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模式论文范文

立法模式论文篇1

一、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张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对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创制提出了强烈的需求，而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的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严重制约着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给。正是这种“供求关系”的失衡，加大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之间的张力。

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加快国际经济立法进程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来看，其意味着各国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愈加密切。按照国际关系理论中“新制度主义”的原理分析，随着各国间经济交往规模的扩大、广度的增加、密度的加强、频率的加快以及影响力的深入，创制更多的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将有利于减少各国经济交往的成本。①其次，从经济全球化的维度来看，全球化已波及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投资、金融等各个经济领域，原属各国国内法管辖的经济问题不断被跨国化，并进入国际经济法的视野，从而需要制定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予以调整。

因经济全球化深入而带来的全球经济问题至少可分为协调问题和公共问题两类。②其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对于各种国际经济交往，如果仍由各国自行其是，使用不同的规则，则各国规则间存在的积极冲突及消极冲突，将破坏交易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并增加交易的成本，从而阻碍国际经济交往的顺利进行。对于此类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最好的办法是各国能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国际经济条约或创制相应的国际经济习惯。如果硬性的国际经济条约或国际经济习惯难以形成，也可通过制定国际经济“软法”或由各国政府通过谈判达成相互承认对方标准之协议的方式加以协调。其二，经济全球化将伴随着更多的公共问题，包括经济领域“全球公共物品”的创制和使用问题（如“免费搭车”和“掠夺性使用”等问题）和各国国内经济政策给他国带来的“负外部性”问题等。在这些公共问题上，单个国家不太可能将其行为的社会成本内部化，最好的选择是建立可行的统一法律规则来推动经济合作的进程。总之，随着全球经济问题的日益增加，对国际性集体行动的需求也将上升，而期间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则必不可少。

从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给来看，在各国国内都有一个中央立法机构依靠公权力“垂直式”地制定和修改国内经济立法，当国内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仅靠一个中央立法机构无法满足对法律制度的需求，现代各国都采取“授权立法”等方式加快国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而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体系，没有一个权位在各国之上的“世界政府”。在缺乏中央立法机构的国际社会，各国只能通过相互之间的“水平式”博弈，制定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由此，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就不可能像国内经济法律制度那样充裕。

近代国际立法深受实定主义法学派的影响。该学派认为，各国的共同同意构成国际法创制的基础，③而共同同意的形式无非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相应地，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有二：一是基于各国明示同意而产生的国际条约；二是基于各国默示同意而形成的国际习惯。④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制定国际法，势必造成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生成不易之结果。

现行国际社会由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190多个国家组成，且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间贫富不均的状况。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由为数众多者联合提供“公共物品”，往往会遇到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如“搭便车”、“理性冷漠”等问题）。同样，欲在诸多国家之间以共同同意为基础创制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其难度可想而知。此其一。其二，当代国际经济法在性质、参与者和功能上均有异于传统国际法。传统的“共存国际法”主要用以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领土、外交等关系，其功能是保证各国之间相安无事，由此建立的以最低限度共存规则为取向的国际法制度，当然容易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然而，国际经济法属于现代“合作国际法”的范畴，其功能不同于消极维持国际最低秩序的传统“共存国际法”，而是在于积极地促进国际间的经济合作。以此观之，作为现代“合作国际法”一部分的国际经济法的创制，显然要比传统的“共存国际法”更为复杂，而以国家和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存在“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出现，使得当代国际经济法作为“合作国际法”的特征更加凸显，从而进一步加大了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创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难度。

另一方面，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国际立法模式往往并不考虑各国国内因素对本国政府在国际立法过程中行使“同意权”的影响，其因循的是一种从“国际”到“国内”的“自上而下”的立法方式，即先有国家在国际层面上制定国际法，然后通过转化或纳入的方式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直接或间接地适用于各国国内的个人和团体。而当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法的形成是各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两大层面“双层博弈”的结果。从国内政治进程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来看，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利益不是“外生”或“给定”的，国家只是国内社会中个人、团体的人，而正是这些个人、团体间利益互动的结果，推动了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利益和偏好的形成，从而最终决定国家是否同意制定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⑤按照公共选择理论，西方国家政府因受国内各利益集团和选民的影响，即使一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创制从整体上对本国而言利大弊小，但该国政府仍有可能无法作出顾全大局的决策。

二、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改良实践

在当代，就国际法的创制而言，恰如美国著名国际法学者亨金所言，国家间“同意的原则本质上仍然未变，但是已经放松。”⑥国际经济法也不例外。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由于各国尤其是南北国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立场对立和利益分歧，相互间很难通过实践行为的默示协调而形成国际习惯；而且国际习惯比较适宜于变化缓慢的传统“共存国际法”，而像国际经济法这样的“合作国际法”需要采取国际条约的形式，以便获得更快的创制速度。⑦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求，加快国际经济条约制定进程的路径也趋向多样化。这些路径可大别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路径主要是引入“共识”机制，以内在地弱化各国共同同意这一国际经济条约的制定基础。传统上作为立法基础的各国共同同意是指每个国家都必须明确表达对国际经济条约的接受；而现在所谓的“共识”则是指，只要谈判方没有明示表示反对，国际经济条约即告通过。显然，这种“不反对即为赞成”的推定放宽了对同意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引入“共识”机制实际上对小国不利，因为在谈判过程中，出于掌握的信息不足等原因，小国有时无法提出确切的理由反对或****一项拟议中的国际经济条约，只能消极地放任该条约通过，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就积极地支持该条约本身。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极端现象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国际经济条约没有几个国家真正予以支持，但也没有多少国家正式表示反对，在“共识”这一操作方式下居然也算获得了议决。目前，在WTO体制内就广泛采取这种以取得“共识”为基础的缔约方式。从表面上看，在“共识”方式下，每个WTO成员方对缔约都保留了最终否决权，该项缔约制度似乎对小国有利，然而，在谈判过程中，发达成员方仍能有力地影响乃至控制谈判的结果；⑧相反，发展中成员方往往暴露出谈判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此，当谈判进展到最后之时，给出的可能是一种所谓“双赢”或“共赢”（各国均有绝对收益）的结局，但大小国家间存在着“赢多赢少”的严重不均衡状态（相对收益分配失衡）。于是，对发展中成员方而言，在WTO“共识”方式下缔结的条约便出现了“食之无味，弃之不舍”的“鸡肋效应”。

第二类路径主要是通过采取适当的外在谈判策略，在制定国际经济条约的过程中促成各国共同同意的最终取得。国际经济条约的制定是各国共同合作的结果，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国际合作往往并非一步到位之举，而是一个逐步强化的过程。相应地，许多国际经济条约的定制也是不断演化的结果，其间，各国之间应采取适当的合作路径，方能达到目的。⑨这些路径主要有以下五类。其一，“由少至多”的方式，即先在容易取得共识的少数国家之间达成国际经济条约，然后通过各种方式将条约推及其他国家。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在一个小的国家集团内，因为特殊利益的存在和彼此间相互监督的便利等，容易实现合作，达成相关协议。⑩例如，以复边协议作为缔约进程的起点，往往就反映了“由少至多”的国际经济条约谈判策略。OECD1995年开始的有关多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就属典型一例。基于共同的利益和立场，发达国家首先谋求在内部达成多边投资协议，然后再软硬兼施，将该协议“推销”给外部国家。例如，把俄罗斯接受该协议作为其加入OECD的前提条件；又如，将该协议作为新的《洛美协定》的一部分，“搭售”给非、加、太国家等等。

其二，“由低到高”的方式，即允许各缔约国对国际经济条约进行宽泛的保留，形成一个较低起点的标准，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后续谈判，逐步提高各缔约国承担义务的水平。例如，在起始阶段，WTO不可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定调太高，否则，只会曲高和寡，导致发展中国家抵制该领域的谈判。就此，乌拉圭回合引入了“由低到高”的谈判方式，就构成服务贸易自由化核心部分（主要涉及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两方面）的义务，采取“具体承诺”的方式。这种承认各国差异，并削低门槛的做法，使得GATS易为各成员方所普遍接受，但此举并非一种一劳永逸的安排。在WTO成立之后，各成员方仍有义务通过双方或多边谈判，逐步减少乃至取消各种限制性措施，以不断提高服务贸易领域的自由化水平。因此，在“由低到高”的谈判方式下，发展中国家要警惕发达国家以比较低的标准引诱其接受某些议题，待这些议题登堂入室之后，再谋求在后续谈判中扩大战果。

