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论论文范文

矛盾论论文篇1

【关键词】中国古代数学/运演工具

【正文】

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目前存在着一些彼此对立的研究结论；正确地分析存在着的矛盾结论，无疑会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同时也会使人们对数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评价标准有新的认识。

一、几个有代表性的矛盾结论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数学，如何评价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数学的作用以及它取得的成就是每个数学史学者关心的问题。但是目前的一些研究却有着一些矛盾的结论，这些矛盾的结论往往是围绕着认识、理解、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展开的。

1.关于古代数学运用的思维方式问题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象古希腊那样明确地运用逻辑思维问题，目前已成为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人们的认识和理解中，数学如果没有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那就很难成为真正的数学理论，袁晓明先生的研究结论与人们的良好愿望相反，他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象古希腊数学那样以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严格地采用逻辑演绎的逻辑思维方式不同，中国数学则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即主要通过直觉、想象、类比、灵感等思维形式来形成概念、发现方法、实现推理的。”[1]

郭书春先生通过对《九章算术》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九章算术》的注释中已经具有并形成了演绎的逻辑方法及演绎的逻辑体系，“刘徽注中主要使用了演绎推理，他的论证主要是演绎论证即真正的数学证明，从而把《九章算术》上百个一般公式、解法变成了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真正的数学科学。”[2]

巫寿康先生与郭书春先生的观点相同，他认为：“刘徽《九章算术注》中的每一个题，都可以分解成一些首尾相接的判断，如果仔细分析这些判断之间的联系，就会发现这些判断组成若干个推理，然后由这些推理再组成一个证明，因此可以说，《九章算术注》中的论证已经具备了证明的结构，就大多数注文来说，这其中的推理都是演绎推理，大多数证明也都是演绎证明。”[3]

中国古代数学到底“是以非逻辑思维为主”，还是“主要是演绎证明”，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一个矛盾的结论，还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

2.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问题

按照西方数学的模式，一种数学著作若是按应用问题的类别编排，并且每一个题之后给出解法和答案，那么这个数学著作就是一个习题集的模式，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客观原因，许多国外的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数学不存在什么理论构造，李约瑟先生就认为“从实践到纯知识领域的飞跃中，中国数学是未曾参与过的。”[4]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先生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在中国几何中，我无法找到类似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的推论，这是中国数学中没有的结果。因此，得于国外数学的经验和有机会看中国数学的书，我觉得中国数学都偏应用，讲得过分一点，甚至可以说中国数学没有纯粹数学，都是应用数学。”[5]

中国的一些数学史学者对此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坚持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存在性。李继闵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数学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它以理论的高度概括、精炼为特征，中算家善于从错综复杂的数学现象中抽象出深刻的数学概念，提炼出一般的数学原理，而从非常简单的基本原理出发解决重大的理论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数学理论，乃是为建立那些在实际中有直接应用的数学方法而构造的最为简单、精巧的理论建筑物。”[6]

中国古代数学是否有一个理论意义上的构造体系，这大概是目前中外数学史专家们对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大的分歧点。如何正确地评价中国古代数学的体系构造已成为中国数学史研究中应当回答的理论问题之一。

3.关于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问题。

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中，人们一直认为宋元数学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宋元之后的明代珠算无法与宋元数学的成就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认为是“民用”或“商用”数学。言外之意，珠算是不能登中国古代数学理论构造的大雅之堂。许多学者认为宋元数学的衰退、被人遗忘是很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而明代珠算却没有什么值得在理论层面给予研究的意义。

笔者的观点与当前评价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观点都相悖。笔者认为珠算是中国古代数学在宋元之后取得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成就，它是中国筹算在运演工具上的重大创新，是筹算运演发展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古代数学技艺型发展的必然结果。[7]

如何评价珠算在中国数学史中的地位，实际也带来了如何评价宋元数学的一系列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也提出了与目前传统观点相悖的论点，即宋元数学的成就，是中国筹算在特定的社会动荡、传统儒家观念发生紊乱、仕大夫仕途无望的文化氛围中奇异性发展的结果，当社会是进入稳定发展、仕大夫按照儒家传统观念走向仕途时，宋元数学就必然会被整个民族文化所淡忘。[8]

对珠算与宋元数学的评价，实际上涉及了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筹算体系的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理论性的问题。

二、数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及评判的理论依据

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古代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发现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状况，第一层次的研究是指对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应当说这个层次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国古代数学的范畴内对数学史实的发展及其流变进行分析认证。这一层次的分析考证应当确认史料的年代及其真伪，以及史实在中国数学发展中所处的地位。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对已确认的史料与世界数学史的比较评价。应当说这个层次的比较研究是在世界数学史的范畴内（实际上主要是中西数学发展的范畴内）进行比较研究，这一层次的主要工作是要确认中国古代数学已达到的理论层次。这一过程显然是把中国古代数学纳入到已有的理论框架中进行比较，进而要求表述中国古代数学在现有古代数学史理论框架内所处的地位、理论层次、构造性状况以及它对现有数学史理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两个不同层次的工作不能混同，因为这两个层次的工作存在着研究的范畴差异、时间差异和评判依据准则的差异。[9]

所谓范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在中国文化的范畴内进行分析考证，而第二层次的研究主要是在中西文化的范畴内进行比较评断。第一层次研究此时要解决的是史料真伪状况及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状况，而第二层次的研究要回答的是，已经证实的中国史实材料与西方数学相比，与现代的数学理论相比，其结果如何。

所谓时间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原有的历史时间内考证史料是什么，它的语言、背景、含意等等，第一层次运用的是历史时间序列。第二层次的比较研究是要把史料放在现代数学史的理论框架内来比较评判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达到的理论状态、在人类数学史中的地位等等。因此说，第二层次研究运用的是现代的时间序列。

所谓评判差异，是指第一层次的分析考证运用的是在历史演化发展时数学自身变化发展的评判尺度，即以中国古代数学的自身成就来评判某一特定历史阶段数学史实的意义。此时运用的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评判准则。例如，判定某个历史时期筹算的成就，运用的是筹算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判定那个时期筹算达到的运演和理论的实际状况。当然，第二层次上的比较评判，运用的却是现代数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并以此分析评判中国古代数学某个史实所达到的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的一些比较评价，实际上都是在第二层次上进行的，但是作为第二层次研究所特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要求，却常常不被严格遵守，尤其是第二层次的比较评判中应当特别强调的理论评价准则在先的原则，往往不被重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某一个中国古代数学的史实与世界数学的理论形式相比较，就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或论证出现有的数学成果构成的理论标准，并以此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数学的史料是否达到了这个理论标准。

