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范文
时间：2023-02-28 11:24:35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会矛盾纠纷 人民调解 司法探索 多元化解决机制
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当今社会，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互影响，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相互牵扯，体制改革、企业改制、政策转型、社会结构变动、利益分配格局调整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不断产生大量的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既有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先富”和“后富”之间的矛盾；也有因经济社会转轨造成的在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利益分配的矛盾；还与我国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和社会保障救助等政府职能不到位有关。
目前，民间纠纷的主体更多地由公民与公民之间，向公民与经济组织之间、公民与基层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扩展；民间纠纷的内容也由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婚姻、继承纠纷或邻里之间简单的侵权、债务纠纷，发展为合伙投资纠纷、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安全事故纠纷、城市建设噪声扰民纠纷、物业管理纠纷、拆迁征地纠纷、村务纠纷等等，这些纠纷在总体上呈现出非对抗性质的矛盾纠纷。
随着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矛盾纠纷日趋错综复杂；不同类型和性质的纠纷矛盾冲突表现的形式和外在激烈程度也不一样，因此化解这些不同类型的矛盾纠纷的手段和方式也必然有所差异。经过长期的实践，我国逐步形成了包括诉讼、仲裁、行政处理、调解等涵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内的一整套完整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该机制中，各种纠纷解决方式首先可以各自独立运行，而且在功能和体系上可以互补衔接，形成动态的程序体系和运作调整系统，得以满足不同性质、类型和主体之间的矛盾纠纷。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多元化及冲突的复杂性更为明显，由此决定了社会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迫切要求。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司法探索
我国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以“仲裁”和“调解”为主要组成部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因其具有灵活性的优势得到了民众的认同，但因其不确定性又使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规范性的要求。为了克服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的缺陷，充分发挥其优势，经过近年来的逐步探索，我国有针对性地把民间纠纷解决方式纳入了法律规范化的轨道，目前已基本实现与诉讼的良好衔接。
200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对各类调解和仲裁与诉讼的衔接进行了规范，允许当事人申请确认和执行调解协议，克服了调解协议不能直接作为执行依据的不足，进一步推动了调解在民事纠纷解决方面发挥作用。2011年1月，《人民调解法》实施，该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次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了人民调解与诉讼的衔接。201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申请确认和执行人民调解协议的程序依据，从而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在技术层面的衔接。
面对日益增多的繁复的社会矛盾和由此产生的化解需求，司法机关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从未停止。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指出要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建立健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并进一步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机制。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的司法解释，对完善调解工作制度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在民事审判领域，多元化纠纷解决主要体现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在刑事司法领域，则表现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提出和贯彻。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刑事审判中也必须重视社会矛盾的化解，发挥司法能动作用，各地司法机关结合自身实际开展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探索，比如尝试刑事和解制度、引入社区矫正等。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尚不完整、系统。虽然近年来《人民调解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司法解释，人民调解与诉讼的衔接在法律层面已经没有问题，但人民调解、仲裁等民间纠纷解决方式与诉讼方式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具体的分工和作用的领域仍不清晰，存在着程序设计和职能替代上的重复，导致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比如，医疗事故纠纷解决中既有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又可以在诉讼过程中进行司法鉴定，在当事人之间认为造成了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的冲突和不信任；劳动争议案件的处理首先是要进行劳动争议的仲裁，不服仲裁后还可以继续向法院，造成了仲裁和诉讼的重复。法律程序设计上的不完善是造成近年来医患矛盾、劳资纠纷等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的重要原因。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要实现的社会目标尚不够清晰。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探索应当以“为民”、“人本”理念为基础，以能否体现人民根本利益、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作为优劣判断的重要标准。在司法与政治关系密切的背景下，实践中很难界定何为司法应当追求的社会目标，何为政治应该实现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正确理解“为人民服务、为大局服务”的精髓、深刻领会司法人文关怀和司法社会矛盾化解功能的内涵，否则就会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产生消极影响。
灵活调解与依法调解之间的冲突依然未得到很好的平衡。注重灵活性、不拘泥于法律法规是人民调解的独有优势，而依法调解是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如何平衡好“灵活”与“依法”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同时，因为必要的上位法依据缺失，地方司法机关进行的某些探索是否突破了现有法律仍存在不少的质疑。比如，各地法院开展的委托调解在《民事诉讼法》、刑事和解《刑事诉讼法》中都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地方司法机关实践中各自为政造成司法不统一。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积极发挥司法能动性，在化解矛盾纠纷时，对纠纷化解方式尝试了多种多样的探索。各地司法机关的实践经验值得肯定，但也应当注意由此带来的对司法制度统一性的冲击。以刑事和解为例，有的法院主张只要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被告人真诚悔罪，即使是故意杀人案件，也可以适用刑事和解；而有的法院则认为只能在轻微刑事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这种情形对司法制度的统一性产生了消极影响，对司法机关在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过程中起到了负面作用，终将不利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坚持以法治为轴心，完善相关立法。笔者建议在《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在原则部分加入符合“为民”、“人本”理念的规定。一方面，在《刑事诉讼法》明确引入成熟的、正确可行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另一方面，各地法院要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主动依法化解当地社会矛盾纠纷，做到既合法理又兼顾情理。
