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德育论文范文

自主德育论文篇1

一、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理论的著述

现代德育思想具体体现在有关著述中。由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在德育思想建设方面冲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出版了一批西方国家德育理论的译著和国内学者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的编著，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了当代西方德育论著作，除80年代初傅统先、陆有铨翻译出版了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1984)外，有陈欣银、李伯黍翻译出版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1989)，博维利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什的《道德教育模式》(1989)等；此外还有瞿葆奎先生主编的《教育学文集》(1989)的第二、第七卷均收入了一定数量的德育译著。我们不敢说翻译出版的这些著作一定都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德育思想，但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外的德育思想成就和理论成果，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分析。第 二，许多学者出版了介绍西方德育思想理论的著作，如冯增俊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1993)，魏贤超的《现代德育原理》(1993)、《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1994)、《道德心理学与道德教育学》(1995)，戚万学的《冲击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袁桂林的《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詹万生主编的《中国德育全书》(1996)中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第三，国内学者还编著了一定数量的有关现代德育论的著作和教材，如朱小蔓著《情感教育论纲》(1993)，张志勇著《情感教育论》(1993)，戚万学著《活动道德教育论》(1994)，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1994)，班华主编的《心育论》(1994)，詹万生著《德育新论》(1996)，班华主编的《现代德育论》(1996)，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1997)等。这些编著是近五年来的成果。

二、现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对德育思想现代化或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德育论》“绪论”和拙文《世界之交论德育现代化建设》中已有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现时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强调了“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但未拓宽到生态空间考虑，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现代德育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理解，主要应从现时代性质方面理解。“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德育最简捷的表述，也是关于现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这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是区别于传统德育的根本标志，以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德育是主体性、发展性德育，即主体—发展性德育。柯尔伯格继承了杜威发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认知—发展性德育”。相对于无视儿童自己思维方式的传统德育而言，柯氏强调“认知—发展性”把儿童看作“道德哲学家”是德育观上的飞跃。但忽视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问题，“认知—发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主体—发展性”德育培养现代道德主体，发展的内容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主体—发展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体现了现代德育目标要求，即培养21世纪道德主体，促使其德性的现代化发展；2、体现了现代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亦即现代德育的本体功能；3、体现了现代德育的内在价值，即现代德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发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可以说，“主体—发展性”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的区别。

三、关于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的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德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德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王逢贤教授对德育本质属性、德育实体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统论述。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的最高问题，多年来的一种观点即对德育本质的认识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德育与社会的关系，德育与人的关系。然而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德育应在社会、人、自然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现代德育性质是德育本质在现时代的具体展现。在认识德育与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我以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德育、社会、人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即始终联系社会与人的发展认识德育，而不是脱离社会与人孤立地就德育论德育。二是动态地即在德育、社会、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分析三者关系，阐明德育现代化问题。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德育发生、发展，德育现代化作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们没有把自然生态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易连云提交了关于德育生态环境的论文，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人、社会、自然广阔的背景上思考德育问题，才是更好地体现现代德育思想的。

现代德育功能的探讨，弥补了把德育只看作因变量的局限。关于德育功能，鲁洁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拓宽了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视野。虽然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进人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求得更符合科学的认识。

我们把现代德育社会功能概括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与传统德育社会功能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指出现代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特点。

结合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人们对现代德育功能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拓宽了思路，扩大了认识空间。“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命运相联系的共同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处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也表现出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尊重。应立足于全球来认识现代德育功能问题，为了全球的、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也为本国、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所以，现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

基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德育经济功能的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现代化实践，使德育的经济功能显得更为突出。而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1、德育的经济功能在内容上不是片面地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增长，也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长；2、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德育的经济功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益关系；3、德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以新的资源观、发展观，代替原有的资源观、发展观；4、培养经济道德，坚持勤俭建国方针；5、为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教育包括德育尤其应注重创新性素质的培育，知识经济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也需要现代德育支撑。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人们由对经济功能的认识扩展到对德育生态功能的认识。当然德育生态功能的实践依据是生态环境的现实，主要理论依据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步发展的：人——人关系的道德，人——社会关系的道德，人——自然关系的道德。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德育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围。40年代莱奥波尔出版了《大地伦理学》一书以来，生态伦理思想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初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生存的道德”，认为“可持续生存道德”是“可持续的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态功能就在于要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正是由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提出关心环境的教育或生态德育的命题。1996年全国德育年会上刘惊铎、王磊提交了《生态德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论文。

四、关于德育过程思想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德育过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时，已作了系统的回顾。由于学者们对过程研究的重视，使有关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深化。关于德育过程的本质，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德育过程的影响与环境影响，德育过程与各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结构，德育过程各阶段及运行等等，都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探讨。关于德育过程的规律与特点，更有很多人作过探讨。但作为德育过程区别于其他各育过程固有的特点，似研究的不够。笔者提出过两方面的区别，一是教育目标上的区别；二是德育与其他各育所依据的规律方面的区别（详见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第八章）。

德育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存在着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德育过程；然而作为客观的德育过程，现代的与历史上的应当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观规律应当有其共同性。探讨所谓现代德育过程，实际上是探讨德育过程在现时代的表现形态或现代性特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思想，在德育的现代性特征中有两点是能鲜明体现现代思想的，一是现代德育过程结构要素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教育者居高临下，以专制的、强迫的办法，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德；受教育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现代德育过程的思想，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谐、合作的教育关系，在教育者的指导、引导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德育过程，相互教育与自我教育，双向影响，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因此，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二是现代德育的开放性，现代德育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相互开放、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的所谓外部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以致国际环境；当然，以德育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指导，还应当包括自然环境。

五、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现代化

现代德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发展观已转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统一。依据三维思想品德结构的设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作为德育目标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尤需对学生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的培养予以充分的重视。德育目标是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直接制约德育内容、课程、方法形式以致整个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将影响着对德育内容、课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因此，对德育的探讨极为重要。转贴于

当前“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本位理论”是认识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人、社会、自然的统一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宏观文化结构的基础，德育目标要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要求。对未来道德主体的素质要求，在道德与心理素质方面，不仅要具有我们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科学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应更具现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新性、合作与竞争等。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思想道德不断发展。70年代国外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价值观和衰落的价值观。按E·拉兹洛所述，人们已对19种主流价值观念和信念提出质疑，而有10条新兴起的社会观念；同时人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绿色趋势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向未来的道德主体提出了终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内容是为实现德育目标服务的，是体现德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拉赛克和G·维迪努对现代教育内容的源泉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变化，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与科技进步，世界性问题，教育系统内部动因等。这对我们研究、制定德育内容同样具有参照的价值。袁正光教授关于经济、社会、科技变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约现代德育内容的因素：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革命，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科技，正在出现新的突破，走向数字化信息时代。

基于现代德育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德育内容正在拓宽，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

1、科学价值观和科学道德教育；

2、生态伦理教育或环境道德教育；

3、经济教育，含经济伦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现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质教育。

此外，还应进行国际理解教育、人口问题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现代化进展迅速。

（一）基于对德性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着重自我教育。当然，自我教育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学和小学关于主体性德育的课题研究，改变了忽视自我教育，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参与，体现了主体性德育精神。主体性德育当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国内学者研究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1983—1987);刘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1990);刘秋梅“培养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实验研究”(1991)等。近年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习惯等。

但不是任何一类“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体性”要求的。只有在主体—发展性思想指导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当作主体人格的提升，当作主体德性发展的过程，才是符合现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两类情况：一是姑且称其为“约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之类的自我贬损、自我压抑的过程；总是把自己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这是很难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人格的，很难发展其积极的个性道德品质。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发展性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着眼培养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不是片面地、单纯地检讨自我，约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因而能够悦纳自己，充满自尊、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对“灌输”问题人们已有共识。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不仅是“方法”问题，包括德育（目标）意图、方法、内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实践已经向人们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是靠“灌输”，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因此重在主体自己的积极活动，包括外部的物质性实践活动和内部的观念性活动，着重依赖于主体的践行、体验、体悟。魏贤超的关于主体参与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义务社会服务制度的思想，戚万学的活动道德教育论等，都是从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导性理论。

（三）关于品德测评方面，国内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卫和肖鸣政进行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关注现代德育手段的效应。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优越性，但它毕竟是“手段”。不论何种道德价值观都可借助于这些工具进行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效应。1996年的全国德育年会上郭娅玲提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德育功能问题的论文；麦志强提交了现代文化传播技术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论文。

七、关于德育课程论的重要进展

在以往的教育学论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几乎未见“德育课程”这一术语，较多见到的是“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德育组织形式”这类提法。近几年来使用“德育课程”这个术语的频率日益提高。“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中。近20年中，我未见专门论述“德育课程”的专著。我第一次见到系统阐发德育课程理论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几章。1995年魏贤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一文，再次阐明了他对大德育课程体系的见解，以全息论、系统论、现代课程论为指导，他提出了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这一德育课程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德育课程理论建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的德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此后，在笔者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中，设专章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强调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区分“德育课程”和“关于德育课程”的问题。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更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思想，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外德育课程思想理论，更开阔了我们对德育课程的视野。

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以上是就个人学习中提出的几点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没有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

注：

[1]见《现代教育论丛》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编《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尔伯格著，魏贤超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5]易连云：《德育生态环境的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6]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第11—12页，第10、76页，第77页。

[7]《从现在到2000年教育内容的全球展望》，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第93页。

[8]王伟立著：《生存与发展》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96—97页。

[9]例如1991年朱正威等编著了《环境教育指导》（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并在有的学校开展了环境道德教育的研究。我国的环境教育从70年代初的始创阶段到80年代以来的发展阶段，已形成了较完整的环境教育体系。

[10]见胡守棻主编《德育原理》，第五章《德育目标》，北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

[11]王义高：《评当前西方的德育导向与德育理论》，《比较教育研究》1994第5期。

自主德育论文篇2

关键词：德国文化教育学；哲学倾向；战后政治教育

一、作为教育哲学的德国文化教育学

德国是一个盛产学术思想的国家，拥有一大批对人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哲人。如果就其与教育发展的关系而言，20世纪最有影响的思潮有两种：一是德国精神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其中以狄尔泰和伽达默尔的现代诠释理论和施普朗格的文化哲学为主要代表；二是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其中以阿多诺、霍克海姆和马尔库塞等人为代表。文化教育学，又称精神科学教育学，是19世纪末以来出现在德国的一种教育学说，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几乎主宰了德国教育学的走向，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的教育学发展。博尔诺夫曾说：“这种新教育学教席的代表人物大部分属于W・狄尔泰（1833―1911）学派，或者至少接近这一学派。”这个学派的几代代表人物狄尔泰、李特、斯普朗格、诺尔、福利特纳、维尼格、博尔诺夫等在西方教育学界都享有盛誉，可以说是长盛不衰。

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德国文化教育学是一种教育哲学。“教育哲学”是对教育问题进行独特的哲学思考的产物，它大致说来分为两种类型。美国1956年春季卷的《哈佛教育评论》开辟了“教育哲学：目的与内容”的论坛，将教育哲学的研究区分为“教育过程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和“教育学科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discipline of educaion）”。有人还进一步把“教育过程的哲学”叫做“规范的教育哲学”、“传统的教育哲学”，把“教育学科的哲学”叫做“分析的教育哲学”、“现代的教育哲学”。显然，德国文化教育学属于一种规范教育哲学，它从“应然”的视角考察教育问题，并对教育实践或教育理论提供指导。

每一种教育哲学理论都有自己基本的理论倾向，这种理论倾向决定了理论的独特价值，也决定了它所具有的局限性。而要发现教育哲学理论独特的倾向性，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研究路径，来对各种理论的特质进行比较。

当今对教育哲学的研究有着多种路径。通常的做法是从某一种哲学体系，如实用主义的角度，提出基本的哲学假设，然后在这些哲学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它们对于教育的目的、本质、内容及其他方面问题的意义。而另一种路径则集中讨论教育目的、课程及评价等主题和问题，而不是从哲学观出发来对每一主题加以探讨。还有一种路径，是“将教育哲学置于教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也就是将教育哲学的基本倾向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教育保守主义，一种是自由主义。而看一种教育哲学理论所具有的基本倾向，需要在对九个方面的基本教育问题进行阐述的过程中进行判别。这九个方面的基本问题是：人是什么？我们如何认知？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善？学校的目标是什么？应该教什么？如何教？如何评价学生？通过分析教育理论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可以清晰地看出它在教育哲学上的基本倾向，从而把握其理论特质。