其三，“从软到硬”的方式。各国参加国际经济条约，意味着要对其他国家做出确定的承诺。为了保持本国内外经济政策的灵活性，一些国家可能不愿为之，从而导致缔约的失败。反之，国际经济“软法”本身没有法律拘束力，这样的法律规则不会对各国形成过大的压力，有时反而容易得到各国的认同。(11)例如，劳工权利既关系到各国对人权的价值判断，也涉及国家利益，因为劳工标准的提高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等。因此，在许多劳工标准上，国际劳工组织只有制订“软法”，才能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然后再进一步考虑通过这些“软法”逐步聚拢各国的观念和引导各国的行为，进而消弥相互之间的分歧，以至最终将一些已经形成共识的劳工标准写人有关国际条约。然而，跨国经济“软法”的制定和适用，往往是具有“软实力”之西方大国向他国“输出管理经验”的过程。

其四，“从粗至细”的方式，即在起始阶段先谋求达成一个原则性的协议，因这样的协议只涉及对议题的基本共识，因而磋商的难度往往比较低，但可为各方后续谈判具体的权利义务奠定必不可少的基础。例如，就公共健康与知识产权保护的议题，在2001年多哈回合启动时，WTO各成员方共同发表的《多哈宣言》对此定下了基调，即《TRIPs协议》的实施应有利于公共健康，同时还专门通过了《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在这两个宣言确立的原则指导下，各成员方经过磋商，2003年终于就该议题项下的核心问题达成了具体协议——《实施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第六段的决定》。

其五，“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即缔约各方就多个领域、多种议题展开谈判，并应同时全盘接受谈判达成的所有国际经济条约，而不能挑三拣四。采取这种方式，可使谈判成果通过尽可能地交叉赢得多数参与方的支持，即谈判各方可以一些领域的妥协换取对方在其他领域的让步。假如就多项议题采取“分项”谈判的方式，因各方利益存在严重分歧，恐难有成效。只有通过“一揽子协议”，以议题“交易”的方式，方能使各方接受在“分项”谈判方式下本来不愿接受的协议成果。例如，乌拉圭回合和多哈回合就采取这种“一揽子协议”的方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以交易的方式从发达国家处换得对自己有利的议题，并非出自后者心甘情愿地妥协和让步。缘此，即使就这些议题双方谈判最终达成了纸面上的协议，在以后的执行过程中，发达国家经常推三阻四，不愿兑现全部承诺。在多哈回合发动前夕，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近百个要求予以落实的有关WTO协定的执行问题。这些执行问题的出现，与乌拉圭回合所采用的“一揽子协议”的内在缺陷有关。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变革理论

不难发现，以上各国有关加快国际经济条约创制的改良实践，只是从技术上软化了各国共同同意这一传统的国际立法基础，并非从实质上对之加以变革，其对缓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供求矛盾的作用程度毕竟有限。鉴此，目前一些西方学者夸大国际体系的未来走向，对传统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提出了比较激进的变革主张。在这些学者看来，经济全球化将不断削弱现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各国共同同意为基础的“国家间立法”模式必趋式微，在国际体系演进的基本方向上，他们提出了“集权化”和“分权化”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相应地，国际经济立法模式也将出现或合或分的激变。这些主张都以国家的销蚀为代价，对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

（一）集权式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

一些学者主张，将来的国际体系应以集权化为特征。在这样的国际体系中，国家虽未完全衰亡，各国间仍可以共同同意的方式制定国际条约及国际习惯，但是，国际间将出现拥有立法权的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犹如国内社会，国际社会也会朝着“有政府状态”的方向演进。在国际经济领域，随着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日趋加强，需要成立“半联邦”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全球经济问题进行超国家的治理。在此类“半联邦”性质的国际经济组织中，应包括“超国家立法机构”，由它负责制定相应的国际经济法律规则。既然在区域层面上欧盟已有建立“超国家组织”的成功经验，那么这种模式将来也应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12)

无疑，在现行的国际关系中，任何主张建立凌驾于各国之上的全球性超国家组织的设想，都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其原因在于：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有愈演愈烈之势，试图借助一种独立的力量——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来平衡这样的经济利益冲突，凭添的无非是一条新的死胡同；第二，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高高在上，远离所要解决的各种全球经济问题，几乎难以找到有效的制度以保证其民主性和合法性；第三，在组建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的过程中，有可能在国际间生产出一个变异的“利维坦”。即便按照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由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创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这一全球公共物品，必然会导致信息缺失、无效率以及寻租等国际政治市场失灵情形的出现。正因如此，迄今为止，在各国哪怕是在西方国家，有关经济全球化催生全球性超国家经济组织的论调，始终是曲高和寡。(13)

（二）分权式的国际立法模式

另一些西方学者则主张，将来的国际体系应以分权化为特征。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政府间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兴起，形成了由多中心的权力网络构成的全球秩序。

“新中世纪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有关分权化的“后国际体系观”。1648年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出现，结束了欧洲的中世纪时代。然而，自20世纪末以降，在经济全球化力量的不断推动下，历史发展可能会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即“回到未来”——进入所谓的新中世纪时代。(14)这是一种“权威重叠”的国际体系，国家不再大权独揽，其让出的权力失散于各种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超国家组织（如欧盟）、跨国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组织）、跨国宗教组织（如罗马教皇）及跨国公司等。犹如欧洲中世纪之时，权威既来自教皇、主教、教会等，也来自皇帝、国王、贵族、行会等。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布尔提出，国际秩序已经出现了新中世纪主义的某些趋势，但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新中世纪时代已经来临。(15)此后，新中世纪主义理论一度沉寂，直至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显现，该理论又开始在西方国家复兴。晚近倡导新中世纪主义范式的学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存在着民族国家体系和跨国市场经济相竞争的二元普世主义，就像中世纪宗教普世主义和世俗普世主义的对立一样。在国家与市场的角力中，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落败和消亡，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国家发挥组织化的政治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身份在全球文化的进程中，将不断地得到建构和复制，从而显现出长久的生命力。然而，在全球化冲击和市场力量的挤压下，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至尊地位将不复存在，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将参与权力的分享（权威的重叠）。(16)转按照新中世纪主义理论，在“权威重叠”形成过程中，国家对国际立法权的垄断地位也将终结，其他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开展的“造法”运动方兴未艾，它们不但通过敦促和提供支持等方式间接参与国家间制定“国际公法”的过程，而且还在传统的“国际公法”之外广泛创制其他各种跨国法律规则，包括由政府间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乃至跨国公司制定的各种“国际软法”等，从而形成多元化的国际立法模式。(17)倘若如此，在将来，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将与国家并驾齐驱，共同行使国际经济立法权，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供给力度将不断加大。

无可否认，新中世纪主义理论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权威重叠和忠诚交叉”的现实。然而，现行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本身是为了结束黑暗的中世纪时代而生，问题是在推倒该体系之后，谁能保证随之而来的新中世纪时代必定是“回到未来”，而不是“退回过去”——重新进入类似于中世纪那样的混乱状态？首先，新中世纪主义给出的可能是一种杂乱无章的分权体制，一旦这种体制陷入冲突和混乱，国际社会应有的秩序和安全将如何保证？其次，在现行的西方代议民主制下，各国政府要对选民负责，而在分权后的新中世纪时代，又何以建立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对各国民众的责任机制？再次，在新中世纪时代，对于大权在握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就其创制跨国法律规则等行动，公民只能在最低限度上加以控制，难有表示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力。(18)由此可见，在新中世纪主义理论憧憬的国家权威丧失和个人忠诚模糊之后的时代，人类社会必定会陷入难以克服的、诸如秩序和安全、负责制和合法性等方面的危机。

