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范文
时间：2023-12-07 23:16:11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1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 政府干预 适度保护
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究竟应该处于何种地位，是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来看，主流贸易理论认为，政府干预会导致资源错置，市场扭曲，从而造成国民福利下降，如限制进口和对出口实施补贴等，都会造成国民福利的净损失，因而只有自由贸易才是最佳的政策选择。然而，现实中，各国的贸易政策却从来也没有实现过绝对的自由。现实中的贸易政策虽然多数情况下还是体现着自由贸易的倾向，但却也并不排斥必要的保护措施。当出现市场失灵，如发生外部性问题、过度竞争和道德风险时，为了消除“反竞争”（Anticompetitive）现象，保障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政府往往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干预。正因如此，在自由贸易的呼声持续高涨的过程中，贸易保护理论也从重商主义李斯特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凯恩斯贸易保护理论中心―理论以及战略贸易理论不断发展。事实上，正是贸易保护理论的发展才使以自由贸易思想为主线的国际贸易理论不断得到补充和修正，不断贴近现实。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国际贸易的发展令传统的主流贸易理论陷于窘境时，又是保护贸易理论的发展才使产业内贸易这一现代的主流贸易形态获得了科学的诠释。战略性贸易理论不仅合理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原因和条件，而且科学地揭示了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优势的来源，明确提出了应通过转移利润和外部经济两个途径最大限度地获取贸易利益的政策主张，提供了政府干预的新思路，改变了贸易政策选择的思维方式，使贸易政策的制定走出了比较优势的误区，从而为贸易保护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正如克鲁格曼所说，“新模型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符合国家利益”。新贸易理论的倡导者们据此提出的政策主张有别于传统贸易理论所支持的不是自由贸易就是保护贸易的政策建议，导致当代国际贸易政策出现了战略性运用的新趋向。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及主张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内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利润转移理论；二是以外部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
与传统贸易理论主张自由贸易、实现“双赢”不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提出了把垄断利润从外国转移到国内、“损人利己”的利润转移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揭示了利润转移的三种类型：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厂商的垄断利润；用出口补贴为本国寡头厂商争夺市场份额；以进口保护作为出口促进的手段。
外部经济理论
外部经济是指厂商（个人、社会）从某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有利影响，而受益者原则上不必为此付费。某些产业或厂商能产生巨大的外部经济，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出口的扩张，但由于这些外部经济不能完全被厂商所占有，这些厂商可能不愿意投入资金用于研究和开发。如果政府能对这些产业或厂商给予适当的保护和扶持，则能促进这些产业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能力，获得长远的战略利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最重要的政策主张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关税、出口补贴和进口保护等奖出限入措施，对现在的或潜在的战略性产业（部门、企业）进行支持和资助，增强其竞争能力，谋取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之类的额外收益，并借机掠夺他国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最终实现增加本国福利的目的。
因此，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必须有一个尽可能信息完备、决策独立、干预有力的政府。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政府的干预作用理所当然地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
政府在国际贸易中作用的重新定位
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内容及其主张可以看出政府被赋予的新的使命，政府的作用获得了新的定位，国际贸易成了政府应积极参与的世界性博弈，贸易利益的取得更多的依靠政府积极有效的干预。政府干预论点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优途径
在非完全竞争及规模经济条件下，国际贸易中垄断利润普遍存在，一个企业的垄断实力越强，获得的垄断利润就越多。国家干预可以将国外企业的利润转移到国内企业。为此，对于各贸易国来说，如何扩大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并进而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就成为取得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靠企业自身去积累和成长，在强手如林、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且若又是后起国家的企业，要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真正挑战者，显然困难。而借助政府力量作为“第一推动力”，选择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给予扶助，使其尽快扩大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收益，降低成本便是最直接、最有效、最迅速的途径了。
政府干预是“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模型实施的基础
“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是克鲁格曼1984年提出来的重要理论。该理论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市场由寡头垄断，并可有效分割；二是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当本国企业处于追随者地位，生产规模远没有达到规模经济的要求，边际生产成本很高时，这时本国政府通过贸易保护，全部或局部地封闭本国市场，阻止国外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扩大，这类产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便会出现，生产成本得以降低。同时，国外竞争对手由于市场份额的缩小而达不到规模经济，边际成本上升。此消彼涨，国内企业就可能占有国外市场更大的份额。而销售额的扩大又进一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样，以政府干预为后盾，IPAEP理论的实施便达到保护国内市场，扩大国外市场的目的。战后，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汽车、电器、计算机设备等的发展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政府干预作用内生化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因素
将政府干预作用作为比较优势内生为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变量，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一大进步无庸置疑，而比较优势依然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变量已成为现代企业和国家相对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而技术变量的提升不管是来自于“边干边学”，还是R&D，都与法律、投资激励等形成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都需要通过政府的支持，即取决于政府的干预情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资源禀赋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相对于“自然资源”而言，“创造型资源”（如信息、知识资本、创新、制度、技术等）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企业以及一个国家越来越依靠于这类资源来获得比较优势，因而政府干预也被内生为区位因素，成为直接影响这种“创造型资源”比较优势形成的关键变量之一。
我国政府干预国际贸易的战略性选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缺乏国际竞争优势，客观上要求政府干预，实行适度的贸易保护，这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一个战略性的选择，将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实现。但是贸易保护要在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下灵活运用，避免引起别国的报复。在我国已经加入WTO，在进行政府干预时，要重视利用对发展中成员国的一些优惠条款，尽快使被保护产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
