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企业法范文

外商投资企业法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法;法律转型;公司法;前置审批;商业登记

中图分类号:DF 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3—0017—10

自上世纪70年代末期至今,为了配合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立法机关颁布多部鼓励外商投资的法律,国务院和外商投资主管机关了多项行政法规和数量庞大的部门规章,形成了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为核心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体系。根据《合伙企业法》第108条的授权,国务院于2009年11月25日颁布《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外资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增加了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形态,形成了“三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的独特法律结构。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是在旧有法律的夹缝中制定出来的,是与内资企业法相对独立的法域。外商投资企业法的颁布实施,打破了原有法律和体制的约束,提升了境外投资者在华投资的自由化程度,增强了我国利用外商投资的能力,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业已形成,外商投资领域呈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和趋势,原有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历史局限性逐渐显现。在现实情况下,我们需要审慎评估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实施状况,准确把握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外商投资企业法的模式。

一、投资环境从市场竞争向法律竞争的转型

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初期,长期面临资金、技术、市场乃至法制方面的供给短缺。为了吸引外资以及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国家在土地、税收、外汇等方面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多种优惠,形成了外商投资企业生存的独特政策优势。同时,我国原有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庞大,经济发展空间巨大,外商投资企业获得了发展的市场优势。凭借这些独特优势,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快速发展,不仅带动了内资企业的发展,还提高了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经过30年努力,我国已成为国际资本投资的重要目的地国。截止2011年底,我国累计利用外商投资约96 000亿美元,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超过70万家,外商投资的利用规模逐年增加。

通过大规模利用外商投资,我国成为世界重要生产基地之一,促进了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家用电器及普通机电产品等一批初具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形成,金融、物流、商贸等服务业对外开放顺利推进,服务业整体水平迅速提高。笔者认为,我国在30年间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主要归因于独特的政策优势和市场优势。然而,这种政策和市场优势正在减弱。

一方面,我国早期施行的吸引外商投资政策,反映了以市场换资金和以资金换技术的思路。在政策实施初期,社会各界对这种做法还比较宽容。经过30年改革,国内资金渐趋充沛,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国内科研能力明显提高,生产能力迅速增强。在这种背景下,对外商投资企业独享政策优惠的问题,社会各界产生分歧,多数人认为应给予境内外投资者以同等待遇,应逐渐取消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的特殊待遇。随着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改革以及更多内资企业获得了国际贸易自,原来由外商投资企业享受的许多优惠已走向尽头。

另一方面,凭借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价格偏低的阶段性优势,我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制造工厂”。根据2005年度中国外商投资企业500强排行榜,外商投资企业销售额500强中,制造业领域占据八成,专家认为这依然与我国属于劳动力密集型国家有关。随着社会观念的改变,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提高,原材料价格的攀升,原有的市场优势正在减弱,甚至出现了外资转移他国的现象。

伴随着政策和市场优势的逐渐丧失,法律竞争自然成为我国参与国际资本竞争的重要手段。必须看到,国际资本因其趋利属性,自会流向社会环境稳定、成长性高、法律管制宽松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吸引国际资本,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投资便利化的法律制度,有些地区采取了“朝底竞争”(race to thebottom)策略参与法律竞争,即减少本国法律在投资方面的各项限制,为在本国设立和运营公司提供最佳的投资环境。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慕大和美国特拉华州等小型经济体采用“朝底竞争”的策略,吸引了数量众多的著名公司在该地区注册公司。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资本要素的投入和积累在相当长的时期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全球化时代,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将吸收国际直接投资作为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竟相实行鼓励性政策。即使是发达国家都在努力改善投资环境以扩大吸收外国投资的规模,尚未完成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中国更没有理由排斥外资”。我国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部分地掩盖了我国法制建设上存在的缺陷,也遮盖了行政机关过度管制带来的诸多不利。必须看到,在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外商投资企业法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立法者既要积极进取,加强投资便利化的立法,又不能无度施以政策和市场优惠。社会各界应关注以往吸引外商投资中存在的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及时改善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法律环境,妥善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制度瓶颈,发挥法制建设在促进投资上的作用,实现从政策和市场驱动型经济增长向法律驱动型经济增长的转型。

二、投资模式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型

外商投资企业法范文第2篇

一、双轨与并行:历史过程中的无奈与权益之计

外商投资企业法作为特别企业形式的立法，它本来应是在公司法颁布之后进行，应该在公司和有限公司等基本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完全统一和确定的基础上进行。然而，中国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决定了企业立法不可能按一般的立法模式循序渐进地推进，相反，它是完全追随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步伐而亦步亦趋地形成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1979年，中国经济立法才刚刚起步，当时还没有任何其他企业立法，甚至连《民法通则》都还没有的时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就颁布了。接着到80年代中期，即1986年又颁布了《外资企业法》,1988年颁布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而作为这三个外商投资企业法基础和前提的《公司法》，几经周折，到1993年才颁布。

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自成体系及其与公司法的前后倒置，当然有其历史的客观原因。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比较单一，企业形式基本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数不多的经济法律法规，也基本上是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制定的，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适用不同的企业法。因而，作为新兴的外商投资企业，无法与既有的企业形式对号人座，一开始就不得已走上了一条独立于内资企业立法的路子，除了三部完整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之外，还分别制定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登记、会计、财务、劳动、工资、保险、福利、工会、外汇收支管理等专门性法律、法规。由此可见，形成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并行的格局，并非企业法科学体系建构的要求，也非立法机构的刻意安排，而完全是顺应当时吸引外资和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法律调整的迫切需要，其根本的原因则在于:第一，在企业形态上，当时内资企业中尚无典型的、为外商投资企业所采用的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是三种外商投资企业形式催生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第二，为吸引外资，从公司的设立到公司的组织机构和管理，的确需要建立和实行一套外商投资企业特有的制度和规则，如可行性论证与合资合同、投资总额与注册资本、出资的分期交纳、董事会的单一管理等。虽然这一立法的历史进程背离了按部就班的立法逻辑，但它又是无奈的权益安排，是不得已的立法选择，时势造法，是谓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写照。

其实，有违立法逻辑和顺序的又何止外商投资企业法，整个中国企业立法走过的都是一条崎岖、异常的道路。中国的企业立法从来就不是在明确界定企业法律形态和类型的基础上，沿着先普通法再特别法，先高位阶法再低位阶法，先法律、法规再规章、规则的立法轨迹推进。相反，由于追随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应对社会急剧变革中的各种企业法律问题，中国企业立法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间，曾一直处于概念和分类不明确、调整范围不全面、体系和内容不完备、性质和效力不统一以及相互之间不协调的混乱状态，企业立法的交叉与重复、缺陷与空白、矛盾与冲突同时并存。而导致此种状态的原因除缺乏通盘考虑的立法热情和唯领导意志是听的主观随意以及狭隘的部门意识和利益之外，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企业立法一直未能确定中国自己的企业法律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企业分类标准和形成企业立法完整、科学的体系。在如此的立法背景之下，外商投资企业法先行于公司法并与之长期双轨并行的局面也就不足为怪。

二、公司法的统一性: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融合的基点

公司法的统一性首先源自于其组织法的基本属性。公司法属于商事法中的商事主体法或商业组织法，是对公司这种企业组织的设立和终止、组织机构及其活动范围、活动规则等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法律规范。组织法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公司法制度的统一性要求，决定了一国之内的相同的公司形式应适用同样的公司规范予以调整。这种统一性又是作为企业法律形态立法的共同性要求，企业法律形态的确定就是从企业立法的任务出发，选择最具有立法意义的分类标准，以有限的形式理顺众多的企业组织关系，将其抽象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若干法律形态，并统一适用于所有的企业组织。公司是企业法律形态中最为普遍而重要的一种，公司法是对各种公司组织进行一体调整的法律规范，各种以股东出资方式设立、采取股权结构、公司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股东只承担有限责任的企业组织都属于公司，都应受公司法的调整，现代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在商事领域的表现之一就是公司法的统一性。

促进投资、交易便利和保护交易安全是公司法统一性的又根据公司的性质和形式是公司基本法律地位的标志和公司内外法律关系的综合性反映，是商事活动中当事人作出相互了解和商业判断的基本依据。以统一规则对公司进行的法律调整，将使各种不同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内外关系在类型化的基础上规范化和格式化，使公司的投资者或设立者只需从法定的类型中作出对号人座的选择，而免去了公司关系自我设计以及为此而彼此防范和讨价还价的烦累和矛盾。使公司的交易者从公司的类型和既定的公司法规则中一望而知对方的法律地位和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等，而免去了不同的交易者个别进行的、复杂而艰难的一般商业审查和信用判断。

使所有的市场主体都能遵循最起码的行为规则，无论在正常的营业活动中，还是在减资、合并、分立、终汁等特殊情况下，都能提供给外部当事人尤其是公司的债权人以最低限度的保障，防范可能发生的商业风险。这一切消除的不仅是商事主体的心理疑虑，更是许多具体商业行为的实际障碍，它使得投资和交易行为更为顺畅、便利、快捷和高效，商事交易更为安全、可靠，社会经济更为有序和稳定。

显然，外商投资企业法在公司法体系之外的独立运行与公司法统一性的要求相悖，外商投资企业尽管有其投资来源的特殊性，但在法律性质上，如果将其定性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就当然应具有与其他公司企业相同的法律地位和组织结构，并应适用相同的公司规范。否则我们将会看到"一种公司、两种制度"的法律奇观，同是有限公司，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与普通有限公司名同而实异，如此状态，将使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变得游移不定，法律概念和法律制度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也会由此被破坏。

三、法律的交叉与冲突: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融合的现实动因

在三种外商投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的法律性质十分明晰，《中外合资企业法》明确界定其为有限责任公司。而中外合作企业的法律性质则较为模糊。根据《中外合作企业法》的规定，中国的合作企业，可分为法人式和非法人式。至于法人式合作企业的具体法律形式如何?《中外合作企业法》并未加以规定，而从实践情况看，已经成立的合作企业，大都是具有法人资格的有限公司，非法人的合作企业为数很少。对外资企业的法律性质，《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又规定:"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为其他责任形式。外资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外国投资者对企业的责任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外资企业为其他责任形式的，外国投资者对企业的责任适用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由此可见，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更为灵活，具有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可以是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是股份公司。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外资企业则可能采取合伙企业、也可能采取独资企业的形式。

这表明外商投资企业是一类法律性质多样化的企业组织，除其中的合资企业属于确定无疑的有限公司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既可能采取法人型的有限公司形式，也可能采取非法人型的其他企业形式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之间的这种互相交叉关系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则是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间的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即对于一个有限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外商投资企业来说，其设立、组织机构及其活动，到底遵循外商投资企业法，还是公司法?

