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范文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1

退休前担任政法委副书记近二十年，二十来年，通过自己不断的学习和实践锻炼，从一个政法工作的“门外汉”逐渐成长为一名学法、知法、懂法、善于用法的“多面手”，特别是在矛盾纠纷和人民调解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战经验。在政法委工作的二十年，正值我县大发展、大改革时期，利益调整带来大量信访矛盾。出于工作职责，也出于自己爱好钻研问题的性格，或主动上手，或受委派工作组带队，多次化解了全县重点工程、重大项目的矛盾纠纷和信访问题，如带领县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业务骨干组成工作组进驻河湾村，20天时间圆满完成拆迁任务，确保了全省重点工程晋蒙黄河高速大桥工程的顺利建设。2015年，县里成立县矛调中心，因我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决定由我负责组建，当时我已57岁，接近退休年龄，但没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念头，欣然接受这项工作，扑下身子，高起点高标准，认认真真开展这项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成立了县级调解中心，并建章立制，投入运行，挑选了5名乐于奉献，有丰富工作经验，认真负责的政法战线退休干部在县级调解中心担任调解员，形成一个有机配合的团队。随后又组建了乡村中心，从而形成县乡村三级纠纷调解网络。2015年7月份启动以来，三级网络共调处群众主动申请和排查发现的矛盾纠纷3249起，其中县级调解中心调处1220起、重大疑难案件189起、死亡赔偿案件39起、回访案件31起，基本上实现了调解工作的“三满意”（调解人员满意、双方当事人满意）。2018年退休后，曾有几家大企业要高新聘用我搞协调工作。县政法委也让我继续留在调解中心负责调解工作。在人生价值和金钱之间，我放弃了挣年薪的机会。继续从事老本行，决定把矛盾纠纷调解这本人生大戏唱到底，发挥余热，上为县委、政府分忧，下为老百姓排忧解难，从而实现自己的快乐人生。

二、探索出“3456”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全新机制

组建县矛调中心这五年，是我由在职向退休过渡的五年，虽身份有所变化，但我的工作态度和担当没有变，五年来，带领中心5位老干部，探索实践出了“3456”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被省市称为“新时代雅安枫桥经验”。先后被山西法制报、中央政法委长安杂志社、山西政法杂志、省政法委、省信访局、山西大学、黄河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和单位专门调研和采访报道，2018年5月份忻州市委就雅安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召开了现场会，雅安的经验在全市得到推广。

3456机制，“3”是建立县、乡、村“三级平台”，实行了矛盾纠纷分级调处。县级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设有受理服务台、调解室、接待室、心理疏导室、分析研判室、政策法律咨询室。全县共建成乡镇（居民办）矛盾纠纷调解中心14个、村（社区）调解室351个。“4”是健全“四大调解组织”，构建多元化调解工作网络。整合并优化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社会调解资源，形成“反应迅速、调解及时、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多元化调解网络。全县共建立人民调解组织365个，各类人民调解员1261人；在征地拆迁、劳动争议、交通事故、村矿（企）矛盾、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六大领域”建立专业调解组织，在22个职能部门成立了部门矛盾纠纷调解组织。“5”是完善“五大对接”，实现多元化调解的协调运作。建立了诉调、检调、公调、政调、访调对接机制。实现了调解工作的有机配合，密切协作，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在县综治中心统一协调下，利用多种方式预防矛盾纠纷发生，实施短、平、块的方法，及时进行多层面的调处。“6”是强化“六大运行机制”，确保多元化调解有序进行。县、乡镇（居民办）调解中心对所有矛盾纠纷实行“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归口管理、依法办理、限期处理、逐级上报”。形成了上下对应，对接有序，运行规范，联调联动，一个窗口受理，一个平台指挥，一个流程调解处置，确保了多元化调解有序进行。

三、永不止步摸索矛调工作的规律，作为实现快乐人生的新起点

退休后，边调解边积累边总结，认真研究矛调工作的规律，总结出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一听、二看、三查、四问、五劝、六兑现”的“六部曲”和化解矛调纠纷的二十把“金钥匙”。“六步曲”，一听就是要认真细心的听双方当事人的诉求和陈述事实经过；二看就是要认真的看双方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和材料；三查就是要根据所掌握的事实和证据查找对应的法律和相关政策；四问就是要追问当事人不清楚的情节和调解议项；五劝就是要劝说当事人要依法、依规进入合情、合理、合法的调解渠道；六兑现就是一但达成一致意见，就要马上签字画押当场兑现，案结事了，防止隔夜反悔，前功尽弃。

二十把“金钥匙”，是指二十种调解方法。它们是说理法、交心法、扶弱法、换位法、集中法、冷却法、选择法、帮助法、准绳裁量法、刨根寻据法、排异求同法、心理疏导法、趁热打铁法、中立公正法、利弊权衡法、刚柔相济法、粗细结合法、避锋防撞法、异地化解法、回访建议总结法。这二十种方法都是在实战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每种方法都有对应有我们的实战案例。比如上面讲到的冷却法，是指为了避免矛盾，将调解工作的节奏放慢一步，采取不急于解决的方法，让当事人有一定时间反省，回去冷静地思考问题，心平气和后，再重新进行调解。2018年一起横跨11年之久的医疗事故让雅安县医院身陷困境，我们通过四个月时间，解决了纠纷。当时所有知情人士，没有一个人认为几个退休干部能解决了这种疑难复杂的纠纷。但是我们不急、不躁、轮流接触，随时掌握当事人的语言行为，分析其心里变化。然后提出下次接触当事人引导、启发的话题。经过多次的说服引导，终于找到了解决纠纷的突破口。一周内提出合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方法，形成调解意见，双方认可签字画押，问题得到解决，为县医院解决了老大难问题。还比如集中法，是指对于多头矛盾，要抓主要矛盾的方法，不纠缠细枝末节，集中一个或几个主要问题给予调解，提高调解效率。2007年沙泉村200多人上访县政府，反映村干部38件问题。县委成立工作组由我带队进驻沙泉化解矛调。工作组进村入户调查摸底，澄清事实后。集中精力解决三件事，首先组建了新的两委班子。其次清理整顿了不公开、不透明、违规、违纪财务问题。最后严肃处理了抢占市场宅基地的违法行为。这三个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迎刃而解。我们调解中心五名退休干部组成了一个有机配合的团队，我们还有一个法宝专门针对对那些不懂法、不守法、不讲理、无情无义、老赖难缠对象。这个法宝就是我收集、归纳、整理的五本书《大道无形》、《包容与舍得》、《品味人生》、《感悟人生》、《吃亏是福》。把道与德、得与失、因果报应，关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要不报时辰不到等中国的道家、儒家、佛家的传统思维也融入矛调中，确实化解了不少疑难杂症。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2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songxs89”为你整理了这篇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先进事迹材料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先进事迹材料

“在岗一分钟，奋斗60秒”，陈卫同志经常跟同事这样说道，在调解员的岗位上，他也是这样严格要求着自己。翻开陈卫同志8年来的工作日志，他记载的入户群众达600多人，行程7000余公里。

陈卫同志自2012年担任远安县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以来，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情为民所系，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特别是在近三年工作实践活动中，他创造性嫁接运用新时代“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枫桥经验”，不断创新工作方法，破解交通事故矛盾纠纷调解瓶颈，打通矛盾纠纷调处关节，被群众誉为“贴心调解员”。

一、坚持“三勤”，用真心换真情坚持认真受理每一起调解纠纷，在吃透每一起事故原委的基础上，坚持勤跑腿，勤沟通、勤动脑，用自己的勤劳换得当事人的理解，用自己的真心，赢得当事人的真情。远安县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造成4人死亡、8人受伤，事故赔偿调解处理在耗时一年之后，仍有一名伤者朱某某与肇事方没能达成调解协议。陈卫同志接受此事故调解任务之后，先后5次走访、请教医疗机构专家、办案民警和远安有影响的律师，在吃透案情的基础上，数十次上门与当事人进行单独沟通，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展开劝导和说服工作，先后组织三次集中调解，经过历时三个月的耐心劝导和纠纷化解，使这起久拖未决的纠纷得以圆满解决。

二、找准节点，破解纠纷症结

陈卫在自己的工作日志中这样写道：一起看似复杂的矛盾纠纷，只要我们有扎实的工作作风，严谨的工作态度，把这起事故纠纷摆放在情、理、法三者交融的整体平台，就能从中找到更加合理和完美的调解节点，任何矛盾纠纷都会迎刃而解。

陈卫能从每一起纠纷中找出情理法的节点，从而有效地调处了纠纷，避免了矛盾升级，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有序引导，坚持矛盾不上交

在交通事故矛盾纠纷调解实践活动中，陈卫同志发现，有时矛盾纠纷当事人对调解委员会做出的调解协议不满意，并试图通过非访、缠访等方式来达到个人目的。经过个别走访，陈卫同志大胆提出建议，聘请老党员、老村（居）支书、老干部、老教师、老律师等“五老”人员作为调解委员会的特邀义务调解员，充分利用“五老”人员威信高、经验足、情况熟，会说理的优势，对事故当事人进行明事理、讲法律的劝导，对矛盾纠纷进行源头化解，有效地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初始状态，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近三年来，陈卫同志主动邀请“五老”人员参与调处矛盾纠纷120起，调处成功率高达90%以上。

四、创新方法，开创化解新天地

在工作中，陈卫同志积极配合事故处理民警坚持处理好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环节，不断探索、整理和使用多种方法和技巧，形成了具备个性特色的事故纠纷化解“五法”工作法，一是循序渐进法；二是他案影响法；三是角色互换法；四是法理震慑法；五是隔离引导法。其经验在去年远安县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现场推进会上进行了交流，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3

【关键词】 法治思维；调处机制；化解矛盾；维护稳定

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坚持依法治理，加强法治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这些都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努力方向。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一、法治思维概述

所谓“法治思维”，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原则、精神和逻辑进行分析、判断、推理、形成结论的思想认识过程。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礼治思维、德治思维相对应，因其充分体现法治内核，成为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现代政府最优的思维选择。我们必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让法治思维成为公仆思维定势，让法治精神成为公民赖以生存的空气和阳光，并成为我们的核心精神。

二、运用法治思维与方式化解矛盾纠纷的措施

根据近几年来对社会矛盾纠纷的统计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中，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山林土地纠纷、劳务劳资纠纷、征地拆迁纠纷、施工扰民纠纷较为突出。较之于传统纠纷，起因复杂，涉及面广，一般是群体性规模，处置难度大，对社会稳定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较大。我们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纠纷的方式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面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必须运用法治思维与方式，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各类矛盾纠纷。

1、推行四个对接，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

一是乡镇矛盾调处中心与村级调委会、民调中心户对接。变接访为巡访、走访，重心下移，主动出击，指导基层调委会和民调中心户开展工作；二是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对可以和解的诉讼案件坚持调解优先原则，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尽可能营造和谐氛围；三是公安与司法行政优势互补，实行矛盾纠纷警司联调；四是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对接。建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发展专业化、社会化调解人员，努力化解医疗纠纷、食品安全、交通事故、物业管理等方面的社会矛盾。

