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问题范文
时间：2023-10-23 11:16:33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篇1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引进来 走出去
一、前言
自2008年美国金融次贷危机以来，外商直投资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十二五”时期全球的经济正处于曲折的发展阶段，FDI能够缓解技术创新和融资难的压力，外商对华投资已经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了很大影响。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近60万家，实际累计吸收外资金额7040亿美元，当年实际利用外资369亿美元，同比增长12.9%，[1]中国已连续15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商在河南、安徽、湖南等中部地区进行投资，以寻求市场，利用中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加以引进的新技术，带动中部地区崛起。
河南省作为我国中部省市，在“中部崛起”战略中，经济发展迅速，近五年来尤为明显，2011年GDP达到2.7万亿元，同比增长11.6%，位居全国第五。但是，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与沿海城市相比都存在较大的差距。2011年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160.1亿美元，而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仅为76.8亿美元，仅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6%，居于第十五位。[2]
二、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河南省首次打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门是在1979年，30多年来，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基本上呈上升趋势，但其间也有一些曲折，我们可以把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萌芽阶段（1979～1984）
1979年7月1日，在我国召开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家领导人第一次颁布了关于利用外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我国颁布的第一部有关利用外资的法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拉开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序幕。
第二阶段：初步发展阶段（1985～1990）
改革开放后，为了吸引外资弥补国内资金需求，国家又颁布了一些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使外商在我国国内投资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但是，改革开放的政策首先是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实行，河南省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在区位选择和政策上不占优势。而且，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和地区进行限制，所以制约了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我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缓慢、规模小，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主要以借款为主。
第三阶段：稳步增长阶段（1991～1997）
这一阶段，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局面进入的崭新的局面，河南省也对外商直接投资作了新的部署。1991年4月，河南省首次对外开放会议在郑州举行，大会确立了“优化环境、外引内联、四面辐射、梯次发展”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1994年5月，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3年的起步阶段，河南省委会五届九次会议又集中研究了对外开放工作，这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一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没有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并且存在利用外资质量不高，资金到位率低等问题。
第四阶段：滑坡阶段（1998～2001）
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动荡。亚洲金融危机伴随着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不但使世界经济整体滑坡，我国利用外资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至2001年，外商直接投资跌至谷底，当年的利用外资35861万美元，仅相当于1998年的55.39%，合同利用外资从1998年的353项减少到2001年的224项。[3]整体来看，这一阶段，外商投资规模有所波动，协议金额下滑幅度较大。
第五阶段：快速增长阶段（2002至今）
这一阶段，我国对外商投资采取的鼓励机制，比较倾向于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鼓励外商投资的企业由沿海向内地延伸。河南省为了吸引外资，利用特有的区位优势，努力营造外商投资的环境。例如，促进与东部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举办经济贸易洽谈会、成立外商投资中心等，在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了快速增长的状态。
三、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速度虽然处于增长阶段，但仍存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结构不合理、来源地过于集中、区域分布不均衡、外商投资方式单一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进程。
（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偏小
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虽然曲折发展，但总体上发展比较迅速，河南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位居全国第五。同期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1160.11亿美元，河南省仅占全国的8.69%，说明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总体偏小，与河南省整体的经济状况不相符。因此，总体规模小是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必须面临的问题。
（二）结构不合理
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投资于河南的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的制造业，而投资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例相对较小，制造业的产业链条相对的短，而且深度低、配套能力弱、项目单一，属于初级发展类型，难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更不能形成较强的产业群，不利用第二产业的发展。在第三产业中外商主要投资于房地产业，而不是投资于具有良好的发展前途的新型产业以及金融业等服务业。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到河南主要是为了利用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这不利于河南产业的发展，不利于河南形成良好的“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形式。
（三）来源地过于集中
根据分析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的分布状况，发现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香港、台湾等亚洲地区，尤其是香港。来源地过于集中说明了河南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范围较小，应该在以后的吸引外资的过程中，加大对河南省形象的宣传力度，让世界人民了解河南，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来到河南进行直接投资。
（四）外商直接投资分布区域不均衡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河南的郑州、洛阳两个城市，郑州、洛阳两个城市占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49%左右，而其他16个省直辖市仅仅占了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的51%，说明河南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的不均衡。郑州市占到了全部的31%，而开封等几个城市仅仅占到了全部的2%左右，差距很大，外商直接投资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为了能够缩小地区的差异应该在外商直接投资较少的地区加强吸引外资进行投资。
（五）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方式单一
由2007～2011年之间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可以看出，河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主要以独资和合资经营方式为主，其他投资方式很少，外商股份有限公司的比例越来越小，故河南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单一。
