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设论文范文

法治建设论文篇1

党的十会议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上新的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新的前景。党的十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做好新时期法院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进一步加强法院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以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始终坚持人民法院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党的十旗帜鲜明地回答了当今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的问题。人民法院必须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不放松；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自觉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理论认同、感情认同和实践认同。进一步强化理想信念教育，认真开展各项主题实践活动，结合全市法院实际，增强主题实践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解决影响法院工作正确发展的错误思想和偏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错误观念，引导干警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做到讲政治、讲宗旨、讲法治、讲清廉，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永葆政治本色。坚持人民法院的人民性，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做到司法为民护民便民，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组织开展座谈会、讨论会、专题学习会、专家辅导等形式多样的学习活动，辨明是非，澄清模糊认识，真正搞清搞懂为谁司法的问题。

以司法公开为抓手，进一步提高全市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公正是司法的生命，是司法公信力的基础。司法公开是一种态度、一种自信、一种力量，有助于对审判权的监督，增强群众对司法的信任，拉近法院与群众的距离，消除群众对法院和法官的神秘感，通过司法公开、民意测评、法制宣传等措施，切实提高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坚持民意测评，科学制定在全市法院开展民意测评的实施方案，对测评对象、被测评对象、测评方法、测评内容等进行科学设置，院党组两次研究方案，此项活动正在实施中。坚持司法公开，及时召开新闻会，对法院重大工作、重大决策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让群众及时了解法院工作，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已就执行工作召开了2次新闻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坚持法院开放日活动，邀请各阶层群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观法院、旁听案件庭审，增进对法院的了解和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密切和人民群众的感情，满足群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广泛听取群众那些理性中肯的意见，不断加强和改进法院各项工作。加强法制宣传教育，运用各种载体，反映群众对司法的新要求、新期待，提升吸引力，扩大影响力，增强公民法治意识，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积极参与社会诚信建设。

以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为主线，进一步提高全市法院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要完善党支部考评机制，使考评工作进一步科学化、规范化，增强考评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发挥考评的带动和引导功能，推动党支部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以学习贯彻十精神为契机，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严格遵守规定，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学习、遵守《》的模范，凡是规定党员必须做到的，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首先做到；凡是规定党员不能做的，领导干部要带头不做。认真落实各项组织生活制度，在规范化制度化上下功夫，狠抓落实，杜绝组织生活制度流于形式，党员领导干部要坚持过双重组织生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认真贯彻执行院党组的各项决议和院里的各项规章制度，坚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组织的决议，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增强大局观念、集体观念，克服小圈子、小集团利益，紧紧围绕建设“全省一流法院”目标凝神聚力，做到目标同向，思想同心，行动同力。

以提升司法能力为主题，进一步加强全市法院队伍建设。队伍建设是人民法院全部工作的基础，是人民法院永恒的主题，事关人民司法事业的兴衰成败。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选拔干部方针，把那些德才兼备、群众公认、能力突出的优秀干警选拔到领导工作岗位。紧紧围绕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本着缺什么、补什么，干什么、练什么的原则，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进一步加大对干警的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力度，广泛开展“法官教法官”、每月一课等活动，选派干警参加上级组织的培训，邀请知名专家学者来院授课，要加大在职学习力度，把学习当成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从书本中、实践中、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提高广大干警认识和把握大局的能力，认识和把握社会矛盾的能力，认识和把握社情民意的能力，认识和把握法律精神的能力，认识和把握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司法作风建设，严格规范司法行为，坚持按程序办事办案，杜绝司法行为的随意性，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从小事做起，从态度改起，从便民利民抓起，对待群众多一份热情、少一些冷淡，多一些理解、少一点埋怨，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点蛮横无礼，增进群众感情，关心群众疾苦，听取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始终把人民群众

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少些个人私利和急功近利，多做些打基础、谋长远的实事，甘于寂寞，不图虚名，用心干事，切实把心思用在想干事上，把勇气用在敢干事上，把本事用在会干事上，把目标定在干成事上，努力推动法院各项工作向前发展。坚持完善科学考评机制，用一把尺量长短，用一杆秤称轻重，提高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切实抓好《工作（司法）绩效考评办法》的落实，进一步完善考评办法，真正发挥《工作（司法）绩效考评办法》的引领和导向作用。党的十报告深刻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警钟长鸣”，要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强化司法廉洁教育，引导广大干警强化廉洁自律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全面推进人民法院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努力构建廉政风险防范机制，确保法官清正、法院清廉、司法清明。

法治建设论文篇2

关键词：政府治理文化；法治建设；沟通；多元主体；信息公开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28-05

作者简介：姜Z（1983-），女，南京人，江苏开放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法学、社会学。法治是贯穿于社会运行始终的综合性系统工程，而一国的法治建设于外部显现为制度规则体系之中，于内部发自社会文化土壤的培育。中国的政制、国情和文化，都成为了构建法治社会的中国因素，因此，对于中国社会的法治，文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文化体现着其所在社会的长期积淀与持久发展，而法治文化作为人类先进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支配社会主体实践活动、为社会民众所普遍认可的、相对稳定的制度规则、法律价值、行为范式与思维理念的总和。法治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形成与培养，是法治价值观被整个社会所接受与认可的过程，而基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的人治传统文化，这一过程需要依靠先进文化群体的先导引领，依赖政府自上而下的逐步推行，因而中国社会的法治文化首先是政府的法治文化，需要以建设政府治理文化为先导，它既是现代政府建设的必需品，也体现出政府治理的法治水平，更是法治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支撑。

一、政府治理文化的构成要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社会治理”，由原先的“管理”向现在的“治理”转变，并不仅是词汇上的简单演变，更蕴含着治国理念的重大变革。在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的历史浸润下，政府一直以来扮演着全能管理者的角色，对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管理细致入微。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生态呈现出了多样性与复杂性，此时以政府为单一管理主体的传统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新要求，治理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化则应运而生。治理，指的是在集权逐渐弱化、区域界线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及普遍存在制度分散化的情况下，行政管理中横向和制度内部纵向的联系，[1]它体现的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化，是现代公共治理与服务过程中对政府行为的理性定位与科学回归。

因此，政府治理是新时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内，与多元市场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新模式，是由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运作方式与过程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更是治理的灵魂，它是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有效治理过程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文化，既是内化于心的意识、观念及价值取向，也是外化于行的实践准则和行为方式。政府治理文化既是融入在治理主体及其行为过程中的价值理念及法治追求，也是由规范政府行为的准则制度、约束行为主体的治理范围、以及治理主体的行为范式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第一，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规范的治理准则。从管理到治理，简单地说就是一种政府权力的下放，它将原本政府对社会的包办式管理转变为政府与社会组织、个人等多个主体的协同治理，在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社会治理更强调运用法治思维，使各方行使权力不得越界。哈耶克就明确指出：“政府的强制权力只能在事先由法律规定的那些情况下，并按照预先知道的方式被行使。”[2]因此，政府治理文化首先应当为政府行为制定好相应的规范准则，政府治理主体应当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之内，以法律为其治理行为的基本准则，即政府治理文化首先应当是整合规制政府权力、重视保障公民权利的文化。政府部门必须依法履行行政职责，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原则，任何行政部门和公务人员都不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所谓的权力清单制度，就要厘清政府的权力，将其放置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并对其进行整合，详细规定行政权力应该被用来干什么，在哪个范围内运行才是合理合法的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民众的合法权益。

第二，政府治理文化是以崇尚法治、协商合作为沟通的治理理念。传统政治体制下，政府管理社会，大多依赖于强制性的国家权力手段，控制社会，维持社会基本秩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相应的“政府统治文化”，是以“人治”为其基本的价值导向，政府管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主要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便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现代中国政府中的政治权力的行使，依然有着人格性特征，权力与个别领导者紧密依附与相随。在这种价值导向下，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政府永远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管理者、命令者，社会民众对于良好政府的希望往往集中于个别官员身上，却忽视了政府本身应当赖以建立的形式合理性法律基础。因此，现代政府治理文化，应当实现由权力至上向法律至上的转向，法治理念应当成为政府治理文化的基本价值追求与精神要义，在法治的范围内，以法律为基本衡量工具，政府与民众实现良好的沟通与协作。将法治作为政府治理的核心理念，即要求政府治理的全过程依赖于明确的宪法与基本法律规定，政府整体行为和公务人员的个体行为都是依法办事，按法行政。法治，是一种以确定规则制度为基础的治国方式，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人类历史上，法治第一次能够使得人们在具有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体系，把人们团结起来”。[3]政府治理，是社会公共行政领域，它尤其需要社会各阶层、各种利益的平衡与制约，而政府的各项政策规定又容易受到不同阶层民众的各种争议，因此现代治理就需要依靠一种确定的规范的法律规则体系，依赖于法治的基本准则和对话程序，让法治成为政府与社会民众、社会各阶层之间对话沟通、交流协作的有效工具，成为贯穿政府治理始终的价值理念。

第三，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为有限的治理范围。 “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主体制定国家治理目标、路径和战略，运行国家治理体系，领导和组织社会成员是贯彻实施国家治理要求、驾驭和引领国家治理过程，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素养和本领的结合。”因此一般来说，治理主体素养和本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治理能力水平的高低。在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下，政府是唯一的管理主体，“全能型”政府的管理模式，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同时社会及其民众则是被其以“家长”角色管理的对象。由此带来的弊端：其一，政府对市场经济与公民生活过程的过多参与，反而成为社会经济有机运行的制约，掣肘公民社会的自然生长，同时也造成政府治理效率的低下；其二，政府的全能型定位，使得政府权力不加限制地渗入社会各个方面，容易损害公民合法权益，造成社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升级，关系对立，不利于良好稳定社会秩序的形成。因此，面对当下社会转型时期的多元格局与复杂矛盾，单一的政府力量无法也不适宜成为社会治理的唯一途径，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的逐渐成长，它们走上舞台，与现代政府一起参与政府治理，成为新的治理力量。因此新型的政府治理中更强调有限而又有效的政府导向与多元化的社会治理主体的有机结合。

第四，政府治理文化是以运作透明、信息公开为开放的治理范式。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的进步与发展，一个有生命力和活力的系统，就必须与外界进行信息、能量及物质等要素的互换。政府治理系统要保持运行的活力与效率，也必然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其工作过程中的程序与涉及的信息，除了国家机密部分以外，都应当向社会公众公开展示。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比重的提升，知情权被越来越视为一项重要的法律权利，因此行政程序控制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规范行政权的主要手段，特别是政府运作过程的透明、政府信息的公开，被公认为是信息时代良好政府的重要指标之一。[4]因此，政府治理文化中体现出的，应当是一种运作透明、信息公开的行为范式。首先，政府治理要保持开放心态，这让政府及其公务人员能够认真倾听民众的声音，考虑民众的诉求，从而接纳社会中的新观点、新思想，真正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政府治理要保证决策制定的过程与命令执行的过程全透明全公平；最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信息垄断与封闭恰恰容易滋生腐败，政府治理需要依法将各方面的公共信息予以公开，从而提高政府公信力，得到民众的支持，政府治理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二、政府治理文化的价值性分析

