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范文

道德与法治篇1

一、指导思想

以品德课的基本课程标准为纲要，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宗旨，紧密结合我校只有五名语文老师作为兼职品德老师的实际情况，以及此次区备课会提出的加强对品德课的过程性评价，鼓励创新，加强实践等，为此，本学期的品德课制定以下教研计划。

二、本学期主要工作目标与措施

1、认真学习课程纲要，加强教师学科理论学习

结合我校实际本学期继续采取集中与分年级组的形式组织老师们认真学习和研究“课程标准”，进一步强化课改意识，把新课程理念的研究融入教学过程的始终，尤其是这学期要加强对品德课作业的评价以及作业的创新。努力使每位教师在自己的学科专业发展上都有所提升。

2、活动式教学，探究式学习

这学期我们要一改传统的教学模式，让教学面向学生生活、实现活动式的教学，探究式的学习。课堂教学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素养，促进学生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和谐发展，提高品德学科教学的实效性。

3、各年级根据学科特点制定出评价方案，并且共同研讨并加以修改。以鼓励性评价为主，注重过程性评价。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要认真按照评价方案执行，认真完成各年级各单元的品德实践作业，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鼓励创新性作业，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探究能力，进而成为情感充沛、灵动丰富，热爱生活的人。

4、加强作业的监督。采取定时检查与不定时抽查的方式检查各年级的品德作业，好的作业要展示交流分享经验，不足的地方要及时改进，制作一个检查记录表并做好记录。

5、积极组织开展好集体备课组活动。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以年级为单位，每周研讨一个课题，主备教师进行发言说课，其他教师评课，针对不足共同修改。第二环节，解疑答惑。各年级针对自己学科遇到的困惑进行交流，群策群力解决问题。

一、 研讨课例安排表

周次

课题

1

我背上了新书包

2

我们班里故事多

3

我们的学校

4

祖国江山的保卫者

5

社会文明大家谈

6（国庆放假）

7

祖国妈妈在我心中

8

秋天的收获

9

做生活的小主人

10

做个聪明的消费者

11（

期中考试作业抽查

12

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

13

冬天里的节日

14

学做小雄鹰

15

我给自己定的规则

16

交通与我们的生活

17

文化风采

18

期末作业检查

19——20

反思总结

附表格：

品德作业检查记录表

时间

被检查年级

检查成员

检查内容

优点

不足

评价

自评：优秀（） 良好（） 合格（）

互评：优秀（） 良好（） 合格（）

组长评：优秀（） 良好（） 合格（）

品德课评价方案表

二年级品德

单元

课题

作业名称

作业形式

评价方案

一.我在集体中成长

1.快乐的暑假生活

新学期，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制作心愿卡

1、在班里互相分享自己的心愿。

2、把心愿写下来，制成心愿卡。

3、班级展示心愿卡

4、小组互评，教师评。

二.金色的秋天

2.秋天的收获

小小丰收会

班级举办丰收会

1、说说秋天的收获，尤其家乡的特产

2把自己带的秋天的果实放到展示桌上进行展示并介绍

3、感受丰收的快乐，明白辛勤汗水换硕果的道理。

4、教师点评

三.我们真棒

3、学做小雄鹰

我做“小雄鹰”

学做“小雄鹰”计划

1教师制作一个记录表

2先让学生说一说自己会做哪些事了？

3做一做，然后让家长拍照留念。

道德与法治篇2

关键词：影视；法治教育；课程

中图分类号：G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85（2020）22-0078-02

一、影视法治教育的理论依据

《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提出：法治教育要与德育课程紧密结合。初中阶段，应采取道德与法治课中设置专门教学单元或者集中在某一学期以专册方式实施教学。有条件的学校，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将多种法治教育资源、形式予以整合、提升，形成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环境，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指出，利用优秀影片开展中小学生影视教育，是加强中小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时代需要，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是丰富中小学育人手段的重要举措。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写道：“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开始的。”又有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感觉器官中，听觉器官对信息的接受效率为11%，而视觉器官对信息的接受效率高达83%。纵观初中思品课堂，教师讲、学生听，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方式比比皆是。这种教学方式形式单一，效果不明显，学生也不喜欢。

二、影视法治教育的教学原则

（一）主体性原则

初中影视法治教育，是面向全体初中学生的课程，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考虑学生的发展特点和现实需求；也要充分发动学生参与到影视素材的甄选、制作的过程中来，坚持课程开发以学校、学生开发相结合。影视媒介素材的选取，应采用“好看”“好用”的素材。素材或幽默诙谐，令人捧腹；或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同时素材能辅助课堂，帮助教师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二）灵活性原则

初中影视法治教育，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形式方面都要有严谨的规划和周密的安排。但在具体开展课程教学的过程中，要根据教学环境、教学对象的不同进行及时调整，坚持课程教学以集中面授和自主学习相结合。优秀的影视资源并不是为初中法治教育课堂教学堂量身定做的，我们需要对相关影视媒介作后期处理和制作。

（三）开放性原则

体现在目标的多元化、内容的宽泛性、即时性，时间空间的广域性、可变性，评价的主体性、差异性。

三、影视法治教育的课程设置

（一）内容选取

1.单一影视作品赏析，其优势在于能把授课影视作品研究透彻。以《法官妈妈》为例：以电影中张帅的故事引出一个个法律小知识。如通过“张帅入室抢劫，被判三年”的故事情节，引导学生学习一般违法与犯罪的区别和联系，学习犯罪的基本特征、刑罚的含义的类别，学习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等知识；又如通过“安慧法官平静地对待了张帅在欺骗自己”的故事，引导学生学习：遇到问题要学会用法律方法来解决问题，要做到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等知识。

2.多部影视作品综合教学，其优势在于更能灵活地针对实际问题。以《法律为我们护航》一课为例：可选取素材《亲爱的小孩》（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成熟，自我保护能力较弱，需要给予特殊的保护），《法律讲堂》（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四位一体，构筑起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四道防线），《模拟法庭》（未成年人还需要增强法律意识、权利义务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二）教学方法

1.讲授式，即展示素材加点评，其优势在于传递的信息量大。2.小组合作教学，即展示素材加问题，然后分组依据影视情景开展答辩或讨论，其优势在于教学对象参与度更高，往往思维碰撞，能引起更大共鸣，或引发创新观点。

（三）课程设置

四、影视德育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活跃了课堂的教学氛围

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影视资源无处不在，已成为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优秀的影视资源倾注了编辑、导演和演员等众多专业影视从业人员的大量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有很多都是精品。相对于传统的道德与法治课堂，用于教学的视听素材声像兼备、视听兼顾，具有双通道视听优势和现场参与感。用影视素材来讲故事，同时调动了学生的“听觉器官”和“视觉器官”。巧用影视资源，创设与法治教育教学内容相吻合的教学情景，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收到很好的效果。

（二）增强了学生的情感体验

优秀影视资源具有生动、形象、感染力强等显著特点，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艺术和文化价值。应用优秀影视资源开展法治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对信息的接受效率，增强了学生的情感体验。立足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以优秀影视资源、师生自主制作的校园视听素材为媒介，系统开发适用不同年级学生的正反面典型教案例，形成科学系统、与时俱进的影视法治教育体系，追求情感体验，道德内化，推动初中法治教育实效性的进一步提升。

（三）提升了学生的法律素养

道德与法治篇3

关键词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德化的统治;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法理型统治

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权力得以自我辩护并可以获得认同的问题①。人类政治生活的特性注定了不论谁掌握政治权力，都无法回避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存在，也都无法逃避政治合法性的建构任务。尽管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理论分析是一个现代政治学、尤其是政治社会学做出独特贡献的问题，但是以这一理论为线索审视传统政治，也是可以获知传统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信息的。

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建构，具有它自身的独特性。简单地讲，它主要地是一种依赖于道德元素建构起来的政治合法性类型——德化的统治。这里的“道德”一词，是泛义的。它既包含具体人际关系层次上的伦理含义，也包含抽象规范层次上的道德含义。从道德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关联性上着眼，可以比较清晰地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内蕴。

一、 政治合法性类型与中国的特殊性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一个古今政治统治都毫无例外地面对的问题。它不是一个仅仅在“现代”的背景才存在于政治统治领域的问题。之所以说古今政治统治都得面对政治合法性问题，既是因为任何时代的政治统治都必须为自己的统治正当性提供理由，从而获得政治统治的基本尊严。又是因为政治统治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依赖于政治认同的状态，并就此选择适宜的政治制度和行政方式。这种政治合法性的处境，一方面与政治经验挂钩，另一方面则与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自觉辩护紧密联系在一起[1](p262-268)。