四、经济全球化趋势与国际经济立法模式的扩张

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需求，给传统的“国家间经济立法”模式带来了强烈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仅仅对该传统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本身进行技术上的改良，无疑是不够的。如以集权化或分权化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取而代之，则显然失之激进。经济全球化时代对国际经济法律规则的需求呼唤着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诞生。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立法模式是一种“中心—”立法模式，即仍应坚持以“国家间经济立法”为中心，并继续对各国共同同意这一传统国际经济立法基础进行适当的软化处理。但是，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就国际经济立法作出分权安排，将部分立法权让渡给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由它们来制订相应的国际经济“软法”。在“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下，“法出多门”的结果使得国际经济领域法律制度的供应将趋于丰裕。

“跨国经济立法”模式可援引“全球治理”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潜伏多年的经济、安全、政治、生态和文化等全球危机渐次显露，仅仅依靠民族国家“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统治”方式已无法应对日趋严重的全球问题。在此背景下，全球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并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中大有渐成显学之势。

一方面，全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方式的多样性。“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中的分权立法这一特点，就得到了全球治理理论的普遍支持。

首先，从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来看，对于全球问题的解决，民族国家已日益显现出独力难举之势。全球治理理论在肯定国家仍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同时，更加强调在不同层次上相互联结在一起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在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可能成为全能的行为体，独揽国际经济立法权。民族国家的权力必将向上、向下或横向分流给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就跨国经济立法而言，民族国家的立法权向上主要是向政府间组织，向下主要是向政府下属经济管理职能部门，(19)横向主要是向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扩散。由此，允许非国家行为体加入跨国经济立法主体的行列，可以充分利用它们的信息、人才等资源，并发挥其高效、制度创新等优势，从而形成“多元的立法程序”。(20)

其次，从全球治理的方式来看，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经济问题，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各种路径的综合”，主张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应通过协调等手段，在营造共识的基础上对全球经济事务实行调节性的管理，从而打破由国家及政府间组织以强制力进行“统治”的单一局面，其中显然包含了对非国家行为体制定国际经济“软法”的倚重。国际经济“软法”虽主要依靠各国的自愿遵行，不像作为“硬法”的国际经济条约那样，可以对违反者进行报复和诉诸司法或仲裁机构，但决不能由此否认国际经济“软法”的法律性质。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违反国际经济“软法”者，可能面临着无法进入别国市场的风险，并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国家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谴责。这种“群起的羞辱”将使违法者声誉扫地，并极大地损害其经济或商业利益，(21)对违法者的制裁效果有时甚至超过司法判决。

另一方面，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承认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继续构成“跨国经济立法”模式核心这一特点，则可得到这种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的有力支持。

在各种全球治理理论中，激进的学说往往过分夸大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主张全球化就是一个“去国家化”的过程，并将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此类论调显有夸大其词之嫌疑，而温和的全球治理理论虽也强调应扩大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权力，但认为国家在治理机制中的中心地位不可能丧失。(22)该派学者通常认为，国家不是经济全球化的消极牺牲品，而是助推器和建构者。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仍然构成本国资本开拓国际市场的强有力后盾。全球治理机制深嵌在国家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之中，国家不但赋予其它治理主体以形态，且为它们提供合法性，并确保其责任性。在权力多元的全球治理体系中，需要国家这一公共权力作为中心，通过这个中心控制多元群体和多种标准之间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实现不同治理机制的兼容性，以及使各个层次的治理力量被缝合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23)肯定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在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中枢地位，可从国际关系理论上佐证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仍然是“跨国经济立法”的主导力量，同时也划清了该立法模式与新中世纪主义等激进的分权式立法模式的界线。在“跨国经济立法”模式中，非国家行为体的立法将趋于活跃，但仍然是非主流的，只能对国家之间制定的经济领域“国际公法”起到补充作用。首先，从立法的性质来看，非国家行为体制定的毕竟是国际经济“软法”。其次，从立法的权力来看，这些非国家行为体都存在着合法性和责任性欠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就政府间组织而言，各国人民赋予本国政府以权力，各国政府又授权于政府间组织。由此可见，政府间组织只不过是权力链上的新环节，然而，权力链过长会实质性地削弱公众权威。

其二，就政府下属的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而言，其组成的跨政府网络在制订国际经济“软法”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责任性的问题。(24)而且，相对于由国家通过正式途径共同制定的国际经济条约而言，产生于跨政府网络中的“软法”只是一种补充性的渊源。(25)

其三，就跨国非政府组织而言，其自诩为全球市民社会的代表，意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情形。然而，这些跨国非政府组织究竟代表谁的意见，为何能够代表以及如何代表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迄今未有满意的答案。与此同时，在对跨国非政府组织的问责方面，至今也未建立一套有效的责任规范机制来解决由谁享受其带来的利益并承受相应的代价，以及由谁对其行动负责等问题。

其四，就跨国商业组织而言，在全球市场上，它们权力的取得并非经过民主的程序，其虽谈不上非法，但也没有得到合法化，处于一种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的“跨合法”或“亚合法”的状态。(26)在国家之间创制经济领域“国际公法”的过程中，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民主性和合法性不足的问题，但非国家行为体在这方面的基础要比国家薄弱得多，这也决定了其制定的国际经济“软法”不可能成为“跨国经济立法”模式的中坚力量。

五、尾论

立法模式论文篇2

[摘 要]：本文从制度设计着手，论述如何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无权处分制度。建议以立法修改或司法解释等方式，使合同法第51条：1、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相衔接2、赋予相对人催告权，善意相对人撤销权，加强对相对人的保护。3、明确数个无权处分合同并存时之处理方法。 [关键词]：无权处分合同，公示公信原则，催告权，撤销权 由于物权立法在物权变动方面将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合同法将无权处分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已考虑到与将来物权法的接轨，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合理性。但其在制度设计方面尚未达到与现行法律制度、民法基本原理丝丝入扣、紧密完备的地步，在不少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的衔接。 物权的公示，指物权的享有与变动的可取信于社会公众的外部表现方式。（1）一般而言，动产以占有为其公示方法，不动产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物权的公信，是指物权以法定的方法公示后，对社会公众产生公信力。故“信赖此表征而有所作为者，纵使其表征与实质的权利不符，对信赖次表征之人也不生任何影响。”物权的公信，于不动产物权表现为登记簿的公信力，即纵使物权登记簿出现错误或遗漏，善意相对人自登记名义人处取得的不动产物权仍然有效；于动产物权则表现为占有的公信力（又称善意取得），即无权处分他人动产之人，将其占有的动产出卖或设质于第三人，第三人受让占有时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或质权。由上可知，在以动产或不动产为标的物的无权处分合同，即使合同未取得权利人的追认且处分人嗣后未取得处分权，只要标的物业已移转占有或变更登记、相对人于移转占有或变更登记时出于善意，仍能取得合同项下的物权。而依合同法51条，无权处分合同未取得权利人的追认且处分人嗣后未取得处分权的，一律为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无效理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与不得履行性，为自始无效、确定无效、当然无效，合同双方均不得保有因合同取得的利益，故合同法51条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显有冲突。 有部分学者主张，合同无效并不妨碍善意相对人对合同项下物权的取得，善意相对人对上述物权的取得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而非基于合同的继受取得。个人认为，如果在善意相对人取得合同项下物权的同时宣告合同无效，根据无效合同双方返还的原则，相对人可以要求处分人返还所作的对待给付，这将人为的造成利益的不当变动。同时，因为合同无效，处分人丧失对所受的对待给付的保持力，对权利人而言，亦将丧失对处分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这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颇为不利。因此，在善意相对人取得合同项下物权时，即使无权处分合同未取得权利人的追认且处分人嗣后未取得处分权时，也应认为合同有效。即“善意取得权利，虽为原始取得，然占有人与让与人间之关系，仍发生与继受取得之统一效力。”（3）准此言之，合同法第51条似可考虑修改为“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 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 该合同有效，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赋予相对人催告权，善意相对人撤销权，加强对相对人的保护。 现行合同法上共存在三类效力待定合同：Ⅰ。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Ⅱ。无权人订立的合同；Ⅲ。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前两类合同均赋予相对人催告权，善意相对人撤销权。衡诸法理，催告权的设置旨在尽早结束合同效力不确定的状态，使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尽快明确。撤销权的设置则体现了立法对善意相对人的倾斜保护，使其能尽早摆脱权利，义务不确定的状态。上述法理，衡诸无权处分合同，同样有适用之必要与余地。虽然德国 民法、台湾民法均没有赋予相对人催告权，善意相对人撤销权，但上述国家与地区在物权变动方面采用物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效力待定的只是作为物权行为的无权处分行为，作为债权行为的无权处分合同则自始有效，如有履行不能，处分人应承担违约责任。而我国因在物权变动方面将采用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不承认于债权行为之外，尚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以物权合意为内容的物权行为。故将无权处分合同作为效力待定的合同，遇有履行不能，相对人只能要求处分人承担缔约上过失责任，其较之违约责任，在保护范围，保护力度方面均显不足。为充分保障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增加法律生活的确定性，合同法应在无权处分合同中赋予相对人催告权，善意相对人撤销权。故可考虑于第五十一条内增设一款 “相对人可以催告权利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权利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 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三、明确数个无权处分合同并存时之处理方法。在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嗣后取得处分权时，处分人可能就同一标的物与不同的相对人签定了数份处分合同。例如，将他人寄存的物品分别与数人签定买卖合同。在类似的情况下，德国民法典规定“如果对标的物有数个相抵触的处分时，则先进行的处分为有效”（4），台湾民法典亦规定“若数处分相抵触时。以其最初之处分为有效”。由于上述国家与地区在物权变动方面采用物权形式主义，其处分指的是作为物权行为的处分行为。因物权具有排他效力，数个处分行为不能并存，故按照成立在先、效力在先的原则决定处分行为的效力。而我国因采纳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处分仅指处分合同而言，因为债权具有相容性，处分合同可以同时并存，故原则上应认为，在权利人追认或处分人嗣后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无论处分人曾签定多少无权处分合同，一律生效。例外的是，如果权利人在追认时对所追认的无权处分合同作出指定，则应尊重权利人的意思表示，仅使被追认的无权处分合同生效，其他处分合同不生效力。 注释： （1）、梁彗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70页。 、梁彗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75页。 （3）、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569页。 （4）、郑冲、贾红梅译：《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36页。

