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篇1

关键词: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效力/过失责任 内容提要: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效力与行政审批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司法处理的难题。笔者以分析案例的形式，探讨了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预设性规定与外商投资企业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并从民法角度探讨合同成立、无效、不生效的区别，合同拘束力与合同法律效力的界限，厘定司法实践中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效力过失责任理论以解决股权转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甲、乙、丙、丁、戊五个股东欲投资设立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甲、乙系中国人，丙、丁、戊系外国人。各方通过合同、章程对合资事项进行了约定。章程中明确，甲、乙各占股份30%，丙占20%，丁、戊各占10%；任何一方如将股份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该合同、章程经审批机关审批同意，企业于是得以成立。 甲在企业成立两年后与另一人己（中国人）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将其在合营企业中的全部股权以1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己。该合同获得了乙、丁、戊同意。其后，己交付了转让款。但甲因股价上涨，拒绝办理报批手续，己在与甲协商未果情形下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甲履行合同。甲提出，因股权转让合同未经行政机关审批，应属无效。己则提出，合同虽未经审批，但外商投资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早有规定，且该章程也经过审批，故甲转让股权无须再办理审批变更手续。 本案系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纠纷的一个缩影，里面涉及诸多疑难问题需要分析和探讨。 二、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的预设性规定与按行政审批的碰撞与冲突 企业章程是股东行为的指针。因此，章程的规定对全体股东具有效力。根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3条之规定，合营各方签订的合营协议、合同、章程，应报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审查批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13条、第14条规定，合营企业章程应当包括股权转让的规定，合营企业章程经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显然，外商投资企业章程应当包括股权转让的内容，且必须经行政机构审批后才能生效。然而，《实施细则》第20条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的，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并报审批机构批准，向登记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到本案，对甲按照企业章程规定转让股权于己是否还需要办理审批手续存在两种观点： 观点一认为，既然章程在企业成立前已通过审批，表明审批机关已同意股东可按照企业章程规定转让股权，而甲的行为完全符合章程规定，故无需再办理审批手续； 观点二认为，既然《实施细则》第20条对此有着明确规定，该章程即使经过了审批，甲与己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还是必须经过审批。 笔者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章程所涉及的股权转让有三种情形：（1）章程的规定与《实施细则》规定完全一致，即要求股东转让股权时得到其余所有股东的同意；（2）章程的规定与《实施细则》不一致，如本案中章程规定，任何一方如将股份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即可；（3）章程对股权的转让根本未涉及。因此，笔者在探讨上述两种观点时，结合章程规定的具体情形予以分析。 （一）对《实施细则》冲突条款的梳理与把握 《公司法》第2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显然，外商投资企业与一般的企业相比，有其特殊性存在。其既可享受税收上的种种优惠，即学界通称的“超国民待遇”；又有着投资范围的限制，即国家出于安全或控制经济命脉的考量，禁止企业涉足某些领域。在外商投资企业成立后，随着股东股权的转让，企业的性质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些本可享受的待遇可能会随之丧失，一些被禁止投资的领域可能又面临开放。由于股权的转让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行政机关对此进行审批和把关就成为必要，而这只能在具体的转让行为发生时才能实现，抽象的企业章程规定不足以体现上述目的，况且当事人是否按章程行事本身就是一个需审查认定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二更符合立法的意图。 （二）章程对股权转让的个性化规定与《实施细则》第20条不一致时的处理原则 事实上，企业章程对股权转让的规定并非皆和《实施细则》第20条完全一致，从《实施细则》第13条规定分析，企业章程可对股权转让作出不同的规定。股权转让行政审批的出发点在于保证外商投资企业的性质、外商投资比例的限制以及外商投资产业 不随之发生变动。因此，只要股权的转让不与上述事项相悖，应当允许章程对此作出个性化的规定。否则，不但导致同一法律规范内部之间的不统一，也易造成实践适用的混乱。本案中甲将股份转让给己，已经获得乙、丁、戊同意，虽丙未同意，但甲的行为已符合章程规定的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甲的转让行为对上述事项也不产生影响，故行政审批机构不能以甲的行为未获得其他所有股东的同意为由，否定其效力。进一步分析，《实施细则》第20条的规定本身就存在问题。其在第1款中规定合营一方向第三者转让股权，须经合营他方同意；在第2款中又规定，合营一方转让其股权时，合营他方有优先购买权。既然股东签订股权转让合同需其余所有股东同意，表明其余所有股东皆赞成其将股权转让给第三人，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岂非毫无意义？ 三、未经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和解析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签约一方往往因种种原因，拒绝办理审批手续，另一方在协商未果情形下向法院起诉要求对方履行审批手续，法院在作出判决前必须先行认定该合同的效力，而法院对此的观点并不统一。例如在台湾友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常州市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案件中，法院内部就存在三种观点： 观点一认为，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转让合同，应当报经行政机关审查批准。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应当认定未生效，对双方当事人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友邦公司无权要求河海公司履行协助义务，其诉请不应予以支持。 观点二认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协议，因其未经审查机关批准，违反了国家有关股权转让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观点三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未生效，且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拘束力。因此，友邦公司要求河海公司协助办理股权转让的审批和变更手续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笔者认为，在回答上述三种观点孰是孰非之前，必须先行厘清以下两个法理问题。 （一）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分离 罗马法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同时成立原则（prinzip der simultanitot oder Simultan Erreichung）。”即认为法律行为之成立必须与其效力同时为之，故权利发生原因之事实，非要件全部具备，不发生法律之效果。基于该原则，合同不区分成立与生效，合同只要成立，就被认定为有效，具有法律效力。此即为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统一论”与罗马法强调法律行为的方式，忽视当事人的意思密切相关。而自文艺复兴后，个人主义思潮在欧洲勃兴，意思主义在私法中占据主要地位，方式逐渐退居次位，因而区分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于是得以分离，合同的成立是指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体现了意思自治，属于事实判断问题，回答合同是否已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合同的生效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因符合法定的生效要件，从而产生法律效力。它意味着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欲实现的预期目标获得了国家的承认和保护，是国家干预的体现。一般而言，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合同即成立。而成立的合同可能立刻生效，也可能暂未生效。我国《合同法》第4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第45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第46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可见，与附条件及附期限的合同一样，需经审批、登记的合同在成立后并未生效。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第9条对此也进行了清晰的界定：“依照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 既然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予以分离，在未经审批前，该合同就应被认定为未生效。然而，根据《实施细则》第20条之规定，合资企业股东股权转让，如未经审批机构批准，转让无效。《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第3条也规定，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应遵守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并按照本规定经审批机关批准和登记机关变更登记，未经审批机关批准的股权变更无效。这里的冲突如何解释，司 法又如何适用？ 笔者认为，首先，《合同法》第44条并未将应审批而未办理审批手续的合同认定为无效，而仅是认定不生效。相对于《实施细则》而言，《合同法》属于法律范畴，而《实施细则》归属于行政法规。显然，从法的位阶分析，位阶低的行政法规如与位阶高的法律发生冲突，应当以法律为准。 其次，《中外合资企业法》对股权转让合同效力问题并未涉及，而《实施细则》作为解释性的规定，仅限于对《中外合资企业法》抽象规定予以细化、说明，并无权力作扩张性规定。因此，《实施细则》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无效的规定不具有可适用性。 再次，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款之规定，合同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效。《外商投资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仅系部门规章，其无权认定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二）合同拘束力与合同法律效力之辨 如前所述，既然未经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应被认定为未生效，那么法院应如何回应当事人的请求呢？