在此问题上，尽管《公司法》第18条作了协调性的原则规定，即:"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它们之间的冲突同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法本身的先天不足，其原已存在的问题在公司法颁行后也暴露得更加突出。

(一)法律适用对象的冲突

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公司法，但何为"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合资企业肯定属于此类没有疑义，但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究竟哪些属于有限公司，迄今却没有更清晰的标准。有限公司的基本法律特征是它具有法人资格，那么又如何确定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法人资格呢?

在此问题上，《民法通则》第41条的规定自该法颁布以来，就是一个看起来清楚、实际上极为模糊的条文、它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具备法人条件的，依法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中国法人资格。"这里首先将外商投资企业分为具有法人资格和没有法人资格的几类，而区别的标准则是是否具备法人条件。如果法定法人条件比较严格和具体的话，也许这一标准可以真正地将外商投资企业作实质性的划分。然而，《民法通则》所确定的法人条件却是较为宽松和抽象的。它要求的条件不过是:依法成立;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毫无疑问，规定法人条件的目的是为了将法人与非法人加以区别，然而，依据上述的法人条件，却很难实现这一立法目的。事实上，非法人的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同样也需要依法成立，财产条件同样也有必要，甚至数额超过法人企业的财产，而且也当然应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这三个条件并不成为它们区别于法人企业的标志。至于第四个条件-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确是法人企业与非法人企业的根本差异，但这一差异究竟是因某一企业已取得或意欲取得法人资格而确定自己承担独立责任，还是因其客观上具有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而产生，换言之，独立的责任，到底是一种主观条件，还是客观条件?假如是一种主观条件的话，那么企业是否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就是设立者的一种纯主观的选择，如此而言，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考虑，恐怕没有多少企业的设立者愿意选择企业的非独立责任，即投资者的无限连带责任，而只会选择企业独立责任和投资者的有限责任。假如独立民事责任是一种客观条件的话，那么这种抽象的条件根本不具有衡量企业责任能力的作用，撇开法律的强制规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同样也可以以其营业的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而这种独立能力的强弱实在不取决于它是独资、合伙，还是法人。因此，无论把独立责任作为主观条件，还是作为客观条件，都难以成为界定企业法人资格的惟一的标准。

十分值得注意的条件是"依法成立"。所谓依法成立，应包含两重含义:其一，法人的成立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亦即不违法;其二，法人的成立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具体条件和程序。显然后者是更主要的问题。《民法通则》作为普通的部门法，不便也不可能将所有各种法人的成立条件和程序加以具体规定，这一任务只能由规范不同法人的单行法律、法规去完成。因此，判别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法人资格的具体依据只能到其所属的法律法规中去寻找。

公司企业的法人条件和成立程序无疑是由《公司法》予以界定的。依据《公司法》第19条之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具备的条件是:1.股东符合法定人数;2.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3.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4.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5.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公司法》第20条进一步规定了有限公司的法定人数为2人以上、50人以下。但国有独资有限公司除外。第23条则进一步规定了有限公司的最低资本限额为10万元至50万元。在这里，股东法定人数和最低资本限额.就完全具有了判别一个企业是否为有限公司以及是否具备法人资格的实际标准。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同样如此，只是提高了公司初始股东的人数和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即应当有5个以上的发起人、1000万元以上的注册资本。

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法人条件如同公司企业一样，本来是应由合资企业法、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予以规定的。然而，除《中外合资企业法》规定合资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从而使其完全适用《公司法》的法人条件外，《中外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竟也仿效《民法通则》，对这两种企业的法人资格作了同样抽象的规定。《中外合作企业法》第2条规定:"合作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外资企业法》第1条也如此规定:"外资企业符合中国法律关于法人条件的规定的，依法取得中国法人资格。"这样，本应由专门企业立法具体化的法人条件仍然被抽象化，形成了《民法通则》与具体立法之间的同义反复和恶性循环，使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法人资格的确定事实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的这种立法处理，表面上看是保持了与《民法通则》的一致和高度的准确性，但实质上却是混淆和误解了不同立法的性质和层级划分，回避和放弃了单行企业立法应有的职能，因而留下了法律规范的缺撼并导致实践中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法人资格模糊不清、难以把握的状态，从而也造成了因适用对象不明而引起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根本性冲突。

(二)法律规则的冲突

将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法律规则加以综合比较，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情况。

1.二者的法律规定完全相同或类似。由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的交叉关系所决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存在着与公司法完全相同或类似的规定如外资企业法和公司法中关于合资方式或股东出资形式的规定、关于股东按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规定、关于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规定。然而，这种情况在合资企业法中为数不多而在合作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中则更为少见。

2.二者对同样法律事项作出不同的法律规定，这种情况构成了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公司法相互关系的主要特点。在关于企业或公司的设立制度、资本制度和组织机构以及清算、解散制度的规定中虽然二者所规范的法律事项是基本相同的，但其各自的规范内容却大不相同。如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需要主管部门的批准，而《公司法》则没有关于批准程序的规定。同样是董事会，外商投资企业的董事会与公司的董事会职权并不完全相同。

3.二者又各有自己的特定事项和内容。这些事项和内容为外商投资企业法或公司法所独有。如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关于合资合同、合作合同的规定、关于外国合营者投资比例的规定、关于设立合资企业的行业限制的规定、关于外汇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的规定等，这些在公司法中都没有、也没有必要予以规定。反过来，公司法中也有许多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不曾有的内容。如有限公司最低资本限额的规定、无形资产出资比例限制的规定、股东出资验资及出资证明书的规定、股东会、监事会的设置、董事、经理的法律义务和责任等。

上述三方面情况的存在，必然导致法律规则适用上的冲突。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另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但何谓"另有特别规定"?以上三种情况中，在第二种情况下，对同样法律事项作出不同法律规定时，可以理解为"另有特别规定"。但在第三种情况下，对于公司法有规定而外商投资企业法未予涉及的内容是否也同样理解为"另有特别规定"?比如，公司法规定了股东会、监事会的设置，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没有涉及，公司法规定了最低资本额，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亦无要求，这些是否都属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如果如此理解的话，那么公司法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就都成了"特别规定"如果这样，所谓的"外商投资的有限公司适用公司法"的原则性规定岂不成了空话，公司法中哪里还有可以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内容反之，如果不把上述情况看作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而适用公司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也要设股东会、监事会，也要实行最低资本额制度?这显然又走到了另一个荒唐的地步、然而这却正是公司法的冲突条款所带来的两难结果由此看来，公司法的冲突条款表面看来似乎解决厂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冲突，而实际上这种冲突依然存在_弥补其缺陷和消除这种冲突根本的出路在于在明确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实现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在法律概念、法律制度和规则上的协调和统一，即在明晰外商投资企业与公司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将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基本内容融入公司法之中，外商投资企业中具有法人地位的即属干公司中的有限公司，因而统一适用公司法非法人的外商投资企业也将根据其性质分别适用合伙企业法或另行制定的独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将作为普通的外国投资法，与公司法的职能分工也十分明了，前者只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特有的法律制度和规则，后者适用于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有限公司，两法之间的关系也被彻底理顺，相互之间不再存在对同一事项作不同规定的法律冲突。

四、公平竞争与国民待遇: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融合的国内外背景

如前所述，外商投资企业法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广泛吸收境外投资而制定的，20多年过去，外商投资企业法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彻底，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基本机构已经形成.市场机制日趋完善，市场发育逐渐成熟，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同时，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制度也日益完备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市场环境和法律环境最好、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域，已经成为整个世界最大的投资输入国。无论是市场条件还是法律环境，中国与其他国家已无根本的隔阂和差异，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对接已经完成或正在完成，基于不发达的市场和不完善的法制而形成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已经失却其独立存在的社会基础成熟的市场经济呼唤公平的市场竞争。市场经济的根本机制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要求市场统一、市场主体平等和市场交易规则的规范_市场统一意味着各种主体可以自由进人，不受地域限制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意味着各种主体在同一的起点上参与市场竞争市场规范则意味着用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制和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中国加人世贸组织，不仅表明世界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和发展环境的认可，同时也包含了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即给予外国的商业组织以与国内商业组织同样的"国民待遇"，使它们在相同的法律规则下进行公平的竞争以往的历史中，我们曾给予外商以"次国民待遇"，也曾给予外商以"超国民待遇"，在各种立法和政策文件中，既有大量的对外商的优惠规定，也有不少的限制性的规定，外商所获得的经营条件既有优于内资公司之处，又有劣于内资公司之处这一不公平的竞争状态在中国入世之后，必须加以改变而公平的竟争，当然包括投资领域的竞争和投资行为的公平，包括以公司形式从事商业竞争时给予同样的法律对待和适用相同的法律规则。

以吸引外资为理由主张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独立，理由并不充分。一个国家或投资地域对外资的吸引力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既有经营资源的因素，又有劳动力的因素;既有市场的因素，又有投资环境的因素;既有政策优惠的因素，也有法律制度的因素等而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其吸引外资的主要因素又是有所变化的，对中国而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前期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在于税收、关税等优惠政策，而90年代后期和进人21世纪之后，则主要在于低廉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法律制度的完善当然是吸引外资的重要因素，但这种制度的完善是整个社会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环境的优良，决不是意味着对外资的单独立法，更不意味着在织织法上制定专门的外商投资企业法，西方国家吸引境外投资的于要因素之一就是其法律的严密和完善、但他们并无针对外资的公司法或企业法。