2、正确判断和分析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和性质，研究科学的处理方式和方法

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是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纠纷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前提。目前虽然有些矛盾纠纷的对抗性有所增强，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没有改变，我们不能因为发生，甚至有过激行为的，就认为是对抗性矛盾。我们要把解决群众困难和问题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对矛盾纠纷的分析，了解他们的不满情绪，切忌对闹事和扯皮的群众简单地冠以“刁民”或者采取粗暴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要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切的情感，理解和同情他们，疏导他们的不满情绪，通过讲道理和交心谈心的方法，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很多矛盾纠纷便可迎刃而解。

3、提高应对和依法解决矛盾纠纷的能力

借助当代各种信息化科技手段，建立和完善组织和管理机制，切实做到情况明了，信息畅通，努力把矛盾纠纷控制在源头，化解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防止矛盾纠纷的激化，寻求各种有利于群众情绪释放、利益表达的途径，降低矛盾纠纷发生的概率。要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形成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社会氛围，进一步把防止和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逐步纳入法制轨道，使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都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使各种关系都处于一种有序的互动之中。

三、推动专业性调处机制向基层延伸，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在全力推进平安建设的大形势下，今后湖南省司法行政系统要从纵向、横向、环向着力构建人民调解工作全方位、立体型、全覆盖的大格局，确保人民调解为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发力。要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在预防民转刑案件、，化解积案、消除边界纠纷上实现功能深化；要抓拓展形成“横向”格局，完善“三调联动”机制，积极联合纠纷比较突出的职能部门建立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医患纠纷、交通事故和林业、环保、国土等专业调委会建设，推动调解资源有效整合、调解力量整体联动、调解流程无缝对接，推动专业性调处机制向基层延伸，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如株洲市司法局顺应形势，积极探索组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推进行业性、专业性纠纷化解。这已成为该市创新社会管理的一张名片、一个品牌，得到了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

1、坚持三条原则抓机构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合力推进。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全市逐步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办和三调联动办牵头协调、行业主管部门具体组织、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相关部门参与的专业人民调解工作格局。如市委、市政府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纳入综治考核、文明城市创建和公立医院改革的重要内容，宏观上为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指明了方向。二是坚持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坚持既突出重点领域、解决当务之急，又循序渐进、逐步推广。如针对消费领域纠纷每年超过1万起的情况，该局主动与市工商局、消费者协会协商沟通，建立了全市第一个行业人民调解组织――株洲市消费者协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又如2011年底，针对芦淞市场厂家、商家与劳动者、消费者之间纠纷日益增多的实际，成立了株洲市温州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创造性地将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延伸到非公经济领域。目前，该市的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已覆盖交通管理、医疗卫生、工商联、商会组织、物业管理等领域。三是坚持前期论证，审慎推进。鉴于有些行业纠纷成因复杂、调处专业性强的实际，该局坚持做好调研、论证等前期工作，充分考虑成立的必要性和运转的可行性。如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前，该局提请市政协作了专项调研，向市政府提交提案，引起了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先后两次赴外地考察学习。

2、抓好三个方面保运转

一是创新工作机制。根据不同行业领域的实际需要，不断创新工作理念、机制和方法，以确保调解工作的效果。在医疗纠纷调处机制中，特别加入了商业保险要素。实行由市卫生局动员组织城区内二级以上医院集中向保险公司投保，医院和医务人员共同承担保险费用，保险公司根据人民调解协议进行理赔。这不仅实现了医疗事故处理全市统筹，也分散医疗风险，减轻了医院负担。同时，为突出调解主体的第三方中立性质，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的人员、经费、业务均由市司法局直接管理，场地也设在卫生部门之外，体现了调处的公平公正，赢得了当事人的信任。市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纠纷调委会直接管理城市四区交通事故调处工作，一揽子解决了四区调委会的人头经费、业务培训等问题。株洲县独创性地建立了集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仲裁调解、司法调解和“快处快赔”中心于一体的交通事故调处超市。二是加强业务指导。一方面，参照村（居）人民调委会的要求，对专业领域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规范化管理，要求场所健全、设施完善，并且统一文书格式、案卷装订。另一方面，加强业务培训，对所有行业领域调解员实行调解员和首席调解员制度，由市司法局集中培训，统一持证挂牌上岗。如在开展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之前，组织市区内49家一级以上医院的医务科长或副院长进行集中培训，组织7名专职调解员进行专门培训，为工作顺利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三是强化工作保障。按照谁受益、谁设立，谁设立、谁保障的原则，解决专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员、经费和办公场地问题。市消费者协会、工商联、温州商会、交警队、物管协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其人员、工资、办公经费和场地全部由设立单位提供和管理。在此基础上，人员方面，该局专门设立法学、医学等专家库，以满足专业领域调解工作的需要；经费方面，建立行业主管部门、相关部门、财政部门多渠道筹集的经费保障机制；政策方面，为规范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以市政府的名义制定下发了《株洲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暂行办法》，对医疗纠纷的预防、处置、调解和理赔等操作程序和措施作出了明确规定。

3、发挥三大作用显成效

一是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自2011年元月底成立以来，共调处1万元以上的医疗纠纷82起，调解成功率95%。成立前，市区内医闹事件、医疗纠纷上访事件经常出现；成立后，没有发生一起医疗纠纷群体性闹事、群体性上访和越级上访事件。市道路交通事故民事损害赔偿人民调解机制于2010年底建立以来，共调处成功2019起，成功率95.5%，涉案金额7550万元，其中最高赔偿额达60万元，涉及死亡赔偿176件，调解协议全部履行，无一起调后。二是保障了群众合法权益。通过专业调解，方便快捷地解决了群众的合理诉求，化解了群众多年的积怨，有效地维护了群众的合法权益。2012年7月4日，市医调中心成功调处了唐某与市某医院因手术引发的医疗纠纷，唐某坚持了10年零3个月的诉求得到实现，陈年积案得到圆满化解。三是促进了行业健康发展。通过开展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一些重点行业部门的纠纷得到及时有效化解，得以把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业务工作上，促进了部门事业的健康发展。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开展以来，因医疗事故纠纷引发的医院堵门、闹事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有效地优化了医疗卫生环境。

【作者简介】

谌红蕾，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保卫处处长，高级实验师.

傅学艳，女，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实验实训中心高级实验师.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4

（一）注重创新方法，切实完善措施，构建工作新机制

1、建立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坚持预警在先、教育在先、控制在先、调解在先的原则，建立了村（居）每半月一次、镇乡每月一次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制度。在经常性排查的同时，还根据矛盾纠纷发生的特点和规律，围绕重点人、重点事、重点时期开展集中排查，确保早预防、早发现、早处理。如今年三月，县综治委、司法局、群工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2009春耕大忙期间矛盾纠纷及不稳定因素排查调处活动的通知》，共排查矛盾纠纷1546件，成功调处1508件，确保了春耕生产的顺利进行，促进了我县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特别是今年7月—9月，为确保建国六十周年期间全县社会稳定，开展了“春风化雨”百日行动，已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321件，调解1304件，调解成功1254件，目前该行动正在深入推进。

2、建立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逐一建立台帐，落实了牵头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明确调处要求和调结时限，对重大矛盾纠纷实行挂牌督办。加大对特殊纠纷和重大疑难纠纷的专题调处力度，围绕全县中心工作，确定开展专题调处，防止因纠纷调处不及时而引发的不稳定事件发生，共化解47件，调处疑难纠纷897件。如*赵某离婚纠纷案（涉法涉诉）、*膨润土矿采矿纠纷案（）、*村民刘某医疗纠纷案（）。

3、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注重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结合起来

，完善多渠道解决争端的机制，采取多种手段、多方参与、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的方法，对纠纷进行综合治理，形成社会化联动“大调解”格局。构建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同公安、计生、民政、国土、税务、法庭等相关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形成“领导重视、建立网络、上下联动、多方配合，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如为推动一般交通事故赔偿案件及时解决，今年7月聘请了15名具有较高法律知识水平和丰富调解经验的司法助理员，成立了*县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4、建立矛盾纠纷信息反馈机制。制发了《*县突出矛盾纠纷及不稳定因素排查调处月报表》，镇乡、部门定期报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情况，规范报送内容，重要时期实行“零报告”制度。由县司法局牵头，组织群工局、综治办、维稳办定期对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排查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重要时期天天报告、天天研判。

5、建立调解队伍教育培训机制。建立调解员学习制度，通过举办培训班、组织交流、经验演讲、以会代训、现场观摩等形式，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分批分级培训两次，重点学习《四川省人民调解工作条例》和调解工作常用法律法规、现行方针政策，不断提高依法调解水平。今年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对*x个村（居）委会“两委”负责人进行了4期培训，对调委会主任进行了为期一天的业务培训，有效提高了基层调解组织和调解员履职尽则的能力。

（二）注重强化保障，切实加强领导，夯实基层基础

1、落实领导责任。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领导人民调解，与各镇乡、县级各部门签定了人民调解工作目标责任书，将人民调解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与平安创建工作目标督要内容，县目标督查办、县综治办制定了人民调解工作考核实施意见，为调解工作有序推进提供了组织保障。

2、健全组织网络。按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和“组织、人员、报酬、工作”四落实的要求，我们进一步健全了镇乡、村(社区)和企业的调解组织，吸收了一批有威望、有能力、懂法律、身体好、群众信任的同志充实人民调解队伍。到目前，建立镇乡调委会*个，村（居）调委会**个，企事业行业性、专业性、区域性调委会119个，在公安机关（派出所）、人民法院（法庭）、等部门和其它行业设立调解室157个，共有专兼职调解员（纠纷信息员）33019人，形成了以块为主，以条为辅的四级一院调解网络体系。同时，在全县建立了首席人民调解员制度，聘请首席人民调解员9636人。

3、加强指导力量。镇乡司法所具体承担着管理指导辖区人民调解和直接调处重大矛盾纠纷的繁重任务。在争取国债投资182.6万元建立规范性司法所26个的基础上，争取灾后重建资金679.9万元，开展了44个司法所灾后重建。加强人员配备，在镇乡在职干部中选调司法行政干部7名、从大学毕业生中招录8名司法行政干部，到目前*个镇乡已有*个所*名专职司法助理员从事司法行政工作。强化司法行政工作效能，加强镇乡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全县司法行政工作连续四年综合目标考核为优秀单位，连续两年荣记集体三等功；“5.12”汶川大地震后，在抗震救灾灾后重建中被市司法局荣记集体三等功，20人次受到中央、省市奖励表彰，其中*司法所*x被评为全国“人民满意司法助理员”，*司法所*x被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调解员”，*x同志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政法系统“三大主题活动”先进个人；县政府被市委、市政府表彰为先进集体。