发挥政府在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上的重要作用，优化市场竞争环境。要使我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提高，政府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政府战略性干预国际贸易的关键不是通过产业政策去扶持某个产业或大企业的发展，而是要营造一个开放、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不同政策环境会对产业生产要素中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影响产业竞争力。这就需要政府向产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包括高效率的法律体系、制定竞争规则、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要继续深化政府体制改革，政企分开要贯彻到底，使政府经济管理的调控作用有力、有效；不断完善国家产业政策，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战略性地扶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主导产业，带动整体经济的全面发展；加强市场机制建设，创造一个有效的市场竞争环境，要特别注意让一般生产要素市场健康有序地运行，依法保护投资者和生产者公平竞争的权利，保护消费者权益和公平合法的国民权利，创造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适度保护国内市场。巨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形成企业的规模经济，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可以缓冲出口不利时的风险，也可以容纳下大量进口商品以免国内产业受到毁灭性的冲击。对国内市场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培育本国战略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外贸发展必须努力保护而非损坏国内市场，即在努力扩大出口的同时，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在当今，关税保护措施日益受到限制，所以要灵活运用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政府采购和技术壁垒等非关税壁垒手段来对国内产业进行适度的保护。
培育产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和范围经济优势。规模经济优势是由于产业内产品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任何一个国家专业化于产业内的某一种或几种产品而形成。范围经济主要来源于具有不完全可分性的生产要素的多用途性和多功能性。比如在现代的高新技术产业里，生产设备的多功能性和生产要素的多用途性以及技术的外部型等都十分突出，从而表现出显著的范围经济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的增强可以对一国产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资源的优化配置、产业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人员素质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目前我国多数产业和企业规模小、产品品种匮乏、平均成本很高，这削弱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使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所以，为了保证本国利益的最大化，采取积极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扶植潜在的竞争，突显产业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优势，就显得十分必要。
提高政府战略干预贸易的效果。政府战略性干预的贸易政策可以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政府对主导产业的支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有利于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外部经济产业的发展，重视对高级要素的培育，有利于尽快获得强大的国际竞争能力。但是保护不是无限制的保护，而是一定范围的保护，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一定时期的保护。即只对那些具有发展前途而目前尚不成熟的少数产品如汽车、电子计算机等进行保护；保护度的设置以其免受国外产品的强大攻击和围困而又能充分感受市场竞争的白热化，从而激发其技术创新、降低成本的动力为准则，逐渐通过自身努力培育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最后做到成熟一个开放一个，将国际交流和国际经济合作推向一个新高度。
参考文献：
1.张谦，吴一心.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及其体系.上海经济研究，1998(2)
2.海闻.国际贸易理论新发展.经济研究，1995(7)
3.李俊.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局限性.国际贸易问题，1994(5)
4.赵英军.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对政府作用的重新定位.国际贸易问题，1996(3)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2
关键词:外贸结构;产业结构;联动机理
一、文献综述
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理论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研究上,具体可分为两大类观点:一种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另一种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一)认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相关文献
张亚斌(2000)从耦合的角度将外贸结构与产业结构视为两个不同的系统,认为这两个系统的演进作为国民经济结构运动的两种方式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1]。王岳平(2007)从实质、动因机制等方面剖析其对技术进步继而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指出产业结构总体上决定贸易结构,贸易结构又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2]。蒋昭侠(2005)指出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决定了一国贸易结构的水平;而贸易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反映,引导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3]。原毅军(2008)也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4]。吴颖(2005)、赵东(2006)认为在产业间贸易下,外贸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即产业结构决定一国外贸结构水平,而外贸结构反作用于产业结构[5～6]。
(二)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关系的相关文献
国内学者肖云(1994)、谭清文(1997)认为,在违反比较利益原则的情况下进行国际贸易,不会促进产业结构的有序成长,而往往会造成产业结构畸形[7～8]。黄晓玲(2002)在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指出,静态的比较优势具有强化、凝固现有的产业结构的倾向[9]。陈元(2007)也同样指出:一般而言,一个开放经济体在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政策扭曲程度较小的情况下,国内的产业结构,尤其是可贸易程度较高的工业品应该和对外贸易结构比较相近,国内产业比重较高的部门也应该是出口较多的产业部门;相反,在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政策扭曲程度较大的情况下,则国内产业结构与对外贸易结构偏离程度越大[10]。
综上,二方面的研究各有侧重,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只是后者站在发展中国家更强调对立的一面。但需指出的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统理论中的规律性论断已经难以反映当前的现实。
二、对外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联动机理
(一)产业间分工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