外商投资企业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公司法 外商投资法 冲击 影响

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务委员会召开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公司法》，并于200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我国现行的公司制度中，外商投资公司与内资公司施行制，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并行，过去的公司法中的第十八条是这样规定的，即“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其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新修订的公司法中对以上事项的规定出现在第218条当中，基本与上述说法一致，这也就把公司法与外商投资法联系起来，因此新的《公司法》的施行必定会对外商投资企业法产生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本文详细分析了了新公司法对对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外商投资企业转投资、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分立、减资、外商企业解散、清算的影响，从而不断促进我国立法的规范性。

一、新公司对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影响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产生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计划经济的影响，加之那时我国并没有公司法以及其他经济法律，外商投资企业法也就被立法者设定成一项综合性较强的法律，既包括对外资企业的设立登记、审批办理，也包括商事组织、商事合同、外汇管理等许多与经济法有关的法律，但是外商投资企业法中规定企业的主要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却没有股份公司形式，后来制定的公司法中规定了股份公司。不过原来的公司法并没有规定外商投资股份公司适用公司法，使得外商投资股份公司在法律地位问题上出现空缺。为了解决外商股份公司法律空缺这一问题，1995年原国家经贸部颁布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设立股份公司需经商务部批准，然而新的公司法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新公司法第218条规定：“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使得外商股份公司的法律地位得到了肯定。

二、新公司法对外商投资企业转投资的影响

新公司法的制定与实施对外商投资企业转投资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过去的公司法规定：“公司向其他邮箱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积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这就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做出了限制，使其投资活动不是非常自由，新的公司法取消了这一限制性的规定，必将对外商投资企业法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新公司对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影响

新公司的修订和实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注册资本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过去的公司法规定企业的注册资本有最低额限制，共分为三档，分别是50万、30万和10万元，从目前实施情况看来，该规定存在很大缺陷，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开发项目具有不同资本注册要求，一刀切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要求。新的公司法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修改，将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减为3万元，股份公司则减为500万，这可以说是我国公司法修改的一个很大进步。我国的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最低注册资本没有闲置，因此就要适用公司法的规定，注册资本降低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个明显影响。另外是一些部门规章中规定了一些特殊行业的注册资本额从法律上应当适用公司法，但在现实情况中不可能做到。

四、新公司对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分立、减资的影响

新公司的制定与实施也必定会对外资企业合并、分立、减资产生一定的影响，过去的公司法尽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因而在对外资公司的合并、分立和减资方面所作出的限制较多，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在外资公司的限制性规定太多，反而也不利于外资公司在中国的发展，过去的公司法在184条、185条、186条中做了如下规定：一是外资公司必须在合并、分立、减资决议之后的十日内告知债权人，并在30天内登报三次公示；二是债权人须在接到告知书起的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90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三是不提供担保或者不清偿债务的，公司不得合并分立。这些限制非常的严格，对公司的活动做出了种种限制。新公司法对这些限制做出了缩减，取消了公告次数的限制，删除了不提供担保或者不清偿债务的，公司不得合并分立等等，使得公司办事效率大大提高，也适应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分立的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企业调整注册资本的暂行规定》当中对于外资企业合并、分立、减资的规定基本与过去的公司法一致，限制性的条件过多，新公司法实施以后，应该根据新公司法中的新规定进行一定的调整，相应的减少外资企业合并、分立、减资的限制性规定，对从而保证法律的一致性，提高办事效率。

新公司法的设定，对外商投资企业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文中详细分析了公司法对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外商投资企业转投资、外商投资企业合并、分立、减资、外商企业解散、清算等法律制度方面的影响，提出了一些个人的观点和展望，希望对我国今后外资立法有所帮助，促进立法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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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法范文第4篇

一、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立法极限不明，导致法出多门，名称各异，并在事实造成地区差异

在我国，就外资立法而言，不同的法律、法规对某一具体法律关系可能会做出迥异的规定，不仅内容重复，而且形式混乱、名称各异，这是由于外资立法权限模糊导致的。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权规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委制定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也有权规定。正是由于外资立法权限分散，因此地区差异问题时有发生，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同一。例如：对设立在我国不同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按不同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一方面，从外观上这符合我国总体经济战略的要求，但同时这种差异从深层次上降低了我国利用外资的全局效能，并导致投资失衡。

(二)立法内容抽象、落后，严重缺乏科学性、协调性

1．在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立法中，法律条文过于抽象含糊。例如：三部外商投资基本法中，均存在“一般应”、“必要时”、“原则上”、“特殊情况下”等含义不清的表述，结果常导致不同主体对其理解不一，不同有权机关解释不一，从而导致同一行为缺乏同一对待。

2．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中某些规定已落后我国经济发展，缺乏现实意义。例如：外商投资期限过长等等。

3．由于中央、地方多层次立法缺乏必要沟通，导致中央立法地方修正，结果是立法冲突、司法矛盾大量出现，严重破坏法制的协调统一。

(三)“双轨制”立法方式太过绝对化，立法技术合理化程度低

内外资分别立法的“双轨制”立法方式与计划经济相伴而生，建立在主体实际法律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种立法方式显然无法顺应时代的发展。同时，按企业形式分别立法导致外商投资企业立法重复、矛盾严重，给法律的权威性及统一实施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四)我国在外资待遇标准上实行的是优惠多同时限制也多的差别待遇标准

由于我国现行外商投资立法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以我国至今未对外国投资者正式实行国民待遇。在许多方面，外国投资企业所获待遇与国内企业差别很大。要么“超国民待遇”，要么“次国民待遇”。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该待遇标准既不利于吸引外资，也不符合与国际惯例衔接的需要。

二、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立法完善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外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显突出。尤其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法制现代化已提出全球化的法律规范如何与中国具有本土特色的法律体系相结合的问题，这就为完善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笔者认为只有针对我国现行外资立法存在的问题合理分析，才能提出可行方案。

(一)规范立法权限，提高立法层次

应当由《立法法》重新做出规定，有中央统一行使外资立法权，做到内容完备、形式合理、名称清晰，以确保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一方面，国家收回地方的外资立法权；另一方面，有关具体引进和管理外资的行政法规的制定权，收归国家对外经贸主管部门单独行使或会同其他有关职能部门一起行使。

(二)增强法律条文的具体明确程度，坚持及时立法、科学立法，促进法律之间的协调性、系统性

1．依“公平、合理、有效”为标准，将大量的模棱两可的法律条文具体化，如：将“一般应”、“必要时”、“原则上”、“特殊情况下”等模糊表述尽量明晰为“应当”、“可以”的明确规定。即使现行情况确须留有余地，也应该将解释标准统一化、具体化，尽量避免因理解不一、解释不一而导致的争论不休，乃至中方因此而频频让步。

2．针对外资立法的短期性、片面性，缺乏全面规划，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应加强预测工作。关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并对我国外商企业立法的发展趋势及现行立法的社会效果进行综合预测和评价，以杜绝轻率立法、矛盾立法。

3．由中央统一行使外商投资立法权，避免立法源头上的冲突。同时，就具体的外资立法事项，地方有关部门应与中央立法机关积极有效地进行沟通，说明地万利用外资的特殊情况，使中央立法全面考量，防止矛盾在法律实施后序环节的恶化。

(三)部分地区使用“双轨制”立法方式，制定统一的外资法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内外资一直采取分别立法的“双轨制。立法方式，计划性强烈，给人以差别待遇的非国民印象，当然，完全实行单轨制立法也是不现实的。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现行的大量分散、重复的外资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统一起来，制定统一的外资法典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法》。这个法典应将现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国独资企业法》以及配套和相关的法律、规定统一，全面系统地规定外商投资的概念、投资形式、投资领域、法律原则、保护范围、鼓励与优惠措施、设立与管理程序等等。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我们应本着高起点、高标准的精神进行外资立法，这就要求立法者要树立以下意识：国际水准意识、平等竞争意识、内外无别意识、国家意识。制定统一的外资法典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我国进行该项工程的时机已基本成熟，因为：(1)国家重视，(2)我国有利用外资的丰富经验，(3)有系统的涉外立法经验及研究，(4)我国已具备了人的基础一既理论丰富又实践能力强的人才。对我国统一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典的基本内容可设想如下：第一章总则，第二章设立与登记，第三章出资方式与出资比例，第四章投资方式与审查和批准，第五章税收与优惠政策，第六章外国投资的经营管理。此外，还应将劳动管理、投资争议解决等列为专章。总之，外资法典化与单轨制还是双轨制无必然联系。制定的统一的外资法典，同时在部分领域仍实行双轨制，关键要看这样立法是否适合我国国情，是否能对外资更好地保护和促进，是否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确定国民待遇标准作为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待遇标准

我国现行外商投资企业法之所以存在上述缺点和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外商投资采用不合理的待遇标准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外商投资待遇标准问题，各国外资立法及司法实践各异。有采用公平合理待遇标准的，有采用非歧视待遇标准的，也有采用国民待遇标准、最惠国待遇标准的。然而，采用国民待遇标准的情况较为普遍和常见。国民待遇作为一项制度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才形成的，它主要是指一国家在互惠的基础上，授予他国国民或公司在投资财产、投资活动及有关的司法救济上以不低于本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简称为“外资的国民待遇”。然而现实中存在的大量问题是，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中有外国资本的注入与存在，故常被认为与国内一般企业有性质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常采用不同的对待方式，最典型的就是采用差别待遇标准，实质上造成了对外资的歧视及不公平。然而，外商投资企业实际上可以视为外商权利的载体和媒介，尽管外商将其资本投入东道国，但一个国家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何种待遇，直接会影响外商的投资决策，最终影响外资的出入及流向。因此，确定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标准，不仅可以消除差别待遇而引发的非国民待遇印象，同时也符合近来国际投资规范的基本要求，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外商投资企业法范文第5篇

一、股东查阅权的理论基础

为了平衡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利益，防止公司的经营管理者利用股东授予的经营权力来追求其本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使经营者的追求目标偏离股东预期的目标，法律确立了股东对公司事务进行干预的权力，来保护股东对公司的终极控制权，以实现股东投资利益，如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上行使表决权。但股东行使自己的权利（力）时，是以获得充分信息为前提条件的。股东权能否实现，取决于股东知情权是否有效行使。