立法模式论文篇3

 

关键词：宪法监督模式  理论基础  法律传统  历史际遇  司法体制

一、差异性的存在

宪法监督模式是宪法监督理念的制度化，是宪法监督中各要素在具体组合和运行时所呈现出的不同范式。宪法监督理念要付诸实践，必须依赖一定的制度，现代国家对宪法监督的具体制度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尽相同的安排，这些现实中的宪法监督制度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和观察角度，可以形成各自不同的宪法监督模式。如根据宪法监督权力的集中程度，可将宪法监督分为集中型(或集权型、奥地利型)和分散型(或分权型、美国型)两大模式，这种分法最先由意大利宪法学家莫罗·卡佩莱蒂(Mawr~)Coppelletti)提出…：根据宪法监督权限范围的大小，宪法监督模式又可分为全职式、多职式和少职式三种类型，这种划分方法是由我国学者杜钢建先提出来的；而最为流行的划分方法，是按照监督主体的不同对宪法监督模式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又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三分法，将宪法监督模式分为立法机关监督型、司法机关监督型和专门机关监督型；另一类是四分法，即将三分法中的专门机关监督型再细分为宪法法院监督型和宪法委员会监督型。本文出于差别性研究的需要，采纳四分法之说。

(一)立法机关监督模式。这种模式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模式，即英国模式和前苏联模式。英国模式基于立法机关的至上性，认为立法权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限制。英国从未有任何一部法律对违宪审查问题作过规定，实践中一旦有了违宪问题，也只能通过议会自己来解决，议会可以制定和修改包括宪法性法律在内的任何法律文件，通过日常的立法活动以及积极的法律修改、法律调节活动，忠实地维护宪法的尊严，保持宪法各项基本原则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前苏联模式强调人民代表机关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行政与司法只不过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由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其报告工作，不允许有高踞其上或与之平行的机关存在，因此在前苏联的宪法监督制度中，由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

(二)司法机关监督模式。该模式滥觞于l803年美国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中的判决，故亦可称之为美国模式、马歇尔模式。该模式的特征是由司法机关即普通法院负责(一般是联邦最高法院)违宪审查。由于其司法性极强，与普通的司法管辖无本质区别，同等地存在于整个司法系殊对待。其监督的提起一般是来自具体案件中3"-事人的违宪审查请求，监督的方式也就只能是事后审查，而没有纯抽象的就法论法的事前审查。所以美国模式下的宪法监督，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司法审查。该模式在拉美国家、英联邦国家、北欧及希腊、瑞士、日本等国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三)宪法委员会监督模式。这是法国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确立并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特有模式，故又称之为法国模式。第四共和国宪法委员会的法文为comiteconstitutionne1，它几乎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主要职能并非违宪审查，而是对议会两院的意见分歧进行协调，充当和事佬的角色。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委员会的法文为conseilconslitutionne1，从字面上看又可译为“宪法评议会”，还有人译为“宪政院”。当然，第五共和国委员会的变化决非停留在文字游戏上，而是在职权上进行了实质性的扩展，使之成为一个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宪法监督机构，兼政治性与司法性于一身．

一方面，积极地对政治问题作出判断(如裁决有关选举事项、确认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权、在总统采取重大行动时接受总统的咨询等)，不像美国模式那样回避政治问题(如在最经典的马伯里诉麦迪孙一案中，大法官便是借助于程序性违宪的裁决驳回诉求，回避了从实体上正面回答尖锐的政治问题)：另一方面，它在裁决选举争议时采取的程序规则与普通法院的无异但它只进行抽象的事前审查，且内容范围较窄，有违宪请求权的主体也有限。

(四)宪法法院监督模式该模式由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提出，并于l920年发轫于奥地利，后被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所普遍采用，故又称之为凯尔森模式、奥地利模式或欧洲模式。宪法法院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是一个专设的裁决宪法争端的监督机关。这与法国模式相似，但它与法国模式还是有较大的差异，引入了美国模式的许多做法．具有较强的司法性，如在监督原则上坚持公开原则；在管辖范围上不仅进行抽象的违宪审查，还进行附带的具体审查或民间的宪法诉愿审查；在监督方式上，不仅有事前审查，而且有事后审查；在监督内容上，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审查而法国的宪法委员会则只进行秘密的抽象的事前的和歧视性的审查，具有较强的政治性。

各国对宪法监督模式的不同选择，决非纸上谈兵的结果，而是与各国宪政发展过程中的种种主客观因素休戚相关，主要涉及到法律理论、法律传统、历史际遇和司法体制等方面的原因

二、模式差异与理论基础

法律理论虽然不具有客观物质的决定力量，但其作为一种思想理论的实际存在，对人们的行为选择、价值取向起到深层次的遥控作用。也为宪法监督模式的构建提供理性的前提或准备有力的思想武器美国模式的理论基础来自三权分立原则，美国宪法之父汉密尔顿指出，美国要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政，三权之间的权力分配就要尽可能平衡，但实际上司法机构在三权中最弱，“司法部门既无军权，又无财权，不能支配社会的力量与财富，而只有判断”。所以由它来监督宪法是最合适的，对宪法造成损害的可能性也最小。1803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约翰·马歇尔正是通过这种理论创立了普通法院宪法监督模式，一开司法审查之先河法国宪法的理论基础虽然也是源自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但法国在权力分立的旨趣上却与孟德斯鸩的初衷相去甚远，即法国的权力分立不是为了使三大权力相互制衡，而是为使三大权力绝对分离，尤其是司法权不得干涉行政权和立法权，l790年8月，法国制宪会议通过的一项法律中规定：“司法职能今后将永远与行政职能分离。普通法院法官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行政机构行使职权，也不得对执行职务的行政官进行查询，查者应受罚”13可见，三权分立这个原创于法国人的理论在本国革命伊始就受到形而上学的理解，未得到充分贯彻，倒是被远隔重洋的美国人奉为圭臬，并且一开始就把握得十分到位英国模式的选择主要是接受了“议会至上”原理，认为议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几乎也是万能的因而违宪审查当然就是议会的众多权能之一。