4、强化经费保障。为了确保全县人民调解工作的扎实有效开展，县政府在县财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将人民调解工作经费15万元、人民调解个案补贴经费30万元列入财政预算。县财政局、县司法局联合印发了《*县人民调解员调解案件补贴发放实施细则（试行）》，对成功调解的矛盾纠纷每件补贴50至150元，为人民调解工作高效开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三）注重拓展职能，切实加强督导，服务全县大局

1.坚持“六个结合”，拓展工作领域。一是将人民调解工作与全县中心工作相结合。坚持从全县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为大局服务，注重让法律先行，注重为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打通道”，围绕在县委、县政府的即将出台新政策、新举措，提前进行研究和预测，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晴雨表”和“探雷器”的作用。二是将人民调解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建立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参与接访制度，全县有120余名人民调解员到群众工作部门值班，配合县、镇乡主要领导接待上访群众，协助调处案件200余件。三是将人民调解工作与普法教育相结合。在《梓州之光》开辟调解专栏，刊登典型案例，坚持以调促教，采取以案释法、公开调解等形式，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向社会宣传人民调解工作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努力使人民调解工作赢得群众信任和社会认同。共编印《人民调解工作手册》3300本，印发各种宣传资料157500份，广播讲座126次，现场解答咨询6174人次，排查调解各类纠纷2205件，受教育群众达21万人次，有效推动了“五五”普法工作的深入开展。四是将人民调解工作与基层法律服务相结合。充分利用法律服务人员具有法律知识的优势，及时为调委会调处纠纷提供法律帮助，积极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工作。据统计，全县*个基层法律服务所协助调解矛盾纠纷**件。五是将人民调解与法律援助相结合。切实为困难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和法律咨询提供方便。今年1—8月免费为全县弱势群体办理法律援助*x件，为农民工办理维权（工伤、死亡）*件，索赔*x万元，追索劳动报酬*件*x万元，既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六是将人民调解与灾后重建相结合。各级调解组织和调解员认真学习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有关政策，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开展专项排查调处，共排查化解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纠纷300余件，有力推动了灾后重建的顺利开展。如乐安镇司法所积极协调相关部门6次开展联合调解，化解了村民朱某和赖某家属之间的灾后重建安全事故赔偿纠纷，维护了当地稳定。

2、加强督导检查，确保作用发挥。强化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指导职能，定期开展人民调解工作检查，规范调解工作程序，提升调解工作质量。加强督导检查，在7月抽调县人大执法监督室、县司法局、县群工局、县综治办、县维稳办精干力量组成四个督查组，深入到全县各镇乡进行了人民调解工作半年督促检查，总结推广典型经验进行，对工作差的单位进行限期整改，确保了人民调解职能作用的发挥。

二、正视不足，再鼓干劲，再树新功

我县的人民调解工作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一是调解资源的配置不尽合理。调解组织网络体系不够严密，调解组织之间没有形成合力，存在多头管理、重复管理或相互推诿现象，工作中缺乏有效的协调和沟通机制。二是行业性调解组织建设滞后。矛盾纠纷多发、突发的企事业、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网络还存在空白，尚未形成规模。三是规范化、制度化程度不高。调解程序不规范，调解协议不统一，存在重结果、重口头，轻程序、轻文书等问题。四是队伍素质需提高。部分调解员由干部兼任，法律专业知识欠缺，专业技能匮乏，调解方法简单粗糙，依法调解、公平调解的水平还不高。五是管理和指导力度不足。由于全县司法助理员严重缺编人员，有*个镇乡无专职司法助理员，使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人民调解无法高效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县人民调解工作的深入开展。

在下一步工作中，县人民政府将紧紧抓住全省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保障，完善措施，充分调动各级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构建“和谐三台”再树新功。

一是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保障到位。把人民调解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总体规划，纳入年度工作考核目标，与全县中心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做到组织领导到位、工作落实到位、经费保障到位、责任考核到位。

二是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规范制度管理。强化人民调解员教育培训，有计划、有步骤的对基层调解组织和人民调解员进行调整、充实、完善，逐步建立和完善企事业、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提高整体素质。按照“五有”和“四落实”的规范化建设的要求，规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建设，调解员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建立健全纠纷预测、纠纷排查、纠纷调处、领导包案和回访等制度，进一步规范调解的工作方式、工作程序和工作纪律，增强调解程序的公正性，提高调解工作的水平和公信力。

三是进一步强化舆论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职能作用，加强对人民调解目的意义、模范事迹以及调解案例的宣传，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形成齐抓共管的舆论氛围，使广大群众形成依法解决矛盾纠纷的观念。

四是进一步创新思路和方法，确保调解实效。紧紧围绕全县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加强人民调解与法院、公安、、安全、综治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快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形成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平安工程建设、“五五”普法等工作，树立服务意识，因事制宜、因人制宜，在“调处”和“解决”上下功夫，努力增强人民调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5

【关键词】社会矛盾 和谐 化解 治理 调解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12.006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新常态，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探索，采取有力措施，有效地化解了大量社会矛盾，创造了行之有效的地方经验，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但是，一些新型的社会矛盾开始涌现，矛盾冲突的强度与烈度也在上升，矛盾博弈策略、手段日益复杂，这对社会矛盾的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治理措施各方面提出了挑战。正是矛盾的客观存在，产生了改进与完善矛盾治理机制的需要。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社会矛盾呈现多元化态势

2013年1月至2016年4月间，笔者所在的课题组先后组织了6次面对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城乡社会调查，包括社会矛盾与社会心态等主题的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6600余份；同时采取半结构式的个别访谈和座谈会，完成以乡镇、街道党委书记、乡镇长和街道办主任等基层干部为主的访谈600余人次，涉及江苏、山东、湖北、四川、安徽等16个省、直辖市。笔者发现，本世纪以来频发的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企业改制、历史遗留等重大矛盾以及交通事故、医患、家庭婚姻、邻里纠纷等人际矛盾仍在高位运行，同时因环境污染、土地流转和民间借贷导致的矛盾纠纷亦快速增长。

2015年4月①，课题组在X省②的4个地级市开展了有关社会矛盾现状的专项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干部和群众两个群体。在干部群体看来，当前我国比较突出的六类社会矛盾是：征地拆迁（69.14%）、劳资纠纷（45.11%）、农村土地纠纷（42.17%）、环境保护（35.10%）、医疗卫生（29.21%）、涉法涉诉（28.03%）。其余的社会矛盾是：物业管理（27.33%）、邻里纠纷（26.74%）、交通事故（26.27%）、社会保障（25.44%）、历史遗留问题（24.62%）、婚姻家庭（23.44%）。在群众看来，当前我国比较突出的六类社会矛盾是：征地拆迁（55.00%）、劳资纠纷（37.07%）、农村土地纠纷（36.42%）、环境保护（32.26%）、医疗卫生（30.92%）、邻里纠纷（30.72%）、交通事故（26.41%）、婚姻家庭（26.26%）、社会保障（24.98%）、物业管理（19.62%）、历史遗留问题（14.82%）、涉法涉诉（12.39%）。群众与干部对于矛盾的看法，在前五位上是一致的。

我们通过对社会矛盾冲突事件的形成过程、演化逻辑以及化解对策的研究，发现诸多突出的、重大社会矛盾冲突（征地拆迁、劳资纠纷、土地纠纷、环境矛盾、历史遗留矛盾、干群矛盾等）常常冲破既有的制度化渠道，已具有难以妥协的特征，表现出较强的“刚性”特质，我们尝试将这类矛盾概括为“刚性社会矛盾”。“刚性社会矛盾”是一种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已客观存在的具有明确利益对抗性的社会矛盾。该类矛盾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社会结构要素的重新分化与整合而来的必然产物；引发该类矛盾的对抗性利益纷争关涉到其中一方维护生存底线的刚性需求，明显缺乏协商的“弹性”空间；该类矛盾冲突的强度和烈度均远高于其他社会矛盾，目标的合理性与手段的非理性相绞合，往往冲破既有的制度化控制渠道，大量使用非制度化的博弈策略与手段，具有难以协调性；该类矛盾在总量上持续增长，种类上不断衍生，具有较强的再生性；该类矛盾已显现出向政治领域扩展的趋向，在发生机制上由传统的被动反应性开始向主动维权的抗争性转变，地方政府已成为主要的冲突对象；矛盾冲突的负功能比较突出，具有较高的社会风险。因此，从这类矛盾的特性来看，其与一般柔性社会矛盾（发生在个体间的人际矛盾冲突、制度化手段可解决的）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尽管这类矛盾性质依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与改革初期以个体之间的矛盾纠纷为主体的柔性矛盾有了较大的区别。从我们调查情况看，每一个矛盾源，都会形成矛盾的双方甚至多方的获益者与利益受损者。大量的矛盾累积了不同的矛盾受损群体，如被征地拆迁的农民和居民、失业的工人、受到环境污染的人群等，矛盾主体趋于多元化。从矛盾参与主体的形式看，已由过去较为单纯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纠纷，逐步发展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有某一群体或个人与企事业单位、某一群体或个人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冲突等；从矛盾主体的构成看，有些矛盾已由过去以社会底层群体为主向多阶层共同参与转变，矛盾不再仅局限于农民、下岗失业工人等群体，还常有教师、医生、企业管理人员、中小企业主以及离退休干部等群体参加，特别是在环境污染、劳资矛盾、物业纠纷等冲突中，这种多阶层共同参与的现象更加明显。矛盾源的复杂化与矛盾主体的多元化，为化解矛盾冲突增加了难度。

在干部群体看来，群众在遇到社会矛盾时常常采用的行动方式是：（73.38%）、调解（60.66%）、媒体投诉或上网（46.41%）、自行协商解决（40.99%）、采取过激手段直接应对（26.15%）、诉讼（14.02%）、寻求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帮助（14.02%）、行政复议、行政裁决（7.89%）。群众认为解决矛盾最有效的三种方式是：调解（74.93%）、自行协商解决（56.64%）和（31.02%）。还有就是诉讼（22.10%）、寻求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的帮助（17.99%）、行政复议、行政裁决（16.55%）、媒体投诉或上网（13.53%）、采取过激手段直接正面冲突（2.33%）。调查结果表明，当前社会矛盾的化解主要是在制度框架内加以解决的，但仍有相当部分人会采取过激手段应对。非制度化矛盾化解方式分为：一是民众常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主要包括：自我摧残、极端泄愤行为等个体反抗；集体反抗，分为较温和的集体抗议与较强硬的集体对抗两类。较温和的集体抗议是指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等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而较强硬的集体对抗在方式与程度上更加激烈，如封堵交通道路、围堵冲击政府等，通常都有暴力的成分。二是政府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如，阻止群众走司法渠道解决矛盾；“花钱买平安”；或采取用强力阻止群众反映诉求等。