中国一些数学史学者在进行中国古代数学的比较评判时，往往把第一层次的工作与第二层次的工作混同起来，尤其是在没有指出应有的评价准则时就把自己的感悟、个人的理解换成一种客观的标准，进而就得出一种评判的结果。这样的结论不仅会带来研究结果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特征。例如，台湾的学者李国伟先生就曾对国内学者认为刘徽“求微数法”就是无理数的研究成果提出疑义，并且从五个层次论述了刘徽的结果与无理数理论的差异。[10]显然，对于无理数问题的评判，国内一些学者缺乏理论标准在先的意识。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中，人们就是在正确地使用方法论的同时，也还有一个对史实论证过程中的潜在的理论模式影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已经超越了方法论意义的讨论，它实质上涉及了用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来评判筹算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例如，对于中国筹算发展为珠算的评判以及对宋元数学和明代珠算的评价，虽然在数学史的研究中属于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用一种什么样的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判筹算取得的一些成果。

现在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中出现的某些相互矛盾的结论，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它实际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筹算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取得的成就。更进一步的问题可以成为，中国古代筹算是应当按照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来评价，还是放弃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中国文化中数学发展的模式，可以说这后一个问题是中国数学史面临的一个很值得讨论研究的理论问题。

三、筹算的特征及分析

从目前数学史研究中可以发现，人们对筹算构成的一些理论性问题很感兴趣，评价颇高，而对实际应用的发展评价颇低，似乎不被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什么重大成果。同样的，人们对《九章算术》中表现的逻辑形式十分看重，而对它表现的筹算操作运演本身评价一般（如对代表正、负意义算筹形式及其排摆方法）。其实中西古代数学明显地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我们客观认识中国古代数学发展模式和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

吴文俊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是紧紧依靠算器而形成的一种数学模式。“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和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从问题而不是从公理出发，以解决问题而不是以推理论证为主旨，这与西方以欧几里得几何为代表的所谓演释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曾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11]中国筹算的依靠算具、形数结合、重在操作运演本身，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构造模式的这些特征应当看作是一种中国古代数学的理论发展模式。

从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可以得到如下四个方面差异。

1.筹算的运演和结果表现在一种竹棍摆排上，而古希腊数学运演和结果则表现在文字符号书写上。

2.筹算在运演是一种竹棍的排摆，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手工操作，而古希腊数学的运演是书写在文字符号的运演过程中，是一种规则指导下的文字运演过程。

3.筹算是以具体问题的分类构成体系，而古希腊数学是以文字符号运演的逻辑形式进行分类（按数学的内部规律进行分类）并构成体系。

4.筹算是以实际致用为发展方向，而古希腊数学则是以理性精神的表述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西方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直到今天仍认为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并不是数学的教材而是柏拉图构造世界的一种图示，因为它以五种正多面体结束最终的构造[12]）。

对照上面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数学理论建构的某些特征。

第一，运用形数结合的竹棍来表现数学，竹棍的运演本身及竹棍自身的变化就毫无疑问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二，运用竹棍的手工操作规则是一种算法而且不留有过程，竹棍操作运演是一种程序。筹算的程序应当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与古希腊文字运演重视逻辑思维方式、逻辑运演的规则是完全相异的。

第三，筹算是以实际问题的类型分类建构，这与古希腊数学以公理、公式为类型的建构模式完全相异。

第四，筹算的致用发展是一种民族文化赋予它的价值取向，它不会也不可能从理性的意义去构造自身、发展自身。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起文化中理性指导作用是《周易》的六十四卦模式。[13]

运用上面四个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如下的一些结论。

结论1筹算运演程序的成就及筹算运演工具自身的改进和创造（筹算到珠算）都应看作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重大进展，亦应看作是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结论2中国古代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与古希腊数学的逻辑思维方式的对比是不对称的比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程序（包括摆排的技巧及指导思想）才是与古希腊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称的比较。在人类思维的意义上，筹算算法程序的建立和发展与古希腊数学形式逻辑思维的创立和发展是人类古代数学思想的两大方向。

结论3数学的理性构造不应当依西方古代数学的模式为唯一的人类古代数学的模式，数学理性构造的方向是一种文化特征。应当在明确两种文化的数学理性层次（处于形而上层次还是处于形而下层次）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数学自身意义的比较，而不能把一种民族文化特征（如西方数学在理性意义上的构造及在理性意义对其它学科的影响）看作人类古代数学的唯一的特征或必要的特征。

应当说，讨论方法论的层次、讨论中西古代数学的模式差异，已经上升为对古代数学的一种哲学意义的思考。目前，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还缺乏对筹算的一些哲学层次的理性思考，我们的一些中西古代数学比较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西方数学的模式套到筹算上来。

值得指出的是，许多数学史学者在进入到中西古代数学的比较评价时就进入了一种二难状况。其一，是中国学者往往从自身的文化传统及研究中深感筹算的意义，但是筹算与古希腊数学相比却总是由于差异而难获公论。其二，企图找出筹算与古希腊数学具有的某些相似的特征，并以此论证筹算的历史地位，但在古希腊数学的模式面前又很难比较。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要想走向世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要在哲学的意义上建立一个没有西方数学价值观影响的或称之为超越西方古代数学模式的古代数学理论模式。数学是一种文化这已是中西方学者在目前的共识，文化差异不应当是抹杀古代数学成就的条件，而应当成为人类古代数学不同贡献的说明。我们只有认清中国文化中数学的文化层次、价值取向以及运演工具、运演方式、构造模式的特征，我们才能在一种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筹算取得的成果以及它对人类古代数学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袁晓明：《数学思想导论》，广西教育社，1991年版，125页。

[2]郭书春：“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哲学的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4期，44页。

[3]巫寿康：“刘徽《九章算术》逻辑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1期，20页。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337页。

[5]陈省身：《陈省身文选》，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244页。

[6]李继闵：《中国数学史论文集》（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14页。

[7]王宪昌：“宋元数学与珠算的比较评价”，《自然科学史研究》，1996年，第1期

[8]王宪昌：“宋元数学与文化价值观”，《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124—127页。

[9]王宪昌：“试论中国古代数学的评价准则”，《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5年，第5期，15—18页。

[10]李国伟：“《九章算术》与不可公度”，《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2期，53页。

[11]吴文俊：“关于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4期，39页。

[1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123页。

矛盾论论文篇2

关键词：释义矛盾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需求二重性

问题是从使用价值概念开始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对使用价值概念进行分解，所以，《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的逻辑结构是不对称的。笔者在本文中要分析的，是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的、学术界始终没有注意到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问题。

