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范文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1

[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东盟;PVAR模型

一、引言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对双方进一步加深合作提供契机。中国和东盟多数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经济具有相似性，都在通过扩大开放程度，吸引外资促进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对一国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最早的5个东盟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的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情况，分析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额、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促使国内企业更好地依靠中国-东盟自贸区，参与东盟国家的建设开发。

二、东盟五国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关系的现实描述

自20世纪90年代后东盟国家加快开放进程，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流入东盟五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危机影响消减后，外商直接投资数额上升，东盟五国依旧是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较大的地区。从投资数额上看，新加坡作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最大，人力资源丰富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也较强，相对来说，菲律宾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较弱。目前，对上述东盟五国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目前，外商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涉及农林渔业、矿产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贸易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服务业，制造业、采掘业仍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而从长期来看，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业是外商直接投资所青睐的热点。以外商独资、合资、收购兼并等形式进入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拓宽了东盟国家的资金来源。外商直接投资为东盟国家创造了巨大的就业岗位，为东盟国家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

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形成的关系。选取最早的5个东盟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的数据，主要变量如下：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k）：体现一国资本形成状况。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fdi）：体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增幅（GDP）：反映一国GDP的指标。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式在基于传统的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估计和检验时将失去通常的性质，故需要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综合面板数据特征，选取滞后期二期，运用stata 11.2软件，采用PP检验、IPS检验、fisher检验、Levinlin检验分别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初始面板数据不平稳，但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面板数据均平稳，面板数据的平稳性为PVAR模型可靠性提供了保障。

（二）数据来源

本文出于数据完整性和代表性等原因，选取1981-2011年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资本形成额占GDP比重、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GDP比重、国内生产总值增幅等指标，分析上述地区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数据均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为本文的模型研究分析增加可靠性。

（三）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计量方法对东盟五国数据进行分析，所用程序为采用stata11.2中连玉君所编程序。

其中为系数，i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为随机扰动项。面板VAR模型包括以下步骤：（1）利用System-GMM方法对东盟五国数据进行估计，研究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2）生成脉冲响应函数，通过脉冲动态反应图来观察各变量对冲击的反映情况。

1.System-GMM估计结果。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资本形成额作用显著，对第一期的资本形成额呈负相关，说明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的资本形成有挤出效应。这主要因为东盟国家企业与外资企业相比实力较弱，短期内外商直接投资会减少其发展机会。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与第二期资本形成额呈正相关，长期条件下，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盟经济增长，带来崭新的投资机遇，拉动其国内资本增长，促进东盟国家形成新的资本投入再生产。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后两期外商直接投资呈负相关，表明一定时间内流入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有限，主要原因是东盟国家开放程度有限，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一期GDP有正的效应，说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二期GDP反映结果不显著，无法判断其对第二期GDP的影响。

GDP的变动对第一期的资本形成额和第二期的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显著，均呈现负相关关系，从经济学角度，体现了要素的边际作用递减规律。另一方面也说明东盟国家的开放程度有限，外商直接投资可以进入的范围较窄，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形成障碍。

2.脉冲响应分析。为进一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额、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使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直接影响。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最初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会减少东盟国家的资本形成，即发生挤出效应。但第一期后迅速回升，并在第二期时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促进作用达到最高，之后影响逐步降低。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进入东盟国家后，会相应的拉动配套设施的建设，带动当地发展，形成集聚效应，为资本形成创造有利条件。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外商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资本形成的作用时间较短，说明当前东盟国家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效率不高，投资结构局限，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投资周期短、利润回报快的行业。在此类行业中，外商直接投资迅速转化为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促进经济增长。但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利润的汇出，对资本形成额造成负面影响。此外，面对资本形成额的变动，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内变化不大，表明东盟国家资本形成额对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无影响。当前东盟国家资本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其国内发展仍需要大量资金扶持。

（2）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间接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间接影响主要体现在一定时期内外商直接投资有限。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下一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呈负相关，东盟国家目前的开放度有限，在行业准入和项目审批上，对外商直接投资造成限制。而从长期看，上期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动对下期无影响，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东盟国家的局面不会改变，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形成额的直接影响仍将持续。此外，外商直接投资变动促进第一期GDP增长，第二期后影响逐步趋于零;而在分析中，GDP变动对第一期资本形成额影响为负，第二期后影响逐步趋于零，综上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了投资周期短、利润回报快的行业，不利于东盟国家长期资本形成。GDP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呈负相关，表面上看违背市场规模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的规律，实际是由于GDP统计口径中包含外资企业汇出本国的生产额，致使GDP统计指标未能正常反映其国内生产状况，此类状况在分析中也有体现。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System-GMM估计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笔者发现东盟国家外商直接投资、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存在以下关系：第一，短期内外商投资对东盟国家资本形成存在挤出效应，长期内存在挤入效应。第二，东盟国家资本形成额短期内促进其经济增长、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作用有限。第三，外商直接投资短期内促进东盟国家经济增长，长期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贡献有限。造成此类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流入东盟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大多投资于投资回报高、回报快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不合理，未能全方位调动国内生产要素，造成资源错配。因此，东盟国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应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扩大开放程度，加快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保证外商直接投资长期的长期流入，形成生产资本，拉动经济增长。东盟国家经济要发展，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非常必要。国外资本实力较强，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可以给本土的企业带来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

其次，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行业，调整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甄别，对与国内产业具有较大关联性的外商直接投资实施优惠政策，从而鼓励其进入。同时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挤出，出台相关政策完善外商直接投资配套措施，使外商直接投资更多用于其国内生产。

再次，完善外商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保障外商企业利益，同时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平台，更多让外资企业了解自己，吸引更多外资。此外，建立动态评估体系，及时反馈外商直接投资状况，以便适时采取相应措施，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资金性质，促进外商直接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最后，东盟国家需加强对其国内私人资本的扶持力度，东盟国家市场经济起步晚的国情决定其国内私人资本并不发达的现状。本土私人资本和国外大型企业相比，还是显得非常弱小的。东盟国家发展自身经济时需要练好内功，强大的私人资本能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其的促进效应。

