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意义范文

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意义篇1

关键词：会计准则;IFRS;国际趋同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会计准则作为重要的经济活动规则,必须实现国际趋同,以便会计信息能够成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便于国际经济活动的进行,降低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增加人类社会的财富。因此,进入21世纪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和共同行动。

一、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存在的问题

为了适应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趋势,2006年我国以国际会计准则为蓝本颁布了全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正式开始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实质性趋同。但是由于实现趋同的时间较短,经验不足,更重要的是我国的综合国力还不强,导致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存在着滞后性和被动性两个问题。

(一)滞后性趋同

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趋同的过程中,总是以现行的IFRS为蓝本进行趋同,而没有以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最新研究成果的征求意见稿为参照系进行趋同,比如,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就没有考虑IASB的IAS37等征求意见稿的有关新内容。这样,一旦IASB在征求意见期满形成新的国际会计准则之后,由于我国会计准则没有充分考虑国际会计准则的新变化,就会出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重大差异。虽然可以根据改变后的国际会计准则进行修改,但总会使我国会计准则滞后于IFRS的发展。

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滞后性,往往会成为一些西方国家认定我国会计准则落后的口舌,甚至成为它们否定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依据;同时也会使我国会计准则变更过于频繁,制定和执行成本显著增加,权威性下降,会计准则趋同的优势和效益无法充分显现。

(二)被动性趋同

造成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滞后的原因,除了在制定会计准则过程中的同步性不够外,更主要的是在趋同过程中存在被动性趋同的现象,即在趋同过程中,都是我国会计准则单方面地向IFRS靠拢,而不是根据我国的利益需要积极参与IFRS的制定或要求IFRS在某些方面的准则规定向我国会计准则靠拢。在2005年之前,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委员会等机构都没有来自我国的人士,2005年之后随着刘仲藜、王军和张为国分别成为基金受托人、咨询委员和IASB委员,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善,但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比,我们的人数仍然很少,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力度仍不够,被动趋同国际会计准则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

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被动性,往往使我国及我国企业的利益招收损害。因为会计准则是一种调节经济关系的规则,是具有经济后果性的。同一种会计准则对于不同体制、文化、自然条件的国家及其企业,会显示出不同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现金流动情况的表现,从而会显示出不同的企业价值、产品成本、融资能力、税金负担、竞争实力等,而这些指标的不同往往会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得到不同的利益或遭致不同的损失。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被动性也会使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亦步亦趋,增加准则变动与执行的成本,损害我国和我国企业的利益。例如会计准则对费用资本化的范围规定不同会导致产品成本不同,从而会影响到国际贸易中倾销与反倾销博弈的成败。

二、改善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对策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上升,我们应当抓住当前世界经济动荡给我们带来的大好机遇,变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滞后、被动为同步、主动,切实保护我国和我国企业的经济利益,促进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早日形成。

针对目前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向IFRS趋同过程中的滞后性问题,建议我国在制定新的会计准则或修改会计准则的过程中,应当积极与IASB保持全面的沟通,密切关注IASB的工作和研究动向,认真研究IFRS的最新讨论稿或征求意见稿,尽可能多地吸收在理论和事务上都比较成熟的征求意见稿的内容,与IFRS同步进行制定和修订工作,尽可能缩小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IFRS的差异,保持我国会计准则的先进性。

针对目前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向IFRS趋同过程中的被动性问题,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国际经济地位的大幅提高,我们应当积极参与到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工作中去,取得应有的发言权和承担应承担的责任。而且,我国经济外向型比较显著,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与维护我国和我国企业的经济利益,意义更为重大。为此,要做到:

首先,要正确认识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方式。建立一套单一的、公开的、可比的、高质量的国际会计准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前提条件。但是这样一套国际会计准则不应当是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宰制定的结果。从公平合理的要求出发,它应当是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平等参与,共同研究协商制定出来的。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国际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各国经济的共同发展,才有利于实现世界和平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从我国的国际地位出发,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和修订更应当有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中国的参与。因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方式不应当是我国单方面被动地与国际会计准则靠拢,而应当是积极参与到IASB的工作中去,努力扩大我国的发言权,在参与IASB工作中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组织进行友好合作和积极博弈,努力使国际会计准则尽可能公平合理并充分照顾我国的切身利益。

其次,要在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中正确维护我国的利益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及我国企业的利益,并不是要求国际会计准则一味地照顾我国现行的体制、机制、文化等现状。实事求是地讲,我国现行体制、机制和文化确实有许多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面。对于这些方面,我们在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的过程中,应当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认真分析和判断。要通过对国际会计准则规定与我国实际不相适应的原因分析,准确地找出存在的问题加以克服和改进,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否则就可能阻碍我国经济发展,加大与IASB中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矛盾。当前,应当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全面审视我国现行经济体制、市场体系、企业制度、政府监管、财政与税收政策等,通过对照比较,发现存在的问题或不足,学习别国的先进理念和实践,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中改进、提高我们自己,促进我国经济更好地发展。

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意义篇2

2006年2月，财政部了39项会计准则（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宣告我国会计标准在更大的程度上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

著名会计学家迈克尔・查特菲尔德曾指出，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改革历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不同的路径：与国际惯例接轨、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和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这三条路径的形成基本上说明了我国对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认识的逐步深化和实践上的价值取向。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了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初步接轨

1992年前，我国建立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核算体系，其基本特征是封闭而自成一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政策，其后大量外资涌入我国，期间虽然在“三资”企业引进了部分国际通行的会计政策，但总体上没有动摇原有的会计核算体系。1992年6月9日同志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把这一目标确定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预示着我国的经济将融入世界经济大潮之中，迫切需要改革我国的会计核算标准，实现与会计的国际惯例接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92年11月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13项行业会计制度和10项行业的财务制度（简称两则两制）。“两则两制”的与实施，从根本上动摇了原有的会计核算体系，已“尽可能多地同国际惯例接轨，采用国际惯例”(张佑才，1993)。这次会计改革在记账方法、会计平衡公式、会计报表体系、资本金制度、折旧方法、专用基金、成本核算方法、资产减值准备、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等方面实现了与国际惯例的接轨，提出了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要素等一系列新的概念。

会计惯例是经过历史长期积累而逐步形成的世界各国通行的会计实务处理原则、方法与程序。接轨是“比喻两种事物彼此衔接起来”。1992年的会计改革是我国会计改革的“里程碑”，其重大意义不仅仅是结束了我国40多年来形成并使用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会计核算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在推进财务会计制度向市场经济转轨和与国际惯例接轨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然而，“两则两制”毕竟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所制定的会计准则制度不可否认地带有较多的计划经济的痕迹，与国际惯例接轨只是初步的，还不能说是深度的接轨，确切地说,在许多方面与国际惯例不一致，特别是与国际会计准则不一致。因此，“实施两则两制只是我国财务会计制度改革的第一步，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与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体现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特点的中国会计准则体系。”(张佑才，1998）。

二、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世界级企业的财务丑闻，催生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

葛家澍、刘峰认为，我国会计改革初期主要是借鉴美国的会计模式。笔者同意这个看法。但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一系列的世界级企业财务丑闻事件的发生改变了“趋美”的思路。

（一）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会计标准制定的方向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亚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1998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份名为《会计披露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成的角色：应吸取的教训》的研究报告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一般特征、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会计在金融危机预警中发挥的作用，与金融危机有关的国际会计准则等方面做了深入的研究，还将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日本的90家最大的银行和企业现行会计实务同国际公认会计实务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多数国家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会计披露时没有遵循国际会计准则，会计信息披露缺乏透明是造成企业破产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提出了各种有助于提高会计披露质量和透明度的建议。

（二）美国一系列世界级企业财务丑闻事件的发生促成了向国际会计准则协调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自诩其会计准则是世界上最为完善、最为优秀的，其地位作用不可动摇，对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及其准则一直加以抗拒,同时却努力扩展公认会计原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自2001年美国相继发生安然、世界通信等一系列财务丑闻事件以来,人们对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进行了质疑,动摇了人们对美国会计准则（公认会计原则）的信任。事实证明,美国的会计准则了也不是铁板一块，同样存在漏洞而且是较大的漏洞。美国会计准则数量庞杂,各项规定太过具体, 而且由于以规则为基础,即使是专业会计人员也很难全部掌握。因此，2002年7月,布什政府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Act),该法案针对美国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除了重申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制定会计准则的权力外,还要求SEC就美国是否应改为以原则为基础的会计准则进行研究,并在世纪之交主动出击,积极参与IASC的改组，改组后的IASC称为I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从而使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IASB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的竞争对抗关系发展成为合作伙伴关系,极大地促进了美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与融合。

亚洲金融危机、美国发生的一系列财务丑闻事件和美国对国际会计组织态度的转变，不仅给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模式选择提供了警示，而且成为向国际会计准则靠拢的契机,同时还对会计准则是否应具有国家特色作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从1997年5月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出台开始，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协调便成为我国制定会计标准的目标，制定的各项具体会计准则在项目的选择、结构、内容和行文等方面都带有国际会计准则的痕迹。官方（如财政部）、学术界、实务界基本上接受“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的提法。协调是“配合得适当”。协调的结果既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又强调要根据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民族）文化、法律环境、教育发展水平，保持中国的会计特色。借鉴有保留，特色明显可以说是协调的真实写照。“如果我们不切实际地、一味地向某个国家的会计标准或者不顾条件地向国际会计标准靠拢,可能会牺牲我们的利益”（冯淑萍，2001），“《企业会计制度》在很多方面也体现了会计的中国特色，如公允价值的运用、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易。”(刘玉廷，2001)。基于这样的考虑，财政部2001年对“债务重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现金流量表”、“投资”、“非货币易”等5个会计准则进行了修订，限制了公允价值的使用，2001年初《企业会计制度》，重新使用会计制度而非会计准则术语，并放弃了国际上流行的“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1998―2001年间制定的准则制度无不打上中国特色会计的烙印。

