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规范文

保险法规篇1

【关键词】财产保险 保险利益 风险转移 范围限定

一、财产保险合同的相关概念：保险利益与保险标的

作为保险合同的投保对象，保险标的是保险事故发生所在的本体，即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生命、身体和健康。在09年新修订的保险法中，保险利益沿用了2002年第一次修订后的保险法（下文称为旧保险法）的定义，将保险利益界定为：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保险利益限定了保险合同的可保范围，又将保险金额限定在了损失范围内，是财产保险合同的基石。

二、新保险法针对保险利益的法制评价

所谓“无利益无风险”，保险利益原则是财产保险制度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适应新型经济体下的经济关系，新保险法于2009年正式实施。

（一）明确了保险利益存在的时点。

新保险法对不同类型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存在时点进行了区分限定。 2009年新保险法12条对保险利益存在的时点进行了分条列是：“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新保险法不再要求保险利益时时刻刻都存在，新法只要求出险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即可。

（二）扩大了主体范围，明确了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

新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与旧保险法相比较，保险利益的主体由之前的“投保人”转变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明确了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的法律地位。新保险法将主体范围扩大至被保险人，保护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能获取相应赔偿。

（三）填充了保险标的让与时的保险空白期。

新保险法49条：“保险标的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但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被保险人、受让人未履行本条第二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转让导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经过修订，新保险法对保险合同转让由最初的“从人主义”转为现在的“从物主义”加让与通知的模式。新法下，危险未显著增加的情况下，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未履行通知义务拒绝保险合同的理赔。填充了保险合同的空白期。

三、新保险法针对保险利益规定的不足之处以及相关建议

新保险法对旧保险法的不合理处作出了相应补充完善，对保险利益方面的修订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但是新保险法的修订也不可避免的存在滞后性，其并不能够灵活地针对实务中各种情形都作出细致的规定。本文建议针对实务中的突出问题，可以且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出台辅以补充规定。新保险法的完善将更好的保护保险合同当事人的利益，给财险发挥经济补偿的职能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一）对保险利益范围的界定较为模糊，可辅以司法解释做出具体补充规定。

关于保险利益范围的界定，各个国家的规定也都不完全一致。英美保险法主张“经济利益说”，即保险利益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利益；台湾学者多主张“利害关系说”，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出险而受损，不出险而获益；而我国新保险法仍沿用旧保险法主张“适法利益说”，即法律上认可的利益来限定保险利益的范围。较之前者，新法的“法律认可利益”过于原则化，不能灵活适应新生经济关系的发展，阻碍了财险范围扩大的脚步。如网游平台的“虚拟财产”，虽然已有财险公司推出与虚拟财产有关的险种，但是受制于保险法概念尚不清晰的因素，保险责任的认定、保险纠纷的解决途径等都存在障碍。针对此类缺乏法律条文形式规定的新型经济体，可以且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出台将此类保险标的上的保险利益纳入可保范围，选取典型案例给出指导性意见。

（二）保险利益转移的时点模糊，建议司法解释明晰保险利益转移时点。

新保险法虽然明确了保险标的让与时，除效力待定情形外受让人自动取得保险利益的结果，但是并没有明确保险标的让与时保险利益转移的具体时点。实务中，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关于保险金求偿权的纠纷时有发生，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纠纷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财物成本，也往往导致财险公司理赔成本的增加。因而，可以且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对保险利益转移时的具体时点加以限定。本文认为保险标的所有权的转移时点和保险利益的转移时点并非总是重合，不应简单通过所有权是否已转移判断受让人是否拥有保险利益。建议可具体给出如下条款作为判断标准：若受让人已经承担了保险标的的主要风险和获利机会，就视为受让人取得了保险利益，无论受让人是否已取得保险标的所有权，法律规定或另有约定的除外。

作为财险合同的基石，保险利益立法规定的完善是保险法成熟的标志。法律条文的不清晰规定将会导致实务中保险合同当事人的无所适从，不利于保险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新保险法的再次修订应考虑到实务中的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法律用语，力求做到精确。

参考文献：

[1]吕岩，朱铭来.论保险利益原则在我国保险立法中的修订与完善[J].保险研究，2009，（3）.

[2]徐翔.财产保险标的转让立法分析及两个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2，05.

[3]张彬.浅析财产保险合同转让中的保险利益[J].法制博览，2013，03.

保险法规篇2

1、常规测试区域的规定

保险杠拐角保险杠拐角是指1个与汽车的纵垂面呈60°夹角，并与保险杠表面相切的垂面与汽车之间的第1个接触点。从第1个接触点沿保险杠外表面弧线向Y0方向移弧长66mm的距离得到第2个接触点，2个第2个接触点之间的区域被定义为测试区域。通过上述几个区域的划分，得到了全部的保险杠测试区域。

2、试验结果要求对于前保险杠装置，在欧盟的行人碰撞保护技术指令2003/102/EC执行的第1阶段、第2阶段和Eu-roNCAP中，下腿部或选择上腿部的试验条件基本相同，但2个阶段有不同的伤害度限值。2个阶段的限值分别为：第1阶段：胫骨加速度200g，弯曲角度21°，剪切位移6mm；第2阶段：胫骨加速度150g，弯曲角度15°，剪切位移6mm。从上面这2组限值可以看出，2个阶段的主要差别就是伤害度限值，但达到第2阶段限值的难度远远超过了第1阶段。

