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范文

环境法篇1

关键词：环境公共伦理；环境风险；法律化；制度构造的技术基础；司法的解释工具

中图分类号：D92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50032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核心议题以来，有关环境危机根源的探究也在发生着方向性的改变，从对现代技术的反思转向对制度、观念和价值的全面批判，试图找出造成这些环境问题的社会与人文病因。所以，目前学界围绕环境问题破解所做的努力实际上是一种建基于哲学或伦理学之上的观念性尝试。在许多人看来，唯有改变传统社会将自然中性化、去价值化、去道德化的伦理观念才能着手环境问题因应的具体操作，也才能找到破解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于是，如何对待自然成为了环境领域的一个伦理难题，围绕此难题的伦理观念或知识也在逐渐地转变和增长。这些新兴的伦理观都试图对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给予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定义和解释。它们以伦理的对象考量范围能否继续扩展至其他生命体甚至整个生态圈为中心展开了持续的争论。不管是否可取与有效，这些伦理观念都大大开阔了环境问题的方法论视域，引导我们反思环境问题破解的道德基础和策略转变。在法律领域，环境伦理不仅促使我们对传统法学的价值取向和调整方法进行审慎的反思，重新界定法律中“物”的内涵和范围；同时，许多环境伦理规范经过社会认同为制定有关环境保护法令和政策提供了价值论和道德论的基础，也为这些法令政策的执行贯彻创造了社会条件。因此，笔者将围绕环境伦理法律化这个命题，探讨环境伦理法律化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旨在从规范之内为环境伦理研究寻找一条新的路径，在环境伦理如何引导环境法治走向合理化、合道德化的理论向度上，环境法治如何与环境伦理在制度上实现有效对接。

二、环境伦理范围的扩张与环境

公共伦理（一）环境伦理的类型与范围的扩张

伦理作为社会进化的产物，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互助、博弈与合作逐步形成的观念与规范的集合。与社会进程一致，伦理的考量范围也从最初的“自我”扩展到家庭、邻里、宗族以至民族与国家。这个转变是在“人”与“他人”的理论环境中完成的。而当环境问题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有关环境的观念、行为和制度开始步入伦理审视的范围，环境伦理因此得以产生、发展，并随着人们思考重心的嬗变经由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形成了生命中心伦理、生态中心伦理和社会生态学等不同类型的伦理观。

首先，以人为域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社会通行的伦理观念。它坚持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和最终目的；人的价值是世界运转的中心和评价的标准，大自然对于人类只有工具性、实用性价值。道德是基于理性的，源于人们之间的契约，并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即使在这个契约关系中，人为了享有道德权利而不得不为一定的道德义务所约束，它也仅在具备理性能力的道德共同体内有效[1]。其次，尊重生命的生命中心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忽视非人生命体的传统观念的初步批判。该种伦理观念重视生命个体的价值，坚称生命本身之外的物种和生态与价值无涉①。再次，以整体主义为基调的生态中心主义进一步将道德主体考量的范围扩展到生命社区之外的整个生态系统。它重视生态系统整体的价值，宣称只有在生态系统整体之中，才能决定个体的角色和地位，因为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重于个体的生存②。最后，穆瑞·布克金发展的社会生态学尝试从社会文化、社会行为的角度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它认为，社会层级和主宰的观念对人与自然之间的混乱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层级制度及其宰制观念为人类提供了主宰自然的心理动机和物质条件。社会生态学试图克服这种“社会疾病”在自然界蔓延，它强调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互动：个体构成整体，整体塑造个体。在互动关系中，个体应当努力促成整体的平衡和稳定，用人类的能力为大自然服务[2]（P19—40）。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9月第12卷第5期杜辉，等：环境公共伦理与环境法的进步——以共识性环境伦理的法律化为主线笔者认为，这些环境伦理尽管在理论体系和发展路向上各有差异，但它们对环境法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价值。在方法论层面上，环境伦理为环境法反思传统法理学对价值、权利、主体等范畴的考量不足提供了批判性工具。环境伦理对这些范畴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强调拓宽了环境法的理论视野和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在理论层面，这些环境伦理不断催生新的环境立法，如《德国基本法》第20a条将动物保护纳入国家责任；同时，它们也在不断改变着环境立法的目的及其法哲学基础。

（二）伦理取向之不足：多元环境伦理在环境治理中的难题

上述多元化的环境伦理构筑了人与自然关系在哲学上的重建工作，试图为社会行为者提供一个普遍化的伦理规则。但是，在合理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这些努力均告失败，以至于当代社会陷入了环境道德价值和行为规范的情感化、碎片化和相对化的泥淖中，环境伦理学本身也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停滞状态。

环境法篇2

（一）环境监管主体未能有效承担对环境监管对象的责任

环境监督管理主体代表着国家行使环境行政管理职权，这是环境行政机关的责任，同时也是其应承担的义务。但是如果环境行政机关主体对环境管理对象长期处于放任管理或者变相的不管理，那么就相当于对其环境保护监督职权的放弃，不能有效地承担起其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这也是导致部分环境行政机关主体放任对环境监管对象监管的原因之一。

（二）环境监管主体执法人员的失职和渎职

行政伦理主要包括公务员行政心态、行政意志和行政职业道德准则。积极的行政伦理，可以提高行政活动的有效性；消极的行政伦理，可以导致行政活动的有效性降低甚至完全消失。环境监督管理主体的公职人员丧失行政伦理，使其监管失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有关公职人员的失职。环境监督管理主体的公职人员在环境监管过程中，没有对环境管理对象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其二，有关人员的渎职行为。表现为环境监督管理主体的公职人员对环境监测结果敷衍了事；或者在接到检测异常报告后，未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从而构成了渎职行为。对上述情况，应当依据《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进行处理。

（三）环境管理对象无视环境监管主体的权威

环境管理对象对环境行政机关主体表现出多方面的藐视行为。其一，环境管理对象对于环境法律、法规的藐视。如：环境管理对象未按环境保护“三同时”要求报经环境监督管理主体批准，擅自违法生产经营；其二，环境管理对象藐视环境行政机关主体的行政管理行为；其三，环境管理对象藐视当地政府及相应的环境行政主体的权威，如个别大型国有或者私有企业对于地方政府的环境行政管理行为不予理睬等。

（四）不正当利益的驱使

当环境行政机关管理主体对环境管理对象的违法行为采取放任态度时，其深刻的动因或许是不正当利益的驱使。一方面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如有些企业是地方纳税大户，所以地方政府保护该企业；另一方面是部门利益的影响，或可能是由于政治利益的影响导致环境行政监管责任的缺失。

二、行政法与刑法在环境问题上存在的障碍

随着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和经济活动方式的复杂化，很多社会行为在究竟运用何种法律规范进行调节的问题上也变得复杂起来。具体到环境刑法，其既涉及行政法，同时也涉及刑法，所以对环境刑法应当结合这两种部门的具体关系来确定其性质和适用范围。

（一）行政法和刑法衔接层面问题

具体到行政法和刑法层面上，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给以后的行政法与刑法的运作衔接造成阻碍。行政法和刑法不协调问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罪状或罪名上的不对应。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关系和基于行政关系而产生的监督行政的关系[1]。和其它法律部门一样，它通过设定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对行政管理领域的法制秩序，不依法行使权利、权力或者履行义务构成行政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果情节严重，适用刑法，则应依照刑法追究其相关的刑事责任。但行政违法行为被确定为犯罪行为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时，刑法需要描述其罪状。对行政犯罪的罪状描述包括简单罪状、叙明罪状、引证罪状和空白罪状[2]。但是在刑法当中，无论采取何种立法方式，都没有完全和相关行政法律规范产生一一对应的关系，导致刑法在罪名适用的过程中出现了找法的程序性困难。例如，某些行政法规定，情节严重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并没有相关罪名与此相对应，导致如技术性标准之类国家不可能通过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进行规定，追究相关犯罪所依据的只能是部颁标准。这就是“所谓‘罪刑法定’之‘法’只能是刑法，而不包括非刑法律规范”的弊端[3]。第二，处罚上的冲突。根据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行政拘留的，应当依法折抵相应刑期。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这是对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相衔接问题的明确规定。但是，笔者认为，该规定并没有解决所有问题。其表现为，在刑事立法的很多方面，依据刑法的定性，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但是，某些环境犯罪行为并没有实现刑罚和行政处罚的很好对接，如果某些环境违法行为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对其进行治安处罚又没有统一的法律依据，就造成了行政处罚和刑罚的断档，不利于打击环境犯罪行为。第三，程序法上的冲突。从程序法方面来看，环境违法犯罪行为一般要适用行政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同时，从犯罪后果看，一般也要承担行政处罚（处分）和刑事责任。所以，如何在程序法上实现行政法和刑法直接顺畅的衔接，现行法律还存在诸多的冲突和不完善之处。毕竟，刑法上要求的犯罪构成要件和行政违法判断要件是不同的。这样当然就导致行政违法向行政犯罪的转化过程中在证据的运用问题上产生困惑[4]。行政违法采取的是客观判断标准，即判断违法与否时不考虑主观心理状态，如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过失不构成本罪，但是如果构成行政违法，则无论故意或者过失，均应受到行政处罚。而是否应当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则需考察其主观上是出于故意还是过失，这就导致了在行政法和刑法之间的衔接出现问题。同时，在行政犯罪案件的移送问题上，实践中也是困难重重。在犯罪阻却事由上，行政机关的违法行政行为能成为行政犯罪的免罪理由，例如，滥伐林木罪中，如果滥伐人持有主管部门的批文，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就成了问题。