三、国际贸易中反倾销诉讼，坚定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决心

从与国际惯例接轨到与国际会计准则协调是一大进步，这一转变，方向更加明确，指向更加具体,行动更加务实。但协调不同于趋同，趋同即趋于一致，趋同是协调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要求。“趋同指的是收敛、缩小差异，现在不同，经过一段时间后会逐步相同，最后消除差异”(陈毓圭，2005）。用高等数学―极限―专业术语来说，趋同就是无限逼近或接近。从国际协调到国际趋同，不仅是表述的变化，实质反映的是一种思维和理念的变化，其中折射出对市场经济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当今世界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政治上的多极化；二是经济上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会计国际化。会计国际化指的是世界各国或地区的会计准则与实务趋于一体化。笔者认为，我国会计标准建设的目标由协调转向趋同，国际贸易中各种反倾销诉讼，是一个直接的外因。

自2001年11月加入WTO以来，发达国家设置种种壁垒阻挠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且诉诸各种反倾销诉讼使中国遭受大量经济损失，中国是国际反倾销最大的受害者，中国产品受到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反倾销指控居全球之首。我国连续九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国际反倾销使中国正当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2004年欧盟在评估我国市场经济地位时，将中国视为“转型经济国家”，设置了独立于双边协定和WTO规则之外的条款：必须建立一个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的、账目清楚的会计记录，该会计记录应当由独立的机构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审计。诸如此类的“霸王条款”是促动我国推动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趋同的、最直接的外部动力。

由于IASB是一个具有国际背景的会计专业技术组织，其在会计标准建设上权威性越来越大，某一国所制定的会计标准如能得到IASB的肯定，无疑会提高该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减少国际贸易中各种反倾销诉讼，增加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争取IASB对我国会计标准建设的支持与对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趋同的认可具有积极的意义。2005年11月8日，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与IASB签署联合声明，成为目前世界上除了美国等极少数国家与IASB就会计准则趋同问题正式签署过协议的国家之一。2006年6月14日， IASB主席戴维・泰迪爵士在参加美国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就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雇员福利准则听取意见时，发表了证词。戴维・泰迪爵士在证词中首先介绍了IASB在国际趋同方面的进展，尤其提到了中国与IASB的趋同成果。他再次重申，中国2006年2月份的新准则体系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了实质性趋同，仅在关联方交易披露和资产减值两个问题上存在差异，这一实质性趋同的成果正在经受检验。中国会计准则的质量由此得到了提高，并且中国在会计准则趋同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财政部有关领导的讲话中不再提会计准则协调而是说会计准则趋同；我国最权威的会计类刊物《会计研究》从2005年第12期起，由此前的“会计国际协调及国外相关组织近期动态”栏目改为“会计国际趋同及国外相关组织近期动态”；公允价值在2006年新准则中的再次运用等变化直接反映出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决心与态度。

总之，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向市场经济迈进，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合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变革的过程。市场经济的发育、完善是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意识形态对会计标准的影响会逐渐减弱，特色也会越来越淡化。会计的国家特色只是表现在准则制度的制定、会计监管、会计管理体制等层面。就会计技术方法而言，趋同乃至未来的相同是会计作为一门国际上通用的“商业语言”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

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意义篇3

一、我国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基本原则

1、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涵义

趋同（convergence）指的是收敛、缩小差异，现在不同，经过一段时间后会逐步相同，最后消除差异。审计准则的国际趋同都是指各国审计准则，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从不同逐步走向相同的收敛过程[1].如今，“趋同”已从一个“概念”发展为一种共识和行动，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已经成为现实。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跨国公司正在不断进入中国市场，中国企业也在不断走出国门，拓展海外业务，国际资本的流动也带动了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跨国界发展。从这层意义上讲，审计是没有国界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审计准则的国际趋同都是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

2、基本原则

我国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基本原则是，按照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审计准则趋同的大趋势，着力完善中国审计准则体系，加快实现与国际准则的趋同[2].对于我国新审计准则体系的国际趋同问题，处处体现了此基本原则。对于国际趋同的理解，则可以通过对我国新审计准则体系与国际审计准则体系的比较分析得出一些基本认识。

二、我国新审计准则体系的国际趋同分析

趋同是进步，是方向。任何一个不想游离于国际市场之外的组织，都不能无视准则国际趋同这一发展趋势。这就需要共同努力，尽量寻求一致。我国新审计准则体系的国际趋同既体现在框架体系上，也体现在准则项目和内容上。

1、准则框架体系趋同

国际审计准则体系指的是由国际会计师联合会（简称IFAC）下属的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委员会（简称IAASB）所制定的准则体系，我国新准则框架体系与国际鉴证业务体系是完全趋同的。

新审计准则体系的国际趋同，会给我国注册会计师带来更多不同层次、不同属性的中介服务业务的规范要求。这将有利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参与市场经济建设，充分发挥其专业价值；另一方面也非常有利于克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拥挤在同一业务层面（如年报审计）过度竞争带来的弊端。

2、准则项目和内容趋同

除《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2号一前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1号一存货监盘》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02号一验资》等个别准则以外，我们的准则体系项目与国际审计准则项目几乎是一致的。即便是前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准则和存货监盘准则，其主要内容也分别在国际准则体系的职业道德准则和审计证据准则中作了规范，由于虑及这两方面的问题在我国目前审计实务中比较重要和突出，其内容又较为成熟，因此单列准则项目予以规范。

在新审计准则内容上，中国准则体系充分采纳了国际审计准则所有的基本原则和重要程序，在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审计的目标与原则、风险的评估与应对、审计证据的获取与分析、审计结论的形成与报告等方面，与国际审计准则保持了高度的统一，真正达到了准则项目和内容的趋同。

三、我国新审计准则体系与国际审计准则体系的差异分析

趋同不等同于相同，借鉴不等于照搬。社会制度、文化背景、执业环境以及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认识程度等的不同，决定了我们在国际趋同的同时，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制定中国审计准则，使之既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又能保持中国特色。如果不顾各国国情，不顾审计发展状况和环境特点，趋同是难以实现的。与国际审计准则体系相比，我国新审计准则体系还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1、我国新审计准则体系中表现为创新的差异

在国际趋同中，本部分差异是结合我国国情并针对中国特色形成的，表现为一种创新，也有进步意义，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针对性，将为我国审计实务带来更规范、更具有特色的操作指南。

（1）关于《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与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颁布的鉴证业务概念框架相比，《中国注册会计师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的主要功能与之相同，主要内容也相近，但删除了概念框架范围和非鉴证业务报告等方面的内容，主要考虑到概念框架这种形式不符合中国现行法律、法规体系的要求，不可以单独作为准则项目。

（2）继续保留验资业务准则。验资是我国企业设立登记或变更资本时的一道法定程序，由于世界上仅有极少数国家和地区开展注册会计师验资业务，缺乏普遍性，国际审计准则体系并未包含验资准则。验资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信誉不被重视下的特别举措，其目的是希望借助于资本信用确保经济交往继续，并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同时，验资业务风险高、责任大，如果没有统

一、可操作的技术规范来帮助提高业务质量、规避风险，后果难以想象。因此，我国审计准则体系以现行验资实务公告为基础，充分考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中的相关要求，形成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602号一验资》，这是与我国发展中的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也是我国审计准则体系的一大特色。

（3）继续保留《前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前后任注册会计师沟通问题，IFAC下属道德委员会所制定的《执业会计师道德守则》作了相应规定，IAASB体系中没有涉及。在我国，审计行业发展水平低，为防止客户通过更换事务所来收买审计意见，我国专门制定了前后任注册会计师沟通准则，并在新体系中作了保留，希望继续借助于该准则的实施，改变上市公司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变更事务所现象，改善当前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恶劣、竞争过度状况。

（4）国际审计准则体系中的《对遵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报告》没有纳入我国新审计准则体系。该准则中主要规定了在审计方面一些原则框架性的东西，这个准则的原则框架几乎不适用于我国现实情况。如在我国审计实务中，某些企业可能按照不同财务报告框架编制多套财务报表，以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若同时发行A股和B股的上市公司应当分别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表。同时，某些企业按照国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时，可能还需要在财务报表附注或补充资料中披露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其他国家（地区）会计准则的遵循情况，而这些情况并没有在国际审计准则中全面规定。

2、我国新审计准则体系中需要改进的差异

在国际趋同中，与国际审计准则相比，结合我国法律环境和注册会计师执业环境考虑，本部分差异存在一定的现实问题，会给审计实务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对于这些差异，应通过进一步的趋同逐渐消除不利因素。

（1）未对审计准则与实务公告进行区分。对于准则与实务公告，IAASB进行了区分。我国没有对此进行区分，这将导致准则使用者或执行者会偏向于其中一种，从而影响审计质量或者损害注册会计师的合法权益。

（2）新体系未完全涵盖《ISA501审计证据———特别项目的额外考虑》。包括“对诉讼和索赔的审计程序”、“长期投资的评价与披露”、“分部信息”等相关规定。对于长期投资和分部信息，两者中任何一个若对财务报表构成重要性时，如果存在审计程序缺失、审计过程中考虑不周、审计证据不充分、审计工作底稿记载不够，则极有可能导致审计失败，并使注册会计师面临诉讼失败的风险[4].