强化和发挥各种调解方式的功能和作用。对现有的诉讼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人民调解与行业调解进行合理的分类分工，实现各种调解方式之间的有机过渡和衔接，同时在调解过程中，既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但也必须要坚持依法调解的原则不动摇。笔者建议，建立由政法委综治办、人民法院、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等单位参加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联席会议机制，针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可变性、动态性、复杂性的特点，互通信息、通报案件、分析探讨，使各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掌握矛盾纠纷调处情况，增强对未来事态发展的预见性，以便有利于采取有效的矛盾疏导和防范措施。
集中优势司法资源，群策群力，不断推进涉法涉诉案件的有效解决。当前我国的案件中，涉法涉诉案件占有较大比例，这部分案件的有效化解，无疑是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功能实现的重要体现。要提前预防苗头，及时化解当事人积累的怨气，不断完善工作责任制度，搭建形式多样的沟通平台，把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和解决纳入法制化轨道。
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情报信息网络。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畅通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通道，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并将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纳入政务督查范畴，及时催办督办并定期通报。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报送和分析反馈机制，积极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分析治理，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发展动向，对各类动态信息进行汇总梳理，及时分析预测并作出快速反应和处置，及时向党委、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领导科学决策、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提供参考依据。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政法学院】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范文第2篇
根据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领导小组县2020年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要点及责任分工方案中按照中央、省州委政法工作会议，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为方向，以统筹推进社会治理和城乡基层治理为抓手和遵循书记关于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推动建立社会组织调解工作机制，拓宽社会组织参与矛盾化解渠道的要求，结合我局实际，为我县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全面围绕管辖范围内物价、能源、投资、招投标、粮食等工作展开了矛盾纠纷隐患排查，现就近期工作情况做如下汇报。
一、近期矛盾纠纷排查工作
对我局辖区的水电、民工工资、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进行了分析排查，经过排查辖区内目前未发现重大、恶性案件隐患，维持了团结、和谐、稳定的良好氛围，为完成接下来各项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下一阶段的矛盾纠纷情况
预测我局的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在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通过全体干部的努力，全面继续深化和落实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责任制度、提高矛盾纠纷集中大排查频率、走访频率、提高排查的针对性和精准性，及时掌握动态，建立健全风险评估，预警响应联动机制，对各类矛盾纠纷和可能存在的苗头隐患进行排查化解，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维稳和工作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矛盾；枫桥经验；多元化；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5918（2015）08 - 0085 - 02
doi：10. 3969/j.issn.1671- 5918. 2015. 08- 039
[本刊网址]http：//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多元化及冲突的复杂性更为明显，由此决定了社会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迫切要求。“枫桥经验”解决矛盾机制可资借鉴，“调解在先”作为“枫桥经验”的主要内容之一，其调解的矛盾范围已并不仅仅限于民事案件，而且延伸到刑事领域。按照“以民为本”的理念，发挥各职能部门科学化的、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通过调解制度来恢复社会和谐的人际、邻里、宗族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的终极价值。
一、社会矛盾多元化的现状
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不断涌现，呈现出“主体多元化、类型多样化、内容复杂化、调处困难化”的新趋势。
（一）从纠纷主体看，多元化趋势明显、群体性纠纷激增
纠纷主体已由单一性向多样化发展，由过去的公民与公民间的纠纷发展为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组织、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及他们之间的利益纷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民间纠纷的主体更多地由以往的公民与公民之间，向公民与经济组织之间、公民与基层政府管理部门之间扩展。而且，矛盾主体相对集中在同一区域、行业，呈现出人员相对集中、利益诉求趋于一致、问题繁复的特点。
（二）从纠纷类型看，涉及经济性、利益性的矛盾纠纷日渐成为主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纠纷类型增多。“三跨”纠纷，即跨地区、跨行业、跨单位纠纷，“三劳”纠纷，即劳动、劳务、劳资纠纷，以及商品经营、货币流通、信托信贷、房地产开发、小区建设、企业破产、兼并、改造、股份、转包、拍卖、优化组合、合伙经营、土地承包、买卖、租赁、劳资供应、集资提留、计划生育和党群干群矛盾纠纷明显增多，各种纠纷不断涌现。其中，涉及土地承包、征地、拆迁补偿、劳务、债权债务和医患等以经济利益诉求为主要内容的纠纷数量大幅上升。这些纠纷涉及面广，利益主体成分复杂，还存在群众恶意上访的现象，把矛盾转嫁到社会、政府，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
（三）从纠纷内容看，矛盾纠纷呈现出繁复、持续和反复的特征
民间纠纷的内容也由以往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婚姻、继承纠纷或邻里之间简单的侵权、债务纠纷，发展为合伙投资纠纷、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劳资纠纷、安全事故纠纷、城市建设噪声扰民纠纷、物业管理纠纷、拆迁征地纠纷、村务纠纷等等。许多矛盾纠纷同时涉及民事、经济、行政和刑事方面的内容，还夹杂着当事人的合法与不合法诉求，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过去，民间纠纷以家庭琐事以及债务纠纷居多，大都通过居委会或村委会调解解决。然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纠纷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变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加大了法院的压力，司法资源也不能够合理利用。
二、社会矛盾中解决的现存困境
（一）受制于“诉讼爆炸”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诉讼爆炸”现象也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据有关研究：平均大约1%的经济增长，会带动1. 6%的案件增长”。对于这种现象的发生和发展，其实并不足为奇。从这一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法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人们维权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这同时也加大了法院的压力，因为大多数的人们心中用法律维权的途径都只是停留在到法院提讼，法院的案件就越来越多，产生了现在愈演愈烈的“诉讼爆炸”现象。“诉讼爆炸”的现实危机使纠纷无法迅速得到解决，不利于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会导致法院压力过大，解决纠纷效率不高，难以发挥其重要的社会功能。
