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企业法实施细则范文

外商投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篇1

 

关键词: 外商投资企业/企业法律制度/法律冲突 

 

 

      一、内、外资企业法律规则的冲突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以及实施细则和其他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1979年开始陆续颁布。当时，我国的企业法律是按照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分类的，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等。在此背景下，外商投资企业显然无法融入原有的企业类型，颁布单独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有其合理性。以1994年《公司法》和随后的《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为标志，我国的企业法制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构建。随后，两种企业法律制度之间的法律冲突不断。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要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但这一规定并没有弥合冲突。

      首先，在注册资本的相关规定中存在法律冲突。《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管辖下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两者注册资本的内涵却完全不同。在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方面，按照1994年《公司法》，不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也不论股份有限公司是发起设立还是募集设立，注册资本必须是实缴资本。而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首期出资不能少于注册资本的15%，并在营业执照签发后3个月内缴付，其余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出资。其注册资本显然是认缴资本。2006年《公司法》修改了注册资本的交付时间，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分期缴纳注册资本，其中20%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其余的在公司设立后2年或5年内缴纳；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全部注册资本。但这和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仍然不同。根据200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含一人有限公司）一次性缴付全部出资的，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内缴足；分期缴付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其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十五，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三个月内缴足，其余部分的出资时间应符合《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方面，2006年《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3万元人民币，一人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10万元人民币；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最低资本的要求，即使是外商独资企业，尽管其可能类似于法人或自然人设立的一人公司，也没有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具有明显的超国民待遇。对于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万元，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3000万元，存在明显的次国民待遇。如果因此产生国际讼争，我国政府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其次，中外合作企业中经营各方权利和义务失衡。我国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大多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根据《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任何形式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在这类有限责任公司中，按照《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可以约定向合作企业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而合作条件可以是货币、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等。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缴纳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后，应当由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由合作企业据以发给合作各方出资证明书。这就产生一个疑问，经过验资程序的投资和合作条件是否都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果合作条件也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那么其和投资又有什么区别呢？创设这样一个法律概念的必要性何在呢？而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是指合作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合作条件显然不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中外合作经营的大量案例表明，在实践中，外方的现金出资通常作为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而作为中方合作条件的实物、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和专有技术则不作为注册资本。这样就可能导致中外合作企业合营各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这些不作注册资本的合作条件能否成为合作企业的财产呢？对作为合作条件的财产，是否可以成为合作企业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标的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实际上只有提供现金出资的外方投资者对公司债务承担了有限责任，提供实物等作为合作条件的投资者却没有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存在对公司债务不负有限责任的股东，这和作为公司法律制度基石的有限责任制度相悖[1]，也有违起码的公平和正义。实践中，这种现象也确实引起了境外和国外投资者的强烈不满。

