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讲话范文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讲话范文第1篇

如何化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以构建社会和谐、维护治安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从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发挥政治优势，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失为一条较好的出路。

近年来，我县的社会矛盾纠纷数量不断上升，形式日益多样，性质越加复杂。从矛盾主体范围来看，过去的纠纷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之间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民间债务、损害赔偿、买卖合同、加工承揽等纠纷，而近年来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委会、单位与单位、个人与行政机关、法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从矛盾主体数量来看，过去主要是一对一的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纠纷，而近年来往往是利益相同、要求相似的多数人形成的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拖欠工资、社会保险、自然资源权属等；从纠纷处理难度来看，呈越来越难的趋势，这既有当事人利益要求过高原因，也有群体性纠纷涉及面广、影响大、矛盾易激化的原因，还有因新类型纠纷缺乏法律调整而无法可依的原因等等；从人民法院审理情况来看，一方面大量的矛盾纠纷涌到法院，使法院人少案多任务重的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当事人不能正确地对待法律与情理、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的差异，不能正确处理个体利益与大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一旦败诉，则怨气冲天、四处投诉、缠讼缠访，使人民法院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承受着重大压力，有些矛盾纠纷不仅不能做到案结事了，而且也损害了国家法律权威。

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社会矛盾纠纷量大面广和多样复杂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深入，相对利益调整，认识观念冲突，社会与经济发展，人流物流增多与增速，以及城市化建设推进中所产生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也是不能避免的必然趋势。但是一些民间纠纷和官民矛盾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化解，又往往会引起矛盾纠纷激化，甚至导致暴力、恶性等事件发生，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危及社会稳定。

如何化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以构建社会和谐、维护治安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从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发挥政治优势，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失为一条较好的出路。一是可以满足社会主体对矛盾纠纷解决路径的多元化需求及理念。人们需求的多元性，必然要求有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的机制，单凭法院诉讼的解决纠纷，已经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有些当事人并不知晓法律，尤其是群体性纠纷的当事人并不希望通过法院诉讼的司法程序解决纠纷，他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高效快捷的政治思想协调工作或行政程序，或要求党委政府组织统筹解决。二是可以有效地节约社会资源，尤其是有限的司法资源。如果将大小不一、难易不等的各种矛盾纠纷都不加区别地适用同一司法程序或同一解决方式，势必造成有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不堪重负。三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功能相济、有制衔接、资源整合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这将从机制上赋予当事人对解决纠纷程序的选择权，从法律上保障当事人对实体权益的处分权，体现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整合力量、健全机制，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调整利益关系。处理社会矛盾纠纷既要重视法律调节手段，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又不能绝对化、简单化，不能把依靠政治优势可以解决的矛盾都引向司法渠道。要处理好越来越突出的矛盾纠纷与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主要依靠各级党政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形成党委总揽全局、各部门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格局。根据上述精神和我县实际，就如何发挥政治优势、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善于依靠政治优势，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当前社会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往往涉及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矛盾主体、多领域的利益冲突以及体制、机制、政策、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解决这些矛盾纠纷，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不是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做到的，必须分流处理，建立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要在党委的领导下，依靠各级党政组织、各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运用政治、思想、经济、行政、法律、民间等多种手段搞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

二、发挥政府行政确认和行政指导作用，做好矛盾纠纷源头预防。

从当前我县的社会矛盾纠纷类型来看，大量的矛盾纠纷发生在农村，这些矛盾纠纷中尤其突出的是涉及村级集体资产分配纠纷和自然资源（土地、滩涂）权属纠纷。这些在以前价值微几、不为人们利用的自然资源，随着城市化建设推进，其价值往往是成百倍增长，自然就成为人们利益冲突的客体。据了解，目前有许多村级集体组织或村民为争夺自然资源财产利益而纠纷不断、矛盾尖锐，有的纠纷甚至长期存在。另外，目前一些农村组织在分配村级集体资产中也不断引发纠纷，甚至形成群体。产生上述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就是目前我县有不少的土地、滩涂尚未定权发证，存在权属不清，对村级集体资产分配缺乏规范。因此，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行政确认和行政指导的作用，抓紧做好自然资源的定权发证工作，制定村级集体资产分配指导规范，正确引导和规范农村基层群众自治，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农村矛盾纠纷。

三、发挥党政组织统筹协调作用，及时化解复杂群体纠纷。

群体性的矛盾纠纷往往具有人数多、涉面广、影响大、情绪不稳定、矛盾易激化等特点，而且这些矛盾纠纷往往还涉及多种复杂原因、多个复杂问题，不是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必须充分发挥党政组织统筹协调优势，由党政组织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运用多种手段加以化解。如发生在我县芦浦的一起土地权属等纠纷问题，不仅纠纷主体涉及当地四个村数千村民，以及当地一家养殖公司和众多养殖承包人，而且纠纷内容涉及土地滩涂权属、承包经营、侵害财产权、征用补偿、损失赔偿等等，纷争利益大、纠纷时间长、矛盾激化，调处这些矛盾纠纷,不是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需要县里成立专门工作组并协调各个部门加以统筹处理。

四、发挥基层调解组织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第一道防线”。

据了解，我县近年来的基层调解组织建设有所轻视，其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在萎缩，有的村居、单位调解组织不健全，调解人员水平不高，有的调解干部未尽职，有的调解组织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以致大量的矛盾纠纷直接涌向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发挥政治优势，就是要注重发挥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使矛盾纠纷多一些调和解决，少一些“对簿公堂”，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健全组织、明确职责、配备人员、加强培训、提高能力，使其真正发挥政策法律宣传员、经济发展护航员、矛盾纠纷化解员和突发事件消防员的作用。

五、不能把依靠政治优势可以解决的矛盾纠纷都引向司法渠道。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既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又不能绝对化、简单化，一味地将矛盾纠纷引向“对簿公堂”。因为在当今法治仍不完备的现状下，司法的职能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且司法职能在行使、运用过程中还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尤其是在法律权威尚未在全社会真正树立，人民群众对法律信仰尚未形成的背景下，司法渠道解决纠纷的法律效果与当事人期望效果或实际社会效果之间必然存在相当差距。况且司法裁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手”，也不能将社会矛盾纠纷一开始就引入最后一道屏障。另外，目前一些法律制度不足，也往往使司法裁判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显得无能为力，如涉及村级集体资产分配纠纷中的村民资格确认、分配资产的内容、分配原则、程序和方式等，均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

六、设立社会矛盾联合调处中心，完善矛盾调处功能。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讲话范文第2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中央、省、市关于统筹推进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坚持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主动仗”，妥善处置各类矛盾纠纷风险，切实有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二、工作目标

深入实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夯实基层基础，补齐短板弱项，提升工作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通过全面摸清我局涉疫情矛盾纠纷底数，及时准确评估矛盾纠纷风险，逐个时间落实化解、疏导、稳控措施，确保一般矛盾纠纷不出局，重大矛盾不出市，有效防止和个人极端案事件发生，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实际工作中药努力实现“六个坚持不发生”的目标，即使坚决不发生涉疫纠纷引发危害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案事件、坚决不发生涉疫进市进省进京集访非访活动、坚决不发生涉疫纠纷网上舆情炒作事件、坚决不发生涉疫纠纷影响复工复产案事件、坚决不发生涉疫纠纷引发重大“民转刑”案件、坚决不发生涉疫纠纷引发规模性和个人极端案事件。

三、工作内容

一是在全面摸排的基础上，着力从涉疫防控重点地区、领域、人群方面进行全面评估和研判，列出一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点区域、重点人群、重点问题，集中力量进行化解。

二是合同纠纷方面。在建筑工程、商品房买卖等领域受疫情影响导致的合同纠纷；因企业停工停产等问题带来的合同纠纷；因疫情引发的国际商事纠纷、民商事纷。

四、组织机构

成立开展涉疫情矛盾纠纷集中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

五、方法步骤

要因地制宜，认真抓好涉疫矛盾纠纷源头防控、排查预警、多元化解等重点任务，全面推进、取得实效。

（一）加强分析研判。对本系统因疫情引发的矛盾纠纷特点规律要进行深度研判分析，提前预判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重大风险点，尽快控制工作预案，做到早发现、早准备、早预防，最大限度把矛盾消解于未然、将风险化解于无形。在出台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重大决策之前，要以法治的视角研究解决问题，切实加强合法性审查，严格落实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前置程序，坚决杜绝朝令夕改，坚决防止乱开口子、造成攀比，严控风险交织叠加、聚合升级。

