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9 17:50:20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第1篇
1.物流的概念
物流（PhysicalDistribution）一词源于国外，最早出现于美国，1915年阿奇·萧在《市场流通中的若干问题》一书中就提到物流一词，并指出“物流是与创造需求不同的一个问题”。现在欧美国家把物流称作Logistics的多于称作PhysicalDistribution的。Logistics包含生产领域的原材料采购、生产过程中的物料搬运与厂内物流和流通过程中的物流或销售物流即PhysicalDistribution，可见其外延更为广泛。物流可以定义为“是指物质实体从供应者向需求者的物理移动，它由一系列创造时间价值和空间价值的经济活动组成，包括运输、保管、配送、包装、装卸、流通加工及物流信息处理等多项基本活动，是这些活动的统一”。
2.企业物流
物流的分类方法包括宏观物流和微观物流、社会物流和企业物流及国际物流和区域物流等。
企业物流是从企业角度上研究与之有关的物流活动，是具体的、微观的物流活动的典型领域。可以区分为以下具体的物流活动：
（1）企业生产物流：企业生产物流指企业在生产工艺中的物流活动，实际上已构成了生产工艺过程的一部分。企业生产过程的物流大体为：原料、零部件、燃料等辅助材料从企业仓库或企业的“门口”开始，进入到生产线的开始端，再进一步随生产加工过程一个一个环节地流，在流的过程中，本身被加工，同时产生一些废料、余料，直到生产加工终结，再流至产成品仓库，便终结了企业生产物流过程。
（2）企业供应物流
企业为保证本身生产的节奏，不断组织原材料、零部件、燃料、辅助材料供应的物流活动，这种物流活动对企业生产的正常、高效进行起着重大作用。
（3）企业销售物流
企业销售物流是企业为保证本身的经营效益，不断进行销售活动，将产品所有权转给顾客的物流活动。
（4）企业废弃物回收物流
企业在生产、供应、销售的活动中总会产生各种边角余料和废料，这些东西的回收是需要伴随物流活动的，回收物品处理不当，往往会影响整个生产环境，甚至影响产品质量，也会占用很大空间，造成浪费。
3.物流是“第三利润泉”
我们曾接触过这样一个项目，计划把位于加拿大和美国交界的阿拉斯加冰川水通过30万吨散装货轮运到中国，通过管道分装，再通过装瓶灌装送至市场。这个项目是否可行的关键就是物流，可以说，物流成本对这个项目具有“一票否决权”。许多投资项目能否在中国成功落户与这个例子一样，关键取决于物流效率。在今天的国际工商业界，降低物流供应链的成本已经成为经营管理的首选重点。物流领域已成为继降低资源（人工和材料）消耗，提高劳动生产率及通过扩大市场销售获取更多利润之后的“第三利润源泉”。
二、北仑区企业物流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
尽管我国物流业近几年有了较快发展，许多企业也对物流管理有了一些认识，但通过对北仑区内的内、外资企业的调查、了解，我们发现，一些外资企业，已经导入准时制生产方式，物流效率较高，对物流理念的理解比较深入，在仓库设置、物品存放、运输等各环节，都有具体设计规划、标识，实施也比较到位。而一些民营企业与这些外资企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面在下面几个方面：
1.物流理念认识不足
企业经营者，重生产轻管理、重工艺轻物流，对现代物流对新经济时代中企业生产营销的巨大支撑作用和“第三利润源泉”的潜在能力缺乏应有的认识，墨守成规，缺乏物流革新精神。
2.企业的组织机构设计不合理、不科学
企业的计划、采购、供应、存储、运输等物流活动分属于各职能部门，各部门和各物流环节因没有统一管理，只对上级负责、容易强调部门利益而没有全局观念。
3.物料储放、运输混乱
企业总体布局一般没有进行物流的规划设计，企业现有的总体或局部的物流格局不清晰，物料流混乱，物料流转时间长，交货周期长，空间浪费大。
4.物流信息管理的基础工作薄弱、效率低
采购信息、供货信息、供货质量信息、库存中各种物资的历史分布等物流的基础数据没进行很好的归纳整理；没有利用看板管理、颜色管理等目视管理方法进行信息共享，信息网络没建立。
5.物流基础设施不完善
技术装备落后、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低。
6.物流成本方面管理滞后
相关物流系统一般没有采取总成本控制、物流成本模糊，分部门核算时总成本不清，各种物资、人员、设备设施和时间效率的浪费现象普遍存在，没有采用先进的物流比较成本。
三、如何提高企业物流管理水平
可以说我国的企业现在都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因为即使在国内，也有众多外资企业同我们竞争。如果要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必须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物流管理水平。
1.物流管理的定义
物流管理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根据物质资料实体流动的规律，应用管理的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对物流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监督，使各项物流活动实现最佳的协调与配合，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和经济效益。
物流管理的内容包括：
（1）对物流活动诸要素的管理，包括运输、储存等环节的管理；
（2）对物流系统诸要素的管理，即对其中人、财、物、设备、方法和信息等六大要素的管理；
（3）对物流活动中具体职能的管理，主要包括物流计划、质量、技术、经济等职能的管理等。
2.物流系统化
物流系统就是指在企业活动中的各种物流功能，随着采购、生产、销售活动而发生，使物的流通效率提高的系统。这种系统大致可由作业系统和信息系统两个系统组成。
（1）作业系统就是在运输、保管、配送、装卸、包装等作业中，引入各种技术，以求自动化和效率化，同时，使各功能之间能完满地联接起来的系统。
（2）信息系统也称物流信息系统，在企业活动中和其他的功能——采购、生产、销售系统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使从定货到发货的信息活动更完满化，从而提高物流作业系统的效率。
3.提高物流管理水平的具体对策
(1)建立企业物流成本构成模式与物流管理会计制度
在很多企业中，物流成本在企业销售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企业物流总成本是企业产品在实物运作过程中，如包装、装卸、储存、流通加工、物流信息处理等各个环节所支出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总和。企业要明确物流成本的构成，全面、正确的把握包括企业内外发生的所有物流成本在内的企业整体物流成本，以企业整体成本为对象削减物流成本，建立企业物流成本的构成模式，从原来财务成本费用中剥离出属于物流成本范畴的内容，能准确判断和计算企业现有物流成本及其构成情况。分析和比较物流成本与制造成本，物流费用与其他费用之间的关系，建立科学的物流管理会计制度，使物流成本管理与财务会计在系统上联结起来，切实掌握物流系统的成本。分领域全面清理物流系统的资源配置，建立物流成本数据库，建立物流成本科学的比较依据。
(2)在企业内部，充分利用7S、看板管理、颜色管理等手法，加快企业物流速度，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物流速度越快，所需流动资金越少，同时，尽可能减少流通环节和节约物流时间，尽可能直运输、减少物资集中和分散运输的次数，实现效率化的配送，从而加快企业物流速度，降低企业物流总成本。
(3)在企业外部，与上、下游企业配合，构建一体化物流战略
企业要努力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合作形成一体化供应链。实现由生产企业、销售企业、消费者组成的供应链的整体化和系统化，构筑一体化物流战略，使整个供应链利益最大化，从而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和供应链成本。
(4)借助第三方物流公司或成立物流子公司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在控制物流成本方面，欧美国家采用较多的是物流的外包，或称第三方物流或合同制物流。它是利用企业外部的分销公司、储运公司或第三方货运人执行本企业的物流管理或产品分销职能的全部或部分。其范围可以是对传统运输或仓储服务的有限的简单购买，或者是广泛的，包括对整个供应链管理的复杂的合同。
除了通过将物流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物流公司来削减物流成本外，建立企业物流子公司也是货主企业控制物流费用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物流业务仍然处于货主企业的总体控制之下，与此同时，通过子公司的独立经营，来实现物流成本的下降。成立物流子公司后，一方面由于物流子公司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经营实体，因而在内部费用管理上会更有效，可以更好地消除设施、设备的重复投资、人员费用过大等现象，遏制物流成本上升的一些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从各经营公司来说，物流作业全部外包给物流子公司，物流费用支出将能在财务报表上明确地表示出来，进而有利于促进各经营公司销售上的成本效益管理，提高经济运行质量。
在北仑区的一些大型石化、钢铁企业，已经采取第三方物流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如何更好地通过招商工作提高北仑区企业物流管理水平
1.充分利用港口优势，引进高水平的物流企业，促进北仑区物流企业发展
宁波市北仑区“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奋斗目标：把北仑区域建设成为长三角南翼的国际航运中心和服务全省、辐射华东的区域性港口物流中心；2006年2月，宁波市“十一五”规划再次确定，北仑临港产业区是宁波市临港大工业基地、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石化、能源、钢铁等临港工业和现代物流业。拥有天然深水良港的北仑区，区位优越，港口集疏运网络正在逐步建成，发展港口物流产业的条件得天独厚，世界港口发展的经验证明，要成为国际航运中心，首先要成为区域物流中心。因此，在今后招商工作中，我们要加强对国际知名物流公司的宣传，吸引这些高水平物流公司来北仑区投资。由世界500强企业马士基集团投资的宁波龙星物流有限公司，去年上半年落户北仑，该项目现已投产年可处理25万TEU。
引进第三方物流公司，为北仑区企业第三方物流提供良好的选择。初步调查预测，2007年区域内大中企业物流业外包达30多亿元，按照规划，北仑区2020年1000亿元的GDP，相应所产生的企业配送物流服务增加值将至少达100亿元，地方将增收至少5亿元。
2.建立运作物流园区。我们必须加快建设区域大型物流园区，按照市场运行机制，实行企业化经营，按照国际通行办法，建设、管理、运营物流园区；整合现有物流资源，提升物流的组织化程度，引进先进的物流管理理念与技术，提升总体的经营管理水平，吸引区内外物流企业以及货代、船代企业进驻园区。并通过与国际知名物流企业的整体或部分嫁接，尽快建设起适合市场需求的现代港口大物流运作平台。
3．人才是基础，是事业成功的保障。加强国外物流专业比较先进院校的联系，争取这些国外教育机构与北仑区内教育机构联合办学，培训物流相关人才。
［摘要］在当前企业成本上升、美元持续贬值的经营环境下，只有提高物流管理水平，才可能增加企业竞争力，提高利润。本文结合宁波市招商引资重地——北仑区的实际情况谈谈加快企业物流建设的必要性以及提高企业物流管理水平的途径。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第2篇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截止到2001年底，已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90484户，合同外资金额达7459.09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3954.69亿美元。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2001年，FDI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为10.73%，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24.06%；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占工业资产总额的10.1%，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4.6%，销售收入占全部工业销售收入的26.8%，利润占利润总额的29.2%，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50.8%；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的增值税占全国增值税总额的比重达25.91%（江小涓2002，见图1）。
FDI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加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是否合理，国内一直存在担心和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量投资，是否会产生垄断。如果形成垄断，就会抑制国内投资，阻碍新投资者进入，并且向消费者索取高价，产生垄断利润，从而损害国内生产者和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如果这种情况存在，就意味着吸引外资导致的投资增加、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等多方面的利益，不是以更适用产品和较低价格的形式转移给我国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以较高利润的形式被跨国公司吸收。
附图
图1FIEs在中国重要经济指标中的比重
这种担心和争论在近几年有所加强。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著名跨国公司在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一些项目的规模很大，远远超过中国国内同类企业，占据着企业规模排名的前列，产量占全行业产量的较高比重。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微电子、移动通讯设备、轿车、制药、工程机械等行业中排名前10位的大企业，跨国公司投资企业都占据着2/3以上的席位。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占据手机市场九成的份额，占据着轿车2/3以上的份额。其中一些企业，独家占据了市场很大份额，市场集中度很高。从理论上推论，有产生垄断的可能性。
当然，所有的商业性公司都在追逐利润最大化，而不论其是国内公司还是全球性公司。如果市场监管力量薄弱，无论跨国公司还是国内企业，都有可能产生垄断行为。但是，跨国公司具有规模、品牌和技术等许多方面的优势，市场影响力更强，因此其行为特别引人关注。
对跨国公司在海外市场上竞争行为的分析，是产业组织理论和跨国投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跨国投资理论在它的形成阶段，就认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目的之一，是控制不同国家内的企业，消除竞争，使自己企业处于有利地位，获取超额利润。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实质上是垄断优势的扩张，本身就是一种市场扭曲，它会产生反竞争的不良效果(Hymer,1970,1976)。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母国和东道国都有垄断意愿，但其在海外比在其母国更易形成垄断行为，这是因为在海外市场上竞争的对手较少，串谋容易，企业就会产生进行串谋的意愿和行为。（注：串谋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主要厂商之间组成公开默认的价格同盟，对市场进行人为分割的行为。）通过串谋，将价格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位，企业就有可能获取相对稳定的较高利润(Caves,1982)。相反的观点也同样存在：由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增加了东道国市场上的企业数目，使生产和市场的集中度降低，因此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东道国市场上的竞争(Fishwick1981;Gorechi,1976)。稍后一些，有学者注重研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假定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具有垄断优势，而东道国企业间却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在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的较早时期，有可能增加东道国市场的垄断性，但从长期看，技术外溢是一种必然现象，因而是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一种潜在成本，因为免费搭车的当地企业迟早会变得足以与跨国公司相抗衡。最终结果，增加了东道国市场的竞争性(Das,1987)。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跨国投资增长很快，相关研究更加丰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大量吸引FDI，提供了新的研究素材，有不少基于多国情况和大样本案例的研究成果问世。但是，研究得出的结论仍然不一致。有一些研究表明，大型跨国投资特别是采用购并方式的投资，往往被用来消灭竞争(UNCTAD,1997)；另一些研究却表明，跨国投资引起竞争结构的变化只是暂时的，因为一旦一家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扰乱了市场上已经建立起来的均衡，其竞争对手必然会作出强烈反应以确保其市场地位。他们或者扩大投资，或者结盟，或者寻求购并，总之要努力使市场不被其竞争对手所控制。实证研究的结论也不一致。印度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获取了市场支配地位，例如联合利华获得了印度香皂市场75%的份额和洗涤剂市场30%的份额(Mehta,1999)；一项对捷克87个制造业集中率变化的研究却表明，虽然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捷克制造业的集中度加强和FDI大量进入同时发生，但数据分析却表明，跨国投资与市场集中度之间并没有相关性(ZemplinerovaandJarolim,2000)。
本文分析FDI与中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变化及对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行为的影响。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行为、产品更新换代速度和定价行为，是衡量外商投资企业竞争行为的三个主要因素。
二、独占和寡头市场中外商投资企业的垄断行为（注：如没有另外注明，本文中各个行业的情况，来自作者在1997、2001年的两次调研，其中洗涤用品行业的第一次调研是1996年。两次调研都包括对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的访谈及统计数据的收集整理，1997年的调研成果反映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跨国投资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究辑刊》第一辑中，2001年的调研成果反映在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中。凡引自这两次调研的内容，文中不再加注。李蕊女士参加了洗涤用品行业的第二次调研，并计算整理了部分数据。）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某些重要的产品市场上地位突出，一、两家企业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在这种独占和寡头市场中，外商投资企业确有垄断动机和垄断行为，典型的表现是不开发不引进先进技术、产品更新换代慢和产品价格居高不。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整个20世纪8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普遍不高。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被认定为技术先进企业的仅为2%左右，技术先进企业的投资额也仅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左右。不过，此时外商投资企业以海外华人资本的中小型企业为主，不转移先进技术的主要原因，是其本身的技术水平不高（江小涓1993）。
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长很快，这些跨国公司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但是在它们来华投资的较早时期，向中国转移最先进技术的企业较少。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中，引进母公司最先进技术企业的比例仅为13%。（注：关于数据来源、技术先进性定义等，参见本文第四部分中对表5的说明。）
下面是三个典型行业的案例。
1.轿车制造业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中国轿车生产的集中度很高，市场竞争很不充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和上海汽车总公司合资成立的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市场地位突出。1983年4月，第一辆桑塔纳轿车在上海组装成功，1985年3月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此后，上海大众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在中国的轿车市场上占据着垄断地位，20世纪80年代末期，桑塔纳轿车几乎占有国内同档轿车100%的市场份额，90年代初期占有90%左右的市场份额，直到90年代中期，仍然占有60%以上的市场份额。到1998年3月，上海大众在中国已累计生产了100万辆桑塔纳系列轿车。其间，1995年上海第二代桑塔纳轿车（桑塔纳2000）下线和投入市场。
从1983年到1999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上海大众的主导产品一直是第一代桑塔纳，车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期间，上海大众的外方母公司已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全球市场上淘汰了第一代桑塔纳这个车型，但上海大众却长期继续生产第一代桑塔纳，并没有引进其母公司在全球市场上推出的换代车型。桑塔纳的市场价格也始终处于高位，在1998年年底之前，其在中国市场上的价格水平，高出其先前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近一倍。