股东知情权是一个权利体系，它分别由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账簿查阅权和检查人选任请求权所组成。这三者权利的内容虽然各异，但中心是股东对公司事务知晓的权利，都是为了能使股东获得充分的信息。在这一组权利体系中，股东的查阅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因为现代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股东远离于公司事务，股东要对公司事务参与和监管，首先要获取公司经营的有关信息，只有在获取了公司经营信息的基础上，才可能行使对公司的监督权，才可能在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上，做出符合自己真实意思的决定，从而达到维护股东利益的目的。所以，股东查阅权是知情权的核心，知情权能否有效行使，取决于股东查阅权能否充分行使。

二、股东查阅权的相关规定

股东查阅权制度源于美国公司法，美国《示范公司法》中规定，股东有权在股东大会上向董事会询问，任何股东一旦提出要求，公司业务执行人必须毫不迟疑地向其提供公司事务情况并且允许查阅帐薄与文书。

我国股东查阅权的法律渊源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证券法中关于上市公司强制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二是公司法中有关股东知情权的相关规定。由于上市公司与非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对股东知情权的价值取向不同，故在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与立法保护上也不尽相同。对于上市公司，因其股权的分散，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使投资者在对公司事务和经营状况不满时，就会采取 “用脚投票”的方式离开公司，所以，上市公司的股东大都对公司事务表现为冷漠，缺乏直接干预公司事务的动力，但对与股价有关的信息内容则关注较多。为此，证券法中的强制信息披露制度，是以公司投资变化、经营、资产、所有权和人事变动等与市场股价有关联的，足以引起股价变动的重大性事项作为标准；对应当披露的文件和具体内容，时间及方式，比公司法有更为明确的规定。如我国证券法第61条、第62条、第64条的规定。从这些规定之中可以看出，法律对上市公司的股东查阅权，是通过强制信息披露制度来保护的，即公司应主动向投资者披露有关信息。而对于非上市公司，股东中的一部分或某一个通常成为公司的管理者，并且股东所持有的股份，虽然法律规定其转让的自由，但实际上股份的出让，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如其他股东的优先受让权等，以至于非上市公司的股东比上市公司的股东更为关心公司的事务，因为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与股东利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为此，我国公司法作了相应规定，如我国《公司法》第110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等。第176条第二款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二十日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以募集方式成立的股份公司必须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公司法的这一条规定，确立了股东对财务会计报告的查阅权。不过，相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强制披露制度而言，非上市公司仅需被动地按照法律规定将有关材料置备于公司供股东查询。

三、股东查阅权的限制

1、限制的法律依据

当股东行使查阅权时，假如有违正当原则，或超越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将构成权利的滥用，阻碍公司的正常经营甚至侵害公司利益。因此，法律制度在设计时往往对股东查阅权的行使有所限制。

从股东查阅权的表面看，股东查阅公司帐薄和其他会计文件，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但是公司在经营中，公司的帐薄和其他会计文件往往记载着一定的商业秘密及与经营有关的敏感信息。为此，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公司法对股东查阅权的行使均有不同程度上的限制。如美国公司法首先规定了对股东查阅权的审查制度，通常在主体上要求能够行使查阅权的须是受益股东和记录持有人；其次是通过法律明确列举的形式，规定哪些材料和记录属于可查阅的；再次股东必须用合理的细节描述其查阅是出于善意和合理目的，并且所要查阅的材料与记录与他的目的有直接的联系。

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查阅权的行使未规定限制条件，亦未规定查阅权具体行使的方式。笔者认为今后应对此加以完善。这样既可防止某些存有恶意的股东滥用查阅权，也可使具有正当目的的股东在行使查阅权时具有可操作性。

2、限制查阅权行使的具体形式

（1）主观上限制

有的国家从主观方面对查阅权的行使进行了限制，如美国《示范公司法》规定：一个股东可以查阅、检查和复制公司的会计记录，但是“他的要求是善意的以及怀有正当的意图，并且阐述自己的意图和他想要检查的记录时应有合理的详细及他要检查的记录和他的意图有直接地联系。”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规定：“出于如下考虑，即该股东可能将该情况与查阅结果用于公司无关之目的，并因此而给公司或关联企业造成并非无关紧要的损失，可以拒绝提供情况和不允许查阅……。从这些规定可看出，行使股东查阅权的主观要求为”必须具备正当的目的“。

（2）客观上限制

客观上的限制，一般是以股东持股数量和持股时间作为条件，符合条件才允许行使查阅权。如美国的《示范公司法》和纽约州商事公司法都规定，持有不低于5%的股份，和所持股份时间不低于6个月的股东方有权查阅公司的财务帐册。

（3）具体操作形式上的限制

股东行使查阅权时，是否可以抄录甚至复制？哪些可以抄录，哪些可以复制，国外法律一般有具体的规定，如美国《示范公司法》规定，股东可以复制公司向股东所提供的任何文件，而公司可向股东收取用于复制的费用，以弥补劳动和材料费用上的开支，但收取的费用不可以超过对记录的复制或再复制的估计成本。

四、完善我国股东查阅权的法律制度

1、立法的缺陷和审理中的困惑

我国证券法和公司法对股东查阅权的内容规定尚不完善。如我国证券法对公司财务帐册的查阅事项未作相关规定；我国公司法第110条虽规定了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但其第175条规定明确财务会计报告是指：（1）资产负债表、（2）损益表、（3）财务状况变动表、（4）财务情况说明书、（5）利润分配表。也就是说，会计帐薄并未包括在内。笔者认为，根据《公司法》第176条2款的规定，财务会计报告是经营层为股东大会的召开而备置的，不是公司经营中所形成的原始凭证，仅凭该财务会计报告，股东难以得到经营层进行不当行为的信息。一旦股东有正当理由怀疑公司经营管理过程中存在违反法律或章程的重大事实时，股东是否可以查阅会计账簿和其他相关文件，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实践中，这类纠纷时有发生，而立法的不完善又给法院处理这类案件增加了难度。

2、股东查阅权法律制度的完善

（1）明确股东查阅财务帐册的权利。现代公司虽然实际由经营者控制，但根据委托-理论，经营者是根据股东的委托，作为人经营管理公司，应当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的。在此意义上，公司有义务向股东披露与经营有关的信息和提供相关的财务文件，特别是公司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会计帐薄及相关记录。

（2）明确股东查阅财务帐册的范围。美国《示范公司法》是以列举的形式予以明确的，如：股东名册、财务会计账簿、公司的基本章程、附属章程、董事会会议记录、经营委员会和股东大会的议事纪录、公司经营中有关合约和交易记录等；日本的《商法典》第293条之规定为“会计账簿和书类”。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查阅权的范围太窄，不利于维护股东权利，在目前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股东可通过公司章程予以规定。

（3）确立查阅权行使的程序。有关股东查阅权的行使程序，也有待于立法的完善。比如规定股东行使查阅权时，不应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股东要求查阅时，应当提前告知公司，以便公司作出合理的安排。如股东应在5至7个工作日前，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出请求，并应在书面申请中，对查阅的目的作出合理的阐述，还应对所要查阅的有关文件的范围明确指明，另应说明查阅的方法，如摘录或复制等；而查阅的地点通常应当是公司的办公场所或根据公司所指定的地点。

外商投资企业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外资企业治理模式 董事会职权 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差异

公司法律制度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内部权力制衡，实行“三权分立”，即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者在权力结构上保持平衡，如此一来，以求达到法人的的所有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在实质上形成制约平衡的合理目的。此种安排实质上基于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公司法理论及实践之选择的考量，可以相对减少“道德风险”，降低成本和确保公司有效率运行，最终达到效益最大化之目标。[1]

《合资企业法》第6条和《合作企业法》第12条的规定说明，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可以包含公司的所有权、经营权以及监察权，不对股东会和监事会予以单独设立，但是《外资企业法》没有对具体细致的规定外资企业的治理模式以及组织结构。实质上说，基于上述涉及到的法律规定所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很难说使我们公司法领域内所说的现代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因在于没有形成权力分立及平衡的结构，以及缺乏监管的治理结构造成此类所谓“公司”的缺陷显而易见：决策效率低、缺乏对董事会的制约、对股东权益保护不利等等，从这一点上讲，这与现行公司法所确立的治理模式和治理结构形成了鲜明对比。

《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第35条和《合作企业法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各投资方向公司董事会委派董事的人数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出资规模的比例，各个股东（投资人）之间可以按照协商的方式来决定各自委派董事的具体人数，同时，董事之间的投票权是没有差异的。从公司法原理讲，实践中存在大股东滥用权力侵害小股东利益的现象，然而从法理角度分析，公司法人对资本有效的整合是符合公司法的内涵与要求的的，股东权限范围的大小应直接取决于股东资本的投入，因此应该将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定位在股东会，同时，以股东的出资比例的大小来决定每位股东的表决权能应该是符合公司立法要求的，而外商投资企业法在此问题上有关规定与现代公司的基本制度相悖，其立法的科学性之欠缺不言而喻。

首先，就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公司的权力机构，很明显，就是公司的董事会。主要原因在于，按照《合资企业法》、《合作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有限责任公司以董事会作为唯一的权力机构，法律并未规定股东会和监事会的设立。但是，董事会的组织机构可以由公司根据《合资企业法》、《合作企业法》和《公司法》通过公司章程规定。诸如董事会的召集程序与表决方式就可以通过公司自治的方式在章程中作出详细规定。那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是单一的。主要在于《合资企业法》除规定董事会为当然的公司权力机构之外，并未预留股东会的权力空间。当然，律师也可以帮助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章程中以股东会的制度内核改造董事会。

其次，就外商合资、外商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其公司治理结构的设置模式应当依照新《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因为《外资企业法》并未具体规定外资企业的外商合资、外商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结构模式，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也并不具有特别的公司治理制度，因此应当补充适用公司法的一般规定。[2]换句话说，涉外的有限责任公司（外商独资、外商合资等）和外商投资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治理结构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完善其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制度、监事会制度、董事会制度、董事长制度和总经理制度。但是，对于2006 年1月1日以前已经设立的外商投资公司是否对章程进行修改，由公司自行决定，这是新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体现，有利于尊重外商投资的既成事实。但是，倘若外商投资公司修改其公司章程，则应报审批机关批准和公司登记机关备案。