关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无意中留下了重要的线索。马克思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他又说：使用价值只在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马恩全集》第23卷第48页)。使用价值既然是商品体本身，它已经是现实的了，为什么使用价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呢?’这是形式逻辑矛盾。我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人们研究《资本论》曾经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有人说研究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是在“咬文嚼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既然生物学家需要对生命细胞中的数以万计的基因分别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对使用价值这样重要的概念进行剖析呢?所以，我们准备做的正是对经济学的“基因”研究。剖析“释义矛盾”恰恰是显微科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一种是具体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具体有用的性质。．具体使用价值是以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说，具体使用价值以生产和供给为前提，是待实现的、可能的使用价值。具体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来代表。

另一种是抽象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抽象的同质的有用性质。“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樊刚：《比较与综合)P184)。在实际中，抽象使用价值是以消费过程为基础的。在经济学中，它等于需求者建立在已往消费经验基础上的效用评估。所以那些符合社会需求的使用价值就是经济学中的现实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来代替。

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把握住两个有差异的使用价值的内容。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概念应该兼有这两个内容。这种方法是从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出发的。这种方法孕育着概念自身的矛盾性。作为经济现实，具体的使用价值不同于抽象的使用价值，可能的使用价值不同于现实的使用价值，供给不是需求，有用性不是效用。它们是联系的，又是矛盾的。每一方的存在都以对方的存在为条件，每一方的存在又以对方的消失为转移。这正是社会经济运动本身的辩证特性。因而，把握经济运动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辩证矛盾性。辩证逻辑允许这种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我们在现实中使用的使用价值概念也含混着这样的两种内涵。这是释义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详见拙文《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与经济学的微观结构》，《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所以，不仅劳动和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的概念也存在二重性。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了这一矛盾，却与之擦肩而过。我们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完成对使用价值矛盾体的分解。在《资本论》中，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决定了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现在，使用价值已经分解为有用性与效用。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具体劳动可以生产有用品，有用品又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因而具体劳动是有用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具体劳动不是有用性存在的充分条件，因为有用性还依赖于消费者的评价。具体劳动也不能产生效用，因为效用是消费者的抽象满足。因而，当使用价值被分解后，必须扬弃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我们只能说：具体劳动形成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需求决定有用性与效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就这样把需求与效用合理而自然地引入了《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至于劳动与需求的关系，它们显然是互相对立统一的。另外，我们还要延伸马克思的方法。既然《资本论》中有劳动二重性，我们也假设存在与之对称的需求二重性(具体需求与抽象需求。参见拙文《劳动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然后将上述新的概念和假说构成对称的逻辑图形如下：

图1的左侧是《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使用价值已扬弃)。劳动具有二重性，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图一的右侧是新增加的。需求与劳动、需求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均采取对称设置e．有用性与有用品不可分离，必然相邻于Y轴两侧。效用填补了唯一的空位。我们来研究图1中的需求二重性。需求一方面表现为对各式各样的有用品的具体需求。具体需求与有用品结合产生有用性。另一方面，任何需求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同质的性质——生理和心理的一般满足。这种抽象需求形成效用。因此，需求二重性在图1的逻辑结构中合理存在，它决定着使用价值的矛盾性(有用性与效用)。

现在，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图1的对称性。初看起来，图1是全对称的逻辑结构。仔细分析却发现两个主要问题。其一是劳动的概念非常含混。“劳动”究竟代表“劳动力”还是“劳动过程”?劳动力只是单一要素，而劳动过程则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参与，劳动力只是诸要素之一。其二是即使“劳动”的概念定位在“劳动过程”上，“劳动”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仍无法与“需求”取得对称。因为劳动过程并没有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全部物品。至少，劳动过程以外的各种自然物(无论有无垄断)也是需求索取的对象。因而“资源”(实为“可支配资源”)比“劳动”更有资格与“需求”相对称。

为了取得逻辑上与需求的完全对称，我们必须用“资源”来代替“劳动”。与之相应，劳动二重性也就转化为“资源二重性”。这种逻辑上的进一步调整可由图2表示。

图2表示，资源也具有二重性。任何一种资源，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资源来使用，生产某种有用品。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资源都可能用于其它经济用途，都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一个部分，从而又具有一般的抽象资源的性质，并由此形成资源价值(简称价值)。任何一种有用品，在它的有用性转变为效用的同时，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体资源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抽象资源，它的资源价值就获得相同程度的承认。

图2的分析表明，劳动二重性仍然是有效的，但它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一个特殊形态。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这样的特殊形态代替了资源二重性的一般形态，也就不可避免地在价值理论中出现偏差。

从劳动出发，自然寻找到劳动二重性；从具体劳动出发，自然把有用性规定为使用价值而忽略效用和需求(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有用品与有用性不可分离)；从抽象劳动出发，自然把价值全部归属于劳动。当我们用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时，价值归属于抽象资源，而不仅仅归属于抽象劳动。劳动资源的特殊性是有效的，但其它资源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也是有效的。只有抽象资源这样的一般性质，才能代表全部价值的来源。

图2还表明：从整体看，没有资源的供给，需求无从满足；而没有需求的评估，资源也无从配置。所以，效用与价值也是互相决定的。也就是说，资源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共同决定了价值。从这种辩证的逻辑结构看，劳动价值论的出现虽有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却是狭窄的、片面的理论。对这样的一种理论至今仍然简单地接受，其基本原因是辩证法的运用不彻底，没有认识到使用价值的二重性。

很明显，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在商品元素矛盾结构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用价值的分解，导致了效用与需求的引入；需求的引入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的逻辑结构的设置；对称结构的规则又迫使我们用“资源”代替“劳动”，用“资源二重性”代替“劳动二重性”。所以，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价值来源于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来源于劳动资源；价值的分配与实现同时又受制于效用。于是，严格运用马克思的方法，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却证实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片面性。读者可以认真验证一下，笔者在分析过程中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的基本方法?违背了《资本论》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由于许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忽视了对使用价值的分析。同任何科学研究一样，历史限制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并不为过。相反，他为学术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和它所遗留下的“释义矛盾”，为后人认识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重新复活《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深思的是，从《资本论》一卷问世直到今天，西方学者从没有认识到使用价值的二重性质。西方学者的确把握了有用性与效用，但却丢掉了使用价值的概念。这如同物理学家把握了质子和中子，却丢掉了原子核一样的不同思议!难怪西方学者如此猛烈地攻击劳动价值论，却始终抓不住方法的要害，始终无法说明劳动价值论在逻辑结构方面的缺陷。另外，西方学者也始终无法科学地说明价值与效用之间的关系；无法建立更加完整的价值理论的体系；均衡价格几乎取代了价值的概念。

矛盾论论文篇3

关键词 课程文化 矛盾 冲突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On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Curriculum Culture Construction

SHI Dingding

（School of Education，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315211）

Abstract In the transformed period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in China， as the conflict in multicultural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e curriculum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China face unprecedented contradiction and conflict. From the view of the diversity of our country's course culture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meanwhile review and reflec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urriculum in China.