外商投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篇2

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作企业）中较为普遍的做法，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作企业法》）独具特色的一项法律制度。如何认识先行回收投资的性质，理论上尚不深入。笔者在评析几种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求教于同仁。 一、先行回收投资性质的几种主要观点评析 目前，理论界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性质的认识，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把先行回收投资等同于抽回、减少注册资本。该观点认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注册资本在合营期不得抽回，不得减少，因此，合营者的投资只能从利润分配中回收。与中外合资企业不同，在中外合作企业中，合作双方可以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办法”。“从资本金保全要求来看，中外合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规定，企业在经营期限内不得减少其注册资本……不得抽回投资。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是有一种情况例外，这就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第二种观点，将先行回收投资视为资本的转让。先行回收投资，“实际上是企业内部的资产的转移，即中方用本来应得的利润购买外国合作者的资本，外国合作者回收资金的过程，就是中方逐步购买外国合作者资金的过程。” 第三种观点，把先行回收投资视为保本经营。该观点认为，合作企业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外方能保本，中方也有利……在一定条件下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从而使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原本和利润都有保证，可减少或避免商业风险。”“……外商投资兴办合作经营项目至少可以保本，能有效地实现平等互利的原则。” 上述三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将合作企业的先行回收投资与企业（尤其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资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将其纳入企业资本制度的范畴考察，而又视其为例外。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企业（公司）资本(Capital)在企业（公司）法中是具有特定含义的范畴，其内容涉及资本原则、注册资本、最低资本限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验资等。而先行回收投资不属资本的范畴，不应将其纳入企业资本制度之中去考察。 先行回收投资不是抽回投资、减少注册资本。从企业资本制度的一般要求看，维持资本不变是公司资本制度的基本要求。各国公司（企业）法都明文禁止投资者在企业存续期间抽回资本。对因经营规模变化、投资总额减少而导致注册资本减少，各国都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和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也规定：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第34条）。对抽逃出资的要责令改正，处以相应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20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对企业法人抽逃资金的行为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第3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规定，合作企业注册资本在合作期限内不得减少，对因投资总额和生产经营规模等变化，确需减少的，须经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第16条）。在司法实践中，投资人实际投入与注册资金不符，或抽逃资金的，人民法院应依法追回，或由投资人在实际投入与注册资金的差额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可见，视先行回收投资为抽回投资、减少注册资本的观点，与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的做法是不相符合的。事实上，外国合作者回收资金的来源并非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而是合作企业的利润和中国政府的优惠，笔者后面将详细阐述。外国合作者回收投资不用办理减资申报和工商变更登记。 回收投资也不是中外合作双方出资额的转让。转让出资是指投资权益从一方股东让渡给另一方，必然引起出资股东组合、资本构成结构、权利义务等问题的变化，甚至会导致企业性质的变化（如合作企业演变为独资企业）。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转让出资必须经合作他方书面同意，并报审查批准机关批准，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在立法体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在第四章“投资、合作条件”中对转让出资问题作了规定。回收投资并不改变合作企业注册资本中投资条件或合作条件，外国投资者全部回收投资后，也不影响其作为合作者的地位，合作企业的法律性质不改变，外国合作者仍须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承担责任。先行回收投资不需要办理股权结构变化的报批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立法体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将其编入第七章“分配收益与回收投资”。 > 合作企业先行回收投资也不是保本经营。兴办合作企业是国际直接投资(Inter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的一种重要形式，区别于借贷，发行债券、股票等间接投资(Indirect Investment)，它是本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联合体，风险与利益同在，不存在还本付息问题。从字义上分析，合作企业是国际合营企业(Joint Venture)的一种形式，"Joint Venture"本义就是“共担风险”。还本付息的保本经营是违反企业的本义和公平原则的。我国现行有关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的规定，也不允许保本经营。从先行回收投资的前提看，“要求在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下进行”，“合作企业的亏损未弥补之前，外国合作者不得先行回收投资”。可见，在合作企业亏损的状态下，外国合作者就谈不上回收投资来保本。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后对企业的债务还应承担责任，其中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及其合作各方，要依照中国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即按照约定承担连带责任。[12]可见先行回收投资具有暂时性，并不排除承担亏损责任时的赔本可能，风险尤存。 二、先行回收投资是一种让利优惠措施 笔者认为，先行回收投资性质上是一种让利性的优惠措施，属国家对外商投资的促进、鼓励政策。 回收投资，从字面上容易理解为将已经投入企业的资金（投资）收回来。从法律上分析，出资人一旦将其财产作为出资投入企业，在资产的权属上就已实现“两权分离”，即出资人享有资产的终极所有权，作为股东享有表决、议事、分享利润等权利；投入的资产在企业成立后转化为企业的法人财产权（在非法人型企业里则为共有财产），出资人无权直接控制、支配和处分其投入的财产。因而，回收投资并非是从资产性质上要回收作为注册资本组成部分的原投资（合作条件），而是从数量上、程度上，使回收的收益与原投入的资金数额相当。国际跨国投资总是以高利润为航标的，资本的流动总是以高利润为导向。回收投资不至于蚀本，是外国投资者的最低要求。 通常，出资人回收投资是通过企业税后利润的分配、企业清算后剩余财产的分配，得以实现的。依各国企业（公司）立法的通例，禁止企业在亏损未弥补之前分配收益。因为企业亏损未弥补之前，企业处于负债状况是无利可分的，在这种状态上从企业取得收益，实质上是抽逃企业资产，违反了资本维持、充实的原则。合作企业先行回收投资，是一种原则性与灵活、简便性相结合的制度，唯其如此，它对许多急于回收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13]。一方面，它不是企业资本制度，不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和数量的变化，不构成资本的抽逃，维持了企业的稳定和交易的安全。另一方面，它又改变了传统利润的分配陈式，采用时间序列上的跳跃、超前，实现了投资的先行回收。这是由合作企业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合作企业是一种契约型合营企业(Contractual Joint Venture)而区别于合资企业，其利润分配主要是通过双方本着“意思自治”的原则，自由协商确定的，这就为合作双方自主确定分配方式提供了选择的余地，而不必按照一个始终如一的投资比例固定双方的分配关系。这是合作企业先行回收投资赖以实现的基础。 回收投资的性质主要是由其回收的渠道和来源决定的。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主要来自两方面。1.中国合作者的让利。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按注册资本中的投资比例来分配收益。在合作企业中尽管不可能存在一个投资比例问题，但依企业分配的通例，以及公平合理的法律要求，收益的分配也应当是与出资（合作条件）相一致的。在先行回收投资的情况下，则要改变这一常规做法，中方合作者作出让步，在合作的前期，改变正常的分配方式，中方不分利或少分利，从而使外国合作者能独享利润或加大分利。待外国合作者通过中方的让利投资回收完毕后，再按新的分配方式分配利润。显然，在这种做法中，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是在中方迟分利、滞后回收投资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2.中国政府的让利。作为投资东道国，中国政府可通过税收向合作企业取得相应的财政收入。政府通过纳税环节、资产折旧可以影响外国合作者回收投资的进程。一种做法是税前分利。按企业财务制度的一般规定，企业的利润按照国家规定做出相应调整，依法缴纳所得税，在税后按照法定的分配顺序，弥补损失，提取法定公积金和公益金之后，才能分配投资者的利润。[14]在税前分利的情况下 实际扩大了外国合作者可分利益的范围，加大了收益额，从而使投资额能更快地回收。另一种做法是加快折旧。我国现行立法对固定资产折旧期限均有明确规定。通过缩短法定的折旧期限，加大摊提费用，可以以折旧费用的名义摊入成本来回收投资。外国合作者税前分利减少了应纳税所得额，加快折旧，增加了成本费用，税前减扣额增加同样减少了应纳税所得额。这两种做法实际上都是以政府抑制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和条件的，都意味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为此我国立法要求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批准。[15] 上述分析表明，外国合作者回收投资来源于中方企业和中国政府的让利。由于这种让利改变了收益分配的常规进程，从而具有回收时间的先行性。恰是这一先行性，正是合作企业回收投资制度的核心所在和外国合作者的利益所在。对于投资者来说，只有在将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大于投资成本时，他们才会投资。在决定成本与收益时，“利率对经济起着中心作用，因为它们影响投资成本，因而成为投资和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16]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最直接的得益是，从时间上加快了流转周期，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并且降低了资金占用的成本。如果投资资金来自借贷，通过及时回笼，避免长期占用的利息损失，减少了借款成本；如果资金来源为自有，则加快了资金使用周期，获得了资金占有的利息，并可进行新的投资。可见，先行回收投资，由于降低了利率成本，从而刺激着外国合作者。对于中国合作者来说，回收投资只是先后的问题，在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的情况下，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获得相应补偿：一是合作期间的中、后期将加大中方的分利水平；二是合作期满，合作企业全部固定资产归其所有。因而这也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做法。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让利是一种鼓励性的优惠措施，尽管财政收入短期内也会相应受到一定的影响，但若能以此吸引外商长期投资，“水涨船高”，财政收入也能稳步增长。 三、完善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2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七章“分配收益和回收投资”，分别对合作企业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作了相应规定。笔者认为，关于合作企业的上述立法对先行回收投资的规定是较为科学的、得体的，尽管条文不多，但确实是反映了合作企业的特色。因为合作企业立法属商事法领域，属任意性法律规范、授权性规范；同时合作企业又是契约型合营企业，就更要求立法内容能充分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提供广泛的选择空间和自由余地。因而，立法少作限制性、禁止性规范，弱化干预和控制，实为高明之举。但如果完全放开，无所节制的自由也是不可取的。为此，我国现行立法，只作了两方面的限制，一是要求合作期满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合作者所有，以此维护公平原则；二是涉及财政税务问题时，必须依照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以此维护国家利益。笔者认为，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完善，主要应当从完善合作合同入手。这主要包括： 1.保障赢利。“发展才是硬道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要得以实现，首要的前提是合作企业必须处在正常生产经营并有赢利的状态，即有利可让。这对中、外合作双方都提出了要求：作为中方要寻找信誉好、技术强、管理水平高、敬业精神强的外国合作者；作为外国合作者必须真诚地履行合同，按照约定提高资金和技术水平，进行科学管理，拓展市场渠道。要改变现实生活中“企业好与坏，投资照样回收”的吃“老本”的做法，严加制止外方在投资不足、合作企业生产不正常、企业亏损等情况下回收投资。 2.防范风险。外商投资可谓锦上添花，但决非雪中送炭。不同的外国合作者投资的动机、目的不同，要切实维护中方利益，必须做好、做足风险防范措施。在合作前期，要督促外商全面履行合同，防止外商为达到先行回收的目的，行为短期化，只顾眼前利益，进行掠夺经营，杀鸡取卵；在合作中、后期，要防范外国合作者不思进取，对企业不加投入、改进和维修，对企业漠不关心，要有效地防止违约行为。 3.强化责任。先行回收投资作为一项让利优惠措施，是基于中方企业及中国政府的让利，但是外商获利的先行性只是收益分配时间顺序上的序次，具有暂时性。不要认为外国合作者回收投资后，合作企业经营好与坏，风险及亏损责任，都与其无关，外商能最终满足这一优惠；必须保障合作企业在存续期间能正常生产经营，中方合作者在合作期满有剩余财产。[17]外国合作者投资回收完毕，其作为合作者的主体地位 并不改变，仍旧是以出资人的法律地位对合作企业债务承担责任。在法人型合作企业中，中、外合作者以其投入合作企业的财产（合作条件）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由于外商已先行回收投资，在企业亏损造成中方无法回收投资、没有剩余资产或中方收益明显偏低的情况下，外国合作者仍应从其已收回的投资中补偿一部分给中国合作者。对于非法人型合作企业，外国合作企业先行回收投资后仍应对合作企业合作期间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责任比例的分配上，宜以合作各方实际从合作企业取得的收益比例来划定，即风险与利益要一致。为防止外国合作者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在其回收投资的同时，可要求其提供相应的担保。 4.合理界定回收期限及数量。外国合作者回收期太短、数量大少，达不到鼓励和刺激的优惠功能；反之，则不利于中国合作者及中国政府的利益。有观点认为，外国合作者回收的投资“只限于其投资原本，而不包括资本利息，如果包括利息，则外商投资实际上就会等于贷款……”。[18]笔者认为这一主张要求过严。既然先行回收投资是一种让利措施，也就应该允许回收该投资合理的资本利得。在外国合作者回收完毕投资及其合理的资本利得后，应加大中方的分配比例，甚至由中方独享利润，以保证中方企业也能回收全部投资及其合理的利润。对于外国合作者已经回收投资及其合理利润的，合作企业的合作期限不得再延长。从法律上说，合作企业期满，全部固定资产已全部归中方所有，除非外国合作者另行出资或提供合作条件，否则，合作企业的延长，实际上是外国合作者对中方财产的侵犯。 责任编辑 流星 注释： 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3页。 财政部工业交通司编：《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新财务制度讲解》，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刘文华主编：《新编经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第2版，第491页；黎学玲主编：《涉外经济法教程》（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2版，第263页。 杜新力、曹俊编：《国际投资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修订版，第207页。 参见石少侠：《公司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2页。 在蔡曙涛编著：《国际投资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有关“投资本金及收益的汇出”和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153页“投资原本（本金）的汇出”中，都列举了外国“抽回资本”的有关规定，但均未注明出处。笔者在此提出质疑，认为上述作者混淆和误用了公司法中“抽回资本”这一特定概念。类似的事例在一些书籍中较为常见。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开办的其他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法复［1994］4号文）、《关于印发（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发［1993］8号文）。 参见财政部《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新企业财务制度的补充规定》（(93)财工字第474号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45条第2款。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50条。 [12]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52条。 [13] 参见李岚清主编：《中国利用外资基础知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14]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77条，《企业财务通则》第32条。 [15]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44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40条。 [16] ［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页。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中外合作者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合作期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无偿归中国合作者所 有的，才可在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可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笔者认为，全部固定资产无偿归中国合作者所有，不应理解为一种应然，而必须是一种实然。 [18] 姚梅镇主编：《比较外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外商投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篇3