（二）传统人民调解制度的局限性
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我国民间纠纷大多通过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的方式解决。这被称为“东方经验”，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所借鉴。但我国持续多年、经验丰富的调解制度似乎越来越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有统计数据表明，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纠纷总数与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总数，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7：1降至现在的1.7：1。随着人们法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案件内容的日趋复杂化，人们开始怀疑调解的效力，更愿意相信诉讼的效力。但繁多的案件反而会降低司法活动的工作效率，是对诉讼资源的变相浪费。人民调解在缓解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矛盾冲突方面的作用却可能非常有限。
（三）现行纠纷解决机制不成熟
我国纠纷解决方式多样，但总体来看，我国现行的纠纷解决体系解决纠纷的效力不高，结构、布局不合理。另外，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法治意识加强，过于倚重诉讼解决纠纷的观念一时难以改变。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发展不平衡，如人民调解制度，虽然在形式上比较规范，组织化程度也比较高，在实践中作用突出，但是有些则是形同虚设；尤其是适应现代社会和技术发展的专业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缓慢，消费者纠纷和医疗事故纠纷以及知识产权纠纷、保险索赔等解决机制要么运作不畅，要么付之阙如。
三、新时期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一）完善立法使我国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有法可依
伴随着新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诉讼爆炸”现象的出现，传统人民调解制度与时代脱节这一现象凸显反映出我国在这方面的立法的不足。我国虽制定并通过了《人民调解法》，但是该法在社会实际实施运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不足与欠缺，面对解决日趋复杂的各类纠纷的需要各类非诉纠纷解决方式应运而生，另外还有许多非诉讼性质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以及极富中国特色的制度。但对于各类制度的详细法律规定和各类制度间相联系的法律法规比较缺乏。为使各类矛盾纠纷的解决有规则可循，应就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立法，可先进行地方性立法，待条件成熟后再实施国家立法，同时要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创制中国特色的纠纷解决法。做到在实体上，应该包括行政调解的范围、有权进行行政调解的主体、调解的原则、调解主持人的任命和权利义务等；在程序上，要规定调解的开始程序、准备程序、调解程序、保密或公开程序，以及调解协议书等，进一步突出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和功能，突出民本思想和社会自治精神，强调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司法的有效衔接。
（二）积极探索和完善适应中国国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在促进社会多元化矛盾解决的过程中，应着重考虑纠纷解决权优化配置这一重要问题，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解决权逐步地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逐步转变，在法院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周围建立多种形态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充分借鉴西方先进ADR模式经验，结合国内社会、经济、司法发展实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一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情报信息网络。畅通人民群众利益诉求的表达通道，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与建议，并将意见建议的办理情况进行定期通报。二是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报送和分析反馈机制，积极开展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分析治理，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发展动向，建立起完善有效的纠纷分流机制。三是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体系。搭建对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协调的平台，积极发展与培育科学的行政调解机制和民间组织、行业组织的纠纷调处机制，制定非诉讼纠纷解决规则体系，当然也要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理性的纠纷解决观念。
（三）预防为主和就地解决
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应依靠发动群众，消除隐性矛盾。如在农村里通过信息员每月两次摸查辖区中的矛盾纠纷等不稳定因素，及时掌握涉及可能影响稳定的情况。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及时消除矛盾，解决纠纷，构建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构建群防群治的组织网络，确立了一整套成熟有效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建立健全组织网络，在每一个镇、每一个街道设立“解决纠纷服务中心”，村、社区建立组织网络，及时将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向“解决纠纷服务中心”传达，以便抓“早”抓“小”，能够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早发现早解决。当然也需要强化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制素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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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彝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F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157-03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当前的新课题，而将社会管理创新与西部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融为一体的课题研究，在我国则是首次。目前，在纠纷解决机制上，国外有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特别是美国的“司法ADR机制”以及日本学者棚濑孝雄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等研究成果对我国法学理论与实务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内对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方兴未艾，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不同的利益群体大量出现，导致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在利益纠纷下往往转化为或者包含着民族、宗教等问题，最严重时，在受到境外敌对势力的影响和控制下，利益纠纷转化为影响国家安全、国家关系等社会纠纷。面对西部民族地区日益纷繁复杂的纠纷解决需求和纠纷处理机制的缺失以及司法资源的相对有限，各基层人民政府和人民法院倍感构筑一个适合民族地区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基于此，我们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选择了西部民族地区的一个县（越西县）为样本，来探讨西部民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越西县地处偏远的四川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隶属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邻美姑县，南接昭觉县、喜德县，西界冕宁，北连甘洛县、石棉。幅员2 256.47平方公里，辖9个地区工委、5镇、36个乡、288个村、908个村民小组、2个街道居委会。现在有汉族、彝族、藏族、羌族、苗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傈僳族、满族、瑶族、侗族、纳西族、布依族、白族、壮族、傣族等民族分布，总人口23.45万人。