上海大众这种基于市场垄断地位而产生的行为，长期受到国内各方面舆论批评，包括中方合作者上海汽车总公司，也对其不愿转移先进车型的行为不满意。1998年，上汽公司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合资成立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通用愿意将较新的车型放在中国生产。
2.无线通讯设备制造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通讯业以极高的速度增长。通讯线路由1990年的1200万条，增加到2000年的1.7亿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移动通讯业的增长速度尤其突出，以手机制造业为例，到2001年8月，中国的手机拥有量已经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位。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高速成长的无线寻呼市场和模拟手机市场几乎由摩托罗拉一家公司垄断，我国消费者以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使用其生产的落后于国际市场的产品，这个时期，摩托罗拉在中国获得了丰厚回报。
3.洗涤用品行业
英荷联合利华公司和美国P&G公司分别于1986年和1988年开始在中国投资。1992-1995年，除P&G公司和联合利华公司继续大规模增加在华投资外，全球洗涤用品行业三巨头之一的德国汉高公司，也在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P&G公司、联合利华公司和汉高公司，都是名列“财富500强”的跨国巨头，1999年，联合利华总资产280亿美元，总销售额440亿美元；P&G公司总资产321亿美元，总销售额381亿美元。而中国洗涤用品行业1999年的总销售额仅为192.82亿元人民币，约折合23亿美元，（注：这里的洗涤用品行业是指我国工业统计分类中的“肥皂及合成洗涤剂制造业”，统计口径为国家统计局使用的“分地区轻工业系统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提供。）全行业产值仅为联合利华公司的1/19，P&G公司的1/17。规模如此悬殊，致使当时国内存在许多观点，认为中国洗涤用品制造业将会受到严重冲击，洗涤用品市场将由跨国公司垄断，甚至导致中国洗涤用品行业“全军覆灭”。
到1995年底，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中较大规模的合资企业有15家，全部是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中排名前20位的大企业。这15家企业洗衣粉和香皂的产量，约占全行业产量的35%-40%。在这15家合资企业中，P&G公司投资的有5家，联合利华公司投资的有5家，德国汉高公司投资的有3家。在15家合资企业中，只有两家为中方控股，其余均为外方控股。在外方控股的企业中，大多数企业的外方股份比较高。外方股份在80%-98%之间的有3家，在60%-79%之间的有7家，在50%-59%之间的有3家。总体上看，当时我国洗涤用品行业中的主力企业已经由国外大跨国公司控股（15家企业的情况见表1）。
表1洗涤用品行业排头兵企业的合资情况（1995年底）
企业名称合资企业的中方与外方
上海利华公司上海制皂厂，英国利华公司
上海制皂有限公司上海制皂厂，英国利华公司
上海联合利华公司上海合成洗涤剂厂，上海日化公司、联合利华公司
上海白猫有限公司上海合成洗涤剂厂，香港新鸿基公司
北京熊猫宝洁洗剂用品有限公司北京日化二厂、美国P&G公司
成都宝洁公司成都合成洗涤剂厂、美国P&G公司
广州浪奇宝洁洗涤用品有限公司广州浪奇公司、美国P&C公司
天津汉高洗涤剂有限公司天津合成洗涤剂厂、德国汉高公司
广州宝洁公司广州肥皂厂、美国P&G公司
张家口联合利华公司张家口合成洗涤剂厂、荷兰联合利华公司
桂林汉高洗涤剂有限公司桂林合成洗涤剂厂、德国汉高公司
天津宝洁有限公司天津香皂厂、美国P&G公司
四平汉高洗涤用品有限公司四平市油脂化工总厂、德国汉高公司
合肥利华公司合肥日用化工厂英国利华公司
沙市活力奔腾洗涤用品有限公司沙市活力28集团公司、德国奔腾公司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资料整理。
这些合资企业当时在中国市场上的行为令政府管理部门、合资企业中的中方及更多的方面都不满意。合资企业生产的外方品牌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国内企业同类产品的价格，20世纪90年代中期，质量相差不多的外方品牌产品的价格要比中方品牌的产品高出50%左右。合资企业在广告宣传上，都将外方品牌放在主导地位，对中方品牌的宣传很少。1997-1999年，在35个大中城市中，宝洁和联合利华对其麾下品牌的广告费用一直排在所有产品广告的前列，这些企业当时的销售收入和利润主要来自中方企业合资前的品牌，因此实际上是用中方产品的销售收入为其产品促销。1995年，某合资企业销售收入的95%来自中方原有品牌的产品，但企业每年投入5000万巨额资金为外方品牌作广告，中方原有品牌的广告费却仅占其1/20。
当时，有关管理部门按照这些企业的扩建规模和发展设想推算，到2000年，合资企业生产的洗涤用品的市场占有率将达到很高份额，例如合资企业的洗衣粉将占我国洗衣粉市场的60%以上，其中外方品牌产品的占有率会大幅度上升。管理部门还认为，这些合资企业在站稳脚跟后，会通过再合资、合作、兼并、收购等方式，收编有实力的国内其它洗涤用品生产企业，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因此，中国洗涤用品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由世界三大洗涤剂跨国公司控制的市场，产品价格将处于高位，这些公司将从中国获取高额利润。
三、竞争性市场结构的形成：进口、多家跨国公司进入和国内企业的成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往少数跨国公司居垄断地位的若干行业，市场结构迅速发生变化。三个方面的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1.入世后进口商品竞争预期
多年来，较高的进口关税和过多的非关税措施，对我国境内的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都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在外商投资企业占有重要地位的行业中，贸易壁垒主要保护了外资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即将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已成定局，对国内产业降低保护前景明确。
进口商品竞争预期是市场竞争性的重要因素。如果跨国公司继续在中国使用其在国际市场上已经失去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或者向中国消费者索取明显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消费者就会转向购买进口商品。中国境内的汽车制造商在1999年后多次下调产品价格，应对入世后进口汽车的竞争是一个重要因素。
2.跨国巨头之间在中国市场上展开竞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政府在一些行业中放弃了以往坚持的“一个行业中只引进少数几家跨国公司，以便给国内企业留下市场空间”的政策取向，开始允许更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从跨国公司的角度，当一两家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获得较高收益时，其它跨国公司不会长期对这个潜力极大的市场视而不见，而是跟随先行的投资者，也竞相进入中国市场。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使跨国公司之间在中国市场上相互竞争。
在手机制造业中，中国市场的高成长性和投资于这个市场的高回报率，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1994年中国数字移动通讯网建成后，诺基亚、爱立信开始迅速扩大在中国的生产规模，摩托罗拉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三家企业一直在中国市场上进行着激烈竞争，市场份额此起彼伏，交错变化。其它几家制造手机的跨国公司也相继续进入中国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形成了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西门子、松下、三星等众多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局面。
轿车制造业中，以往坚持多年的轿车布点“三大三小”的原则，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明显松动。按近几年全球汽车业收购兼并后形成的九大汽车集团考察，到2001年底，这九大集团全部在我国有大规模的投资，建立了合资汽车制造企业。通用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上海通用汽车公司、金杯通用汽车公司、长安铃木公司、昌河铃木公司、江铃公司、庆铃公司、北京轻型汽车公司、北铃专用车公司、南亚公司、南京依维柯公司和云雀公司。大众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一汽大众和上海大众。福特集团的投资项目有江铃公司、长安福特和海南马自达。丰田公司的投资项目有天津丰田公司和四川丰田客车。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的投资项目有北京吉普公司、亚星奔驰公司、北方奔驰公司、湖南长丰公司、沈阳飞机公司、东南汽车公司和起亚悦达公司等。本田公司的投资项目有广州本田。雪铁龙—标致集团的投资项目有神龙公司。雷诺日产集团的投资项目有三江雷诺、郑州日产、杭州东风日产柴和风神公司。宝马公司的投资项目有沈阳华晨宝马。全球主要汽车制造商正在中国市场上展开激烈竞争。
3.国内竞争者的形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有一批内资企业竞争力迅速提高，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强有力的竞争者。轿车行业中，已经有天津夏利、一汽红旗、安徽奇瑞、沈阳中华、浙江吉利等多款颇具市场竞争力的国内品牌车出现在市场上，而且不断扩大着市场份额。中国的程控交换机市场也出现了同样趋势，国内企业的贡献突出。一批内资企业如华为、中兴、大唐的兴起和发展，使得程控交换机市场由原来外资品牌产品之间竞争的局面，转变为外资品牌与内资品牌产品之间交错竞争的局面。
洗涤用品行业的情况更典型。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时，外商投资企业将产品价格定在高位。外商原先的市场战略，是以国外流行的大比重高活性物的浓缩洗衣粉取代普通洗衣粉，并为此进行了密集的广告投资，但由于国内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洗涤用品市场仍以中方品牌产品为主。
这个时期的市场结构的变化是合资企业中中外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合资企业大力促销的外方品牌产品，由于价格居高不下，国内市场占有率上升缓慢；而合资企业对中方原有品牌的销售力度很小，使这些原先市场份额很高的产品的影响力下降。这种状况给国内一些原先居于“第二梯队”的企业提供了扩张机遇。一批改制后的上市企业、股份制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抓住机遇，迅速发展。表2是1992年和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10位的企业（集团）名录，入围企业有较大变化。在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四位的企业中，排名第一、第三和第四位的企业分别是南风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全力公司（集体企业）和纳爱斯公司（股份制企业）。跨国公司的市场份额和排序并没有明显上升，在2000年洗衣粉产量排名前四位的企业中，仅有汉高一家跨国公司排名第二，在前10位大企业中，利华公司和宝洁公司分别列在第6位和第8位（见表2）。
表2排名前10位的洗衣粉生产企业（1992年，2000年）
序号1992年产量最大的10家2000年产量最大的10家
企业（集团）企业（集团）
1广州浪奇实业公司南风公司
2天津汉高公司汉高公司
3上海合洗厂全力（集团）公司
4徐州合洗总厂纳爱斯公司
5南京莞基苯厂白猫公司
6北京日化二厂利华公司
7成都合洗厂活力美洁时公司
8潍坊合洗厂宝洁公司
9济宁合洗厂杭州万里公司
10武汉油化厂开封矛盾（集团）公司
资料来源：作者1996年、2001年两次调研。
如果以单个企业为统计口径，合资企业在全行业排头兵企业中的地位有所下降。按工厂法统计，洗衣粉产量排名前10位企业中的合资企业，1997年为4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8.6%；1998年3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3.4%；1999年3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1.4%；2000年4家，产量占全国比重15.2%。产量排名入前10强的合资企业，产量比重2000年较1997年降低了3.4个百分点。
表3洗衣粉行业外资产量比重
年份外资企业产量占外方控股企业产量
全国产量的比重占全国产量的比重
199635%25%
199735%26%
199828%19%
199922%17%
200022%19%
资料来源：作者2001年的调研收集整理。
表3是1996年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和外方品牌产品在我国洗衣粉产量中的地位。可以看出，外商投资企业的产量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较快增长后，90年代下半期的市场份额有明显的下降。总之，由于国内竞争者的出现，洗涤用品市场竞争激烈，大型跨国公司并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取得明显的优势地位。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使中国制造业中的大多数行业形成了竞争性的市场结构。
四、外商投资企业的行为变化：技术转移和定价
1.产品价格下调
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长期坚持的产品高价位战略发生了变化。
合资品牌轿车价格开始持续下降。以上海大众汽车公司的第一代桑塔纳为例，1998年底到2001年底三年时间，第一代桑塔纳在北京汽车市场上的价格下降了近40%。通讯设备行业中，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内资企业提供低价位产品的能力，使交换机的价格成倍地下降，例如局用程控交换机由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每线300美元左右降到90年代末期的每线35美元左右。同时，各个公司提供的服务增多，包括融资、安装、售后服务等。各主要的手机制造商，都开始在中国采用其在全球市场上的定价机制：新款手机在市场上露面两、三个月之后，价格就开始大幅度下滑。以往那种产品更新缓慢、价格长期处于高位的现象已经消失。
面对激烈竞争，外方品牌洗涤用品的价格大幅度下调。以宝洁麾下的碧浪为例，1998年碧浪超效（第二代）400克装全年均价7.99元，1999年碧浪超效（第二代）400克装全年均价6.14元，到2000年底，碧浪超效（第二代）400克装市场价已经低到5.16元，三年时间，产品价格下降了35%，而同期国内大致相同质量的洗衣粉价格仅下降了不到8%。2001年底，宝洁公司在市场上出售的主流产品是声称为第三代产品的碧浪漂渍（400克），价格已降至4.98元，与国内品牌产品的价格基本上持平。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由于价格持续下降，合资企业外方品牌产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开始有所上升，占合资企业产量的比重有明显上升（见表4）。
2.加快转移先进技术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明显加快。2001年，笔者主持了一个系列的调研项目，对北京、上海、深圳、苏州四个城市127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进行了访谈和问卷调研，企业的技术水平是调研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前1997年，笔者曾主持了一项类似的调研，将这两次调研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行为的明显变化。
两次调研，我们都以其母公司为参照系，考察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相对技术水平。（注：同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参照系：国内同行业的技术水平，按这个参照系，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绝大多数提供了等同于我国国内的先进技术。详细情况参见江小涓(2002)，第三章。）对比两次调研结果可以发现，2001年与1997年相比，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母公司最先进技术和产品的比率大大上升（见表5）。
表4洗衣粉行业外资品牌产量比重
年份合资企业外方品牌产外方品牌产量占合
量占全国产量的比重资企业产量的比重
19968%22.86%
19977%20.00%
19984%14.29%
19997.73%34.60%
20009.50%42.81%
资料来源：作者2001年的调研收集整理。
表5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
1997年(%)2001年(%)
与母公司相比
使用最先进技术1442
使用比较先进技术5345
使用一般技术3313
注：1997年样本为96户企业，2001年样本为127户企业。绝大部分企业都是来自美、日、欧盟和韩国的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为了避免技术水平认定时产生歧义，我们简单地以时间作为技术水平划分的标准：母公司最先进技术，指在母国企业使用不足三年的技术或投放市场不足三年的产品；母公司比较先进的技术，指虽然在母国企业使用时间已达三年以上，但至今仍然在使用的技术或生产的产品；母公司的一般技术，指母国公司已经不使用的技术或不生产的产品。
1997年，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母公司最先进产品和技术的比重很低。向其在华企业转移最先进产品和技术的跨国公司，仅占被调研企业的14%；转移比较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所占比重最高，达53%；还有33%的外商投资企业，向中国转移的技术和产品，是其母公司已经不再使用的技术和不再生产的产品。
到2001年，使用其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占到了41%，有45%的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使用母公司比较先进的技术，使用母公司已经淘汰技术的企业仅占13%。
几个行业的案例也很典型。从1998年开始，上海大众桑塔纳的市场份额开始被一汽捷达、二汽富康和天津夏利等产品分割，同时还有更多的新车型上马，特别是上海通用别克、广州本田雅阁的上马，才迫使德国大众改变态度，于1999年底将其全球流行车型帕萨特引入上海大众，使B2级的桑塔纳跃升三个等级，一次性升为B5级的帕萨特。此后，中国轿车车型乏善可陈的局面迅速改变，2001年和2002年，跨国汽车巨头至少将11款全球流行新车型提供给了中国的消费者。手机制造业中，激烈的竞争迫使各家跨国公司都在不断地引进新产品、新技术和降低产品价格。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的消费者已经完全能够享受到与国际市场同档次、同价格的手机消费。从199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手机市场的产品换代档次和价格水平已经与国际市场同步变化，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有新款手机问世。
五、简短的结论
中国的经验证实了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全球性企业，在垄断性的市场中，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速度较慢，而且会将产品价格定在高位，以获得垄断利润；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能够引导企业的行为合理，加速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引进，不断降低成本和价格，以求在市场竞争中获胜。
中国的经验还表明，在一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较高、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已经占据较高市场份额的时候，东道国政府对国内产业实施较高的保护措施和限制国外投资者的数量，实际上是保护了现有的国外投资者的利益，使其在东道国市场上的垄断能力，比在其母国市场上更强。
从中国的实践看，虽然跨国公司规模巨大，而且在海外市场上有垄断愿望和垄断行为，但是，与许多国家较早时期的封闭状况相比，进口商品的竞争、多家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以及东道国国内企业的竞争，会大大减少少数巨型企业在东道国市场上居于控制地位、谋取垄断利润的可能性。中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只要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和国内改革政策，被少数跨国公司长期垄断市场的可能性更小。可以说，迄今为止，跨国公司垄断市场的行为在中国市场上不普遍和不能持久。
国内企业与跨国巨头的规模差距，并不是一个必然导致跨国公司具有优势地位的因素。引进外资的同时，技术、管理、观念等诸多因素必然产生外溢效应，推动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汽车、移动通讯设备和洗涤用品这三个技术特性和经济规模有较大差异行业的开放实践，都展示了中外企业在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巨大空间。
最后要着重指出一个长期误传的概念。许多提出“跨国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市场”的观点，是将“跨国公司”视为一个利益整体，计算其市场份额。这个概念是不恰当的，不同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自不同的跨国公司，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在中国市场上主要是竞争关系而不是稳定的串谋关系，因此，即使外商投资企业总体上占有较高份额，但若这个份额由多家跨国公司分割，就应该视其为竞争性的市场而不是垄断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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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避税；对策
