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监管论文范文

投资监管论文篇1

（一）英国监管模式分析。英国是现资基金的发源地，英国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基金行业自律为中心的基金管理体制。英国模式以基金行业组织自律管理为主要特征，强调建立和完善带有自律性的民间管理协会，并由协会制定出相应的规划进行自我控制、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而政府除适当的宏观调控外，并不具体干预基金业务。这种模式能够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有利于保持投资基金行业的长期稳定和规范，不易出现大起大落的波动对证券市场及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有积极作用。但该模式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法律规范，法律功能弱化，而且很容易导致行业协会的垄断，致使基金的开放程度降低，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相矛盾，同时，也不利于一国投资基金的国际化发展和外资的引入。

（二）美国监管模式分析。美国对投资基金的监管始于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在美国，投资基金的管理机关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本世纪30年代，美国先后颁布了有关投资基金发展的各种法律法规，有《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等。以法律为准绳来监督、检查和控制基金的行为，强调基金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管理，该模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既能为投资基金的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又能为广大投资者提供完整的法律保护，使得投资基金的发展充满了活力，但此模式弱化了政府功能，不利于投资基金的迅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也不利于及时、有效地处理投资基金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

（三）日本监管模式分析。日本的投资基金是在政府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因而，日本投资基金监管模式的最大特征在于政府对基金发展的严格管制，通过政府职能机构制定强有力的措施来对基金发展的方向、规模及基金的运行和管理进行引导、调节。日本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迅速推进投资基金的起步和发展，缩短基金发展的成熟期，同时也有利于发挥投资基金在支持国家金融发展和经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带有浓厚的行政和计划色彩，容易滋生腐败和官僚作用；且该模式下的基金行业自律性较差，市场竞争亦不充分，不利于基金业的长远发展。

二、我国投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构建

（一）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理性选择

1、选择美国模式难以实现。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仍然存在，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时常经济的认识和适应能力都是有限的，广大投资者对市场风险认识不足，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低以及相应的法制基础弱、市场建设滞后，人们的认识及心理准备不到位等，决定了我国走美国模式很困难。

2、选择英国模式也不现实。虽然英国能充分发挥基金行业的自律功能，自觉地踏上规范化发展轨道，但行业协会的构建与完善及行业自律功能的发挥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投资基金刚刚起步且发育程度还很低的国家来讲，由于受整个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构建行业组织，组建相关协会本身就有较大的困难，即使尽快组建，这些行业组织也需要一个发展完善过程。在这种发育程度低的状态下，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律，这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投资基金的快速发展不仅不利，反而有可能阻碍其正常发展。

3、选择日本模式也不适应。虽然日本模式能充分利用政府的强大功能培养和推进投资基金快速起步和成长壮大，但这也同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一方面，现在我国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如果再以政府严格管制的方式来推动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而削弱市场功能，势必会对我国的改革和市场经济进程带来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严格管制很容易引发制度上的障碍，从而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的发挥，最终导致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因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而走入误区。

4、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当前，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与英、美、日等国在基金市场监管模式形式形成时期所处的条件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金融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发展，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今天，国内外环境给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形式同时也对我国的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达到持续、稳定、快速和有序发展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的目的，必须要对当前的监管体制作以调整和创新。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采用上述任何一种模式显然都不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和投资基金市场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国情，因此，必须通过对国外各种基金市场监管模式的“扬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

（二）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内涵

在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制的构建中，应该综合考虑和兼顾各种监管主体的监管功能和优势，发挥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既要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满足投资基金市场初期发展的要求，又要考虑长远发展的战略要求，构建一种在法律约束下的政府管制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制模式－动态化综合监管体制模式，是较为现实、合理的理性选择。所谓动态化综合监管，其含义是指管理中既要注重各种监管主体的有机结合，又要根据监管对象所处的环境和条件，动态地选择相应的管理手段和方式。这种监管机制是监管主体综合化与监管手段动态化的有机统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管理指导思想，其真正意义在于指导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进行有准备地方案管理和策略管理。这种管理模式要求我们根据发展目标，既要进行战略性管理，又要有战术管理，既要有优化方案设计的充分准备，又要有应变的策略准备，以便保证管理目标的实现。

（三）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意义和作用

这种模式强调发挥不同监管主体的功能和多种监管手段的积极作用，因而既有利于通过法规规范促进投资基金市场中各类投资基金的良性竞争，又有利于充分发挥政府的特殊功能，对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实施有效的培育和引导，促进投资基金市场的迅速成长与壮大。这种模式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因为它所具有的灵活监管特点比较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状况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它能够有效地兼顾各方面的需要在推动基金市场发展的同时，又能防范诸多弊端的出现。

这种模式有利于基金行业的投资基金市场竞争中加强合作，发挥出基金行业的整体功能效应，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并尽可能地以合作同盟的形式参与国际竞争，这对起步较晚的我国投资基金早日赶上国际化发展步伐，加快投资基金市场与国际接轨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构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要与我国大众投资者的心理素质、认识程序相适应，能够在发展中提高大众对投资基金的理性认识，强化大众的投资意识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为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打下了广泛的社会基础，这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投资基金市场的全方位发展有十分重要意义。

三、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发展思路构建我国投资

基金市场动态化综合监管模式的总体发展思路可以概括为：以法制建设为基础和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权威性的投资基金市场主管机构，对基金市场的发展进程进行宏观引导和协调管理，同时建立和完善基金行业组织及其相应约束自律机构，以此来保证投资基金市场的持续、稳定和有序发展。这一思路的指导思想就是“三位一体，协同监管”。“三位一体”指的是同时综合考虑三种监管方式，一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中基金企业的行为，使企业在法律约束下进行自律监管；二是行政监管，即通过建立权威性的，全国统一的投资基金市场管理机构，代表政府对基金市场发展实施监督、检查，引导和控制；三是通过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机制，使基金行业组织协会进行自律监管。所谓“协同监管”指的是在投资基金市场发展过程中，针对投资基金市场发展目标和具体运行状况，恰当地处理和划分政府管理，行业自律和企业自我管理的范围及重点，避免监管中的错位或遗漏，同时做到宏观目标与微观目标的协调，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协调。在具体操作上，我国投资基金市场监管体系应该怎么建立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下手：

1、大力发挥政府的监管职能。从世界各国投资基金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各国基金主管部门一般由中央银行或财政部逐步移交给证券管理、监督机构。在我国目前投资基金存在多头管理的形式下，发挥政府监管职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确定我国的投资基金主管机关。即由国家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统一、集中管理。这个委员会由现有管理部门（人民银行、证券委、证监委等）的有关专家组成，是全国投资基金市场管理的最高权力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投资基金管理有关法律和政策；设计投资基金市场的总体发展规划；监督基金法规的实施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对基金发行流量及存量的总额或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引导投资基金市场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机构投资者。成立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意味着各管理部门权力的移交，这必须考虑有一个“缓冲”的过渡措施。为防止过渡期出现权力真空，导致投资基金市场秩序混乱，可以考虑实行申请发起设立基金和基金上市监督分开管理的办法。前者由人民银行审核批准，并按基金规模或基金性质确立总行和大区分行二级审批制度；后者由人民银行牵头，会同证券委、证监会，在证券管理机构下设立专门机构，即“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委员会”，具体监管国内投资基金市场。其职责：一是制定基金上市标准或应具备的条件；二是安排基金交易场所，形成统一的基金交易市场；三是审批基金要求上市的申请，确保上市基金的素质；四是监管行为是否符合有关文件规定，及时公布有关信息；五是对违章行为进行处罚。