当前我国鼓励国内企业采取“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策略，东盟国家与我国地缘接近、经济发展程度类似、产品相似性低、市场潜力大，是国内企业走向国际的重要市场。从国内对外投资企业角度来说，国内企业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要注意其市场的特殊性，实行差异化经营。同时针对东盟国家制度不完善、配套措施欠缺的事实做出合理预计，防范其政策性风险，以获得较大经济效益。基于东盟国家汇率变动可能性较大，我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需警惕汇率风险。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2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化。中国加入WTO后，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关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伴随着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地处东部经济发达地带的沿海开放经济大省――山东省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深入分析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在山东省的发展趋势、积极调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对促进山东省经济跨越式发展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一、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

1.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独资企业成为外商直接投资青睐的方式。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山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1979-2006年期间，山东省累计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54754个，合同金额1334.7亿美元，实际到位资金652.5亿美元，1992年以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省利用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均保持在90%以上，成为我省利用外资的最主要渠道。2006年全省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030个，实际到位资金突破100亿美元，占全国总量的26.5%，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经历了一个合资和合作企业比重逐渐下降、独资企业比重逐步上升的演变过程。1979-1998年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是中外合作企业。从1999年开始，外商独资企业取代中外合资企业成为外商来鲁投资的主要形式，在利用外资总量中的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2006年山东省新批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4030个，其中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分别占26.1%、2.0%、71.8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00亿美元，其中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高达78．2%,成为越来越多外商青睐的投资方式。

2.外商直接投资资金来源的地域结构相对集中。随着山东省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国外企业与我省进行经济合作的愿望不断增强。2006年全球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来山东省进行投资。实际投资额前10位国家和地区分别是是韩国、香港、美国、日本、维尔京群岛、台湾省、新加坡、加拿大、德国和澳大利亚。这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投资资金总额占外商来鲁投资总量的90.6%，其中韩国和香港实际直接投资总额达到57.9亿美元，占山东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近六成。我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于亚洲国家和地区，来自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相对较少，资金来源比较集中。

3.半岛沿海经济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要选择。外商直接投资在我省的地域选择更倾向于沿海地区。目前，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虽已遍布全省17个地市，但是在青岛、烟台、济南、威海、潍坊等城市相对比较集中。1998――2006年期间，半岛城市群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5958个，占全省总量的84.0%，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59.53亿美元，占全省总量的85.7%，其中2006年半岛沿海经济区共批准合同项目3478个，占全省总量的86.3%，实际利用外资86.7亿美元，占全省总量的86.7%。山东省17地市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沿济青高速公路和胶济线从半岛沿海经济区向内陆经济区逐渐递减。半岛经济区成为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区域。

二、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

1.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将呈现出膨胀型的波动性。从省内情况看，外商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2006年江苏和广东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分别为174.3亿美元、145.11亿美元，是我省的1.74倍和1.45倍，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江苏和广东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山东经济总量中所占得比重较低一直在6%以下，山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及宽广的投资领域、东北地区提供的产业支撑、江苏、广东等外资企业的的累积示范效应都会对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造成一定的影响，在未来10-20年内，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的膨胀型波动性将更加明显。

2.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将趋于稳定，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规模将不断扩大。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以来，最先到鲁投资的大都是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山东省对韩国、香港、日本、台湾等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替代和互补作用将逐渐减弱，周边国家在鲁投资将平稳发展。从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规律可以看出，全球传统制造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已告一段落，国际直接投资热点将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3.投资主体将进一步优化，对我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进一步加深。20世纪90年代中期，山东省调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战略以后，外商直接投资的项目规模和效益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2000年我省规模以上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企业只有1740个，跨国公司为了尽快占领我省资源和市场，加快了向我省投资的步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量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到2006年规模以上外商直接投资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5227个，是2000年的3倍。

4.外商独资方式的比例将不断增大。1979―1998年期间，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是中外合作企业。随政策透明度的逐步增加和国民待遇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对其投资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从1999年起，外商独资企业取代中外合资企业成为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并且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9-2006年期间，山东省共与外商签订直接投资合同项目33197个，累计实际利用外资494.1亿美元，中外合资企业所占比例下降为24.1%，而外商独资企业所占比重上升到了68.8%。五年过渡期后，外商投资战略的调整更加明显。

5.在地域投向结构中，外商直接投资将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化趋势。半岛城市群是黄河经济带与环黄海经济区的日韩等发达国家经济交流的主要门户，山东半岛的区位优势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地域选择方面重新进行调整，外商投资企业向半岛城市群集投资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1998年，半岛沿海经济区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数是鲁西内陆经济区的4.9倍，到2006年这一差距扩大到了6.3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推进，半岛城市群除了承接日韩产业转移以外，还将承接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半岛制造业基地假设必将对外资企业的地域选择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越来越多的外资会投向这一地区的相关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区域集中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增强。

6.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投向将进一步高度化。加入WTO后，我省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宽，在鲁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结构调整力度逐步加大。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将呈现出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将不断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在我省的产业投向呈现出进一步高度化的趋势。2000年我省共批准合同项目2728个，在三大产业的比例为3.9：85.6：10.5，而2006年这一比例调整为1.4：81.4：17.2，第一、第二产业分别下降了3.5个百分点和4.2个百分点，非物质消耗型的第三产业上升了7.7个百分点，投资于我省第三产业的企业不断增多，三大产业投向呈现高度化的趋势。

三、山东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性建议

1.加强引进外资的政府规制，实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第一，强化政府的宏观规划与指导，有计划、有重点、分步骤的组织、协调、引导各地市的招商引资工作，避免地方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过度、无序竞争会对内资产生挤出效应。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服务和监管。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必须坚持制定和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健全相关市场结构的分析标准、经济安全指标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依法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监督管理，确保我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安全。第三，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方针，改变政府在招商引资中的错位。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应该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解决招商引资中的细节问题。

2.优化资金来源的地域结构和主体结构，减小外商直接投资的波动性。根据我省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的趋势，在资金来源的地域结构上我们应该实施“巩固周边、扩大欧美”的招商引资战略。利用我省“鲁日韩环黄海经济区”这一特殊地缘优势确保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在鲁投资平稳发展。加大对欧美国家企业的宣传力度，吸引欧美地区的大型跨国公司前来投资，促进我省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实现经济技术的合作及优势互补，分散资金来源过渡集中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风险，减小外资来源的波动性。

3.积极引导外资产业投向和地区投向，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我省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是今后利用外资工作的一项重要要求。政府应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努力营造适合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体制环境，在实施市场准入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合理、有序地引导外商的产业投向和地区投向，以促进我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泰山医学院社科部

参考文献

[1]乔翠霞.外资与山东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和对策建议[J].山东社会科学，2006,5：107-110.