在公司治理模式上，虽然《执行意见》已经在外商投资企业法和新《公司法》之间作出了一部分相一致的规定，例如，本文提到的三类涉及外资的公司模式均应当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建立健全并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然而，毕竟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在公司治理模式上的巨大差别，笔者期望在未来外资企业法法与公司法逐步实现整合的过程中，能够将属于公司组织法的内容放入公司法，将外商投资企业法中的特殊规定以及属于投资法的内容放入《外商投资促进法》中，实现一般法与特殊法规范模式，以此来实现公司法与投资法的分离，同时减少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矛盾和适用上的冲突。

参考文献：

[1]刘志云.统一公司法与外商投资企业法的若干探讨[J].福建法学，2001年第1期，第29页

[2]刘俊海.论外商投资企业法与公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未来的并轨改革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报，第385期

外商投资企业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改革

形成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也屡经变革和创新，不断完善，有力促进了外资引进和和监管，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制度提出了新要求，我国有必要对现行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制度继续进行改革创新和完善,同时要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尤其是要注重外资对国家安全影响的审查和反垄断监控。

一、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制度应由审批制逐步过渡到登记制

我国的一直以来重视用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管理外商投资企业，其表现就是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严格审批，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变更、终止实行全程审批，甚至连经营事项都要审批，近年虽有放宽，但仍然过于严苛。外资审批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具体民事行为的过度限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发生大量冲突，给法院的司法审判增加了难度。

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转变职能后的政府能熟练运用市场手段调控经济，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正逐步融入我国的市场经济，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管应该由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为主变为市场手段为主，应该由市场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优胜劣汰。对外商投资企业应该逐步由设立审批监管为主转变为市场竞争过程监管为主，由全程审批逐步转变为对外资进行国家安全、反垄断审查监控为主。

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我国正步入法治社会，这就要求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管手段要由审批为主的行政手段向登记制为主的法律手段为主转变。在市场规制方面，2008年8月1日，我国《反垄断法》正式施行，对内资和外商投资的反垄断审查机制开始确立。在税法上，1994年以来我国的流转税、财产税等税法已经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2008年1月1日开始，我国又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我国的民商法、经济法、行政法、劳动法等部门法都逐步完备，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实行同样的法律监管自然水道渠成。

我国实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双轨制的企业立法，外商投资企业按照合伙外资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分别立法，法律规定不同，法律地位和待遇不同，市场竞争起点就不公平，这种由法律造成的不公平是最不应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内资企业一直要求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取消其超国民待遇，加入WTO十余年来我国正逐步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以利于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平等竞争。21世纪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颁布或者修订了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和公司法，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确立了个人独资企业、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一人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等多元化的企业组织形式，全面确立了公司企业的登记制度。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组织形式已经逐步趋同，基本采用独资企业、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和和合伙企业等形式，内部治理结构也基本采用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或者合伙人会议，经营上也多采取经理负责制。多年来，学界一直呼吁统一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并统一内外资企业法。现在我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多年累积的成就和经验已经为统一奠定了基础，统一内外资企业立法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我国应该逐步合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在法律上也应实行国民待遇，和内资企业一样适用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和公司法，考虑外资的特殊性在公司法等法律中可增加特殊规定。随立法的统一，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制度逐步由审批制过渡为登记制。

当然，我国的外商投资情况较为复杂，政府对外商投资监管手段的变化有一个适应过程，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制度由审批制转变为登记制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两步走，第一步是从审批制度过渡到登记和审批并存的制度，这一步我国部分地区正在改革，第二步再从登记和审批并存的制度过渡到登记制度。改审批制为登记制，并非完全取消审批制度，鉴于我国国情，对外商投资的领域还是要有限制的，在新闻媒体、军工等行业对外商投资作限制还是有必要的，对这些行业的限制可以采用直接审批限制，对其他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采用登记制，采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监管为主。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管理、税务管理也随着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制度的改革而逐步随之完善。

二、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制度改革的具体建议

(一)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审批登记机关的改革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制度要逐步演进到登记制度，首先要下放设立审批登记权力。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中央与地方两级审批。在中央，由发改委、商务部审批核准，在地方，主要由经国务院授权的各级地方政府，包括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以及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政府审批，各级地方政府中，又由发改委、商务厅（局）或者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局）审批。我国过去引进外资多从国家层面和省域层面考虑，而今随经济的发展，地市级的城市和县级区域更需要引进外资，而这些区域并无外资审批权，我国近年虽然也对部分地市级的城市下放外资审批权，但范围有限，县级城市也渴望对外资审批权。伴随市场经济发展而日益成熟的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对外资都有了相当的掌控能力，因此下放外资审批权对引进外资促进地级和县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我国已有条件全面下放外资引进审批权到县级政府，先建立中央、省、地级市或洲、县四级外资审批制度。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复合审批制度，审批机构除商务部门外，发改委要对项目进行核准，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劳动部门、土地管理部门、规划部门、外汇管理机构、技术主管部门等部门或机构都有审批权，审批机关多，审批环节多，加之部门保护和个别部门办事迟缓，则给外商增加了负担，降低了效率。逐步转变职能，简化审批机构，实行一个机构审批制或者建立统一的大厅审批，再逐步取消审批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直接实行登记制度。完全取消审批制而实行登记制度后，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只要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就可以成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外商投资企业唯一的设立机关。

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制度要演进到登记制度，就要逐步取消发改委、商务部门等部门的审批权，发改委、商务部门逐步由对外资的市场准入审查为主逐步过渡到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经营竞争监管为主，由直接审批逐步转为依法规制，以优化外资结构和提高外资利用质量。这不是削减发改委、商务部门的权力，而是改革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模式，提高外资管理水平，尤其是要依照竞争法律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反垄断审查监控。由审批制逐步过渡到只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设立的制度，就是我国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公司法、企业法的规定，依法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进行登记设立管理，确立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中央、省、地级市或洲、县四级设立登记制度。

(二)统一并简化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标准

1、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标准存在五大弊端

多头立法。我国对外资投资企业设立的立法权过于分散，法出多门，导致设立标准林立，立法级次低，法律渊源主要以规章为主，且与后颁布的公司法、物权法等法律冲突。上下级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各级各地方政府的立法各不相同，设立标准不一导致外资引进的纵向和横向都失调。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标准较原则，特别是各地政府的审批标准概括性强而未细化，不够透明，有一些审批事项是根据一些未公开的部文件规定进行审批的，这些未公开的部文件是通过行政途径下达的，外商对此颇有怨言。

立法滞后性。有些设立标准已经不合时宜，与市场经济体制冲突。如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要由中国合营者或中国合作者向企业主管部门提交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报告，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再报审批机关。在计划经济下，参与外商投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大多有上级主管部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许多参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新企业如公司等并无上级主管部门，原来有主管部门的企业也从主管部门的怀抱中脱离出来，若要经过审查，还须寻找一个主管部门。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有时也是外商投资企业某一事项的审批机关或者行业管理部门，如果该部门基于本部门或者本行业的利益考虑，会形成外商投资领域的部门和行业保护主义。此外，在劳动、技术等方面属于企业的经营自，亦应由投资者自主决定，政府不应干涉企业的“政”，所以劳动部门、技术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不应再对这些事项进行审批。

条件繁杂且不合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规定了审批的积极标准和消极标准。积极标准是指审批机构鉴定外资积极作用的标准。如申请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应注重经济效益，采用先进技术设备和科学管理方法，能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节约能源和原材料；要有利于技术改造，能做到投资少、见效快、收益大；要能扩大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要能培训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消极标准则指不予审批的情形，如有损中国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不符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的，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签订的协议、合同、章程显失公平的，等等。这些标准，除了市场准入标准外，较多地考虑技术引进、产品出口、外汇收支平衡、提高产品质量、人员劳动培训等情况。设立标准对外资引进对全国或者区域市场的影响、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的贡献、外资所投入的经济部门的资本构成等因素考虑较少，导致审批时产生一定的盲目性，结果是注重数量，忽视质量；东部沿海地区引进外资多，西部欠发达地区引进外资少，地区间产生引资不平衡；从结构上看，多为加工型项目和劳动密集型项目，技术和资本密集型数量少；产业某些行业如房地产和旅馆外资过多，个别行业几乎为外资垄断，某些急需外资的行业如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缺少外资投入，引资的产业结构失衡。

逐项审批。设立审批范围和审批项目繁多，不仅限于协议、合同、章程，还涉及项目建议书、可行性报告和设立申请，连出资方式、投资比例的变化、注册资本的增加或减少、出资的转让、资产抵押、委托管理、在国外或港澳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投资先行回收、经营期限的延长、企业的解散都要批准。我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采取逐项审批的办法，不论投资额大小，不论投向哪个行业，均须审批机关的审批。这种严格的审批办法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对企业经营事项进行审批干预企业经营自，使一些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取消企业设立、变更、终止过程的审批，有利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自主经营。

疏于竞争过程监管。事无巨细，均须审批，商务部门一直陷于繁冗的外商投资审批事务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批文进行登记，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来源、资本充实、资本维持和经营竞争疏于监管或者无法监管，监管方式错位导致不重视或者无力对竞争过程监管，导致外商投资企业资本虚空现象严重，外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卡特尔交易、经营者集中等违反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律的行为频现，部分行业被外资垄断，危及国家经济安全，不利于内资企业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依照公司法确立准则主义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登记成立制度，一方面减轻外国投资者的负担，另一方面能让发改委、商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腾出手来，以保护国家安全和反垄断监控为主对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宏观层面的竞争过程规制和监管，有利于企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结构调整。