政府治理文化是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形成的关于制度文明、价值理念及行动范式的有机结合的文化现象与治理状态，在现如今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新形势下，加强政府治理文化建设，县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政府治理文化是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在中国社会要培育法治文化，让法治文化扎根于社会土壤，并在民众生活中得到广泛遵循，“人”的因素是关键。法治建设是一个综合运转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文化建设更是贯穿其始终。无论是法治文化以人的日常行为生成原型，还是法治文化为人的交往互动提供样本，都离不开“人”的要素。因此，只有具备了较高法律意识水平的社会主体，才能为法治的形成准备主体要件，社会法治文化的形成才成为可能。而在广泛的社会公众之中，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对于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有着较强的示范导向和积极的引领作用。因此，构建政府治理文化，实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有限治理，是整个国家的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是培育社会法治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法治文化建设贯穿法律运行的立法、执法、守法的各个环节，为何作为执法环节的政府治理成为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首当其冲呢？究其原因在于，公职人员执行法律和实施治理，相比于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律，更具有经常性；相比于司法机关的审批裁定的消极防御性，政府治理行为则更具有积极主动性；而相比于普通社会民众，行政人员的守法或违法行为则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和辐射力量。“公民遵守法律义务的实现程度深受官员是否坚持法律的内在道德这一点所影响，官员对公民正常遵从法律的期望取决于官员只根据自己所公开宣布的规则行动的承诺。”[5]由此可见，如果日常积极活动的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不能有效地约束自身权力、依法行政，法治文化自然难以生成。因此，要建设法治文化，必先构建政府治理文化。

第二，政府治理文化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支撑力。从西方法治发展进程来看，启蒙运动之后，法治针对的重点从先前的所有公民守法，转移至规制掌握行政权力的政府。虽然政府是治理社会的一种必要的存在，但是必须要用法治来严格约束其权力行使，以防止政府权力不至于扩大成为吞噬公民权利的“利维坦”，因此，纵观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史，从洛克的有限政府理论，到亚当・斯密的守夜人国家，再到当代诺奇克的最低限度国家，从英国的议会实践到美国的分权制衡政治实践，无一不是以法治作为规范政府权力的有效利器。既然法治是现代公共行政的重要依托，法治政府的推进则势在必行。而建设法治政府，除了基本的法律制度建设以外，还包括文化建设。法治政府既是一种制度体系，也是一种思想理念，更是一种文化环境。[6]如果说制度体系是法治政府构建的基础，那么文化建设则是法治政府重要的精神支撑和内在驱动，加强政府治理文化建设更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应有之义。因此，只有坚持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双轮驱动”，重视政府治理文化的培养，才能促进依法行政向纵深发展，才能推进法治政府的全面建设。

首先，政府治理文化是建立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法治政府首先必须是守法政府，它应当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这是实现法治政府的基础，而政府治理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基本依据和准则，在政府治理文化的引领下，政府行使公权力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明确权力范围，不得随意越界。其次，政府治理文化是建立法治政府的重要依托。法治政府是以人为本，接受监督的政府，它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社会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法治政府的全面推进，需要处理好社会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需要规范与约束政府行政行为的同时，满足社会公民日益提高的参与意识与民主诉求。而现代政府治理文化，则一改的“官管民，民怨官”的传统模式，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团体、公众等处于平等的协作伙伴关系，以法治为其沟通的桥梁和衡量的工具，引领政府行为真正走向法治性、现代性和公共性。最后，政府治理文化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精神引领。法治政府是能够成功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社会的政府，因此要通过培育政府治理文化，让法治精神渗透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之中。

第三，政府治理文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早期起步阶段迈进了新的历史时期，信息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有力地冲击并挑战现有的国家运行体制，社会大转型推动着国家治理的转型和现代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扬弃国家统治与政府管理的传统概念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国家治理”这一现代国家所特有的概念，它凸显了社会治理者向社会所有者负责，强调社会多种力量的合作治理，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同样重视增进公共利益。因此，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拥有着集中行政权力的政府机关，作为最为主要的治理主体，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而政府治理文化的培养则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首先，政府治理文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民主化。政府治理文化以约束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为规范基础，在此基础之上的人民是国家政权的真正享有者，公民获得参与决策、监督的合法渠道以及对于治理者的问责权。其次，政府治理文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法治化。政府治理文化以崇尚法治为其价值追求和核心理念，在这种价值引领下，无论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还是利益相关者，只要是相关国家治理的行为，都必须纳入法治轨道，公共权力运行的规则和程序都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以法治代替人治。再次，政府治理文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文明化，政府治理文化改变了传统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抗对立关系，运用法治在行政机关与社会民众之前架起沟通对话、平等协商的桥梁，这种治理范式拓展至整个国家治理模式中，带来的是“更少的强制，更多的同意”“更多的对话协商沟通合作，更少的独断专行”“更多的激发权能，更少的排斥和歧视”，将国家治理统一于社会服务之中，让现代治理模式更加文明和谐。最后，政府治理文化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政府治理文化中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多元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政府决策和运行，在这样的文化辐射下，政府治理效率提高，同时各种治理主体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并且随着其各自专业化与职业化程度的不断提升，政府机关的治理范围不用面面俱到，更多的是发挥导向功能与协调作用，从而推动国家治理的科学化。

三、构建政府治理文化的路径选择

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成为现代政府建设的总目标。适应时代的进步，超越传统的模式，全面深化改革、培育政府治理文化乃是构建政府治理体系的关键途径。

第一，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打下制度根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需要有坚实稳固的法律制度作为培育的基础和生长的土壤，而对行政权力无论是取得还是运行，都需要有效的约束，这是政府治理中最首要亦是最重要的规则。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对行政机关权力进行规制的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宪法、地方政府组织法、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中，从表面上看，对行政权能的法律规定似乎已经非常完善了，但实际上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其一，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者规定过于笼统，往往只是指明了一个总的行政机关，如“行政许可实施机关”，但在具体实行中的具体事项，究竟交由哪个具体部门来行使，却无从知晓；其二，对行政权力的行使程序缺乏明确，特别是具体到某个行政机关的行为程序，有的可以在法律法规中找到，有的却很模糊，甚至没有具体细化规定，导致各个行政程序间无法衔接统一；其三，对行政权力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不仅行政部门并不完全知晓自己的权限范围，也不指导其他部门的权限，而且社会民众也没有能力知晓如此庞大分散的法律法规，给实际的操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由此可见，培育政府治理文化，首先需要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同时更需要将已有的法律法规落实到实际行政行为过程中去，而现实法律规则中，对行政权能的规定却不清晰、不明确。不仅社会公众难以把握，而且相关部门也不好操作，需要进一步认真梳理、科学归类和做出更具有操作性的细化，在这种情况下，权力清单制度应运而生。[7]

所谓权力清单制度，就是政府及其部门在对其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依法界定每个部门、每个岗位的职责与权限，然后将职权目录、实施主体、相关法律依据、具体办理流程等以清单方式进行列举和图解，并公之于众。它是将政府各部门的具体权限进行详细的列举，明确政府该管和不该管的事务和领域，是对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权力进一步的细化与分类，便于公民向行政机关申请的同时，也更好地促进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恪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基本原则。通过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以实现对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与规范，其一，通过细化和梳理法律规定，明确行政机关的具体权能范围，让政府权力更清晰，便于促进行政主体在权力范围内有义务有责任地去行使职权，而在权力范围之外，则不能行使，该管的不能出现监管缺位，不该管的也绝不能越权行为，从根本和源头上限制约束政府权力，保障公民利益。其二，通过对具体权力的行使附以具体的流程、程序，规定好行政主体在行使其职权时必须遵循的方式、步骤、时限等，最大限度地防止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滥用、乱用手中权力，让行政程序具有了引导和控制功能，从程序上和过程中实现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将行政权力的行使约束在设计好的流程图中，极大地保护公民的利益。因此，我国应重视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制定出台《权力清单条例》，全面规范权力清单制度，运用法制手段为权力清单制度保驾护航，从而为政府治理文化的培育提供最基本的规则基础。

第二，健全协商沟通机制，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疏通对话障碍。经历了法律虚无主义之后，我国在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基本法制方针下，高度重视法律制度和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这在法制不健全的改革开放当初，是确为必要的。然而未来面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建设，从“法制”到“法治”的转换，仅仅依靠形式上严谨与完备的法律制度，是无法实现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30多年改革开放对社会的影响带来了观念、利益及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这已然成为现阶段甚至是今后中国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底色。由此带来社会治理中的很多场合下，多种主体的利益诉求彼此纠缠不清。社会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公私领域相互转化、融合、重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此产生了公私领域之间的模糊地带也随之不断变化消长。[8]因此，传统政府行为所追求的控制效果往往变得无法实行，更无法实现，如果采用强力压制手段，反而会增加民怨，容易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这一背景下，政府治理过程中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民众等等主体之间通过协商沟通的方式来平衡利益，解决纠纷，疏通政府主体与其相对人之间的对话障碍，成为现代政府治理文化中的新特点。

构建政府――公民之间的互动平台和对话通道，政府治理需要尝试三重转型：其一，从固定的解决方案转变为各方的利益平衡，在复杂的矛盾纠纷中，法律永远不可能预先给出一个设定好的清晰的圆满的解决方案，因此要求政府公职人员在处理的过程中，以法律的规定为基本框架，所有合法的利益都应当得到倾听和尊重，实现基本的平衡。其二，提供的解决方案从重视实质性转变为侧重程序性，各方利益得到平衡的前提是大家都能充分地表达，因此，建立新型的民主平台，在行政程序中让各方充分表达自身的诉求，保证办事程序的公开与透明。其三，政府的角色从纠纷的决定者转变为问题的参与者，行政机关应当尝试改变其一贯的“决定、命令”的行为方式，在了解背景及民众利益诉求后，尝试将自己作为问题本身的当事人，考虑及完善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公权力的行使需要进行有效的约束，需要保持其惯有的谦抑性，但同时私权利也不应一味高呼“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而是应当找寻公私利益兼容并蓄的良好机制，在构建现代政治治理文化中，为政府与民众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协商途径，把握对话合作的适当尺度，疏通制度障碍。

第三，积极发展社会自治组织，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扩展治理主体。社会转型时期，多领域、多层次的社会治理难题纷纷出现，同时伴随着各种秩序需求的增长，例如电子商务交易的规制、食品药品安全的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如果单独依靠政府部门的行政力量，往往是无法应付和处理好的。因此，现代政府治理文化中，政府不再是治理的全部依靠，政府成为治理的引领和导向，而要依托各种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与壮大，通过“积极培育成熟的市场和社会自治，合乎时宜地实现政府抽身或转身，厘定政府有效边界”。 [9]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将民间组织定义为社会组织，十七大报告中再一次确认，并把社会组织放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高度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社会组织是指依法注册登记，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发挥服务、沟通、协调、监督、维权、自律等作用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中介组织。发展社会自治组织，一方面既要坚持政府主导方向，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扶持多元主体发挥自治功能，推动传统管理逐渐转向现代社会治理的目标。因此，当前培育现代政府治理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即是将政府治理放入社会公共管理网络之中，行政机关调控与社会组织自治互动，政府治理力量与社会调节力量互补，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事务和社会组织有能力解决的事项交给社会组织承担，并通过社会组织扩大公民理性参与政治，合理表达利益诉求，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政府治理文化中主体的多元建构。

第四，健全完善政务公开制度，为构建政府治理文化提供有效监督。随着现代公民对于政府行为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要求的逐渐强烈，政府信息的公开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只有实现政府掌握和形成的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常态，以个别涉及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不公开为例外，约束政府权力，才能实现政府与公民良性沟通，及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重要保障。强化政府信息公开，首先保障公民的充分知晓，充分参与，这是政府理的基础，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容易造成不合理甚至违法决策的形成；其次让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更容易定纷止争，公开而明确的行为与决策过程，更容易防止私利的产生；最后只有透明的政府，才能让黑暗的违法行为被发现，才能让法律予以阻止并产生威慑力量。因此，现代政府治理文化必定是透明公开，有效监督的行政文化。

近年来，随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离建立完备的透明和公开的机制还是有相当的距离，需要进一步的成熟与完善。首先，应当在公开渠道上应坚持步步为营，即从政府主动公开，公民申请公开，到具体案件处理中的理由说明，再到审计机构的审查和新闻媒体的监督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其次在公开环节上应当保证特殊情况外的所有过程和结果都实现充分的透明，尤其是重大和突发事件在公布时间和公布内容上，切忌选择性、剪裁式公开；最后，在公开方式上进行完善和创新，一方面完善传统的公开方式，另一方面创新互联网这一便利且个性化的选择方式，将“互联网+”的概念运用在政府治理之中，开拓“互联网+政务”的新渠道，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网络平台，采用更加灵活的公布形式，结合网络平台的良好互动，接受民众监督，听取民众诉求，迈出新时期政务公开的创新一步。

结语

总之，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复杂治理的需要，现代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治理都对政府行为提出了从管理向治理转换的新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应当是控制行政权力的法治文化，是对话协作的沟通文化，是协同共治的多元文化，是信息公开的透明文化。深入推进现代政府建设，既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更须重视培育与制度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领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从而保证建设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高玉贵.法治政府视阈下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路径选择.[J].商业经济研究，2015，（20）.

