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论文范文

外商直接投资论文篇1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资额最大的国家，但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发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东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区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圈。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有87.84%分布在东部地区，9.09%分布在中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对华投资的如此不均衡，跨国公司进行投资区位选择时考虑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

英国学者邓宁在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及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做了全新的解释。他指出：一个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是有三个因素决定的，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把区位优势看作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并把区位因素归纳为市场因素、贸易壁垒、成本因素和投资环境，随后又补充了语言、习惯等非经济因素。

根据邓宁的理论，伍德沃和罗尔夫对影响出口导向制造业国际分配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他们的分析，跟投资选址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有：GDP、汇率贬值、免税期限、自由贸易曲的规模、政治稳定因素、制造业的积聚度、土地面积等；而与选址呈负相关关系的因素有：工资、通货膨胀率、运输费用、工会组织等。

朴商天（2004）以中国市场为研究对象，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地区性差异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开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励政策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工资水平、研发人力则对直接投资起着反作用。基础设施对选址呈正相关关系，但对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正在减少。

这些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FDI区位选择的动因，前两个是以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朴商天虽然以中国为研究对象，但他只简要的讲述了影响地区性差异的因素，对某些区域存在着哪些具体的问题方面并没有解释。本文根据这些学者提出的因素，结合中国东、中、西部的具体情况，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启示。

三、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张立（2002）对FDI在我国省际分布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他引入了各省执行FDI优惠政策的时间，结果显示，各省执行优惠政策的时间先后对FDI的流入有着显著的影响。我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作为政策开放较早的地区，利用自己东南沿海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最先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在我国的集中区。1992年中国开放内陆城市并实行也沿海地区相同的鼓励政策，推动了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外商对中西部的投资有所增长，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贵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但中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了引进外资的征程。

2劳动力成本及工资水平因素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成本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强调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工资高低与外商投资呈负相关关系。朴商天（2004）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关系的正确性。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种成本竞争优势对跨国公司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劳动力导向战略是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重要的区位选择战略。除了成本因素，劳动力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在一个东道国内部，低劳动力成本经常意味着低的劳动生产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劳动生产率的区位更具有吸引力，这就是外资没有因为劳动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区的原因。

但是过高的工资水平也会抑制外资的流入。以长江三角洲职工平均工资衡量的劳动力成本显示，上海、宁波、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地的工资水平，远高于长江以北地区城市。工资成本对FDI分布的影响就是，未来的长三角地区外资可能会更倾向于投资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甚至转移到区外。工资成本的上升对长三角的外资流入是一个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区开发较早，当外资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而成本不断攀升，对FDI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单位土地面积的GDP衡量，深圳、汕头、广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国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引进外资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的比重在持续上升。

4.基础设施质量

基础设施（公路、铁路、港口和信息通讯等）和基础工业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特别是具备一定投资规模的大型企业，如果生存在一个基础设施薄弱的经济环境中，将会导致投资收益递减。在我国，各地区的投资硬环境差异非常大，例如东部沿海的广东省和江苏省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1年，东部地区的交通线路综合密度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区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仅为29公里/平方公里，与东中部地区相差甚远，成为外资进入的“瓶颈”。

5集聚效应区域产业基础是吸引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发达工业化国家（hakrabarti，2003），外国资本在这些国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聚效应（Figueiredoetal，2000），区域产业基础越强，外资企业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该地区投资。Headetal（1996）对我国931家外资企业进行了研究，发现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产业基础的城市——获得了更多的投资，而集聚效应则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响。

对于集聚现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视角。他结合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聚集效应体现出一种路径依赖，进而影响后续FDI的聚集(吴丰，2001)。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国家或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许罗丹、谭卫红(2003)、王剑、徐康宁(2004)、吴丰(2001，2002)对FDI在中国表现出的聚集效应进行了研究阐述，均认为外商投资的聚集效应明显。为了在运输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制造企业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场或潜在市场区域选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区域产业基础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具有双向促进关系。资本的进入增强了该地区的产业能力，同时也强化了外资的集聚机制。以苏州为例，该地区的IT制造业目前已具备了相当完整的产业链，在开发区周围25公里内可以达到98％的产业配套率。这种配套体系在吸引跨国公司进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州由此成为全球IT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之一。台湾十大笔记本电脑公司有九家在苏州投资，包括明基、华硕、华宇、台达在内的台湾20家最大的电子信息企业，有16家人驻苏州，随后相关配套企业相继进驻，产品包括线路板、电脑配件、主机板、扫描仪、鼠标器、及电池和笔记本电脑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业，形成较为齐全的IT产业配套体系，这种产业链投资方式既使企业具备了较强的竞争优势，又增加了苏州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行业的地区集中可以提供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使得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供应商得以生存。在我国，另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是广东东莞，这里集中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特别是台湾地区的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是公认的全国电子产品配套能力最强的地区，在此设厂，有助于厂商增强其竞争力和建立竞争优势。有了特定产业的聚集，就能吸引相关的FDI进入，而我国西部就非常缺乏这种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环节。

6“核心一”体系（CPS）。在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的地区，往往会形成“核心一”体系（CPS），在空间一上的表现即为围绕“核心”区域形成的“核心一”（CP）结构。因此，与核心区域的地理接近性，成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我国“核心-”体系的结构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与投资国相邻，易于吸引投资。例如我国广东的东莞、深圳等地区，由于毗邻香港，而成为外资最先进入我国的地区之一。山东的青岛、威海等地则由于与日本、韩国接近，而成为日资和韩资集中的地区。CP结构形成后，会在该地区产生一种引力，企业在选址时将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业关系，形成集聚效应。第二种是对外直接投资在核心区域选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国配套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核心区域附近选址，形成了以产业配套为特点的区域。1993年，台湾明基公司在苏州新区投资设厂，同时还召集其台湾核心配套厂商，吴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区位优势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人驻，从而在以苏州为核心，以吴江为的地区形成了以产业配套协作体系为特点的CP结构。

基于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促进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1.接受并推行投资自由化

加快西部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进长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促进市场竞争原则，通过减少或消除特别针对外国投资者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取消市场准入限制，促进市场竞争。外国直接投资参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潜力也非常巨大，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外资进入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优先发展领域，允许外资公平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或公共项目的公开竞争招标。二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原则，即外国投资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国投资者，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在税收等方面“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应取消对外资企业贷款、融资、投资等方面“非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严禁对各类外资企业乱收费和变相增加非生产性负担。三是提供制度保护原则。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吸引外资，同时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定相应的竞争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资和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市场竞争的破坏效应。四是尽量减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琐的政府干预。无论是提高企业经济绩效，还是提高西部地区整个经济的效率，关键是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在此意义上，投资自由化就是经济市场化，竞争游戏规则的公平、公开化以及监督机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积极开发人力资源

就西部而言，开发人力资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义。因为西部地区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也是中国目前就业压力最大的主要地区之一，由于政府投资本身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过有效的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吸引外国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这对扩大就业、缓解失业压力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政府不仅要实行直接影响FDI的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将人力资源开发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发展教育，积极培育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鼓励外资企业对其员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以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增加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鼓励少数民族控制人口增长，在逐步解决“收入贫困”的过程中逐步解决“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文化贫困”问题等。

3.实行跨国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

吸引跨国公司是中国和西部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的重要来源，也是西部缩小与东部和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差距的重要途径。提高西部地区产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善待跨国公司，把吸引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与西部和中国相对巨大的消费市场等互补性优势结合起来，吸引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国际竞争力最强的跨国公司大规模投资于西部，并发展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后项联系，鼓励与本地区著名的大企业联盟，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是西部开发最好的吸引外资策略。