[2]黄瑞宝.山东省工业化进程分析[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75-79.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3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著(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著。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著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对第一点来说，要加以确证必须进行企业层面的调查，但这是不可行的，因为这样的数据根本无法获取。直观判断，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规模有限，例如直至1994年外商投资企业在全部企业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仅达11%，因而，净利润再投资即使确实是总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只能是近年来的事。同样地，就第二点来说，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直至1990年代中期，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的一个典型化特征，是表现出过度冲动的投资倾向，因而，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任何可能的“挤入效应”也仅在近年内才有意义。就第三点而言，即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这是现有文献关注的焦点。部分研究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能够带来外汇的角度来考虑，而外汇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技术进口提供资金来源，这些技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在机械设备或工业投入品中。还有部分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改进外商直接投资接受企业、行业或区域的效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其作用机制包括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制度和结构的转变、等等。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4

一、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的资金供给的影响

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构成东道国国内总投资的一部分 ， 实际上增加了东道国国内的有效需求 ， 所以对资本流入国而言 ，会形成产出增长的乘数效应。从资本需求的角度进行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时期内可以视为净资本流入 ， 由它形成的固定资产可视为外商直接投资的资产引致效应。一般而言 ，资本相对短缺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很多文献通过对借用国际借贷资本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的比较 ， 发现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对外借款而导致巨额债务危机。为改善国际收支平衡 ， 发展中国家纷纷把目光投向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 其主要的理论依据是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双缺口”理论。根据资本“双缺口”理论 ， 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互相弥补直至两者相等的情况下 ， 一国的经济才能实现均衡发展。在我国 ， 引进外资是从两个方面同时对两个缺口发生作用的 ， 如外商以机器设备的形式进行投资 ， 一方面代表了进口 ， 却不需以出口来支付;另一方面 ， 它代表了新的投资 ， 但又不需要国内储蓄。因此 ，从资本形成的角度 ， 外国直接投资从有利于提高国内储蓄水平、改善国内资金供应状况。

不过 ， “双缺口”理论主要是针对那些国内储蓄严重不足 ， 在封闭经济情况下投资水平低下的国家而提出的 ， 具体到中国的情况 ， 由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 ， 储蓄率一直是偏高的 ， “双缺口”的前提假定并不完全适合 ， 这种情况也可以在东亚各国被映证 ， 如日本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 ， 资本形成主要依托于其本国储蓄 ， 外资的作用很小。

近年来 ， 我国居民银行存款的增加额很快 ， 而银行由于风险原因 (主要是对国有企业的不良债权庞大) 趋于惜贷 ，储蓄的资本形成率不高 ， 因此 ， 有学者指出 ， 外资的大量涌入对国内民间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 特别在目前外资经济普遍享受超国民待遇 ， 而民营经济却享受不到基本的国民待遇的情况下 ， 这种效应尤为明显。不过 ，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民营经济在市场准入等各方面遇到的问题 ， 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滞后 ， 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要求 ，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过剩或被外资挤出。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 ， 势必将进一步推进健康的市场体制的完善 ， 特别是我国加入 WTO后 ， “开放推动改革”的局面的形成 ， 外国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经济的贡献将不仅体现在单纯的资金供给层面上 ， 更将对于我国整体的市场经济的建设、法制法规的制订、产权观念的形成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 这对于民营经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二、FDI对发展中东道国的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影响

很多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 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来获得技术和管理经验 ， 以解决增长过程中的技术缺口和滞后性问题。这一目标能否实现 ， 取决于: 一是东道国是否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源; 二是东道国的企业家能否作出正确选择 ， 并在有效地使用所获得的技术后不断地进行改造和创新。因此 ，在跨国公司理论和发展经济学中 ， 有关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技术贡献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技术的适宜性上。

一般而言 ， 资金流入国教育水平 (即吸收能力) 高的话 ， 外国直接投资将增进经济的增长 ， 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构成所要求的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技术 ， 如果直接投资所引进的技术与东道国要素禀赋之间出现不协调 ， 那么该技术就很难通过当地的产业产生关联效应 ， 如果东道国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一味地考虑高新技术 ， 就会牺牲自身在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 ， 不能使引进的技术内生化 ， 从而不利于技术在本国的扩散与转移。基于当前中国国情 ， 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廉价 ， 这种人力资源恰好是我国在国际上吸引外资的优势所在 ， 因此 ，在利用外资战略中 ， 不能过早地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没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 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经济增长中的资本短缺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就难以解决。当前在利用外资中特别要注意防止一种不顾国情走极端的倾向 ， 即片面地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 ， 而过早放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目前不少地区已出现规定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动向 ， 应该引起注意。

三、FDI对发展中东道国就业的影响

FDI通过其增加投资、消费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 以中国为例 ， 国民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 约会吸纳 100 多万人的就业。从改革开放到 2000 年底 ，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逐年提高 ， 到 2000 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15. 48 % ， 即说明 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 7. 2 %的增长率中有1. 11 个百分点是由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按此估计 ， 在2000 年约有 120 万人以上的就业是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不过 ， 也应看到 ， 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下 ， 不少国内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纷纷败下阵来 ， 这其中产生了一些失业现象。从长远来看 ， 我国的市场化改革目标是使企业成为在市场环境中有自生能力的企业 ， 不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是无法也不应该在市场中存在的。如果没有外商投资企业的压力 ， 低效率运营的企业实际上隐藏着大量的隐形失业 ， 这样的充分就业是不值得追求的。