按照费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发达国家的产品生命周期是“生产—出口—进口”;而按照赤松要的雁型模式,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是“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将二者联系起来就得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国际产业转移模式: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通过产品循环,出现由产品结构推动产业结构进而推动贸易结构,再由贸易结构带动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的演变趋势。显然,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二)林氏逻辑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关于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关系研究,在国内颇有影响要数以林毅夫(2007)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本文称为“林氏逻辑”)。该战略指出:禀赋是一国技术选择和产业选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紧约束;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只有根据由经济体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选择和技术选择,才会在竞争中具有自身能力;通过资本积累速度的的加快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进而实现对外贸易结构的优化;贸易结构优化反过来又带动了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结构得到提升[11]。显然林氏逻辑下的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忽略了国际产业转移的作用,国际产业转移可以通过资本的积累和技术扩散效应,使一国突破要素禀赋的限制,实现蛙跳型跨越。
(三)新一轮产业国际转移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的联动机理
在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和信息产业在全球迅猛发展之前,国际产业转移基本呈现同类产业整体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依次梯度转移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全球化发展态势明朗,国际产业转移更多地表现在全球化产业链条上不同要素密集度的经营链条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异的国家之间梯度转移。
1.外贸结构作用于产业结构的途径与机制。(1)外贸结构通过提升要素察赋的途径直接影响产业结构中开放部门的增长。首先,外贸结构通过不同程度地改变各产业的要素供给弹性,从而使那些受制于国内要素察赋的产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其次,外贸结构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各产业的产品需求弹性,进而使受制于国内市场容量的产业得到规模经济效应。(2)外贸结构通过国际产业联系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系。通过国际产业关联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改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消除结构瓶颈,促进结构合理化;二是强化结构转换能力,促进结构高级化。在这个过程中,外贸结构既可通过产业中间需求,也可通过产品最终需求影响着产业结构的供求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内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而投入产出关系是生产技术水平的反映,所以,外贸结构通过影响生产技术水平的途径作用于产业结构[12]。
2.产业结构作用于外贸结构的途径与机制。(1)产业结构通过外贸结构获取比较利益。在国际交换中,一国出口的是国际价值大于国内价值、本国具有劳动生产率比较优势产业的产品;而进口的是国际价值小于国内价值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处于劣势产业的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利益并在国际分工中形成符合本国比较利益的外贸结构。(2)产业结构通过外贸结构反映竞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通过出口额及其比例表现出来。产业竞争力越强,其出口结构的比例越高,说明本国产业要素转换效率越高;而产业竞争力越弱,其进口结构比例越高,说明本国产业要素转换效率越低。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产业竞争能力变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趋势是一致的。
3.fdi的流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使国际贸易分工的基础由比较优势转变为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的竞争优势。fdi的流动成为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母国和东道国存在技术差距,fdi一方面会强化东道国技术、管理、市场营销等无形资产的实现,另一方面增加了东道国的资金积累。因此,fdi在东道国的产业布局,会影响其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其贸易结构。对于母国来说,将国内已经没有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或地区,用进口来代替出口,可以为其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条件。而且,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使得国外因素尤其是fdi对外贸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也越来越重要。
4.政府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作为一国外生变量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对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也有重要的影响。贸易政策是贸易结构形成的直接因素之一,是指一国或地区运用关税、补贴、进口商品价格或数量限制等政策工具,维护本国贸易或经济利益。从性质和作用角度看,贸易政策可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在自由贸易政策下,贸易结构一般会遵循国内或区内的比较优势结构;相反,在保护贸易政策下,由于贸易政策工具对进出口结构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贸易结构与国内或区内的比较优势结构可能发生背离。
产业政策是指国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提高产业素质、调整产品组织形式和产业结构要求而采取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产业结构政策是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达到既定的目标。常见的政策方式有,在一定的时期内,支持某些重点产业的发展,或对某些弱小产业进行必要的保护,或帮助衰退产业平稳地退出市场等等。而这些方法措施的使用,都对产业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产业政策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果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决策失误,或者干预过度,都可能导致区域产业结构的畸形,降低结构效率。
三、结论
综上,按照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决定了比较优势结构,比较优势结构又决定了贸易结构;在开发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是贸易结构的基础,外贸结构是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体现。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在分析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现状时,必须考虑fdi和相关贸易、产业政策等因素。恰恰是这些因素在中国对外开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果忽略了这些因素的作用,其研究的说服力将大打折扣,就容易出现似是而非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张亚斌.所有制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80.
[2]王岳平.我国产业结构的投入产出关联特征分析[j].管理世界,2007,(2).
[3]蒋昭侠.产业组织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35.
[4]原毅军.产业结构的变动与优化:理论解释和定量分析[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139-140.
[5]吴颖.吉林省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d].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05:15.
[6]赵东.广东省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分析[d].广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6.
[7]肖云.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及对外经济的战略选择[j].贵州社会科学,1994,(5):15-19
[8]谭清文.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与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1997,(4):67-72.
[9]黄晓玲.外贸、外资与工业化——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践研究[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21-33.
[10]陈元.我国外贸发展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41-44.