[2]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冯兴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73-74.

[3]尚禺.法治政府建设的可能图景与途径――基于中欧法治建设论坛的思考[J].行政法学研究，2014，（3）.

[4]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

[5]顾肃.理想国以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72.

[6]周继东.以政府法治文化引领法治政府建设[J].前线，2013，（9）.

[7]王春业.论权力清单制度对行政权的控制与规范[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4，（6）.

[8]解志勇，马舒蕾.公权谦抑――混合领域公权应秉持的立场[C]∥中欧法治建设论坛论文集，2014∶107.

法治建设论文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依法治国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最终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要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当前，我国正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以及面临的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一个课题。

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内涵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是特指在社会主义范围内，以社会主义法治基本理念为核心和要求，社会主义公民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应遵守的法治精神和价值。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理念和法治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保证。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二是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背景下，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坚持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立足点，同时将人的根本利益作为法治文化建设的出发点。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实现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法治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

二、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法治文化是一种内化于心的文化，它要求社会成员能够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运用宪法和法律规范做为自己的行为标准，从而实现法治文化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我国法治文化在建设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这些难题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挑战，不利于进一步加快法治化进程。第一，法治文化传统缺失。我国是一个拥有者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封建色彩浓重。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人治色彩成为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国家和人民的典型工具和手段。其中，由儒家思想文化和法家思想文化成为封建社会进行统治的核心思想。这种思想本身蕴含着恰恰是“人治”思想，而这种思想是与新时期提倡的“法治”思想相背离的。而法家虽然极力主张“法治”，但是法家强调的“法治”，具有局限性，它实质上强调的是法作为统治人民工具的作用，法受制于权，法家主张建立君主集权国家。因此，在封建社会，人治传统浓厚悠久，而法治文化传统则缺乏。此外，我国法治文化传统缺失还缘于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由于封建制度根深蒂固、封建专制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压迫，而我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各个派别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使我国在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后，没有按照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第二，法治文化宣传缺乏多样性。开展切实有效的法治文化的宣传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有力保障。而法治文化宣传的多样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在进行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与成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对法律、法治文化的种种宣传力度，但是在宣传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法治文化宣传缺乏多样性成为一个典型的问题。这种缺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宣传的手段单一。当前，我国法治文化宣传手段仍然是单一的，没有建立起系统的法治文化宣传系统。此外，很多情况下仍然采取理论灌输的传统方式，没有利用新媒体等其他形式的优势宣传。二是宣传的内容单一。法治文化宣传只是局限于法律条文和相关制度和政策，没有将法律与文化相结合大力宣传法治文化。传播主体没有在充分宣传宪法和法律的重要性前提下，只是对法律本身进行宣传，效果不明显，很多情况下成为一种形式性的宣传，没有体现宣传队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伴随着一些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的障碍，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必须采取多种措施致力于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三、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

新时期，我国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中，已经取得了诸多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在全社会已经明显得到确立。但是，面对在法治文化建设中折射出的诸多问题，着实应该采取相应措施，使社会主法治文化建设更好地发展，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化国家奠定基础。第一，完善我国法律体系，构建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制度基础。健全的法律体系能够为进行法治文化宣传、法治文化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随着国家法律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已经较为完善，能够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法律支撑和保证。当前，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已成为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做到这十六个字就要坚持在人们关注的重点领域加强立法，切实保证人们的财产权、生命权、政治权，充分保证公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此外，要特别重视我国法律体系中薄弱环节，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立法需求和热点，立法机关要多听取群众的心声，结合实践研究，以便有效的维护人们的权益。通过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立法，尽快完善我国法律体系，为法治文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加强法治文化宣传教育，培养公民法治信仰。法治文化宣传就是要指导人们树立法治意识，通过宣传使人们自觉认同法律、遵守法律，并能够正确合理的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利，同时能够做到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首先就需要社会成员具有一定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法治精神，能够正确认识宪法和法律，运用宪法和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促进社会法治化的发展。因此，加强法治文化宣传，培养公民的法治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一要不断丰富法制宣传的形式。法治文化宣传要充分利用新媒体等多种形式的载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式，而是将法制宣传扩大到微博、微信等网络传媒上，拓宽法治文化的影响力。二是要丰富法治文化宣传的内容。法治文化宣传可以将实证研究融入到宣传中，从现实的典型的法治案例对人们进行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法治文化的宣传，要在宣传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自觉尊重法律，将遵守法律和维护法律作为基本原则。

作者:马永钊 单位: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斌．中国当代法治文化的研究范畴［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6):6．

［2］孙晓媛．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J］．广西社会科学，2003(4)．

［3］李林．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若干问题［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12．

法治建设论文篇4

[关 键 词]依法行政；政治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发展和创新。实现政治文明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政府的依法行政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一、依法行政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

1.依法行政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让人民享受充分的民主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而依法行政是民主的集中体现。依法行政体现了法律的平等。虽然政府拥有行政权，但它和人民一样，必须在宪法与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依法行政推动公民参政。国家通过建立健全与公民政治权利相配套的公开制度、监督制度、国家赔偿制度和责任制度，完善行政程序性规则，使人民与行政权力的运行结合起来，保证行政权力行使与人民意志和利益一致。依法行政是对人民当家作主的确认。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这种权力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在胜利后，由人民赋予的。

2.依法行政，调动公民积极参与政治,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巨大的主体力量

人民群众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主体，我国政治文明建设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依法行政能够激发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的实现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依法行政以实现人们利益为目的，使公民权益直接与执政党政治权力的运行结合起来，保证政治决策与人民意志和利益的一致性，从而激发人们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促使公民主动地依法参与政治决策，投身政治文明建设。

依法行政具有提高公民素质的功能。新论者指出，“政治制度具有教育性”，它“逐渐形成那些在其中活动的人的性格”[1]。依法行政对法律的尊重，对民主的张扬，对权利的保障，能够培养公民的法律至上理念、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形成公民的自由、平等思想。

3、依法行政为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必须有坚实的社会基础，需要发达的经济、健康向上的文化、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稳定的政治秩序。依法行政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作用在于，它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依法行政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可以依法向人代会提出立法建议，将经济、文化制度和经济，文化发展方针宪法化、法律化，为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提供方向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都突出了“经济立宪”这一宗旨。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不无关系。中国共产党也可以依法制定发展方针、理论指导、推荐领导干部等，从而对经济和文化建设发挥影响。还可以通过依法执政防止腐败，形成勤政廉洁之风，树立勤政廉洁政府形象，从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经济和文化建设之中。

依法行政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依法行政通过发扬民主、保障人权、规定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等协调人的社会性和个体性之间的关系，使二者平衡发展，从而规制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如此，依法执政还有利于形成稳定的政治秩序。一方面，宪法和法律本身意味着秩序，正如新论者所指出的，宪法一词指的是“人民在其政治联系中的‘形态’、‘组成’或‘建制’。另一方面，依法执政是政治制度化、有序化的过程。通过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与人代会、政府、司法机关的关系，执政党与派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因得到宪法或政党法和其他法律的确认和调整而形成法律关系，于是，政治关系由于有法可依而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

4、依法行政为政治文明建设锻塑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亨廷顿曾指出：一个现代化国家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凡达到目前和所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没有强有力的政党的政治体系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然而，坚强有力的政党不会自然形成，执政党要成为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必须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通过止恶扬善保障政府的清廉。人性有其弱点，人的行为容易受到的影响，“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由于“人类的本性是容易犯错误”，所以“采用严格的规则是合理的。”[2]法律是理性的产物，依法行政能有效防止行政行为发生偏向；法律对合法行为进行肯定，对违法行为给予惩罚，依法行政能有效地止恶扬善，防止腐败，保障政府清廉。

依法行政通过程序控制抑制行政权力的腐蚀性。行政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行政权力具有腐蚀性，如果用得不好，“可能被用于最大的邪恶”。法律是制约行政权力的重要手段，依法行政成为防止行政权滥用的有效保障。因为依法行政意味着依程序行政，而程序是控制行政权力运行的“安全阀”。在行政活动中，程序包括选举、听证、登记与审查、行政与政治决策、惩戒和处罚，复议等一系列程序，设置程序不是窒息与扼杀权力，而是为了抑制权力的腐蚀性，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失控或滥用，使权力运行沿着文明的轨道进行。

二、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政府必须依利民之法行政，实现政治制度文明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含丰富的内容，而最根本的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起来，实现政治制度文明要围绕这一基本内容进行。依法行政的法必须是有利于人民群众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只有利民之法，才能体现与保障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只有利民之法，才能管理好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业；只有利民之法，才能实现政治制度文明。何谓利民之法？在中国现阶段，利民之法有其特殊含义，即：第一，必须反映广大人民意志；第二，必须符合客观规律，顺应历史潮流；第三，必须符合正义原则，并具有可操作性。概言之，利民之法必须在内容上，价值取向上，程序与形式上符合一定的标准。

就价值取向而言，利民之法应当符合正义和人民利益的要求。沈守灵教授认为：“法律的价值可以总结为正义和利益两个方面。” [3]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伦理价值，它要求在全社会中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权利和义务，合理地分配社会的利益。圣奥古斯丁指出：“不公道的法律不能称之为法律。”“如果法律是非正义的，它就不能存在，所以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4]利益是法律所促进的价值，是某种需要或愿望的满足，它是人们行为的原动力，人们追求利益的方式和手段影响人们的价值观，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利益是权利的基础概念，“法律权利就是国家权威所认可与保证的利益。自由、平等是人权和人的利益的重要内容。”在我国依法治国中，是通过法律对权利、权力的配置从而分配利益的。在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法律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为了公共利益而毫不客气地牺牲个体利益或只顾个体利益而漠视公共利益却不可取，应使公私利益统一的和谐发展，实现公益与私益的“双赢”。

就程序与形式而言，利民之法必须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必须具有形式上的科学性。所谓程序正义，是指法律程序安排和设置上的正当性，美国法学家富勒将程序正义称为内在道德。要实现程序正义必须增强政府行政行为过程的民主性和公开化，扩大公民参与政府行政过程，让公众的意见能充分表达，使行政行为能体民情，反映民意，顺乎民心，蕴含着人们的希望与追求，符合人们的道德关怀和价值判断，这是实现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政治制度文明的途径。

2、政府要带头守法，实现政治主体文明

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主体，实现政治主体文明，首要的是要政府率先守法。依法行政的法的本质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关键是“治权”与“治吏”。实行依法行政，首要的是要政府率先守法，依法用权。如果政府只视法为治民的工具，将自已凌驾于法之上或置身于法之外，借“法治”之名行之实，就谈不上依法行政，也就实现不了政府这个特殊政治主体的文明。在我国，法应是民意的体现，政府应是法律的产儿，其全部权力都来源的于法律，其是否自觉守法，依法办事，决不是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到如何行使人民赋予它的权力，关系到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英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主张：“政府所有的一切权力，既然只是为社会谋幸福，因而不应该是专断的和凭一时高兴的，而是应该根据既定的和公布的法律来行使。”[5]作为政治文明主体的政府，就需要带头守法，依靠法的合理性制约政府的随意性，切实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坚持行政行为的公正，实现政治意识文明