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法院可判决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向审批机关申请办理报批手续。其理由在于股权转让合同虽未生效但依法成立，双方当事人应受合同成立效力的约束，必须“为合同的履行积极准备条件”。如果一方当事人拒不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则不符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违背诚信原则，损害了交易安全，浪费了交易成本。对于守约方而言，若无任何救济手段，则不能摆脱合同的束缚，不利于保护其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原则。 然而，假如法院判决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相当于又认可合同已生效，因为只有合同生效，当事人才能按照合同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事实上，合同仅为成立并未生效，此处的悖论如何解释？笔者也赞同成立未生效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但该拘束力不等于合同生效后按合同履行的效力。因此，法院作如上判决显然混淆了合同拘束力与合同法律效力的区别。所谓合同拘束力，是指合同成立后，当事人即受合同拘束，非依当事人协商同意或法律许可的原因，不得变更或解除。而合同效力是有效合同所具有的法律效力。王泽鉴先生曾经对两者进行了精辟的界定：契约经意思合致而成立时，当事人因而受契约之拘束，此为契约之拘束力。即除当事人同意或有解除原因外，不容一造任意反悔请求解约，无故撤销。易言之即当事人一方不能片面废止契约。与上述契约拘束力应严于区别的是契约之效力，即基于契约所生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缔结之契约一经合法成立，其在私法上之权利义务，即应受契约之拘束，不能由一造任意撤销。’其所谓‘其在私法上之权利义务，即应受契约之拘束’，系指‘契约之效力’；其所谓‘不能由一造任意撤销’则指‘契约之拘束力’而言。契约效力的发生，以契约有效成立为前提。契约通常于其成立时，即具拘束力。”“契约附停止条件时，其契约亦因成立而具有拘束力，但契约的效力，则自条件成就时，始行发生。”显然，合同成立但未生效前的拘束力仅体现为当事人不能任意撤销或解除合同，尚不足以要求当事人按照合同履行。未经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即为此种情形，法院如判令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显然有欠妥当。 那么法院是否可以判决替代履行呢？即判令主张办理报批手续的一方当事人依据判决书自行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申请办理报批手续，并由怠于履行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笔者认为，法院判决替代履行的理论问题与判决当事人履行报批义务如出一辙，缺乏法理支撑，而且在实践中也不一定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就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而言，按照相关行政规章的规定，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审批职责，必须提交一系列的手续，如合资企业合同、章程、企业原股东的签字等。当事人在未取得上述材料前，仅凭法院一纸判决即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股权的变更登记，可行性存在疑问。假如行政机关不按照判决办理变更手续，法院判决的公信力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这种既违背法理，又易在实践中碰壁的替代履行判决也并非明智选择。 四、未经审批的股权转让合同法律责任规则——效力过失责任原则的确立 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拒不履行报批义务不构成违约，不等于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为其违背了先合同义务。所谓先合同义务，是指契约生效前，契约双方当事人所负的附随义务。[11]本来互不相干的双方当事人为了缔结合同开始接触和磋商，他们便从一般的社会关系进入到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信赖关系中，各方均以付出自己的信用为代价来换取对方的信用。[12]一旦进入缔约阶段，当事人仅仅停留在不作为状态还不够，而应承担较高的注意义务，即应负互相帮 助、互相照顾、互相告知、保守秘密等义务，这便是先合同义务。先合同义务自要约生效时起，至合同生效时止，在此阶段，当事人若违反先合同义务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3]显然，在合同生效前当事人应承担的皆为先合同义务。然而，基于上述论述，合同生效前阶段还分为合同成立前阶段与合同成立后生效前阶段，当事人在该两个不同阶段违反先合同义务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是否同一？有学者提出，既然合同生效前当事人承担的皆为先合同义务，当事人违背先合同义务时也应统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14]笔者认为此观点欠妥。所谓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一方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应产生的义务，而致另一方的信赖利益的损失，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5]显然，缔约过失责任适用于在合同磋商阶段，一方当事人因过错导致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时，对另一方当事人信赖利益的赔偿。然而，合同成立后，磋商阶段即告结束。就信赖关系而言，双方已是特定或定型了的合同双方，负有更高的诚实信用义务。合同成立后，往往当事人为履行合同作充分准备，一方违背这一义务，有可能给对方造成较之合同未成立时更大的损失。[16]因此，合同成立后未生效前过错当事人承担的不应是缔约过失责任，而系比缔约过失责任较重的法律责任，有学者将其命名为“效力过失责任”。[17]显然，效力过失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的赔偿范围应广于缔约过失责任的当事人承担的信赖利益赔偿。[18]所谓信赖利益，是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成立，而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不成立或无效而生之损害，又称为消极利益之损害。于此情形，被害人的请求赔偿者，系赔偿义务人在经济上应使其恢复到未信赖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成立或生效时之状态。[19]因此，当事人在合同订立之前的状态与现有状态之间的差距，就是信赖利益损失的范围，具体包括订约费用、准备履行所需费用（积极损害）或丧失订约机会的损害（消极损害）等。合同成立后生效前，过错方之所以不去办理批准、登记手续，往往是因为合同成立后标的市场价格发生较大变动。如外商投资企业股权转让合同出让方往往因股价上涨，或者股权具有较大的收益，为获取这些利益，因而违背诚信原则拒绝办理相关手续。同时，受让方在该阶段也会产生一定的损失。显然，效力过失责任规范的对象应是防止过错方取得上述利益以及恢复受让方丧失的利益，而并非使受让方恢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因此，负有报批义务的当事人不履行报批义务或迟延履行报批义务，承担的赔偿责任范围应当包括股权转让合同订立时与提起诉讼期间的股权转让款的差价、股权收益以及对方当事人的其他合理损失。[20] 注释: 2002年1月，台湾友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友邦公司）与江苏省常州市河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河海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合营公司。2003年3月7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河海公司将其在合营公司中的全部股权以4.5万美元的价格转让给友邦公司。其后，友邦公司交付了转让款，但河海公司却未协助友邦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合同的批准、登记等手续。友邦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判令股权转让协议有效，河海公司履行协助义务。河海公司辩称，未经审批的股权转让协议应认定为无效，其无需履行协助义务，故请求法院驳回友邦公司的诉讼请求。参见何继祥、姜旭阳：《未经强制性审批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7939，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1日。 同注。 沙迪：《合同成立、生效及效力若干问题研究》（上），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8449，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1日。 王伯琦：《法律行为之无效与不成立》，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下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727～729页。 同注。 何继祥、姜旭阳：《未经强制性审批的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7939，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1日。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3页。 同注。 同注，第194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4条第二种意见：负有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于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内不履行报批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当事人的请求，判令主张办理报批手续的一方当事人依据判决书自行向外商投资企业审批机关申请办理报批手续，并由怠于履行报批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 [11]陈丽苹、黄川：《论先契约义务》，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1期。 [12]李莲叶：《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责任》，载《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1卷第5期。 [13]同注[12]。 [14]沙迪：《合同成立、生效及效力若干问题研究》（下），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8450，中国民商法律网，2010年5月11日。 [15]王利民：《违约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76页。 [16]姜淑明：《先合同义务及违反先合同义务之责任形态研究》，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 [17]同注[16]。 [18]有学者虽提出效力过失责任理论，但其认为效力过失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皆系对信赖利益的赔偿，且对两者并未进行区分。具体参见姜淑明：《先合同义务及违反先合同义务之责任形态研究》，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但笔者认为，合同成立后生效前当事人确实存在信赖关系，故以信赖利益来命名当事人的赔偿范围也未尝不可，但应当对这两种信赖利益的赔偿范围进行必要的区分。 [1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82页。 [20]事实上，效力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已非常接近，受让方虽无权要求转让方履行合同以取得股份，但法律也决不能仅让转让方赔偿受让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否则，法律也将失去对不诚信当事人的制裁作用。转让方如以较小的代价取得更多的利益，其也将丧失积极办理报批义务的动力。因此，设置效力过失责任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与违约责任进行衔接，让转让方不仅无法取得不当利益，而且还要赔偿受让方的相关损失。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