下面试从德国文化教育学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来判定德国文化教育学在教育哲学方面的基本倾向，以及它所具有的特殊意涵，从而更好地把握这一有着重要影响的教育理论。

二、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哲学倾向及理论特质

如前所述，教育哲学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基本的倾向。而一种教育理论属于何种倾向，取决于它对上述九个基本的教育问题的解答。

总体说来，教育保守主义是对以智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传统教育方式的维护，这种倾向充分体现在对各种教育基本问题的回答上。如它在回答“人是什么”时认为，“理性是人和动物界的唯一区分，教育合理而合法的依据就是发展人的理性力量”；在回答“如何认知”时认为，“但（教师）最终还是希望学生能够脱离感觉经验，运用理性能力来掌握普遍的原则性的知识”；在回答“什么是真理”时认为，应“首先专注于传承那些被认为是永恒的真理”；在回答“什么是善”时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绝对和终极的”；在回答“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时认为，“就是智力和理性，其他的机构可以教孩子们如何去祈祷、缝纫、烹调甚至施肥”；在回答“应该教什么”时认为，应该“依照发展和完善智力的要求来限制课程内容”；在回答“如何教”时认为，“所有这些方法都以教师为中心……最常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讲授”；在回答“如何评价学生”时认为，“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学生的智力，因而评价相应也就是考查学生对所学科目的掌握程度”；在回答“如何协调自由和纪律”时认为，“希望学生不仅仅限于对校方权威的尊崇，学校还必须培养每个学生理解、敬畏和服从上帝的戒律和人类的基本规范”。概言之，他们的观点源于一种主张有必要尊敬和服从权威的等级权威观，源于对规则、规范的信念，源于对各种违反规则者进行必要惩罚和对遵从者进行奖赏的观念。

教育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与之相反，它是对传统教育方式的全面突破。它在回答“人是什么”时认为，应“摒弃身心二元论”、“学生应被看作是一个进化的有机体”；在回答“我们如何认知”时认为，“人类最确定的学习方式是以个人经验和在科学活动中高度精细的经验形式为基础”；在回答“什么是真理”时“强调真理的动态性”、“学生不应抱有存在着永恒不变的事实、原则、法则和理论的幻想”；在回答“什么是善”时认为，“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建立在否定任何终极或绝对价值之上……价值的真正存在依赖于发生在社会情境之中的各种事件”；在回答“学校的目标是什么”时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部分学生单纯的智力发展”；在回答“应该教什么”时认为，应该“把课程的范围扩展到所有在学校指导和控制下进行的活动”，“必须提供许多不同的科目和活动，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兴趣”；在回答“如何教”时认为，“教学方法是以学生为中心”，因此他们更重视学生的活动。一些自由主义教育家经常提到的口号“从做中学”，也许最能体现这种方法的特点。在回答“如何评价学生”时认为，“自由主义教育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这决定了其评价对象将不仅仅局限于学生的学术水平”；在回答“如何协调自由和纪律”时，“抛弃了保守派教师权威式的态度和做法，而推崇学生自由行事和自由选择”。

从上述对教育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基本倾向的阐述中容易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倾向是自由主义的，具体来说，它是19、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文化教育学正是在反对传统的教育理论――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它对教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上与自由主义的回答是高度一致的。“他们反对赫尔巴特过多在教育中注入自然科学的因果控制的机械方法，使教育过程简化为‘目的一手段关系’，反对单线条的灌输式教育，而强调教师与学生良性开放的互动关系，反对理智至上的狭隘教育（赫尔巴特在偏重德育的背景下仍把智育作为首要的教育过程），主张尊重人的整个完整生命，包括非理性因素，反对从一般的人的教育结果中导出的抽象的教育原理而强调活生生的变化的独特的个人。”狄尔泰及其他代表人物都对传统教育中以知识和智力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及对以教师为中心、以灌输为主要方法的教育方式感到非常不满，认为那是一种“扼杀人的生命的教育”。他们进而要求创造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使教育过程成为生活体验过程，使单一的“知的教育”变成知、情、意各方面具备的完整教育，从而形成理想的“总体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德国文化教育学彻底告别了传统教育模式，走向“生成”与“唤醒”的全人教育模式。很显然，德国文化教育学主张尊重人“知、情、意”全面发展的完整生命形态，强调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反对以知识和智力发展为教育的唯一目标，反对单向灌输的教育方法等。这些都是典型的教育自由主义观点。它对各种教育基本问题的看法与其他教育自由主义思想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它属于一种自由主义的教育流派。这是它在教育哲学上的基本倾向。

必须要指出的是，德国文化教育学的自由主义与传统教育自由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将重心由个人自由转向群体和集体的自由，兼顾个人发展与社会要求。Bollnow在《狄尔泰全集》第九卷前言中指出其教育学思想的四个基本倾向：“首先是面对伟大的德国教育家中流行的个人主义，他强调教育学对民族与国家的责任，……这种教育学的任务源自它在民族力量的管理中的功能，针对一切分解的倾向它是维持统一与团结的力量，从而提升国民整体。”从中可以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流派，可以说是19、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尽管同属教育新自由主义阵营，德国文化教育学对教育基本问题的解答还有着特殊的意涵，与其他一些新自由主义教育流派有着很大的区别。狄尔泰在批判传统教育学派别（如赫尔巴特学派）同时，也对一些新自由主义教育学派，如以斯宾塞为代表的英式教育学体系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将人类行为的功利目的作为教育的基本原则――它们本来只是表达特定时代的生活方式，斯宾塞等人却把它意想成为超越时空的普遍概念，这显然是有问题的。狄尔泰认为：“对历史之深处及关联盲然无知，不知道事物曾是怎样……并陷入功利主义者的空洞理想与主观的伦理风尚；但历史学派却能告诉我们：从对存在物的认识出发如何产生关于应该存在之物之规则。”再如，在“我们如何认知”这一问题上，狄尔泰不像叔本华、尼采等其他生命哲学家那样彻底否定整个西方理性主义传统，而是也承认理性的重要性，提出人是有着知、情、意的统一的人，以人的经验整体来对抗人性的分裂状态，这样他在如何看待理性的作用问题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德国文化教育学与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流派在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德国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哲学倾向以及在教育哲学谱系中的位置。德国文化教育学应属于20世纪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组成部分，但它对一些教育基本问题的认识与其他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如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有着很大的差别，有着特殊的意涵。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德国文化教育学的这种基本倾向和理论特质对20世纪德国、特别是二战后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新自由主义倾向及理论特质对二战后政治教育的影响

作为一个影响很大的教育理论，德国文化教育学对于政治教育、特别是战后政治教育活动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政治教育理论是教育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学界向来有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政治教育活动是特殊的教育活动，政治教育研究是教育研究的一部分。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它属于政治学的研究范围。这两种认识都有其合理之处，对于政治教育的研究来说也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德国（以及整个西方国家）的语境中，政治教育从学科属性上来说应该属于教育学的范围。它属于应用教育学理论，是理论教育学（或一般教育学）在特定领域（政治教育领域）的应用。尽管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它毕竟也是教育，政治教育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在于，战后德国从事政治教育研究的著名学者几乎都是教育学家，他们往往把政治教育研究看着是整体教育研究的一部分，通常是先构建关于教育的基础理论，再从这个理论出发来研究政治教育活动。

既然政治教育也是教育的一部分，政治教育研究不能脱离教育学的学科体系，那么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必然要受到主流的教育哲学――文化教育学的强烈影响。可以说，二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的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烙上了深深的文化教育学的烙印。

首先，在二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影响力的政治教育理论基本上是文化教育学者提出的。在这个时期，斯普朗格、李特等人出版一系列著作，如《关于国民教育的思考》（Gedanken staatsbtirgerlichenErziehung）、《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Die politische Selbst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es）等，这些著作集中地对德国的政治教育活动进行了深刻的阐述，有着广泛的影响。斯普朗格等人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和精神科学思想运用于教育研究中，提出了陶冶、理解、唤醒等一系列重要范畴，并提出政治教育的核心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协调发展主体自身的各种政治能力，使之臻于完善。这些范畴和理念大大拓宽了政治教育研究的视野。

其次，在二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文化教育学派的政治教育理论是官方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依据。德国官方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机构是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初期称为联邦乡土服务中心），它虽然不能给各州政府的教育机构发出指令，进行强制性的要求，但它所的指南和编写的《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系列丛书》等指导性的文件，一般被认为是官方在政治教育方面的立场。在这些指导性意见中，文化教育学派的理论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如《联邦乡土服务中心系列丛书》中的第一本书就是李特所著《德国人民的政治自我教育》，他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德国盛行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观被视为战后政治教育的经典思想。

最后，在文化教育学派的影响下，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形成了自己明显的特色，与美国等其他国家的理论有较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1915年斯普朗格就写信给凯兴斯坦纳指出：“您是裴斯泰洛齐的真正继承者，这我毫不怀疑。因此，同样我也希望您离杜威的实用主义更远一点。经济的一技术的方面，并不能会穷尽德国教育的全部。德国的国家观念和德国的科学观念要更加丰富。”斯普朗格认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只是从经济、技术等层面对教育进行关注，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德国文化教育学则通过自身特有的教化功能克服了这些局限性，因而更加完善。这不仅仅只是斯普朗格个人的看法。在美国占领当局对于战后德国的再教育（Re―education）政策出台后不久，福利特纳批判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再教育的主要指导思想，指出文化教育学在政治教育基本问题，如权威与自由、青年人格形成等方面与实用主义教育有着完全不同的思考。

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我们只有从文化教育学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战后的德国政治教育活动。

政治教育研究的核心问题，简要说来，就是如何建立一种适应或满足某种政治体制（如民主政治）要求的教育体系。这种政治的要求可能影响到教育的各个方面，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教育的内容与方法等等。具体到德国的政治教育理论，就是要研究在战后德国怎样建立一种适应新的民主制度的教育方式。在这些问题上，德国文化教育学对于政治教育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而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教育的目标方面，李特等人强调联邦德国民主政治教育的“政治性”和“民主性”，对当时的政治教育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他们所阐述的“民主性”和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观点有很大的区别。20世纪50年代，弗雷德里希・欧廷格（Friedrich Oetinger）发表了论著《政治教育的转折点》（Wende―punkt der Politischen Erziehung，Partnerschaft als Piidagogische Aufgabe，Stuttgart，1951），引起较大的关注。该书正是在杜威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针对战后德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政治消极、冷漠与“不合作”，提出要用“社会责任”、“合作精神”、“集体意识”等来教育引导民众。但他的一些主要观点受到了文化教育学者的批评。1961年，特奥多・李特（Theodor Litt）出版了《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自我教育》（DiePolitische Selbsterziehung des Deutschen Volkes，Bonn 1961）一书，指出欧廷格对德国政治教育历史的分析“停留在观念的层面而忽视了经济、社会、政治关系”，“政治从本质上讲与斗争是不可分割的，为了和平、合作的原则而贬低政治斗争，只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劣质的差使’”。李特认为，否定了政治斗争的内涵也就否定了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个观点对后来的政治教育理论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学校在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问题，文化教育学理论也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学校是学生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也是社会进行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由于它在政治教育活动中的重要性，所以经常成为辩论的焦点。20世纪的德国教育界曾经在学校的教育作用，特别是在政治教育的作用问题上产生了激烈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学校是社会的“缩影”，它不能脱离现实的生活，应该完全按照现实生活的准则来进行教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学校有着自身的理想，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社会和生活的期望，因此应该与社会、与时代潮流保持距离。李特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首先，青年一代不具备理解现有文化总体形态的能力，他们的教养不能完全通过“日常生活”来进行，应该让他们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得启迪，因此，这种教育在一定的阶段必须在特别的公共机构――学校中进行。学校是“以符合青年人精神状态的形式，把青年与超出青年或不同于青年的事物，即‘客观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学校以教学论上简化和条理化的模式，把青年即将涉足的文化现实介绍给他们。因此，学校所谓的‘脱离’生活，实际上正是为同生活结合作准备。”对于第二种观点，李特指出，学校没有权力也没有义务在青年心中预设未来文化的形态，否则他们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便会受到压制。当然，“学校应当在一定高度上寻找文化生活的价值。这一高度应超越日常的忧虑和需求以及一时的谋略”，“在教学和生活中给青年人在人的价值追求方面树立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