政府作为政治文明主体，在施行行政行为时，必须树立公正的理念。政治意识文明要求政府反对偏见、歧视和不公正，强调在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前提下对社会资源进行公平合理地配置。公正是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与价值取向，它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即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

实体公正的核心和关键是要求政府公正地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与控制是20世纪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尽管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行政所必需，但它可能被滥用，因此必须受到监督与控制，否则将导致专横与恣意。英国行政法学家威廉.韦德认为，“绝对的和无约束的自由裁量权的观点受到否定。为公共目的所授予的法定权力类似于信托，而不是无条件地授予。”[6]美国行政法学家B.施瓦茨提出：“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核心。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那它是什么呢？”[7]

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在行使政权时，要遵循正当的程序。依法行政离不开富有理性的程序的导引，贯彻“公开、公平、公正”诸则的行政程序既可以成为行政活动合理化和正当化的源泉，又可以满足社会对行政活动的功能期待。正当程序能为公众参与公共行政提供制度化的渠道，能在公共行政组织与公众之间建立起理性的对话平台，将公众从单纯的管理对象变为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制约管理者的参与性力量。

程序公正主要表现在：第一，行政行为公开。政府行为除依法应保密的以外，应一律公开进行；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政策以及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的标准、条件、程序应依法公布，让相对人依法查阅、复制；有关行政会议、会议决议、决定以及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应允许新闻媒介依法采访、报道和评论。第二，行政回避。是指行政人员执行公务过程中，如处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事务或裁决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争议时，应当回避。第三，不在事先未通知相对人和听取相对人陈述、申辩意见的情况下，作出对其不利的决定。政府在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政决定前，必须事先通知相对人，听取相对人对有关事实、理由的陈述和申辩。第四，说明理由。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决定时特别对相对人不利的决定时，负有说明理由的义务，应将作出行政决定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通知相对人。第五，不单方接触。它要求行政主体在处理某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有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的行政事务或裁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时，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别一方当事人接触，听取其陈述，接受和采纳其证据，以防止偏听偏信或先入为主从而有失公正。

4、坚持行政行为问责制，实现政治行为文明

民主政治是一种责任政治，民主行政也是一种责任政治，它需要对法律、对社会、对人民负责，行政权力的行使需要承担相应的并在一定的义务限制范围内行使权力。责任行政要求行政权力的运行要受到监督和制约。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时必须依法承担违法行政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如果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机制，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异化和职能分工的重复或缺位，都会导致权力背离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追求。依法行政的精髓就是监督和制约行政权，规范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必须依法承担行使职权产生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如违反法律规定，失职、越权、等，均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该撤销的就应撤销，该变更的就应变更该履行职责的就应责令其限期履行职责；违法行为给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的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并要视主观过错程度追究实施违法行为的公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因此，没有法律责任就没有依法行政。

注 释：

[1][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新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4页

[2] [美]斯蒂芬•L埃尔金等：《新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7页

[3] 沈宗灵：《法•正义•利益》，《中外法学》1993年第5期

[4]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6期

[5] [英]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6页

[6] [英] 威廉.•韦德：《行政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7] [美]B.施瓦茨：《行政论》，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法治建设论文篇5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法治建设、传统法律文化、本土资源

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目标，在这场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否必须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以及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传统法律文化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究竟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本文拟就以上诸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认识2．传统法律文化内容丰富，其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6）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3．传统法律文化中缺乏现代化成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虽然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其中也包含着很多优秀的内容，但由于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与以商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体上呈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7）受“公法文化”的影响，中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各地商业习惯不一，未形成统一的商法规则，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是统治者手中驭民的工具而已，难以形成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观念。由于传统法律文化缺乏现代化成分，注定了在当前的这场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前提的法治现代化革命的进程中它无法扮演主要的角色。

二、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例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以礼行法，减少推行法的阻力，以礼明法，增强道德的约束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代西方社会中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对立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普遍的道德冷漠。又如，“混合法”模式中的成文法、判例法共存集大陆法系成文法之严谨与英美法系判例法之灵活之长而避两者之短，而其中的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又可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在法律之外，通过其他社会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混合法”模式下的法律实践活动可以有效地弥补法律的漏洞，实现法律的妥当性价值，更好地稳定社会秩序。传统法律文化中这样的内容还有很多，它们都是我们当前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现成的本土资源，西方学者庞德曾说过，中国在寻求“现代的”法律制度时不必放弃自己的遗产。（8）西方学者能有如此真知灼见，对于这些优秀的遗产，我们更没有理由不继承。

2．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不能割裂历史传统。文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文化自身有历史延续性的特点，任何一国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今天的一切与历史传统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的发展决不能割裂历史，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我们知道，英美文化非常注重对传统的借鉴。在英国，不论是普通法传统，还是衡平法传统，均是其法制长期发展的结果，而美国则主要继承了英国式的经验传统。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对英美国家的稳定发展的绩效是明显的。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来说，传统法律文化陈陈相因，“在古代就获得了体系上的高度和谐与超常稳定，传统的法控制指令，潜入了中华民族的心理底层，它控制着新的法律体系的运转，使法律在社会实现过程中向既往的历史回复，”（9）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废弃而无效了的观点是天真的。”（10）但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法律文化却命运多舛。中国近代以来的法制变革不是依靠内部因素促成的，而是迫于西方的压力，针对外部的刺激所产生的回应，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模式，其中从体制到话语都是西方式的，传统法律文化往往被忽略乃至抛弃。影响至今，当前我国立法工作中仍在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规模，盲目迷信立法手段，在制定和移植外来法律时往往割裂了历史传统和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以被民众认同、消化、吸收，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一切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时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11）

3．移植的法律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传入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种改造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于法律文化的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美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2）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13）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14）其主要原因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过程，才能使民众对移植的法律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减少推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15）

三、如何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本土资源

1．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内容庞杂、良莠不齐，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成分的同时还包含着更多的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已被时代抛弃的糟粕，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时，必须仔细地鉴别。对于其中的专制主义、法律工具主义、泛刑事主义等明显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应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对于其中含有的优秀成分，亦必须仔细鉴别，巧妙合理地予以运用。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我们曾有过许多失误，将精华当作糟粕予以抛弃及将糟粕当作精华而奉行的错误都曾犯过。前者如近代第一代法律家在对待传统“混合法”的态度方面，“混合法”本来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遗产，但是近代第一批法律家在西方“三权分立”思想影响下，却认为法官“援引比附”（即适用和创造判例）是司法干预立法事务，有悖原则，故对“判例法”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法律制度向大陆成文法系一边倒的形势。后者如从建国至今，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工具主义”仍被许多人所奉行，将法律视为无产阶级“刀把子”的观念仍大有市场，针对社会治安的状况，隔一段时间就在全国或国内部分地区推行的“严打”竟成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种常规的手段！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人民群众现代法治意识与观念的培养。所有以上这些失误，都反映了我们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认识的浮浅与幼稚。

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还应对传统法律文化中一些契合现代西方法律发展趋势，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西方法律的弊端而被一些西方学者推崇的内容保持冷静的头脑和审慎的态度。因为中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方，中国与西方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着不同的情况，在西方要避免的一些东西有时反而是我们必须学习的对象。例如，西方二十世纪民商法发展的趋势是从个人本位向在坚持个人本位的同时强调社会本位，突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就法律的社会本位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着极其丰富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就是以集体为本位的。（16）但与西方不同的是，对于中国这个具有浓厚封建残余的国家来说，当前的法治建设中不应过多的强调集体本位，相反更应大力弘扬的却是个人本位、个人主义，没有个人的自由、独立，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就无法建立。又如，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官司法实践中的“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西方法律形式主义所造成的法律的僵化及由此可能造成的牺牲个案正义的结果。但是，对目前中国的司法实践来说，更应受到重视的却是法律形式主义而不是“实质正义”的价值取向，当前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破除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现状。不确立程序优先、违反程序亦违法的观念，司法公正就根本无法谈起。因此，我们不能以为一些西方学者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一些缺陷和内在的危机而对东方文明予以关注就跟在后面卖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概念，天真地以为二十一世纪就是东方文明的世界了，金耀基先生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些人，说他们是缺乏理性精神的表现。（17）

2．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方面，应注重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如前所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它根植于古代农业社会，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一致，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天壤之别。故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的发展同步，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变革图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最终将面临枯竭的危险。因此，在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上，应主要利用其形式，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唯如此，才能从中找到现代法治精神的支撑点以便嫁接现代法治的内容，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3．必须正确地看待法律移植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法律文化中反法治成分是主要的，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充分有效地提供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从有限的本土资源中寻找零星点滴的资料更能提高效益，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因此，与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相比，法律移植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是一条更重要的途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和民族在现代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学习的过程，诚如学者在论及中国法学如何走向世界时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否认，现代中国法律基本上是继受法，严格说来，我们继受的主要是西方法，因此，我们逃不脱当学生的命运。”（18）

注释：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第7页

（2）[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85-86页

（3）[美]D·布迪、C·莫里斯著：《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页

（4）《马恩全集》第4卷，第121页（6）参见，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遗产》，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张晋藩：《中国古代行政管理制度的历史评价与借鉴》，载张国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鹭江出版社，1986年

（7）、（16）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第36-77页

（8）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94页

（9）陈晓枫：《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10）、（15）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页、第10页

（11）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5页（13）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14）何勤华：《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载《长白论丛》1996年，第5期（18）徐国栋：《中国法学怎样走向世界》，《现代法学》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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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论文篇6