四、国际趋同带来的问题

趋同需要一个过程，在国际趋同过程中，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一定会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同时各国国情的差异决定了合作自愿性，需要积极且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建新机制，努力追求符合国际效率、公平、和全球多样性发展要求的建设机制。

1、增加审计工作量带来的矛盾

新审计准则中对于审计程序的规定做到了国际趋同，即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实质性测试前必须了解被审单位及环境，包括内部控制，以充分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的风险，并将识别、评估和应对风险的关键程序形成审计工作记录，以保证执业质量，明确执业责任。由此带来的审计时间加长和审计关注的增多，必然增大审计成本，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收费水平[5].在准则实施中，如果会计主体只需要注册会计师提供审计报告相关的上报材料，并不真正需要专业意见，他不会愿意对注册会计师增加的审计时间和成本而支出这部分增加的费用，为了给企业减负，会计主体可能会在审计时间和收费上作出强制要求。此时新审计准则中增加审计工作量带来的矛盾就显现出来了：一方面，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必须做；另一方面，由于会计主体在审计时间和收费上作出的强制要求，使得注册会计师在执业时不得不同时考虑现实的审计时间和收费问题，导致注册会计师无法按准则要求执行。如果这一对矛盾无法协调好，注册会计师可能会选择走形式以迎合新准则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对新准则的践踏，也将是我国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主要障碍。

2、对审计职业判断的忽略

职业判断是审计准则不可缺少的部分，是财务报表的精髓部分；而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精髓就在于，执业需要很高程度的判断。审计作为一个多因素的行为过程，判断在其中起到显著的作用，审计判断贯穿于从接受委托到发表意见的整个审计过程。从国际审计报告准则我们可以看到，审计师的职业判断存在缺陷，例如他们的判断往往存在着各种主观偏见、错误以及重大的个体差异。审计职业判断如此重要，又容易受判断个体的影响，但是我国新审计准则中并没有对“职业判断”这一术语给出定义。因此，可以考虑在我国未来的审计准则中新增一章来定义职业判断，并阐明职业判断在审计中的作用及相关服务的基础概念（如重要性和审计风险）中的应用，来指导注册会计师更好地运用职业判断，这也是我国审计准则在国际趋同的过程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3、潜在的知识缺陷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资本、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促进了作为商业语言的会计、审计的国际化，各国都在积极努力推进会计、审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向国际准则靠拢。但是并非有了好制度就可达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经济发展，还需要有制度的执行。对于我国来说，在新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情况下，关键是如何执行的问题。比如在有效配置资源方面，新准则要求将实施的审计程序与评估的风险挂钩，将审计资源集中于重大错报领域，提高审计效率[6].但真正的执行需要注册会计师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较高的专业判断能力和风险评估能力及职业道德，我国注册会计师在这些方面还有待加强。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国际趋同引发的潜在的知识缺陷要求注册会计师不但要具备会计审计知识，还要熟悉被审单位的行业状况、法律与监管环境、财务业绩的衡量和评价、经营战略和相关经营风险等。可见，如果注册会计师本身没有相应知识和能力的储备，就可能会使一些准则的执行落空，从而引发更为广泛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质量问题[7].

综上所述，我国审计准则国际趋同是方向，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下的必然趋势，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趋同并不等于完全相同，在我国审计准则的建设与发展中是允许出现差异，同时还可以结合我国国情积极创新的，对于有利的差异我们应积极完善，对于不利的差异我们应积极改进；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趋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过程中，势必还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这需要社会各界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挑战，正确理解国际趋同问题。

目前，我国审计准则国际趋同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国相关部门仍将密切关注国际准则的发展态势，加强交流沟通，使中国审计准则与国际准则实现动态趋同。无论怎样，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向一套全球公认的高质量的准则趋同，符合公众的利益，且有利于资本在各国国内和国际间流动。很多人认为，国际趋同对于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尽管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大，未来的收益也是巨大的。

【摘要】从最新出台的审计准则出发，通过与国际审计准则的比较，结合我国国情及基本发展趋势，分析我国审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内在涵义。实现我国审计准则国际趋同带来了审计工作量的增加、对审计职业判断的忽略、潜在的知识缺陷等相关问题。提出要密切关注国际准则的发展态势，加强交流沟通，使中国审计准则与国际准则实现动态趋同。

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意义篇4

关键词：国际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双层认可机制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11月23日

随着会计准则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世界各国均根据本国情况采取了各自的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IB）趋同的战略和措施。欧盟是积极推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一个国际性组织，它对IFRS的评价和认可机制不仅影响了欧盟成员国对IFRS的采用，而且也直接影响了其他一些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所采取的战略和措施。

一、欧盟简介

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或EU），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是由欧洲共同体（又称欧洲共同市场）发展而来的，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荷卢比三国经济联盟、欧洲共同体、欧盟。欧盟其实是一个集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于一身、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一体化组织。1991年12月，欧洲共同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1993年11月1日，《马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至2007年1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加入欧盟，欧盟经历了6次扩大，成为一个涵盖27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8亿的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

二、欧盟推进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历程

向经济、政治一体化迈进的欧盟，客观上要求会计准则的协调。因此，自20世纪六十年代起欧盟就顺应市场国际化潮流，致力于会计协调工作，并在不同时期对会计协调战略做出了富有现实意义的调整。如：制定和颁布欧盟会计指令、创建欧盟会计咨询论坛（AAF）等。但由于欧盟会计指令不完善，阻碍了欧洲内部资本市场的发展，不适应资本市场全球化要求，建立AAF的努力也没有达到预期。特别是欧盟许多大型跨国公司在欧盟之外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必须编制两套报表（一套以欧盟会计指令为基础，满足本国和欧盟的需要；另一套则根据国际资本市场的需要进行编制），不仅导致成本较高，而且两套报告信息也给社会公众带来困惑。因此，这些公司极力游说政府修改法律，允许他们按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编制合并报表。显然，这是欧盟不愿看到的，这将意味着它失去对会计准则的发言权。因此，欧盟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的、并被大多数证券交易机构认可的会计准则，而此时再在欧盟内部进行会计协调，不仅面临较大的阻力，且成本巨大。

而与此同时，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0年5月，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对IASC已完成的40项核心准则中的30项通过了评审，并将其推荐给各个成员的证券监管机构。而且IASC和改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的影响日趋增强，国际会计准则（IAS）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及其解释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和认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IAS成为了国际公认的编报财务报表的标准。在此背景下，欧盟认识到应该加强与IASC合作，采纳国际会计准则。这不但可以维护各国及其投资者的利益，更有利于欧盟在会计准则的制定方面争夺主导权。欧盟委员会于2000年6月了题为“欧盟财务报告战略：未来走向”的建议文件，认为应强制性要求在欧盟上市的所有公司最迟于2005年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报表。2002年3月，欧洲议会批准了该建议。2002年7月19日，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运用国际会计准则的第1606/2002号决议”，为IAS/IFRS在欧盟的实施彻底扫除了法律障碍。至此，欧盟正式决定上市公司财务报告采纳国际会计准则。

三、欧盟采取的核心措施

在接受国际会计准则决议出台以后，欧盟陆续更新了各项会计指令，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推进从侧重内部协调向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转变。

（一）欧盟全力推进双层认可机制。欧盟对IAS/IFRS并不是完全无条件的接收，而是实行了非常严格的双层认可机制。成立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EFRAG）以事前介入的方式与IASB广泛接触，积极参与国际准则的制定及其他活动，确保IASB在制定准则时充分了解和关注欧盟所提出的重大会计问题，维护欧盟的利益，同时协调欧盟内部有关使用IAS的利益团体的意见。从欧盟的角度看，它必须确保自己的意见在国际会计准则制定中得到充分考虑。因此，双层认可机制完全是欧盟的理性选择：一方面无需另起炉灶建立自己的准则委员会，避免了由此产生的过高成本：另一方面也从技术和政治层面统一了各成员国的立场，加上技术专家组的积极参与，保证了欧盟实施IAS的公正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同时也增强了欧盟对会计国际趋同的影响力。

（二）建立专业机构，发挥监督指导作用。具体包括以下工作：通过欧洲证券监管委员会，对会计标准的执行提出建议；通过欧洲会计师联合会对会计准则的执行层面进行监督和指导；通过欧洲银行业监管机构委员会，从金融业角度促进趋同和行业监管。

（三）积极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与交流。2002年初，欧盟以GAAP规则为导向的缺陷不能较好保护投资者利益为理由，催促美国SEC采用国际会计准则替代GAAP，并且要求SEC至少应当允许在美国上市的欧洲公司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通过积极协商，美国和欧盟的证券监管部门2002年底宣布，双方计划在2005年前消除在会计标准方面的分歧。2005年12月，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涉及许多与IFRS和IASB相关的而且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包括促进会计准则趋同、国际准则制定机构治理和责任等。

欧盟与中国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是中欧经济合作的组成部分，双方实现会计准则等效有着共同的制度基础。2005年11月，《中国财政部与欧盟内部市场和服务总司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及双边合作联合声明》的签署，有助于推动欧盟将中国会计准则作为欧盟上市公司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等效准则的进展。2006年5月，查理·麦克里维会见了中国财政部王军，双方同意加强会计工作层面的沟通与磋商，探讨建立经常性合作机制的可能性，进一步推进中欧会计领域合作。

2011年中国财政部对欧盟所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及其实施情况进行了评估，认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并生效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被欧盟认可，并且在欧盟成员国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层面实施良好。中国财政部已公告，自2012年1月1日起，欧盟成员国上市公司在合并财务报表层面所采用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等效。

四、小结

欧盟从最初颁布会计指令到决定采纳国际会计准则以及为最终执行国际准则所采取的一系列趋同措施，增强了欧盟上市公司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与可比性，降低了公司的财务成本，更好地解决了资本市场信息交流的根本向题。如前所述，欧盟向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过程是逐步进行的，并非一蹴而就，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进程中，欧盟利用双层认可机制，采取积极的态度主动参与到国际会计准则的修订工作中，降低了准则趋同的成本，这对于其他国家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意义篇5