四、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建议
从1978年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4年又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中国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积极引进外资，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增加的同时，也给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一）改善投资环境
为了吸引大量的外资进入河南，河南省必须对外商投资的基本环境作调整。改善河南省的投资环境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硬环境（能源、通讯、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和软环境（政治、法制、政府效率与服务质量）。一方面，必须加快硬环境的改善，尽可能的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加快交通、通讯及基础产业的建设，突破基础产业发展的“瓶颈”，为外商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硬环境。另一方面，改善投资环境的软环境，就要迅速转换政府职能，加大开发力度，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压缩重叠的行政机构，简化审批程序，放宽限制，缩短审批时间，改进服务方式，提高行政效率，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二）扩大引进外资规模
河南省近几年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投资总额仅占全国的不到10%，这与河南省经济发展情况极不相符，为了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必须从提高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和加强产业集聚效应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提高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必须利用本省的比较优势，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外商引进的技术管理相结合，不断提升自身的产业与世界接轨的能力，合理开发资源和能源，使其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强产业集聚效应，向外商投资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加快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地企业的关联效应，使外商更快地融入产业集聚中，加强本地产业的集聚效应。
（三）加大吸引外资的产业导向
外商直接投资在河南省内的产业流向第二产业占据70%，第三产占据24%，第一产业仅占6%左右，而外商直接投资在第二产业中的产业流向主要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主要是一般加工，一般加工业已经趋于饱和状态，若外商继续投资一般加工业会导致产能过剩的状况。所以，必须将外商直接投资由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相对于劳动密集型来说，技术密集型更有利于地区的经济发展，能更好的推动河南省经济的发展。
河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第一大省，而外商投资在农业的比例相对较少，我省农业的基础设施和劳动力资源比较充足，但缺乏合理种植的农业技术人员，没有足够的金融支持，这就要求外商应扩大对第一产业的投资力度，改变农业效率低下的状况。政府应给予外商相应的补贴促进外商对农业的投资。
（四）优化外资来源结构
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来自于香港台湾，而来自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相对较少。河南省应该在稳定港台等亚洲地区的投资来源的同时，加强对来自于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外资的吸收和利用。在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与范围的基础上，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方式向世界人民展示河南、宣传河南，让更多的人愿意到河南来进行投资。其次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建立固定的招商引资机构，处理日常的招商工作，接收外商对相关政策的咨询了解，定期在当地举行招商引资会、贸易会、文化节之类的活动，吸引外商来河南进行考察投资，形成一个招商引资的良好机制。再次，增加与国际知名企业的交流合作活动，充分利用当地的留学生以及华侨为河南的招商引资牵线搭桥。
（五）协调省内地区引进外资
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来看，郑州、洛阳两个城市占了外商直接投资的49%左右，而郑州就占了31%，其他省直辖市最少的仅占2%。由此可见，外商在河南的直接投资分布极不均衡。为了协调省内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平衡发展，政府应该根据直辖市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情况，充分运用当地的比较优势，尽可能协调省内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例如，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轴心，应该在对外的经济开放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使得“中原城市群”成为全省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主要平台，充分发挥郑州的外商投资的龙头作用；开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应该充分发挥在旅游方面的优势，大力吸引外资到旅游产业进行投资，通过外资的引入达到发展本地的旅游业的目的等。
（六）拓展外资进入方式
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主要是独资和合资经营，这是限制外商进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河南省应该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上拓宽原有模式，如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财务公司等。这些金融机构的进入不仅拓展外资投资方式，还能够有效的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加强河南与世界的联系。同时，应该引进现在国际通行的跨国兼并收购等投资方式，鼓励跨国公司通过参股、收购、兼并参与到河南省的国企改革中，对原有资产的优化重组，通过这个过程不仅可以接触到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能够很好的解决国企改革中存在的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困难，促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和规范化发展。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要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有效的管理国有资产安全，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五、结论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外商直接投资开始慢慢渗透中国内陆，但在中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了种种不和谐的现象。外商直接投资入驻河南省，投资偏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忽略了技术进步和管理经验的引入，这将导致我省对外的经济竞争力增长缓慢，城市综合竞争力不强。人才的培养应是省内引进外资的一大重要方向，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政府应采取措施留住人才，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使用环境，培养一批本省特有的高科技人才，发展本地的特有产业，增强同他省的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发展。河南省作为经济欠发达省份，充分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手段。
（作者单位为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作者简介：谢玉颖（1991―），女，河南周口人，云南民族大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学专业2014级研究生。]
参考文献
[1] 希望海外华商投资中西部和东三省[DB/OL] . http：///？action-viewnews-itemid-12795，2007-09-08.
[2] 朱志鹏.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基于中部六省的比较[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07.
[3] 尚晓霞.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08.
[4] 洪志鹤.新时期河南省利用外资的思考与分析[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3）.
[5] 李宁宁.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3.
[6] 郑娇娇.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区际差异比较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4.
[7] 刘中杰.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 2012.