在政治教育“应该教什么”以及“如何教”的问题上，德国文化教育学者也有着独立的见解，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李特等人提出“文化课程”的概念――包括社会、经济、历史、文学等知识的综合性课程。这一课程服务于生活，但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价值感，引导他们认识民族精神的本质与构成。他们强调德国课程（Deutschkunde）的地位，认为它应该是文化课程的核心。这种课程要培养“新德国人”――不仅有教养，而且意愿坚强，行动有分寸，但有着强烈的价值意识和价值感。而对于政治教育“如何教”的问题，他们认为，政治教育必须通过“体验”、“陶冶”和“唤醒”等方式来开展，而不仅仅只是知识的灌输。“体验”是文化教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1957年，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的《关于国民教育的思考》（Gedanken zur Staatsbiirgerlichen Erziehung），受新兴的美国政治社会化理论的影响，进一步探讨了“社会教育”在政治教育中的地位作用，强调“通过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因素的作用，从加强青少年社会体验的角度开展政治教育”。“陶冶”是一种激活主体心理能量融注了学生们全人格的整体性心理活动。在陶冶活动中，不仅仅只是情感、知觉等某一个方面在起作用，而是所有的心理因素一知、情、意都被激活起来参与其中的生命的投入。另外，文化教育学强调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文化知识，而是要诱导人的潜能，将沉睡的心灵“唤醒”。斯普朗格最先提出“唤醒”这一概念，他认为，教育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解放受教育者的内在动力。博尔诺夫认为，通过“唤醒”，可以使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认识自己存在的处境、生命的历史和未来的使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具有自我意识和充满生命希望的人。“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是在于它是一个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之所在。”“体验”、“陶冶”和“唤醒”等都是德国政治教育理论的核心范畴，也成为了战后德国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与途径。

自主德育论文篇3

［关键词］德育博弈大学生道德教育困境反思

［作者简介］黄海（1975- ），男，江苏盐城人，南京工程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副研究员，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高等教育管理。（江苏南京21116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江苏省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通识教育视阈下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研究”（项目编号：KT2011188）及2014年南京工程学院党建与思政研究课题“多元文化语境下大学生信仰问题研究”（项目编号：SZ2014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4）14-0056-02

一、大学生道德教育释义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的内心信念加以维持，并相应地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道德的存在使得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有了共同遵循的规矩、准则，是人们用来调节人与人关系的简单原则。人类社会最初的道德是以风俗习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风俗习惯逐渐形成较为系统的道德框架。对于道德是如何产生的，在学术界曾有过争论。伦理学家、思想家们从自身角度出发，对于道德的产生以及道德所受到的影响作过精彩的论述，概括来讲主要有道德天赋论、道德神启论、道德自然论、道德发展论、道德选择论等观点。约翰・马丁・里奇和约瑟佛・L.戴维提斯在《道德发展的理论》中讲到：“道德发展（moral development）是指个体辨别正误，形成伦理价值体系，学会实际的道德行为的能力的成长”。道德发展理论解释了个体是怎样形成道德的，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是以培养良好的人格特质和道德行为为目的，而进行的行为道德规则教育。

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的作用日趋明显，现阶段对大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不仅不能弱化，反而更要加强。大学生道德教育指高校依据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学生道德发展的内在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系统地对大学生施加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的影响，并通过其品德内部矛盾运动以使其养成高尚道德品格的教育活动。大学生道德教育是培养大学生道德素质的教育，它以道德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为内容，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当前我国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主要途径是开设以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形势政策课为主体，融合人文选修课和各类思想道德教育资源为一体的大学德育课程。

二、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历史考查

（一）传统道德教育的建构

“道”原义为“路”，在道德一词中就引申为规范、规矩；“德”与“得”相通，但“得”偏重于物质利益的获得，“德”尽管与“得”同音，却包含着精神和意识层面获得的意思。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秉承“合智德、通内外”的教育理念。早在孔子时，就设定了“以德主教、以德统智”的教育模式①。这种模式主张的是有利于学生的德性修养达到自由发展的教育途径。

传统的道德教育传授着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强调传统规范的维护与遵守，强调道德知识的传输与接受。谦和好礼、克己奉公、仁爱孝悌等道德规范成为中华民族长期遵循的美德。这些都对建构具有当代意义的大学生道德教育目标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的道德教育延续着儒家伦理道德思想而展开，不仅在内容上反映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教育模式上也沿袭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道德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中，要求以受教育者的认知为主，辅之以情感教育，注重道德品质的传授，崇尚道义。其最大弱点则是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道德教育的主体性，要求受教育者从道德的约束性和规范性去思考道德问题，缺少道德反思、道德批判和道德创新，更多的是一种被动接受。

（二）当代道德教育中政治与德育的博弈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的道德教育实质上就是政治教育，这种政治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德育为政治服务”。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德育课程主要开设“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这三门课程是对学生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的最基本课程。1951年，国家将三门课程调整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民主主义论”，着重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这一时期，高校德育的一大特色便是突出德育为政治服务，强调一元价值观导向的绝对性。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演变，这种倾向更为突出。

1964年，教育部、了《关于改进高等学校、中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规定了高校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教材以及师资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指出高校德育课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青年，向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培养革命的接班人。“”期间，高校德育曾一度受到冲击，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71年。高校复课后，德育课以讲解包括“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在内的四本马列著作和著作为主，教学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属物，直到结束。1978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意见》，规定高校的德育理论课程应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四门课程。此后，国家分别于1985年、1995年和2005年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与思想品德课（简称“两课”）的课程改革和调整。

当前，高校德育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政策课”，课程着眼于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透过我国高校德育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我们不难看出：“德育”和“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素。改革开放之前的高校德育基本上是贯穿着“德育为政治服务”的理念，突出政治、强调服从是大学生道德教育的特点。突出政治必然就要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化，强调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接受和服从，要求学生在统一的政治标准条件下的一致性。德育为政治服务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和人们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变化而越来越受到挑战。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政治和德育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三、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困境反思

（一）道德教育与社会现实分离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剧，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国迎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的冲突碰撞，西方势力和意识形态的不断渗透，使得青年大学生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出现价值观迷惘、道德观紊乱、信仰危机以及和个人行为失范等问题，大学生道德教育面临严峻挑战。然而，现有道德教育的理论解释力缺乏，难以回应社会发展对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带来的深层次影响，难以全面审视和应对大学生道德教育与复杂社会变革的耦合关系，道德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创新性严重不足，从而导致大学生道德实践的迷茫和困惑。大学生道德教育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现实，处于“自然界”与“生活世界”的背离状态。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空洞抽象的道德规范知识，学生体验不到自然界与生活世界的鲜活生动和丰富多彩。这种割裂了与社会现实联结的道德教育，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②。

（二）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分离

道德教育要从根本上遵循学生道德品质形成的特点和规律，将传授道德知识与提升道德实践相结合，实现提高道德认知、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信念和培养道德行为等过程的完整贯通，不能简单地将道德教育的这一过程等同于一般意义的智育过程，把生动的道德实践转换成固化的规范知识传授，并且以单向灌输、显性课程和大班授课等形式加以实施。然而，当前的道德教育实践却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生硬的道德知识灌输，教育者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性与物性的区别，缺少对人性的关注，使道德学习成了概念学习，“德育”成了“智育”，“育人”成了“育物”。一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注重给学生传授专业知识和训练思维能力，而忽视培育和启发道德精神与价值理性，学生学到的只是工具性的知识，缺乏道德品性的提升，导致学生普遍“有知识、无文化”“有知识、无道德”；另一方面，学科设置越来越注重专业化，将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原本相融的系统简单分割，道德教育与知识教育分别执行各自的职能③。

（三）德性培育与规范教化分离

大学生道德教育通常强调规范的教化和约束。这种程式化的固有德育模式，抽离了学生个体性的本质内涵，教育者在德育课堂上所传授的道德规范和概念显得空洞抽象和苍白无力，难以真正渗透受教育者的心灵。一些学生在行动上表现的言行不一、言过其实；或放纵，或盲从（规范）；或姑妄听之、阳奉阴违；或难以正确应对情感纠葛、人际障碍、信仰危机，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困境面前无所适从。正因为道德教育出现了理论与实践分离的“人文空场”，将规范的教化与德性的培育过程阻隔，甚至代替了德性的培育，忽视了学生主体性的道德诉求，对学生道德行为养成的规律重视不够，从而使道德教育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样一来，本应充满人文关怀、促进大学生德性提升的道德教育，变成了缺乏主体性道德建构意义、枯燥乏味、惹人抵触的道德说教。

（四）灌输教育与学生主体性分离

大学生道德教育实质上表现为灌输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其目的是希望学生无条件接受并认同预设的道德价值、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④，其工具性色彩突出。反观当前我国的大学生道德教育，教师和学生的主客体地位明显，学生往往从属而被动地接受教育，这是一种封闭的教育模式。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难以对道德价值进行正确判断和自主选择，对于教师主导的各类既定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学生只能简单被动地接受。大学生有着丰富的个体差异，其道德修养、道德境界和道德理想各有不同，因此，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也应不尽相同。当前，激发大学生道德教育的主体性是应然的选择，就是要教育引导学生根据道德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学生个体身心发展的特点，将教育的目标要求转化成自我教育的要求，并付诸实践，培育主体精神，发扬个性品质，追求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唯此，道德教育的终极目标才能真正实现。长期以来，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我们往往更多地关注个体对社会的责任与贡献，而忽视了社会对于个体的尊重与满足。正是这样一种整个社会对个体与集体的评判观念，才形成了说教和遵从的道德教育。

［注释］

①万俊人.比照与透析――中西伦理学的现代视野［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47.

②③黄海.通识教育视野下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创新维度［J］.现代教育管理，2013（7）：94，95.

自主德育论文篇4

2000年，作为未来的象征，它影响着人们的心态，激发着人们对它积极的思考、谋划，引发起人们对它美 好的憧憬与向往。

对我们国家来说，从现在到2010年，正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 。党和国家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描绘了宏伟蓝 图；《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我们实现教育现代化设计了远景目标；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为我们 制定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行动纲领。在这样的背景下，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 德育的发展，思考德育改革和德育现代化问题，认识它的意义，谋划它当前的改革，设想它未来的发展，是很 有必要的。

一、迎接未来要做的最好的准备

迎接未来世纪要做什么样的准备？科教兴国，教育为本。迎接未来不抓科技不行，抓科技不抓教育不行。 抓好教育，要抓好科技教育，又要抓好思想道德教育，保证正确的思想政治方向。邓小平早已指出，社会主义 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回顾历史与现实，展望未来的发展，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邓小平这一论断 的深刻含义和深远意义。以往的国际竞争，主要是战争形式，强国以炮舰手段，掠夺弱国。未来世界范围内， 仍有竞争，但主要是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市场就是“战场”，商品就是“武器”。要在竞争中取得主动 地位，就要提高人的素质，生产出精良的“武器”。为此就要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就 必须要依靠教育，依靠道德教育、依靠科技教育。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几乎不约而同地将注意力集中在教 育改革上。”[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作出论断：谁掌握了21世纪教育，谁就能在2 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迎接未来要做的最好准备，就是抓好教育，包 括科学技术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