政治合法性的存在状态以及辩护方式具有不同的结构特点。马克斯韦伯将政治合法性的理想类型划分为三:

1.合理的性质:建立在相信统治者的章程所规定的制度和指令权利的合法性之上，他们是合法授命进行统治的(合法型的统治);——或者，

2.传统的性质:建立在一般的相信历来适用的传统的神圣性和由传统授命实施权威的统治者的合法性之上(传统型的统治)——或者最后，

3.魅力的性质:[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魅力型的统治)。[2](p241)

韦伯将这三种统治合法性类型称之为理想类型，而不是政治统治实际的合法性类型，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真正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过。他们仅仅是划分政治统治合法性类型的分析性概念而已。当然，这三个分析性概念的用处在于，它为我们分析政治统治合法性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参照框架。将之放置到一个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发展线索中看，合法型的统治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现代的。政治合法性类型。而传统型的统治和魅力型的统治，基本属于历史形态的政治合法性形态。自然，这不排除二者在现代情景中，继续局部地发挥支持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功用。

因为，仅仅是在。现代。的条件下，合法型的政治统治类型才具备它的基本特征。诸如个人自由、官僚体制、职务划分、契约结构、专业分化、货币薪酬、职业取向、资质升迁、职位公有、职业纪律、形式主义等等，都仅仅只是在现代社会中才可能同时具备的。与之不同的是，传统型的政治统治，依据的是遗传下来的(“历来就存在的”)制度、依托在统治权力的神圣的基础之上。统治者是依照传统遗传下来的规则确定的，而对他们的服从是由于传统赋予他们固有的尊严。这种统治合法性显示出行政管理班子仅仅只是以忠诚、而不是以职业能力和职务责任来行使管理权力的。因此，老年人政治、家长制度、世袭体制、等级权力、俸禄安排相互匹配。这种政治合法性类型可以促使“土生土长的”资本主义的发育生长，但是却无法产生理性化基础上的。西方。式资本主义。至于魅力型的统治，由于依赖于政治领袖的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的、或者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以及他受神灵差遣的或被视为楷模的力量，因此，它依托于政治。追随者们。的狂热追随。这种追随，一方面依赖于领袖们身上显示的魅力的持续性，另一方面依赖于追随者对英雄的崇拜和对领袖的信赖。这种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形式，与法理型统治追求合理性正好相反，显得特别的不合理。这种合法性统治形式对于经济特别不屑，仅仅通过资助或讹诈获取社会资源。韦伯特别强调，“在前理性主义时代，几乎整个行为的取向都被传统和魅力瓜分殆尽。” [2](p272-274)

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三种理想类型，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中，作为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具体实践形态，是交叠存在的，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因此，当我们运用韦伯的这一合法性理想类型架构来观察和分析现代政治统治合法性问题的时候，就必须将之整合进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而不必拘泥于理想类型自身的理论严谨性。在现代西方政治运行的实际进程中，如果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类型定位为法理性统治，那么，传统的因素与魅力的因素，未尝不在实际政治统治过程中发挥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类型归属上，现代西方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类型，不能与它的要素构造上存在的些微传统因素与魅力因素混为一谈。否则，我们就无法区分历史形态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类型与现时形态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类型。

将我们的视野转移到中国。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需要我们作特别的审视。一方面，韦伯的论述对于我们分析中国、尤其是传统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启示意义。另一方面，毕竟韦伯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类型的归纳，根源于西方的政治实践。因此对于它的中国解释力度有一种消解作用。从前者看，韦伯的归纳具有解释所有政治合法性结构状态的广泛包容力。它的哲学社会学层次的归纳是这种包容力的保证。从后者看，由于中国传统政治诸结构因素(政治、经济、伦理、教育等等)的含混性①[3]，它远远没有西方国家政治运行中各构成要素高度分化的历史分际。因此，我们在当代中国需要建立合理性、法理型的“现代”治统治合法性的前提条件下，只有综合传统型与魅力型两种政治合法性类型，才足以观察和分析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类型，以及这一类型的近现代转换状况。

这是在政治合法性的理想类型之外确立实际运行的政治形态的合法性支撑。因此，在政治合法性理想类型与现实类型之间复杂的关联性与距离感，就成为我们分析的一个环绕点。就中国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而言，它是在传统、魅力与古典法理之间综合成特殊的、由伦理道德构造起来的政治合法性类型——一种可以称之为“德化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形态。假如我们不仅仅看重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理想形态的描画，而是更关注这种合法性的真实结构特质的话，我们就会从这种显示内涵而不是表现形式的伦理道德视角，去审视复杂的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建构。这一特殊的政治合法性类型，显然与韦伯勾画的三种政治合法性理想类型是具有重大差异的。自然，借助韦伯描述的政治合法性框架，是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问题的。

二、 在伦理与道德之间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类型具有它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显现为一个轴心，就是在伦理与道德之间确立政治的合法性根据。这可以区分为两个基本线索:一个线索是从理论形态上观察而认识的，另一个线索则是从实践形态的观察上得知的。两者自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才足以合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结构:前一线索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自觉辩护的视角看问题的。因此，主要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政治哲学建构角度审视问题的。后一线索则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存在形态上看问题的。因此，主要是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政治运行角度看问题的。可见，缺乏了这两者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无法解释清楚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先就第一个线索进行分析。之所以首先分析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自觉辩护层面，是因为这个层面显示了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理论面相。它可以在我们的逻辑重述中展示其基本内涵。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自觉辩护，是从伦理道德入手的。这既可以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为政治合法性提供辩护的历史演进上得到认知，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上加以辨认。

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道德化辩护，是由儒家思想家承担的。这种辩护的理论处境，可以区分为二:一是处于先秦“道术将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返”(《庄子天下》)的境地中的儒家，建构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进路。另一则是处于佛道兴盛境地中的儒家，重建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努力。前者是由原始儒学完成任务的，后者是由宋明儒学完成任务的。当先秦儒家建构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伦理道德思路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社会政治转型问题是。天下有道。变得“天下无道”了(《论语季氏》)。孔子致意的政治之。道。的问题，其实就是政治合法性问题。诸侯蜂起之时，就是此前的政治合法性丧失之时，原来的政治之“道”无法有效整合社会政治秩序，因此政治统治无法获得人们的认同。。礼乐征伐。分别发自“天子”、“诸侯”、“大夫”、“陪臣”所显示的政治统治的不同结果，即从政治统治延续“十世”到政治统治延续“三世”的统治时间长短显示的统治认同，恰恰表现的是原始儒家对于政治统治合法性问题的深切关注。像孔子等原始儒家试图恢复“下有道”的状态，其实就是试图在理论上为政治统治合法性提供沿循传统而又疏导现实的建构思路。

儒家致力于政治之“道”的追问，并就此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时候，必然驱使他们将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提升到政治哲学的高度来处理。而当他们在政治实际操作之外，以一种严重关切政治出路的心态来处理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时候，凸显人心内在的道德感，与伸发社会本有的伦理规范，就具有天然扣合在一起的契机——因为，此时的习惯性法律仅仅能够使“民免而无耻”，只有伦理道德可以使他们“有耻且格”;此时的统治者必须在以仁心行仁政的时候，才具有合法的统治资格。原始伦理的天然秩序，给儒家以建立政治合法性的历史灵感。抽象道德规范的价值蕴涵，给儒家建立政治合法性以终极提示。这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朋朋、友友的既有伦理秩序，与仁、义、理、智、信的建构性道德规范，就具有约束政治行动者的互补功用。对统治者来讲，将政治的秩序伦理化，“为国以礼”(《论语先进》)，那么“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的政治统治认同就得以建立起来，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政治统治的危机就可以避免。在这种秩序建立的进程中，“正名”，即按照伦理道德的规范端正政治行动的名分，就是一个树立政治合法性权威必须重视的事情。。政者，正也“的”德化的统治。之政治合法性据此延伸式地建立了起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颜渊》)的德化政治合法性关系结构也就顺理成章地完整表达出来。后来成为儒家主流的心性儒学，即思孟陆王一系儒家，彰显人心、仁心的政治价值，在这里就已经可以看出其用心了。从荀子到明清实学的儒学建构，虽然凸显的是原始儒家的外王逻辑，但是对于“王者之人”的看重，也显示出儒家建立政治合法性的德化主旨。

