分子组成的“明六社”的活动(功利主义的影响很大)、影响了自由民权运动的英国自由思想、法国的革命共和思想对哲学产生影响,此外,进化论哲学、德国的国家主义思想、德国观念论、实用主义等相继被介绍到日本,并产生影响。马克思主义也逐渐发挥了作为社会思想、社会哲学的作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使以天皇为政治权力中心的国家主义更为强化,经历两次战争的明治时代后半期,与马克思主义一起,新康德派哲学也被介绍到日本。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以青年为中心展开了将人生意义与“哲学”思考相结合的动向,并与大正时期的教养主义、文化主义、民主主义的动向相结合。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期,大学学院派逐渐确立,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康德。另一方面,在实践的社会活动中,对马克思的关注越来越大,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两股潮流一直没有融合。

(二)大学哲学学院派的形成(明治后期———昭和、战后)

以下考察在学院派与实践性的社会哲学、社会思想分离过程中作为学问研究的哲学的状况。首先在大正民主主义过程中出现了暂时的、开放的学术繁荣,并出现了寻找在学院派之外的活动场所进行哲学言论活动的思想家。土田杏村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所论的和辻哲郎也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创作活动的。日本的代表人物西田几多郎、和辻哲郎也一边享受着这一时代的氛围,一边登上了学院派的舞台。西田几多郎很早就开始用独特的日语文体进行思考。在任职于京都大学的西田教授的周围,汇集了优秀的年轻人,诞生了被称为京都学派的一群哲学家。在野时已经很有名的和辻哲郎也被西田发现,并被邀请到京都大学开设伦理学讲座。西田以后接踵辈出的哲学研究者们被称为京都学派。日本战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哲流都处于被批判而没有被重新审视的状态。也就是说,哲学被看作是推动了国家主义支配下战争的御用学问。直到上个世纪末,哲学终于摆脱了偏见重获自由,开始从新的视角被研究。

(三)战后的新研究

战后,在美国占领下,以大学为首的高等教育机构脱离了政治相对独立,哲学、思想领域也呈现出新的盛况。尽管依然受到德国哲学的很大影响,但是人们对20世纪50年代的法国存在主义、20世纪6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越来越关注,以往那种观念式的、封闭的学院派开始变得开放起来。尽管如此,与现代相关涉的“日本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呢?可以说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很难找到能够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的具有倾向性的看法。(四)最近的动向笔者认为最近的动向可以说是对新的“实践性”哲学的要求。人们对应用哲学、应用伦理学的要求不断提高,新的生命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的领域诞生。原本这也是与欧美动向连动的现象,初期也有近似于欧美翻版的东西。但是最近,在与日本的“现实”的关系中出现了新动向,即希望深入日常人们关系性的深部。这一动向作为对我们现实中遇到的各种状况,或者源自新的日常关系性、日常用语的哲学的要求,影响着年轻人。哲学著作也开始用简单易懂的日语写作。以上简单回顾了日本近代哲学史。最近新的实践哲学的发展动向之一,是关注如何用哲学概念去理解现实的日常关系性,深入思考日语与哲学的关系,可以说这与本文的主题和辻哲郎的哲学、伦理学密切相关。

二、和辻哲郎的哲学

(一)和辻与西田

西田几多郎(1870—1945)与和辻哲郎(1889—1960)是日本哲学研究潮流中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共同经历了大正时期这一开放的时代,西田经历战争,在战争结束前逝世,和辻在战争结束后逝世。对比两者,西田几多郎将研究主题定位在“自己与世界哲学”或者“宗教哲学”,具有“内向的哲学”的性质。与此相对,和辻哲郎将研究主题定位在“自他关系的伦理学”、“文化哲学”,具有“外向的伦理学”的性质。西田哲学,其“内向的哲学”有时被批判为唯我论。但是,西田意识到自己的思考是要克服唯我论。另一方面,和辻的研究,其出发点是立志于学院派之外的艺术、文学活动。最初以文化研究的形式开始。但同时,正因为是文化研究,所以其内容与学院派哲学大多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近代哲学一直采取掩饰着广泛的防守范围相关。

(二)和辻的研究

和辻最初以尼采研究、克尔凯戈尔研究面世。现在这些研究的预见性得到了认可。后来完成了《大和古寺巡礼》等随感性的、文学性的著作。他的文笔活动受到西田几多郎的注意,被邀请到京都大学开设伦理学讲座。和辻从此开始了作为学院派学者的研究经历。后来,和辻返回东京,成为东京大学“伦理学”讲座的教授。在创作了评论家时代的《古寺巡礼》、作为京都大学博士论文提交的《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以后,完成了《原始基督教的文化史意义》、《孔子》、《风土》、《日本精神史研究》、《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伦理学》(战中到战后)、《日本伦理思想史》、《锁国》和《被埋没的日本》等许多著作。和辻关注的内容涉及日本文化史、精神史、欧洲哲学、伦理学、佛教、基督教、儒教的源流等,内容丰富多彩。和辻哲郎的弟子、和辻研究第一人汤浅泰雄将和辻的研究分为以下三个时期③。

第一时期,大约30岁之前即学究生活以前的和辻。具有大正教养主义、人格主义倾向,而且具有很强的文学审美倾向、个人主义倾向。其著作内容关注的是古代日本文化、尼采、克尔凯戈尔。

第二时期, 30岁至40岁中期。留下了日本精神史、基督教、佛教、西方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主要作品有《风土》与《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

第三时期,40岁以后即和辻伦理学体系形成的时期。主要作品有《伦理学》与《日本伦理思想史》等。这一时期正值日本战败,这两部作品也反映了战败的经历。作为国家主义的全体主义,和辻受到批判也正是这一时期。将和辻作为面向21世纪哲学的日本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进行考察,也是将第三期的和辻及其周围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三)和辻对哲学伦理学的关注

人们普遍认为从第二期到第三期,以日本战败为契机,和辻的伦理学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点将在后文论述,下面先介绍贯穿和辻思想的哲学问题意识。其一是日语这种语言、进而到贯穿着日语的日常性的人际关系之点;其二是对这种人际关系的关注;其三是再到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倾向与关注。下面分别对这三点进行简要论述。

1.日语这种语言。在《日语与哲学的问题》这篇论文中,和辻指出日语没有性别、单复数差异,词尾不因人称不同而发生变化。与西方语言比较而言,日语的这些特性是适合日本人活动的语言形态,并非不适合于哲学思考。他最后总结说:“远离日常语言的哲学绝不是幸福的哲学。百余年前的德国哲学家们从长期以来的拉丁语的桎梏中突然获得了解放,由之同时使哲学成为朝气蓬勃的鲜活事物。进行这种研究确实需要具有巨大力量的人士。于是,具有巨大力量的人士便应运而生。我们在这里发出期待的声音。日语并非是不适合于哲学思考的语言,只不过对哲学思考而言,日语仍是处女。用日语思考的哲学家,快诞生吧。”(《日语与哲学的问题》,《续日本精神史》所收, 1929年完成,1935年修改)[1]551

2.对“世间”关系的关注。对日常语言的深入关注与和辻哲郎的伦理学构想密切相关。体现了和辻最初伦理学体系的《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中非常鲜明地表现出他的问题意识。和辻将西方的个人主义作为反世间事实的虚构理论加以排斥。所谓“世间”不是指作为个人的人,原本是指人们居住的世界,应该读作“じんかん”(jinnkan人间)。世界上每个人的形态,正是人—间,应该将“人与人之间”作为鲜活的关系来理解。无论是仅仅把个人的存在作为人的本质来理解,还是将淹没个人的整体作为人的形态来理解都是不正确的。个人的—社会的二重性、辩证的二重性才是人之存在的真实。西方伦理学史也绝非将人作为孤立的个人主义性的存在。以上就是和辻阐释的伦理学。“世间是指‘世界’本身同时也是指存在于世界中的‘人’。因此‘世间’不仅指人也不仅指社会。‘世间’是将二者辩证的统一。”(《作为世间之学的伦理学》)[2]和辻的这一构想一直存在于构筑后来的浩瀚伦理学体系的《伦理学》中。具有辩证的二重性格的人的存在,最主要展现给我们的就是日常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辻将信赖看作是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感情。信赖有各种表现,在和辻看来,在人的行为、交涉的根底通常有对他者的信赖。即使是在近代社会,人们无意识的日常行为中也存在着他人对自己没有害意的信赖。虽然在现实中存在着背叛和虚伪,但作为缺少信赖的状态,反而体现了信赖的根源性。人的“真实”表现为对待信赖的态度,这是人之存在的基本形态。

3.和辻的文化多元主义构想。第一期、第二期的和辻,集中精力著述以佛教、儒教、基督教或者希腊等文化源流为对象的著作。其中,关于应如何把握自古以来一边吸收外来文化,一边创作自己文化的日本这一文化个体的本质的问题横在和辻面前。同时,他也曾力图将这些源流思想作为人类共同遗产(人类的教师)来理解。在文化之价值多元性的根底,以及与之同时的多元的文化价值中,存在着普遍性的“人间”这一主题。将日本、中国、印度分为季风型风土、沙漠型风土、牧场型风土,在与人的风土的关系中理解自我的《风土》,正是将这种对文化多元性的关注寄于风土概念的著作之一。

三、战后的和辻———从战前开始的变化

(一)从战前的和辻到战后

日本战后对和辻哲郎的评价多是批判的。战前,户坂润也对和辻的解释学方法进行了严厉批判。战后的批判是专门针对和辻思想的第三期即伦理学的性质。和辻否定个人主义、提倡全体主义性的个人的灭私奉公,认为献身道德才是日本的传统。人们认为和辻的这种思想帮助了战争的施行而加以批判。实际上,和辻的思想本身从战中到战后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他对国家、人伦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的理解方法等方面。“由于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近代日本的世界史地位不复存在。”[3]日本战败对此前日本的自我理解以及和辻的日本印象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战败也成为和辻思想的巨大转折点。对于和辻的伦理学体系,笔者认为和辻的伦理学乍一看,其重点大多放在日常的解释学。但当和辻的伦理学关注利益共同体、国家的时候,和辻的解释学也发生了变化,带有应称为既成法解释的特征。战后和辻修改了伦理学,这也意味着他改变了战前的观点。我们从和辻对把重点放在国家人伦的公法方面这一现实形态的解释的变化上,能够看出和辻思想的发展。首先,我们来看和辻国家观的变化。战争中和辻有如下论述:“国家的防卫不是指守护个人幸福免受外部威胁,而是指国家自身的防卫,因此是指对人伦组织的把捉,人伦之道的防卫。从这一点来看,国防不是手段,其本身具有人伦意义。”[4]493和辻将国家看作人伦组织,给予其至高无上的人伦意义。这当然也影响了国际公法。把国家看作是人伦的最高形态,对于超越国家的存在,诸如国际联盟等组织当然也就持否定态度。“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自古至今都不存在。由人形成的整体没有比国家更大的东西。即国家不具有在自己之上规定自己的如人性那样的整体性。”[4]500“国家的‘力量’集中于统治权。因而统治权不仅是立法而且是实现法的巨大力量,其根系被植入神圣性之中……因此性表现为国家整体性是有限的这一人之存在的终极的整体性。”[4]476

(二)战后和辻自身的变化

战后的和辻修订了战争中写的《伦理学》,表明了自己对超越国家的国际组织的理解。和辻认为国际组织是以国家为前提、同时又保护国家的存在。“不君临任何国家的世界国家、各国国民全体担负的世界国家,作为这种国际组织的国家必须出现……为了世界上所有国民都能自主完成他们的人伦组织,必须给其以充分的自由与独立。只要与这种人伦努力有关,各国国民就必须完全拥有已经形成的国民国家的……世界国家的……对各国民国家的统治也不容置喙……”[5]

(三)对日本思想传统的关注及其变化

和辻对国际社会关注的变化同时也是他对日本历史、思想传统理解的变化。战前的和辻肯定了武士对主君的“献身道德”,否定商人的文化、思想、活动。因为“商人本性”(商人精神)是以追求私人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续日本精神史研究》中收录的《现代日本与商人本性》很好地体现了战前和辻的观点。“商人精神在17、18世纪的日本形成了功利主义道德,到19世纪后半期作为商人本性遭人鄙视。认为应该鄙视商人本性的是经济上处于商人支配下的武士阶级的道义观。对商人本性的鄙视一直持续到武士阶级以后,而且商人本性这一概念本身也变成含有鄙视意义的词语。从这一点来看,以自家福利为绝对目的的道德观只在日本没有得到认可。”(《现代日本与商人本性》,《续日本精神史研究》所收)[1]478“我们必须承认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是现代日本建设中的强劲动力……现代的危险也正在于这一点。”[1]500和辻认为日本需要的是克服近代欧洲肯定欲望的思想。日俄战争作为防御西方各国侵入的战争,当时在国内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和辻写这部书的目的是指出“商人本性”与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精神”具有相同性质,对其加以排斥。这种意义上的商人本性是指近代欧洲的个人主义,其背后是功利主义哲学。和辻认为马克思主义与追求利己利益也不是无缘的。即“阶级斗争”只不过是将追求利己利益转变成“共同的经济利害关系”的形式。④但是,和辻在战后的著作《日本伦理思想史》中却对商人阶级给以肯定的评价。“长期以来,商人阶级已经成为文化的支配者。”[6]700“当倒幕目标终于明了化的时候,作为这一运动的旗手展示自我的是下层武士与上层庶民组成的革命团体。他们被认为是来自此前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中的能动的部分。”[6]710可见,和辻开始认为支撑商人经济活动的道德观是必需的。可以说,战前和辻批判商人本性,主张回归共同社会的理想与人伦的自觉,结果也都意味着“道德观”是必需的,因此并不是说战后和辻才完全改变了观点。事实上,战前的和辻是对一味振兴经济、殖产兴业,失去道义的近代日本的反省;战后的和辻是强调近代日本的问题点,即批判迅速引进近代技术,却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近代精神的吸收。“正如此后半个世纪的历史所证实的,这种迅速引进的过程中隐藏着各种偷工减料引起的危险弱点。最大一点就是急于引进近代技术,却忽视了对与之平衡的近代精神的吸收。特别是没有注意到作为国民国家,当机构发生变化时与之相适应的公共精神的培养以及社会道德的发展。”[7]

(四)回归文化哲学

战后,正如最初那样,和辻重新回归到“文化哲学”这一原点,写作了《锁国》《日本伦理思想史》《被埋没的日本》等“文化哲学”的一系列著作,批判了此前日本的封闭性与精神。例如,他在《被埋没的日本》中这样写道:“(关于波茨坦宣言的承诺、制定宪法…)我们宣告不用‘武力威慑’、‘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持有武力才这样做。不持有武力自然无法将武力作为手段,因此没有必要特别宣告。我们的宣言显示了这一决心是为实现支配人际关系的崇高理想而做出的努力。将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违反了上述理想。纷争最终不需要依靠武力,而需要依靠道理来解决。如果不坚持这一原理,就无法最终实现和平的国际关系。”(《我们的立场》《被埋没的日本》所收)[8]和辻在战后的上述反省,并没有在战后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但是今天,当我们毫无偏见地探寻和辻哲郎的思想轨迹,毫无偏见地面对曾被认为帮助战争施行、战后受到批判的西田哲学时,上述引文的意义也开始重新被大家认识。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世界以及东亚的今天,虽说和辻的思想在战前战后有所变化,但他对异文化的一贯关注、潜在的文化多元主义视角以及将人际关系理解为“信赖”的伦理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对于和辻曾持有的、战后修正了的国家观、国际关系观,笔者认为必须将和辻战后的国家观、国际关系论作为日本自我认识的形态之一,在21世纪发挥它的作用。可见,和辻的伦理学虽然在公法方面存在问题,但其精髓原本在于私法方面的哲学(诚实与信赖的伦理学)⑤。对于将对私法层面人的理想状态的关注联系到公法层面的关系的这种意图与方法,虽然战前和辻在研究内容上出现不少偏颇,但也有功绩。继承其意图,重新进行哲学思考,应该是和辻给我们提示的课题吧。笔者认为应该在以下几方面继承和辻的思想。

第一,和辻提出的挖掘国民精神史的重要性很重要。探寻文化的底层,比反省历史、反省自我更为深入。这告诉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经历对各文化独立性的哲学反省之后,尊重他国文化的可能性。

第二,和辻的伦理学。从与法制的关系来说,和辻的伦理学希望将公法(宪法及其他统治法)与私法(民法、经济法)相结合。但是,公法方面并不适用于多元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应该说和辻伦理学的特色在于私法领域、从私人关系到从事经济活动的私人领域。“诚实与信赖”这种伦理学的“真实”在今后也具有意义。在此之上重新构筑公法领域,即新的“公共性”(排斥灭私奉公的道德),对日本国内继承和辻伦理学来说是必要的。