[8] 袁永娜.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带动效应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05.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篇2
关键词：山西省 外商直接投资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196-03
一、引言
山西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一个典型省份，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但相对于中部其他省份而言，自身劣势也是相当的明显。交通的发展受到地形的限制，消费习惯又受到祖辈思想的影响，产业转型又因为全国重要的火电基地而受到限制等，种种原因导致了山西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资金作为发展的重要的因素，在自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利用外资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如何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为山西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二、山西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山西地处我国中部，其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就中部六省而言，山西的外资实际使用量相对于其他五省来说利用量最低，外资相对流入较少，对山西的贡献相对较小，具体情况见表2.1。
以上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各省统计年鉴
究其原因，山西的地形复杂，以山地、高原为主，省内大小山脉众多，不利于交通成片的建设，无法开展大规模的交通改善建设工作。相对于湖南、湖北，山西位于黄河中段，可以利用的航道也比较有限，而且黄河水量不如长江，不利于大规模的水路航线建设，对于对外交流有不利的影响。山西是中国的煤都，一直以来山西都是以煤炭为主要的产业，进而发展其相关产业，总体来说山西经济结构还是比较单一的，虽然山西近年大力发展轻工业，也涌现出一些好的企业，但或多或少都和煤炭产业有关，而作为国民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第三产业，山西发展还是相对比较落后。
从表2.2中我们可以看到山西省外资的使用量自2007年到2008年呈下降趋势，在2008年达到近几年最低值，自2009年以后出现反弹，到2011年呈现上升的趋势，而2012年1-2月份的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96亿元。
2008年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使得外资的流入减少，然而由于山西地区的外资来源主要集中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而这两个地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进而也影响到了山西的外资使用量。
而2008年以后山西在使用外资的实际使用量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的趋势是因为山西在2009年响应国家资源优化整合，提高资源利用率，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源整合，这为外资流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遇。同时国家近几年来对外资的优惠准入条件越来越丰厚，为外资提供了更加优惠的政策，也吸引了大量外资的进入。
还有就是国家在最近几年的政府工作重点中几乎年年提到中部的发展问题，这也为山西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这一切都客观上促进了山西引入外资数量的发展。
就山西本身而言，近几年山西经济大力发展，在2011年全省GDP总额首次突破一万亿，自身市场的不断开拓，消费习惯的改变，山西省自身为吸引外资，积极同中部其他省份合作，组织中部博览会，制定一系列利于外资进入的优惠政策，为外资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也在主观上促进了山西省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逐年增加。
2010年全省新批外资企业62个，从地区分布看，太原新批企业20个，大同10个、晋中6个、吕梁、长治、晋城和运城各4个，忻州和临汾各3个，朔州和阳泉各2个。
2010年全省11个市均有合同外资。居前6位的市依次为太原9.4亿美元，阳泉1.65亿美元，晋中1.24亿美元，大同1.13亿美元，晋城1.11亿美元，吕梁4221万美元。
从上述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外资项目投资还是合同外资的数额，都是相对集中于一些城市，尤其以省会城市为主。而其他一些城市也是相对而言经济相对发展较快，或者以资源产业为主的一些城市，分布不是很合理。
根据山西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2010年山西新增外资项目62个，其中我国香港投资了其中的27个，总金额高达47381万美元，其次是美国投资了4个，还有一些国际性组织投资。我国台湾虽然没有新的项目投资但是却对已有项目有追加投资额的数据。从上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香港成为了山西的主要外资来源的，在新的外资项目上成为主要的投资力量。这也成为了山西外资投资的一个现象，在外资投资上来源相对比较单一。
2010年，山西省在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新增外资项目7个，而传统的农业仅有2个项目，金额不足百万美元。在制造业中新增21个外资项目，利用外资2亿美元左右。而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第三产业，包括交通运输、餐饮服务、批发零售、信息行业等仅有10个新的外资投资项目，约占不到5000万美元。2010年利用外资金额最明显的行业是建筑业和房地产行业，虽然项目不多，但却利用了近1.5亿美元的外资。
三、山西利用FDI中存在的问题
1.山西省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成为制约外商直接投资的“硬伤”。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优先发展东部的政策，进而加大对西部的投资建设。从而导致了东部和西部在一些方面强于中部。同时中部地区长时间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被忽视，致使中部地区整体上不如其他区域。山西位于中部地区，自然也存在中部地区一些主要的问题。山西省经济基础薄弱，自身能力有限，再加上地貌复杂多样，河流可利用的不多，致使其交通基础建设相对困难，交通作为经济的大动脉，直接限制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而限制了外资的流入。山西山脉众多，对于通讯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很多地区在建设通讯设备要比其他省份困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资。但是基础设施作为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作为投资硬环境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是影响投资的“硬伤”，对于外资的引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2.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山西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政府介入较多，具体表现为，政府干预较多，项目审批繁琐复杂，效率不高，政府职能部门较多，职责不明确，在实际工作中相互推诿。在山西省内主要地级市都是以煤炭产业作为主要产业，煤炭作为国家资源归政府直接管理，这也助长了一些不正之风。资源整合之后，煤炭行业进行集中生产，规模化发展，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过于集中导致的垄断也不利于市场的发展。
由于中国对外资的利用较晚，也使整个国家关于外资的法律法规建设的较晚，而且已有法律法规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资的流入。相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硬伤”，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法律法规、政策这种“内伤”更不容易康复。山西省2000年才出台的一些关于外资相关的意见，2005年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法规。山西省关于外资的法律建设较晚，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系统有效的法律规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资的进入。
3.利用外资数量增加，但外资来源相对集中，规模较小。近几年来，山西省的外资实际使用量呈上升趋势，但是相对于中部其他五省而言，总量还是较少。从数据中可以看出2011年山西省使用外资量只相当于河南省使用总量的约1/5，湖南省的约1/3。相对较少的外资投入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是很明显。经济发展需要资金作为保障，然而20亿美元的外资对于一个省份近万亿的GDP而言，还是显得微不足道，对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当有限。
4.外资利用面窄，相对集中于传统产业和加工业。山西省以煤炭产业为主，而外资的流入也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上，比如煤炭采掘及相关产业等，如山西晋煤集团在2008年和美国某企业达成协议，签定了20年10亿美元的总投资，但是美商仅以设备的输出为主，以之配套的技术还是控制在美方手中，而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更是没有随之进入山西的企业。近些年外资又流入到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如富士康近几年陆续在太原、晋城等地开设分厂。这也仅仅是利用山西省相对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对山西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起不到实质性的改观。
据调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约占80%左右，而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仅占20%左右，远低于全国水平。这种状况不利于山西企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优化，不利于产品档次的提高，更不利于开拓国际市场能力的增强。