2、为了革除五大弊端，我国宜统一并简化内外资企业设立标准

放弃以企业设立审批引导外商投资的做法，宜转变外资投向引导方式，以产业法和反垄断法等竞争法的立法和执法，来明确引导外商投资产业政策和投资方向。

首先，简化并制定统一的内外资企业设立标准，只规定外资的产业政策和投资方向，取消其他标准，明文公告，而不是部下达，做到制度公开，政策透明。在产业法中制定统一的、全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透明度较高且易于执行的市场化产业标准，考虑国家安全和市场的自由竞争，注重利用外资的数量又要坚持以质取胜，政策应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项目倾斜，鼓励外资投向西部地区，进行西部开发，鼓励外资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环保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土地使用、外汇、税收等统一执行现有生效的土地法、外汇法、税法等法律。

其次，在设立条件上，简化设立条件。我国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企业的设立标准主要是从投资主体数量、资本数量、住所、治理机构等方面设立简单易行的条件，并对企业设立实行文本审核为主的形式审查登记制，大大促进了内资企业的发展，外商投资企业设立逐步适用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的设立条件，依准则主义实行形式审查登记制度。

再者，在竞争法中，明确竞争规则，明确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反垄断法等竞争法的执法来不断矫正外资投资方向，改设立审批为竞争过程规制监管，以市场手段和法律手段矫正和引导外商投资方向。

(三)缩短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期限，简化设立程序

我国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程序包括立项、申请、审批、登记四个步骤。首先是立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要由中国合营者或中国合作者向企业主管部门提交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报告，或者由外国投资者向拟设立企业的所在地县级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交报告，由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或县级或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审批，这即是初步审查。初步审查也为外国投资者添加一道手续，增加了麻烦。初步审查是实行较严格的审批制的国家才实行的。实行申报登记与审批相结合的国家，一般没有初步审查或立项的程序。其次是申请。经初步审查后，进入正式申请阶段，企业设立申请人向审批机关提交申请书，可行性报告，合同和章程、董事名单，政府意见等诸多文件。然后是审批。审批机关接到文件后进行程序上的审查，即审查文件是否齐全，内容是否合法，申请是否符合程序，然后依据审批标准对外资进行实质审查，以决定是否批准，发给批准证书。最后还要登记。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程序复杂，手续繁琐。

我国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审批期限分别为3个月、45天、90天，都是从接到正式申请之日开始计算，如果加上初步审查的时间，一些审查部门稍一拖延，审批程序便延长到半年至一年。一些国家的审批期限较短，审批效率较高，如新加坡一个项目审批全过程只需10-20天，加拿大为收到申请书后45天。我国设立审批后还有30天的登记时间。相比而言，我国的审批期限是比较长的，虽可避免草率，但导致项目久拖不批，使外国投资者失去耐心和信心，由此拖黄外资项目。

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的审批制度改为登记制，将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中的设立程序和设立期限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四个设立步骤将简化为一个登记步骤，对符合设立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即时登记，大大简化设立程序，减少设立手续，缩短设立时间，提高设立效率，以改善投资环境，而吸引外资并提高质量。

参考文献：

[1]方懿，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审批制度研究（J），法制与经济，2006；（22）， 10-11

[2]张凤翔，中外合资企业公司法纠纷难点与审判分析（M），第1版，法律出版社，2010；30-37，147-166

外商投资企业法范文第8篇

为落实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关于“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并以实施这部法律为契机，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的指示和会议精神，商务部于会后下文通知各地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认真学习，在吸收外商投资工作中严格依法行政提出具体要求。为进一步加大依法行政的力度，指导全国外经贸（商务）系统做好外商投资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年颁布和实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来，经过25年的努力，我国已形成完善的吸收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全国人大颁布/修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以及国务院颁布/修订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是我国吸收外商投资法律体系的基础，也是所有涉及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审批规定的上位法，任何部门、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规章必须符合上述法律法规。

二、外商投资三个法律及其实施条例（细则）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法定审批程序以及相应注册登记（包括变更审批和变更登记）程序和相关要求做出明确规定，各级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遵照执行，并应按照20多年来法律实践中已形成的依法行政的具体操作程序，继续与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依法做好各项工作。

三、根据国务院20*年下发的商务部三定方案，商务部是全国吸收外商投资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宏观指导全国外商投资工作；分析研究全国外商投资情况，定期向国务院报送有关动态和建议，拟订外商投资政策，拟订和贯彻实施改革方案，参与拟订利用外资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依法核准国家规定的限额以上、限制投资和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其变更事项；依法核准大型外商投资项目的合同、章程及法律特别规定的重大变更事项(增资减资、转股、合并)；监督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合同、章程的情况；指导和管理全国招商引资、投资促进及外商投资企业的审批和进出口工作；综合协调和指导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有关具体工作，指导并协调苏州工业园区工作；负责外商投资统计工作。《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商务部等部门拟订，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商务部联合。

四、国务院根据《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关规定，20*年下发文件，明确核定了商务部外商投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主要有：依法由商务部和原外经贸部负责审批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及企业变更审批；地方政府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及企业变更的备案；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对外合作开采合同、物探协议、联合研究协议及变更的审批及备案；外国（地区）企业承包经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受托经营管理合营企业的审批；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配额、许可证项目的立项审批；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外设立非独立法人的分支机构的审批；外商投资企业部分进口货物配额、许可证的审批等。

五、20*年根据十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组建商务部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明确规定：现行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涉及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主管部门的职责，均由新组建的商务部履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商务部履行现行行政法规、国务院文件中相应职责的通知》（〔20*〕87号文）见附件1）

六、为履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依据外商投资三个法律及其实施条例（细则），我国已陆续制订并公布实施金融、保险、证券、商业流通、旅游、电信、建筑、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广告、会展、电影电视制作等40多项服务贸易领域外商投资及港澳台的法规、规章（详见附件2），并已按要求通报WTO。内地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的《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的安排》（CEPA）涉及多个服务贸易领域，CEPA的相关承诺也已根据国务院的要求纳入上述法规及规章。在服务贸易领域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要严格按照附件1列明的法规规章确定的审批原则、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由国务院相应部门或其地方机构审批。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投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合并分立、外资并购境内企业和上市公司法人股向外商转让等领域，均已依外商投资三个法律及其实施条例（细则）制订了相应规定。这些领域的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均应按现行相关规定（见附件3）进行审批。

七、各级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国务院授权的权限，对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进行审批。已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变更手续原则上由原企业设立审查批准部门审查批准；已设立的鼓励类、允许类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新增投资额1亿美元及以上的，以及限制类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新增投资额5000万美元及以上的，由商务部办理审查批准手续；原经地方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或国务院授权部门审查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增加经营范围等事项涉及国家专项规定须报商务部审查批准的，应由商务部办理变更手续。

八、各级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应贯彻《行政许可法》的精神，遵循合法、公开、公平、透明、便民的原则，按照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在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依法规范审批、许可行为。

九、其他事项：

外商投资企业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经外经贸部门（商务部门）批准设立或批准变更后，应在30天之内凭外经贸部门（商务部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或《港澳台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企业注册登记或变更登记手续，并依法办理外汇登记、海关登记等有关手续；根据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改革的部署和要求，各地在简化外商投资审批环节方面已取得积极进展，各地应继续坚持一条龙办公、一个窗口对外等行之有效的做法；地方外经贸（商务）主管部门应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及实施条例（细则）的规定，就外商投资企业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设立及变更事项及时向商务部备案；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的各项核准事项，包括需由审批机关出具确认书的企业申请设备免税、采购国产设备退税等事项，按各省市现行有关办法办理，其中，鼓励类外商独资企业、服务贸易领域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及已设立鼓励类外商投资企业增资，继续依照自1998年以来下发的相关规定及现行做法出具确认书。

外商投资企业法范文第9篇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特别法；公司法

前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引进外资项目，但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逐步崛起，高新技术和创新产业迅速发展，以及企业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关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特别是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为各国经济带来了一系列影响，这更坚定了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决心，同时也为企业间的“优胜劣汰”提供了一个契机。由此近年来涌现的外国投资者大规模撤资甚至撤离的现象应不足为奇。

遗憾的是政府部门并未对这次转型带来的撤资效应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外资撤离法律机制的不完备，因而造成许多外国投资者选择了“非正常撤离”的方式。[1]在各地政府“慌忙”应对这些令他们措手不及的突发状况之时，商务部于2008年5月了《外商投资企业解散和清算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各地政府及相关企业做好外商撤资工作予以引导。虽然该《指导意见》只是商务部的部门规章，其法律效力较低，只具有参考价值，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是在外商撤资相关法未完备之前，其仍旧作为“特别法”起着主要的指导作用。

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最主要特征即外商未经清算就撤离资本。[2]在外资撤离之时，其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企业的清算环节，从组建清算组到执行并完成清算，往往耗时耗力整个过程复杂而艰巨。本文将围绕《指导意见》中的清算部分进行浅要分析，并提出些微简要的见解。

一、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的法律适用

（一）立法模式的类型

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的相关立法主要存在于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中。纵观世界各国的外商投资立法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为“统一制模式”，即对外商投资不作特别规定，外国投资直接适用本国的有关法律。西方各国主要采取这类立法模式。外商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享有国民待遇，东道国采用国内立法来调整外商投资法律关系，适用于内国投资者的法律规范同样也适用于外国投资者。二为“法典制模式”，即设立单独的外商投资法典作为基本法，用以调整外商投资关系。这类法典主要存在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其之所以创设外商投资单行法，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缓冲外商投资浪潮对内国企业的冲击，也为本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建立了良好的法律基础。三为“双轨制模式”，即不设置统一的外国投资法典，取而代之制定有关外商投资专门法律、行政法规，在此基础上形成该国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用此种立法模式。采用双轨制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国家依据企业所有制的不同制定不同的法律规范对其进行调整。[3]

（二）我国立法模式的转变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立法和外商投资企业立法相同，原先实行的是绝对的“双轨制模式”，即对内国投资和外国投资分别立法，在相继颁布的三资法及相关立法解释中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部分作出了相关的规定，其后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于96年又了《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对外资清算进行了引导。实行双轨制模式主要是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背景——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换需要一个过渡期，而这些法律规范自颁布以来，对于保障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工作的顺利进行的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备与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一直是我国的长期国策，我国的“双轨制”实际上给予了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的待遇，这不利于我国内资企业的发展，妨碍了我国从根本上实现国民待遇、完善国内统一经济法律制度的建设。因而，我国于2006年迈出了向“统一制模式”靠拢的第一步——颁布了《公司法》，在调整内资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关系时皆可适用，包括第十章的企业清算部分。随后于07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也是采用了“统一制模式”立法，即内资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破产清算时皆适用《企业破产法》的第十章“破产清算”规定。