4.打造具有扩散效应的中心城市

外商直接投资论文篇2

摘要: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不断凸显,外商投资企业在中美贸易顺差中的影响和作用也受到关注。经分析发现,贸易逆差转移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的发生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美贸易差额形成的主要原因,这两种效应的发生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由此,我国的外贸战略应做出适当的调整,以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形成的对美贸易顺差的巨大压力。

关键词:中美贸易差额;外商直接投资;贸易逆差转移;贸易替代

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问题一直伴随着中美贸易发展的整个过程,且矛盾日益突出和尖锐,已经成为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争议的焦点。关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产生的原因,众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众多影响因素中,外资因素的作用不断突显,越来越受到关注。外资和外贸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如何协调利用外资与我国贸易平衡发展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因此,本文以外资引致的贸易差额为视角,针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展开分析,从FDI的角度探讨中美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相应的外贸战略调整,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外资引致效应的不利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总额从2001年的5096.5亿美元猛增至2008年的25616亿美元,增长了5.03倍,而与此同时,贸易顺差从2001年的225.5亿美元剧增至2008年的2954.6亿美元,增长了13.1倍。其中美国是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来源地,以2008年为例,中美贸易顺差为1708.6亿美元,占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57.8%。我国外贸顺差规模过大蕴涵了国内经济运行风险,也面临着贸易摩擦等越来越多的矛盾,因此,如何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尤其是中美贸易平衡发展就成为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点。

在注意到中美贸易顺差问题的同时,也注意到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2008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进出口额达到14105.8亿美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为55.1%。而且,1998年以来,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出口中,出口市场最大的是美国。2007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国商品出口达1590.04亿美元,占全国出口美国总额的68.3%,占当年外资企业对外总出口的22.85%;同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商品总额为396.74亿美元,占全国从美国进口总额的57.2%,占当年外资企业从外总进口的7.07%。两者相比,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和从美商品进口是非常不对称的。依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0%以上都是由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完成的。因此,外资因素是中美贸易顺差形成的主导因素,而对于外资因素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以及形成贸易顺差的原因则是研究中不能回避的话题。

二、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顺差的关系

据中国海关统计显示,1993年外商在华投资企业对美商品出口仅为67.4亿美元,而到2007年这个数字已飙升到1590亿美元,同期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从美国进口却显得相对滞后。两者相抵,外商在华投资企业造成的中美贸易顺差有了持续增长,由1993年的33.2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193.3亿美元,占中美贸易顺差的比重也由52.9%上升至73.1%。而在此期间,外商在华实际投资额也从1993年的275.15亿美元增长至2007年的747.68亿美元。由此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

选取1993年至2008年的中美贸易以及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中国商务部外资司),经过对各变量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判定各变量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单整的,随后应用协整方法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经过协整检验结果显示,FDI与中美进出口总额、FDI与对美出口额、FDI与对美进口额、FDI与中美贸易差额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外商在华FDI”这个变量在长期内确实对中美贸易总额、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国自美国的进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等因变量有显著影响,且呈同方向变化关系。尤其是FDI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以及中美贸易顺差的促进作用很强,即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导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增加,对美国贸易差额的扩大有引致效应。

具体到我国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或地区)如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他们各自的在华实际投资也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存在着同方向变动关系。依据相关性测算,1993-200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美国在华实际投资之间相关度为0.97[1],而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与台湾香港在大陆实际投资以及日本、欧盟的直接投资都存在较高的相关度(均大于0.89)。这与JiawenYang等(2004)指出的“中国大陆的外贸伙伴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和韩国已将纺织品与服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设备转移到中国大陆,通过在中国加工对美出口,这些产品占了美国从华进口的很大份额”的结论是一致的。

三、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差额的影响

(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逆差转移效应

研究发现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造成美国大部分进口商品的生产从投资国或地区转移至中国,从而导致美国从华进口商品持续增加,美中贸易逆差不断加大。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75%是这种“转移效应”产生的结果[2]。

1.东亚①国家在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将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转移至中国。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转移,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也纷纷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把其国内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对欧美出口摩擦较大的商品的加工组装工序通过在华设厂的方式向中国转移,其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按原来的销售渠道,主要经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欧洲等传统市场。这种贸易流程导致了中国大部分的加工贸易进口原辅材料、零配件市场与出口市场的分离,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转移到中国,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国也转移为中国。与中国成为美国主要贸易逆差来源地相对应的是,中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逆差也在增加。

从统计数据上看,虽然中美贸易差额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态势,但中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几乎一直稳定在20%-30%之间;与此同时,整个东亚地区对美贸易差额占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比重却急剧的下降(从1992年的116.8%下降到2006年的69.3%)。显然,美国对东亚地区贸易逆差比重的下降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国家,主要是日本和东盟。中国加入WTO以后,美中贸易逆差明显背离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下降趋势,而呈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因此,有理由认为,东亚地区的部分对美的贸易顺差已经转移到了中国。这与徐明珠(2009)进行实证计量分析的结论“美国与东亚各国的贸易逆差越小,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就随之扩大”是一致的。

2.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之间发生的贸易逆差转移,加剧了中美贸易的失衡,中国台湾和香港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部分地对中美双边贸易逆差增长负责。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90-2006年期间,美台贸易总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比重在逐年下降,与此保持一致的是,美台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0.9%降至2006年的2.3%。与此同时,这种变化趋势更为明显的体现在美国和香港之间的贸易上,美国和香港贸易差额占美国贸易差额的比重,1990年是4.82%,1995年后美国香港贸易由逆差转为顺差(2000年有小幅逆差),差额比重到2006年为-0.65%。那么,美国与台湾、香港地区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哪里了呢?

如果将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作为一个大中华区加总起来考虑,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美中贸易逆差占美国贸易差额比重不断上升的同时,美国对台湾和香港的贸易差额所占比重却一路下降。与美国同大陆、香港、台湾贸易差额比重的巨幅跌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0-2006年间,美国同整个大中华地区的贸易总额和贸易差额所占的比重都非常稳定,而中国大陆对整个大中华地区的贸易逆差的贡献率却从最初的35%上升到了90%以上。份额变化在时间上的同步性表明了中美贸易差额是随着中国大陆承接香港和台湾的产业转移而转移过来的。而这种差额的变化与香港、台湾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变动趋势也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一致性。

3.随着美国的产业升级和对华产业转移,通过美国在华直接投资所产生的贸易逆差转移放大了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美国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和外资来源国之一,截至2008年底,美国在华累计投资项目达到56610项,实际投资累计达到595.15亿美元,仅次于香港的在华投资。美国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环节通过FDI形式被转移到了中国,把原本由本国生产的大量商品和服务转化为海外子公司的巨额生产和出口,并相应的增加美国公司从其海外子公司对美国的进口,在大量最终产品返销到美国市场的同时,也扩大了中美贸易之间的差额。比较典型的如美国耐克公司在中国广东、福建设有10余家鞋厂,其产品全部用于出口,90%以上返销美国市场,年出口额达2.5亿美元[3]。

可见,美国在华投资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美的出口和对美贸易顺差。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美国在华的投资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优势在中国投资生产了美国国内不愿生产但又必需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后出口到美国;另一方面,美国的在华投资企业利用中国生产加工方面的优势,采用来料加工等形式生产了特定行业资本密集和技术成熟型产品,然后返销回美国。由此,美国的在华投资发生了贸易逆差转移效应。陈艳林、方齐云(2007)通过对美国FDI和中美贸易数据进行协整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华美国FDI每增加1美元,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会增加约7.5美元[4]。王洪庆、张浩、朱荣林(2005)通过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协整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果,即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每增加1%,中国对美国的总出口将增加1.02%[5]。