（二）行政法与刑法之间法律衔接的必要性

由于环境刑法的行政附属性，所以根据现行刑法的相关规定，在某些情况下，行政机关的先期行为将对刑法的适用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刑法和行政法的冲突和协调问题就有着现实必要性。同时，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逐步落实以及“轻轻重重”刑法理念的逐步深入[5]，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在定罪量刑以及刑罚执行过程中都需要行政法领域以及行政部门的配合和有效衔接，例如，某类各罪的非刑事化问题、某类各罪的非传统刑罚执行方式问题等。因为刑事政策是在既定社会条件下为防止犯罪而专门设置的刑事措施[6]，所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三、构筑环境行政法与环境刑法之间的无缝对接

行政法律规范是环境刑法的基础之一。但是作为保障法的环境刑法，也必然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立法特点，这就造成了两法冲突。

（一）环境行政法与环境刑法之间矛盾的产生

1.两者立法渊源不同

刑法的立法主体主要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同时刑法采用了法典以及修正案的表现形式。而与此不同的是，行政立法权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行使外，国务院还可根据授权进行立法。由于多数行政犯罪是以违反行政法的禁止性规定为前提的，而且行政法规当中一般都规定以“一般禁止”和“个别许可”的两种形式。所以，当《行政许可法》将行政许可的权限下放到地方法规和规章的层级时，这也就意味着地方法规和规章可以设定禁止性规定。当一些罪名规定的禁止性前提并不限于国家层级的规定，如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所规定的“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就加大了认定行政犯罪和所依据的行政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另外，由于行政事业发展和管理的复杂性，行政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相对较差，这也导致了违反行政法规的环境犯罪所依据的行政法规定的空白罪状的多变性。

2.两者立法技术不同

我国刑事立法多采取的是法典加修正案的形式，而附属刑法相对较少。这一优点却加大了刑法和行政法等其它法律法规存在冲突的可能性。从立法主体方面看，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有关犯罪和刑罚的立法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然而，我国行政立法主体却呈现多层次的特点。所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中对刑法作出修正时，却几乎不会对行政法规范做出明确界定或者相应的修改。因为这些刑事立法未考虑到与行政犯罪的衔接问题，或者刑事立法存在缺位的现象，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司法解释对相关内容的阐释又只能适用于司法领域，这就给行政机关移送犯罪线索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

（二）构建环境行政法与环境刑法的衔接思路

我国立法的冲突造成司法部门和环境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衔接困难。随着环境犯罪的不断增加设立以及修正案的推出，使得更多的行政法律规范将成为刑法正确适用的前提要素。因此，从行政法和刑法的产生到运行之间，需要设立一套完整的机制避免这种冲突,或者将这种冲突控制到最小范围之内。

1.严格行使立法权

可能涉及环境犯罪的行政法律法规主要集中在行政管理领域，而这些法律法规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有关行政机关予以设立，其它机关不能越权。其中，当设立禁止性法律规定时，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或者国务院作出，这样就可以与刑法中的“违法国家规定”等条文相协调；而对于司法解释性的规定，对于某些专有名词或者技术性规定的具体细化，可以以部门规章或者地方法规的形式作出，例如，最高司法机关在作出相关的司法解释时，宜采用和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如国务院联合发文的形式，避免产生的立法冲突。

2.协调处罚与刑罚

从程序上看，行政机关应当熟悉本领域的相关犯罪。在处理行政违法问题时，对于多次违法行为没有及时发现和追究，导致行政违法行为“累积”构成犯罪的，应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从而避免对多次违法行为逐个处罚而导致刑罚的灭失。但是，如果相关违法行为得以处理后，在没有新的事实和证据或者事实出现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则不能无故撤销行政处罚，将其升格为刑罚。

3.监督机制的运用

司法机关应该通过执法监督等方式尽量及时发现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防止以罚代刑，或者因行政机关怠于执行行政处罚而造成行为累积构成犯罪行为的出现。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综上所述，环境刑法作用的发挥离不开环境行政法，但是环境行政法并不是环境刑法的必经程序和前提。当两者对于统一行为在性质、处罚等问题上发生冲突时，必须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协调，合理地衔接两者的关系，从而实现两者互补，共同打击环境违法犯罪。

环境法篇3

一

受厌讼文化传统、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技能不足等的不良影响，作为环境法治体系核心部分的环境司法，一直未能有效发挥保护环境、救济私权、追究责任和定分止争的应有作用，司法“怯场”和“缺位”的问题特别突出。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进入法院系统的环境案件少，占比环境纠纷总量过低，环境司法的现实供给与应然需求严重失衡。据统计，自1998年以来，我国每年的环境污染纠纷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2008年-2010年全国投诉到环保部门的环境纠纷年均达70多万件，然而，进入司法程序的环境纠纷却不足总量的3%，信“访”不信“法”的问题异常严重，特别是在面对血铅超标、石油污染、毒气泄漏等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众多的大规模环境侵权问题上。

二是法院受理的环境案件数占比所裁判的各类案件总量过低。有数据表明，在2011年-2013年期间，全国各级法院受理的环境资源案件年均不足3万件，与全国法院年均受理1100多万件案件相比，可谓微不足道。然而，环保问题实际上占到了当前全国十大原因的第九位，因环境污染引起的的增长速度排到了全国第七位，增长率达到了29.8%。前后两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是进入法院系统的环境纠纷，原告胜诉率极低。据学者统计，从收到1000多份司法文书来看，一审环境民事裁判的原告胜诉率为50.27%;一审环境行政裁判的原告胜诉率仅为26.53%。此外，据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该中心自成立到2008年以来10年所接手的110多个案子里，胜诉率只有30%。更为严重的是，即使是最终宣布胜诉的案件，也不一定能执行或执行到位，不少企业往往以经营亏损为由而拒绝赔偿，法院最终也因此而未能按规定退还原告诉讼费和鉴定费。

那么，环境司法制度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该怎么做，才能走出困境？

二

与传统普通案件不同，环境案件具有专业性、综合性、公益性等典型特性，如果固守成规，依然沿用传统的司法体制、机制则难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频繁发生且纷繁复杂的环境纠纷。为走出环境司法的尴尬和困境，学者们纷纷主张走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路子，全国各地也争先恐后地开展了如火如荼的试点。

一是环境司法组织的专门化。据悉，新西兰、南非、巴基斯坦、美国和澳大利亚等60多个国家，已建立了300多个环境法院或环境法庭、土地法院、水法院、生态法院、森林法院、矿业法院等专门的审判组织。在我国，自第一个环境法庭于2007年11月20日在贵阳成功设立以来，各地的专门性环境审判组织便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14年6月成立了专门的环境资源审判庭。据统计，截至2014年12月底，全国共有20个省、市、区人民法院设立了环境资源审判庭、合议庭和巡回法庭，总计达369个。

二是环境审判管辖的专门化。据了解，2014年4月，贵州省法院就率先建立了由省法院1个生态环境保护审判庭、4个中院生态环境保护审判庭、5个基层法院生态环境保护法庭的“145”式集中管辖格局。譬如，贵阳市、安顺市、贵安新区为一个板块，指定清镇市法院集中管辖。

一方面，尽管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可另一方面，许多环境法庭却遭遇无案可审、门庭冷落、“等米下锅”的境况。例如，昆明市中级法院的《2013年度昆明环境司法情况报告》绿皮书显示，自2008年12月11日成立至2013年9月20日的5年间，作为圈内“明星”的昆明市中级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总共仅受理106件涉环保案件。再如，在2013年，北京、上海、天津、广西、河南等14个省区市环境资源审判机构的环境案件结案量为零;河北11个环境资源审判机构有24人，一年的结案总量仅为24件，人均一年只结案1件;江苏5个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一年只结案5件;浙江的2个环境资源审判机构一年则只结案3件。

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也并未随着2012年新《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而发生根本性的扭转，甚至在2013年初还发生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倒春寒”。从全国的情况来看，从2000年到2013年间审结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计不足60起。据中华环保联合会的马勇先生介绍，即使自新《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实施以来，也只有5家环保组织提起了6起环境公益诉讼，并未如人预期那样发生公益诉讼的井喷现象。

三

环境司法专门化所能解决的只是“平台”或“战场”的问题，但谁上“平台”博弈、谁去“战场”搏击的问题，绝不是环境司法专门化自身所能解决的，我们必须转换视角，另谋他策。发展环境公益诉讼，就是这样的选择。