【论文摘要】在新世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推进基层民主与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在这种话语背景下，以极具代表性的河南省某市一些县的乡镇作为调查、研究的样本，基于一份《村民自治情况调查问卷》及《村民自治情况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本文将定量研究这些地区在村民法律意识、依法办事、村务公开、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管理及其他与农村法治实现相关的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定量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农村地区之所以存在这些困境的传统文化、民主观念、法治意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解决或者缓解这些问题的对策、出路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论文关键词】农村；法治；实证分析；问题；出路【正文】 一、引言 众所周知，自我国1982年宪法确认了由部分农村地区自发组建的“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对村民委员会组织、功能和选举方式给出明确规定，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会组织法》）正式颁布施行以来，村民自治经过了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日益成为在当今中国农村扩大基层民主和提高农村治理水平的一种重要方式。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我国当下的广大农村地区，村民自治和农村法治状况并不尽如人意。为此，我们选取了河南省驻马店市一些县的乡镇作为调查、研究的样本，进行了一次村民自治情况调查。为了确保本次实证调查的可信度与科学性，具体安排如下：调查十个村：（1）Q县调查5个村，其中L乡2个，S 乡1个，P乡1个，最后选择了与城市相邻的V乡的1个村；（2）R县调查3个村，其中有一个村与城市相邻；（3）W县调查2个。另外，对于每一个村的调查对象（包括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村民与村委会干部的比例、党员人数、男女比例，等等）都做了精心的设计。 这样以来，以极具代表性的河南省驻马店市某些县的乡镇作为调查、研究的样本，基于一份《村民自治情况调查问卷》及《村民自治情况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本文将试图定量研究这些地区在村民法律意识、依法办事、村务公开、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管理及其他与农村法治实现相关的方面所存在的“现实性”问题。由于这些地区具有代表性，“窥一斑而见全豹”，通过对所存在问题的定量分析，本文旨在揭示以这些地区为代表的广大农村地区之所以存在这些尴尬与困境的传统文化、思想意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解决或者缓解这些问题的对策、出路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方向。 二、问题与实证 （一）村民法律意识方面 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材料），我们定量分析了样本村民法律意识的情况。依据我们的调查结果（我们选取样本的调查人数总计500人）可以看出，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村民的法律意识不高，对基本的法律文本知之不多，对于一些基本的法律概念、规范和制度了解不够，对于这些法律规范和制度在农村所起的作用也不清楚。例如，在我们的调查范围内，没听说过《村委会组织法》的为336人，占67.2%；不了解“村民自治”涵义的为362人，占72.4%；不知道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的为410人，占82%；而专门学习过《村委会组织法》的仅有25人，占5%，没有学习过的人数占到了95%（参见表1）。 表1：村民法律意识问题 序号 选 项 （人数） 问 题 选 项 A 选 项 B 选 项 C 1 您听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吗? 听说过（164） 没有听说过 （336） X 2 村民自治是指由群众自己依法办理与 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由村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您了解“村民自治”的这一涵义吗？ 知 道 （138） 不 知 道 （362） X 3 您知道我们国家在农村实行的是“村民自治制度”吗？ 知 道 （90） 不知道（410） X 4 您是否专门学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学 习 过 （25） 没有学习过 （475） X 10 您了解您们村的村规民约吗？ 不了解 （265） 了解，但不起作用 （148） 了解，并起作用 （87） 注：1.样本调查对象为500人；2.各选项下（后）面括号内的人数为选择该选项的总共人员数目；3.X表示该问题没有此选项。 （二）农村依法办事方面 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和统计结果情况，我们不难看出，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中依法办事的状况并不尽如人意，这当然与农村村民的法律意识不高和法治观念淡漠有关，同样也与长期以来在“乡土社会”之下农村所形成的办事“潜规则”、“土办法”等息息相关。例如，对于农村重大决策应该如何做出的问题，认为有领导人决定（包括全村村民讨论后由领导人决定）的为325人，占65%；而认为需由全体村民决定的仅有105人，只占20.1%。再比如，对于在农村应由村支书还是村主任领导的村委会具体行使权力的问题，不知道的为137人，占27.4%；认为由村支书具体行使权力的为292人，占58.4%；而认为应该由村委会具体行使权力的为25人，仅占5%。当然，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对村干部依法办事“满意度”的低下，根据我们的统计，对依法办事满意（包括“很满意”和“满意”两项）的为48人，占9.6%；即使把对依法办事“满意度”为“一般”的人员（115人）包括在内，也仅有163人，占32.6%（参见表2）。 表2：农村依法办事问题 序号 选 项 （人数） 问题 选 项 A 选 项 B 选 项 C 选 项 D 选 项 E 选项F 12 您认为村子里的重大决策应该如何做出? 村里的领导人决定（81） 村民代表决定 （70） 全体村民决定（105） 全村村民讨论后由领导人决定（244） X X 22 您对村民自治工作中依法办事的满意度？ 很满意 （16） 满意 （32） 一般（115） 不满意（172） 很不满意（124） 不清楚（41） 25 在你们的观念中，你们村里是村支书在行使具体的权力，还是村主任领导的村委会在行使具体的权力？ 不知道 （137） 村支书 （292） 村委会（25） 村支书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很融洽（46） X X 注：1.样本调查对 象为500人；2.各选项下（后）面括号内的人数为选择该选项的总共人员数目；3.X表示该问题没有此选项。 （三）农村村务公开方面 在农村，村务公开被称为“阳光工程”，是村民自治的一种形式，也是村级民主管理的基本制度。实践证明，农村村务公开制度会直接影响该村的干群关系、社会事业与稳定发展。因此，搞好村务公开，对农村的改革、稳定和发展，对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基于我们的调查结果和统计分析，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中，村务公开的状况最糟糕，存在的问题也最严重，十分令人担忧。 （1）农村财务不公开或公开不规律。根据我们的调查分析，对于农村财务的公布情况来说，认为一年公布2次以上的仅有29人，占5.8%；而认为从不公布（288人）和只在应付时公布（193人）的人占到了94.2%（参见表3）。 （2）村民对应予公开的事项不了解。依据我们的实证研究，对于《村委会组织法》第22条所规定的应予公开的事项，不知道的就有371人，占到了74.2%（这还不包括仅知道一部分的人员）（参见表3）。 （3）农村收支情况不透明。对于农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除了知道一部分的人员外（34人），不了解情况的有459人，竟然占到了90.18%。由于在农村地区，村务公开工作存在的严重问题，导致了村民对村务公开工作的不满，表示满意的（包括“很满意”和“满意”两项）只占7.2%；即使把村民对村务公开工作“满意度”为“一般”的人员（59人）包括在内，也仅有95人，仅占到19%（参见表3）。 （四）农村村民选举方面 在《村委组织法》规定的框架下，村民投票选举村委会是实行村民自治的基础，它为村民提供了实现选择自己领导的基本权利以及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机会。在广大农村，村委会选举已经成为村庄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基层村民选举已经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是，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和分析，我们也同时看到了在农村村民选举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1）村民对于选举了解不够，对于选举的一系列权利、义务、程序等方面的规定更是知之甚少。例如，对于《村民自治情况调查问卷》中第5、16、17、18、19和20这些问题的统计结果，就可以看出村民对农村选举的了解程度相当低（参见表4）。 （2）农村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不按时召开。根据我们的调查，认为每年都召开的有27人，占5.4%；认为印象中几年才召开一次的有149人，占29.8%。 表3：农村村务公开问题 序号 选 项 （人数） 问 题 选 项 A 选 项 B 选 项 C 选 项 D 选 项 E 选项F 13 你们村中的财务一年中公布的情况如何？ 2次以上（29） 从不公布（288） 只在应付时公布（193） X X X 22 您对村民自治工作中村务公开的满意度？ 很满意 （11） 满意（25） 一般（59） 不满意（190） 很不满意（152） 不清楚（63） 23 您是否知道村民委员会应实行村务公开制度，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公布下列事项，其中涉及财务的事项至少每六个月公布一次，接受村民的监督（《村委会组织法》第22条）？ 知道 （34） 不知道 （371） 知道一部分（95） X X X 24 您了解您们村的收入和支出情况吗？ 了解（7） 不了解（459） 知道一部分（34） X X X 注：1.样本调查对象为500人；2.各选项下（后）面括号内的人数为选择该选项的总共人员数目；3.X表示该问题没有此选项。 而不清楚的有314人，高达62.8%（参见表4）。 （3）村民参与选举的热情有所提高，但仍有不少人参与热情低下。例如，对于是否愿意参加本村村民委员会干部选举的问题，仍有164人（包括认为“无所谓”的108人和认为“嫌耽误时间”的56人），占到了32.8%（参见表4）。 （4）村民对村委会干部选举的信任度低下。例如，只有89人认为村委会干部选举“非常公平、公正，是候选人靠个人威望当选的”，只占17.8%；而认为“是由乡镇领导决定的”的有85人，认为“是候选人通过贿赂选民或者凭借宗族的势力当选”的有326人，这两项合计占到了82.2%（参见表4）。 （5）对村民自治工作中村委选举的“满意度”不高。无疑，这是与以上所述原因有着紧密关联的。对村委会干部的选举工作，表示满意的（包括“很满意”和“满意”两项）有37人，只占7.4%；即使把对村委会选举工作“满意度”为“一般”的人员（59人）包括在内，也仅有96人，仅占到19.2%（参见表4）。 （五）农村自治管理方面 根据我们的调查问卷和对统计结果情况的量化分析，除了前述在农村村民法律意识淡漠、对“村民自治”内涵及“村民自治制度”了解不多之外，在农村村民自治管理的其他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1）对村民自治制度和其与乡镇人民政府的关系不很清楚。例如，对于“愿意实行村民自治还是愿意直接接受乡镇领导”的问题，仍有95人认为“愿意直接接受乡镇的领导”、111人认为“无所谓”，这两项共计有206人，占到了40.12%。再比如，对于“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的问题，认为是“领导关系”的有182人，占36.4%；认为“不知道”的有234人，占46.8%；而认为是“指导关系”的有84人，仅占了16.8%（参见表5）。 （2）由于对村民自治制度了解少，导致农村村民自治管理能力较差。对于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的《村委会组织法》中第19条规定的事项，认为“不知道”的有339人（这还不包括认为仅“知道一部分”的112人），占到了67.8%（参见表5）。 （3）村民对村民委员会信任度不高，对其“利益代表性”持较大怀疑态度。对于“村民委员会能否代表大多数村民的利益”的问题，认为“能代表大多数村民利益”的只有87人，仅仅占到了17.4%；认为“不知道”的有94人，占18.8%； 表4：农村村民选举问题 序号 选 项 （人数） 问 题 选 项 A 选 项 B 选 项 C 选项D 选项E 选项F 5 您认为本村的村委会主任应当？ 由上级任命（27） 通过村民自由选举产生（425） 无所谓（48） X X X 6 您是否愿意参加本村村民委员会干部的选举？ 非常愿意（336 ） 无所谓 （108） 嫌耽误时间（56） 不愿意参加（0） X X 7 您认为村委会干部的选举是否公正、公平？ 非常公平、公正，是候选人靠个人威望当选的（89） 是由乡镇领导决定的（85） 是候选人通过贿赂选民或者凭借宗族的势力当选（326） X X X 11 你们村每年都要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吗？ 每年都召开（37） 印象中几年才开一次（149） 不清楚（314） X X X 16 您是否知道组织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机构是村民选举委员会，该机构是由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推选产生的？ 知道（64） 不知道（299） 知道村民选举委员会，但不知道是由村民会议或村民小组推选产生（137） X X X 17 您是否知道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被确定为候选人的，其选举委员会成员的职务即终止？ 知道（102） 不知道（398） X X X X 18 你们村村委会的选举在投票选举前，是否组织了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候选人发表演说？ 有时组织，有时不组织（158） 从来没有组织过（291） 每次都组织（51） X X X 19 您是否知道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当及时举行换届选举？ 知道（292） 不知道（208） X X X X 20 您是否知道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 知道（58） 不知道（442） X X X X 22 您对村民自治工作中村委（民）选举的满意度？ 很满意 （11） 满意 （26） 一般（59） 不满意（186） 很不满意（171） 不清楚（47） 注：1.样本调查对象为500人；2.各选项下（后）面括号内的人数为选择该选项的总共人员数目；3.X表示该问题没有此选项。 而认为村委会“仅仅代表自己家族的利益和村里有钱有势的人的利益以及乡镇政府、乡镇党委的利益”的高达319人，竟然占到了63.8％（参见表5）。 （六）农村法治信仰与纠纷解决方面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和统计结果，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还存在着其他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对法律制度的信仰问题、对村民自治工作中服务态度满意与否问题以及村民委员会能否调解农村民间纠纷并发挥作用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是前面所述问题的延续或反映，也可以作为一个个独立的问题来加以考察。 表5：农村自治管理问题 序号 选 &nbs p; 项 （人数） 问 题 选 项 A 选 项 B 选 项 C 8 您愿意实行村民自治，还是愿意直接接受乡镇的领导? 愿意实行村民自治（294） 愿意直接接受乡镇的领导（95） 无所谓（111） 9 您认为村民委员会能否代表大多数村民的利益？ 能代表大多数村民的利益（87） 他们仅仅代表自己家族的利益和村里有钱有势的人的利益以及乡镇政府、乡镇党委的利益（319） 不知道（94） 14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 领导关系（182） 指导关系（84） 不知道（234） 21 您是否知道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村委会组织法》第19条）？ 知道（49） 不知道（339） 知道一部分（112） 注：1.样本调查对象为500人；2.各选项下（后）面括号内的人数为选择该选项的总共人员数目；3.X表示该问题没有此选项。 （1）农村村民对法律、制度的信仰方面，显得比较薄弱。对于“村规民约是否有用”的问题，认为“不了解”的有265人，占53%；虽然“了解”但认为村规民约“不起作用”的有148人，占29.6%；而认为村规民约“起作用的”仅有87人，只占到了17.4%。同时，对于“在工作或生活中发生自己不能处理的问题时，您通常首先会找谁”的问题，有245人首先是选择了“家人、亲戚、朋友或熟人”，占到了49%，也就是说，农村村民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和依赖程度还不高（参见表6）。 （2）对村民自治工作中村委会服务态度的“满意度”不高。对村民自治中村委会干部的服务态度，表示满意的（包括“很满意”和“满意”两项）有39人，只占到了7.8%；即使把对村委会选举工作“满意度”为“一般”的人员（162人）计算在内的话，也仅有不到一半的201人，仅占40.2%；而表示不满意（包括“不满意”、“很不满意”和“不清楚”三项）的就有299人，占到了59.8%（参见表6）。 表6：农村法治信仰与纠纷解决方面 序号 选 项 （人数） 问 题 选 项 A 选 项 B 选 项 C 选项D 选项E 选项F 10 您认为你们的村规民约有用吗？ 不了解（265） 了解，但不起作用（148） 了解，并起作用（87） X X X 15 如果您在工作或生活中发生自己不能处理的问题时，您通常首先会找谁？ 家人、亲戚、朋友或熟人 （245） 村委会或村支部（201） 政府及其他部门（54） X X X 22 您对村民自治工作 中服务态度的满意度？ 很满意 （12） 满意 （27） 一般（162） 不满意（145） 很不满意（132） 不清楚（22） 26 在调解民间纠纷上，您认为村民委员会能否发挥作用？ 不能（171） 作用不大（278） 能很好的发挥作用（51） X X X 注：1.样本调查对象为500人；2.各选项下（后）面括号内的人数为选择该选项的总共人员数目；3.X表示该问题没有此选项。 （3）在农村村民委员会在调解民间纠纷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大，或者说就没有很好地发挥什么作用。对于这一点，有171人认为村民委员会“不能”发挥作用，占34.2%；有278人认为村民委员会发挥的“作用不大”，又占到了55.6%；而认为村民委员会“能很好的发挥作用”的只有51人，仅仅占了10.2%。也就是说，有占89.8%的高达449人都认为村民委员会在调解民间纠纷方面“不能”发挥作用或者发挥“作用不大”（参见表6）。 三、困境与出路 （一）在思想意识方面，加强农村普法力度，培养现代公民意识 回顾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历史，作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莫过于“家园意识”，与此相伴就是“乡土社会”的框架，二者共同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演进被稳定地传承了下来。在这种“乡土社会”中，人们面对的是一个“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是一个“出于对土地的依赖、血缘关系的维系以及通讯落后、信息闭塞，传统的人际关系一般仅限于个人脚板走过的和血缘关系延及的地方”。因此，人们并不愿意打破这种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从而造就了民众“厌讼”、“无讼”的心理和权利义务、法律意识观念的淡漠，也造成了广大村民法律认知水平较低与法律无用主义的心理。其实，在中国这样一种法律文化和传统之下，孕育的只能是一种官僚政治、权力政治，也正因此，扼杀和泯灭了我国本土传统中分权制衡、有限政府、保障人权等宪政基因，导致了民众法律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淡薄。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客观上就迫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化系统，即中国宪政建设赖以存续的“理性文化”。“就实行法治的需要来说，公民意识、权利义务观念、平等自由观念、科学精神、社会契约观念、政治市城观念、思想市场观念等理性文化要素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培养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文化和民众的现代公民意识（权利、义务观念，自由、平等理念，等等）。因此，只有通过“送法下乡”、“送法上门”（苏力语）的方式，加大在农村的普法宣传力度，把这些文化要素（观念和精神）成为村民生活的一部分而深入民心并成为根深叶茂的社会意识之时，法治的理想与农村的法治之道才会真正实现。 （二）贯彻落实法治政府的理念，提高村委会干部依法办事能力 基于我们前面的实证调研和量化分析，我们已经指出并认为，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中村委会干部依法办事的状况并不尽如人意，这与农村村民的法律意识不高和法治观念淡漠有关，也与长期以来在“乡土社会”之下的农村所形成的办事“潜规则”、“土办法”息息相关。当然，更重要的是，它还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等级分明和“权力本位”有关，与“为官者”的官僚意识有关。为此，要加强农村村委会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除了村民自身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培植以外，根据国务院提出的“法治政府”建设目标和理念，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农村村委会干部要切实培养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心态，树立当官做公仆、为民谋福祉的理念，养成法律至上、依法办事的观念。第二，要加强自身学习和素质的提高，学习法律知识，增强宪政意识，提高依法办事能力。第三，要培养客观、公正的做事态度，消除偏见、歧视等狭隘意识，对待广大村民一视同仁，注意树立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第四，必须要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持之以恒，努力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第五，建立并完善村委会干部依法办事的群众监督 机制。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全体村民会议以及其他各种有效的监督形式和途径，促使村委会干部依法办事能力的提高。 （三）推进农村村务公开制度，建立村务档案制度 一般而言，村务公开就是指村级政务与财务以公开形式接受县、乡党（政）组织和村级群众组织、尤其是农民群众对村民委员会、村干部的监督。村务公开是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的背景下，广大民众参政意识、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的必然要求，是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农民合法权益，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一环。而从法律层面上来看的话，村务公开工作的实质就是要在农村保证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贯彻和落实。 然而，通过我们的实证调查和研究分析，当前在农村村务公开方面存在不少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的相互关系没有理顺，另一方面由于村务与村民的主体地位没有摆正，同时也源于村务运作与财务管理不够规范。概括起来，这些问题集中在以下这几个方面：（1）公开工作避重就轻或是村务公开态度不积极，特别是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采取避重就轻或者避而不谈的做法；（2）对于公开事项，只是公开办事结果，而对于办事程序公开得不够；即使一些事项公开了程序，也是公开表面程序多，公开具体决策过程少，事后公开多，事前公开少；（3）村务公开工作制度化不够，村务公开工作随意性较大。正是由于村务公开工作的随意性较大，致使其缺乏群众的有效监督和有效的保障机制，从而也导致广大村民对村务公开工作“满意度”低下，干群关系紧张。 鉴于农村存在的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为彻底解决农村村务公开，就要规范农村村务公开的时间、内容、形式、程序和监督（管理），建立并落实农村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村级档案制度，从而为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推进依法治村工作服务。具体说来：第一，制定建立健全村级档案工作的规章制度和规范。档案管理制度和规范是档案管理工作的纲领，也是实现村级档案工作法治化的要求。第二，建立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档案，落实农民群众的决策权；建立公开事项档案，落实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建立民主管理制度档案，落实农民群众的参与权。第三，提高村级档案人员的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重视村级档案收集工作，明确村级档案收集范围。第四，加强对村级档案制度和工作运行的监督。 （四）完善村民选举制度，加强农村基层民主管理 可以说，我国自实行村民自治以来，农民在历史上第一次实践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其意义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在中国这个缺少民主传统，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度中，无论是乡村干部还是普通村民，显然都缺少理性“政治人”所应具有的规则意识、法治观念与民主训练。旧的观念、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以其巨大的惯性与村民自治发生剧烈磨擦、碰撞和冲突，带来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比如，村委会干部选举候选人由乡镇领导决定、宗族、家族势力干涉选举、候选人通过贿赂选举而当选，等等。 在农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民主管理制度，是推进农村基层民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党和政府在新形势下对农村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面对在农村村民选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要实现真正的农村自治和农村的法治化之道，就必须要从制度、经验、环境等方面对村民选举进行规制。为此，我们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制定统一的《村委会选举法》，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选举制度。需要重点注意的问题，包括对选民资格作出统一界定；明确候选人条件；对违法选举行为及其法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对罢免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建立村委会选举诉讼救济。第二，在制度经验层面，对于村民选举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好方法、好经验，要及时总结归纳，提炼上升为法律制度，时机成熟时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等形式固定下来；而对于现有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要进行改革完善，填缺补漏。[11]第三，在环境方面，首先，要注意对村民的选举行为进行引导，提高村民选举积极性，正确行使选举权；其次，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吸纳有志之士；最后，还要大力提高村民文化水平和法律知识，培养村民选举所倚赖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参与意识。 （五）完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畅通村民诉求表达途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进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 治政府建设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一方面在中国目前的广大农村地区、甚至一些边缘或落后的城镇地区，“城乡二元化”结构并没有被完全打破，“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的影响依旧存在。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想因此而损害既存的社会关系，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生活的环境。而最理想的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要既能够解决问题，又能够不伤害熟人之间的敢情，有利于日后的继续相处下去。[12] 事实上，人类解决纠纷的手段从来都是多元的，只不过由于学者们为研究的目的而采用不同的分类和称谓罢了。例如，美国法社会学家布莱克将解决纠纷的方式概括为五种：自我帮助、逃避、协商、通过第三方解决、忍让。[13]再比如，我国有学者在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二元划分的基础上，将纠纷解决方式分为公力救济、私力救济和自力救济。[14]还有把纠纷解决机制划分为公力救济、私力救济和社会性救济三种类型的。[15]总之，无论学者对社会纠纷和纠纷解决机制做出何种的分类与称谓，其目的无非就是为了要寻求社会纠纷、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之道，这才是最终的归宿。就目前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需要寻求和完善“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公力救济、私力救济、社会性救济与无救济。[16]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和发挥村委会在农村纠纷解决中的调解作用，因为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之中，调解无疑是最理想的方式，村委会应该在村民自治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在农村这片既遮掩在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框架之下、同时又浸染在市场经济浪潮推动之中的广大土地上，就需要调动一切现有的制度资源，完善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缓解和消弭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为“新农村”和谐环境建设和农村法治的实现提供保障。 四、小结 回溯历史，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农村的改革，并因此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然而，自1986年中国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城市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都不那么关注了，尽管庞大的“三农”问题从来也没有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在这种偏敝的认识指引下，广大农村的基层民主、人权保障、法治建设等诸多问题，都默然地淡出了我们关注的视野范围，也致使农村村民自治和法治建设屡屡受挫、举步维艰。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90年末宪政、法治、人权与和谐社会等成为主流话语时才得以改变。 在新世纪，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并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的目标要求[17]，这其实就为农村村民自治、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推进宪政建设的话语背景之下，以党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目标为契机，培植村民法律意识、民主观念和参与热情，完善农村各项配套法律和制度构建，加强农村村民自治管理和法治建设，把农村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成“法治农村”与“和谐农村”！ 【注释】 参见我国1982年宪法第111条。 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九号公布，并于1988年6月1日起试行。该法于1998年11月4日失效。 1998年11月4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公布，该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为了研究起见，本文用大写英文字母对我们调查研究的县、乡、村予以标识。关于本次调研的具体设计与详细要求，参见本次调研的《村民自治调查问卷说明》。 “乡土社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人们而对面直接交往的熟人社会，人们靠相互信任和社会习俗就足以应付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参见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苗连营、王钰：“从传统的家园意识看近代中国的宪政建设”，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47页。 张文显著：《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袁曙宏主编：《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读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在该书中，袁曙宏教授就指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依法治权而非治事”，“……，确 立法律首先治官、治权的法治主义意识……”。参见袁曙宏主编：《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读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王拴勋：“在村务公开中推进村级档案建设”，载《兰台论坛》2006年第1期，第6-7页。 孙菊芳、冯瑞琳：“村民选举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551-552页。[11] 吴超：“村民选举中的制度困境及出路”，载《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73页。[12] 有关正式法律制度的干预对“乡土社会”之下的社会关系与社区中人们之间默契与预期的破坏，可参见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另外，还可参见费孝通著：《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铭铭、[英]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13] [美]唐·布莱克著：《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以下。[14] 贺海仁：“自我救济的权利”，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第64-71页。[15] 徐昕著：《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16] 把纠纷解决机制划分为公力救济、私力救济、社会型救济和无救济，是学者基于实证考察而提出的一种分类框架。参见陈柏峰：“暴力与屈辱：陈村的纠纷解决”，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3页。[1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法治建设论文篇7