立法模式论文篇4

关键词：体验学习理论；体验学习模式；传统教学模式

一、体验学习理论和模式的发展及应用

1.体验学习理论。关于体验的重要性的论述，很早就出现在西方文化当中。Aristotle在metaphysics《形而上学》一书中曾这样说过：“men of experience succeed even better than those who have theory without experience。”而拥有“西方现代体验教育之父”之称的John Dewey（1916）曾说过：一点点的经验要好于一箩筐的理论，因为只有在经验中理论才有其重要而可证实的意义。[1]到了20世纪，众多的学者和理论家都认识到了体验在人类学习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在各自的理论中论证了这一观点，其中包括非常著名的学者John Dewey、Kurt Lewin、Jean Piaget、William James、Carl Jung、Paulo Freire、Carl Rogers等等。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之上，美国教育理论家David A. Kolb于1984年完整地提出了体验学习理论，并提出了体验学习过程的完整模式。体验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通过体验的转换而创建知识的过程。理解和转换体验二者相结合才形成了知识。”[2]

2.体验学习模式。基于体验学习理论，Kolb把学习过程描述成一个包括四个阶段的循环，认为学习一个完整的过程，是包括思考、感觉、理解、行为的整个有机体系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不但要求对所经历的事物的形象再现有理解能力，还要对这种再现有转换的能力。Kolb认为学习者只有经历了：具体经历concrete experience（the real-world；feeling），思考观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 （thinking），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 （figurative representation）和主动实践active experimentation （doing）这四个步骤的循环，才是真正的学习。Kolb（1984：21）认为在这个学习模式中强调用具体体验来证实和检验抽象概念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认为：直接的个人体验对于学习非常重要，它赋予抽象概念以活力，质感和主观意义。Kolb的学习模式不但准确地反映了体验学习思想家们“在体验中学习，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思想精髓，而且强有力地推动了体验学习理论在不同领域中的广泛应用。自提出以来，体验学习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在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各种课堂教学和专业人员的学习培训中。

二、独立学院大学英语教学为什么需要引入体验学习理论

在现今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Kolb的体验学习模式后，经过对照，不难发现传统的语言教学方法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缺少具体经历这个环节。老师和学生都是通过课本教授和学习语言，老师占据课堂的主导，学生被动地做笔记，到考试的时候再把平时记下来的东西表现在试卷上，所以，离开了课堂和考试，学生几乎不会再去思考英语的运用，而独立学院的大学英语教学问题要更严重一些。独立学院的学生相对于普通本科的学生有两点主要的不同：①英语基础要稍逊一筹；②学生本身的自制力也要差一些。这使得在普通本科大学英语课堂中勉强能应对的传统教育方法在独立学院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弱势更加明显。独立学院的定位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这就要求必须对目前独立学院的传统大学英语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引入注重“从体验中学习”的体验学习理论及其模式，强调教学过程中的具体经历和主动实践环节，再辅以传统教学方法，形成以“体验”为主，以“教授”为辅的，注重实用的独立学院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三、独立学院大学英语体验式教学模式初探

1.体验学习理论及其模式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自Kolb提出体验学习模式以来，众多的教育者遵循体验学习模式，挖掘体验学习理论的价值，在各种学习情境，各个年龄段学生的教育和培训中应用这一理念，使其成为西方教育文化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教学方法之一。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学习的课堂中，体验学习模式的优势也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很多比较成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其中Sonja Knutson认为：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学习的课堂中，体验学习理念应建立在这样的原则上，即：学生应抱着合作的态度主动参与到课堂项目或任务中，这些项目或任务应包括如下四个阶段：接触、参与、内化和转化，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语言的学习。[4]国内近些年，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引入体验学习理论，探索更加有效的教学模式的相关研究也很多，其中郭佳等对这一模式做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体验式教学”的概念，即“‘以学生为中心’、‘以任务为基础’，让学生通过‘具体体验’来‘发现’语言使用原则并能够应用到实际交流中的大学英语的教学方法”。

2.独立学院大学英语体验式教学模式初探。如前所述，独立学院由于其本身的定位和生源的不同，其大学英语教学应该更加注重培养学生英语的灵活应用能力，其教学模式也应着重体现这一点，即强调Kolb体验学习模式中的具体经历和主动实践这两个环节，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提高这两个环节的比重。以下笔者将在国内外语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独立学院教学的实际，阐述一下独立学院大学英语体验教学模式的基本框架：①进入情境；②参与活动；③归纳总结；④亲身实践。

四、体验式教学模式为什么要与传统教学模式相结合运用

体验式教学模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课堂的一些弱势，但并不是说其本身就是完美的教学模式，它仍有其自身的弱点和不足，比如说：占用有效的课堂时间过多，对教师课前课后的工作量要求很大等等。同时，不同的授课模式促进学习的不同方面。传统的重学术的教学模式意在强调思考观察和形成概念，忽视了实际应用和直接具体的体验；而体验式教学模式在这两方面就稍弱一些。这就要求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注重两者相结合，使两种模式形成优势互补，都能发挥其最大的效用，使独立学院体验式大学英语教学模式不再是传统英语教学模式的延续，更是具有独立学院教学特色的能真正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有效模式。

参考文献：

[1]Sonja Knutson.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Second-language Classrooms[J].TESL Canada Journal，2003，20 （2）：52-64.

[2]郭佳，包兰宇，王晓娟，等.大学英语体验式教学探讨[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基金项目：本文系南京邮电大学2011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体验式”教学模式与独立学院大学英语教学》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G02111J100

立法模式论文篇5

关键词：翻译质量评估；定量评估；模糊数学；参数参照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96-02

翻译质量评估（TQA）的方法存在传统定性评估与数学定量评估两个相对对立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控制论专家、系统工程教授L.A.札德发表《模糊集合》论文，创立了模糊数学理论，该理论之后被大量应用于模糊控制、信息检索、医学、气象学、结构力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后来，语言学学者也开始尝试将其应用于语言学研究领域。在中国，将模糊数学基础理论与方法引入翻译质量评估（TQA）的过程中作为一种参数参照，正处于可行性验证与起步阶段，这是中国翻译界的一次大胆尝试。合理的模糊量化分析能够逐渐实现翻译质量评估评的综合化与合理化，具有较为重要的科学意义。

一、国内利用模糊数学方法进行翻译质量评估现状

国内学者将模糊数学与翻译评价相结合的第一人是范守义，他在《中国翻译》1987年第4期的发表的《模糊数学与译文评价》一文中，利用模糊集合中隶属度的概念从定量的角度对译文质量进行评价，大体分三步步骤：（1）选择模糊集合的必要元素，即译文评价单位；（2）确定译文评价特征依据，如修辞、风格、句法、语义等；（3）明确信度控制点，从译文内容各单位部分各自的隶属度相加求出的平均值结果来评价译文的质量。在此之前，范守义（1986）在国内首次将“信、达、雅”标准用数学公式“I=（R/F）・（S’/S）”进行表示，其中“I”为译文与原文的接近程度指数，“F”代表“信”，“R”代表“达”，“S”代表原文中的“雅”，而“S’”则代表译文所达到的“雅”，“F”与“S”为常量，公式中的“R”对应“F”，“S”对应“S’”，对应量的数值彼此越接近，则“I”越接近最大值“1”。之后，范守义（1990）又对应用与译文评价中的数学模型进行了修改，将主标准与次标准的并集纳入语言变量下，用公式表示为：Q=X∪Y∪Z，或扩展为：Q=[X1，X2，（X3）]∪[Y1，Y2，（Y3）]∪[Z1，Z2，（Z3）]。其中：“X”代表中心信息，即：X1：信息量；X2：形象转换；X3：虚设标准。“Y”代表附加信息，即：Y1：风格层次；Y2：情感元素；Y3：虚设标准。“Z”代表结构信息，即：Z1：元语言方面；Z2：修辞与逻辑；Z3：音韵。

同时，范守义提出了以计算机编程为取向的公式运作方式，包括“数据输入”、“加权”、“计算”与“数据输出”。从其研究所处的时期看来，范守义的研究具有远见性，也具有使用价值，为利用模糊数学的理论与方法对翻译质量进行评估展奠定了基础。