过去在国家解纷解决机制尚未建立之前，越西县有着彝族特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即“德古”领导下的民间调解。但国家建立了正式纠纷解决机制之后，彝族传统的“德古” 民间调解渐渐被取而代之。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大量出现，越西县也逐渐建立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大调解工作体系，拥有调解、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2012年，我们调研了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开展的情况，发现该县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后，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问题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通过非诉讼方式处理纠纷的案件大幅上升
2009年，越西县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560起，结案556起，结案率为99.3%；2010年，法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480起，结案477起，结案率为99.4%；2011年，法院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共571起，结案570起，结案率为99.9%。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结案率呈上升趋势。然而，通过非诉讼方式处理的案件也在逐年增加，2009年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1493起，结案1412起，结案率为94.5%；2010年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1275起，结案1176起，结案率为92.2%；2011年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案件1 811起，结案1 056起，结案率为90%。这些数据反映出该县法院诉讼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通过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案件越来越多。
（二）人民法院面对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案件，产生了诸多不足
由于该县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较多，出现了办案人员短缺的窘境。同时，由于在民族地区，民族案件逐渐增多，由于部分案件当事人不会说汉语，而法院中会讲彝语的工作人员较少，从而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另外，该县人民法院中法官年龄结构偏大加之业务能力不强，在不断增多的案件压力下，办案质量得不到极大的提升。
（三）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施过程中，传统的调解方式在民间重新出现
由于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案件数量逐渐增多，各纠纷解决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完全及时地解决各类纠纷，这就导致了越西县过去被代替的彝族特有的民间调解方式“德古”再次出现。在彝语中，“德”是“瘠”、“瘦”的意思，即病态的象征，而“古”是“治”的意思，故“德古”指“治理人间的病态，惩罚非正义的行为”。在彝族地区，人们把熟知习惯法及其他社会规范，遇到纠纷能明析事理、仗义执言、以理服人的头人，尊称为“德古”。过去，在我国彝族地区，彝族人遇到重大、疑难纠纷或者案情复杂、矛盾尖锐或涉案人数较多时，则会请“德古”等民间权威来进行调解，从而迅速有效地平息纠纷。虽然越西县又出现了“德古”民间调解，但由于“德古”属于至今并未纳入正式制度的民间调解，未成为多元化解纷解决机制的一种解决方式，所以当地诸多彝族群众虽然内心很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处理纠纷，但迫于司法途径的权威性，仍选择花高成本，走司法程序。
（四）越西当地群众对非诉讼解决机制认同感不高
从调查问卷的信息来看，我们发出调查问卷310份，其中有213份（占问卷总数的68%）的问卷一般群众反映：他们对于矛盾纠纷的解决仍倾向于人民法院。他们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具有强制力，通过司法程序更有利于保障自身权益；而调解仅仅作为一种尽力让双方达成共识的一种方式，不具有强制力，同时也不能很好地保障权益，与其浪费时间在调解上，不如直接走诉讼程序。从调查问卷反馈的信息来看，当地群众对非诉讼解决机制认同感不高，更认同人民法院的诉讼解决机制。
上述四个方面反映出：越西县非诉讼方式解决案件比例在上升，法院诉讼压力在增大，群众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认识不够，这些问题充分说明在该县宣传、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健全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意义
越西县随着经济的日渐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利益关系也不断变化，各种矛盾纠纷也随之出现。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我国市场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另一方面，人民的权利意识、法制意识和维权意识在觉醒和增强，各种形形的矛盾纠纷日益增多，各种利益关系此消彼涨，各种价值观念交互碰撞，矛盾错综复杂。所以在社会管理创新下完善彝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有利于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
在建设西部民族地区和谐社会中，努力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纠纷机制，整合一套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价值相互渗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有效预防、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大事。在“社会管理创新”这一时代背景下，引导凉山州越西县彝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发展，进而推广到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维护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有利于尊重纠纷主体的多样选择，有效地化解各种矛盾纠纷
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体现了纠纷主体对各种解决纠纷方式有不同偏好，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就能很好地尊重纠纷主体的各种选择，让纠纷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自身利益选择解纷方式。多元化是相对于单一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单纯寄予某一种程序，并将其绝对化。它以人类社会价值和手段的多元化为基本理念，重视民间和社会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为当事人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以实现不同的价值。
面对越来越突出的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多发性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司法能力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必须发挥多元优势，针对各类纠纷的不同特点，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在于：程序简便灵活，效率较高；化解纠纷的成本低廉；能够妥善解决情与法、情与理、法与乡规民俗的冲突；能够拉近纠纷处理者与当事人之间的距离，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优化配置司法资源，减轻法院的压力
司法的过高期待和传统纠纷解决途径的单一化会直接导致法院压力加大，追求效率的动机使得法院不得不向增加法官人数、简化诉讼程序寻找出路，这必然会妨碍程序的正规化，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在司法资源短缺、诉讼成本不断攀升、法律援助使用不当的情况下，司法资源利用上的不平等会不断扩大。而通过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向当事人提供便捷、及时、经济和符合情理的非诉讼服务，扩大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达到司法资源的优化利用，最终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三、完善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对策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内部的完善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涵括了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和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两类。