2、筹建投资基金行业自律组织。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要选择那些成功的基金管理公司作为主体力量，筹建“中国投资基金管理公会”，并借鉴香港经验，在组织形式上实行会员制。正式会员由各地基金管理公司参加，其任务：一是制定中国投资基金执业守则；二是推广基金业务，扩大国内基金市场；三是监督基金的日常动作，使之规范化；四是出版基金管理专业刊物；五是培训基金从业人员；六是仲裁有关基金方面的纠纷；七是维护和树立基金业的良好社会声誉。

3、成立投资基金的评估机构。随着投资基金市场规模（市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的迅速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也很重要。资产评估有利于明晰企业产权关系，强化投资公司管理，合理补偿资产，优化公司资产结构，保护国有资产，维护投资基金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

4、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信用等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从不同侧面对投资基金市场进行监管。一是建立信用评级制度。根据不同投资基金的风险程度，模仿债券评级的办法，对投资基金进行信用评级，该信用主级主要依赖基金的经营业绩，投资政策与目标。管理人的业务水平及组合投资的效益和风险等几方面。它不仅为证监会对投资基金市场监管提供客观的依据，也为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提供了可靠保证。二是建立规范的信息披露制度。与股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一样，基金管理公司必须执行信息披露义务，披露内容包括各类报表、投资规模、投资方向、预期收益及重大事件披露等信息。三是建立经理人、托管人考评制度。由投资者、行业协会和证监部门组成的评审团定期考评并公布于众，以褒扬先进，强化托管各方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5、完善投资基金市场的社会监督机制。国外经验证明，完善的投资基金市场社会监督机制是投资基金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首先，要利用投资者对基金市场进行外部监督。其次，建立完善的投资基金评价体系。包括建立全国统一的基金评估机构和创办基金专业刊物两个方面。再次加强具有公正性、权威性的会计、审计、法律等中介机构的建设。此外，还应建立先进完备的技术监督系统即电子监督系统，对投资基金市场的运行和投资基金的投资运作进行跟踪和监督，使其理性化、规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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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勇：《投资基金新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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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监管论文篇2

[英文摘要]：

[关键字]：

[论文正文]：

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显然,这三者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而它们的协调需要法律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即法律应当为保险投资监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资金运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下同)、《保险业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保险法律法规,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7次利率调整,使保险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尤其使寿险业的利差损进一步扩大,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公司债券,但仍解决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带来的压力,尤其难于解决寿险公司日益扩大的利差损。基于此,1999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基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发展我国保险业的重要步骤。

我国目前面临着加入WTO,这要求我国保险业参照国际准则;同时,已进入21世纪,由于各国的金融改革,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也给我国保险业带来了新的机会与挑战,这也迫使我国的保险监管应与国际大趋势相接轨。本文拟在比较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之特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若干拙见。

一、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一般特点

纵观海外许多国家或地区保险法及细则对保险投资的规定,尽管早期工业国或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投资方式及演进的阶段不同,但仍然存在以下几点带有共性的特点值得我们思索:

首先是确认和保证保险资金运用方式的多元性。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法律规定中,均规定了多种保险投资方式。这些方式具体包括: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投资等。英国则通过司法实务确认保险投资方式的多元性。由于投资方式多样且较灵活,使得不同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投资方式,将盈利性大、流动性强和安全性高的不同投资方式进行有效的投资组合,从而稳定了保险公司的经营,并进一步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是保险投资比例的限定性。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在注重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同时,也规定了投资比例。如美国纽约州、日本、德国、我国台湾等均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涉及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而且规定了某一投资方式投资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这样,前者有效控制了有关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后者有效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投资比例随着保险业的发展阶段而调整。如日本,在保险投资方式比例方面:存款从1947年的1/3,调整为1956年的35%,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拆借贷款从1947年1/20降为1956年的5%、1958年的29%,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地方债券,从1947年的20%至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公司债券,从1947年的2/3,1987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股票则自1947年至1998年始终规定为30%;不动产则自1947年至1998年始终规定为20%。

第三是关注寿险投资结构的不同性。保险投资的结构因产寿险不同而不同,产险业投资要求的流动性优于寿险,而寿险的盈利性和安全性优于产险业。法律的规定显然要有所体现。比如,美国纽约州的保险法律在规定保险公司投资的形式和数额的同时,对人寿保险公司与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的投资结构确定了不同的原则。在纽约州保险法中,适用于寿险公司的投资法以谨慎标准为原则,而适用于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的投资法则主要以“鸽笼式”方法为原则。

第四是加强证券投资的管理。在保险投资的发展过程中,证券投资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总的趋势是投资的证券化,但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有所不同。早期工业国的保险投资已基本证券化,并且,在债券投资中股票和公司债券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股票的比重则快于公司债券上升的比例;而后起工业国则还有一个过程。如在美国寿险资产中,贷款所占的比重,1917年为47.6%、1930年为55.1%、1940年为29.4%、1950年为28.9%、1985年为27.4%、1990年为23.6%、1995年为14.4%、1997年为12.2%;不动产从1917年的3%降为1997年的1.8%;有价证券则从1917年的44.2%上升为1997年的73.1,其中,股票投资的比重从1917年的1.4%上升到1980年的9.9%,在稳定10年后,1991年上升为10.6%,1997年为23.2%;公司债券的比重从1917年的33.2%上升到1980年的37.5%,其后1990年上升为41.4%,其后直到1997年为41%左右波动1。这种保险投资的证券化是同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相联系的,而这种资产的金融化,同保险业(尤其寿险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要求的流动性和盈利性是密切联系的。

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在于:在二战后才开始发展,起点低、发展速度快。国家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在强调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也强调社会性,保险投资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重大作用。其中,日本保险投资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使日本的经济跨入经济强国后,其保险投资由贷款为主逐步转向证券投资;而韩国的保险投资结构的现状与日本八十年代初期相似,正处于转化中,我国台湾寿险业贷款比重也较高,但不动产的比例较高,这与台湾不动产稳定增值有关,同时,从动态看,有价证券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后起工业国或地区的保险投资结构演进为由直接投资向证券投资的演进是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

日本作为后起工业国,80年代以前其投资比例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存款;而80年代以后,有价证券和存款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贷款和不动产投资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86年证券投资占第一位,贷款退居第二位,1984-1986年存款上升至第三位,不动产退居第四位。其中,从1975年至1996年间,寿险业的投资中,贷款从67.9%下降到34.6%,有价证券从21.7%上升到50.7%,不动产从7.9%降为5.2%,其他资产从1.4%上升为6%。在此期间,1986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有价证券的比例首次超过贷款的比例。日本保险投资是同该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相联系的。就其过程的特点看,主要有:首先,注重保险投资的经济效益。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侧重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经济效益较好,于是保险公司投资于机械制造和化工工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转向以轻工中小企业为主,同期寿险公司短期贷款占61.7%,后来证券投资效益好,又转向证券投资,1975年为21.7%,1984、1986、1996年分别为35.1%、41%、50.7%;贷款投资占总资产的比率由1975年的67.9%,下降为1986、1988、1996年的39.2%、30%、34.6%。其次,关心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包括向新型产业投资、投向社会公用事业、社会开发性投资、为扩大生活消费投资;同时还注意扩大海外投资。