二、外观造型的注意事项

一个好的造型师，不仅要考虑汽车外观新颖别致，还必须考虑如何让汽车更安全，更有利于制造，更容易满足法规要求。

1、正面造型对于前保险杠的正面来讲，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保险杠蒙皮与前防撞梁之间要有足够的间隙，只有这样，才能在发生碰撞时有足够的缓冲距离，也能让结构设计工程师有空间进行合理的结构设计。通过设计实践和多款车的CAE分析，采用目前通用的蒙皮和缓冲材料，这一间隙至少要达到70mm以上[1]。如果采用特殊材料，可根据材料供应商的意见来适当调整。另外，前部造型应更竖直一些，应尽量减小车头保险杠的突出角度，使车头更加圆滑，以增大碰撞时的受力面积，从而降低与行人碰撞的危险性。

2、两侧造型两侧造型就是考虑如何在符合法规的前提下合理地缩小测试区域，而且最好能使测试区域不要超出前防撞梁。为了更有利于缓冲结构的设计，应是保证测试区域在前防撞梁边缘以内30mm以上。

3、下部造型由于欧盟的行人碰撞保护技术指令2003/102/EC第2阶段的严格要求，仅仅依靠中部的缓冲结构很难保证弯曲角度一项顺利过关，因此需要在前保险杠下部增加一些缓冲结构。正因如此，在外观设计时以往光滑圆润的下部弧线可能不再适合，需加入一些下部突出造型，并在其内部加入刚性缓冲结构，可以大大提高弯曲角度的通过系数。

三、前保险杠缓冲结构设计

按保险杠的功能，可分为非吸能式和吸能式。非吸能式保险杠由于没有内部的缓冲吸能结构，所以缓冲吸能的能力较差，基本只起装饰作用，不起保护作用。在行人保护法规执行以前，大部分车都没有考虑缓冲吸能问题，因此汽车前部的结构通常包括前保险杠蒙皮、前防撞梁和下部的发动机护板。吸能式保险杠按缓冲吸能的方式不同可大致分为3类：自身吸能式、液压吸能式及带气腔式。另外，出于保护行人的要求，现在国外也在研究安全气囊式保险杠。同时还有国外公司尝试使用过一种叫Xenoy树脂的新型材料来设计“行人下肢碰撞安全保护能量吸收器”。但由于液压吸能式及安全气囊式保险杠造价较高，通常用在高档轿车上，而新型材料目前还没有被广泛使用，因此，文章重点研究自身吸能式保险杠。这种前保险杠的典型结构应包含4个方面：1）前保险杠蒙皮，2）前防撞梁，3）中部缓冲结构，4）下部缓冲结构。对于结构设计来讲，只有在中部缓冲结构和下部缓冲结构上下足功夫，才能确保顺利通过低速行人保护碰撞测试。

1、中部缓冲结构中部缓冲结构目前主要有2种设计方法，一种是用发泡的缓冲泡沫，另一种是用塑料的防撞盒结构。1）缓冲泡沫使用比较普遍，常用的结构，置于前保险杠蒙皮和前防撞梁之间。通常此件的原材料为可发性聚丙烯泡沫塑料（Expandedpolypropy-lene，简称EPP）是一种发泡后的聚丙烯，该发泡材料除具有比重轻、高耐热性、高冲击能吸收能力、良好的回弹性和热成型性外，还受100%厂家的喜爱而被广泛应用。此件的形状设计并不是很复杂，它的设计关键在于形状与密度的结合才能充分发挥该材料的特性。2）塑料的防撞盒结构目前在国内用得还比较少，但国外已有很多车使用这样的结构来做行人保护缓冲装置。塑料防撞盒结构，这种结构通常由2个件组成，构成一个盒形的结构。内外板通过自身的卡接结构联接在一起，内板用4个卡接结构与前防撞卡接；外板起主要的缓冲作用，当受力达到设定值时，内板与防撞梁连接的卡扣会脱开，以防止塑料件受力过大。上述2种结构都需要CAE分析来辅助结构设计。

2、下部缓冲结构由于欧盟的行人碰撞保护技术指令2003/102/EC第2阶段对弯曲角度的严格要求，增加下部缓冲结构的设计既有利于通过法规关于弯曲角度的要求，又能够避免发生碰撞时，行人被卷入车下。这种设计有2种常用的结构，一种是用高强度的塑料件，另一种是在下部增加一根金属管梁。1）塑料的缓冲件，通常是以以往的发动机下护板为原型，在上面增加一些加强的结构；2）金属管梁结构是在保险杠的下部增加一根金属梁做为缓冲吸能装置，形状上与保险杠蒙皮保持间隙均匀即可。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采用上述2种方案中的哪一种，其与车身的安装结构都需要重新设计。为了能达到较好的缓冲吸能效果，这2种方案所设计的产品都应与水箱下横梁相连接，而且要有一个比较牢固的连接方式。同时，要在保险杠拐角点附近设计比较强的结构与车身的水箱下横梁连接。

四、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设计过程中有2个关键要素必须控制：1）在保险杠两拐角之间的范围内，保险杠蒙皮与防撞梁之间的间隙至少要保证70mm以上，以便于布置缓冲结构；2）安装牢固的高强度下部缓冲结构必不可少。本研究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设计方法，可以在以后的设计中应用并能够解决汽车行人保护方面的难题。合适的外表面造型设计是顺利通过行人保护碰撞的先决条件，合理的缓冲空间布置和精确的缓冲件结构设计是其有效的保障。

保险法规篇3

[关键词]农业保险；社会保险；商业保险

[中图分类号]D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5－0133－06

温世扬(1964－)，男，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

姚赛(1984－)，男，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商法学。(湖北武汉　430072)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近年来，农业保险相关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中共中央连续六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发展农业保险作出部署，国务院也早已将农业保险立法工作列入规划。这一方面表明党和政府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许可以反映农业保险立法工作遇到了一定的障碍，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再度审视农业保险基本理论问题，为尽早克服立法障碍，完成立法规划而努力。本文以现行法律为基础，以公、私法区分为视角，分别从农业保险的概念、运行和立法三个方面，讨论农业保险的基本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含义