第三,和辻最初否定商人道德(商业道德)。但是,特别是以战败为契机,他开始认识到确立商业道德的重要性。伴随现代经济活动的繁荣,商业的道德性将成为重要课题。我们必须从与和辻倡导的“灭私”的不同方向考察经济活动与个人幸福的关系。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数学教学；文科大学生；创新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从1993年开始在校内所有文史类专业开设高等数学必修课，是国内率先开课的学校之一。经过15年的教学探索，目前这门课在我校已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教学体系，并形成了一系列教学制度。文科学生对课程的认可程度已由最初的不足20％，上升到现在的70％以上。实践证明，我们设置的文科数学课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都比较适合我校学生的情况，这门课也较好地发挥了培养文科学生理性思维与综合素质的作用。在全社会都高度重视人才创新能力的今天，我们感到，高等数学课对培养文科学生的创新能力也同样具有很好的效果。本文介绍的是我校文科高等数学教学培养文科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情况。

文史类专业的数学课要面临一个改变学生学习态度的问题，这是它与其他类型数学课的不同之处。因为初学这门课的学生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对数学有畏惧或抵触心理，他们之所以报考文科专业正是为了躲避数学。因此如何设置教学内容、采取怎样的教学方式才能使学生乐于接受数学课是个很大的问题。根据学生的学习现状与社会对文科人才数学素养的要求，我校把文科数学课定位为培养学生理性思维的文化素质课，把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贯穿于教学内容的设置与教学方式的改革上。

一、教学内容的设置着眼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我们是通过构造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来实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性思维。

1、优化教学内容，构造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

合理的知识结构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要从构建其合理的知识结构着手。对于当今的文科大学生来说，掌握一定的高等数学知识，这本身就是在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因为数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内容和思维方式上都有着根本的不同，数学知识的加入，可以使得原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所构成的平面知识结构变成立体知识结构。知识结构维数的拓展意味着思维空间在质上的扩大。只有在广阔的思维空间里，各种具体的创新思维技法如类比、移植才可以派上用场。

在文科学生的知识库中加入怎样的数学知识，才能使其数学知识的结构、乃至整个知识结构达到最优呢?经过十多年的教学实践与研究，2005年由我校严守权老师主编的教材《大学文科数学》正式出版了。这本教材就是我们探索这门课教学内容的研究成果。该教材设置的我校文科数学教学内容有四大模块，它们是向量空间与矩阵、微积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模糊数学与图论简介。我们认为以这些内容构建文科学生的数学知识结构是合适的。首先，这些内容都是现代数学的基础和最主要的部分，由它们生成的现代数学观念是当今文科人才必须具备。其次，它们都是重大的数学思想的典型代表，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虽然这些教学内容与其他类型数学课的内容是重合的，但与其他数学课不同的是，我们尽可能地列举数学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应用的例子，使数学知识更贴近人文、社会科学。这也正是我们这本教材的一个特色。比如，讲函数时我们介绍马尔萨斯人口模型和油画赝品鉴定；讲极限时我们介绍古希腊哲学著名的芝诺悖论；讲导数时我们介绍新闻传播的速度问题等等。在具体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我们尽量摈弃不必要的抽象证明，比如，极限的ε－δ定义我们就没有详细地介绍。目前我校这门课教学内容实施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中文、外语、国学三个专业实行一学期制，共72学时，讲授一元微积分。哲学、历史、党史、新闻、法学、国际政治、档案各专业实行二学期制，共144学时，讲授向量空间与矩阵、一元微积分、概率统计。模糊数学与图论简介部分根据学时情况选讲，一般作为学生自学阅读。

2、组织教学内容，培育学生的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能力

鉴于文科数学课定位为文化素质课，因此在教学中更应该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众所周知，学习数学是培养抽象思维的有效途径，其实学习数学也可以培养形象思维。我们是通过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能力来提升学生整体的思维能力，从而促进其创造性思维的发展。

在培养学生形象思维能力方面，首先，数学教学离不开形象思维，因为数学概念的引入必须借助直观的形象。因此数学教学的过程就是开发、锻炼学生形象思维的过程。其次，在文科数学的教学内容中有很多训练学生形象思维的好材料。比如，连续、导数、定积分直观形象的几何意义或物理意义，会丰富学生的表象；极限能地锻炼人的想象力；离散型和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的对比能锻炼人的联想能力。我校文科数学课除了一般的形象思维训练之外，还根据文科学生的特点，特别加强了教学内容的直观性与整体性。所谓加强直观性就是将数学概念的实际意义、几何意义或物理意义讲解得更加详细，把它们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部分，而不是次要的附属部分。所谓加强整体性就是尽力展现数学知识的来龙去脉、展现数学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使学生从整体上去理解和把握数学。而“从整体上去把握事物”正是形象思维所具有的特点。在教学中我们了解到，希望能从整体上去把握数学也正是不少文科学生的愿望。为此，我们在教材中穿插了数学史、数学小典故、数学家生平简介、数学名言警句等。教材也因此变得生动活泼。教学内容的直观性与整体性的加强，既化解了数学知识的抽象性，使得教学工作能顺利地进行，又使得培养学生形象思维的效果更加显著。这种把数学史融入数学教学的做法，是文科数学教学的一大特色。

在培养学生抽象思维能力方面，我们针对文科大学生思想活跃、思维跳跃性强的特点，特别注意训练学生思维的严谨性，以此作为提高他们抽象思维能力的突破口。比如，对于判断是非题“初等函数在其定义区间内可导”，有不少学生误认为是正确的，因为他们隐约记得有一个关于初等函数在其定义区间上的性质。其实那个性质是“初等函数在其定义区间上连续”。我们在纠正学生具体知识错误的同时，还纠正了他们容易犯的忽略概念准

的解法中，每一步都是有依据的，这就是推理的严谨。每当我们在课堂上给出正确的解法，学生都会深有感触地不断点头，看得出他们是被数学推理的严谨性折服。通过这样的教学，学生在加强思维的严谨性方面确实有所收获和进步。连一些入学时自以为抽象思维训练已足够的中学理科生，学完这门课之后都感慨自己的抽象思

维能力还有待提高。在教学中我们体会到，学生抽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需要磨练的。只有通过大量的、反复的、手脑并用的练习才能有效地刺激学生的大脑，使之内化为一种思维的习惯，最终形成思维的能力。因此我们认为，即使定位为文化素质课，文科数学课也还是需要系统的教学，不宜开成单纯的数学讲座。

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化与整体思维能力的提高，会使得他们思维的品质得到改善。这些品质分别是思维的广阔性、思维的深刻性与思维的灵活性。而这些优良的思维品质正是创造性思维所不可缺少的。因此我们认为，文科学生学习高等数学有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

二、改进传统数学教学方式以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采取怎样的教学方式能使文科学生乐于接受数学课，是开课以来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在开课后的第六年1998年，我们决定在数学课通常的教学环节(课堂讲授、学生作业、期中考试、期末考试)之外再增加“学生撰写数学小论文”一项。我们设计这项教学环节的初衷，一方面是要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加大平时学习成绩在总成绩中所占的比例，以缓解学生对学习数学的畏惧与抵触。另一方面是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发挥他们善于阅读和写作的特长，倡导研究性学习。这一教学方式的改革立即得到广大学生的积极响应与热烈欢迎，同学们发现数学、学数学、用数学的兴趣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其教学效果之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下面简要地介绍一下这项教学工作开展的情况。此教学环节规定，学生在修课期间提交1篇与数学有关的小论文。数学小论文的选题很广泛，它可以是数学在文史学科应用的综述、可以是学生在文科专业或生活中应用数学的案例，可以是从数学的角度对事物的观察分析，可以是对学习数学与提高思维、培养素质的关系论述，可以谈学习数学的心得体会，可以是对文科高等数学教学内容和方式的探讨和建议等等。论文要求正式格式、字数不超过5000。论文成绩占总成绩的10％，论文成绩特别优秀者可以另外再得到总分加分的奖励。到目前为止，约有5000多名学生参与了这项教学工作。每学年，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约占论文总数的15％左右。已有60多人获得了总成绩加分的奖励。

每年我们都会收到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高质量的学生数学小论文。例如，《数学精神与法律原则》、《数学与法律的比较》、《从数学看人生的道理》、《概率统计在辛普森杀妻案中的应用》、《关于的概率分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数学》、《数学思想方法在政治学领域中的应用》、《罚球角度与命中率的数学分析》、《交通事故与刑事案件中的数学》、《现代新闻人离不开数学》、《概率统计在公交车问题上的应用》、《浅析“诗经”中语言的连续性》、《用二项分布分析宿舍插座的使用情况》、《研究中国历史不同时期官阶、官员年龄结构的分布规律》、《大学生如何购买牛奶最省》、《大学生生活费的分配与使用》，《便民小餐馆每日购买多少扁豆能使成本最低》、《报贩每日的合理进报量》、《对希望工程的效益作评估》、《对所在村外出打工人员情况的调查与思考》、《对学生食堂就餐人流量的分布规律探讨》、《对学生公寓楼厕所坑位数目的合理设计》、《对大学生晚自习状况的统计分析》、《对家乡城市园林无障碍设施设计的调查报告》、《研究和比较几种体育记分法的公平性》、《对商场“买100元返88元”促销活动的分析》、《用正态分布验算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的合理性》、《学生上网时间的数学分析》、《关于话费节省的函数思考》。学生论文的选题很广，内容也很新颖。透过这些论文，我们可以看到学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看到文科学生所特有的敏锐洞察力与文采、看到学生试图从数学的角度去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所做出的努力、看到学生亲手应用数学后的兴奋与自豪。有学生在交给老师论文时高兴地说，“没有想到自己能写出这样精彩的数学论文”。

我们感到学生撰写数学小论文是一种非常适合文科学生特点的教学方式，它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具有很好的效果。这种创新实践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一是创新的技能，二是创新的精神。在创新的技能方面，撰写数学小论文培养和锻炼了学生发现问题、明确问题、阐述问题、组织问题和输出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在创新精神方面，撰写数学小论文激发了学生的独立性、自信心和意志力，而这些都是人从事创新活动的动力、是创新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布置小论文的作业我们发现，一般新生的独立性都不够强。每当我们宣布写小论文的事，学生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惊讶的“啊”声。他们认为，自己的数学知识有限、数学学得也不够好，不可能有独到的见解和新颖的发现。经过近一年数学教学和学生个人的努力，一些学生最终写出了有创意的论文。这无疑是他们破除迷信、增强了独立性的结果。因此说，撰写数学小论文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撰写数学小论文还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自信心。由于自信心是人获得成功体验的产物，因此，一旦学生在自己相对薄弱的领域写出了有创新点的论文，他们成功的体验将会更深切，自信心增强的幅度会更大。撰写数学小论文还很好地锻炼了学生的意志力。我国中小学生写论文训练不多。文科生要在大学一年级自己确定选题作有关数学的论文，确实会遇到不少困难。这其中既有心理和认识上的困难，又有方法和技术上的困难。但也正是由于这些困难才更能磨砺学生的意志。学生撰写数学小论文所受到的锻炼是多方面的。因此我们认为，文科学生以这种研究性的方式学习高等数学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创新实践能力。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国际河流水资源是跨境共享资源，当前两国在处理跨境水污染问题时，主要面临的问题体现在以下四方面：中方在污染事件处理中相对被动；缺乏全方位流域保护的整体规划；缺乏操作层面的地方合作机制；缺少市场机制的引入。

两国在该流域的政府间合作是主要合作模式，应该根据中俄两国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的现实特点构建合作治理机制，既要符合两国合作的现实条件，也要面向未来，构建开放、有弹性的合作机制。

研究认为，两国应积极面对问题，克服跨境水污染治理的困境，基于跨境水污染防治的区域合作治理框架，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其他合作战略为指导，以政府间合作为主，以市场、公众参与为辅，从战略、管理、技术三个层面构建多层次合作机制，逐步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模式。

关键词 黑龙江流域；跨境水污染；多层合作机制；区域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 X522/TV21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9-0121-07

黑龙江流域曾多次发生大小不同的跨境水污染事件，作为中俄两国的界河，黑龙江流域的跨境水污染问题不仅影响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稳定，而且牵动中俄两国的国际政治与外交关系。作为一种国家之间的区域公共治理问题，黑龙江流域的跨境水污染需要中俄两国积极探索构建稳定的合作机制。国际上跨境河流的水污染防治越来越趋向于跨国合作治理，但不同跨境河流之间的差异性及国家之间的差异性都很大，因此，必须根据实际状况寻求解决合作之道。黑龙江流域水污染合作治理是一种典型的两国间合作治理，中俄之间比较稳定的国际关系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该流域水资源与环境管理合作基础，使得中俄两国之间有必要也有可能构建比较稳定的、战略性的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多层合作机制。

1 黑龙江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的现状及面对的合作困境

流域跨境水污染是跨境河流的水体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性的改变，由于流域的整体性和水体的流动性，从而造成了边境两边水质的恶化。跨境水污染是典型的公共问题，所产生的影响会由于处理不当而形成跨国境的区域公共危机，因此，两国政府必须合作应对此类公共危机。2005年的吉林石化爆炸事件反映出中国和俄罗斯目前在生态环保领域的实际合作是非常缺乏的，虽然1994年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但也没有涉及到具体的水污染权责规定，使得两国的水污染防治工作的合作没有真正的法律依据，此次跨境水污染事件大大推进了两国之间的水污染防治的合作。

1.1 黑龙江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现状与问题

中俄界河黑龙江在两国边境经济发展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总体而言黑龙江水质尚好，污染仅限于局部地区，并未形成流域性污染[1]。但是，随着流域内外经济开发加快，水环境问题已逐步成为影响两国关系潜在的不稳定因素[2]。

在1996年中俄两国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基础上，两国成立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统管双方在经济、贸易、科技、能源、运输、核能等重要领域的一系列合作，其中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环保分委会主要负责两国在环保领域的合作。目前为止，已举行到第七次分委会会议，并且成立了污染防治和环境灾害应急联络、跨界水体水质监测与保护、跨界自然保护区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3个工作组，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俄两国边境地区跨界水体水质继续保持稳定，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自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爆发后，中俄双方高度重视对水质的监测工作，2006年5月，两国签署了《中俄跨界水体水质联合监测计划》，于2007年成立中俄跨界水体水质监测与保护工作组，双方签定了《2007年度中俄跨界水体水质联合监测实施方案》，在5个跨界水体的9个断面进行为期5年、每年五、七、九月3次的联合监测。目前为止，中俄已创建一套足够灵活的并拥有反馈的有效监测系统。

在黑龙江流域保护的其他方面，如生态环境、自然保护区、航道管理等，也达成了一系列保护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协议》、《中俄蒙关于达乌尔国际自然保护区协议》、《中俄界河水上安全和防止船舶污染水域合作备忘录》等。

但是，在现有的黑龙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双方政府还没有为跨国合作提供一套完整的制度框架，地区之间的合作缺乏制度依据，也缺乏有效的议事程序和争端解决办法；并且现有的合作关系不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上的，导致流域内的地区合作缺乏经济动力。

目前，黑龙江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中主要存在这样一些问题：

（1）中方在污染事件处理中相对被动。1996年，中俄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此为指导，中方在污染事件的处理上充分履行了义务，但由于上下游的区域位置及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原因，使得中方在面对污染事件时并不占优势。例如在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一方面，中方及时向俄方通报信息并提供活性炭等援助，在治理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俄方提出索赔，日本此时也加入进来，想借机提升其在东北亚的影响力，使得中方在处理此次事件中变得比较被动。

（2）缺乏全方位流域保护的整体规划。中俄双方充分吸取了05年松花江事件的经验教训，05年之后大力发展在水质监测方面的合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黑龙江流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在资源开发、污染控制、流域生态圈保护等方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就目前的合作领域的广度及深度看来，在其他方面仍需下大力气。

（3）缺乏操作层面的地方合作机制。中俄政府在战略层面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并成立了部长级会晤机制，但是两国的地方政府间、区域间的合作并没有实质上开展起来，使得协议中的内容难以落到实处，主要职责、权力和义务等没有明确规定，致使出现水污染事件时易互相推卸责任。

（4）缺少市场机制的引入。中俄双方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由上至下的政治协议之上，主要是政府部门参与其中，对于流域水污染的治理始终没有有效引入市场运作机制，一方面，由于缺少企业资金的支持，巨额的治理费用使政府压力颇大；另一方面，缺少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大多项目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1.2 黑龙江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的合作困境

虽然中俄两国政府已经开展了不少合作，但现阶段跨境水污染治理合作的主要特点是就事论事，主要表现在对具体问题的处理、对具体事件的沟通与协调，而系统性的合作仍然缺乏，说明仍然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合作困境。

第一，随着经济发展，跨境水污染所形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将日益突出。农业、工业是主要的污染源及受害者，水污染造成的农业损失占第一位、其次是工业，其比例远大于其他部分。黑龙江流域是传统的工业基地也是重要的农作物产地，应加强两国政府间合作，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综合起来考虑，才能较好地解决环境与发展的协调问题。

第二，跨境水污染问题与两国在该区域的经济利益竞争交织在一起。中俄双方在该区域经济开发加大了对水资源的利用，而相应的保护措施及跨境水资源的资源利用缺乏跨境的流域统一规划，由此造成跨境水污染问题与区域经济利益竞争交织在一起。