（二）全面深入排查。各科室、各部门要盯紧十一个具体工作内容，从严从实从细开展全覆盖、无盲区、无遗漏的“地毯式”、“拉网式”滚动排查，确保底数清、情况明。一要细致走访摸排，广泛倾听呼声、了解诉求，深入排查涉疫情矛盾纠纷。二要广泛收集线索，充分利用好接待窗口、部门窗口等渠道平台，加强对涉疫情矛盾纠纷线索的排查梳理，及时行核实排查。

（三）建立规范台账。坚持“属地+涉事单位“共同管理原则，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归口办理，明确涉及行业领域主管部门，会同属地做好本辖区、本部门矛盾纠纷汇总、研判工作。要逐案逐人登记造册，建立台帐，一日一汇总，一事一研判，对可能存在重大风险的，要制定专项专案落实相关工作，并及时报市委政法委综治维稳科备案。

（四）落实化解措施。对摸排调研处的各类矛盾问题，有事涉部门要逐一落实防控化解责任，制定针对性、操作性、有效性强的解决方案，逐人逐事化解，一件一件消除。对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要协调相关部门，实行“一案（类）一策”，研究具体措施，必要时，通过领导包案攻坚，推动妥善解决，确保问题不上交、矛盾不交织、情况不升级。

（五）急处置。扎实做好应急准备，分类落实处置措施。对有越级上访倾向的人员，要积极引导其通过合法方式反映诉求。对执意进市进省进京集访非访的人员，要加强法治教育和敲打震慑。对采取极端方式、过激行为反映诉求或煽动闹事、串联聚集的骨干人员，要坚决依法处理，严防其制造事端。对心态失衡、行为反常等特殊人群要加强化动态管控，严防其铤而走险。对易引发舆论炒作的焦点问题，要严格落实依法处置、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三同步”工作机制，严防形成重大舆情危机。

六、工作要求

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工作紧迫感，把此次专项行动作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引路石，纵深推进涉疫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住建局将专项行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摆到工作全局突出位置，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此次专项行动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工作专班，扎实开展工作。各部门在7月1日前将6月份进展情况报告（主要做法、摸排情况、温控措施、处理情况、存在问题、下一步打算），及其负责本次专项行动领导和联络人员（姓名+职务+联系电话）一并上报住建局科，之后每月进展情况报告于下个月1日前报送。

（二）加强制度落实，织密工作机制。一是联席会议机制，加强信息联通、推动力量整合；二是多方参与机制，大力支持和鼓励多方参与纠纷调出工作，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律和法学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等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中的专业优势，为有效调解纠纷提供新途径；三是“四定两包”机制，对重大疑难案事件，建立台账，定领导、定人员、定时限、定责任、包措施、包化解；四是请示报告制度，对拟出台的重大政策措施、重大情况、重大问题的处理应对意见，要报有关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讲话范文第3篇

04年4月下旬，我省省委、省政府在南通召开了全省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会议，推动全省“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巩固和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指除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之处，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民事纠纷协商处理的一种机制，是人民调解的扩大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一、建构大调解机制是人民调解工作改革发展必然产物

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调解在中国绝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技术或方式，而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存在。因此，研究调解，决不能仅仅着眼于程序的层面，而必须将其视为社会治理机制中的一环，结合社会转型的背景情展开。

首先，目前中国国情急需建构大调解机制。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高速发展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而法律规则及程序处于高度不确定或不健全的状态，因此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有所创新。2002年4月，同志强调指出：“要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制度化的调处机制，及时处理纠纷，尽可能把各种矛盾和隐患化解在基层。认真处理各种民间纠纷，做好各类调解工作。”而且目前，汹涌澎湃的上访潮与人民调解工作作用发挥不够也不无关系，近年来上访案件逐年增多。据分析，群众上访案年80%以上来自基层，80%以上有道理，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群众上访和的问题绝大部分是民间纠纷，对此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建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以化解和处理的，也应当通过建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以化解和处理，因为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2]

其次，建构大调解机制，符合世界各国非诉讼解决方式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

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上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当今世界，随着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大量地应用，其功能和地位也日益提高，并已逐步被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了与民事诉讼机制相互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3]美国是ADR最积极的推动者，1998年国家颁布了ADR法案。英国新颁布的《民事诉讼规则》，无论在基本原则上，还是在具体制度上，都为ADR的发展扫平了道路。欧盟目前正在制定一部适用于欧盟各国的《纠纷解决法》，联合国也在起草倡导适用调解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文件。由此可见，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许多国家认同的较好方法之一，成为当今各国司法改革的一种趋势。[4]

二、人民调解委员会与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的关系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社会纠纷日益复杂，社会各方力量均应积极参与到纠纷化解工作中，形成大调解机制，其解纷机构为调处中心。

（一）两者的职能定位不同。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其主要职能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公德，对民间纠纷进行规劝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通过对民间纠纷的调解，实现人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约束，具有及时、经济、和睦关系的特点和优势，能有效地将民间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牙状态、解决在激化之前，从而与诉讼制度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构筑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因此说，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解决民间纠纷的具体办事机构。社会纠纷调解中心是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办组织协调，以司法为民为依托、有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合力解决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机制，是党委政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解决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有效抓手。其职能主要是协调有关部门，发挥合力优势，齐抓共管，走横向联合、优势互补之路，增强调解工作的实效。它具有主导性、多无性、联动性和广泛性等特点。因此调解中心是基层党委政府转变施政管理方式、依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

（二）两者的性质不同。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群众自治性质的调解组织，而调解中心则属于工作机制范畴。这是两者性质的根本区别。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而调解中心调解纠纷的范围，不仅仅限于民间纠纷，其调解性质既不限于严格意义上的人民调解，也不限于法定的行政调解，但不同于法院审判活动中的司法调解，而是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各种手段，各部门共同参与，协调处理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一种活动。其调解结果也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三）两者的组织形式不同。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设立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其人员的组成有明确的法定条件，并实行聘任制。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章。违背工作原则，违反工作纪律，其调解工作即视为无效。调解中心则是基层党委政府将人民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几个方面的工作职能合在一起，加强组织协调，合力开展矛盾纠纷调处疏导工作。其人员的组成主要是按职能不同，采取任命制。调解中心开展工作，无论在主体、层次和方式方法上，可以突破人民调解范围，其功效主要显示在克服调处重大、复杂疑难矛盾纠纷上力量不足、职能有限、工作范围狭窄的缺陷，采用多管齐下，合力化解矛盾纠纷，达到确保一方平安的目的。

（四）两者互依互存，有利于构建大调解格局。我市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于2004年相继建立。成立以来，面临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矛盾纠纷呈现的多样性、广泛性、复杂性、突发性等特点，在基层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利用职能优势，在防范和化解一些综合性的、重大疑难的矛盾纠纷中，发挥了许多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调处中心在化解重大疑难矛盾纠纷中的职能优势和独特作用，已被实践所证明，也并非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能替代。调处中心所形成的工作机制，对构建“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对实现调解渠道多样化、调解主体多层次等方面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其合理性和必要性都无庸置疑。村、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调处中心作为调处民间纠纷的实体性组织，只要置身于“大调解”格局内，融入“大调解”工作机制中，互依互存，协调配合，在工作上不错位，就绝对不会发生什么矛盾。

三、大调解机制运行缺陷与完善

尽管大调解机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长足的发展，也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该机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我国现行人民调解制度，缺乏从保护公民利益的视角来研究的理论成果。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焦点都放在平息矛盾、预防犯罪、教育群众，很少在保护公民权益方面提出系统理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利益的多元化，各种矛盾纠纷复杂。如果要彻底地解决这些矛盾，我们就必须切实维护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人民调解程序性保障的缺失和重建。工作程序是人们从客观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带有规律性而又普遍适用的工作步骤。只有坚持人民调解的工作程序，才能保证调解工作质量。人民调解历来是强调其灵活性，缺乏程序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没有对人民调解的工作程序做出明确规定。随着最高院的司法解释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合同性质，人民调解制度的程序更加规范。结合《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人民调解工作应坚持以下工作程序：

（1）受理纠纷。受理纠纷是调解纠纷的第一步，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纠纷当事人找到调解委员会请求调解纠纷，即当事人主动申请调解。二是调解委员发现纠纷后，及时主动调解。受理纠纷后，如发现纠纷的性质或严重程度已超出调解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应动员纠纷当事人去人民法院或有关部门解决，也可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2）调查纠纷情况。受理纠纷后，要深入现场向当事人、知情人和周围的群众、当事人所在单位进行调查，掌握纠纷情况、弄清纠纷性质。只有通过认真调查，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才能顺利的调解纠纷，千万不能“和稀泥”。