对科技和教育（包括德育）作用要重新估计，不能静止地、停留在当前的视野内去认识，而应以发展的眼 光，从未来的视角去认识。我们既要看到当前条件下科技和教育在生产中的巨大作用，更要看清它的作用随着 时间推移与日俱增的发展趋势，既要看到当前，更要看到21世纪。21世纪，一个“全新文明”即知识社会的文 明，或信息时代的文明，在世界范围内将或迟或早地展现在各国人民面前。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第二次浪潮 体力型经济”将过渡到“第三次浪潮智力型经济”、“超级符号性经济”。“知识的作用、意义和本质发生根 本变化”。知识（广义知识包括数据、信息、意象符号、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成为“经济的主要资源 ”，最重要的财富形式不再是“物”而是知识，高科技工业中机器和产品，其作用的有效性“以月或星期来计 算”，“速度经济”将取代“规模经济”。知识信息的发展和分配，将成为人类主要的生产活动和权力活动。 [2]“知识的重要性将随着时间的每十亿分之一秒的推移而增加”。[3]与此相关的，教育的价值日益重要。美 国学者刘易斯在论到21世纪教育时指出：工业时代的推动力是能量（石油、煤、原子能），信息时代的推动力 是信息；教育在工业时代是陪衬，在信息时代是基础。[4]但我们不能把教育仅仅理解为科学技术教育，还应包 括思想道德教育。连托夫勒也认为，广义的知识包括“文化、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金钱万能”，将被 “知识就是力量”所代替，轻视知识作用，对财富的“物质至上主义”，“除了职业教育外，其他教育都是浪 费”，“文科和生意成功毫不相干”等观点都是错误的[5]。21世纪的竞争，不仅表现在知识、智力方面，也表 现在理想、道德方面。我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化”，尤须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因此 ，我们认为只重科学知识教育，轻视思想道德教育，只重视科学素质教育，忽视人文素质教育等，都是错误的 。

重视德育已是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趋势。1989年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就提出了“学会关心”，会 议总报告的题目就是《学会关心：面向21世纪的教育》。面临当代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带来的种种全球性问题， 会议认为：教育的使命是要培养未来一代又一代新人，使他们关心这些全球性问题，具有面对这些问题的责任 感、意志、信心、素质和能力，使他们从只关心自我的圈子里跳出来，“关心社会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利 益”，“关心地球的生活条件”，“关心他人”，“关心自己的家庭、朋友和同行”，“关心其他物种”，“ 关心真理、知识和学习”，也“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健康”，“从为私人利益而学习转变到强调为公众利益学习 ”，因此决不能误以为到21世纪，只要科技教育，德育就不那么重要了；也不要误以为只有我们才重视德育。 各国人民都“需要一个与21世纪相适应的教育哲学。这包括一个新知识观和学习观，一个与21世纪相适应的伦 理规范和一个对待21世纪教育的地位和新的政治和经济道路”。[6]

二、当前的德育改革与德育现代化

社会是个系统整体，社会现代化是整体中各要素的全面进步。现代化包括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当然 也包括德育现代化。德育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既要保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又是推动整个现 代化的力量。德育的现代化，要求德育改革，德育现代化与德育改革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德育要现代化必 须改革德育，改

革就是按德育现代化的方向、要求去改革，改革就是为了德育现代化。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我们的德育（包括德育学科） 发展也开始了新的历程。现在的德育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德育了，而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以市场经济 为中心，由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诸方面要素共同构成的社会环境中的德育。特别是现代社会中经济体制 的转变、科技的迅猛发展、教育现代化的实施，决不能误以为可以淡化德育，恰恰相反，这一切赋予了德育以 崭新的意义，并向德育改革、德育现代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它必然要求德育思想的转变，必定引起德 育地位、德育功能、德育价值的变化，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和课程、德育方法和形式，以至整个德育体制的改 革也势在必行。这也是现代经济、现代科技发展对德育论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而现代经济发展、科学技 术发展，也为德育改革和德育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科学理论和现代技术基础。努力实现德育现代化 ，加紧德育理论现代化建设已成为时代赋予德育工作者的历史性任务。

从德育实践和德育理论自身发展说，也要求德育作进一步改革，并为德育改革、实现德育现代化提供现实 基础。现有的德育，投入的人力、物力、时间很多，但未收到预想的效果。这里的原因很复杂，需要联系整体 社会大系统及系统的各个要素加以分析，才可能有较清楚的认识。但就德育自身说，其原因也是很复杂的。在 总体上说，现有德育模式不适应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这是根本性的矛盾。具体说，我认为原因表现 在多方面，如：(1)德育观念不适应，突出表现为德育目标要求、德育内容等方面的观念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要求，不能适应当代青少年发展的要求。(2)德育实践没有以德育理论为指导，违反德育规律的现象到 处可见。这里说的是“没有以德育理论”来指导，而不是说“没有德育理论”。平日经常有一种议论，说“德 育理论脱离实际”或“德育理论滞后不能指导德育实践。”这类问题也确实存在，但是对已有理论没有运用的 情况也是存在的。(3)德育理论和德育理论研究的科学水平不高，因而不能适应德育改革实现德育现代化的需要 。前面提到的一系列课题，还是有待研究的问题，有许多问题，例如，适应时展要求的道德准则、市场伦 理规范究竟有哪些？这类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相关学科的发展。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素质发 展的时代特征是什么？现代化发展对一般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素质要求如何转化为对青少年学生德育要求，如何 使这些要求在受教育者身上得到实现等等，这些是需要社会学、伦理学、德育心理学、德育哲学、德育论等多 学科综合研究的。而从德育科学研究的现状看，现在主要是各学科独自作战，而德育现代化发展则迫切要求我 们联合攻关、综合研究。

以上是对德育和德育研究现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所作的一些分析，但并不否认我们在德育和德育研究中取 得的成绩。我认为德育实践和理论的发展已为进一步德育改革和实现德育现代化提供了一定的现实的基础。从 新中国诞生到60年代中期德育取得了一定成绩和经验。10年，学校教育受到摧残，德育完全沦为“阶级斗 争工具”。1978年经过拨乱反正，学校德育走上正轨，德育理论研究逐步正常开展，德育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 新鲜经验，形成了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思想、理论，为德育学科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 是现代德育理论的源泉，应予高度重视。现对德育已有的成绩初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80年代初开始，高等师范院校在总结以往学校德育和高师教育学科教学的基础上，根据当时需要开设了 “德育原理”课程。这对把“德育原理”作为独立学科建设说来是个重要开端，对推动德育理论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

(2)1983年开始编写、1985年正式出版了建国后第一本《德育原理》教材[7]，在八院校合作的“德育原理 编写组”会议上，原教育部长董纯才提出编写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德育原理”。

(3)德育理论研究得到顺利的开展。“”以后，“六五”以来，中经“七五”、“八五”，德育研究项 目一直被列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成为国家教育科学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方、学校的研究也有一定的 计划。由于统一规划，使研究经费的投入有一定保证，研究力量得到有效的组织，陆续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为 今后的德育学科建设提供了很重要的思想理论。

(4)80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布设了德育原理硕士研究生授权点，经过十余年的研究生教学实践，培养了德 育原理专业教学和科研人才，促进了德育研究和德育论学科建设的发展，在思想、理论、研究力量、人才培养 等方面，为德育学科现代化建设作出一定贡献。

(5)编辑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全国性、地方性的德育理论期刊和报纸，在传播德育理论、普及德育原理教育、 交流德育信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也是德育学科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资料。

(6)建立了德育原理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全国性的德育学术团体有：全国教育学研究会德育专业委员会，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全国中学德育研究会，全国小学德育研究会。地方上的学术团体更多，至1995 年，全国80%的省市成立有德育研究会。在研究机构方面，1991年中央教科所成立了“德育研究中心”，至199 5年，全国1/3的省教科所先后建立了德育研究室。

(7)在全国大、中、小学分别开设了政治课、德育课、思想政治课、思想品德课。经过多年教学改革和实验 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课堂教学模式。

(8)经过多年的理论探讨和“六五”、“七五”以及前较长时间的实验研究，研制出全国性的《中学德 育大纲》、《小学德育纲要》和《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并分别于1993年、1995年正式公布实施 。在“六五”、“七五”大纲研制期间，大大推动了有关学校的德育改革和德育研究工作，并形成了一支德育 研究队伍。“大纲”的研究和贯彻实施，为各级学校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德育工作提供了依据。

(9)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和社会德育网络逐步形成，促进了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教育化的发展。多年 来，广大实际工作者创造了一系列新鲜的德育经验。例如：创建各种类型的德育基地；建立校外辅导员制度， 扩大德育队伍；建立家长委员会，开办家长学校；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的各种组织，开展相关的 教育活动；开展校园文化建 设，开发德育环境课程；德育与心理教育、心理咨询结合等等。

(10)德育研究的范围大大拓宽。重视德育的调查研究、实验研究与中小学教育整体改革研究结合，出了一 批研究成果。重视德育史的研究，出版了中国德育思想史、中国小学思想品德教育史等方面的著作。重视当代 国外德育现状和德育理论研究，翻译编写出版了前苏联及西方国家一批德育著作和比较德育研究著作。由于开 展了德育学和其它学术的交叉研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学科交叉研究态势，如德育心理研究、德育哲学研究、 德育评价研究、德育与文化的研究、德育艺术研究、德育工艺学研究、德育社会学研究等，并且在这些方面取 得了一定数量的成果。

由于社会的发展，由于德育理论研究和德育实践的发展，促进了人们德育思想的重大转变，在一系列德育 理论问题上均有所开拓、有所突破、有所进展。例如关于德育本质和德育过程方面的研究，德育的功能与价值 的研究，在德育目标内容方面关于个性发展的研究，关于培养思想品德能力等问题的研究，在德育课程方面开 始重视隐性课程和活动课程的研究，关于建立德育网络和德育管理的研究，以及德育评价问题的研究等等，都 有显著进展。

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社会发展和德育自身发展都向我们表明：现在是需要，也有可能从“现代化 ”视角对其加以分析、研究了。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德育，当前应当对自己国家已有的经 验、思想理论，作系统的调查、整理，对其进行哲学的思考，促使其进一步提升。对历史上的外国的德育，也 要进行系统的研究。

三、对“德育现代化”的理解

上文已提出，当前德育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德育现代化，已有的德育思想、理论中有的就是现代化的德育思 想、理论，要以“现代化”为参照来对已有的成果、经验作哲学思考等等。那么究竟怎样理解“德育现代化” 的涵义呢？德育现代化是德育改革和德育发展所要达到的一种状态、一种目标，同时也是德育改革发展的一种 过程、一种实践活动。作为所要达到的目标的实现，即是现代化运动结果，就是现代化了的德育即现代德育。

现代德育或德育现代化是适应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发展要求，在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过程中实现 。现代德育是以现时代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为基础，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促进社会现代化 发展的德育。这里最核心的思想是“促进人的思想道德现代化”。这是现代德育区别于古代德育的根本标志。 现代德育是从历史上德育发展来的，是历史与时代的共存体，德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其发展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连续体。但现代德育不是对历史上德育简单的承袭，而是在现代社会基础上发展的，带有时 代特质的。现代德育与历史上的德育因有共同的属性而相联系，又以其根本不同的特质而相区别，这种特质就 是“现代性”。简单地说，现代德育是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德育。“现代性”是一种社会——文化结构，是 现代人的社会属性和现代社会人的属性。“现代性”是对现代德育特质的高度概括，具有丰富的内涵。对德育 “现代性”的理解，有以下几点：德育的“现代性”集中表现在德育目标，德育本体功能和德育的内在价值方 面，成为现代德育区别于古代德育的根本标志；“现代性”作为德育的整体特质，还表现为现代德育所具有的 其他许多特征，如全民性、发展性、科学性、民主性、世界性、革命性等方面；现代德育的这些属性是从总体 上全面地反映了现代德育特质，而不是仅指德育的某一个部分或某一个方面的属性；所有这些属性不同程度地 存在于当前的德育中，随着德育现代化的发展，这些属性愈益显著；德育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这些属性不断增长 、发展，日益显著化的过程，现代德育是这些属性高度发展的结果。德育现代化是一个运动过程，现代德育是 这些属性高度发展的结果。德育现代化是一个运动过程，又是运动的结果。作为运动过程说，现代性具有相对 性，作为结果是达到一定规格标准的产物，具有绝对性。德育现代化是这种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现就现代 德育各个属性，分别作简要说明。

全民性：德育对象不再限于学校学生，而扩展到每个社会成员，学习化社会每个人都接受不同形式与内容 的教育，同时也相互教育。当前，作为社会成员，要接受社会公德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我们 将逐步实现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目前已开始形成社区德育网络，全国形成大的德育网络。

发展性：德育由过去的限制性、规范性的德育转变为主体——发展性德育。主体——发展性德育是以培养 现代道德主体，促使主体德性发展为中心。发展包括发展思想品德心理，道德能力，“自我教育力”等；[8]在 德育活动中，确立教育者，受教育者主体地位，在教育者组织引导下，双方共同参与；主体——发展性作为根 本指导原则，贯串德育过程的始终和过程。受教育者的理想、信念、价值观的确立，不再是建立在对年长一代 教育者的信任上，而是以理性的思考为依据，以科学理论为基础。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哲学、现代伦理学、现 代德育心理学、德育社会学等学科，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德育规律，促使德育实施的科学化。