四、对发展中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

出口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增强东道国的出口创汇能力 ， 而进口替代型外商直接投资则有利于满足国内需求 ，丰富国内市场 ， 减少进口。国际收支是一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总体体现 ，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 ， 资本流入可以弥补一部分经常项目的逆差 ， 但是如果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是以商品形式进入的 ， 进口的资本品被计为贸易项目下的进口 ，这又会导致经常项目的逆差。

目前 ， 从我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来看 ， 主要是面向国际市场的出口导向型投资 ，外商投资企业外贸出口逐年扩大 ， 其贸易顺差弥补了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和利息汇出而来的非贸易收支逆差 ， 使我国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得到了充分的改善 ， 2002 年 ， 在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已经占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值得注意的是 ， 过去 ， 我国在引进外商投资企业时 ， 往往增加了不少硬性规定 ， 如规定原料或中间品从国内购买、产品的一定比例必须外销等 ， 虽然这些规定起到了保护国内外市场、增加出口创汇等作用 ， 但应该看到 ， 这些规定不符合WTO的关于贸易自由化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协议 ， 在今后将被逐步取消 ， 我国的国际收支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随着各种妨碍贸易的措施被逐步取消 ， 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真正的比较优势才能得到显现 ， 国际收支状况将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五、FDI与其他形式的外国投资的比较

我们经常说中国来的钱并不像投到某些国家的钱那样 ，是“热”钱 ， 是投到股票、证券等资本市场。投到中国来的钱绝大部分都是直接投资 ， 直接投资是要干项目的 ， 是着眼于长远的 ， 而不是一种炒作。的确 ， 外国直接投资在金融危机时期仍然保持稳定 ， 例如 ， 在 1997—1998 的东亚金融危机中 ， 这些投资显示出令人注目的稳定性。与外国直接投资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形式的私人资本 — — — 投资组合与债务 ，特别是短期债务 — — — 在同一时期却出现了大量的外流。

外国直接投资在金融危机时期的恢复性能在 1994 —1995 年墨西哥危机、80 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中都得以显现。

这种恢复性能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流入资本的众多形式中 ， 偏好外国直接投资。1978 —1981 年外国直接投资占私人资本流入额的11 % ， 投资组合与贷款分别占 9 %与 80 % ， 1982 —1989 年外国直接投资所占的比例上升至 16 % ， 到 1990 —1995 年这一比例已达到 20 % ， 投资组合为 44 % ， 贷款为 36 %。海外短期贷款受到利率差异与汇率预期等投机因素所左右 ， 并没有长期的考虑。它的活动常常受政府对汇率的暗示 ， 或对银行体制的保证等道德风险因素所左右 ， 在危机出现时 ， 这些海外短期贷款首先逃离 ， 对于二十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涨落 ， 海外短期贷款负有责任。

相反 ， 外国直接投资则非常稳定 ， 在危机出现时 ， 并不轻易离去。此外 ， 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国内资本形成效应也是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入所无法比拟的 ， 根据一项对58 个抽样国家及18 个新兴市场的研究 ， 国外资本流入增长1美元 ， 国内投资将增长 50 美分。然而 ， 资本不同流入形式对于国内的资本形成的作用具有重大区别。直接投资带来的是国内投资一比一的增长; 投资组合与国内投资的关系事实上是很难辨明 (影响很小或无影响) ; 银行贷款的影响在两者之间。

六、对 FDI保持谨慎的一些理由和争论

尽管外国直接投资具有种种益处 ， 但是也有文章指出展中国家在对待此问题上 ， 要保持谨慎 ， 以防止毫无批判地全面接受外国直接投资。高比例的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是资金流入国软弱的信号。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占总资本流入的高份额是资金流入国虚弱而非强盛的表现。外国直接投资令人吃惊的一个方面是 ， 高风险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占总资本流入的份额很高 (高风险国家是指政府偿债信用等级评估或其他国家风险评估中列出的风险较高的国家) 。也有证据表明机构组织不完善的国家 ， 外国直接投资的比例较高。

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外国直接投资比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更容易在不健全或低效率的市场发展。在这样的环境下 ，外国直接投资更愿意直接运作 ， 而不依靠当地的金融市场、供货商或法律体制。持这样观点的人认为 ， 试图扩大对国际资本市场参与的国家 ， 应该集中精力发展政策、法律等的执行机制 ， 使之更加可靠 ， 而不是引进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各国应该集中精力改善投资环境及市场的运行。这方面的努力会赢得投资效率的提高 ，更多资本的流入 ， 虽然在国内政策软弱、机构组织不完善的国家 ， 外国直接投资占总资本流入的比例比较高 ，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本质持批判态度 ， 事实上 ， 没有外国直接投资 ， 这些国家会更加贫困。另一种看法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使所有权从本国居民转移至外国居民 ， 同时使公司治理机制即外国投资者对本国企业实施管理与控制的机制成为可能。这种控制权的转移可能受转移的时机与条件、逆选择问题及过量举债经营的影响 ， 而损害资金流入国的利益。通过外国直接投资 ， 外国投资者获得了所控制企业生产能力方面的重要内部信息。

这样 ， 外国投资者相对于购买股票而不享受控制权的本国投资人就具有了信息优势。利用信息优势 ， 外国投资者将保留高生产能力的企业 ， 而将低生产能力的企业出售给不知情的投资人。此类逆选择问题可能导致过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过量举债经营同样限制了外国直接投资发挥其有利的方面 ， 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下设机构所进行的国内投资。这些机构通过国内信贷市场过量举债 ， 其结果是外国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额实际上并不象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多 (因为外国投资者通过在国内市场的借款回收了资金) ， 从外国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益也因为外资企业在国内的贷款而减少。最近的研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稳定性也给予了新的认识。

虽然事实上已入库的机器很难根据一纸通知就撤离资金流入国 ， 但是外国直接投资有时可以利用金融交易实现资金回流。例如 ， 外国分支机构可以通过抵押其资产在国内贷款 ， 然后将资金转贷给母公司。同样地 ， 因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大部分资金是公司间债务 ， 所以母公司可以很快地将资金招回。

另外一些情况也使得外国直接投资不利于资金流入国 ， 例如 ， 为适应高关税市场或无关税壁垒市场 ， 外国直接投资会加强游说 ， 努力保持现存的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外资收购所导致的国内生产者的合并 (通过接管或公司倒闭) ，也会影响国内的竞争。尽管对造成这些风险的原因还待进一步研究 ， 但是这些潜在的风险确实显示了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某些负面影响。因此 ， 发展中国家应趋利避害 ， 集中精力改善内资、外资等各类投资环境 ， 以避免这些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 ] 乐纲1 对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再思考 [ J ] . 武汉金融，2001 (6) .