当儒家创始人试图建构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时候，在他们所处的那种思想环境中，其实也就只有伦理道德一途可以供他们选择。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的结构以及思维方式决定性地制约着他们的思维神经。从今天的思路看，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可以从法理的途径切入。这也许是建构政治合法性的最为可靠的途径。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思路几乎没有进入主流政治思想家大脑的可能性。一方面这是因为法理型的政治统治，处于中国传统政治氛围中，在理念上就无法建立起来。现代自由的基本价值树立不了，宪政制度的设计不可能落地，而法律的形式化统治就更是没有发育的空间。对于儒道法三家致力于建构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思想家而言，他们能够归纳总结的政治统治历史经验，能够重建与拒斥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路，都只能是伦理道德或非伦理道德、或者反伦理道德的。因为中国传统政治运行的基点，就是伦理道德[3]。他们都无法逃出伦理道德这一“如来佛的手掌”。儒家后来之所以能够在政治统治合法性问题上排开道法两家，而成功占领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主导地位，就正是在于它将中国传统政治的社会运行条件理论化地表达了出来。

我们沿循这一理路去理解宋明儒学何以能够在佛道流行的条件下，重建儒家的“德化的统治”这一政治合法性架构，就可以进一步想像儒家这一建构的历史依托。当东汉佛学传入、而魏晋道学流行之后，儒学的政治影响力一度弱化。到了唐宋，思想家们“出入于佛老有年而归本于儒”，儒家从心性入手建立的德化的统治之政治合法性思路，再次确立起它支撑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地位。王阳明将“破心中贼”看作最大的政治工夫，将“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看作政治操作的基础，就最大限度地继承并发扬了原始儒家、尤其是原始儒家心性学派的政治合法性建构传统，并与治理宋明政治乱局的时代需求紧密地联系起来。从理论结构上分析，儒家建立的。德化的统治。这一政治合法性架构，在理论辩护的主题上鲜明显现为“内圣外王”的机制。内圣的工夫就是将伦理道德的修养与政治规范的认同统合起来的工夫。外王的工夫就是将伦理道德的推己及人与政治规范的广泛推行统一起来的工夫。两者对于“德化的统治”之政治合法性建构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内圣”，既涉及到对于历代相因礼治传统的伦理秩序的体认，也涉及到对于发自内心的仁义理智之类的道德规范的自觉。“外王”，也既涉及到。推己及人。的伦理工夫的强化，更涉及到“斯有仁心，故有仁政”的政治关联的实践。从内圣到外王，恰好构成为一个。德化的统治。之从理论辩护到政治操作的转换过程。这也是。德化的统治。必须既关照既有伦理秩序、又关照道德境界、更关照政治运行是否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政治合法性建构，所必然做出的双向考量。

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由伦理道德展示出来，展示的内蕴则有很大的不同——它既关乎传统的统治的合法性套路，又关乎魅力型统治的合法性套路。仅就前者来分析，它呈现两个特点:一是伦理道德的当然性为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思想家们所强调。二是它的运行线索呈双线对接的状态。从前者看，伦理的当然性基于现实社会秩序的不必论证;道德的当然性基于崇高的不需论证。这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里，依托于宗法关系和境界为尚，就足以提供给这种当然性以强大支持。

从伦理与道德在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建构中的双线对接上，即从伦理上升到道德，又从道德回转到伦理来看，来自现实生活的伦理秩序与源自高尚要求的道德规范必须互相向对方运行，才足以构成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完整结构。就前者讲，从伦理上升到道德，是中国传统政治在合法性问题得到较为圆满解决的基点。这使得。德化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直接根置于深厚的中国传统实际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缺乏了源自实际政治生活的伦理秩序的支撑，就无法将。德化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扎根于中国政治生活之中。但是，这一政治合法性建构，又不能停留在实际的伦理生活秩序而不上升到道德层面。因为这样就丧失了提升显得低层次的伦理秩序，而流于理想缺位的现实伦理生活了。从伦理上升到道德，就是从情景性的现实伦理生活托起的政治合法性上升到普适性的超越性道德追求托起的政治合法性。这一上升关乎“德化的统治”之政治合法性建构的超历史的适应性问题。当然从历史长时段来讲，更关系到这一政治合法性建构是否可能蕴涵现代性因素的问题。

就后者讲，即从道德回转到伦理，是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问题得到坐实的条件。不从道德回到伦理，就不能从普适的、但是却抽象的道德规范回到情景的、但是却具体的伦理生活当中来，这样就无法打通以道德诉求提升情景伦理的目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就有流于高层政治家、思想家自娱自乐的可悲境地的可能性。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建构中，伦理与道德对于它的共同重要性。

说起来，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就与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政治合法性理想类型有些差别了。这些差别集中显现为，如果将韦伯的合法性理想类型作为一个归纳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类型的参照的话，我们可以说，当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在理论的自觉辩护上凸显伦理道德的价值与功用的时候， 它较为鲜明地表现出传统型合法性类型的特质。因为，。德化的统治。只能将自己的合法性辩护视野投向传统，在传统的伦理秩序与传统的道德规则中显示现实的政治统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它不可能在当下的政治制度建构与未来的乌托邦设计中，寻找到诸如法律与审美的支持。但是，当“德化的统治”之政治合法性凸显为操作化的状态时，它则显现为魅力型的政治统治合法性。

三、 实践形态

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类型定位在伦理与道德之间，也还是没有解释清楚中国传统的政治合法性问题。因为，这一定位还仅仅凸显了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理想类型特质。我们还需要探问的是，实际运行的中国传统政治显示出来的合法性状态是怎么样的。理想类型的政治合法性建构主要地由思想家的自觉辩护提供。实际状态的政治合法性类型则由政治家的权力运作来显示。只有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这一经验形态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上，审视理想类型的政治合法性建构，才足以显示一个完整的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状态。尤其是当我们强调政治合法性乃是一个政治制度层面的问题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1](p262)。

从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问题，需要将两个视角结合起来。一个视角是延续着的中国传统政治，从其历史奠基到形成规模，从基本规模的形成到完全成熟这一政治史过程显现的政治合法性状态。另一个视角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实际运行显现的政治合法性存在状态，以及这一状态显示的内在脉络。

从第一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政治奠立其基本架构的历史起点是在周代。周文王的“敬德保民”思路就是儒家“德化的统治”之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思想原型，而“周礼”的礼治架构就是儒家为具有尊严的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建构做出勾画的制度原型。但是周代不足以提供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完备形态。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的政治合法性辩护自觉性、以及理论致思的精细程度，都还远远没有达到足以与中国传统政治长程运作相匹配的高度。秦朝在政治制度的基本安排上提供了样板。“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的大一统制度架构，确实开启了驱使人们认同的政治制度大门。这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在运作层次上具有了一套可以绵延、却又具有相当古典式合理性的制度系统。但是，秦朝的制度体系则是由汉代统治者阐释出它的正当性的。“吾汉家法度，霸王道杂之”[4](第七章)。汉代统治者的这一手，有着将政治制度的“尊严”坐实在政治操作过程之中的功效:霸道，可以收到政治震慑的功效，使得人们意识到政治制度的权威性。这是。汉承秦制。的结果。王道，可以收到政治笼络的效果，使得人们感受到政治权力的温情性。这是汉代经学解释原始儒家之学而插入政治运作的结果。霸道凸显的是政治制度的威慑力，王道凸显的是政治制度的感召力。王霸并用，就是伦理加政治的政治统治策略。在法理型政治合法性没有建构起来之前，这是最有利于维护政治统治稳定性，从而最有利于保持政治制度尊严性的政治统治方式。围绕政府职权的划分、考试和选举的进行、赋税制度的建立以及国防和兵役制度，我们可以察知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在霸道与王道之间，寻求到的一套获得中国古人认同的政治制度安排。从中发现中国传统政治在制度层面上是怎么组织政权、又怎么选拔人才、又如何配置资源和分配财富以及怎么样保卫国家的情形。这些制度安排在其所据以运作的朝代权力的支持下，就是具有政治合法性支持的制度[5](前言总论)。即便这一制度遭遇到朝代的更迭，也会在“与民休息”的政策循环中，得到政治合法性的制度性重组空间的①[5](p35-36)。