在此期间，徐盛恒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他（1987）曾针对范守义公式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改进：（W1，W2...Wn）・|X1，X2，…Xn|，其中“W”与“X”分别代表“权值”与“标准”，并规定样本抽样方法必须为等距离抽样，标准的确定依据必须为多数人所认可的翻译理论，以句子和长分句为评价单位且具有权值，译文质量分“好、一般、较差、差”四个等级。另一位学者穆雷对此也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提出了优化的模糊综合评估方法及其数学公式，提出将“信、达、雅”三个方面组成一个论域：U=[信（U1），达（U2），雅（U3）]，就每一因素U1，U2，U3，将评语的论域分为四个档次，为V= [很好（V1），比较好（V2），一般（V3），不好（V4）]。同时，穆雷提出针对不同译文设定的不同的权值，并就评价对象信度的隶属频率、隶属度和评价对象的确定进行了分析。2004年，穆雷又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探究了通过模糊统计与专家评定方法来确定隶属度的问题与该方法的可行性。

范守义、穆雷等学者尝试建立数学模型对翻译质量进行评估的做法，虽然在现阶段还未能得以完善和真正系统化实施，但这却是一个积极的尝试。

二、量化评估的特点分类与适用范围

目前对于翻译质量的量化评估方法存在几种不同的分类，如Colina（2009）提出的“基于经验的评估”和“基于理论的评估”两个分类。如美国翻译者协会（ATA）以及全球本地化组织（LISA）等采用的是“错误扣分”方法，属于“基于经验的评估”模式。Williams（2004）则提出了“标准参照”和“准则参照”两个模式：“标准参照”模式以错误扣分为主要方法；而“准则参照”模式则以设定好的参数为参照，将原文与译文进行对比，通过观察分析两者在此类参数上的差异来评估翻译质量。相对于翻译质量的定性评估而言，定量评估更适用于大范围的翻译水平考试。如中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China Accreditation Test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ATTI ）、澳大利亚翻译资格认证局（The National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for Tran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NAATI）翻译资格证考试和高校翻译专业教学测试等，都具有规模大、数量多等特点，需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评价。传统的定性评估模式并不适用于此类质量评估，而定量评估又是建立在“标准对照”或者“参数准则”的基础上的，因此，定量评估更符合大规模评价的要求。

然而，上述各种量化分类在设定参照标准或者对比参数的时往往涉及到原文的文本类型、语言风格、情感元素、修辞手法、逻辑关系、文化背景、语体特征等，在设定翻译质量评估条件时若将所有因素都囊括进来，则可能由于指标过多而造成译文质量评估被泛化。因此，在设定参照标准或者对比参数时，需要有选择性的地设定。Colina（2008）曾经提出一个简化后的评估模式，包括了四个方面，即目标语言表达占30、文本功能占25%、原文内容通用性占25%、原文内容专业性及术语表达占20%。然后将各模块等级分为a、b、c、d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不同的分数，各模块打分的总和即为译文的最终质量得分。

同样，范守义的模糊数学模型方法是以定义多个参数为条件的，然后加以设定各参数权重，同时设定主标准参照和次标准参照，将信息量、形象转换、风格层次、情感元素、结构信息、元语言、修辞与逻辑、音韵等参数都纳入了同一个基于模糊数学所建立起来的模型中。而穆雷的改进模型则类似于Colina的简化模式，其以“信、达、雅”为核心指标参数置于同一论域中，每一个参数都设定了四个等级，即“很好”、“比较好”、“一般”和“不好”，根据不用的原文文本类型，设定不同的权重比例，最终得出质量评估结果。

量化评估的特点决定了这一方法更多的适用于大规模翻译质量评估活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论哪一种量化评估模式，出于大范围实际操作过程便利性的考虑，标准和参数的设定都不宜过多，以免引起实际操作过程的混乱。

三、参数设定中的诸多因素

国内外在翻译质量评估参数方面存在许多设定体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三宁教授在其论文中总结归纳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

在国外，存在着House“功能与语用”原则、Reiss的 “语言类型”原则以及Williams的“文本辩论”原则。House的参数体系以语域、语旨、语式为核心参数；Reiss将信息型、表情型、操作型、视听媒体文本四种文本类型设定为其评估参数；而Williams则以“结构关系”、“连接词及其他推理指示词”、“推理指示词及其他命题功能”、“论辩类型”、“辞格”、“叙事策略”六个方面为其参数设定。而在国内，等值论强调“深层”、“表层”、“修辞层”三个层面上的等值，包括“词、词组、句、句群（段落）、篇章”五个具体参数；冯志杰、冯改萍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的二元基本标准，即信息等价性和传递性，包括“措辞准确性、逻辑一致性、修辞一致性、文体一致性、语音转化得体、语法规范性、文理通达性、克服文化差异障碍”8个具体参数；唐韧的“语用层面对等”评估模式则以“语篇类型和语旨及语篇功能、形式对应、主位结构的连贯、语篇─语用（动态）对等、词汇特性/语域”等为其参数；关联理论模式认为译文质量与语境效果关联度有关，该模式以“语际关联、语篇关联、整体关联”几个方面为其微观层面评价的参数。这些参数体系并不是直接针对翻译质量量化评估进行设定的，更多的是出现在定性评估和综合评价中。然而，定量评估方法在引入模糊数学方式的过程中，公式与模型的建立却离不开参数的设定，而这一系列的参数需要从对译文综合评价的参数体系中有目的地选择必要项带入到数学公式中，以便建立一个合理有效且快速的量化评估数学模型。需要注意的是，翻译活动过程中存在诸多的质量影响因素，如语言表达方式、语义逻辑、语法结构、文本类型、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社会习俗、翻译动机、译者自身因素等，在选择具体参数的时候，需要首先明确翻译质量量化评估的侧重点和目标方向，一旦参数设定产生偏差甚至是错误，量化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就极有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从范守义、穆雷和徐盛恒等国内翻译界学者提出数学方法后，对于翻译质量评估的量化评价方法“一直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仅仅停留在十多年前的可行性研究上”。由于翻译学与模糊数学之间的学科跨度较大，将模糊数学广泛应用于翻译质量量化评估并未取得真正意义上的进展，很多研究仍然局限于模式研究和方法尝试的层面。具体来看，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还有模糊定量公式的不完善问题：由于模糊数学在翻译质量评估中的现有应用分析公式还不完善，分析过程中可能出现参数设定不合理导致结果的偏差，在可行性验证过程中需要尝试引入新的必要因素及分析方法。同时，各因素权重的设置原则也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调整：由于文本类型、翻译目的、译者风格、文本功能等因素的影响，不同译者所翻译的译文会存在差异，在对各因素的权重设置方面就会较为困难，需要针对主因素的变化设定不同的权重原则与标准。但是，模糊数学理论与方法在翻译质量评估过程中的模糊量化式参数参照评价作用可以弥补传统的原则性参照的定性式评价存在的不足，如主观性倾向、绝对权威评价与评价者原则不统一等问题。将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可以实现翻译质量评估的综合化与合理化，其评估结果更具有说服力与客观性。

参考文献：

〔1〕范守义.评翻译界五十年之争（1894-1948）[J].中国翻译，1986，（01）：2-8.

〔2〕范守义.模糊数学与译文评价[J].中国翻译，1987，（04）：2-9.

〔3〕何三宁.并列还是从属：翻译质量评估与翻译批评之关系[J].南昌大学学报，2009，（07）：129-132.

〔4〕何三宁.再探翻译质量评估参数[J].中国翻译，2012，（02）：27-31.

〔5〕穆雷.用模糊数学评价译文的进一步探讨[J].外国语，1991，（02）：66-69.

〔6〕穆雷.模糊数学评价译文的再探讨[J].中国科技翻译，1992，（18）：39-43.

〔7〕穆雷.翻译教学中的（汉英/英汉）文本测试研究：模糊综合评分模式的建立[D].香港浸会大学，2004.

〔8〕邵璐.翻译学视角下的语言模糊性研究[J].中国外语，2007（03）：72-76.

〔9〕徐盛桓.译文质量评估的数学模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04）：89-96.