(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造成的贸易替代效应

贸易替代效应是蒙代尔(R.A.Mundell)于1957年提出的。蒙代尔认为一种商品可以通过贸易和投资两种方式进入他国市场,投资是对贸易的替代。当两国之间存在着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时,投资对贸易的替代就会加速[6]。不过,当前投资对贸易的替代主要是出于接近廉价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销售市场的考虑,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有相当部分是基于这种目的到中国来的。对此,Bucklye和casosn(1981)指出,相对于国内生产,外国生产具有更高的固定成本和较低的可变成本。这意味着在东道国市场扩大的时期存在着一个时点,在这个时点上由出口向在外国生产的转变是有效率的[7]。更进一步,Markusen(1998)、Markusen和Venables(1995)提出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FDI和贸易可以是同时存在的。但是随着不发达国家市场的扩大、要素禀赋的变化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它们之间的要素禀赋越来越接近,这时跨国公司的国内和国外生产会趋同,也就是说会出现FDI对贸易的替代[8][9]。

1.随着中国市场和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出于在接近市场效应利益和母国集中生产效应利益之间的权衡,如果前者的利益大于后者利益,美资企业就会越来越多地从对华出口转向对华直接投资,从而替代出口。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条件的改善,在进口替代部门的直接投资会越来越多,而这种投资是替代贸易的。而且根据Blonigen(2001)的论述,如果发生投资对贸易的替代,那么这种效应不是渐进式发生的,而是短时间急剧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看,随着美资企业更多地从对华出口转向直接投资,在短期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替代效应会很大。

当然直接投资的流入对进口也会有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直接投资的流入对投资必需品(如资本品和原材料)的大量需求。但在短期内,投资引致的需求没能够抵消替代效应的影响。李捷(2004)通过面板数据模型方法,采用中国7个行业同美国进口、出口及美商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分析发现,在进口方程中,直接投资变量前系数为负,说明在这些行业内来讲,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口贸易在短期内具有替代作用。另据调查,2004年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共销售了750亿美元的产品[10],这75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售作为贸易品的替代,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2.中国广阔的市场特别是招商引资的各项政策,使得许多跨国公司把中国看作为外贸出口的生产平台。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是中国劳动力廉价所致。实际上,一向被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状况正在发生变化。资料显示,外资企业的中国职员的劳动力成本已高于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而且,随着外资大量流入和国内企业吸引力的提高,使得对合格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加上中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正在不断完善,这些都在加大外企的投资成本。因此,影响中国外资流入的劳动力价格优势开始下降。其实,真正影响和加快外资流入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如投资政策及其透明度)正在上升。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和加入世贸后鼓励外资进入的政策保障,都坚定了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仅从中国的外资政策方面看,2007年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的领域。鼓励类比原目录增加了94条,占目录的比重由原来的69%提高到73%。

近几年来,由于中国的外资政策中明确了高新技术产业和跨国公司政策为引进外资的战略重点,美国大公司利用其技术优势,在对中国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中,更加强调和寻求中国市场的开放。

3.美国在华直接投资通过生产技术知识溢出,金融和营销基础设施的构建,以及中间商和贸易公司网络的建立,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部门的增长和竞争力。这种间接效应的结果一方面是使美国对华出口受到影响,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在中国设立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国出口的大量商品转化为在华子公司的生产与出口,由此美国在华生产企业能够替代美国对华出口销售;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在中国设厂,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使得生产的供应配套能力得到增强,国产化率越来越高,减少了对中间产品、资本品和配套服务的需求,产生替代出口效应。因此,随着美国对华投资的不断向纵深发展,通过在华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国直接对华出口将造成美国对华出口份额的进一步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因此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4.从投资的行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角度分析,由于国际分工格局的转变,直接投资的增加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从美国进口。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跨国公司利用其拥有的多种垄断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量投资,将劳动密集型、资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业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业和工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体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反映在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就是制成品出现大量逆差。王洪庆,张浩,朱荣林(2005)在对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向美国的总出口、总进口、工业制成品进出口等数据进行协整检验表明,在短期内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替代了美国向中国的总出口和工业制成品出口[5]。另据美国海关统计,美国在机械设备、电机电气、家具玩具和服装等商品上对华逆差增长较快,2008年1-12月占美国对华逆差总额32.4%的机械设备(HS84)逆差额达到553.98亿美元。由此大量外资在华投资生产替代了美国的出口。

四、结论

综上所述,外资企业对中美贸易顺差具有促进作用,在华外商通过贸易逆差转移以及贸易替代效应直接或间接的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因素成为引致中美贸易顺差的主导因素。因此,我国的外贸战略特别是外资策略应当作出适时地调整。

1.从重视外资数量向强调外资贡献转变,把着眼点更多地放在新技术产业以及吸收外资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技术等方面。有选择地吸收外资,并从技术、产业、环境等多个角度设立外资进入标准,注重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或者产业竞争力的带动作用。

2.进一步完善靶向型的外资政策,加强对外资流向的引导,加大对高科技产业与服务业的引资政策支持,最终抑制美国、亚洲各国或地区对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转移,降低其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引致”扩大效应。

3.正确处理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更加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资,建立有效的投资和贸易预警机制,引导优化外资企业出口的国别结构,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避免造成投资-出口-贸易逆差的简单循环,从源头上防范外资利用的低效率。

4.促进加快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活动,通过对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来减少中美之间的巨额顺差。进一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次,缓解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对美贸易顺差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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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艳林,方齐云.美国FDI对中美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J].经济论坛,2007(2).

外商直接投资论文篇3

每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技术支持，只能从劳动密集型或者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发展，才能有效转变产业结构，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在注入过程中，通过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促使东道国的生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的转变和优化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发挥的作用，产业结构的升级，就能促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转变。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对东道国在其经济增长上的影响并不全是正面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不但有时候没有实现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反而有可能造成本国的经济倒退、引发经济泡沫，更加大了东道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不合理布局将导致东道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而形成的东道国技术溢出受到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在引入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产业之间的平衡发展，避免不平衡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东道国呈现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态，重要原因在于产业布局的不规范、不合理性导致的。(2)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垄断阻碍东道国研发水平的提高。很多跨国企业在进入比其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时，对生产技术进行行业垄断，会直接影响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投入国家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技术水平的悬殊会越来越明显。

2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形式分析

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方式受跨国公司的外资进入影响越来越深远。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两种形式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通过上两条思路可以进行如下的概括：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直接影响方式主要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投资形式本身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东道国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以后，外资企业所具备的技术水平高、管理经验先进的优势，随着对东道国的外资投入，渗透到东道国，缓解东道国优势行业垄断、劣势行业只能淘汰的现状，使得产业结构优化、资源合理整合。二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间接的溢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方式，外商直接投资从表面上看仅仅有资本的流动功能，但是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管理经验、产品技术、销售技巧、网络覆盖等都随之输出。并能大大提高东道国的产业技术水平。而这些也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是一种相对表面和外部性的表现。

3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效应分析

3.1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的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机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与扩散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控制约束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移与扩散力度；第二是东道国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制约着模仿学习能力。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企业便会对在东道国进行的技术研发实行垄断或技术控制。

3.2竞争效应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其目的都有所不同，在东道国生产本地化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在与其它国家竞争的过程中，在压力之下，东道国的企业就会采用模仿学习手段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竞争效应和模仿学习效应之间就会逐向趋同，从而竞争效应就能提高东道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了经济增长质量，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3.3联系效应的影响发达国家的雇员不用通过流动而仅仅通过与东道国企业雇员之间的交流，就会将其熟悉掌握的知识传输给东道国的企业雇员。东道国企业的前向关联外资企业因为其在东道国的本地化程度提高而需要提供包含更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而后向关联的跨国公司企业随着在东道国本地化程度的提高，则需要更多的中间投入品，东道国的本地供应商因为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的技术帮助、培训以及质量控制标准化等而获取到更多的技术和管理。

外商直接投资论文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着(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着。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着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着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