第三，中俄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存在行政和技术上的差异性造成流域治理的困难。水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具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但对于水污染的防治却存在行政边界分割。在2005年的松花江事件中污染面随着河流流向从而影响至俄罗斯，在两国之间治理差异性就突显出来，这种差异性导致在污染发生时无法及时有效的采取行动。

第四，黑龙江作为中俄两国界河，跨境水污染影响易政治化。以2005年的松花江流域污染事件为例，虽然水污染面扩散形成的跨境影响及其处理是中俄两国之间的事务，但来自周边国家一些力量也试图介入，如来自日本的力量利用此次事件强调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

显然，这些合作困境有些是国际河流所共有的问题，有些则是黑龙江作为界河以及在该区域环境中而特有的问题，国家之间的合作需要逐步超越应对事件的阶段，向系统和有序的合作演变。

2 黑龙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多层合作的治理框架 国际河流水资源作为跨境共享资源，水污染危机作为跨境的公共危机，跨境水污染防治除了国家之间政治与外交层面的合作之外，还有赖于构建多层次的区域合作治理机制及其有效性。但是，国家之间的水资源区域合作治理不同于一般国内的跨行政边界合作治理，具有自己的复杂性。黑龙江流域的中俄水资源管理及其行政体系有自己的特点和差异性，在水污染防治中必须根据现实体制条件合理地架构合作机制；该流域在现阶段的市场及社会多元参与并不发达，长期角度看，市场与社会参与是一个发展方向，所以合作机制的构建必须考虑层次性和弹性。

2.1 现有水污染防治政府间合作的局限性

目前，中俄两国的环保工作是在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环保分委会框架内开展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处于最高地位，统领着环保分委会，从整个系统来看，两国的环保合作属于“政府导向型”，也就是说两国政府在环保合作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合作的主体。高层会晤机制成为中俄两国水污染合作的基石与推动力，但是如何正确理解和切实执行最高决策机制做出的决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具体层面还要建立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各环保委员会，而各环保委员会本身的建立与运行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工程，其所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广，运作起来就比较复杂。虽然总理定期会晤本身多年来得以按期举行，但为落实总理定期会晤所制定的方案，其所属的各专门委员会的建立和运行却参差不齐，效果也有很大差别。

两国之间的水污染纠纷和矛盾也缺乏有效的事后调节和解决机制。国际上对于各国水污染合作中出现的问题，通行的办法是按照市场管理原则或国际惯例制度加以仲裁解决。但是，一直以来推动中俄两国水污染合作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部门，水污染防治事后的合作机制难以依赖中俄高层的会晤机制，必须要有具体执行层面的合作机制，同时也可引入必要的市场动力和推动机制。

所以，仅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为指导的高层合作已不能满足两国合作治理水污染面对的多样的、复杂的日常性问题，针对不同层面的合作问题和特点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来解决跨境环境保护问题，显得至关重要。中俄两国间高层合作为两国多层和多元主体的合作提供的战略基础，应发挥该区域地方政府和相关社会组织的作用，在制度上寻求达成进一步合作协议[3]。

2.2 水污染防治的多层合作治理框架

中俄两个大国历来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上一直是政府占主导地位，由上至下的进行管理。但是，目前随着大量的非政府形态的第三部门的兴起以及黑龙江跨境治理中专业和技术上需求的多元化，单一的政治强制力已不足以应对复杂和变化的现实。对于黑龙江跨境水污染防治而言，多层次合作机制的构建可以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指导，在其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层级，引入市场和公众，以政府间战略合作为主、市场公众参与为辅，为各主体间的合作提供制度性保证。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运作机制化主要内容包括：①高层定期政治会晤制度；②双方合作协调和指导制度；③国际磋商制度；④民间交往制度，等。据此，黑龙江流域跨境水污染防治的多层合作机制可以根据其中所需要沟通、协调的政治关系、管理关系、技术关系分为三个层面（见图1）：一是战略层面的合作，二是管理层面的合作，三是技术层面的合作。

在战略层面，需在两国间政治合作共识基础上建立该流域涉及区域范围内与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相协调的合作机制，主要包括流域开发战略规划与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主要解决跨境水资源管理的战略性问题。在管理层面，需建立相关各政府部门之间的约束、协商、反馈机制，主要包括组织协调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沟通反馈机制、市场监管机制，主要解决跨境水资源管理的制度性沟通、协调问题。在技术层面，需要就跨境水污染的监测、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理、流域水生态等方面涉及到的技术标准和技术问题进行沟通和协调。

三个层次的合作机制目标一致，但各自的重点不同，构成跨境水污染防治的合作机制体系。治理问题专家皮埃尔・卡蓝默认为，为了保证治理主体能够成为一个整体形式的主体，就应优先突出共同目标和共同标准[4]。因此，在整个体系中，战略层首先明确共同目标，制定总体规划，战略层制定的规划为管理层及技术层提供指导原则，管理层解决沟通与协调的组织和制度问题，技术层解决执行的技术标准和方法问题，管理层和技术层是实现战略规划的保证。

3 黑龙江流域水污染防治多层合作机制的内容

3.1 战略层面的合作机制

战略层面的参与主体为两国政府，其目的是基于共同面临的公共事务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依据一定的战略规划，将资源在地区之间重新分配组合，以便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活动[5]。现代公共治理中认为府际管理是改善政府间关系的一种新型思维框架，代表着以合作为基础的互惠的政府关系模型[6]。政府间关系包括纵向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地方各级政府间关系和横向的各地区政府间的关系”[7]。对于国际河流而言，政府间的合作就是以两国政府之间纵横的管理关系为基础，建立统一的战略规划，为管理和技术层面提供政策指导。

3.1.1 共同编制流域开发战略规划

共同利益是中俄区域合作开发的基础，而在国家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中，一般来说经济利益占据基础地位，政治关系往往以经济实力作为支撑，而经济关系的变化也可上升为政治层面，或者导致地缘政治的变化。两国在黑龙江流域地区都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资源能源重要产区，因此这一地区有强烈的共同开发需要。流域开发是一种以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主体的资源开发经济[8]，中俄两国企业及开发单位在黑龙江流域水资源开发中的公平竞争、协同合作乃至于实现共同开发，符合两国在该区域的发展战略，两国担负起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实施全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中俄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及国内政策环境为界河开发创造了良好的机遇：2008年1月29日，中俄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的协定》；2008年10月28日的《中俄总理第十三次定期会晤联合公报》表示，两国将加强在合理利用和保护跨界水方面的合作[9]；2009年9月23日，中俄两国元首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10]，从8个方面开展合作。

目前的合作主要是从海陆联运及水电开发着手，黑龙江流域要实现可持续的流域开发，需根据黑龙江流域资源、生态和环境状况，充分发挥流域能源、矿产、农牧产品资源等开发优势，努力克服流域开发的不利因素。通过流域开发，把两国交界地带的区域经济转化为流域经济，即以黑龙江干流为主体，把松花江、额尔古纳河、乌苏尔江、兴凯湖等相关区域纳入黑龙江流域，从整个流域规划的角度，规范、协调两国在该流域的社会经济活动和空间布局，指导两各国的社会经济开发活动，实现流域综合开发，以流域开发推动边境地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3.1.2 共同编制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在《规划纲要》提出的八项合作中，也包括中俄环保领域的合作，其别强调了黑龙江省政府和阿穆尔州政府的合作，主要有：保护跨境水体合作；在双方法律框架内交换环保领域技术；环境监控技术方法领域的交换；交换有关发展边境地区居民环境教育体系的信息；每年举行环保问题的联合研讨会；开展联合行动，保护跨境地区生态多样性，就建立跨境特别自然保护区交换意见。

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明确提出“防治水污染应当按流域或者区域进行统一规划，水污染防治规划是防治水污染的基本依据”。同时，对于我国而言“十二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许多环境上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因此在战略层面，中俄两国政府开展水污染防治规划方面的合作有着现实意义，可以以《规划纲要》的内容为指导，进行水污染防治专项规划的流域合作，为管理层面及技术层面的合作提供规划指导，同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加强对公众环保意识的培养、教育以及环保技术的交流与开发，并辅以完善的法律制度明确其合法性。若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作保障，跨区域环境的合作治理就难以继续。

3.2 管理层面的合作机制

管理层面的政府间合作机制构建的基本要求是保证战略合作决策的落实，建立一个平稳有序的运作执行机制。跨境水污染防治的合作治理在管理层面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包括利益协调、激励与约束、沟通与信息披露、市场运作的引导和管理等，合作的程序化、制度化是发展的基本方向。

3.2.1 构建协调的组织机制，提高跨境协同管理水平

跨境协调的核心在于利益协调，跨境水资源利益协调涉及到两类主要利益，一是水资源利益，包括资源的使用及损害，二是水资源开发的经济利益。从目前我国黑龙江流域的管理机构设置来看，管理机构大多是水利单位，关注的是水资源公共利益，经济活动及经济利益的管理首先在地方政府。因此，两国之间的管理层面合作要考虑两类利益的协调，可以借鉴国外流域治理的成功模式，采取以两国对这两类利益的管理机构为主的流域联席会议的方式进行跨境协调。

“流域联席会议”可以作为两国政府间的协调组织机制，在战略协调的指导下落实在流域管理层面开展工作，主要就流域内产生的跨境水污染问题或其他跨境问题进行具体的协商和应对，对经济利益协调和水资源公共利益协调提出解决方案。在现阶段两国还难以就流域共同开发与保护形成共同治理的情况下，“流域联席会议”对利益的协调可以及时面对现实问题，防止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当然，现实中还可以设立顾问专家组或类似的技术咨询机制支持两国的协调工作。

3.2.2 构建激励约束机制，解决责任分担和损害赔偿

对黑龙江流域进行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治理机制能够有效约束不同参与者的行为[11]，在多层合作机制中，参与者涉及到两国政府、市场、第三方机构以及公众，要对众多的参与者进行严格明确的奖惩约束的制度安排。在两国之间这种激励约束会比较困难，需要两国之间的协调，一方面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合作规则来实现。

两国在法律上的协调既需要按照国际上普遍适用的争端处理程序，也需要对两国法律体系的差异性采取法律上的协商。如果两国在相关法律和争议处理上达不成协议，那么必然对水污染防治及补偿缺乏有力的约束，会进一步对两国关系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合作规则主要是流域内市场主体、水用户等要形成一种自主的、相互牵制的互动网络，通过网络间的互动过程来形成合作的约束规则[12]，这种合作规则在一国市场内，在同样的政府管理体系和法律体系下是可以通过各方持续互动而逐步形成的，但在某个流域涉及的两国之间形成共同认可的合作规则就比较困难，需要政府引导和法律体系的协调。

3.2.3 构建沟通反馈机制，完善信息披露与公众参与

沟通反馈机制包括两国政府间的沟通以及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构成一个横向与纵向相交织的沟通网络。两国政府间的沟通除了现有的定期会晤机制，还需建立工作例会制度、流域水量水质信息共享制度以及水污染事故通报制度，制度化水环境状况信息，搭建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两国政府之间的信息的迅速交换，为环境突发事件的防范提供帮助。

国际上流域水污染防治的公众参与逐渐增强，发达国家公众参与呈现出参与行为的法律化、参与主导的非政府化、参与意识的增强化和参与主体的广泛化特点[13]。中俄两国作为政府主导型的国家，在黑龙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中，公众参与明显不足，公众参与呈现出政府主导、参与意识淡薄和参与途径单一的特点。但作为一种普遍的发展趋势，公众参与可以提高流域治理的水平，因此，积极地通过构建两国之间的沟通机制和信息披露机制，主动引导公众的参与，要比出现问题时被动地受到影响强，尤其可以防止流域外势力对舆论的利用。

3.2.4 构建市场监管机制，部分实现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构建市场监管机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市场推进的跨界流域合作，使水资源保护的基础设施社会化、投融资机制多元化[14]。黑龙江流域水污染治理涉及到庞大的资金，资金需求量不可能完全靠国家投资来完成，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吸纳社会资金参与治污。本着 “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用经济利益来引导企业、社会各方面对跨界流域管理的积极性。利用市场机制推动治污基础设施建设，如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择优选择投资主体和经营单位，实行特许经营，并强化监管。鼓励排污单位委托专业化公司承担污染治理或设施运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污水、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

3.3 技术层面的合作机制

1994年5月，中俄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正式启动了两国环保合作进程。但是由于该协定涉及面过广，难以对黑龙江流域水污染治理做出具体规定，治理的有效性缺乏。实际上，相关技术标准和方法的差异性直接导致管理上的差异和冲突，两国的多层合作应加强相关治理的技术性合作，进一步协调一体化的工作机制。

3.3.1 监测技术与标准的协调

对于黑龙江这样以主航道为边界的河流，中俄两国分别只能监测到河流的一侧，这就需要两国协调与合作，才能监测到一个完整的断面。由于两国对黑龙江在监测方法、技术、评价标准等方面不尽相同，这给双方的合作交流带来技术层面的障碍，因此有必要统一双方互相认可的方法和标准进行监测、评价。现在，黑龙江省黑河市正与俄阿穆尔州合作交流，商谈、协调黑龙江干流水环境监测的有关技术、标准等事宜[15]，这在污染事故仲裁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双方合作交流的重要技术基础。

3.3.2 应急管理流程与技术的协调

应急管理要求中俄两国通过对以往污染事件的分析，根据若干指标编制污染事件分级体系，并制定应急预案。一旦污染事件爆发，立刻启动应急预案，联络有关主管方进行协商[16]，对于特定水域的危险源要及时辨识，并且进行风险评价。风险评价不仅包括危险源风险评价，也包括事故发生后环境因素对其发展影响的风险评价[17]。流域管理委员会要发挥作用向上游国及时通报污染扩散情况，流域管理委员会还应准确评估污染水流到达下游地区的时间河污染程度，帮助其做好前期的应对准备。中俄还应力所能及地互相提供救援物资，并由政府出面协调和平息居民的恐慌骚乱情绪，使得整个处理工作有序进行。

3.3.3 流域水生态标准的协调

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最终目标是恢复流域水生态，将水生态系统健康保障作为污染控制的基本目标将是未来流域水污染防治的重点和方向，及时开展流域水生态健康指标、人体健康指标等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流域水生态现状，判断流域水生态的变化及发展趋势，为流域水生态的逐步恢复奠定基础。但是对国际河流水生态健康标准的认识在不同国家之间会有差异，两国应协调统一流域水生态健康指标，如鱼类种类恢复、湿地面积变化、土壤侵蚀情况、人体健康指标等，这些要素直接指示流域生态环境健康变化趋势和现状。可制定相应的流域法，统一黑龙江流域开发与管理的生态标准，建立起流域生态补偿机制[18]，使得全流域的生态标准及价值评估有章可循。

4 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环境的压力，在中俄双方在黑龙江流域大力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的背景下，系统地解决跨境水污染影响已十分重要。中俄两国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在不断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大背景下，加强两国在黑龙江流域跨境水污染方面的合作有着现实意义。同时，两国在该流域的政府间合作是主要合作模式，应该根据中俄两国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的现实特点构建合作治理机制，既要符合两国合作的现实条件，也要面向未来，构建开放、有弹性的合作机制。目前的合作以总理会晤机制为指导，是一种由上至下的协议式合作，尚未构建多方、多层次的全面合作机制。通过构建多层次的合作机制，以政府间合作为主、市场公众参与为辅，可以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补充政府主导的单一合作局面，从战略、管理、技术层面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模式，使跨境水污染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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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8篇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登上世界舞台，几乎与此同时，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也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发展中国家的智库在服务内政和外交、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参与国际事务的进程中也开始进入国际视野。

2013年1月24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所属“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①研究小组公布《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智库问题再度引起世人关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智库在这份报告中的地位较往年有明显提升，特别是列入智库统计的数量、进入顶级智库的数量和排名地位都明显超过往年。尽管如此，在现有条件下进行比较，中国智库这个“思想产业”的发展仍处于滞后状态。

日本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些专门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大型智库，它们涵盖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不断推出一系列政策报告。日本“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科技立国”和“贸易立国”等战略的制定，都与这些大型综合性智库机构有密切关系。也正是由于这些战略的制定才促使日本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其中著名的有野村综合研究所、社会工程学研究所、三菱综合研究所、日本综合开发机构、PHP综合研究所等。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拥有大小不等的智库1000余个，这些智库主要有社团、财团和企业法人等三种形式。可以说，日本智库对其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发展作用日益彰显，因此，我们更应关注日本在智库建设上的经验。

日本智库发展建设的不同阶段

初创期。战前，日本就曾有过一些为军国主义制定对外侵略策略的知识密集型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隶属于“南满铁路公司”的“满铁调查部”。它成立于1907年，是专门针对中国东北、苏联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进行调研的机构。“满铁调查部”在其存世的近四十年间，先后提交各种专题报告1万多份，堪称当今日本智库的“开山鼻祖”。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外向型拓展，日本迫切需要解决国内外日趋尖锐复杂的矛盾，智库便应运而生。5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国土综合开发事业的发展，许多公共事业方面的智库企业纷纷涌现，日本智库逐渐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59年12月，前首相吉田茂创建了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并亲任首届会长。这是日本在外交领域的第一家智库，在国际上享有盛誉。2008年1月9日，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公布了除美国外全球最具影响的十大公共政策智库的名单，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赫然在列。②