针对外商投资中避税问题制定出相应的反避税对策，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外商投资企业的主要避税手段
(一)通过转移定价逃避税收。一些外商利用我国沿海的优惠政策将部分生产活动转移到沿海地区，设立“两头在外”的制造加工型企业。这些企业没有独立的购销网络，其购销活动须依赖于境外关联企业，而其与境外关联企业的交易多采用内部定价策略，此办法主要表现为人为提高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劳务费用、无形资产的价格等，从而压低产(商)品的出口价等。
1．外商投资企业通过抬高定价转移收入。实现避税。有些实行高税率增值税的企业。在向其低税负的关联企业购进产品时，有意抬高进货价格，将利润转移给关联企业，降低出口价格，造成虚假亏损以逃避税收。这样，既可增加本企业增值税扣税额，减轻增值税负，又可减轻所得税负。然后，从低税负的关联企业多留的企业留利中多获一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各类避税手法都有表现，其中尤以利用中方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采取“高进低出”的形式最为突出。表现为：通过境外关联企业高价进口原辅材料；压低企业销往境外关联企业产品的价格。
2．提高设备价格，虚增投资成本。我国税法规定，作为投资的进口设备可不纳税。外商常利用我们不了解设备和技术真实价格的情况，从中抬高设备价格，压低技术价格，把技术转让款隐藏在设备价款里。也有些外商利用其掌握国际市场信息的有利条件，将投资设备的报价提高。超出国际市场价格的几倍，甚至把淘汰的设备当作新设备报价。通过提高设备价格，不但使外商增加了在合资企业中占的股份，以较少的投资获得较多的股息和红利，而且通过扩大设备折旧数额，增加生产成本，减少企业利润，从而逃避我国税收。
3．企业通过与境外关联公司间相互服务时多付劳务费及支付巨额的技术指导费和服务费等办法转移利润。外商投资企业的关联企业间劳务采取不计报酬或不合常规计算报酬的方式，转移收入避税。如，外商投资企业在向其境外关联企业提供销售、管理或其他劳务时，不按常规计收报酬，采取要么不收、要么多收、要么少收的策略，相互转移收入进行避税。
(二)通过缩小股份融资，扩大贷款融资来避税。跨国企业内部贷款有较大的灵活性，在一定条件下可获得避税好处。为达到在东道国少缴税的目的，跨国公司可按较高的利率向子公司收取利息，子公司偿还给母公司的贷款利息不仅可作为子公司的费用而在税金中扣除，而且可免缴汇兑税。而如果跨国公司注入的是股本金，则向境外关联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就无法使应纳税所得额得到冲减。从东道国角度看，资本弱化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结构不合理。高比例的借贷资本导致投资公司出资不到位，以贷款方式注入资本金，在今后的还贷付息时，减少在我国的应缴税款，轻而易举地将利润转移出境；二是利益与责任不相称。投资公司在获取高比例债权收益和股权收益的同时，却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担着所有的经济及社会责任；三是税收权益流失。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减少了子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进而损害了东道国应有的税收权益。从投资国角度看，由于各国对境外投资所得的征税及抵免规定有所不同，监管力度有限，且投资公司通过设在避税港的关联公司进行投资或融资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资本弱化不仅易导致投资国的资金外流，而且会对其税收权益产生较大冲击。
(三)利用我国税制的差别进行避税。税法不完善是纳税人可避税的先决条件，国家有关部门特别是税务部门对外商管理不力，客观上对外商的避税行为起到一定作用。同时，我国涉外税务人员力量薄弱，征管手段落后，缺乏信息交流，而且涉外税收征、管、查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运行机制尚未形成，征管工作存在漏洞，也是容易被外商避税的原因之一。
1．滥用税收减免优惠。一是利用“两免三减”的税收优惠政策避税。我国税法规定，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从开始获利年度起”实行“两免三减”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连续五年向后结转亏损的税收优惠。一些外商便人为的调整利润来逃避税收。如，在开业当年获利的企业尽可能的推迟获利年度，将利润的实现安排在“两免”的年度里；从获利第三年开始后的“两免三减”的五年内，尽可能将利润提前在“两免”的年度内实现；从开业之日起两年未获利，后五年享受“两免三减”，从第八年开始停止，又开始新的合资企业生涯，实际上又可以享受“两免三减”的优惠政策。为追求更多的利益，有的外商在享受“两免三减”的优惠政策后，或是更换厂名，或是搬迁厂址，或是将其主要车间划出，把一个旧厂变成几个新厂，而产品品种及销售渠道等均未改变，却要求再次获得“两免三减”的税收优惠。二是利用再投资优惠政策避税。将从企业获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来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大于五年，经投资者申请和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税款。即便在投资退税后，经税务机关发现再投资不满五年撤出的，缴回40％的退税，对投资者来说仍是一种利益，因为它利用了货币资金的时间价值。三是利用保税区优惠政策避税。我国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外商将企业的经营地点设在保税区，将生产场地设在原材料、人力相对集中的高税区，依法可享受低税区的税收优惠。2．利用国际税收协定的一些条款进行避税。一是利用常设机构避税。由于我国对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常设机构，从我国取得的与上述机构没有联系的收入，不计入常设机构应纳税所得额。这样，一些在我国设立常设机构的外资企业，或绕过常设机构直接采购原材料、销售商品；或虽通过代表处代购原材料，但期间发生的费用不进行分摊，全部由代表处负担，以冲减其营业利润，从而逃避税收。二是机构设在避税地。总机构是否在境内，目前世界各国主要有两种判定准则，看注册地或是看决策地。在中国境内主要是看注册地，因此，很多外商投资企业避免在中国境内注册总机构，进而享有避税的好处。三是中断其他所得与外商投资企业之间的联系。其他所得指发生在中国境内外与外商投资企业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等。如果以上各项其他所得与外商投资企业不发生实际联系，那么至少境外部分的其他所得就不必申报纳税。另外，作为预提所得税的税率也比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低13个百分点。
二、外商投资企业避税的危害性(一)税收流失。关联企业通过转移定价，降低整体税负，将严重侵蚀中国政府应得的税收收入，并直接影响税收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在现实中，“操纵性”转移定价与关联交易密不可分。利用中方不了解国际市场行情。使得转移定价避税非常容易实现。此外，避税活动所采取的转移定价、资本弱化等手段，对正常的经济秩序也造成影响，而避税中转移出去的利润对我国保持外汇收支平衡也很不利。
(二)滥用税收优惠。我国通过“两免三减”等优惠税率和其它减免税措施，给予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这本身就减少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外商投资企业为追求个体利益的最大化，通过避税手段，将利润转移出中国，又使我国税收收入进一步遭受损失，使同地区、同行业的企业税负不均现象更加严重，不利于公平竞争。
(三)不利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存在许多税收优惠。如，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享有诸多优惠政策，东部企业到中西部投资，利润通过转移定价方式转移到东部纳低税。中西部耗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却没得到应有的纳税补偿，而东部地区没有付出成本却坐享其成，严重破坏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失衡。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国家对西部地区也给予了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这样中部地区竞争环境更加恶化，形势更为不利。
(四)不利于鼓励外商积极来华投资。由于避税行为造成外资企业亏损面大，甚至有的地区高达70％以上，从而错误地产生中国投资环境差的负效应，这会影响不明真相的外商来华投资的积极性，客观上给其他潜在的外国投资者造成投资环境不良的印象，打击了这些投资者进入中国投资的决心。
三、我国反避税的对策
(一)完善转移定价法规。目前，我国转移定价法规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1998年制定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完整、最全面的转移定价税制，但它仅是一个试行规定，其严肃性和权威性都不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又过于简单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此外，由于转移定价调整是一件实践性强的工作，在许多国家的转移定价税制立法中往往还会列举许多转移定价调整的法定范例，而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立法中缺乏一些转移定价调整的法定范例，也使法规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针对我国在转移定价税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该法规的完善应主要突出以下方面：
1．完善转移定价的调整方法。一是增加国际上新出现的利润分割法、交易净利润率法等作为现有方法的补充。二是借鉴OECD等国家的做法，细化可比性的规定与说明，引入“正常交易值域”的概念，以适应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三是对各种调整方法作进一步细化，详细说明各种方法的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及优缺点等，并列举如何使用的实例。
2．推行预约定价税制。从1998年开始，厦门市、深圳市开始尝试与外企签订预约定价协议。引入预约定价协议，以征纳双方事先签订的预约定价协议作为以后征纳税的会计核算依据。这种方式与原来的事后调整方法相比，可给纳税人安排自己的事务以更大的确定性，只要纳税人按协议约定的方式定价就可避免税务部门对其进行调整，也省去复杂的事后审计。
3．综合运用关联关系判定标准，拓宽关联关系适用范围。目前，我国对关联关系的判定标准体现在1998年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第四条，从中可看出，我国对关联关系的判定标准采用的是股权测定法和实际控制法。建议考虑国际发展趋势，将与避税地进行交易的企业纳入具有关联关系的关联方范围中，以进行规制。
4．细化劳务费用的规定。进一步明确劳务费用的纳税扣除条件和非纳税扣除条件，并规定劳务费用的正常收费标准，对集团内部转让劳务成本应包括的因素和正常收费何时可以包括利润因素等一系列操作性问题做出规定。对于劳务费用的非纳税扣除项目，即企业不得列支向关联企业支付的管理费，借鉴OECD准则，应作出规定。
5．完善无形资产转让规定特别条款。无形资产的转让具有与商品交易不同的特点，特别是无形资产具有独占性和专有性的特点，往往很难找到对应的参照标准来确定正常交易价格，调整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对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单独进行税法规制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转移定价的确定方面，首先要将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区分开来。其次，由于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包含的开发成本费用及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两方面因素，而后者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估计，无形资产转让时估计的价格与实际价格很可能存在差距。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建立事后调整制度，可以使对无形资产转移定价的调整尽量准确。
(二)制定资本弱化税法。针对外商投资企业“资本弱化”的避税行为，税法应明确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债务与资本金的比率。债务股本比率越低，说明资本弱化法规越严格。严格的资本弱化法规虽有利于抑制税前的利息扣除从而增加税收收入，但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资本弱化虽然是企业融资自的体现，但过分的资本弱化损害了国家税收利益，所以必须加以限制。美国、英国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对资本弱化进行法律约束，其中一般规定负债资本与权益资本的比率，美国为1.5:1，英国为3:1。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在制定资本弱化法规时应采取从宽政策，债务股本比率应较发达国家略高，定为3:1到4:1之间较为合适，允许跨国公司在一定比率内对债务利息进行税前扣除。超过部分不予抵扣。
(三)修改有关税收优惠的规定。修改减免起始时间，建议修改减免起始时间为“生产之日”或“开业之日”。同时，缩短外商投资企业亏损结转年限。修订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程序，法律应该规定对那些申请新办企业与原企业的股东，经营方式、经营地点没有较大改变的均只能办理变更登记，而不视为新办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外企；外债管理模式；存在问题
外债作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经济金融体制改革起到重要作用。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债管理上的超国民待遇、管理模式落后、规模增长过快等问题逐步显现。如何实现外债管理中的差别待遇，提高外债经营的安全度，建立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外债管理方式和体制，是当前外汇局亟需探讨的课题。
1当前外债管理存在问题
1.1超国民待遇问题
（1）外商投资企业与中资企业举借外债审批门槛悬殊。在现有“内紧外松”的外债管理模式下，国内中资企业举借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需事前经国家发改委批准和申请指标，举借短期国际商业贷款也需事先取得外汇局的短贷指标。而外商投资企业借用外债不需事前批准，只需按“差”管理模式要求，在“差”范围之内自行举借外债。因此，外商投资企业在借用外债方面形成巨大天然优势，而中资企业则因受政策限制导致融资渠狭窄，外债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客观上造成了“扶外限内”的局面。
（2）对于外债的结汇使用，中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存在差异。目前，对于中资企业借用的外债，视同国内外汇贷款管理，其借债资金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不得结汇，只能用于进口支付。而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企业经营实际自行结汇，虽然自2004年开始实施的“支付结汇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商投资企业借债资金结汇的增长，但并未对大幅增加其融资及结汇成本。借债资金使用上的区别对待，使得外商投资企业在融资环境及资金运用效率远优于中资企业。
1.2管理模式问题
（1）“差”管理模式不能适应企业发展需求。作为一个静态的管理模式，“差”并没有考虑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企业规模发生的变化。假如一家企业投资总额为1000万美元，注册资本为500万美元，其差为500万美元，历经10年发展，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已大大超出原有的投资总额限定，而此时500万美元的差额可能已无法满足企业生产经营的融资需求。倘若企业在此10年之中已借用中长期外债，则其无法再继续通过对外借贷的方式来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因而，静态的“差”管理模式存在不合理因素。
（2）“差”管理模式弱化了外汇局对外债规模的监管。2003年1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汇局联合了《外债管理暂行办法》，使得“差”额度（即企业借用中长期外债累计发生额、短期外债余额与境外机构担保项目贷款余额之和不得超过其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的差额）管理趋于规范化，也体现了我国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借债规模总量控制和企业自主借债的相结合。但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由外经贸部门审批确定，且只要企业借用的外债在此范围内，外汇局就需为企业办理外债登记手续。因此，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债规模实际上由外经贸审批部门间接决定，而外汇局在外债规模的控制上处于被动地位。
（3）“差”管理模式不能有效约束外债短贷长用的现象。由于在控制指标设置上将流量指标（中长期债务发生额）与存量指标（短期债务余额）简单相加进行考核，因而企业在签约时可选择一年以内的短期外债，利用债权人通常为外方投资人和目前对于短期外债展期没有次数限制的漏洞，将一笔到期短期外债展成中长期外债使用，造成短期外债实际长期使用，甚至逾期不还。基于目前“差”管理政策对于逾期短期外债，是视为中长期外债还是短期外债尚无明文规定，因而外汇局在监管中无章可依。
（4）“差”管理模式易造成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弱化”。按国际经合组织标准则认为企业权益资本（自有资本）与债务资本（借贷资本）比例应为1：1，当权益资本小于债务资本时，即为资本弱化。而按我国现行管理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越高，注册资本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越小，可以借用的外债额度也就越多。如投资总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权益资本与债务资本的比例为1：2。故企业为减低经营中的权益资本风险，往往倾向于借入更多的债务资本，获得更大的财务杠杆效应，而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也成为企业避税的重要手段。
（5）“差”管理方式易催生虚假外商投资企业的出现。现行“差”管理政策除对外方投资比例在25%以下的外商投资企业借用外债进行特殊规定之外，对外方投资比例在25%（含）以上的外商投资企业则无需考虑中外双方投资比例即可在差100%范围内借用外债。部分中资企业为享受上述政策优势，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方式转变为外资企业，再投资国内，而这一方面形成了招商引资的虚假繁荣，另一方面也导致大量税款流失和资本外逃，不利于国内经济健康发展。
（6）“差”管理模式难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差”管理模式中，对企业外债额度的核定标准未能充分考虑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故在管理上难以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
1.3外债结汇问题
（1）外债结汇对于国内宏观调控及货币政策实施将产生一定影响。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有效遏制了经济过热、银行信贷规模增长过快的势头。在国内银行普遍压缩信贷规模之后，一些高负债经营、资金需求量大的企业资金链吃紧，转而向境外股东和金融机构寻求支持，大量借入外债并结汇使用，这显然会加剧基础货币的投放，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调控及货币政策实施效果。
（2）外债结汇资金真实性难以审核，可能成为境外热钱流入的通道。目前，外商投资企业外债结汇实行“支付结汇制”管理，对20万美元以上的外债结汇，要求提供支付命令，对20万美元以下的小额结汇，只要求企业在办理下一笔结汇时，提供上一笔结汇资金用途的明细清单。但外汇局对于企业提供的结汇申请材料凭证真实性难以判断，只能审核表面一致性和合规性，其交易的真实性无法进行检验和监督，这也加大了对境外热钱以外债结汇资金的形式流入进行监管的难度。
2政策建议
2.1超国民待遇方面
（1）统一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内外债。将外商投资企业本币债务纳入“差”限额控制，从而收缩其外债规模，并进而实现对其内外债的统一管理；对随意进行外债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进行限制，包括实施期限限制和经济制约等多种方式。可规定办理外债登记后未按期提款、导致外债登记失效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再申请办理外债登记手续，以及在原外债到期（包括展期）未得到清偿之前，不得再举借新的外债；对于外债登记管理的相关审核细则以法规方式予以明确，如通过法规规定外债登记后，超过借款合同约定的首次提款日3个月内未提款，该笔外债登记自动失效。
（2）实行外债管理一体化。对于企业的对外借债需求，不再区别对待中、外资企业，而是结合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支持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确有需要的企业到国际金融市场上融资，对于已经出现投资过热的行业要限制或禁止其借入外债，从而在控制外债数量的同时切实提高外债资金的使用效益及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2.2外债管理模式方面