立法模式论文篇6

关键词：经济法；立体教学模式；法律职业技能

中图分类号：G40－0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4－0189－02

法学教育是一种职业教育，其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需求，具有一定法学理论基础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经济法是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其内容复杂纷繁，集法学、经济、技术等知识于一体，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边缘性。经济法的这一特点，使经济法的教与学都具有一定的难度，案例教学法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传统案例教学法受到时间空间等限制，很难为学生提供多元化、全方位的实践实训机会，经济法案例教学立体模式可以弥补传统案例教学法的不足。本文所探讨的经济法案例教学立体模式是指依托网络、多媒体等教育载体，整合案例教学法、实践实训技能等手段，强调对学生综合职业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多元塑造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

一、经济法案例教学立体模式设计的动因与种类

经济法案例教学立体模式设计是指以经济法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为出发点，以教学效果最优化为目的对教学活动进行规划、实施和评价的过程。教学设计经济法案例教学的总指导，它要求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大纲，确定教学目标，明确教学目的、任务和重点难点内容，并以此为指导统筹规划经济法多媒体及网络课件的制作及实践实训活动的安排。

（一）经济法案例教学立体模式设计动因

传统经济法案例教学模式难以满足法律职业教育的要求。经济法这门学科与经济学等学科，与法学的其他部门法相互交叉互补，更具复杂性、抽象性和应用性，更注重对学生法律意识、法律思维、法律逻辑及综合分析应用能力的培养，这是传统课堂案例教学难以完成的，案例教学必须进行拓展和延伸，在课内外全方位地为学生营造学习环境，特别是在校大学生社会经验欠缺，对经济问题的了解认识相对比较肤浅，这增加了经济法学习的难度。如何圆满完成教学目标，真正培养学生经济法律的分析应用能力，是摆在教师面前的一道难题。解决这道难题的途径之一就是改传统案例教学模式为立体案例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资源，为学生提供课堂知识的拓展平台，并与模拟法庭、观摩庭审等实践实训形式相结合，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经济法案例教学体系。

传统经济法案例教学模式与经济法律职业相脱节。以往的经济法案例教学从案例的选择、设计到应用，侧重于法律知识的分析应用，而忽略经济知识的应用，这是经济法案例教学必须解开的一个结，因为现在的法学专业毕业生直接从事法律职业，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等职业是其中的一部分，而相当一部分学生，毕业后从事的是经营等与法律有关的职业，如企业的法务助理等，而这些职务，仅有单一的法律知识难以胜任，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出发，有必要处理好经济法的边缘性与技术性问题，而经济法案例教学立体模式更具开放性，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的资料、信息和实践场所，供学生课内外自学研究，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案例教学的不足。

（二）经济法案例教学立体模式设计种类

经济法案例教学立体模式可以有多种设计，如知识传授与案例分析可采取多媒体组合课堂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多媒体网络的交互式教学及利用网上资源自主学习等形式；如经济法法律知识的实践与实训可采取模拟法庭及旁听庭审等形式。

传统法学教学活动往往局限于课堂之内，教师与学生的课外交流较少，这种情况割裂了教与学双方的沟通与反馈。而多媒体与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为我们构建一个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立体化的教学环境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教师可针对所教授的课程，制作多媒体课件，并建立专门的网页，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实施方案、课程教学进度、学习重点难点指导等辅导资料，并将与课程内容有关的法条、学术论文、教学案例等参考资料上传至专门网页上，供学生浏览和下载。教师还可以在网上开辟讨论区，与学生进行教与学讨论，并通过email或bbs等答疑解惑，使课堂教学得以拓展和延伸。

二、经济法案例教学立体模式的具体运用

（一）网络多媒体案例教学

随着电脑的普及，利用网络及多媒体进行教学已为高校所采用。多媒体教学课件，将复杂抽象的理论通过幻灯片等形式演示出来，使教学内容形象、生动、直观展示在学生面前，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很受学生欢迎。经济法教学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和多媒体搭建平台，进行案例教学。教师可以依据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设计制作多媒体课件，搜集整理经济法及经济学相关资料上传到网络上；搜集各种视听、录像资料，利用多媒体教室展示，无疑增加了案例的生动性和实践性。中央电视台的《经济与法》、《今日说法》等栏目，收视率颇高。不仅专业人士关注，而且大批非专业人士也同样关注。栏目所选案例很典型，制作很成功。尤其再加上专家的点评，大家都能从中受益。如果能把类似的视听资料搬进课堂，然后由学生发表法律意见，教师再点评，这种电教化的案例教学的说服力、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但目前推广的最大障碍是类似的专门法律视听资料较少，还不能满足教学的需要。

（二）课堂案例立体教学

课堂案例教学方式是最常用的案例教学方式，是其他教学方式的基础。一般课堂案例讨论教学是在传统的讲授基础上进行的。传统经济法理论讲授与案例教学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可发挥交融互补的作用。但一般的课堂案例教学方式教师学生的准备往往不足，常常只是教师唱主角，讨论也只是形式，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这样的案例教学使抽象枯燥的理论形象化，活跃了课堂气氛，加强了师生互动与交流，但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这个教学的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解决好这一问题，是经济法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关键，而经济法课堂案例立体教学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课堂案例立体教学方式的关键是如何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主体，而不是被动的参与者。这就需要教师担当起引导者的责任，而不是单纯的讲解员。这就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要精心备课，精选案例，充分运用网络及多媒体资源事先介绍案情、布置思考题、要求学生查找资料、准备案例分析纲要等。通过网络进行课前的准备，不用占用过多的课堂时间，把课堂有限的时间用来与学生一起分析案例，答疑解惑，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这种方式学生课前的准备工作多了，思考的时间多了，对知识的理解会更加深入。这种课堂案例立体教学方式通过几个学期的尝试，深受学生欢迎，大部分学生都跃跃欲试，要发表自己的观点，课堂气氛热烈。

（三）观摩审判案例教学

这是经济法案例立体教学模式不可缺少的重要形式之一。这种形式是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案件审理，一般要选择具有典型性的疑难案例。观摩庭审的目的是让学生全面了解民事诉讼的庭审程序，各个阶段是如何链接组织的；经济法基本理论制度是如何在诉讼程序中体现的；法官是如何发挥庭审主导作用的；各个诉讼主体在诉讼中的地位及各角色的作用如何。通过观摩庭审使学生感受法律在社会上维护正义与公平的神圣地位及经济法理论在法律践行中的指导作用，加强学生实践力度和实践技能。观摩后，组织学生进行座谈讨论，教师进行总结点评，以便真正提高学生理解、认识、分析的应用能力。

（四）模拟法庭案例教学

这是在课堂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入实战阶段。这种教学方式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扮演案件当事人，如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以司法实践中的法庭审判为参照，模拟审判某一案件的教学活动。模拟法庭形象、直观，便于学生记忆。

这种教学活动具有实践性、公开性、应用性强的特点，有助于学生更直观清晰地了解和参与司法实践?熏对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分析推理能力和表达能力，激发其学习兴趣有重大帮助。作为一种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它可以充分发挥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参与性。学生亲自参加模拟法庭活动，认真进入法庭审判的角色，可以对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进行综合训练和提高。模拟法庭不仅同经济法学的实用性相适应，而且这种教学形式同学生的心理特点也相适应，他们易于接受新事物，善于模仿，善于表演，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采用这种教学方式应把握以下两个环节：

1．准备阶段。为了让学生能在法庭上灵活运用所学法律知识?熏达到活动的预期目的?熏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场地的准备和知识能力的准备。场地布置应按国家有关法庭设置的要求进行，并取得司法部门的支持，统一着装。体现正式、庄重的氛围。知识能力准备要求学生有较深厚的经济法理论与实务知识，熟悉庭审程序，有较强的思辨能力。

2．实战演习阶段。这一阶段又分为庭前准备、庭审过程和庭后总结三个环节。这是模拟法庭的核心。从角色的选择、任务的布置、撰写庭审提纲和各种法律文书、开庭审理，到庭审结束的讨论，是对学生经济法律知识能力心理素质的一次全面检验。

以上四种教学方式构成了经济法案例教学立体模式的框架结构，这四种方式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交叉使用。

立法模式论文篇7

[关键词] 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 实践教学内容 实践教学模式

由于地方院校实践教学受传统模式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这直接影响了大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影响着高校素质教育的实施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地方院校如何构建富有创造性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怎样进行实践教学模式改革?