民主性：每个社会公民都有接受教育、参与教育的基本权利、义务、责任。在现代德育过程中，不应是“ 道德权威”或“教育者”居高临下的说教；在教育者组织、启发、引导下，教育者、受教育共同参与德育活动 ，在民主、平等、和谐的关系中，相互教育，教学相长，品德共进。

终身性：社会每个成员不仅仅是儿童、少年、青年时期接受教育，而是终身地受教育；随社会生活发展， 每个人都要具有“自我教育力”，都要自主地学习，自我教育。

世界性：德育的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结构，也表现为德育是民族文化产物、具有民族精神，同 时，现代德育是开放的德育，面向世界。既把优秀的民族的德育文化汇入世界现代化大潮，同时又在世界性现 代化中得到更新和再生。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也就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革命性：现代社会中，德育不是保守的因素，现代社会的革命性，决定了现代德育的不断变革，德育的变 革又推动着社会的前进。

上述各属性都是德育“现代性”表现，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当前的德育改革，总的说，就是要向“现 代性”的方向改，这也就是向德育现代化迈进。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德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时又是 具有中国特点的。因此，我们的德育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德育现代化。

四、对德育论学科建设的设想

为了说明对德育论学科建设的设想，先回顾一下该学科发展的状况。

近十几年来出版的德育论学科教材和编著，名称多为《德育原理》、《德育学》、《德育论》之类，或称 《德育学教程》、《德育论教程》等。其内容大多是德育的应用性理论和方法，有少量的内容是关于德育哲学 的。新中国成立前，1944年国内学者姜琦著《德育原理》，主要论述道德体系，道德实行的程度，道德的目的 等。1948年吴俊升著《德育原理》，主要内容是德育的意义、构成、与智、体关系；品格的意义、结构、分类 、价值与改变理论；道德论，包括道德哲学基础和社会基础；德育实施的方法、途径、学校教育的组织。1976 年台湾龚宝善编著《德育原理》分两篇：上篇“学理之探讨”，从儒家三纲八目出发论述道德涵义，德育与哲 学的关系，德育任务，实施途径等；下篇“德行的实践”，主要论述内修与善群，以求合乎“八目”。80年代 中期台湾学者欧阳教出版了《德育原理》一书，该书对德育作了多学科的分析以建立德育原理的学术基础，试 图将理论分析应用与实际评价兼顾，以建立适切可行的德育原理。由上述可见书名为《德育原理》的颇多，但 人们对其内涵理解并不一致。建国后“德育原理”内容的主要部分是德育的应用理论和方法，对伦理、哲学虽 涉及，但份量很少。新中国成立前以及70年代后台湾学者的德育原理编著，伦理或道德哲学的内容多，这与开 设“德育原理”课程目的有关系。“大学教育系开设德育原理的目的有二，一是学生本身对道德的知与行的修 习涵泳；二是学生日后有 关德育课程或活动的教学与指导的专业训练”[9]，70年代前较偏向于前者，1970年后 ，偏向于第二种目的。

德育原理作为一门学科是怎样形成的，有三种看法：(1)从教育学中分化出来的；(2)从伦理原理、教育原 理交集组合出来的；(3)是多种学科如教育学、品德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分 化与综合的产物。笔者认为从现象看是从教育学“分解”或“细化”的结果。但若从深层的原因看，即从学科 发展内在规律看，则是当代学科发生分化与综合的产物。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对认识研究方法是必要的。既然 是多种学科分化综合的结果，在研究方法上，就不能单纯用演绎方法，即将教育学原理演绎为德育原理。演绎 的方法与把德育论视为从教育学分化出来的观点相关。德育既是多种学科交叉整合而产生，因此宜用多学科整 合方法加以研究；以学科基础理论为指导，用归纳方法对德育实践中的经验、事实进行理性思考，由经验升到 理论。

当前为了建设好德育论学科，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要区分伦理与德育，从而区分道德哲学与德育哲学，区分伦理学对象和德育学对象。伦理原理、道德 哲学应是伦理学对象或道德哲学的对象；德育学的对象主要是道德教育问题。

第二，就德育学科内容说，缺乏结构性的状况要改变，从现在的内容范围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次，从发展 看可能形成三个分支学科。三个层次或三个分支学科是：

德育哲学：是高层次的德育原理或“德育解析原理”，研究德育本质，社会、德育、人三者关系，德育的 目的论、功能论、价值论（这些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德育本质）；德育过程论，这是从动态方面在总体上研究德 育的一个层面，包括过程的要素；德育论学科性质与方法论研究；德育学范畴研究；德育论学科发展的动力和 机制的研究等。

德育原理：相对于德育哲学说，这是“德育应用原理”。主要研究德育目标，德育内容与课程、德育原理 与方法论，德育体制。应用原理是对德育哲学理论选择、分解、综合的结果，是由抽象回到具体的结果，是在 理性综合中把握现实，是联接理论与实践的中介。

德育工艺，这是在现代教育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育科学和工艺学的统一，在综合运用多种相关学科原 理基础上，对德育流程中各可操作因素进行分析、选择、组合、控制，以便取得理想的效果。

第三，要重视对德育基本理论的研究。这并非否定应用研究的重要。有关“德育理论脱离实际”问题无形 中成为理论研究的一种思想障碍。对此，前文有所涉及，但要消除这种障碍，一要对“理论”的应用价值抱有 合理的期望，二要充分认识理论研究的作用、价值。所谓对“理论的应用价值抱合理的期望”，就是要根据德 育哲学、德育原理、德育工艺三个层次理论的内容性质不同，在发挥三者对德育的指导作用方面，有合理的要 求。德育工艺是研究德育操作体系的，对德育活动具有直接的具体操作指导功能，德育原理是实施德育的规范 体系，是一种“思想上的规定”[10]，对德育活动具有思想准则上的指导功能，德育哲学是德育的形而上学， 是超越感性的抽象理论，是“脱离”实际的根本性原理，具有理论上的或哲学层次上的指导功能。德育哲学本 身不具有直接的操作指导功能，因此要求它如同德育工艺那样，直接具体地指导德育操作就是不合理的，如同 要求德育工艺学作德育哲学层次指导一样，是不合理的。因此合理的期望，是依据不同层次的理论，充分发挥 其各自的指导作用。

德育哲学既是“脱离”实际的，重视研究它有何意义呢？这里说的“脱离”是从科学的抽象意义上说的。 一切科学来自实践，归根结底又服务于实践，指导实践，回归实践。但在人们对世界的科学认识发展到一定阶 段时，必然“脱离”实际。如恩格斯所说：数学“正如同在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 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 与现实世界相对立。”[11]列宁认为“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是更深刻、更正 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12]日常的观点认为这种抽象的理论脱离实际，没有价值，但如果我们经过理性 的思考便能理解抽象理论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它不是直接、具体指导德育的实施、操作；但是它帮助人 们形成一定的教育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全面地指导着整个德育，包括对德育的方向目标价值观、德育过 程的组织等作理论指导。

以上是我对德育现代化几个问题的认识，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展望、希望。既然现代教育是“ 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13]那么它的任务必然是开拓性的，也是艰巨的。为了 完成这个任务，必然要求教育，包括德育的现代化，也必然要求教育工作者，包括德育工作者的现代化，这样 才能为培养新人而承担起促进德育现代化的重任。我们只有以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和努力的工作，来迎接21世 纪的到来。

注释：

[1]袁运开：《“科学技术社会辞典”序》，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著，陈峰译：《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第14、19、20、31、44、74、38页。

[3]［美］阿尔温·托夫勒著，刘炳章等译：《力量转移》，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493页。

[4]［美］刘易斯著，施良方译：《21世纪的教育》，瞿葆奎主编：《国际教育展望》，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第382页。

[5]《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31、50页。

[6]以上引文均见“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的报告，王一兵译“学会关心：21世纪的教育”，《教育 研究》1990年第7期。

[7]该教材由北京师大、华东师大、南京师院即现南京师大等校协作组编写，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8]“自我教育力”不限自我教育能力，包括自我教育的愿望、需要、方法、习惯等——作者。

[9]［台湾］欧阳教：《德育原理》，文景出版社，1986，第34页。

[10]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页。

[12]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81页。

自主德育论文篇5

关键词:后现代思维;高校德育;启示

一、后现代德育思维的主要内容

在道德教育目的上,后现代对现代学校德育中的理性主义提出质疑,批判了现代教育“不言自明”的道德教育目的,认为道德教育对理性的过分强调从根本上否定了道德教育中的情感因素,这显然是对于道德本质的背弃。主张重新阐释新的目标追求,在他们看来,“道德现象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因为只有当它们优先于目的的考虑和得失的计算时,它们才是道德的。”后现代主义旨在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变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是自然的主宰”的传统思维方式,消除现代性所设置的人与世界之间的二元对立。与现代机械论世界观相反,后现代主义信奉有机论和整体论的世界观,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强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他物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这一点与我国传统的整体性德育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道德教育方式上,摈弃传统的道德灌输和道德说教的方式,倡导具有后现代特征的“对话”和“隐喻”等多元方式的运用。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不仅道德价值规范是多元的,人的需求也是多元的,仍采用传统的方法单一地灌输,极易引起受教育者道德主体性的泯灭及逆反,只有在充分地尊重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在对自我和他人的理解上,自发、主动地关心他人基础上,采用具有互动性的德育方式才能真正符合受教育者自身的内在要求。隐喻是阐释性的、生产性的、开放性的和启发性的,它能为受教育者提供一个结合自身体验的反思平台,有助于解除话语霸权式的说辞强加于人的思想禁锢,使受教育者参与到道德教育的对话中,获得新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感悟。

在德育课程设置上,主张设置开放性的课程,要求从每个受教育者个体发展的独特性出发,注重所有道德经验之间的联系,强调要把事实和价值紧密结合起来,反对在课堂上传授普遍主义的“真理”,强调道德学习必须跟一般的学习整合起来,彻底粉碎现代性支配下的道德和道德教育所追求的确定性、秩序性和统一性,使德育内容具有恰当的不确定性、批判性和边缘性。强调教育双方都可以成为课程的创造者和开发者,要求“课程具有丰富的多样性、疑问性和启发性,并且需要达成一种促进探索的课堂气氛”。主张道德教育虽然也可以有一套类似于其他学科的道德知识体系形成直接的道德教育的教材,但由于德育课程的目标对象是人的精神层面,也由于情感、态度、信念等目标因素是复杂的,德育课程既要诉诸认知的因素,更要通过情感、行动的体验去实现。所以,后现代主义重视综合课程、活动课程、隐性课程等在道德教育课程体系及其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这一论述对于我国高校德育课程设置很有启发,借鉴其中的合理性内涵可以从根本上改观我国高校把道德作为一门知识组织教学,以知识点的考试、分数高低来衡量学生的道德状况的德目主义教育传统。

在师生关系上,后现代教育家反对教育等级观念,倡导平等化的师生关系。认为传统教育活动中纯粹地“以教师为中心”或“以学生为中心”都是错误的。因为,单纯地“以教师为中心”“往往低估了青少年在建构各自的人生目的和道路方面的创造性活动,于是,虽然,同在面向未来,师生之间并没有真正的沟通和交流可言”;而单纯地“以学生为中心”是“将儿童置于脆弱不堪的境地”“是放任自流,使他们无法获得大人身上具有的人生阅历的教益。”后现代提出“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要求摒弃一切歧视,接收和接受一切差异,主张大众的世俗的道德教育,对学生不能随意人为地分类,并使之一直处于被动接受权威的一方;相反,学生也可以是教育者。从这一点来讲,师生是共同学习道德的,道德教育是“双向沟通”的。教师的地位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不容挑战的,而是处在与学生对等的关系地位中。相对于中小学学生,作为已经成人的大学生,其思维、判断等智力和非智力能力结构已得到充分地发展,自主性更强,因此应以民主的方式使他们处在道德探究的平等地位上,在师生关系的平等互动中建构新的道德价值。