【关键词】 跨国公司； 国际避税； 法律适用

一、跨国公司国际避税的含义及表现形式

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行动守则》定义，跨国公司是指分布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的企业实体，各个实体通过一个或数个决策中心，在一个决策系统的统辖之下开展经营活动。由于经营的跨国性、战略的全球性、管理的集中性以及母子公司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产生了跨国公司国际避税这一特殊的法律问题，即跨国公司跨国境或税境，利用各国税法规定的差别和漏洞，以种种公开的、不违法的手段，减轻其总体税负的行为。主要手段有：

1.转让定价，指跨国公司违背市场公平定价，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订立有关商品、资本、技术、劳务、信贷等的内部交易价格，从而使跨国公司总体税负大大减少。它是国际避税中最常见的一种手段。

2.利用避税港避税，指跨国公司在避税港注册一个只具法人实体形式而不作实质经营的基地公司，将在避税港境外的财产和所得汇集到基地公司的账户上，从而实现避税的目的。

3.实施资本弱化，指跨国公司利用国际市场上债权融资税负低于股权融资的优势，把本来应以股份形式投入的资金转为采用贷款方式提供，从而逃避或减轻其本应承担的税负。

4.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指跨国公司利用一些国家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避税，这种形式在发展中国家运用较多。

二、跨国公司在华避税行为分析

（一）通过转移定价避税的行为分析

1.通过购销业务转移定价。这是在我国最为普遍的转移定价避税手段，即在购销环节采用关联交易定价来达到转移利润的目的。体现在：（1）利用我国行业间、地区间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同，采取转移定价的手段将利润由高税率的行业和地区向低税率的行业和地区转移，达到降低税负的目的。（2）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环保标准相对宽松的条件，在我国设立加工车间生产产品，节约本企业的人工成本和环保成本，然后利用“高价进、低价出”的转移定价手段将利润从我国转移出去。

2.通过劳务服务实施转移定价。指外资企业对与境外关联企业发生的劳务服务实施转移定价，增加劳务费用支出，从而将利润转移出境。劳务服务包括向境外关联企业提供市场调查信息、供求状况信息等服务，或境外关联企业向境内外资企业提供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等。

3.通过设备供给转移定价。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设备作价投资入股，另一种是以经营租赁方式提供设备。前者是投资者通过抬高设备的价格，增加资产原值，多提折旧，实现冲减利润，同时还享有较大的股权比重，分得较多的税后利润，在初始投资时这种现象较明显。后者是通过在税前列支较高的租赁费造成当期利润的减少。

（二）通过避税港避税的行为分析

这种形式往往与转移定价和资本弱化方式密切相关：

1.在境外设立基地公司。即在华子公司以高价向设在避税地的母公司或关联子公司购进原材料，又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返销给母公司或销售给其他关联公司，造成子公司亏损的假象，利润转移至避税地的母公司或关联子公司。

2.增加在华子公司的贷款。母公司在解决在华子公司资金需求时，变原来的追加投资为增加在华子公司的贷款，利用税法对支出利息免税的规定，巧妙转移利润，规避税收。

3.向在华子公司收取高额费用。即避税地的母公司对在华子公司收取高额特许权使用费和劳务费用，造成在华子公司亏损，逃避税收。

（三）通过资本弱化避税的行为分析

主要是通过关联企业之间的资金往来形成，通过资金借贷方式增加企业的利息费用转移利润。比如跨国外资企业以贷款方式注入资本金，形成资本弱化，每年在税前列支巨额的利息费用以减少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变相将利润转移出境。再如在中外合资企业中，外方投资者往往不愿采取权益资本的形式与中方合资，而是以流动资金不足为借口，充分利用其境外的关联企业，以债务资本的形式贷给企业，且贷款利息往往比正常水平高许多。

（四）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避税的行为分析

即利用外商身份或行业优惠政策获取优惠。外资企业深谙我国税收政策，有些甚至滥用政策。如在2007年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商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统一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企业所得税法）之前，外资企业往往利用我国对外商的“两免三减”政策千方百计避税。据调查，深圳市10多年来累计登记开办的外资、合资企业近万家，但实际经营的不足2/3，余下企业除极小部分转产或停产外，大多数在免税期满后，通过换招牌变成了新办企业，再次享受免税。合并之后，国家对生产性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设置了五年过渡期，对西部大开发地区继续实行优惠政策，一些外资企业又逐渐转向行业优惠寻求避税。

三、我国现行法律对跨国公司国际避税行为的规制及问题

目前，我国反国际避税立法经过多年实践探索不断完善，尤其在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转让定价税制已经比较完整，对避税港避税、资本弱化避税等行为的规制也首次有了集中统一的表述。但我国反国际避税立法仍未形成完整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笔者对相关规定进行逐一梳理。

（一）相关规制

1.对转移定价的规制

（1）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对转移定价的规制。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前，我国对内、外资企业税收进行区别管理，分别适用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内资企业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外资企业税法）。外资企业税法对转移定价的规制虽处于初创阶段，但对关联企业的认定、正常交易原则的确认标准以及关联企业间购销业务、融通资金、提供劳务、转让财产和管理费等方面都作了专项规定，与内资企业税法对转移定价的规定相比，更具操作性。这与当时外资企业转移定价行为比较普遍，需要法律约束的实际相符。不过当时预约定价制度刚刚在美国实行，并未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及其他国家所接受，因此我国外资企业税法中还是以传统的事后调整方法为主。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定为25％，规范了税前扣除范围和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对转移定价的规制与旧法相比也更加规范和完善。结合以往对关联企业的法律规制，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中对关联企业转移定价行为做出了专项立法；第四十一条明确提出了关联方关系、独立交易原则和合理方法三项调整转移定价的要素；第四十二条引入了国际上通行的预约定价制度，即企业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税务机关与企业协商、确认后，达成预约定价安排。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等对转移定价的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年实施）及实施细则对关联关系、独立交易原则、预先定价安排和调整方法作了进一步规范；《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对关联企业间关联关系的认定及业务往来的申报、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交易额的认定、调查审计对象的选择、调查审计的实施、企业举证和税务机关对举证的核实、调整方法的选用、税收调整的实施、复议和诉讼、案卷整理、归档和跟踪管理方面都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国税发［2004］118号）规定了我国预约定价安排从预备会谈、程序实施、审核评估、相互磋商到签订协议并监控执行的全过程，并附有15个规范性文书，进一步完善了预约定价协议制度，推动了我国预约定价制度的开展。这些法规的出台都对规制转移定价行为起到重要作用。

2.对避税港避税和资本弱化的规制

过去，我国有关立法只有对转移定价反避税的一些规定，对避税港避税和资本弱化避税只零星散见于各税收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中，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这两种方式均有涉及。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对居民企业或其关联企业在避税港设立公司作了限制性规定，即“由居民企业，或者由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低于本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水平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的当期收入。”这也是我国第一次用法律来规制境内居民通过在避税港设立公司逃避国家税收的行为。新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对资本弱化也作了规范：“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二）存在问题

1.立法效力层级较低。我国十几年来涉及反避税的有关规定，可以按法的效力等级作如下分类：法律层级的有《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和新企业所得税法；行政法规层级的有1991年和2002年制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部门规章层级的有商务部等部门2003年和2006年出台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规范性文件层级的有国家税务总局2004年和2006年出台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和《关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转让定价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从位于第一、第二法律法规层级的几个税法及实施细则来看，其主要是对关联企业间的转让定价行为进行了原则性的约束，仅有两条直接针对避税港、资本弱化的规制条款，而其他层级的约束性规定都是规范性文件，甚至还没有达到部门规章的层级，很难在全国范围内对涉及各种方式国际避税的经济行为产生普遍的强制的约束力。相比而言，美国等国家从出台反避税的措施起即是法律层级的，我国亟待从立法层面进一步提升。

2.与转移定价相关的税收程序法和实体法有待完善，相关部门法有待补充。程序法中征管法仅在第三十六条对转移定价的调整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实施细则也只是对关联关系、调整原则和调整方法以及预约定价安排作了解释，而有关追溯调整的规定、处罚的规定和发生争议的处理未加以明确，立法缺乏可操作性。实体法中，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转移定价的规定比较详细，但对调整方法的使用规定、对无形资产转移定价调整、预约定价制度等具体专项操作规程等有待完善。而且，我国税法对转移定价行为没有专门的处罚条款，纵容了关联企业实施转移定价行为。另外，由于规制转移定价行为涉及的银行法、公司法、证券法等部门法中还没有相关规定，在立法上需要加强多个部门法之间的协调配合。