一、地方院校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理论课教学内容和实践课教学内容的构建

大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是通过富有创造性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系统教育而实现的。

1.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构建

(1)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在课程教学中,将专业基础课、专业课教学内容划分为3大模块:①基础性教学内容。这部分内容涵盖了学生必须掌握的本课程最基本的内容;②选择性教学内容。这部分内容可根据学生、专业特点与要求,由任课教师自主选择组织教学,以突出不同专业的特点,增强教学内容的前沿性、现实性和研讨性;③动态性教学内容,这部分内容主要由任课教师结合理论教学内容,介绍各种实际应用案例,及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实现课程教学内容的动态更新。

(2)实验技能培训课。这部分内容涵盖教学计划规定的实验原理,基本试剂、基本实验仪器的性能及其操作规范。目的是训练学生运用已有知识进行实验设计的能力、采集和处理实验数据的能力。

(3)专业论文写作课。这部分内容涵盖了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实习报告的含义和类别、特点和作用、结构和写法例文与评析;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说明书写作特点与基本要求、一般格式、例文与评析;毕业论文含义和类别、特点和功用、选题、写作步骤、通用格式、例文评析。目的是训练学生论文或课程论文写作能力。

(4)创造学课程。这部分内容涵盖了创造、创造的一般规律、创造者、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以及创造的方法等。目的是训练学生眼力,培养创新能力。

(5)科学研究方法论文课。这部分内容涵盖科学研究的体系与特点;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科技计划管理;科技计划项目的申报、立项与开题;科学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目的是训练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文与著作及研究报告的写作、项目申报能力。

2.实践课教学内容的构建

(1)验证性实验。验证性实验内容比较简单,主要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数据处理能力、掌握基本实验技能。

(2)自主性实验。自主性实验是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性原则,根据专业学科发展动态,结合学院科研成果,及时更新部分实验内容、实验材料和方法。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分析能力、科研能力、训练研究方法的正确运用。

(3)实习。实习是学生了解社会,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训练感性认识,掌握实际操作技能。

(4)设计。设计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理论分析问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目的是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处理问题能力。

(5)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大学生必须完成的综合性独立作业,根据专业培养的目标,选择某一课题,在教师的指导下,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撰写出用以表现科研成果和阐述学术观点的文章。

(6)科研项目。教师启发学生自己提出科研课题,也可由教师布置科研题目,介绍本课题研究思路,学生自己独立观察、查找资料、最终写出研究报告。目的是培养学生科研的实践能力,进一步提高科研技能。

二、地方院校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

大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是少数几门课程所能完成的任务,而是所有课程都应当为之做出贡献;也不是单纯地靠加理论教学或实践教学环节就能够完成的任务,而是要科学地设计人才培养方案通过合理安排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环节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把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研究和设计。

1.专业基础课、专业课采取一讲、二讲、三带、四导模式

所谓“一讲”是指老师把专业课知识传授给学生,“二讲”是指学生把所学的知识再进行反馈,“三带”是指接受知识快的学生带动指接受知识慢的学生,“四导”是指老师采取启发式教学开导学生,这种模式主要侧重于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

2.实践教学课程教学内容采取分层次、分阶段、循序渐进的模式

如一年级上实验技能培训课;二年级上专业论文写作课;三年级上创造学课;四年级上科学研究方法论课。

3.创建一个以技能训练为基础、以研究性实验为核心、以综合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开放性实验教学模式

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组合方案。技能实验为必做实验;综合实验采取必做与选做并行的方式;研究性实验采取自主选题与教师指导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学生从学科的单一性向多科性发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

4.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丰富校企合作模式

一是开展行业、地方和学校全方位的密切合作,成立三方合作办公室;二是建立联合机构,加强长期合作;三是签订合作协议,逐步深化合作,主要模式是与企业签订“长期全面合作协议”。

5.将科研项目作为毕业论文(设计)选题,建立以导师为核心的本科生指导小组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论文开题阶段,围绕科研项目让学生提出创新性课题和实施方案;在科研实施阶段,进行具体科研方法和创新方法的教育训练;在论文的撰写阶段,向学生介绍国内外主要期刊论文、毕业论文等的撰写格式、方法和技巧。

6.师生科研一体化模式

在实验教学中,主要采取两种模式:阵地模式和载体模式。“阵地模式”就是通过边生产、边教学、边科研,使实践教学更贴近社会、贴近市场、贴近生产生活,实现产学研一体化。“载体模式”就是围绕一定的教学目的,将采集到的生产或管理实践中的真实事例,加以典型化处理而形成特定的教学案例作为载体,学生通过分析、思考、讨论这一过程,学生思维豁然开朗,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

参考文献:

[1]李锦春.论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J].江苏工业学院学报,2007,(4).

[2]阳红珍,马细珍.地方院校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实践教学改革研究[J].教育管理,2009,(6).

立法模式论文篇8

【项目名称】自动化专业控制原理类系列课程改革。项目编号：JG2012010387

概况

迄今为止，相当多的模糊神经网络都是结合控制问题，特别是倒摆控制问题提出的。随着倒立摆系统的控制研究的不断深入，倒立摆系统的种类也由单级倒立摆发展为多种形式的倒立摆。随着控制理论的不断向前发展，越来越多的理论被成功运用于倒立摆系统的控制：如线性控制方法、基于神经网络理论以及模糊逻辑与神经网络相结合的控制方法等等。

模糊控制原理概述

模糊控制系统的组成：

模糊控制属于计算机数字控制的一种形式，因此，模糊控制系统的组成类似于一般的数字控制系统，其框图如下：

模糊控制器的结构设计：

模糊控制器的结构设计是指确定模糊控制器的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究竟选择哪些变量作为模糊控制器的信息量，还必须深入研究手动控制中，人如何获取、输出信息，因为模糊控制器的控制规则归根到底还是模拟人脑的思维方式。

目前广泛设计和应用的二维模糊控制器，本论文采用二维控制器。

倒立摆系统的简单模型

复杂系统的模型往往要经过一些简化或是提取才能运用现代的理论和工具进行分析、设计。倒立摆是比较复杂的系统，在此只对其理想情况的简化模型进行研究。

图3中给出了一个简化的倒立摆系统，滑车可以沿轨道运动。

图3 小车控制及运动示意图

其中：M—小车的质量；m—倒立摆的质量；F—加给小车的外力；

2l—倒立摆的长度； —摆与垂直线的交角。

倒立摆系统的分析设计与实现：

由于小车倒立摆系统具有高阶次、不稳定、非线性、强耦合的特点，只有采取有效的控制方式才能稳定控制，因此本文采用一种典型的模糊控制中的推理方法——Takagi-Sugeno模糊推理方法（简称T-S）。此倒摆系统为非线性系统，为了运用线性系统理论和模糊控制中的Takagi-Sugeno模型进行控制器的分析和设计，可以考虑将其先进行局部线性化，使之成为若干子系统，再将这若干子系统进行模糊综合。

实验的仿真结果：

根据设计的模糊逻辑控制系统，在控制程序中，分别实现了用于倒立摆建模的T-S模糊系统“model.fis”及用于控制的T-S型模糊控制器“tc.fis”，通过运用matlab软件工具得出仿真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摆角的状态响应

从上面的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倒立摆的摆角和角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就趋于零平衡点，控制器的输出在较短的时间趋于零达到平衡，说明设计的模糊控制器能很好地实现倒立摆系统控制的要求。

倒立摆系统作为典型的非线性、多变量、不稳定系统，是研究控制理论的理想实验手段。本文围绕倒立摆系统，采用模糊控制理论研究了倒立摆系统的控制问题，并用MATLAB进行了倒立摆的模糊控制系统的仿真研究。仿真结果表明倒立摆控制系统稳定、动态跟踪能力很好，成功实现了倒立摆实物系统的模糊控制。

（作者单位：哈尔滨石油学院）

[1]李士勇.模糊控制·神经控制和智能控制论[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

[2]章卫国.模糊控制理论与应用[M].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

[3]瞿 亮.基于MATLAB的控制系统计算机仿真[M].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4]Li Hongxing. Interpolation mechanism of fuzzy control[J]. Science in China （SeriesE），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