Key words curriculum culture； contradiction； conflict

0 引言

课程改革以来，我国在大量引介国外课程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对国内的课程研究进行了反思，这一切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课程研究的进步。但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渗透与价值观念的冲突、交流，使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困惑和问题。本文从多元文化的视野中，对我国课程文化建设所面临的价值取向矛盾与冲突进行分析，对我国课程价值取向进行探讨与思考。

1 课程文化的涵义

我国学者对于“课程文化”这一概念给予了不同的定义，如学者裴娣娜认为：课程文化是指按照一定社会对下一代获得社会生存能力的要求，对人类文化的选择、整理和提炼而形成的一种课程观念和课程活动形态。①郑金洲认为：课程文化包括课程体现一定的社会群体的文化和课程本身的文化特征。②而笔者认为，课程文化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一切经验的过程，是学校师生间互动的产物。

2 我国课程文化建设中的矛盾与冲突

2.1 是以促进社会发展为根本，还是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

个人本位的课程观认为，我国课程文化建设是以促进人的发展为根本。社会本位的课程观认为，我国课程文化建设是以促进社会发展为根本，个人应该为社会服务，促进社会的发展，把社会的价值加诸个人身上。笔者在对个人本位价值和社会本位价值选择时，克服二者的局限，超越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以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为本位。理想的课程发展应创造适合学生的发展的教育，以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为本位。以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为本位与新课程改革的主旨一致。新课程标准强调课程要促进每个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培养良好品德，强调要满足每个学生终生发展的需要，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愿望与能力。新课程强调课程内容应与学生生活相联系，关注学生学习兴趣与经验；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倡导发展性评价。③

2.2 是以掌握科学基础知识为主，还是使学生获得生活直接经验为主

掌握基础知识的价值取向认为课程是为了掌握系统的科学知识，学生的学习应该以间接经验为主，而直接经验仅起辅助作用。也就是说教科书中的科学基础知识—间接经验可以替代学生的直接经验，忽视学生直接经验的教育价值. 新课程实施强调进一步关注学生的经验，关注学生经验就是我们的课堂教学要跟学生的生活世界紧密联系。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偏重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生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④因此，需促进直接经验与科学基础知识的交融，促进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交融。教学应该成为师生沟通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的中介过程，构建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相互促进的关系。

2.3 是以群体发展为主，还是以个体发展为主

中国文化传统价值取向向来是重群体发展而轻个体发展，强调的是个体对群体的服从。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不重视个人的发展，对于个人的价值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但课程文化建设应肯定个人的价值，重视个体的发展，新课程指出：在新课程实施中，必须面向全体学生，突出学生主体，认清每个学生的优势，尊重每个学生的差异，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要尽可能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学习需要。

2.4 是强调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强调批判和超越甚至摈弃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积淀，是前人生存活动的结果和智慧的结晶。⑤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该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我们在继承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同时还需不断借鉴和吸取异国的先进文化。但是，当我们引入西方的课程以后，盲目的追随、模仿异国文化这种现象随处可见。我们应该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比较两种文化的异同，客观、宽容的对待异国文化，汲取异国的先进文化，达到两种文化的融合。

2.5 是强调国际化，还是强调本土化

我们需要打破狭隘的理解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本土化并不是排外，国际化也不是排内。这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我们要超越本土化或国际化二选一的二元对立思维，而是兼容。要想达到共赢，必须认清国际化与本土化是相互依存的关系。首先，要想走向国际化，必须立于本土， 只有本土化了的东西才能走向国际化。而本土化就是立于本土实践问题，以解决本土实践问题为目标，这就要求课程理论者要有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敢于从实践中寻求自我理论突破口，构建自我理论体系，形成自我理论品质；但同时也要兼容并包，对于国外先进理论仍然要加以关注和研究，借鉴和反思。 特别要对国际共同关注的课题加以研究，与各国课程研究人员开展交流与合作，也可以借此促进本国课程理论研究的发展。

3 总结

我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转型时期多元文化与价值取向的冲突，使我国课程文化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与冲突。对于课程文化建设，需要我们以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宽广的胸怀来正视我国课程文化建设中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为推进我国课程文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注释

① 裴娣娜.多元文化与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02（4）.

② 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88.

③ 靳玉乐，张家军：国外基础教育课程目标的特点及其启示[J].外国教育研究，2000（4）.

④ 肖成全.新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例谈——促进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交融[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2（18）.

矛盾论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 资本主义 文化 公共家庭

可能缘于贝尔对知识人阅读其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初版）之态度/方式的严重不满，他在该书“1978年再版前言”一开篇就点出知识人可能对待该著之再版的态度：其一，对聪明的人来讲，“将书快速扫一遍，只阅读那些令他感兴趣的部分，而跳过其他所有章节……也许就已经足够了”。其二，“这些年来，许多人并不真正阅读书籍，而是草草过一遍……找出几句话压缩成论点，然后找个标签，把作者放进时髦评论语汇的合适专项中”。然而，面对贝尔此书满篇的知识性堆砌，笔者却并不止于此。

笔者以为，其一，贝尔此著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及其引发的严重政治后果，因而他努力试图“拯救”业已且正在“堕落”的资本主义。其二，笔者质疑，就贝尔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言，其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publichousehold）理论，能否达到他预期的理论效果或目的？因此，本评论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文本梳理：贝尔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他对该问题是如何进行学理分析和解答的。第二部分是笔者对贝尔之理论解决方案的评论：相较于前人相关研究，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增量是什么；相应地，该理论解决方案的知识限度何在。