摸索期。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日本迎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智库也进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智库综合机构诞生，国际业务增多向国际市场发展的趋势加强。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之后“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给日本持续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画上了句号。伴随着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日本国内不断涌现出环境污染、市区人口过密以及高级信息社会的开发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开始暴露出仅靠社会学、经济学和工程学等一系列单个学科很难解决的缺陷。而需要从中央到地方自治体乃至大企业探索新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尤其需要的是一种综合性的、跨学科的研究才可完成。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智库热”在日本悄然兴起，十年里竟有100多家智库陆续诞生。如1962年成立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1963年成立日本经济研究所中心，1965年成立野村综合研究所，1966年成立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1967年成立三井情报开发研究所，1969年成立社会工程学研究所。

形成期。70年代初期，“智库热”迅速席卷日本列岛。1970年成立三菱综合研究所，1971年成立未来工程学研究所和政策科学研究所，1973年成立社会开发综合研究所等。至70年代末，日本智库机构数量已达1570余家，仅“企业诊断”智库业的从业人员就多达5万人。1965年成立的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前身是野村证劵公司调查部，它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且重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970年成立的三菱综合研究所则由原三菱经济研究所、三菱原子能工业公司的综合计算中心和技术经济情报中心合并而成。野村综合研究所和三菱综合研究所都拥有数百名专职人员，称得上是这一时期日本智库中的“首屈一指”。

1970年前后，日本智库进入大发展时期，一些综合性强、声望高、实力强的智库机构多创办于这一时期。日本智库的蓬勃发展，给国内外均带来了较强影响。随即，日本政府萌生出建立国立公共智库的想法，集中起学术领域的众多专家，以分析主要的社会政策问题，确定相应的对策。197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法》。根据法律，1974年3月，田中内阁成立由各级政府出资、经济企划厅和国土厅共同管辖的综合研究开发机构（简称“NIRA”）。NIRA财力雄厚，历届理事长都是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经济通”，因而很长时间内被称为日本智库的“总管”。③

发展期。80年代日本“智库热”继续“发烧”。由于日元升值，80年代后半期新建的智库多是以大银行和大商社为背景。其中著名的有三和银行系统的三和综合研究所、樱花银行系统的樱花综合研究所、富士银行系统的富士综合研究所、日本生命保险公司系统的日生基础研究所、大河证劵公司的综合研究所，等。这些金融、证劵系统的智库为适应日本经济在全球范围扩张的需要，在为政府和企业出谋划策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滞后期。90年代以来，日本智库进入发展速度渐趋缓慢的“盘整”阶段。其间，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持续滑坡，一些财源基础脆弱的智库也被迫关门，智库总数较80年代减少了20%。但这一阶段也陆续有一些新的智库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于1997年问世的东京财团和21世纪政策研究所。

东京财团的主要出资者是日本财团，它网罗了一批顶级学者，就日本的内政、外交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在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担任首相的五六年间，东京财团与政权中枢走得很近。21世纪政策研究所则隶属于经团联，其经费充裕，影响也比较大。同时，在地方智库中，堪称后起之秀的是由新潟县、青森县、山形县等11个县于1993年共同出资建立的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其研究方向明确，实力雄厚，在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发挥着“领跑”的作用。

转型期。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日本国内外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日本外交决策机制逐渐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智库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④这些研究机构多是由政府资助或直接隶属于政府相关部门；也有一些是属于独立法人的，但也和政府部门有着密切联系。这些机构对日本政府外交决策影响很大，其中有些对中国崛起的研究对策已被日本政府采纳。⑤例如，“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堪称是日本海洋战略和政策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在日本海洋政策制定方面，出现了以海洋政策研究财团为中心的政、学、官、军界联合体，其通过媒体、研讨会、论坛等频频发声操纵舆论，影响决策。特别是日本近些年在离岛管理、低潮线维护、专属经济区、延伸大陆架、海洋资源开发、海洋安保政策等海洋政策、战略和立法制定方面，都与海洋政策研究财团及其关联的政官学军界密切相关。

据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研究指出，中国军费增长已进入活跃期，近年来年均超过两位数的军费增长令日本感到紧张，按目前的增幅，中国军费到2020年将是日本的7倍，到2030年将是日本的12倍，如此巨大的军费将用于何种目的，日本方面很难预测；日本智库对中日领土纠纷（问题及东海问题）和高度关注。日本冈崎研究所的冈崎久彦认为，“大陆一旦将会对日本的海上石油通道造成威胁，并形成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优势地位，从而使东南亚地区‘芬兰化’。如果中国并增加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将会是一个‘世界性的’复兴，这些可能的前景将会损害日本的利益。”；日本国际政策研究所的隆星山在其研究报告《中日关系的改善进程及美国的角色—变化世界中的历史、价值观和现实主义》中提到，“、东海问题以及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中的三大结构性矛盾。”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的军力建设已经打破海峡两岸的军力平衡，中国正在拥有武力的能力，中国或许有武力解放的倾向，到时势必将日本拖入战争中去。隆星山还认为是日本的领土，东海油气田应该按“中间线”原则划分。他认为中国是想“把整个东海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把中国的力量拓展到冲绳门口。”

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智库也帮助日本找到了新的商业机遇，他们认为中国政府日益关注的环境和能源问题将会给日本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日本的能源效率大约相当于中国的10倍，如果中国能够引进日本的能源技术，把能源效率提高两倍，中国就不再需要从世界各地大量购买能源。公害与环境问题也同样如此。⑥

譬如在日本的政策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的PHP研究所曾在2008年6月发表名为《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⑦该报告预测中国将在2020年前后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大国，并提出日本在与未来中国进行交往合作时应该采取的16条策略。⑧报告受到日本各界尤其是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另外，日本国际关系论坛的《亚洲中的日本：我们该怎么做？》⑨也颇具代表性。该报告认为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市场和丰富的资源，同时中国领导人提倡技术创新，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优势和举措，都将促进经济在未来稳步发展。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2000年的4倍。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的关志雄研究员认为，中国的GDP将在2052年超过美国，中国无疑具有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潜力。该报告同时也指出了中国在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和隐忧。⑩

日本智库的运行机制

人员构成。日本智库机构一般都有比较合理的人员结构（包括层次、专业、年龄），形成了多学科结合的研究队伍，理工科出身的研究人员是社会科学出身的3倍。如三菱综合研究所共有510名研究人员，其中理工科出身有380名，社会科学出身有30名。日本除少数大型智库拥有庞大的研究队伍外，大多数智库机构规模不大，有的甚至只有2～3名成员。据日本《智囊团年报》提供的资料，在日本的250个著名的智库机构中，有150个智囊团的专业人员都在20人以下，虽然智库成员人数不多，但都很精干。日本综合研究所共25名成员，其中研究员有16名，并且专业各不相同。据统计，大多数日本智库机构，其研究人员数量占总人数的半数以上，有不少甚至达到80%以上。日本智库研究人员经常更换，中青年占主导，大多由30～40岁的研究人员支撑。据统计，这类智库占到总数的七成。

日本智库的工作人员中包括专职研究人员和行政官员，专职研究人员来自各个不同领域；行政官员一般均具有政府背景，有些甚至直接隶属于有关省厅。其中包括日本政府部门（如经济企划厅、科学计划厅、通产省和厚生省）以及地方政府部门、私营企业（如公用电器公司、财团）临时委派的官员。如NIRA的领导成员包括前日本银行行长、日本经济开发委员会主席、前国土厅事务次官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NIRA的思想实际上是建立在日本政界、商界、劳务界、学术界的诸要员的综合倡议基础之上的。

在官方色彩浓厚的智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首先是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从其诞生之日就与外务省关系密切，历任理事长和所长除个别外几乎都是外务省的推知大使；其次是亚洲经济研究所，其所长最初要由内阁会议任命，虽然目前已经降格为隶属于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研究机构，但规模在日本政府系统中仍然独占鳌头；再次是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它是以防卫厅和经联团为后盾建立起来的，主要接受政府有关战略问题的委托研究；最后是日本防卫研究所，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保安研修所”，1985年改名为防卫研究所后一直隶属于日本防卫省，其所长、副所长均由防卫大臣任命。

此外，日本智库还主要来自民间筹资。其中一些民间的外交智库或聘用退职外交官，或由前外交官直接主持参与。如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是前外务省东南亚一科的科长伊藤宪一。世界和平研究所曾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8年创建，并一直担任该所的所长。

智库还积极聘请外国专家学者参与研究，如NIRA人员中就有来自美、德、韩和芬兰等国的优秀人才；再有，日本防卫研究所的政策研究部、地域研究部、军事史中心是其三大主体部门，80多名高级研究员承担着日本防卫政策研究、培训日本现役高级军官、文职官员以及和外国军事机构交流等多项任务，是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目前该所也邀请外国学者参加研究，美、中、德和新西兰等国的研究人员都曾到该所进行客座研究。

体制管理。日本一些专业性的智库机构，由于受特定因素影响较深，大型的智库机构一般都设有理事会来把握大政方针。如三菱综合研究所等都设有相应机构，理事会成员由政界、财界和学术界的名人组成，管理上实行高度分权和尊重研究人员个人创造性的体制，管理部门只负责组织专题研究，实行“课题小组负责制”定期商讨工作。如亚洲经济研究所设有“参议会”来负责审议业务方面的重大问题：设有“评议会”来负责审议事业计划、资金预算；还设有“调查协议会”来讨论课题立项等。日本各省厅所设立的审议会，其任务也主要是就各种专门问题进行研究，负责向省厅长官提出政策性的审议报告和调查报告。日本政府设有各种审议会212余个，委员达6000余人。

拥有一批有影响力和高学历、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是研究工作获得成功的前提，因此，日本的著名智库研究人员的录用极其严格。如亚洲经济研究所每年只录取2～4人，但社会上有近百人竞争。对录用人员要求严格，成果要与薪酬挂钩，每年还要对研究人员进行考核，要求每人每年至少发表两篇论文。研究人员到了40岁，面临职级升迁，要请所外专家评议，尽管存在反对声音，但还是坚持延用这个客观公正的用人制度。日本的退休制度中，私立大学到70岁，公立大学到65岁，但亚洲经济研究所到60岁就要退休。同时，该所职员的职称是根据职员本人的申报而定。而职员们大多选择便于调研工作的“相对职称”，他们既可以对民间自称是“调查部长”，也可以向官方认定自己是“主任研究员”。因此，该所的职员往往具有双重或多重职称，但职称并不与薪金挂钩。该所的种种尝试是为了提高效率而进行的改革，尽管有待进一步验证，但它已在社会问题研究方面独具特色，在日本有“诊断社会机能的医生”之美称。

日本智库在组织上采取独特的“派出研究员”制度，即政府、大学、企业、研究所向智库派出研究员，工作2～3年，工资由原单位发，到期回原单位。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共有33名研究员，长期聘用仅有3人。

日本智库政策科学研究所规定，研究项目的主持人原则上都由本所研究员担任。在研究项目多、主任研究员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给青年研究员压担子，促使他们尽快成熟，为青年人的成长、冒尖提供有利条件。如熊本开发研究中心规定以青年学者为中心的地区每周开一次恳谈会，同时还组织各种演讲会、报告会和讨论会，为青年人提供锻炼自己、展露自己才能的机会；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则有意识地吸收有学识的青年市民参加调研活动，至于给青年人提供学习机会和学习条件的现象，那就更为普遍了。此外，日本智库鼓励研究人员用英文撰写论文。如通产省研究所有60名研究人员（其中专职20人，外聘40人），2013年已80篇，半数用英文发表。

项目委托。在日本，智库市场上的供需基本保持平衡。咨洵市场的供给方有综合研究所、企业诊断机构、工程技术智库机构三类；需求方则主要分为政府部门和企业界两类。

就政府部门而言，其主要委托智库的内容包括城市问题、公害问题、教育问题及资源问题等；而就企业界而言，则主要涉及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效益和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等问题。

综合性研究机构汇集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主要负责跨学科的综合性调查研究和接受政府部门的委托，然后进行各种专题的调查研究。如日本经济研究所每年80%左右的预算经费是通过向政府、技术职能部门申请获得的；此外，日本经济研究所还大量接受企业的委托，从事各种生产技术、科研项目、生产管理、劳动安全、卫生管理的技术指导，以及为企业提出各种设计、改进方案等工作。

企业诊断机构主要提供企业经营管理指导、技术指导、情报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智库服务。它是日本智库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就是针对企业提出的问题，深入调查，运用科学方法，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定量和定性的研究分析，找出原因，提出改进方案，并帮助指导实施，以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企业诊断对改善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工程技术智库机构承担的业务主要包括土木工程的规划、设计，以及钢铁工业与建筑设计等技术方面问题的解决等。

科研管理。日本智库得到日本政府、地方等各方面的支持，包含政策支持与财政帮助。政策支持方面，日本政府计划让NIRA利用日本400多个私营部门的智库为之提供帮助，还可凭借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力量，开展综合性的政策研究。财政帮助方面，如NIRA的1985年资助捐款达到300亿日元，其中包括来自日本政府的150亿日元、地方政府的50亿日元和私营部门的100亿日元，各方每年的平均资助额约有20亿日元。

日本智库有严格的科研条例规定。如“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对NIRA有如下规定：以“和平”为思想基础；有助于了解经济、社会以及人民生活方式有关的问题；民主管理；经济独立；促进综合性研究与开发；向社会公开所有的发现，以有助于增加社会福利。

日本智库实行科学的评价体系。如亚洲所实行匿名评审，请外国同行评审，评审意见作为政府考核指标，也作为正式出版的依据。他们与著名的麦克米兰出版公司签订长期协议，对研究成果的出版做了制度保障。亚洲经济研究所在东亚影响很大，他们提出要努力建成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并鼓励研究人员用英文撰写论文，其中研究成果的30%多以英文发表，用以与国际同行交流，供决策部门参考。

日本智库十分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如亚洲所的图书馆藏书35万册，其中包括中国各县市的志书及统计资料、主要的中文报刊。野村综合研究所藏书之多即使在我国也少见。野村综合研究所不仅在东京拥有藏书4万册、各种杂志1200种、报纸65种和特种行业报纸88种，还拥有自己的“信息银行”，专门收集日本经济与产业的资料，另建有日本1700家企业财务情况数据库。三菱综合研究所则把情报处理作为所内三大支柱部门之一。NIRA还要求对各大研究领域加以评估，制订适用于NIRA研究活动的新组织结构计划。

对外交流。日本智库机构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从国内到国外，从地方的一个桥梁建设到国家的战略方针，从产业的发展方向到测定环境的具体指标，几乎涉及所有领域，囊括现代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影响着日本内政外交等各方面的发展。如“NIRA研究成果（NIRA Output）”不断公布的研究成果中，包括对各类问题的国内与国际专题论丛。“NIRA月刊”（日文）是一本专门概述NIRA研究活动进展的公共事业性杂志，而季刊“NIRA政策研究”（日文）刊登的文章则是由“NIRA Output”（日文）上公布的重大发现编辑写成，这些刊物和其他一些出版活动都是NIRA广泛宣传其科研成果的组成部分。NIRA研究计划部负责国内项目的计划、起草和促进工作，而与国际交流相关的活动则由国际合作部领导。再如日本防卫研究所由政策研究部、地域研究部、军事史中心三大主体部门构成，除了80多名高级研究员承担着日本防卫政策研究外，还承担着培训日本现役高级军官、文职官员以及和外国军事机构交流等多项任务，是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军事科学研究和教育机构。该所目前也邀请外国学者参与研究，美国、中国、德国、新西兰等国研究人员都曾到该所客座研究。

日本智库的组织特点

自主型。这类智库的研究力量很强，各种研究人才齐全，在研究领域可以“独来独往”，一般不需要从社会上聘请专家学者协助调研。如NIRA是日本最大的智库，该所有600多名职员，其中有近500名研究员。因拥有东京、镰仓两个总部而获“双头雕”之称，并在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和中国香港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调研网；再如，三菱综合研究所，该所约有400名研究人员，人们常将它与NIRA相提并论；亚洲经济研究所，同世界上其他智库相比，其研究力量和情报资料丝毫不逊色。该研究所有300多名人员，常驻海外人员多达30人，调研队伍中配有懂英、法、汉、俄、德等16种语言的各种专业人才。