对于环境公益诉讼，2015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环保法》明确授予了“依法在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且无违法记录”的社会组织的资格，这是伟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严重的问题。这是因为，全国目前仅有300多家NGO，其中符合诉讼资格法定条件，且有能力的，可能都不够30家。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介绍，河北省目前只有3家NGO组织符合条件，但实际具备能力的可能没有一个。

为弥补环保组织的力不从心，2014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也有学者主张赋予环保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资格。但笔者以为，在现实国情下，检察机关和环保部门在短期内均不可能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力军。只有确认环境权，推进环境权法律化，将公民列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才是真正的法宝和应当的做法。

所谓环境权，是指公民等享有品质良好的环境的权利，如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采光权、通风权、安宁权和景观权等。环境权是人类面对传统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时代所酿造的环境危机而提出的旨在享有安全、舒适的环境条件的新型权利主张。

赋予公民环境权，有助于为践行环境司法而招募强大的生力军，使广大公众积极投身于生态环保事业之中，为维护公共环境权益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而贡献力量。此外，由于环境权的法律化为广大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环境知情权、环境行政参与权、环境监督权和环境诉权等制度性管道，必将大大减少环境的发生几率，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要注意的是，为了防止滥诉的发生，更好地维护环境司法的正常秩序和实现司法资源的最大化，公民以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景观权等公益性环境权受侵害为由而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有必要对其主体资格课加一定的限制性条件。譬如，须有环境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无环境违法记录，没有其他环境权人反对，等等。

环境法篇4

关键词 环境法 责任 归责原则

一、环境法律责任概念

关于环境法律责任的概念，有学者认为：“环境法律责任是指违法者对其环境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后果；环境法律责任与环境违法行为紧密相连，只有实施环境违法行为的人，才承担法律责任，即环境违法行为是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前提，环境法律责任则是环境违法行为的必然后果。”王灿发教授在《环境法律法学教程》中认为“环境法律责任是环境法主体因不履行环境义务而依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

本文给环境法律责任下的定义是，环境法律关系的责任主体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环境行政和民事合同的约定，破坏了法律上或合同中的功利关系或道义关系，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法律后果。

二、环境行政法律责任

（一）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的存在

行为的违法性是构成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必要条件。法学界对“违法”涵义的解释有“主观违法说”和“客观违法说”两种。前者立足于行为人行为，凡行为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即构成违法；相反即使该行为侵犯了应受或者已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如果行为本身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范的，也不构成违法。后者则以行为效力为着眼点，行为侵犯了应受或已受法律保护的权益，即使行为未违反法律强制性或者禁止性规范，也构成违法。

（二）环境违法主体具有相应责任能力

环境行政责任的承担主体既包括环境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责任，又包括环境行政管理相对人。实现环境行政责任的机关比实现环境民事和刑事责任的机关还要广。它包括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另外因为一些特殊的障碍使环境行政责任难以实现时，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协助实现。

（三）行为的危害后果

行为的危害后果是承担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选择要件之一。在环境行政法有规定时，才作为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传统的行政法要求损害必须是对人身和有主财产的损害，而现代的环境行政法则扩大了这种损害的范围。

（四）环境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即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环境违法行为与危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是构成环境行政责任的选择条件。在法律规定不以危害后果作为承担环境行政责任条件的场合下，不存在确定因果关系的问题。相反如果法律规定以行为造成危害后果作为承担环境行政责任的条件的情况下，必须确定危害后果与环境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损害结果是环境行政责任的选择构成要件。在要求有损害后果时，行为人要承担行政责任，行政机关就必须要证明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环境民事法律责任

（一）环境民事责任理论与实践

在我国，环境民事诉讼因环境民事纠纷的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停止侵害之诉、排除妨碍之诉、消除危险之诉、恢复环境原状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

1、民事诉讼资格

对于民事诉讼原告的资格，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判例一般都要求原告必须是直接利害关系人，任何人不得对与自己无关的财产主张权利，以限制公民的诉权。但是由于环境损害具有特殊性，其广泛性、积累性、持久性和环境污染损害救济诉讼的专业性等性质，许多国家出于保护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的需要，扩大了公民的诉权，并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环境民事诉讼资格的限制。

2、授予环保等社会团体和环保局以环境民事诉讼权

“集团诉讼”是民事诉讼的一种形式。他作为一种典型的扩大诉权的诉讼形式，如今在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按照传统的理论，“集团诉讼”的原告都应该是受害者，非受害者不能参与到集团诉讼中。团体诉讼的力量雄厚，态度一般比较强硬，有能力与大公司周旋，并且可以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法院与政治家往往非常重视，不敢怠慢。比起个人的干预力量，效果要好得多。因而在国外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中被广泛采用。

此外，一些英美法系的国家基于自己的法律传统，以“公共信托”理论授予环境保护局代表联邦、州长代表其所在的州寻求相关的民事诉讼救济的权利。比如美国的环境保护局局长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相对人停止违反许可证的行为

（二）举证责任的转移

在传统的民事损害赔偿诉讼中，一般都要求受害人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谁主张，谁举证”，即提出加害人有过错、有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及受害人本人没有过错等证据，否则可能会导致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

但在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中，这样的“举证”，受害者往往是难以做到的。长期以来，我因一直实行“双方举证与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相结合”的原则，立法上并没有规定举证责任转移或倒置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被告负主要的举证责任，即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定的，由被告举证。这一规定表明我国的环境资源民事诉讼事实上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了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四、环境刑事法律责任

环境刑事责任是环境犯罪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它因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而产生，因司法机关的追究而被实现。相对传统的环境刑事责任理论而言，在环境刑事责任的产生和实现过程中，现代环境刑事责任理论的突破与发展主要体现在环境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即环境刑事责任的主体、主观方面、客体方面和客体等方面。

（一）环境刑事责任主体方面的发展

按照传统的刑法理论，法人充其量不过是法律所拟制的 “人”，它没有法律所允许的合法目的以外的意识能力和行为能力，自然也没有犯罪能力。以法人的外观形式作出的犯罪行为实质上是操纵法人或有关享有法定职权，或被法人的决策者授予职权的自然人的犯罪行为。从刑罚的处罚功能来说，对法人不能处以自由刑和生命刑，充其量只能判处其罚金、责令停厂、关闭。而这些功能，行政责任同样可以做到。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法人的外观形式作出的犯罪行为，尤其是环境犯罪行为，危害现象日益严重。由于法人环境犯罪的危害远远大于单个自然人环境犯罪所造成的危害，而且法人在若干例外情况下为规避其责任，常有利用第三人的行为以掩护或转移自己责任的事实。所以法人最终也成为环境刑事责任主体。

（二）环境刑事责任主观方面

刑事责任的主观方面是指环境责任人对其自身产生社会危害性的污染和破坏环境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有的心理状态。各国在刑事立法上一般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我国的刑事立法也采用了此归责原则。作为解决我国环境资源问题最严厉的刑事法律也是如此，但在司法实践中却采用了无过错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因果关系推定原则是指在没有排污行为与环境危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如果该排污行为先于环境危害后果存在，而且危害的严重程度与污染排放的数量与浓度在统计上呈正相关，被告又不能证明环境危害结果并非由其排污行为所致的，即可推定排污行为与环境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目前，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已为一些国家的环境立法所采纳。

（三）环境刑事责任客体方面

环境犯罪的客体是指由环境刑事法律所保护的，并为环境犯罪行为所侵犯或威胁的环境保护的社会关系。在环境污染事故中，首先遭到侵害的是环境，环境只有在被侵害后才对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造成损害或威胁。也就是说，环境的损害是环境犯罪的原生结果，而由环境损害造成的其他损害则是环境犯罪的派生结果。因此环境权益排除在环境刑事责任的客体之外，不仅与法理不通，而且对保护全体社会成员的权益是不利的。随着环境犯罪现象的日益增多，具有保护社会权益功能的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难以有更大的作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家都把危害环境罪的犯罪客体扩充至环境及其环境要素。

（四）环境刑事责任客观要件方面

环境刑事责任的客观要件是指应负环境刑事责任的行为所造成社会危害的客观事实的总和。包括危害行为、危害情节、危害后果以及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在理论与实践上得到突破和发展的客观要件主要是危害后果和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两个方面。

1、危害结果

由于许多破坏和污染环境的行为常常是连续的，持久的。其行为通过广大的空间，与其他包括自然原因在内的其他因素进行累积性的复合反应后，才产生危害后果。而且危害结果一旦发生，它并不因为环境行为的停止而停止，在短时间内往往难以消失。由于恢复遭受损害的环境要花费巨大的经济代价，而有的破坏往往是无法恢复的，且环境质量遭受损害往往会严重危害一定地域内环境法律关系主体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因此如果只是惩罚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结果犯，不仅不会促进全体公众的福利，反过来会导致厂群关系和政府与群众关系的紧张。因此一些国家在惩治环境将染和破坏的结果犯的同时，在新制定或修改的刑法中规定了行为犯和危险犯，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危害结果可以不作为实现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必要要件，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一定行为就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2、犯罪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在法律规定损害结果的发生为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必须要件时，往往需要确认环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按照传统的民事责任理论要证明环境污染与生态行为及其危害结果之间的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往往是非常困难的，有时甚至不可能。在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刑事责任领域也是这样，因此有必要把民事责任领域的因果关系推定理论应用于刑事责任领域。

五、结语

环境法多样的责任形式不仅决定了它只能按法律责任的不同性质分别适用归责原则，同时也使得环境法律规范的适用产生了大量的责任竞合问题。环境法是整合了多部门法规范的综合法律部门，其责任规范分别具有行政法、民法和刑法性质，因此就出现了在同一法律部门内部非冲突性法律责任的并存。虽然出于保护环境和充分救济环境侵害受害人的目的，分别执行这些不同规定的不同部门法性质的环境法律责任的会使相关的环境权利救济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同时这也可能使不法行为人承受多重责任，受到多种惩罚，显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和正义理念。因此，如何协调适用三种环境法律责任形式，更好地解决环境法律责任竞合问题，建立系统性的环境损害责任机制是当前我国环境法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注释：

金瑞林.环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5.