新、审计新。2005年我国会计审计界的一件大事是，紧密配合我国市场经济的进程，加快制定和完善我国会计审计准则，将基本构建起与国际审计准则趋同的我国审计准则体系，并着力构建与国际会计准则充分趋同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内涵丰富，其中包含着两个标准：一是商品技术标准的全球化；二是资本技术标准的全球化。从会计审计层面检视，后者的标志就是会计审计准则的充分趋同。趋同，实际上是我国准则与国际准则的和谐。

二、会计审计准则国际化趋同的外在动因

综观当今世界。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发展增势强劲，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和拓展市场的方式，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与趋势；国际资本市场、跨国并购和战略联盟的发展，使资本、劳务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通更加便捷：信息资源正在被更多的区域、更广泛的群体所分享，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公共产品；不管的性质是什么和企业在哪里经营，所有的国家都在经历着更紧密的联系和更大的经济依存度。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必然导致对会计审计准则国际化趋同的诉求。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市场资源在全球范围的配置、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跨国业务的大量涌现，对真实、公允并具有可比性的财务会计信息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大。

作为公共信息资源和国际通用商业语言，会计审计准则的共享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其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区域乃至全球资本市场的加速形成。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价总额中，有超过70%的非英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登记的13000多家公司中，有1000多家为外国公司。2002年4—5月，美国著名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上市公司的会计质量已成为对机构投资者的决策最大的因素，绝大多数投资者迫切希望会计标准能够统一。统一“会计语言”，不仅可以提高交往的透明度和可比性，更好地起到财务信息的“交流媒介”作用，而且可以大大减少“调整和翻译”的成本和误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财务信息的可信度和可比性。

第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导致全球企业兼并步伐的加速。然而，由于企业财务信息不可比，增大了相关成本。在著名的德国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案例中， 戴姆勒公司1993年的经营情况，按德国会计标准是1.68亿美元的利润。而按照美国公认会计原则计算，却是大约10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差异如此悬殊，更加凸显了通用商业语言建立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第四、随着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家公司的经营失败不仅可能对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对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造成联动影响。1997年亚洲风暴造成的一连串影响无不与区域内国家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会计审计准则的质量较差等状况有关。据联合国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中，大部分国家没有正确采用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审计准则，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忽视了引发金融危机的诸种要素，严重降低了公司和银行财务报告的透明度。

第五、公司治理的趋同化改革为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趋同奠定了基础。“股东积极主义”原则的确立、中小股东维护自身权益意识的增强以及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的治理模式。有助于迫使企业管理层及时提供有用且可比的财务信息。

总之。全球趋同的会计审计准则，是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从经济危机的教训中提炼出的宝贵成果。同时，国际相关准则委员会的改组也为趋同带来了希望的曙光。事实上，相关会计准则委员会已由原先作为各国准则的协调者变为全球准则的制定者。

三、会计审计准则国际化趋同的意蕴

关于早期的国际协调（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Arpan and Radebau曲（1992）认为是一种缩小各种标准和实务差异，以形成一套严密的可接受的标准和惯例的过程：Doupnik and Salter（1993）认为是减少国家问会计实务的差异；Choi，Frost and Meek（1999）认为是对会计实务差异设定限度以增加其可比性的过程；Nobes and Parker（2000）认为是通过对会计惯例的变异程度加以限制从而增加其可比性的过程：Saudagaran （2001）认为是旨在增强不同国家会计规范下生成的财务报表的可比性的过程。由是。我们可以把国际协调的特征概括为：国际协调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旨在限制和缩小会计实务的差异，促进各国会计实务和财务信息的可比。

与协调的目标不清与力度较弱不同。当下的全球趋同（global convergence）则是向着一致性目标的迈进。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思路是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2000年实施重大改组的过程中逐渐强化、逐渐清晰的。2001年4月开始运作并取代IASC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提出的战略目标。全面展现了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愿景。

根据IASB2002年7月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章程》，IASB的目标是：（1）本着公众利益，制定一套高质量、易理解且强制性的全球会计准则。这套准则要求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中的信息高质量、透明且可比。有助于世界各种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其他信息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2）促进这些准则的使用和严格运用；（3）积极与国家准则制定机构合作，促使国家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高质量的趋同。很显然。IASB已经使IASC这一会计准则协调者的使命终结。并明确树立起会计准则全球趋同的战略目标。

在会计审计国际化的驱动下，各个国家如果要想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合作与竞争，就必须正视准则趋同的现实。而不能刻意强调本国的特殊情况而“独善其身”，固执己见有时是坚持落后的代名词。

在对待会计审计国际化的上。我们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单独制定所谓国家化的会计准则或审计准则：二是既要会计审计的国际化。又要本国特色的国家化：三是顺应国际准则趋同的特征，使之与我国经济体制相适应。与会计发展战略相契合。

时移事易。我们不可能背离转型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恢弘背景，不可能罔顾公共信息资源和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共享，而一味闭门造车。单独出台一套区域性和对抗性的会计审计准则，不仅会增大投资者的理解成本，阻碍境外资本的流入，降低对外筹资的效率，更会成为国际上低估我国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标尺，有违我国加入 WTO的初衷。一些到海外上市的我国公司，既要按照国际、国内准则编制两套财务报表，还要接受境内境外会计师事务所的双重审计。自设壁垒。徒增成本。此外。忽视会计审计准则国际化，对出口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因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差异而导致出口价格低于公允成本。进口国可能据此对我国企业实行反倾销制裁，进而削弱我国产品出口。由此可见。强调国内准则与国际准则的对立将是一种让冲突替代和谐的不智尝试。

至于“既要……又要……”的诉求。首先是一种中庸的论调，不具有证伪性，无法判断对错；其次，人们在会计审计准则中所看到的某些特色。多是传统计划经济的色彩。正是需要改革的对象。何况从现实的演进看。追求双重目标的结果。往往会滑向会计审计国家化。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Rappaport就在《会计准则的经济影响》一文中指出：“对规范公司必须报告什么和如何描述其经济活动的准则制定过程来说，需要以一个更宽的眼界-而不是传统的技术会计角度来重新认识。会计立法者们必须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仅仅作为一个会计专家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既谙熟会计，又能洞悉会计在经济环境中的作用及会计决策对经济环境的影响。”的确，会计审计准则的制定是一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后果的直接延伸。

就是和谐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

四、国际会计审计准则的框架与行动

IASB取代IASC之后，新的准则已经改称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此前IASC的国际会计准则（IAS）中仍然生效的准则名称在具体使用或引用时。仍然沿用原来的名称和编号-第×号国际会计准则（IAS）。现行国际准则主要包括IASB新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尚存有效的IASC原来的准则两个部分。IASB正在对后者进行大幅度的修订，以便形成符合IASB战略目标的准则体系。

迄今为止，IASC的国际会计准则仍然构成国际准则的主体。IASC自1973年成立以来至2000年3月完成使命为止，先后41项国际会计准则，仍然有效的共31项。 IASB了第1号《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2号《基于股份的支付》等6项IFRS.

为了改进国际审计准则。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 AASB）在制定审计风险准则方面成效显著。1998年，由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准则制定机构和学术机构成立了联合工作组。与审计有关的问题。 2000年，联合工作组出版了名为《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方法的发展》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基本的审计风险模型并没有完全失效，但需要改进。联合工作组同时建议准则制定机构根据研究结论修订现行审计准则。在上述背景下，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美国审计准则理事会各自成立了审计风险项目小组。之后。 两个项目小组合并成立了联合风险评估工作组，制定共同的审计风险准则。

联合风险评估工作组于2002年10月了审计风险准则征求意见稿， 包括《会计报表审计的目标和一般原则》、《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等项目。2003年10月。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在东京召开的会议上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最后修订，并获得委员会通过。审计风险准则于2004年12月15日正式施行。

由于大多教国家和地区的职业组织扮演着制定本国或地区审计准则的重要角色，因此，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采取积极措施促使其直接执行国际准则，或在国际准则的基础上制定本国或地区准则。如英国将直接采用国际审计风险准则，欧盟也考虑在2005年上市公司中采用国际审计准则。

五、审计准则国际化趋同的悖论

趋同，并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存异。相反，了解现状，理解差异，化解冲突，谅解困难，才能更好地实现会计审计趋同的战略目标。

悖论之一：发达国家的市场与我国转型经济的差异会计审计准则的概念源于西方国家，它代表着一整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目标、原则、程序及。换言之。它是内生而非预设的。与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相比，我国的经济成分是多元的，发育程度是多级的，专业是滞后的，市场监管是不足的。商业伦理是浑浊的……要想避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使国际相关准则及背后的理念、惯例与我国会计审计实务有机地结合起来。则需要一个“化”的过程。

“化而裁之谓之变”，“化”不是生硬移植，“化”倾向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悖论之二：国际相关准则产生背景与我国传统的差异

国际相关准则通常沿袭美英国家的会计审计范式。例如，在会计审计准则的措辞中。更多地提及当事人的职业判断。而不是法律条文的刚性要求。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主张公允价值计量、未来现金流量的测定等会计原则；在会计要素的定义方面，资产的确认主要强调其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收入的确认强调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在实施审计程序和评估审计风险方面，更多采用举例的方式阐释“因果律”，而不是试图穷尽所有可能性：一部国际审计准则。几乎是注册会计师“考虑”的集成……

上述理念、原则的形成与美英国家同属于普通法系、遵从判例法不无关系。我国的法律体系接近于大陆法系，司法判决更注重法律条文而非“辩论”。缺少依赖律师和注册会计师进行职业判断的传统。甚至，准则提供的判断空间越大，利润操纵的力量就越大。另辟蹊径的努力就越大。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近年来，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会计范式有向英美普通法系转化的趋势（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德国与法国等相继成立了会计准则委员会），我们应及时跟踪， 未雨绸缪，找寻法律与会计审计联姻的新形式。