一、《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知识梳理：问题与论述策略

一看到“知识梳理”，许多读者或许会烦腻而跳过不读。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主要有下述两个：其一，一些评论者在进行知识梳理时，过于拘泥于文本，给人以“抄书”之感；故，读之如味同嚼蜡；其二，读者对“知识梳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知识梳理”是评论人对评论对象的个殊化理解，而非中规中矩的复述，因而知识梳理是理解评论人观点的基础或前提条件。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除绪论性和结语性文字外，其内容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现代性的双重羁绊”主要阐述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资本主义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跟其传统分离的过程。贝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因素是“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却跟“新教伦理”精神相悖离或相矛盾。“新教伦理”强调“禁欲”，而西方资本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文化是“贪欲”。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一重羁绊。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也即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领域出现了分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各自遵循它们的轴心原则：经济领域（技术经济结构）中的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经济化，政治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平等，文化领域中的轴心原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这三个领域所遵循的文化互相冲突或断裂。比如，在经济领域里祟尚的文化是节俭、禁欲等，在文化领域祟尚的是自我、感觉、享受等，而这二个领域却都反对政治领域的平等观念。这是贝尔所言西方现代性的第二重羁绊。就西方现代性的双重羁绊而言，第一重羁绊从历史维度进行论述，说的是资本主义分化的历史矛盾；第二重羁绊从当下维度进行，说的是当下西方社会整体意义上之文化的断裂。以上分别是第一部分第一章“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第二章“文化话语的断裂”的主要内容。这两章是此文本第一部分的核心内容。而第三章“20世纪60年代文化情绪”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理论的个案表达/研究，第四章“走向伟大复兴：后工业时代的宗教和文化”则是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发展/演变的预测，而非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解决方案。因此，贝尔在文本第一部分中主要是阐发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这是他观察资本主义当下社会的理论眼镜和分析工具。

文本第二部分“政治的困境”主要是贝尔借助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对西方社会国家所面临之问题的诊断。贝尔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之所以存在国家危机，其内在原因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存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导出了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可见，贝尔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的提出是对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社会整合问题的诊断。在第二部分第五章“动荡的美国：国家危机中的暂时和永久因素”主要是以理论的方式提出美国社会存在的危机问题，并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理论进行个案分析。第六章“公共家庭：论‘财政社会学’和自由社会”中，贝尔主要提出自己解决西方社会国家危机的办法——“公共家庭”理论。因此，文本第二部分主要是作者借用资本文化矛盾理论提出问题——美国社会国家危机问题，然后提出自己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乃至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二、对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评论：知识的增量与限度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理论野心很大。贝尔试图在该书的第二部分第六章中“提出调和以下两者的一些手段：一是对一个正义公平的现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的政治自由主义；一是社会管理方面必要的公共社区特征——我称之为公共家庭”。在贝尔看来，要解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危机，甚或一同缓解/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应从政治领域入手。政治领域是各个国家社会得以凝聚的中心，当然也是西方社会的核心。政治领域的凝聚，是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得以长存的基石。为了解决西方社会国家政治领域的凝聚问题，贝尔提出了“公共家庭”理论。在文本中，贝尔于西方历史文化中吸取对缓解/解决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有用的文化元素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理论论证。一如上文所提及的，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主要是针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满。在贝尔看来，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表征或必然结果。“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凸显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理论前提，那就是“良序国家”的存在。罗尔斯提出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是以默认“良序国家”的存在为前提的，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往往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维续一个政治秩序。也就是说，该种政治秩序的存在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因而，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就是将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所赖以为基的前提条件“良序国家”或政治秩序问题化了。换言之，我们必须先关注一个政治秩序是否存在的问题，然后才能关注一个政治秩序如何存在抑或正义与否的问题。但是，贝尔提出的理论解决方案——“公共家庭”理论，其最大的理论负担是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因文化（如共识、信念等）之历史性或内部性矛盾的激化而可能会崩解。基于这种负担，贝尔在西方文化史上寻找当下西方社会能够公认的一些文化元素进行理论提炼，以消减西方社会可能崩解的文化内因。在这种意义上，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中存在相较于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知识增量。

其二，接着要论述的乃是贝尔所提出之“公共家庭”理论的知识限度问题。贝尔提出“公共家庭”理论来解决西方社会的国家危机/认同危机，进而解决西方社会所存在的深层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在解决对该理论的可接受性问题上，他主张仍采用社会契约的方式。一如他所言：“这是一种社会契约，但是，尽管是在不断更新的现在，不断协商这种社会契约，它不能无视过去。”不过，这里所存在的问题乃是，除了贝尔，谁还将会是“公共家庭”理论的接受者或推行主体？“公共家庭”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应对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认同危机，解决西方社会深层问题——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但是，该理论要成为西文社会重新取得认同之理论基础的主体性力量在哪里？换言之，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是一种罗尔斯意义上的“完备性学说”。“公共家庭”理论如何获得它的合法性？这是“公共家庭”理论的“阿其里斯脚踵”。这也是事关该理论作为西方社会政治秩序之理想图景的资格问题。不过，一如贝尔自己所承认的：“我是经济学领域中的社会主义者，政治领域中的自由主义者，文化领域中的保守主义者”，贝尔所提出的“公共家庭”理论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从其文本中“公共家庭”理论的思想支援来看，贝尔既吸取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也吸取了社群主义的思想资源。并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学理倾向更是社群主义的。因此，贝尔的“公共家庭”理论内含着某些社群主义的理论前设。从这种意义上说，贝尔“公共家庭”理论的“完备性”是缘于/基于他对社群主义前提有所肯认的立场。

基于以上分析，此文本中的知识增量和限度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正是基于贝尔自身的某种社群主义立场，他首先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存在问题，而不是像一般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先将该问题进行悬置。但是，贝尔的这种论述策略却要面临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质疑：贝尔，你有何资格将“公共家庭”理论“强加”于西方社会的所有主体之上？这可能是所有主动的理论建构抑或被动的否定性理论建构都要面临的拷问！

三、结语

矛盾论论文篇5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

“流动性过剩”的概念是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首先提出的。“……流动性相对过剩和经营结构调整,利率风险和流动性过剩已日渐显现……”。此概念提出后,一直被不断地引用。首先在银行界达成了共识,成为对银行巨额储蓄压力的一种替代说法。2006年以来,这一概念的外延被进一步扩大,成为整个经济界的口头禅。

一、“流动性过剩”的成因

1.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体现为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

国民经济的基本运行体现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我国目前,生产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为粗放型经营的现状与集约性经营目标的矛盾,粗放型经营的一个标志性的现象就是重复建设。分配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是投资与消费的矛盾,投资率高而消费率低。交换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体现为供需结构不合理,我国目前供大于求的商品达到了70%到80%。至于消费环节的深层次矛盾为国内购买力不足。不仅如此,供应商的产品供给结构和居民商品需求结合也存在严重的不匹配问题:一方面低附加值产品充斥市场,而居民对这类商品处于充分消费状态;另一方面市场需求的一些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研发不足。国民经济的深层次矛盾导致社会资金过剩,而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过剩的资金最终体现为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