四、山西省利用FDI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硬坏境。山西地区的地形复杂，以山地和高原为主，平原或者连片的开阔地较少，在交通建设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但不能说山西地区没有形成自己的交通体系。山西现在形成的以太原为中心，发散全省的交通系统，需要进一步改善。同时要对全省的交通体系质量进一步加强监测和观察，保证交通体系的健康。
同是对于外资投资区域要加强相配套的措施，如相配套的医疗、教育、通信等的建设要和外资企业的要求相匹配，改善山西的环境，从而可以以最大力度来吸引外资，进而发挥外资的作用，推动山西经济的发展。
2.进一步加强中部其他省份的交流与合作。中部六省各省有各自的优势，加强区域交流与合作，对中部地区的发展大有裨益。山西要加强同中部地区的交流，利用现代化的交流手段，随时保持信息的统一，同时利用各自的信息网络形成一个统一的信息网络，加强同各省之间的信息交流。同时，要加大同各省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各省发挥各自的优势，使中部地带形成一个大的经济区，同时在合作中吸收其他省份的一些先进的经验，来使山西在这个大的体系中受益。再次，要建立共同的人才培养和流动体系。人才是发展的重要因素，山西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因此山西要同中部其他省份应该建立一套与发展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机制，大力培养发展所需的人才。同时，也应该加强人才的交流，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最后，中部地区要利用国家的政策扶持，建立一个共通的科研体系。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其作用不言而喻。相对中部地区各省单独的科技创新能力有限，加强各省之间科技的合作有利于提高整个中部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中部科技水平的提高也利于山西科技水平的提升，促进山西经济的发展。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助力山西省吸引外资的进入。第三产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一部分，在现在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情况可以直接体现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多年来山西省一直是以资源产业作为主要产业，资源产业是山西经济的主题，在新的时代潮流中这一现象已经不适应啦，而第三产业对经济的拉动，就业问题都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外资是以追逐利益为出发点的，一个地区的经济越是繁华，越会引起外资的兴趣。山西省通过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完善自己的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对外资的巨大吸引力。
山西的人均GDP为4736美元，全国的人均GDP为5327美元，山西和全国相比不差很多，可以说山西省内的市场是广阔的，再加之山西人的消费习惯，入多出少。可以说山西内部市场还没有完全发掘出来，而引入外资进入山西的第三产业不仅可以充分挖掘山西的内部市场，促进山西的经济发展，而且在引入外资进入第三产业，尤其是引入大的跨国公司对于山西省的第三产业的优化升级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而促进山西整个产业结构的升级。
4.以中心城市为主，合理分布外资投资区域。湖北在最初利用外资的时候就集中于省会城市武汉，外资流入区域极度不均衡，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湖北总结经验，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城市圈，带动周边地区的外资引进，借此来改变湖北省外资大部分流入武汉的现象，来改变湖北外资分布不均衡的地区。
山西的大多数外资都集中在省会城市太原，和湖北的情况比较相似。山西也可以借鉴湖北的模式，以太原为中心城市，合理分布外资的投资区域。根据不同城市的特色，引入合理的规模。比如运城市，运城市是山西不以煤炭产业为经济发展基础的城市，其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运城市可以以旅游为基础，发展服务业，以外资来助力第三产业的发展。
五、结束语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虽然说“十二五”规划调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但不说明经济会停滞不前。在“十二五”规划中，中部崛起又一次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山西省的发展要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支持，充分利用外资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要针对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引进外资，建立一套适合于自身发展的外资战略，使外资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同时也要对在使用外资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要有所重视，不能顾此失彼。
参考文献：
1.毕海霞.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金融教学与研究，2010（10）
2.王飞.山西省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及政策建议.科学技术与生产力，2011（3）
3.马兆良.安徽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对策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8（2）
4.聂名华，尹小剑.“两型”社会背景下湖北利用FDI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0（12）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山西太原 030051）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篇3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利益的概念界定
通常所说的外资，其实主要有四种形式：对外借款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等；外商直接投资；外商其他投资，如补偿贸易、国际租赁等；国外赠款。本文所说的外商直接投资又称为外国直接投资或国际直接投资，从东道国角度而言一般称为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而从投资国角度出发，则通常称为对外直接投资，它是国际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或母公司）与在另一国的企业（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具有长期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在我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口径与商务部统计口径，官方的“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中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中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中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中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该表述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定义，可能不够严谨，但事实上，我国的相关统计数据依据的正式该表述规定的范畴，所以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为了便于学术交流，本文也采用该表述。
修昔底德在其总结古希腊经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断言：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个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最可靠的纽带。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也说道：“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所以，衡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利弊，也当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那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呢？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家利益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国家利益的内涵，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如美国学者唐纳德•诺切特莱因博士认为，美国国家利益有变与不变两个因素，其中前者形成美国的持久性利益，可以称之为基本利益，包括国防、贸易、世界秩序、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宣传；变的部分则是依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反应。尽管不同学者在国家利益的概念内涵、界定以及属性上争论不已，但是大部分学者基本都能形成以下共识：一是国家利益有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政治利益，主要是指国家和领土完整；其次是经济利益，主要是指国家的经济安全；再次是文化利益，包括国家意识形态等。一个国家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才可能谋发展，然后才有更高层次的文化意义上的追求。二是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上，国家利益是政府行为的直接动因，政府行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依据，并且以国家利益作为检验政策效果的最高标准，政府实行的国内外政策必须捍卫国家利益。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各国相互以来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国家利益仍高于一切，所以在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上，也当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评价标准。应当说，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基本上是正相关的，这主要体现为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分析