论文论文摘要：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引起法律的合法性危机，程序法治体现了交往理性的正义性，因而能够挽救这一危机。程序法治是法律合法性的摇篮。现代法治就是程序法治。当前中国程序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程序正义意识不发达，程序法规不健全，现有一些程序法的条款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因此，确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完善程序法制是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所在。 【论文关键词】程序；法治；交往理性 中共十六、十七大以来，程序法治建设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内外学界对程序法治及程序正义等问题的探讨，可谓名家论说，卷帙浩繁。本文拟首先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德国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法范式作一概括，然后依此为视角，对中国程序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检讨，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建议，以期对中国程序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一、程序法治：重建现代社会法律合法性的必然要求 1．现代社会法律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哈贝马斯对现代社会法律的批判开始于对人类行为类型及其理性关系的分析。他根据行为的取向，把人类行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驾驭别人为目的或以自我成功为取向的目的行为；另一类是以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为。与目的行为相比，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之间通过语言的互动，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的行为，它运行于主体之间或生活世界中。这两种行为受不同的理性支配，支配目的行为的理性是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这是一种有效地改变自然的科学技术理性，其思维方式是主客体二元对立；支配交往行为的理性是交往理性，这是一种为了处理和解决交往行为中各种关系所必需的公平、协商的理性，其思维方式是主体间性。整体上看，西方近代思想重视目的理性而忽视或无视交往理性。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工具理性日益侵入交往行为领域，即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系统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扩张和渗透，使人的交往行为或生活世界成了工具理性的殖民地。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本源所在。“经济系统无法生产必要数量的可消费价值；行政系统无法做出必要数量的合理决策；合法性系统无法提供普遍化的动因；社会文化系统无法生产必要数量的能激发行动的意义。”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同样面临这种合法性危机。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行为关系的社会规范，法律本应属于生活世界的领域，服从交往理性。但在现代社会的法律系统里，工具理性占据了支配地位。具体表现在： 第一，无论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体现国家无为的形式理性法，还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体现国家干预的实质理性法，在方法论上他们都是从孤立的主体出发，都没有从主体与主体之间(主体问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前者强调个体的消极自由和权利，后者着重寄望通过政府的导控和关照来确保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其工具理性的特质昭然若揭。前者对事实不平等的负面效应麻木不仁；后者对于国家补偿这些措施的负面效应置若罔闻，结果不仅使个体的自由和权利无法真正得到保障，而且造成社会的动荡和冲突。第二，两者都把个人基本权利的含义和内容归结为物。前者把权利理解为自己可通过市场博弈去“占有”之物，后者把权利理解为可通过政府的分配而“享有”之物。而实际上，权利永远存在于主体间性中，是关于人们可以彼此“做”什么的可能，离开了主体间性，人就无所谓有权利与否了。权利不是“物品”，不是关于人们可以“有”什么的分配安排。因此，权利不应从个体的视角而赋予，也不应由政府分配给个人，而是应由主体之间在交往行为中相互赋予。可见，这两种权利观，都是基于工具理性，因而都缺乏真正的合法性基础。第三，两者都割裂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生活世界与系统以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内在联系。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法律强调私人自主性、生活世界中私人生活的封闭性以及市民社会的自治，看不到公共领域的合作与协商、复杂社会中系统导控的积极功能以及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沟通的可能性。而福利法看重的是系统和政治国家的作用，对生活世界的自由、市民社会的自治和公共领域自主视而不见，并肆意干预。 针对上述现代社会法律的危机，哈贝马斯认为，要想拯救法律并重建其合法性，就必须以体现交往理性之法代替工具理性之法。 2．程序法治：交往理性的体现；法律合法性的摇篮。人的交往行为是通过语言的沟通而实现的。哈贝马斯认为，要使沟通顺利进行下去，交往行为者的言说，除了必须具备语形学和语义学的可理解性外，在语用学方面，还必须具 备以下三种有效性：(1)真实性。说话者提供的陈述必须符合外在世界，以便听者能够分享说话者的知识；(2)正确性。说话者的言说必须符合共同的社会规范，从而使听者认同；(3)真诚性。说话者表达自己的意向必须是真诚的，它必须满足并导致听者对说话者的信任。这三种有效性要求构成一个理想的言谈情境，它从形式上为人与人之间进行对话规定一个可操作性的原则，交往行为者遵循此原则，达成的共识，即是交往理性的真意。它为法律的合法性重建，程序法治的弘扬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法律合法性是指法律的正当性，概言之，即法律除了强制性外，人们自觉自愿服从的理由。这里的法律，既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普遍性规范，也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处理具体案件的法律决定。在哈贝马斯看来，那些仅仅靠外在强制，抑或由于意识形态的长期灌输而被人们认受的道德等实体价值并不能用来评价法律的合法与否。真正决定法律合法性的是基于交往理性产生法律的民主程序。程序即法律程序，指法律关系主体进行法律行为所必须遵循或履行的法定时间和空间上的步骤与方式。程序有好坏、正义非正义之分。程序正义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正义观念：任何人都不应当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当事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这种自然正义观念把每个人都视为是具有人格尊严的、平等的道德主体，蕴涵了对人作为人应当具有的尊严的承认和尊重。历史上思想家们对法律程序的评价采用的标准大相径庭，哈贝马斯则以交往伦理作为其评价标准。任何一个法律程序的构建必须符合平等、自由、民主、协商的原则。如果我们把法律程序简单分解为程序主体和程序过程(包括主体行为、行为时序、程序法律关系内容、程序后果)两种要素，那么交往伦理对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是：程序主持主体的独立和中立；程序结果接受主体的平等参与、合意；程序过程的人道、公开、和平、合理、及时终结。如果一个法律程序缺乏这些要素，不论通过该程序产生的结果如何，也不论该程序多么具有效率，人们仅仅根据正义感或一般常识就可能感觉到它的不公正。在程序正义中，所有利害相关的人们，彻底摒弃以权力的滥用和暴力手段压制话语民主的做法，借助语言交流的有效性，通过平等、自由的理性协商与话语论证，通过意志协凋达成规则共识，从而形成作为法律的规则。“依据商谈伦理学，一个规范，只有当所有实践商谈参与者认同时，它才能有效。”只有如此形成的法律，每个人既是立法者，同时又是守法者，才具有实质合法性。由于这种规则是相关人们自己形成的，他们可避免被迫服从的规则；由于这种规则是相关人们在特定语境下针对特定问题形成的，它们可满足相关人们具体的实际需求；由于这种规则中包含所有相关者的价值判断，他们可避免评价标准的外在强制。 程序法治就是把交往伦理法律化、制度化在法律程序中，并赋予其国家强制效力，以重建和保持法律的合法性，防范法律的制定和适用仅仅从孤立的个人角度出发，或从政府自上而下强加法律的角度出发。 由上可知，在现代社会，程序法治能够拯救法的合法性危机。法治就是程序法治，就是程序正义之治。程序法治并重甚至优位于实体法治。 二、对当前中国程序法治建设的方法论检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程序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些基本的程序法如民诉法、刑诉法、选举法、组织法、人民代表法、人大议事规则以及立法法等也先后制定和完善；法律程序及其正义观念也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如果以交往行为理论检讨之，其存在的问题是不能忽视的，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 1．法律观念上，程序正义意识不够发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残留在我们大脑中的是法律工具主义。既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工具，是作为绳顽警愚的防民之具和治民之器那么，体现自南、平等、民主、限制政府权力的公正程序就毫无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的救亡图强、振兴中华使得法律是以强制力为后盾的暴力机器与法律是治国之器的工具主义法律观进一步巩固。工具主义法律观强调法律只是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法律发生作用的主要条件是国家强制力依靠国家的推行来完成法律任务。这样，法律的交往理性之光黯淡消逝糟糕的是，当法律与政策冲突时，执法机关就往往会成为违法机关。法律既是工具，国家可以有选择地运用它，也可以不用它。程序正义一旦不能对某一方面实体法的实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就会被斥为花花架子，一个摆设最终落得被罚下场。由于法律程序先天缺陷，加上近代后中国继受的是有重实体法轻程序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再加上中国法学界长期将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看做是主法和从法的关系，程序正义在这块贫瘠的的土壤里自然难产和 健康成长。 2．法律体系上，程序法规不健全。建国后至今，中国还没有建立起相对健全的程序法体系。程序法和实体法之间具有对应关系，但中国虽有实体法而无相应的或健全的程序法与之配套的情况十分常见。如我们有宪法，行政法、劳动法、婚姻法、企业破产法，却没有宪法程序法、行政程序法、劳动程序法、婚姻程序法、企业破产程序法等。程序法规的缺失严重影响人权的实现。如中围从第一部宪法起就提出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公民对国家机关有批评建议权，但人民如何行使宪法所赋予的这项民主权利，却缺少必要的法律依据或详细的实施细则。 3．法律制定上，现有程序法规的一些条款不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首先，有些程序规则对违法责任无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程序法律规范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这使程序法缺乏可操作性，助长了程序违法形象的发生。如中国的诉讼法埘诉讼参与人妨害诉讼的行为规定了强制措施，但对司法人员违反程序法、侵犯当事人合法程序权利的行为则缺乏全面的制裁措施。缺乏违法责任的程序法规为权力的滥用开了绿灯。实践中，很多案件违反程序规则中的时限规定如超期羁押，由于不需要相应的法律后果，造成案件久拖不决，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人权。其次，有些程序规则重在对权力行使的保障，缺乏公民参与管理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内容。程序的设计和运行更多地强化程序结果接受主体对权力的遵从，而不是强化对其权利的保障和尊重，造成程序结果接受主体的客体化。如立法法第57条规定，“行政法规由务院组织起草。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向国务院报请立项。”该规定仅赋予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法规立法动议权，而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的立法动议权被排斥在外，立法主体的平等参与权未体现，靠权力机关立法，再把法律交给人民这不利于保证行政法规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不利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再如，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中国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要求重新进行调查、鉴定或者勘验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如果审判长和法院决定不予许可，则意味着有关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享有和行使；如果发问的内容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保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得不到准许，还可能导致当事人的实体权益的丧失。再次，程序主持主体的独立、中立性不强。最典型的表现是诉讼程序。在司法领域，司法独立是中闰司法基本制度。从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看，中国的司法独立实质上仅指法院独立马克思是主张司法独立的。马克思说：“自由的法庭和不自由的国家是互不相容的”[41。这里自南的法庭就是指司法独立。只有司法独立才有公民的自由(人权)。马克思在对行政权与司法权进行比较时说：“书报检查官除了上司就没有别的法律。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独立的法官既不属于我，也不属于政府。”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司法独立是指法官独立。 法官只有自身独立和中立不受制于任何权力和个人时，他才能发现真正的法律，凭自己的良心裁断案件，并对案件的结果负责。但是中国法院系统人事和财政的不独立、法院行政化的管理体制和法官的等级制等使法官独立、中立地位受到严重削弱。法官独立与中立的地位得不到保障也就意味着法官作为程序参与者的人权得不到尊重，更不说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了。当然，法官独立是相对的，任何独立都不可能为所欲为，我们所说的法官独一绝不是要脱离党的领导。 4．法律实施上，程序违法现象大量存在。观念的落后，一些程序制度的漏洞及其不正义，造成在法律实施中程序违法现象司空见惯，违法形式多样。如在行政执法中，有步骤违法，即随意增加法定步骤或减少法定步骤；方式违法，即行政行为没有采取法律要求的方式，或行政行为采取了法律禁止的方式，或法定方式的适用存在欠缺。顺序违法、期限违法等等，不一而足。在司法中，先定后审，审判分离、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屡禁不止。程序的违法不仅直接侵犯了公民的程序性权利，也妨碍了其实体权利的实现。 三、完善中国程序法治建设的若干建议 1．确立程序正义的理念。程序正义不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目标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自身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即制约公权力和保障人权，使法律真正成为合法之法，符合人民的需要。确立程序正义理念意味着在法治社会中实体法和程序法具有同等的生命力，坚决摈弃法律工具主义和程序法为从法的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确立程序正义的理念就是要坚持程序中立、理性、平等参与 、人道、自治、时效等程序正义原则。合法程序并不意味着就是正当的程序，严格依照程序法办事也不意味着实现了程序正义。只有满足交往理性所要求的程序，才配上称之为程序正义。 2．完善程序法制体系。有法可依是法治的前提条件，也是程序正义载体，无程序就无法治，无法治就无人权。宪法赋予公民的广泛的权利如何保障并真正落到实处，有待于程序法的完善。如在行政领域，中国虽然颁布了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但对于众多类型的行政行为而言，分散式的行政程序立法模式显然不能适应行政权的急速扩张的要求，并为法出多门留下了余地，因此，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迫在眉睫。 3．改革现存的程序制度。按照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改革现行的程序制度。例如，在宪政领域应以选举程序、违宪审查程序为重点。突出选民对候选人的推举制度、候选人的介绍制度的改革；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以宪政程序维护宪法权威；在行政法制领域，以程序抗辩为重要内容，对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过程中涉及相对人利益的制度予以改革，对听证制度、回避制度、行政公开制度、职能分离制度、时效制度予以广泛的确认；在诉讼法制领域，实现国家纠问式诉讼向当事人对抗式诉讼转变。 四、结语 程序法治是时代的呼唤，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只有以程序正义的眼光审视、反思、构建程序法制，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抓住了本质和重心。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程序法治建设既要体现普遍性，又要体现差异性，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程序法治是我们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法治建设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道德社会运行导向功能