2.居民储蓄率过高

(1)收入差距扩大。中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40%以上,甚至超过印度。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因而富人的存款倾向会更高。

(2)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中国目前的特点是,不仅富人储蓄率高,普通居民的储蓄率也很高。这是中国体制改革的特殊时期的特定结果,一方面旧有的福利体制被打破,住房的商品化、教育的产业化以及公费医疗成为过去式,都使居民把大量的收入存入银行作为养老金、医疗费用以及子女的教育费用。

3.巨额顺差与货币超发也是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

当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贸易顺差贡献尤多)是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成因。2007年以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试图遏制顺差过度增长,但外汇储备激增不减。这就意味着,由于中国央行需要发行基础货币结汇,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将在今年随外汇储备的增加而继续增长。这些增加的货币供给自然也首先会体现为商业银行的存款。巨额顺差导致了经常账户的巨大盈余,进而导致了过剩的储蓄,以及由过剩流动性带来的资产价格泡沫化。

二、“流动性过剩”的危害

过度的流动性带来了巨大的潜在风险。它既可能表现为高通货膨胀率,也可能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

1.“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前兆

“流动性过剩”首先带来的是资产价格的上涨。但是,我们也要明确,资产价格膨胀也会导致通货膨胀。仅看到物价指数的稳定而不注意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价格的上涨,很可能会导致货币政策过松,以致不能及时制止泡沫经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股票价格和不动产价格急剧上升,但物价指数却相当平稳,因而没有提高利息率,紧缩银根。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目前中国存在大量超发、但暂时沉积为居民储蓄存款的货币的情况下,资本市场的过度发展(也可以是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很可能激活处于冬眠状态的沉积货币,暂时退出流通的货币将重返流通领域去追逐商品,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复活。这一过程在我国已经显现,去年资产价格猛涨,而CPI稳定,进入2007年后,尤其是进入下半年,基本副食品价格开始上涨,通货膨胀已见雏形。所以,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前兆,从流动性过剩到通货膨胀只是个时间的问题。

2.“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流动性风险”

一般认为,商业银行经营中“流动性”原则是为了抵御“挤兑”风险。而我国以往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症结之一就是资金不足,因此以往理解的“流动性风险”是流动性不足的风险。但目前来看,我国商业银行面对的不是流动性不足的流动性风险,而是流动性过剩的流动性风险。过多的资金无处投放,货币市场上甚至利差倒挂,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这是2004年以前我国的商业银行不曾想过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商业银行存在巨大的存差,反映为“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资产负债期限结构错配的现状,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而利率风险是因流动性风险而派生出的风险。

3.“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货币政策被动性

在金融市场充分发展以前,过多的流动性可能会导致资源错配,引发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问题。为此,在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扭转,在我国金融市场弹性还不够充分情况下,需要回收流动性以防止其可能产生的危害。而且,央行通过大量的对冲操作,为外部失衡条件下的经济创造一个相对较为平稳的国内货币环境,为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赢得时间,这是可取的策略。但是,又必须看到,通过央行发行票据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对冲因巨额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又是不可长期持续下去的,是有一定限度的。

三、缓解“流动性过剩”的途径探讨

首先,应改变信贷投向结构,大力开发中小企业和个人信贷市场。通过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规范金融生态秩序,强化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以保护债权为中心的规范有序的社会法律和信用环境,消化中国持续增长的国民储蓄。

第二,鼓励、支持银行业的产品创新,调整金融产品结构,疏导流动性。要拓展商业银行的运作空间;发展货币市场基金,发展包括资产证券化,以债券为基础的衍生工具以及多种组合的利率、汇率产品和债券品种系列等新产品,发展公司和私人理财增值服务。发展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外的理财托管产品,逐渐改变商业银行的生存方式。

第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调整金融市场结构。鼓励合规资金进入股票等资本市场,鼓励和扩大企业通过发债方式筹措资金,培养机构投资者,使之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建立统一的全国债券市场、多元化的市场风险配置机制,有效配置金融资源。

除了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金融体系的改革,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更应有长远的眼光。中国的高储蓄率是“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长期的根本原因,而要改变目前过高的居民储蓄率,不仅要靠扩大居民的内需,更要增加居民可选择的投资途径。中国居民应该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和进口;但是减少储蓄就要求中国的改革更多地指向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以及养老金体系。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储蓄率的下降绝非一蹴而就。

而且,我国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在更深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均衡,只有从制度入手,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种结构性不均衡。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李杨等.应对流动性过剩的两个基本战略[J].中国金融,2007,(3).

[3]王自力,叶贸.流动性过剩难题及破解[J].中国金融,2007,(4).

矛盾论论文篇6

信息安全：矛与盾的博弈

据报道，2006年12月初，我国互联网上大规模爆发了“熊猫烧香”病毒及其变种，这一病毒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传播，并将感染的所有程序文件改成熊猫举着三根香的模样，同时该病毒还具有盗取用户游戏账号、QQ账号等功能。短短两个月内，已有上百万个人用户、网吧及企业局域网用户遭受感染和破坏。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网络客户急剧膨胀，针对互联网内容的攻击也在持续不断地发展，且手段多样，网络信息安全越来越重要，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从早期的计算机病毒，到今天的垃圾邮件，间谍软件等恶意软件，钓鱼网站，攻击的矛越来越多样化，锋利化。

而对应的盾，在与矛的斗争中，也随之品种繁多，功能日益强大，成熟。信息安全的工具从单机版的反病毒程序，发展到今天的防火墙、统一威胁管理（UTM）、内容安全、身份认证等技术和产品。网络信息安全领域主要是：防火墙、反病毒和入侵检测产品。随着攻击技术的不断发展，单一功能的安全防护越来越力不从心了。2004年9月，IDC首度提出了“统一威胁管理”的概念，将防病毒、入侵检测和防火墙等安全设备划归为统一威胁管理（ Unified Threat Management， 简称UTM）这一新类别。该概念一经提出便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UTM采用的技术，实现UTM需要无缝集成多项安全技术，达到在不降低网络应用性能的情况下，提供集成的网络层和内容层的安全保护。然而国内早期的UTM产品并没有发生技术上实质性的飞跃，在一个目前还在追求不断提升硬件技术或提高硬件平台处理能力的时代，要做一个“集大成”的UTM还需时日。这也就出现了两种发展UTM的策略:以防火墙为核心基础，发展UTM，这是目前UTM厂商或防火墙厂商的大多数做法。再一个就是以I PS为核心发展UTM产品，这是TippingPoint的做法。