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是从跨国公司利益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的，根本不会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所以我们必须认清外商直接投资所具有的两面性，外商直接投资在带来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可能使得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处于外国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而丧失了对自身发展的选择权和控制权，最终损害国家利益。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可以从以下方面检视：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产业安全
产业安全指的是国家对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性资源产业和支柱产业具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其生存和发展不受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威胁，并能够实现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合理化，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安全的威胁主要体现在：
1.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控制逐渐加深。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产业控制程度主要可以从外资股权控制率、外资品牌拥有率、外资技术控制率、外资经营决策权控制率和外资国别集中度五个指标来衡量。譬如在外资品牌拥有率上，大量具备垄断优势的外国名牌涌入，对我国国内的名牌产品也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譬如在洗涤剂行业，美国宝洁公司、英国利华、日本花王、德国汉高等四大洗涤化工公司的知名品牌就控制了国内大部分市场；在饮料行业，国内名牌饮料厂已有7家与美国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合资，成为其罐装车间。
2.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的失衡。据商务部的《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7》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444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039.74亿美元。在累积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农林牧渔业占不到3%，制造业占71%，服务业占约26%；……”，可见，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全部投资额中所占比例较低，这与第一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不相适应；而制造业所吸收的外商投资比重明显偏高。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大多只是将其生产过程最终的组装工序移至我国，可以说，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了我国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国家的经济安全。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国家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经济在整体上基础稳固、健康运行、稳健增长、持续发展，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政策自主性、发展自主性、自卫能力和竞争实力，所以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构成了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指标，而当前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些方面有悖国家经济安全，最终损害国家利益。
1.政府非理性的引资博弈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量增质降。随着我国开放格局的进一步深入，招商引资成了各地各级政府的头号工程，引资数量成为各级政府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其结果是某些地方政府滥用引资优惠政策，由此人为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原来资质低下的外企也可以轻松进入我国市场，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利用外资的质量。
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如前所述，为了鼓励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我国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了最大优惠。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人为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造成两者之间竞争的外部环境极不平等，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造成了外资依靠优惠政策优势排挤内资企业的“政策挤出效应”。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事实上是以国家权益和国家利益交换外商投资，必然损害了我国的民族产业和国家利益，我们期待业已实施的“两税合并”能消除产生的负面效应。
3.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了沉重的环境压力。西方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由于其国内严格的环境标准和高昂的环保费而无法立足，以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的名义或直接通过跨国公司将某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其“污染避难所”。据统计，日本企业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和拉丁美洲，美国也有39%的“肮脏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相对宽松的环境管制导致国外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从而加重了我国环境污染的程度。
另外，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还存在商业贿赂、产品质量、社会责任缺失、阻碍我国技术进步等问题。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分析
（一）要建立公平、完善的投资和竞争环境
在坚持实施新的所得税法的基础上，我们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研究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方面的法律和政策，修改完善加强外汇管理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涉外法律体系，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公平、完善的制度环境。
（二）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优化
要通过各种政策，譬如适时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有效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三）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监控并建立安全预警制度
国家有关部门应该牵头建立监测外商直接投资的信息预警体系，通过产业指标特别是关键产业指标、结构指标以及国际收支指标的动态监控，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影响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问题点。
（四）加强对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环保监管
首先要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能耗、环保等标准的准入评估，坚决强制淘汰高耗能、重污染的企业；加强对各类企业环境保护监管，加大执法力度；研究制定支持外商投资环保产业的综合性鼓励政策，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
（五）多途径切实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公共利益切实贯彻《反垄断法》，加大反垄断工作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确保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和发展主导权。继续改革和完善招商引资方式，避免招商引资的盲目性和追求规模效应，切实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篇4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04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参考文献:
[1] 陈阳,王延明.我国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12):24-29.