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即使将因果关系问题、可出口品的竞争问题搁置一边,从现有数据推断出外资企业为中国外汇收入的增长起主要作用,这仍是颇为夸大失实。事实是,外资企业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1996年超过40%,2001年超过50%;然而,观察各年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外资企业的进口份额所占的比重更大。在1985-1997年的13年中,外资企业每一年都存在相当规模的外贸赤字,形成对比的是,1989年以后大部分年份中国贸易表现顺差。尽管外资企业从1998年以来一直享有顺差,但这些顺差仅占国家总顺差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的部分进口是随同投资一起进来的生产设备,在这一点上,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可能贡献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对使用进口设备的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的技术转移,另一是,在长期

上促使外资企业成为净出口者,只是,这种前景迄今为止始终还只是潜在可能性。与此相关的话题是,外资企业以什么形式来实现外贸扩展?众所周知,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占主导的外贸出口是加工贸易,这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动所从事的主要是加工贸易。从加工贸易的生产特性看,加工贸易的增加值率(这里定义为净出口对出口总额的比率)在1998年以前一直保持上升势头,1998年以后则停止上升,基本维持在34%左右的水平。占全国对外贸易主要部分的加工贸易,其增加值率停留在这么低的水平,这与中国追求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不相符的。

现在我们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透过改进经济效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主流理论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列几种形式发生作用:向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对同行业或相关联行业的其它企业产生溢出效应,根据“禀赋”比较优势原则实现经济结构转变,按市场原则实现制度转变,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否有效,全部或部分的利益能否得以实现,这些净效果主要表现在与中国其他行业相关的整个外资企业部门的绩效上。图1标示出外资企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可以注意到相对劳动生产率序列在1993-2005年期间表现出长期的下滑趋势。从表面判断,这种趋势与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中国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原则进行结构转变的论题是一致的,即,利用中国现有的“廉价劳动力”(充裕的劳动力供给)优势进行产业转变。这种趋势也与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倾向于使劳动非技能化的理论相一致。换句话说,这种倾向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改进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同时削弱了生产效率。这就有必要去考察总的效率指标,这个总效率指标一般用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比率的演化来表示。在1993-2005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和外资企业的大幅度增加这个长时期内,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序列也表现出相同的下降倾向。这就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已超过了资源配置效

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作一个正面的评价。

上文的分析自然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外资企业的相对效率确实是在下降,那为什么中国工业中外资企业部门所占的份额却在不断的扩大?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决策机制作进一步的考察。但这个答案有可能与劳动补偿有关。众所周知,由于进入该部门的产业工人无限的供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基本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不发生变化。图1显示,外资企业相对整个工业企业的相对平均工资率一直表现为下降倾向。这种状况说明,尽管相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恶化趋势,外资企业仍是有利可图。这种倾向自身就意味着,对整个中国经济来说,与外资企业部门膨胀相关的发展是不能作为效率判断的依据。 首先,我们对1991-2005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相对生产率作一比较。观察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那些行业的数据,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涉及外资企业的行业分布与有关行业的技术特征。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和激进学派的“劳动的新国际分工”理论都认为,外资企业既然是市场导向的,那么它们应倾向于集中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工业行业。这与现实基本上是相符的。在贸易分析文献中,通常将劳动生产率低于0.9的行业列为劳动密集行业。按照这个标准,在2005年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1个行业可以列为劳动密集行业, 1991年也是如此。

第二点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主流理论一般倾向认为,外资企业占主导行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平均水平,这反映出它们采用了更多的劳动密集性生产技术。这一点与现实也是基本相符的。所讨论的17个工业部门,在1991-2005年期间,有13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了负增长。这种绩效与资源配载效率改进的预期是一致的。然而,这种绩效与激进理论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也是相符的;激进理论认为,外资企业以及由此延伸的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一般倾向于延缓劳动生产率的改进。

第三点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效率的总体影响。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数值的表现上。可以观察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这个指标对应的是整个中国工业的水平,它就排除了整体经济因素效应,而强化了行业的特定因素,包括了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于平均水平的行业因素的效应。这个指标大体上能捕捉到一些有关技术转移、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市场制度的改进等等信息。表1的分析结果可以与主流文献形成较好的对照:在外资企业占主导的17个工业行业中,有13个行业在1991-2

005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相对值出现了负增长。很明显,正如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对中国工业效率存在正的影响,但是,现实情况同样符合结构主义和激进理论所判断的负面影响,综合而言,占主导的是负面影响。

我们还可以对1991-2005年期间30个省区的工业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外资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2005年仅有6个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福建)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在这个背景中,所涉及的这6个省市的绩效与行业分析结果略有不同。从相对劳动率标准判断,1991年这6个省区的工业都不能视作是劳动密集型的。到2005年,6个中有2个(广东和福建)转变成为劳动密集型。因为这两个省的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确实远比其他省区高,或许可以说,在空间分布上,外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符合比较优势原则。与此同时,从空间分布看,外资企业也确实表现出有利于促进资源配置效率:六个省市中有4个在1991-2005年间相对劳动生产率都出现负增长,仅有天津和江苏例外。恰恰是这两个省市在1991-2005年期间出现相对全要素生产率为正增长,而其余4个省则出现负增长。显然,这些区域数据分析结果,大致上与行业分析结果相同。

行业-区域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实际情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预期,但是,由此就认为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强烈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却是不符合事实。上文的分析结果,一方面固然是符合主流新古典论断,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以及外资企业的运作有助于工业行业和区域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同样符合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导致劳动生产率进步停滞、以及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关于外资企业有可能扭曲行业或区域的经济结构的批判性论断。上文的分析结果,是大部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总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始终还是偏向于负面的。

最后,作为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行业-区域分析的结束部分,下文试图对行业-区域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上文的分析仅仅考察了外资企业占主导的行业和区域,而不是全部数据,这对于总体上分析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表现来说,关注面可能显得过于狭小。从另一个角度看,上文的分析又有可能显得过于一般化,因为分析其实只是考察了有关行业-区域的特有因素对它们的相对生产率表现的影响,却并没有从各种特有因素别突出高于平均水平的外资企业增加值比重这个因素。对总体数据的统计分析有可能弥补这两方面的不足。特别地,可以假定一个行业或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a)由行业或省区的总规模(由总增加值v表示)和行业或省区外资企业增加值所占的比重(vf/v)决定,即:

lna = a + blnv + c(vf/v)

从两方面来看,这个分析框架应该是可取的。其一,将v作为a的解释变量,意味着该分析考虑到了行业或省区的特定增长路径,即考虑到可能存在着规模经济或集聚经济;其二,在进行跨区域的比较中,这种分析将有助于检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产生的部门内溢出效应、以及外资促进结构和制度变动的效果。这是因为,这种溢出效应和变动一般应该是主要在同一个省区之内发生作用的。最后,值得指出,变量vf/v反映的是外资企业在一个特定行业或省区渗透的累积效应,对2005年一年数据的分析,将能为判断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工业中的累积影响提供一个推断依据。 结论

现有主流研究文献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分析,大部分都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们倾向于假定,外商直接投资的性质是代表了对接受经济体而言是一种“净增加”的资金、技术或制度资源,相应地,它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评价只能是肯定的。然而,这些纯粹依系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显得关注面过于狭小,由此衍生的判断就大有可能有失公允。事实上,相关的理论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其他理论传统,它们并不将外商直接投资仅仅视为可以利用的新资源,而是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还承载着其他特性,有可能对后进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本文试图超越狭窄的纯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诉诸于更为宽广的理论文献,以此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的主要分析发现是,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的的确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恶化了生产性效率,而两者

综合起来的作用应该是倾向于负面的。

上文谈及外商直接投资以及整个外资企业部门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可引伸,可以进而分析那些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工业行业和省份的相对经济绩效表现。在某个行业或省份中外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比重这个指标,所显示的,是从起始年度直到考察年度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该个行业或省份的累积渗透,因此,分析这个指标与这些行业或省份的绩效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测试主流经济学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转移、溢出效应、制度和结构变迁等等改进效率论述的假说,也有助于考察结构主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扭曲或扼杀国内产业发展的假说,以及激进主义的劳动非技能化假说的现实解释力

外商直接投资论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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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勤跃.金砖四国：经济转型与持续增长.经济学动态，2010（10）.