悖论之三：高规范成本与低环境质量的差异

会计审计准则制定得再好、再先进，如果得不到有效执行，就成了一纸空文，就成了“两张皮”。因此，实现会计审计准则的国际化，一是要建立行之有效的会计审计准则执行机制。整合监管资源。防止监管不足或过度；二是要让会计审计人员完整、准确地掌握准则的精髓，不搞“玄学”，不搞“神秘化”；三是尊重、体认来自于实务界的职业判断，引导会计人员和注册会计师、提炼职业判断，使之成型后推广。

还应看到。与国际相关准则趋同的代价是执行成本的提升。比如。风险导向审计准则在风险评估程序、控制测试以及实质性测试方面比以往测试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而委托人却没有做好增加付费的准备。在会计服务市场竞争加剧、环境恶化的情况下。追求理念的性、不求执行的纯粹性恐怕是一个值得的课题。

悖论之四：利润导向与资产负债导向的差异

我国一向对业绩指标非常重视。利润表导向明显。无论是企业首次股票发行上市、增发配股、发行债券，还是国有企业绩效考核、评价，一直都突出收益率等指标，利润水平比现金流量变化更受重视。而IASB制定的IFRS规范的重点是资产负债表，更加重视资产、负债的确认和表达，提供的信息侧重于预测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可以说。我国现行的侧重于利润表和IFRS更关注资产负债表是两种不同的会计观。

悖论之五：文化的差异

西方国家倾向个人主义和宗教。信教人士比较中立和诚实，行事谨慎，体现在会计审计上，法治的成分大。我国倾向集体主义和东方的中庸，权力距离较大。透明的成分少，人治的成分多。

六、会计审计准则国际化趋同的实务考量

我国已的准则与相关的国际会计准则相比。至少存在以下差异：（1）在存货准则对采购成本的计量上，国际准则采用净价法，我国准则采用总价法；（2）在建造合同准则中，国际准则允许将因订立合同发生的、与合同直接相关的费用作为合同成本的组成部分。我国准则要求将订立合同而发生的有关费用直接确认为当期费用；（3）在固定资产（不动产、厂房和设备）准则中，国际准则对非同类固定资产交换产生的固定资产允许以公允价值计量。并确认利得或损失。 我国准则要求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计量，不允许确认利得或损失。对于固定资产处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国际准则允许计入当期并包含在经营活动损益中，我国准则要求列为营业外收支；（4）在租赁准则中，国际准则对“公允价值”、“经济寿命”、“使用寿命”、“租赁投资总额”等术语作了定义，我国准则对它们未作定义。在对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区分的判断上，国际准则强调公允价值，我国准则强调账面价值；（5）在收入准则中，国际准则仅规定了收入计量的一般原则。即收入以其已收或应收的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我国准则却对销售商品的收入、提供劳务的收入、利息收入等确定了单独的计量原则；（6）在借款费用准则中，国际准则没有对“专门借款”作出定义，我国准则对此作了定义，国际准则允许资本化的对象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我国准则仅包括固定资产；（7）在关联方披露准则中，国际准则所指的关联方不涉及合营企业，我国准则将合营企业视为关联方。国际准则对某些情况下（如已提供合并财务报表的母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受国家控制的企业等）关联方交易的披露作了一定的豁免，我国准则没有这样的豁免；（8）在投资准则中。国际准则要求将投资成本与投资者所享有的在被投资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中的份额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并按商誉的规定进行处理，我国准则将投资成本与投资者应享受被投资单位所有者权益的份额之间的差额作为股权投资差额，按一定的期限摊销并计入损益；（9）在或有事项准则中。国际准则要求按资产负债表日履行现时义务所要求支出的最佳估计值的折现金额来确认一项准备的金额，我国准则规定因或有事项确认的负债，其金额应是清偿该负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并采用了“预计负债”的概念；（10）在无形资产准则中，对于资产交换产生的无形资产，国际准则要求区分同类与非同类资产交换，并要求按收到资产的公允价值入账，我国准则要求根据非货币交易准则，按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入账：等等。

既然趋同就是向着一个目标的靠拢，那么，应尽最大可能靠而拢之。暂时无法靠拢的，可加大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如根据需要适当将资产负债表、损益表项目具体化；扩大附表和报表附注的信息容量：增加企业财务信息公开次数，缩短财务信息公布期限。我国现行采用的“双轨制”，即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行的做法，从逻辑上，不利于与国际准则的趋同。

因为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各自的繁简程度不同，法律的效力相等、规范的对象一致但规范口径时有出入，容易让人无所适从。在审计方面，尽管国际审计准则没有国际会计准则那样有力。但是，我国审计准则国际化趋同的程度还是高于会计准则。这一方面表明审计准则的利益相关度弱于会计准则，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审计准则一开始制定就站在了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平台上。并且从未动摇。

强化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是实现与国际审计准则的趋同的重要基础与迫切需要。比如，尽可能削除可能危及审计独立性的各种情况；公开审计服务的费用；由公司董事会所属的审计委员会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向管理层和治理层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定期轮换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等等。

七、结语

会计审计准则的国际化趋同，是我国会计审计的现实需要、战略选择、发展愿景，同时也是和谐会计的构成要素。

然而。会计审计准则的国际化趋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业。一如汽车不是速度快的马车，电灯不是亮度大的蜡烛，我们需要把握会计审计准则趋同的精髓，而不至于南辕北辙。

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意义篇6

作者简介：张肖飞（1980-），男，河南安阳人，管理学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资本市场财务与会计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5-0115-06收稿日期：2013-06-18

一、问题的提出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包括形式上的趋同和实质上的趋同。所谓“形式上的趋同”是指会计准则制定的趋同，而“实质上的趋同”是指会计准则执行的趋同，即会计实务和财务报告的趋同。从形式上来看，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差异确实已经很小。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取得了巨大成果，但是，会计信息编报者和使用评价者更关心会计准则实质上的趋同，因为只有实质上的趋同才能“真正实现财务报告的可比性，从而为投资决策和宏观调控等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魏明海，2003）。

会计信息透明度是股票市场透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Bushman et al，2004）。高透明度的会计信息可以降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的预期风险，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借助于会计透明度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财务列报的可靠性，化解某些模糊的数字，更好地帮助财务报告使用者进行决策。因此，对会计准则趋同是否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也是对我国会计准则趋同效果的一个检验。本文贡献主要体现在：（1）以会计信息透明度为新的研究切入点，分析了会计准则趋同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论证了我国会计准则的改革是富有成效性的。（2）通过展开会计准则趋同信息透明度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分析线路，突出信息透明度提升作用机制的认识，有助于深入挖掘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的作用机理。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国外关于会计透明度的研究有直接采用有关组织建立的衡量指标，普华永道2001年的“不透明指数”、标准普尔的透明度和披露评价体系（简称T&D评级）、财务分析和研究中心（CIEAR）的信息披露评价体系以及美国投资管理和研究协会（AIMR）的披露指数等。国内较早探讨会计透明度的是魏明海等（2001），他们较早研究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内涵及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实现方式。

与本文相关的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价值相关性角度来分析企业会计准则趋同效果，薛爽等（2008）发现在新准则下净资产和盈余信息具有

更高的价值相关性，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取得了良好的趋同效果。吕晓燕等（2010）研究发现AH公司双重披露的净资产、净利润、经营现金净流量无显著性差异，说明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了实质上的趋同。刘永泽等（2012）研究表明，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实现了国际持续趋同。基本结论为会计准则国际化改革形式上趋同促进了实质上的趋同，提高了会计盈余质量。第二类是研究会计（公司）信息透明度的影响因素。这方面的研究侧重从公司治理角度展开，杨之曙等（2004）、张程睿等（2006）分析影响透明度的主要因素，上市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企业规模越大、会计绩效越好、银行负债率越低的公司有更高的公司透明度，提高公司高管人员的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扩大董事会的规模可以增加公司透明度。

关于透明度的理解，一类观点认为是一个总体信息质量特征（魏明海 等，2001），另一类观点强调了盈余质量的可靠性，将其定义为会计盈余对真实经济盈余的反映程度（Bushman et al，2004）。如果按照第二种理解，那么有关会计准则与盈余质量关系的研究都可归到此类中，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应计质量、盈余平滑度和损失规避度，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Bhattacharya等（2003）的方法。刘峰等（2004）分析会计准则提高与会计信息质量的关系，提出一个关于会计信息质量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基础上，研究发现会计准则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缺乏一种稳定的关联性。2007年的企业会计准则是国际趋同的集中体现，这为研究会计信息透明度提供了机会。但现有文献大多侧重于透明度影响因素及其价值相关性的研究，鲜有针对会计准则趋同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研究，这造成在检验会计准则趋同效果方面的不完整性。

由于从2005年开始，新“香港财务报告准则”（HKFRS）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接轨，两者完全相同，已经实现了从体系到条文与国际准则的趋同（刘玉廷，2007），并且香港证券市场作为国际资本市场更有效率。因此，本文采用同时发行 A 股、H 股的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会计准则趋同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探索会计准则趋同的目的是否能够得以实现；另一方面试图评价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趋同效果，从而为评价我国会计改革效果提供经验支持。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笔者选择2007年～2010年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截止到2010年底，同时发行A股和H股的公司有66家，笔者剔除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剔除金融类行业以及数据缺失的观测值，最终研究样本为39家公司。本研究对涉及所有连续变量数据均进行了前后1%的截尾处理（Winsorize）。所用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和RESSET数据库。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TRANSi，t=α0+α1CVGi，t+α2DUAL+α3BNi，t+α4INDEP+α5TOP1i，t+α6SIZEi，t+α7LEVi，t+α8ROEi，t+α9GROWi，t+α10AGEi，t+α11EIPSi，t+α12MKTi，t+∑β1，tYEARt+∑β2，tINDt（1）