1.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的完善。越西县人民法院目前正以构建和谐社会和服务经济建设为目标，强化诉讼调解。在规范层面上，该院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越西县人民法院规范诉讼调解规则》及越西县人民法院、越西县司法局《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以此来规范调解工作。在原则上，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坚持走调解多判决少的路子。在目标考核上，将调解结案率纳入目标考核，作为评优评先的依据。目前该院创新调解方式，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做好调解工作。将庭前调解与庭中调解相结合，庭内调解与庭外调解相结合，同时，采取委托单位（组织）调解和人民调解员及亲戚朋友调解的方式，把民事调解工作贯穿于整个诉讼调解过程，努力提高案件调解率。
2.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的完善。目前，该县已有几个乡构建起了“大调解”工作体系，如南箐乡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该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严格将社会矛盾化解作为综治维稳的重要工作狠抓落实，把矛盾纠纷工作放在首位，并形成了相应的机制。具体做法为：一是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党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为副组长，具体负责“大调解”的日常工作，全面加强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组织、领导。二是建立矛盾纠纷“大调解”协调中心。主要负责研究部署相关工作、排查矛盾纠纷、收集掌握工作信息、整合调解力量、协调处理重大矛盾纠纷、培训调解员、建立健全工作台账。三是扩大调解网络覆盖面。建立健全纵向覆盖镇、村（居）、社三级，横向覆盖各单位（部门）的调解网络，做到“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员工作”。
总之，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体系下，越西县自2011年以来，坚持“一手抓预防，一手抓调处”，严格落实县、乡一月一排查，村、社半月一排查的矛盾纠纷滚动排查调处工作制，切实做到抓早、抓小、抓苗头。同时，以乡（镇）、单位综治办为载体，深化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形成了上下联动、左右互动、运作高效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网络，充分发挥各级组织就地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着力强化矛盾纠纷疏导能力。通过实行联合接访、上门接访、内部调解等方式，进一步畅通民意表达和诉求渠道，矛盾纠纷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得到及时有效化解。在社会管理创新的理念指引下，工作成效显著。如2011年第一季度，全县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215件，调处矛盾纠纷183件，调处率为85.1%，实现了矛盾纠纷“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的目标。
（二）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由多个纠纷解决机制共同组成，更重要的是这些机制在独立运作的同时，强化衔接，互相配合，实现功能互补。首先，应重视调解的重要性，将其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加强人民法院对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相关协调指导机构，并定期了解人民调解的工作进展，从而研究相应对策，解决问题，不断推进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其次，可以建立司法联席会议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庭审观摩和联合培训制度，使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调解等组织密切联系，强化工作配合，达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真正意义上的功能互补。最后，应强化宣传引导，推广好的经验，使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发挥更大的优势，进而在全县形成健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三）严格规范各类纠纷解决机构
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不健全，部分原因来自纠纷处理机构的过于松散，这使得机构内部工作人员办案效率低、缺乏足够的工作热情，同时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有失公平、公正的现象。由此可见，严格规范各纠纷解决机构，对于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是十分重要的。应在各纠纷解决机构建立严格的工作规章制度，规范各类运行机制，实行当事人监督制度，确保纠纷处理的公正。
（四）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
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应将越西县彝族特有的民间调解纳入正式的民间调解制度，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解纷方式。“德古”调解在越西县彝族同胞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将“德古”调解纳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定会从源头上解决诸多尖锐的民族矛盾纠纷，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当前可将“德古”调解逐步实现规范化，将其职责范围定位在民事纠纷中，至于刑事纠纷必须通过刑事诉讼解决，促进“德古”与人民调解逐步融合。广泛吸收民间有威望的“德古”进入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培训增进其对国家法律、政策的理解，促进两种调解方式不断融合，功能互补。在当事人权限范围内，调解活动的方式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可以以“德古”调解方式进行。
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越西县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实现各类纠纷解决机制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从而增强解决矛盾纠纷的有效性，促进彝区和谐稳定，正是当前越西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我们相信越西县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将走上科学化、程序化、制度化的轨道，有效地促进彝区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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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范文第5篇
当代中国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是在国家实施“依法治国”方略背景下展开的。在这一背景之下，法治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法治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和运行中怎样发挥基础性的决定作用鲜有论述。在此，本文对此问题作以粗浅的探讨。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针对单一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而言的。在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中，司法诉讼具有正统性、规范性、公正性和至上性的特质。也正由于司法诉讼所具有的这些特质，传统的纠纷解决观念认为，司法诉讼是最佳的、也应是唯一的社会纠纷解决方式，而对诉讼之外的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正当性和公正性持怀疑态度，进而排斥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然而，法治发展到今日，司法诉讼存在的成本高昂、效率低下、当事人自治减少、司法裁判过于刚硬等缺陷暴露无遗，依靠单一的司法诉讼方式来化解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导致的众多社会矛盾成为困难。于是，其他成本相对低廉、程序相对简洁、效率较高、处置结果相对柔和的诉讼外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应运而生。由此，一个以司法诉讼为核心，其他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与此相匹配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成为客观必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不是对法治的否定。“法治并不必然是以单一的国家权力及其价值观（国家意志）为基准的法律规则之治”，①多个纠纷解决主体、多种纠纷解决模式和多元纠纷解决方式的并存并不为法治所反对。