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

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

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 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

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 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

综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倾向于负面的。

上文谈及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整个外资企业部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引伸,可以进而分析那些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业行业和省份的相对经济绩效表现。在某个行业或省份中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这个指标,所显示的,是从起始年度直到考察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该个行业或省份的累积渗透,因此,分析这个指标与这些行业或省份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测试主流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制度和结构变迁等等改进效率论述的假说,也有助于考察结构主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扭曲或扼杀国内产业发展的假说,以及激进主义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的现实解释力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篇3

中图分类号：E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10-0073-06　收稿日期：2010-06-01

自2008年以来，在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增速缓慢、国际资本市场持续动荡的不利局面下，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仍然呈现总量增长、结构优化等积极特点。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已经使跨国企业重新考虑企业的整体布局：韩国进出口银行2008年3月的报告称“自中国的劳动法颁布后半年内，韩国在青岛投资企业已撤出2.5％”，韩国媒体也认为劳动法实施后在华韩资企业的劳动成本负担将增加50％左右，将导致大量亏损企业撤出中国；近日，印度政府发表新闻稿称，　“戴尔公司与该国总理商谈将从中国采购的价值250亿美元的电脑设备和部件转移到印度”。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国内经济的不断高速发展，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成本优势在逐渐消失，产业升级不可避免，需要改变原有的外资激励政策组合，大力改善软环境，为了在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下获得持续的外资直接投资，引资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加快吸引高质量外资，引导外资遵从“加52-制造一创造”的道路发展。而要做出正确的调整，必须明确成本变动是否会对跨国公司在华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成本变动对不同类型跨国公司会产生何种影响?这正是本研究将重点探讨的主题。

一、文献回顾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的重点主要是研究跨国企业的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投资流向三个问题，其中，有关投资流向的研究就是区位(投资地点)选择问题。传统成本学派的先驱主要研究运输成本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随着交通条件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运输成本已然不是制约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唯一成本要素，劳动力成本、交易成本逐渐成为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本最小化一直是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标准。在总结垄断优势理论和内部化理论，同时吸收区位理论的基础上，Dunning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i973，1977，1981)，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为了补充和完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81，1993)又结合一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提出了国际投资阶段论，规模、更好的资源使用能力、劳动成本、市场潜力、政府政策等都直接影响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获取FDI方面的条件，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在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有不同的特点。

自从Dunning首次正式将区位因素纳入FDI理论分析的范畴之后，区位条件在各国学者的研究中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Hennart等(1994)强调，东道国投资区位作为重要的FDI变量，对跨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和战略规划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跨国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会综合考虑区位因素给企业带来的最优化整体潜在收益。劳动力市场情况、税收优惠、技术水平、GDP水平、政策变量、集聚经济等特征因素都对FDI的区位选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对工业化国家FDI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综合成本最低的区域会成为FDI的首选地区。

自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产业领域的扩大和技术层次的提高，外商在华投资的区位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魏后凯，2003)。国内有学者考察了国内不同地区的FDI区位选择模式，发现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土地成本、人均GDP、教育水平、聚集效应和交通状况是影响FDI的主要因素(杨晓明、田澎、高园，2005)。金相郁、朴英姬(2006)在对中国210个地级以上城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包括成本因素、市场因素、集聚因素、制度因素。成本因素永远是投资者首要考虑的因素，只有获得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才能使企业在没有技术改进或突破的情况下扩大利润回报。

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是跨国公司和FDI研究的重点内容，从国外学者对美国、日本资本进入欧洲、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研究来看，劳动力成本是企业必然考虑的要素之一，低的劳动力成本往往能够吸引FDI的到来。对于欧盟新成员国和旧成员国之间的对比研究发现，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创业程度的提升会影响FDI的流入(George，Christos＆Leonidas，2008)。对于京津冀地区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成本对当地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隋忠华，2006)。

土地作为FDI投资必要的生产要素，对FDI有巨大的吸引力，一个地XK~地资源的多寡，将直接决定当地是否会进入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筛选的范围。上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了近郊区的土地及其他资源的不断开发(Wu，2008)。但是，随着引资行为的深入，可利用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少，土地成本不断升高，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国内各个地区之间差异的土地成本就成了吸引外资的重要考量因素，土地成本高不利于吸引外资(杨晓明、田澎、高园，2005)。最近，学者通过城市级数据对南非地区的FDI情况研究表明，FDI倾向于流向具有高要素生产率的地区。研究结果表明其中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就是资金、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同时，高生产率将会为当地带来更多的投资，如此可促进FDI的良性循环(Charles＆Mark。2008)。

总体来看，区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研究中不断被推陈出新的研究热点。而国内的实证研究(如，杨晓明等，2005；金相郁、朴英姬，2006)没有在企业层面进行细致分类和对比分析，没有从不同来源地、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区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也没有对不同企业对成本因素变化的不同反应做出分析解释。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1.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差异。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滓冀地区作为我国三大经济发展区域，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改革进程及制度变化等因素的差异，造成各自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在经济增长的动力方面，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一环渤海地区分别属于出口拉动型、投资拉动型和内需拉动型。作为中国经济的第三极，京津冀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缘条件、丰富的资源禀赋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今天，相对落后的环渤海地区各个城市经济具有良好的国际经济发展机遇――东北亚国际经济合作(何剑，2006)。京津冀地区工资水平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

相比较，处于较低水平，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因素。由于历史条件的因素，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目前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就形成了它们各自的区位优势，对于FDI也就有其各自不同的吸引力。

H：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个地区对比，FDI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区域。

Ha：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个地区对比，FDI倾向于选择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区域。

Hlb：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个地区对比，FDI倾向于选择土地成本更低的区域。

2.欧美日韩企业与港澳台企业的差异。在市场潜力、成本因素和基础建设适当性影响FDI的区位选择的同时，外商投资者对区位变量的集合显示了不同的敏感性。学者对中国50个地区四年时间内的FDI数据分析发现，不同原籍地的外商投资者之间对区位特殊因素的反应有很大的不同(Zhao＆Zhu，2000)。尽管所有的企业都认为廉价劳动力和土地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港澳台地区来内地投资的规模相对较小、技术水平也不是很高(叶军，2007)，而欧美企业拥有更多资本密集型的技术，因此香港等新兴工业体企业比欧美企业更重视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刘勇敏，2005)。与港澳台企业不同，欧美日韩企业更倾向于高级生产要素，即往基础设施占有优势的地区投资；港澳台企业技术含量明显低于欧美日韩企业，对劳动力素质没有太高要求，因此，大陆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就为众多来自港澳台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

H：相对于欧美日韩企业而言，港澳台企业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地区。

H相对于欧美日韩企业而言，港澳台企业倾向于选择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H2b：相对于欧美日韩企业而言，港澳台企业倾向于选择土地成本更低的地区。

3。高科技企业与传统制造型企业的差异。在我国，制造业是所有外商企业投资的热点行业(刘勇敏，2005)。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传统制造型企业在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以来都非常高。例如，在2007年，我国传统制造业利用外资金额为408。6亿美元，占了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54。6％。徐康宁、陈健(2005)的研究发现，在选择区位的过程中，研发类的跨国企业更加重视当地的技术基础、通讯能力等科技因素，高端的跨国公司对低劳动力成本并不敏感。高科技行业的动态竞争，对于高速的技术变革具有积极作用，要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技能人才，当然，在获得技能型人才的基础上能保证低成本则更加有利。高科技企业在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更加重视当地的人力资本和相关的配套设施。

H：相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传统制造型企业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地区。

H3a：相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传统制造型企业倾向于选择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H3b：相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传统制造型企业倾向于选择土地成本更低的地区。

4.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差异。中小企业对基础设施、融资环境、劳动力素质评价等方面的重视程度普遍高于大企业(程秀生，2002)。国外学者通过对20世纪80～90年代欧洲境内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也发现，中小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重视劳动力供给的水平和规模，其中工资水平就是非常重要的考虑要素(Moore，Tyler＆Elliott，1991)。大企业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价值，同时具有规模经济、对物流及供应链的管理能力和某些资源的垄断优势，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对其而言只是一小部分支出，它们更多地考虑长远的发展战略和未来的发展潜力，因此成本因素的变化相对而言对其影响较小。中小企业本身处于扩张阶段，具有的竞争力较为有限，需要获取成本优势以获取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因此较为重视成本因素，在区位选择过程中会将成本作为主要的参考标准。

H：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地区。

H4a：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倾向于选择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