（1）按外商投资企业外方投资比例核定外债借用额度。对于中外合资和合作企业，以外资股权占比来控制“差”差额，即要求其外债借用额度应与外方出资比例相对应并按如下模型确定外商投资企业外债借款额度：企业外债借款总额度=企业注册资本（或“差”×外方出资比例×所在行业系数×借款期限系数）。对于属于环保类或高科技类企业可赋与较大行业系数，同时，按借款期限赋与不同系数，外债借款期限越长则系数越大。由此，在有效控制外商投资企业外债规模的同时，合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国内经济转型。此外，应进一步明确对于注册资本金按期到位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资本金足额到位之前，应禁止其举借外债。
（2）实行外债余额管理。继续保留“差”的限额管理，但可改中长期外债累计发生额为余额控制。对于企业借用的无论是中长期外债还是短期外债，外汇政策应统一以其余额计量外商投资企业已借用的外债规模。这一方面可改善当前短期外债占比过高的状况，另一方面，也能配合按注册资本比例核定企业外债借款额度的管理模式。
（3）建立外债存款准备金制度。此举是按照银行存款准备金管理方式，对企业借入的外债规定按借款金额的20%作为无息存款准备金，并可按企业外债规模进行相应调整，从而增加投机资金流入成本，有效防范债务风险。当然，有关指标的选择和制度的制定必须统筹考虑，既照顾到正常资金的需求，同时也要防范套利资金进入扰乱我国金融市场。
2.3外债使用方面
（1）规范短期外债展期行为，严格控制短贷长用。对短期外债展期实施期限控制，具体可参照《贷款通则》规定，明确短期外债展期时限，规定每笔短期外债只可展期一次，累计展期期限不得超过1年。到期后仍不能偿还的，按中长期外债管理，防止企业通过连环展期方式短借长用。此外，应明确规定，对实际使用期限超过1年且未办理展期的逾期外债亦应视同中长期外债管理。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制度
内容提要:本文从概述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的总体状况出发，重点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法律依据及其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和介绍，并对其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评析，最后指出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制度的改革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是中国政府自1978年以来始终不渝坚持的两大基本国策，也是中国20多年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根本原因和可靠保障[1]。为贯彻、落实对外开放的方针，引进国外资金、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中国政府，包括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以吸引和鼓励外商来华投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税收优惠措施，并据此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涉外税收优惠制度。
一、中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的概况
1994年，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中国实施了较为全面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初步形成了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资源税、行为税为辅助的复合税制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的税种总计有25种，包括：（1）流转税类4种，含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和关税；（2）所得税类（收益税类）4种，含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农业税（含农业特产农业税、牧业税）；（3）财产税类7种，含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遗产税（暂未立法开征）；（4）资源税类4种，含狭义资源税、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5）行为税类6种，含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筵席税、屠宰税。上述税种中，按现行有关规定，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的税种有15个，它们是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农业税（含农业特产农业税、牧业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车船使用牌照税、车辆购置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屠宰税。但由于农业税中除对烟叶征收的特产税外，其余农业税已于2005年一律取消，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于2000年停征，屠宰税于1994下放地方后现在各地已不再征收，因此，实际适用于外资企业的税种只有12种。而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优惠规定也就散见于这10多种税种的单行法律、条例及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中。
由于中国的税制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国家的税收收入绝大部分来源于流转类税收和所得类税收，故对于吸引外资而言，最具吸引力的制度当然也就是这两类税法制度当中的税收优惠规定，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出口退税制度[2]、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规定，尤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囿于篇幅，本文主要就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概要的介绍。
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法律依据及其主要内容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是指对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目前，该税课征的依据主要是1991年4月9日七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自同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同年6月30日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依据该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简称“三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取得的应纳税所得，按照比例税率征税，税率为30%，另按应纳税所得额征收3%的地方所得税，两项合计，总体税率为33%；对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而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或者虽设有机构、场所，但上述所得与该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应以收入全额为计税依据，按2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3]。
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征收单独的企业所得税，实行内资企业、外资企业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制度，是中国企业所得税法制度的一大特色。早在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1981年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自1982年1月1日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两部税法在改革开放初期，在贯彻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促进对外经济合作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这两部税法在很多方面已不能适应多渠道、多方式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需要，主要问题是：（1）按不同纳税人、不同投资方式分别立法征税，难以作出符合税收管辖权国际惯例的解释；（2）依据当时的有关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是按照中国法律成立的法人实体，但中国对它们仅行使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既不符合国际惯例，又难以维护国家正当的税收权益；（3）两部税法税收存在差别、税率也很不相同。法律与现实的矛盾及立法中的不足之处日益显现出来。为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总结两部税法实施10年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和国际惯例，1991年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自同年7月1日开始实施，相应废止了1980年、1981年制定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中国在制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过程中，始终贯彻了“税负从轻、优惠从宽、手续从简”的原则，保留了原来两部税法中一些行之有效且被普遍接受的内容，按照完善税制的实际需要，实现了三个方面的统一，即统一税率、统一税收优惠、统一税收管辖权原则。此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中国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又先后了一系列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最主要的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开发费抵扣应纳税所得额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73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三年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的通知》（国税发[1999]172号）、《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49号）、《国务院关于外国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息等所得减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37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追加投资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2002]56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2]7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若干再就业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3]119号）、《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技术进口企业所得税减免审批程序的通知》（国税发[2005]45号）。这些规范性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一起，共同就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作出了制度规定。
按照前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规定主要包括地区投资优惠、鼓励生产性投资的优惠、再投资退税的优惠，以及预提税方面的优惠等十个大的方面。
（一）地区投资优惠
中国现行地区性税收优惠有10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五个方面：
1、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经济特区是指依法设立或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
2、经国务院批准在沿海港口城市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3、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沿海经济开放区是指经国务院批准的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市、区、县。
4、设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5、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前述“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是指从事下列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1）机械制造、电子工业；（2）能源工业（不含开采石油、天然气）；（3）冶金、化学、建材工业；（4）轻工、纺织、包装工业；（5）医疗器械、制药工业；（6）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水利业；（7）建筑业；（8）交通运输业（不含客运）；（9）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科技开发、地质普查、产业信息咨询和生产设备、精密仪器维修服务业；（10）经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行业。
（二）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
1、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是属于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贵重金属等资源开采项目的，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不适用这项税收优惠规定。
已经按照税法规定得到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的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经营期不满10年的，除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重大损失的外，应当补缴已免征、减征的所得税税款。
2、追加投资项目的优惠。按照2002年6月1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追加投资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字[2002]56号）的规定，自2002年1月1日起，从事经国务院批准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鼓励类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4]，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其投资者在原合同以外追加投资项目所取得的所得，可单独计算并享受税法第8条第1、2款所规定的企业所得税定期减免优惠（即前1中“免二减三”的规定）：（1）追加投资形成的新增注册资本额达到或超过6000万美元的；（2）追加投资形成的新增注册资本额达到或超过1500万美元，且达到或超过企业原注册资本50%的。
追加投资项目税收优惠须经企业申请，报省级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执行。各省级主管税务机关将批准情况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3、从事农业、林业、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和设在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依照上述规定享受免税、减税待遇（即“免二减三”）期满后，经企业申请，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在以后的10年内可以继续按应纳税额减征15%到30%的企业所得税。
（三）再投资退税优惠
1、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经投资者申请，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税款的40%（地方所得税不在退税之列）。
但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的，应当缴回已退的税款。
2、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直接再投资举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技术企业，以及外国投资者将从海南经济特区内的企业获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海南经济特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农业开发企业，可依照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税款。
但如果外国投资者直接再投资举办、扩建的企业，自开始生产、经营起3年内没有达到产品出口企业标准的，或没有被继续确认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应当缴回已退税款的60%。再投资退税的退税额按下列公式计算：
退税额=再投资额÷（1—原实际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与地方所得税税率之和）×原实际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退税率
3、2002年7月17日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再投资退还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就再投资退税优惠政策进一步明确如下：
（1）外商投资企业按照董事会的决议，将其依照有关规定从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提取的公积金（或者发展基金、储备基金）转作再投资，相应增加本企业注册资本。上述增加本企业注册资本的再投资中属于外国投资者的部分，可以依照税法第10条和其他有关规定，给予外国投资者再投资退税。
（2）税法实施细则第80条第1款所述“直接用于投资举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以下情况：1）直接用于再投资新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且其再投资额构成新企业的注册资本；2）直接用于再投资增加已存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
外国投资者将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再投资购买其他投资者在已存在的企业的股权，未增加该企业的注册资本和经营资金，不得享受再投资退税优惠。
（3）外国投资者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一个年度的税后利润一次或多次直接再投资的，其计算退税的累计再投资额不得超过按下列公式计算的限额：
再投资额限额＝（该税后利润所属年度外商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该年度外商投资企业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该年度该外国投资者占外商投资企业的股权比例（或分配比例）
外国投资者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同一年度的全部税后利润再投资的，其再投资额低于上述限额的，按实际投资额计算退税；超过上述限额的，按限额计算退税，超过部分不得计算退税。
（四）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的优惠
1、外商投资举办的产品出口企业，在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已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产品出口企业，符合上述条件的，减半后税率不足10％的，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2、外商投资兴办的先进技术企业，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已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先进技术企业，符合上述条件的，减半后税率不足10％的，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五）基础项目投资的税收优惠
自199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在报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后，可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不再受投资区域的限制。
对在特定地区、特定行业从事基础项目的投资，其企业所得税可享受“五免五减”优惠。具体规定是：
1、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企业所得税率减按15％征收。
2、在海南经济特区设立的从事机场、港口、码头、铁路、公路、电站、煤矿、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农业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海南省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企业所得税率减按15％征收。