[2] 陈继勇,秦臻.2006.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影响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6(5):62-68.
[3]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 史小农.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协整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4(4):42-47.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篇5
2011年10月12日商务部了《商务部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商资函[2011]第889号)(下称“《通知》”)，次日中国人民银行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业务结算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23号)(下称“《管理办法》”)，对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及人民币结算作出了相应规范，《通知》和《管理办法》分自各自之日起实施。这两个规定的和实施，意味着人民币直接投资业务的正式开闸，继推行国际贸易人民币结算后，人民币国际化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是指外国投资者以合法获得的境外人民币依法来华开展直接投资活动，包括以人民币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及并购中国境内企业。由于外汇管制，传统的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通常都须以美元、日元等可自由兑换的外币进行投资，资金注入后进行结汇，兑换成人民币后方可在中国境内使用。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的开间，将给中国外商投资制度带来新的变化。
境外人民币来源
就目前来说，合法获得的境外人民币来源主要有三大渠道：周边国家和中国开展边境贸易获得的人民币；世界其他国家通过与中国贸易往来获得的人民币；以及与我国签署了人民币互协议的一些国家拥有的人民币。随着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其来源将进一步拓宽。根据《通知》的规定，外国投资者所持有的境外人民币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
1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200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四城市先行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境外地域范围定为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同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出台，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全面铺开。到2011年8月，全国所有地区均可在与世界所有国家的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据此世界各国企业因与中国进行贸易而持有的人民币可以直接在中国进行投资。
2 在中国境内依法取得并汇出境外的人民币利润和转股、减资、清算、先行回收投资所得人民币
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境外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依法取得并汇出境外的人民币利润和转股、减资、清算、先行回收投资所得的人民币，经银行审核相关材料后，可办理汇出手续，目前在人民币汇率处于上升周期的背景下，除短期套利者之外，外国投资者应更倾向于持有人民币。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该等人民币利润和转股、减资、清算、先行回收投资所得的人民币并未汇出境外，而依然在境内用于投资的，则并不适用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的有关规定，而仍应适用原有的有关规定。
3 外国投资者在境外通过合法渠道取得的人民币，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股票等
境外机构发行境外人民币债券应始于2010年2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宣布放宽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的限制，允许香港及海外企业、金融机构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2011年4月11日，以北京东方广场境外合作伙伴所拥有的权益为最终标的的汇贤产业信托(HK 87001)正式开始在香港的人民币IPO招股，并于4月29日在香港主板上市。这是中国境外首只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也是全球首只以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虽然境外机构在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股票都是在近期才在香港市场出现的，由于人民币本身升值的逾期，以及中央政府的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包括人民币债券和股票等)发展前景广阔。
外资准入审批
从本质上说，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仍为外商投资，仍应遵守我国关于外商投资产业准入、审批及安全审查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具体操作中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1 审批权限
根据《通知》的规定，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商务主管部门的审批权限仍按现行外商投资审批制度执行，但涉及以下情形的须报商务部审核：
(一)人民币出资金额达3亿元或3亿元人民币以上；
(二)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小额信贷、拍卖等行业；
(三)外商投资性公司、外商投资创业投资或股权投资企业；
(四)水泥、钢铁、电解铝、造船等国家宏观调控行业。
与以外币投资不同的是，人民币投资者在向商务主管部门申请审批时，须同时提交人民币资金来源的说明或证明以及资金用途说明，并填写《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情况表》。商务主管部门审核通过的，须在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的备注栏加注“境外人民币出资”字样。
2 人民币资金的使用限制
根据《通知》的规定，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在中国境内不得直接或间接用于投资有价证券和金融衍生品(依法参与境内上市公司定向发行、协议转让股票除外)，也不得用于委托贷款，投资者或所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还须在申请审批时填写的《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情况表》中承诺不得将该人民币用于上述用途。
资金管理
我国原有的外商直接投资资金管理，主要是通过国家外汇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各自的地方分支机构对外汇的汇入、汇出以及结汇、售汇和付汇等进行监管而实现，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的开闸，减少了外汇管理中结汇、售汇和付汇等环节，必然对原有的外商直接投资资金的管理制度带来新的变化。为此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管理办法》对银行在进行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方面进行了规范，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综合司于2011年4月颁布的《关于规范跨境人民币资本项目操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11]第38号)，也对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的资金管理有所涉及。
1 前期资金账户管理
外国投资者尚未在境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之前，在境内从事直接投资或从事与直接投资相关的活动，通常需要支付相应前期资金。在外国投资者以外币投资的情况下，可向投资项目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并根据实际情况以该投资者名义开立四种外国投资者专用外汇账户：投资类、收购类，费用类、保证类。
根据《管理办法》及汇综发[2011]第38号的规定，外国投资者以跨境人民币支付前期费用的，须先在拟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所在地外管局办理人民币前期费用额度登记，银行应当在审核外国投资者提交的支付命令函、资金用途说明、资金使用承诺书等材料后，为其办理前期费用向境内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的支付，并向外管局备案相关信息，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后，剩余前期费用应当转入人民币资本金专用存款账户或原路退回。
2 登记
外国投资者以境外的人民币仍需要在主管的外管局进行登记，其性质应类似于外币投资的外汇登记，并且登记的操作程序也应按现行的外汇管理相关规定办理。此外外商投资企业在
获得营业执照后，还应向注册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申请办理企业信息登记。
3 账户开立及验资询证
尽管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没有明确规定，原则上人民币直接投资(包括新设和并购)的外商投资企业开立账户仍应首先经外管局审核通过，然后方能向银行申请开立账户用于收取人民币资金。
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汇入的人民币注册资本或缴付的人民币出资应该专户专用，并不得办理现金收付业务，账户开立后，外国投资者汇入人民币资金时，应向银行提供相关审批备案文件。根据汇综发[2011]第38号，外商投资企业在注册资本缴纳后办理验资时，应向注册地主管外管局办理验资询证手续，并备案相关信息。外国投资者以人民币并购境内企业成立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股东应申请开设并购或股权转让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用于收取外国投资者支付的人民币资金，并不得办理现金收付业务。