主从型。这类智库有一定的研究力量，尽管能在调研中起主导作用，但不足以在研究领域“独来独往”。由于群体的智能结构、知识结构不够完善，这类智库经常聘请社会上的专家学者协助研究，共同组成研究组。如通产省研究所60名研究人员中专职人员只有20人，外聘人员是专职人员的2倍，达到40人，超过半数以英文发表。再如日本政策科学研究所只有22名职员，其中主任研究员6名，研究员4名，但该所每年的调研项目多达30项，由于自身的力量有限，该所每年大约从社会上邀请专家学者500～600人协助调查研究。通常情况下，由主任研究员牵头成立课题研究组，按照课题的特点和自己的力量，有目的地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协同研究。原则上，主任研究员由本所的研究人员担任；亚洲经济研究所，原来隶属于通产省，现在附属于政府的贸易振兴机构，主要从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是半官方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预算，每年研究项目70～80个，有150名研究人员。该研究所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有13名研究人员专事中国研究，是研究所里最强大的团队，与我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很早就开展学术交流，有人员还参加过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共同研究，围绕亚洲经济所做的投入产出表，极为准确地定量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其成果受到世贸组织及世界各国的重视。

协调型。这类智库的研究力量薄弱或根本就没有专职人员，甚至被人讥为“智囊点”。为发挥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它们主要是借助社会上的研究力量，自己只是起到组织、协调的研究辅助作用。如神户都市问题研究所不设专职研究员，只有4名职员维持日常工作。该所确定的调研课题，由关西地方专家学者和市政府的职员临时组成研究组完成。由于地方支持，且有市政府的官员参与，因此研究组成立后可高效率地投入调研工作。而熊本开发研究中心只有2名职员，其办事处设在熊本县厅企划课内。该中心的研究员主要由县内各个大学的教授兼任，并根据调研课题临时任命主任研究员。再有岐阜县智库拥有固定研究员6名，它根据不同项目的要求，聘请特别研究员（以当地岐阜大学和附近名古屋大学教授为主）牵头组成研究组。

综合来看，以上三种不同组织形式的智库，扩大了日本智库调研咨询的范围，几乎囊括了现代日本社会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潜在问题，并涉足国际问题和未来问题。如NIRA对“国际环境的变化和日本的对策”的调研；未来工程学研究所进行的“谣言追踪”调研；熊本开发业研究中心对熊本机场、新港、新干线和高速公路的调研；国民经济研究协会对“地区构造和第三产业雇佣关系”的调研；日本综合研究所对“居民反对运动与居民协调”的调研；神户都市研究所关于“都市经营系统开发”的调研；文化交流研究所对“日本21世纪文化状况展望”的调研；中部开发中心对“名古屋公园城市构想”的调研；社会工程所对80年代“鸟取市、境港市和仓吉市发展规划规划”的调研等，均具有一定的特色、影响和价值。可以说，这些智库的协调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来自社会上的何种需求，不分巨细，不论大小，各种类型的智库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日本智库虽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以集体的智慧，从未来看现在，站在战略的高度，从政策研究着眼，通过周密的调查和综合性、跨学科的研究，为解决社会各个方面的实际问题提供咨询，为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战略提供依据，从而增加决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这些功能和作用的发挥是与其运行机制紧密相关的。

在众多智库中，日本综合研究所在建所方针、规章制度、组织形式等方面均独具一格，自成一体。特别是在组织形式上的一些做法，更是让人耳目一新。日本政策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认为，智库不在人数多少，而在其研究成果的质量高低。

从近些年的发展中看，日本智库在组织形式上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多见“主从型”、“协调型”；第二，机构精简，人员精干；第三，讲究效率，不拘形式。同时其体制和组织形式也需不断调整、变化和完善。如由于智库以“主从型”和“协调型”为多见，因此研究力量略显分散；兼职研究人员因必须以完成本职工作为前提，导致难以竭尽全力为智库工作；资金不足使调研工作在广度、深度和跨度上受到限制，基础研究很难开展等诸状况。

日本智库给予中国的启示

深化智库认识，重视智库功能，改进智库政策。在日本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决策者出于各自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需要，十分重视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始终将智库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积极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并将其视为提升日本企业“软实力”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我国也应深化对智库在科学、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中作用的认识，重视其在我国新兴知识产业开发中的重要功能，通过政策导向促进智库产业的发展，使智库与我国改革建设紧密关联，发挥其综合研究机构的最大潜力。

把握智库独立，调整智库结构，建构智库特色。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社会存在与科学共同体，现代思想库是为社会不同决策层及其决策者服务的。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尽管日本智库具有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和客观性，但这些通常都是相对的，或者说形式上很难不受各种利益集团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渗透、支配和控制，这是因为它需要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作为经济后盾，而这些利益集团的资助并非完全是社会的公益性无偿资助，而是通过智库的贡献影响政府的决策和公众舆论，以维护其根本利益的。故此，我国也应顾及这些规律和特点，否则智库将不成为智库。智库的发展都与科学、经济和社会发展背景分不开，并通过自身体系的结构和服务领域的功能变化来适应社会的需求。

例如，日本为了适应“科技立国”的需要，80年代后期专门成立了官方的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经过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在日本形成“官”、“产”、“学”智库并举，大、中、小智库共存，以产业思想为重点的格局，并形成了现代智库向多元化、综合化和多极化发展的态势，这种调整与优化是通过日本官方和半官半民的形式来进行的。为此，我国应依客观条件把握智库自身发展的规律，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为前提，提倡智库形式上的多样化。根据我国国情，在设立起高层次智库的同时，重点发展中、小型智库为主。不同层次的智库应有不同的研究重点，特别要注重“地方问题”的调研，形成中国特色品牌。

借鉴智库经验，改造创新智库，完善智库体系。在现代日本智库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注意对美国智库经验的借鉴、改造和创新。通过国际交流，尤其是学者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他们获得了大量信息，汲取了各国发展智库的经验教训，使其具有自己的特色，并将现代智库体系建立在较高的起点上，并按照科学规范和国际惯例运行。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些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但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这一思想应该运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中，以加速建构和完善中国的智库体系。为此，我国应建立智库管理协调机构并加强对各层次智库的管理与协调。除了进行一些综合性更强的调研外，主要是拟定适当的研究项目，委托其它智库进行调研或协同研究。以此沟通各层次智库之间的全方位联系，使我国智库系统发挥其有机整体的功能和作用。同时还应在我国各个“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区域开发别注意智库的发展，并以此作为特色。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战前后的冲绳问题及中日美关系研究”的相关成果，项目编号：11BGJ019）

【注释】

①该报告自2006年逐年发表，亦称《麦甘全球智库报告》，由詹姆斯·G·麦甘（James G. McGann）博士负责。

②[日]外交政策研究所编：《智库与市民社会》，2008年1月。http：///research/thingtank/mcgann.globalgotothinktanka.pdf。

③[日]宫川公男：「政策形成過程とシンクタン『総合研究開発機構の歩み――NIRA30年史，2004年，第7页。NIRA首任理事长为曾任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局长的向坂正男；第二任理事长为前共同厅事务次官下河边淳；第三任、第四任理事长分别为前经济企划厅事务次官星野进保、盐谷隆英；第五任理事长为东京大学教授伊藤元重。

④吴寄南：“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日本学刊》，2008年第3期。

⑤[日]総合情報開発株式会社：『シンクタンクの動向2007，http：//www.nira.go.jp/doukou2007.pdf。

⑥[日]五百旗头真：《战后日本外交史》，吴万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⑦[日]渡边昭夫：《日本的对华综合战略》「EB/OL2007「2009-11-26http：//research.php.co.jp/research/for-eign-policy/post-27.php。日本智库PHP综合研究所为松下公司前总裁松下幸之助所设，其与日本政界渊源颇深。“报告”撰写者均为日本顶尖的中国问题专家。

⑧《瞭望》：“澄清‘预测中国’的浑水”，http：//，《日本对华综合战略最终报告》认为，为引导中国成为“成熟的大国”，日本政府应从16个方面处理中日关系，如应定期举行日中美首脑会谈；积极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制定长期的东亚和平目标；加强政府对外宣传等。此外，日政府应设立专门地区战略部门，制定对华战略，同时促进日中相互理解近代史全貌的历史研究，积极吸引中国资本、中国观光客来日，促进日本经济发展。

⑨报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将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同时中国有着巨大的劳动市场和丰富的资源，中国领导人在提倡技术创新，中国加入WTO等，都将促使经济在未来将稳步发展。因此，中国具有深刻影响21世纪世界历史的潜力。该报告也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与隐忧，如经济管理体制存在很多漏洞、结构性调整困难、人口老龄化、环境恶化、各阶层和地区间收入不平衡等，因此，中国不能指望能像90年代中期那样爆炸式的双倍增长。

⑩[日]关志雄：“抓住中国崛起的商机—反驳日本媒体渲染的中国威胁”，《国际贸易》，2009年9月。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9篇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认识还不足，因而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在处理与其他党派的关系中，一律采取“攻击、排斥”的态度，认为当时中国的“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北洋军阀政府都是反动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永远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39]随着革命的发展，由于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40]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民族利益的大义出发，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中共认识到只有联合才能实现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1922年6月,中共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对做出了公正评价,又对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及脱离群众做出了诚恳的批评,表示愿意与孙中山联合,紧接着党的“二大”上通过了“关于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公开声明:“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革命的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41]这个决议案表明,中国共产党放弃了排斥一切其它政党的立场,确立了与派联合共同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政策。

中共选择做为自己的政治伙伴和联合力量除了共产国际的因素外，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考虑：首先,事实证明中共单靠无产阶级的力量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中共自成立后,就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工运高潮,但由于力量的对比悬殊,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工运迅速转入低潮。于此,中共开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反之,“如果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就不可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42]它表明中共意识到寻找同盟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以早在二大时,中共不得不对先前的政策进行修改,一方面提出最低和最高革命纲领,另一方面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其次,是因为本身的特点。虽然孙中山领导的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但自清末以来,为了救国救民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而且也是中国当时有纲领、有组织、人数众多、势力遍布全国的大党。因此,中共觉得在“在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是比较革命的民主派。”[43]而且“依社会各阶级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更大更革命的党,既使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44]于是,中共同意了与的合作。2、服从共产国际的利益，中共从党外合作转向党内合作随着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为服务于苏俄远东战略利益对中国民主革命策略的调整,国共合作就成为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加强联系,苏俄同国民政府结成联盟的关键性环节。而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大多数领导人尚未转变思想。为了统一认识,1922年1月,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第一次杭州中央全会(即第一次西湖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扭转中国共产党人对的认识。马林提出“共产党人放弃排斥的立场,并在该党内部开展政治活动”。但中国共产党明显抱有非自愿性与非自觉性的抵触情绪。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此合作,必然会束缚其革命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其力量壮大和发展,使其扮演合作中一个弱势群体的角色。所以陈独秀及与会者都强烈反对加入,仅同意国共合作。西湖会议结束以后,陈独秀于4月写信给远东局负责人魏金斯基,明确表示反对马林“关于全体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的提议”。1922年夏,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文件和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国民革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这个决议符合国共合作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基调。但关于联合的方式问题代表们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为了进一步统一党内对国共合作的认识,马林于7月17日向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一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肆意夸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表示悲观失望,甚至错误地提出“一切工作到内去做”的口号。1922年8月,马林随苏俄特使越飞再次来华。马林这次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由于孙中山拒绝采纳建立联合政府,实行“党外合作”的建议,所以,就必须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加入的建议,以解决意见分歧。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8月17日召开了第二次“西湖会议”。、蔡和森等仍反对马林的主张。陈独秀也表示不同意马林的见解。但在会议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定和八月指示，坚决要求中共党员加入，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关系和经济上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完全依赖，为了避免与马林和共产国际发生严重的争执，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多数人都不得不接受加入的主张，陈独秀也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最终,马林以“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辞,压制党内不同意见。中共中央出于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45]第二次西湖会议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认识,从而已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确定了共产党加入,与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从而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三）采用党内合作方式，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同合作这一战略利益的认识也是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在处理与其它党派的关系中一律采取的是“攻击、排斥”的态度。但由于敌人力量的强大，自身力量的弱小，特别是在“二七惨案”的创痛后使得共产党不得不认识到只有联合可以依靠的力量，才能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列宁作出了“无产阶级可以同资产阶级联盟，哪怕这种联盟是暂时的，不稳固的”这一指示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列宁和共产国际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会特殊性的有关论述，认识到了“工人阶级独立斗争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46]“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47]于是采取了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的合作形式。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种策略手段，目的在于通过向与它有联系的工人群众和组织渗透，并最终从那里能夺取这些工人群众和组织，壮大党的力量；同时在内部建立比较稳固的共产党集团，最终能由共产党人夺取对中国革命的最终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对同合作的战略利益认识和政策都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利用的组织和威信，迅速壮大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后，虽然经过多方努力，其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间还是相对较短，民众的觉悟也还没有达到更深层次的认识，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范围有限，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还不是很广泛，党员的发展速度也不是很迅速。到1922年6月底，中共二大召开前夕，党员人数只有195人，就是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全国的党员也只有四百余人，这与党员有数万人的根本无法相比。

从1894年起，孙中山就一直坚持革命斗争，他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非常广泛。本身虽然是一个纪律比较松散的政党，但作为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政党，它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联系，不仅在南方有着较为普遍的各级组织，在北方也有其党的活动，甚至当时的各省督军中也大多数都是员，再加上在广东有一块根据地，还支配着一定数量的军队。特别是在省港大罢工后，由于的积极参与，使得在民众中的影响与日俱增，而共产国际也更看重，认为其是一个进步的党派。1923年2月，发生了吴佩孚镇压工人运动的“二·七惨案”，“二·七惨案”的发生使得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意识到了自身力量的弱小和反革命势力的凶残，于是在党内统一了思想，接受“党内合作”，决定全党加入，借助原有的组织和势力，到内部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来壮大自己可以支配的革命力量。

2、利用的“合法”地位，使共产党的活动公开化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起，由于其宣扬的无产阶级理论和宗旨，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势力视为洪水猛兽和心腹大患。共产党被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视为非法的极端组织，不仅共产党人的活动被禁止，共产党员被大肆捕杀，就连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报刊也被全部查封，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活动就只能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这就严重限制了革命工作和工农运动的开展，这也是党的力量一直无法壮大起来的直接原因。而它不但在中国的南方的政治版图中占有优势地位，还拥有自己完全掌握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在国会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样中国共产党加入后，由于孙中山同意共产党人在内宣传无产阶级思想，这样就可以凭借的合法地位，使得党的工作走向合法化、正常化，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壮大党的力量。

3、利用在民众的广泛影响，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由于人少势微、力量弱小，早期的革命工作只能局限在部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中。劳苦大众虽有迫切摆脱被剥削、被奴役处境的要求，可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对于他们来言是过于遥远的，由于没有亲身体验到共产党倡导的社会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这些口号，一时也难以理解和接受，甚至认为这是过于激进，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由于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长期斗争，已经是一面尽人皆知旗帜，孙中山等人与工人和农民有着大量的联系，的基层党组织也十分普遍，他们的三民主义主义学说和民主共和的观念也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深入人心。而且在共产党加入、联俄联共后的改组实行的“民族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较为现实的主张更易被群众所接受，既然孙中山许诺共产党员加入后能在内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共产党便可以在国民革命的进程中，在宣传三民主义的同时，不失时机的加以共产主义的教育。通过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借次扩展马列主义的群众基础，提高劳苦大众的阶级觉悟和认识水平，扩大党组织的影响，为由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过渡做好理论的、群众的准备。

（四）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坚持党的独立领导权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当时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所在。起初,中共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两党平行合作的方式,遭到孙中山的拒绝;随后,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提出“两党合并”方式,并促使中共接受,遭到中共的坚决抵制。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排除来自“左”与右的压力与干扰,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到中去的新的“党内合作”方式。如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得以建立,中国民主革命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到这种既可使孙中山欣然接受,又不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同时又能从根本上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合作方式，充分显示了党在那一历史时期已经注意到了要掌握党独立领导权的重要性。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制定以后，碰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督促国共两党尽快贯彻执行。孙中山已经明确表示只接受中国共产党加入。在孙中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又提出实行“两党合并”的新方案。“两党合并”的意见虽被中共“二大”所否定,却仍然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与支持。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指示:中共中央所有的工作必须在马林的指导下进行，“共产党为完成他们的任务,必须在内部和工会中组成从属于他们自己的团体。”[48]为此,中共中央又于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会上,马林为促使“国共合并”,进一步向与会者施压;而绝大多数与会者依然强调:这样做势必“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49]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了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两党合并”同是“党内合作”,但二者间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组织之外,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192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关系问题的决议》,排斥了国共两党合并的主张,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决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在斗争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50]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以此揭开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序幕。实践证明,这一合作方式对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进程也是有利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问题的解决,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尽管年幼,但已经尝试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四、正确看待战略利益互动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作用及其启示