（3）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工作。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是人民调解工作中的重要步骤，调解方式要推陈出新，光靠思想觉悟不行。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为准则，对当事人阐明法律处理的结果会怎样，使得当事人在知晓“利害得失”的情况下，愿意接受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才依据社会公德，绝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要善于利用氛围效应，把握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当事人纠纷心理的发展变化，不是在封闭的条件下进行的，总是在与周围的人进行交往中，通过心理互动，使原有的纠纷心里发生变化。[5]因此，调解中，可结合当地风俗习惯，邀请周围群众代表，当事人单位的领导和亲戚朋友参与调解。

（4）促成当事人和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如果当事人能互谅互让，调解人员应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如果达不成一致意见，调解人员应该提出合情、合理、合法的建议性解决方案，使他们经过协商，在新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5）做好回访工作，敦促有关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做好回访工作，及时了解调解协议的执行情况。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应先进行劝解；拒不履行的，告知另一方当事人通过法院诉讼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护人民调解严肃性。

（6）对调解和好的民间纠纷进行统计并存档保管。通过统计和存档保管工作，可以及时分析和发现一定时期当地民间纠纷发生的规律，并预测未来的走向；可以总结调解工作的经验教训，调解方法推陈出新。

第三、人民调解员素质偏低。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和调解员统称为人民调解员。《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四条规定：“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可以当选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该条例没有对人民调解员的文化程度提出要求。《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担任人民调解员的条件是：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乡镇、街道人员调解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序。”该规定只是对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要求具备高中以上学历。面对目前日益复杂、新颖的民间纠纷，如果人民调解员没有一定的文化素质，没有一定的政策、法律知识，难免会“和稀泥”。就算纠纷当时解决了，也难免日后复发。另外我国人民调解员年龄普通偏大，如何吸引年轻人加入调解员行列，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为此，提高人民调解员的综合素质，是一个紧迫的系统工程。

第四、调解资金严重短缺，是制约人民调解发展的瓶颈。《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均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调解人员的工作经费和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解决。司法行政机关通过争取同级人民政府的支持，解决人民调解的指导和表彰经费。实际上，这种规定在还比较落后的农村形同虚设，有些乡镇政府财政困难，根本没有钱来支持人民调解工作，更不要指望下面的村委会来落实人民调解的工作经费和补贴了。笔者认为，在社会转型时期，要确保人民调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大调解工作经费应该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

四、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的效力衔接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书没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此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对于社会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同时也不利于树立人民调解的威信，这样大量的标的小、社会影响不大的民间纠纷将会涌到法院去解决，势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诉累。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调解制度的规定，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为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法律强制效力，我们设想，把人民调解协议书与法院调解书衔接起来，即人民法院可以应当事人的申请，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人民调解协议书的内容制作调解书，该调解书即具有法律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可以以此申请强制执行。实行这种衔接制度，不仅具有现实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

仲裁制度为我们进行调解衔接提供了参考蓝本。《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2000年）》第48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委员会之外通过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可以凭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和他们的和解协议，请求仲裁委员会指定一名独任仲裁员，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仲裁裁决书。新仲裁规则的规定可有效保证和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在我们设想的调解衔接制度中，人民调解委会员主持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可视为此处的“和解协议”，法院可参照该条仲裁规定，作出法院调解书。

从法理上讲，法院调解是民事诉讼活动的一部分。进行民事诉讼活动必须存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而一个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产生前提是一个“诉”的提起。因此，要想使人民调解进入到法院调解，首先必须构造一个“诉”。诉的要素有三个，即当事人、诉讼标的、诉的理由。人民调解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具备了诉的三个要素：（1）诉的当事人分为一方与被诉一方。提出申请的一方可视为方，被申请方则为被方，双方都申请时可视为诉与反诉的合并；（2）诉讼标的，该诉为确认之诉，确认的客体为当事人之间具有人民调解协议书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3）诉的理由，即诉的依据，此外是人民调解协议书。诉的提起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当事人提出；二是向法院提出。根据前面所述，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具备了诉提起的两个要件。至此，一个完整的“诉”形成了。

具备了“诉”的要素与提起要件后，还需要有人民法院的受理，才能产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人民法院受理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的申请，可依据民事诉讼的主管与管辖的一般原则。在主管方面，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受理的民间纠纷基本上都属民事诉讼的适用范围。在管辖方面，级别上一律应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地域上应由人民调解委员会或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注释：

[1]汤维建著：《论解决民事纠纷的系统工程》，发表于《法律与社会》2004年夏季号，第98页。

[2]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2004年2月24日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3]范愉著：《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研究—兼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载法大民商法律网。

[4]司法部长张福森2002年9月27日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讲话范文第4篇

[关键词]群体性纠纷；科学发展；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机制

[作者简介]陈群，澳门科技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盐城师范学院经济法政学院讲师，江苏盐城224000

[中图分类号]B0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2―0061―04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正如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所言：“当代中国正经历着空前广泛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各类群体性纠纷就是在这种体制转型、利益冲突、观念碰撞的大背景下产生并积聚起来的，且数量较大。譬如2009、2010年两年间，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法院受理的1193件劳动争议案件中，群体性劳动争议纠纷就达727件，占全部案件的61%。群体性纠纷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群体性纠纷与一般的个体性纠纷相较，产生的负面效应往往较大，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定，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在尽可能地预防、减少群体性纠纷的同时，根据其特点建立并完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及时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对于保持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的顺利推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科学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视角，探讨分析群体性纠纷的解决机制，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科学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解读

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不断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培植物质基础、增强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制度保障，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笔者认为，这是现阶段我们构建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纲领和指针，即要科学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

在新时期，我国的社会矛盾主要体现为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不是阶级矛盾，更不是敌我之间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为何在当前凸显，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趋向完善的关键阶段，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正在重新整合，必然会产生新的分歧，导致新的矛盾。这些分歧与矛盾一旦累积到一定的广度与宽度，便会产生群体性纠纷。换言之，群体性纠纷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对抗和激化的特殊表现形态，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而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

可见，如何科学有效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便成为妥善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关键。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尝试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解决。

第一，科学发展是硬道理，我们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科学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同志指出：“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因此，我们要努力学会在发展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其实，当前产生的很多群体性纠纷都是发展不够、发展不好、发展不科学带来的。因此，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注重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发展的目的、依靠力量、成果分配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全方位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为基础化解社会矛盾；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通过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

第二，采用多种方式方法，系统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首先，我们要坚持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法院等司法机关要不偏不倚地依法对人民内部矛盾作出裁判，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各项合法权益。其次，畅通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和诉求表达机制，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最后，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各地党和政府要完善诸如工作责任机制、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矛盾调处合力机制等人民内部矛盾系统解决机制。

第三，加强制度建设，从根本上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这里强调的是要建立健全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利益有关的各项制度。笔者认为，这是科学处理目前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性工作和关键环节。我们要通过加强各项基本制度与规则的建设，尤其是加强收入分配制度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起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从源头上抑制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

二、现有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目前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内容比较丰富，甚至有些复杂。正由于这种看似丰富，实则散乱的现状，导致其并不能有效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总体来看，各地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包括：

（一）地方党委和政府不应成为纠纷的主要处理者

群体性纠纷事件发生后，地方党委和政府往往第一时间介入，成为纠纷处理的主体。这显然与现代政府的职能分工不相符合，党委和政府并非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专门机构，充其量是纠纷的辅助处理者，群体性纠纷的具体解决应依照国家现行法律规定与法律程序进行。

（二）缺乏多元化的群体性纠纷系统解决机制

表现为：第一，群体性纠纷的法律救济途径不健全。群体性纠纷中的当事人较少通过向法院的方式解决纠纷，而往往愿意通过上访等方式诉诸党政、人大等法院以外的权力机构。第二，法院对于受理的群体性突发纠纷，由于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影响大等原因，难以作出快速有效的裁决。第三，缺乏多形态的有效运转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诉讼外解决方式的加强是世界各国解决民事纠纷的有效路径，诉讼外解决方式具有效率高、执行快的优势。而我国目前的人民调解组织、社区调解机构、仲裁委员会、工会等基本各自为阵，缺乏配合，没有形成多元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三）群体性纠纷的防控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群体性纠纷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形态，具有一定的防控性，即可以进行纠纷发生前的预防和控制。从某种程度上说，纠纷的防控比纠纷的解决还要重要，因为防控工作到位了，可以避免群体性纠纷的产生。目前，某些地方党政部门过多地强调群体性纠纷的解决和事件的平息，而对纠纷防控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群体性纠纷的防控机制与解决机制之间衔接不畅。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群体性纠纷的有效解决。

三、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

如前所述，群体性纠纷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体现，因此，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必须遵循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解决路径，方能取得实效。

（一）科学发展理念对群体性纠纷解决提出的新要求

科学发展理念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本质要求，其对群体性纠纷的解决也具有指导和决定意义。笔者认为，群体性纠纷的有效解决必须坚持下列要求：