在学界关于农业保险的定义中，典型的表述为：“农业保险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即保险人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对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或农业保险指“以长期和收获期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禽畜和水产养殖动物为保险标的，在保险标的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害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或“适用于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的保险”。可以看出，上述定义均采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农业保险被定义为“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单从概念定义的角度看，如此定义农业保险尚无问题，但从立法角度看，将指代如此含义的“农业保险”一词作为一个法律术语使用于法律文本，则未必恰当。

我国《保险法》(2009年)第186条第1款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设立该法条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宣示国家对发展“农业保险”的责任，二是厘清“农业保险”与保险法的关系。但现实是，一方面，我国至今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对农业保险作出“另行”规定；另一方面，“农业保险”不但存在，且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这种状况难免让人产生法律适用上的疑问——该法条既然明确规定“农业保险”应“另行规定”，自然应得出“农业保险”不受《保险法》规制，也不受《保险法》确立的主管机关管理的结论。但事实上，我国目前正在试点开办的“农业保险”却确实应受《保险法》规制，并实际由保监会监管。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并不是实务运作藐视或违反立法，而是由于相关概念的混淆和立法技术的粗疏。

实际上，“保险”一词本身并不是一个严谨统一的法律术语。保险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保险指的是商业保险，广义的保险除商业保险外，还包括社会保险。商业保险受保险合同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产生私法上的关系；社会保险一般受专门立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通常产生公法上的关系。只是由于商业保险一枝独秀，以至于人们一般将“保险”与“商业保险”等同。

此外，我国商业保险采取的是合并的立法体例，即将商业保险合同法与商业保险组织法同时规定于一部法律中，并命名为“保险法”。相比单独制定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的立法体例，这种统一的立法体例通常会进一步掩盖保险、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等几个相似概念的差异，尤其是容易使人误认为《保险法》是规范一切保险的法律，进而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偏差。

农业保险虽特指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但其既然名为保险，自然在逻辑和现实上都会面临上述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政府往往基于特别的政策考量，对农业保险采取异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故保险、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概念混淆的问题，在农业生产领域保险制度中有被放大的可能。

无论我国采取何种模式，在逻辑上农业保险都可以被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前者当事人间属于公法关系，后者属于私法关系。因此，我国《保险法》第186条第1款中所谓需要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实质仅指产生公法关系的农业社会保险。其需要“另行规定”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保险属于公法关系，依据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有特别的法律渊源，不能适用作为私法的《保险法》、《合同法》，而正在我国如火如荼试点和开展的各种所谓的农业保险，实质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其产生私法关系且不受《保险法》第186条第1款的制约。据此，上述《保险法》中看似矛盾的现象，便通过对法律文本的限缩解释得到了解决。

保险法规篇4

受益人（beneficiary）是指保险契约约定的，于保险事故发生时，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也就是被指定领受保险金的人，又称保险金受领人。我国《保险法》第21条第3款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通常享有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在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可以指定自己或第三人为受益人。在指定他人为受益人时，保险合同就是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我国保险法受益人的专门规定主要有：（1）第21条第3款对于受益人含义的规定；（2）第60条一62条关于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规定；（3）第63条，保险金列入遗产的情况；（4）第64条，受益人丧失受益权以及保险人免责的规定。

本文主要就以上这些规定之漏弊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受益人的指定

我国《保险法》第60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该条是对指定受益人的具体要求，在实践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在于：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怎样处理

我国《保险法》第63条第一项规定，没有指定受益人的，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该条如何正确理解，可以有两种思路：

1.受益人为被保险人；

2.受益人为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

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因为，如果认为受益人是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则保险金就会不参加被保险人的债务承担。继承人与受益人是不同的，受益人对于保险金的领受是不附带条件的，他不负责在保险金的额度内对被保险人的债务进行偿还；而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有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进行偿还的责任。根据第63条第1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保险金是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的，而我国对于遗产的认识有这样两点：第一，遗产属于继承人共有。因此在遗产分割前，保险金与其他被保险人生前所留财产一样属于继承人共有。但我国的遗产原则包括继承或总体继承，也即，遗产既包括遗产权利也包括遗产义务，因此，在遗产分割之前要先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这里，若保险金进入被保险人的遗产，则保险金是需要负担被保险人债务的。

（二）指定受益人为继承人怎样处理

实践中还多有在受益人栏中指定“继承人”为受益人的。具体怎样处理，可以有这样几种思路：（1）保险金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2）保险受益人为记载之时被保险人的继承人；（3）保险受益人为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的继承人；（4）考究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思来确定。

日本判例和通说为第三说。笔者认为，该说可采。因为，如果采第一说，则有悖于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愿，因为果若此，他会在受益人一栏中填写自己，或如上述

（一）所述，将受益人栏空白。

若采第二说，也与被保险人的真实意思不符，因为此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大都希望保险金可以减轻其去世后继承人等的经济负担，为其后代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援助。但是，在指定受益人到被保险人出险这段时间内，继承人的范围是变化的，如原来有继承权的人发生死亡，或者新的继承人出生等。因此第二说不可取。

采第四说是科学的，从根本上探求被保险人的意思也是合理、合情的。但是，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标准在哪里？谁来提供证明其真实意思的证据？这些都很难判别，因此，适用起来是行不通的。

惟有第三说从技术上是可行的，从情理上是可通的。那么，这里的继承人是遗嘱继承人还是法定继承人呢？应该说，在指定遗嘱继承人可以受领保险金时，实际上遗嘱继承人是受益人，保险金当然归其享有；但是，如果遗嘱未明确指明遗嘱继承人可以继承保险金，则保险金属于法定继承人享有。