它在IPS而不是传统的防火墙基础上，发展未来的一体化安全设备。换句话说，安全虚拟专用网络(IPSec VPN)、带宽管理、网页内容过滤等安全模块，甚至包括防火墙本身，都会被安放到IPS的平台之上。很多早期的UTM产品更像是防火墙或IDS/IPS产品的改进版。UTM设备往往是大量安全功能简单堆砌而成的产物，并没有在底层做好集成优化设计工作。随着UTM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大多数的UTM产品具备了网络防火墙、网关防病毒，网络入侵检测/防御等功能。同时，很多UTM产品还集成了常用的反垃圾邮件、Web内容过滤等模块。可是，目前的UTM产品还存在着一些缺点，如UTM作为网关型设备，数据处理能力还不够高，对网络带宽要求高的用户，目前的UTM并不太适合。而且UTM产品还不具备功能单一的专业安全产品所能达到的安全级别，所以也不适合那些对安全防护极其敏感的用户。作为UTM产品，它既要实现常规的网络层安全（例如防火墙功能），又要求高速地处理应用层安全防御，在技术上比一般的单项产品要求要高。UTM产品面临着在提升硬件速度的同时，还面临着系统优化方面的问题信息安全管理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对设备进行有效管理和对身份进行有效管理。理念的变化将带来安全防护方式的巨大变化。随着互联网的大量普及，网络和信息系统不可避免地要对外开放，要开放给客户，要越来越多地共享应用系统和数据库给合作伙伴，在这种情况下，保护数据本身比建一堵围墙重要得多也有效得多。通过防火墙/VPN、网关安全技术，这些网络访问控制技术来实现对内部网络的保护，同时对用户的限制也大大加深了。传统的安全防护越来越显示了它的弊端。身份管理将成为安全技术的主流。身份认证管理所解决的问题决不仅仅限于“哪个用户具有哪些数据的访问权限”，而是充分考虑到在当今数字时代中实现数据使用、共享和访问的所有方式，并且为整个数据生命周期提供访问控制的蓝图。随着数据量的快速增长、为了有效地保护数据资源、简化数据资源管理，身份认证管理越发的重要了。比尔·盖茨与微软首席研究与策略官CraigMundie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的计划，确保安全的数据访问在IPv6网络中采用联合身份认证方式、采用数据权限管理保护文件和数据、在线身份确认采用智能卡的方式而不是口令的方式。Mundie认为， 基于IPv6的IPsec技术是一项未来非常具有前景的技术，采用IPsec技术，在连接的两端可以实现重要的身份认证，不管网络边界或者网络拓扑是怎样的，你都能定义策略，从逻辑上控制访问而不是从物理上控制访问。EMC公司正在研究基于密码技术的身份管理技术，未来将与存储、无线通信等技术更加紧密结合，保证数据无论是在存储中还是在流通中都是安全可信的。

微软今年推出了两个新产品：身份管理生命周期管理软件ILM（InformationLifetime Management，信息生命周期管理）2007和智能应用网关2007。ILM2007提供了一个集成的和复杂的软件系统，通过将Windows系统和其他系统中的身份识别同步化、认证管理、口令管理集成在一起，管理用户身份识别的整个生命周期。在信息时代，整个社会的所有活动无一不是以数据为基础，数据应该根据其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来采用不同的手段进行管理。ILM需要考虑数据在业务中的流动，它必须是一个既包含业务、又包含数据流的整体观念。微软智能应用网关2007将SSL VPN产品与微软的互联网安全与加速服务器（ISA）整合在一起，为网络边界提供防御、远程访问、端点安全和应用级别的保护。据报告，2006年，全球网络安全专用设备和软件销售收入比2005年增长15%，达45亿美元，据预测2007年这个市场将首次突破50亿美元大关。随着全球信息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安全技术会有很大的发展，而且作为一个产业，信息安全产业可以预见会在未来不断的壮大与成熟。总之，随着安全威胁的日益加剧以及伴随着商业利益的黑客行为的日益猖獗，攻击与防护这一对矛与盾仍将长期斗争，演绎

矛盾论论文篇7

1、牢固树立司法为民观念。

组织干警认真学习本院党委及上级领导下发的各项学习文件，自觉从维护社会稳定大局，践行司法为民宗旨的政治高度出发，提高对加强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和调解功能的认识。一定要清楚认识到，加强民事诉讼调解，一是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有利于在解决民事纠纷时维护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达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是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发挥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作用，实现当事人主义的私法功能；四是调解协议以合意为基础，更易为当事人实际履行，可避免执行中的困难，实现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五是在实体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中的协商和妥协，以探索双赢的审理结果。

2、坚持自愿、合法原则，规范民事调解工作。

要正确理解和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坚持自愿、合法的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注意防止把调解作为偏袒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的手段，防止片面、机械的理解和执行调解制度，把调解工作简单化。坚决杜绝违法调解、强行调解等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况，确保司法公正。

3、将调解贯穿于审判全过程和各个不同的诉讼阶段。

在民事审判中，经办人注意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审理程序，充分把握调解时机，适时灵活运用调解方式，促进了调解率的提高。如：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双方争议不大的案件，收案后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即以打电话等简便灵活的方法通知当事人到庭，在双方当事人同意且被告自愿放弃答辩期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在被告向法院送达答辩状时，根据原告的事实及被告的答辩意见，给被告做调解工作；如被告同意，便及时通知原告立即到庭进行调解等。

4、突出重点，加强对六类案件的调解工作。

认真贯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对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等六类民事案件，注意在开庭审理时认真做好先行调解工作，这将取得明显的效果。

5、找准个案特点，弄清争议背后的核心原因。

在调解过程中，注意选准调解的突破口，采取面对面与背靠背相结合的方式，找出双方争议的焦点，因案制宜，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开展调解，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6、加强业务学习，努力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

要搞好调解工作，必须要提高法官审判业务水平和调解技巧。要使民事审判法官加强法律业务知识和其他知识的学习，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有牢固扎实的审判业务功底，有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的法官，为做好调解工作打下良好基础。同时，还要求法官工作作风要公正严谨，树立公平、公正的良好形象，注意倾听当事人的意见，运用易位思维的方式，为各方当事人提供最佳的调解方案，使各方当事人对法官产生信任感，从而达成调解合意。