[11]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5.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3
关键词：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化；多元化
一、自由贸易VS.贸易保护主义
这两种对立的贸易政策几个世纪以来或交替或同时出现在世界贸易史中。一类是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萌芽于重商主义，形成于李斯特提出的幼稚产业保护论，继而体现在战略贸易理论政策、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战后新贸易理论中；另一类则是自由贸易政策，其建立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与将其更进一步发展的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基础上，其后又经俄林-赫克歇尔的H-O理论不断完善使之更符合当今贸易实际。然而，上述两种政策在现实世界的应用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当今的国家大都秉承实用主义观点，采用居中的安排，即在Protectionism（保护主义）与Laissez-faire（自由放任）两个端点间中庸选择 Free trade with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带有政府干预的自由贸易政策）。经济学家的理论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理解：1）一些理论是对贸易实践中出现的与已建立学说相悖的新现象的探讨以补充原有理论或形成新理论。2）其经济贸易理论一定程度上受所处的环境及经济学家个人因素（如）的影响，从今看来，他们的理论有为政府已实施的行为正名之意（政府的声音），或为政府即将实施的贸易政策提供理论根基。
二、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抬头
与以商品流动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全球化不同，当今的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生产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劳动力及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商品也日渐成为具有“多重国籍”的全球化结晶。
（1）国家利益1：政治边界存在以下是从coursera网站Analysing Global Trends课程中Mauro F.Guillén教授的讲义中摘录的一段：Why so Fascinating?Because it puts two kinds of liberalism on a collision course：―Liberalism of the market，which is boundary-transgressing.“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Liberalism of citizenship，which seek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boundaries.“Relationship between an individual and a state，with associated individ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可见经济上生产交换的“鼠标加车轮”式无阻碍贸易，与政治、意识形态及心理上要求界限的矛盾使得全球化的“度”成为一个微妙而棘手的问题。这在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外部贸易便利的不同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从这一点来说，以GDP差距和地理距离为衡量尺度的“贸易引力模型”能很好地解释《什么是国际商务》一书中引用的关于当今跨国公司多是区域性而非全球性的论断。［1］
（2）既得利益集团。《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一书论证了在要素流动性较强的情况下，以阶级为基础的分化相对于以行业为基础的分化要重要得多。即当要素流动程度不够时，行业联盟间的冲突更为明显，各种寻求经济租的Lobby（游说）便会导致政治经济力量强大的利益集团（politically powerful groups）向政策制定者施压，需要时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当要素流动充分时，各阶级会游说以维护阶层利益。［2］例如，代表的奥巴马政府平衡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对服务产业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为改善失业状况、得到劳工阶层支持实施隐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区域贸易合作优于多边贸易自由化。这些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由贸易带来总的国民福利的Net gain（净收益）同时，存在国别地区、行业阶层间具体福利分配不均现象。由此引发各种正当、不正当的贸易投资壁垒。西方大肆宣扬的所谓的“中国”也正是其为贸易保护正当化的借口。
三、全球化的另一面
保护主义复辟，还源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1）经济：国别、国家内的贫富差距加大；经济风险加剧：次贷危机及之后的欧债危机更是金融市场一体化非均衡传导的表现。
（2）文化、宗教：全球化正在颠覆一些事物。有时一些看似“进步”的（至少在某些人眼中）改变是危险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由于意识形态分歧，冲突不断，“9・11”更是全球化被别有心机的“劫持”作为其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可见，当日的全球化，更是理念的全球化碰撞。
（3）环保：经济的发展给生态带来了不利影响。全球变暖各国都造成了明显的极端天气。作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品，一国对水资源和大气的污染会产生负的经济外部效应。
四、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何去何从
正如商业模式中本地化or标准化（全球整合-当地响应框架）的抉择一样，当今世界各国也面临全球化、一体化or多元化的抉择。与第一个决策组合相似，后者也非黑白分明，我们也许可以借鉴约翰邓宁的OLI（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取两者精华，有机结合（Eclectic & Holistic）。说到底，当今的国际关系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Game）。zero-sum （零和博弈）――positive-sum（正和博弈）――win-win（双赢）的模式转变，预示不同经济制度、发展水平、文化意识形态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关系趋势。全球化、自由贸易之路势在必行。科技进步其实也在限制着我们的选择，放弃全球化开放型经济的成本是难以承受的。［3］各国的协调合作会带来共同利益。然而现实中却存在“囚徒困境”，即各国在博弈中缺乏信任、一方行动会引起其他方采取制裁、报复措施（follow suit）。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各国应在利国基础上构建和谐外部贸易环境，立己后立人，利己后利人，帮助消除极贫现象，而这“善良的利己主义”最终有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全球化是Somewhere between the two ends of the scope(两极端间的某处)，我们需要strike a balance（找到平衡）。正如生物多样性一样，作为有思想的人类在国家保持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同时，应尊重文化的多元性。自由是以一定约束为前提的。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亦如此。
参考文献：
［1］ 巴克利（Peter J Buckley）.什么是国际商务［M］.赵忠秀，王炜瀚，
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2］ 迈克尔・J・希斯考克斯（美）.国际贸易与政治冲突――贸易、
联盟与要素流动程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4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理论；教学改革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间的贸易、交流日益频繁，这也对高素质的国际贸易人才需求量不断增加。而国际贸易理论是高校国贸专业的主要理论课程，同时是其他经管类专业学生认识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课程[1]。近年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和产业分工的细化，国际贸易逐步呈微观化发展的新形势，且越发多元化。这给高校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及教学带来新的挑战。所以，为顺应全球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必须对国际贸易理论教学进行改革。
一、国际贸易理论教学内容的改革
1.主流理论方面应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增加到新的教学内容中，这是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前沿性课题。如此不但能更好的解释不同产业内部及之间的国际贸易行为，且可更深入、全面的解释相同产业内部不同企业的国际贸易差异。另外，为让国际贸易专业学生能更好的理解进出口贸易产生的经济效应，还应在教学内容中加入多个专题，系统探讨国际贸易给国家或区域的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等变量的影响机制。并且在保持既有的课程的内容体系基础上，增加基于微观层面分析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内容，完善学生的认识[2]。2.相关政策方面既有的国际贸易理论课程单单基于经济角度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操作，还未全面基于政治层面分析，但在实际贸易中大多数贸易政策的确立是从政治层面考虑的。所以，为让国际贸易理论的内容更符实际，必须增加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内容，基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政治层面探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落实，让学生更好的了解新经济形势下一个国家制定进出口贸易政策的过程。另外，基于现阶段绿色贸易及各类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存在的重要性等情况，在教学内容中还应扩大这些课题内容，有助于学生及时掌握新时期国际贸易政策的发展动态。3.形势发展方面自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受到重创，正处于经济复苏阶段，而在此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发展优势和地位逐步提升，使得全球经济贸易的格局有了显著变化，但既有的课程内容体系还未能根据此种变化进行全面调整。为让学生更为及时、全面的认识和掌握现阶段的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在新的课程体系必须新增金融危机发生、给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等内容，同时在内容中必须表现金融危机后时期的全球经济形势，特别是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态或者变化。此外，在课程内容中应增加应用主流理论对新全球经济形势开展系统分析，如此不佳能让学生及时认识新时期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且可让学生更为深入了解内在逻辑关系，强化学生应用理论知识对现实问题分析的能力。
二、国际贸易理论教学方法改革
在新的全球经济形势下，为让学生更好认识理论知识和现实融合，不仅要调整和丰富课程内容，还应重视和推进教学方法改革。除采取传统讲授法之外，为提升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1.提问教学法为更好的引导学生思考新的理论知识，在实际教学中应进行必要的提问，基于全球经济新形势为前提，分析以往理论的不足，然后依照经济学逻辑设计和提出问题，系统分析传统理论在解释实际问题不深的原因，再将新的、前沿理论导出。提问教学法的优势就是可让学生更好的参与到理论形成的思考中，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且可让学生在思考中认识各类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性，让学生更好建立知识架构，提升学习效率[3]。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能够让学生把理论知识更好的应用到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中，不但有助于学生更为深入的学习和理解理论知识，还可有效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探究思维。在开展案例教学中，必须做好这两点：一是选取合适的实际案例，须和理论知识相契合的案例开展教学，并要选择不同案例予以比较分析，深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二是引导让学生对案例进行讨论，让学生能够对理论和案例进行独立思考。3.科研教学法理论课程学习就是让学生学会理论分析及应用理论解释国际贸易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在教学中应让学生接触更多的理论科研法。在应用该教学法中，为让学生更为顺利的参与理论科研，在选取科研项目时必须以现实经济为前提，难度要适中，如此可有效提升学生参与热情，同时也可在科研中更为全面的展现理论知识的现实诠释力。