（一）没有利益就没有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而形成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的过程中,之所以合作是出于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逆境，想利用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来争取共产国际和苏俄更多的军事经济支援，强大自己力量的战略利益需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合作是因为远大的阶级目标和本身相对弱小的阶级力量，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自身战略利益的角度出发也可以利用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战略利益需要；苏俄之所以合作是根源于其国际环境的恶化与维护新政权，想利用中国的革命力量来保障自己在远东的战略安全利益，遏止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向它发起进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上看,它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从实质上看,无疑又是、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三方面的合作。为什么这三个在民族利益、阶级利益上两两迥异的主体会走向合作呢?一句话,是“战略利益”这根链条把、中共和苏俄三方捆到了一起。也正是由于三者战略利益的彼此互动,最终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从理论上讲,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是很难走在一起的,因为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其党纲、无不具有浓厚的资产阶级人文色彩,其奋斗目标也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其最终归宿的,尽管其“三民主义”有一定的民主内涵,尽管孙中山推行“以俄为师”的政策,然究其本质,其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模式,依然不能填补横亘于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鸿沟,且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仅是一种政策,只是一时为了战略利益的适时调整，而非一种政纲,从而也意味着国共合作的短暂性与适时性。同样的道理,俄共、中共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它的目标是消灭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合作主体在阶级本质上是形同水火,在归宿上是南辕北辙的,但是各自战略利益的现实需要超越了理论的时空,使彼此结成了联盟。

就而言,如果不联俄,那么不仅俄援未得,而且苏俄很有可能与北京政府或其他军阀相接近,这样在英美离去的情况下就有被中外反动势力消灭的危险,为了发展的前途,就必须联俄。退一步讲,苏俄还很有可能援助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就会飞速增长,为了战略利益观的产院发展,也必须联俄。此外,既已联俄,就不可能不联共,因为中共苏俄是马列主义藤上的两个瓜,在政见上有着先天的趋同性。正如廖仲恺在讨论联俄联共政策的可行性时说:“世界各国和中国都不能联络,我们在国际上正缺少朋友,现在俄国既诚心与我们联络,我们便不应该拒绝它的党徒(中共)。”[51]可见,对来讲,联共是其联俄的桥梁。而且当时中国共产党也是国内最革命的政党,尽管人数少,但代表着一种新兴阶级的力量,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所以,如此利害相较,既便感情上不愿联共,可理智上却不得不联共。

就中共而言,尽管一成立就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但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自身力量过于弱小的客观现实,举步维艰的革命形势,都使它不得不外联苏俄,内联。尽管也知道这样做会给自己的正常发展带来一定的危害,但为了实现宏伟的蓝图,只得在前进的车轮上套上联俄、联孙的缰绳。

最后就苏俄而言,如果只亲共而远孙,就会冒着把推入英美怀抱的危险,如此,其对华政策就失去了短期战略利益;反过来,如果只抬孙而抑共,其对华政策又失去了长远战略价值。所以,如何把长远战略价值与短期战略利益结合起来呢?那就只好就采用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形式,而自己则充当合作的枢纽。一方面压制中国共产党接受提出的不合理条件,使合作得以实现,以维护其暂得利益;另一方面则帮助中国共产党,希望中共能变成“孙悟空”把掏成一个“空葫芦”或挤成一个“干柠檬”,以逐步实现其长远战略利益目标。

因此,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战略利益的互动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然,这些战略利益是双向的、互动的,战略利益的互动就是保持彼此间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的磁场,使彼此的内在利益需求在相互依存中得以实现和保障。如就民族利益论,中共与更为接近;就阶级利益论,中共与苏俄又更同声;就力量大小利益论,与苏俄更居主导;反过来,中共弥补了与苏俄意识形态的缺陷,苏俄缓和了国共两党阶级利害的冲突,提高了中共在苏俄方面的地位与份量。所以,合作之于中共、苏俄和,可谓“合则三成,离则三伤。”

（二）有利益必然就有冲突，第一次国共合作因此而破裂

19世纪英国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斯雷利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在于三者的战略利益有着本质的差异和激烈的冲突。国共合作对于三者来说不过是战略利益互动的结果。因此，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第一次国共合作作为一个统一体，其本身的形成和存在就是建立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三者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需要，但当这种三者的战略利益需要发生异变时，这个统一体就会丧失存在的理由，解体就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正是由于共产国际、、中共三者的战略利益本质上的不同，导致了互相战略利益关系的剧烈冲突，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走向破裂。

1、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利益冲突——“新”与“旧”的利益冲突

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孙中山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当然不只限于对现实远东战略利益的考虑，它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就是希望通过援助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在中国迅速推进苏式的革命，实现其“东方战线”的战略利益构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的领导人都一致的认为中国是“国际冲突的焦点和国际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是具有很大的意义和巨大的成功机会。[52]因此，共产国际和苏俄总是有意识地去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极力想把变为中国最“激进革命的”、“工农的”、“雅各宾式”的政党。他们利用孙中山需要俄国革命的组织和方法改组的机会，按照布尔什维克的原则改组了，影响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让的革命方略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

尽管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下改组了，对三民主义赋予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定义，但这不表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孙中山赞成联俄联共，并不是他有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孙中山之所以想同共产国际和苏俄接触，是因为他要借助苏俄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来实现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革命理想。因此，孙中山也是在有意识、有选择的去接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改组后的孙中山言论就表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孙中山的目标是要继续完成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事业，“彻底地”、“同时地”解决中国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而共产国际和苏俄希望孙中山依靠工农群众的力量，发起一次彻底的国民革命运动，将旧的统治阶级及制度从根本上，重新建设有布尔什维克式特点的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也就是说，孙中山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和资产阶级思想本质只能让他依然继续他的旧式的革命理想和道路，而共产国际和苏俄为了革命化中国的战略利益，希望孙中山发动的是带有布尔什维克性质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这种“旧”与“新”的利益冲突也预示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结局。

2、中国共产党与的利益冲突——“左”与“右”的利益冲突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治机体是根本不可能完全相容的。是一个阶级成分非常复杂的政党。除极少数工人外，它有比较开明的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还有极右的封建官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分子，后者在的领导层，影响日益增大；而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识的左派，则力量比较薄弱。由于联俄联共这一动因对于来说只是权宜之计，并没有在内部形成全党认识的统一性和普遍性，1924年孙中山对的改组没有改变这一状况。

国共合作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加入，使得内部的各种阶级成分更加复杂化，由于各自所据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不同，它内部无时无刻不进行着各种利益的斗争和较量。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革命出现了崭新的面貌。而大多数尤其是领袖对工农运动的日益高涨、共产党组织和影响力的急速扩大十分惧怕，于是强迫共产党员绝对服从，一切的活动都要经过，这无疑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方针、策略的利益相冲突，也使得内部的阶级矛盾变的尖锐起来。内部代表地主买办官僚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想要按照他们的阶级利益改变革命的政策，夺取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而无产阶级和左派也想逐渐掌握革命的领导权，使革命朝着有利于人民革命的方向发展，于是，两种利益的冲突必然使得共产党人和的左派面临着同作斗争的问题。

1925年孙中山的逝世成为内部形式变化，国共矛盾明朗化的转折点。从西山会议，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由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纵容和指导方针的失败，的或右倾势力掌握了和国民政府的领导权，及其政权的革命性迅速的蜕化变质。由于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干涉，联俄想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这个最直接的动因也随之消失。同时，左派力量的分化、削弱，使得共产党人孤掌难鸣。不久在利益关系的驱动下，内部的各主要集团都投入了帝国主义的反苏国际阵营。联俄动因的消失就是的公开化，于是开始“分共”、“清共”。1927年的“四一二”和“七一五”悲剧以剧变的形式宣告了这场“左”与“右”的利益冲突，以“左”的失败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

3、国共两党对于“党内合作”认识的利益冲突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是在国共双方还均无联合意向的情况下,由共产国际带包办性的帮助和国共两党领导人会商同意迅速实现的。国共合作是共产国际首先提出的,两党合作的迅速实现,主要由于共产国际为了尽快满足苏俄的远东战略利益，在指导思想上太过于急于求成,结果导致了工作中一系列重大的失误。为了尽快实现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不惜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原则,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53]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在《孙文越飞宣言》中,竟然同意孙中山“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中国”的错误观点。总之,在国共合作形成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共产国际基本上以孙中山的态度为主。这样,在国共合作实现后,以让步求合作似乎成了共产国际代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结果,既助长了中共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又使更加放肆地进行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

共产党与合作的问题,自共产国际提出之后,主要在两党领袖层间进行磋商,由双方主要领袖参与和作出国共合作的决策。在合作形成过程中,双方都忽视了对各自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进行“党内合作”的宣传解释工作。结果,当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公布后,由于原来意识形态的不同，战略利益目标的迥异，双方党内都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混乱和反对合作的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共产党是靠组织纪律改变了党员的态度,则是靠孙中山的领袖权威推行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是对持根本排斥态度的。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也是一直坚决反对采用“党内合作”方式的，只是最后屈服于共产国际的严明纪律，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加入,并不是在思想上认识了到了“党内合作”的意义,而基本是比较勉强的组织服从。这种状况导致了合作缺乏深厚强固的组织基础和社会基础。这又影响到党的领导层,使中央领导人对国共合作的前途抱一种消极悲观的态度。在国共合作形成期间这种牺牲自身利益在党内造成的不良情绪,正是中国共产党基本不能正确处理国共合作形成后发生的种种复杂事变的重要原因。

方面则是当孙中山作出与共产党合作的决定,的一些老党员“顿起怀疑”,“群起排斥”,产生了一股怀疑和反对合作的“暗潮”。[54]虽经孙中山多次解释说明,“暗潮”终未消退。直到一大前夕,《中国改组宣言》刚发表,邓泽如等11人还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反对联共政策。戴季陶也认为“改组之动机,殊非适当”,反对与共产党合作,拒绝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出席一大。[55]此外,的领导人和老党员如胡汉民、张继、、廖仲恺、徐谦、叶楚伧、谢持等,虽曾协助孙中山,为改组奔走效力,但是,除廖仲恺等极少数坚定的革命者外,其他的人与其说是服从孙中山的决策,倒不如说是服从孙中山的领袖权威。他们是极不情愿、极其勉强地表示与共产党合作的,至于散处各地的组织和党员,对于联共政策,更是大多数或满腹疑虑,或听之任之,或一无所知。有的把即将进行的改组与历史上的几次改组等同视之,有的还误认为是“改为共产党。”

由上可见,第一次国共合作成立之前,国共两党从中央到地方,从骨干力量到普通党员,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对于国共合作大都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思想准备,利益的冲突使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超过了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因而比较普遍地呈现一种消极心理态势。特别是相当多的人对国共合作所持的敌视和怀疑态度,已经隐藏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的必然因素了。

（三）正确利用战略利益的需要，寻求国共两党“第三次握手”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中华民族的历史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共两党的利益关系演变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在1949年前，两党的分分合合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1937年就说过：“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党合作，早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56]1949年逃往台湾，远离大陆的政治中心后，国共关系虽不再主导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两党各自掌握着大陆和台湾的控制权，由此产生的影响深远的，使得新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中国与世界格局的关系，时时刻刻都在两党矛盾的影响下演变。

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失去了在台湾的执政党地位，因此，国共两党的关系对于中国局势发展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都一直期望通过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但现在以在野党的地位，为了维护其党派利益，争取选票，有意与中国共产党保持距离，因此，在重新夺回政权之前，几乎是不可能实现正式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当然，这不是说国共两党的关系对解决没有任何作用。大陆与台湾的统一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和条件。加强国共之间不同方式的联系和合作，就像2005年原主席连战的“和平之旅”那种心领神会的配合和默契，对于遏制分裂势力的发展，促成祖国统一的实现，依旧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应该寻求国共两党更为多样和灵活的合作，打造新形式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来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服务。因此我们仍然要充分利用利益互动这一关系来推动两岸的和解关系。这个利益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就是中国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统一，中华民族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强大。

1、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是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中华民族的历史证明民族利益是高于一切党派和阶级利益的，一切政党和阶级只有为了民族利益不懈奋斗，才能在历史占有自己的地位，发挥自己的作用。谁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贡献，谁就会得到肯定和赞扬；谁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形成了阻碍作用，谁就会很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立脚。历史总是客观和公正的，只有抛开自己政党和阶级的局部利益，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大益服务，才能顺应历史潮流。

解决，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中国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反对分裂，坚持统一，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这就需要今天的国共两党抛开两党的历史宿怨和党际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决。

国共两党的两次合作，第一次是在80年前为了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首度携手合作对抗共同的敌人北洋军阀；70年前又是在中华民族的最危机时刻，再度携手合作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这两次合作都是在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已经超越了两党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冲突而发生的。随着大半个世纪弹指而过，今天的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两党各自并不完全相同的利益关系，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大框架下，似乎有第三次合作的必要与可能。“和平之旅”的利益考虑虽然是出于扁和宋出现了联合，破坏了泛蓝的合作利益，使得在失去了政权又失去了立法院多数的情况下产生了强烈的党派生存危机意识，不得不置死地而后生，打出了过去想打却一直怕被扣卖台帽子而不敢打的“大陆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连战的大陆行在台湾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民意支持，这说明在国共两党之间，两岸之间，同时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正朝着一个“合”的方向或趋势发展，而我们应该抓住与共产党之间基本矛盾对立的消失而走向“合”的机缘，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为解决两岸问题做出最大的努力。

2、民族利益合则兴，分则衰

综观历史上的两次国共合作对民族利益的贡献，曾经评价过：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南方的革命势力，曾经由弱小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起来，取得了北伐的胜利；而称雄一时的北洋军阀被打倒了。”[57]而在抗战时期，“如果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58]邓小平则说过：“台湾当局总是讲凡是搞统一、合作，都是他们倒霉、吃亏，共产党占便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两次国共合作对彼此都带来了很大的好处，主要是给民族、给人民带来好处。第一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北伐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符合民族利益、符合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第二次合作是对付日本军国主义。抗战的胜利符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也符合两党利益。”[59]也说过：“团结是国运昌盛、民族振兴的保证”。联系国共两党的分分合合，我们可以深刻的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团结与和睦，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步和发展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影响和帮助。总结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应该更加突出地强调和确立民族利益团结合作的理念。

而两党的分裂，无论其原因是必然还是偶然，无论利益冲突是外力压迫还是内部阶级利益的，都在客观上加剧了中国不同阶级、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方面对峙，将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斗争推到极端尖锐、残酷乃至你死我活的程度，扩大了民族、社会、国家分裂的鸿沟。前后20多年的战乱，随后接着50多年的两岸对峙，对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损失，造成了对无数家庭的破损和毁灭，造成了中华儿女心灵上的巨大创伤和隔离。这种有形和无形的后果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今天的两岸问题虽然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但在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式下，客观上给了外部敌对势力以很多可乘之机会。世界上不少国家，笑看中华民族的内部纷争，以大做文章，严重制约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发展。造就了全球华人的大分裂，严重削弱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影响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进程。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华民族心中的巨疼，让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付出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代价。

3、求存同异才能实现民族利益

历史是不可改写的。但人们总是能够从历史中获得更多的经验和教训。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要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更加高广的境界，来思考和总结国共两党分合史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的影响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研究国共关系，最重要的就是通过研究国共关系的分与合与两党各自的利益关系，了解利益互动在国共合作与破裂的历史进程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最终要用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求存同异致力于推动的解决，实现海峡两岸的最终统一。

我们要看到国共两党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合作还是破裂，都存在着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上的利益冲突，而有些利益冲突是本质的、不可调和的。面对中华民族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矛盾时，我们需要求存同异。因为国共两党之间既有特殊性，又有共同性；既有个别利益，又有共同利益；既有利益产生的矛盾冲突，又需要双方的调和与协作。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进步与发展，是民族利益的大利益；各个阶级、政党的特殊利益，相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来说是小利益。小利益是要服从大利益的，而实现了大利益，各个阶级、政党的小利益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满足和实现。

我们还要看到，一个与大陆政治分隔半个多世纪的台湾，是一个已经充分经历美式政治民主化的熏陶，甚至也经受过民粹政治洗礼的台湾，它的利益需求是多元的、多级的、多样的，很难与大陆当前的利益需求等量齐观。虽然我们是以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为共同目标，但两岸各自的利益需求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求存同异的整合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艰苦的、复杂的历史进程。作为中华民族的儿女，我们要正确利用利益驱动这一解决的关键因素，有信心，有耐心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作出我们最大的努力和贡献。

结束语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虽然是共产国际和苏俄、、中国共产党三者战略利益互动的结果。

但它既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国共两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所作出的正确选择。这次合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虽然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10年之后,随着抗日烽火四起,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汲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了团结御侮、为了中华民族利益的共同目标,国共两党成功的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史实雄辩地证明:合则两利,分则两损。而今,人类已迈入21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社会状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共两党关系也出现了新的情况。但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民族凝聚力永远是我们团结一致的内在力量。在香港、澳门已顺利回归祖国的情况下,尽早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更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坚信,只要海峡两岸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求存同异，正确把握利益互动的需要，汲取两次国共合作的宝贵经验和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并使之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得到新的发展,就一定能够完成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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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向青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

[26]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

[27]乌传衮、马宝华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大事提要（1917.11—1943.7）》，安徽省政府经济文化研究中心、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1985年8月第1版

[28]申长友著，《与共产国际》，党建读物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

[29]陈再凡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30]斯大林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人民出版社，1954年5月第1版

[31]（苏）弗·维·亚历山大罗夫著，《列宁和共产国际》，求实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32]黄修荣著，《第一次国共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33]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9月第1版

[34]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35]张赋著，《第一次国共合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

[36]黄峥著，《第一次国共合作》，新华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37]郭德宏主编，《中国共产党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8]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39]高光厚、曹军著，《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概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