3、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立的从事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能源、交通建设项目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上海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企业所得税率减按15％征收。
（六）软件生产企业、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税收优惠
按照《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0]25号）的规定：
1.对中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软件生产企业的工资和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享受软件企业的有关税收政策。
2.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μ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以享受按鼓励外商对能源、交通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七）预提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1、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利润，免征所得税；
2、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给中国政府和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所得，免征所得税；
3、外国银行按照优惠利率贷款给中国国家银行的利息所得，免征所得税；
4、为科学研究、开发能源、发展交通事业、农林牧业生产，以及开发重要技术提供专有技术所取得的特许权使用费，经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减按10%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中技术先进或者条件优惠的，可以免征所得税。
除以上规定外，对于利润、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需要给予的得税减征、免征的优惠待遇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八）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按照2000年1月14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下称“通知”）和2000年5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购买国产设备投资可享受以下企业所得税的优惠：
凡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购买的国产设备，对符合《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限制乙类的投资项目，除国发［1997］37号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外，其购买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购置设备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对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企业比照外商投资企业的规定执行。
对上述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扩大出口、降低成本、节约能耗、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三废治理、劳保安全等目的，采用先进的、适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等对现有设施、生产工艺条件进行改造而在投资总额以外购买的国产设备，其购买国产设备投资的40%也可以从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
（九）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号)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若于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2001]73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202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落实西部大开发有关税收政策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国税发[2002]47号）的精神，有关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下：
1、适用范围
本政策的适用范围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自治区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上述地区统称“西部地区”)。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可以比照西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2、具体内容
（1）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2001年至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所谓“国家鼓励类的外商投资企业”是指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的鼓励类项目和由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联合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第18号令)中规定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企业。
（2）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民族自治地方的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减征或免征地方所得税。
（3）对外商投资企业在西部地区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且当年上述项目业务收入占企业年总收入70％以上的，实行企业自行申请，税务机关审核的管理办法。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后，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如下优惠政策：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自获利年度起，第1年至第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3年至第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同时符合前（1）（3）规定条件的，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时，按15%税率计算出应纳所得税额后减半执行。
（十）其他特定项目的税收优惠规定
1、在经济特区设立的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超过500万美元，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经济特区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在经济特区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地区设立的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外国投资者投入资本或者分行由总行拨入营运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当地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3、对鼓励外商投资的行业、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免征、减征地方所得税。
三、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制度的评价与发展趋势
(一)对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制度的评价[5]
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制度是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产生并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的。20多年来，该税收优惠制度不仅在引进外资、促进经济飞速发展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加速中国与国际社会的经济、技术、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交流方面也立下了汗马功劳。表现在：
1.弥补了国内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巨大资金缺口。中国主要通过两种税收优惠方式实现此一目标：一是对开办初期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免二减三”或“五免五减”的税收优惠；二是对外商利用税后利润再投资或追加投资项目，给予税收优惠。
2.促进了先进技术的引进。中国通过给予外商投资的先进技术企业以税收优惠，促进了一大批先进技术企业的建立，引进了一些国外先进技术，缩短了中国与国外先进技术的差距。
3.促进了产品出口、增加了国家外汇储备。通过给产品出口企业以低税率优惠，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和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国只有8.4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今年则将突破1万亿美元的规模[6]，这与税收优惠制度有很大关系。
4.改善了市场供给。通过税收优惠，引导外资投向中国急需发展和拟优先发展的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产业和农业、林业、牧业等薄弱行业及经济落后地区，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5.扩大了劳动就业。外资企业的大量兴办，对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具有良好素质、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大军。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利益倾斜的价值取向。在通常情况下，优惠和歧视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优惠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对无权享受这些优惠政策的企业（也即内资企业）是一种限制和排斥。因此，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负面作用，体现在：
1.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直接减少。优惠政策的核心是国家牺牲一部分税收收入为代价来吸引外资。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再投资退税等优惠政策，许多地方政府更将税收优惠当作是吸引外资的灵丹妙药，认为优惠愈多，对外商的吸引力愈大。各地为了多吸引外资，相互攀比，越权减免税收，且愈演愈烈，加之有些国内企业利用假外资、假合资骗取税收优惠，更加剧了税款的流失，减少了财政收入。
2.削弱了内资企业竞争地位。目前中国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两套不同的所得税法制度，虽然名义税率都是33%，但由于对外资企业实行更为优惠的减免政策规定与成本费用扣除、摊提，造成了内、外资企业之间实质税负存在很大差距，内资企业的“地利”优势被外资企业的“成本”优势所抵消，内外资企业不是在同一个起点进行竞争，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地位。而这显然与市场经济要求的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公平竞争的原则相违背。
3.加剧了沿海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较长时期以来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加之沿海地区投资环境得天独厚，而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差，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因而导致外资大量涌入沿海地区。这样不均衡的投资格局进一步加剧了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的发展差距，致使地区间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进一步扩大。
4.导致中国产业结构的失衡。外资是以增值为根本目的，外资的投向主要取决于外商的盈利需要，外商投资企业一般倾向投资于那些经营周期短、见效快、盈利水平高的项目，而那些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见效慢的能源、交通、码头等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外商投资量很少，从而使得中国本己失衡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加重失衡，这给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困难，从长远来看，将削弱中国整体的经济实力，不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
5.始终未予调整的出口导向的税收优惠制度，扩大了中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失衡、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调控的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
6.就税收优惠政策本身而言，中国的税收优惠主要采用直接减免税形式。这种税收鼓励的价值完全依赖于企业的获利能力，它对那些需要补助的微利或无利的企业并不提供补助。国际税收经验表明，以利润为基础的减免税优惠易刺激外商投资企业产生短期投资行为，不利于鼓励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的进入，致使一些以投机为目的的短期投资者一直利用直接税收优惠政策牟取最大利益，优惠期限一到便转移投资，继续享受优惠待遇。
（二）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制度的发展趋势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制度既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因此，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扬长避短，适时修订和完善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制度，已经刻不容缓。而要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制度，笔者以为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即统一、规范、简化和调整。
所谓“统一”，是指要抓紧制定、出台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制度（包括内外资税收优惠制度）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较为广泛地实行“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不仅在企业所得税方面，而且在个人所得税、流转税方面都曾给外商、外资企业以更多的优惠，而1993年10月第一次修订、自199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现了对中外公民个人所得税征管的统一，1994年实施的全面工商税制改革又在流转税方面实现了内外资企业税制的统一，但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内外有别的税收制度却一直沿用下来，虽然两者的名义税率均为33%，但由于两法在税收优惠、成本费用扣除等方面规定的巨大差异，两者的实质税负差别很大，内资企业所得税税负是外资企业的两倍多，这无疑削弱了内资企业的竞争力，也与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精神相违背。因此，制定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内、外资企业在税收优惠、费用扣除方面实行同等对待并适当降低税率已属必然。事实上，中国的有关立法机关目前正在进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的立法工作，相信不久可望实施。
所谓“规范”，是指要通过制定高层次的税收法律、法规，规范税收减免优惠，提高税收减免政策的透明度，减少税收减免的随意性。目前，中国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规定，不仅存在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中，而且广泛存在于其他低层次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甚至非规范性文件中，立法层次低、透明度差、随意性强、稳定性弱，既使外国投资者难于全面了解、无所适从，缺乏投资信心，又与“税收法定主义、“依法治税”的原则精神相背离，而且还易诱发各地恶性的税收竞争，因此，需要借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制定之机，清理这些过多、过滥的税收优惠文件，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纳入规范的法制化的轨道。
所谓“简化”，是要全面检讨现行的税收减免政策，取消哪些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优惠政策和优惠方法。名目繁多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减免方法，不仅人为地复杂税制、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而且不利于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国家宏观调控的实施。因此，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制定，必将大幅度地削减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的规定，这也与国际上“简化税制、扩大税基”的发展潮流相一致。
所谓“调整”，是指要调整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重点方向和领域，以适应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全球经济失衡、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压力凸显的背景下，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五个统筹”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制度、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所得税优惠制度必将进行结构性的重大调整，向扩大内需倾斜、向高精尖技术企业倾斜、向环保产业倾斜、向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倾斜、向能更好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企业倾斜、向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进弱势群体福利的企业倾斜，必将成为中国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调整的发展方向。
注释:
本文载于社团法人韩国税法学会编：《租税法》，韩国税经社，2007年4月
中文参考文献：
1.朱大旗编著：《税法》，现代远程教育系列教材，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2.徐孟洲主编：《税法学》，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
3.刘隆亨主编：《税法学》，21世纪法学创新系列教材，中国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4.郑国洪著：《中国外商投资税收优惠制度重构研究》，载于《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2006年年会暨第五届海峡两岸财税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5．夏斌著：《新时期开放政策需要策略性调整》，载于2006年8月3日《中国证券报》（财经A03版）。
6.中国国家税务总局网站：/function.jsp。
[1]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的原则”，再次重申“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就深刻地表明这一点。其他五个坚持包括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民主法治、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
[2]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多属于出口企业。