从第二个角度看，即从中国传统政治的实际结构状态来看，构成中国传统政治的三个界面——帝王政治、官僚政治与乡绅政治各自有他们的运作逻辑，但是轴心还是“德化的统治”。帝王政治的基本政治逻辑显示的政治合法性结构是，帝王自身是政治统治的最高道德榜样，加上他本人掌握着最高的政治权力，因此，他的道德感召力与政治控制力就具有完美地结合起来的契机。当一个有为皇帝从道德与政治两面显现为具有社会认同的统治状态的时候，帝王政治就成为“德化统治”的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典范形态。在中国传统政治运作的长时段中，帝王政治构成为统治合法性的象征，就是因为它具备了显现中国传统。德化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的伦理道德与政治权威相互结合的完备的政治合法性机制。皇权之作为社会政治组织、尤其在高层社会政治组织的组织动力，大半也是基于这个原因[6](第五章)。阅读典型地代表这种最高政治权力的德化统治的描述性著作，就可以简明地了解它的特质——中古的《贞观政要》与清代的《康熙政要》，就①钱穆对于汉、唐、宋、明、清五朝的政治史描述与分析，很好地给我们说明了历朝政治制度的因革状态。淋漓尽致地反映出皇帝将伦理道德与政治统治有机融会的政治统治之“道”。官僚政治的基本政治逻辑显示的政治合法性结构是，官僚自身既必须是伦理道德的人格载体，又必须是克尽政治忠诚的宦权载体。在官僚的“进口”处，即选拔官僚的最主要途径——科举制的制度安排上，就显示出以政治忠诚训练准官员的定势。“皓首穷经”就是为了能够将作为政治权威的儒家经典在大脑里融会贯通。一旦获得仕途进阶机会，他就自然成为奠立在伦理道德秩序之上的政治秩序的捍卫者。这样，政治官僚一方面自有其捍卫抽象的道德戒条的“原则”在，另一方面更有忠诚于以皇权为代表的政治合法性的义务在①[7](p135)。乡绅政治的基本政治逻辑显示的政治合法性结构是，他们身承传统道德的统绪，自然对于政治合法性的伦理道德底蕴就更是关注有加。与官僚相比，绅权的代表是社会政治下层的士，而不是社会政治上层的大夫。他们能够行使控制基层社会的权力，不是因为他们有皇权的授予，也不是因为他们家产万贯让人服气，而是因为他们身上呈现的伦理道德规范给他们带来了权威[8](p13)。显然，伦理道德提供给他们治理基层社会的理由。综合观之，帝王政治、官僚政治、乡绅政治三者，共同显示出来的中国传统政治的整体政治运作具有的政治合法性特质，完全是一致的:德化的统治是政治合法性的一致套路。

按照韦伯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理想类型来看，中国传统政治的“德化的统治”合法性建构，在实践形态上，基于伦理道德之作为自觉辩护的政治合法性建构，透入到政治实践过程中的时候，就不可能显现为抽象的道德法则自发地作用的状态，而一定会显现为政治统治者之作为伦理道德的典范，而将伦理榜样与政治权威合而为一的魅力型统治这一政治统治合法性类型。由此可以断定，。德化的统治。这一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结构，是既可以表现为传统型统治，又可以表现为魅力型统治的。

四、 政治合法性的重建

在伦理与道德之间寻找到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辩护依据与延续形式，使得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以“德化的统治”得到较为成功的解决。但是，在转轨政治学的视野中，即当中国政治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问题发生的时候，这一定位就遭遇到结构性的挑战:中国现代政治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这个全新的问题显现为法理型统治的现代政治合法性建构。这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思路完全是不同轨道的。就此而言，我们无法从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建构中直接寻找到中国现代政治合法性问题的答案。

我们首先需要确认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类型的历史正当性。以伦理道德奠立中国传统政治的“德化的统治”合法性具有什么样的优势，是我们确认这种合法性类型的历史正当性的进路。分析起来，这类优势，起码有三个方面值得认可。一方面，这一合法性建构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生活形态是吻合的。因此，它与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的合法性需求处于一个相互适宜的状态。这种适宜，从社会政治生活的界面上看，是基于中国社会是一个极端重视人际关系的宗法伦理社会[9]。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植根于深厚的伦理土壤之中，也就意味着它可以获得最深厚的社会大众支持或认同。从政治控制的角度看，则是基于中国社会是一个皇权官权支撑的高层政治社会，与乡绅支撑的底层政治社会组成的二元社会，不是来源于社会实际生活的伦理以及由此抽象出来的道德原则，就不足以钩联社会的两个层面，社会政治整合就会遭遇困难。仅仅只是德化的统治，才能够将社会政治生活的整体性凸显出来，从而将政治制度的安排具有的尊严彰显出来。另一方面，这一合法性建构具有充分的政治调整空间。当其渗透到实际的政治操作空间的时候，在其合法性没有遭遇颠覆性的危机的时候，它足以提供给社会政治领域以道德榜样与政治权威合一的政治合法性人格载体。当这种实际运行的政治合法性发生全面危机的时候，它又可以转换为由德化统治的自觉辩护者——政治思想家来重新阐释其德化内涵、重组其政治运作的具体形式的方式来调整政治运作的合法性内蕴，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建构足以支撑一个高度稳定的社会政治架构。再一方面，这一政治合法性建构具有历史建构之中而又超越历史限制的特性。在历史之中，这一政治合法性建构与中国传统政治的运行所处的具体情景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随着中国传统政治运行的体制化终结，它的历史合理性也就终结了。但是，因为这一政治合法性建构不仅基于情景化的人际伦理，且也延伸出具有抽象含义的道德规则，因此，关乎人际伦理调整一般规则的含义，与关于一般政治道德的规则之制定，在任何历史处境中，也就至少具有启发意义，甚至具有实际的指引功用。冯友兰当年基于。抽象继承。而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性价值[10]所做出的辩护，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问题。

但是，在现代性政治的比较视野中，“德化的统治”这一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建构的缺失也是比较明显的。其一，伦理道德的发生机制是存在问题的。当儒家将伦理道德作为政治合法性辩护的进路的时候，伦理是作为原生的基层社会规范而存在、而作用的，当其上升为社会政治正当运行的抽象道德规范的时候，伦理与道德的匹配关系有的时候是建立不起来的。这可以分别从两种情况来加以认知。一种情况是，当落在具体社会情景中的伦理规范不足以升华为道德规则的时候，强行将其提升到道德的层面，就难以获得超越其实际伦理处境的一般含义，从而无法保证那一处境之外的人们足以理解、接受和践行。这样，政治合法性的适应面就缩小了。另一种情况是，当道德要回落到实际的伦理生活之中的时候，又因为道德的正当性必须与伦理生活的具体情景相匹配，于是，道德对于实际伦理生活的指引缺乏相当力度的时候，它就会丧失指引伦理生活的能力而流于与实际生活混处的状态。在伦理与道德之间建构起来的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因为伦理与道德的通路不是那么顺畅，必然影响到政治合法性的长期维续。其二，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建构确立起。德化的统治。这一理想类型的时候，在思想家的自觉辩护中，需要思想家因应政治局面的变化而随时重建这种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架构;而在政治家的系统实践中，则又需要政治家完全能够将伦理榜样与政治权威合而为一，但是这种合而为一是很困难的事情。除开极少数名垂青史的开明君主之外，大多数君王是无能将两种角色高度统一起来的。于是，缺乏人格载体的。德化的统治。，也就缺乏现实的政治感召，人们对于政治的运行也就会处于一种疏离的状态，政治合法性建构要达到的政治认同目标就处于一个无法预期的景况。其三，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建构，终归还是一个依托于人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在小型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这一建构具有保障其运行的社会机理。但是，当其步入大型复杂的现代社会之中的时候，它就缺乏建立形式化规则的法治空间。在人治与法治之间拉开的历史距离，实在难以借助现实社会的支持而实现自然而然的转变。这样，中国传统的。德化的统治。的现代适应性，就处于一个需要做出自我辩护的状态。只不过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建构的优势，是自然地表现于这种合法性建构之据以生长发育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而它的缺失，则显现在现代性政治的政治合法性坐标中。