三、结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经济贸易形势也有了巨大变化，但关于国际贸易理论教学体系尚未全面深入改革，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顺应高等教育改革和新经济形势，必须加快教学内容调整，创新教学方法，实现优质、高效的国际贸易理论教学。
参考文献：
[1]尚杨娇.新形势下国际贸易理论及实务教学改革分析[J].才智，2016，18:169.
[2]肖扬.实践案例在国际贸易教学中的运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178-179.
[3]李国安，张开福，王信平.项目教学法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中的应用[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6):119-122.[4]，江西科技学院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5
一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应用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单纯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国际商品市场结构的把握和判断上。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绝对成立的；反之，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攫取垄断租金必然成为各国或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因而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贸易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效果来进一步分析。
（二）从国际贸易历程看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反对比较优势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具体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普雷维什，1950）。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确实出现了各国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实行有限保护政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否定比较优势论的适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较优势论，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可。
第一，尽管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国际贸易规模变得更大了，各国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了。以1996年为例，低、中、高收入国家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了43%、52%和40%（世界银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来，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关的各经济指标中，要数出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高；而且，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使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瑟尔瓦尔，1983，第351～360页）。这说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表明，尽管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程度不同，但均从中获益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二，尽管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因素，但商品的竞争程度一般大于国内市场。一方面，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贸易壁垒的解除，自由竞争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某一经济主体要想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市场上长期控制某一类产品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反，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上更具有适用性。
第三，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但实施的难度很大。从理论上看，这一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既面对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又面临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结构；而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日本在钢材业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国的报复。相反，比较优势理论不存在招致报复性的问题，它是一种“双赢”政策。
显然，无论从两种贸易理论的假定前提还是世界贸易实践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更具体地说，探讨一种理论政策在某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这种理论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设与实施条件。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业及企业规模经济不明显。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实施的行业要求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就首先要求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地理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不足以与国外同类部门相抗衡；另一方面，企业“遍地开花”，重复生产，过度竞争严重。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规模不经济。
其二，容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它可能带来两种市场扭曲。第一，扭曲微观经济主体。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重要产业多属于国有企业，尚未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转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色彩，企业现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无法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业或企业产生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同时，对战略性贸易产业或企业进行垄断性保护，让其在“温室”中成长，也牺牲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制约条件及招致外国报复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条件及应用领域限制。比如，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国现阶段不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是经济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国现实经济利益保护所必需。
二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对外贸易地位相适应
第一，中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克鲁格曼(1998)认为，“行业内贸易、行业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间若资本劳动比率非常相似，则行业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若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率截然不同，则所有的贸易都会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为例，当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73.3%，而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27%。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第二，中国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属于完全竞争类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进入市场的生产厂商数目；二是厂商是否为价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产者甚众且产品之间差异不大的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产品市场；反之，生产者较少且产品之间差异大的归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典型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复，1999），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订业务等诸多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但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品都属于比较优势产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场。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具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这种转型而得以在外贸领域贯彻和适用。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外贸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而取得的。具体现现在：第一，外贸结构逐步反映了要素禀赋。从进口品的结构变化看，农业密集型产品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增长最快；在出口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较快增长，虽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产是对进口原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其中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这类出口实质上仍属劳动密集型（张军，1998）。第二，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我国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相结合，贯彻和体现了比较利益思想。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由是观之，我国已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初步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模式。