韩国的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投资方式有:有价债券投资、不动产投资、贷款或汇票贴现、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对信托公司的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信托、财政经济部令制定的类似前述第1-5项的方法。并于第15条规定各类投资比例为:对股票的投资不得超过总资产的40%;不动产投资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5%;保险公司购买同一公司债权及股票或以此为担保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人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3%,对同一物件为但保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企业集团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企业集团发行的证券及股票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外汇、国外不动产及外汇证券的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0%,中小企业(风险企业除外)发行的股票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保险公司持有或作为贷款担保的同一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公司总发行股票的10%,但持有国外法人的股票时,可以例外。对增强保险财产运用的健全性和效率性有必要时,金融监督委员会可按保险业务的种类和保险公司的财产规模,在第一款规定的各种财产利用比例的十分之五范围内下调其比例。

韩国寿险业自1950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迁,其保险投资中,不动产投资从50%以上降到了1997年的8.5%,其中,配合政府经济发展计划,以及鼓励出口发展重工业,寿险业资金运用转向投放资本市场及放款。目前韩国保险业法及保险资金运用管理规则规定各项资金运用投资对总资产比率为:股票不得超过30%;不动产投资为15%或以下(10%为营业用,5%为投资用);现金及存款为10%或以下。上述规定韩国政府鼓励保险公司多放款给房屋专项贷款,以及中小企业贷款2。韩国保险投资结构的变化为:韩国寿险业投资中,其结构的顺序依次由1981年的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现金及存款转变为1997年的贷款、有价证券、现金及存款、不动产。尽管有价证券的比重从18.5%上升到27.2%,贷款从62.8%下除为48.5%3,但仍然以贷款为主。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投资结构的演变过程因产寿险而不同。从1991年至1997年,在财产保险业的投资中,其投资的结构顺序依次为: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抵押贷款、贷款。其中,银行存款57.58%降为54.04%、有价证券从17.36%上升为31.74%、不动产从21.11%降为11.2%、抵押贷款从3.96%降为3%,其中股票从7%上升到19.45%,这说明产险业保险投资仍然以银行存款为主,这同财产保险主要属于短期业务要求投资流动性较强有关。寿险业投资中,投资的顺序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存款、不动产、国外投资和专案运用及公共投资,从1986年至1997年,其投资比重分别变化为:贷款从31.29%上升为35.05%、银行存款从23.77%上升为28.03%、有价证券从17.36%上升为28.03%、不动产从27.19%降为10.61%、国外投资从1989年的0.02%升为2.22%、专案运用及公共投资从1994年开始的1.95%上升为2.67%。其位次的变化为:有价证券由第三位上升为第二位、银行存款由第二位下降为第三位。这说明寿险业保险投资中有价证券的比重上升,但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

由此可知,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保险投资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经济发展初期,保险投资中,贷款的比重较高,一方面对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些投资项目的高回报,带来了保险投资的高盈利。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保险投资由贷款或不动产转向有价证券投资为主,日本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韩国的现状与日本发展的过程相似,韩国经济仍然处于日本当年起飞阶段,贷款比例很高;台湾寿险投资贷款、房地产比例也较高,这是由于这一阶段这些项目投资盈利性高。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市场的完善,也将逐步向证券化投资过渡。

第五,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不少国家和地区就保险资金运用的问题,注意从法律规范上较为详细地加以规定。如日本不仅在《保险业法》中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范围,同时在《保险业法施行规则》对其作出具体规定;我国台湾在《保险法》有关保险投资规定的基础上,相继制订了《保险业资金之专案运用与公共投资》、《保险业资金之专案

运用与公共投资审核要点》、《保险业资金办理国外投资限制》、《保险业资金办理外投资内容及范围》。它构成了由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轮廓,由特别法作出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这样便于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既保持法律的持续性,同时又具有灵活性。

二、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起飞阶段,同时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因而一方面基于我国实际,另一方面借鉴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考察,本文认为欲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应当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确立在安全性的前提下保护保险公司实现尽可能多的盈利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益利。因为保险公司也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偿付能力的增强。

第二,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1)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证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证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2)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但保法等,从而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3)理顺投资监管机构及相关部门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保险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法律规章之上。

第三,确认和保护保险投资主体在保险投资方式上有一定的选择权。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保险投资主体有权实施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证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证券投资。当然,银行存款在目前及未来依然是必要的。从长期来看,待我国经济发展到较发达国家行列、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为主,那是比较长远的事。

第四,在立法上,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比例。从法律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4。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了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了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这就有效控制了有关高风险的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有效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因为能够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投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而,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5。

第五,法律应当对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投资作出区别性规定。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许多寿险带着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方式,如不动产、贷款;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而应投资于股票、存款。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应严于非寿险,因为寿险期限长、带有储蓄性,控制主体比例,便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立法。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愈大,表明保险公司可自由运用的资金愈多,则保险投资方式上可选择盈利性大、风险高的方式。通常衡量偿付能力的指标有:净保费与净资产之比;未决赔款准备金与净资产之比。我国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由于保险监管的核心在于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所以,对保险投资监管的核心在于提高其偿付能力6。

当然,完善投资环境与放松投资限制相互依存。结合我国国情及保险业的特点,二者应同时兼顾,在完善投资环境的同时,适当放松投资管制。而在投资管制方面,实行严松合一,即在充分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严格控制投资比例。这一比例的大小随投资环境的完善而逐步扩大,在投资环境尚未完善的初期,投资比例应该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其后逐步扩大。同时,在投资比例方面,也应因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区别对待,在初期,主体比例应当控制得更严些。这样既保证了保险投资的盈利性,也控制了投资风险,从而保证我国保险业持续稳健地发展。

【作者介绍】中国政法大学邮编；北京工商大学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资料来源:根据1998《LifeInsuranceFactBook》整理,AmiricanCouncilofLifeInsurance,第109页。

2参考:周淑燕《南韩保险事业发展之梗概》一文(台湾《保险专刊》第47期,1996年,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编制)第208-209页。

3王绪瑾:《论中国大陆的保险监管》《保险专刊》(台湾)1998年12月,总第55期,第33页。

投资监管论文篇3

【关键词】政府投资；公共选择；资金监管；委托

一、引言

国外通常把政府投资项目作为政府采购的一部分，自然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研究主要是零散地分布在政府采购范围、政府采购程序、政府采购控制等方面，这也促进了西方政府采购理论的不断发展。孙明旺（2010）在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系统阐述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以外部监督为主的监管体系，包括设立专业性外部监督机构，建立健全媒体和公众等社会监督机制，完善政府投资监管机制，建立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等。

从当前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监理的研究总体情况来看，已有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研究缺乏足够的广度和深度。大多数的研究都是针对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模式、体制等，作为极其重要的资金监管方面，很少有独立深入研究的；或是针对某一具体行业如交通设施建设、水利设施建设的资金监管问题，却很少从政府投资这一角度入手。第二，没有建立一个普遍适应的政策体系。当前需要设计一个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政策体系，全面监控政府投资项目资金运行各个环节，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资金浪费的现象，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率。第三，由于相关数据和资料的获取较为困难，就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监管状况的分析来说，实证研究较少。