新的世纪是一个剖新的世纪，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发展，对于思想道德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不再将以善为核心的道德视为远离经济领域的非经济因素”。恰恰相反，道德观念的更新、道德活动的台理化可以对高科技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运行起到越来越大的导向功能。

社会运行是指社会机制的各个部分发挥各自的功能，相互发生作用所导致的社会变化和发展我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先生认为，社会运行的形式“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l】l。瑚‘。哲学角度上讲，它指的就是社会的变化与发展，而变化发展的原因，就是构成社会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人的行为当然是社会各要素之间交互作用的内容。

道德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认为所谓道德现象，就是指人类现实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用善恶标准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一类社会现象”】1w可见，一般说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道德有复杂的结构和多重规定性，然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并非纯粹社会意识形态或社会观念。

社会运行有多重规定性，如运行状态的质和量的规定性、运行方向上的规定性等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能够对社会运行方向产生导向功能功能一般意义上是指功效与作用，导向功能是指对事物发展方向的引导功能=道穗的导向功能是指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向社会提供了一套善恶价值标准系统，能够对社会运行的方向起引导作用，是社会确立其运行方向的依据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价值导向系统，具体从以_卜几点阐明：

一、道德观念是引导社会运行的价值观念

人们一般认为，真菩美是最高层次的价值观念和标准正如张出年先生说，人们经常谈论价值，其中更根本的、基本的价值是真善美，“真为认识的价值，善为行为的价值，美为艺术的价值虽然人们普遍认为，善恶作为一个价值标准是关于社会道德领域的标准，但是无论从这个标准的来源．发挥作用的领域上看．都并不是这样狭隘的．孤立的价值标准，都是社会的综合标准。

f—J道德价值标准是在对各种社套关系的综夸反映基础上产生的

从道德起源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批驳了主观唯心主义的诸如良知良能、善良意志、自我意识等起源论，也批判了客观唯心主义认为道德是诸如理念逻辑、绝对精神等客观精抻的起源论．认为道德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客观的社会必然性的产物=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人们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各种不同的逻辑的格，便使这些格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应当”、“善等这样一些指导人类行为的观念和准则。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肯定道德的客观起源基础的也就是说．道德产生于客观和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但是，作为价值观念，它毕竟不同于客观现实本身，客观事实本身一般地说无价值可言．道德的善恶观念的直接基础是列客观事实的认识：而对客观事实的认识也只是道德的基础．而不是善恶本身，认识的价值是特定的“当我们把真当作一种价值来理解时，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一主体在何种程度上接近于客体的角度，所看到的一种综合价值”】”，因此就真、善、美三个基本标准中真与善的关系来看．善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单纯的价值观念和傍值标准，而是复合了真的标准是在对客观事实的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对“真”的回应一般的伦理学理论，只把它理解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从“善”的这种认识基础来看．“真不仅仅是对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年4益关系的认识，它还包括对人与自然环境，宏观的社会各子系统，个人与个人等关系形式的认识。从内容上讲还包括对自然界各部分，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十领域的各个层面上的认识。因此，善不仅仅是一种关于个人行为的高尚与否的价值，而是一种反映各个社会领域的社会现象，调节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价值如果说，我们把奉献、重义轻利等当作善，是对普的狭义的理解的话，那么在对复杂的社会关系认识基础上形成的诸如公正、和平、保护环境等观念，是对善这个价值观念的更广泛意艾上的理解因此，存在着作为人生观、社会观，甚至世界观的善的观念，它在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及其各种关系等客观现象的一定程度的认识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描绘出这样一种境界：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和人格完善实现了，和谐统一，人类社会运行公正有序。

一二1道德价值标准在社套的各个领域都能发挥佧用

从价值系统发挥作用的领域来看，也是综合的价值标准道德作为社会的一种意识形式，有其系统的理论形式和其他存在形式。但是，道德意识和观念在社会中却没有特定的领域，“它遍及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挤身于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渗透于每个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之中”I2]聊。一切人的话动和关系，不管是个体形式的主体，还是群体形式的主体．都同道德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都直接或间接地．或强或弱地拥有一定的“善．或“恶”1的价值。善恶本身并不是不证白明的抽象概念，何谓善，何谓恶，必须立足于利益关系的处理原则，才能确定其特定含义当然，就社会运行的机制而言，也有一些自发的机制．

所谓“自发机制是指依据一定的规律自然地、历史地形成的社会机制””如家庭机制的形成、原始社会中原始人群这种整合机制的形成等，都是自然规律或社会历史的必然性所导致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在-人识规律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自由人们的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因此，推动社会运行的人为机制就越米越多了=所谓人为机制是指人类根据一定的社会运行目标通过人们的主观努力而有意识地建立起来的社会运行机制。在促进人类发展的活动中，也意味着人娄将零担更多更大的道德责任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无论ff。么领域的能动的社会行为，在能动意识和行为产生之前人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要进行价值造择和权衡。这种造择和权靳所依据的价值系统往往是多方位的，往往包括广泛意义上的善恶价值系统。社会在进行经济模式改革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新经济模式会不会带来负效应．如财富分配不均，两扳分化，妨碍公正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实际上是用“善”的价值系统在对经济活动评价的标准显然，道德这种提供价值观的作用决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中发挥，它甚至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部对人的能动的社会行为发挥着作用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认为大多数^已经十分习惯于相信，至少名义上相信，道德力量乃是一切人类社会兴亡的最后决定因素一一而宗教还曾经这样使许多人相信：宇宙的力量也和社会的力量一样，乃是受道德目的所调节的。现代英国激进哲学家尼尔森更明确指出，“革命必须服从道德反应，“必须更仔细斟酌社会是否发展到了需要革命的时期。这里要求把人们的道德反应’也充分考虑在内……如果理论同由于这个评价而引起的道德反应’相矛盾的话，理论就必须服从这个反应……用心等待恰当的时机……判断个恰当的时机的东西，就是‘道德直觉…[7I,PL5,不管这些哲学家的理论在实质内容上有多少不足之处．但在道德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个问题上跳出了狭隘的认识一展示出了道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功能，从而肯定了道德在社会运行各个领域甚至整体运行中的价值导向作用。

二、道德活动是道德对社会运行发生导向功能的具体实施途径

道德活动，广义上讲指一切具有善恶价值的人的社会活动我们所讲的是狭义的道德活动，它实际上是人类各种社会活动中的一方面，固为在社会生活中专门的、纯粹道德意义上的活动几乎是不存在的所谓道德活动指的是人们从道德角度去分析社会现象，利用道德事件进行评价，并作出道德判断的活动正屉在这样的活动中，道德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社会运行的导向功能和其他各方面的功能才得以发挥，因此，我们说，道德活动是导向功能得以发挥的具体实践途径。主要有两种形式：道德认识和道德评价

I一)道德认识是把握世界、认识社会的特殊方式

道德作为实践精神是一种价值，是道德主体的需要同满足需要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需要是人类活动的巨大动力就社会整体来说，需要是社会运行的能源系统。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诸如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近期需要和长远需要等多种形式和性质的需要，这些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得到恰如其分的调．社会运行才会正常而有序，呈现出良性运行状态，道德从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高度一致的角度出发，是认识各种社会需要是否协调的认识视角和工具在社会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意图，没有预期目的的。一定社会的道德总体上以价值标准的形式显现着这种社会意识形态所指向的社会运行的预期目的。因此，道德对社会对世界的认识是一种立足于一定价值观基础上的认识，是从人的需要出发，从特定的价值观出发来认识社会是否公正，社会运行的方向是否与人们的利益一致。因此，选种认识是道德对社会运行导向功能发挥的意识前提

l二】道德评价是对社会运行方向上的矫正

道德评价是人们在道德认识的基础上，立足于道德所规定的价值观对社会现象作出道德评判。道德平价一方面按照特定的规则进行，另一方面又创造出新的规范，制约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运行。这些准则作为评价的产物，叉代表着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评价将有无意义、有无价值、善和恶等等加之于评价对象，往往通过左右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左右宏观的社会运行方向。道德评价的主要方式包括：个人言论风俗评价、舆论评价、理论分析评价等多种形式，其中对社会运行起到直接影响方式的主要是风俗评价、舆论评价和理论分析评价道德评价的目的并不仅仅是评价本身，它是从人的需要．尤其是整体利益出发，使社会运行从方向上符台它所维护的利益．

“道德就是通过形成特殊的社会秩序和准则来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和发展的”。I。

三、正确认识道德对社会运行的导向功能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自古以来，对社会的运行都发挥影响。传统社会中，统治者甚至提出“德治天下”的政治主张，体现了道德在传统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是法制社会，但这并不意昧着道德就没有一点用处了，在当今的社会，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法律调节上的真空地带。如：社会上存在有法不依的现象以及有法不愿依的严重法律失灵现象，仍需要依靠道德的导向功能从而在道德提供善恶标准的基础上，形成守法、公平等一系列的原则和规范，去规范人们的行为，保证社会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和台理性，使社会运行秩序得到道义上的保证。

但是，道德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仅仅是意识形态范畴的内容；作为价值标准，它主要是对利益关系的把握，也就提供一个“应当怎样做”的模式，对于该做不做的惩处仍然要靠法制来解决。因此，它既不是对社会发生影响的唯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也不是对社会运行在方向上起引导作用的唯一的价值导向，盲目地夸大它的作用必然弓I起“道德决定l万能)论”的错误。这就需要对它作适当的定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看到它的价值，叉不至于犯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