3.对避税港避税、资本弱化避税行为的规制需加强。现行法律只有新企业所得税法对避税港避税、资本弱化避税各作了一项粗线条的规定，难以有效约束外资企业运用这两种手段在华避税。如资本弱化避税的规定没有涉及对于跨国企业与其避税港的关联企业之间通过调整利息率来实现资本弱化的避税行为，对反避税港的规制也缺乏操作细则。

四、从立法层面规制跨国公司在华避税行为的建议

（一）加快完善转移定价的相关规定

1.加快转移定价专项立法的进程。建议对转移定价作专项立法，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补充完善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改变现行转移定价立法分散、专项立法缺乏带来的弊端。

2.补充对转移定价行为的处罚措施和发生争议的解决途径。明确通过转移定价行为避税，除补缴税款外，还要支付一定比例的罚款或罚金，情节严重的追究刑事责任，以提高避税成本。

3.完善相关部门法。（1）完善公司法。在公司法方面应增加调整母子公司的法律地位、相互关系和关联交易原则的条款，对母子公司的关联关系进行规范。（2）完善金融法。转移定价行为的直接后果是资金的流转，银行金融证券法律方面应加强监管，增加对转移定价行为规制的可操作性条款。（3）完善会计法。应在会计信息披露准则中，要求企业在财务报告中详细披露关联方交易转移定价的基本要素，包括转移定价方法、与公平市价的差异等信息，提高披露透明度。

4.推广预约定价制度。积极稳妥推进预约定价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预约定价制度的具体操作程序；建立能够胜任预约定价业务的税务管理队伍；加快税务机关的信息系统建设，加强事中监控和反馈。

（二）细化反避税港避税条款

1.明确避税港判定标准。新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德法等国规定将我国税法适用的避税港划定标准即税率明显低于25%的国家和地区列为避税港，但“明显”用词使标准含糊，应进一步出台细则予以明确。

2.明确居民公司或其和中国公民对在避税地设立的子公司的控制标准。日本的标准是日本居住者与国内法人直接或间接占有股份超过50%，法国是25%。我国也应进行明确。

3.明确避税港子公司的正常交易范围。可参照美国的例外分类原则，做出相应的非正常交易范围的规定，以规制从事避税活动的公司，保障在避税地正当经营的公司。

4.增加纳税人举证倒置的规定，降低避税港避税行为的认定难。借鉴美、法等国税法，增加纳税人举证倒置的内容，即除非纳税人证明自身同避税地的交易是正当的，否则它同避税地的交易将被认定为虚构的，其所谓的支付也不能从应税所得中扣除。

（三）建立完善的资本弱化税制

1.在避税港规则的基础上，运用正常交易规则，按独立企业确定利息支付水平，即使企业与其设在避税地的关联企业之间的融资比例符合安全港规则，若企业支付的利息不符合正常交易的利息率，也不允许在税前扣除。

2.对于避税港的标准即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应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2000年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规定的0.5：1的比例远远超过经合组织1：1、美法1.5：1、德日等多数国家3：1的比例限定，可参照多数国家规定的或折中的比例加以调整明确。

3.明确关联企业的定义标准，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中关于关联企业的标准进一步修订，并上升到法律或法规的层级，以作为统一适用的标准。

【参考文献】

［1］ 刘璐.从法律规制角度看跨国公司避税问题［EB/OL］.，2007-11-13.

［7］ 王佳.国际避税与反避税法律问题研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6：30-40.

［8］ 马龙.转移定价对税法的隐性削弱及规制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08：2-24.

外商投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篇4

一、外资准入立法现状

1.程序法

《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或条例（简称为三资企业法）和相关规章对外资准入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基本步骤为首先由计划经济部门立项审批，立项审批时还涉及环保、城建、国土等相关部门的先期审批，然后由外经贸部门对投资者签订的合同章程进行审批，最后由工商部门颁发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执照。当外资项目涉及到特殊行业有单行条例规定相应准入程序时，还需增加行业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如印刷业由新闻出版行政管理机构审批、交通运输业由交通行政管理机构审批、金融业由金融管理机构审批等等。我国涉及外资特殊行业准入审批的单行条例至今有40多部，涵盖40多种行业，涉及商业、金融、电讯、分销、旅游、教育、运输、医疗与保健、建筑、环境、娱乐等服务性行业。近年，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国务院于2004年7月颁布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此基础上，国家发改委于2004年10月《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外国投资者来华投资的核准程序、核准条件、核准机关等事项，其中的核准机关明确为国家发改委或地方各级发改委。这次改革意味着外资准入的第一步立项审批程序被核准程序替代，并明确核准是外资准入的必经程序。

2.实体法

在实体法上，对外资准入的法律管制主要涉及投资方向和投资条件两个方面。在投资方向方面，最新的专项立法是2002年2月经修订的国务院公布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2004年11月经修订的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共同制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这些规定列明了外资投向的鼓励类、限制类与禁止类行业，没有列明的都属允许类。外资投向鼓励类行业则在随后的经营过程中可享受一些优惠待遇，限制类则意味着将准入审批权限提升至省级乃至国家相关政府部门，获得准入后与允许类同等待遇。在投资条件方面，三资企业法已删除了WTO附件TRIMS所禁止的履行要求，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第10条却增加了产品出口作为外资准入后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优惠待遇的前提条件，《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某些行业的外资准入设置股权要求，包括强制合营、中方控股、中方相对控股等，对此，有学者称之为间接投资条件，并不违反中国承担的现行国际投资条约义务。此外，涉及特殊行业的利用外资单行条例设置了一些投资条件，例如，《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暂行办法》第4条、《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第3条、《中外合资旅行社试点暂行办法》第3条和第4条等都对中、外投资者的主体资格设置了较严格的投资条件，这些规定还分别对外商投资项目的最低注册资本、最长经营期限等作了严格的硬性规定。这主要是因为过渡期内某些行业的开放需要渐进式的。

3.评述

自1979年7月我国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起，已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或条例。合资企业法调整中外投资者同股同利合资经营的公司制，合作企业法调整中外投资者契约式合资经营公司制和合伙制，外资企业法调整外国投资者一人独资或两人以上外国投资者合资经营的公司制和经批准的其它组织形式。这三部法构成了《公司法》的特别法。近年来对三资企业法已多次作出修改和完善，且每次的修法普遍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尤其是2000年至2001年中国入世前后，为了履行WTO义务，三资企业法删除了与TRIMS协议不相符的外资准入投资条件。1995年诞生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两个重要的专项外资准入法，随后又经过多次修订，现其中的《暂行规定》已升格为《规定》，修订内容明显加大了对外资准入的开放程度，增加了鼓励类，减少了限制类，放宽了外国投资者股权比例限制，开放了新投资领域等。随着WTO的加入，中国政府遵循着WTO市场准入的准则，又制定了多部涉及外资服务业准入的单行条例，目前，像批发业、零售业、对外贸易服务业、中介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等均已对外开放，外资还可以进入中国资本交易市场并购中国企业。2003年我国颁布施行《行政许可法》，使外商投资企业的准入审批程序走入规范化轨道。2004年外资准入审批程序将立项审批改革为核准，其目的是简化审批程序。所有这些努力都说明中国外资准入立法已逐渐向市场经济要求的方向发展，尽管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安全的考虑对某些行业的外资准入仍实行适当的法律管制。而适当的法律管制和对外开放并不矛盾，因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不会改变；但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并不等于完全自由放任，即便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在外资准入程序上都有诸多的限制和严格的审批制度，因为任何国家都会有国家安全意识，有敏感领域，需要以法律加以控制。

二、外资准入法的实施现状及成因分析

从外资准入立法现状看到中国外资准入法正日趋完善，其中的审批制度是外资准入的关键环节，同时是美国判定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之一，也逐渐以法律加以规范。然而对这些法的实施却不尽人意，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不到位，使得外资准入立项审批、核准机关出自多个部门。外资准入最初的立项审批权属于计经委，现行改革后的核准权也明确属于发改委。199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时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分立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又于2003年将原国务院体改办和国家经贸委部分职能并入，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时组建国家商务部，将原国家外经贸部的全部职责以及原国家经贸委和原国家发计委的部分职责划入商务部。2004年外资准入立项审批权改革为核准权到了地方自然传承到发改和经贸两个机构，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是2003年国家组建商务部撤消经贸部和外经贸部时，许多省份没有组建对应的商务厅，仍维持着发改、经贸和外经贸三个机构的“三足鼎立”。另外，有关法律规定涉及某些行业的外资准入由商务部门审批。在“各自为政，法出多门”的现状下，三家机构对外资准入的条件有时不尽相同。且名为立项审批改革为核准，其实际操作程序实难看出两者之不同。缘此，《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得不到真正实施。