现代政治合法性的理想类型是法理型的统治，它具有鲜明的形式化、制度化取向。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经典描述，它具有与整体意义的“现代”相匹配的诸条件与诸表现。假如我们将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结构特质与现代政治合法性的结构特质相比较，起码它们在三个方面具有重大的区别，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其一，社会背景条件的整体变迁。当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多元文化的。现代。社会与小农经济、集权政治和封闭文化相对应的时候，我们不能期待后者能够建立起现代的政治合法性体系。其二，社会政治生活结构的变化。小型简单社会对大型复杂社会，社会各构成要素各自生长发育对社会各构成要素归结为伦理道德，普遍参与的社会政治生活对古典精英政治，民主的决策机制对皇权的居高临下，官僚的技术取向对官僚的道德诵读，使得中西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具有了现实的分歧理由。其三，社会政治控制方式的改变。德化的统治显示的社会政治控制乃是伦理道德显现为社会功用的一个自然性的控制过程，而法理型的统治依靠的是形式化的法律自发作用而携带的政治控制功能，后者必需的法律信仰、法治安排与法治秩序，是前者所不需要、也不关注的问题。就此而言，梁漱溟强调中西文化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就可以说是聪明睿智之见[11](第二、三章)。

假如我们暂且不去论证中国传统政治的“德化的统治”的政治合法性为什么必须转变为现代的法理型统治的政治合法性类型，而只是直接将之作为中国现代政治必须面对的处境的话，我们就必须认识到，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伦理道德建构转出来，尝试建立法理型的政治统治合法性架构，就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统治合法性建构的核心主题。之所以必须完成这一转轨，就是因为，首先，就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建构而言，它确实已经不足以按照它历史的状态来提供给现实中国政治以合法性支持。其次，当现代社会各个构成要素分化发育的状态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状态的时候，伦理道德就丧失整合其他社会构成要素的“能力”，因此重构中国社会各社会要素的关系就是势所必然的事情。再次，不论从中国现代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建构，还是从中国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实践需求来看，那种依靠树立一个兼综政治权威与伦理榜样角色的超级人物，已经丧失了社会感召力与政治控制力。仅仅只是在宪政法治的建构中，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政治制度的尊严才足以建立起来。因此，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建构必须从传统转出而走进现代。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伦理道德建构转变为中国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建构，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一艰难性，既从中国现代转型的艰难历史进程显示出来，也从当下中国政治生活的艰难转变上体现而出。前者从伦理道德之作为统治合法性辩护的路径依赖，以及这种路径依赖对于中国从传统政治合法性转换为现代政治合法性的严重历史制约上看出。后者可以从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革命党艰难地告别其政党定位，而艰苦地迈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执政党上看出。

于是，当我们不是贸然地预测中国现代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成败，而是落脚在中国现代政治合法性建构与它的传统渊源上来看问题的话，处理好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历史遗产与中国现代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时代任务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现代政治合法性建构，就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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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篇4

关键词：案例教学；初中；道德与法治；运用

一、引言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和其他课程不同，基础理论多、政策性强，内容也较为单一枯燥，不容易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除此之外，在以往传统课程教学模式当中，往往就是教师带领学生明确基础理论知识，再画出重点内容让学生进行背诵。这种教学的形式，不仅不能够有效提升教学的效率，还不容易达到教学的目标。因此运用案例教学法，能够提升课程教学的成效，对培养学生法治意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师方面

虽然当前阶段在教育整体中已经不断地推进新课改，但是教师在具体的教学之中依然存在很多不足。首先，有些教师教育观念没有更新。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之中，部分教师会不自觉地采取传统的机械式教学方法。而这种落后的教学观念不利于学生进一步的学习，同时教学中也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其次，教学手段不够丰富。教师在进行道德与法治教学时，所采取的基本上都是理论教学，即教师将课本上的知识原本地再读给学生听，以此来帮助学生接受各种知识。这种最终为了应付考试的教学，教学手段十分的单一，同时也相对地更加形式化。最后，教学目标与教学过程脱离。在具体的教学之中，教师一般情况下都会设立相关的教学目标，以此来确定大致的教学过程。但是部分教师在确定教学目标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实际情况，从而出现教学目标和教学过程相互脱离的情况。

（二）学生方面

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第一，学生用于道德与法治课学习的时间不多。由于初中课堂所开设的科目众多，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便会对科目进行主次轻重的排序，而部分学生不约而同地认为道德与法治课程并不重要，学生对待该课堂的态度便是考前突袭，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则更注重于理科方面的学习。第二，学生对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没有兴趣。由于课堂的教学基本上都是理论方面的教学，这使得很多学生在课堂之上提不起兴趣，便很容易出现学生走神、开小差或者是完成其他科目作业的现象。

三、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中采用教学案例的作用

（一）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按照以往传统教学方式，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是需要以“讲读”作为核心，这样一来，完全忽视掉学生学习相关知识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这种僵化的课程教学模式，不利于学生吸收以及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过程当中适当地融入一些法治的案例，可以让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的知识掌握更加牢固。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巧妙地通过法治案例的融入，能够激发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课堂学习当中来，进一步地引导他们主动积极思考问题，并且可以想到解决方法，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对道德与法治相关知识的理解更加扎实，对有效提升课程教学有着至关重要作用。

（二）发挥学习积极性，活跃课堂学习气氛

我国新课改明确“以生为主”这一教学的原则，要求教师在教学时，应当尊重学生主体的地位，进一步发挥出他们学习知识的主观能动性。诚然，与以往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相比，创建出以生为主这一教学的课堂，可以充分地激发学生的主动参与性。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紧跟教学的内容，适当地融入一些法治的案例，进一步地引导出学生结合案例展开思考活动，解答法治案例背后所包含的相关法律知识等，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能够充分获得发挥，对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活跃课堂气氛具有积极作用。

（三）现代教育媒体融入，促使教育信息化的发展

在我国教育信息化的背景之下，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有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是有效提升课程教学效率的关键所在。与以往传统单一课程教学模式相比，现代信息技术下的教学形式优势明显，多媒体教学有效结合相关视频教学的案例，可以有效加强教学感染力，进一步地提高课程教学的效果。在这一背景下，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过程当中有效融入法治案例，教师往往精选较为良好的法治案例，以艺术化处理的形式，有效地增强教学课堂的感染力，促进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信息化的发展。

四、选取教学案例的基本原则

（一）具有明确的是非立场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道德品质以及高尚情操，进一步地帮助他们树立正确法治的观念。因此，在选择相关法治案例进行教学时，教师需要选择合适的案例，起到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作用。教学案例还需要充分展现出来良好的道德观念，让学生能够在学习中慢慢地培养其辨别是非的能力，可以准确地判断什么事情是错的、什么事情是对的。只有拥有清晰是非立场的法治教学案例，才可以有效地帮助到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达到课程教学的目标。

（二）贴近实际生活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本当中基础理论知识，主要就是为了指导学生日常的行为，进一步地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基于此，初中教师在对案例进行选择时，需要注重贴合学生生活实际，在教学案例当中涉及的情景，应当和初中生周边生活的环境具有一定的联系。案例教学主要的作用是通过他们熟悉场景的呈现，让学生能够和课程教学的理论有机结合，从而更快掌握课程教学的内容。因此，教师选择的案例应当来自日常生活，这样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出来学生日常生活的情况。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真正地做到学以致用，才可以真正掌握运用到基础理论知识，进一步地解决生活问题，以此来达到课程教学的目标。

（三）适应时展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的内容也会做出一定的改变。日常生活也会随着社会不断变化，从而发生着巨大的改变。基于此，日常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教师应当备好教学的案例，紧跟时代步伐，按照课程教学的内容以及真实情况的变化，进一步地做出来相应的调整。教师随时关注周边发生的事情，通过提炼，与课程教学的理论有机结合，作为新的教学案例指导学生学习。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充分地了解现阶段初中道德与法治相关的知识内容，进而指导学生日常生活以及学习。

五、初中道德与法治课中的案例运用注意点

（一）精选案例，紧扣主题

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当中有效运用到案例教学，最主要的就是选择能够与知识相关的教学案例，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导入的案例能够有效引发学生的思考以及探讨，但是最终的目的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吸收知识，进而把知识内容能够内化，进一步地升华为学生自身的精神品质，更好地指导行为的实践。此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师在选择教学案例时，还需要考虑初中生实际学情以及日常生活。一般来讲，案例主要分成综合性、描述性、专题性以及分析性的案例，教师在选择教学案例时，需要按照相关知识做出来适当调整。譬如在上文当中提及，案例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能够仅仅表现为文字方式。案例搜集的路径也具有多种形式，道德与法治课程有着一定的时效性，需要适当地引入到社会热点的话题为教学案例，例如，在我国现代信息化这一背景下，教师需要选择法治案例的路径非常多，可以结合到网络资源进行筛选，也能够融入央视法治频道进行筛选，譬如《庭审现场》《普法栏目》以及《今日说法》等，教师需要有效结合电视的频道，进一步地选择出来适合的一些法治案例。教师在精选教学案例过程当中，需要深入了解一些法治案例的原则，譬如，启发性以及典型性等，为有效提升道德与法治教学铺垫一定的基础。基于此，使用好教学案例法的首步就是需要教师精心选择紧扣主题的案例。