[ 2 ] 朱颈松1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资本形成的效应 [ J ] . 亚太经济， 2001 (3) .

[ 3 ] 陶雨花1 对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几个问题的重新认识 [ J ] .南京经济学院学报， 1999 (3) .

[ 4 ] 普兰卡什· 伦格尼， 阿撒夫· 拉辛， 张小燕译 1 外国直接投资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利弊 [J ] .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1 (11) .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5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自主创新;技术外溢

在改革开放30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浙江省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的推动力。它不仅会对浙江经济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浙江省的其他方面尤其是浙江省的技术进步方面,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先进技术最终能否对东道国发挥积极的影响,关键在于东道国是否形成自主创新的能力。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从分析浙江省的外商直接投资特点出发,来研究外商投资对浙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

一、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从外资投资领域看,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产业集聚性明显

首先,浙江优势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加工环节是外商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领域。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的投资较少。截至2007年底,浙江外商直接投资第一、二、三产业合同外资结构比例是0.8480.6218.54。

其次,浙江省所吸引的外资中,主要是投向出口加工型企业。这些出口加工型企业主要生产的是机电产品与纺织品,属于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他们的特点是“四低”,即加工层次低,产品档次较低,高技术含量低和附加值低。仅有的部分高科技、深加工企业也存在加工过程短、增值率低的问题,其高科技产品多以简单加工组装为主,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环节,而真正体现技术水平和要素含量的设备和中间投入品都要从国外进口。

(二)从外资来源地结构来看,浙江外商投资企业的资金来源比较集中

浙江省的外资来源主要集中在港台地区、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来自香港的资金所占比重较大,2007年浙江省实际利用的外资中,来自香港地区外资占总额的39.3%,居第1位,维尔京群岛、美国、日本、台湾、意大利、萨摩亚、韩国、新加坡分别为第2-9位。与其他发达地区(如江苏省、上海市等)相比,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比较少。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世界500强企业到上海投资的逾300家,到江苏投资的逾170家,而到浙江投资的仅约72家。500强企业在浙江的投资企业数额仅为上海的24%,是江苏省的42.3%。

(三)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形式来看,浙江省吸引外资中独资化趋势明显

从投资的方式结构来看,浙江省外商投资形式中,主要有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以及股份制4种形式。其中外商独资形式最受外商青睐,已逐步成为当前浙江省外商投资的主流方式。2007年,浙江外商独资企业的项目个数、合同外资额以及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占到了浙江省全省的60.6%、74.7%和66.2%。浙江省吸引外资呈现独资化趋势,导致外商投资企业强化了其对技术转移是控制权,减少了承接技术转移的主体,这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不易在当地扩散。而且,外商投资独资化还会降低了与浙江本土企业的产业关联度,从而降低了对浙江省相关产业跨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

(一)外商投资企业在浙江省设立研发机构,将推动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会给浙江省的本土企业形成“竞争效应”。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研发机构后,本国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也会增加自己的研发投入,不断强化自己的创新能力。由于浙江本土企业是浙江省自主创新体系的主体,在面临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浙江省本土企业不得不重视技术开发与改进。因而,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浙江省的自主创新能力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

(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入,将有利于浙江省自主创新人才的聚集

从理论上讲,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高低,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区域内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高技能的劳动力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拥有高质量的生产能力。其不仅是企业研究与开发、新产品投入生产,以及市场分析和市场营销的核心,而且实际上也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实施者。外商投资进入浙江省后,通过为当地社会提供的各种专业培训来向浙江省自主创新体系提供人才储备。同时,外商投资进入浙江省,由于其先进的公司制度,诱人的激励制度,还会吸引大量出国人才的回流。外商投资企业的这些活动,会有利于浙江省自主创新人才的聚集,从而有利于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三)外商投资企业的低端技术锁定会抑制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从引进技术的方式来看,浙江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主要以引进专有技术、成套设备、技术咨询(或技术服务)为主,而专利技术较少。国外先进技术固化在设备之中,浙江省本土企业很难从中学习其内在的技术。因此,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可能会较大地提高浙江省企业的生产效率,但很难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另外,通过外商投资引进技术的浙江企业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即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不够,技术改造、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相脱节,即“重引进而轻消化”。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的调查表明,浙江省有37.8%的企业在购买技术和机器设备方面投入经费最多,对引进国外先进设备的消化吸收、尤其是系统集成和综合创新却不足,基本上是引进10元钱,消化和吸收仅花1元钱,技术创新尚未进入良性循环。如果浙江的本土企业只强调技术和设备的引进而忽视消化吸收,并不能提升企业的技术开发能力,反而只会加重对国外技术和设备的依赖,最后导致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追赶陷阱”。这将非常不利于浙江省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四)外商投资的投资规模与领域限制了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

外商投资的投资规模与领域限制了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会导致浙江省吸引外资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因为这些外商投资企业的规模都比较小,投资主要是集中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行业。这表明,外商投资进入浙江,主要是想利用浙江省相对廉价的人力资源、土地资源、生产资源以及优惠的税收政策,在浙江省投资设厂从中追求短期利益。这些企业其实更像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母公司在浙江省所设的加工车间,他们只负责对原料或半成品进行加工或进行贴牌生产,科研活动几乎没有。因此浙江省所吸引的外资对浙江省的技术外溢效应较弱,它对浙江省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不大。