作者简介

马文秀，女，1966.2，教授，河北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和西方经济专业硕士生导师，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乔敏健，1991.5 ，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经济。

外商直接投资论文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收入效应；食品工业

【作者简介】徐会苹，河南农业大学讲师，博士，河南

郑州450002

【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5-0132-05

引言

据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中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行业收入差距，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食品各行业收入（烟草制造业除外）处于全国各行业收入的较低层。2010年全国各行业平均工资为36539元，而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平均工资分别为23507元、19091元、21700元。仅略高于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养殖业、种植业等农业各行业，而在食品工业各企业中，有98%来自广大的农村。如何提高这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当前中国的一个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中国食品工业。不仅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带来食品工业就业数量的挤入、挤出效应，同时会对食品工业的就业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理论上讲，外资进入食品工业会通过影响食品工业的技术进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从而带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变动。但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转型国家，在把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卷入到工业化进程中，因为非熟练劳动力有无限供给的特点，使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速度极其有限。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推力。是否能有效提高食品工业工人的收入水平，还有待验证。

一、国内外对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影响的研究文献

Aitken，Harrison and Lipsey（1996）分别研究了墨西哥、委内瑞拉、美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各国工资的关系。结果显示，尽管3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远，但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于工资水平的效应是相同的，高外商投资额带来了高工资水平。所不同的是，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影响到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提高，对内资企业工资水平影响较小，内外资企业工资水平有较大差距；而在美国内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相差较小。体工资水平影响显著，其作用程度要大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对工资水平的影响，但对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工资水平影响并不显著。祁湘涵（2009）从不同所有制角度。实证分析了外资直接投资对不同类型企业工资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工资水平提高的效应明显低于非国有内资企业。陈怡、周曙东、王洪亮（2009）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从而缩小了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工资差距；并用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比中西部更为显著。从而客观上扩大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周启良、湛柏明（2009）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三大经济地区就业数量、质量的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三大经济地区就业数量、质量影响都呈显著的正向影响，且东部地区效应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三大地区就业数量、质量都呈负向影响。

众多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工资水平拉大的原因主要是教育的问题，如国外学者Feliciano（1993）、Robbins（1994）、Velde&Morrissev（2002），国内学者也基本认同该观点，并且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外资拉大中国工资收入差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低技能劳动者供给丰裕。学者Zhao（1998）从博弈的角度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工人就业和工资上涨的影响。外资企业可以有更多国家的选择机会，所以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可以影响到就业和工资水平。如果单个外资企业与全国性的工会进行谈判，因为存在勾结和威胁效应，外资企业会减少就业数量或降低工资水平；如果是众多外资企业与全国性的工会进行谈判，外资企业对就业和工资水平提高的负面影响更大。

由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差距方面：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拉大了蓝领与白领工人的工资收入，实证研究结论也各不相同。国内学者对此方面研究涉及到多方面。部分学者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的效应；部分学者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效应；当然更多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资水平的效应。本文研究主体是中国食品行业，下面主要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食品行业工资水平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受数据所限，文中仅就外资流入中国食品工业后对中国食品工业整体工资水平影响进行分析。

二、模型设定及数据选用：

（一）模型设定：

利用科布一道格拉斯函数。

Q=AF（KdKfL）=AKαdKβfLγ

根据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对L求导，得出：

W=γAKαdKβfLγ-1

两边取对数，有：

LnW=Lnγ+LnA+αLnKd+βLnKf+（γ-1）LnL+μ

假设A=KαdKβf则：

LnW=Lny+（α+γ）LnKd+（β+θ）LnKf+（γ-1）LnL+μ

由于FDI的流量与存量分别对工资发生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因此，模型最后设计为：

LnWt=C+C1Ln（Kf）t+C2Ln（Kd）t+C3Ln（TKf）+C4Ln（TKd）t+C5LnLt+μt

Wt表示食品行业t年从业人员的平均货币工资水平

Lt表示食品行业t年从业人员年底数量

Kft表示食品行业t年FDI流量

Kdt表示食品行业t年总资本流量除去当年FDI流量

TKft表示食品行业t年FDI存量

TKdt表示食品行业t年总资本存量除去FDI存量部分

（二）数据选用：

全国各省市区域外商直接投资、食品工业各行业就业各相关数据来源于2000-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1-2011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4年数据来自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2005年《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未出版）。

三、模型回归结果：

文中用2001-2010年中国31个省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对食品行业中的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对于本属于食品次级行业的烟草制造业，文中并未分析，主要是因为烟草制造业国家外资政策限制较多（外商直Feenstra and Hanson（2001）用1975-1988年墨西哥加工装配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墨西哥熟练工人工资水平提高的效应，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增长与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部分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地区，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的一半以上影响力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Lipsoy and Sjoholm（2002）发现外资并购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并购的当年及其后的两年，工资水平都会出现大幅上涨，超出内资同类企业工资水平的50%左右。Markusen and Venables（2002）专门研究了跨国公司（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办演者）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指出，跨国公司通过作用于要素市场而影响劳动力工资水平。不管是熟练劳动力充足的国家还是非熟练劳动力充裕的国家。投资自由化的环境均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Driffield and Girma（2003）用联立方程模型的方法。用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英国电子行业工资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外资企业工人的高工资水平会刺激内资企业工资水平上涨，但这种效应主要发生在外商直接投资区域。Taylor and Driffield（2004）用1983-1992英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英国日益增加的收入不平等的效应，尽管控制了通常使用的影响工资不平等的两个重要解释变量——技术和贸易，外商直接对英国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依然非常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解释11%的工资不平等。Lipsey and Sj8holm（2004）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尼西亚制造业就业的溢出效应，首先理论分析了外商投资企业付给员工高额工资的原因，并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到内资企业提高员工工资水平，然后通过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印度尼西亚工资水平的效应。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蓝领和白领工人工资水平提高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对白领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效应要两倍于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Girma and Gorg（2006）用差分方法分析了外资并购对熟练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并购的外资来源、企业所从事的行业、技能工人数额是并购对工资水平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来自美国的外资并购对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工资水平提高影响显著，而来自欧盟的外资并购对所有工人工资水平提高影响不显著。Chintrakam，Herzer，Nunnenkamp（2010）用美国1977-2001年48个州的面板数据，用协整方法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美国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长期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美国收入差距影响较为显著，且是负向影响。但各州之间长期效应各不相同。Girmaand Taylor（2010）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加大了国家收入不平等，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不同地区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有很大不同。

国内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质量的研究文献也较多。蔡昉（2004）详细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的贡献，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对中国就业数量、就业结构起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比较为灵活的用人机制，改变了中国传统单位的用人体制，加快了中国劳动力的区域间、企业间的流动性，工人可以通过“跳槽”的方式来体现劳动报酬与劳动强度、劳动能力相一致。杨泽文、杨全发（2004）用2001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的效应，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均对工资水平提高都呈正向影响。陈利敏、谢怀筑（2004）实证分析后指出，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高素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但对简单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外资参与程度较高的行业，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较高，但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较低；外资对东部地区工资水平提高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明显。总的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拉大了熟练劳动者和非熟练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也扩大了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周华（2006，）理论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会提高中国熟练工人的收入，而对非熟练工人工资影响不明显，这样就拉大了收入差距。并用1985-2003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收入的影响。得到了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的结论。任志成（2006）研究后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起到了推动作用。任志成（2007）进一步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劳动力质量提高，并深入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技能升级的作用机制。（1）外商直接投资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通过付熟练劳动力高工资形式，刺激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高，也会刺激和支持中国的教育发展；（2）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也会带来劳动者劳动技术的提高，提高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徐琳琳（2007）采用1985-2005年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资水平的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总接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烟草制品业属于限制类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额非常少，甚至个别年份为0，分析烟草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形成回归分析不具有统计意义。在回归过程中采用了Eviews6软件，回归过程中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是采用固定效应或是随机效应，检验结果P值都接近于O，因此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最终选用固定效应回归结果。以下表1是外商直接投资对食品各细分行业工资水平效应回归结果。