式中，下标i，t表示i公司第t年的值，TRANS表示会计信息透明度，主要借鉴Bhattacharya 等（2003）和Francis 等（2004）的方法来衡量会计信息透明度，国内学者大都借鉴了这种方法来衡量会计透明度（王艳艳 等，2006；周中胜 等，2008）。因此，笔者选择盈余激进度（EA）和盈余平滑度（ES）这两个指标，采用十分位数赋值方法计算综合会计信息透明度（ATran）这三种方法来测度会计信息透明度。盈余激进度的计算方法为

EAi，t=ACCi，t=（ΔCAi，t-ΔCLi，t-ΔCASHi，t+ΔSTDi，t-DEPi，t）/TAi，t （2）

其中，ACCi，t为i公司t年应计项目，ΔCAi，t为i公司t年的流动资产变动额，ΔCAi，t为i公司t年的流动负债的变动额，ΔCASHi，t为i公司t年的货币资金变动额，ΔSTDi，t为i公司t年的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变动额，DEPi，t为i公司t年的折旧和摊销额，TAi，t为i公司t年期初总资产。ACC值越大，说明公司具有更强的盈余激进动机，会计信息透明度越低。

与Francis 等（2004）的方法类似，定义盈余平滑度等于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变异程度与公司净利润变异程度之比来衡量。ES的数值越大，说明盈余平滑度越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则越低，具体定义为

ESi，t=σ（CFOi，t）/σ（NIi，t）（3）

其中，下标i，t表示i公司第t年的值，NI表示公司净利润，CFO表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在计算标准差时，以（t-2，t）年内的标准差进行计算分析。

此外，还采用十分位数赋值方法计算综合会计信息透明度（ATran），ATran=（decile（EA）+decile（ES））/2，与前两个指标一致，ATran越大，说明会计信息透明度越低。为理解上的方便，将EA、ES、ATran这三个指标均乘以-1（为避免混淆，仍然采用这3个符号），之后这三个指标越大就表明会计信息透明度也就越大。

CVG表示企业会计准则趋同度，采用得到广泛

应用并被学术界认可的Gray（1980）的趋同性指数（Convergence index，简称CVG指数），定义为

CVG=1-（NetIncomeCAS-NetIncomeIFRS）NetIncomeCAS（4）

其中，NetIncomeCAS表示按照中国会计准则计算出的净利润，而NetIncomeIFRS表示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计算出的净利润。指数如果小于0.90，说明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披露的净利润至少小于按照中国会计准则（CAS）所披露的净利润的10%；相反，如果计算的CVG指数大于1.10，意味着按照IFRS披露的净利润至少大于按照CAS所披露的净利润的10%。因此，只有当趋同性CVG指数位于0.9和1.1之间时，才被认为是趋同的。据此，笔者将CVG指数定义为一个虚拟变量，当C指数位于0.9和1.1之间时，CVG等于1，否则CVG为0。此外，笔者还控制了影响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其他因素。CEO与董事长两个职位是否由同一人担任，是则为1，否则为0；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并控制了样本公司的基本特征，包括有公司规模、公司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公司的年龄、市场化指数，每股非经常性损益，笔者还控制了年度、行业因素。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从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三个指标EA、ES和ATran的均值分别为-4.589、0.037和-3.510，中位数分别为-4.5、0.038和-1.344。会计准则趋同性指数（CVG）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012和1，根据趋同性指数的定义，说明从总体上看，2007年施行新企业会计准则以来，会计准则趋同效果良好，这与现有的研究也是一致的。CEO与董事长两职兼任的情况仅为0.07，相对较少，董事会规模在10人左右，独立董事的比例约为38.9%，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43.3%，与实际情况相符。此外，样本公司的其他特征指标也予以列示。

由表2可知，会计准则趋同指数的均值为1.012，中位数为1，都在1左右浮动，根据前文的定义，当趋同性指数（CVG）介于0.9和1.1之间时，会计准则是趋同的。由趋同性指数定义可知，当双重报告的净损益完全相同时，趋同性指数为1。据此将趋同性指数（CVG）分为三个区间：CVG1.1，图1是会计准则趋同指数分区间分年度的展示图。从2007年～2010年超过80%的公司都实现了会计准则趋同，只有不到20%的公司位于CVG1.1这两个区间，而且可以看到在0.9≤CVG≤1.1范围内，会计准则趋同指数呈逐渐增加的趋势，这说明会计准则趋同确实是逐年提升的。

表3报告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其中，上半部分为Spearsman相关系数，下半部分为Pearson相关系数。由表3可知，会计准则趋同指数（CVG）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三个指标EA、ES和ATran之间的Spearsman相关系数为

图1 会计准则趋同指数（CVG）的区间分布图

0.097、-0.097、0.124，Pearson相关系数为0.092，-0.099，0.150，除ES外，其他两个指标与会

计准则趋同指数之间均与预期一致，即会计准则趋同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其他变量与会计信息透明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与预期基本一致。

（二）回归分析

由于研究样本数据属于混合面板数据，笔者采用混合面板回归的方法进行

分析，并进行了异方差一致性的调整，表4中所报告结果均是异方差一致

性标准误差估计的结果。分别采用EA、ES、ATran

等三个指标作为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衡量，分别将这三个指标作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当因变量是综合会计透明度（ATran）时，会计准则趋同指数（CVG）的系数值为0.692，在10%的水平下显著；当用盈余激进度（EA）来衡量会计透明度时，会计准则趋同指数（CVG）在10%的显著水平下仍然显著；当用盈余平滑度（ES）来衡量会计透明度时，会计准则趋同指数（CVG）的系数值为1.782，明显大于前两个回归中CVG的系数值，并且显著性水平提升到5%，这充分证明会计准则趋同确实提高了会计信息透明度，说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趋同是富有成效性的。

由此可知，会计准则的趋同不仅是形式上的趋同，更是实质的趋同。杨敏（2011）指出，我国同时发行A股和H 股的上市公司基本不存在差异，彰显了两地会计准则趋同等效的成就。为了剔除面板之间的异方差及序列相关问题，笔者采用面板数据的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其在估计过程中允许面板内存在一阶自回归和跨截面的异方差，而不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见表5）

由表5可知，当因变量分别为ATran和EA时，CVG系数分别为0.752和0.089，对应的t值分别为1.99和2.34，分别在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略显遗憾的是，当用ES作为会计透明度的替代时，CVG的系数不显著，但仍然为正。基本可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趋同程度越高，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

从综合会计信息透明度ATran的结果来看，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独立董事人数、独立董事比例、公司规模等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关系并不显著，但确实是正的关系，并与混合面板回归结果具有一致性。

（三）内生性问题

为避免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内生性问题，笔者采用动态面板GMM方法进行估计。①

注：上标a、b、c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GMM回归结果表明，当选择会计综合信息透明度ATran作为因变量时，会计准则趋同CVG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当会计信息透明度用EA作为因变量时，CVG的系数仍然是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当会计信息透明度用EA作为因变量时，CVG的系数并不显著，但仍然为正。这说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会计准则趋同确实有助于会计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尽管刘峰等指出会计准则与会计信息质量之间缺乏一种稳定的关联性，他们认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治理只有通过多方协作，才能达成提高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的目标，但本文的研究结果并不能否认会计准则趋同提升了会计信息透明度，这说明我国会计准则趋同的改革是富有成效的。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与前文分析类似。

（四）稳健性检验

笔者进行稳健性检验：（1）采用净资产收益计算会计准则趋同指数；（2）会计信息透明度运用Bhattacharya 等采用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净利润之间的相关系数作为盈余平滑度（ES）的替代，并采用十分位数法重新计算综合会计透明度（ATran），并进一步分年度进行回归。研究结果不变。由此可知，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即会计准则趋同确实提升了会计信息透明度。

五、结论与启示

从2007年～2010年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情况来看，会计准则趋同确实提升了会计信息透明度。广义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动态面板GMM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本文的研究充分说明我国会计准则的趋同效果是明显的，达到了提升会计信息透明度的目的，企业会计制度的改革是富有成效性的。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市场基础制度体系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虽然笔者进行了各种稳健性检验，但囿于方法本身固有的局限性，还存在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意义篇7

2006年2月9日下午，晴雪初霁。走过寂静的大学校园，我们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办公室，就广大会计工作者极为关注的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问题采访了我国著名会计专家徐经长教授，在一片寒暄中，采访如约展开。

《中国总会计师》：徐老师，新年好!还是长话短说吧，2月15日，财政部将在北京举行会计审计准则体系会，请您介绍一下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时代背景及意义。

徐经长：新年好!我记得美国会计学家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在其所著的《会计思想史》中曾有这样一段论述通过考察人类思想与生活环境两者关系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会计的发展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并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我国会计学家郭道扬在其所著的《会计史研究》中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古往今来，凡天下大势之流演，世界格局之化合，乃至职业之兴衰，学科之演变，事业之起落，无不受环境的支配与影响。就会计而言，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则是促进会计发展变化的第一历史环境，或曰首要的历史前提条件。很明显，两位会计史学者都是在向我们阐明同一个道理：会计首先是经济环境的产物，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背景直接制约乃至决定了这个时期会计的主要特征和基本走向。当今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时代背景亦是如此。