（二）授课实施案例教学法

1．通过教学案例，设置相关问题

初中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为调动学生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教师应当烘托气氛，创造教学的情景，以更加灵活的形式，把教学案例充分展示在学生的面前，让他们更好地融入课堂。为引导其自主地进行思考，教师在呈现案例时，需要结合其本身与课本内容设置相关问题，让学生可以在师生互动过程当中，来思考老师提出来的相关问题并且解决问题。例如，初中教师在教学“以礼待人”这一内容时，应该对课程教学情境进行设置，即“谁是店长，谁是店员”，小闽、小芳在逛街，他们进入到一家鞋店，小芳喜欢上一双布鞋，因此，她喊住店员帮她拿下来，想要试一试，之后她感觉小了，就问店员能不能换大一点的吗，店员小华看了小芳一眼，态度不好，说道“没有”，这时小闽说“可以找一找吗”，店员小菊却说“没有就是没有，不买就算了”，因此，他们两个人都非常不高兴，于是找到店员评理，这时一旁站着的店员小梅朝这边走过来，并且端来两杯茶水，询问一下具体的情况，发现本店已经没有货了，其他分店还有这双鞋，说道“为表达歉意，为您打六折，请您稍等片刻，这边会派店员送来”，于是两人等一会，拿到鞋就走了。初中教师在讲述完此案例后，说到这三名店员，其中有一位就是店长，于是问学生问题，“他们几个谁是店长，谁又是店员呢？”学生经过激烈探讨之后，回答“小梅是店长”，紧接着老师又会提出，“为什么小梅就是店长？”然后他们经过讨论之后，有的学生答道“小华待顾客不够礼貌”，有的学生答道“小梅能够以礼待人，才能够有顾客买鞋子”，老师笑着夸奖回答问题的学生“大家都对，非常棒”。这样一来，充分地激发出学生学习的积极兴，促进生生，师生之间的交流，通过以疑问形式，进一步地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并且及时地解决问题，大大提升了课堂效率。

2．通过案例，树立法律意识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不仅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品德，还可以树立学生良好的法律意识，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例如，初中教师在教学“预防犯罪”这一内容时，需要运用到符合学生日常生活当中的实际案例。例如民警侦破一个盗窃犯罪案，犯罪团伙是四名未成年人，其中最小的只有十岁、最大的为十三岁，他们一共犯案四回，总计盗窃八千元，案发的原因是这四名未成年由于嘴馋想吃东西，然而没有钱，商店老板又不卖，他们就商量去偷一些东西。被民警带入派出所后，四名未成年人还没有意识到犯罪行为，一会看桌子上摆放的东西，一会相互打闹。教师安排学生进行分组讨论，按照出示的案例，让他们能够意识到什么是犯罪，应当承担什么责任，从而让他们能够树立法律意识，做具有责任心的人。

（三）关注反馈，及时评价

案例教学法，重在引发学生思维的碰撞，在思辨过程当中可以达成基础知识的习得。在学生能够思考某一个案例时，教师是课堂教学中的引导者，能够比较清楚地感知学生思想变化，从而形成一个初步的评价。教师在课堂教学当中，还应当注重学生所反馈的法治案例，在他们对教学案例本身产生疑惑时，教师应该及时解答他们的疑惑，最重要的是应当全面地看待学生在自身情感以及思想方面的变化，当学生对教学案例产生错误理解时，教师不应急于否定学生，而是应当循循善诱，学生思维的演进需要一定的过程，同时还需要及时而积极地引导。因此，“关注反馈，及时评价”是成功运用案例教学的必经之路。

六、结语

综上所述，在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当中，有效使用案例教学已是大势所趋。案例教学除了能够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之外，还能够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树立法治意识。教师在课程教学中有效融入法治案例，应该根据案例选取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地选择出能够贴合课程教学目标的法治案例，从而展开教学活动，发挥案例教学在提高课程教学成效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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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法治篇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人们新的道德观，为道德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利于 人与人之间结成平等友爱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具有道德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规律。因此，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纵跨了几种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在坚持等价交换。尊重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社会主义道德性质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进步要求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统一，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经济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真正统一。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相互促进、共同生长。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道德观念的变化和发展。从人类道德发展的大趋势看，道德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趋于进步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必然日臻高尚。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日益成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弘扬这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精神又成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市场经济需要强化职业道德

总理最近在视察奶制品市场时，批评一些企业缺少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现实的情况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职业道德与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市场经济与职业道德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职业操守，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效率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二者的关系作过研究，认为个人必须履行他的工作或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

为什么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强调职业道德呢？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分工和交换组织社会经济运行的经济体制。而交换就会产生交易费用。这里所讲的交易费用，是指与生产无关的包括搜寻交易对象、辨别真假、签订契约以及维护权益等的费用。如果交易费用过大，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是低效甚至无效的。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会迫使人们退回到没有交易的时代（现实中的表现就是不买不信任的东西）。因此，高效的市场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而大家都遵守职业道德，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最终使自己、也使整个社会获益。如果突破道德底线的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就会无序，无序的社会对谁都没有好处。因而，遵守职业道德是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基本保证。

从理论上看，市场经济离不开职业道德，但有的个人和企业仍然存在这样的担心：遵守职业道德会吃亏。事实上，他们可能会在一个时期或某些方面吃亏，但从长期和总体上看并不一定吃亏。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是不断重复进行的，那些缺乏职业道德、没有良心的企业和个人最终会遭到唾弃。例如，在这次“三鹿”奶粉事件中，人们纷纷购买没有检出有毒物质的企业的奶制品，就是对遵守职业道德的企业的最好褒奖。当然，除了人们对遵守职业道德的企业给予的这种褒奖，社会还应当严惩那些丧失职业道德、没有良心者。没有惩罚就没有约束，就难以铸就职业道德。

三、市场经济与法治观念培育

由于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从半封建、半殖民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加之以住"左"的错误的影响，使我国的市场发育至今还不充分，市场机制不成熟，长期计划经济的固有模式、传统习惯、思想观念，导致特别是市场规则和法制环境不完备、不健全，人治习惯还顽固存在。这些都给发展市场经济造成诸多阻力和困难，使我们尚未具备立即直接迈入现代市场经济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努力创造好条件，排除种种阻力和困难，力争尽快地与现代市场经济接上轨。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在引导和保护市场经济发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切认识和牢固树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观念，以便增强我们运用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而大力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以及整个民主、法制建设，加速这一转变过程，使我国经济发展快步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台阶。

法治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理性认识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治的全身心认同和投入，是理性化了的对法律的激情。就社会而言，它意味着充分调动各种智慧、情感和力量去为法治而奋斗；就个体而言，它意味着一种崇高的人生追求和为法治而献身的精神。法治信仰是法治的精神实质，是一个社会实现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应通过普法教育，使人们坚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经济繁荣有序、政治民主昌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对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生存状况和前途命运的深厚关怀。

总之，市场经济离不开良好的道德建设和法治精神，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竟的健康运行，让我们致力于公民良好的道德和法制观念的培育。

参考文献：

道德与法治篇6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主题意识；教师评价

反思之一：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教育家李希贵说“给学生自由呼吸的空间”。“教学大纲、教科书规定了应给予学生的各种知识，但是没有规定应给予学生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这就是：幸福。我们的教育信念应该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话，也是让李希贵至今感到震撼的话。

那么，在“道德与法治”的课堂里给孩子什么样的内容，要塑造怎么样的一个群体？这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注意到，从2016年起，义务教育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将统一更名为“道德与法治”。从表面上只是更名，但透过现象看本质，可见教育部的良苦用心。

首先，呼应了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众所周知，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就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其次，我们必须面对的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中，既有孩子通过教育成为社会精英，国之栋梁，也有很多孩子极有可能成为社会普通一员，那么我们教材的编排是否都有兼顾？新改编的教材注意了这一点。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培养人的健康人格。教育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显而易见，义务教育教材把“品德与生活”、“思想品德”教材统一更名为“道德与法治”，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反思之二：谁是课堂的主人