那么，继承人被指定为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是否先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处理，而后再归继承人共有？笔者认为，此种情况下应与上文受益人栏空白的情况有所区别，指定受益人是继承人的，继承人在保险中的地位就是受益人，他对保险金的受领权是专有的，受益人（继承人）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财产是原始取得，而不是一般继承情况下的传来取得，因此，保险金不承担债务。当然，如果这时的法定继承人不是一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61条第2款的规定“受益人为数人的，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因此，保险金应由继承人均分。

另外，除了经常出现上述法律适用问题外，指定受益人中还存在一个立法技术问题，在我国《保险法》第60条第2款中规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在指定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时是不需要被保险人同意的。这在法理上称为“预想外型隐含漏洞”，即依据法律条文所使用词语的意义，涵盖了本不应该涵盖的某种事件，而此隐含漏洞之产生，是由于该种事件超出立法者或准立法者的预想之外。对该漏洞进行补充的方法是进行目的性限缩，即将由于立法者疏忽而未排除在外的法律条文不应涵盖之某一案型排除在该法律条文适用范围之外。因此，这里只能将第2款的适用限定在投保人指定的受益人为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

二、关于受益人丧失受益权

我国《保险法）第64条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两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

该条两款规定引发的问题有：

（一）受益人非出于获得保险金的目的而伤害被保险人时，是否也当然丧失受益权

从立法规定的旨趣来看，该条第2款主要是为了防止受益人为获得保险金而引发道德危险。但是，如果受益人不是出于获得保险金的目的而伤害被保险人时，是否也当然丧失受益权呢？对此我国保险法没有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应该认为丧失受益权。

（1）虽然解释上认为该条主要宗旨趣在于防止道德危险的发生，但是，法没有明文禁止剥夺其他动机下伤害被保险人的受益人的受益权，这样，应该认为立法是不区分受益人的动机而做出总括规定的。（2）防范道德危险重在道德标准的衡量，由此剥夺了为获得保险金而伤害被保险人的受益人的受益权；法律还有一个合法与非法的衡量，还有公序良俗和公共秩序的标准，虽然不违背道德标准而不以获得保险金为目的，但是伤害被保险人是有违公共秩序的，是应该禁止的，法律上需要惩罚，而惩罚最直接的措施是剥夺受益权。（3）国外立法基本上也采剥夺受益权说。例如，日本将保险金受领人致被保险人死亡列为保险人的免责事由之一。美国立法和判例也认为，暴力杀害（feloniously killed）被保险人的受益人无权获得保单收益。“

（二）受益人丧失受益权，若受益人为一人，该如何处理？如果受益人为数人，其他受益人是否也无权再要求保险人进行保险赔偿

（1）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后，视为未指定该受益人。笔者称其为清除受益人说。该说为德国说。这样，在受益人为一人时，其后果为受益人栏空白；在受益人为数人时，全部的保险赔偿金由其他受益人享有。

（2）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后，保险人免责；但若还有其他受益人的，则保险人应向其他受益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余额。笔者称其为受益人一人时的绝对免责说。该说为日本说。日本判例也采此说，认为杀害被保险人而获得保险金非公益所欲，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与要求保险事故偶然性的保险特性不符。这样，保险受益人为数人时，保险人免责的范围仅限于杀害被保险人的受益人的受益份额部分。该说要求指定受益人必须慎重，指定一人为受益人时尤其需要慎重，因为保险人可能全部免责。

（3）保险人完全免责。笔者称其为绝对免责说。这是我国《保险法》第64条的观点。该条规定的是保险人免责事由，根据该条规定，如果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则保险人可免责，即免除支付保险金的责任。

（4）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后，保险人仅对该受益人免责，但是，对其他权利人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笔者称其为仅对受益人免责说。我国《保险法》第63条采此说。该条规定，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的，又没有其他受益的人，被保险人死亡后，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该条的解释层次如下：

1.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是指依据我国《保险法）第64条第2款的规定，因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者伤残的，或者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未遂的，丧失受益权。

2.受益人丧失受益权后，如果还有其他受益人的；则保险人对其他受益人进行赔付。如何进行赔付，规定在我国《保险法》第61条第2款中：受益人为数人的，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这样，保险人应该向其他受益人赔付其应该享有的受益份额。

3.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的，又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列入被保险人的遗产。消除受益人说强调对受益人利益的维护，对保险人来说是最为严苛的。即使有受益人违法犯罪，他仍然不能免除保险赔偿的责任。这从公平的角度讲是不通的。

绝对免责说与清除受益人说完全对立，强调严格防范道德危险，如果没有受益人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保险事故，也就不会出现保险赔偿，因此，保险人根本就不会承担责任，所以要求保险人免责。

仅对受益人免责说和受益人一人时的绝对免责说都是比较折中的观点，其中仅对受益人免责说的成立引发了一个规范冲突问题，即我国《保险法》第63条和第64条的规定间存在着冲突，这在法理上称为“法律漏洞”，是“冲突型漏洞”，又称“不能化解的体系违反”。对于这种情况下的法律处理，笔者认为，应本于事物的本来要求，也即从合理的角度出发进行处理。依照《保险法》第64条第1款的规定，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只要有一个受益人故意伤害被保险人，保险人就可以拒绝赔偿，包括对其他无辜受益人的赔偿，而不管他如何引用其他条款来对抗这一规定。但是，此规定过分突出了对道德风险的预防，相对而言，仅对受益人免责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整体上，笔者最赞成受益人一人时的绝对免责说。因为保险合同是一个双务合同，强调双方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不能过分保护投保人与受益人一方，也不能偏袒保险人，要在二者的利益天平上寻找合适的支点。在受益人的指定上，如果只指定一个受益人，发生道德危险的机率是最高的，而指定是由投保人一方进行的，他也就必须承担自己的指定发生的后果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风险。因此，在其指定的受益人出现法律上的受领失败后，而这种失败是由他指定的受益人直接造成时，他应该承担这种后果，不能再让他通过其继承人享受任何权利，法律给他的机会在此已经穷竭。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当前我国保险法关于受益人的有关规定应该尽快完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第63条和第64条之间的冲突问题。而我国《保险法）虽然规定了受益人丧失受益权的情形，却没有将保险人免责的条件类型化。在受益人的指定中，除现有对投保人可以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规定外，还应该专门明确投保人对保险事故可能进行的影响及投保人的行为与保险人的责任承担之间的牵掣关系。