姚锐敏，易凤兰.违法行政及其法律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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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曦.国际环境法与比较环境法评论（第一卷）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4]马怀德.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征[D].法律图书馆，法律论文资料库.

环境法篇5

刑法是规定犯罪及其法律后果（主要是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性质包括：内容特定性，制裁严厉性，法益保护广泛性，处罚范围不完整性，以及部门法律补充性和其他法律保障性。环境刑法，是指以法律界定环境犯罪行为，即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重大环境不法行为以及法律效果之法规范。广义的环境刑法包括与环境相关之不法行为；狭义的环境刑法是指环境与传统核心刑法，以及环境法益与环境行政法。所谓经济，在各种论域中解释不同，就本文“经济发展”这一命题而言，此“经济”是指：国家或企业、个人的收支状况，如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企业的产量与效益、个人的收入与支出。

通过比较以上刑法与环境刑法的定义，可以看出，刑法因其部门法律的补充性和其他法律保障性此类属性而言，暂且抛开各家学说理论的争鸣不谈，但就刑法的本质功能和作用，是保证社会基本秩序的稳定。即以此为原点，可知任何领域内的刑法，对其领域的优良（又称优化、优势、优态）运行，不负任何形式或实质上的责任，仅止于保证其领域的基本运行秩序，乃至于保证此领域内个体行为不触及社会底线。如经济领域内，刑法的目的和作用不在于保证其规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或缩减），仅止于保证经济的基本运行秩序以及各个经济体的行为不触犯行为底线，不侵犯法益即可。

环境刑法不在于保障（或是保证）环境的不断优化，向着更适于人类生存（有益于人类健康）的方向发展，仅止于禁止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因此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特别关切之联系，环境刑法在保证环境法益的基础上，限制由经济发展需要所带来的经济行为，保证此类经济行为未触及法益底线即可，并不需要亦无义务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此二者之间的博弈进行选择与统筹。在当今国内的大环境下，可以说前十年间我们所探讨的是“经济刑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即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的大前提下，探讨刑法的定位和作用。而现今既然命题为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在主次矛盾关系上，将环境保护列为主要矛盾即第一要务，在此基础上，兼顾经济发展，以下笔者就环境法律探讨两个问题。

二、风险社会语境下环境刑法与经济发展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学者U·贝克就指出，在发达的现代化社会（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出卖环境权所谓出卖环境权，即以一定的方式与标的将自己本应享有的环境以一定的方式出让。而所谓环境权，意为人民享受良好生活环境，且支配此生活环境之权利。此种意义的环境权同时为宪法上的基本人权及私法上的权利，在性质上为一具有实体意义的财产权。又基于环境共有的理念，此种权利也是全体人民所共有。在此种意义下，环境权所以被定性为神圣的“基本人权”或“天赋人权”，在被高度神圣化之下，环境权不得转让乃成为必然的推论。在这一定义上，笔者虽然认同环境权的不可转让性，但是对于环境权中包括“支配”此生活环境的论调不敢苟同。

例如：某甲喜欢重金属音乐，常常在夜晚时练习，此类行为严重影响了其周围邻人的生活及休息。假设受其影响的邻人共有六家，其中五家与甲达成协议，只要某甲能够提供一定数额的金钱，允许其练习行为；但最后一家仍有权要求某甲停止对其的噪音污染。而如最后一家所提出的要求得到法庭支持，则其他五家的要求即可视为无意义（因某甲无法仅仅针对最后一家停止练习），而某甲亦无需对其它五家提供购买其它五家环境权的金钱。以上例子实则说明了一个问题，即环境问题的受众并不受施众与受众的制约，只要污染行为（结果）一旦发生，往往诸多受众（已然包括施众———例如空气、水源的污染，施众不可能独立于受众之外）同时受害，而不可能以民主的形式决定一定范围内的环境权如何处理。

环境法篇6

【关键词】环境；法律；发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127-01

保护和改善环境，从本质上要求全国各部门协调一致，相互统一，然而由于各行政主体的趋利性，也使环境保护和治理难于协调和统一。

一、行政执法趋利性的表现

良性的行政执法，会使得包括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相对人利益、第三人利益等达到一个理想状态。但在现阶段，许多机关的行政执法都带有一定的趋利性，即在行政执法中优先考虑的不是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利益，而是行政机关自身利益，其具体表现为：

（一）行政相对人分级并区别对待

可以分为三种不同情形：第一类情形具体就是将行政相对人分为几个不同的等级，如国家利益、机关利益、个人利益等。然后本着国家利益至上的等级主义观念，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过分强调国家利益高于地方和个人，这样势必会导致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的损害。第二类情形就是以行政机关自身的利益为准，针对同一类行政违法行为，采取不同的行政执法措施，以期达到对机关利益的保护，甚至是对打着机关利益幌子的机关领导个人利益进行保护。第三类情形是地方机关，利用行政执法行为，作为自己增加政绩的工具，而不考虑本身此种行政行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二）将行政执法行为与“经济利益”直接挂钩，所谓“有利抢着办，没利看着办，麻烦拖着办”

可以分为三种不同情形：第一类情形就是地方的行政执法机关，不顾法律规定，或者绕过法律或者无视法律，在本地区擅自出台相关政策和法规，这些法规存在的目的就是为自己设定权力和免除责任，甚至明确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第二类情形是将执法行为同罚款这个行政处罚行为直接挂钩。交过罚款之后，违法行为和违规行为都成为了合法行为，罚款就是一个“洗白”违法行为的途径，是冲破法律大门的“破城锤”。而罚款在行政机关的角度，俨然成为了创收的手段。第三类情形就是执法交叉情形非常严重，对某些可以得利的违法行为，多个机关争相进行执法，而对某些棘手的违法行为，则是互相推诿，无人执法。

（三）行政执法过分注重眼前利益而不重视长远利益

不少行政机关在其行政执法过程中，将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只看当前而不顾以后。这与我国官员在某个地区任期的时间不无关系。任期之内，有经济利益，能让自己管辖地区的经济水平上升，就不顾行政行为可能带来的相关问题。或者，对某些会损害长期利益、将来利益的行为，只要其现在有直接的利益，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行政执法不到位，行政处罚不给出。

二、环境执法中的趋利性

我国的环境执法部门，如环保局等都是行政机关，虽然国家对环境问题非常看重，也出台很多相关政策，但也都或多或少的存在上述的行政机关趋利性带来的不良行为，具体表现为：

（一）行政相对人分别对待

如同上述的行政机关执法行为趋利性的第一条所述，环境执法行为也存在相关情形。比如，某些案例中可以看到，环境行政机关针对某些要承担环境污染责任的行为，由于此行为关系到机关领导的相关利益，就不予处罚。

（二）擅自出台不合理环境政策

即环境机关，不顾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在本地区出台特殊的环境法规，导致本地区的企业个人，也无视国家环境法律，仅仅根据地方法规进行生产，最终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等相关问题。

（三）将排污费作为创收手段

环境执法中，征收排污费是重要的一项。在一定限度内的排污行为，可以通过征收排污费，对其加以限制。

（四）环境违法行为交叉执法

针对同一个环境污染行为，如果有利可图，多个执法部门都对其进行行政执法；而若涉及掏钱出力的应承担环境责任的行为，则谁都不愿管，甚至出现管理真空。

（五）地方保护主义严重

地方公共权力机构仅仅考虑自身利益，而忽视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国家利益。

三、环境执法趋利性解决途径

针对上述的种种环境执法的趋利性引发的不良执法行为，在此讨论几点应对措施：

1.加强依法行政，明确环境执法权归属。依法行政是政府权力配置和运行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当然体现。环境执法也是如此。环境执法机关应该大力加强对环境执法队伍的依法行政宣传力度，提高环境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强化对环境执法行为的监督等。

2.建立健全环境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内部自上而下的一种法制监督，是介于行政监督与司法监督之间的一种监督方式，可以有效制约环境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建立环境行政处罚的制度。受到环保部门行政处罚的个人或企业可以通过渠道向有关国家机关针对环境行政机关的相关行政执法行为提出申诉。