二是政府对外资准入的审批有禁不止。我国三资企业法规定，有损中国社会公共利益、危及中国经济安全、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等的外资不予准入。《行政许可法》也规定，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事项应由行政机关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程序后才能决定批准或不批准。但地方政府引资心切、来者不拒，只要是外资多多益善，因而只要投资者提交的申请资料形式符合要求，审批机关一般不审查资料的具体内容是否真实、是否有恶意规避法律之嫌、外资准入后是否有可能危及社会公共利益等实质内容。造成的结果是外资获得准入，但准入后外资的经营活动给社会带来负效应，民众怨声载道。

三是政府对外资准入的审批有法不依。就拿外资组织形式来讲，《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9章单独列一章节规范外商投资合伙制（关于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的特别规定），对合伙制外商投资企业的民事责任、财产归属、权力机构、财务管理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8条规定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除了有限责任公司外经批准可以为其它责任形式。但事实上这些法律条文自颁布至今从未得到实施，经我国政府批准的外商投资组织形式一律为公司制，外商投资合伙制至今一直排除在外，中国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之大可见一斑。

由此看来，政府对外资准入干预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有法不依有禁不止，通常称之为政令不通即法律没有得到实施。究其原因可能有几方面因素：（1）现行的干部考核机制与升迁机制，为地方政府大搞政绩工程提供了强劲的激励动力。就招商引资成就来讲，引进的外资额成为一项硬指标。为完成外资考核指标，严肃的法律被人为地淡化、符号化甚至游戏化，习惯做法、暗箱操作贯穿于外资准入审批的整个过程；为完成外资考核指标，地方政府常以剥夺本地区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2）政府官员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信念欠佳。外资准入审批的上下环节很多，审批官员又是有效的一线操控者，而有些官员热衷于自己的升迁，忙于跑官要官，或者满脑子装的是如何用权敛钱发财把精力都耗散在这些方面，从不钻研外资准入的法律依据和立法目的，对外商咨询有关投资准入的法律问题，答复随心所欲，敷衍了事，导致外商投资报批一个项目来回多次跑。所有这些使得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难以形成。（3）监督无力。《行政许可法》颁布施行时对政府官员的培训、考试在形式上搞得轰轰烈烈，但一阵热闹过后真正要实施时又是老调重弹，外资准入审批程序依旧没有体现《行政许可法》所要求的那样便民和透明，监督机关偶尔对行政许可程序的规范性作些检查，但只是走走过场作作秀，结果一部新法的实施又是大打折扣。可见，监督无力纵容着法的实施不到位。

三、只有高度重视法的实施才能减少政府对外资准入的干预

“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经济”。考察一个国家的法治，不应仅仅看它规定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还应看这些规定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得到了实施。尽管美国认为中国经济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府干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了，疑有背离自由贸易的宗旨，但我们也很有必要检讨自己对法的实施现状。如果说完善外资准入法是“治病”，那么重视这些法的实施则是“育人”。很多学者提出如何完善外资立法以规范外资准入程序，但很少有人研究为什么已颁布的外资准入法律得不到真正实施？中国已经过多轮审批制度改革，新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外商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等都应是随其诞生的救世主，但至今为止中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手续仍属世界上最繁锁的国家之一，这不禁让人质问：外资准入受到相当程度的政府干预究竟是客观上的立法问题还是主观上的法的实施问题？从上述对外资准入立法及其实施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外资准入立法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法律体系，遗憾的只是冷落这些法律的实施已经成为见惯不怪的常态。要使已经制定出来的外资准入法能够在实际操作中得以很好的贯彻实施，使其能够真正由纸上的条文变为实际的真实的准则，显然需要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法的实施。

法的实施应从加强政府人员的守法意识为起点。守法是法的实施最基本的方式，法治社会要求法律一经制定和生效必须付诸实施。政府人员的守法较之普通民众的守法更加重要，一旦政府人员人人守法，政府的执法便不难开展，因为守法是执法的基础，执法是法的实施的重要表现形式。法的实施源于守法，最终依靠政府人员的执法，法的实施还包含着法律监督。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夫之恶恶，只有监督到位，政府权力受到限制，政府人员违法受到处罚，处罚不仅仅是扣点分换个岗位之类不痛不痒的宽容，而是“砸铁碗”那种动点真格的严肃，才能惩一儆百，换取法律的尊严，从而使外资准入法得到有效全面的实施。

外商投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篇5

咨询 请问企业应如何既经济又实用的设置会计岗位? (福建省 王景丽)

解答企业应根据自身规模大小及业务量多少等具体情况设置会计岗位：一般大中型企业应设置财务经理、主管会计(或者财务主管)、出纳、固定资产核算、材料物资核算、工资核算、成本核算、收入和利润核算、资金核算、总账及报表和稽核等会计岗位。

小型企业因业务量较少，应适当合并减少岗位设置。例如：可设置出纳、总账报表和明细分类核算等会计岗位。

企业担保损失能否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咨询 我公司为其他企业提供担保，由于被担保企业经营不善，被债权单位，现我公司巳为被担保公司偿还了担保的债务，请问该项担保损失是否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 (广东省孙锋)

解答 《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3号)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对外提供与本身应纳税收入有关的担保，因被担保人不能按期偿还债务而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经清查和追索，被担保人无偿还能力，对无法追回的，比照本办法坏账损失进行管理。企业为其他独立纳税人提供的与本身应纳税收入无关的贷款担保等，因被担保方还不清贷款而由该担保人承担的本息等，不得申报扣除。

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股权的涉税优惠

咨询我们是一家外国投资机构，今年按有关规定并购中国境内企业股东的股权，使境内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请问收购变更后，该企业是否可以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所适用的税收法律、法规缴纳各项税费?(上海市林潇)

解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股权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60号)的规定：

(1)外国投资者按照《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并购境内企业股东的股权，或者认购境内企业增资(以下简称股权并购)，使境内企业变更设立为外商投资企业。凡变更设立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的股权比例超过25％的，可以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所适用的税收法律、法规缴纳各项税收。

(2)外国投资者通过股权并购变更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条件的，可享受税法及其有关规定所制定的各项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在计算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时，有关衔接问题按以下规定执行：

①经营期开始及经营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颁发变更营业执照之日，为变更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开始，至工商变更登记确定的经营年限终止日，为变更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期。

②前期亏损处理。变更设立前企业累计发生的尚未弥补的经营亏损，可在税法第十一条规定的亏损弥补年限的剩余年限内，由变更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延续弥补。

③获利年度的确定。变更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变更当年度取得经营利润，扣除以前年度允许弥补的亏损后仍有利润的，为其获利年度。获利年度当年实际生产经营期不足6个月的，可以按照税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七条的规定，由企业选择确定减免税期的起始年度。

(3)本通知自2005年1月1日起执行。本通知前变更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凡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也按本通知的规定执行。

由此可见，收购变更后的该企业如果符合上述的各条件．可以依照外商投资企业所适用的税收法律、法规缴纳各项税费。

从普通会计提升为财务主管后如何转换角色

咨询我从事会计工作5年了，今年通过竞争上岗，成为了财务主管，但由于没有经验，我很担心自己不能胜任，请问会计主管岗位的职责是什么? (北京市 刘晓蕾)

解答首先恭喜您成功竞选上财务主管的职务!您已经有了5年的会计实务工作经验，所以，相信您的会计核算专业技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认为您现在关键是角色转换的问题，即从一名默默工作的普通员工转换为一名管理整个财务机构的管理人员。心态放平和，做事要扎实，相信您可以很快胜任这份工作。

对于财务主管的工作职责，简单地说，就是内部管理和外部协调，具体来说，主管岗位的职责一般包括：

(1)具体领导单位财务会计工作；

(2)组织制定、贯彻执行本单位的财务会计制度；

(3)组织编制本单位的各项财务、成本计划；

(4)组织开展财务成本分析；

(5)审查或参与拟定经济合同、协议及其他经济文件；

(6)参加生产经营管理会议，参与经营决策；

(7)负责向本单位领导、职工代表大会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8)审查对外报送的财务会计报告；

(9)负责组织会计人员的政；台理论、业务技术的学习和考核，参与会计人员的任免和调动；

(10)处理好与本单位财务核算工作有关联的税务、银行等单位的关系，为企业创造一个平和、稳定的外部环境。

外资企业是否可以在税前计提“三项经费"