[40]杨云若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纪事（1919-194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41]刘杰诚著，《和斯大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42]国际共运史研究编委，《国际共运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3]陈锡琪著：《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

[44]候均初等译著，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科学出版社，

1981年3月版

[45]《中国共产党》杂志，2004年版，第1至第4期

[46]《复印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至2004年

[①]A.B.梅利克谢托夫著，《中国革命战略和策略的相互关系问题》，载自《中国、俄国和东北亚其他国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合作前景》第2册，莫斯科1997年版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卷，1984年10月第2版，第459页

[③]李云汉著,《从溶共到清共》，北京图书馆藏，第29页

[④]中共中央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1984年10月第2版，第7页

[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1984年10月第2版，第469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7号（特字第50号）记录》（1926年11月1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1998年11月第1版，第623-624页。[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的修订中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一律该为各地的“党的早期组织”

[⑧]包惠曾著，《回忆马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8页

[⑨]《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15页

[⑩]包惠曾著，《回忆马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页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69页，下文中凡注明《资料丛书》1、2、3，即指此书--编者

[12]《资料丛书》2，209页

[13]（英）珍妮·德格拉斯著，《共产国际文件》，第二卷，1964年06月版，第8-9页

[14]陈锡祺著，《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13页

[15]李玉贞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中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1996年版，102页）

[1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149页。

[17]《资料丛书》2，166页，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挡案资料丛书》，第2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页

[19]陈锡祺著，《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

[20]《资料丛书》2，第226页

[21]《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电》（1923年5月1日），《挡案资料》，第2辑，第414页

[22]《宋庆龄选集》下卷，1992年10月第1版，第393页

[23]《孙中山选集》，1956年11月第1版，第461页

[24]《宋庆龄选集》下卷，1992年10月第1版，393页

[25]《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8页

[26]《中国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37-39页

[27]《中国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28]《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9页

[29]《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137页

[30]《资料丛书》2，149页

[31]（英）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第一卷，第486页

[32]《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会议第1号记录》（1926年6月19日），《资料丛书》3，第305页

[3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1926年6月18日至7月18日期间的工作报告》（1926年7月18日），《资料丛书》3，第350页

[34]《资料丛书》1，第539页

[35]《资料丛书》2，第250页

[36]《资料丛书》2，第327-331，85页

[37]《资料丛书》2，第85页

[38]《资料丛书》2，第250页

[39]《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共党史资料》第2册，第201页

[40]胡绳著，《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版，第37，40页

[41]《“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页

[42]胡绳著，《中国共产党的70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版，第37，40页

[43]《二大和三大》，《中国现代革命史料丛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版，第41页

[4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版.第115页

[4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林在中国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版，第41页

[46]蔡和森著，《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41页

[47]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问题的议决案》

[48]《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

[49]任建树著，《陈独秀著作选》（3），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87页

[50]《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辑，第436-437页

[51]李云汉著，《从溶共到清共》，北京图书馆藏,第226页

[52]资料丛书）2，第338页

[53]《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76页

[54]《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版，第91页

[55]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2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版，第611页

[56]《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57页

[57]《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56页

[58]《著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61页

国际关系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近现代 广东梅州 报人报刊 客家文化 新闻出版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8-0020-04

梅州地区素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之美誉，这里地灵人杰、名流辈出，这些历史人物，在中国历史或梅州地区历史上享有他们的位置。本文以梅州地区近现代新闻出版历史人物为线索，简要介绍他们办报的概况和发展轨迹。通过这篇专题资料，可直接了解到该地区创办了多少报刊，什么名称，何时何地、何人创办，并对创办者的生卒年、里籍、字号、笔名，主要著述以及海外潮人办报的基本情况等都一并列举。为研究近现代梅州地区新闻报刊出版史和文化史，提供了一份常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本文收录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报刊史上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已故梅州地区报人共100人。资料编目先以人物姓氏音序排列，其次再按人物出生前后顺序编排。

陈茹玄（1895-1955）字逸凡，兴宁人。1912年秋考取省官费派赴美国留学，入美国依利诺大学攻读政法学，后入纽约哥伦比亚研究院专攻宪法及国际法，得法学硕士学位。曾任职美国联邦法院，主持出版美洲《少年中国》、《民气周刊》。1921年春回国，出任上海全国总商会月报编辑，兼《政学丛刊》总编辑。1924年任东南大学校长，主编《东南丛衡》周刊。

陈子明（1901-1947）名亮，别号胜标，兴宁人。1925年在国立东南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是我国知名的教育家。曾任华南师范学院教授、系主任和教务长，负责主编《华南师范学院学报》、《中华教育月刊》。

陈恩成（1902-1964）梅县人。1934年秋从美国回国，旋任广州《民国日报》编辑、广州《中山日报》撰述主任。1938年广州沦陷后，在重庆任《扫荡报》副总编辑。1943年又兼广州《中山日报》总主笔，1944年夏，奉命筹设梅县《中山日报》并任社长。1949年赴台湾，并主编英文《中美月刊》、《今日中国泰》。

陈培（1926-1986）原名陈棣尧，笔名陈漫天，五华人。1948年赴广东九连山游击区先后任《燎原报》记者，《粤赣报》总编辑。建国后，任《东江日报》总编辑。1951年秋调《南方日报》工作，任记者、部主任、编委、副总编辑、总编辑等，其间并参与创办《广东农民报》的工作。八十年代任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副会长、广东新闻学会会长。

蔡炽三（1860-1929）原名友焕，别字文华，梅县人。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曾在新加坡出资创办《南铎日报》。

蔡亚萍（1908-1989）梅县人。1935年毕业于广东法科学院（中山大学前身），1943年创办《嘉应日报》。

刁作谦（1880-1975）字成章、德仁，兴宁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复入英国剑桥大学，1910年回国应留学生试、举进士、授翰林。翌年，充英文《北京日报》主笔。1920年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历任我国驻外参赞、总领事等。

邓文钊（1908-1971）五华人。1941年在香港协助廖承志创办《华商报》社，出任报社副总经理，《华商报》于1941年4月8日正式创刊出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商报》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协助饶彰风进行复刊筹备工作，出任报社董事长兼督印人，《华商报》于1946年1月4日正式复刊。

杜埃（1914-1993）原名曹传美，笔名T. A、欧阳瑞薇、陈拜士等，大埔人。“八・一三”凇沪抗战时期，和中山大学同学出版刊物《火花》两期。1932年秋，同蒲特（饶彰风）等创办进步文艺刊物《天王星》。1933年12月又出版“左联”和“社联”的秘密刊物《新路线》。1939年被调往香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任《大众日报》文艺副刊主编。1940年受委派到菲律宾创办《建国周报》，任主编。1947年由海外回香港，先后在《华商报》和《群众周刊》工作。1949年离开香港，参加广州的接管工作。随后创办了《南方日报》，参加该报社的领导工作。

冯（1908-1931）别名冯斌、张蔓蔓，兴宁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东渡日本留学。1926年主编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梅县委员会出版的《少年旗帜》半月刊。

冯剑南（1911-1961）笔名d南，丰顺人。出身于泰国。抗战胜利后，在泰国创办《民主新闻》周刊和《曼谷商报》。喜爱诗歌，出版有《红痣》诗集。翻译了苏联诗人普希金的长诗《欧根.奥尼金》并出版发行。

郭渊谷（1876-1929）字锦泉，1906年在星洲参加同盟会，后旋归故里丰顺，进行反清活动。1911年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同德书报所”，又与革命志士成立“星洲书报社演说团”，“开明演说书报社”等。

郭瘦真（1900-1980）又名秋煜，汉鸣等，大埔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后兼任总工会宣传部主任、《工人之路》编辑、团广东区委书记、中共潮梅特委书记。

高丽生（1917-1974）丰顺人。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派往晋绥边区《抗战日报》任编辑、记者、特派记者。1949年冬随军南下，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总编辑、中共西南局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和副社长。后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1957年7月调到《工人日报》先后任副社长、社长兼总编辑。

古直（1885-1959）字公愚、号层冰，梅县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奉派任汕头《中华新报》编辑，1913年创办汕头《大风日报》并任社长。著有《层冰堂文集》、《曹子建诗笺》《钟记室诗品笺》等。

候志明（1896-1980）梅县人。1925年投身革命，进入黄埔军校。参加过东征、北伐，曾担任杭州《民国日报》总编辑。

侯桐（1909-1983）原名雨民，曾用名栽萄，幼名宏昌，梅县人。1932年8月到英国伦敦留学。1933年春参加中文宣传刊物《解放》的写印编辑工作。1937年在郑州开始筹办《大刚报》，任主笔，宣传抗战主张。

何耀秋（1900-1960）字菊天，家名庚喜，梅县人。早年侨居英属殖民地。1924年归国后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1938年底，与当时梅县新时代书店经理林伟民等人集资创办了《华侨公报》。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今梅县人。举人出身。1877年任驻日公使馆参赞，任内介绍中国文化，研究日本文学、历史。1894年回国后，出资参与创办《时务报》，以救亡图存为己志，力谋中国的独立富强。著有《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

黄药眠（1903-1987）原名黄访，又名黄吉，梅县人。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曾主办《人民报》《民主星期刊》《光明报》。著有《黄药眠诗集》、《黄药眠美学论文集》《黄药眠自选集》、《动荡-我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等。

黄春英（1908-1952）又名履巽，梅县人。三十年代初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1939年抗战期间，曾利用《民国日报》副刊出版《梅县妇女》周刊。

洪启翔（1903-1988）别名平健、平田，梅县人。1928年东渡日本求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2年任南京《国际日报》社总编辑。1938年与他人筹办《自强报》后未及出版。著有《古代中日关系之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性质与内容》等十余部。

胡一声（1905-1990）原名水廷，化名蔡若愚、何冷、高松等。梅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留学日本，毕业回国后，参与创办上海引擎出版社，发行《现世界》刊物。1943年奉派任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主编，出版《新建设月刊》等。1948年在香港，主持《南方论坛社》。

荒烟（1920-1989）原名张伟耀，曾用名张亘、张燕平，笔名雪松、白荻，兴宁人。1940年任福建省军管区政治部《大众画刊》编辑，1941年5月主编江西分宜县的《华光日报》副刊《战地真容》半月画刊。1941年后转至赣南，先后任赣州《正气日报》及副刊《版画周刊》、《时代中国》、《青年报》的美术编辑，1946年任台北《民报》副刊兼任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光明日报》美术编辑、美术部主任等职。一生创作甚丰，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

李全秀（1890-1944）字百呈，又名李章权，梅县人。1929年任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1934年任毛里求斯新华小学校长，集资创立了华侨书报社和国乐社。为了及时传达祖国信息，弘扬中华文化，捐资、集资在毛里求斯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华商日报》。

李金发（1900-1976）原名李权兴，表字遇安，又名淑良，梅县人。1928年与林风眠创办杭州西湖国立艺术学院，任雕塑系主任。在杭其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美术杂志《美育》。1941年回到韶关，任广东省革命博物馆馆长，同时与人合作，创办文艺刊物《文坛》。是中国现代象徵诗派的先驱。

李伯球（1904-1986）又名李琳，梅县人。1935年初赴日本留学，旋返国。1941年曾在《光明日报》工作。1946年后在港创办《人民报》反对内战。建国后，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林百举（1881-1950）原名钟蝾，号一厂，梅县人。1902年曾任《岭东日报》编辑、记者。1907年冬受谢逸桥之聘，任汕头《中华新报》记者，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潮州创办《新中华报》，后在上海创办《太平洋报》任编辑。1913年协助谢逸桥创办汕头分部机关报《大风日报》。

林风眠（1900-1991）原名凤鸣，梅县人。1928创办杭州西湖国立艺术学院，任院长，翌年组织“亚波罗社”，创办《亚波罗》杂志。著有《成功绘画新论》、《林风眠画集》等。

罗志甫（1898-1988）家名元俊，字东杰，别号浮生，兴宁人。1945年与中共地下党员组织进步团体“中流出版社”，被选为社长。翌年“中流”迁往广州，出版进步杂志《世界新潮》半月刊。

罗明（1901-1987）原名善培，又名亦平，大埔人。1924年冬在厦门出版《星火周报》，宣传马列主义。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秋天（1902-1987）原名筹添，又名若雪，大埔人。1929年赴新加坡。1939年后历任曾任《星中报》、《总汇报》、《星州报》等报社编辑。1950年回广州任职于广州《联合报》和《广州日报》。

罗清桢（1905-1942）兴宁人。1930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专。在鲁迅的指引、教导下，以木刻画为主要形式，走上木刻艺术创作道路，成为我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1940年春曾主编《华光日报》副刊《战地真容》半月画刊，报道抗战情况，教育军民。

罗香林（1906-1978）字元一，号乙堂，兴宁人。1926年入读清华大学史学系。1932年后历任广东通志馆纂修，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曾创办《广州学报》、《书林》。著有《客家研究导论》、《国父家事源流考》、《中国族谱研究》、《1842年以前之香港及对外交通》、《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乙堂文存》等。

罗理实（1912-1967）原名天真、雁子，又名李实、蓬鸟，大埔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后在香港参加《战鼓》、《华侨通讯》等编辑工作。1940年赴菲律宾，任《建国报》《华侨报》编辑、总编等。

梁瞿希ǎ-1940）字新喜，梅县人。幼年赴马来亚，1910年加入同盟会，资助革命。1912年被选为霹雳部长，1938年创办《马华日报》《霹华日报》。

梁若尘（1903-1990）原名公溥，丰顺人。1923年中学毕业后赴汕头，任《潮商公报》记者。1925年在潮梅通讯社当记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创立汕头国民通讯社。1927年初创办《岭东日日新闻》；11月任黄浦军校校报《黄埔潮》主编。后赴新马泰等国，抗日战争爆发，以新加坡《南洋商报》战地记者身份回国。此后组织国统区和香港开展进步新闻工作，创办和协办了多种报刊，还参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复校工作。建国后，历任《联合报》管委会副主任兼经理、《广州日报》经理等职。

梁锡佑（1904-1990）梅县人。曾就读于广州岭南大学。1933年被举为巴达维亚（雅加达）中华商会董事、华侨书报社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天声日报》副社长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协助《天声日报》复刊；创办《自由报》，任副董事长。

刘希龄（1910-1979）梅县人。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太岳日报》副编辑、《人民日报》编辑部大组组长、《北平解放报》编辑主任。建国后，历任《云南日报》副社长和总编辑、《云南日报》党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等职。

刘士雍（1920-1984）英文名Philipshee-Yung Liu，又名PhilipLi，梅县人。1949年始在纽约州的报馆当记者，1952年至1956年转往亚利桑那州《每日星报（Daily Star）》任记者。1957年受聘为美国波尔的摩之《美国新闻报（News American）》的电讯版编辑，至1965年转任美国十大权威报之一《波尔的摩太阳晚报》编辑，1972年升任为编辑部主任（Chief of the Copy desk），直至1980年退休。

连贯（1906-1991）大埔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港期间，协助廖承志做了大量的华侨、统战工作，创办《华侨通讯》，协办《大众日报》，主持复办《华商报》等报刊。

篮裕业（1902-1928）原名钦彝，大埔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创建广东新学生社，任《新学生》杂志主编。1925年8月任《工人之路》总编辑。1928年任中共潮梅特委书记，同年被叛徒出卖杀害。

廖经天（1913-1998），原名廖兆祥，字经天，梅县人，1926年在梅县学艺中学读书，加入共青团，投身革命。1931年流亡到南洋，先后创办了《嫩芽》、《摩登》等刊物，宣传马列主义，传播新文化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2月抵延安，作为战地记者，采写了许多重要消息和通讯。1946年服从组织安排，克服困难，赴热中创办《热中报》。建国前后，参与筹建《新湖南报》，历任《新湖南报》副总编辑；《桂北日报》总编辑、社长；《广西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和社长；1952年冬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创办《传记文学》刊物。

廖周行（1921-1986）原名伟生，祖籍大埔，出生于马来西亚。1939年5月加入。后历任马来西亚人民军中队政训员、直属队马共产党代表、独立队司令部秘书兼《尖兵》报主编。1949年回到祖国中共游击区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派活动和侨务工作。

梅林（1908-1986）原名张芝田，笔名微灵、穆林、文林等。大埔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任秘书和会刊《抗战文艺》、《中国作家》编委。著有小说《婴》、《青岛童话》等。

蒲风（1911-1942）原名黄日华，又名黄飘霞，梅县人。1937年8月《中国诗坛》主编。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著有诗集《茫茫夜》、《钢铁的歌唱》《可怜虫》《六月流火》。建国后结集有《蒲风诗选》《蒲风选集》等。

钱热储（1881-1938）笔名半聋，大埔人。晚清秀才。辛亥革命时为同盟会会员。曾在潮州创办《嬴洲日报》任社长。民国后，为《汕报》主笔、编辑等。20年代还主编“公益社”刊物《公益月报》。