[3]但按照中国国务院2000年11月18日的《关于外国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内的利息等所得减征所得税问题的通知》（国发[2000]37号）的规定：自2000年1月1日起，对在中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场所的外国企业，其从中国取得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或者虽设有机构、场所，但上述各项所得与其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减按1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4]鼓励类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是指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
[5]本部分的论述借鉴、参考了郑国洪著《中国外商投资税收优惠制度重构研究》一文的相关内容，特此致谢。该文系《中国财税法学教育研究会2006年年会暨第五届海峡两岸财税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论文。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动机；区位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 考 文 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杨丹辉．外商投资新动向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2）
[5][美]阿里夫·德里克．跨国资本时代的后殖民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自2010年12月1日起，税务部门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取消超国民待遇，开始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这标志着中国将在税收制度上彻底结束对外资企业“优待”，内外资企业的税制实现全面统一。这一政策的取消，标志着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的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也意味着国内的内资企业将面临新一轮的机遇与挑战。
一、什么是“超国民待遇”
所谓“超国民待遇”是指中国在同等条件下给予外商直接投资高于本国国民投资的待遇，外资企业在中国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投资优惠、外汇管理优惠等许多优惠政策，比如“三免两减半”，即外商投资企业可享受从获利年度起2年免征、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待遇。这些优惠政策在开放初期对中国更多地吸引外资的确起了重要作用。2010年12月1日，我国统一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据了解，城市维护建设税根据纳税人所在地为市区、县城（镇）和其他地区，分别按照其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7％、5％、1％三档税率征收；教育费附加目前统一按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税额3％的比率征收。至此，内外资企业税制实现了全面统一，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上享受的“超国民待遇”被彻底终结。
二、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产生的原因
1.国际引资政策竞争日益激烈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现代化建设依旧需要大量的外来资金。根据WTO相关协议的规定，在国内规章中，东道国应给予外国企业和外国产品不低于本国企业和本国产品所享受的待遇。外资的流入，的确对东道国可以产生许多积极效应，如弥补投资缺口、带来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对外贸易增长、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等，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吸引外资的重要性。
2.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大量流入中国
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给予外商超国民待遇便成为了我国吸引外资的一张重要王牌。
我国“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多种多样，总的来说有如下两类：
（1）税收优惠政策：所得税优惠、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退税优惠、产品出口和先进技术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办理投资额内生产设备减免税证明、地方优惠政策。
（2）财政优惠政策：如河北省规定，外商购并该省企业，凡出资额达到该企业注册资本总额25%以上并办理法定手续的，该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承包、租赁国有企业的，与国有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伴随着这样的优惠，许多跨国公司已纷纷开始在华设立地区总部。据统计，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进口和出口已分别占我国的57.8%，58.66%和57.31%，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1万多家，实际使用外资额7200亿美元。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0年10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76.63亿美元，同比增长7.86%，这是自去年8月以来中国吸收外资连续第15个月保持增长。
三、取消外企超国民待遇正当其时
“内外有别”的税费制度在改革开放初期虽然对吸引外资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税费制度越来越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要求，产生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
1.重数量不重质量
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不计成本盲目招商引资，片面追求引进外资的数量，违反国家产业政策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少区域环境也在外资大举进攻国内市场的过程中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我们在环保、资源等方面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和牺牲。
2.部分行业龙头企业被外资并购情况增加，可能对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产业安全形成威胁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一项调查统计显示，我国各行业的前五位企业几乎全被外资控股或合资。由于内外资企业待遇迥异，内资企业也有动机与外资合资，这极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例如，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就对厦门工程机械、广西柳工机械、徐州工程机械、潍柴动力、三一重工等一大批大型国内主要企业垂涎三尺。
3.外商投资企业带来的技术外溢作用不够突出，部分外商投资企业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
外商在华投资的动机之一就是控制技术的扩散，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带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仅仅依靠外资企业来发展我国科技显然是不够的。
在为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拍手称快的同时，作为内资企业，必须充分利用好国家政策，实现新的持续的增长和发展。取消外资“超国民待遇”本质上说，是中国经济环境趋向理性、创新发展的征兆，是中国企业与外资同台竞技的新开始。
参考资料：
[1]2006-10-11 中国新闻网
[2]黄汉民、钱学锋《中国对外贸易》，武汉大学出版社
[3]2010年第五期《杭州商贸》
[4]至诚财经网，2010-3-23,《中投顾问：超国民待遇”影响我国民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5]黄汉民、钱学锋《中国对外贸易》，武汉大学出版社
[6]2010年12月1日，重庆晨报，《今起内外资税费统一，竞争环境更公平》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快速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中的一大热点。本文将在现有理论文献基础上，对中国制造业的FDI产生的产业内溢出效应和产业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说明FDI的溢出效应大多是发生在产业间还是产业内。
一、我国FDI溢出效应的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三种:横向效应、后向效应和前向效应。横向效应指的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发生在同一产业内。横向效应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渠道产生：第一，跨国公司通过示范效应加速本土企业采用新技术的速度，有助于本土企业效率的提高;第二，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进入和存在，在东道国市场引进竞争，迫使国内同类企业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和管理手段;第三，经跨国公司培训的本地工人和管理者逐渐地从跨国公司流入本土企业，从而提高本土企业的人力资本积累。
纵向效应是指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发生在不同产业间，其中又分为后向联系产生的效应和前向联系产生的效应。前者指的是处于产业下游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购买国内中间产品从而对上游的国内供应商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后者是指处于产业下游的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向下游的本土企业销售产品而产生的溢出效应。
实际上，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负向外溢效应也同样存在。它可能出现在横向方面：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拥有比本土企业先进很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们的进入和存在垄断了东道国原来的竞争市场，降低了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外商投资企业实行高工资制度，造成本土企业人力资本的减少和积累速度的减慢等。负向外溢效应也同样可能存在于纵向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排挤同业中的本土企业之后，在中间投入的采购方面，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这将导致本国中间产品或上游产品生产厂商受到排挤而发生生产能力的萎缩；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技术标准远远超过国内下游企业的技术要求，从而使国内下游企业萎缩等。
下文就针对FDI的这几个效应，建立估计模型，用我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检查上述分析的有效性。
二、 模型方法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采用道格拉斯函数模型，将FDI的横向效应、FDI的后向效应、FDI的前向效应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到方程中来，然后利用EVIEWS软件中的广义最小二乘法（generalized least squared, GLS）进行回归估计，来检验我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与制造业产出之间的关系。由于制造业的FDI占我国FDI总额的比重较高，约为67%，因此，回归模型选用1995年～2003年中国制造业里的28个行业的数据，其中1998年的数据缺失。估计模型如下：
是行业j在t-1时的实际产出，本文用以1997年为定基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来调整的工业总产值数据来表示;为资本，用经1997年为定基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固定资产净值来表示;表示劳动力，用职工人数代替;为原材料投入，用经1997年为定基的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各年各行业的中间投入来代替，其中:中间投入=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应交增值税;表示外商直接投资横向效应;表示后向效应;表示前向效应;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份额，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资产合计占我国全部企业的资产合计的比例表示。其中：=行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行业全部工业总产值。
行业j表示外商投资企业k的上游产业,表示行业j的产量供应给行业k的比例，k if k≠j是指不包括同一产业内的效应，因为这已经包含在横向效应里面（下文前向效应的公式也类似）。例如，假设纺织业提供占总产出30%的产品给家具制造业、30%产出给造纸业、40%产出给服装业，如果家具制造业、造纸业、服装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横向效应分别为0.2、0.1、0.1，则纺织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向效应为:30%×0.2+30%×0.1+40%×0.1=0.13。的数据来自于1995年和1997年的投入产出表。其中1995年～1997年的用1995年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1999年～2003年的用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根据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表，由列的方向由上往下看，就可以得到。因为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并不是按照制造业28个行业进行编排的，为使本文数据的一致性，笔者将投入产出表的数据按照28个行业进行了重新编排。
行业j表示外商投资企业m的上游产业,表示行业j的产量供应给行业m的比例，其中1995年～1997年的用1995年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1999年～2003年的用1997年投入产出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示。根据投入产出表直接消耗系数表，由行的方向从左到右看，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图1、图2、图3分别描绘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横向效应、后向效应、前向效应从1995年到2003年的变化比例。由图1可以看出，大部分行业的FDI的横向效应都增加了，其中增幅较大的有专用设备制造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增幅都在70%以上。此外，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增加比例达到609%，由于其增加比例远远大于图表中的其他行业，不方便在同一个图表中表示，所以没有在图1中描绘出来（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前向效应的增加比例达到657%，增幅远远大于其它行业，由于上述类似原因，因此也没有在图3中表示出来）。只有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和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三个行业是减少了的。由图2可以看出，除了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的后向效应是减少（减幅较大，约为55%）的外，其他行业的后向效应都是增加的，其中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增幅约为110%，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增幅约为98%，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约为89%。由图3可以得知，大部分行业的FDI前向效应都是增加的，其中家具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的增幅较大，都在100%以上。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FDI前向效应是减少了的。
图1横向效应的变化比例（1995年～2003年）
图2后向效应的变化比例（1995年～2003年）
图3后向效应的变化比例（1995年～2003年）
三、 模型结果及分析
利用eviews的pool workfile,对方程(1)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得回归方程:
回归结果如下:
上述经济计量分析的各项统计检验（拟和优度检验、t检验和f检验）基本符合要求，回归效果较好。该模型检验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回归方程（4）的系数表明:第一，FDI的横向效应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成负向关系，FDI在我国产业内产生的是负的溢出效应，这是主要因为FDI带来的同行竞争对本土企业产生了挤出反应;第二，FDI的后向效应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成正向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上游的本土企业产生的是正的溢出效应，但是这种正效应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或实行后向一体化战略，因而对上游的本土企业溢出不足；我国企业对溢出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强;第三，FDI的前向效应对我国工业总产值产生负的影响，即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我国下游的本土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是负的，不过这种负效应并不是太明显;第四，FDI的份额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成正向关系，说明引进外资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利用外部资源，是一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综合上面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1.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就业增加、出口增加、技术进步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2.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技术上和管理能力上的优势，在与我国的本土企业的同业竞争中一般处于上风，在某些行业我国的本土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还较大，学习模仿的效率不够高，因此FDI在我国产业内产生负的溢出效应。
3.我国多数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都会向上游的供应商购买中间投入品，出于对技术和成本的考虑，外企会给上游本土企业提供技术指导和人员交流，或协助他们提高管理水平，因此FDI在我国一般产生正的后向效应，但是这种效应不显著。
4.外商投资企业也可能给下游的本土企业提供支持，但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中间投入品的技术标准可能会远远超过国内下游企业的技术要求，从而使国内下游企业萎缩等，FDI在我国产生负的前向效应。
参考文献:
[1]陈涛涛:《中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世界经济》，2003年第9期
[2][英]邓宁:H．《重估外国直接投资的利益》，《管理世界》，1999（1）
[3]《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1》.《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4》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第9篇
我国目前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规定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对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行业和项目，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免征或者减征地方所得税。按照法律规定，凡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的取得，按照比例税率征收，税率为30%.另外按照应纳税所得额征收3%的地方所得税，两项合计，总体负担率为33%。