(五)外商投资企业的独资化趋势,削弱浙江内资企业从技术外溢效应中的获利

目前浙江省的吸引外资中以独资企业为主,尤其是在一些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如计算机制造、软件等产业中,独资的形式更明显。浙江省吸引外资呈现独资化趋势,导致外商投资企业强化了其对技术转移是控制权,减少了承接技术转移的主体,这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不易在当地扩散。而且,外商投资独资化还会降低了与浙江本土企业的产业关联度,从而降低了对浙江省相关产业跨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据有关实证分析,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内资工业产生了正向外溢效应(具体为0.44%),但其技术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占全行业的比例每增加1%,其对部门产值的增长贡献仅为0.04%。浙江省本土企业在这样外商严格控制的情况下,无法通过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获得较多的技术利益,尤其是技术创新能力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

三、结论

由上述分析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力远没有充分发挥。因而,浙江省在今后吸引外商投资中,应该注意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来引导外商投资,充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提升浙江省的自主创新能力。

首先,浙江省吸引外资应该转变引资的思维,从对量的关注转移到对质的提高。应该特别注意调整外商投资的来源国结构,尤其应该注意吸引更多的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

其次,浙江省引进外资应该注意将利用外资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通过深化产业分工,加强产业联系,积极引导外商投资进入关联性强,带动性大的行业,从而能够通过联系效应促进技术外溢。并且要注意利用外商投资所显示的产业集聚性,充分发挥其技术外溢的集聚效应。

最后,浙江省应该加大对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的投入,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提高本土企业对技术外溢的吸收能力,提高浙江省企业自身的竞争力,通过市场竞争机制拉动外商投资企业增强其技术转移的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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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统计局.2008年统计年鉴[EB/OL].stats.省略/.

3、潘峰华等.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对减速和浙江制造业的实证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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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林生.外商投资对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6(9).

7、单亚东.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实证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6).

8、赵英军等.外商直接投资对浙江省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实证分析[J].浙江学刊,2005(5).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6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购并

1我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意义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进出口需求3个要素,通常可用公式表示为GNP=C+I+(X-M)。外商直接投资加大了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构成我国国内总投资的一部分,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进。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的广泛影响表现在,他通过对生产活动的介入,实现了工业总产值及税收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劳动就业机会的创造。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证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

2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新格局

2.1跨国购并成为主导形式

欧美等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跨国购并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并对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产生了分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经济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以强化市场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为目的的国际购并异常活跃、高潮迭起。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

世界购并活动不仅在数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在购并规模上也创造新高。但是大规模的企业购并活动,将近90%都在欧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如2007年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规模达到近2万亿美元。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国购并已成为全球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将发生相应变化,从而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形式。

2.2服务领域投资比重显著提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跨国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如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行业,其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回避贸易壁垒进入当地市场。但是,近几年内,服务业的跨国投资呈快速增长势头,占投资总额比重已经达到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为:①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浪潮的推进,各国的服务贸易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加速;②金融、保险、电信、商业流通等服务业的跨国购并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力量,传统制造业的购并主要借助于股权交易和资产重组的形式,对服务贸易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强;③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经济导致与信息服务有关的技术开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电信服务、金融保险服务和商业流通的革命,服务业的跨国资产重组与技术交易趋于活跃。服务业跨国投资的比重上升的倾向,不仅在发达国家之间,而且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也表现明显。

2.3国际引资竞争进一步加剧

亚洲各国从1998年开始大幅度的调整了本国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如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放宽外商投资领域和项目审批权限;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开放债券、股票和短期资金市场,鼓励外商兼并国内企业;简化审批程序,完善服务体系等。正是由于上述这些积极的措施,以及亚洲各国经济的逐步复苏,货币贬值后价格、成本等比较优势得到了迅速释放。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为了争取从国际资本流动之中分享更多的份额,在结构调整和适应资本流动政策与制度调整方面采取积极措施,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3进一步引进外商投资的政策建议

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外商直接投资的巨大带动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资是否能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与该国能否制定恰当的外商投资政策,并适时加以调整有着很大关系。我国将继续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政策,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的发展战略。为此,结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可能变化,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以下几点的重要性:

3.1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

我们必须坚持把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和投资环境作为利用外商投资战略的重点。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我国应该做到进一步修改贸易与投资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对外国投资的内耗比例和外汇平衡规定,对国内采购的优先原则等;建立和完善与国内市场开放以及贸易投资活动市场化进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系,如利率、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外经贸行业协调体制、市场规范管理、金融服务体系、中介组织、信息与咨询机构、法律援助和贸易保险制度;充分利用多边框架下能够享有的制度与政策自主安排空间,构筑有效的产业保护和经济安全体系。通过这方面的制度调整将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规范市场行为,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2创新引资方式

国际经验表明,制度创新是技术创新和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方式创新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再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同样如此,引资制度与方式的多样化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资本市场分享更多份额的重要手段。面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和日趋激烈的引资竞争,传统的制度方式已经进一步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和质量形成制约作用,有必要从创新入手,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间。

首先,创新需要从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开始。目前的紧迫课题是逐步减少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限制,有步骤的开放金融、保险、电信、外贸、商业、旅游以及会计、法律服务等行业。允许在这些领域根据我国有关规定设立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企业,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其次,观念更新是制度与方式创新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观念更新的必要性。3.3配合结构调整战略

随着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推进,我国贸易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将受到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内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产业机构高度化发展以及高科技领域外商投资的带动,机电等高科技产品的竞争力将继续提高,并成为出口增长的增长点,从而将明显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另一方面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以纺织品为代表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又会大量增加,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扩张,从而将会重新提升传统产业的比重,与经济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相左。

因此,有效的解决方法是充分发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结构调整战略的配合作用:①改善体制环境,营造适合于高科技创业型企业发展和外商投资的政策、市场空间;②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知识水平,提升劳动要素与高技术产业资本的结合能力,激发传统产业对高新技术装备的市场需求;③在多边规则允许的限度内,对不同商品和产业实行有所区别的贸易和外商投资政策,对有利于结构升级的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资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扶持;④完善企业走出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鼓励更多的企业与国外跨国公司进行战略联盟和资产结合,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和资源配置,带动国内产品、技术、劳动力与服务的输出,促进跨国企业的对华投资;⑤积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西进”,因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差距造成地区经济差异重要影响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张卓元.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2俞毅.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证.国际经济合作,2004(9)