食品加工业：从下表1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国内资本存量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国内资本流量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而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影响并不显著，最可能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工资水平影响的滞后性。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呈正向影响，这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增长0.17个百分点。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工资水平直接影响的效应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主要就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工资水平的间接影响方面。因此，食品加工业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增长0.17个百分点。同时，国内资本存量对食品加工业的工资水平的影响也较大，国内资本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增长0.47个百分点。

食品制造业：从上表可以清晰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国内资本存量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原因同食品加工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资水平影响的时滞性。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呈正向影响，这也和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16个百分点。同样。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工资水平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主要就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方面，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16个百分点。同时，国内资本存量对食品制造业的工资水平的影响也较大，国内资本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增长0.31个百分点。

饮料制造业：从上表可以清晰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国内资本存量、行业从业人员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影响不显著，原因同食品加工业和食品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工资水平影响的时滞性。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呈正向影响，这也和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34个百分点。同样，因为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对工资水平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方面，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34个百分点。国内资本存量对饮料制造业的工资水平的影响也较大，国内资本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27个百分点。

四、基本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对2000年以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食品各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显示：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食品各行业，各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都显著提高。但不同细分行业，影响大小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影响效果最为显著。饮料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饮料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34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影响效应也较大。食品加工业中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加工业工资水平增长0.17个百分点；外商直接投资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提高影响效应最小。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食品制造业工资水平增长0.16个百分点。

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

一是随着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加，食品工业各行业的工资水平都在显著提高。这一方面是食品工业外资进入并随之带来的技术水平提高。因而有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进而带来了工资水平提高；另一方面是外资进入带来的食品行业竞争加剧，各企业为生存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并最终提高了工资水平。因此，从提高食品工业收入水平的角度，外资进入带来了积极的效应。

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对饮料制造业的收入效应最为显著。饮料行业是中国最早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也是中国当前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目前市场已进入成熟期。按照经济周期理论，外商直接投资对饮料制造业的收入效应等各种积极影响今后可能会日渐减弱。而负面的影响将会日益凸显，从这个角度来看，饮料行业引进外商资本时应该合理谨慎。

外商直接投资论文篇7

内容摘要：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活跃。在当前外商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中，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份额急剧增长。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扩大也带来了更深远的溢出效应。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进行了相关评价，以期对今后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服务业 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 （FDI）作为效率最高的生产要素发展迅猛，早期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服务业只是作为制造业的补充而转移海外。近几年服务业FDI持续增长，占全球FDI的2/3以上，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成为FDI高速发展的新动力。《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显示由于服务业母国和东道国服务部门的跨国程度，特别是以知识和技术传递为特点的知识型服务业的跨国程度，仍然落后于制造业，因此外资在将来还存在着进一步向服务业转移的空间。

目前，国内外关于制造业FDI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较多，但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主要对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研究进行相应的整理和评论。

国外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Stephen H.Hymer（1960）最早在他的博士论文“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中突破了传统国际资本流动理论的束缚，提出垄断优势理论，开创了以FDI为对象的新的研究领域。垄断优势理论以垄断优势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行为，指出企业之所以直接投资就在于具备当地竞争者所没有的某些优势，这是在国外竞争市场成功的条件。垄断优势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不完全或不完全竞争市场，这些垄断优势的存在使得跨国公司不仅能抵消东道国的本土优势，还可以帮助跨国企业获得收益，这是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力。此外Hymer还特别强调了技术与知识资产在垄断优势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J.Dunning（1986）在融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折衷理论（三优势理论），J.Dunning认为FDI的发生需要具备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决定跨国公司对外FDI的直接动力，但不足以解释FDI，必须引入区位优势的思路。跨国公司进行FDI必然要考虑承接国的区位因素，并且区位优势不仅决定东道国对FDI流向的吸引力还决定了FDI的产业结构和行业类型。三种优势结合在一起是FDI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折衷理论最早在制造行业论述，1989年J.Dunning在《跨国企业和服务增长：一些概念和理论问题》中将折衷理论扩展到服务行业部门，认为折衷理论的模型基本适用于服务业，并进行了部分修正补充。这些补充增强了折衷理论对服务业的适用性。

前期关于FDI的基础研究一直在试图解释FDI的发生机理，决定因素等，为进一步研究FDI对东道国的影响及其溢出效应奠定了基础。基于东道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理论，最早是Rostow根据发展经济学提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利用外资改善经济起飞阶段的资本短缺约束。对于FDI与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研究，最著名的还是Chenery&Strout提出的两缺口模型，认为外资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经济增长。

中期，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背景下，关于FDI影响的讨论日趋集中于探讨它的溢出效应。理论研究方面，Lall（1980）最早提出FDI的技术溢出渠道，认为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的生产率和生产效率产生影响，可以通过技术的非自愿扩散而促进东道国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Grossman，Helpman（1991）是最早在“Innovation and Growth in the Global Economy”中提出知识溢出的见解，他们认为国家之间除了技术转移上相互依靠，还相互学习制造方法、组织模式、营销策略以及产品设计等，FDI会带来管理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会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FDI溢出效应最著名的解释源自Magnus Blomstrom，Ari Kokko（1996）在“The impact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Host Countrie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Evidence”中所作的定义，它指出FDI资本内含的人力资本、投入等要素通过多种渠道而导致东道国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一种外部效应。

关于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方面，最早是Caves（1974）选取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1966年制造业的横截面数据，发现两国制造业都存在着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同外国分支机构的参与程度显著正相关的关系。在此之后Blomstrom，Wolff（1994）利用墨西哥的工业生产水平的时间序列数据，得出了外资企业的渗透正向影响东道国企业生产率的结论。Husian，June考察1970-1988年间的经济数据，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回归方法分析出FDI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溢出效应。

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正向溢出效应。代表性的研究有：Haddad， Harrison（1993）选取了摩洛哥1985-1989年间制造业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考察后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Harris， 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对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和产业中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的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相应的行业溢出效应、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都不明显，比较而言行业间溢出效应较前两种相对明显。

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Goldsmith（1969）提出一国经济增长状况和本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

Markusen（1989）研究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会对国内服务企业产生部分挤出效应，但由于服务行业的竞争又会导致国内对该服务更大的需求，替代效应小于规模效应，服务业的FDI有显著的正面溢出效应。Manuel R.Agosin， Ricardo Msyer（2000）考察了1970-1996年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数据，发现期间服务业FDI在亚洲各国有正向的挤入效应（互补效应），在拉丁美洲各国有负向的挤出效应（替代效应），在非洲各国没有显著的关联性。他们认为FDI的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主要受各国外资政策、国内总投资率等因素影响。

国内关于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研究

国内关于FDI及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且主要是借鉴国外研究的一些模型和理论来研究。

定性研究方面，薛求知、郑琴琴（2002）认为经典的FDI理论对制造业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但这些理论却不能很好的解释服务型跨国公司的出现。他们从需求、供给、竞争、壁垒以及声誉五个方面研究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现状，同制造业相比服务业FDI出现和扩张动因都不同，传统的折衷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服务业FDI中的新现象。李慧中（2004）通过比较服务业与制造业贸易与投资动因的差异，认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品差异与规模经济最能说明当前的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动因。