H4b：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倾向于选择土地成本更低的地区。

(二)变量衡量

1.自变量。作为FDI研究的要素之一，劳动力成本向来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当地的人均工资则被认为很好地代表了劳动力成本，因此人均工资水平经常被选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标准(George，Christos＆Leonidas，2008)。一个城市的劳动力成本越高，越不利于FDI的进入。本文选择被研究城市的平均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标准，即劳动力成本变量WAGE。城市土地资源的不断开发，会导致土地成本的不断上升，从而影响FDI的进入选择。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土地价格与当地的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因此，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本文选择目标城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的自然对数作为土地成本的衡量标准，即土地成本变量LnRE。除了上述两个基本的自变量之外，为了综合衡量FDI投资区位选择的总成本，从而验证成本因素对于外商企业投资区位倾向的总体影响，本文使用SPSSl7，O通过对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进行z标准化处理，取得标准化数据之后，将两者加总综合为标准化总成本变量TotalC。

2.因变量。针对不同假设，本文提出7个因变量，分别是外商投资企业总体投资倾向(FE)、欧美日韩企业投资倾向(EUJKE)、港澳台企业投资倾向(GATE)、高科技企业投资倾向(HTE)、传统制造型企业投资倾向(ME)、大企业投资倾向(LE)、中小企业投资倾向(SME)。对于欧美日韩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投资倾向，则用新成立欧美日韩企业数占当年新成立外商企业总数的比例和新成立港澳台企业数占当年新成立外商企业总数的比例表示；对于高科技企业和传统制造型企业的投资倾向，则用新成立高科技企业数占当年新成立外商企业总数的比例和新成立港澳台企业数占当年新成立外商企业总数的比例表示；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投资倾向，则用新成立大企业数占当年新成立外商企业总数的比例和新成立中小企业数占当年新成立外商企业总数的比例表示。

3.控制变量。在国内外研究外商投资企业、国际合资企业等的实证研究中，常常使用的控制变量有：宏观环境的制度因素、聚集效应、基础设施等(徐康宁、陈健，2005)，以及企业个体层面的投资规模、海外经营经验等(薛求知、韩冰洁，2008)。由于本文的因变量的衡量采用了以市为对象的研究层次，故使用宏观环境的控制变量较为匹配数据层次。故本文最后从宏观层次选择了经济增长因素、聚集效应和基础设施(Xiao&Zhao，2009；曾国军，2005)三个控制变量。其中本文采用一个地区的GDP增长率来表示该地区的制度因素(RGDP)，采用上一年各市外商投资数额的对数来反映其聚集效应(LnFDI)，采用当地的人均道路面积来表示该地的基础设施(Infr)。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作为自变量的体现FDI成本的劳动力成本(人均工资)和土地成本(房地产投资额)，以及作为控制变量的制度因素(INP／GDP)、集聚效应(Ln∑FDI)和基础设施(Infr)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定期向公众公开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作为因变量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占比例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根据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个地区的行政区域划分和区域内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划分标准，本文参考前人研究选取下列城市作为样本数据来源的城市：　珠三角地区包括9个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肇庆、惠州、东莞、中山；长三角地区包括16个城市：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京津冀地区包括10个城市：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坊。

(二)模型回归结果

本研究选取了1999～2008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所研究城市各年新成立外商投资企业(开业年为当年的企业)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模型回归的结果如表1所示，模型1至7分别检验外商投资企业总体投资倾向(FE)、欧美日韩企业投资倾向(EUJKE)、港澳台企业投资倾向(GATE)、高科技企业投资倾向(HTE)、传统制造型企业投资倾向(ME)、大企业投资倾向(LE)、中小企业投资倾向(SME)与自变量的关系。

1.成本因素变动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无论是标准化总成本还是工资水平或土地成本，跟外商投资企业的总体投资倾向都是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某地的成本越高，外商直接投资往该地投资的倾向性越低。跨国公司在对东道国进行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追求的首要目标是成本的最小化，在投资地成本不断上升的过程中，若周围有更加优化的成本组合，其选择他地进行投资也是跨国公司作为经济组织的必然选择。

2.不同来源地的外资在成本变动时具有不同的投资倾向。欧美日韩企业对于成本因素变化的反应要小于港澳台企业。传统的欧美日韩企业掀起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浪潮，而港澳台企业则是在承接FDI的基础上发展进而对大陆地区进行投资，两者所处的外商直接投资阶段(Narula，1996)决定了对外输出资本的质量，欧美日韩企业相对于港澳台企业而言，更加倾向于连续性、合理化和效率追求型的投资。因此，欧美日韩企业在进行FDI区位选择时，对于工资水平、土地价格变化的敏感性较港澳台企业而言较低。

3.不同的企业类型在成本变动时具有不同的投资倾向。相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传统制造型企业倾向于选择成本更低的地区。高科技企业在进行投资区位选择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当地的人力资本和相关的配套设施，例如当地的科研机构数目或高等教育机构的多寡等。本研究认为高科技企业和传统制造型企业在进行成本选择，即均衡考虑工资水平和土地成本的过程中，给予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权重更大；同时，由于国内对于引资质量的政策要求，高科技企业受制度因素的影响较大，可能冲减了土地成本的影响。

4.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成本变动时具有不同的投资倾向。企业规模与标准化总成本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通过对成本子项的检验发现，中小企业倾向于选择工资水平与土地成本较低的地区，子假设4a和4h得到了部分验证。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成本因素对于跨国公司在华的区位选择倾向依然重要，而且是不可忽视的基础要素。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会重视基本的成本要素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如此，在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不同类型的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也有不同的倾向，欧美日韩、高科技企业要依靠沿海地区的人力资本和市场优势，可降低成本要素的权重，而传统制造型企业与中小企业无疑更加重视成本要素的影响，从而在进行投资时结合地方政府政策和地区优势综合考虑择优选取目的地。

相比以往的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本文作为成本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探讨，主要有以下贡献：

(一)就成本因素利用较长时间跨度的面板数据对三大经济区域内的外商直接投资倾向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中国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成本差异和变动作为关键要素来研究FDI资本的流动性，区别于目前的FDI区位理论普遍研究的不同国家之间的外国资本流动和跨国企业的行为，是一个新颖之处。同时，本文通过对1998～2007年三大经济区域数十万计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力图为国内的区域发展和跨国企业的决策提供实证性的论证支持，也是国内FDI问题研究实证方面的一个创新和贡献。

(二)从微观方面综合利用主要的企业分类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行为进行解释。本文从来源地、类型、规模方面将企业分类，从微观方面综合利用企业分类对外商企业在华投资行为进行分析，是FDI在华行为实证研究的重要补充。当然，更加细致、深入地研究外商投资企业在华区位选择行为的各种特征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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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2003加入WTO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变化及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前景[J].管理世界(7)

薛求知，韩冰洁2008东道国腐败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4).

徐康宁，陈健2008，跨国公司价值链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J]经济研究(3)

杨晓明，田澎，高园2005，FDI区位选择因素研究――对我国三大经济圈及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J]，财经研究(11).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实证分析，结论

一、序言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方法主要是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本文主要采用这种方法研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本身并不是外商来华投资的主要动因。为此本文试就外商投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研究作出探讨， 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着重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研究的现状

从国内形势看，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来改善宏观调控，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节能环保、土地等资源的集约利用，维护劳动者权益，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对吸收外商投资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仍保持增长，但全球经济增势放缓，不确定因素增多。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系统地论证了企业的垄断优势和国际国内市场的不完全性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市场不完全是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而如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运行是完全有效的，则外商直接投资就不能发生。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就是建立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之上的。但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间接诱发要素在当今外商直接投资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两缺口模型的基本观点是：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积累足够的资本，而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在国内储蓄和外汇有效供给同发展计划目标需要的资源数量之间存在着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因此，利用外资就成为填补缺口的一条有效途径。

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数据选取年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年度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期间为1985-2009，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成，其中均以现价形式表示，使用1978年为基础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两个变量进行缩减，以消除物价因素的影响。对GDP与FDI这两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可知GDP与FDI这两变量存在单位根I（1），是不平稳的，需要通过协整检验来验证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看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

FDI 与GDP协整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与FDI存在1个协整关系。由此可见，在95%的概率度下，确信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

检验结论：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元，国民经济平均增加0.527966亿元，通过分析看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没有预期的大，证明多年来，尽管我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所产生的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作用还不显著。回归模型：LnEXt=-3.883205+1.424524lnFDICt。

LnEXt代表出口，LnFDICt代表外商直接投资；由回归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优度达到0.898296，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893874，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量的解释程度达到了89.83%，模型效果较好；F=203.1456表明模型总体线性关系显著成立；解释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是比较明显的，但在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员的波动性增长说明外商投资企业的就业效应受到国际投资环境、国内经济环境及国家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反映了其效应的复杂与不稳定性。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挤出效应也是我们不容忽视的问题，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开展竞争，为提高效率和竞争力，国内企业不得不减少就业人员，或者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激烈竞争，是国内一些企业的就业者失去就业岗位，并且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更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对社会动荡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孟露露.外商直接投资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J].中南大学学报，2009，（05）.