    注释：

①李玉泉：《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第113页。

②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384页。

③郭明瑞、房绍坤编著：《继承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98～199页。

④当然，这里必须考虑的是，如果存在遗嘱，遗嘱确定的遗嘱继承的财产则不属于法定继承人共有。

⑤这里所说的继承人是法定继承人。

⑥郭明瑞、房绍坤编著：《继承法》，法律出版杜，1996年10月版，第210页。

⑦[日]仓泽康一郎：《保险法通论》，三岭书房，1982年12月版，第131页。

⑧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 1994年版，第16、28、29页。

⑨见《日本商法》第680条。

10. Ronald A.Anderson，Ivan Fox，David P. Twomey，Business Law and the Regulatory Environ- ment，15th.Ed，Souty—Western Publishing Co.1993， P724.

11.德国《保险合同法》第170条第2款规定，受益人故意杀害被保险人的，产生未指定其为受益人的后果。

12.《日本商法》第680条规定了保险人的法定免责事由，其第1款第2项规定的事由为，保险金额受领人故意致被保险人死亡时。但是，如果该人应受领保险金额之一部分时，保险人不得免除其支付差额的责任。

13.《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第21卷第1号，第77页。

保险法规篇5

我国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通过保险机制转移和分散风险，减少交通事故引发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使交通事故受害者得到及时救助和赔偿，同时事故与保险挂钩的经济杠杆作用可以有效增强机动车驾驶人员的安全意识，这一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也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但由于对受害者利益过分保护，加重了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使该法条规定有失偏颇，引起世人颇多非议。现笔者就审判实践中调查了解到的对该条规定的存疑问题，阐述如下：

一、对保险公司和投保人不公平

（一）表面上对保险公司不公平

以责论赔是保险公司赔偿的贯常操作方式，赔偿数额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以保险公司核定的被保险人应当支付的赔偿金额为限。其根据是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保险合同。同时，保险法关于核定损失问题也作了明确规定。对于损失不足限额部分的，保险公司不赔偿。但在保险合同期限内，保险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继续有效，如果被保险汽车再次发生交通事故，被保险人向受害人赔偿损失的，保险人有继续支付保险赔款的义务。当然，损失不足保险责任限额或者没有发生赔款事故的，保险公司享有这部分风险利益也是合理的。现行《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保险公司要承担保险责任限额内不应由被保险车辆承担的责任份额。这是保险公司不愿接受的事实。对此，保险公司认为他们的保险属于商业保险性质，与此规定相应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有权机关正在制定）尚未出台，至少目前不应受该规定的约束。

即便如此，保险公司认为自己已经承受了巨大经济压力，因为5月1日以前订立的保险合同（简称老保单），是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范围、项目和标准（以下简称老标准）赔偿。5月1日以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计算标准（以下简称新标准）提高了，致使赔偿额增加。5月1日以后的保险合同虽就增加赔偿额的幅度内提高了保险费率，但老保单仍要求按新规定赔付，更为甚者，《交通安全法》还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超过机动车方责任范围的损失。这无疑更加重了保险公司的负担。

但此则暂时而已，或许国务院关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一出台或者保监会制定相应措施，就可及时消除保险公司这些顾虑。

（二）实际上对投保人不公平

只要损失未超过第三者责任险的限额，不论交通事故责任如何分担，一律由保险公司全额赔偿。这一规定本意旨在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将经济实力雄厚的保险公司直接作为受害者的赔偿义务主体，加大赔偿力度，本无可厚非，受害者也极为拥护。但是，在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不分受害者在交通事故中自身有无责任，一律由保险公司赔偿，未免又有点偏激。这必然增加保险公司的负担。羊毛出在羊身上，保险公司当然会将增加保险额的风险转移给投保人。最终将导致保险公司提高保险费率、投保人多交保费的结果。

同时，在目前，适用新老标准计算损失，对机动车方很不公平。

受害者主张的损失以5月1日为界，此前发生的交通事故，一律按新标准计算损失，而5月1日前发生的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则只同意按老保单约定的老标准赔偿损失，这就出现了矛盾。保监会专门就此问题请示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今年6月份作了回复：保险合同双方约定按老标准计算损失的约定，是关于计算方法的约定，不是强制执行标准，因此，该约定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当事人可以按老保单履行，也可以约定变更保险合同。所以保险公司要求基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义务，是正当的。但是这与受害者要求的损失相距甚远。如：一个5岁的孩子死于车祸，按老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27065元，加上丧葬费2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处理事故的费用等，累计不过10万元；如果按新标准计算，死亡赔偿金为140820元，丧葬费6220元，再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及处理事故的费用等，累计可达21万元。可见，同一事故按新老标准计算损失悬殊10余万元。其间的差额保险公司不赔，怎么办？我国关于损害赔偿中损失的确定，主要以实际损失为限，可得利益损失一般要有规定的才赔偿。上例中，一个5岁小孩，高达21万元的赔偿额，一般家庭对这样小小年龄的孩子的付出可能远不及此数。受害方不会因此而放弃部分请求，法院不这样裁判又有违法释的规定，加之保险公司也不愿足额赔偿，责任就落在了机动车方。机动车方也要喊冤了，当初投保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保险来降低或消除风险，而现在保险公司只同意赔偿老标准情况下的直接损失部分，即3万元左右，自己却要按新标准承担17万元的损失。都是司法解释没有周密部署，处理好老保单与新标准之间的衔接的情况下，急于施行所致。