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的内涵

从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需要来看，矛盾类型的多样化与矛盾主体的多元化，需要构建新的多元化矛盾的化解机制。传统的社会管理更多的是以政府行政为主体，以司法为手段的自上而下的单一的矛盾解决机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必须“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③从社会建设到社会管理创新，再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到主动进行顶层设计，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社会治理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执政党主动适应社会变化，进行理论革新。单一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已经远远适应不了现实的需要，需要贯彻协同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的思路，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采取不同的手段，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与传统思路相比，社会矛盾多元协同化解机制更加强调的是政府与社会各界力量“双向互动”的特征；社会矛盾多元协同化解机制更加强调协商、合作，采取协商民主的方式，通过广泛听取矛盾多方的诉求，统筹协调处理社会矛盾，寻找“最大公约数”，达成解决矛盾的共识。

所谓社会矛盾多元协同化解机制，是指在矛盾化解中将制度、政策、机构、队伍、资源、社会力量等相关要素有机组合，形成稳定的一种合作（协同）关系与有节律的活动模式。就是要统筹各种力量，形成相互配合、多向互动的组织框架；就是要发挥诉讼、仲裁、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业调解、、协商和解、社会救助等多种解决方式的综合功能；就是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多种手段，推动各种解决方式、手段之间的统一协调、功能互补、程序衔接、良性互动。构筑起“党政领导、综治牵头、司法推动、部门参与、社会协同、法治保障”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工作体系，使得矛盾纠纷以最适合的方式得以及时有效解决。

化解主体多元化。社会矛盾多元化协同化解机制中，化解主体有多个：一是司法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和法院。对涉法涉诉的矛盾纠纷，在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由公安机关或法院进行调解，减少了矛盾纠纷化解成本。如果调解不成功，进入诉讼程序，矛盾化解主体就是法院。二是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行政调解、行政仲裁、行政复议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也有一些准行政机关承担化解矛盾的职责，例如劳动仲裁委员会等。三是社会力量。社会力量的内涵很广，主要指各种社会组织，如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工会等；也指社会力量，如律师、新闻媒体、人民调解员等。不同的主体其处理结果的效力区别很大，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具有国家强制力，而社会力量的处理结果不具备国家强制力。四是基层街道（乡镇）、社区的矛盾化解力量。五是矛盾双方的当事者。不同主体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在主导性的选择权利、选择渠道、选择方式上是不同的。

化解机制多元化。社会矛盾处理中，要对各种矛盾化解机制进行整合，协同运用这几种机制，使它们共同发挥作用。与矛盾类型和化解主体相对应，可以形成四大机制，即以司法机构及法律规范为主的司法化解机制；以国家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及行政规范为主的行政（如调解、仲裁、复议）化解机制；以社会组织、专业性社会机构及行业规范为主的社会化解机制；以基层社区组织与社会名流及道德规范、乡规民约为主的社区矛盾化解机制。法律规则无疑是化解矛盾的底线，但司法化解不能解决所有的矛盾，而且成本较高、效率较低。行政化解易产生强制性，不适宜复杂的矛盾。社会化解机制与社区化解机制有着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习惯和公众认同的强大的文化氛围，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化解机制。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形成，需要在司法机制与行政机制以外，能够接受、容纳社会化解机制与社区化解机制。

化解方式多元化。制度化解决矛盾的这种方式主要有协商、谈判、调解、仲裁、诉讼等，其主要特征是双方在利益争论的焦点上无法达成共识时，能够以制度许可的手段加以解决。现在要引进非制度化的，但是行之有效的诸多矛盾化解方式。在矛盾化解准则方面包括道德规范、地方自治规范、市民公约、行规、团体章程、村规民约等社会性、地方性、民间性的柔性规范为主的化解规范，并在法规的基础上，通过理、义、情等手段调解矛盾。它们具有引导、约束组织成员、团体成员、社区成员自觉遵守国家法律、社会公德的重要作用。另外，民族习惯、宗教文化中也有许多倡导和平、宽容、妥协的内容可以作为化解矛盾的思想与做法。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初步形成

面对实际生活中形形的社会矛盾，基层政府在矛盾化解中做出了各种努力与探索，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进步。

对社会矛盾纠纷需要多元化解机制形成共识。原有的行政治理系统已经无法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治理。在当前社会矛盾多元化的情况下，大量的非制度化矛盾化解方式自发地形成。一是民众常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主要包括：其一，通过自我摧残、极端泄愤行为、“闹访”、“缠访”等形式的个体反抗；其二，集体反抗。较温和的集体抗议是指通过集会、游行、示威等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而较强硬的集体对抗如封堵交通道路、围堵冲击政府等，通常都有暴力的成分。二是政府采取的非制度化方式，如阻止群众走司法渠道解决矛盾、“花钱买平安”、用强力阻止群众反映诉求等。民众与地方政府中大量非制度化化解矛盾方式的出现，反映了现有矛盾处理机制的局限与弊病。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政府与学界已经初步形成了共识，过往单一的行政――司法化解矛盾的体系，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大量矛盾的处理与化解。需要转换观念，借助社会力量针对多元化的矛盾构建多元化的矛盾化解的新体系与新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协同解决体制的初步形成。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实现需要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力量多方协同、广泛参与，建立完善的组织框架，理顺关系、优化流程，以实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各地建立起统一的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作为社会矛盾解决平台。根据本课题组的调研，提炼部分地方的先进经验，总结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体制。根据地方经验，从市级到社区建立四级大调解工作网络，依次是市大调解指导委员会、区（县）调处中心、街道（乡镇）调处中心、社区（村）调处站。有了实体化的调处中心，能为群众提供“一揽子解决”诉求的服务平台，让群众在家门口反映诉求，就地解决矛盾。市大调解指导委员会主要是对一些重大矛盾发挥指导协调作用，不具体处理问题。区（县）调处中心主要承担接待受理、分流指派、协作调度、检查督办以及重大矛盾纠纷调处五项职责。调处中心主任由政法委书记或综治办主任担任，相关部门分别派人进驻调处中心，包括两类，一类是处理矛盾的直接部门，如法制办、局、法院、公安局；另一类是预防矛盾和矛盾多发领域的管理部门如人社局、城乡建设、城管、医疗卫生等。调处中心设立受理窗口负责接待群众来访，受理上级交办或相关部门转来或镇调处中心请求协调办理的事项。分类处理窗口按照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访调对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专业调解的分类，分别负责不同类型社会矛盾的调解处置。专业调解主要是处理医患、交通事故、劳动人事争议、职工维权、妇女儿童维权、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物业管理、消费、物价等多发矛盾，按职能分类调处矛盾纠纷；法律服务窗口主要负责法制宣传，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法律援助等，解决重大的社会矛盾及其引起的。

经济杠杆的本义是国家或经济组织利用价值规律和物质利益原则影响、调节和控制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经济活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也可以利用经济杠杆来协调矛盾相关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效果。我国的大多数社会矛盾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当所导致的。对于矛盾相关人来说，利益补偿是其最关注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利益补偿问题，此类社会矛盾就可以很好解决。应该说，我国各级政府采取了很多种方式，为社会矛盾相关人提供利益补偿，例如拆迁补偿款、安置补贴、征地补偿等，有助于矛盾的解决。各级政府财力越来越雄厚，群众的生活标准也日益提高。在法律法规和财力允许的前提下，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相应提高了矛盾相关人的补偿标准，有利于矛盾的化解。有些地方发挥保险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针对矛盾多发领域，推广医疗事故责任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机动车交强险、安全生产责任险、校园方责任险、食品安全责任险等保险种类，充分发挥保险在矛盾纠纷化解、风险预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为妥善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新的途径。支持保险公司等机构及时全程介入矛盾纠纷化解工作，通过构建完善的强制保险体系，把保险作为一种经济杠杆来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矛盾调解互相补充。但是，不少经济补偿远远低于矛盾相关人的期望值和现实需要，而且不同时期的补偿标准差距过大也导致了新的矛盾产生。

专业性机构的调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劳动争议、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医患纠纷、校园伤害、交通事故等具有行业性、专业性特点的矛盾日益增多。针对一些专业性很强的社会矛盾，需要用不同的调解标准对症下药，需要专业人士的介入，需要在社会矛盾突出的行业（领域）建立专业调解机构，充分发挥行业性专业调解组织在专业性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作用。有些地方按涉企、涉农、涉地、涉房、涉法、涉教等类别，由行业组织来牵头，成立了不同的专业矛盾纠纷调处机构，专项对口调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还有些地方在矛盾纠纷多发、高发领域和行业，采取派驻制办法，设立专门调解室，集中受理调处各类矛盾纠纷。行业协会、商会、集贸市场联合会、企业联合会等各类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这些社会组织力量，引导这些社会组织参与到矛盾的化解中去，有针对性地解决同行业间、专业内经常发生的矛盾纠纷。

社区调解。社会治理依赖于群众的自治，这种自治不是杂乱无序的，要通过社区为载体来实现。在一些社会矛盾化解过程中，乡规民约、社区规范是农村村民、城市居民公认的、约定俗成的规矩和行为准则。在乡村中存在一些家庭纠纷、邻里纠纷、违规占用宅基地等行为，这些事情“行政不好管，法律管不好”。运用人情、习俗、礼仪、规矩等“乡规民约”作为和解的措施，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协商和解，减少矛盾冲突，对于社会矛盾的化解具有特殊的作用。村一级建立村规民约，在乡这一级有乡规民约，经过村民代表的讨论形成规矩、章法，对于村民有一定的约束力，营造良好的村风。在村（社区）大力发展“公道会”“好人调解室”等民间调解组织，有“理”大家评，有“话”大家听，广泛发动群众解决矛盾纠纷。⑤

法律手段是化解社会矛盾的最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因为社会矛盾复杂多样，法律并不能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法律手段程序严格，时间较长，成本相对较高，一些简单的矛盾不必走法律程序。此外，我国传统社会中，“无讼”的传统依然存在，普通民众还不习惯于用法律手段解决社会矛盾。“我国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在判断事情对错时，现代性法律依据的是‘法理’，而中国人依据的是‘情理’”。⑥因此，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复杂的、重大的矛盾之外，较小的矛盾纠纷，可以将情理道德、公序良俗、传统习惯等因素引入具体矛盾的解决过程中，运用情、义、礼手段，在融通法律与社会联系的同时，进一步有效增加司法的亲和力。中国人向来比较注重面子，基层干部在解决社会矛盾时如果能充分尊重矛盾相关人，给足面子，矛盾相关人得到心理满足之后，再进行政策法规的解释，效果会比较明显。基层干部借助矛盾相关人的亲属、邻里、朋友、老乡等初级群体网络，借助这些社会网络的力量来劝导矛盾相关人，使矛盾相关人与遵纪守法，降低期望值，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