二、公共选择理论与财政约束软化

国外经济学者布伦南和布坎南等人将“经济人”假设引入选民偏好特征、政治家行为特点、公共决策过程以及社会制度的形成等问题，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这一理论对政府管理理念尤其是预算理念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该理论认为，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使得个人理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决策的理性。构建完善的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监管体系，通过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管，并及时进行信息反馈，建立完善的问责机制，追究相关部门和官员的责任，能有效地解决政府官员在财政基本建设过程中的这种个人理性与政府部门公共责任的不一致性问题，从而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三、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中的“委托―”关系

每个社会成员则通过纳税来为其消费的公共产品进行付费，这样就产生了政府与纳税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委托―”关系，即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机构，承担公共受托责任。又由于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各司其职，且政府职能部门自身并不从事产品生产，使得政府和纳税人之间的“委托―”关系表现为多重的“委托―”关系，而不再是私人经济中那种简单的单一“委托―”关系。

公共产权的委托难以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尤其是在以上这种长长的“委托―”链条中，委托人和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不完全一致和权力不匹配的情况。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委托―”关系为例，地方政府无疑要比中央政府更了解本辖区内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哪些基建投资，要投入多少财政资金。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掌握着更翔实地信息，加上政府官员本身存在动力问题和，结果导致了地方政府在申请中央专项基建资金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建立完善的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监管体系，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的筹集、拨付、使用进行全过程的有效监管，能更有效的解决社会成员与政府，以及政府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问题，使人的效用函数尽可能的与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一致，从而将信息不对称的损失与危害降低或限制在最低程度，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性，实现财政支出效果的最大化。

四、对策与建议

综上所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现实国情的复杂性，加上我国文化的特殊性，导致政府官员普遍责任理念缺失。我国对于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的管理一直存在着多头管理，主要是通过政府各职能部门依据各自的职责分工，通过协调和制衡来共同实现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的管理。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监管工作还处于“自发性”阶段，只零散的见于财政部门、审计部门以及各行政职能部门，监管工作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证，使工作的开展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同时，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只能的交叉、重叠，必然造成目前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管理上部门争管，政出多门，出现问题则回避矛盾，责任纠缠不清，管理杂乱无序的局面。

要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政府投资建设领域的使用效果，让资金的使用去向、使用效率、使用的公平与公正性更加透明，就必须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的监管，就必须解决好当前我国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监管中存在的众多问题。我国应立足于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推进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监管工作的广泛和深入开展。首先，必须建立专门资金监管机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项目单位为责任主体的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监管三层责任体系。其次，在整体的责任体系作用下，对资金的拨付、使用、偿还三个环节进行具体的措施设计，包括建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约束机制、项目资金实行专户专管专用统一拨付、建立政府投资项目资金使用风险防范机制以及构建政府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效果评价体系等，实现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的全过程监管控制。最后，还要加快相关辅助机制的完善与改革，如加快政府投资项目资金监管的法制化与制度建设，加强财政监督的力度，鼓励公众参与，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等。

参考文献：

投资监管论文篇4

关键词：发行监管 核准制 注册制 保荐制度

2012年5月11日，标榜应“全球太阳能光伏照明行业开拓者”的珈伟股份在创业板上市，上市首日，股价一度大涨23%。然而，该公司于7月14日披露的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公司预计上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40万至340万元，同期下降94.12%至95.85%，使得其股价下跌约30%，参与此股的投资者深深被套。珈伟股份的业绩会突然“变脸”引来了投资者的深思，例如该现象是否真的由于其所宣称的由于美国爆发飓风灾害引起的；是否由于现有发行监管制度作用有限使得该类质量低下的公司得以上市等。本文对此进行分析。

一、发行监管的相关理论及文献

有关学者将国外关于证券市场监管的理论分为四种，分别为公共利益理论、政治理论、权衡理论和法律理论。

（一）公共利益理论（Stigler，1971；Becker和Stigler，1974）

该理论认为由于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不为零、不完全竞争和“搭便车”行为等现象，私人投资者没有能力对实力雄厚的公司进行监管，因此只有通过政府对公司的监管，才能克服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进而维护整个市场体系的稳定。

（二）政治理论（Olsin，1965；Becker，1983；Tullock，1967）

该理论认为，一方面，政府的监管政策往往会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所控制，即监管俘获理论；另一方面，政府对公司的过度管制行为会进一步增加市场中的寻租机会，破坏市场的正常竞争秩序，这对于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综上所述，政治理论认为，应充分发挥竞争和开放机制在监管中的作用，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对市场发展的抑制。

（三）权衡理论（Shieifer和Vishny，1997；Hay和Shieifer，1998）

该理论认为监管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是同时存在的，因此应在两者之间进行权衡，以期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权衡理论试图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一方面避免政府在监管中的“掠夺之手”（Grabbing Hand），而保持其“援助之手”（Helping Hand）；另一方面发挥市场的监督机制，避免政府为实现自身利益而对资本市场造成侵害。

（四）法律理论（LLSV，1997；Beck和Levine，2003）

该理论认为，在监管中的监管效率关键在于实现对中小投资者权利的有效法律保护。法律理论的主要观点，一是在法律条文上对投资者权利进行详细的规定和保护；二是通过改善法律的执行质量，提高执法效率，使投资者权力能够得到实际有效的执行。

（五）经济合同理论

该理论也是众多监管理论中不可忽视的一方面。监管可被视为被监管者和监管者之间一系列的隐形合同关系，合同决定了签订该合同的各方所应遵守的行为，以及对违约方可能取的措施。设计巧妙合理的合同可以避免或减少系统性风险；反之则有可能增加金融活动中的系统性风险。

通过以上理论及文献可以发现，一国的证券监管制度无非是在政府监管、市场监管与司法监管之间进行监管权力配置。那么，我国的发行监管制度是否是政府监管、市场监管与司法监管之间的最优配置？我国的发行监管制度又存在哪些问题？本文以珈伟股份为例，通过综合分析珈伟股份的财务报告、招股说明书和发行公告提供的信息，探寻珈伟股份欺诈上市和我国监管制度存在缺陷的线索，并据此提出符合国情、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

二、理论分析

根据我国的现状，我国的发行监管模式并未实现在政府行政监管、市场监管和司法监管之间进行权力配置选择所得到的最优监管方式。政府的市场管理部门和经济决策机构自证券市场建立伊始就对其进行直接干预和管理，原因一方面来自于我国金融发展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开始的，监管方式均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办法，而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管理办法；二是司法制度较弱，法律制度不仅不能对违规事件起到警告威慑作用，司法机制无法作用于A股市场也使投资者投诉无门，而A股市场出现问题后由于“搭便车”行为导致的集体维权不利更加剧了司法机制对A股市场的治理作用收效甚微。换言之，我国的市场监管与司法监管更多的流于形式，而难以起到实质作用。

对于投资者所依赖的政府监管，也存在着缺乏质量和效率的问题。如同金融监管的政治理论分析，利益集团会通过各种手段以影响政府监管政策，即监管俘获现象。利益集团对政府监管政策的“俘获”体现在金融机构的国有背景以及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发展考虑对上市公司的干预，证监会取的监管策略往往会受到上述情况的干扰。