后现代主义在西方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西方物质层面达到了“后现代”,理论上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反现代化”,但其精髓要旨仍是如何使人全面、丰富、多样、充实地发展自己的个性,亦即使人真正“现代化”起来。实际上,后现代所揭示西方教育领域中的许多理论的缺陷也正是当代中国教育所欠缺的。西方的经验教训正好可以为我们参考借鉴,使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必另辟蹊径,在人格的完美性、社会协调发展上不再有本可避免的损失。正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格里芬所指出的,“中国可以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后现代化了’。”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后现代的视角来观照现代高校德育的缺陷,避免重蹈西方社会现代化消极面的覆辙。

二、后现代德育思维对我国高校德育现代化转型的启示

(一)在德育目的和方式上,强调整体性的理念

从总体上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能够把握事物的整体面貌和发展的总态势。因而,对于整体和个体的看法必须突破传统道德式的理解,从现代系统论与“整体教育”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的整体性思维,并运用于我国德育自身的现代化。一方面,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不能孤立地看待德育问题,必须把它与德育系统外的复杂的环境联系在一起。德育不是处在真空中,它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当代全球化生存的现状告诉我们,必须为建立一个与自然和睦相处的新的生存环境而奋斗。面对这种情况,德育思维必须从人际关系协调性转向人、社会、自然与历史文化的综合协调性,将人类整体利益的维护作为一个重要的德育内容纳入现行德育体系之中,并以此为基点逐步建构起新的德育理论体系。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社会开始兴起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潮――“整体教育”思潮,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德育。“整体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教育:哺育学生形成一种实感――周围的人们、地球、个人自身,无时无刻不在相互关联之中的实感;并且通过这种实感,哺育一种责任感―对自己、对他人以及对于地球的责任感。”德育作为一门特殊的教育学科,原是和整个教育合为一体的,把德育从教育整体中分离出来是一大进步,但要预防把德育与整体的、系统的教育割裂开来。德育融入整体教育中是必然的。再者,德育有自身的整体。如德育的实施过程,知情意就是一个整体。要改变这种现状:即德育仅依赖于德育课程的方式,把德育活动与智育活动分裂开来,忽视整体目标的构建,往往是智育课程只强调认知,忽视情感和意志的培养;而德育课程很多时候也没有很好地整合这三者的关系,往往只重视道德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道德行为的养成和道德情感的培育。在德育过程中,要凸现教师和学生作为人的整体性,使教师和学生双方的道德生命活力得到充分的张扬和发挥。

(二)在德育课程设置上,整合高校德育课程群

在新的课程观的指导下,“现代德育课程设计应该把学校各种教育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设计和开发,使之服务于学校总体的德育目标。”整合的德育课程群建设应该从培养完整道德人格的目的出发,强调德育课程是认知性课程与活动性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相结合的完整体系。目前,我国高校德育课程的实施是以显性课程的德育方式为主,从《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试行)中就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道德课是对学生系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基本环节,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到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都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也就是对大学生实施有预定目的、内容和作用的“知识性德育课程”。当然,这种设置有一定的理论依据。由于大学生正处于思想品德和知识技能的成长时期,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成才的渴望,使学生乐于接受新知识和勤于探索成长之路。同时,学生由于尚不具有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还没有对物质享受形成过于强烈、过于急迫的追求意识,思想敏锐、活跃而又较为单纯,因此,一旦在思想上、理性上接受了某个正确的道理,就会较快地形成相应的正确的价值观。这就使得面对学生的德育具有自己的鲜明的方法论特点:以知识教育为依托实现价值观教育。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建构“主渠道”课程?有学者早就指出,“要采取删除、下放、合并、精简等方法,大量削减过去和现在占学校全部德育课程的70%以上比例的各种知识性的或理论性的德育课程中不科学的、效果不好的门类与内容。并根据哲学伦理学、道德发展心理学、道德社会学等理论与社会实践发展的规律与需要,研究、探索与逐步建设一、二门真正意义上的认识型德育课程。”同时,还需要去除德育课程中那种庸俗的政治名词的堆积和美德的抽象灌输的方式。

除了“主渠道”以外,德育大纲还规定了其他的德育途径,即“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日常思想教育工作:党团工作和学生会工作;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建设”。如果从教育文件的规定看,这六种途径基本上可以覆盖了我国高校德育课程的整体设想。从实践层面看,大多数的高校也在开展这几类工作。但是,关键是如何落实到“教育”的视角上。仅仅把德育作为工作、作为任务而非“育人”来完成,那么实效性是可想而知的。在发挥各种德育途径自身优势的同时,必须注意各途径之间尽可能取消壁垒,给学生一个相对完整的教育视界。在学校范围里,几种教育途径的有机结合首先应体现在教师身上,也就是说,一个合格的教师决不应仅仅是向学生传授某一门专业知识的传授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人类文明精神和思想的传承者。

基于此,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思考德育课程的建构问题。第一,是实施专门的德育学科课程,即继续围绕着高等学校德育的“主渠道”课程进行。关键是在进行这类“知识性德育课程”传授时,如何充分调动受教育者的主体性,融入受教育者的生活经验,参与课程重新反思、批判和建构。第二,是整合校内各类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和人员组织实施的各项校内外的德育工作或活动,即“活动性德育课程”,把学生一切的课外活动视为德育教学的重要程序和环节,与学科课程有机配合。作为成人化德育的大学生“活动性德育课程”,应有别小学德育课程的“活动性”,而更加注重和大学生日后走向社会、服务社会结合起来,与大学生日后的择业、就业和创业结合起来。第三,是挖掘潜藏在学校中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隐性德育资源,以传承优秀的校园文化为线索,开展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建设,即实施“隐性德育课程”教育。第四,是开展由各学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利用教材蕴含的德育因素进行的思想品德教育,即进行“渗透性德育课程”教育。实际上,用“渗透性”这一词本身就暗含了把学科教育与“育人”相分离之意,这也是我国高校德育实效性一直以来较弱的缘故之一。

课程中的德育因素有些是以隐蔽的形式蕴涵在内容之中,学生在吸收知识的同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这些德育因素的影响。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其他学科课程教学并没有充分发挥育德的作用,在高校教学中重视智育忽视德育的现象普遍存在。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地,许多授课教师往往把德育看作是德育教师、专职政工干部的工作,是属于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的任务。这种认识偏见将德育孤立化,将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隔离开来,而忽视了德育的其他主体及其机制的作用。这种认识偏见也直接导致了实践方面的偏误。针对这种情况,新近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大学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渗透到教学、科研和社套服各各个方面。要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当前,对于其他非德育课程教学的德育性也还没有完全为人们所认识。虽然非德育课程教学中埋藏着深厚的德育宝藏,但研究这类课程德育的文章却凤毛麟角,尤其是对自然科学课程德育的研究近乎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德育课程的德育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新课题和等待开发的新领域。

在我国古代传统教育中,所设置的教育科目和课业,大都是以德育为基础的。在许多古代教育家眼里,提高德性修养是教育的主要目标或者是唯一目标,德育和教育是一个同义词,德育课程构成了学校课程的主干。因此,在当前高校德育课程体系的改革中,可以尝试在原来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学”课程,一方面既可以增加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涵养,另一方面,这些经典的“国学”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民族的德育资源,可以使大学生在“国学”的熏陶下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现已有高校在做类似的尝试,开设相关的“国学”课程。这种课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既与国家调控的指导思想保持了一致,同时又结合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需要,设立了与他们生活、心理紧密相关的德育课程,可以很好地体现自己学校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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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佘双好著.现代德育课程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76.

[7]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91-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3903.

[8]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载人民日报,2004年10月15日,第1版.

自主德育论文篇6

[关键词] 性善论；现代德育。

充满智慧的儒家哲学思想，蕴涵着丰富的道德教育思想。它用其自身的独特魅力，为现代德育奠定了稳定的根基，并引领着现代德育趋于完善。“性善论”——仁、义、礼、智的“四德”，从古至今，诠释着一个宗旨，即在构建理想人格的过程中，德育必定发挥着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但是当施教者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如何让受教者形成自我教育意识？一直是现代德育工作者反思的一个问题。

一、性善论的析要。

《孟子·公孙丑上》指出：“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人性“四德”为现代道德教育找到了人之可教化的理论基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仁、义、明其必有也。礼、智，性也。心，统性情者也。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 [1]朱熹注解之意，鲜明地强调了儒家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是对性与情、情与理的重视。

（一） 人“向善”与“行善”的动机。

孟子认为人性中具有先天的“善端”，所谓“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但是，孟子又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显然，人作为个体具有“善端”，但是，这种“善端”只不过是处于道德心理的萌芽状态，还不具有仁、义、礼、智的道德品质。个体的“人”只有经过个体的主观努力，其仁、义、礼、智四种善的萌芽，才能成为真正的“人”。孟子的“性善论”继承了孔子的人性论，提炼了人“性善”的本性，突出了人与生俱来就有“向善”的秉性。孟子在倡导人之本质根植于善的同时，也证实了教育是个体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每一个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生物人来说，在“成人”之前，必先“成才”。正如康德所言，人只有受过恰当的教育才能成为人，受教育对人来说，是一种需要。人有双重生命，父母那里遗传的生命是物质基础； 人要成为真正的人， 还要经历“二次生成”———为人之道，即可“成人”。人在有“向善”的根基上，进行必要的道德教育，才能激发内心的主观“行善”的心理情感。“行善”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出于个体主观的“善端”。[ 2 ]

（二） 人“为善”的意义。

孟子“人性论”论证了人在“成人”的历程中，具有“向善”的本性与“行善”的主观意愿。他在对人“善端”肯定的同时，也论证了“成才”的必要条件———“为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孟子对人的“良知”“良能”品性的论证中提出[天下论文]，仁、义、礼、智等普遍道德准则不是自外强加于人的，而是源于人的内在，生发于人善良的本性。然而，孟子通过“圣贤人格”告诫人们，“善端”如果没有给予积极的保存，必然会受到外界的影响，而逐步消失。“内圣外王”的高尚品质就是在“为善”中拓展“善端”的结果，它也肯定了人们是在“为善”中实现自我价值。当然， 《孟子》中又言，“圣人与我同类”；“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圣贤”的人格被人类赋予了极致性与神秘性，看似遥不可及，但是，“学而至之”的言论， 又激起了人类挑战自我的志向。人之“四端”，体现出人具有先天成德的天赋，但是孟子认定唯有“向善”的动机与“为善”的能力，才能扩充人的“善端”。人从“自然人”转变成“社会人”，全然依赖于“求真”“向善”与“粹美”的思想教育， 这也是人在生存之际，锤炼人格的必经之路。所以， 孟子强调了人在内求外修的同时，莫忘教育的重要性。人只有在接受教化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真、善、美”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二、现代德育中“善”的体验。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色也，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在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后，创立了“良心本体论”。在他看来，良心是内在本质，是人们外在德行的根源，是万善的本源。人性和道德的完善，有待于后天的学习和努力与“善性”的扩充和培养。中国传统德育模式在“性善论”的指导下，强调教师“教化”在德育中的作用，而现代德育受“性善论”的影响，倡导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德育模式。

（一） “性善论”指引下的现代德育目标。

儒家的“性善论”认为道德行为如“绘事后素”，是对人性的提高、完善，是人性的实现。儒家所具有的这种理论完整性和理论个性，最终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和世界文化中的独立类型。[ 3 ] 由此可见，理想的德育目标应是“学为圣贤”， 即是用“君子”人格来实现。“性善论”是依据人所固有的善性而进行的教育。现代德育目标亦是把握道德存在的可能性，通过人的内在自觉和外在修养，把可能的善性转化为现实的善性。争取使每一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享受人人平等待遇，倡导人们按照“理想人格”：“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存心养性、反求诸己”要求自己。若要成为尧舜之人，就必须达到内在精神与外在言行举止统一的境界。孟子对道德主体的人本关怀观，预示着社会对人的道德要求，必须尊重并满足人精神生活包括道德生活在内的需求，提升人的道德理想、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学校的道德教育也只有侧重挖掘和激发学生内在的善良愿望，充分发挥良心的道德调节功能，将被动的教育形式转化为主动性、自觉性的个体活动，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达到终身教育的目的。