（三）《指导意见》中法律适用的缺漏

但是08年商务部颁布的《指导意见》作出了如下的规定：“今后外商投资企业的解散和清算工作应按照公司法和外商投资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办理。”也就是说该部门规章遗漏了《企业破产法》对外资清算的适用。从企业清算的角度讲，清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破产清算，另一种是非破产清算。破产清算应按《破产法》的规定进行，而非破产清算则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4]08年经济危机以来大多从中国撤离的外资企业多处于资不抵债的破产状况，应进入《企业破产法》的相关程序。

同样地，《合伙企业法》也被《指导意见》遗漏了。在2007年以前，外商来华投资只有三种选择，即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而在07年《合伙企业法》修订并颁布以后，外商来华投资可以选择合伙企业的投资方式，虽然目前外资合伙企业从中国撤资的情况较前三者罕见，但是不能否认，该法的第四章“合伙企业清算”的相关规定也是外资合伙企业清算时的主要法律依据。《指导意见》于08年，而《企业破产法》与《合伙企业法》都是在07年颁布施行的，皆早于前者，因此未将后两者纳入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的法律体系应为《指导意见》的一大疏忽。

（四）“统一”中的“区分”

《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以及《合伙企业法》的颁布或修订虽然加速了“统一制模式”的立法进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完全过渡到西方国家的“统一制”，在《指导意见》中这一点也得以体现：“外商投资法律和行政法规有特别规定而公司法未做详细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这里的“外商投资法律和行政法规”应主要是指三资企业法及其相关立法解释、对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相关管理办法等等。这些法律文件中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的特别规定优先于《公司法》、《企业破产法》以及《合伙企业法》的一般规定而适用，也就是说在某些领域外商投资者仍需和内国投资者区分对待。

二、清算组的成立

（一）特殊的解散批准环节

《指导意见》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解散与清算组的组成之间关系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同《公司法》的一般规定相比较后，我们会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在解散时清算组的组成更为复杂。从《指导意见》中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法定解散还是单方提出的解散，都需要经过一个解散批准环节，即外商投资企业只有在收到审批机关批准企业解散的批件，并且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管理系统中增加批准企业解散的信息之后，才能成立清算组依法开始清算。而依据《公司法》的规定，内资企业只要在“出现法定解散事由的15日内”成立清算组，而非“批准解散之日起15日内”，其解散无需有关机构进行审批，因而清算组的成立也就更为便捷。

同时我们还发现《指导意见》对清算组成立的指导仍有遗漏之处。《指导意见》对于三资企业的解散指向了三者各自的立法解释，将这些特别规定同《公司法》的一般规定相比较，我们会发现：《公司法》规定的15日内成立清算组的解散事由包括了“合作期限届满”的情形，也就是说在章程规定的企业存续期限届满并且股东（大）会不修改章程使企业得以存续的情况下，企业将依照法律的规定选任清算人，自行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程序。三资企业法在列举企业解散情形时也都包含了“经营期限届满”这个选项，可是在《指导意见》中却没有规定企业“经营期限届满”时该做何处理。从上一轮比较中我们得出：外商投资企业出现法定解散事由时，需要经过审批机关的批准才能成立清算组，而内资企业是不需要审批的，那么如果外商投资企业在法定解散事由之外、“经营期限届满“的情况下是否需要审批机关的批准呢？《指导意见》并未给予我们答案。

（二）清算人的产生

清算人的产生方式大体有三：（1）法定清算人。亦称当然清算人，是法律规定的公司解散事由发生而直接具有清算人身份者。（2）选任清算人。公司自愿解散时由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任命其他人员担任的清算人。（3）指定清算人。由法院经申请指定有关人员组成的清算人。[5]关于清算组成员的组成，《公司法》对于法定清算人与指定清算人的产生进行了区分，而《企业破产法》与《公司法》规定则不尽相同。[6]三资企业法对于清算组的产生也大相径庭，还未对破产与非破产、法定清算人与指定清算人进行区分。

依据《公司法》184条中关于出现法定解散事由而成立清算组的规定，清算组的成员应为“股东”（有限责任公司）或“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股份有限公司）组成。该种产生方式应属于法定或者选任清算人的范畴。[7]同时该条还进一步规定“逾期不成立清算组成立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也就是上述第三种情形——指定清算人。并且在08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中，我们还可以找到法院指定清算人的范围：（1）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3）以及前项社会中介机构中的专业人员。

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并未对破产企业清算组的组成作专门性的规定，只是在对管理人的选任中提到“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但通过查阅2002年的最高院司法解释，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对于破产企业清算组的组成选择了由法院指定的方式，《企业破产法》中的“有关部门、机构”即（1）破产企业上级主管部门、清算中介机构以及会计、律师；（2）政府财政、工商管理、计委、经委、审计、税务、物价、劳动、社会保险、土地管理、国有资产管理、人事等部门。人民银行分（支）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派人参加清算组织。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组的组成，在2008年以前应适用1996年的《清算办法》，其中规定清算组成员由企业权力机关选任，有以下两种产生方式：（1）企业权力机构成员。（2）聘任有关专业人员。但是该《清算办法》废止之后，清算组的组成则未有明确定论。回顾三资企业法，其对清算组的组成也有规定，然而三类企业是需要做区分的。

中外合资企业的清算委员会成员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产生：（1）一般应当在企业的董事中选任；（2）董事不能或者不适合担任清算委员会成员时，可以聘任中国的注册会计师、律师。此处清算人即是通过法定或者选任的方式产生的。《中外合作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未明确划定清算人产生的范围，只是规定“清算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合作企业合同、章程的规定办理”，也就是说该类企业清算组可通过参阅合同、章程的方式选任清算人，但是对于第48条第5款中的“合作企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这样的法定解散事由，此时法定清算人的产生方式则出现了空缺。《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则有别于以上各法，增加了“债权人代表”的参与，即外资企业法的清算委员会“由外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债权人代表以及有关主管机关的代表组成”。而对于逾期不进行清算企业的处理，三资企业法未作法院指定清算人范围的规定。

虽然《清算办法》已经被废除，但是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外商投资企业清算组的组成进行指导，那么企业应该依据《公司法》、《破产法》体系还是三资企业法体系来组织清算组呢？我认为，非破产企业的清算仍应参考三资企业法的特别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需要区别对待，因为我国多年来总是抱着“引资心切”的态度，重量不重质，导致当前国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良莠不齐，而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外资非正常撤离”事件更是证明了这一事实，因而对于外资企业清算组中“债权人代表以及有关主管机关的代表”的加入，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外商独资企业不同于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没有中方以分摊责任为目的的牵制，因而倘若企业经营严重恶化时，外商在未开始清算或清算到一半时就从中国“逃离”。而加入债权人和有关主管机关的代表，至少可以在清算组成立以后防止外商“任意妄为”，不至于在开始清算以后发现资产所剩无几或资不抵债时携款潜逃回国。至于破产清算组的组成，我认为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这样可以更好地掌控进入破产程序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情况，将其股东携款潜逃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三、清算的执行

《指导意见》并没有对清算的整个过程进行引导，只是对清算报告的制定与企业登记的注销进行了特别规定。对于这之前的流程以及清算组的职权，三资企业法与《公司法》的规定相差无几。只是鉴于外商独资企业投资者的特殊性，要求其不得在清算结束之前将该企业的资金汇出或者携出中国境外，不得自行处理企业的财产。

企业在清算执行完成之后，需要制作清算报告。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报告除了和内资企业一样，需要经过企业权力机构确认以外，还需要经过一个特殊环节。《指导意见》要求清算组将清算报告报送审批机关，并缴销批准证书。而审批机关的任务则是在收到清算报告后，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管理系统中完成企业终止相关信息的录入和操作。企业只有凭借该系统生成的回执才能办理一系列注销手续。

结语

《指导意见》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工作进行了粗略的指导，对于《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合伙企业法》同三资企业法的规定该如何衔接适用、外商投资企业的跨境破产与清算等问题，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具体的操作流程，仍需要相关人员在清算过程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后得以完善。同时，我们也期待新的司法解释或者部门规章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清算工作进行指导。

参考文献：

[1]沈四宝，欧阳振远.外资非正常撤离的法律特征及其对策[J].河北法学，2009（10）：42.

[2]焦志勇.外资非正常撤离责任主题认定的法律问题[J].法律适用，2009（8）：33.

[3]焦志勇.中国外商投资企业法新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84.

[4]韩长印，楼孝海.建立公司法定清算人制度[J].法学，2005（8）：84.

[5]李建伟.公司清算义务人基本问题研究[J].北方法学，2010（2）：68.

[6]梁咏.外资退出法律保障机制研究——由《外资非正常撤离中国相关利益方跨国追究与诉讼工作指引》引发的思考[J].行政与法，2009（6）：47.

[7]刘文.论我国公司清算人产生方式之完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12）：123.