二、放纵违法行为之嫌

这一规定会导致自身有责任的受害者不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而且将其责任转嫁给第三者责任险的机动车方，使法律地位平等的事故双方当事人处于极不平等状态。生活中，我们常看见这样的现象：在设置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当车辆通行时，行人却有恃无恐、大摇大摆地穿行于斑马线上，好似交通规则只约束车辆，不约束行人。在《交通安全法》施行后，这种不良行为不仅未加强规范和约束，反而有放纵之嫌。我国民众曾对“撞了白撞”的极端主义给予了严厉斥责，现在却又走“违法行人不担责”的另一个极端。

三、不符合归责原则

保险公司与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交通事故受害者既无侵权关系，也无合同关系，为何要赔偿受害者？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保险车辆的车主）之间是一种保险合同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根据保险合同和《保险法》等法律法规确定，受合同法调整，适用违约责任归责原则，与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这一民事侵权责任在主体，适用法律、归责原则上均有所不同。该法条直接把保险公司作为赔偿义务主体加以规定，按事故责任比例赔偿，虽然从归责原则上有点不伦不类，但只要能体现前述立法目的，也能让人理解并接受。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该法条规定，保险公司不仅要承担机动车方的赔偿份额，而且还要赔偿受害者自身责任应承担的份额。仅仅为了受害者在受到伤害后能够得到及时救助和赔偿，就容忍受害者有违法行为而不予追究，甚至不惜抛弃规范社会秩序和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本质。窃以为，此乃非正义之举。

四、没有设置补救措施

有人说，保险公司赔偿了受害者后，享有了追偿权，可以根据责任划分情况向责任人追偿。该法条本身没有涵盖此义，目前除了《保险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保险公司有权向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组成人员行使代位求偿权外，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没有类似的其他规定。如果保险公司真有追偿权，可能90%以上具有混合过错的交通事故都涉及保险公司追偿的问题。相当于保险公司依法向受害人支付了本应由受害人自行承担的费用后，又要求受害人悉数返还。如果该法条的另一意旨是为了保证赔偿实力和效率，在受害者前期急需救治阶段，本法第七十五条已经作了规定，用不着在后期定损论赔阶段，为追逐效率再行此举。这样的结果，会导致保险公司承担了与己毫无责任联系的责任后，若要弥补损失，既无法律依据，又劳民伤财。

保险法规篇6

    对此,法律人士认为,入职前收取押金,已明显违反《劳动法》,当事人可向劳动监察部门反映。

    入职保险业均交押金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太和支公司杨经理已打来电话,说一定退还押金,最多再等一个月。”昨日,车先生致电记者时,显得有些激动。

    车先生说,在保险行业,入职做销售前,都要交一定的押金,有的不止300元,上千元的也有,而这几乎成了行业潜规则,每个人都要遵守。“既然对方承认有这回事,也答应退还,我就再等等。”车先生说。

    入职保险业究竟是不是都要交押金呢?28日,记者致电市保险行业协会,办公室一位王姓工作人员介绍,在保险行业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劳动人员与保险公司签订合同后,一般都有这个做法,对于收取多少,行业内并没有一个标准。”该工作人员称,收取押金后,保险公司和销售员之间均有相互约束力,公司也不至于受到损失。

    入职前收押金不合法

    对于保险行业的“潜规则”,法律支持吗?28日,记者咨询了有关法律人士。据介绍,入职前不论以什么形式收取押金或者风险金,均违反《劳动法》相关条文。

    “《劳动法》明确规定,任何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在员工入职时收取押金。”安徽皖北律师事务所王济东律师介绍,虽然保险行业普遍存在这样的“潜规则”,但也并不合法合规。

保险法规篇7

《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保险法规篇8

我国1995年制定的《保险法》，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存在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本文约5000余字，试从保险立法中“近因”原则的缺失；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合同陷阱的隐藏；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及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等五个方面分析了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缺陷；并从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对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现代化保险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议，以求抛砖引玉。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证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投保人为了预防危险，将一定的保险费支付给保险人，如果危险事故发生或出现合同约定的条件，保险人则须按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或者保险受益人支付赔偿金或保险金；作为保险人的保险公司则通过建立保险基金来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由此可见，保险是为了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一种商业活动，其目的是通过合同法律行为来实现的。保险合同具有“最大善意”、“双务、有偿”、“射幸”等特征。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立法经历了以无到有，由粗到细的过程，逐步完善了相关法规：1983年实施《财产保险合同条例》，1985年《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1992年通过《海商法》，1995年通过了《保险法》。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保险法》，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分别了《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暂行规定（试行）》。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发生，解决保险争议，完善商事法制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也还有许多不成熟和不规范的地方，对比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体系还 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不够全面，规范保险新业务的立法相对滞后等方面，以下笔者试从“近因”原则缺失、条款文字歧义等方面分析我国保险法律体系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以求抛砖引玉：

一、“近因”原则的缺失

《保险法》规定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有：自愿原则、试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原则。而“近因原则”这一被国际保险业普遍运用的原则在我国缺乏运用的法律依据。所谓“近因原则”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承担责任时，其所承保危险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在近因原则中造成保险标的损害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即属近因。只有近因属于保险责任，保险人才承担保险责任。而近因原则的缺失正是导致保险合同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产生凡是投保的利益遭到损失时皆可获得赔偿的想法的根源，从而导致一些不必要的纠争。近因原则作为常用的确定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损失是否负保险责任以及负何种保险责任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我国《保险法》、《海商法》竟未作出明文规定，不得不说是我国保险立法的一重大缺憾。