与之相反，因纠纷解决主体、纠纷解决模式和方法、手段的多元化使得法治价值的实现途径多样化，使得法治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彩。“是法治具体化、生活化和形象化的最佳方式，也是社会法律化的基本途径之一”。②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尽管司法诉讼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司法诉讼乃是解决矛盾纠纷的主渠道，法治确立司法诉讼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核心地位，扩大诉讼受理的范围，提高司法效率，强化调解，突出当事人自治，巩固和维护司法权威，仍是法治内在的必然要求。同时，法治又注重行政裁决、民间仲裁、人民调解等形式的纠纷解决方式，对这些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在价值上以认可、制度上以支撑、效力上以支持，使之与司法诉讼形成良性互动的互契互合关系，共同去实现法治理想，维护法治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在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中，法治总是在价值一致性和规范统一性中，体现方式的多元性和手段的灵活性；在维护权威的司法判决的同时，鼓励妥协与自治。为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为法治所认可和接纳，而且还是法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法治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价值基础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存在必然依赖于一个层级清楚、结构优良、相互依存、相互协调、运转有序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不是对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机械安排和简单组合，它意味着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整体化重构，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功能的有效整合。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体系重构和功能整合过程中，它必然需要先进的思想为指导，必然需要合理的价值进行目标定位，以保障其体系的完备性和功能的有效性。法治价值因其思想观念的正当性、合理性、有效性，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坚实的价值基础，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构建中发挥着思想指导、目标定位的核心作用。
（一）法治价值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思想指导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治所蕴含的正义、权利、平等、自由、民主、秩序、和谐等价值不仅为人们的现实生存和发展所需要，还表达着人们对社会应然的理想期盼和信仰追求。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中以法治价值为基础，使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成其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法治价值赋予多元化机制以人文主义的灵魂，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立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法治价值为基础，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获得了存续的意义，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效性和长久生命力的根本保证。
（二）法治价值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提供了价值目标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价值目标定位，源于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共识，法治价值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价值共识。法治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的价值共识，意味着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对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的自觉接受和自愿服从，不同纠纷解决方式的法治共识，促进了彼此间的价值整合，从而消除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价值冲突，保障了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内部和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构建奠定了价值基础。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形成法治共识，表达着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的主体对法治理想的共同信仰、向往和追求，表达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必将法治所具有的正义、权利、平等、自由、民主、秩序、和谐等价值作为了目标追求。为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中体系的确立、制度的安排、功能的设定、模式的选择都将以法治价值为目标来展开。法治价值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价值所在。
（三）法治价值为多元纠纷解决方式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内在力量
首先，法治价值是改造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在力量。我国民间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源远流长，这些纠纷解决方式凝结成了传统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习俗，“从古至今，渗透到了中国社会结构、法律及冲突解决机制和文化观念之中”。③它们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发挥着定纷止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然而，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是宗法等级社会和集权社会的产物，在“和为贵”的思想外表下是社会正义的丧失和个人权利的压抑，因而缺乏法治的活化因子和人文的思想内涵，难以为现代社会接受和容纳。现代意义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相适应的社会机制，它绝不是对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的简单还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过程，意味着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由单一走向多元，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变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治价值不仅是一种检验尺度，而且还是一种理想目标，推动着纠纷解决方式的变革和发展。具体地讲，法治价值推动着对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扬弃、提炼、改造和创新，推动着蕴含现代法治理念和人文精神的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的纠纷解决方式的产生。由此，可以说法治价值为现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对传统纠纷解决方式的继承、否定和超越的内在力量。
其次，法治价值是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创新发展的内在力量。现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发展。法治不仅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指明发展的方向，而且还是多元化纠纷创新发展的内在动力。法治价值的应然性使之具有了适度的社会超前性。法治价值的超前性，推动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地更新观念、创新方法、变革体制和改革制度，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地向其应然状态前进。
三、法治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制度支撑
在制度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社会矛盾纠纷的解决主要依靠制度规范来解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制度规范有着巨大的依赖，法治因其具有制度化的巨大优势，它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