需要特说明的是，由于国家一直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严格的宏观调控。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需要在银行验证其是否通过商务部备案后，方能办理人民币资本金汇入业务。
4 人民币资金汇出
直接投资有关的人民币资金汇出包括外国投资者利润汇出和因减资、转股、清算、现行回收投资等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的汇出等。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办理上述人民币资金汇出时，应由银行审核相关文件。汇综发[2011]第38号则要求银行应依据外管局的直接投资外汇管理信息系统生成的额度表办理，并向外管局备案。《管理办法》并未就人民币资金汇出时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作出统一规定、实践中各地的要求可能不一样。如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即实行人民币利润汇出事后备案制度，要求凡开办人民币跨境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履行真实性审查职责、合规办理人民币跨境利润汇出业务之后，应向该中心支行报备相关材料进行备案。
可能涉及的问题
1 银行的责任
由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没有结汇、付汇和购汇等程序，外管局很难发挥与其在直接投资外汇监管中相同的职能，对资金的监管更多是由央行和商业银行来实现。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银行对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的资金流向将承担更多的责任，《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规定，银行应当对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注册资本金和人民币借款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和合规性进行审查，并监督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使用人民币资金。若银行在办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时违反有关审慎监管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可见，从某种程度上，银行在人民币直接投资结算业务中承担了部分监管机构的职能。
2 资金的监管
如前所述，《通知》对人民币直接投资的资金使用进行了限定。在外国投资者以外币进行投资的情况下，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完善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支付结汇管理有关业务操作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8]142号)的规定，资本金的结汇所得资金仅能在政府审批部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使用，外商投资企业在办理结汇时须向银行提交资本金结汇后的人民币资金用途证明文件等材料。但是以人民币进行的直接投资，就资本金使用的监管问题有关规定并未进行规范。实践中如何确保该等资金的使用符合《通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尚待进一步明确。
3 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篇6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etal.1995;Kaiseretal.1996;Lardy1995;WhalleyandXin2006;ZhangandSong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andZebregs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1992;Zhan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andDémurger2000;ModyandWang1997;Wei1994;Weietal.2001;ZhangandFelmingham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etal.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1995;UNCTAD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更多精品：3edu文书率的所得,由此,这就很难给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a+blnV+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综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倾向于负面的。
上文谈及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整个外资企业部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引伸,可以进而分析那些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业行业和省份的相对经济绩效表现。在某个行业或省份中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这个指标,所显示的,是从起始年度直到考察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该个行业或省份的累积渗透,因此,分析这个指标与这些行业或省份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测试主流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制度和结构变迁等等改进效率论述的假说,也有助于考察结构主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扭曲或扼杀国内产业发展的假说,以及激进主义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的现实解释力。
内容摘要:近年来,在世界范围上,中国被广泛地认为是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主流文献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得出结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出口扩张、技术转移和推动经济结构和制度转变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本文则从涵盖结构主义、激进政治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等学派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后进发展研究的一个多方位视角,来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确实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却妨碍了生产性效率的提升、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综合而言,总的效应却应该是偏向于负面的。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篇7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产业结构升级 问题 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FDI作为一种外部资源．对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该国产业的内部结构。我国对外开放以来．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研究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引导外资的合理投向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FI)I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FDI在我国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它们分别是：起步阶段(1979 1986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额不大．但呈现平稳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是对外借款．即外商间接投资，这期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累计为7819个．年均项目数为977．38个：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为191．59亿美元，年均规模为8．24亿美元。稳步发展阶段(1987～1991年)随着环境的迅速改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