二、不利解释原则适用上的模糊

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通过保险合同来确立的，而作为附合合同的保险合同，不论是投保单、保险单还是特约条款，大部分都由保险人制定，在制定时，必然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内容多对自己有利，且已经基本实现了格式化。格式保险合同由保险人备制，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意思，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一般只能表示接受或者不接受保险人拟就的条款。再者，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也实现了合同术语的专业化，保险合同所用术语非普通人所能理解，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保险人的利益。因此，一旦合同成立而双方发生纠纷，投保人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保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各国在长期的保险实务中积累发展了不利解释原则，以示对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救济。在格式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文义不清或者有多种解释时，应当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实际上是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保险法第三十条也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我国关于保险合同条款解释的规定，已经实际上确立了不利解释原则，与国际惯例是相一致的。这对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经济上的弱者）的利益维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以及不承认判例的拘束力，不同种类的保险合同用语经不同的法院解释，关于该用语的正确含义，所表达的当事人意图，以及由此产生的效果，可能会存在相互冲突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而由于不利解释原则在适用上缺乏统一的标准，究竟何种条款能适用该原则，特别是不利原则能否适用于国家保险管理机关核定的基本保险条款，将直接影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结果。而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中对此既没有相应规定，关于这方面的案例和研究也鲜见于众。

依照我国保险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基本保险条款，如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的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名称和住所；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价值；保险金额等条款，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制订。基本保险条款是运用于主要商业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由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凡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商业保险的主要险种的，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制订基本保险条款。国家的基本保险条款，各保险公司应当执行。此类条款所使用的语言被保险管理机构依法规定核准，理应不存在歧义，但实际生活中，保险人根据其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为了谋取最大化的利益，在备制保险合同时依自己需要将基本条款插入其中，而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备制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往往在订约时也难以全面知晓保险合同的性质和内容，根本就无从知晓哪些条款属于基本条款，就更别提理解了，例如对“现金价值”一词，有的保险合同中将其定义为：“本合同的保证现金价值、所有缴清增值保险的现金价值以及累计红利之和。”有的保险公司则干脆对其未作任何解释，投保人对该词只有靠自己理解，但实际上“现金价值”一词的定义应该是责任准备金扣除退保费用后的金额，而责任保证金指的是保险公司从保户累积的保险费中扣除被保险人的死亡成本以及分摊保险公司所发生的费用再加上利息计算后所得金额。所以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中的弱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当事人对基本条款发生歧义或者文义不清的争议时，法院对是否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就会因缺乏统一的认知标准而感到无所适从，不仅会影响被保险人的利益和保险人的商业信誉，也会给国家法制的统一和法院裁判的权威性带来不利的影响。

三、合同陷阱的隐藏

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与投保人应各自依约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其中投保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有：告知义务、维护义务（包括维护保险合同标的安全及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保险人的主要义务和责任则是：说明义务、及时赔偿、解约限制和承担费用等。可以看出，在交付保险费与赔偿方面，投保人的交付保险费的义务与责任，与保险人承担赔偿的义务与责任，两者是相互独立的。谁违反自己的该项义务，便要承担与该项义务相应的责任。但双方的义务与责任之间不具有此消彼长的对应性，投保人交付保险费义务的违反，并不必然导致保险人赔偿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但有些保险公司（主要指财产保险公司）在使用格式合同与投保人协商财产保险费的交付与赔偿方式时，作出了如下约定：经双方同意，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首期保险费的，保险合同不生效，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不予赔偿；投保人未按约定缴付第二期保险费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事故，保险人按下列一种方法赔偿或承担保险责任：1、按实交保费与应交保费比例折扣支付赔偿金额；2、按实交保费计算保险期限，过期不负赔偿责任。上述赔偿方法是按实交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来确定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将投保人违反交费义务的责任，规定为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赔偿义务的依据。通过保险人制定解释格式条款的优势，全部或部分地剥夺了投保人获取赔偿的主要权利，加重了投保人的责任，这与《合同法》的公平原则和《保险法》的立法宗旨是明显相悖的。而且该赔偿方法还隐藏着非经留意难以发现的合同陷阱。如按第1种方法，当投保人交付了第一期保险费后，在第二期交费义务履行期限未至时，如发生保险事故，尽管投保人无任何违约行为，也只能获得部分赔偿。按第2种方法，实际上赋予了保险人根据投保人交费情况而单方变更保险期限的权利，甚至免责，对保险事故不负担任何责任。保险人巧妙地利用格式合同设置了能使自己规避应尽的部分或全部义务而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丧失利益的陷阱，充分说明保险人在拟制这种格式合同时，已经严重地违背了诚信原则。此类条款的适用，违背了现代社会民事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公平与诚信原则，损害了许多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受到保险监管部门依职权的主动干涉。