综上所述，我国监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值得投资者充分信赖，需要对证券发行监管进行深入的改革，尤其应建立健全目前所缺乏的市场监管机制。此外，由于司法机制滞后，我国既不能实现金融监管的法律理论所期望的模式，通过法律制度对A股市场中的投资者形成有效保护；又不能实现经济合同理论所要求的模式，通过制定合理经济合同以规制管制者与被管制者的行为。即在短期内通过法律制度实现对A股市场的保护缺乏现实可行性。再者，基于证券市场的特性，司法制度中“不告不理”的被动执法方式和集体诉讼中涉及到的“搭便车”行为都明确了司法机制并不适合作为证券市场中监管的主导工具。因此，就目前而言，对我国发行监管制度的改革，应在政府监管与市场监管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司法监管只有经过长期的司法改革才能得以实现。

三、案例分析

（一）上市公司利用盈余管理欺诈上市

珈伟股份（即深圳珈伟光伏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于2012年5月1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从其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和2012年度财务报表来看，该公司存在着利用盈余管理欺诈上市的迹象。

1.资产减值损失。2011年度该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均为坏账损失，共计1 368 474.89元；而2012年度该项目总额却达到了5 311 589.69元，其中坏账损失为3 200 325.69元，存货跌价损失为2 111 264元，在一年内增长了288.14%，且在其所披露的2012年度财务报表中并未解释其中的原因。经过分析，财务报表中披露的该公司的销售主要集中于北美，而北美发生飓风灾害导致其产品销售下降以及主要客户库存积压是其应收账款无法收回以及存货贬值的重要原因。然而，该公司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时间并不恰当，因为飓风灾害发生在2011年，客户的库存积压现象在2011年便已显现。这说明该公司应在2011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且应在2011年加大坏账损失的计提比例，而2011年该公司实际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为0。

2.上市前关联交易。2011 年5 月25 日，珈伟太阳能（中国）有限公司与珈伟股份签订《专利转让合同》，以0 元价格向公司转让“一种新型太阳能电池组件”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其利用关联交易粉饰2011年度报表从而包装上市的意图显而易见。更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的利润主要来源于香港珈伟，其2009年至2011年汇回的利润占公司同期合并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70.52%、80.17%和59.64%；而在2012年香港珈伟汇回利润金额为0，2011年该金额为25 543 600元，这是导致该公司2012年净利润与去年相比下降89.83%的重要原因。此外，该公司2012年度应收香港珈伟的款项，占全部应收账款的79.94%，但从该公司2009年至2011年的应收账款余额来看，并不存在应收香港珈伟的款项。这些数据表明，该公司极有可能为了包装上市而令香港珈伟连续3年向母公司汇回巨额利润，而一旦上市成功便不再汇回利润，甚至是通过让香港珈伟拖欠款项的方式来支持其今后的运营。

（二）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和监管机构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资产减值损失以及关联方交易两方面，可以得出该公司利用盈余管理欺诈上市的结论。然而，该公司最终能够上市不仅由于盈余管理的作用，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甚至是监管机构在以下方面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持续盈利能力。证监会制定的《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发行人不得存在的行为包括：发行人的行业地位或发行人所处行业的经营环境已经或将发生重大变化，并对发行人的持续盈利能力构成重大不利影响。而该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在销售区域上高度集中于北美，其报告期内公司来自北美地区的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98.29%、98.76%和91.73%。一旦北美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该公司甚至整个行业的持续盈利能力将受到重大影响。而2011年的飓风灾害已说明了严重依赖北美市场会导致经营环境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收入存在重大依赖。根据《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发行人不得存在的行为还包括：发行人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或净利润对关联方或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客户存在重大依赖。而该公司一方面具有对少数客户存在重大依赖的问题，在报告期内，公司前三大客户销售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83.14%、77.45%和79.39%，客户集中度较高。倘若主要客户采购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将面临着因客户结构不能及时调整而带来的短期盈利水平下降的风险。另一方面，该公司对子公司的依赖程度较高，其利润主要来源于境外子公司香港珈伟，如前所述，在报告期内香港珈伟实现的利润总额占公司同期合并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70.52%、80.17%和59.64%。

3.存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而珈伟股份作为发行人，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问题，虽不损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但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和监管机构仅由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作出补缴税款的承诺便将此事予以忽视。

四、我国发行监管制度的局限性

通过珈伟股份的案例可以发现，目前的发行监管制度主要存在以下三点缺陷。

（一）证监会对公司IPO的一系列硬性规定

证监会要求IPO公司必须符合一系列较为苛刻的实质性条件才能上市，尤其是要符合各种财务方面的条件。这就造成了三个问题，第一，公司为了能够上市会采取一切手段进行盈余管理粉饰报表，欺骗监管当局与投资者。这种公司容易在上市后立刻业绩“变脸”，使得股价一路狂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增加了市场与社会的不稳定性。第二，各利益相关集团会试图“俘获”监管当局，再加之监管当局并非完全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最终使得和珈伟股份类似的经营存在不稳定性的公司得以上市，形成监管失效的局面。第三，可能导致不符合苛刻条件的优质公司无法上市。不符合条件的公司可能有着更好的投资机会与发展潜力，且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来看，苛刻的上市条件是阻碍其发展的原因之一。

（二）发行监管手段过度行政化

我国以政府的政策目标作为监管行为的取向，发行监管手段高度行政化，而市场经济的精髓是依靠市场的供求关系及其内在运行规律，而非以行政命令来达到市场均衡。随着我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的发行上市需求巨大，证监会有限的人力及审核资源难以满足未来发行节奏市场化的要求，最终引发了IPO“堰塞湖”问题。而珈伟股份等新股在IPO初始股价奇高，除了IPO定价制度的问题外，也反映了新股的供给缺乏问题。

（三）保荐制度有待完善

我国的保荐制度尚不完善，保荐代表人与保荐机构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目前保荐制度的不完善之处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保荐人自身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保荐代表人遴选制度不完善。另一方面保荐人的任期不合理。第二，保荐人与相关当事人之间存在权责不清、定位不合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之间、保荐人和发行人之间、保荐人和其他中介机构之间、保荐人和监管部门之间的权责不清、定位不合理。第三，保荐制度的法律法规仍待完善。整体而言，我国目前保荐人及保荐代表人的责任处罚程度较轻，主要侧重于行政处罚，而缺乏相应的民事和刑事处罚。在珈伟股份业绩“变脸”之后，保荐机构被采取的监管措施仅是出具警示函，对于保荐代表人，证监会只是暂不受理其与行政许可有关的文件。

五、关于改革我国发行监管制度的建议

发行监管注册制指发行人在发行证券时，应当且只需依法全面、准确地将投资者作出决策所需要的重要信息资料予以充分、完全的披露，向证券监管机构申报；证券监管机构不负有实质审查义务，不对证券自身的价值做出任何判断，而仅审查信息资料的全面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发行人公开和申报有关信息材料后，证券监管机构未提出补充或修订意见或未以停止命令阻止注册生效者，即视为已依法注册，发行人即可发行证券。注册制的优点主要包括：第一，简化审核程序，减轻主管机关的负担，提高工作效率。第二，节省募捐资金时间，有利于具有发展潜力和风险性的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及时募集到所需资金，获取发展机会。第三，促使投资者提高投资判断力，提高市场整体水平，减少对政府的依赖。第四，充分体现证券市场所要求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目前我国的发行监管制度为核准制，其最严重的问题是过于行政化，而去行政化、实现市场化已成为普遍共识。与核准制相比，注册制的市场化程度更高，也更注重对投资者的保护。因此，笔者提出的改革建议主要针对如何在我国实现发行监管注册制。虽然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全面实行注册制的条件，但可以通过风险投资板的试点，在实践中逐步摸索推行注册制的现实途径。由于长期以来，投资者严重依赖监管机构对新股能否发行进行判断，并不会立刻形成利用自己搜集的信息判断公司优劣的习惯，因此在缺乏政府发行监管的风险投资板，投资者可能在心理上认为风险太大而不愿意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为发展风险投资板可以采取以下两方面措施：