[2]王雪珂.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基于行业差异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7，（11）.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篇5

摘 要 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具有明显的正负影响效应。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质量改善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与示范效应和产业聚集效应有力促进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挤出效应、产业结构滞后效应和区域发展差距效应对东道国产业结构造成负面影响。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结构 影响机理

一、理论回顾及评述

经济学家一直在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当两国之间产生了要素跨国流动,产生了经济联系,就会引起内部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缺口”理论、“增长阶段模型”和“边际产业转移理论”等。

“缺口”理论主要包括“两缺口”模型和“四缺口”模型。钱纳里(H.Chenery,美国经济学家),20世纪60年代年创立了“两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部资源弥补“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在发挥政府的作用的同时,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以适应引进外部资源。它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引进外部资源对于缓和国内资源稀缺性的重要意义。托达罗(Todaro,美国经济学家),1969-1970年在“两缺口”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增加“政府税收缺口”和“生产要素缺口”形成了“四缺口”模型,并从这个角度论述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调整产业结构和实现经济增长的意义。“缺口”理论模型仅能从宏观上探讨利用外资的可能性、重要性和必要性。

小泽辉智(Teretomo Ozawa,日本经济学家),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增长阶段模型”。在赤松要(KanameA kamatsu,日本经济学家) “雁行模式”的基础上,小泽辉智引入了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因素,使得这一模型对东道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优化产业结构有重要意义。根据“增长阶段模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缩短了东道国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换代的时间,加速了东道国建立本土具有竞争力产业的进程,从而成为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助推器。

小岛清(Kojima,日本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了“边际产业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应将本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可集中发展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一方面促进了东道国劳动密集行业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本国及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但按这一理论,发展中国家永远只是跟随者,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取得后发优势的情况。

按西方经济学届的分类,上述理论同属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产业说”范畴,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演变具有积极作用,即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可以通过要素的国际流动和转移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具体表现为:第一,外商直接投资转移的产业迅速填补了东道国产业结构的空白;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优质资本、领先技术和现代化管理经验促进来源国与东道国产业间结构的转移,并推动产业内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但是,上述理论都存在着理论极限,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总是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结构的提升,它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会产生负面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效应主要取决于两个要素,一是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质量和技术含量,二是当地利用外资的产业政策。若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不高,或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以同等生产效率的生产,或外资企业在竞争中挤出本地企业,则外商直接投资就会对当地产业结构造成负面影响;若政府没有对外资进行有效地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益目标和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偏差较大,则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

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分析与总结,文章的理论研究基础框架将围绕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展开。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效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正面效应

1.资本质量改善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质量改善效应是最直接的正面效应。在资源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竞相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决定性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东道国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改善资本质量,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做出积极贡献。

更深层次,产业结构的转换和调整有两种方式,增量调整和存量调整。增量调整的实质是,改变资本增量在各产业之间的分配比例,是动态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转换。各产业部门的增量资本流向和增量资本结构,决定着现有产业结构的基本变化格局,所以,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每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增量。存量调整的实质是将存量资源进行再次配置或优化重组,借此突破稀缺资源的瓶颈约束。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跨国并购已成为存量调整的重要形式,其操作模式往往是,以市场为导向,经过调研分析与研判,选中未来成长预期明确的、自身含有优质或稀缺资源的行业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或技术改造;通过所有权转让盘活闲置资源,或将股份变现处理,又可以资金形式继续投向新兴产业或新产品部门。借助多方一系列的退出以及进入的调整活动,使得各种资源在产业或产品之间不断优化配置,提升产业结构。

2.技术溢出效应

技术溢出效应是一个运动着的系统,外商设立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先进的技术通过一定的途径从外资企业运动到本土企业,从而引起当地技术进步或生产力升级。外资通过技术溢出促进国外分支机构进行研究与开发,提高要素生产率,改变产品结构特别是出口产品结构,引起组织创新,提高管理水平,来直接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通过与当地研究与开发机构合作、向当地后向与前向合作者转移技术,来间接地促进东道国技术进步①。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可以分为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行业内溢出,又称为水平溢出,是在同一行业内,外资企业向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其产生途径包括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以及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行业间溢出,又称为垂直溢出,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业链向上游企业的后向溢出和向下游企业的前向溢出,其产生途径主要是产业关联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又分为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两种,前者指东道国本土企业从外商投资企业采购中间投入品,后者指外商投资企业从东道国本土企业采购中间投入品,两者分别对应前向溢出效应和后向溢出效应。

示范――模仿效应。本土企业通过对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生产流程、新产品工艺等的学习和模仿来提高的自身技术水平,分为单纯的技术复制和吸收创新。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产品工艺以及管理经验等进行单纯照搬和简单复制,获得的都是质量水平不高的技术,而跨国公司真正的先进技术、核心技术则难以获得;本土企业对跨国公司生产的产品、技术加以细致研究、消化吸收并加以改善融入到自身产品及生产工艺中的方式可以绕开跨国公司的技术壁垒获得较为先进的技术,但这也对本土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竞争效应。从外资公司角度看,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促使跨国公司持续吸收母公司高新技术,创造了东道国企业学习先进技术的条件;从本土企业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转化为动力,刺激本土企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使本土企业加强自主研发、积极学习和吸收同行业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应用效率。

人力资本培训和流动。科技以人为本,技术先进的跨国公司往往注重给予当地雇员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以提高低层管理或技术人才的基本管理技能、服务文化与技能、基本操作技能;提高中层管理或技术人才的部门运营能力、专业技术技能、服务能力;提高高层管理或技术人才的经营理念、管理运营能力、现代技术应用能力等②。而当这些雇员由外资公司流向东道国本土企业时,他们积累的知识和技能随之外流,从而对东道国本土企业产生技术溢出。

产业关联效应。当内外资企业建立起产业关联,外资企业的因产业部门间的供求关系会对技术相对落后的本土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前向关联效应下,外资公司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售后服务、先进宣传和销售方式等途径推动下游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后向关联效应下,外资企业为了确保自身利益,往往会通过技术支持、人员培训和辅导等方式提高上游供应商的技术水平,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3.带动与示范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润。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东道国投资后,获得了大量资本收益,在企业前期利润较高的条件下,有可能带动母公司对该企业追加投资,或向上下游产业投资以完善整条产业链,这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带动效应。与此同时,国内与国外的其他外资会被获利效应吸引进而开始投资,或投资该行业,或投资相关行业,从而促进产业链的发展,这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示范效应。

4.产业聚集效应

产业聚集效应,即在某特定区域内,一定数量的具有密切产业联系的企业以及相关机构聚集,并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产业聚集会给聚集区内的企业创造良好的获利环境,带来较高的投资回报,形成聚合力较强的竞争优势,包括企业生产成本优势、经营绩效优势、产品的质量优势、差异化优势、区域品牌优势和产业集聚的创新优势等。反过来,产业集聚效应的产生又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形成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集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的负面效应