我们认为，目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我国还远未发挥其潜力，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形式的转换过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劳动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转换成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就业压力巨大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们运用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衡量，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约为3.5，远远高于系数值为0.5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香港地区、韩国、台湾地区1980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分别是6.98、4.95、5.24，这就说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只有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实践，才能顺应这股国际潮流。要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理论的逻辑推演还是从贸易实践看，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现阶段贸易战略的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1] 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 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金碚、李扬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 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4] 唐永红.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M].国际贸易问题，1999(6).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6
论文关键词：新贸易保护;经济全球化;
标准
一、贸易保护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1791年12月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提出实行高关税政策进行贸易保护的主张。他的保护贸易思想和政策主张，反映的是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并通过经济发展与先进国家进行经济抗衡的保护贸易学说。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保护幼稚工业的政策主张。 李斯特1841年出版了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进一步发展了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学说，建立了一套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为后进国家服务的保护贸易理论。他是第一个从理论上探讨在面临国际竞争的条件下，如何运用保护贸易的政策与措施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建立了具有完整体系的保护贸易理论。
应当分清正当的保护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两者不应混为一谈。二者都认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虽然二者的政策主张相悖，其目的都是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为扶持本国幼稚工业、维护民族经济的平稳发展而采取的保护贸易的政策和措施，也许不能说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专指发达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而采取的损人利己贸易政策，称之为超贸易保护政策或侵略性的保护贸易政策，以区别于以保护幼稚产业为主要目的的保护政策。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日美贸易摩擦，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急剧上升，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发源地。 进入90年代后，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工业国家争夺市场份额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强烈的冲击，有关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都认识到加强国际经济协调十分必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与20世纪相比，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涉及的范围愈加广泛。这有其深层原因：首先，全球经济趋于疲软，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其次，传统工业产品一向是国家保护的重点。再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销售价格偏低，而出口数量猛增，必然促使进口国家对之加以设限。最后，WTO在反倾销与反补贴方面的措施不力。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被保护的商品不断增加;加强了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的活动;非关税措施中的技术和环境壁垒不断增高。
(三)新旧贸易保护主义的焦点 在以往的贸易保护理论中，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问题，重点是产业的发展。但近年来流行的新贸易保护理论，其关注的焦点已扩展到社会问题，转向了人本身。其中，保护就业论关注的是人的劳动权力，保护环境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由于新贸易保护关注焦点的变化，从而导致劳工标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产品质量认证标准等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
(四)新贸易保护实施的手段 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在新贸易保护理论的框架下，由于保护关注的焦点变化，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受到了局限，新贸易保护的手段发生了变化：
1、以保护公平贸易为由，滥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条款，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或者激励企业实行反倾销的方式，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如2000年10月美国通过的《伯德修正案》，明确规定，美国财政部将海关征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抵消款”的形式发给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申请的国内生产商。
2、以保护消费者安全和健康为由，通过建立新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环境技术标准等削弱对方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日本规定，2003年后，日本进口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禁止销售。
3、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为由，通过建立新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全球200多家跨国公司制定并推行了公司社会责任守则，要求供应商和合约工厂遵守劳工标准。由于劳工标准涉及工人的年龄、加班时间、宿舍条件等人权问题，技术标准涉及一国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水平等问题，从而贸易保护的手段也由关税等贸易政策转向了劳工标准和 技术标准等社会经济技术政策。
(五)新贸易保护的影响 在传统的贸易保护中，贸易保护的对象或者是国内幼稚产业、衰退产业，或者是国内战略性产业。新贸易保护主义与此不同，新贸易保护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技术标准等实施贸易限制，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一律不能进口。而要使产品符合上述标准出口，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调整社会经济政策等，因此新贸易保护还会渗透到国内社会经济制度。 重视环境保护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出劳工标准也有助于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但是无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及劳动条件方面的较大差距，将其与贸易挂钩，纳入WTO框架，不仅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优势，而且必将影响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拓。
(六)理论评价 新保护贸易主义可以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但它大大的扭曲了对外贸易公平、公正、平等原则。新保护贸易理论除了使用传统的关税作为保护的手段之外，更加强了对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和使用，使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受挫。而且，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受非关税壁垒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由于出口减少，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加重。繁重的债务负担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口萎缩，进而发达国家的出口遭到冲击。如此下去将形成恶性循环，最终贸易各方都无法获得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利益。
三、中国与贸易保护政策
(一)“中国威胁论” 日前，商务部公布了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报告》称：中国是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中国央行针对国内外汇市场进行了货币掉期操作。美国的交易员们将此举看作是中国政府将允许人民币在未来一年小幅升值的一个信号。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问题一前一后的两个“示好”举动，表现出一种难得的默契。而在这种默契背后，重要的还是中美之间共同的经贸利益。为了保护这利益，贸易保护主义者必受到遏制。一直以来，美国财政部官员最大的担心在于，若正式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将会激起国会更强烈的贸易保护情绪。世界银行在今年8月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崛起并未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反而对促进国际贸易的活跃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欧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不断发展。据外电报道，自1978年以来，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增加了40多倍，2002年达到了1100亿欧元的规模。欧洲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方面的贸易顺差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的贸易壁垒和人民币汇率。当前，改头换面的“中国威胁论”又以新的形式出现，目的在于利用中国产品和人民币汇率做文章，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兴师问罪。
(二)贸易保护给我国的启示 1、以史为鉴，认清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实质和规律。从规律上看，只有强大的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自由贸易，而且往往是口头高喊只有贸易，暗中搞贸易保护。事实上，没有超国家的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贸易的同时，必须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2、学会驾驭贸易保护的新手段。一些国家配合国际经济发展变化，不断创造新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各种名目繁多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壁垒。我们不仅要学习掌握，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创新。 3、学会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妥协中求保护。必要的自由贸易有利于竞争和企业的发展。相对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对推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改革十分必要，只有把企业放在更开放、更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发展。为了发展必须严格遵循和执行国际规则，但当国家和整体民族利益受到迫害和不公平待遇时必须学会妥协和保护。
