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复杂 决策困难

2008年是我国决策最艰难的一年。形势表象混乱复杂，各种元素掺和出不同的排列组合，而复杂背后又隐藏着利益对决和权谋对阵，这让有关方面对形势看不懂、摸不透，政策“翻云覆雨”却又屡被市场“教训”，如限价令、限外令等效用递减。多个均衡让宏观调控正走向宏观协调，但这并不是说原来的路线错误，而是原来成功的空间已被挤掉。而决策之所以这么难在于还未理顺问题症结的逻辑线索，不知道全面市场化的路子怎么走，就只能卧倒趴下。

正当我们刚刚熟悉消费品价格市场化时，其历史却悄然而过，而生产要素价格危机扑面而来。首先，资产价格面临深度调整。股价被腰斩，一季度蒸发12万亿元，基金亏损6474.99亿元，银行理财产品“销声匿迹”，私募、QDII被清盘，而地价表演“过山车”，房价“拐点”与“假摔”针锋相对，信贷从紧勒断部分房企的资金链，资产价格危机翩然而至。其次，资源品价格全线飘红。虽然国内资源品价格尚未完全放开，但国际油价、粮价、金价等飙升带动国内价格“水涨船高”，有色金属高位波动，3月原油、原煤出厂价同比上涨37.9%、27.4%。国内外油价倒挂更是让石油巨头们越炼越亏，中石化一季度业绩就下滑65.78%，油荒频现。第三，劳动力价格危机已被国内外因素提早释放。次贷危机带来金融业大裁员，过去9个月华尔街裁员超过3.4万，全球性通胀让工资涨幅跟不上CPI增长，从美国编剧到法国警察再到英国教师，罢工已成为要求长工资的手段。国内人力成本也因新劳动法实施、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劳动力供求错位等节节攀升，一季度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同比增长18.3%，而飞行员辞职、公募基金“私奔”、血汗工厂曝光、民工荒蔓延等无奈成为劳动力价格危机的外在表现。

如此看来，生产要素价格危机已提早到来。不同程度“管制”中的煤、电、油、气、水、土地等资源品以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已越来越无法控制，迫使价格进入第二次闯关。一方面，我国生产要素原本就偏低，工业电价仅是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62.5%，城市水价仅为国际水价的1/3，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6%，但工资仅为其4%，全球化让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本身就存在接轨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据花旗最新的保守估算，2007年工业企业总体因价格扭曲所节约的成本约为3.8万亿元，占GDP近15.5%。生产要素成本被人为压低，不仅没有反映真实成本，而且人为高估利润。有学者估算，国内企业由此至少不合理节省20%-40%的生产成本，假设企业自身消化其中的50%，产品价格也将至少上升10%-20%。因而市场重新确认生产要素价格是绕不过去的坎。

实际上，价格被扭曲就理应改革，但价格机制改革却踌躇不前。改革面临难关而无法理顺价格，价格危机本质反映的就是改革的危机，而改革推进不了就在于思想，思想出现问题就是理念危机。我国是几重文明几重天，复杂程度非其他国家所能比拟，但知识见顶，对复杂形势的把握停留于表面，用经典西方理论和农耕文明下的思维和手段应对，无疑就会遭遇瓶颈，让改革陷入“左右为难”。因而最终要破解价格危机首先还在于理念更新，用后工业化甚至金融文明的思路颠覆惯性思维和昔日的真理标准，可能是解放思想的必要条件。即便在思想上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体制改革的道路也依然崎岖不平。尚且不说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单全球通胀带来的生活压力就已让生产要素价格重新确认难以下手，更何况如今价格改革正面临两大岔道：

其一，价格改革再度面临是市场还是行政的岔口。当年消费品市场化激进的“一步到位”导致1988年严重通胀，CPI高达18.6%，北京等个别大城市更是超过25%，表明价格改革并非想市场化就能市场化那样简单。“休克疗法”重创俄罗斯经济即是明证。如今资源品价格若一下子放开，很可能重蹈1988年价格闯关覆辙，但价格管制又扭曲市场，如“市场煤、计划电”就已让七成国有电企亏损，山西电企更是85%的资金链可能绷断或将导致今夏电荒。可见，价格市场化依然是个大方向。但为摆脱计划思维的市场化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因而在改革进程中，既要坚持价格市场化，又要以行政力量保持社会稳定，无疑成为领导“左平右衡”的标准。

其二，价格改革的方向已定，但市场化方式却面临选择，是线性地“照葫芦画瓢”还是非线性地“摸着石头过河”？当年等在国内外价格自由化的鼓吹下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在短缺经济下线性推导价格直接接轨的可行性，结果不仅完不成价格改革，还引发抢购和囤积浪潮，教训深刻。但这种尝试恰恰证明西医并非能治百病，线性方式并不适合中国非典型、高复杂、多落差的国情。而当年之所以能走出消费品改革困局靠的还是能同时兼顾历史与发展的双轨制。这种非线性创新是在增量上的双轨制，通过对生产领域的价格放开来逐步改变价格机制。实际上，短缺经济下的这种接轨一直在扭曲与阵痛中进行，直到1996年经济从短缺转向过剩才水到渠成、正常接上了轨。

由此可见，资源品价格改革的可行之道依然是双轨制，但此双轨制并非从前市场价与计划价的双轨制，而是一边开放价格、一边定向补贴的“兵分两路”。虽然有关部门依然吊死在CPI上，对指标极度敏感，但用行政力量强制压价的方式已被市场逐渐证伪，各方也在市场教训中被迫接受现实。放开价格是迟早的事，但这也并非说放开就放开这么简单，它需要时机、政策、形势等各方面条件的成熟。这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考虑社会可承受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很可能随形势变化调整价格放开的节奏和速度，给社会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转换和消化。同时，放开价格也不意味着政府撒手不管，调控依然可以影响价格，只是方式已有所不同，不再是行政控制，而是通过影响市场供求如“米袋子”、“菜篮子”工程或是价格调节基金等来间接影响价格。

所以问题的症结不在放开价格，而在于如何保持社会稳定。就改革冲击看，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对价格敏感的弱势群体，为稳定人心和推进改革，政府“托底”定向补贴或将成为未来资源价格逐步放开的保护垫。这让问题关键转向了如何定向补贴，是直接补还是间接补？教改、医改之所以陷入困局就是因为有关方面企图通过机构（学校、医院等）的间接补贴来减轻民众负担，出发点正确但补贴机构易引发寻租和腐败，反而补不到实处。因而间接补不如直接补。未来补贴的重心很可能从补贴医院和学校转向用医疗券、教育券、食物券等准货币直接补贴患者、贫困学生和穷人。而另一方面，补贴的运作机制恰恰涉及体改的敏感核心。间接补和直接补将源于两种不同权力运作，前者要求行政部门直线职能与直属国营的权力分开，后者要求研究决策与行政执行的分而置之。这在短期内还很难真正做到分离，可能是未来政策目标的长期趋势，但在形势逼迫下，强化人大权力、规范价格听证会、协调部委决策等或将是为价格改革扫清障碍的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