陈涛涛（2003）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一同作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溢出效应的行业要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出当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结论。姚洋、章奇（2001）认为FDI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省内部，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明显，FDI的进入在传播先进技术方面作用不大，主要通过人员或其他信息流动等起到作用。何洁（2000）就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技术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人口数量、产业结构、地理位置等变量对吸收FDI外溢效应的能力影响进行了分析。殷凤（2006）指出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劳动力供给等是影响服务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因素。

庄丽娟、贺梅英（2005）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机理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服务业FDI对中国经济具有促进作用，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就业、贸易效应显著，并且进一步地指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中国服务业增长的原因，但是中国服务业增长却不仅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原因。

陈浪南、陈景煌（2002）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选取1982-1998年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逐年增加，1982-1991年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均不到0.1%，而1992年以后贡献率在0.4-0.6%之间，并且还可能被低估。薛敬孝、韩燕（2006）利用中国1999-2002年服务业9个部门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外商投资在总行业总投资中的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服务业的平均生产率就提高0.14个百分点。

查贵勇（2007）选取1997-2005年中国服务业的样本数据进行考察，得出中国服务业总体引入FDI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中国服务业吸引FDI每增加1%，会带动增加0.1757%的服务业产值。此外，服务业总体及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引FDI具有显著正溢出效应，而劳动力和物资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吸引FDI具有不显著的负溢出效应。查冬兰、吴晓兰（2006）通过对江苏省服务业1998-2003年间的行业数据，得出服务业主要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行业经济增长有不同影响的结论，其中房地产行业引入外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比较大，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而社会服务业对地区生产总值无显著影响。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并不支持我国服务业FDI显著正向溢出效应的结论。马莉（2001）认为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技术上和管理能力上的优势，在与我国本土企业的同业竞争中一般处于上风，但某些行业本土企业和外商企业技术差距较大，模仿学习效率不高，因此FDI在我国产业内产生负的溢出效应。潘文卿（2003）使用30个省市工业部门的面板数据发现，虽然外商直接投资在总体上外溢效应为正，但在分区域研究中发现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未跨过外商直接投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外商投资对当地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不明显甚至是负的，存在“门槛效应”。许和连（2007）利用中国1999-2003年35个工业行业的Panel数据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实证检验了中国FDI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FDI企业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途径产生积极的水平链接溢出效应，而后向链接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结论

综合以上文献，本文对国内外学者关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给出如下评价：

第一，大部分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其研究路径和方法都沿用制造业FDI的分析理论。但是，服务业尤其是新兴的服务业，应有一套独立的，适合于无形产品的分析系统。

第二，目前关于服务业FDI的研究相对地集中于定量或定性研究，较少有全面地分析溢出效应的论证手段。

第三， 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的是产业内溢出效应，多角度地从产业内、产业间溢出效应来分析服务业FDI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第四， 近年来的研究集中于宏观、全行业的研究服务业FDI的溢出效应问题，缺乏具体行业的细化分析。

参考文献：

1.陈涛涛，狄瑞鹏.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阶段性特征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7.

2.沈坤荣.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1999

3.杨春妮.承接服务业国际转移：中国区位比较优势的实证[J].国际贸易问题，2007

作者简介：

周洁（1988-），女，安徽六安人，现就读于上海大学国际与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外商直接投资论文篇8

一、引言

目前，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增加资本积累和提升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FDI）正在以自身所蕴含的先进技术、科学管理、人力资本以及充裕资金等资源对东道国增加资本积累、实现技术创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强大动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通过自主创新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外部技术提升自身技术水平，而后者则常常被视为能够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技术差距且被积极选择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途径和方法。外商直接投资就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来影响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的。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吸引外资流入，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人员培训和流动效应以及前后相关联效应的作用，[1]实现不断提升本土技术创新能力的目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在“以市场换技术”的外资战略背景下，希望通过积极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来获得蕴含其中的国外先进技术。自1993年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量在发展中国家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额达527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到2003年底，累计利用外资总额已突破5 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流入，对于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和利用、增加国际收支盈余等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2]。

近年来河北省经济总量实现较快增长，经济发展环境得到较大改善，经济结构得到合理调整，外资引进速度和规模有了大幅提升。大量外资流入为河北省发展经济提供了资本支持，与此同时，也为本土企业技术进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河北省引进外资的规模与经济发达省份相比还有巨大差距（见表1）。例如，从2003年以来，江苏省一直是我国引进外资最多、利用效率最高的省份。自2011年起江苏省实际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200亿美元，协议利用外资连续5年突破500亿美元；外资企业的GDP贡献占全省经济总量的一半。随着我国外资流入量的急剧增加以及国家创新系统的建立，国内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也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此同时，许多学者针对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创新的关系以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并取得了众多有价值的结论[3]。本文选取河北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情况的实践考察并结合理论进行深入分析，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对区域内技术创新是积极影响还是抑制影响，以及具体的影响程度大小。

二、文献回顾

随着中国政府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不断出台，外资流入规模得以扩大、流入速度持续提升，然而东道国是否能够获得外资中所蕴含的先进技术，成为学者们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并没有将外资技术扩散与外资溢出效应区分开来，从而导致针对外资技术扩散与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缺乏一定成效。张海洋（2005）[4]对于外资技术扩散和外资溢出效应给出了较为详细的界定。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外资技术溢出以及对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Mac Dougall（1960）[5]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学术界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内的外溢效应主要是通过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跨国公司人员培训和流动等渠道发生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对东道国相关产业产生系统性的技术外溢效应。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问题，目前学术界还有不同观点。这些文献大致分为两类：一些学者已经从不同视角、利用不同的方法或依据不同层面数据进行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外文献中Dimelis和Louri（2002）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6]。国内学者中，蒋殿春等（2006）[7]从行业特征?c外资技术溢出的关系出发，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大部分行业产生了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行业中那些学习吸收能力强，自身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往往表现出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果非常显著。吴静芳（2011）[8]研究结果表明，在限定了区域性特征以及专利类型后，外资对我国东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具有显著性，主要表现在“发明专利”技术创新活动领域。姚洋（1998）[9]利用计量分析方法，针对特定行业的外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认为，溢出效应在省级层面上显著。

另有一些学者Konings（2001）等[10]，Harris与Robinson（2004）等[11]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了东道国的技术创新水平，没有对东道国的技术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王春法（2004）[12]与董书礼（2004）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13]。潘文卿（2003）[14]则更为详细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不明显的原因。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外溢存在着“门槛效应”，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处于外资起积极作用的“门槛”之外，因而外资的作用发挥的不显著。何洁（2000） 通过对我国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较早地发现了外资对工业部门的技术外溢存在着“门槛效应”。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16]则从我国本土现有吸收机制不健全、缺乏较强的吸收能力方面验证了存在“门槛效应”，因而使得外资对我国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无法产生明显的促进作用。

基于对以上国内外文献的分析，笔者认为：学者们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中国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即外商直接投资能否通过技术溢出促进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还有很大争议；相关研究中选取研究对象较为狭窄，影响了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效果。另外，由于国内学者较少在技术创新领域进行定量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差异的综合研究相对滞后。下面笔者将通过选取河北省2007―2012年的面板数据，设定回归模型，对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技术创新与区域特征等变量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以考察和揭示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和特征。

三、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定

（一）模型的设定、数据来源与说明

笔者根据面板数据模型的建模思想，将技术创新产出作为新知识产出，构建了与新知识产出相关的具体生产函数。在大多数文献中指出，技术创新产出的过程离不开人力资本、资金投入以及物质资源等要素投入，因此我们利用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

Y=f（L，K，A）

其中，Y作为技术创新产出量；L作为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技术人员数量，通常表示为人力资本投入；K作为科技研发活动中科研经费投入量，通常表示为科技资金投入；A表示为其他能够影响技术创新产出的因素。