四、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
经济全球化是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动力，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为载体而进行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对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要大惊小怪，惊慌失措。我们应该看到对中国实施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它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我们中国遭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是中国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参与全球化。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出口增加很多，量很大，但是真正遭受反倾销贸易保护措施的也不过在2003年只占了中国整个贸易量的0.5%。具体措施来讲，对外交涉要硬，我们应该明确的告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都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再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 家，我们的出口要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纺织品出口，在配额取消以后要实施一些自我限制，增加一些进口关税，进行出口数量的限制的原因了。 最后，在对待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要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
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我们一是要认真对待，第二是重在防范，这是最好的策略。 五、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弊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在一定的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采用贸易保护的措施。从实践效果来看，保护政策和开放政策各有利弊，应根据具体地区、时间、产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但无论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本质上都是对市场的不信任以及维护自己的利益，从长远来讲都不利于增进效率和发展经济。保护措施只能是权宜之计，战术手段，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和基本制度。而且，任何保护措施都是强制消费者和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的生产者提供补贴，因而实际上都具有收入转移效应。许多研究的结果显示，从全社会来看，这样的收入转移往往得不偿失。因此，在保护措施的运用上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只顾眼前的一点利益。
另外，不少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导致保护主义政策历久不衰的原因中，政治因素多于经济因素，保护措施往往是政治强势群体操纵国家决策机制的产物。在多数情况下，保护主义措施在全社会造成的成本往往大于其带来的效益。而保护成本的分摊方式较之其他转移收入和产业补贴方式更难以被一般保护成本的负担者察觉，所以也更难以引起政治决策者的重视。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的缺陷也十分突出。日本经济的战后五十余年中，1945至1955年期间是战后的经济恢复期，20世纪80年代是泡沫翻飞的病态繁荣期，90年代是泡沫破灭后的持续萧条期，真正的经济增长期只有中间的二十几年。但这二十几年的高增长却带来了近十年的高烧狂乱和逾十年不治的经济衰退，代价不小。究竟贸易保护是有利还是有弊，有待进一步探讨。
1、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M].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2、赵伟.国际贸易——政策与现实问题[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蔡芝芳.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中国家[J].兰州学刊，2002(1).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7
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 公共选择理论 政治经济学
问题的提出
基于古典的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都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使贸易参与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其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保护贸易政策会使其社会福利遭受损失。因此，各国政府首选的贸易政策应当是自由贸易政策。但是现实的经济中贸易保护现象普遍存在，导致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此外，从贸易政策保护的形式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关税比配额和自动出口限制要好，但实际贸易保护形式的设置为何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政府在采取措施进行贸易干预时为何更多是限制进口，而不是促进出口？跨越不同行业、国家及不同制度背景的贸易保护水平存在差异性，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尤其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下，贸易保护的手段更加隐蔽和多样。对此，传统的贸易经济理论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了探究理论与现实中的差异的真正根源，学者引入了一种新兴的贸易政策分析框架—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大大加强了对对外贸易政策抉择的解释力。
相关理论综述
（一）理论分析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用正式或非正式的模型来解释和描述现实中贸易干预政策制定的政治意图、过程、机制和结果，具体可以分为“实证的”和“规范的”两支。
1.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实证研究。Corden（1974）提出的社会利益模型利用社会福利函数方法进行分析，认为政府是仁慈的，不愿意看到社会中任何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贸易政策的目标就是实现公平和收入均等化，贸易保护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手段。Baldwin（1984、1985、1989、1996）在个人利益模型中认为政府官员是由公众选举产生，他们作为贸易政策的提供者有自己的利益目标。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作为贸易政策的需求者，与政府形成了供求关系，共同决定贸易政策的价格（关税率或补贴率）。民主政府模型试图将以上两种模型进行折中，认为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必须兼顾自身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由于受到民主制度的约束，政府的贸易政策是利益集团和公众之间博弈均衡的结果。
2.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规范研究。Krueger（1974）率先提出寻租理论阐述了贸易限制、外汇额度和政府采购等行为导致的垄断会产生社会福利损失。同年，安妮·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中，首先使用了寻租的概念，认为社会利益集团通过寻租影响政府的决策，会导致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是一种资源浪费。Bhagwati（1982）提出了直接非生产性寻租活动理论，他认为直接非生产寻租是指通过从事直接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利润的方法，这些活动产生金钱收益，但是并不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与劳务，也不产生生产这些产品与劳务的投入品。
3.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Kindleberger（1981）和Gilpin（1987）提出的盟主理论指出当世界经济中存在一个超级经济大国时，自由贸易体制将会盛行。该理论本质上是一种政治经济权利在国际间进行分配的模型，理性的政府会根据本国与他国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而自动调整其贸易政策。Ienberry，Lake and Mastanduno（1998）的社会中心论认为贸易政策是国内政治力量的利益博弈的结果，同经济学研究中的个人利益冲突非常相似。与社会中心论相对立是Baldwin（1985、1996）提出的国家中心论。这一理论把国家利益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国家领导者制定和实施特定贸易政策就是要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体现出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并赋予其独立目标进行研究的本质。
（二）实证分析
Grossman and Helpman（1994）的保护待售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利益集团院外活动的影响下，贸易政策和政府不同收入转移政策偏好如何受政治捐赠的影响。该模型以美国贸易政策抉择过程为研究对象，较好地说明美国贸易政策产生、制定和实施和变化的内在理论逻辑。Helpman（1995）建立了一个共同的特殊要素模型和个人效用函数框架，对贸易保护的形式和程度进行了出色的分析。Rosendorff（1996）建立了一个正式的模型说明从关税保护措施到非关税保护措施（VER）的内生过程，成功解释了从零关税到VER贸易政策形式连续变化的过程。
而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实证检验研究，主要有Ohm（1987）的韩国检验、Rajapatirana、Mora and Yatawara（1997）的拉美国家检验、Edwards and Lederman（1998）的智利检验等，这些检验大都说明了国家政治领导人经济思想转变对本国贸易政策转变的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实证检验主要包括：Branstetter and Feenstra（1999）利用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提出了一个分析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过程的模型，并结合中国1984-1995年的数据进行有效估计，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是一个受到政府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护程度逐步降低，成为对中国贸易自由化的一种政治经济解释；盛斌（2002）把贸易政策作为中央政府决策的权力范畴来建立模型，较好地检验和分析了影响中国保护结果和水平的决定因素。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形势与政策贸易论文篇8
一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单纯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国际商品市场结构的把握和判断上。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绝对成立的；反之，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攫取垄断租金必然成为各国或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因而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贸易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效果来进一步分析。