社会矛盾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的改革

从根源上化解社会矛盾是根本，此外，在思路、制度、政策、机构、队伍、资源等层面也有大量的工作可以改进。当前在构建多元化矛盾协同化解机制中，需要做的工作是：

在战略上树立以防为主的矛盾化解思路。社会预防注重矛盾源头预防和事前预防，改善矛盾产生的因素与社会条件，以最小的代价顺利度过社会转型期，以达成和谐社会目标。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务。现行社会治理体系中依然存在漠视社会预防的情况。一是社会预防观念缺乏。社会预防是基础性工作，短时期内难以看到政绩，现行的考核监督体系未将社会预防纳入，致使基层政府参与社会预防积极性不高。一些地方依然急功近利，为政绩不择手段，许多项目、决策不顾长远、不顾环境、不顾群众利益，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源。二是社会预防体制不健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少经费预算。各地从财政中专门拨出一定的资金设立“维稳”专项经费、补助专项资金等用于事后处置。特别是出现后，政府不计成本代价将其“扑灭”；而对于社会矛盾的事前预防则存在舍不得花钱、财政投入不足、后续投入不足、支持主体和方式单一等缺陷。其二，缺少预防力量。社会预防缺乏常态化的组织载体，仅有一些承担社会矛盾预防功能的职能部门之间往往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综合协调，甚至彼此之间存在职能的替代与程序设计上的重复、信息封闭等问题，难以整合力量。三是社会预防机制不合理。在现行的机制下，主要负责社会矛盾治理的部门以政法委、综合治理办公室，公检法等单位为主，这些单位都是惩处性的事后处置部门，其管理者的视野、知识结构及其机构的职能、权限等限制了社会矛盾的基础性预防工作。正是这种理念的缺失、体制、机制性束缚制约了社会预防的建设，使得引发社会矛盾的诱因与导火索没有得到有效预防，持续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更新治理思维、转变治理方式，把社会预防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社会预防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为主要目标，由各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通过运用一定的治理策略，从理念、制度、机构、队伍、机制等，对社会矛盾进行事先预测和分析，以达到防止和控制矛盾的生成、生长，将社会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或将矛盾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的积极社会行动。社会预防是一个动态过程，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全部过程。

在队伍建设上要专业人才与经费保障并举。要突破政府单独作战的困境，提升化解矛盾队伍的专业能力。市级矛盾级调处中心要建立调解专家库，根据不同专业矛盾，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司法公证人员以及各行业专家学者（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为重大、疑难、复杂的矛盾纠纷提供指导性处理意见。⑦区（县）、街（镇）矛盾级调处中心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负责选拔、招聘、培训、管理、调配专职调解员与兼职调解员，培养一支专、兼职结合的调解队伍。提高调解员的专业化水平，可以对调解员进行分级认证管理，根据其调解水平的不同，认定为不同等级。⑧此外，矛盾化解队伍中还要引入三种专业人才。一是司法人才。应该通过“三官一律”（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进社区（村）等措施，鼓励和支持司法人才下沉到基层一线，参与社会矛盾化解。二是社会工作人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支持街道（乡镇）、社区吸纳和使用社会工作人才，让社工在基层一线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积极作用，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三是心理咨询人才。当前，不少矛盾当事人心理偏激。对此，先心理疏导后解决矛盾起到了良好的效果。⑨在加强队伍建设的同时，要加强基层干部的激励机制建设，解决好“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的问题，加大对基层政府化解矛盾的支持力度，将权力和财力向基层下沉，保持权力与责任的均衡性，使干部有能力、有动力解决社会矛盾。上级政府要营造宽松的工作环境，理解和支持基层干部，对勇于迎着矛盾上的干部、善于处理矛盾的干部要表扬奖励，进行广泛宣传，树立典型，并作为干部晋升的一个重要依据。媒体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公正清廉、勤政为民的基层干部，改变舆论对基层干部“污名化”的现象。定期安排一定的职数从村干部中单列考录公务员，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优秀村（居）干部。处置社会矛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为了保障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落实社会矛盾专项经费，由综治部门牵头筹集专项经费，列入专项财政预算，用于基层调解工作室建设、调解员工作补贴和个案补贴等。从基层经验来看，可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调解经费、个案奖补、部门专业调解等列入财政预算，以此保障专职调解员的教育、培训、管理、考核与矛盾纠纷的相关费用支持，实现矛盾的有效化解。

在制度上要改革矛盾化解的瓶颈。应改进不分青红皂白的“一票否决”制及其变相的“通报制”。要实事求是地看到有些矛盾是解决不了的，有些是可以解决的。引起矛盾的原因，有些在政府，有些不在政府。现行对待进京“非访”的不分是非、不讲原因、不讲道理的通报，极大地挫伤了基层干部化解矛盾的积极性，产生了较大的负效应。考核制度要在分清责任、原因的基础上落实，区分尽职、不作为、乱作为等几种不同情况。各级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要建立矛盾纠纷解决工作责任制，明确领导干部化解社会矛盾的责任，将职责落实到人，以防止因其不作为而致使一些矛盾纠纷被推到上级部门去处理，增强工作合力，避免部门之间推卸责任。

在预防上要完善风险评估机制。当前，各地项目风险评估已经展开，政策风险评估也较为谨慎，但决策风险评估还没有进行。我们迫切需要制定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规则与办法，建立整体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对于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重大项目，在实施之前开展风险评估，通过入户调查、材料公示、听证等环节，进行信息公开，广泛征集意见，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对于不合理诉求做好疏导工作。一是以企业改制、征地拆迁、涉农利益、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领域为重点，定期进行重大矛盾源的风险评估。二是以重大项目为重点，进行定向评估。这一工作目前还比较粗糙，需要精准化。三是以重大决策、社会政策为重点进行评估。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出台之前，需要进行决策评估，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参与，从居民中进行抽样调查，分析研判群众对重大决策的看法，充分尊重群众意见，争取群众理解。对于群众普遍反对的决策，按照决策程序依法终止或修正。实现社会风险评估的全覆盖，并将风险评估的结果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和依据，以防止新的重大社会矛盾的产生。

在治理力量上要建构社会组织的协同机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不能仅靠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力量，还需要依靠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要大力发展“独立第三方”的专业调解组织建设，鼓励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组织设立调解委员会，发展专业性行业性调解，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优势，推进专业类调解的社会化，例如医疗纠纷、劳资纠纷、消费纠纷、物业纠纷、交通纠纷、金融纠纷、征地拆迁纠纷等。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完善社会力量的引入机制。一是为各类化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力量成长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明确社会力量参与化解社会矛盾的界限、程序、购买服务的经费保障、优惠政策等，让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化解有法可依。二是政府要真正简政放权，将社会力量能够解决的矛盾放手给社会，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组织转移释放。三是设立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的专项经费，加大人财物投入的力度，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机制，由政府花钱养人、养机构向购买优质服务转向，鼓励社会力量主动化解矛盾，根据化解矛盾的效果提供补贴等形式的经费保障。四是政府要做好监督和指导。简政放权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要对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提供法律法规指导，加强监督，防止违法违规。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制度化建设。

在化解路径上要建立社区微观治理机制。将社会矛盾消除在萌芽之中的关键，就是将矛盾抑制在社区中。将治理的资源、人员、资金等下放到社区，在社区中形成“微治理”的状态。一是完善社区自治组织。自下而上由社区居民自行选举产生社区自治组织，选举品质良好、热心社区的居民加入社区自治组织，这些居民骨干同时也是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成员，负责社会矛盾的排查和处理。二是引进司法、社会组织等力量。建立社区民警工作室、社区法官工作室以及律师工作室，指导社区化解社会矛盾。此外，还要引进心理咨询、志愿服务等力量，形成多元共治化解社会矛盾的合力。三是完善信息排查机制。社区干部和自治组织负责人要主动下沉到群众中去，实时掌握居民中存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对社区内的矛盾纠纷，主动出面解决，迅速靠前调解，不推诿回避，防止社区矛盾扩大化，做到“家庭纠纷不出户，小纠纷不出社区”。可以充分发动居民骨干，以及“老娘舅”“老舅妈”等调解员参与到社会矛盾化解中去。第一时间发现可能引发矛盾的各类问题、第一时间化解矛盾、第一时间将信息整理上报。将社会矛盾在萌芽时期就有效地化解，避免矛盾扩大化。

在矛盾难点上要攻克疑难矛盾的化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基层干部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少部分坚持无理诉求、缠访闹访人员的无理纠缠，这些人员虽然数量不多（据基层干部测算，这类人约占当地人口的万分之一），但牵扯了基层干部的大部分精力，浪费了大量资源。对于此类老上访户的处理，建议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分类分流处置。区别对待老上访户的有理诉求和无理诉求，切实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如果人诉求合理或有合理成分的，要积极协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督促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对于诉求无理、缠访闹访的，应该根据《条例》和相关规定终结备案后，机关上下一致，尤其是国家局以不受理、不统计、不交办的原则对待，真正实现无理事项的退出；对于确需到上级行政部门申诉复议的，分流到行政复议渠道进行有限次度的申诉复议。对于涉法涉诉案件应回归到司法渠道解决，将涉法涉诉的案件转交法院审理，通过法律程序、法律手段解决，严格执行法院判决，避免终审判决后进入无限申诉的怪圈，彰显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对恶意滋事并有违法行为的，依法严肃处理，让当事人为“非访”行为付出代价，树立起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鲜明导向。⑩

其次，建立甄别机构。建立甄别机构是为了建立矛盾的终结机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解决矛盾的机制是法律。而在我国法律的终结机制没有形成，这与我国的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文化环境有关。民众对法律没有敬畏之感。当法院的判决生效后，当事的任何一方，可以司法不公为理由，通过的渠道来否决法律的裁决。于是，一个从司法渠道来讲已经解决了的矛盾，又从渠道重新开启了解决的途径，从头再来。这不仅仅是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的问题，而是反映出没有一个终结矛盾的社会机制。目前，终结机制有其特殊性，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执行甄别机制的组织是一种各方面代表的临时机构。这种机构是在法律、、行政机制失效的情况下的特殊机构，兼顾到情理法。情与理，就是乡理乡情，法是法规。发挥社区舆论的作用，通过公开信息，让周围的邻里依照相关的法律、政策、程序来辨别矛盾冲突的是非曲直。因此，这种甄别机制必须要有社区的居民代表参加，主要有三种人参与，一是矛盾申诉一方的当事人、亲属、亲戚，二是人民调解员，三是要有社会力量如社区组织、律师、社区中有威望的群众领袖参加。这样不是矛盾冲突的一方面对政府基层组织了，而是有了第三方的力量。矛盾处理的过程，不是在信息封闭的情况下进行了，而是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进行。仲裁者不只是政府基层组织，而是社会的各方面的力量。政府的基层组织从矛盾的一方解脱了出来。一旦矛盾通过这种建立在社区中的甄别机构甄别后，就具有民间舆论的力量。以人民调解的方式，在法院中备注，也具有法律的效力。矛盾一经甄别后，就是最后的定性。如果矛盾当事人反复不定，再去上访。法律、、行政部门不予支持。对这类甄别过的矛盾，也不记录在进京通报、干部考核中。这将使基层干部从通报制中解脱出来，从而可以理直气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解决无理取闹的问题。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杜伟泉对此文有重要贡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刚性社会矛盾趋势分析与化解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ZDA061）