众所周之，课堂教学依然是教育活动的基本构成部分，也是实施学校教育的基本途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的学习。老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然而，现实情况是面对每班65人的大班额（笔者所在的中学为城镇中学），能把课堂真正交给学生，确实需要很强的课堂掌控能力，面对这种状况，很多教师选择能不开展活动课，尽量不考虑，而且像我校的这种县级中学，大班额现象非常普遍，一方面农村中学生源严重不足，一个班十几个人，另一方面县城中学一个班六、七十人，这种现象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而我们所能做到的只能立足现状，激活课堂，还课堂与学生，培养学生主动参与的主体意识。

反思之三：什么样的评价更重要

新的一轮课程改革，要求建立一套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教师不断提高、促进课程不断发展的评价体系。但反观当前对初中道德与法治课教学的评价，我们发现，还存在很多的不足。

首先是对学生的评价。现代教学评价强调要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而越来越多的人也赞成这一观点，我们本应提供给学生经过甄别的、有用的、强大信息，但事实是我们从未考虑过，只是考分高低的甄别。

其次是对教师的评价。大多数学校都要求教师要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分析和反思，建立以教师自评为主，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是教师从多种渠道获得信息，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促进自身的成长和发展。显然，这种评价要求，体现着一种人文关怀，注重教师的个人成长和发展。但眼下，对教师的评价，大都只围绕一个目标――中考分数，政治课的待遇则更差（中考总分为70分），这是一个基层教师的悲哀，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

因此，很多东西我们都应该反思，有些东西甚至需要根本性的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与时俱进，才能推动教育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希贵教育理论

[2]李经伟，钟秋园.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之我见

作者简介：

道德与法治篇7

一、利用 “音乐”创设情境――播放音乐，带入新课情境

音乐艺术作用于人的情感，引起联想、想象、激动、共鸣，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人接受某种道德情操、精神品质、意识观念的熏陶和渗透，从而使人们达到崇高的思想境界。音乐可以诱发人内在的感情，触发人内心的积极情感，使消极的情感得到宣泄。音乐是人的精神世界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人们的生活离不开音乐。通过聆听音乐，使人们对大千世界有敏锐的感受力、观察力。播放音乐，能较快地将学生带入新课的情境当中。如教学一年级《道德与法治》上册“欢天喜地过大年”时，我首先在教室里播放《春节序曲》，使孩子们马上感受到过新年的热闹喜庆，较快地把孩子们带入新课的情境当中。又如教学一年级下册第一课《春天在哪里》，?r，先播放音乐《嘀哩哩》，一下子就将孩子们带入花红草绿的春天的情境之中。音乐是渲染气氛，调动人的情绪最有效的试剂。经常欣赏美好的音乐，能美化孩子的心灵，适时地播放音乐，能有效地把孩子们带入新课的情境当中，潜移默化地提高孩子们的道德情操。

二、展示“图片”――出示图片，激发学习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学习的动力之一，它对学生当前进行的学习活动有着准备、推动作用，对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发展学生个性起着促进作用。为了激发学生学习《道德与法治》的兴趣，我充分利用教材中漂亮的、儿童熟悉的插图。

一年级的《道德与法治》教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主题图、诗园、聪明谷、小调查、小实践、展示台等板块。课本中的插图，色彩明丽，贴近孩子们的学习生活，能有效促进孩子们良好行为的养成。

利用图片进行引导是培养学生兴趣的第一步，教师采用一定的手段、方法，来诱发和引导学生对当前所要进行的认知活动产生兴趣，引趣重在“新”，旨在“引”。“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年级下册第二单元第二课“进厨房”，孩子们看到文中的小朋友在家里了解蔬菜的营养成分，会买菜、洗菜、盛饭、收拾碗筷、洗碗、碟……这么能干，都想回家尝试一回。图片很好地激发了孩子的兴趣。学习的短时兴趣容易丧失其效能。当学生的认知和学习兴趣被诱发出来后，如何保持和进一步增强这种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请孩子介绍自己已经会做哪些事情了。孩子们立刻找到了图上的“自己”，教师借机表扬做得好的孩子，鼓励他，使他的兴趣继续养成。然后，从图片过渡到实践，在实践中增趣。兴趣不是天生的，关键在于培养。而兴趣的培养是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因而，学生的兴趣需要不断强化，学习效率才能不断提高。

三、插入“游戏”――游戏活动，体验生活

现在的孩子，集百般宠爱于一身，长辈哪舍得让孩子干活吃苦，只要孩子在学校里能用心学习，家长也就满意了。因此，学生就只有模仿家长平时的做法来训练生活的能力了，游戏成了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活动。通过游戏活动体验、尝试，感受生活的乐趣，使孩子们更加热爱生活。如《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下册第二单元《今天我当家》第一课“上超市”，插入游戏“学学买东西”。孩子们在游戏中懂得了要买需要的东西，不能乱花钱。又如第三单元第二课《我们互助，我们分享》一课，平时都说要互相帮助，但真能做到的没有几个。我插入游戏――“引路人”，当孩子蒙上眼睛的那一刻，他心里只想“谁来帮帮我啊！”当有同学来帮自己的时候，心里高兴极了。在同伴的帮助下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心里充满了感激。帮助他人的同学，觉得自己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他们，觉得自己很能干，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助人为乐”。

四、树立“榜样”――榜样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孩子的年龄越小，榜样的感染力就越大。一般来讲，小时候受到榜样的影响印象深刻，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小学生更容易明白和接受的是他们看到的事物。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运用多媒体，给孩子们找到学习的榜样。如在学习《大家来植树》，我先让孩子们回忆刚学过的课文《邓小平爷爷植树》，说说怎样植树。孩子们知道怎样植树了。然后我播放“植树”的视频给孩子们看，孩子问“老师，为什么刚种好树，就要给树浇水呢？”我先表扬了他爱思考的行为，然后告诉孩子们，小树的生长离不开阳光和水分。小树苗被运到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喝水了，小树苗已经很渴了，必须马上给它喝水。又如购物，我讲了“汪汪狗的故事”，让孩子们知道购物时，不能随心所欲。又播放了一段视频，孩子们有的说，我跟妈妈也是这么做的。有的说我也要去超市购物……在榜样的带动下，让孩子们学会节约，热爱生活。

五、指导“实践”――延伸课堂，知行统一

《道德与法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根据低年级《道德与法治》的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更要对他们的行为提出要求，使学生不仅明白道理，还能落实到行动中，促进知行统一。要达到这一目的，通常采用表扬先进，树立榜样，通过表扬、奖小红花、发小五角星等，强化道德行为，调动道德实践的积极性。每个主题活动都需要我们像教材所提示的那样，展开观察、调查、实验、探索等多种实践活动，通过儿童的亲身感受、操作来完成，并在活动过程中积累知识、经验，体验科学精神和方法，发展自己的创造力。如一年级上册第一单元《我是小学生》，正值秋季开学，老师对学生进行“一日常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老师在边指导边示范的过程中引导学生遵守规则，做一个好学生。

道德与法治篇8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　；多元支架　；文明素养　；自主建构

儿童良好品德的形成植根于儿童的生活，而活动性又是这一培养过程的显著特性。目前，道德与法治课堂上，学习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已越来越成为共识。但实践中教师“促学”缺位，在组织儿童活动的时候没有发挥好该有的促进学习的作用。而连结“儿童活动”与“教师促学”的桥梁就是“支架”。支架式教学是以最近发展区理论为基础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1]。即在儿童的最近发展区内，教师搭建“支架”，把学习转化为儿童可以实现的一个个“任务”，让学生在活动中自主建构意义，逐步达成教学目标。文明礼仪教育是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道德与法治课程的重要内容，在促进儿童文明礼仪学习的过程中，教师适时地搭建恰当而多元的支架，让儿童在实践中进行辨析、反思、体悟、检验、实践等，最终养成文明礼仪素养。