1.挤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挤出效应,是指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而替代国内投资、引起非公平竞争、阻碍当地技术进步和扩散、抑制生产率增长等因素引起的负面效应。随着外资公司在东道国的扩张,凭借其各方面的比较优势,外资企业会给东道国企业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可能会使得本地因长期处于竞争劣势而最终被挤出市场。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挤出效应的有以下三种作用机理:第一,在内资企业较多、已发展成一定规模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凭借其技术、营销和品牌等方面的优势打入市场,逐步树立在当地的地位,替代内资企业,并在竞争中渐进式地将内资企业挤出市场;第二,在内资企业投资不足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闪电式地进入,填补市场空白,占领市场,并凭借其先入为主的市场优势地位为其他投资进入设置障碍,尤其是内资企业;第三,随着一些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内资企业的某些技术可能已领先外资企业,这时,外资企业通过向先进的内资企业学习技术,享受内资的技术溢出,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相对挤出效应。

2.产业结构滞后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发展中东道国时,若发达国家转移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则可能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此时,就会形成以发达国家为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生产国,以发展中国家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国的国际分工格局。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模式,一味被动地接受,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将固化在较低层次,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存在严重滞后,非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3.区域发展差距效应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篇6

关键词：商贸流通业 外商直接投资 行业内双向效应 扩散 挤出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商贸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商贸流通业的改革也尤为明显。在我国商贸流通业的不断发展变革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资的引入不仅带来了竞争，也为本土商贸流通企业带来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土商贸流通业的发展。然而，由于国内商贸流通业刚刚起步发展，商贸流通企业在竞争力上与国外先进企业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外资企业的不断引入也大量地挤占了国内市场，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发展带来压力。那么，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加大，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究竟产生何种影响呢？或者，外资的引入在我国存在何种行业内效应？这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已成为热门话题，但是大量文献以制造业行业为视角，研究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效应的文献不为多见。基于此，本文在以往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定量研究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效应，以为理论界进一步研究做出贡献。

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效应的理论分析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经验可知，外商投资可以通过模仿机制、竞争机制和人才流动机制这三种机制对本土的行业内企业产生正向扩散效应。对于商贸流通业而言，它作为一种生产业，与制造业行业存在本质的区别，一般商贸流通业直接面向广大的消费者提供开放性的服务，因此商贸流通业行业内部企业比制造业企业更容易产生品牌和经营模式的复制。与此同时，一家流通业企业（如零售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等较为显性的知识或技术将容易被同类行业内部其他企业模仿和利用，从而产生扩散效应（或外部性）。因之，以行业内模仿机制为视角，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扩散效应也将比较突出。以我国零售企业的发展为案例，20世纪90年代末，外资零售企业开始进入我国的零售市场，但那时我国仍处于以百货市场为主导的初级零售阶段，因而外资零售企业的引入不断为国内零售企业注入新型业态和先进管理方式，也激化了我国零售市场竞争，加速了新一批本土零售企业的崛起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之，若以行业内竞争机制为视角，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能激活国内流通企业的潜力，促进流通产业绩效不断提高。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可以对我国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行业内扩散效应。

虽然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能为本土商贸流通企业带来扩散效应，但是这种扩散效应并不是固有和自发的，正如陈涛涛（2008）所言，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正的效应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适当的行业内竞争将有助于这种扩散效应的产生。而行业内竞争必然为企业的发展经营带来压力，而过度的竞争不但不会有效促进行业内企业规模发展，而且会导致一系列规模小、资本供给不足、竞争能力较差的小微企业首先被挤出，也可能会导致一些中等规模企业的经营受到威胁，这种情况在我国许多大中城市不乏多见，本土商贸流通企业经营空间缩小，甚至倒闭的事件不足为奇。此外，由于外资企业相对具有更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如果内外资商贸流通企业的差距较大，或者内资商贸流通企业短期的吸收能力不足，也可能导致外商直接投资扩散效应不能充分施展。外资商贸流通企业若存在击压对手、挤占市场的动机，将对行业内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一定的挤出效应，即“负扩散效应”。因之，无论以过度竞争、能力差距还是外资进入动机为视角，商贸流通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都可能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根据前人的研究经验，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内本土企业究竟产生扩散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也随着外资进入程度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对于商贸流通产业而言，假定起初外资商贸流通企业进入程度较低，那么无论是由技术引进等方面带来的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的促进作用，还是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带来的威胁程度都较低，因此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的影响并不大。随着外资的不断进入，外资规模和技术规模都不断增加，如果本土商贸流通业竞争力较强，对外资企业的吸收能力较高，那么外资的进入无疑为本土商贸流通企业带来扩散效应。当外资规模进一步扩大，外资商贸流通企业不断挤占国内市场，如果本土商贸流通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为负，那么外资的进入将从一定程度上挤出国内本土商贸流通企业。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特征突出，地区经济水平、资源禀赋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在我国区域选择上存在差异。即商贸流通业外资的参与程度存在区域不平衡性。正是基于这种不平衡性，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内本土企业的作用也可能存在区域异质性。

综合以上理论分析，本文认为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本土商贸流通企业能产生行业内双向效应，即扩散效应和挤出效应可能都存在，或者说，我国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效应可能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

模型设计与变量数据说明

为了验证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是否存在行业内双向效应，下面通过定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利用Caves等人（1974）的研究框架，本文以本土商贸流通业的生产效率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以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作为研究被解释变量，本土商贸流通业劳均资本、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初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EIFit = a0 + a1 FDIi，t-1 + a2 K/Lit + a3 lnGDPit + uit

（1）

其中，EIF为本土商贸流通业生产效率，FDI为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K/L为本土商贸流通业的劳均资本，GDP为经济发展水平;a0、a1、a2、a3为待定系数，u为随机误差项。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的系数体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内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规模上的影响效应，本土商贸流通业劳均资本的系数体现了本土商贸流通业的要素产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变量为外界控制变量，体现了外部经济环境对本土商贸流通业的影响。式（1）对所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变量滞后一阶，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行业内效应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尽量避免出现异方差，这里对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做对数处理。

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行业内技术水平提升能对行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扩散效应，因此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引入关于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质”的变量，并用外资商贸流通企业生产效率作为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变量。这样，便构建了能反映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质量的模型，具体如下：

EIFit = a0 + a1 FDI i，t-1 + a2 EFF i，t-1 + a3 K/Lit + a4 lnGDPit + εit （2）

其中，EFF为外资商贸流通业生产效率，a0、a1、a2、a3、a4为待定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变量指标选择结果如下：本土商贸流通业生产效率采用内资商贸流通业人均销售收入表示，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采用外资商贸流通业从业人员占商贸流通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表示，外资商贸流通业生产效率采用外资商贸流通业的人均销售收入表示，本土商贸流通业的劳均资本采用内资商贸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从业人员总数的比值表示，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各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表示。

本文以2001-2012年我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同时为保持数据同一性，剔除自治区和宁夏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最终选择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为样本，其中，包括东部省市11个，中部省市8个，西部省市自治区10个。基于外商合作的针对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两大类商贸流通行业相应数值的总和作为商贸流通产业综合数据。以上变量的数据来自2002-2013年的《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

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模型，而面板数据模型包含时间序列，为此首先要保证各个序列是平稳的，否则将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利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式（2）包含的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发现，5个变量在同根情形下均属于一阶平稳序列，因此可以认为所有变量序列是单整序列，这也确保了本次实证的可靠性。

（一）全国层面

根据式（2），采用Eviews6.0进行面板回归估计，结果见表1。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模型，因此首先要确定面板数据模型的类型。一般而言，面板数据模型分为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根据表1结果，豪斯曼检验值（p值）为0.0000，因此拒绝随机效应模型;再根据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效应模型的F值计算，结果可拒绝混合效应模型，因此本文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从全国层面来看，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引入对行业内本土企业产生扩散效应。从表1数据可知，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的系数为0.4072，且P值显示了该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适度参与对全国本土流通企业产生明显的扩散作用，即流通产业外资规模的适度提高有利于本土流通企业的成长。外资商贸流通业生产效率EFF的系数为0.711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质量的提高对全国本土流通企业也能产生明显的扩散作用。对比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质量这两个变量的扩散效应程度可知，外资流通企业质量提高为本土流通企业带来的扩散效应要高于外资流通企业规模的扩张，因此，本文认为流通产业高质量外资的引入将更有利于本土流通企业的成长。