1.由于板块风险较大，交易所在宣传时可以声称该板块收益也较大，只有收益与风险成正比，投资者才愿意投资。且事实上该板块的确可能创造较高收益，因为在注册制下，一些规模较小或业绩较差的公司可能会由于具有良好的投资机会或发展潜力而成功发行，一旦这些公司的项目成功，投资者也会获得丰厚的回报。

2.针对高风险这一问题，可以借鉴期货市场，建立与控制风险、保护投资者有关的系列制度。在此基础上，风险投资板可建立下列制度：第一，引入强行平仓制度。股票强行平仓的依据应为股价连续跌停的次数，当连续跌停达到一定次数时，交易所应强行卖出投资者的投票，这样既防止投资者损失的扩大，又减缓了股价的市场波动。第二，引入风险警示制度。指交易所认为有必要时，可分别或同时采取要求报告情况、谈话提醒、书面警示、公告等措施中的一种或多种方式，以警示或化解风险。第三，建立投资者保障基金。该基金在上市公司存在欺诈行为时产生作用，用于弥补投资者损失。其资金来源于从交易所、证券公司的交易手续费中提取的一定比例。第四，建立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此外，应保证为风险投资板上市公司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较高。总体上，风险投资板应首先指数独立，再运行独立，最终实现注册板与创业板或主板的合并，从而在我国实现全面的注册制。

参考文献：

1.高建宁.我国证券发行监管制度及其有效性分析[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2007.

2.宁文昕.保荐代表人、证券监管与保荐质量的提高[D].济南：山东大学金融学专业，2012.

3.顾连书，王宏利，王海霞.我国新股发行审核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型的路径选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11）.

4.刘纪鹏，曾斌.IPO堰塞湖与监管制度改革[J].经济，2013，（1）.

投资监管论文篇5

关键词：证券市场 证券监管 证券法

国内外证券市场一般是由证券经营机构和上市企业及各类市场参与者和市场投资者组成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是否完善关系证券市场能否正常运行，为了更好地发展证券市场，更好地维持证券市场的秩序，应具有与之相应的法规和法律。为此，必须要规范和完善证券市场的法律及证券市场的有关制度。必须建立建全证券市场惩戒机制、证券市场援助机制、证券市场纠纷解决机制、证券市场威慑机制，最关键还要建立建全对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机制，本文将从制定保护投资者的法律和制度、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及加强对证监会立法权行使的行政监督等方面加以论述，说明健全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对发展证券市场的重要性。

1 证券监管法规制度必须保护投资者利益

要完善和发展证券市场，在制定证券监管法制时要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首要，司法体系要具有处理复杂证券案件的足够经验；同样必须保持正直诚实的工作作风，并且允许集中证券市场众多投资者诉求的集团诉讼方式或其他类似方式，法律和制度应让民众有机会发现问题。

1.1 建立财务披露规则。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应被独立审计，法律应规定范围广泛的财务信息披露规则，会计和审计规则制定机构应胜任其职，并具有制定良好规则的意愿并保持规则的独立性先进性。会计和审计制度应对证券市场投资者及时披露真实而完整的信息，满足证券市场投资者对证券投资信息的需求。

1.2 中介机构的信任度。证券法或其他法律能让会计师承担相应的投资者责任风险，中介机构的信任度在证券交易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会计师应该拥有技能和经验，这样会计师就会顶住客户要求不严格审计或者不作不利披露的压力。这样就会对中介机构的信任度起到不利的影响。若会计师支持虚假或有意误导的财务报告。直接影响证券市场的交易行为，因为投资银行业的声誉取决于向投资者销售的证券价格是否过高，投资银行业应具有调查证券发行人的丰富经验，如果投资银行销售了披露虚假，误导性信息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证券律师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声誉，确保公司发行文件与信息披露规则一致的丰富经验，对所有证券市场的投资者完全平等。证券法或其他法律让投资银行承担足够的投资者责任风险，迫使投资银行顶住客户要求进行有利披露的压力，以提高中介机构的信任度。

1.3 追究披露虚假信息公司的责任。在证券交易中，对蓄意披露虚假信息以误导投资者的公司及有关人员要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明确规定内幕人士蓄意误导证券投资者应承担相应刑事责任。证券法或其他法律应明确规定对披露虚假或误导信息的公司和内幕人士追究责任并对其进行其他民事制裁。股票交易所应制定有效上市标准，并能通过对违反披露规则的公司处以罚款或予以摘牌来实施这些标准。

1.4 证券市场的透明度。要公开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间、数量、价格，确保证券交易规则中证券市场“透明”，禁止操纵交易价格的交易规则应真正执行。

2 明确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

证券监管机构对发展证券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法律上讲，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应有地位尚未确立。价格发现是证券市场的核心功能之一，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使投资者获取及时准确的信息，提高市场信息有效性，是证券市场发挥价格发现功能以促进上市公司治理的基础条件。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监管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确立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的重要地位，确保在执法过程中合理性和合法性及畅通性。通过以上制度建设给投资者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信息环境，使股东能够通过股价变动迅速了解公司信息，及时对管理层责任履行情况作出评价并采取相应行动，从而加大对管理人员的监督力度，激发管理层努力提高治理水平，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监管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但《证券法》对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未作明确指定，上述情况表明，监管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首先必须从法律上对此做出明确规定，我国立法部门应把证券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和名称用专门的条款加以明确。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证券监管机构在执行监管职能的过程中产生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这一点对于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来说尤为重要。

3 加强对证监会立法权行使的行政监督

应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的主体、程序和备案等进行全面规定,将规范性文件纳入国务院主动或应申请审查的范围。增加国务院应有关机关和公众的审查建议而对相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时限规定。加强对证监会立法权行使的行政监督，创造良好的交易环境，强化证券市场监管，加强和改善对机构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监督，当前我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应在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使其成为证券市场投资主力的同时，按照市场规律制定一系列政策法规来规范和约束机构投资者行为，他们能够在一个有序的环境下进行市场操作，抑制市场操纵和内部交易等不当行为，提高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真正成为公司治理的有效监督主体。

参考文献：

[1]柯湘.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立法权问题研析，财经理论与实践，2011.1.

[2]郑重.论我国证券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现代商贸工业，2011.2.