注释

此次调查将调查对象分为干部群体和群众群体。干部群体调查问卷共计发放880份，实际回收问卷共857份，问卷回收率为97.39%，有效问卷为849份，有效回收率96.48%；群众群体调查问卷共发放2160份，实际回收问卷共2070份，问卷回收率为95.83%，有效问卷为2018份，有效回收率93.43%。

限于保密原则，调查地点采用匿名的方式。问卷调查获取的样本对社会矛盾的感知是一种主观看法，与实际矛盾发生的频率无关，而是对矛盾的后果、矛盾的影响、矛盾的冲击程度的一种看法。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9页。

所谓大调解，是指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调处中心具体运作、司法部门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界整体联动的解决纠纷制度。

例如，南京经济开发区成立了韩国商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利用韩国商会的人力资源和栖霞区内的调解资源相结合的形式，化解了大量的韩资企业内的矛盾纠纷，如劳资纠纷、经济合同纠纷、民事纠纷等，处理时间短，效率高，不收费，达成的调解协议又能得到履行，这些人民调解的优势让韩资企业非常认同。

郭星华等：《社会转型中的纠纷解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如江苏南通市成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法学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医学专家咨询委员会，为各区医调委调解疑难复杂医患纠纷时提供专业咨询意见和调解建议，大大增强了人民调解化解医患纠纷能力。

例如江苏南通推进调解员队伍职业化建设。2013年，该市专门制定了《南通市调解专业人员职业水平考试和评价实施办法（试行）》，《办法》确立了专业调解员的准入机制，详细规定了调解员职级评定、晋升、管理、待遇等方面的内容，有力地推进了调解人员专业化。

湖南长沙把心理干预运用在非正常上访、突发事件处置、邻里纠纷、家庭婚姻等矛盾纠纷的处理化解中，已经发挥了显著作用。“自从采取心理干预措施以来，长沙市矛盾纠纷总量、总量分别同比下降18%、11.3%，息诉罢访率上升13.6%。”参见：《长沙：引入心理干预化解矛盾纠纷》，t望观察网，http：//。

例如，四川达川区创新实施“315”群众工作法，即：实行“实名举报、查实奖励、诬告查处”三项制度，坚持“一切问题都要在法律政策框架下研究解决”一项原则，实现“解决到位、帮扶到位、处置到位、稳控到位、问责到位”五个到位；采取联合接访、挂牌督办、听证等办法，着力破解涉法涉诉问题瓶颈，依法推动涉法涉诉问题解决。参见：朱成林、杨正波：《达川创新实施“315”群众工作法》，四川在线-达州频道，http：//.cn。

责 编M杨昀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have effectively resolved a large number of social conflicts， created effective local experiences in that regard， and promote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However， some new social conflicts have begun to emerge， the intensity of the conflicts increases， and the tactics and methods adopted by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onflicts are more complex， this poses challenges to the governance system， governance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measures for the social conflicts. The single social conflict resolution mechanism now is far from meeting the actual need， and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law， fully mobilize the resources from all social sectors， and adopt diverse means to solve the complex conflicts. The diversified social conflict settlement mechanism calls for the concerted effor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s， judicial organs， and nongovernmental groups as well as improved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straightened-out relationship， and optimized process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effective resolution of the social conflicts.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6

一、打牢基层基础，加强基层调处组织建设。

在人民调解组织机构建设上，我县自建立人民调解组织以来，县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把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始终作为巩固和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一项保障措施来抓，在县乡两级分别成立了社会矛盾纠纷调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司法局和各基层司法所，负责社会矛盾纠纷的信息收集掌握，复杂疑难纠纷的排查调处和村组人民调解的指导工作，跟踪回访和反馈已调矛盾纠纷协议的履行情况，对存在的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协调联合做好预防控制工作。在村委会(社区)一级，一方面，把选任人民调解员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按照《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要求，积极主动与乡(镇)党委政府协调沟通，结合村级组织换届和平时了解掌握的情况，调整充实和壮大基层调解队伍，任前广泛听取当地干部群众意见，集思广益，按照好中选优、优中择能的原则把思想品德好、年轻有文化、掌握一定法律法规，熟悉当地情况，群众公认的优秀同志选拔到人民调解工作岗位，对不适宜做调解工作的同志做到及时更新，对缺漏人员及时补充，村级人民调解队伍进一步优化壮大;另一方面，以乡(镇)党委文件明确村级调解委员会班子和工作职责，按照村委会大小和人口数量，每个村委会(社区)设调解主任1人，委员3—9人，为便于工作协调和职能发挥，根据各村委会具体情况，实行村级调委会主任专任或村委会干部兼任相结合搭建村调委会班子;其三，对村民小组一级，由乡级调解组织配合村委会(社区)根据平时了解掌握的情况，采取群众推选和乡村调委会考察相结合的办法，选配群众信任、有一定法律法规知识和协调处理能力的同志担任调解员，充分发挥他们在最基层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和特点，就地化解消除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处理在萌芽状态。截止目前，在全县8个乡(镇)、114个村(居)民委员会791个村民小组建有乡(镇)村组人民调解委员会和村民调解小组，形成了县乡村组四级调解网络，调解人员达2574人，其中乡(镇)村两级有调解人员992人，村民调解小组有调解员1582人，同时在县内接边乡(镇)之间，跨区域邻边县乡之间建立了接边地区社会矛盾纠纷联防联调工作机制，与接边泸西、陆良、邱北、罗平等接边县乡签定了接边矛盾纠纷联防联调工作协议，县内乡镇之间互签了联防联调工作协议，人民调解队伍的逐年发展壮大，调解组织和调解工作领域的不断拓展延伸，各种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在基层一线通过调解组织的扎实工作得以遏制和消除。

在人民调解场所建设上，乡(镇)一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设办公室在司法所，与司法所合并办公，设立有独立的调解室，做到了调解制度、程序、纪律规范上墙，有必要的桌椅等办公条件，调处的矛盾纠纷制作有文书卷宗，有台帐档案。在村民委员会和社区，遵循因地制宜、经济使用的原则，设立有单独的调解室，做到了有房子、有牌子、有印签、有桌椅、有台帐表册，按照卷宗规范化、文书格式化的要求，制作有法制宣传登记表、简易纠纷调处登记表、疑难纠纷登记表，卷宗档案实行一案一卷，统一格式，相关材料完整，手续完备，同时制定下发了下访调查、信息报告、回访反馈和工作纪律等规章制度，每月由司法所对工作开展情况和制度落实情况进行一次督促检查，跟踪问效，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帮助指导和督促整改，村级调解室工作统一规范，各项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在人民调解队伍能力建设上。一是把调解人员培训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制定年度培训计划，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按照重在基层、立足岗位、注重实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以乡(镇)为单位，就近组织，采取集中培训、以会代训、现场调解培训、下乡培训等多种方式，邀请上级领导、相关部门资深人员，专门抽调律师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组成培训授课小组，对人民调解工作经常适用的法律法规、调解工作的性质任务、人民调解组织的受案范围以及人民调解的原则、程序、技巧和调解格式文书制作、剖析点评典型案例进行现场授课，面对面辅导讲解，基层调解人员对法律法规的熟知掌握和应用水平明显提高，为调处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是分批次有针对性地组织乡(镇)村调解主任参加上级培训、到邻县邻边和县内乡(镇)之间学习交流取经，吸纳借鉴他人经验典型为己用，提高调解人员在处理化解矛盾纠纷中的实践本领，近年来，我县在认真组织参加系统组织集中统一培训学习的基础上，加强与邻县邻边的相互交流和观摩学习，在县内分批次组织调解主任进行现场学习交流，达到了取长补短、相互借鉴的效果;三是加强对基层调解人员经常性业务指导和帮助，经常性开展业务大练兵活动，实行司法所人员连片包村的办法抓好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适时对基层调解人员的业务进行指导和帮助，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丰富基层调解人员的实战经验，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通过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调解员的培训，培养锻炼了一大批熟悉法律、掌握政策、精通调解、会做群众工作的调解员。

二、预防宣传为先，抓信息掌握和纠纷防控工作。

在调处机制建设当中，重点围绕“调”字作文章，在“防”字上下功夫，建立健全六个方面的工作机制。矛盾纠纷统一排查机制，以乡(镇)为单位，在抓好矛盾纠纷经常性调处化解的同时，坚持季度集中对社会矛盾纠纷统一排查，由各地制定符合其具体情况的排查方案，统一时间共同组织实施，切实做到认真细致，不留死角;接边地区以传真、电话、信函和人员往来保持经常性沟通与联系，做到发现矛盾纠纷苗头，及早做好预防消除工作，从源头上遏制矛盾纠纷激化引发刑事治安案件。信息联络和反馈机制，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充分依托基层人民调解组织人缘、地缘优势，及时收集掌握矛盾纠纷信息源头，经常性分析矛盾纠纷发生的规律、特点及其解决的办法措施，从抓早、抓小、抓苗头着手解决问题，消除隐患。领导接待机制，把每月的25日定为局长、所长接待日，对群众的来信来访进行解答、回复、分流和督办。疑难复杂纠纷联合调处机制，在矛盾纠纷调处中，注重通过部门联动协作进行有效资源整合，提高调解的有效性，对复杂疑难纠纷需要两个以上部门联合调处的，及时向县委、政府分管领导和政法委报告，明确牵头部门，指定责任单位，相互配合，形成力量联动，开展联合调处，确保真正解决问题。已调矛盾纠纷回访反馈机制，对已经处理和解决的矛盾纠纷，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定人联系，不定时到其家中进行回访，做到经常性了解掌握协议履行情况、双方当事人思想动态和心里变化，举一反三，从源头上防止矛盾纠纷出现反复。责任追究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明确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责任，分管联系乡(镇)领导为第一责任人，各基层司法所长为直接责任人，各地发生的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妥善调处或因工作不到位导致矛盾纠纷激化的，视其情况对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引发重大刑事案件、群体性械斗和聚众上访的，当年目标责任制考核实行一票否决，第一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当年不得参加评先评优。

在抓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坚持宣传与预防、宣传与教育、宣传与普法相结合，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针，以预防为重点开展工作。一是采取散发资料、广播标语、开展法制讲座、设立法律咨询点、进村入户讲法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民法制宣传教育，增强群众法制观念和自觉学法用法守法的思想意识，教育引导群众依法维权、依法合理表达利益诉求，从根本上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二是坚持调解与法制宣传教育相结合，在对已发生的矛盾纠纷进行调处时，组织当地群众现场旁听，讲事实、辩法理，调处一片，教育一村，教育引导当事人和广大民众自觉学法守法，通过合理合法的正规渠道反映利益诉求，把调解的过程变为群众学法的过程。三是在基层人民调解室醒目位置设立温馨提示，教育引导群众在依法维权，依法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同时，本着遵从法律、尊重事实、互谦互让、以和为贵的原则，力求通过调解文化搭建双方心灵沟通平台，化解矛盾，并通过温馨提示营造良好调解氛围，使当事人双方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解决处理问题。