（一）法治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制度支撑
首先，法治对各种纠纷解决方式予以法律确立和认可。在法律社会，各种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正当性源于的法律确立和认可。尤其是进入了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之内的社会纠纷解决方式，法律总是对它的主体资格、纠纷的种类、管辖的范围、解决的程序方式和解决纠纷的效力作出明确规定，形成明确的法律制度规范，使社会纠纷解决做到“有法可依”。
其次，法治为多元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化提供法律支持。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构建之中，在对每一种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予以确立和认可的同时，法治还在立法环节总揽全局，将不同纠纷解决方式、解决纠纷的范围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对其解决纠纷的各种资源要素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分配，将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予以不同的定位，赋予不同的功能作用，并使之在程序上相互支持、功能上相互衔接，进而形成一个结构优良、功能高度整合的社会纠纷解决体系。
（二）法治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提供制度支撑
首先，法治为纠纷解决机制运行提供程序性规范。在众多纠纷解决方式中，从最正规的司法诉讼到最简便的人民调解都必须遵循一套基本的程序规则，通过程序规则的运行来解决矛盾纠纷。法治之下的程序规则必然表现为程序性法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是程序的操作进而得出公正结论的过程，而法治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提供了一套程序性的法律规范支持。
其次，法治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提供了可供遵循适用的实体法律规则。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程序化运行最终还得依据实体法律的规范才能得出实体结论。程序的运作是查明真相的过程，将事实与实体性规范的相关事实相对应，才能找到实体法规定的法律结果。即使许多的民事纠纷是调解了事的，其结果与实体法规范并不一致，但这并不排除实体法规范的作用，因为公正的调解结果，是在查明纠纷争议的事实真相，明确相关各方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之后，自愿处分自己权利的结果，也即双方互相妥协、让步，达成调解、和解，是在实体法作用之下的结果。法治之法律规范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实体结论的规范支持。
四、法治决定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本质属性和法治功能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功能是弥消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但法治之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却不仅是化解社会矛盾，它还具有更具价值意义的法治功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它还通过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去实现法治价值、体现法治精神。法治决定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本质属性和法治功能。
首先，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正义的实现机制。“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④同时，它又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东西”的现状况描述。正义是法治的应有之意，是法治最为核心的价值。社会矛盾纠纷的大量存在，就其社会根源而论，是社会的正义受到了损害。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首要价值追求就是实现社会正义在弥消和化解矛盾纠纷过程中发现事实的真相，考量各方当事人的是非对错，进而寻找到公正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最终公正地解决问题，其实质是使受到损害的社会正义以到匡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过程，本质上是法治正义的实现过程。为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正义的实现机制，它具有实现社会正义的法治功能。
其次，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人民权利的保障机制。保障人民权利是法治的本质要求。社会矛盾纠纷多因权利受害而引起。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伸张正义的过程，是对合法权利的宣示过程；纠纷的解决过程是民众程序性权利和实体性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为此，法治统治之下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又是权利保障机制，它具有保障权利和发展权利的法治功能。
第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控制权力机制。社会矛盾纠纷还因国家公权的滥作为、不作为和乱作为引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存在，尤其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制度的存在，本身是对权力滥用的一种镇慑，同时，在具体纠纷解决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权力为非作出否定性评价，并课以不利的法律后果，能够监督和制订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由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对权力的控制机制，它具有控制权力的法治功能。
第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民主对话机制。矛盾纠纷的产生离不开双方乃至多方的当事人，矛盾纠纷的解决离不开居中的裁决调停者。为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解决纠纷方式不同，程序的繁简各异，但“两造当事人”、“中立的裁判调停者”、“法律规则”、“纠纷事实”、“交涉对话”、“最后形成结论”是所有纠纷解决方式的共同的基本要素；两造当事人和裁调者构成的“三角关系”是所有纠纷解决方式共同的基本构造。在中立的裁决调停者的主持之下，矛盾纠纷当事人之间的交涉、抗辩、交流、协商是所有纠纷解决方式的核心过程，是公正解决纠纷的程序保障。为此，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又是一个民主对话机制，它具有民主自治的法治功能。
五、防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运行过程中对法治的悖离
法治作为国家的治国方略，具有至上性和普遍适用性的特征。遵循法治原则是法治对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基本要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也不例外。为此，要防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运行过程中悖离法治原则、破坏法治实施的现象发生。
（一）防止民间权力的过度使用对国家公权的侵蚀和损害，导致法治的损害
在法治视野中，司法的至上权威是法治的精髓。要确立司法至上和诉讼优先地位，进一步加强司法权威，不得走极端，因强调诉讼替代纠纷解决方式而否定司法的权威作用。防止司法虚无主义的出现，防止民间仲裁，人民调解等纠纷解决方式对司法效力的否定，甚至将一些专属国家公权解决的矛盾纠纷如惩处犯罪、行政处罚等变异为民间私权交易的对象。
（二）防止其他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对法治正义价值的悖离
法治的正义是社会正义的核心，也是所有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共同追求的价值所在。对于其他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鼓励妥协、让步，鼓励调解结案，是以当事人之间意思自治、实现社会正义为前提的。为此，要防止为了达成调解，为了结案了事，于客观事实不顾，一味调和，只顾了事，不顾公正，甚至仲裁调解者地位不中立，偏袒一方，压制另一方，持强凌弱，强制调解，剥夺当事人诉权等非正义情况的出现。
（三）防止其他社会规范对法律制度的损害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范文第6篇
XX乡位于县文秘站:城东南部，地处哀牢山和XX山中部，位于东经100°28’—100°40’，北纬24°42’—24°56’之间，东接XX县和XX州XX县，南连XX地区XX县，西界XX镇，北邻XX镇。全乡总面积251.95平方公里，境内最高海拔2790米，最低海拔1446米，平均海拔2118米，年平均气温15℃，全年无霜期300天，年平均降雨量1250毫米。全乡有13个村委会，222个自然村，290个农业小组。居住着汉、彝、白、哈尼、傣、苗、傈僳、佤、纳西、回、布朗11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17377人，占总人口的48.8；20__年末，全乡共有居民9561户，农业户8776户，总人口35720人，农业人口34799人，人口密度142人/平方公里；现有耕地面积28148亩，农民人均占有耕地0.81亩。农村经济总收入8865.5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414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35万元，全年粮食总产量1138.46万公斤，人均占有粮318公斤