投资监管论文篇6

关键词：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管理途径

中图分类号： F83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财政部对《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进行了修订。新修订的规则自2012年4月1日起施行。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事业单位履行事业职责、获取经济收益的来源之一。但长期以来，我国对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的管理一直处于相对缺位状态，职责的缺位造成了管理的薄弱。如何加强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的监管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的方式和概念

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是指事业单位依法用自身所拥有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向其他单位进行的投资，包括组建全资或参股企业、合资、合作企业等投资行为。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按资产形态分为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按照投资形式分为债权投资、股权投资。

二、当前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管理存在的问题

1、对外投资项目决策程序不规范

自财政部"两个令"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纷纷加强了对国有资产使用管理的研究和探索，各地资产使用规章制度己经 基本建立，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却存在执行不到位的问题。按照财政部 36号令的规定"事业单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应当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并提出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门审批"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存在很多未经审批、未进行可行性研究、未签订对外投资合同等问题 为事业对外投资带来了很多的隐患。

2、对外投资资产管理不规范，资产使用效益低下

部分事业单位对被投资企业的监管不力，存在重投资、轻管理的现象，对投资项目的经营决策、经营管理情况、财务状况、经济效益等情况重视不够，造成投资资产使用效益的低下。主要表现在:被投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出资人管理缺位;企业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内部管理混乱，投资企业没有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未建立投资项目后期跟踪管理监督机制，投资单位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不能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缺乏有效的财务监督，投资企业财务收支随意性较大等。

3、对外投资会计核算不规范

根据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规定，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应在对外投资科目进行核算，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单位将对外投资放在往来账中核算，既不符合会计制度的规定，混淆了财务关系 在实际中大量投资以及由此形成的收益游离子监管之外，又给私设"小金库"和不正当获利等留下了空间。

4、对外投资收益收缴管理制度不完善

目前，由于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收益收缴方面没有明确的管理办法，使得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收益未能上缴财政;此外，大多数事业单位对外投资也没有明确的收益分配约定，造成许多被投资单位自成立以来，从未进行利润分配，投资收益大都留在了被投资单位，使投资收益游离子财务管理和预算管理之外，极易成为某些单位或个人的"小金库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分配秩序。

三、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管理体系的方法途径

1、严格对外投资审批程序，加强可行性论证的具体几个方面

一是严格对外投资审批程序。为控制事业单位对外投资风险，减少对外投资的盲目性和投机性，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应实行严格的审批程序，未经监管部门批准，一律不得对外投资。

二是加强对外投资的可行性研究。事业单位对外投资项目前期决策是决定投资效益的关键，对外投资项目要进行详细的可行性论证，全面分析在市场、财务和法律等方面的风险，对重大投资项目还应建立专家论证制度，充分昕取意见、建议，保证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可靠性、真实性、客观性。

三是建立部门配合、相互制约的联动管理机制。未经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监管部门的批准，土地、房产、车辆等产权管理部门不予办理产权、户籍过户手续，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进行工商注册登记。通过部门间的联动，全面加强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的监管。

四是规范事业单位对外投资账务处理。对于经批准的对外投资项目，事业单位应当按照《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要求，在对外投资科目予以核算，严禁挂往来账款。

2、履行财政部门监管职责，建立健全基础管理制度

事业单位对外投资作为事业单位资产的一部分，由财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目前，财政部门对事业单位对外投资尚未形成系统的监督管理制度，制度体系有待于继续完善。作为监管部门，财政部门应加快研究制定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的出资管理、产权管理、考核管理、薪酬管理、收益分配等基础管理制度体系，为履行监管职责提供制度保障和管理依据。

3、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事业单位通过向被投资企业下达经营业绩考核指标，与被投资企业经营班子成员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等手段，逐步建立健全经营收益分配制度，完善考核及奖惩制度，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以提高对外投资企业的经营效益。

4、合理选拔管理人才，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

目前事业单位对外投资企业的负责人基本上由事业单位人员兼任，难以履行有效的管理责任。为加强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事业单位应选派或外聘思想政治水平高、组织能力强、懂得经营、善于管理的优秀管理人员专职担任企业主要经营者，由熟悉业务、善于理财的人员担任财务主管。同时，应建立投资项目的经营责任制，明确被投资企业负责人的经济责任，通过责任意识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5、加强对被投资企业的财务监督检查

被投资企业应当严格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以及企业内部各项财务会计管理制度，及时向财政部门及主管部门报送相关财务报表和财务资料，接受出资人和监管机构的检查和监督，并定期委派中介机构对其进行财务审计监督，切实管好人、管好账本，创新集团管理模式。加强战略管理，科学制定和适时调整企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内控体系，切实把好对外担保、应收账款、债务等风险管理关口。强化对子公司重大事项的管控，加强对二、三级企业和项目单位的监督检查，确保集团公司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得到贯彻落实。

参考文献:

[1]胡兵.对事业单位对外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探讨[l]理论研究，2010(6)

投资监管论文篇7

随着企业年金投资范围的不断扩大,如何加强监管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在企业年金投资的监管领域,依据监管当局对投资资产组合类别和比率的限制程度,存在定量限制监管和“审慎人”规则两种基本监管模式。这两种模式的选择由于受到一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投资管理人内控制度的完善程度、监管当局的经验及法律渊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且其对一国企业年金的风险和收益模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这一问题一直都是企业年金监管领域备受关注的问题。

定量限制监管和“审慎人”规则监管模式

定量限制监管就是对企业年金投资资产的数量限制,一般对投资于高波动性和流动性较差的资产都有禁止性规定或比率限额。实行这类硬性规定的主要是欧洲大陆法系的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它们对企业年金投资组合的限制主要体现在:限制企业年金的自我投资,即对企业年金投资于发起人的股票或债券进行限制,以防范发起人的破产风险或利益冲突的出现;限定各种投资工具在投资组合总额中所占的最高比例或最低持有额(主要是政府债券),有些国家还对最低收益率作出了规定。

相比较之下,“审慎人”规则的内涵更为复杂,并有一定的法律渊源和演变过程。“审慎人”规则根植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信托法,其特征是在以判例为基础的普通法中发展起来的。1830年的哈维德诉亚莫瑞判例开启了“审慎人”规则的先河,判决书中定义:受托人要诚实和细心,应该审慎地、细心地和有所谋略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关注他们基金的长期头寸以及投资资本的可追求收益和投资安全,而不是考虑如何投机。在此之后的一百多年里,股票投资被认为风险太高而不适合任何审慎的委托人,而资本市场和金融理论,特别是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发展在逐步改变和丰富着审慎行为的内涵,使其包含了分散投资的含义。美国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中就特别声明养老金经理在投资决策时必须满足审慎投资人标准的要求之一是计划的资产分散化。考虑到现资理论,美国司法部在制定新的审慎投资人的法律标准时也采取了弹性的标准:应将所有投资视为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而不能在单个资产的基础上作判断。可见,“审慎人”规则是与金融市场和投资理论密切相关的,因而具有动态特征。

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对养老金的监管都遵循了“审慎人”规则,以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最为典型,它们对养老金的资产组合没有太多限制,一般只规定了发行人、各类投资工具、风险、所有权集中,而不规定资产持有类别的上限。同时,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在“审慎人”规则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定量限制的因素,而且在自我投资额、所有权集中性、国外资产方面,遵循“审慎人”规则的国家多数也会有定量限制,只是相较于定量限制的国家,比例更为宽松(见表1)。

可见,“审慎人”规则具有相当大程度的灵活性,衡量的是投资决策过程而非结果,是一种适应资本市场和金融理论发展的动态型自我监管,但同时对投资管理人的内部控制和治理结构、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和司法体系都有较高的要求,其核心在企业年金的内部治理上,而监管当局也对年金投资的内控方面有更为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

定量限制监管与“审慎人”规则监管的效果比较

从监管实践来看,拥有明确的数量和比例限制的定量限制监管更利于监管当局的操作,但也使监管当局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同时也制约了市场的活跃程度。而“审慎人”规则的动态特征向监管者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这种因时而变化的弹性要求监管者与金融市场和投资理论的进展步调一致,更是一门相机而动的艺术。这也决定了拥有丰富监管经验的发达国家往往更宜于采用“审慎人”规则。