3陈亚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影响的经济学分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5.10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7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利益的概念界定

通常所说的外资，其实主要有四种形式：对外借款包括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等；外商直接投资；外商其他投资，如补偿贸易、国际租赁等；国外赠款。本文所说的外商直接投资又称为外国直接投资或国际直接投资，从东道国角度而言一般称为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而从投资国角度出发，则通常称为对外直接投资，它是国际投资的重要形式之一。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或母公司）与在另一国的企业（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具有长期利益，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在我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口径与商务部统计口径，官方的“外商直接投资”指的是：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中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中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中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中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该表述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定义，可能不够严谨，但事实上，我国的相关统计数据依据的正式该表述规定的范畴，所以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为了便于学术交流，本文也采用该表述。

修昔底德在其总结古希腊经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断言：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个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最可靠的纽带。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也说道：“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当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所以，衡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利弊，也当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那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呢？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家利益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国家利益的内涵，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如美国学者唐纳德•诺切特莱因博士认为，美国国家利益有变与不变两个因素，其中前者形成美国的持久性利益，可以称之为基本利益，包括国防、贸易、世界秩序、意识形态的维护和宣传；变的部分则是依据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做出的反应。尽管不同学者在国家利益的概念内涵、界定以及属性上争论不已，但是大部分学者基本都能形成以下共识：一是国家利益有不同的层次，首先是政治利益，主要是指国家和领土完整；其次是经济利益，主要是指国家的经济安全；再次是文化利益，包括国家意识形态等。一个国家只有解决了生存问题，才可能谋发展，然后才有更高层次的文化意义上的追求。二是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上，国家利益是政府行为的直接动因，政府行为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依据，并且以国家利益作为检验政策效果的最高标准，政府实行的国内外政策必须捍卫国家利益。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各国相互以来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国家利益仍高于一切，所以在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上，也当以国家利益为最高评价标准。应当说，积极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基本上是正相关的，这主要体现为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分析

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是从跨国公司利益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的，根本不会顾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需要。所以我们必须认清外商直接投资所具有的两面性，外商直接投资在带来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可能使得我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处于外国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而丧失了对自身发展的选择权和控制权，最终损害国家利益。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可以从以下方面检视：

（一）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产业安全

产业安全指的是国家对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性资源产业和支柱产业具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其生存和发展不受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威胁，并能够实现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合理化，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安全的威胁主要体现在：

1.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控制逐渐加深。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产业控制程度主要可以从外资股权控制率、外资品牌拥有率、外资技术控制率、外资经营决策权控制率和外资国别集中度五个指标来衡量。譬如在外资品牌拥有率上，大量具备垄断优势的外国名牌涌入，对我国国内的名牌产品也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譬如在洗涤剂行业，美国宝洁公司、英国利华、日本花王、德国汉高等四大洗涤化工公司的知名品牌就控制了国内大部分市场；在饮料行业，国内名牌饮料厂已有7家与美国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合资，成为其罐装车间。

2.外商直接投资加剧了我国三大产业结构的失衡。据商务部的《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7》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444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039.74亿美元。在累积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农林牧渔业占不到3%，制造业占71%，服务业占约26%；……”，可见，农、林、牧、渔等第一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全部投资额中所占比例较低，这与第一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不相适应；而制造业所吸收的外商投资比重明显偏高。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大多只是将其生产过程最终的组装工序移至我国，可以说，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降低了我国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加剧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失衡，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利益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国家的经济安全。所谓国家经济安全，指的是国家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经济在整体上基础稳固、健康运行、稳健增长、持续发展，在国际经济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政策自主性、发展自主性、自卫能力和竞争实力，所以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构成了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指标，而当前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某些方面有悖国家经济安全，最终损害国家利益。

1.政府非理性的引资博弈导致外商直接投资的量增质降。随着我国开放格局的进一步深入，招商引资成了各地各级政府的头号工程，引资数量成为各级政府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其结果是某些地方政府滥用引资优惠政策，由此人为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原来资质低下的外企也可以轻松进入我国市场，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利用外资的质量。

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如前所述，为了鼓励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我国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了最大优惠。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人为地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造成两者之间竞争的外部环境极不平等，内资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造成了外资依靠优惠政策优势排挤内资企业的“政策挤出效应”。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事实上是以国家权益和国家利益交换外商投资，必然损害了我国的民族产业和国家利益，我们期待业已实施的“两税合并”能消除产生的负面效应。

3.外商直接投资给我国带来了沉重的环境压力。西方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由于其国内严格的环境标准和高昂的环保费而无法立足，以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的名义或直接通过跨国公司将某些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其“污染避难所”。据统计，日本企业将60%以上的高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和拉丁美洲，美国也有39%的“肮脏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我国相对宽松的环境管制导致国外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从而加重了我国环境污染的程度。

另外，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还存在商业贿赂、产品质量、社会责任缺失、阻碍我国技术进步等问题。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分析

（一）要建立公平、完善的投资和竞争环境

在坚持实施新的所得税法的基础上，我们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研究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方面的法律和政策，修改完善加强外汇管理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涉外法律体系，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公平、完善的制度环境。

（二）要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优化

要通过各种政策，譬如适时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有效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产业结构和地域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三）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监控并建立安全预警制度

国家有关部门应该牵头建立监测外商直接投资的信息预警体系，通过产业指标特别是关键产业指标、结构指标以及国际收支指标的动态监控，及时发现并解决可能影响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问题点。

（四）加强对包括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环保监管

首先要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能耗、环保等标准的准入评估，坚决强制淘汰高耗能、重污染的企业；加强对各类企业环境保护监管，加大执法力度；研究制定支持外商投资环保产业的综合性鼓励政策，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

（五）多途径切实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公共利益切实贯彻《反垄断法》，加大反垄断工作力度，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确保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重点企业的控制力和发展主导权。继续改革和完善招商引资方式，避免招商引资的盲目性和追求规模效应，切实保障我国的国家利益。