我们可以从国际和国内这两个层面的经济环境来理解当今中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从国际视野看，会计作为一种通用的商业语言，它自产生时起就未曾停止过其国际化的进程。从14、15世纪复式簿记的产生和传播，到17、18世纪英国会计和审计方法在英联邦国家的广泛渗透，直至当今社会美国会计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影响，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出：一部会计史就是一部会计国际化的历史，会计的世袭遗产都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质。不过，会计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并进入学术视野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则要晚得多，这项专题研究大致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而国际会计由专题研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要更晚一些。大家不禁要问：既然会计的国际化进程由来已久，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在20世纪60年代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真正去关注会计的国际化问题呢?对此，美国会计学会(AAA)下属的国际会计委员会曾于1966年提出了会计国际化和人们研究国际会计的四个经济背景，即国际贸易及投资的增大、跨国公司的出现、经济地区化的推进和国际间财务与会计的交流。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人们有意识地探索和研究国际会计问题并非出于某种偶然，而会计在当代的国际化过程作为一种客观现象主要是源于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环境和经济格局的变化。

顺应时展的要求，1973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1ASC)应运而生。成立伊始，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其目标定位为：(1)本着公众利益，制定并编报财务报表应遵循的会计准则，并推动这些准则在世界范围内的接受和遵循(2)为改进和协调有关财务报表列报的法规、会计准则和程序，广泛地开展工作。也就是说，IASC制定国际会计准则(1ASs)，并试图通过这些准则来协调各国的会计规范和会计实务。事实上，由于当时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跨国公司的兴起，而国际资本市场尚不发达，因此，IASC在协调各国会计准则上采取了十分宽松的态度。20世纪80、90年代，随着美、英、日等发达国家资本市场的全方位开放，跨国投融资活动迅猛发展，跨国合并浪潮持续高涨，其间，亚洲金融危机又给不断升温的国际资本市场予以沉重的一击。在此背景下，不仅跨国投资者关注财务报告的国际差异，跨国上市的筹资者、各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以及国际证券业组织等都开始关注各国会计准则存在的差异，并强调要加强国际资本市场的透明度和规范化运作。IASC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立足于全球化的国际资本市场，以协调各国会计准则为长期目标，以加强适用于跨国上市使用的财务报表信息的可比性为近期目标，积极与各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进行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和合作，并与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10SCO)达成协议，在修订已的国际会计准则和制定急需的新准则的基础上，完成了30项“核心准则”。同时，鉴于美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影响，IASC还积极回应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1996年10月做出的关于“支持IASC制定适用于跨国股票上市使用的财务报表所用会计准则”的声明，并致力于处理好lASs与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关系。

进入新的世纪，面对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证券业组织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压力，IASC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性重组。重组后的IASC更名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IASBFoundation)，新的基金会的构架是：首先成立提名委员会，然后由提名委员会任命受托管理委员会，再由受托管理委员会任命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同时，受托管理委员会还任命成立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和常设解释委员会。自此，IASB成为新的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并将新颁布的会计准则更名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值得一提的是，重组后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将其目标定位为：(1)本着公众利益，制定一套高质量的、可理解的并具有强制性的全球性会计准则，这套准则要求在财务报表和其他财务报告中提供高质量的、透明且可比的信息，以帮助世界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其他使用者进行经济决策3(2)促使这些准则得到使用和严格的应用；(3)促使各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达到高质量解决方法的趋同。此后，国际会计趋同(convergence)取代了原先的国际会计协调(harmonization)，成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努力的方向。

以上我们从国际的视野梳理了会计的国际化进程，特别是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成立以来，其组织目标由国际会计协调转向国际会计趋同的发展历程。事实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组织目标的转变既反映了美英等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会计的基本走向，又深深地影响着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会计改革及其会计的未来发展。下面我们不妨再结合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环境的变化，进一步谈谈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国内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经济的发展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起点的。邓小平理论中有两个重要论断：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应当看到，由于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早期的“改革”都只

是局部的政策调整，根本谈不上“体制”的转换，“模式”的变革。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却触动了很多根本性、战略性的问题：第一，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直指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第二，对外开放主要是和市场经济国家打交道；第三，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资金。改革开放需要吸引外商投资，需要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打交道，而外国投资者却看不懂中国的会计报表，“会计”这一通用的商业语言一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在这种背景下，改革原有的行业会计制度成为必然。然而，改革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废除原有的行业会计制度，究竟是为了建立起一种什么样的新的会计规范体系呢?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即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是继续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为辅，还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亦或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陷入了这一关系我国经济发展走向的重大问题的讨论。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向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并体现了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这一精神，继而激发起了全国各行各业发展经济的巨大热情。同时，根据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我国开始建立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在内地发行A股，在香港发行H股，而发行H股等于到香港去筹资，要让香港的投资者认识和了解内地的公司。这些做法表明，我国资本市场建设的起点比较高，相应地也对会计信息的披露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国新一轮会计改革的序幕也就此拉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日趋成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建立会计准则的做法日益得到中国会计界的重视和认同。事实上，早在1988年，财政部会计司和中国会计学会就分别成立了会计准则的专题研究小组，从那时起到1992年底，《企业会计准则》在经历了5个年头的研讨、修改之后，最终得以颁布。与《企业会计准则》相继的还有《企业财务通则》和13个大行业的财务制度和会计制度，简称“两则”、“两制”。《企业会计准则》是新中国会计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旧的时代即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制度加补充规定”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即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准则”时代。毫无疑问，《企业会计准则》的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同在1992年，这决非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从20世纪9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我国在原来“两则”、“两制”的基础上，又相继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和3个企业会计制度，这些准则和制度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业务、新情况，充分借鉴国际会计准则中的相关规定，在规范中国会计实务的同时，也为国际会计协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在中国加入WTO、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基金会提出国际会计趋同、欧盟各成员国积极推行国际会计准则(含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同)、美国明确支持国际会计准则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会计准则建设应当迈出更大的步伐，以顺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自身要求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这一时代潮流。正因为如此，财政部近年陆续了22项新的会计准则(含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同时对已经颁布的16项具体会计准则进行全面的修订，并计划在2006年初通过新闻会的方式集中。新的会计准则体系将标志着中国会计在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方面迈出了更加自信、更加务实的步伐，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对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所采取的负责任的态度。

《中国总会计师众是这样的，会计主要是应一定时期的商业需要而发展的。在中国加入WTO逐步全面融人世界的恢宏背景下，作为全球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准则应该趋同，可是我国政府为什么还要提出保持会计准则的中国特色?我们又应该如何保持中国特色?

徐经长：如前所述，会计是环境的产物。一方面，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经济环境决定了会计国际趋同的大势所趋、潮流所向；另一方面，不同的经济环境乃至不同的政治环境、法律环境和文化环境又必然造就和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会计。这就是在当今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大背景下，我们还要考虑保持会计中国特色的根源所在。换言之，我们对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认识应当采用二分法。

我们知道，中国现阶段还是一个转型经济的国家，各种市场机制还不够成熟和完善，过去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残余因素还在很多方面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目前还处在工业经济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二者并存的时代，新兴的知识经济和传统的工业经济相互交织，经济的飞速发展仍然建立在能源的超负荷消耗的基础之上；中国是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而且近代的法制建设都以维护和保障“公权”为目标，强调国家财政的控制和主导地位，私人所有者权益的保护存在先天性缺失。因此，法律环境限制导致不能照搬IFRS的规定。比如，企业年金会计以设定提存计划而不是设定受益计划为基础。IFRS和美国准则都偏重于设定受益计划的处理，但中国的企业年金尚处于起步阶段，其主要法律依据为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2005年颁布的《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0号)、《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劳动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令[2004]23号)、《企业年金基金管理机构资格认定暂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4号)及其他一些配套文件，在制定会计准则时也是以这些文件为基础的。根据《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规定，建立企业年金的企业应当具有相应的经济负担能力，年金的建立和参加以自愿为基础，且对缴费比例有限制(企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12，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一般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1／6)，所以目前中国的企业年金还是以设定提存计划为主。设定受益计划需要企业承担“保底责任”，而中国对此尚无法律法规规定，因此，企业年金会计准则应当在中国现行的关于职工离退休的法律框架内制定和修改。再比如，投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等准则中均涉及土地资产问题。IFRS中关于土地资产的规定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但中国现行宪法规定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所有权不能买卖，因此会计准则中凡涉及土地资产的，均以土地使用权为基础制定。

此外，在中国新兴的资本市场中，机会主义和由此带来的对短期经济利益的关注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投资行为和管理行为。凡此种种，都应该是我们认识中

国会计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我们今天所说的国际趋同，其目标是国际会计准则，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在国际会计准则的生成机制中，美英等发达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就意味着国际会计准则是扎根于发达市场经济土壤中的会计准则，它不可避免地要深深打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利益的烙印。认清形势，趋利避害，这是我们在当前中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这一新形势应有的谨慎和决策的原则。

趋同不等于相同，趋同不等于完全照搬、被动地接受。在我国新的会计准则体系中，有很多地方都体现了中国会计的特色，这些地方不是人为的杜撰和捏造，完全是中国客观的经济业务和现实的经济环境使然。如关联交易的处理，我们就不可能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把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视为关联方，因为那样处理，不仅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和工作量，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会掩盖真正的关联方交易，继而违背国际会计准则的目标和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趋同首先应该是理念、目标和原则上的趋同，其次才是具体方法上的趋同，而且后者应该服从于前者，否则就会本末倒置，遗失本源。再如，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更为关注由过去交易和事项所形成的经营成果，这又反过来导致不少企业把会计处理的重点放在利润操纵上，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利润表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这和国际会计准则以资产负债观来构建整个准则体系显然是不一致的，这种差异的一个具体体现就是关于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问题。从我国近年有关资产减值准备准则的实际运行情况看，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已经成为一些企业操纵利润的主要手段，严重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为此，新准则规定不允许对已经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这便与国际会计准则形成了一项实质性的差异。

《中国总会计师》：徐教授，既然新会计准则颁布后不久将在现实中运用，那么请您谈谈新准则对我国不同类型及性质的企业有哪些不同的影响?企业又如何规避新会计准则带来的不利影响呢?