四、不易把握的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六条详细规定了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情况的说明义务以及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第十七条则规定了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上述两款虽对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违背义务的责任，作了详细明确的描述和规定，但对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的履行却没有规定相应的形式，使其在实践具有极大的弹性和不确定性。仅从以上述条款的字面上来看，第十六条针对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或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情形分别赋予保险人有解除保险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的责任、不退还保险费或视情况退还保险费的权力。而对保险人未尽明确说明保险条款的责任则未作任何规定，而保险人对其责任免除条款未作明确说明的后果也仅是导致该有关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已。通过对比，不难看出《保险法》在这一问题上对投保人明显科以了较保险人为重的责任，有违民事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平等原则之嫌。作为素有“最大善意和最大诚信合同”之称的保险合同，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履约过程中对合同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争议的例子屡见不鲜，恐怕与《保险法》对保险人上述义务的规定太过宠统有着一定的关系。此外，因《保险法》对有关保险中介组织规定不完善，以及国内保险行业体系的不成熟，目前国内还没有一家专业化的保险公司或经纪公司，一些保险公司大量聘用（严格意义上来说，只能算是使用，因保险公司与个人人员之间并未建立劳动关系）个人从业人员，此类人员数量虽多，素质却差次不齐，而且流动性极大，他们为了获取佣金，在对一些可能影响投保人决定的合同条款进行说明时，也难免会为了一己之利而有意作出含混甚至违背条款本义的解释，所以导致争议的发生也就无足为奇了。

五、滞后的保证保险立法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在商品流通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交易方式，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交易方式日渐增多，特别是随着分期付款这一现代消费方式的出现，涉及到保证保险的问题越来越多，不少保险公司均开办了此类业务，但《保险法》除在第九十一条确定财产保险业务范围时提到信用保险外，根本没涉及到保证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保险合同，保证保险合同是保险人为被保证人（债务人）向被保险人（债权人）提供担保而成立的保险合同。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在被保险人因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等原因遭受损失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地位相当于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所以也可以说保证保险合同实际上属于保证合同的范畴，只不过采用了保险的形式。在保证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是债权人的债权，而债权属于财产权，因此，保证保险在性质上仍属于财产保险，原则上法律对于财产保险的规定也可适用于保证保险，但其与一般的财产保险又存在着显著区别，保证保险承保的危险是针对被保证人信用不良造成的主观性损害，具有明显的信用性。由于保证保险是从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演变而来，同时兼具二者的特征，是保证制度同保险制度的融合，其当事人（关系人）在法律上具有多重身份，使之难以同保证合同截然分开。

由于《保险法》未对保证保险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保证保险的性质及保证保险和保证的关系也存在争议，所以就导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往往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保险人除考虑收取保险费外，常常在保证保险合同中订立很多的免责条款，而被保险人却以为一经投保即可万事大吉，纠纷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保证保险既涉及保证又涉及保险，对此类纠纷是适用但保法还是保险法？由于保证保险合同往往与另一合同相关，如汽车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等，而且保险合同一般是买卖合同或借款合同的附属合同，因而发生纠纷时，涉及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债权人或被保险人如何就存在着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极易将保证保险合同纠纷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从而导致适用法律的混乱和失误。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在保险立法上存在的一些法律空白和缺陷，现行的带有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烙印的《保险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范围上，都已越来越不适应保险业自身发展和保险经营环境的变化，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加入WTO后，中国的保险市场必将逐步同国际接轨。1997年底，占全球金融服务贸易95%以上的70个WTO成员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基础上又达成《金融服务协议》。其中，有六个基本准则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保险业的开放问题：1、最惠国待遇准则；2、透明度准则；3、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准则；4、国民待遇准则；5、市场准入准则；6、逐步自由化准则。这些基本准则中任何一项准则都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保险制度提出明确的挑战，任何一项准则的实施都将冲击我国现行的保险制度。如何抓住保险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加强保险立法建设，尽快调整、修改、制定出符合WTO要求的保险法律法规，优化保险市场的法制环境，以引导并保障我国还处于初步阶段的保险业健康发展，使其在规范轨道上运行，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此，笔者仅就如何完善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发表一下个人的浅见。

一是完善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要在进一步完善自愿、最大诚信和遵守法律和行政法规原则的基础上，在保险立法中将公平原则、近因原则等符合民法基本原则和国际保险行业普遍运用的原则作明文规定，以充分发挥保险合同“最大善意”、“最大诚信”的作用。此外，还应根据WTO成员国约定的协议与保险市场发展的趋势，将考虑市场准入政策、取消外资优待、实行国民待遇，逐步自由化等问题的规范化纳入立法的视界，尽快建立起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基本法律制度，促进国内保险业的规范化发展，以更好地参与竞争，迎接挑战。

二是规范保险人义务，加大对投保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要强化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履行的解释、告知等义务和责任，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等规定应载入保险合同的专项备注条款，并尽善意提配和说明的义务，当保险人未尽上述义务时，赋予投保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力，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平等，以保护弱势地位的投保人合法权益。此外，还可推行《确认书》制度，对于双方应履行的告知和说明义务，由双方逐项签署一式两份确认书来作为双方已尽各自义务的证明，以把保险合同的最大诚信原则落到实处。既可维护保险合同的稳定性，又可避免双方在发生纠纷时各执一词却又无法提供证据。

三是强化监管机构职能，提高监管水平。保险业监督管理机关要在检查保险公司的义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加强对商业保险合同中非主要条款和保险费率的监管，对存在合同陷阱，规避法律法规和加重对方义务责任等情况的合同条款要依职权主动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一定经济处罚。同时对一些应用广泛，易引起歧义如“现金价值”一类的保险专业词汇，实行统一的标准化解释，并作为强行标准载入相关合同条款，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纷争的出现，促进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四是要逐步建立与国际惯例相一致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保险业制度的先进之处，结合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保险投资的相关法规，通过立法，据展投资领域，控制投资比例，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完善有关保险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及其相关组织的管理，规范保险中介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责、权、利；加快保险精算报告、保险机构资产管理及保险机构的接管等配套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建立起一整套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法律体系。

参考书目：

[1]曾求凡、朱丽蕴：“入世后我国现行保险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法律运用》2002年；

[2]李安云、姜德安；“这种财产保险合同的赔偿方法应无效”，《法律运用》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