一、基于明确的目标设计支架，力求活动有实效

任何活动的设计都指向教学目标，所以基于明确的学习目标搭建支架，可以让每个活动都有鲜明的指向，这样才会有实效。统编版道德与法治四年级上册《变废为宝有妙招》一课旨在引导学生从身边可触可感的资源出发，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改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学会文明生活。笔者就这一课的教学，谈一谈基于目标的支架设计。1.从目标出发，倒推活动过程，设计支架支架教学的一个重要做法，就是从目标出发，倒推出用什么办法来证明学生实现了这一目标，可以设计哪些活动，并选择合适的支架来促进活动的完成和目标的最终实现，即进行基于理解的逆向教学设计（如图1）。《变废为宝有妙招》一课的具体目标有：体验和感受垃圾暴增的现状，建立垃圾污染的危机意识；了解垃圾的分类方式，知道不同的处理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了解变废为宝是垃圾处理的重要途径，列举生活中变废为宝的事例，并付诸实践。基于以上目标，倒推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创设真实的情境和进行活动的及时评价，同时倒推出教学目标对应的四个活动，分别是“感受垃圾数量之多”“探究垃圾的危害”“探究垃圾分类”“变废为宝有妙招”，并着手在每个活动中设计支架。如，在“感受垃圾数量之多”这一活动中，教师就搭建了诸如“垃圾调查统计图表”“城市运送垃圾车数量的数学题”“垃圾暴增视频”等可视化、可感知的支架，让这一活动立足生活，逐步深入，力求实效。2.从学情出发，设计活动过程，搭建支架在具体的活动设计中要考虑学生的学情，从儿童的已有经验出发，立足于最近发展区，搭建的支架要有利于儿童学习活动的展开，从而实现学习目标的达成。一般来说，从学情出发的支架教学活动过程包括五个环节，即搭建支架、进入情境、独立学习、合作探究、评价反馈（如图2）。如《变废为宝有妙招》一课中“探究垃圾的危害”这一活动的设计基于儿童对垃圾的危害有一定程度的认知这一学情来搭建支架，具体做法如下：先用图片创设“垃圾家庭”迅速扩大、挤占我们的生存空间的情境，再引导学生利用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探究，搭建“读一读”“想一想”“说一说”“评一评”这样的过程性活动支架。具体如下：读一读：读自己收集的资料，了解垃圾的危害。想一想：选择自己认为危害最大的一个方面，用最简洁的语言说出来。说一说：每个小组推荐一位代表汇报调查成果。评一评：你觉得哪个小组汇报得有理有据。3.从过程出发，安排学习活动，调整支架在活动中，教师要和孩子一起经历活动，如果之前预设的支架不能很好地组织与指导活动，应该及时进行调整或者补充，以此让学生继续活动或教师点拨引导，以期达到预期目标（如图3）。还是以《变废为宝有妙招》一课“探究垃圾的危害”活动为例，在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说一说”调查成果时，有的小组说得不够深入，这个时候教师就要及时进行支架的调整和补充，让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入。如学生在汇报“垃圾对土地的危害”时认识只停留在表面，教师应调整支架，补充资料，并用实验去提升他们的认识。

二、基于真实的活动搭建支架，力求儿童有所得

活动是道德与法治课程中教与学的桥梁。儿童的品德学习要在真实的活动中去体验、建构，并付诸实践。搭建适切而多元的支架，促进学生真实活动的开展，是建构式课堂上老师的重要任务。统编版道德与法治二年级上册《说话小点声》一课旨在让儿童感受在公共场所中保持合适的音量对营造舒适的公共环境的意义，培养儿童的公共文明礼仪。在教学中，教师通过搭建多元支架，让活动真实开展。1.搭建情境支架，调动兴趣，创设稳定的活动氛围教师要创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饶有兴趣地参与到活动中来，如果这个情境能把一节课的几个活动串联起来，就营造了一个有内在关联的学习的“场”，使得学习氛围变得稳定。这个情境的创设，需要老师搭建支架，开展游戏、体验等活动。例如，《说话小点声》的课堂伊始，教师用图片和声音作为支架，创设了“大雨小雨”的游戏，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模拟大雨和小雨的声音，体验出“声音是有大小的，音量是可以调节的”，接着教师播放真实的大雨和小雨的录音，让学生听声发现，风声、雨声调节小了，就可以听见泉水声和鸟鸣声，以此启发学生一起来当“小小调音师”。2.搭建探究支架，激发动力，驱动积极的任务活动探究性学习活动是品德学习的重要内容。在设计探究性学习活动时，教师要注重搭建探究支架，激发学生探究的动力，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探究活动中。例如，《说话小点声》一课的教学中，教师出示《图图的烦恼》这一生活视频，引导学生辩论“说话声音是不是越小越好？”学生通过探究交流明晰：小点儿声不是音量越小越好，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有合适的音量。再例如，在探究和辨别不同的场合所用的音量大小这一活动时，教师设计了“音量大小排排序”的活动支架，让儿童将小组讨论时、在小朋友耳边说话时、做游戏呐喊时、课堂发言时、用心写字时的音量按从小到大排序，分别用“0-5级”的音量等级去表示。在这样积极的探究活动中，儿童对不同场合的说话音量有了深切的体验，从而为在公共场合考虑他人的文明行为作铺垫。3.搭建评价支架，能动建构，提升儿童的文明素养在学生进行活动中，教师要善于搭建评价支架，促进真实评价的实现。评价一般有两种，一种是让儿童对生活中出现的现象进行评价，另一种是对活动本身进行评价。无论是哪一种评价，都要有评价量表、图片、视频等可视化支架的参与，让学生在评价中能动建构，从而促进文明素养的提升。例如，《说话小点声》一课的教学就分别为这两种评价搭建了支架。教师先出示随机录取的一段课堂视频，让学生观看后进行评价，在学生不能完全把这段视频中出现的吵闹现象梳理出来时，教师提供了视频的截图，让学生关注细节进行评价，从而为后面如何当好教室调音师作准备。再如，在一段讨论之后，教师评出讨论声音大小最为合适的小组，然后提供“声音小了，听见关心的声音；声音小了，听见文明的声音”等标语和“静”的图示和图标等支架，让学生制作“调音卡”，送给自己或同伴，让学生在互动中建构“文明的声音”，提升文明素养。

三、基于结构化的课堂搭建支架，力求过程合逻辑

一节道德与法治课可大致安排两三个探究活动，教师在设计这几个活动时统筹考虑，将活动打通，整合为一个大的体验或探究活动。这样的课堂更趋结构化，意味着更加合理的过程设计，活动的支架设计也尽可能体现开放、整合的特点，学生在活动中的收获也会是建构的、立体的、深切的。1.设计开放性的支架道德与法治课程面向儿童的整个生活世界，具有开放性，在设计品德活动时要搭建开放性的支架，促进儿童丰富多彩的体验，涵养儿童的德性。统编四下《买东西的学问》一课中的“文明购物”教学旨在让儿童学做文明的顾客，学会看商品包装的有关信息，学会辨别优劣产品，培养独立购买商品的能力，增强作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常规的教学会设计“找一找”“选一选”“辨一辨”等活动，教师尝试将这些零散的活动进行统筹，设计成一个大活动，并为这一大活动搭建一个开放性的支架。具体做法是：把班级“打扮”成大的购物市场，学生分成售货员、顾客以及文明购物指导员，通过营造购物氛围为学生的实践体验提供开放性的支架：“市场上”有售卖“三无”产品的、有在购物电梯旁独自玩耍的、有随便拆开包装的、有未把商品放回原处等不文明行为；并出示“你发现了一些不文明行为吗？身为______角色的你，面对这种行为会采取什么样的处理办法？先独立思考，再和同一角色的伙伴讨论”。如此开放的情境支架和探究支架激活了儿童思维，他们很快进入角色，并现身说法。2.设计整合性的支架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活动体现学生生活经验、知识学习与社会参与的彼此渗透和相互促进，从多角度、多层面引导学生去理解、认识自我、他人和社会，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基本的道德品质”[2]。这样综合性的课程，其活动也应该是综合性的，这就要求教师设计具有整合性的活动支架。统编二上第三单元中的《这些是大家的》《我们不乱扔》《大家排好队》《说话小点声》这四课都涉及公共场所文明礼仪的学习，学生在进行每一课的学习时，习得的是相对孤立的文明素养，而真正参与社会生活的时候往往是对一个人文明素养的整体检阅，于是，这一单元的复习课上，教师把四课内容整合起来，创设了一个“秋游花果山”的生活化、整合性的大活动。教师设计了学生排队坐游1路公交车，车上礼让乘客、下车礼貌询问路线、爬山时爱护景观文物、不乱涂乱刻、不招惹猴子、不乱丢垃圾、聚餐讲文明等一系列情境游戏，并搭建了“你觉得哪位同学的行为是符合文明礼仪规范的？用你喜欢的方式给他（她）点赞”的整合性支架，通过评价，将每个情境游戏中所体现的礼仪规范再次巩固。

参考文献

[1]单志明.基于学习支架的学习活动设计与实践[J].教学月刊·小学版，2018（1-2）：91-9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品德与社会课程标准（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