在抓基层一线情报信息工作中，结合实际，制定下发*县社会矛盾纠纷信息情报上报有关事项的通知，各地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充分依托和发挥当地村组干部、基层调解组织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收集掌握矛盾纠纷信息源头，定人连村摸排清查各地矛盾纠纷发生规律及其特点，注意随时发现新情况，掌握新动向，在基层一线遏制消除矛盾纠纷苗头。各地对排查梳理出来的矛盾纠纷信息情报，按照及时准确、客观真实的原则，提出相应的预防控制对策，按月进行上报分析，特殊情况及时上报，做到矛盾纠纷情报信息来源准确及时，为预见、预防和化解消除各种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资源。

三、创新激励机制，实行人民调解“以案定补”。

在落实人民调解日常工作经费、培训经费财政承担的基础上，20*年司法局按照上级相关文件精神，为充分调动基层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工作效率，最大限度发挥基层一线调解维稳功能，创新基层人民调解员报酬激励机制，把司法行政机关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与管理基层人民调解员有机结合起来，及时向县委政府汇报，与财政部门协调沟通，并与财政联合行文出台了《*县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矛盾纠纷以案定补实施意见》，按照“谁调解、补偿谁”的原则，对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调处解决的矛盾纠纷实行以案定补，标准为简易纠纷每件定补5元，疑难复杂纠纷每件定补50元，热点纠纷每件定补100元，重大热点纠纷每件定补200元，特别重大热点纠纷每件定补300元的标准进行以案定补，把调解案件与落实报酬按调解案件难易程度以“计件”补助方式统一规范固定下来，以案定补的落实兑现按季度由县局抽人到各乡(镇)通过抽查、回访、阅卷宗等方式进行考核兑现。“以案定补”的落实兑现，避免了调解员在工作中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现象，以发放“计件”工资的形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基层调解员的报酬问题，进一步激活了人民调解工作，一是纠纷调处数量、质量有大幅度上升，20*年与20*年相比纠纷调处上升近70%，且件件有登记，事事有卷宗，痕迹管理走向规范。二是人民调解员积极性得到调动，化解纠纷能力显著提高。实行人民调解“以案定补”以来，遵循“谁调解、补贴谁”的原则，打破大锅饭思想，调解员在经济上有了一定补助，工作得到社会肯定认可，调解员主动介入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明显增强，“以案定补”实施以前的推拖慢延现象变为自觉行动，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的机制得到有效保障，矛盾纠纷抓早、抓小、抓苗头得以落实，基本做到案结人和，用较少的经费投入化解处理了大量的矛盾纠纷，成效显著。三是调解网络得到有效带动。按照构建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的要求，在县一级成立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委员会，组建了*县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在县直相关部门建立了行政调解工作室，在乡(镇)健全完善村级调委会及村调解小组，形成了县乡村组四级、横纵结合的调解网络，调解组织和调解工作领域不断拓展延伸。人民调解“以案定补”的有效运作，体现了政府公共财政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人民调解工作“埋单”的理念和要求，激化了基层调解组织活力，使人民调解工作方便及时快捷、操作成本较低、亲和力较强、兼之调解组织体系完善、调解队伍庞大的优势得到充分体现，人民调解工作在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中的职能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四、坚持公正原则，狠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

一是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主动向党委政府请示报告人民调解方面的工作情况，用工作的成效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二是注重发挥基层调解人员扎根基层、联系群众、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和特点，时刻关注各村各寨的矛盾纠纷发生动向和接边矛盾纠纷可疑迹象，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三是加强与公安、法院、土地、林业、民政等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和接边地区的联络沟通，整合人民调解资源，按照矛盾纠纷的性质属性，明确责任主体，多家互联互通，共同协作解决因山林、土地、葬坟、资源争执等引发的矛盾纠纷;四是坚持领导联系、科室联挂基层司法所调处矛盾纠纷和司法所工作人员联系村委会调处矛盾纠纷制度，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复杂疑难纠纷县乡两级共同协作解决;五是注重加强与毗邻泸西、陆良、罗平、邱北等接边地区的沟通协作与联系，以电话、传真、信函、人员往来等多种形式互联互通社会稳定动态和矛盾纠纷情报信息，对接边地区矛盾纠纷做到早预防、早介入、早消除;六是开辟老、弱、病、残、贫维权绿色通道，对老年人赡养就医、未成年人抚养就学、侵害残疾人和农民工合法权益等矛盾纠纷进行法律援助，发现苗头、及时介入，说理讲法，预防疏导，积极化解矛盾纠纷，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七是认真做好“148”电话咨询解答和群众来信来访工作，做到“148”专线经常保持畅通，有专人值班解答，对来信来访人员热情接待，当事人反映的问题能答则答、能办则办、急事特事及时向领导报告，属于其他部门办理的告知办理渠道和途径，需要提供上门服务的及时向领导汇报提供上门服务。20*年以来，全县各级调解组织受理调处各类矛盾纠纷9892件，调处成功9635件，调处成功率达97.4%，防止民间纠纷引起自杀96件109人次，防止民间纠纷激化转化为刑事案件121件826人次，防止劝解民间纠纷引发群众性械斗114件4868人次，避免和劝解民间纠纷引起群体性上访89件3237人次。基本达到了为党委政府分忧、为分流、为公安排压、为法院减负、为群众解愁的工作目的，人民调解的主渠道作用显著发挥。

在狠抓社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同时，加强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配合。为督促落实已调矛盾纠纷协议履行，*县各级调解组织对已调矛盾纠纷实行回访反馈制度，定人定案不定时对已调矛盾纠纷进行回访落实，做到一般纠纷适时回访、重点纠纷定期回访，随时了解掌握协议履行情况和双方当事人的思想状况、心理变化，举一反三，从源头和苗头上抓死已调矛盾纠纷再次出现反复。同时为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实现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有机衔接配合，创新调解工作机制，积极主动与人民法院沟通协调，建立人民调解协议履行和诉前民事纠纷调处机制，人民法院在受理已调矛盾纠纷协议履行案件过程中，邀请基层调解人员参加，依照法律规定程序，严格审查把关，对于调解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事实清楚明了的调解协议，在立案前和时依法依理说服疏导，教育引导，讲清说明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开导督促双方各自履行协议，自觉维护调解协议的严肃性，对于事实不清、适用法律存在瑕疵、调解程序不合法不规范的依法进行庭前调解，尽最大限度在调解阶段达成协议解决问题。

人民法院在受理尚未经基层调解组织调处的民事案件时，开展人民调解进驻法庭联合办案，由人民法院委托人民调解组织在立案庭、中心法庭庭前调解和法庭诉讼调解工作中参与调解，在时或立案前通过人民调解程序化解矛盾纠纷，尽量减少当事人在情感、经济等方面带来的负担，在村(社区)一级，通过基层“三室一庭”建设，优化便民利民措施，有效整合人民调解资源，流动法庭与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联合办案，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有机结合，做到警力下移、机制联动、现场办公、联合调处，许多民事案件通过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联合互动得到有效化解和及时处理，调解协议的合法有效性得到较好维护，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得到良好融合，联合互动功能得到较好发挥。

五、注重痕迹保存，规范卷宗档案管理。

把人民调解档案规范管理纳入年度调解人员培训学习内容，建立和实行县局对司法所、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村组人民调解组织档案管理层层培训辅导机制，按照档案管理规范化的要求，对档案的收集保存、卷宗制作、台帐建立、文书装订进行面对面、手把手讲解辅导，做到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发生的文字材料，按规范化要求收集痕迹、制作卷宗、建立台帐，各村调委会制作的档案资料报送乡(镇)人民调委会审查把关后归档保存，实行乡村两级调解卷宗档案统一管理统一存查，有效避免调解档案零散保管出现丢失的情况。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7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2009年,全省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44.6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

大调解不仅成为我省政法综治工作的特色品牌,更成为百姓普遍认可的民心工程,成为构筑四川平安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

引子:《新闻联播》的聚焦

2009年11月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摄制组来到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和修文镇列神村七组,对思蒙法庭庭长邹建国调解原告张子超状告胞兄张子伦损害赔偿一案进行了实地采访。当事人张子超、张子伦兄弟多年前反目成仇,经过邹建国不厌其烦的调解,一起长达32年的积怨得到了化解,亲兄弟终于互相原谅握手言和。

这只是我省以大调解统揽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整合调解力量,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化难点、息纷争、解民怨、促稳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中国老百姓历来有厌讼思想,主张“和为贵”,“官司诉讼”、“对簿公堂”都不是他们主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决定了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必须重视人民群众解决纠纷的习惯和认同的解决方式。西方人对此称为 “东方经验”,赞誉有加。在今天的四川,“东方经验”得到了发扬光大。

察民情――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

“关了两年多的西涪宾馆终于要开门营业了。”近段时间,在绵阳涪城区城郊乡平政一社,提起这件事情,村民们都很兴奋。两年前,因为对村级组织内部分配不满,部分村民一把锁锁住了刚承包出去几天的西涪宾馆。两年来,集体损失承包费至少60万元不说,还被宾馆承包人向法院,部分村民更是不间断地到各级上访。针对这一情况,城郊乡大调解工作中心启动大调解工作程序,与区司法调解中心一道进行调解,使双方最终和解,消除了西涪宾馆重新开业的障碍。

这样的案例在涪城还有不少。“把您的诉求告诉我,用我的真诚帮助您”。大幅的标语张贴在涪城各乡镇、街道的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的调解室,让前来参加调解的群众备感温馨。

这样的调解室在全川数不胜数。

近年来,作为藏区、地震灾区、水库移民大省……我省面临着“新老问题相互交错,多种矛盾纠纷叠加”的复杂形势。对此,省委、省政府认真分析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特点,先后建立了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2009年6月3日,省委书记刘奇葆主持召开常委会议。会议提出,社会矛盾纠纷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完全可以通过调解的方式解决。刘奇葆强调,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服务全省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有重大意义。

随着省委、省政府“大调解”工作会议的召开和一系列措施的出台落实,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机构综合协调,司法行政、法制部门和人民法院分别牵头,有关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广泛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既充分发挥作用,又相互协调配合的“大调解”工作体系逐渐构建起来,“小纠纷不出村、大纠纷不出乡、疑难纠纷不出县”被确定为“大调解”的工作目标。

去年8月,作为“大调解”第一责任人,全省64名县委书记走进课堂,接受了“大调解”工作专题培训。“大调解”工作体系被纳入四川各级党政“一把手”工程,形成了党政统一领导、条块结合的“大调解”工作新格局。这项工作同时纳入了四川省各级党委、政府目标考核。大调解工作情况,被记入领导干部抓稳定的政绩档案。

工作体系、工作目标都有了,人、财、物,从何而来?