同时现行法律对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的规定主要涵盖了地区投资优惠、鼓励兴办生产性投资企业的优惠、再投资退税的优惠、鼓励兴办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的优惠、预提所得税的优惠以及其他方面的优惠等多个方面。
综合这些方面的税收优惠措施，从地域因素方面考虑，法律规定税收优惠措施主要是为了满足搞活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以及沿海开放城市的需要，同时针对海南、上海浦东地区的情况，给予了特殊照顾。此外，对于老城区范围内的投资也给予了一定的优惠措施。论文百事通从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条件方面来看，主要是配合我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目的，发展我国的生产、扩大我国的对外出口、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综合以上规定，立足我国社会实际，我们认为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应当进一步完善，使之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情况。
一、调整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必要性
（一）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与国民待遇原则的冲突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应当如何解决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是一个目前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实践，外商投资企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其中税收的优惠政策可谓功不可没。但是近年来，我们应该看到情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们需要协调对外商投资企业税收的优惠政策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国民待遇原则的冲突。
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各个地方为了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不仅在国家规定的免二减三的制度上做法极度灵活，而且出现了恶性竞争的势态，使得各个地区之间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征收差别很大。虽然我国现行法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但是在各个地方的减免等优惠措施带动下，并且由于税收征管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的实际税负水平远远低于法定的税率，形成了相对于国内企业的“超国民待遇”状态。由于这种超国民待遇的享有，根据学者的统计，国内每吸收5美元的外资，就会损失1美元的财政收入，则导致了我国吸引外资数量、外资企业的经济规模和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不成比例的状况。更为严重的是部分内资企业为了享受超国民待遇，想尽一切办法搞“假合资”，助长了税收规避行为。尽管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在我国已经维持了一定的时期，尽管人们似乎已然形成了见怪不怪的心理，但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如何协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地位和国民待遇原则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国民待遇原则的界定，许多学者认为其是要求一个成员国在其法律、法规及实施上，对外国控制企业（即为另一国国民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给予同等待遇，以保持与国际惯例的一致，并且给予其优惠不少于国内企业。我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在事实上形成了超国民待遇，显然这并不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因为国民待遇原则的确立就是为了解决外国人在投资国内低于当地国民待遇的问题。但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中，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都是无差别待遇的具体体现，无差别待遇（Non-Discrimination）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要求平等、公平的竞争，要求为内外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一视同仁的竞争环境。所以，予以外资企业高于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事实上将内外资企业置于一个并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之中，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世贸组织公平竞争的理念的。尽管现行世贸规则并没有将此种优惠列入禁止的范围，但是已经有了禁止的趋势。例如：在GATT、WTO规则谈判、制定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占有相对优势，而他们对税收优惠吸引外资的做法向来持否定、怀疑态度，早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初，美国即主张要将外资税收优惠这样的投资激励措施列入TRIMS协议所禁止的投资措施清单，只是后来处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在1992年9月公布的由世界银行主持制定的《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南》及1998年2月公布的由经合组织制定的《多边投资协议（草案）》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都明确表示了反对东道国以税收减免之类的财政优惠措施吸引外资的态度。
（二）内资企业呼唤公平竞争环境
我国实行的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措施虽然起到了吸引外资的作用，但是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有学者一直呼吁减少税收优惠，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内外资税负的严重不公，政府没有给内资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尽管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名义税率也是33%，但是在多年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积累了一大批退休职工等非生产性支出问题，特别是我国国有企业，不仅需要承担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而且承担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重任，实际税负水平远远高于33%，根据有关数字统计1994年的税制改革以前，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所得税税率曾高达55%，这与外资企业的“轻装上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万般无奈之下，内资企业往往会选择偷税等违法行为，以求缓解企业在竞争中的压力。
同时不合理的使用优惠措施将会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减，给税收征管带来不便，特别是涉及到跨国企业控制或者关联的外商投资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差别过大，使税法的透明度降低，税制变得更为复杂。此外，在地区优惠上，优惠措施过分倾向沿海地区，不仅促进外资更多的投向这些地区，并且内地资金也因追逐税收优惠大量流向这些地区，形成“马太效应”，加剧了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最后，为保证我国民族工业在入世后继续健康发展，我国也有必要调整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税收差别待遇，减轻因为税收优惠方面的措施给国内其他企业带来的压力。特别是我国对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私营企业，曾在相当长时期内受到贷款、税收等方面的歧视待遇，今后应当为其发展创造条件；我国国有企业在在竞争性领域当中大量存在，在其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鉴于现行国有企业的治理机制、激励机制等制度还没有有效的建立，在入世以后面临国际企业的竞争也会产生适当保护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内外资企业置于公平的竞争环境中，锻炼我们的企业，使其能够在商海畅游，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设置公平的税负水平。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问题上，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基本上达成了一致。
二、调整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可行性
尽管前文论述的是现实需要我们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减少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但还是会有人担心：将内外资企业税收合并、减少外资企业税收优惠措施以后，是否会减小我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度？诚然，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诸项措施中，税收优惠措施曾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从前情况来看，我国应该抓住合理的时机，缩小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努力为内外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良好的创业环境，鼓励其公平竞争。通过我们的考察，我们认为适当的缩小外商投资企业优惠措施在目前是可行的，主要的理由是：
（一）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总结
从纵向角度来认识税收优惠政策，我们发现要吸引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是最为关键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列强就企图打开中国国门，向中国倾销他们的产品，获取高额的商业利润。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对中国采取商贸的战术是没有什么利益可图的，因为当时的中国市场非常的封闭。因此他们采用了战争手段，强行打开中国市场。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后，英国的工商业人士都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垂涎欲滴，有人曾经计算过，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投入一元钱，则当时就有上亿的利润。如此巨大的利润一直是最为强烈的吸引列强的地方，他们把东方描绘成为黄金遍地的世界。可见即使是没有清政府的支持，更谈不上税收优惠措施，列强也会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进行“对华贸易”。
但是与前述情形恰恰相反，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却遇到了一个令人难解的问题：尽管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鼓励外商到中国投资，并给予了税收优惠的承诺，但在最初的若干年种，外商投资的欲望并不是非常强烈。是由于中国封闭了多年而让他们遗忘了这个的巨大市场，还是资本家们对税收优惠措施反应不敏感？答案绝不会是这样：外商们认为尽管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但是缺乏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在基础设施建设、人员素质管理、投资法律环境等方面都没有对外商投资做好准备。因此外商们还在犹豫：投入到中国的资本能否为自己真正的带来利润？社会主义国家在没有法律的保障下会不会对资本进行国有化征收？这些问题直到我国迫于严峻的形式制定了三资企业法和《民法通则》以后才得以解决，而法制环境逐渐健全，也使得外商投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从以上的历史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税收优惠在外商投资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但是它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在八十年代建立起来的部分合资、合作企业的协议期限相继到达，这些企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决定去留的时刻。曾经一度有人担心，在合资、合作企业期限届满后，这些企业会因为税收优惠措施的减少而退出中国市场。但是实践证明，决定外商是否继续保留在华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税收优惠措施。除一些台资、港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转向了税收更为优惠的东南亚地区，绝大多数的企业不仅继续留在中国，而且有相当部分正在加大投资比例，谋求对企业的控股甚至成为独资企业。眼前的事实已经证明外商投资企业正沿着从“合资-控股-独资”的轨迹发展，即使是不能够独资经营的，外商也要千方百计的提高股权比例，以期能够达到控股。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在国内汽车工业中，通用、福特、大众、雪铁龙、菲亚特、丰田、本田等跨国公司都已经进入中国，和中国企业成立了合资企业，在中国一些竞争性行业将在“入世”以后逐步放松股权限制的条件下，这些公司都决定了外商投资比例的提高。更为典型的例子是广州宝洁有限公司，目前中方仅象征性地保留这家合资企业1％的股份，据说，就是这最后1％的股份，还是中方再三央求的结果。
面对这些企业，我国现行的立法规定仍然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思维方式上，规定：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限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到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更有甚者为了争夺外资进入本地区，有些地方政府实行减三免三甚至更为宽松的条件，不仅使得税收收入相应损失，而且导致了恶性竞争。
以上历史和现实的对比，引发了我们对调整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于放松股权限制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税收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期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比较脆弱的行业。
（二）国内和国外的形势发展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后，希望通过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优惠的税收措施来吸引外资，并在实际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个事实早已为各国所瞩目：东南亚国家从我国引进外资取得成效以后，积极效仿我国的做法吸引外资，而且为和我国争夺相对有限的投资资源，他们提出了更为优惠的条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在经济特区的免征税年限最高达到了八年，而新加坡更是高达十五年之久。相形之下，我国税收减免的年限并不是最优惠的。由以上的事实可以看到：税收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对吸引外资还是有作用的，但是随着周边国家的相继采用，这种措施对外资的吸引力在逐渐减小。
从国内的情况看，我国各个地区的税收优惠措施分别在地方税部分进行了减免，并且一度形成了恶性竞争。地方政府之间的税收优惠措施竞争，从整体上并不能调整我国固有的经济结构：原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用降低税率的方法进行优惠，以扩大税源，从而保证有更多的财政收入来源，其竞争实力自然比经济落后地区要雄厚；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政府为了更好的吸引外资开发建设本地区，则不惜血本，不但可以有更加优惠的税收优惠措施，而且往往投入配套资金和项目来吸引外资，并有过屡次上当的经历。
此外在税收征管方面，尽管我国目前确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但是一直以来我国的税收征收力度不强，实际的征税数额远远少于应当征纳税额，造成了内资企业在税收方面的实际缴纳额度往往低于应缴纳的税收额。比较而言，外商投资企业往往比较遵守投资国法律，纳税意识普遍比内资企业好，则出现了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的名义下，实际缴纳的税金比内资企业更多的情况，而内资企业还会因为外资企业享有优惠措施而不平。
（三）企业经营战略的发展要求
在入世的今天，国内企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压力来自国外比较成熟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精通企业经营管理、熟悉各国投资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经营方式，对国内产业和企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改革开放初期，尽管我国为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税收优惠环境，而对吸引外资并不起很大作用。目前我国如继续单纯依靠税收优惠的优势，一方面无法应对周边国家的竞争，另一方面也是对我国现有状况认识不足，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现有状况是到期的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只有很少部分将资本撤出国内，其余的则大多是希望能够提高外资在企业中的股权比例。
外资能够抵抗周边国家更为优惠的税收措施继续留在我国境内，而不是纷纷撤资进入东南亚国家，最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从最早鸦片战争开始，一直到贸易大战、投资大战等，各国都是千方百计的希望能够获得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消费市场。面对中国现在十二亿的人口，商机无限，外商投资企业是不会轻易的放过的。同时他们相信，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国有企业来比较，外商投资企业在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方面，包括营销等方面的良好制度并不逊色，因此外资企业注定要和中国企业分享这份利润。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商投资企业法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取消了原来对产品销售的地区限制，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可以在中国境内销售，也可以出口，但是国家鼓励产品出口的企业。尽管是国家鼓励产品出口，但是如果不是为了中国现有的巨大市场，很少有外商会在中国生产产品进而向国外销售的。
面对中国如此巨大的市场，外商投资企业即使在没有广泛的税收优惠措施条件下，也会考虑在中国投资的。根据美国著名的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在考察了美国企业发展的历史后得出的“组织跟进战略”命题：企业组织结构不仅具有多样性特征，还具有动态适应性的特征，企业的经营战略决定着企业组织结构模式的设计和选择，而企业的经营战略的实施过程及效果又受到所采取的组织结构模式的制约。在众多的国际性大企业中，中国无疑是其企业经营战略中的重要部分。可以这样认为：在中国发展企业的经营战略，就能够拥有东亚甚至是亚太地区的优势。
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在必须投资的前提下，企业直接投资存在一个地域的选择问题：资本投资应当符合产生最大的利润的资本本性，但同时要考虑合理投资风险的问题。因此在投资地域的选择方面，如果预期的风险和产生的利润结合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程度，则资本就会向该地区流动。
1、直接投资风险考察
在国际投资中，最为常见的风险是投资不能够被收回或者在回收过程中受到部分的损失，主要的原因是国有化、征收、汇兑、战争等政治风险。产生上述风险的可能性在我国相对较小：我国现在政治比较稳定，战争风险的相对较小；在现有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尽管国家对投资项下的用汇还有一定的管制，但随着入世进程在这方面必定会有所变动，更何况我国历来是保护诚实合法经营的外商的利益的，因此汇兑造成的危险也较小；此外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对设立在我国境内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资企业不实行国有化和征收，这就在立法上避免了国有化和征收的风险，即使是在特殊情况下需要征收，也必须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目的，同时需要经过法定的程序，给予相应的补偿，因此在我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风险相对较小。