徐经长：新颁布的22项准则和修订后的16项准则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会计准则体系，这些准则基本上涵盖了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各类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新准则实施后，不同类型的企业特别是不同行业的企业将受到不同的影响。首先，新准则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会有不同的影响。我们知道，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中，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乃至利润操纵往往是其会计政策选择所关注的重点，而新准则中的很多规定恰恰是针对这，点来做出制度安排的，如企业合并中的负商誉直接计人损益、已经确认的减值损失不允许转回等。其次，新准则对不同行业的企业会有不同的影响。在新的会计准则体系中，有很多规范特殊业务的准则，这些准则往往对某些特殊行业的企业产生较大的影响。如对房地产行业的投资性房地产，《企业会计准则――投资性房地产》就规定，企业应于会计期末采用成本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地取得，应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这种模式不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并将公允价值与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人当期损益。再如，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类企业涉及的衍生金融工具，《企业会计准则――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衍生工具需纳入表内核算，并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公允价值的变动计人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衍生工具仅在表外披露的做法。同时，该准则还规定，除交易性金融资产外，其他金融资产均应在期末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这一方法取代了我国商业银行目前采用的计提贷款减值准备的“五级分类法”等等。

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意义篇8

【关键词】

会计准则移植；会计文化；不相容

天下经济之始，会计应之而生。自刻记记数到三柱结算法，自岁会、月要、日成到四柱清册，自天地合帐到收付簿记，几千年来漫长的沉淀，一代又一代会计人的创新与努力，传承了中国传统会计文化。

然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中国相对稳定的会计环境面临巨大的冲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为了与国际接轨的需要，中国开始了移植会计准则的尝试。但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规的移植，是否考虑过经济基础的现状？是否考虑过其与本土文化的相容性问题呢？

一、国际趋同背景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中占优势的经济强国从传统的资本、技术的输出，越来越多地转向文化制度输出，为使会计能够真正作为国际商贸通用语言而发挥作用，增强各国财务报告的可比性和可理解性，减少国家经济往来的交易成本，推动国际间间资本的自由流动，会计制度的国际化趋同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选择。

成立于1973年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根据其章程，以“按照公众利益，制订和公布在编制财务报表时应遵循的同一会计准则，并促使其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和执行”为基本战略目标之一。至今其成员已发展到包括104个国家的143个会计职业组织，了39号国际会计准则，并公布了一系列"征求意见稿"，推动着会计准则的全球同一化。

二、中国会计准则移植

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几乎没有经历自然孕育阶段，而主要是引入其他国家较为成熟的会计准则，尤其是国际会计准则。从此意义上来说，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主要是一种制度移植。

我国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几乎采取了一步到位、全然接受的做法，跨步式地一次性引入，实现了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实质上的趋同。目前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度已经达到95%。然而，新会计准则必然会经历一个与中国本土会计文化由冲突到协调的动态适应过程。到目前，中国会计实践仍然在经历着一个漫长的理解、接受、掌握和运用的过程。

三、基于霍夫斯泰德评估文化框架的中国会计文化特征分析

会计文化是一种以一定物质为基础的社会现象，存在于每一社会；每一个社会都孕育着与其物质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会计文化，并随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与会计有关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而改变。

1、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是用以衡量社会接受机构和组织内权利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尺度。中国是一个权力距离极大的社会，组织集权化程度高，等级结构严密，指挥链明确，集中决策。会计人员处境被动，独立性较差，对会计信息质量有一定影响。

一方面，管理层更易于通过会计人员进行会计操纵，使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大权力距社会下，严重的官本位思想，易于形成不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造成企业内部控制方面的疏漏，从而对高层管理人员的监控也相当有限。

2、不确定性规避

不确定性规避，即一个社会愿意承受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威胁的程度。中国自古以来推崇“中庸之道”，而这在会计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会计实践偏好稳健性，准则对会计账户的规范、会计方法的选择以及或有事项的确认等，极为审慎，高度回避不确定性，呈现出来的是会计职业的统一性要求。当然，这与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不无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国家对经济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相对于世界的经济变幻莫测，中国维持着一定程度的“平均斯坦”境况，但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极端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与之相应的是，会计人员规避不确定性的意识正在慢慢减弱。

3、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是指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关系。毫无疑问，中国是高度推崇集体主义的社会，倾向于政府用法律法规等强制性手段规范会计实务，而忽视会计人员的专业判断。并高度强调统一性，包括会计科目、财务报告的形式与内容等，而较少考虑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环境和实务的差异，企业自主选择的空间较小。

4、生活的数量与质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基本人性假设，关注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们的观念中，关系和人情相对于法律制度和市场而言更为重要。长期宗法文化形成的人情社会，与会计以及审计的独立性冲突产生的道德危机及其严峻。关联方交易、内部交易等不易规范。

就企业内部监督而言，与西方传统的等距交往不同，中国往往以关系亲疏为导向的企业间交往的文化，使有关政策、法规和制度的约束力在人情面前退居其次，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普遍缺乏或者流于形式。就外部监督来看，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企业会计报表时，首要目标可能偏离如何提高会计报告的可靠程度，而是权衡明察秋毫与网开一面之间的利弊得失。许多监管者担心执业时严格遵循职业规范所带来的人际危机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业务范围减少。而帮助被监管者蒙混过关，以谋求自己社会资源的升值，业务关系的长期稳定。

5、长期与短期导向性

就整个社会而言中国的长期取向明显，重视节俭、毅力和丰裕的储蓄。但笔者认为，中国在企业层面却呈短期取向的特点，一方面，高度关注利润成果，特别是看得见的短期利润；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生命周期极为短暂。表现在会计上，会计人员为了当期引人关注的利润而忽视了未来报表的延续性带来的累积影响。

四、会计准则移植与中国会计文化不相容性

我国一直是由财政部会计司负责制定会计准则，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其权威较高，能够很大程度上保证会计准则的实施。但相对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广方式对会计准则的适应性要求极高。在缺乏认同感和公认性的情况下，一点点的不相容性会被无限扩大。

1、国际会计准则实施的市场环境与中国会计文化的冲突

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以发达的市场经济为基础，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基础薄弱，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健全，国际贸易发展也还没有达到成熟的阶段。并且，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监管水平较低，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不够健全，缺乏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使得国际会计准则与中国会计实践存在脱节现象。

一方面，我国实行的大中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实力雄厚且数量众多。企业的权益资本大多是由国家出资注入的，为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资本安全，会计准则必然要维护国家利益、满足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需要，注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可靠性。而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委托受托责任趋于模糊的西方国家主导下，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更注重满足投资者决策的需要，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另一方面，我国现代企业产权不明晰，公司治理结构不合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比较严重，缺乏有效的企业内外监督机制，会计舞弊行为普遍生。针对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企业短期利益导向的行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经常性的修订会计准则，影响其稳定性、严肃性和内在的一致性。

2、国际会计准则自身的利益矛盾与中国会计文化的冲突

国际会计准则本质上是追随美国准则，但由于其全球导向，不可避免的带有各国博弈的痕迹，主要体现了发达国家利益集团的诉求，发展中国家对其影响极其有限。

改组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与会计实务界脱轨，转向学术界推进。由国际上公认的会计技术最强的专家组成，其苛刻的资格准入条件不可避免地使得美英等发达国家在会计准则的制订中占据主导。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将更多地符合美英国家会计准则的利益导向，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靠拢本质上其实是向美英国家的会计准则靠拢，美英是这场会计博弈中最大的赢家。

3、高度推崇公允价值在中国的风险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会计文化中强调以历史成本为主导。会计准则的移植，迅速提升了公允价值在我国会计实务中的地位。

一方面，我国存在大量的关联方交易、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等在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属于非主流的业务，其以公允价值计量大大增加了会计造假的可能性。为此，中国对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做了专门规定，以历史成本为基础计量，并且专门出台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严格规范关联方交易，一定程度上预防了造假的发生，保证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但由此却造成了会计计量口径差异，对企业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公允价值要求的市场价格、预期未来现金流量贴现等，极大程度上依赖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受制于主观意志，具有很强可操纵性。而我国会计在职人员的整体素质相对较低，职业判断等方面尚存欠缺，且长期以来主动性不足。近年来会计准则移植，改动内容规模较大，甚至涉及一些原则性的变化。会计人员虽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了相应的职业教育培训，但对于这些专业知识消化和吸收的程度任然有待考量。

五、结语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会计准则的趋同是必然趋势，就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巨大的。我国会计准则的移植，尽管存在的问题颇多，但确实是当前环境下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做法，或者说是当前经济政治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尽管如此，国际会计准则发展进程中的内在矛盾，即准则适用性和准则质量的矛盾，在政治经济发展及不平衡当今世界，要求每一个国家，特别是非发达国家，在实现准则国际化的同时，充分考虑本国实际，尤其是本土会计文化，不可盲目移植准则。

同时，我们要进一步认识会计国际趋同的内涵。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使会计信息具有“普世”价值，是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笔者认为，在全球还未真正达到“一体化”的今天，最求会计趋同，应从原则，方向上一步步推进。由此，目前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国际会计的协调，增强会计信息可比性趋同而非单纯强调统一适用的定量化、标准化准则。

参考文献：

[1]史蒂芬·B·罗宾斯、玛丽·库尔特.管理学（第八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99～100.

[2]雷文谨.中西文化差异与会计移植问题研究[J].财会研究，2009，2：32～34.

[3]彭媛媛.中西方会计文化的比较与思考[J]学术探讨，2008年4月：3～6

[4]何文颖.国际会计准则的历史变迁和内在逻辑[J]，现代经济信息.2009年第10期：217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