省政法委的同志介绍说,各地的大调解工作都确保了有办事场所,有专职人员,有充足经费。调解工作经费、调解员工作补贴、司法救助资金都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有关部门也安排专项资金解决本部门调解工作经费,落实专门办公场所,配齐配强相关工作人员。各级“大调解协调中心”主任由党委分管政法综治工作的领导担任、并按同级副职配备一名专职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全省各级财政已拨付调解工作经费、调解员工作补贴、司法救助资金1亿多元。

截至去年底,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全省21个市(州)、181个县(市、区)和95%的乡镇(街道)建立“大调解协调中心”,94%的村(社区)建立调解室,一个纵向延伸省、市(州)、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五级,横向覆盖各区域、各行业及社会管理各方面的调解组织网络,已经建成。

解民忧――预防赶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

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来到北川县永昌镇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中心,正好遇到前来领取调解协议书的村民伍成义、罗显成。当得知因承包地青苗补偿费引发的纠纷已成功调解后,高兴地向他们表示祝贺。在绵竹市孝德镇调解中心、汶川县水磨镇老人村人民调解室,他深入了解基层开展调解工作的情况,高度评价了四川的大调解工作始终把矛盾纠纷化解作为一条主线,了解民意、促进民和。

1月12日,同样在北川永昌镇的一间调解室里,“何必为争一口气,坏了身子伤和气,闹出笑话旁人看,破财伤身苦自己。”墙上悬挂的一首《调解歌》让中央大调解工作调研组眼前一亮,一致认为,这样的工作方式把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成本低、效果好。

北川是我省灾后重建顺利推进的一个典型。灾区恢复重建要顺利推进,离不开良好的稳定环境。

在阿坝,2009年9月15日,理县某个体牦牛户在没按照约定通知杂谷脑镇克增村个体牦牛户和玛瑙村村委会的情况下,将放养于草棚山上的86头牦牛赶至日足沟大河坝的牛圈中,准备运往成都销售。双方因牦牛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随时可能发生重大群体性斗殴事件。

纠纷发生后,大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会同民警与村委会,在经过两天联合调解下,对辨认后无异议的71头成年牦牛,双方签名确认并装车出售,剩余的15头小牦牛放归草山。

通过联合调解,成功化解了一起可能引起的纠纷,平息了事态,维护了社会稳定。

这种“小纠纷不出村(社区),大纠纷不出乡镇(街道),疑难纠纷不出县(市)“的目标正在我省各地成为现实。2009年,全省各级调解组织共调解矛盾纠纷44.6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全省同比下降22.2%。省委副书记、省长蒋巨峰指出,实践证明,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是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全省社会和谐稳定的好举措、好办法。

以和为贵,以调为主,法院的压力随之也大大减轻。

“去年7月以来,我省法院涉诉总量同比下降42.5%。”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刘玉顺介绍说,各级法院建立了司法调解组织5480个,配备司法调解员6100多人,把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诉讼环节,向前延伸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向后延伸到涉诉、民事撤诉案件的调解,实现了司法调解的纵深发展。

2009年,某大型企业因金融危机影响而资金吃紧,欠下上亿元外债无力偿还,最终因违约被对方推上被告席。此案涉案标的额高达1.3亿元,重大而棘手:一方是遭受重创的企业和众多职工及家属,另一方则是同样急需资金周转的大型国有企业。

在“大调解”体系下,省高院民二庭展开了长达5个月的调解工作,引入案外人担保,最终使此案成功调解结案,既保障了原告国有企业的债权,又确保受金融危机重创的被告大型企业顺利生产。

这起上亿元大案的成功调解,为妥善处理类似纠纷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使金融危机困局下的众多企业走出了困境。

省高院负责人介绍,在大调解的背景环境下,无论标的大小、案件是否疑难,他们都会首先考虑采用调解,特别是涉及金融危机、涉灾、涉稳等案件,更会尽最大努力调处。

赢民心――在党和人民群众间搭建“连心桥”,开通“直通车”

如今,活跃在四川广大基层的专兼职矛盾纠纷调解员有56.3万多人,建立各类调解组织近14.6万个、调解室近5万个。在农村和社区,每10户就有一个综治维稳调解信息员。数据,也许是空洞枯燥的,可背后却饱含了很多调解人员的汗水,也客观揭示了“大调解”工作探索的艰辛之路。

2009年12月2日,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怀臣深入宜宾县柏溪镇大调解协调中心调研。交谈得知,短短4个月时间,中心共调解各类纠纷70余件,调解成功率99%以上,为各方当事人实现经济利益高达60余万元,最大限度方便了人民群众,最大限度维护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王怀臣非常高兴:“‘大调解’就是要充分起到便民利民和为民维权的作用!”

便民利民,为民维权。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是基层的渴盼,也是基层经验的总结。早在2008年以前,洪雅县柳江法庭的法官们就主动走出法庭,指导人民调解,主动化解纠纷。而过去这个只有4名法官的法庭,一年受理1500余件案子,不堪重负。法官走出去,受案数也就降了下来,老百姓非常满意。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去年2月,彭州市检察院了解到一起拖欠民工工资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此时已临近2009年春节,劳务项目承办人及部分民工拿不到血汗钱,集体到镇政府上访。为化解矛盾,使民工能情绪平和地过上春节,检察院主动与当地劳动保障所、司法所、派出所沟通信息,加强配合,联动“大调解”机制,解决了民工部分劳务工资,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彻底解决此事的调解还在进行中。

一切为了民生。在大调解中,如何宣传发动骨干群众、普通群众、有疑虑群众、有对立情绪群众?如何调解婚姻纠纷、讨薪纠纷、医患纠纷、物业纠纷?成都民警在解决诸如此类难题时,找到了一个“好帮手”。

近日,成都市公安局主创的民警训练类课程《公安群众工作方法》被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2009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并陆续发送到成都公安机关基层所队。

《群众工作方法手册》针对当前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规律、特点,列出了公安机关调解矛盾纠纷的范围、调解纠纷应坚守的底线、调解矛盾纠纷的赔偿依据等。人民东路派出所的曾警官介绍说:“我们派出所辖区人口密度大,人口流动量是其他地区的十倍左右,群众纠纷和求助的警情比较多。《手册》的编写发放,提高了民警的工作效率和群众的满意度,对推动和谐警民关系、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必将具有重要意义。”

和谐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以前,群众有了矛盾纠纷,没有一条及时、便捷、高效的解决渠道,对党和干部心存怨气,造成了党群干群关系的紧张。“大调解”机制建立后,调解中心成了联系群众的“桥梁”、体现政府形象的“窗口”和反映社情民意的“直通车”。群众到了调处中心,接待谈心有人管,矛盾纠纷有人调,思想疙瘩有人解,政策道理有人讲,享受到的是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原来矛盾纠纷无人管、解决难的现象得到了彻底改变。而且,在“大调解”工作中,各地普遍实行了领导接待督办制度,这更加拉近了党委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距离,增进了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经验交流篇8

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基本情况

2021年7月份，我局共排查矛盾纠纷119起，化解115起，其中排查经济纠纷30起，化解30起；排查劳动关系纠纷5起，化解4起；排查情感婚恋纠纷15起，化解15起；排查邻里纠纷9起，化解9起；排查其他矛盾纠纷60起，化解57起。

二、矛盾纠纷数据分析

7月份排查矛盾纠纷119起，较5月份168起环比下降29.2%，其中经济纠纷减少12起，劳动关系纠纷减少2起，情感婚恋纠纷减少9起，邻里纠纷减少3起，其他矛盾纠纷减少17起。化解率较5月份的95.8%提高了0.8%。

三、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现状分析

（一）矛盾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类型包括情感婚姻、劳动关系、经济纠纷、邻里纠纷等占主流，并且还与行政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杂交织发生。其中多因小事引起，具有易冲动、易激怒等特点。

（二）矛盾化解复杂化。矛盾纠纷的产生，往往是当事人双方各执己见、互不退让而造成矛盾纠纷升级，轻者破口大骂，重者拳脚相加。2021年来，各派出所调处口角纠纷、婚姻纠纷、邻里纠纷就有294起，占矛盾纠纷总数的39%。同时，少数群众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给调处化解工作带来较大难度。

（三）规模日益群体化。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革，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利益分配出现了深刻变化，各类矛盾纠纷不断凸显出来，其范围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越级上访的群众受一些错误心理因素影响，有了问题不是逐级反映，而是组织群体性上访，或采取越级上访的办法，甚至有极少数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层层向党委政府施压，逐步加码，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不良影响。

（四）处置呈现对抗化。随着社会市场经济的推进，部分人价值观出现变化，通过正常的诉讼途径无法解决时，往往抱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想法，采取集体上访、围堵政府机关、语言威胁等手段来表达诉求甚至获取不法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的影响。

四、存在的问题

我局虽高度重视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探索积累了一些经验，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原因错综复杂，警情居高不下。随着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乡村振兴步伐加快，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容易升级成为现实形态纠纷，民间纠纷的内容、层次和领域日益复杂，牵涉范围不断扩大，且复杂性成为了群众纠纷突出特点，纠纷的后果不再是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增加了当前民间纠纷的复杂性，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二）范围界定模糊，法制观念缺失。派出所调解的纠纷各式各样，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既有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经济纠纷、土地纠纷，又有劳动关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新问题，纠纷类别各式各样。而在实际中，应向人民法院或者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申请处理的纠纷，因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到公安派出所调解方便、快捷且免费等诸多原因，导致基层派出所接处的纠纷类警情大幅增长。

（三）调解合力不足，工作质效不高。虽然党委政府、派出所、司法所成立了调解室，但实际运作效果并不理想，现行调解体制还未形成“一盘棋”的格局，导致许多矛盾纠纷久拖不决，有的甚至转化为行政案件乃至刑事案件。当前村级两委、镇政府、司法所、派出所、人民法庭等单位和部门，都有调解矛盾纠纷的职能与义务，但没有形成高效的调解合力，导致矛盾纠纷的调处化解质效不理想。

五、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厘清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职能职责。一是要与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范围，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对不属于公安管辖范畴的纠纷，先行受理后，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对照各调解组织的职责，合理地将矛盾纠纷进行移交分流，积极引导矛盾纠纷双方到归口部门调处，做到各司其职，从而改变公安调解大包大揽的状态，避免不作为或乱作为。二是要厘清当事人诉求的合理性，以及合理的诉求是否通过合适的渠道表达问题，做到“合理诉求想方设法解决，不合理诉求耐心调处，对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合理诉求的坚决打击处理”。

（二）逐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要积极动员各级各部门参与到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中来，充分发挥派出所警务前沿和阵地的作用，形成以派出所为平台，以村、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为基础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机制，积极构建“大调解”工作格局充分协调各有关部门，发挥各自优势，齐抓共管，及时化解各类隐患、苗头，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疏导，确保防范工作在前，化解措施在前，切实掌握工作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