作者简介：

谢思苑（1989-），女，江苏苏州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2011级国际法学硕士研究生。

外商投资企业法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外资法、国民待遇原则、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完善

外资立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现在，不仅市场经济的体制已经得到我国宪法的确认，而且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真正需要与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相同的贸易与投资规则，因此，重新检视我国外资立法的经验与教训，理性思考外资立法基本原则的定位，客观剖析现行外资立法中的缺陷，是非常必要而迫切的课题。

一、 对我国外资立法的历史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借贷和国际证券投资三种。八十年代利用对外借款方式占的比重很大，1992年后，由于偿债的压力，我国对外借款开始减少，而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比重稳定快速上升，1994年以来一直占整个利用外资比重的78%。截至1999年9月，全国共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42，573家，合同外资金额6，021.32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970.86亿美元。[1] 据统计，全国现已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就业人员比例、税收比例、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工业产值比例分别为11%、12%、13%、14%。可见，外商投资企业已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各个层面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伴随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是外商投资企业法产生、发展的过程。外商投资企业法，也有学者称其为外资法，是指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组织和活动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2]

我国没有专门、统一的外资法典，而是制订了一系列关于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条例。所以我国的外资法是包括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条件和程序、外商投资的税收、外汇管理、技术引进、劳动管理、进出口管理、财会、金融、海关、仲裁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群"。

（一）外资立法的发展阶段

1979年7月8日，全国人大第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规范外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标志着我国外资立法的开端。尽管这部法律在今日来看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但回溯到二十年多前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肯定它是适应改革开放大势的，对我国刚刚启动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日后的利用外资及外资立法工作积累了必要的经验。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间，我国制定了大量的外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据不完全统计，中央一级颁布的此类法律、法规有200多部，国务院各部门以及地方政府公布的法规、规章有1，000多部，[3] 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外资法律体系。由于我国外资法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立法技术、指导思想都是从不成熟状态不断进行调整、完善的，所以综观起来，我国外资立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级：从1979年至1992年。这一阶段，

市看齐，等等。

（二）外资法的渊源

我国外资法是由国内法渊源与国际法渊源两大部分组成的。国内法渊源可划分为根据法律的效力而确定的纵向外资法律体系和根据法律的内容而确定的横向外资法律体系。

根据各种法律渊源的效力等级，我国的纵向外资法律体系主要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层次为宪法性规范。1982年，全国人大公布了全面修改后的

，按企业形式分别立法造成外资立法重复、矛盾现象严重，对法律的权威性以及统一实施带来了很大影响。

如目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三部基本法重复规定的条文竟占一半以上，而且三部法律之间缺乏协调，规定很不一致，如关于审批期限，合资企业法规定审批时间为三个月，外资企业法规定审批期限为90天，合作企业法则规定审批期限为45天；又如关于投资方向，合资企业法对外国投资者在我国的投资方向没有规定，在其后的实施条例中作了补充规定，允许在六个方面20个行业设立中外合资企业，却未明确何为国家鼓励、何为国家限制或禁止；外资企业法规定，国家限制或禁止的行业由国务院规定，其后颁布的实施细则明确了国家限制或禁止设立外资企业的行业；合作企业法则明确规定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技术先进的生产型合作企业，却没有关于允许、限制或禁止投资的规定；等。

（四）从立法内容上看，原则性的软条款多，可操作性的硬条款少，且很多条款已陈旧过时。

现行外资法中的一些规定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有些规定显得过时、落后，如合资企业法中关于计划、购买与销售的规定，已经毫无实际意义，又如关于外商投资审批的规定，显得过于繁琐，审批期限过长，等。另外，有些领域的立法由于当初制订条件不成熟尚为空白，而今日的经济生活需要这些规范，如关于设立中外股份有限公司的问题、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破产清算问题等。此外，中央一级立法中不少规定由于明显不科学、不协调，地方政府已作了修正，由此造成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冲突、法律规定和法律实施的矛盾，例如，在投资主体的范围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外方投资主体既可以是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也可以是个人，而中方的投资主体则必须是

公司"的待遇，而不是"完全等同于"本国国民或公司的待遇。事实上，这同样也是国家的一种表征。不过，从理论上说，国民待遇原则是不鼓励"超国民"的优惠待遇的。

（三）市场经济是实行国民待遇的基础

国民待遇标准较之于其他待遇标准，具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国民待遇标准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确定，以国内法进一步明确，其透明度、可靠性与可操作性是其他待遇标准所不具有的。它不仅符合国家的最高原则，也符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意志与利益。正是因为国民待遇的这些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使得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适用于市场经济的国际交往之中。 国民待遇的实行并非毫无条件，它需要一个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为前提。这既是我国过去未敢泛提国民待遇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现在适应新的形势而逐步实行国民待遇的主要依据。过去，我国在中外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很少提及国民待遇，主要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是按所有制形式划分的，作为"内资企业"的有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三种所有制形式。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千差万别。根据我国颁布的一系列的企业法与有关的法规、政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资金来源、物资供应、产品销售、劳动人事、财政信贷、税收、工资福利等方面各不相同。"内资"企业之间的待遇尚且相差如此悬殊，又谈何内、外资企业的同等待遇?！ 与计划经济相反，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平等性、竞争性、国际性、透明性和规范性等特性，使得国民待遇的提出与实行有了理论上的基础与现实的可能。从国际经济法的角度看，我国正在积极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已签署乌拉圭最终协议文件，其中就包括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协议)，而国民待遇是trims的基本原则之一。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必须及时调整对外资的立法和政策，走上国民待遇的道路。

1993年以来，我国在立法上朝着这一方向已经作出了重大的努力。《公司法》规定，该法同样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可以说是朝着全面的国民待遇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对外贸易法》明确提出，我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将根据有关条约规定或互惠精神给予对方以国民待遇。再如，税制改革使得内、外资企业在税负上逐渐统一起来，从实体利益上平等了待遇，是朝着国民待遇方向所作的又一次重大的努力。

必须指出，我国目前的外资立法与trims之间尚存在较大的差距，表现在：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仍享有许多"超国民"待遇。例如，就所得税而言，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现改为33%，表面上与外商投资企业的所有税税率持平，但按照《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所有税税率根据设立地区(如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企业性质(如生产性企业)和所属行业(如基础设施或第一产业等)的不同，可以减按24%或15%甚至更低的税率征收。同时，它们还可以享有"免二减三"（即从获利年度起，第一、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第四、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的待遇，其实际税负仍比内资企业低很多。就企业的生产经营自而言，虽然经过了种种转换机制的努力，内资企业的经营自仍难以落实；而外商投资企业一开始就有比较广泛和充分的生产、采购、销售、人事、资金、物资等各方面的自主经营管理权，特别优厚的是，它们可以享有一般内资企业难以企盼的进出口经营权。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在关税等方面还享有比较优惠的待遇。例如按照1983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合营企业进口四类物资免征关税和工商统一税(后分解为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合营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一般免征工商统一税。《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亦有类似的税收优惠规定。此外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等法规，我国对外商投资设立的进口替代项目与以产顶进项目还可享受特殊优惠待遇。另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享受种种优惠的同时，又受到较多限制，居于"次国民"地位，例如当地成份要求方面，我国有关法律虽没有明确的"当地成份要求"条款，但有关法律却有外商投资企业所需的设备、原材料、燃料、配套件等物资，应当尽先在

所确立的外资制度特定化、具体化。在此基础上，再以其他有关法律部门的可适用于外国投资的法律规范加以补充，既求得对外资关系全方位的法律调整，防止疏漏；又加强了外资法与国内其他法律部门、法律制度的衔接、协调和统一，从而形成一个从一般到特殊，由点及面、纵横兼顾的外资法体系结构。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外资法都采用这一体系结构模式，其中又多为发展

2、包含上述第二、第三两个层面的外资法形式的体系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没有制订统一的外资法典或外国投资法，而是通过制订一个或几个关于外国投资的特定领域内的专门法律或特别法规、法令，再辅之适用其它相关法律，对外资关系进行调整。在这些国家里，除有特殊法律、法令或条款所规定的外资投资关系应适用专门的外资法律之外，其他相关问题的处理均适用国内法的规定。与第一种模式相比，这种体系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缺少一个作为部门法统帅地位的基本法。采用这一立法体系的，主要是前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例如罗马尼亚1979年制订的《关于建立外资参与的合营企业的法令》、《建立和组织合资公司法》；保加利亚1980年的《合营企业法》、1989年的《境内外公司与混合公司经济活动法》；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的《外资参股企业法》；南斯拉夫1986年修订的《外国人向南斯拉夫联合劳动组织投资法》等。 [10]

3、仅含上述第三个层面外资法形式的体系模式。这种外资法的结构十分简单，既没有关于外国投资的基本法律，也没有特殊外资领域中适用的专门法规，对于外国投资关系和活动的调整，都是通过一般国内法律、法规来解决的。在这些国家里，外国投资者与其本国国民享受同等待遇。对外国投资活动没有特别的保护与限制制度，其经济政策所标榜和强调的主要是保护"平等竞争"与保证"资本的自由流动"。采用这种模式的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其典型代表是美国。美国至今没有制订一部正式的外国投资法，但外国的投资者在美国享有国民待遇，在投资行业领域、投资比例、期限、股份转让、税收、经营管理权、劳动雇佣、资本金、利润及合法收益的汇出等方面，一般都没有限制，与美国国民享有同等待遇。美国虽在1976年制订了《国际投资调查法》，但是该法的宗旨主要是为了解美国国内直接投资的情况及动态，仅是资料性的法律，其目的是用于分析或统计。其他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意在利、荷兰、瑞士等国，也采用一般国内法来调整外国投资的法律关系。目前，一些发展

糊、多变，是法制不健全、投资环境不佳的表现。这种状况的存在，也不利于执法人员掌握外资立法的基本精神和要义，容易在执法过程中出现适用法律的偏差和错误，从而影响外资法律制度的具体实施和利用外资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这对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3、关于制定《外资基本法》的框架设想

制定工作可以在现行的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基础上进行，即将现行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的内容进行分离，以《公司法》、其他国内相应部门法、《外资基本法》分别取代。具体设想如下：

第一，把外商投资企业法中调整企业组织的部分，如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终止、组织机构及经营管理等内容，分别划归《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调整。因为组织法是赋予企业以市场主体资格的法，对外国投资者与内国投资者不应有区别，故应统一立法。

第二，另外一部分调整国家有关经济管理机关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关系的内容可直接划归国内相关的部门法调整。例如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归税法调整，外汇管理归外汇管理法调整，海关进出口管理归海关法调整，信贷管理归金融法调整，财务与会计归会计法调整，工会归工会法调整，职工归劳动法调整，等。

第三，余下关于外商投资方向、投资要求，对外资的指导、管理和监督，外资的法律保护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纳入《外资基本法》统一调整。其中，特别是对本文第二部分及第四部分提出的问题，应在《外资基本法》中给以明确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