第一，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为主导目标。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社会和谐是解决群体性纠纷的最终目标。一方面，公平正义原则应作为群体性纠纷解决中的基本原则，只有做到了公平正义，群众的不满情绪才会消解，社会不稳定因素才会减少。另一方面，社会和谐是群体性纠纷解决追求的主要目标，纠纷的解决必须以实现社会的最终和谐为归宿，不能以牺牲和谐为代价盲目地解决纠纷。

第二，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基本价值取向。纠纷的解决离不开规范。我国现阶段所发生的群体性纠纷的当事人在寻求纠纷解决时往往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主张自己的权益。因此，我们在解决群体性纠纷时，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

（二）中国特色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总体设计

在科学发展理念对群体性纠纷解决提出的新要求的指引下，以胡总书记“七一”讲话中强调的“稳定与和谐”为追求目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设计新时期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

第一，改变政府在群体性纠纷解决中的主导性地位，完善政府解决群体性纠纷的法定制度。近年来的各地实践表明，地方政府如果直接过多介入群体性纠纷，对群体性纠纷的解决不仅不利，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因此，地方政府有必要改变大包大揽的作风，尽量避开群体性纠纷的矛头指向，改变自身在群体性纠纷解决中的主导地位。具体方式为：改变过去的政治行政性解决方式，完善以行政职能部门为主体解决群体性纠纷的制度，如改变“政治行政性”解决方式，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限制行政裁决的广泛适用，加强行政调解等等。

第二，尝试多元化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系统构建。多元化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应是我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创新的关键所在。所谓多元化，是指构建多层面、多途径立体交互的纠纷解决方式，强调的是纠纷解决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即要赋予纠纷的当事人多种选择途径，以有效、顺利地解决纠纷。

一是建立以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为中心的行政处理和权利救济机制。如前文，我们要加强政府内部有关职能部门行政复议等制度的建设，使其有助于真正地化解群体性纠纷。

二是确立法院在群体性纠纷解决中的中心地位和终极权威。司法最终解决是现代法治社会处理社会矛盾与纠纷的基本原则。群体性纠纷也不例外，要赋予法院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的权力，使其善于调解，敢于裁决。这里需要注意协调好法院裁决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关系，既要保持法院的权威，也要保证其他裁决方式的执行力，实现各纠纷化解方式的协调一致。

三是完善群体性纠纷的诉讼制度，如健全代表人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和群体性行政诉讼制度。

四是创新群体性纠纷的社会调处解决方式。我们可以鼓励大量采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灵活利用人民调解制度，鼓励仲裁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如工会、行业协会等，参与群体性纠纷的调处。

第三，构建有效的群体性纠纷预防、控制和信息反馈机制。

一是完善信息分析、纠纷预警机制。各地政府要建立情报信息网络，增强信息分析的深度和广度，加强对社会中已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的分析。完善纠纷预警机制，及时消除诱发群体性纠纷的各种因素。

二是应对群体性纠纷要注意工作方法和策略，慎用或不用强制措施，将社会伤害降到最低，要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加强法制宣传和说服教育，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避免矛盾激化，促使纠纷得以有效解决。

三是建立群体性纠纷处理后的信息跟踪反馈机制。一方面，要求群体性纠纷解决主体在对群体性纠纷作出处理后，对当事人的情绪状况、处理结果的执行等作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发现当事人对处理结果不服，要及时予以引导，对于还有其他法律救济手段的，应使其继续运用法律手段以理性平和的方式解决；对于没有其他法律救济手段的，应当进行劝导，使其不致出现过激行为。另一方面，群体性纠纷解决主体对影响重大的群体性纠纷在解决后还要追踪其社会反应，为今后制定解决纠纷的行政和司法政策提供参考，保证群体性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

四、结语

群体性纠纷的起因比较复杂，既可能源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源于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冲突，但不管何种缘由，在我国现阶段它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国现存的以地方党政为主导的“政治行政性”解决方式，显然不能满足科学发展的新要求。

在解决群体性纠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摒弃传统的主要依靠政府解决群体性纠纷的思路，建立起公平正义理念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据此，我们必须对现存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予以积极的改造，一方面弱化政府在群体性纠纷解决中的主导性地位，将地方政府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方式逐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另一方面提升人民调解等社会多元化调处解决方式在群体性纠纷解决中的地位，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做到大部分群体性纠纷化解在基层。另外，需要明确的是在解决群体性纠纷中必须确立法院的中心地位和终极权威，完善群体性纠纷的司法解决方式，提升司法权威与司法能力。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讲话范文第5篇

为了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促进民商事仲裁制度在我市的进一步落实,切实加强全市法院与秦皇岛仲裁机构的工作衔接与配合,积极推动我市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不断完善,6月25日,市中院与秦皇岛仲裁委联合召开了法院审判与仲裁工作联席会议。秦皇岛仲裁委主任杨玉忠、市中院院长闫五一出席会议并讲话。秦皇岛仲裁委组成人员,全市两级法院主管立案、执行工作的副院长,市中院相关审判庭庭长参加了会议。

杨玉忠主任指出,为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迫切需要,秦皇岛仲裁委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下于2009年3月26日成立,标志着民商事仲裁机制在我市正式确立。仲裁委成立一年多来,就人员机构、制度建设、宣传推介等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我市仲裁工作起步晚等客观原因,致使民商事仲裁的民众认知度不高,仲裁机构人才匮乏,受案数不多。面对这些困难和问题,亟切需要仲裁机构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工作联系、协调与配合,以取得全市法院在人力资源、分流案件、法律业务及工作衔接等方面的大力支持。他希望仲裁机构与人民法院建立畅顺、紧密的工作联络机制,不受时间、人员限制,不定期召开工作联席会议,一道研究解决问题,促进共同提高,携手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努力为我市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力量。

闫五一院长强调,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有完善的法律规范和保障,其中包括建立起一套公正、及时、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民商事仲裁制度就是一种重要方式。民商事仲裁制度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规律性,如一裁终局、受案不受地域和级别限制、仲裁委组成人员的社会关系资源丰富、仲裁兼职、仲裁员可选择等,均是其他矛盾纠纷解决方式所不可比拟的。在当前社会矛盾凸现期,中央倡导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的形势下,高度重视和大力促进仲裁工作,不仅能够分流部分民商事案件,有利于缓解法院工作压力,有利于审判人员腾出更多的精力倾注审判质量的提升,从源头上预防涉诉;而且更加有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是司法便民、利民的根本体现。

闫院长对全市两级法院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积极倡导和努力落实仲裁制度。要始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筑完备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目标一致性上,认识和看待法院和仲裁机构之间的关系,克服两家是竞争对手、法院受案越多越好、诉讼费收入越多越是成绩等狭隘、片面的思想观念,积极宣传、倡导、贯彻仲裁制度,为仲裁制度的广泛实行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二是改进作风,发挥职能,认真做好民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工作。人民法院与仲裁机构的关系,实质就是司法对仲裁的依法支持和监督的关系。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充分发挥司法审查的职能作用,依法支持和监督仲裁活动,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仲裁的司法审查要做好三个方面工作:第一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审查与确认;第二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包括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和申请不予执行。第三仲裁案件的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对民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既是监督,也是服务。所有一切工作,合法性审查是基础。在此基础上,要从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快速便捷解决纠纷,有利于促进仲裁制度的完善和提高,有利于改进人民法院的工作作风,完善有关制度,把相关工作落实到实处。三是增进理解,加强沟通,努力实现审判工作与仲裁工作的紧密衔接。法院与仲裁机构任务目标的一致性、制度设计的关联性,决定了两者之间应该构筑起一种密切衔接、相互配合、有效协同的工作联络机制。因此,两家应建立日常联络沟通制度、业务研讨交流制度、重大疑难案件会商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全市两级法院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把民商事仲裁司法审查及相关工作机制建设作为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有力抓手,认真部署、精心谋划、全力推进,重点要强化仲裁法律业务的培训,确定相对固定的仲裁审判合议庭,并将上述工作列入绩效考核的内容,以此促进各项工作措施的落实。

联席会议就审判与仲裁业务工作的衔接、配合问题进行了共同研究,并达成一致。会议商定全市法院与秦皇岛仲裁委建立日常联络、业务研讨、重大案件会商、联席会议四项工作制度,积极构筑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良性互动机制。市中院立案庭、昌黎县法院还在会议上作了表态发言。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讲话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时期；社会矛盾；解决途径；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218-02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新时期。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内部矛盾也呈现上升趋势，有的矛盾甚至比较突出比较尖锐。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以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社会矛盾，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全局性课题和战略性工作。我们要从根本利益一致的角度来认识这些矛盾，积极探求解决社会矛盾有效的途径和方法，从源头上去根治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问题。