3、依法严惩违法环境行政行为。针对某些违法环境行政行为，必须加以严惩，如果不对此类行为进行惩戒，则针对环境执法就缺乏监督就名存实亡。前文所述的行政行为，都是由趋利性导致的，而此种趋利性由于人本身的思想道德水平不足等原因是必然存在的，必须依法对其严惩。

四、小结

环境法篇7

关键词：环境损害；环境法学；逻辑起点

中图分类号：D912.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1.0040.06

研究某门学问时，研究者必定有一个明确的逻辑起点，否则，无从着手。对一个学科而言，只有众多的研究者一致认同该学科的逻辑起点，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深入的研究，该学科才能进步，在成长中迈向成熟。环境法学自然也不例外。但遗憾的是，环境法学界对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缺乏应有的共识。这影响和制约了环境法学的纵深发展。为了环境法学能够一步步地走向成熟，笔者不揣浅陋，欲就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提出浅见，以求教于大方。

一、确立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标准

任何学术研究必须在一定的学术范畴中展开，总是建立在一定的学术共识基础上。为了建构特定的学科门类，研究者之间需要对该学科的逻辑起点形成共识，以同一概念作为基石范畴去组织和安排理论体系。缺乏这种学术共识，缺乏共同的学术范畴，所谓的学术研究就只是研究者的自说自话。因此，某门学科的研究者并不能任意地选择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一定的学科知识体系内，研究者需要寻求某一共同的范畴作为该学科的逻辑起点。只有如此，这些独立的研究成果才能够整合成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构成一门学科的内容。况且许多学术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书斋中的学问，其理论成果还会应用于社会实践，影响到每一社会成员的利益。所以，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确立适宜、妥当的逻辑起点尤为重要。就环境法学而言，环境法学者可以自由地选择理论研究的起点，但是，作为一门实践性强，为环境立法、司法和执法提供智识服务的学科，环境法学绝不能任意地设定其逻辑起点。确立何种基石范畴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取决于该种范畴帮助研究者组织环境法学理论体系、设计环境法律制度以更好地完成环境法的使命和实现环境法学的学科任务的潜力。简言之，某种范畴能否成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取决于该范畴的理论潜力和实践应用潜力。基于此，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确立，应遵循如下的标准：

（一）符合学科逻辑起点一般标准、满足环境法知识化的需要

逻辑起点构成整个学科研究的理论基石，也是学科研究的各个具体的、部分的理论观点得以联系、组成严密的理论体系的主线。缺乏共同逻辑起点的各部分理论之间不会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即使它们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当然，这些理论更不会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于学科自身意义重大。研究者选择何种范畴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决定了其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选择学科逻辑起点的一般标准就是：（1）逻辑起点必须是对所研究对象最简单、最一般与最抽象的概括与表述；（2）逻辑起点的概念能够成为学科内部研究者之间最易达成共识的概念；（3）作为学科研究逻辑起点的概念范畴要最能够准确表征研究对象的本质。学科中任一具体知识都是对其研究对象的具体阐述和说明，只有准确描述和概括研究对象的基石范畴才能够涵括这一学科的全部知识的内在特征。

环境法学的基本任务是在理论上说明、阐释与论证环境法律制度的作用、方法与原则，考察现行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效、查找其中的缺陷以及提出相应的对策与方法。这种理论作业是在一定的知识系统内进行的。环境法学的任务乃是构筑环境法的知识系统，使学习者与研究者能够明了环境法律制度的具体内容、运行方式与实际效果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在进行环境立法时，立法者并不总是以某种系统化规则为模板，也不总是在相应的规范性文件中阐明立法的目的与条文的含义。同时，法院在适用环境法律规则于个案时，也未必清晰地论证了司法的理由。因此，为了帮助社会成员理解环境法律规则的具体含义，便于他们遵守相关法律，也便于环境法的学习，学者们需要使用某种基石范畴去组织与安排该知识系统，把零散乃至凌乱的环境法律规范予以知识化。

把环境法的内容予以知识化，使之成为一种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研究者必须选择一个具备理论推衍潜力的基石范畴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因为只有具备了相应的理论推衍潜力，这一范畴才能够成为基石范畴，研究者才能够运用这一范畴去组织相应的知识要素。以民法学为例，民法学中的基石范畴就是法律行为。因为法律行为这一范畴具有理论推衍潜力，以法律行为为中心，民法学者可以把合同、物权、婚姻、继承等民事行为组织起来，形成完整的民法学知识体系。如果不以法律行为为基石范畴，民法学无法被构建成为一种知识系统①。环境法学也应该像民法学那样，找一个基石范畴作为逻辑起点。显然，这一基石范畴必须符合学科设定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律。

（二）有利于构建环境法体系，实现环境法的使命

研究环境法治实践是环境法学的一项基本任务。不过，环境法学者并不总是以已经颁布的某项环境法律规范或者已经建立的某项环境法律制度为对象，被动地研究环境法律制度。科学、客观地评价现行环境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填补其中的漏洞和消除其中的缺陷，需要解决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完善的理想型环境法是什么？完善的理想型环境法是我们据以判断现实的环境法律制度健全与否的标准，是对现实的环境法律制度提出改进措施的模范法。至此，寻找完善的理想型环境法，更为抽象、也更为重要的问题出现了：环境法的使命是什么？我们需要何种环境法？

环境法的使命就是保护环境以满足社会的需要[1][2] 。环境法学的任务是科学地分析、总结出保护环境的社会需要的具体形式与具体表达，促使环境立法、环境执法和环境司法符合这种社会需要。当然，保护环境的法律规则不仅仅限于环境法中，刑法、民法也包含了一些保护环境的规则。但是，传统法，尤其是传统民法以自由主义为根本价值依归，强调不得干预民众行动的自由，因此，其并不注重在事前预防某种损害的发生，而是强调事后对某种损害的赔偿或者填补。如企业排放污染物质以致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时，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刑事公诉，追究企业的刑事责任。当企业排污行为造成环境污染致人损害时，受害人可以要求该企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些法律规则可以起到间接地阻止企业排污以保护环境的作用。但是，刑法与民法中规定的责任制度属于事后责任。在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时，环境已经遭受到严重损害，难以挽回了。这不能责怪刑法、民法等传统的部门法。人类自作为一种生物在地球上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影响与改造着环绕其间的环境。没有这种对人类周围环境的改造就没有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因此这种改造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种改造、影响没有造成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或者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问题的严重性。实际上，社会需要环境法之时，正是传统法律制度无法解决环境问题之时，也是传统法学无法提供解决环境问题的智识支持之时。为了避免环境遭受损害，环境法并不把这些事后责任规则作为主要内容进行规定，相反，它专注于环境损害的事前预防。通过种种制度安排，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制度等，来预防环境损害于未然。另外，传统法学中没有整体人类的地位，也没有整体的人类利益的地位。在传统法学看来，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发生在个体人与个体人之间。传统法律的使命是解决个体人与个体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纠纷。传统法学为传统法律提供智力支持，准备相应的法律理论。它们没有为解决整体的人类利益与个体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准备相应的规则和知识。如民法中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规则，其目的在于保护个体的受害自然人或企业的与环境有关的利益。当排污者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质损害了环境以及以环境为媒介损害了其他人的利益时，民法只要求排污者对其他人的环境权益予以填补，并不要求排污者对环境的损害予以赔偿或者修复。这说明，整体的人类作为环境污染的受害人在现行的侵权行为法中没有存在的余地，也不会被当做“受害人”来对待。因此，传统部门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整体利益受到事实上损害的问题。刑法、民法等具体的部门法本身就不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而制定的，它们的立法目的本不在此。

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环境法的根本性特征是以环境损害事前预防为最重要的手段，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环境法所预防的损害不是个体人的损害，而是整体人类的损害，是环境本身的损害。环境法的特殊使命需要环境法选择某种特殊的范畴作为其逻辑起点和中心概念，以便组织和安排相应的制度，实现保护环境的终极目标。

二、“环境权利”不能成为环境

法学的逻辑起点有学者主张以环境权或者环境权益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同时也作为环境法的逻辑起点②[3]。这种观点符合传统法学立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传统法学与传统法律就是以权利为逻辑起点的。如果以环境权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研究内容的逻辑顺序必定是：什么是环境权？如何保护环境权？以环境权利为环境法与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这似乎有利于保护环境，实现环境法的使命。但是，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种观点并不符合环境法的实践，也不利于实现环境法的使命。