咨询我单位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请问外资企业是否可以在所得税前计提工会经费、应付福利费和职工教育经费这三项费用，如果不允许计提，那么该如何处理?所得税汇算清缴时应就这三项费用做怎样的调整?(四川省冯刚)

解答根据我国现行税法的有关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可以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为其雇员提存医疗保险基金、住房公积金、退休保险基金等基金(以下简称三项基金)。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还可以根据现行财务会计制度规定的标准，计提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除此之外，企业不得在税前预提其他职工福利类费用。企业实际发生的不属于上述五项预提基金或经费开支范围内的其他职工福利类支出，可按实际发生数在当年度税前扣除。但当年度税前扣除的此类费用，不得超过企业全年职工税前列支工资总额的14％，其超过部分也不得在以后年度扣除。外商投资企业拆迁补偿收入如何入账计算税收咨询我公司是一外商投资企业，因市政建设拆迁需要，我公司将部分资产拆迁，目前我公司已与相关部门达成拆迁赔付补偿协议，请问我公司收到的该拆迁赔偿款应如何入账计算缴税? (山东省王慧娟)解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取得搬迁补偿费收入税务处理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3］15号)的规定：

(1)企业取得搬迁补偿费收入，凡搬迁后重新购置或建造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和用途的固定资产(以下称重置固定资产)的，应将上述搬迁补偿费收入加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和处置费用后的余额，冲减企业重置固定资产的原价。

(2)企业取得搬迁补偿费收入，凡搬迁后不再重置与搬迁前相同或类似性质和用途的固定资产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应将上述搬迁补偿费收入加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变卖收入减除各类拆迁固定资产的折余价值及处置费用后的余额，计入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企业年底预提的费用是否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咨询我公司有许多期间费用没能及时取得发票，在年底财务处理时企业为准确核算损益，故先将这些没有取得发票的费用计入“预提费用”科目这样的财务处理对于所得税计算有何影响?其依据是什么?

(江苏省陈然)

解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所属飞机、发动机大修理预提费用余额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复函》(国税函[2003]804号)中的相关规定：依据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国税发[2000]84号)的相关精神，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用必须遵循真实发生的原则，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提取准备金或其他预提方式发生的费用均不得在税前扣除。因此，对纳税人按照会计制度的规定预提的费用余额，在申报纳税时应作纳税调整，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所以，对于贵企业这种不能及时取得发票的费用，在会计上可以预提，但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一般会被主管税务机关要求作纳税调整。

规范的建账原则

咨询 我现在为一家新办企业建账，请问在建账时，规范的建账原则及注意事项有哪些?(陕西省李欣欣)

解答所谓建账就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以及企业具体行业要求和将来可能发生的会计业务情况，确定账簿种类、格式、内容及登记方法的活动。

建账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依法原则。各单位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设置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账簿，不允许不建账、不允许在法定的会计账簿之外另外建账。

(2)全面系统原则。设置的账簿要能全面、系统地反映企业的经济活动，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所需的会计核算资料，同时要符合各单位生产经营规模和经济业务的特点，使设置的账簿能够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貌。

(5)组织控制原则。设置的账簿要有利于账簿的组织、建账人员的分工，有利于加强岗位责任制和内部控制制度，有利于财产物资的管理，便于账实核对，以保证企业各项财产物资的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

(4)科学合理原则。建账应根据不同账簿的作用和特点，使账簿结构做到严密、科学，有关账簿之间要有统驭或平行制约的关系，以保证账簿资料的真实、正确和完整；账簿格式的设计及选择应力求简明、实用，以提高会计信息处理和利用的效率。

固定资产明细账的规范操作方法

咨询 我公司的固定资产明细账建立比较混乱，请问固定资产明细账的规范操作方法是什么?

(江苏省胡敏)

解答 “固定资产”科目核算固定资产的原价，并按固定资产项目进行明细分类核算。固定资产明细账一般采用卡片的形式，也叫固定资产卡片。固定资产卡片的格式一般如表1、表2所示：

固定资产卡片一般一式两份，一份由使用部门登记保管，另一份由财会部门保管。

为防止固定资产卡片丢失，固定资产管理部门还应设立“固定资产卡片登记簿”，逐一登记卡片的开设和注销情况。固定资产卡片登记簿的格式如表3所示：

财会部门为了分类反映固定资产的使用、保管和增减变动情况，并控制固定资产卡片，还应设置“固资产登记簿”，即固定资产的二级账。“固定资产二级账”应按固定资产类别开设账页。其格式如表4所示

如何科学的设置明细科目代码

咨询我单位会计科目编码比较混乱，我们想作一次调整及修正，请问我单位怎样设置明细科目代码更为科学? (广东省倪佳)

解答会计明细科目代码是企事业单位进行会计明细分类核算的依据，需要在一级会计科目代码的基础上根据本单位会计核算与管理的实际需求自行设计。国内企事业单位常用的编码设计方案为4级10位码，其中，一级码4位，二级、三级、四级码都为2位。

外商投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篇6

互联网不在并购安全审查范围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2011〕6号文），并购安全审查范围为并购后外资可能取得实际控制权的关系国防安全的企业；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关键技术、重大装备制造等企业。不属于上述七大行业范围，或者虽然属于上述七大行业范围，但外资不可能取得实际控制权的，不属于并购安全审查范围。

尽管七大行业细分尚待有权机关作出具体的解释，但是显而易见，唯一能与互联网沾得上边的是“关键技术”。依据1997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及行业经验，关键技术是指测绘技术；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大地测量、海洋测绘、测绘航空摄影、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地图编制中的地形图编制、普通地图编制的导航电子地图编制技术。这些技术列入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类或禁止类。互联网的基础技术属于信息产业技术，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要么属于鼓励类，要么属于允许类。因此，将互联网业目前所使用的技术纳入“关键技术”是困难的。

互联网行业是一个通俗的说法，法律术语为增值电信业务，从事增值电信业务需要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简称ICP证）。中国对该行业的外资实行准入制度，具体表现在，要求外国投资者必需是电信运营商并具备良好的业绩，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0%。

互联网的核心不在于技术，而在于传播，在于用户体验。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结合，产生了类如电子商务、在线支付、新闻传播、视听节目服务等互联网形态。从现有的法律法规及行政管理实践来看，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电信管理条例》、《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而对于不同类别的互联网业，也有不同行业内法规在监管，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适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管理规定》，新闻网站适用《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基于互联网的在线支付适用央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在这些法律体系之下，政府对互联网行业的管理行之有效，并未危及到国家安全。

因此，无论是〔2011〕6号文，还是商务部并购安全审查新规，互联网行业都未列入并购安全审查范围。

协议控制不违法但需加强监管

2009年6月22日，商务部等六部委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中，明确了外资并购内资的两种形式，即股权并购和资产并购，协议控制（VIEs）并不属于该规定规范的并购方式。商务部并购安全审查新规将“协议控制”明确为外资并购内资的第三种形式。安全审查新规明确，外国投资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实质规避并购安全审查，包括但不限于代持、信托、多层次再投资、租赁、贷款、协议控制、境外交易等方式。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协议控制都纳入安全审查的范围，只有涉及“〔2011〕6号文规定的七个行业范围的协议控制才实施安全审查。

一般说来，协议控制（VIEs）下的内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外国企业或自然人。在VIEs模式下，境内企业的经营决策、财务、人事、技术等实际控制权转移给外国投资者，这是基于协议控制的操作手法所决定了的。协议控制的操作方式一般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内地设立一外商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牌照公司）签署一系列技术服务、管理、信息服务、设备租赁及其他相关协议。外商独资企业也会通过该等协议，取得内资企业全部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抵押权、经营控制权等，以实现对内资企业（牌照公司）的经营、利润等方面的有效控制。而对于准备通过协议控制方式实现境外IPO的公司来说，操作方式稍微复杂些。

协议控制并不违反中国法律。有人认为“协议控制”属于《民法通则》第58条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外资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达到进入中国限制类或禁止类市场的目的。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成立，原因有三：

根据私法的普遍原则，法无明文禁止则应视为许可。在中国法律没有明确禁止外资采用协议控制形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应理解为允许这种操作方法，除非法律有明确禁止性的规定。