丘哲（1885-1959）字晓芙，梅县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黄花岗等起义。1912年抵日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统一社，创办《前进日报》，主张民主团结抗日。1944年任民盟中央委员。次年底在香港组建名盟南方支部，任副主任委员；创办《人民报》，反对内战；著有《断金零拾》。

饶彰风（1913-1970）原名饶高评，别名蒲特，大埔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被派往香港，主持《正报》《华商报》，并任香港新华南通讯社社长。建国后，历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处处长，《南方日报》社长等职，被迫害致死。

沈建图（1915-1955）原名沈庆林，笔名吴敏，梅县人。1938年从香港赴延安，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新华日报》（华北版）英文电讯翻译、延安交际处英文翻译和新华社英文广播部编辑、组长、主任。1951年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越年任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新华社党组及编委会成员。1955年4月11日在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报道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宋中铨（1905-1962）梅县人。20岁入苏州东吴大学，后去南洋吧城任《新报》编辑。1928年夏被《新报》聘约为驻南京特约通讯员，直到1960年3月《新报》被封闭，后转任八华校长。

唐陶华（1907-1979）兴宁人。1934年春大学毕业，1945年1月进入美国威士康辛大学研究所留学。1948年9月回国，1950年到广州进入南方大学学习。次年春，在广东省文理学院、即后来的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在华师除教学外，曾担任历史系编辑的《中学历史教学》主编、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理论与实践》编委和广东历史学会理事等职。

温廷敬（1869-1954）字丹铭，号止斋，早年笔名讷庵，晚年自称坚白老人，大埔人。从1891年至1904年他多次应乡试，失意科场。1899年在汕头参与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传播新学。曾先后主持汕头《岭东日报》《公言日报》笔政。1924年任汕头孔教总会主办的《铎报》主编。毕生勤奋治学，著有《补读书楼文集》《经史金文证补》《广东通志列传》《潮州诗萃》等70多种专著。

温泰华（1892-1977）家名荣兰，字嶷立、云憔，梅县人。1914年东渡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1925年学成回国后应聘任广东大学医学部教授、学长兼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曾主编出版医学期刊《大众医刊》。

温涛（1907-1950）梅县人。1929年进上海人文艺和上海艺大图音系学习。1936年在武汉曾参加过《大光报》的副刊编辑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湖南衡阳湘江书店主编《新阶段》杂志、湖南茶陵县《开明日报》任副刊编辑；在广西桂林加入胡愈之等主办的文化供应社，任编辑，和曹伯韩、林山共同编辑《新道理》。

温流（1912-1937）原名梁启佑，后改名梁惜芳，梅县人。幼时随父赴南洋。1925年返籍读书。后曾成立绿天文艺社，主编《绿天》半月刊。1932年加入中国诗歌会，筹划组织广州分会，编辑分会刊《诗歌》，后曾主办《诗歌生活》及《今日诗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后在香港参加《战鼓》、《华侨通讯》著有《我们的堡》《最后的“吼声”》，出版有《温流诗集》。

吴郁青（1869-1949）家名顺才，蕉岭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赞助创建名噪一时的华侨报纸――《天声日报》。

吴公辅（1880-1951）蕉岭人。1906年―1925年侨居印尼。1919年与华侨书报社同人筹办《天声日报》，1921年3月《天声日报》正式创刊，1925年返回蕉岭任教育局长三年。1951年初夏因运动蒙冤自杀而逝。著有《与园诗草》一部。

吴伟康（1882-1947）又名觉民，蕉岭人。洪门领袖，通称“汉山大哥”。1908年赴荷属首府巴城（今雅加达），道出星洲。1919年与华侨报社同仁倡办《天声日报》，被举为副社长。1928年出任《天声日报》社长，主持报务。

吴奇伟（1890-1953）字晴云号悟生，大埔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湘南日报》社长等职。

吴康（1895-1976）字敬轩，号任韦，平远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赴法国留学，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与同学罗家伦、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等创办《新潮》杂志，提倡改革。是我国老一辈哲学与文学史家、教育家，一生著述甚丰，主要出版有：《比较文学》、《周易大纲》、《抗战史料》、《西洋哲学史》、《新人文教育论》、《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希腊哲学之唯物思想》、《亚德来个人心理学》等。在台湾出版的《吴康全集（1-8册）》，超过1000万字。

吴继岳（1905-1992）原名珊珊、沉戈，梅县人，1917年到南洋谋生，1928年初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新报》记者，1929年进曼谷《中华民报》当记者，1936年转到曼谷《华侨日报》任采访主任、副刊编辑、暹罗版编辑，1939年去新加坡《星洲日报》任记者、编辑。日本投降后回到泰国任职《中原报》，1953年与人合作创办《体育周报》并主持编辑工作。1970年任《东南日报》编辑主任、执行总编辑。1974年泰国《新中原报》创刊时，即进入该报直至去世，历任编辑主任、主笔、社务主任、执行总编辑等职。

吴忠翰（1921-1988）丰顺人。厦门大学毕业后从事美术工作，是著名版画家，早期木刻运动先驱者之一。搞日战争胜利后在台北市任《人民导报》艺术编辑及高雄《国声报》副刊编辑。1948年由台湾回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星光日报》和《江声报》副刊主编。

魏育怀（1898-1986）五华人。广东大学毕业。参加过东征、北伐、凇沪抗战、“闽变”事件等。“闽变”失败后逃亡香港，编辑《大众日报》。

魏岸觉（1905-1952）家名亚标，五华人。北平国立艺术学院国画系毕业。拜吴昌硕为师，与徐悲鸿、黄宾虹、马万里等交往甚，为广西美术奠基人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从南宁回五华担任夏阜中心学校校长，创办《阜声》杂志，宣传抗日主张。

魏中天（1908-2010）五华人。1926年10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后回乡参加农民运动，任赤卫队小队长。之后读过上海艺术大学，参加“闽变”倒蒋活动，曾赴日本留学，当过大学教授，去新疆从事新文学运动，1933年主办《文友》半月刊。抗日国共合作期间，在国民革命军任少将办公厅主任。后在香港创办中国文化馆任馆长，主编《我的母亲》丛刊。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黄埔同学会理事，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

萧惠长（1876-1949）字整文，兴宁人。1894年中秀才。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被授为兴宁、五华、龙川三县同盟会主盟。1909年与张花谷等同盟会员，创办了兴宁县历史上最早的刊物《别溪杂志》。曾任辛亥革命兴宁光复首任县长等职。

萧殷（1915-1983）龙川人。原名郑文生，笔名萧英。曾任《新华日报》编委、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石家庄日报》副总编辑。建国后，历任《文艺报》编委，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暨南大学教授，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广东省文联、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作品》月刊主编。著有小说散文集《月夜》，评论集《论文艺的真实性》、《给文艺爱好者》、《谈写作》、《鳞爪集》、《习艺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给文学青年》、《萧殷文学评论集》和《萧殷自选集》等。1985年荣获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荣誉奖，1986年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特别奖。

萧隽英（1901-1982）又名鹏魂，大埔人。1924年间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新岭东社”、出版《新岭东》杂志，宣传进步思想。1926年9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委员兼出版部主任，出版《人民周刊》。1933年日本留学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等职，曾筹办《新宇宙月刊》、《群声报》、《大众生路》等进步刊物。

萧向荣（1910-1976）原名木元，梅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宣传部部长、军委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谢逸桥（1874-1926）名元骥、锡元，又字乙桥，梅县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1906年归国。民国成立后，任同盟会汕头分部部长。1907创办《 中华新报》，1909再办《 中华新报》，1913年创办《大风日报》。

谢英伯（1882-1939）原名华国，号抱香居士，梅县人。21岁即任香港《亚洲日报》总编辑，评论时政、倡导女权。此后任职于《中国日报》、《少年中国报》、《民国日报》等报社。1910年赴檀香山，参加《自由新报》对保皇党笔战。著有《人海航程》等。

谢佐舜（1899-1986）又名耐寒、寸铁，梅县人。1929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旋即出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文《新报》总编辑。二战后重返《新报》，任副刊和画刊主编。60年代《新报》被迫停办后转为教育工作，继续为《火炬报》等报纸写杂文。1966年回国在北京定居直至逝世。

谢幼伟（1904-1976）字佐禹，梅县人。早年美国留学，回国后曾任广州《民国日报》主笔；1949年去印尼，任《天声日报》《自由日报》总编辑。1953年赴台湾任《中央日报》总编。著有《西洋哲学史》《伦理学方纲》《现代哲学名著述详》等。

谢永存（1906-1947）梅县人。1931任芜湖《民国日报》社社长。1935年任胶济铁路特别党部委员兼《胶济日报》社社长。1947年遇空难而卒。

徐俊鸣（1910-1989）梅县人。1935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任《历史地理》杂志编委。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杨源（生卒年不详）字季岳，梅县人。清光绪二十四年进士。1902年与何士果（寿朋）、陈云秋、温丹铭等粤东一时名宿和著名学者，在汕头埠创办《岭东日报》，这是粤东有史以来第一家地方报纸。

姚宝猷（1901-1951）名良珍，字健生，平远人。1925年，由广东农工局科长调升汕头农工局长兼《汕头日报》社社长。1929年，任广东《民国日报》社社长兼中山大学副教授。1951年4月因不实罪名被错杀。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中国丝绢西传史》、《中国基督教史》、《日本近百年史》等。

杨逸棠（1902-1982）曾用名伯恺、翼棠、伯概、伯侃，梅县人。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助编《工人之路》日刊。当时正值省港大罢工，兼任办《罢工通讯》。1926年7月在衡阳创办《革命军日报》，10月在武汉兼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1948年冬在中共组织支持下，在港筹款出版《人民民主》半月刊。

杨奎章 （1921-2009）梅县人。1946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农学院农学系。历任梅州中学教员、教务主任，香港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光明报》编辑，《大众报》总编辑，广州《联合报》总编辑，《广州日报》编委、秘书长，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党委副书记。第七、八届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及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常委委员。

余森文（1903-1992）梅县人。大学毕业在家乡从事教育工作。1930年后在上海同济大学等任职，期间曾资助杨骚、欧阳山、张天翼出版《小品》月刊。1936年从英国学成回国后，再任同济大学教务长等职。期间，积极支持胡一声、郑天保等人创办“引擎”出版社并任顾问，还出版发行《现世界》半月刊。1938年10月，在广东韶关创办《北江日报》。 1939年在浙江丽水创办《民生日报》。离休后建议创办《园林与名胜》，并任该刊顾问。

袁文殊（1910-1993）别名文枢，笔名舒非，兴宁人。“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组织成立“广州前卫戏剧作者同盟”，被推选为常务干事，开始从事戏剧活动，创办《诗与剧》刊物，专门发表宣传抗日的诗歌和剧本。1936年秋参加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从事革命戏剧活动，还参与章泯、葛一虹主编的刊物《新话剧》的创办活动。

张怀真（1871-1941）梅县人。清秀才、廪生。1906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在汕头与叶楚伧等创办《中华新报》任总主笔、总编辑，嗣历任《大风报》《新岭东报》《平报》《汕报》社长兼总编辑。

张杜鹃（1874-1943）原名清源，字伟吾，兴宁人。青年时曾在村中设馆教学，后弃教到南洋谋生。在新加坡得遇孙中山先生并参加同盟会，曾任《兴中报》、《华侨日报》、《中华日报》主笔。

张花谷（1878-1966）讳毅公，别字警镛，晚年又号南村老人，兴宁人。1898年考取秀才。1903年冬参与创办兴民学堂。1906年加入同盟会。曾创办《别溪杂志》，宣传民主革命。1907年参加饶平黄冈起义。

张资平（1893-1959）原名张秉声，梅县人。1912年赴日本留学。1921年7月在日本京都与郁达夫、郭沫若、何畏、徐祖正等成立创造社，商定出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于1922年3月15日由上海泰东书局印刷发行。1928年9月开办了乐群书店，10月1日出版了《乐群》半月刊，1929年改为月刊。1940年7月主编《中日文化》月刊。

张自铭（1897-1959）蕉岭人。1929年赴荷属爪哇，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天声日报》编辑，1949年再赴雅加达任《天声日报》编辑及副社长。1958年去台湾。著《客族文献碎金》、《蕉岭先达诗话》等。

张公让（1904-1968）原名张其升，梅县人。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1949年迁居香港后，曾主编杂志《中国新医药》和《医学文摘》。

张综灵（1918-1968）原籍梅县，生长在汕头，17岁起即在其父张怀真主持的《汕报》实习。1946年到泰国，以一篇报道战后潮汕地区人民苦难的长篇特写取得曼谷《中原报》信任进入该报，任记者。1949年重返《中原报》编辑电讯和服务版。1954年起任曼谷《世界日报》副总编辑兼泰事版编辑，后任总编辑。1958年春再回《中原报》。著有《实用新闻学》《报学概论》《泰国华侨大词典》等。

张春汉（1918-1981）曾用名清仁、绍文，化名罗平，梅县人。《安徽日报》社党委第一书记、曾任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兼省委委员等。

张华明（1921-1988）原籍大埔人，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38年奔赴延安，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负责编辑出版《干部学习通讯》、《理论学习》。1959年1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刊物《上游》杂志社副总编辑。1973年2月主持创办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校刊《理论通讯》（后改名《理论与教学》、《岭南学刊》。

钟公任（1882-1947）蕉岭人。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加入同盟会。回国后赴印尼雅加达，任同盟会巴达维亚支部评议部部长。复被聘为《华铎报》《天声日报》总编辑。著有《公任文存》、《孙中山著述生涯》、《救国津梁》、《讨袁记》。

钟介民（1893-1964）原名纯颖，字建闳，蕉岭人。1936年赴新加坡，任《星中日报》《兴摈日报》总编辑。1950年在印尼任《天声日报》主笔，1952年赴新加坡任《南洋商报》主笔。著有《国际关系论》《近代人物与近代思想》《欧洲近代文化史》《国际公法要备》《首领论》。

钟天心（1903-1987）字汝中，五华人。先后毕业于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曾主编《改造月刊》。后赴英国牛津大学和日内瓦国际研究院进行学术研究。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等。抗日战争时期，创办《再生》、《生力》、《民主世界》、《新战线》等刊物。

邹琳（1888-1984）字玉林、号达公，原籍大埔，生于四川。曾任《民主报》、《民国报》主笔，《实录报》总编辑。1984在香港病逝。著有《邹琳年谱》。

邹 鲁（1885-1954）原名澄生，字海滨、号澄庐，原籍大埔，生于四川。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广州参与创办《可报》。1914年任《民国》杂志编辑。1949年去台湾，著有《回顾录》、《邹鲁文存》。

赵一肩（1896-1946）原名良勋，梅县人。1938年与中共人士共同编印《国际新闻》三日刊。是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

曾觉之（1901-1982）原名展模，字居敬，笔名解人。兴宁人。19岁入北京大学预科，旋赴法。1929年学成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继任北平中法大学文学系主任，兼《中法大学》月刊主编。

曾先宦（1915-1967）兴宁人。1935年偶然加入兴宁地方《时事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电讯编辑、主笔、副总编辑等职。1941年与新闻界同仁创办了《天下报》（三日刊），负责“时事述评”专栏，宣传抗日救亡。1943年应聘到湖南耒阳担任《国民日报》总编辑。1944年耒阳等地沦陷后回到兴宁，继续在《时事日报》当副总编辑，实际主持编务工作。日本投降后，担任广州《华南日报》总编辑。1946年冬应聘担任《岭南日报》总编辑。1948年6月担任《广东日报》总编辑。《广东日报》被《中央日报》接收后，被任命为《中央日报》总编辑。去台后，应聘《联合报》副总编辑；兼任《国语日报》总编辑。

曾敏之（1917-2015）梅县人。海内外著名作家，诗人，报人。抗战期间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1947年曾因参加争取民主运动，被逮捕下狱。历任《大公报》记者、采访主任，暨南大学教授，1978年后任香港《文汇报》副总编辑。香港作家联合会会长。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杂文集《曾敏之杂文集》，散文集《望云海》、《文苑春秋》，专著《诗的艺术》、《古典文学欣赏举隅》等。杂文集《观海录》获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他还致力于向内地推介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积极推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曾任香港作家联会会长。香港文学促进会高级顾问，华夏民族杂志社总顾问。

总之，全方位寻根究源，收集整合该地区近代报人报刊史料，不仅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空白”，而且还能进一步认识梅州，探索客家历史文化走向，从而更有利于建设和发展梅州。本资料虽不能说是梅州地区报人的全部，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地区近现代报人报刊史的线索和轮廓。由于历史跨度较长和资料有限，所辑资料难免有遗漏和舛错之处，诚望专家和读者予以匡正。本编目是根据多种资料综合编撰而成，参考文献只列举重点阅读书目资料，恕条目中的引文免加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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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伟经 刘发德.客家名人录：[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4]黄伟经.客家名人录第二卷： [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

[5]廖戈等.梅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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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温原，温丹铭先生生平[A]，汕头市文史3卷[C] ―汕头：政协汕头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102--116）

[8]阙本旭.清末民初时期潮汕报刊出版钩沉[J].图书馆论坛，2005（6）

作者简介：蒋冬英，女，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数字图书馆与知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