2、投资利润获得考察
对该问题的考察我们需要从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着手。利润是企业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差额，在一定的投资情况下，增加产出的同时相应减少生产成本就成为扩大利润的最常用方法。因此我们应当首先考虑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这里讲的生产经营成本是一种广义的生产经营成本，既包括了企业采购原材料、劳动力的成本，也包括了企业在采购、生产和销售方面的任何支出。根据美国著名企业法学家亨利？汉斯曼的考察定义，企业的成本可能包括的方面有市场交易的成本和所有权关系的成本：前者是企业同非所有人的客户交易的成本，而所有权成本则是企业同所有人交易的成本。
（1）在考察企业所有权成本时，我们发现外商投资企业正在努力减少该项成本，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外商投资企业从合资到控股再到独资的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外商投资企业千方百计纯化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使所有者相对单一，以便于从投资决策、经营管理和利润享用等方面贯彻所有者的意志，避免因为中外投资者的观念想法不同导致的相互制约和内耗-这种内耗的确在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实践中存在着。而相对来讲，国内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成本比较高，因为国有企业缺乏角色的设置，所有权主体的地位不明确，国有财产既是你的又是我的，既不是你的又不是我的，导致了普遍的不关心国有财产的保值增值等问题。因此外商企业面对国有企业，其优势自然显示出来。
（2）在考察市场交易的成本时，内外资企业的经历略有不同，最主要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内资企业通过划拨调度等手段比较容易获得生产资料，通过贷款等方式得到相应的资金，其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而外资企业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相对比较艰难。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发展，现在两者在市场交易方面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加入世贸组织的契机使得外资企业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会，因为他们更加适应市场。如果考虑到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等情形，则应该尽快的将企业所所得税法进行合并。
市场交易成本主要集中在采购、生产和销售方面的成本。我国目前对于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为了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生产，因此如何将这三者有机的结合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在生产性企业的采购问题上，通过我国修改外商投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拥有了自由在国内采购的权利，因此该项成本是和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类似的，主要依靠采购者的谈判能力。相信在中国现有的民商法律制度逐步完善的条件下，我国正在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在市场交易成本的支出方面会更加的公平合理。
在生产中，尽管中外方投资者之间有时会因经营策略的不同而导致成本的增加，但是外方正在努力的消除这一负面影响。依靠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支出成本并不会比在发达国家中支出的更多，唯一可能产生差异的地方就是因为提高员工素质而相应需要支出的培训费用。而现在得益于国内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员工的素质普遍提高，外商投资企业也无需再对此项进行巨大的投入。
因此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销售的方面，并且认为其是影响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现代市场营销的体系发展越来越灵活，采用的销售方式从厂家自己设立销售网点到在各地建立商品销售的商，其间发展有连锁经营、特约经营、厂家直销等各种不同的方式。根据美国企业史学家钱德勒对美国企业从1750年到二十世纪末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考察，发现了在销售模式方面的深刻变化：从最早的商人销售商品，在固定的几个地点之间来回，一直到企业从事大机器生产，并且伴随着交通和通讯的发达。美国企业历史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在销售方面，如果是重工业生产，则企业大部分会设立在靠原料供应相对较近的的地方，因为那样的设计需要较少原料运输以及采购成本；如果是提供非重工业产品的企业，如果这项产品不需要其他的特殊技术或者特殊服务的，则可以由经销商经销，以节省一大笔销售方面的开支，但这也往往会导致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相对比较缓慢；如果产品的提供还需涉及特殊的服务或者技术的提供的，则一般都会由厂家直接设立经销网点，尽管这种做法会导致企业建立各个经销网点费用的增加，但可以及时了解到市场信息，同时也会使自己的产品服务更加周到，省却了对经销商进行技术培训的费用。此外由于厂家直接建立各个经销网点，更加直接的面对消费者人群，使得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信赖度和厂家的认可度增加，更容易的被人们所接收。
总之，在我国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实际上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大部分是从事轻工产品生产的厂家，则如何能够直接面对中国的消费者，减少了产品从其他地方生产以后运输到消费地区的费用，同时也使得产品能够在
中国市场上很快的被接受，以便获得更大的利益，这些才是外商企业最为关心的问题。
综上所述，在我们考察了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的基本情况后，我们认为应当对外商投资企业当中的普遍的税收优惠措施（特别是生产性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予以削减，逐步达到和国内企业同等的水平，让各种企业能够站在比较公平的起跑线上进行竞争。
三、引进外资诸种措施刍议
以上对于调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措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应该在合适的时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并且较少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的享有。但是有人会担心如果失去了广泛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又如何吸引外资？前文的论述表明：吸引外商投资并不一定完全依靠税收优惠，即使有很优惠税收政策，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也不能够吸引外商投资。目前我国应当顺应入世潮流，努力改善国内投资环境，着重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从观念上，应当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实行普遍的国民待遇原则。这不仅是入世规则的要求，也是彻底改变我国国民思考方式的契机。如在吸引外资的税收措施上，不仅要考虑优惠税率和税收减免等直接的税收优惠手段，而且还需要适当的考虑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间接的优惠手段，而这种间接优惠手段只是改变了税收收入的入库时间，并没有影响到税收收入的总量，对国家财政收入影响较小，而对企业的吸引力则较大。
其次我们需要在思想上树立公平竞争的意识，肃清国内企业长期留存的偷懒拖沓恶习，真正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外资企业进行公平的竞争。
再次，各个地方政府不应为扩大自己的税源而恶性竞争，而应当更为宏观的考虑外商投资的问题；不应该干涉外商投资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事务，更不能进行强行的摊派索要。政府在吸引外资事务中唯一能做的是着力于加强当地市场的建设，维护公平竞争的秩序，真正的做好裁判的工作。
最后具体到立法方面，我们不仅需要统一企业所得税，提高企业所得税的立法层次。而且应当加快制定的民法典，使其成为外商投资企业权益的有力保障。在目前我国国有资产立法工作相对滞后，导致国有资产和外资合资发生纠纷的情况时不能公平的对待外资一方的情况下，如何公平的处理相应的问题，解除外国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也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参见王诚尧：《统一、完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之设想》，载《涉外税务》，1995年第10期。
[2] 参见房东：《“入世”对中国外资税收优惠制度的影响》，载于《南方经济》，2001年第2期
[3] 祥见：《项怀诚透露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明年将并轨》，
[4] 《部分亚洲国家经济特区的税收优惠政策》，载《涉外税务》1995年第5期。
[5]亨利·汉斯曼著，于静译：《企业所有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29页注。
外商投资企业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2007年3月16日，我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同日以主席令第63号形式公布，该法已于2008年1月1日施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将取代1991年4月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旧外税法)和1993年12月13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鉴于新法在纳税人、税率、扣除、税收优惠等方面与现行税法有诸多不同，文章将企业所得税法新旧法条要点加以归纳和整理，以供大家学习讨论。
一、纳税人
条例第二条规定，下列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的企业或者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1.国有企业；2.集体企业；3.私营企业；4.联营企业；5.股份制企业；6.有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的其他组织。
旧外税法规定的纳税人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外国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和虽未设立机构、场所，而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
新税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以下统称企业）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本法。
二、税率
条例第三条规定，纳税人应纳税额，按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3%。
旧外税法第五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和外国企业就其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的所得应纳的企业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0%；地方所得税，按应纳税的所得额计算，税率为3%。
新税法第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无实际联系的，应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为20%。
三、应纳税所得额
条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外，应当就其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依照本条例缴纳企业所得税。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
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去准予扣除项目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纳税人的收入总额包括：1.生产、经营收入；2.财产转让收入；3.利息收入；4.租赁收入；5.特许权使用费收入；6.股息收入；7.其他收入。
旧外税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的总机构设在中国境内，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所得税。外国企业就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所得税。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的机构、场所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的所得额。
新税法规定，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包括：1.销售货物收入；2.提供劳务收入；3.转让财产收入；4.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5.利息收入；6.租金收入；7.特许权使用费收入；8.接受捐赠收入；9.其他收入。不征税收入有：1.财政拨款；2.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3.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四、扣除
条例规定，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的项目，是指与纳税人取得收入有关的成本、费用和损失。下列项目，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扣除：1.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照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不高于按照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2.纳税人支付给职工的工资，按照计税工资扣除；3.纳税人的职工工会经费、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分别按照计税工资总额的2%、14%、1.5%计算扣除；4.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
旧外税法第十二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款，准予在汇总纳税时，从其应纳税额中扣除，但扣除额不得超过其境外所得依照本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
新税法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固定资产折旧，准予扣除。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按照规定计算的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准予扣除。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作为长期待摊费用，按照规定摊销的，准予扣除：1.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2.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3.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4.其他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的支出。
企业使用或者销售存货，按照规定计算的存货成本，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企业转让资产，该项资产的净值，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五、不得扣除
条例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项目不得扣除：1.资本性支出；2.无形资产受让、开发支出；3.违法经营的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4.各项税收的滞纳金、罚金和罚款；5.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损失有赔偿的部分；6.超过国家规定允许扣除的公益、救济性捐赠，以及非公益、救济性的捐赠；7.各种赞助支出。
新税法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支出不得扣除：1.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2.企业所得税税款；3.税收滞纳金；4.罚金、罚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5.本法第九条规定以外的捐赠支出；6.赞助支出；7.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
下列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1.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用的固定资产；2.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3.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4.已足额提取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5.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6.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7.其他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下列无形资产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1.自行开发的支出已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无形资产；2.自创商誉；3.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无形资产。
企业对外投资期间，投资资产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六、税收优惠
条例规定，对下列纳税人，实行税收优惠政策：1.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需要照顾和鼓励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实行定期减税或者免税；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给予减税或者免税的企业，依照规定执行。
旧外税法规定，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新税法规定，国家对重点扶持和鼓励发展的产业和项目，给予企业所得税优惠。
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1.国债利息收入；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3.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企业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1.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2.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3.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4.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部分，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自治州、自治县决定减征或者免征的，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
企业的下列支出，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1.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2.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
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应纳税所得额。
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所取得的收入，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计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