首先，“环境权利”不是环境法中最一般和最普遍的法律事实。如果以环境权利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环境权利应该是环境法领域中最一般、最普遍的法律现象。事实上，环境权利并不符合此种要求。我们承认环境权利是环境法中常见的现象。在通常情形下，如果有人污染了环境，人们会主张自身环境权益遭受侵害从而要求排污者停止侵害（排污）和损害赔偿。但是，当环境权益遭受侵害，民众可以在传统民法中寻求救助，不需要寻求环境法的支持。民众环境权益遭受损害的前提是环境本身遭受了损害。民众寻求民法的帮助，这会促使排污者减少或者停止排放污染物，不仅有利于保护受害人，也有利于保护环境。此时，环境获得的保护，不过是民法意义上的停止对个体人利益的侵害所带来的反射性利益而已。按照科斯的说法，为了交易的最大化，排污者甚至可以用金钱购买受害人的免受污染权③[4]。至于环境损害的预防，不在传统民法的规制范围内。环境法领域中，环境损害现象远比环境权利现象更为一般、更普遍。环境损害预防与治理的问题成为环境法学研究环境权利保护问题的前置性问题。不能解决环境损害预防与治理这一更一般的问题，就无法解决环境权利的保护问题。另外，世界上尚存一些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区域，如北极、南极和外太空等。没有任何单一的人或者国家可以对这些区域主张所有权。保护这些区域对于维持人类生存和延续也相当重要。但是，国际社会并不是以保护某一国家或者个人的环境权利为目的，而是以保护所有的国家、人类整体享有的相应利益为目的而去保护这些区域。在国际环境公约中，是以不得损害这些区域的环境为中心去安排具体制度的。这些事实说明环境权利不是环境法的最一般、最普遍和最抽象的现象。因此，以环境权利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并不符合前文所阐述的学科选择逻辑起点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法律事实。

其次，以环境权利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法不能有效地保护环境。在环境权利话语下，社会成员有权利开发利用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其权利的边界在于不得侵犯、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在这种理论指导下，保护环境的目的是为了个体人的利益，注重事后对受害人损害的赔偿。在发生了环境污染后，污染者只需要对个体的人予以赔偿或者停止侵害、重新安置就够了。这种责任形式已经充分地救济了受害人的权益。但是，这种做法却没有对已经遭受污染的地区进行必要的环境生态功能修复与保护。这样的制度安排并没有考虑到环境本身的损害，实际上不能够很好地保护环境。由于没有人能够代表环境提出权利救济的主张，当然，行为人也不需要对环境遭受的损害予以赔偿和修复。一些国家设置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保护环境公共利益，起到了对环境本身的保护作用。这种制度安排却不是以环境权利为逻辑起点的。以权利作为逻辑起点，意味着权利人可以放弃对权利的行使。理论上，就可能出现每一社会成员都不愿意行使权利，对侵犯环境公益的人提讼。这样，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将失去作用。为了避免此种情形的出现，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逻辑起点并不以环境权利作为逻辑起点，而是以制止、预防环境损害为逻辑起点。

再次，以环境权利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法学将不适当地扩张。学术研究的深入需要跨越学科的边界，打破人为的研究桎梏。但不可否认，一定的学术研究边界还是需要的。这一方面有利于集中学者专注于某些问题，解决一些难题，升华本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避免盲目地套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工具，导致学术成果的华而不实。逻辑起点应该揭示环境法学的研究范围，帮助研究者集中精力研究环境法学的重大问题，推动环境法学的进步。由于环境权论者把个体环境权益也作为环境权来对待，这样，环境法学者必须研究原本属于民法学、刑法学和行政法学的内容，如环境侵权责任问题、森林所有权归属问题。这种做法过分地扩张环境法学的内容，导致环境法学研究内容的庞杂，冲淡了环境法学的研究意义。有学者以环境权利为基石范畴，认为通过承认自然体也有权利可以更好地保护环境，保护大自然。应该说，这种观点的主张者为了保护环境，可谓用心良苦。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以起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但在理论上，这种观点也衍生许多问题。有学者曾经直言不讳，认为以自然体也享有相应的环境权的环境法更是存在问题[5]。我们在认真地对待权利时，应当考虑到权利制度的本身意涵[6]，更应该注重运行权利制度的操作性环节。当人类承认自然体的权利之后，自然体如何实现自身的权利？如果自然体的权利必须以人的行为为中介而实现的话，人类为何不能直接考虑人的活动损害环境损害的问题？即使自然体不享有权利，也不能承认人可以肆意地破坏和污染自然。自然之上存有人类的利益，不仅仅是个人的利益。人类完全可以为了保护个体利益、人类整体利益而设置环境保护制度，无需假道自然体权利理论，更不需要设置自然体权利制度。不适当的理论只会将本已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乃至无法凝聚共识以解决该问题。

三、环境损害：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

环境损害符合环境法学逻辑起点的确立标准，应当成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只有以环境损害作为逻辑起点，才能构造出真正能够维护人类整体环境利益、保护环境的环境法律制度，才能在环境法学研究方面创造出真正适应环境保护需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的法学理论。具体而言，理由如下：

首先，环境损害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符合学科逻辑起点设定的一般标准。第一，环境损害是环境法中最一般、最普遍的客观事实。环境法调整和规范许多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也不一致。不过，这些社会关系却有着共同的客观基础，即环境损害。环境法学内部，没有一个学者反对环境法是用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规范总和的观点。也就是说，环境法学界对环境法的目的与功能有着广泛的共识。那么环境法所解决的环境问题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呢？答案显然是环境损害。正是存在环境损害现象，产生了环境问题，才需要环境法来解决这些环境问题。环境损害作为客观的现象，它是人类社会需要环境法的基础，是环境法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各种环境法律关系都是人类社会因应环境损害的需要而人为地设置的；第二，环境损害是环境法学观察环境法律现象的初始出发点，也是环境法学对这些环境法律现象高度抽象后所形成的基石范畴。环境法既然是预防与治理环境损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各种环境法律规范和制度都要以预防和治理环境损害这一中心任务而进行相应的设置与安排，那么所有的环境法律关系都一定勾连着环境损害这一客观事实。因为各种环境法律现象因环境损害事实而相互关联起来，作为一门对环境法进行研究的学科，环境法学也应当以环境损害这一客观事实作为中心，研究各种环境法律现象。在知识系统中，环境损害作为一种工具性概念，成为研究者知识化、理论化各种环境法律现象的基石范畴。

环境损害作为一种客观的事实，是环境法赖以存在的最一般、最普遍的客观基础，防治环境损害也是环境法的目标之所在，从而在环境法学知识系统中，环境损害也成为了环境法学所有研究对象中最一般、最普遍的事实。作为客观事实的环境损害被环境法学抽象为概念意义上的环境损害，变成基石范畴。

其次，以环境损害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有助于实现环境法的使命。传统法律在个人主义的影响下，其所设想的社会关系是个体的人与其他个体的人之间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就是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民法、行政法和刑法共同维护个体利益。当权益遭受侵害时，个体的人可以利用司法救济机制提起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来保护自身权益。当国家利益遭受损害时，国家可以运用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等责任机制来惩罚行为人，通过行政执法机制与刑事公诉保护国家利益。在发生了所谓的环境侵权后，遭受侵害的个体可以追究作为个体的加害人的责任，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个体利益可以依靠传统法律得到保护。但是对于人类整体环境利益，传统部门法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与维护机制。由于缺乏这种利益表达与维护机制，传统部门法无法有效地保护人类整体的环境利益。可以说，正是传统部门法没有设置类似个体利益保护的机制去保护人类整体环境利益，环境损害日趋严重。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传统部门法束手无策。为了应对环境问题，环境法与环境法学应运而生。

如果以环境损害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我们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将按照理论延伸的逻辑顺序依次研究这些问题：首先，什么是环境损害？其次，如何预防环境损害？再次，如何恢复环境损害？最后，如何看待环境损害？我们运用法律方法与手段来解决这些问题，就形成了环境法。什么是环境损害的问题由环境监测评价法解决；如何预防环境损害由预防环境损害法来解决，现行环境法律制度中的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就属于此类环境法；如何恢复环境损害则由环境损害修复、复原法来解决，如土地复垦法律制度、土地复垦履约保证金法律制度等；如何看待环境损害与认知环境多重价值由环境教育法解决④。这样理想型的环境法体系应该是我们环境法立法追求的目标。只有以环境损害作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才能够在学理上以环境保护事务法和环境手段法为基本框架，构建体系严密的理想型环境法。其中环境保护事务法有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生态保护法、环境退化防治法等具体的法；环境手段法有环境影响评价法、 清洁生产法、环境税法、环境规划法、环境监测法、环境教育法、环境责任法等[7]。

结构完善、体系严密和权利义务配置合理的环境法正是以环境损害为逻辑起点的理想型环境法的现实版。这种环境法的最大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预防和治理环境损害为目的。环境问题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行为人的行为——破坏环境——个体的人受损。传统部门法视环境仅仅为人类活动的对象与媒介，越过环境本身的损害，把行为人的行为与个体人的受损直接地联系起来。在传统部门法看来，自然作为一个整体，其上并不存在任何人的权利。除了对人所具有的经济价值以外，自然不再具有其他的价值。因此传统部门法只关注个体利益的保护，忽视预防与治理环境损害。当前，由于环境损害已经影响到广大民众的利益，传统部门法也开始了“绿色化”。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众与环境有关的合法权益，这些法律制度也进行了某些局部改良。例如为了保护环境侵权的受害人，民法不再像过去那样要求受害人承担证明自己所遭受的损害与行为人的排污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而是要求排污者证明自己的排污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无因果关系方能不承担赔偿责任，否则，排污者应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种“绿色化”并不以预防与治理环境损害为目的。实际上，依据传统部门法的规则，环境损害本身仍旧不能得到赔偿。以环境损害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法则和传统部门不同，它必定将环境损害的预防与治理作为法律目的，而不是以个体利益的保护为目的。无论环境之上有无个人权利，环境都应当得到保护。理论上讲，即使暂时没有个人利益的损害，我们也不需要等待这种个人利益遭受损害后才能够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而是在人还没有行动之前，就预先测定该种行为可能的环境影响后果，根据这种环境影响后果的程度作出许可或者禁止此种行为的决策。由于环境损害预防于未然，这种环境法可以避免传统法无法解决的环境损害赔偿问题，从而更好地保护环境，实现环境法自身的使命。