（二） “性善论”影响下的现代德育功能。

“性善论”是教育史以来，第一次从理论高度上对人自身本质加以认识和阐述。现代教育思想从施教者和受教者两个方面，探究出人“善”之本性， 是教育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教师本着“善”的品行，为学生树立了榜样；以学生“善”之本，规划了其发展的进程。学生本着“善”之端，在他人教化中使其得到拓展；本着“善”之根，在自我教化中实现自我价值。道德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零，儿童从一开始就是道德生活的主体。[ 4 ] 设想，倘若教师在教化过程中，体会到学生内在具有“不思而虑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的“善端”；学生在受教过程中，体会到自我“向善”的意愿和“为善”的能力，也许，德育实效性就能真正得以实现。孟子的“四德”与“五常”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一种道德意识、伦理精神。扩充“善”的过程，正是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伦理的过程。社会在德化中发展，人类在德化中成才，没有德育存在的社会，就没有人的精神家园；没有德化的人生存的社会，是混乱而危险的社会。德育本着“人性善”而为社会与人类提供着最根本的物质与精神保障。“仁者无敌”“与民同乐”的“民本论”启示学校教育必须立“德教”为本，倡“尊贤尚德”为主的德育目标，仅此才能真正发挥德育的真正意义所在。道德教育的知情意行基于“善之始”，它为学生自我身心发展提供了舞台。

（三） “性善论”意蕴下的现代德育模式。

“善端”的本性为人类道德教育追求“浩然之气”的理想目标提供了可能，然而，如何把可能变为现实，孟子“性善论”解析到，具体的德育模式就是知行的辩证统一。这正凸显了儒家思想关于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的知行关系的论述，道德修养的重心应放在“力行”“躬行”。那么现代德育又是如何通过具体的德育模式把道德理念转化为道德行为的呢？孟子“内求外修”的德育思想，启示现代德育的主要途径唯有提高自我的道德教育意识，培育道德的自我。这一做法的实质是：强调个体在行动中要彰显自我的主体性，重视自我思考、自我判断、自我体验，要学会独立思考并作出合宜的选择，此思想与当代的价值澄清法有相通之处，与当代德育强调“学会选择”主旨殊途同归。[5]

孟子所塑造的人格理想，实质是为现代德育模式树立了高尚道德的理想典范。他认为，道德的完成就是四端的扩充、发扬，就能有一种彻底的自我认识，此谓“尽心”。任何德育范式都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学习机制的理解之上的，但是，真正具有“道德”意义的道德教育，不是把社会现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灌输给学生，使学生[天下论文网]成为一个个“美德的集合体”， 而是“启发”和“唤醒”学生的道德自觉和道德良心，使学生树立道德理想、领悟人生真义。[6] 现在社会上评论学校德育的一种流行说法是，“5 + 2 = 0”，即学生在学校接受的5 天的思想教育，抵不过在家庭和社会对他2 天的影响。正如孟子所言，“存心养性”与“反求诸己”的道德理念警示现代德育的“教条性”与“形式性”必须被推翻。所谓，“生活的外延有多大，那么德育的外延就应有多大。生活世界是德育的根基”。[ 7 ] 现代德育模式必须继承和发扬传统的道德教育观念，应该由内向外地渗透德育的价值与意义。

三、未来德育的变革是“性善论”的衍生。

当今人们物质生活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应该有高扬高层次的“善”的追求，赋予“善”以更广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去努力打造真善美的统一。孟子蕴涵道德责任意识的“性善论”，能够唤醒人们追求人格理想的信念，主动地实现和完善自身道德，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未来的教育终将走向终身教育的模式，而道德学习的形式必须依靠个体的主动性，道德的形成应该是自然而然完成的。未来的道德发展，取决于道德接受和道德选择，在生活与学习中，当人们选定了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领域后，余下的广阔空间就可以交给自身德性的本能反应和习惯行为，在道德与社会发生冲突时，自主抉择的行为将会出现，这样才符合道德生活的自然状态，才能提高个体的道德效能。[8]

注释：

[1] [宋]朱熹撰。孟子集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2] 赵法生。孟子性善论的多维解读[J].孔子研究，2007，（18）。

[3] 李兆祥主编。儒家教育思想研究[M].上海：中华书局，2003.12.

[4] 檀传宝。论道德教育的可能性[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11）。

[5] 汪凤炎。植根传统：中华传统道德文化与德育思想的彰显[J].道德教育研究，2003，（4）。

[6] 孙喜亭。学生德性或德行能由内而外的生成吗[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6）。

[7] 许新海。让儿童的道德生命自由地生长[J].江苏教育，2001，（17）。

自主德育论文篇7

[关键词]高校德育；德育变革；德育观念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号角。以此为契机，高校德育也迅速实现了思想认识领域的拨乱反正，并由此展开了全方位的建设。社会的发展变革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推动了高校德育的变革。30年来，高校德育在观念、内容、形式、学科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改革开放以前高校德育状况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对学校“统、包、管，。高校德育也处于高度集中统一的封闭状态，对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唯命是从”，缺乏多样性、灵活性。但综观建国初期以及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德育内容与措施，总的来说是好的，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是与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当然也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和影响，尤其是“文革”时期，德育遭到了严重破坏。

建国初期(1949年--1956年)。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有组织地进行研究探索，高校德育功能得到较好发挥，德育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在总结、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学校教育优良传统的墓础上，确立了建国初期高校德育的基本任务；取消了“国民党党义”和“军事训练”等反动课程；组织学生参加各项社会政治运动，在实践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按照“三好”的要求开展大学德育工作；开展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强调教师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把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知识教学紧密结合起来。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6年--1966年)。这一时期高校德育在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当时强调“向科学进军”，加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加强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教育，加强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开展学雷锋活动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应充分肯定。同时，由于国际上出现了一股反共反华逆流，加上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过度地强调“阶级斗争”，要青年学生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导致大学德育出现了许多失误和挫折，大学德育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党和政府在总结、研究教育规律，反思教育失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大学德育的正确原则、途径和方法。但由于当时的学校德育受到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影响，其发展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文革”期间(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中，高校德育受到灾难性破坏，无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工作方针和方法上，都存在严重的“左”倾错误。“四人帮”一伙在高等学校推行极“左”路线，全面否定建国以来高校德育的优良传统，取消系统的政治理论课和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利用青年学生的单纯和热情，鼓吹“停课闹革命”、“踢开党委闹革命”，用大批判开路，煽动红卫兵起来冲击党政军机关，打击革命干部和群众。这使得高校党的组织被冲垮，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和队伍彻底瘫痪，高校德育受到严重破坏，其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二、改革开放30年来离校德育观念的转变

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展和深人，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并轨，社会价值体系由一元化价值向多元化价值转化。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嫂变和价值多元化的趋势，高校德育改革首先是德育观念的更新与转变。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德育观念迎接着时代的挑战，经历着以下五个转变：

第一，从封闭观念向开放观念转变。在过去的“闭关自守”时期，高校德育工作是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的，西方文化、西方思潮被拒之门外。封闭的教育显然不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大学生与外界的接触更加广泛和频繁，高校德育再也不可能封闭在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内。因此，德育工作根据邓小平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树立起“开放式”德育观念，加强对学生进行世界经济、世界贸易、比较教育等方面知识的教育，并把学生引向改革开放的社会建设大潮中，让他们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坚定信念、明确责任，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二，从只强调德育的政治功能向同时强化德育的育人功能转变。政治功能是德育的首要功能，偏离政治功能，德育将成为一句空话。但是，过分突出德育的政治性，是不符合现实的，也是有害的。“文化大革命”中，过分强调政治，大搞“突出政治”，只强调提高学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造成的恶果是有血的教训的。改革开放以后，德育的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上，体现在育人上。要通过大力强化德育的育人功能，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精神风貌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全面素质的提高。

第三，从“对象塑造式”观念向“主体参与式”观念转变。传统教育采取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教室为中心的“三中心”模式(即对象塑造式)，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理，受教育者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下被“塑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学生主体意识的增强，这种“塑造式”的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呼唤着“主体参与式”的现代德育。“主体参与式”德育是强调“以人为本”的德育，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学生在“主体参与式”德育模式中，在教师指导下通过亲身的、直接的、民主的参与活动以及自我教育，不仅很好地认识与学习了社会生活，而且为以后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准备了良好的态度、意识、经验、品性、方法与能力。

第四，从偏重显性的德育教学向显性与隐性课程并重转变。传统的学校德育实践和以往的德育改革，过于强调有计划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对忽视学校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等隐性课程因素的设计和运用。隐性课程相对于显性德育课程而言，它包括校园环境、校园文化、校风教风等学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有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强调显性与隐性课程并重，使有意识的课堂教育与无意识的氛围熏陶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学生的德性培养从显性的德育课程的知识学习，扩充到学校的整体生活，促使学生形成更为完整的知、情、行彼此关联的总体经验。确立显性的德育课程与隐性课程并重的观念，对于高校德育具有现实价值和深远的意义。

第五，从他律况念向自律观念转变。他律与自律，既是个体道德成长过程中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反映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人的道德、思想的不同要求和影响。“他律”是指道德选择与道德行为是由主体自身之外的、未经自己理性思考的、被迫接受或考虑的各种规则和原因支配的。“自律”是指道德选择与道德行为是依据主体理性思考后所选择的道德原则自愿作出的。使教育对象成为道德自律的人应该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和成功的标志。而长期以来，我国在德育方面实行的是“听话”教育，要求学生循规蹈矩，即使毫无独立思考、判断与行动的能力，只要是“听话的”，就是“好学生”。改革开放对人们的竞争能力、创造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自我约束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能力决不是“听话”教育能够培养出来的。因此，许多高校强调培养学生道德上的自律能力(或自律素质)，把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我约束能力列为高校德育的重要任务。 三、改革开放30年来离校德育变革的突破

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德育在党的领导下，面对复杂多变的教育环境和社会背景，结合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德育工作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反复、艰苦的探索，取得了不少令人刮目的成就及突破。

第一，高校德育地位农目标的确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冶，高校德育排除和肃清“左”的影响，抵制右的干扰，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德育工作在恢复过程中得到发展，既抛弃了“左”的“突出政治论”，又排除了右的取消论、无所作为论，确立了德育相对独立、不可替代的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步确立了高校德育“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地位，强调德育的主导作用、方向作用，并同时确立了德育目标，即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第二，学科体系的完善。30年来，高校为实现德育工作的科学化，在德育学科建设方面作了不懈努力。1983年，全国部分高校开始试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招收本科生和第二学士学位生；198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之后也开始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如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已追及全国几十所高校，形成了从本科、双学位到硕士、博士等结构层次合理的学科人才培养格局。与此同时，在学科研究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已被作为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思想性、政策性、综合性强的科学正式列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畴。

第三，德育形式的多样化。以前在封闭状态下，德育形式单一化、简单化，改革开放以后，学生接触社会面广，受到社会思潮以及各种文化的冲击大，所以德育形式必须多样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校园文化、社会实践、心理健康教育等一批新的德育形式应运而生，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发挥着愈来愈明显的作用。高校德育形式从横纵方面、宏观微观领域不断拓展，建构起多渠道、多层次、全方位实施的综合育人体系。在德育形式的多样化中，具体地说，包括以下要点：

(l)校园文化的建设

校园文化建设作为高校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在1990年代备受重视。199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1995年原国家教委发出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都提出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优化育人环境”，把校园文化建设作为加强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和途径。许多高校通过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建设以及开展形式活泼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活动，使校园文化发挥着独特的德育作用。

(2)社会实践的开展

《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青年学生只有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更多地了解国情，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才能树立起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献身的信念，逐步锻炼成为有用的人才。”针对大学生缺乏社会实践经历而影响他们素质全面提高和健康成长的实际情况，许多高校重视引导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假期社会实践活动、参观历史博物馆等，使之成为生动活泼地进行德育的又一重要途径和形式。

(3)心理健康教育的兴起

“文革”时期，心理学曾被作为“伪科学”受到批判，把学生中出现的心理方面的问题“上纲上线”为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作风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和清理“左”的思想，随着心理学科自身的发展以及心理学科理论在教育领域的不断运用，心理咨询作为高校德育的一个重要途径在1980年代开始兴起。1990年代以后出台的教育文件中不断地强调对高校学生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全国各高校广泛建立了心理咨询机构，把心理咨询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来开展。