协议控制方式之所以受到外资进入中国限制类市场的普遍欢迎，是因为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默许。从新浪、盛大、百度，到上市不久的土豆、世纪佳缘，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无不采用协议控制的模式，可以说，没有中国政府的默许，这些中国公司要想在美国上市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默许行为必将对法院审理类似案件产生深刻而实质性的影响。同时，无论〔2011〕6号文还是商务部并购安全审查新规，都未否定协议控制的效力。

目前仅有一部法规明确了协议控制需要进行审查，这就是商务部2011年53号文，尽管这仅是一个部门规章。根据53号文，如果外资采用协议控制方式并购属于国务院办公厅2011年6号文规定的七种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时，首先应提交商务部进行安全审查。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安全并购审查新规实施前的协议控制行为并不受该法约束，除非商务部认为该等交易已经或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审查程序启动者是商务部，而非并购当事人。同时，笔者预测，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1年6号文及央行《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外商以协议控制方式投资或并购金融机构及非金融支付机构，也将在不久的将来纳入安全审查范围。

综上，只有属于〔2011〕6号文规定的审查范围的行业，且外国投资者可能取得实际控制权的情形下，才会启动并购安全审查程序；互联网业不属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外资协议控制方式并购内资企业的行为并不违反中国法律。相反，它得到了监管部门的肯定。

外商投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篇7

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第八条

招商引资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部分。为吸引外资，鼓励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我国在各个领域制定了大量针对外商的优惠法律和政策，其中税收优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9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在总结提炼20世纪80年代所得税领域的法规、政策基础上，详细规定了针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其中，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具有代表性，即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俗称“免二减三”）。该法条体现了立法者对生产性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措施予以法律上的确认，使符合上述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享受到较之内资企业更为有利的税收政策，这一优惠政策为吸引外国投资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本为国家鼓励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的第八条规定，在10余年的实践中也成为外商企业规避我国税收重要的“激励条款”。第八条中“免二减三”的税收优惠，规定“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开始计算，并没有规定明确的时间限制。由于没有规定“免二减三”的时间限制，而完全取决于获利年度，因而盈利得越早，享受优惠所得税也就越早，反之，则优惠期向后推。表面上看来，或早或晚实现“免二减三”对于企业所得税筹划并没有什么影响，然而，在目前大量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关联交易等方式造成企业长期亏损从而逃避税收的背景下，长期亏损不仅可以逃避所得税，也可无限期拖延“免二减三”的使用，变相延长所得税优惠期。因此，该条款也成为外商投资企业利用“亏损”避税的重要诱因之一。

二、外资制造亏损逃避税收的现状及原因

1．外商投资企业通过人为制造亏损进行避税

近年来，我国吸引外资呈飞速增长之势，数据显示，从1992―2002年，实际吸收外资及合同外资逐年增长，保持在20％以上的平均增长率。与不断增长的外资投资额不相匹配的是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状况。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已批准成立的40多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亏损面达60％左右，年亏损金额达1200多亿元。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收入的增长与吸引外资的增幅则并不相称。这背后是大量跨国公司利用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造成账面亏损，从而逃避税收。

2．跨国公司运用转移定价等方法避税

来华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中，绝大多数为跨国企业。由于国际税法中存在着不同税法管辖地，以及不同国家的税收差异，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各种方式寻求避税，其主要方式有回避税收管辖权、运用转移定价、利用避税地、税收协定滥用等。其中，通过关联企业转移定价的方式甚为常见，即集团内部的关联企业之间，为了确保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在集团内部人为地控制价格，包括产品价格、贷款利息、无形资产转让价格、劳务费用等。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自身跨国优势，通过高进低出价格转移等手法来避税，往往表现为“高进低出”，即用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口设备、进口材料，而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口产品。企业则形成账面上的亏损，而利润转移到税负低的国家和地区。据珠海涉外税务部门的检查表明，那些表面显示亏损的企业大多是购销“两头在外”，多以“高进低出”等方式将利润移转出境。

法规不完整，执法不力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我国在法律上还有漏洞，给外商投资企业提供了避税逃税的可乘之机。应当说，跨国企业的国际避税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然而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律的欠缺和执法监管水平的不足，也为外商投资企业避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立法中就鲜有关于针对跨国企业关联交易的税收规定。因而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几个年头，出现了大量跨国公司在华企业不断亏损，却每年不断扩大投资经营的怪现象。从1987年《外商投资企业与关联企业交易业务税务管理暂行办法》这一地方性法规，我国开始了对跨国企业关联交易的反避税立法。1991年实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明确了转让定价税制及调整方法，1992年，我国制定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实施办法》，1998年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2002年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等。1993年实施的原《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及其2001年新《税收征管法》，对于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的税收处理均做了明确规定。通过立法弥补漏洞，加强税收监管，我国的反避税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法规上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又给外商投资企业避税提供了可能。然而伴随着立法的进步，外商投资企业的关联交易形式也更加隐蔽，手段更为高明。加之许多形式的转让定价，如知识产权的转让、特许经营权的转让等，难以判断同类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其他方式逃避税收也屡见不鲜。

三、对第八条的修改建议

长时期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利用法律上的漏洞进行大量避税，除了严重侵蚀我国税收收入，扰乱了经济秩序外，还对外汇收支平衡产生了消极影响，造成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另外，由于转移利润制造了外商投资企业大量亏损的假象，影响了不明真相的外商来华投资的积极性，不利于扩大吸收外资。

为此，建议尽快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进行修改。

一是原则上取消“从获利年度开始”的条件。立法者制定“从获利年度开始”的初衷，是考虑到在正常情况下，生产性企业从投入运营到实现盈利需要一定的时间，要经过生产建设期，达到设计的生产规模往往需要一年或几年，如果企业一设立就开始计算减免期，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就可能很短，为了使企业能够真正享受到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因而制定了较为宽松的条件，所以规定从获利年度开始计算减免期。建议对于一般的企业取消“从获利年度开始”，即，从企业投产之日起就开始计算“免二减三”。使之“过时不候”，激励外商投资企业为避免优惠期作废而尽早实现盈利。通过为所得税减免优惠制定有效期，将增加外商投资企业以转移利润造成账面亏损的方式而避税的成本，从而从所得税立法上促使企业自觉减少以致放弃以该种途径避税。

二是区分不同企业类型适当给予一定时限。在对第八条所规定的所得税优惠进行时效限制时，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给予区别规定。生产性企业所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对于重工业等需要较长回报期的行业，和轻工业、加工行业等相对而言前期投资较小、回报快的类型区分别规定。同时，相关法规中关于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的条款也应当作相应修改，以保持立法的统一。

三是对大型企业放宽年限，增加所得税减免优惠的有效时间。同时，对生产性企业作进一步划分。建议规定食品、加工等企业从投产时就开始计算“免二减三”的优惠，而对大型的（总投资在5亿美元以上）的建筑、化工、原材料等企业从企业投产3年后开始计算“免二减三”优惠。超过3年则无论企业是否已经盈利，均开始计算所得税减免优惠。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以及国内外市场状况和我国实践等方面综合考虑，制定出较为合理的年限，既给企业从投产到回报留有一定的时间，又避免过于宽松重蹈“从获利年开始”计算的覆辙。

四是进行年限的规定，避免外商投资企业过度使用亏损弥补的方式逃避税收。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一条，外商投资企业盈利和开始获利的含义是不同的。企业的赢利，可以弥补5年内的亏损额，所得利润在弥补之后再开始计算。运用“亏损弥补”的方式，通过精确的企业税务筹划，企业往往可以在赢利数年后才开始进入法律所称得“开始获利”，可以缴纳所得税，开始享受所得税减免优惠。如果对第八条的所得税减免附加有效期，则企业利用“亏损弥补”超过有效期，就可能丧失行使所得是优惠政策的权利，两相权衡，有助于激励企业早日扭亏为盈。

外商投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篇8

【关键词】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危害；对策

随着生产与资本国际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跨国转移定价已不仅仅是跨国公司内部经营管理的工具，更多的是被用作实施其全球战略的重要策略。

一、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策略分析

1．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目标。（1）利润目标。跨国公司使用转移定价最主要目标是为实现集团全球利润最大化。通过调节子公司利润而实现跨国公司的综合战略目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2）纳税最小化目标。跨国经营带来国际化收益，税赋征收人是多国政府。各国税法、税种和税率的差异性就为跨国公司利用转移定价进行避税创造了条件。（3）现金流量目标。许多跨国公司都把现金流量管理作为重要战略目标。影响现金流量管理的因素很多，例如使风险威胁降到最小、返还限制或再投资策略等。（4）与社会政治因素相联系目标。跨国公司试图减少经济和政治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管理当局控制企业类型、数量、技术和税收等，对集团整体战略决策也会产生影响。（5）行为目标。跨国公司各部门经理希望自身行为独立并公平评估各部门业绩；而集团高层管理希望部门经理行为有利于集团整体利益，故需多种转移定价政策来解决矛盾。