一、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发展，在经济突飞猛进发展的背后，社会矛盾发生也呈上升趋势，并且呈现新的特点。不仅增多，而且纠纷与冲突的范围扩大，带有多元性特点。社会矛盾表现形式五花八门，纷繁复杂，矛盾覆盖领域广泛，涉及人数众多。其中突出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利益矛盾突出

据统计，当前由利益矛盾引起的社会矛盾已占到社会矛盾纠纷总数的70%～80%，成为中国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果处理不当，就有激化的可能。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尽管现今中国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还有不相适应的方面。社会结构调整滞后经济建设；投资与消费、内需与外需比例失衡；农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滞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局面尚未改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以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同时，受市场作用的驱使，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得利益冲突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再次，目前中国的社会阶层构成中，人们已经分别被纳入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失衡和潜在的利益冲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安定。

（二）突发性增加

新时期，在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下，频繁发生，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也是一种极端表现。例如拖欠农民工工资、征地拆迁安置、下岗失业、土地承包、购房压力、城市管理等问题引发的，这些涉及到相当一部分人利益的存在着这样特点：数量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面广；参与事件的主体成分越来越多元化；行为方式日趋于激烈；组织化倾向提高，目的明确，行动统一。

（三）矛盾对抗性增强，处理难度加大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但是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内部经济差距急剧扩大，主观的矛盾主体产生强烈的心理失衡，当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处理时，容易使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的方向转化。当前出现的对抗性矛盾，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缺乏政策引导。也有相当一部分对抗性事件，往往是一些人的过激行为或违法行为，主要表现在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他们的不合法方式交织在一起，经济利益的诉求和维护民利的要求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诉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暴利行为出现。此外，还有极个别的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这些都增加了处理问题的难度。

（四）干群关系紧张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是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者，而且担负着动员、组织和领导人们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承认，近些年来干群关系受到了较大的损害。某些掌权者、权钱交易、知法犯法，更有极少数干部贪污受贿、营私舞弊、腐化堕落，直接侵害群众利益；还有的干部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以及人治观念等比较严重。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社会政治稳定。

应该说，新时期的社会矛盾虽然表现复杂多样，但发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转轨带来的经济环境、思想文化及社会心理的变化和冲突；二是市场机制不成熟，法制不完善；三是多元化利益冲突因制度未有效确立而产生的混乱和无序；四是基层组织应对矛盾化解的经验和能力不足。

二、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的途径

“一切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的任务在于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它和解决它。”解决新时期社会矛盾，主要从制度方面入手，建立健全预防和处理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其中，建立利益诉求机制，畅通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是重中之重。同时，大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化解新时期的社会矛盾，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和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也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一）切实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表现，是人作为需求主体对需求对象的直接依赖关系，以及人对物及其衍生物的直接依赖关系。社会关系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

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必须把人民利益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各项决策符合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

归根结底，解决人民的利益问题，还是要落实到利益诉求机制的确立。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应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安排保障人民不同利益的有序和有效表达，使相关利益主体广泛、平等地参与政府决策。

（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稳定民心

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社会安定的“稳定器”、经济运行的“减震器”和实现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它的作用之大不言而喻。建立健全资金来源多样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迫在眉睫。要以公平、公正的原则建立和完善社会基本保障机制，同时要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缩小贫富差距，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推进扶贫开发，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健全残疾人服务体系，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他们的基本权益，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三）坚持走群众路线，化解基层矛盾

要认真研究和把握新期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深入做好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要针对矛盾的具体实际，把群众工作做细、做实、做深，充分发挥司法、部门、基层党组织以及群众团体、人民调节等各种组织的积极作用，同时政府要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增强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记富一地百姓、保一方平安的基本政治责任，搞好社会管理创新，建立完善的建立矛盾纠纷管理机制、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和矛盾纠纷办理机制。

大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绝大部分社会矛盾特别是都是由基层矛盾演变、激化而成的。因此，成功化解社会矛盾，基层组织是关键。为此，基层组织要提高思想认识，强化领导责任。健全组织体系，巩固组织基础。建立长效机制，善于引导人民群众以合理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对重大矛盾隐患要尽可能地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中，力求避免伤害社会公众和破坏社会秩序事件的发生。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四）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保证。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能解决好，是最能直接考验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方法。但是当前社会上、钱权交易、买官卖官等行为屡屡出现在党内干部身上，人民群众对党一贯进行的廉政建设的效果不得不产生质疑。因此，必须加大严惩腐败的力度，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产生。加强廉政法制建设，切实建立以制度规范行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确保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增强党性修养。从根本上改变一些丑陋行为，改进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始终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为群众排忧解难，多办实事，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戴。

参考文献：

[1] 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765-758.

[2] 建国以来文稿：第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327.

[3] 孙关宏.关于化解社会矛盾与实现社会和谐的思考[J].探索，2009，（6）：60-63.

[4] 刘中起.快速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矛盾化解新机制探索[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8-36.

[5] 张云飞.社会建设必须有效化解社会矛盾[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6）：23-24.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讲话范文第7篇

[关 键 词]：调解，大调解机制，ADR，对接，完善

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已经被实践了数千年，它作为中国社会调整的一种基本标志，也在反复地被人们所解读。[1]所谓调解是指在中立第三方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依法自愿达成协议。现阶段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指除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之外，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民事纠纷协商处理的一种机制，是人民调解的扩大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一、建构大调解机制的现实背景

调解是天然的社会救济方法和机制，也是社会救济的主要形式，它广泛的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2]调解在中国绝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技术或方式，而是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性或体制性存在，因此，研究调解决不能仅仅着眼于程序的层面，而必须将其视为社会治理机制中的一环，结合社会转型的背景展开。

（一）中国近年来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所遗留和产生的一些问题，急需建构大调解机制加以解决。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高速发展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各种矛盾突出、多发、复杂，而法律规则及程序处于高度不确定或不健全的状态，因此纠纷解决机制必须有所创新。2002年4月，同志强调指出：“要建立健全对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制度化的调处机制，及时处理纠纷，尽可能把各种矛盾和隐患化解在基层。认真处理各种民间纠纷，做好各类调解工作。”而且目前，汹涌澎湃的上访潮与人民调解工作作用发挥不够也不无关系，据人民日报报道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局共收到上访信件57206封，接待来访19662人次，比去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据了解，其他部门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分析，群众上访案件80%以上来自基层，80%以上有道理，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 [3]群众上访和的问题绝大部分是民间纠纷，对此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通过建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以化解和处理的，也应当通过建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加以化解和处理，因为及时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4]

（二）建构大调解机制，合乎国情，顺应民心。

调解一直是我国的优良历史传统，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长河中，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已经被实践了数千年。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息讼”、“和为贵”、“讼则凶”等观念，至今在人民群众中仍深入人心，通过调解方式解决一般民间纠纷，更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在继承和发扬我国民间调解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在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群众自冶、加强社会民主法制建设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在国际上享有“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的美誉。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调解工作虽然一度有所弱化，但依然为解决大量新出现的各种民事纠纷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研究和实践，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人民调解工作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符合当前多元化、多途径解决民事纠纷的世界潮流，符合先进的诉讼理念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调解工作符合中国国情，应当继续加强。[5]

（三）建构大调解机制，符合世界各国非诉讼解决方式蓬勃发展的时代潮流。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上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当今世界，随着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在现代社会中被广泛大量地应用，其功能和地位也日益提高，并已逐步被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了与民事诉讼机制相互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6]美国是ADR最积极的推动者，1998年国家颁布了ADR法案，同时许多州都已分别制定了相当系统的ADR法。英国新颁布的《民事诉讼规则》，无论在基本原则上，还是在具体制度上，都为ADR的发展扫平了道路。日本多元化的非诉讼解决方式日臻完善，现在以民事调停和家事调停解决的民事案件一年有30万件左右，大约与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民事案件数量相等。德国的民间调解等非诉讼机构遍布城乡和各行各业。欧盟目前正在制定一部适用于欧盟各国的《纠纷解决法》，联合国也正在起草倡导适用调解手段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法律文件。由此可见，用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已成为许多国家认同的较好方法之一，成为当今各国司法改革的一种趋势。 [7]

二、大调解与诉讼调解的关系

（一）二者作为调解的共性

1、非对抗性和平协商，有利于减少当事人的对抗，和平解决纠纷。

2、程序简便快速，减少解决纠纷的时间和成本。

3、可以适当参考援引地方习惯、道德、人情等社会规范，缓和法律与本土实际情况的矛盾，做到合情、合理。

4、在法律法规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合理快捷解决纠纷。

5、维护社会稳定，培养公众诚信的道德观，增加社会凝聚力，缓和社会转型过程的矛盾和冲突。

6、调解的非对抗性和数额上的让步有利于义务人自觉履行义务，高效、彻底的解决纠纷。

（二）大调解的优势（相对于诉讼调解而言）

1、大调解的程序更为简便、快速且不收费，可就地就近解决纠纷，大大减少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2、大调解形式多样，方式灵活，更易促成双方当事人的和解。