(4)高校网络德育的启动

2000年，江泽民同志作出了“要重视和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使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实效性，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的指示，成为高校开展网络德育的根本指导思想。大多数高校建立起德育工作网站，设计思想道德建设专题主页，整合校内网络信息资源，把网络德育纳入高校网络建设体系中。同时，许多高校纷纷推出高校网络论坛(BBS)以加强网络德育，如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BBS)、北京大学“未名”(BBS)等。

(5)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加强

1995年原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的《关干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说：“提高文化素质是德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拓宽了德育的内涵，有利于加强德育。”显然，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与高校德育，无论是在目标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一致的。许多高校开设了通识教育课程、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使学生具备专业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的有关基础知识和基本修养，德育的目标也在文化素质教育中得到体现和实施。

四、改革开放30年来思想政治理论课

改革和德育队伍建设的孟要进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德育的主渠道，而德育队伍的建设又直接关系到高校德育的质量及效果。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共中央、各级教育部门以及高校的努力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德育队伍建设也得到了巩固和加强。

1.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重要进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基本沿用“文化大革命”前的模式，课程也基本沿用“老三门”(即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只是在内容上作了一些修订。这些课程虽然对学生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社会变化很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以及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有的“老三门”已不能适应。当代大学生有较丰富的知识、较强的思维能力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正在形成过程中，来自国内外、社会各方面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他们的影响很大，必须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根据党的十二大关于加强共产主义教育的精神，1982年10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通知》，我国高等院校逐步开设了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从而改变了高等学校思想品德教育长期“零敲散打”、“有实无名”的局面。198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的通知》。据此，原国家教委于1987年10月《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规定在已有课程基础上增设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两门必修课，另外各校还可有选择地开设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职业道德等课程。

1998年4月，中央批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设置新方案，即“98方案”，设置“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为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规定要把学习邓小平理论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中心内容，使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精神，中宜部、教育部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教社政[2005]9号)。这些文件对每一门必修课的学分和基本内容作了原则规定，也对教材编写、教学研究、教师培训和学科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标志着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进入了创新发展的新阶段。

2.德育队伍建设的巩固和加强

过去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上政治理论课和参加政治运动来进行，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政工干部和辅导员多数为退伍军人和留校本科生，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缺乏正规的专业训练以及系统的德育方面的理论修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高校加强和巩固了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和辅导员队伍建设为主的德育队伍建设，在稳定队伍、扩充力最、优化结构和提高队伍人员素质等方面作了大量而有效的工作。1987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作出了明确规定，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职人员，是教师队伍的组成部分，应列入教师编制，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决定》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应有地位，受到了高校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热烈拥护，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从1989年开始，原国家教委陆续选派200余名优秀思想政治教育骨干，以访问学者身份到国外进修或作短期考察，增进对国外情况的了解，吸收和接见国外的有益经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素质不断优化，工作水平和科研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自身的建设。德育工作者在德育研究和实践中迅速成长，工作实效不断提高。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校德育队伍建设和发展的趋势是：“从小德育队伍向大德育队伍转变”，“从‘管理型’向管理者和学者相结合的‘复合型’转变”，“从‘单肩挑’向‘双肩挑’转变。”

自主德育论文篇8

[关键词]交往行为理论 高校德育 乏力 原因 对策

[作者简介]龚晓珺（1972- ），女，广西桂林人，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学与思想政治教育。（广西 桂林 541002）1

[课题项目]本文系2008年广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广西高职高专学生道德体验式教育的探索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2008SZ004）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2-0049-02

后现代哲学流派林立，思想各异，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无疑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家之一，其创立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开放的品格和独特的范式对解决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给予了有益的启示。本文基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针对当前高校德育乏力的现实困境，探讨其原因和对策，以期为增强高校德育的实效性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高校德育乏力的现实困境

苏格拉底曾说：“德行是人类花园中最美的花朵”。我国一直把德育放在教育的首位，但现实状况却不尽如人意，高校德育工作长期处于“一手硬、一手软”的尴尬地位，存在理论和实践两张皮、单一说教、政治色彩浓厚、实效性差等现实困境。有学者归纳为：“主体性德育遭遇大学生主体的沉默”“这种沉默不是传统德育‘我者’被虚无后的无声，而是现代主体性德育‘我者’归位后的自动放弃，是大学生主体的自我缺位”。

二、高校德育乏力的原因

1.德育内容重知识德育，远离学生的生活世界。高校德育主要是通过“两课”教师的德育教学、各科教学对德育的渗透及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辅导员来进行的，呈现出“知识德育”的趋向，课堂上德育教师热衷于讲大道理，课后辅导员工作也充斥着“知性论”的说教和制度约束管理，置学生丰富的精神需要和生活实际于不顾，德育内容严重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

2.德育方法重道德灌输，缺乏道德体验和实践。德育因其塑造人合乎德行的特殊性，教育存在难度。古人曾有言传、身教、榜样等德育途径和励志、躬行、慎独、自省等道德修养方法，并认为躬行、慎独、自省是德行形成的关键。班华指出：“德育不能没有体验。体验别人无法代替。有体验，德育才有效果。”目前高校德育整体呈现为“知性论”，重灌输轻实践，重说教轻体验，即便开展德育实践活动，大多也是走过场、完成政治任务。德育方法形式化，内容空洞，缺乏体验，失去了其潜移默化的功效。

3.德育语言假大空，剥夺学生话语权。当今大学生思想活跃、个性独立、接受外界信息资源丰富，但尚处于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时期，需要加以正确引导。本应承担这一任务的道德教育，却因德育话语“假大空”等原因，导致学生怀疑和否定。两课教师只管完成授课任务，空谈理论，德育目标理想化、政治化倾向明显，与学生的生活和思想实际相距甚远；辅导员的德育工作也因自身事务繁杂和教师的绝对权威，鲜有“和风细雨”的耐心细致。学生的话语权实质被剥夺，宁愿选择主体缺位和主体沉默。波兰尼强调道德知识是“缄默的知识”，是依赖于体验、直觉和洞察力的有独特个体背景的知识。德育话语的失真和学生话语权的丧失，使“缄默知识”失去了合法化基础。

4.德育交往重行政命令，忽视学生的主体性。高校师生德育交往中，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教师处于制高点的主体绝对支配地位，学生是消极被动的客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曾指出：“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由于一方年龄、知识和无上权威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另一方的低下与顺从的地位变得根深蒂固了。”师生间不平等关系的“主客模式”视学生为思想改造的对象，学生成了弱势群体，缺乏主体觉醒意识和对生命价值的关照，缺乏基本的道德情感体验，思想迷茫、困惑，对社会的不良信息和行为缺乏辨别和自控能力，道德滑坡，拜金思想严重，心理问题凸显，甚至出现了道德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等。

三、基于交往行为理论的高校德育乏力的对策

1.德育内容：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是交往主体通过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为而形成的背景场所，是主体间以非对象化的参与态度介入的生活领域和动态网络，具有文化、社会、个性的三维立体结构，包括“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三个组成要素，以其特定的文化、社会、个人多元背景视野预设了主体既成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审美观，是隐含和反思的价值和意义资源，是交往行为者相互理解的“信念储存库”。与注重逻辑和科学价值的“教育世界”相比，生活世界是一切教育认识及其活动的根源和终极意义，具有浓厚的人文性、生活性和个性。人们置身其中，体验着“活着”的意义，追寻着生活世界的价值。

传统德育弊端的根源在于对生活世界的遗忘和忽视。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不仅是德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满足自身成长需要和追求生命价值的必由之路。首先是德育课堂教学的生活化。《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明确提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高校德育教师应立足于学生的生活世界，精选生活化的教学内容，从生活中备课，以提炼的社会热点、焦点和学生已有的生活学习经验作为素材，采用生活化的教学方法，呈现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建立教育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联系，唤起学生内心的真实情感和道德共鸣，提高德育课的真实性和实效性。其次是辅导员的生活化指导。在学生的学习、日常和交往生活中，面临着诸多学习、生活、爱情、事业、经济等现实问题。辅导员作为学生的管理者和引导者，应在坚持生活化理念的前提下，了解学生所思所想，有的放矢地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努力培养学生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团结友爱、诚信互助的人际交往和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和生活导师。

2.德育方法：注重体验式德育。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卢梭、康德等到哈贝马斯，无不认为伦理学是一门实践哲学。哈贝马斯认为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阐明了在道德领域一个人如何通过认识使自己适应自己所确立的法则，进而获得自主性。在交往行为理论中，他借用功利主义、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观点，从“我应当做什么”的基本问题出发，给予实践理性循序渐进的三向度的解答：实用向度回答“什么是对手段和物品的理性选择”，伦理向度回答“我是谁，我想成为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对我是好的”，道德向度回答“什么是正当的共同的生活”，进而得出结论：目的合理是以“应当”或“必须”为手段选择的行为，伦理行为是涉及美好生活的问题，道德行为是所有人都愿意遵循的正当行为，哈贝马斯强调道德规范的建立，是道德原则合目的、善以及正当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给予道德教育深层思考，德育并不是传授给学生“一袋美德知识”，而是付诸行动，从德育的手段、追求善和美好生活的目的、获得交往共同体的正当认可三方面开展教育。这给高校德育指明了出路，道德教育应追求内容、形式、意义的和谐统一，任何割裂三者的行为都会窒息道德教育的本真。道德体验倾听着、感受着、领悟着，不仅符合德育的本真，还通过狄尔泰的哲学实验被认为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源于人的个体生命深层的、对人生重大事件的深切领悟。刘惊铎认为，从道德发生的意义上看，只有当人从内心体验某种价值，产生认同、敬畏、信任的情感，或产生拒绝、厌恶、羞愧的情感时，才谈得上道德学习和道德教育的实存性。道德体验达到知、情、意、行的统一的形式多样，可分为自我体验和集体体验、岗位体验、角色体验、情景体验、模拟体验、游戏体验、拓展体验、探究体验等。高校应加强对道德体验的研究和应用，使学生投身实践，在广阔的社会和火热的生活中，陶冶性情、完善自我、升华德行。

3.德育语言：可领会、真诚、真实、正当。对语用学的创造性运用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一大特色。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往媒介，具有呈示事物、表达意向、建立人际关系等基本功能，“人际间的语言交往活动是将人从内在自然的强制下解放出来、建立合理、公正、和谐的人际间社会关系的唯一途径。”语言具有拯救现代性的理性力量，随着科技的进步、工具理性的张扬和价值理性的衰微，金钱和权力侵蚀着生活世界，导致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要恢复生活世界合理化，必须借助语言，通过交往行为阻止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入，以达到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平衡。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的交往行为要达成话语共识，必须遵守道德规范和确立理想的话语环境，对话要满足四个有效性要求：“一个交往性的、成功的言语行为除了语言学表达的可领会性外，还要求交往过程的参与者准备达到理解，要求高扬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等有效性要求，并且相互地予以满足。”

高校德育充斥着语言“假、大、空”和教师的话语霸权，使德育效果大打折扣。“良言一句三冬暖”，高校教师应重视语言的作用。教学语言是深入浅出还是枯燥乏味，可否领会？教学语言是言由心生还是装腔作势，表达是否真诚？教学语言是贴近生活还是话语失真，能否反映生活世界？教学语言是以理服人还是强加于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此外，还应消解教师的话语霸权，尊重学生话语权，创设良好话语氛围。

4.德育交往：师生主体间性。主体间性即主体间的相互关系，为达到交往各主体之间无强制、无压制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共识，哈贝马斯把交往对象从传统的“主体—客体”模式转向“主体—主体”模式，凸显了主体间性的重要作用，这是他对后现代哲学的一大贡献。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寄予厚望，把人的行为分为目的、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四种，认为交往行为是最根本的，其他行为由其派生。他基于语用学和生活世界背景，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标，使所有交往主体在没有外在强制和系统压抑控制的条件下，进行自由民主平等的对话和交往，以达到主体间性的理解和共识，从而实现交往的合理化和社会的和谐。

主体间性理论对构建高校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意义重大。高校师生关系在工具理性得以张扬的现代社会日趋异化，表现为师生关系紧张、冷漠、世俗化、利益化、两极化，拥有绝对权威的教师高高在上，而丧失话语权的学生则处于被支配地位。改善高校师生关系迫在眉睫，必须变主客关系为主体间性，唤醒学生主体意识，师生之间建立一种自由、平等、民主的交往和对话，这样才能获得道德共识、情感的满足、生命的体验和个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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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班华.现代德育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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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惊铎.道德体验引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5]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