接着观察两个控制变量的系数。本土商贸流通业劳均资本的系数达到0.523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我国商贸流通业劳均资本的增加对流通产业效率提高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也从一定层面上反映了要素运用对商贸流通业效率提升的重要性。地区生产总值的系数为0.2863，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外部经济环境的优化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贸流通业效率水平的提升。综合两个控制变量的结果可知，除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扩散作用外，本土商贸流通企业内部要素利用率的提高以及我国外部经济环境的优化也能对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较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引入这两个控制变量是有意义的。当然，除这两个变量以外，其他相关变量也可能对我国本土商贸流通业效率产生影响，但考虑到计量模型的设定以变量互不相关为前提，为此本文不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分地区层面

为了检验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对我国本土商贸流通企业产生行业内是否存在区域异质性，根据式（2）进行再估计。此时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变系数回归方法，用以检验各个地区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商贸流通业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最终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可知，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对全国本土流通业效率既存在扩散效应也存在挤出效应，因此可以认为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在我国存在行业内双向效应，具体因区域而异。具体而言，北京、天津、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等19个省市自治区得到明显的扩散效应，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广东这8个省市扩散效应尤为强烈;而山西、内蒙古、吉林、福建、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等8个省市自治区却得到一定的挤出效应，其中新疆的挤出效应尤为强烈。

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参与程度相似，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质量在我国存在行业内双向效应，且这种双向效应的区域异质性与外商投资规模带来的行业内双向效应的区域异质性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而言，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等22个省市自治区得到明显的扩散效应，其中，北京、天津、辽宁、湖南、广东、四川、云南这7个省市扩散效应尤为强烈;而上海、青海和新疆等3个省市自治区却得到一定的挤出效应，其中上海的挤出效应尤为强烈。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上海的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能产生明显的行业内扩散效应，但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质量却能产生明显的行业内挤出效应。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上海市的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参与程度非常高，以至于外资企业不断抢占国内商贸流通市场，而上海又是我国的贸易中心和服务业集聚地，国外较强的企业往往更愿意到上海发展，且目前上海许多商贸流通企业的竞争实力与外资企业差距不大，因而外资质量的扩散效应难以充分发挥。

图1形象地给出了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质量扩散（或挤出）效应的地区分布情况，可以直观地看出，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和质量对本土商贸流通业都能产生行业内扩散效应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省市和中西部长江流域一带几个省市，且以东部沿海省市为主;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和质量对本土商贸流通业都能产生行业内挤出效应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总体而言，我国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和质量对本土商贸流通业都产生行业内扩散效应的省市居多，因而整体上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和质量对本土商贸流通业表现为一定的扩散效应，这与前面全国层面的结果基本一致。

结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实证分析了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效应。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整体上我国商贸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对行业内本土企业能产生一定的扩散效应;高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扩散效应强于外资规模引致的扩散效应;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均存在行业内双向效应，且这两种效应表现的区域异质性也存在一定差别;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和质量对本土商贸流通业都能产生行业内扩散效应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而商贸流通业外商投资规模和质量对本土商贸流通业都能产生行业内挤出效应的地区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

综合研究结果，本文认为目前我国发展商贸流通业至少要从政策和管理两方面不断发展。政策上，各地区应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实行差异化商贸流通业外资引入政策;管理上，本土商贸流通业应积极改变陈旧的管理方式或技术手段，不断吸收外资企业的优秀经验，努力提升本土商贸流通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缩小与外资商贸流通业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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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巫景飞，林 .本土制造业从商贸流通业的FDI中获益了吗？―来自中国2002-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J].财贸经济，2009（12）

4.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EViews应用及实例[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篇7

一、商业计划书的概念

商业计划书是企业为进行投资决策及招商融资等目的，在对拟建项目进行调查研究、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内容深度要求而编写的全面展示企业及其拟建项目的现状和未来前景的研究论证报告。商业计划书强调所提出的实施方案的可操作性及对项目投资商业价值的研究论证，是企业有关未来投资的行动纲领和执行方案，也是指导企业招商引资及说服潜在投资者对项目进行投资的重要商务活动指南。

商业计划书最初出现在美国，当时被当作从私人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那里获取资金的一种手段。这些投资者为设想中的项目提供资金，并成为项目企业的股东之一。当前，商业计划书在我国主要运用于互连网络等风险投资领域。我们认为企业投资项目在商业运行中都或多或少地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风险。从投资者的角度，所有项目都可以看作是风险项目，而所有准备投资的企业都可以看作是风险企业。因此，就广义而言，尽管融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项目投资都可以归属于风险投资这个大范畴。因此，随着投资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在今后国内外投融资市场上，不论面对何种类型的投资方，商业计划书将成为针对各类潜在投资者必须准备的一份最重要的项目论证专业报告。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项目发起人要想说服国内外精明过人的潜在投资者参与拟建项目的投资建设，必须首先让自己相信拟建项目具有商业可行性。因此，企业研究、撰写商业计划书的过程，也是首先把该项目推销给企业和企业家自己的过程。同时，对于一个具有很好的商业投资价值的项目，如果没有通过商业计划书这一众多投资者认可的文字方式充分展示出来，其结果很可能仍然是把项目束之高阁，难以推向商业实施阶段。因此，无论是对项目发起人、潜在投资者还是拟建项目本身而言，商业计划书的编写都十分重要。

企业撰写商业计划书需要一个艰苦的研究论证过程，往往需要大量的市场调查及技术经济专业论证，评价拟建项目的商业可行性，并要以恰当的方式将研究论证的过程及结果表现出来，因此往往需要专业工程咨询机构提供专业化的工程咨询服务。

二、商业计划书的内容要求

商业计划书的章节结构、内容深度等没有统一的要求，政府投资管理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也不应该对其提出规范性要求。但在长期的商务活动中，逐步形

成人们普遍接受的编写范式，一般包括摘要、正文及附件等3个部分。摘要部分应通过简短的文字，浓缩商业计划书的内容精华。

摘要内容一般包括：

(1)企业基本情况概述

(2)管理团队基本情况

(3)产品／N．务概述；

(4)研发情况概述

(5)行业及市场简要情况；

(6)营销策略方案要点；

(7)产品制造简况；

(8)企业管理简况；

(9)融资方案要点；

(10)项目及企业财务预测主要结果风险因素及对策。

商业计划书的正文部分，一般应包括以下内容：

1．企业基本情况，应阐述：

(1)企业名称、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及实际到位资本，其中现金到位情况．无形资产占股本比例：

(2)企业性质、注册地点，并说明其中国有股份及外资股份比例；

(3)企业沿革，说明白企业成立以来主营业务、股权、注册资本等变动情况，并说明变动原因；

(4)目前企业主要股东情况，包括股东名称、出资额、出资方式、股份比例等情况

(5)目前企业内部机构设置情况，组织机构图及本企业的独资、控股、参股企业及非法人机构等情况；

(6)企业经营业务类型及主营业务情况；

(7)企业目前职工情况，包括员工人数，学历及职称结构等；

(8)企业经营财务状况，应列表过去3—5年销售收入利润、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投资收益水平等重要财务指标情况；

(9)企业规划目标，包括在行业中地位，未来销售收入、市场占有、产品品牌以及企业股票上市等规划目标；企业近期及未来发展方向、发展战略和要实现的主要目标。

2．管理团队

(1)企业董事会成员及董事长基本情况：

(2)总经理等经营团队基本情况；

(3)技术开发、市场营销、财务及其它对企业发展负有重要责任的人员基本情况。

3.产品及服务，应重点阐述

(1)拟投资项目的产品或服务类型、目前所处发展阶段、产品更新换代周期情况．与同行业其它企业同类产品／N．务的比较，本企业产品／N．务的新颖性、先进性和独特性，如拥有的专门技术、版权、配方、品牌、销售网络、许可证、专营权、特许经营权? 等基本情况；