在确立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目标后，笔者借鉴了已有计量模型设计思路（何洁，2000；冼国明等，2005；叶娇等，2014），构建了如下具体经济模型：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LnFDIi，t+ε（1）

LnPANi，t=γ+β1LnLi，t+β2LnKi，t+β3Xt×LnFDIi，t+ε（2）

（1）（2）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地市和年份；ε表示随机误差项。PANi，t代表技术创新产出，Ki，t代表科研经费投入量，Li，t代表科技人员数量，FDIi，t代表实际利用外资额。Xt×FDIi，t中的X显示的是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本地企业类型，这些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进行交乘综合反映对河北省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不同影响。通过利用Xt×FDIi，t的“交乘解释变量”来考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以及本地企业类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各种差异性表现[17]。由此，（1）式通过研究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探讨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是否对本地技术创新产生影响，（2）式进而研究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在外商直接投资与相关条件的联合效应状况下的变化程度。

本文以河北省2007―2013年11个地市的数据为样本，统计数据来自各年度《河北经济年鉴》《河北科技年鉴》《河北省知识产权年报》，部分数据为笔者根据数据库公开数据计算获得。通过利用河北省地市面板数据可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全省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本文所有数据通过EXCEL以及STATA进行整理汇总，数据分析过程中，为了消除变量的异方差，对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从而使解释变量的系数直接表示为弹性便于比较研究[18]。

为了提高模型估计过程中结果的精确度，我们在模型中充分利用了面板数据技术，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既可以增大样本量及自由度，还能够减少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本文前期计量检验过程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时，在系数估计结果上有一些差异，通过进行Hausman检验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较为稳健，但是截面相关、序列相关、异方差问题还会存在。

本文选取数据具有截面较大而时间序列较小的特征，因此，在不考虑序列相关性条件下，采用stata.12软件的“xtscc.fe”命令作为一个综合的处理方法可以消除截面相关以及异方差等问题。

（二）相关指标定义

被解释变量：技术创新产出。在建立技术创新指?耸保?已有文献中的选取方式有：采用新产品销售额、专利授权量、专利申请量以及新产品项目开发数量来体现技术创新水平。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专利申请量更多地代表国家创新能力和水平，以及科研人员通常会选择申请专利来保护其知识产权，所以选择专利申请量代表技术创新产出是比较合理的。

核心解释变量：（1）人力投入量，一般采用科技研发过程中的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来衡量，这主要是因为科技活动人员是技术创新的核心技术人员，其数量和水平决定着企业的技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2）科技资金投入量，采用河北省各地市科学事业经费支出衡量科技资金投入量。（3）外商直接投资，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表示河北省各地市外商参与水平，将外资利用额以美元统计的原始数据，通过各年年均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统计量来表示实际利用外资额。

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吸引资本的能力越强，技术创新的基础条件越好，这也能说明在示范―模仿效应中，经济发达地区往往能够较快更好地进行技术模仿。在此采用河北省各地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2）经济结构模式。在我国制造业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状况往往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重大影响。基于上述考量，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作为代表经济结构模式的重要指标。（3）基础设施建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体系完备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并且也为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相关文献中，多以年度用水量、年度用电总量、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公共汽车客运总数、公共绿地面积等指标来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在我国三次产业中第二产业相对于第一、三产业而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较强，因此，能够作为衡量地区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本文选取人均铺装道路面积来表示。（4）人力资本存量。已有文献中表明了评价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时，人力资本存量这一影响因素不能忽视。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是本土企业对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坚实后盾，是竞争效应、示范―模仿效应的基础。目前我国还没有较为权威的人力资本存量计算方法，叶娇（2014）[19]采用了当地高校数量表示人力资本存量；李筱乐（2014）[20]认为选取教育经费支出来度量人力资本存量程度较为适宜；也有以在校中学生或在校大学生比例来表示[21]。本文采用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地区人力资本存量。（5）本地企业类型。企业类型在外资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过程中也是一个关键性要素，同时它也影响着外资企业对本土企业的技术状况。一般来说，这种状况的程度与内资企业、外商及中国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在当地的分布情况有关。基于对以上因素的考察，本文采用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与当地工业总产值的比值作为地区企业类型的指标。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时，要考虑适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s），我们通过Hausman检验来选择。检验结果在5%水平上显著，应当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s models）。利用stata.12软件的相关命令进行综合处理解决了异方差问题。对表2的回归检验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模型1检验了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水平的关系，模型2―模型6研究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模式、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存量、本地企业类型与外商直接投资的联合效应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的影响。经检验模型的DW检验值均在合理范围以内，说明误差项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模型的修正判定系数虽然整体不高，但是这样的拟合值对于面板数据模型来说是可以接受的。由表2给出的回归检验结果，分析后得出如下结论。

1. 通过对科技人员、科研投入水平与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之间关系的研究，从第一个模型中给出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为0.17，反映出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确实存在正溢出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在河北省表现出很强的显著性。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在促进河北省技术创新水平过程中，相比较其他因素的贡献度，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的贡献度占比是非常小的，其系数与结果中的科技资金投入系数为0.47、人力投入系数为0.59相比较，结论非常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总量还比较低，表1的数据显示，河北省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非常低，没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和强大的经济发展动力，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就没有优势可言。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等因素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贡献度较小。

2. 模型中加入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项之后，反映了经济发展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两者的交互项系数显示为0.017，系数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从结果上看，联合效应的系数值虽然降低了，但也能够说明无论本土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只不过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这种外溢效应的作用越大[22]。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外商投资对本土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产生了正向作用，在河北经济发展水平状况下这种溢出效应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可能的原因是，河北省虽然处于中国东部地区，但是与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为发达、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更强的省份相比，河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对外资先进技术具有更强的吸收能力，也没有为外资的溢出效应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必要技术条件。

3. 模型中引入经济结构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后，回归结果表明虽然两者的交互系数为正，但是系数值显示为0.038，数值明显的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说明经济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并没有提供更强的贡献度。笔者认为，由于在模型设定中经济结构的指标选取是采用第二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值表示的，表明了第二产业在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正向促进方面贡献度较小。由此，经济结构在外商投资技术创新中的促进作用的贡献度较小。另外，企业类型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的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18，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且结果并不显著。本地企业类型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没有?Ю唇衔?明显的正溢出效应，说明在较高比重的国有控股企业水平下，本土企业技术更新缓慢、自身缺乏较强的吸收创新能力导致了外资技术溢出作用不明显。叶娇等（2014）[23]利用江苏省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过类似的结论。

4. 通过对“投资硬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两者的交互项系数为0.067，系数值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说明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和质量为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而且显著性水平在1%，正溢出效应非常显著，但贡献度偏小。我们认为，两者的联合效应系数未能高于外商直接投资系数值，可能的原因在于河北省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区域性差异，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备。以上因素导致在本土已有的基础设施水平下，没有形成吸引具有较高技术素质外商投资的优势条件，也没有提高外溢效应的质量和规模。

5. 通过对人力资本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联合效应检验，结论显示本地人力资本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的溢出产生了正向效应。但交互系数为0.059，依然低于模型1中的外商直接投资系数0.17。这说明河北省人力资本存量虽然发挥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基础性作用，但是依然没有形成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的强大后盾。这一点模型结果给出了说明，即每提高1%的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创新水平仅提高0.059%。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利用河北省11个地市的面板数据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技术创新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给河北省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对提升本地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发挥了非常显著的积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北省技术创新的正向溢出效应系数为0.17。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本存量也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其他要素相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本存量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对当地技术溢出效应方面发挥的作用较大。从实证结果来看，河北省经济结构以及本地企业类型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产生了正向作用但在统计上表现得并不显著。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外资引进量看，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系数为0.167）明显低于江苏省（系数为0.193）。从全国范围来看，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系数为0.161）[24]，这一点与河北省在全国层面上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