第二，预防和治理环境损害成为普遍义务。以环境损害作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法学研究在构想理想型的环境法时，其中的权利义务配置与以环境权作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法学研究所构想的理想型环境法中的权利义务配置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以环境损害作为逻辑起点，环境法中的权利义务配置首先强调的是环境义务而不是环境权利，是人人对于保护环境所具有的义务。每个人履行了这种义务后的结果就是自身环境权益的实现——只有在每个人都履行了自身环境义务后，环境才会得以保全自身的完整性，才会发挥其生态功效。这时，作为人类整体环境利益的享有者才会享有相应的环境利益⑤。无论环境权的主体是个体的或者自然体本身，都无法真正有利于保护环境，因为整体环境利益属于全人类而不是个体的人或自然体。正因为如此，每个人只有从保护环境的立场出发，切实履行好自身的环境保护义务，才可能获得一定的生态利益。这种行为规则必定会更有利于环境保护而不是相反。

四、结 论

逻辑起点的选择，事关环境法学的健康发展和环境法使命的实现。环境损害作为环境法中最一般、最普遍和最抽象的现象，既是环境法得以产生的根源，也是引起环境法学者思考的缘由。以环境损害为基石范畴，可以合理地组织环境法学知识体系、妥善地设计与安顿环境法律制度的位置。因此，环境法学应当以环境损害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

（致谢：本文的写作，缘于业师徐祥民教授的一次课堂教学，特此向业师表示感谢！在写作过程中，笔者和师兄刘卫先博士（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讨论多次，获益甚多，也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 徐祥民,邓一峰.环境侵权与环境侵害——兼论环境法的使命[J].法学论坛，2006，（2）.

[2] 徐祥民,巩固.环境损害中的损害及其防治研究——兼论环境法的特征[J].社会科学战线，2007，（5）.

[3] 王彬辉.论环境法的逻辑嬗变——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4]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2000.

[5] 钱水苗.环境法调整对象的应然与实然[J].中国法学，2003，（3）.

[6] 徐祥民，巩固.自然体权利：权利的发展抑或终结？[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4）.

[7] 徐祥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注释：

① 或许有学者以英美国家的法学为例反驳该观点。但笔者认为：英美国家法学内部，仅有合同法学、侵权法学、婚姻法学等。这些知识并没有被学者整合成诸如德国民法学那样的极为庞大、复杂的知识系统。我们根本上就不能说英美国家法学中有一门专门的学科——民法学。因此，不能以英美国家的法学反驳笔者这一观点。

② 以“环境权利”作为逻辑起点的环境法学研究理论有两类：其一，承认个体人的环境权而否认整体人类的环境权；其二，承认个体人与整体人类的环境权，也认为自然体也享有权利。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在于“环境权”概念有一定的歧义。作为名词的环境权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个体意义上讨论环境权。这种意义上的环境权理论只承认个体有所谓的环境权；另一种是在自然体意义上讨论环境权。这种意义上的环境权理论认为环境本身也可以作为权利的主体享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就是环境权。但是，这两种环境权利观念都无助于环境法的完善和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无法实现环境法的使命。

③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援引英国和美国的司法判例论证了“损害是相互的” 命题，并且提出：为了交易的最大化，国家应该尽量地减少对损害双方当事人交易的干预，从而减少他们的交易成本。科斯的命题中没有人类整体环境利益的地位，也没有环境本身的地位。按照科斯的命题，民众不需要担心环境容量、环境自净力的有限性问题。参见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58页。

④ 如何看待环境损害实际上也是如何看待环境的问题。只有认可环境有多重价值，我们才认可对环境的损害就不仅仅限于环境的经济价值的损失，而是包括了环境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的损害。环境多重价值的认知离不开环境教育。没有接受过相关的环境教育，普通人难以认识到环境的魅力。美的感受是需要学习的。“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意境美就是以作为物质的相应环境存在为基础的。因此，如何看到环境损害，和环境教育法关联起来。

环境法篇8

现行环境法对环境利益消极保护态度的形成既有客观方面的限制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客观限制主要是立法技术水平和立法经验的不足，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立法定位不清、法制建设盲目以及理论研究浮躁。笔者认为，主观因素是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消极保护态度的主要原因。

（一）立法指导思想陈旧

现行环境法在把环境利益上升为法益问题上一直暧昧不清。从理论上讲，环境利益应当是环境法的基础，环境立法应当围绕环境利益展开，然而现行环境法中环境利益的定位一直不明朗。中国环境立法最初是为应对国际环境保护的浪潮和国内环境问题的现实而生，那时中国的经济水平还比较低下，人们还在为温饱挣扎。此时，环境利益还没有成为一个突出的利益群体，因此环境法将人身利益、财产利益和行政管理秩序等作为法益，环境利益只作为一种反射性的利益而存在，在客观上得到了保护，但在主观上并没有被环境法所承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利益逐渐崛起并独立为一个新的利益种群。立法者认识到这一点并逐渐扩大环境利益在环境法中的空间，这种扩大主要是以增加环境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从而加强对环境公益的保护来实现的，走的是迂回路线，仍未能突破初期环境立法的设计格局。环境立法对环境利益上升为法益这一问题至今仍是欲语还羞，避免直面环境利益上升为法益的呼声。在这种立法思想下，环境法在法律制度的设计和选择上也对环境利益持回避态度，导致了环境法整体上对环境利益的消极保护态度。环境立法指导思想陈旧也是消极态度的产生根源之一。环境立法之初，中国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这种体制下建立起来的环境法体系，其立法原则及法律内容都带有浓厚的行政隶属色彩，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明显侧重于前者。随后的环境立法也没能突破最初的指导思想和格局，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的建立还使环境法保护环境的立场相对让步。环境法一些基本制度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各项制度之间缺乏协调，适用范围不够明确统一，内容规定较原则，缺乏配套法规，缺乏操作性。在这种指导思想和基本制度下，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消极保护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法制建设盲目

世界各国环境法部门法体系的形成都经历了一个“爆发式”的立法过程，中国也是如此。自《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中国制定了大量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环境法的法律体系。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基本上是对策性立法的产物，立法指导思想陈旧，立法过程缺乏规划，立法技术水平有限，照抄照搬现象严重，并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划分的痕迹。盲目的法制建设导致了现行环境法体系的诸多问题，如：（1）环境法体系结构不合理，重污染防治，轻生态保护，各单行法之间协调性差，重要领域存在立法空白；（2）法律过于原则化，可操作性较差；（3）法律内容存在缺失，法律制度层次不清，基础法律制度与具体法律制度易位严重，法律责任要求不严，重行政制裁，司法途径有限。环境利益在环境法中具有重要地位，然而盲目的法制建设并未停留片刻对此加以思考，采取措施加以改进，以至于最初不成熟、不合理的框架仍被沿用。这种结构不合理、内容存在缺陷的环境法体系自然无法对环境利益实施全面的保护，不合理、操作性差的制度设计也无法对环境利益实施有效的保护。

（三）理论研究的薄弱与浮躁

环境法理论研究的不健康状态也是形成这种消极保护态度的原因之一。现今环境法学理论研究相比其他部门法而言还比较薄弱，还存在一些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它一方面对现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存在“色盲症”，盲目遵循按行政区域设置的环境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对预见性立法缺乏理论研究，致使相关法律制度得不到有力的论证和支持［2］。最为根本和致命的是，环境法学把标新立异作为荣耀，过分集中于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沉湎于环境法的“综合性、科学技术性、公益性”，不重视甚至无视对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发扬，很多重要和基础的理论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认识，如环境法的定位和属性、环境法的法益、环境法的基本制度、环境法与自然资源法的关系、环境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分工与合作等，对环境法的运行尤其是司法实践问题的解决缺乏体系化的思考，整个环境法学界一心标榜“独立”，与其他部门法缺乏交流。对此，有学者尖锐地批评道：环境法不情愿承认自身的幼稚，一定要找到某种宏大雄辩、又能得到认可的理论前提；环境法具有勃勃雄心，将环境问题的彻底解决视为己任，急于寻找自身独特的理论基础，期望获得与其他部门法不同的法理基础。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环境法学沉醉于“新兴学科”的帽子之下，堂而皇之地吸纳了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所有学科，表现出令人惊讶的包容性，可是事与愿违，环境法学非但没有找回自己，却失去了自我。因为无论是科学技术性还是公益性，都对环境法制建设没有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公益性甚至掩盖了环境法学公平分配环境利益、合理承担环境义务的本质。环境法学对后代人的利益、对地球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都有着终极人文关怀精神，却忽视了当今时代不同群体的环境利益诉求，而这才是最为紧要的［3］。浮躁理论研究并未给环境利益法律保护提供很大的帮助，环境立法找不到调整环境利益的更好方式，也只能继续走消极保护的道路。