投资监管论文篇8

中图分类号： U415 文献标识码： A

一、建筑工程监理对目标控制的重要作用

（一）规范施工单位的行为

工程的监理单位按照建设单位的委托要求，动态约束管理施工单位的行为，并贯彻整个工程建设的始末。工程监理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作为依据，对施工单位不当的施工行为进行制止，控制不良施工行为的出现，对于工程质量水平和安全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

（二）提高施工工程的质量

工程监理单位对施工单位的监督管理，旨在站在工程产品需求者和使用者的角度，规范施工单位的行为，监督、管理、责令施工单位保证工程产品实现预期的质量水平。监理单位借助自身丰富的管理知识和技术经验，努力找出施工单位施工过程中在材料、设备、行为、结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然后责令施工单位及时解决问题和弥补问题造成的损失，减少工程质量隐患和质量事故的发生，杜绝建筑工程留下任何后患。

（三）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工程监理单位通过约束施工单位的行为，对工程的质量进行把关，譬如防止质量伪劣的材料进入施工现场、有效减少工程重修返工情况的出现等，另外还能够促使施工单位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同时加快施工的进度，有利于降低工程施工的投资，帮助建设单位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二、基于整体论和还原论的建筑工程监理目标控制

整体论和还原论都是人类看待世界的两种哲学观点，两者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整体论认为,宇宙不再被看做是一台由无数分离的零件所构成的机器，而是一个和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看待某个事物时，不应将其分离成各个碎片，而是应将其看作一个完整的事物，对其加以研究和考察。整体意味着完整、全面和复杂，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事物时，应将其看做整体，从各个角度对事物进行尽可能全面的认识。而还原论与整体论相反，所谓还原，是一种把复杂的系统(或者现象、过程)层层分解为其组成部分的过程。还原论认为，复杂系统可以通过它各个组成部分的行为及其相互作用来加以解释。还原论方法是迄今为止自然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人们习惯于以“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考察组成系统诸要素的行为和性质，然后将这些性质“组装”起来形成对整个系统的描述。

1整体论工程监理目标控制分析

监理目标控制是实现监理目标的手段，要从整体上分析三大目标控制之间的关系并采取有效的手段实现整体目标，是监理工程师的中心工作。如何顺利地完成工作，就必须采用合理的监理目标控制手段。而采用合理手段，首先要理顺并弄清三大目标控制之间的关系。目标控制手段之间的关系是和目标之间的关系相对应的。而工作项目之间三大目标之间关系是对立统一的[2]。项目质量、进度、投资三大目标存在矛盾和对立的一面。要提高其中一个或两个目标要求，则必然一定程度上降低其他目标要求。例如，如果提高工程质量要求，在进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必须加大投资力度，包括人力、资金、土地等多要素的投入，进而必然增加建设单位的成本。其反映了三大目标之间的矛盾对立面。尽管三大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对立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统一的一面。利用其统一的特性，可以保持三大目标之间均衡，有助于正确指导监理工程师开展目标控制工作。比如，适当地提高投资数量，就可以加快工程进度，也能保证施工质量，提早交付工程，可增加工程后续的经营收入。根据三大目标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采取合理均衡的目标控制手段，是监理机构必须要关注的问题。监理工程师必须仔细分析，找准三大目标之间的最佳均衡点，做到目标和需求之间，采取的监理手段之间和谐统一。同时应当保持系统的整体效果，综合运用各种目标控制措施，各目标之间做到互补兼顾，满足目标控制的全面性要求和实现过程中的系统性要求。

2 还原论工程监理目标控制分析

针对建筑工程监理项目质量、进度、投资三大目标采用还原论的方法详细分析每个目标的内容、方法等，有助于监理工程师根据项目目标开展具体的监理工作[3-5]。

2.1 建设工程质量控制

建筑质量是工程的生命线，没有好的质量，建筑工程就失去了价值。监理工程师在监理过程中，应始终把工程质量放在首要位置。而质量的评价应包含下列六个特性：适用性、耐久性、可靠性、安全性、经济性、与环境协调性。对于质量控制的内容包含三个阶段：施工准备阶段（事前控制）、施工过程阶段（事中控制）、竣工验收阶段（事后控制）。事前控制包括：参与设计文件交底和施工图会审、审查分包单位的资质、审查质量计划、施工生产要素配置的审查、审查开工报告及相关资料。事中控制包括：工序质量验收、分部分项目工程质量验收、工程变更审查、工程质量问题和质量事故的处理。事后控制包括：竣工资料审查、竣工验收、竣工备案。质量控制的主要手段包括：审核技术文件、报告和报表；指令文件与一般管理文件；现场监督和检查，可采用旁站和巡视方式、平行检验；规定质量监控工作程序；利用支付手段；其他一些专项质量控制要求。质量控制的定量分析方法有：数量统计法，字样平均值、平均值、变异系数、质量变异分布规律；图示法，有直方图法、排列图法、因果分析图法、控制图法等。

2.2 建设工程进度控制

工程进度控制是周期性的循环控制，包括计划、实施、检查、分析、处理五个循环阶段。每经过一次循环得到一个调整后的新施工进度计划。监理人员对工程施工进度实施监控的最根本方法，就是通过各种机会定期取得工程实际情况。而工程进度会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包括工程建设相关单位的影响、物资供应进度的影响，资金的影响，设计变更的影响，施工条件的影响，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承包单位自身管理水平的影响。进度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编制施工进度监理工作细则；编制或审核施工进度计划；按年、季、月编制工程综合计划；下达工程开工令；监督施工进度计划的实施；组织现场协调会；签发工程进度款支付凭证；审批工程延期；向业主提供进度报告；督促承包单位及时整理有关施工进度的技术资料；签署工程竣工报验单、提交质量评估报告；整理工程进度资料等。进度计划的控制方法主要有：行政方法、经济方法、管理技术法等。对应的具体措施有：组织措施、技术措施、合同措施、经济措施、信息管理措施等。而进度计划图通常绘制成横道图或网络图。

2.3 建设工程投资控制

建设项目投资控制是在投资决策阶段、设计阶段、建设项目发包阶段和建设施工阶段，把建设项目投资的发生控制在批准的投资限额内，随时纠正发生的偏差，以实现项目投资管理的目标，以求项目建设中能合理使用人力、物力、财力，并取得较好的投资效应和社会效应。投资控制的具体措施与建设工程进度一致，对投资进度而言，技术与经济相结合是建设项目投资控制的最有效手段。比如，重视设计、施工等多方案选择，深入到设计、施工、工艺、材料设备领域研究节约投资的可能，投资切块、分解的规则及详细计划，编制资金使用计划并控制其执行，动态比较投资的机会值与实际值，严格审查各项费用支出，采取对节约投资有利的奖励措施等。

三 结语

本文介绍了整体论和还原论，并对建筑工程监理的目标控制做了研究，分别将整体论和还原论的哲学观点和方法论应用在建筑工程监理目标控制中。整体论帮助监理工程师从宏观上全面对工程监理目标控制进行理解，而还原论有助于从细节上深入地理解工程监理目标控制的内容和手段。今后进一步工作是，融合这两种哲学观点进行工程监理目标控制分析，以提升监理工程师的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段伟文.整体论研究:哲学与科学的反思[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3.

[2]李庆平,刘明海.还原论的论证和核心信念[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