(2)企业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情况

(3)企业已签署的有关专利权及其它知识产权转让或授权许可的协议情况，并附主要条款：

(4)拟建项目产品面向的用户种类等目标市场情况

(5)产品执行的标准等情况；

(7)本企业产品／服务在性能、价格、服务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等情况；

(8)产品售后服务网络和用户技术支持等情况。

4．研发情况，主要阐述：

(1)企业已往的研发成果，技术鉴定情况，获奖情况，技术先进程度：

(2)企业参与制订产品或技术行业标准和质量检测标准等情况；

(3)国内外研究与开发情况，企业在技术与产品研发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情况；

(4)企业的研发投入，包括购置研发设备、研发人员工资、试验检测费用以及与研发有关的其它费用情况：

(5)为保证产品质量，产品升级换代和保持技术先进水平，企业拟采取的措施．包括研发方向和重点，正在开发的技术产品等情况；

(6)企业现有的技术开发资源以及技术储备情况,

(7)企业寻求高等院校、专业研究机构等技术开发依托机构进行合作研发的模式等情况。

5．行业及市场情况，重点阐述：

(1)行业发展历史及趋势，影响产品利润、销售量等的行业因素；

(2)行业竞争对手情况，阐述本企业与行业内重要竞争对手的比较情况，对比市场份额、竞争优势和劣势等情况：

(3)市场销售有无行业管制，进入该行业的技术壁垒、贸易壁垒、政策限制等因素，企业产品进入市场的难度分析；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篇8

[关键词]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

不少学者认识到东道国开放程度会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大小是随着该国开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这是因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较高的开放程度意味着国内企业本身的技术能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进行竞争（蒋殿春、张宇，2006）。此外，出口的扩大可以使国内企业获得较多的利润，从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革新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提供资金来源（何洁、许罗丹，1999）。但蒋殿春和张宇（2006）还指出，如果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过高，跨国公司就会对行业内的东道国企业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尽管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讨论了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但是还没有人详细阐述这种影响的具体机制，相关的实证研究也缺乏理论基础。所以，本文首先对东道国开放度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具体机制进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赵奇伟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个包含制度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建立计量模型，就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计量分析的结果做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东道国开放程度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

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解释东道国对外开放度是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途径的。

1.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实现途径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包括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向的竞争效应。首先，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引起当地技术进步，带来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张诚等人（2001）认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第一，跨国公司采用先进技术对当地企业产生示范作用，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国内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第二，通过跨国公司的员工流向本地企业而实现技术溢出；第三，跨国公司子公司会以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等身份与当地企业建立起业务联系网络，从而通过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带来技术溢出。其次，跨国公司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溢出效应。在进入初期，跨国公司通常会带来激烈竞争，改变当地市场的供求状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地企业受益于积极的溢出效应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线，但因为跨国公司扩大市场份额或将需求从当地企业转到其他企业，从而使当地企业维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产规模无法实现，结果是企业实际生产点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线向上移动，其实际生产的单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国公司进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东道国的劳动力市场低估人才的真实价值，跨国公司的进入就会从当地企业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负向的溢出效应。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本地市场中存在若干面临固定生产成本的企业。由于边际成本较低，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更大的生产规模，而为本地市场生产时跨国公司就将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迫使其削减产量。如图1所示，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使得本地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由AC0下移至AC1，但额外的竞争迫使当地企业的产量从Q0削减至Q1。由于现在当地企业只能在一个更小的产量上平摊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点，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是提高了当地企业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见，如果竞争效应B′C′足够大，则即使存在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A′B′，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A′C′也会为负。

2.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

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可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可以从全球范围内进行融资和招募人才，当地企业就更有机会利用新技术，经由示范模仿、人员流动和产业关联等途径获取积极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所以当地企业可以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中获取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缩小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使得当地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当地企业就难以达到最优的生产规模，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就会加大，限制了东道国企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正溢出效应。

东道国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可以用图1来说明。如上所述，积极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负的竞争效应分别取决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则由A′C′表示。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会影响到企业的平均成本。如果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很高，当地企业不仅更容易获取所需生产要素，还可以面临更广阔的市场，从而比封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形成最优生产规模，在图1中AC1必然是该期内较低的一条平均成本曲线，当地企业充分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内外资企业的竞争能力更为接近，跨国公司就难以大幅度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所以当地企业产量削减不会太多，Q0和Q1比较接近，故而竞争效应B′C′较小。这样的话，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就会为正，在图形上体现为C′落入A′B′线段上。东道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当地企业获取所需生产要素就越便利，企业的生产规模越趋于最优规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就会越大，C′就会越接近于B′点①。相反，在相对封闭的国家，当地企业就很难获取所需生产要素，技术溢出效应不会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线，而竞争效应则会使产量削减的幅度足够大，结果使得C′就会落在A′点之上，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溢出效应为负。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溢出效应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对外开放的程度。

二、东道国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赵奇伟、张诚（2007）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制度在内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过影响国内研发部门的知识积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途径产生影响。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理论模型进一步扩展，可以理解为包含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在内的制度变量对溢出效应的影响。所以，在他们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设1997年为时刻1）。

其中，被解释变量γYit为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中第i地区第t年的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工业总产值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1=100）调整为实际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1997～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类似地，Hit为i地区第t年的人力资本存量，由各地区受教育年限的加权平均值来刻画。具体计算时，我们把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记为6年、9年、12年和16年，则各地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公式为：小学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专及以上学历比重×16①。所使用数据来自1998～200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θit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计算方法为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之比减去1。其中，劳动生产率表示为工业增加值与就业人员的比值。在这里，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外企就业人数单位为万人，两类数据均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内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缺乏直接数据，由各地区工业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亿元，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网站②。

openit是对外开放度。一国的对外开放度可以用外资依存度③来表示。外资比重越大，当地企业与其接触的机会就越多，示范-模仿效应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开放度还可以用一国的贸易依存度来表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发展报告课题组，1995），发展对外贸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些都为东道国获取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创造了更多条件；此外，也有人综合考虑前面两个因素，用外资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对外开放度（兰宜生，2002）。本文中选取的指标是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open，这主要是为了避免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其中，进出口总额根据各年度汇率中间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以和GDP单位相统一。进出口贸易总额、汇率中间价和各地区GDP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在把openit和FDIit作为控制变量后，我们就可以用openit×FDIit来衡量受东道国开放程度制约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我们分别用两个指标来刻画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个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AFDI。所用数据均来自1998～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我们约定，使用FGDP时的计量模型为模型1，使用AFDI时为模型2。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开放度所决定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4年期间为负，即开放度相对于外资规模来讲相对较低。这个结论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断不一致，因为他们觉得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经很高了。这需要从两方面来解释：第一，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采用外贸依存度而不是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之和来表示开放度，这显然会低估开放度的值；第二，兰宜生（2003）指出，尽管我国目前的名义贸易依存度已达到较高水平，但综合考虑经济规模、贸易形式差异、汇率和通货膨胀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实际贸易依存度并不高，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国内许多产业虽然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没有形成较强的前后向联系，不能起到结构进步的“出口导向”作用。为了观测我国对外开放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计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1997～2000，2001～2004年两个阶段都为负，但是在第二个阶段负效应更为明显。这说明，开放度在第一个阶段相对于外资规模已经较低，到了2001年，随着外资累计规模的进一步增大，开放度相对更低了。

三、结论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及实证检验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东道国对外开放程度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由于开放度高的国家可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融资、获取人才、以及接触外资企业上的便利，所以开放程度高的国家或地区可以获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不明显甚至为负。

第二，我们所提及的开放程度是个相对的概念，当开放程度相对于外资规模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正；而当开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发展比外资规模相对滞后时，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就为负。于是，这就出现了一国或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变化。就我国的情况来看，开放程度相对于现有的外资规模一直是滞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在近两年已经全部为负。

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有选择地进一步开放某些产业，特别是增加生产行业的开放度。另一方面，对某些外资比重过高的行业要对引资规模加以限制，保持适度的内外资比例，给内资企业以成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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