3、参与大调解主体的广泛性，可利用的促成和解的资源的多样性，如亲情、乡情、人情等，均可促成和解的达成。

（三）大调解的缺陷（相对于诉讼调解而言）

1、多数调解人员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政策和业务水平欠缺，面对 新颖、复杂纠纷时，有“和稀泥”的现象，不能适应当前调解工作的需要。

2、调解有时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不能做到依法调解，难以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

3、由于调解协议的效力待定，使得纠纷解决有时不具有彻底性。

4、缺乏一整套规范约束调解运行的机制，无法对调解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督。

三、大调解机制的完善

针对目前大调解机制运行的现状，本着发挥其优势，弥补其缺陷的角度出发，有必要采取相应措施逐步完善大调解机制，使得大调解逐步走上规范化、专业化、法治化的道路。

（一） 规范、重建大调解的工作程序。

工作程序是人们从客观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带有规律性而又普遍适用的工作步骤。只有规范、完备的调解工作程序，才能保证调解工作的质量，才能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的人民调解历来是灵活性有余，而程序性不足。《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没有对人民调解工作程序作出明确规定，因此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程序的立法建设，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人民调解委中会组织条例》，制定和完善相关的调解程序，重点加强对当事人平等权和自的保障，真正使大调解工作纳入法治轨道。

（二）采取措施促进人民调解员业务素质的提高，并加强其后续力量的发展。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四条规定：“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并有一定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的成年公民，可以当选为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担任人民 调解员的条件是：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一定法律、政策水平和文化水平。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应当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上述条例、规定就人民调解员的资格准入规定得比较笼统、抽象，且没有对人民调解员的文化程度、专业学历提出明确要求，仅仅要求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现阶段，我国人民调解员整体素质偏低、知识老化、年龄偏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面对目前日益新颖、复杂、多变的民间纠纷，如果人民调解员没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法律素养，在调解时就会无所适从，难免会有“和稀泥”的现象。这样纠纷解决不了，还会对人民调解的社会公信力产生一定的副作用。因此要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法规的培训，提高现有的人民调解员的文化素质和法律素养。同时应当设立类似于司法考试的资格准入制度，设定统一的标准，当然难度、广度、深度应有所降低，从根本上保证人民调解员的素质。另外我国的人民调解员年龄普遍偏大，且整体素质偏低，如何吸引年轻的优秀的法律人才加入到大调解工作，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现阶段，应明确调解人员的职级、待遇，给其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应有的尊荣，使其能安心工作，这也是国家重视大调解工作的应有之义。

（三）在外部条件方面保障人民调解制度的正常运转，财政应拨出专项资金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正常开展。

调解资金严重短缺，是制约人民调解发展的瓶颈。《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均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不收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委员的补贴经费，由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会、企业事业单位解决。司法行政机关积极争取同级人民政府的支持，保障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表彰经费；协调和督促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业事业单位，落实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事实上，这种规定在实际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大打折扣。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有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根本没有钱来支持人民调解工作，更不要指望下面的村委会来落实人民调解的工作经费和补贴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承担着解决、过滤大量民间纠纷的繁重任务，是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由于经费不到位，已经影响制约了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如不采取一定措施，可能会导致这一工作的萎缩。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要确保人民调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调解经费应该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政府应拨出专项资金保证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进一步加强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制度建设。

要建立完善的考核、评比制度，开展规范化、标准化调委会创建活动。加强人民调解组织规范化、标准化、网络化建设。在稳定、完善现有的人民调解网络的基础上，抓好基层基础的规范、标准、规章制度的建设。要建立健全人民调解委员会学习、例会、排查、重大纠纷讨论、回访等各项工作制度，保障人民调解工作顺利开展。要进一步落实对调解人员、调解范围和原则、调解工作程序、工作纪律以及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等事项的公开明示制度，接受当事人和社会监督。[8]只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约束、监督机制，才能保证调解的公平、公正、公开。

四、大调解与法院工作的对接

（一）树立正确的调解观念，提高参与大调解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干警认真学习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会议精神，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及实施意见，澄清模糊思想观念，进一步提高对人民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持从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出发，积极推动多种矛盾纠纷解决方式有效衔接、多种资源充分整合、相互支持的工作机制的形成，将法律的正确适用与化解矛盾、促进社会稳定结合起来，进一步强化法院的纠纷解决功能。从坚持司法为民宗旨、落实公正与效率主题的高度，进一步消除影响诉讼调解、人民调解指导工作的主客观制约因素，重视发挥调解程序简约、成本较低、便于执行的优势和人民调解信息灵、反应快、情况明的优势，力求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推动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有效衔接，完善参与大调解工作机制。

成立依托法庭指导组织机构的人民调解工作指导委员会，将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纳入全年目标管理考核责任制，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和计划，定期就大调解工作进行业务研讨和培训，以人民法庭为依托，促进诉讼调解与大调解机制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同时完善制度，形成规范、系统、经常的指导人民调解工作机制。

1、实行人民调解指导员 制度。指定基层法院相关业务庭及人民法庭审判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担任各乡镇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指导员，实行定人、定岗、定点。人民调解指导员与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正常的工作联系，以增长法律知识、强化调解技巧、提升调解艺术为主要内容对人民调解员进行业务培训，就人民调解工作具有指导性作用的案件，不定期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案件审理，同时聘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人民调解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审理简易案件，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技能。

2、建立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定期、不定期召开与司法行政机关、调处中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席会议，基层人民调解员座谈会等形式，通报一个地区或阶段大调解工作的开展情况和较为突出的矛盾纠纷，共同分析探讨，总结经验教训，研究方案对策，超前制定调解措施和工作方案，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及时了解基层调解工作开展情况和典型案例，提出指导意见，提高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建立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和预警机制。通过院庭长走访基层联系点，人民调解指导员会同人民调解员、司法助理员定期到各乡镇、村组排查社会矛盾纠纷，研究民间矛盾纠纷产生的规律和特点，做到早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对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要及时排查原因，分析对策，制定预警和防控方案，充分发挥大调解机制的防控功能。

（三）对当事人就人民调解协议纠纷提起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要优先、及时予以处理，在诉讼过程中，仍应做好调解工作。

1、对此类纠纷，人民法院要积极受理，及时进行审查，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借口不予受理或拖延立案，应设立大调解纠纷立案绿色通道，以保证此类纠纷进入诉讼程序的畅通。同时积极探索实践立案先行调解制度，在此类纠纷立案时，召集当事人及原人民调解员到场，根据自愿原则，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与人民调解员相互配合，共同做好调解工作，最大限度的减少当事人的讼累，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2、在审理过程中，认真贯彻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对于人民调解协议内容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众利益，不存在重大调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况的，依法确认和支持调解协议的效力。同时就反悔调解协议的一方，课以其相应的举证责任，以维护大调解的权威。

3、对于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明确的调解协议，因其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确定，可参照类似于支付令性质的督促程序，对符合支付令受理条件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及时、积极受理，并及时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如债务人未提出实质异议，即可进入执行程序，否则则进入诉讼程序。这样，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和威信将大大增强，有利于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在大调解过程中，当事人就纠纷事实的承认，在进入诉讼程序后，其证据效力如何？

对此问题，应客观的区别对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7条的规定，在诉讼中，当事人为达成调解协议或者和解的目的作出妥协所涉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可，不得在其后的诉讼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此条的主旨即为调解或和解中的让步不构成自认。由于大调解与诉讼调解作为调解的共性，此条应在大调解中类推适用，因为在调解或和解中，仅仅为求得平息争端、达成协议为目的而作出的让步，不足以构成自认。[9]而且如果赋予调解或和解中的自认以证据的效力，有违诚信原则，也会破坏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从根本上不利于达成调解或和解协议。[10]但此条适用的要件应从严掌握，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对除此以外的当事人在大调解过程中，对纠纷事实的承认，诉讼至法院后，应确认其效力，否则大调解形同虚设，毫无公信力可言，不利于纠纷的及时、尽快解决。

（二）涉及调解协议纠纷的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员作为证人就相关事实作证，其申请应否准许以及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然而鉴于人民调解员身份的特殊性，就此问题，笔者认为应明确规定对一方当事人的此种申请，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人民调解员作为调处纠纷的中立第三方，公平、公正的处理纠纷，不应作为任何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否则会极大影响大调解的公正性和公平性，不利于大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在审理过程中，就案件事实确需人民调解员作出澄清说明的，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向人民调解员调查取证，人民调解员的证言效力一般高于其他证人的效力，因其本质上是中立的第三方，与当事人均无利害关系，且法律素养比较高，更能忠于事实，忠于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