2．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策略的定价方法。（1）有形资产的转移定价。一是实物交易中的转移定价。它是转移定价中最重要、使用最频繁的一种方式，包括产品、设备及原材料购销和投入资产估价等，其手段采取“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借此转移利润。二是货币、证券交易中的转移定价。跨国公司关联企业间货币、证券等借贷业务中采用的转移定价，通过提高或降低利率，在跨国公司内部重新分配利润。三是劳务、租赁中的转移定价。主要应用关联企业间相互提供劳务和租赁服务中，高报或少报服务费用，甚至将境外企业发生较大管理费用摊销到境内公司，以此逃避税收。四是经营风险中的转移定价。为规避跨国经营风险，跨国公司采取转移定价，将有关收益或资金汇出所在国。（2）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主要指获得专有技术、商标和专利等无形资产过程中的转移定价。跨国公司企业间通过签订许可证合同、技术援助或咨询合同等，以提高约定的支付价格，转移利润。无形资产转移定价确定的核心是技术的内部转让和使用费的确定，国际技术贸易交易的80%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而其总额的50%～75%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目前，很少有公开的技术转让国际市场价格，也缺乏相应的外部价格，跨国公司可灵活地操纵技术转让方面的转移价格，从而有效地为实现自己全球战略目标服务。

二、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对我国构成的危害

国家税务总局反避税处苏晓鲁处长表示，跨国公司每年利用转移定价的方式避税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在300亿元以上。转移定价自然成为他们逃避我国税务的有效手段。

1．危害我国的经济利益。美籍华裔专家Chan・K・J在华调查发现：59%的跨国公司选择以交易为基础的定价方法，其中44%采用协议市场定价。由于存在对产品性能、技术含量等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外商很容易以高于市场的价格从外国子公司手中购进原材料，并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向外国子公司销售产成品，实现转移利润的目的。跨国公司偏好在公司内部之间进行技术转让，投资者向国内关联企业转移技术现象很普遍，我国65%的外资企业向国外投资者支付技术转让费和商标使用费，由于技术价格确定不合理，从而导致跨国公司利润的转移。

2．对先进技术的垄断使我国技术引进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当今，技术作为跨国公司的核心资源，是决定竞争力的首要因素。利用外资的主要原因是期望通过引进外资获取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提出“以市场换技术”、“外资税收优惠”等政策。跨国公司控制着国际技术转让的75%份额和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90%的份额，为防止所拥有的技术被竞争者仿制，都选择内部转让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这样既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得到更大租金，又把技术牢牢控制手中。因此，跨国公司在技术转让中不会因为中方让出市场而无偿出让专利技术，从而使我国的技术引进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3．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全球80%以上的跨国公司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也是因为我国的便宜原材料、廉价劳动力和特具潜力的市场，看中我国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基本贸易模式。跨国公司投资初级产品的开发，不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长远目标和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战略，即使是对我国直接投资用以建立制成品工业，也常将耗能大、污染重、效益差的传统工业部门从母国转移到我国，致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很难向高级化发展。

4．降低我国引进外资的关联效应。我国引进外资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带动相关产业之上下游产业的发展。然而，跨国公司有时宁愿高价进口国外关联企业的原材料或零部件，从而降低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关联效应。跨国公司通过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在产品、劳务以及资金等方面的交易，人为的调高或降低价格或收费，削弱了市场竞争所赖以生存的供求调节价格的机制，减弱了价格作为市场信号的作用。

5．不同程度上控制着我国的生产和贸易。我国作为跨国公司“世界市场工厂”的一员，制成品工业生产和出口被跨国公司所控制。大多跨国公司具有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差别优势，不仅对自己产品价格和销量拥有垄断能力，还控制着我国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在许多初级产品贸易中，他们既是国内市场上的垄断买主，又是不发达国家市场上的垄断卖主，干扰了原本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秩序。

6．使我国的国际收支恶化。一方面“高进低出”的转移定价带来外方整体利润的增长，从而驱动在华跨国公司进口大量国内可以生产的投入品，导致我国国际收支商品进口的增长及经常项目的流出。另一方面在跨国公司向国内外关联企业购入相同数量的商品、劳务和技术或出售相同数量产品的情况下，“高进低出”的转移定价导致我国商品进口和无形支出的增加、商品出口的减少。

7．其他影响。为了尽可能多的独占企业利润，许多在华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转移利润，账面亏损严重，损害我国投资环境的声誉，并导致中国员工的工资福利难以提高和改善等问题。

三、我国对跨国公司在华转移定价的应对措施

我们研究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策略，从而制定出有效的防范与应对措施，减少他国跨国企业运用转移定价给中国造成的损失；另外也可学习和运用转移定价，提高我国对外的跨国公司在其它东道国的利润。

1．参考国际惯例，完善法制建设。2002年9月7日，国务院根据修订后的《税收征管法》颁布《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该实施细则在第51-56条对转让定价问题进行了规定。与原实施细则规定相比，新的实施细则除吸收了《规程》有关做法以外，如将税务机关可以对应纳说额进行调整的情况做出了规定、规定了预约定价协议等，其他内容未做修订。我国应制定完善的、内容齐全的《转让定价税制实施细则》，可包括关联企业的认定、业务范围、调整方法和原则、可比数据资料的获取、详细的分类调整、纳税人报告义务和举证责任、税务机关权力、文件准备要求、相应调整、处罚规定、时间限制和预约定价等。借鉴国际反避税法规的经验，单独制订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反避税法规》，内容可包括避税行为的认定、适用范围、进行避税活动可能采取的方法及手段、纳税人延伸提供税收情报的义务和对国际避税案件有事后提供证明的义务，以及对违规的处罚规则等。

2．加强执法力度，提高治理效率。我国在转让定价的实践方面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甚大。我国从1980年开始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也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外商来华投资。但各级政府对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问题还重视不够。涉外税收政策是建立涉外税收制度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外经济政策。治理转让定价需要加大处罚力度。对未按规定期限向税务机关报送的企业，应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坚决予以处罚。转让定价调整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需要一支懂得法律、财务、贸易、行业知识和具备外语基础的稳定人才队伍。

3．搞好软环境建设，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1）加强信息化建设。治理转让定价，信息必不可少。要高度重视形成价格信息系统的建设，建立健全税务部门与海关、商务、商检局及统计局等部门信息交换制度，逐步实现政府各部门的信息共享。税务部门应加强对国内外上市公司的价格和利润信息资料的收集，建立价格信息和利润信息库，充分发挥海关对关联企业之间进出口货物的监管作用。（2）积极开展国际税务合作。一国转让定价调整往往会涉及另一国税务当局进行相应的调整，否则就使跨国公司遭受到双重征税的风险。为了维护国际资本流动的正常秩序，国家之间必须进行税务合作，加强税收情报收集与交流。除了转让定价调整的合作之外，还应包括利润与税收等有关的情报互换，如跨国公司背景资料、各种商品的价格资料等。（3）继续改善宏观经济环境。治理转让定价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减弱转移利润的动机。在国际经济持续下滑的背景中，我国政治稳定开明，经济一枝独秀，外资大量涌入，人民币汇率稳定且稳中有升，外汇汇率风险相对较低，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软环境大大改善。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问题也会得到有效的规范和治理，竞争环境将日趋公平。（4）实行全面的国民待遇。涉外税收政策调整的合理取向是税收等同国民待遇。内外资企业税负水平的差异，不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企业间公平竞争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可行的办法是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与发达国家的税率也大致相当，符合减税的国际潮流，既可以保证财政收入不下降，又可以减少国际税收摩擦，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随着我国对跨国公司转移定价不断的规范化，相信会有更多的新问题暴露出来，为了保证我国社会经济能够健康、稳定、持久、快速的发展，须不断致力于完善税收法制的研究与探索。转让定价是跨国公司在我国避税的主要形式，通过制定有关转让定价的管理办法并有效地予以实施，也就成了涉外税收管理中反避税的重点。从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化解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和东道国的经济收入的矛盾将成为一个永恒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王顺林．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刘永伟．转让定价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沈理平．转移定价税法控制的理论分析[J]．中国税法网．2006

[4]袁琳．转移价格的理论与实践问题[J]．北京：会计研究．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