矛盾论论文篇8

1、传播现状，逆差和顺差之间的矛盾

我国文化产品市场一直处于一个逆差的运行现状，也就是我国的文学在对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存在严重不足，为国外的文学作品进入我国文化市场十分紧俏。最近几年我国的图书进口是出口的10 倍还要多。而且我国的文学作品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涉及中国在亚洲的各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出口数量十分有限，进口是出口比例 100 倍之多。最近几年我国的政府连同文化顾问虽然积极的向外推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总体上这种顺差和逆差之间的现状很难改变。同时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现象会抑制存在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在每年国内的图书博览会上，西方国家的出版物炙手可热，国内的各大出版商和个体商家都将购买外国图书的版权作为工作的重点，而这种争抢行为势必会导致版税数的持续上升，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压缩出版物的利润，也使得我国的图书传播的顺差和逆差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文化传播逆差产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化交流和传播过程中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会导致逆差方的文化信息大量的流失，并在国家文化界失去了原有的话语权。同时也会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内情况了解不充分，致使西方国家的东方主义盛行，形成了西方读者心理上的优势心理，在对待东方文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歧视的视角，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文化产生冲突。但是分析顺差和逆差之间的矛盾关系，其实我们也不需要过分的紧张和焦虑。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的这种逆差问题不仅仅是在中国和西方各个国家，还存在于西方国家的内部，我们就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外进口的图书仅占整个美国原创图书的 3% 左右，将其分散于世界各个国家，我国图书向美国出口量少的现象就可以说明了。再有，这种逆差关系的存在还与时间差和语言差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要清楚认识到，我国在学习西方文学作品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了，而西方国家熟知中文学的时间也只不过在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最近三十多年间。此外，我们中国人在学习西方语言比西方国家学习汉语掌握汉语重点相关文化要容易的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和输出与西方国家的接受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和氛围才能实现，需要语言和和文化上的接收机制共同作用，而对于这两方面的要求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等待时机。而我国在现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存在逆差也存在自身的合理性。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西方先进文化，在国家内部面对的是全世界的文化精髓，因此文学传播存在逆差现象是十分合理的，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而且我国是一个正在处于高速发展的国家，存在差距才能认识到自身存在的不足，才能有前进的动力。当然，我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存在逆差因素是由多种客观因素造成的，我们应该对其不断进行分析，不断扩大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在海外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2、自我塑造形象和他人塑造形象之间的矛盾

一个国家的形象通常是由两种方式的塑造产生的，一种是国内自我有意识的对本国形象进行塑造，而另一种就是外部外来世界通过自己的认识对本国形象进行塑造。这两个塑造的过程总是处于相互矛盾相互依偎的关系之中，最终导致了本国形象的自我认知和国际社会对本国形象认识差异的产生。其中外界对本国形象的塑造主要是在用他人的文本按照本国的传统观念，以证明本国文学传统和价值观，借助他人的言论而自圆其说的过程，从而体现出了本国传统或者价值观念的优越性，而本国自我进行形象的塑造主要是以本国积极、正面的内容，消除负面情况对本国形象所产生的影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文学作品是我国当代文学中传播到西方国家最多，且最负盛名的著作，而且其小说多数都是由外国的翻译者进行翻译的。西方国家通过莫言的文学作风，构建了一个落后、无知的旧中国形象，这种形象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人民对我国形象的误解。莫言是一个勇于揭示旧中国社会黑暗和毒瘤的作家之一，尽管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他的批评带着一种善意，尽管他的批评是有节制的，尽管他的文学作品的意识形态与执政党的意识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当时群众的心理的真实反映，但是在西方对作品翻译之后，就被西方的读者认为是是一种单纯的社会黑暗的揭露，翻译出来的文学作品将作者对于国家情感和对祖国的热爱过滤掉了。

莫言作品的翻译者葛浩文在翻译文学作品是更多将其作品中的批判意识充分的表露出来，在那个时期中国当代作家中还找不到能写出这些激烈作品的作者。葛浩文在西方汉学界有着相当的权威和知名度，他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解读在很大程度对于西方国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倾向性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引导作用，同时对西方塑造中国形象也有着不可代替的影响和作用。莫言的文学作品对外传播过程所塑造的中国形象虽然不能代表当代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所有，但是作为一名国家知名的作家，其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而为什么西方国家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总是对中国的形象产生了一种负面的认知呢?这可能是受到历史上西方国家塑造旧中国形象的影响，同时对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害怕受到威胁，因此采用妖魔化中国的方式对中国的形象进行塑造。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的鼓吹中国威胁论，同时还污蔑中国是盗取西方国家的知识产权，威胁全球经济发展危害大国，通过各种方式抑制中国的发展。西方国家塑造的这种负面的中国形象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其是一种以本土文本优势凌驾于真实中国之上，竭力将中国塑造成为他们认为的样子，将中国文学描述成他们认为的样子，这就使得外国民众以本国的文本倾向为主要参照物，以落后的眼光看待不断发展中的中国，从而导致了世界民众对中国的形象产生扭曲化的认识。与西方塑造的落后中国的形象不同，中国政府他通过本国翻译者的翻译，借着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积极的宣传中国的文明、开放、和谐、自信、负责的大国形象。而文学对于改变、重新塑造和更新国家形象有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成为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及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构建中国良好形象的重要物质资源，其所传播的中国形象将会是更加的鲜明和先进。自从进入新时期以后，我国中央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文化传播对本国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在文化走出去的大战略背景之下，中国党中央和中国政府正在通过一系列的推广计划和翻译计划，旨在向国际舞台展示一个更加富强、民主、文明和平等自由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3、本土翻译和对外翻译之间的矛盾

对于我国当代文学的对外翻译和本土翻译的策略，在很长时间国内的研究学生意见并不能得到有效的统一。但是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和检验，目前，学术界对于翻译模式问题已经基本形成了统一的意见。也就是汉学家翻译模式或者其与中国学者相结合的翻译模式。在世界上多数的国家中，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对于外来文学作品的接受程度主要是通过本国和本民族的翻译家学者翻译而实现的。现在我们可以说关于翻译模式的争论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解决，特别是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中外合作翻译的模式，能够很好的解决单方面翻译所产生的问题和困扰，使得翻译出来的作品能够保持原作的原汁原味，同时还能兼顾翻译国家和民族的语言习惯。但是现阶段为什么中国文学对外翻译采用的是适度的改写政策，而在国内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而采取了全部翻译的政策呢，其实这主要是翻译过程中时间差和语言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