注释：

[1]范愉，《调解的重构（一）》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2]汤维建，《论解决民事纠纷的系统工程》，发表于《法律与社会》2004年夏季号，第98页。

[3]傅旭，《2003年群众上访增幅教大 各级人大探索解决办法》载中国新闻网。

[4][5]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2004年2月24日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6]范愉，《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研究—兼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1]》载法大民商法律网。

[7]司法部部长张福森2002年9月27日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8]司法部副部长胡泽君2004年2月24日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9]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2月，第440页。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讲话范文第8篇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关于营商环境建设重要论述和视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全省营商环境建设大会精神，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整合各类法律服务资源，着力为打造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和优质法律服务，全力打造司法行政服务营商环境建设新品牌，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作出司法行政积极贡献。

二、工作任务

(一)开展“法治建设提档行动”，为营商环境建设筑牢“防护网”

1.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深入学习贯彻落实法治思想，贯彻落实《省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制度》《省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把民法典纳入领导干部学法必修课，推进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工作深入开展，不断增强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的能力水平。(责任部门：普法宣传）

(二)开展“行政执法提效行动”，为市场公平竞争当好“清道夫”。

2.推动落实“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认真落实“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等工作制度，实行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公证、法律援助等办事流程、申报材料、投诉电话0433--5939022、办理结果“四公开”，持续推进“减证便民”举措。(责任部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公证、法律援助）

（三）开展“司法保护提升行动”，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及时雨”。

3.完善和落实民营企业经营者社区矫正对象请假放宽措施。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经营者社区矫正对象请假审批程序，民营企业经营者社区矫正对象因生产经营需要，确需本人赴境内居住地以外签订重要合同、投资谈判、参加重要展会、催要业务款项、走访重点客户等而请假外出的，要按有关规定及时予以审批。(责任部门：局社区矫正负责人、各司法所）

4.健全民营企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优势，推动涉企纠纷专业化分类处理，不断提升涉企矛盾纠纷解决质效。设立涉民营企业矛盾纠纷服务窗口，及时受理民营企业矛盾纠纷；在较大的民营企业建立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室)，调解劳动争议等矛盾纠纷。(责任部门：专业人民调解中心、各司法所）

(四)开展“法律服务提质行动”，为服务营商环境建好“加油站”。

5.深化涉企公共法律服务。统筹推进法律维权主题法治宣讲、法治体检服务周等活动，实行“定期走访+预约上门”模式，将法律服务下沉到基层、下沉到企业。建立司法行政机关与工商联协调联动机制，拓展线上法律服务渠道，开展专项普法宣传，提高企业经营者法治意识。充分发挥调解便捷高效解决纠纷作用，以优质高效法律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责任部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普法宣传)

三、工作要求

开展“营商环境建设法治护航行动”，是今年全区司法行政机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相关科室、司法所要站在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认真抓好行动的开展。

（一）压紧压实责任。我局成立“营商环境建设法治护航行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办公室负责对行动进行调度、协调、指导、情况综合等日常工作。要以清单化、图表化、手册化、模板化、机制化“五化”工作法抓好任务落实。

（二）细化落实举措。要根据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加强调研和督导，细化工作内容，强化工作措施。同时，要处理好行动与其他工作的关系，统筹安排，搞好结合，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确保行动有效实施和其他各项工作整体推进。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讲话范文第9篇

【关键词】社会管理 创新 管理体制 工作方式

新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于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顺应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把发展经济作为工作重心，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有效转轨。我国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稳步发展。在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中，中国正逐渐摆脱落后的局面，以世界经济强国的新姿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新时期中国在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同时，也在不断探索社会经济平稳有效发展的新途径、新思路。当前我国的政治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经济发展保持平稳快速。在新阶段，除了一些长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不断面临着新挑战，因此，更需要党和政府探索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方法，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2011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要切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专门提出了关于“社会管理”的新章节并具体论述。在当前经济社会需要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央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并不能局限于纯粹的经济问题，解决社会问题更是当务之急。

当前社会管理领域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日渐显现，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依然存在差距，因此对于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的难度也逐渐加大；长期以来社会结构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们形成了多元性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等不断增强。这些都是当前社会管理所面临的挑战。我们要深刻认识到新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不断推动社会管理进程。

构建社会管理体系的关键是创新管理体制

构建新型社会管理体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系的关键。新时期加快构建新型的社会管理体系的主要任务要依次从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和应急处置三个方面来进行，建立相互支持相互联系的一整套规范体制和机制，这对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果断处置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①

从源头着手，加强源头治理。加强源头治理，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②；从社会管理本身讲，要着重构建源头治理体系，尽可能减少和避免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具体为：

第一，注重源头预防。新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系，首先要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评估，如对政策制定、项目审定等方面提前进行风险预估并积极应对。毫无疑问，这种评估必须在有效的领导体制及运行机制下展开，要坚持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组织实施、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综治维稳部门指导考核”的路线和方针下将各种利益相关方协调统一起来，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根本预防并有效减少社会矛盾。第二，注重源头化解。健全完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新时期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作为管理社会、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主力军，把责任细化，明确到各个部门中，做到各负其责。第三，注重源头排查。搭建并完善矛盾纠纷解决的信息网络，广阔覆盖信息收集、信息分析制度，以确保对各类社会纠纷能够及时得到处置；通过健全矛盾纠纷调查制度和责任划分制度，加强县、乡、村三级矛盾纠纷排查工作的力度，对于基层维护社会的稳定力量要高度重视。

从动态着手，加强协调机制建设。抓好源头治理虽然可以尽可能地减少社会问题，但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因此，为了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得到解决，必须构建动态调节和化解机制。

首先，建立一套完整的诉求表达机制。建立方式多样的诉求表达渠道，让群众能够通畅表达自己的问题和困难，是及时解决社会矛盾，不断提高社会动态平衡能力的重要条件。其次，建立系统的治安防控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有效运行的重要支撑。我们需要在各个方面加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做到不漏网、无死角。在防控主体上，公安机关需要发挥主要力量，同时也要重视志愿者和保安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在防控范围上，要建立覆盖全部街道，辖区，社区以及网络虚拟社会的防控安全体系；在防控对象上，要特别加强对重点场所，重点人群的管理与服务。最后，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的预警机制，这是有效预防社会问题的重要措施。各级政府要针对所在地区社会管理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常态化的分析、走访、排查，建立滚动模式下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

从体制着手，加强应急管理体制建设。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突发事件无法避免，比如突发群体性事情、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等，所以应急管理体制的构建也是当务之急。

第一，加强应急管理机制建设。要完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新闻信息的公开与共享机制、风险与事故的调查评估机制、社会参与动员机制、舆论引导机制以及国内外合作机制。第二，加强群众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平时就应当依法排查监控风险及突发事件发生的隐患，将排查监控的责任落实到相关责任人和单位。着力向全社会宣传教育应急知识和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将公共安全的相关内容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中。广泛利用大众传媒尤其是在老百姓中有一定公信力的新闻媒体进行应急知识的科普，全面提高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从而有效提高全社会应对危机的能力。第三，加强应急预案和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建设。要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出各项配套措施和规章制度。通过进一步完善各种应急预案的处理办法，提高预案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重视预案的演练，确定在演练中预案各项规定能够落到实处，提高预案的实际操作水平。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创新工作方式

将社会管理的工作方式进行有效的创新，是新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我们要在不断变化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因素中将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有效地调动起来，落实关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具体要求，齐心协力齐抓共管共同开创和谐社会的生动局面。

积极改革行政体制。积极改革行政体制的目标是要形成行政管理的新体制。在政府管理方式上积极调整并逐步规范政府行为；在行政体制中推行电子政务、高效利用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成本，使新的行政管理体制高效地运转起来；在思想上强化政府部门做人民公仆的自觉服务意识，公正廉洁、透明公开地做好行政管理工作。

坚持共建共享。加强社会管理的有效方法是，必须坚持走干群结合、依靠群众的路线；必须坚持走社会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的路线；必须走不断发展壮大群防群治的集体力量的路线，从而形成人人共创共享平安的和谐社会氛围。