按1981～1991年FDI流人量排名．中国已超过巴西名列发展中国家受资国第三位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和实际金额都继续保持递增的态势。持续快速发展阶段(1992～1996年)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外商对华开始了大规模、系统化直接投资的阶段199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192．02亿美元．而且外商直接投资首次取代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首要来源1993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突破250亿美元．1994年突破300亿美元．1995年突破350亿美元．1996年已达417．25亿美元。调整阶段(1997年至2001年)这一阶段．我国引进外资工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流人量锐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资本都转向了预期投资收益相对更高、更保险的发达国家及亚洲以外的区域“人世”后的新阶段(2001年至今)2002年我国共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27．4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吸收FDI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500强企业有400多家已在华直接投资。1979年一2007年1月．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97797个．合同外资14349．9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6970．72亿美元。外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二、FI)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一个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阶段。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短缺型经济结束．市场竞争加强，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产业升级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度化方向演进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FI)I在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产生的问题
(一)扩大了产业结构偏差。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偏低，对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很小．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第二产业内部．一方面外资主要投资于规模小、见效快风险小的轻工业和一般加工组装企业．对重工业的投入相对薄弱．导致我国轻重工业发展不协调．不利于对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的拓展：另一方面，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进程。在第三产业结构中，外资过多地流向商业、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等利润较高的产业，而流向通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部门和科教文卫部门较少．对这些部门的产出比重变化还没有起明显作用
(二)形成垄断，降低市场效率。随着我国引进外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结构变化速度加快．外商投资企业的垄断现象开始在部分行业中显示出来。随着国内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环境正在形成之中。外商在华独资经营的环境明显改善．不再依赖中方投资者与其合作以求适应传统计划经济的许多特点。
(三)对我国的民族工业带来压力和阻力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FDI．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会构成抑制的一面．表现在外商控股控市．对我国民族工业构成威胁。我国企业尤其是大量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从而受到外资的排挤。最终退出市场。
四、改善FI)I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问题篇8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它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为FDI作为一种外部资源。对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该国产业的内部结构。我国对外开放以来。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作出了积极贡献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所以研究FDI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并引导外资的合理投向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稳定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FI)I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FDI在我国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它们分别是：起步阶段(19791986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数额不大。但呈现平稳上升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是对外借款。即外商间接投资，这期间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累计为7819个。年均项目数为977。38个：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为191。59亿美元，年均规模为8。24亿美元。稳步发展阶段(1987～1991年)随着环境的迅速改善，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进入了稳步发展时期。
按1981～1991年FDI流人量排名。中国已超过巴西名列发展中国家受资国第三位这一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和实际金额都继续保持递增的态势。持续快速发展阶段(1992～1996年)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外商对华开始了大规模、系统化直接投资的阶段199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192。02亿美元。而且外商直接投资首次取代对外借款成为我国实际利用外资的首要来源1993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突破250亿美元。1994年突破300亿美元。1995年突破350亿美元。1996年已达417。25亿美元。调整阶段(1997年至2001年)这一阶段。我国引进外资工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流人量锐减。主要原因之一是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美资本都转向了预期投资收益相对更高、更保险的发达国家及亚洲以外的区域“人世”后的新阶段(2001年至今)2002年我国共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527。4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吸收FDI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500强企业有400多家已在华直接投资。1979年一2007年1月。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97797个。合同外资14349。9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6970。72亿美元。外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已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二、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
目前。我国正在进入一个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新阶段。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短缺型经济结束。市场竞争加强，深层次的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产业升级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度化方向演进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表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FDI在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中产生的问题
(一)扩大了产业结构偏差。目前，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对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偏低，对第一产业的投资规模很小。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第二产业内部。一方面外资主要投资于规模小、见效快风险小的轻工业和一般加工组装企业。对重工业的投入相对薄弱。导致我国轻重工业发展不协调。不利于对产业结构升级空间的拓展：另一方面，外资工业高度集中于制造业。而在制造业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业。加快了我国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进程。在第三产业结构中，外资过多地流向商业、房地产、金融保险业等利润较高的产业，而流向通讯、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部门和科教文卫部门较少。对这些部门的产出比重变化还没有起明显作用。
(二)形成垄断，降低市场效率。随着我国引进外商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市场结构变化速度加快。外商投资企业的垄断现象开始在部分行业中显示出来。随着国内体制改革不断推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环境正在形成之中。外商在华独资经营的环境明显改善。不再依赖中方投资者与其合作以求适应传统计划经济的许多特点。
(三)对我国的民族工业带来压力和阻力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FDI。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会构成抑制的一面。表现在外商控股控市。对我国民族工业构成威胁。我国企业尤其是大量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市场环境。从而受到外资的排挤。最终退出市场。:
四、改善FDI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