二、对环境利益实行消极保护态度的反思

（一）环境利益是环境法的应然本位

首先，环境法的价值理念即环境法的精神向导，是环境法最高层次的法律意识，是环境法的现象、规则和技术之上的思想性存在，既是环境法理论体系的灵魂，也是环境法律制度构建的基石。环境法价值追求，如前文所述，应以环境利益为本位。环境利益，从一般层次上来讲即指现有的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体现法的“公平与正义”，但由于环境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特殊影响，环境法的价值更体现为秩序与效率的衡平。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中指出，“秩序”是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的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①。在环境法对环境法益的保护中，“秩序”则体现为节制和有序。“效率”传统意义上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运用到部门法中，则是强调法对资源分配中的权利义务保障和对优化配置的促进作用。环境法对“秩序”和“效率”的衡平理应与传统的“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相区别。这种衡平体现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关怀，是一种更为长远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与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与发展的目标相结合，即是长期提倡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次，从环境利益追求的目标来讲，可持续发展是在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由此对人类生存发展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近期目标与远期期待的结合。它的基本含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思想是维持代际利益平衡，内容主要涉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别强调生态的可持续性。为此，当代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对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中应当有所节制，从而为后代的发展保持同当代相同的环境质量和自然系统，同时保存具有美学、历史或生态价值的重要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既考虑到了当代人的环境利益，又顾及到了后代人的环境利益。并且，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与保护的统一，主张在充分利用环境的经济属性的同时，保持环境的生态属性和精神属性，它的内在要求希望人类的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能够相协调，因此就需要包括法律在内的多种社会手段对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整和平衡。这一理念对环境法的利益选择和环境利益在环境法中的地位起到了重要的决定和指导作用。第三，在一国的法律体系中，由于不同部门法的立法目的、立法任务、作用的社会关系领域不同，各部门法的本位业是不同的［2］。环境利益是作为整个环境法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性利益而存在的，它的性质和地位又决定了环境法在诸多部门法中的性质和地位。因此，从业已成型的部门法的设立的角度看，民法的设立以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为本位；行政法的设立以行政管理秩序和国家利益为本位；环境法围绕环境利益的保护而展开，自然而然的，其设立则是以环境利益为本位。这既是环境法设立的出发点，也是环境法实施的归宿。

（二）环境法应以保护环境利益为己任

首先，利益有多种形态，存在不同的种群，在法律面前，各种利益受到平等的保护，而在法律体系内部，部门法之间则存在着利益保护的分工与合作。从本质上看，每个部门法都有调整不同形态利益之间的关系的作用，这是部门法之间在利益保护中密切合作的表现。但是，不同的法律对利益的认识是不同，即使是相同的利益在不同的法律中，其表现的形态也是不同的。因此，每个部门法在进行利益调整时都有所侧重，重点对某种或某些利益形态进行保护，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主导法益，这就形成了不同部门法在利益保护中的分工。正是不同部门法之间在不同分工基础上的相互配合才形成了系统而全面的法益保护体系。传统部门法选择不同的保护角度和保护程度，对人身、财产、秩序三大法益进行交叉和有层次的保护。如宪法对三大法益作统领性的规定，民法主要保护个人的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行政法主要保护国家行政管理秩序和国家利益，经济法主要保护社会经济秩序，刑法则对三大法益作兜底性的保护。但环境利益与人身、财产和秩序这三大法益相比又有着天然而明显的特殊性，因此，以上部门法在保护环境法益方面都存在无法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的存在与当前环境利益的崛起，加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就构成了环境法形成的最直接也是做迫切的动因。因此当需要动用法律对环境利益实施保护时，环境法就必须主要承担这项任务。其次，环境问题实质上是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代内利益与代际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此，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质就是对这些利益进行平衡和调整。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环境法打破了以经济利益为保护核心的传统的利益格局。法律体系从此不再仅仅保护经济利益，还把环境利益提升到了重要的位置；不仅关注本代人对环境利用，还关注后代人对环境的需求。整个法益格局自此发生了变化，环境利益与人身利益、财产利益、管理秩序等共同成为法益大家庭中的一员。环境法产生于环境利益法律化的需求，它主要调整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代内利益与代际利益之间的关系。由于传统部门法已经为保护经济利益建立起了雄厚的体系和制度，环境法自然应承担保护环境利益的重任，以环境利益为中心，环境法的体系和制度也应以保护利益为中心展开。也就是说，以环境利益为本位的环境法在环境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上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发展观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并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和采纳，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是现代社会主要和重要的调整工具，其功能和实效是其他社会规范无法比拟的。因此，可持续发展观实现的重要步骤之一就是法律层面的落实。环境法就是法律展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舞台，环境法应当以环境利益为本位展开。然而，从整体上看，我国环境法的法律制度设计仍秉承近现代民法、行政法等传统的法律理论，以保护人身和财产利益、行政管理秩序为中心，尽管也保护环境利益，但却没有正面肯定，从效果上看环境利益只是保护人身、财产、管理秩序的反射利益。环境利益缺乏直接和正面的法律保护暴露了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消极态度，这种消极保护态度不仅使环境利益的保障程度受损，还会对法制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日益严重。饱受各种灾害肆虐后，人们意识到了环境对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作用。法律作为利益的最后保障，理应对人们高涨的保护环境的呼声作出积极反映。当环境利益受到侵害时，传统部门法由于自身能力有限无法进行充分的救济，此时，伸张公平的担子就落在了环境法身上。消极保护环境利益的环境法显然无力担此重任。这样，受损环境利益就处于一个没有法律保障的状态。在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污染者多是财力雄厚的企业，它们在社会生活所有的力量和地位要比普通公民强大，如果法律也消极应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的利益要求，无法保障他们的权益，那么法律追求的正义和公平价值将成为笑谈。的确，侵犯环境利益的行为一般都具有社会经济价值，当两种利益冲突时，法律应进行利益衡量并作出判断，但这种衡量绝不能歧视任何一方。各种利益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因此在法律面前应得到同等对待，既然民法、行政和经济法等传统部门法对物质利益等利益群体的保护已经非常到位，环境法没有必要还把这些利益群体作为保护的中心，而消极对待环境利益，环境法应当把环境利益作为保护的中心，并在制度层面积极作为，这不是环境法的惟一主题，但却是不可回避的重要内容。

（三）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完善

环境法是对由多种法益的综合构成的环境利益的调整，因此，对环境法益的就必须保护依赖多方面、多层次的转变。具体来讲：首先，从环境法具体制度构建的角度来讲，除了上文所提到的态度的转变，将环境法作为环境利益保护的主要依据，还要将这一态度贯彻到立法中来，完善环境法的法律体系，注重具体制度的构建。应当改变被动立法的态度，更新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减少环境法制建设中的盲目性，改变“重经济，轻环境”，“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观点，切实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环境立法中，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环境法律制度构建的具体目标。立法的过程和手段则要体现科学性和民主性的结合，克服立法的主观性和盲目性。环境立法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秩序和效率均是环境立法的目标，因此，立法中必须要进行法律经济分析，促进秩序与效率的均衡，确保环境公益与环境私益的协调，既保证当前利益的发展，有保证未来发展的可持续。其次，从部门法之间的关系来讲，对环境利益的有效保护机制应当是以环境法为统领的各部门法之间的相互配合。环境法是对环境利益的全局性的综合把握，规定环境利益的长期和短期目标，对环境利益进行相应的整合与分类，区分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对环境利益的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并指出环境利益收到破坏时的处理措施及不同处理新措施应适用的具体的法律。其他部门法对环境利益的不同分类进行不同的规制，如民法中规定的对环境私益的侵害应采取的民事赔偿和补偿措施，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等；行政法则规制有关对环境公益的损害，并作出行政处罚；刑法作为最后手段，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环境利益损害行为进行严厉的刑事处罚。第三，加强理论研究，增进对环境利益与立法问题的理性认识，并合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立法经验。当前，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或多或少的遇到了环境瓶颈。而发达国家在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中已经先行一步。我国的环境法研究也应顺势而行，放弃原有的地位之争，将环境利益的保护理论研究的最高目标。此外，融合个法律部门并不意味着吸纳，而是与其他部门法进行合理的分工配合，最终构成系统完整的环境利益保护体系。

三、结束语

环境法对环境利益的消极保护态度不符合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我国环境保护和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因此，转变消极的保护态度，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才是环境法的应有之义。当然，消极保护态度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多方面的持续不断的努力，但笔者相信，这一转变是可以实现的，并且这种转变更将促进我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达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