充分运用新的科技信息技术。强化信息建设，是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效能有效提升的必要手段。第一，全力推进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建设。该系统功能齐全，不仅能全面覆盖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还能进行实时的动态跟踪。第二，在各部门间形成网络设施及多种信息资源的积极共享。纵向上，通过将市及县（市）区的政法部门业务网络进行统筹规划，使其实现互通互联，实现政法部门上下级之间共享信息资源；横向上，政法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关联需要进一步加强，以期将信息资源的效能实现到最大化。第三，全面建设基层综合治理的信息平台。探索尝试建立并完善基层综合治理工作信息系统，在系统的内容项目设置上要力求合理全面，在分级管理的基础上严格执行信息报送及规范录入制度，从而通过信息共享的逐步实现有效提高基层工作的效率。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的提出，既是从时展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会，又是从以人为本的高度统筹改善社会管理的相关课题。它既推动了社会管理领域的改革，又调动了一切有利于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逐步形成了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生动局面，从而使党的执政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间的推移，其重要意义会不断显现并得到验证。

【作者分别为为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博士；陕西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科研部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维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的社会管理新格局”，《行政管理改革》，2010年第4期。

②马凯：“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求是》，2010年第20期。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讲话范文第10篇

同志们：|在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区委、区政府召开全区第五次人民调解工作会议，这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的具体举措，对全区的改革、发展和稳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刚才，大会表彰了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区有关单位和个人作了交流发言，区委常委、区政法委书

记徐文华同志回顾总结了近年人民调解工作的情况，并提出了下步工作目标和要求，希望大家按照大会的精神，强化工作责任，认真抓好落实。

这几年来，我区人民调解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把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与依法调处结合起来，落实责任，健全制度，创新方法，认真抓好预警预测、排查梳理、疏导化解各个环节，使大量民间纠纷及时解决在内部、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有力地维护了我区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这是全区司法行政系统调解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下面，我再强调三点：

一、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高度，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意义

人民调解制度是一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也是有效解决社会纠纷，实现基层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方式。在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时代背景和多元化社会的现实背景下，人民调解制度在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处理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形势下，我区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不断推进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一）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是营造和谐环境、扎实推进“两创”战略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没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一切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举措就无从谈起。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并提出了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要求。这一要求表明，我们必须要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先决条件。特别是面对当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呈现出多元和复杂的局面，因利益关系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明显增多，涉法涉诉案件和居高不下的状况，必须要进一步强化措施，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目前，我区全区上下正按照省市委的部署，着力以两创为总抓手，推动全民创业、全面创新，努力实现区第七届党代会所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将为我区有效落实“两创”战略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提供有力的保障。人民调解工作作为解决基层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具有遍布基层、深入群众、便捷灵活等多种特点和优势，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营造和谐社会环境的重要手段。加强新形势下的人民调解工作，有利于及时将各种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矛盾激化；有利于引导人民群众更多地通过调解的形式化解矛盾纠纷，避免大量矛盾纠纷涌向司法渠道；有利于更好地维系社会公正和家庭美德，增强社会责任和社会活力。

（二）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是坚持执政为民、着力改善民计民生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七大报告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提出了以人为本，加快推进以改善民计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指出要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纠纷，大多数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利益无小事。人民调解扎根基层，了解民情，体现民意，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利用调解的方法化解矛盾纠纷，一方面可以依法维护纠纷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助于建立广大人民群众所期盼的良好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特别是通过化解大量的生产经营性纠纷，有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维护群众的长远利益，促进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党委、政府及时了解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解决好事关群众利益的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更好地实践执政为民的宗旨，不断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各级各部门尤其是人民法院、司法

行政机关，一定要按照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要求，从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不断深化对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好，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二、按照构建和谐江北的要求，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新途径

在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面临的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我们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按照中央和省市区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要求，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结合，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全面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预防矛盾纠纷和法制宣传教育的功能，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实现基层民主，促进基层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努力为我区建设全民创业型社会、全面创新型城区提供保障。

（一）推进理念创新，切实增强人民调解工作的生机和活力。做好新形势下的人民调解工作，必须适应形势任务的变化，不断创新人民调解工作的理念。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人民调解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调解工作，既要注重从法律的角度对矛盾纠纷进行分析，使当事人知法、懂法，又要善于运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对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让他们知荣辱、明事非。要牢固树立公平公正的理念，大力推进人民调解工作规范化建设，建立和完善人民调解工作制度，严格人民调解工作程序，遵循依法调解、平等自愿、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实行公开调解，确保调解结果为当事人双方所接受，努力做到“案结事了”，切实增强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公信力。要牢固树立便民利民的理念，善于根据矛盾纠纷的性质、难易程度和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充分利用“村头”、“地头”、“街头”调解等方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不失时机的开展调解工作，引导、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要牢固树立“第一防线”的理念，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贴近群众、了解民情，在化解民间纠纷中平等协商、互谅互让、不伤感情、成本低、效率高、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优势，大力倡导和支持一般民间纠纷向非诉讼解决渠道分流，使人民调解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首选途径和主渠道，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稳定器”的基础性作用。

（二）推进机制创新，着力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各街道、镇设立的综治工作中心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沿阵地，它有效整合综治、、司法、公安、劳动等各方面的力量，实行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这为我们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平台。各级各部门要紧紧依托街道、镇综治工作中心以及村（社区）综治工作站(室)，积极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有效衔接，着力构建在党委、政府领导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相互衔接的“大调解”工作格局。法院与司法行政系统要建立和完善经常性的沟通联系制度，依法履行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疑难纠纷调处工作等职能，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配合机制，同时，要积极探索和完善人民调解与治安、医疗、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等纠纷调解的衔接配合机制，增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效果。此外，还要加强与综治中心的联系，与综治、、劳动、司法、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及时分析预测社会治安形势和矛盾纠纷的特点规律，共同研究预防和处置措施，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

（三）推进功能创新，积极拓展人民调解的工作领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社会矛盾纠纷也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点。人民调解工作必须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趋势，认真研究各类矛盾纠纷的规律和特点，创新调解功能，牢牢把握人民调解工作的主动权，切实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创新人民调解矛盾纠纷预防功能，建立健全矛盾纠纷预警信息工作网络、处置预案、定期排查和信息反馈机制，做到超前工作、提前预防，抓早抓小抓苗头，防止简单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引发。要创新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的功能，既要加强婚姻、家庭、邻里、损害赔偿和生产经营等常见性、多发性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和谐，维护和发展和谐人际、社会关系，更要积极参与征地拆迁、劳动争议、医患纠纷、环境保护等社会热点难点纠纷的调解，不断提高对跨区域、跨行业、复杂疑难矛盾纠纷的调处水平。要创新人民调解宣传教育功能，坚持把法制宣传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人民调解始终，增强人民群众法律意识，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帮助群众释疑解惑，有效疏导化解矛盾，做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明确职责，强化保障，着力为人民调解工作顺利开展创造良好条件

人民调解工作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把人民调解工作摆上重要位置，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工作保障，不断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向纵深发展。

（一）要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各街道、镇和各有关部门要全面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大力推进人民调解工作的社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协调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网络。要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日常工作的指导，配齐配强人民调解员，加大对人民调解员的培训教育力度。认真研究分析人民调解工作开展情况，积极探索化解矛盾的新途径新方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要着眼于人民调解工作长远发展，建立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综治、、公安、劳动等部门要树立“大调解”意识，加强与人民调解的衔接配合，运用人民调解化解行政纠纷。广大人民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要自觉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针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难点热点纠纷开展调解工作，全力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一方平安。

（二）要进一步加强组织队伍建设。健全完善的组织网络，是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保证。要主动适应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将人民调解组织的建立健全纳入基层组织建设总体规划，进一步健全人民调解的组织网络，要按照“哪里有人群，人民调解组织就建在哪里；哪里有纠纷，人民调解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的要求，从实际出发，创新人民调解组织形式，在巩固加强街道（镇）和社区（村）调解组织的基础上，把人民调解工作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今年开展了百人企业建立人民调解组织和积极吸纳外来人员加入人民调解组织工作，在区劳动、卫生等单位建立人民调解等，要切实抓紧抓好，抓出实效；同时加强大型集贸市场、行业协会、院校等领域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要加强调解员队伍建设，坚持人民调解员的选任条件，扩大选任范围，积极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员、退休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志愿者参与人民调解工作，逐步建立起一支懂法律、懂政策、知民情、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专兼相结合的人民调解员队伍。要定期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制观念、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

（三）要进一步加大人民调解工作保障力度。各有关部门要根据人民调解工作的需要，按照省市区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要求，将人民调解工作经费和表彰奖励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和部门预算，从人力、财力、物力上保障人民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全区推行了人民调解工作以奖代补制度，有关单位（白沙街道）并根据这一制度配套了相应的奖励措施。要关心广大人民调解员的疾苦，从政策措施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积极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努力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要继续在人民调解员队伍中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及时总结人民调解工作的先进经验，对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要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发他们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积极性和自豪感。各新闻单位也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宣传，努力为人民调解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同志们，人民调解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机制，在新的形势下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人民调解工作前景广阔，任务光荣而艰巨。我们一定要按照十七大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扎实工作，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中的作用，为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区，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