（二）从国际贸易历程看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反对比较优势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具体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普雷维什，1950）。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确实出现了各国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实行有限保护政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否定比较优势论的适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较优势论，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可。
第一，尽管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实质性。相反，国际贸易规模变得更大了，各国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了。以1996年为例，低、中、高收入国家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了43%、52%和40%（世界银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来，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关的各经济指标中，要数出口活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高；而且，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使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瑟尔瓦尔，1983，第351～360页）。这说明，国际贸易发展的表明，尽管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程度不同，但均从中获益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二，尽管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因素，但商品的竞争程度一般大于国内市场。一方面，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贸易壁垒的解除，自由竞争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某一经济主体要想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市场上长期控制某一类产品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反，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上更具有适用性。
第三，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但实施的难度很大。从理论上看，这一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既面对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又面临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结构；而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日本在钢材业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国的报复。相反，比较优势理论不存在招致报复性的问题，它是一种“双赢”政策。
显然，无论从两种贸易理论的假定前提还是世界贸易实践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更具体地说，探讨一种理论政策在某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这种理论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设与实施条件。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业及规模经济不明显。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实施的行业要求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就首先要求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地理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不足以与国外同类部门相抗衡；另一方面，企业“遍地开花”，重复生产，过度竞争严重。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规模不经济。
其二，容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它可能带来两种市场扭曲。第一，扭曲微观经济主体。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重要产业多属于国有企业，尚未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转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色彩，企业现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中产生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无法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业或企业产生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同时，对战略性贸易产业或企业进行垄断性保护，让其在“温室”中成长，也牺牲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制约条件及招致外国报复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条件及应用领域限制。比如，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国现阶段不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是经济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国现实经济利益保护所必需。
二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对外贸易地位相适应
第一，中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克鲁格曼(1998)认为，“行业内贸易、行业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间若资本劳动比率非常相似，则行业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若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率截然不同，则所有的贸易都会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为例，当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73.3%，而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27%。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第二，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根据微观学，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属于完全竞争类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进入市场的生产厂商数目；二是厂商是否为价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产者甚众且产品之间差异不大的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产品市场；反之，生产者较少且产品之间差异大的归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典型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产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复，1999），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订业务等诸多产品，与其他中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但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品都属于比较优势产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场。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具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这种转型而得以在外贸领域贯彻和适用。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外贸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而取得的。具体现现在：第一，外贸结构逐步反映了要素禀赋。从进口品的结构变化看，农业密集型产品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增长最快；在出口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较快增长，虽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产是对进口原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其中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这类出口实质上仍属劳动密集型（张军，1998）。第二，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我国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相结合，贯彻和体现了比较利益思想。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由是观之，我国已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初步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模式。
我们认为，目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我国还远未发挥其潜力，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形式的转换过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劳动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转换成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就业压力巨大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们运用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衡量，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约为3.5，远远高于系数值为0.5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香港地区、韩国、地区1980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分别是6.98、4.95、5.24，这就说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只有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实践，才能顺应这股国际潮流。要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理论的逻辑推演还是从贸易实践看，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现阶段贸易战略的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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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 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金碚、李扬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 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4] 唐永红.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M].国际贸易问题，19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