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篇8

一、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竞争加剧，投资结构和方式出现新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商品、资本、技术、信息以及劳动力等各类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更加频繁，国际直接投资也于2004年止跌回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态势：FDI重新趋于活跃。从2004年起全球FDI开始回暖，达到6112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9%；跨国公司对美国的投资开始回升。2004年美国吸引的FDI出现大幅增长，由2003年的300亿美元猛增至1210亿美元；FDI向发展中国家分流的趋势增强。2004-2007年，亚洲、中东欧已经并将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跨国直接投资的地区；FDI继续向服务业倾斜。2003年以来，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产业上的调整，服务业成为FDI的新宠，仅2004年上半年全球服务业的跨国并购金额就达到99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是制造业跨国并购金额的1.5倍；跨国并购成为FDI的重要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并购迅猛发展，已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新的重要方式。

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处于扩张期且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今后全球FDI的恢复性增长态势仍将继续。尽管从中期来看，可能会受主要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减速、石油和原材料价格波动、全球恐怖活动等风险因素的影响而转弱，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国际直接投资将成为世界经济长期的活跃因素，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正确分析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现状

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是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而发展的，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特别是加入WTO和树立科学发展观后，我国利用FDI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五”期间，我国累计利用FDI2740.9亿美元，年均利用外资超过500亿美元，目前保持在600亿美元左右的规模，名列全球第三，并继续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我国利用FDI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58.3%，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8%，直接吸纳就业人数超过2400万人，占全国城镇劳动就业人口的10%以上；二是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十五”期间制造业利用FDI1900亿美元，占FDI总量的70%，形成了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为代表的外商投资产业集群，促进了电子信息、轻工纺织、家用电器及普通机电产品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形成；三是服务业已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2005年服务业利用合同外资金额218亿美元，金融、物流、零售、公用事业、会展以及咨询等领域利用外资取得较大进展，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四是跨国并购日益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进入新的世纪，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改革的普遍做法，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大型国有企业重组案中，2/3以上有外商投资参与。在我国，跨国公司并购国有大企业也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我国利用FDI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在引进外商投资中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区域、方式、领域的布局不够合理，部分外商独资企业对国内企业拉动作用有限、甚至在个别领域开始出现外资垄断；另一方面，FDI也可能给我国带来一些诸如增加国际收支风险、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阻碍市场竞争和市场机制的完善、增加社会成本等负面效应，并因此引起了FDI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争论。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不断出现的新变化，这些问题和矛盾有可能变得更加突出。

纵观我国利用FDI的经验教训和今后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我们可以坚信我国利用FDI的未来前景良好，利用外资仍具一定增长空间。一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继续成为外商投资的重点领域，跨国并购会日益成为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式，利用外资地域格局也将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稳步推进。

三、进一步促进我国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对策选择

“十一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必须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摒弃对利用FDI的偏见和争论，以积极的姿态和改革开放的进取精神，制定积极的应对政策和措施，坚持“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1、完善利用外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创建良好的外商投资软环境

创建良好的外商投资软环境，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稳定、透明的管理体制和公平、可预见的政策环境。要根据对外开放和国内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研究制定促进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当前重点是制定对外商并购国内企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快出台《反垄断法》，修订颁布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适时修订《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严格实行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制，规范各地区、各部门利用外资政策，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协调。

2、加强对外资的产业投向引导，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提升制造业利用外资水平。将先进制造业作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环节，培育新兴主导产业，增强整个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鼓励外商投资资源深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环境保护，严格限制或禁止高物耗、高能耗的外资项目准入，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增强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的产业关联，提高国内配套能力，延长国内产业链。继续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等各类营运中心。

扩大服务业利用外资领域。加快引进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特别是现代物流、会展、法律、教育培训、信息、人力资源配置、工程技术服务等。积极承接国际服务业外包，注重新兴服务业发展。积极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稳步推进金融、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的对外开放。鼓励外商投资电力、交通、市政、水利等基础设施，同时逐步开放教育、医疗、文化服务市场。

促进农业利用外资。在农业生产领域，继续鼓励外资发展优质蔬菜、瓜果、花卉、中草药等经济作物以及饲料作物生产，鼓励外资进入牛羊肉、优质禽肉生产和发展远洋捕捞业。在农业产业化领域，吸引外资发展有机栽培，加快开发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建设绿色有机食品出口基地。在农业综合开发领域，鼓励外商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研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和建设工业原材料基地。

3、加快技术进步和创新，利用竞争和政策引导外资技术转移

鼓励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创建外资企业、国内企业、科研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开放型创新体系，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积极创造竞争环境和政策环境，引导外资技术向国内转移。通过加快培育能够与外资企业相竞争的国内优秀企业，加快形成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快形成跨国公司投资企业产品与进口商品之间的竞争，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4、加强对外资的空间投向引导，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禀赋特征，优化利用外资区域布局，统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东部沿海地区要继续发挥经济外向程度高和资金、人才、技术、区位、配套能力等多方面优势，率先实现利用外资由“量”到“质”的转变，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形成若干基础设施建设好、外资密集、产业集聚的经济增长带。要抓住国际制造业转移和东部沿海地区外资转移的机遇，适当放宽投资限制，积极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

5、创新引资方式，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引资

引导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引导和规范外商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内企业在境外上市，鼓励外商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来华投资，鼓励合格的境外机构参股国内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促进利用外资方式的多样化。

加强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产业优势、产业转移趋势及跨国公司全球投资战略布局的研究，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提升对日本、韩国招商层次。以欧美大型跨国公司为招商主攻方向，突出跨国并购、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服务业招商。推进与港台、东南亚华人企业、大财团和基金的合作。

6、抓好载体建设，发挥各类园区利用外资的主导作用

加强各类园区利用外资的功能定位。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实施产业集群发展带动战略，重点吸引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建立研发中心和营运中心，发展大型成套装备制造业。部级高新技术开发区要围绕高科技和创新主题，重点吸引国外大企业和科研院所、研发机构落户，重点发展it和ic以及生物医药产业。部级出口加工区要在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同时，大力引进加工贸易项目，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省级经济开发区要依靠优化环境增强招商竞争力，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产业园区和研发园区，不断提高发展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