XX乡境内有XXX、XXX、XXX三个集贸市场，境内干湿季分明、雨量充沛，雨热同季、霜期短、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15℃，年降雨量平均在1250毫米，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上市交易的主要农副产品有粮食、蔬菜、大白芸豆和早蚕豆、碗豆等作物，是烤烟、泡核桃、茶叶等经济作物适宜种植区。
——烤烟产业稳步发展。全乡大部分地区均适宜种植烤烟。主要品种有红花大金元，属清香型山地生态烟，所产烟叶色泽金黄，内在质量较好，20__年，全乡共种植烤烟7200亩，实现产量1.73万担，产值983.6万元。
——茶叶种植历史悠久。全乡有茶园面积18300亩，可采摘面积17233亩，茶叶总产73万公斤，产值1095万元。主要品牌有华山云雾绿茶、大山茶王、银溪绿茶等名茶。在德安村委会有台商华庆农业综合开发公司千亩生态乌龙茶生产基地；在古德村委会有基围1.71米、树高11.8米、树幅65平方米，被誉为“茶王”的人工栽培古茶树。
——泡核桃产业初具规模。XX乡现有泡核桃面积84800亩，其中：20__年到20__年全乡共规范化、科学化种植泡核桃7.15万亩，实现了人均2亩的目标，今年预计实现产量562.5吨，产值450万元，户均收入达513元，人均收入达126元。
——豆类种植发展前景看好。全乡10个村委会均适宜种植早豆类，如：早蚕豆、珍珠豌豆等豆类，每年产量400吨，产值200万元。红星、发达、卫国等三个村委会每年种植大白芸豆4000亩，产量600吨，产值150万元。
XX社会治安状况良好，20__年初全县政法工作会议上被命名为“平安乡镇”。全乡没有较为尖锐突出的和集体上访纠纷，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林权界线、土地占用、水资源利用、异地搬迁和电网改造等因素是突发性引发的，其他的是由婚姻家庭邻里财产债务产生的民间纠纷。
今年来共受理治安案件29起，查处27起，查处率为90。刑事案件立18起破6起，破案率为33.3，与去年同期立9起破3起相比，立案上升9起，破案率与去年持平，破案绝对数上升3起。乡内有特种行业14家，其中旅店有12家，废旧物品收购2家；出租房屋户有31间，17个爆炸物品使用单位，8个机动车修理点。对乡内的这些行业、场所及单位进行了160余次安全检查，发现隐患12起，整改12起。积极查处各类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打击和整治密切的结合起来，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今年来共排查调处矛盾纠纷144起，其中：林权纠纷61起，土地纠纷10起，宅基地6起，财产10起，债务5起，赡养1起，继承1起，人身损害5起，电力2起，公路2起，婚姻家庭邻里31起，防疫纠纷8起，异地搬迁1起，成功劝阻群体性上访1起，纠纷调处成功129起，成功率达90％。三级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80起，其中：林权纠纷54起，土地纠纷5起，宅基地4起，电力2起，公路2起，婚姻家庭邻里11起，异地搬迁1起，劝阻群体性上访1起；司法途径调解矛盾纠纷46起，其中：林权纠纷3起，土地纠纷3起，财产10起，债务5起，赡养1起，继承1起，人身损害5起，婚姻家庭邻里18起；公安派出所调处6起，其中：婚姻2起，林地2起，土地2起；土地所调处宅基地2起； 林业站调处林权2起；兽医站调处防疫纠纷8起。全乡没有发生一例因调处不及时而激化为刑事案件的民间纠纷。引发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一是经济上的因素。经济的发展拉大了贫富差距，巨大的差异激发了人们对财富的占有欲望，人们的致富能力又显得不足，这种欲望与能力的不相称，促使一些人铤而走险，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而引发纠纷。二是文化上的因素。农村社会分化带来多元化的社会形态，农民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观念亦面临分解与重建的过程。随着外来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传播，广大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农村各类关系的调节由道德杠杆为主逐步演变为利益杠杆为主，利己主义思想逐渐抬头，这是引发纠纷的其中原因。三是组织上的因素。进入社会转型期之后，组织结构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其结构模式多样化及异质性特点十分明显。实际情形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仍处于滞后状态，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乡镇组织，及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政治结构中仍未健全和完善，村民自治还在试验阶段，不能有效地整合农村新兴的各种社会力量，无法提供足够相应的参与管道，致使冲突和摩擦不可避免，这是极易诱发纠纷发生的原因之一。四是制度上的因素。村级组织对社会稳定工作重要性缺乏认识，治保会、调解会认识不足、战斗力不强，各项工作措施没有落到实处，导致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水平得不到提高，许多措施和制度在制定或者评比、挂牌后，就不注意加强经常性工作，出现号召多，过硬措施少，造成责任不落实、工作没人抓，这也是引发纠纷的原因之一。五是农民法制意识问题。虽然法制建设在农村逐步加强，但受知识基础影响，部分农民还不会用“法”来解决争端，而依靠单纯的“私力”解决，明明违了法，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又是引发纠纷的又一原因。
二、多元化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加强领导，创新机制，坚持“统一领导、协调有力、职责明确、运作规范、工作高效”原则，全民动手，齐抓共管。针对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管理[本篇文章拜文*秘*__*网-网所赐-未经过文秘站网站同意转载此文均为抄袭后果自负]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使多元化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形式、工作机制更加合理、科学化，以巩固治安防控体系为基础，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延伸防控领域，围绕基层组织建立长效机制，做到深层营建、拓展创建范围、提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水平，把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形式、工作机制作为永久性工作长期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具体做法和经验如下：
（一）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督查机制
成立相应的常设督查组，有专人负责，采取定期查、突查、暗访、入户了解等办法，对各村委会和单位矛盾纠纷排查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评比，通过检查督促，使矛盾纠纷排查措施有效的全面落实。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完善多元化矛盾督查机制，把群防群治牢牢延伸到村民小组。同时，采取领导和综治委成员单位领导挂村、村级领导挂组的挂点制，加大宣传力度，要求各级各部门领导逢会必讲稳定，下乡必查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做到早安排、早督促、早落实。各村委会和各单位成立相应的矛盾纠纷排查领导组，结合创建平安的责任意识、协作意识和进取意识，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的工作格局。
（二）健全和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有效预防和处置矛盾纠纷
以“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目标，建立完善预防和妥善调处矛盾纠纷的四个机制，即：集中排查机制、统筹协调机制、快速联调机制、考核奖惩机制。落实好事前防范和目标防范相结合、经常排查和重点排查相结合、分级调处和应急调处相结合、专门调解和群众化解相结合、强化责任和重奖严惩相结合的工作制度。坚持政策性问题普遍排查、个案问题专题排查、潜伏性问题深入排查和苗头性问题提前排查的原则，实现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由被动到主动，由调处为主到防范为主的转变，力争做到“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切实落实“一个矛盾纠纷，一个调处班子，一个调处责任人，一个调处方案”，定期召开调解协调会议，集中了解纠纷排查情况，使矛盾纠纷情况不漏不重底数清，及时有效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达到无一件民转刑案件发生的目标，有效杜绝重复访、越级访和集体访的趋势。在创新多元化矛盾排查机制方面：一是整合排查资源。把民间矛盾纠纷排查、涉法上访问题排查、企业干部问题排查、基层干部作风排查等整合在一起，实现信息共享，有效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二是完善排查方式。推行定期排查和集中排查相结合，村每月、乡每季度开展一次“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如实填报《矛盾纠纷排查统计表》，视轻重缓急，分类归档，逐级上报，确保各类矛盾得到及时发现。三是实行台帐制度。建立村情台帐、不安定因素排查台帐、回访台帐等台帐管理制度，做到了“年初建帐、年中查帐、年底交帐”，逐步实现矛盾排查规范化、科学化。在创新纠纷调解机制方面：一是完善纠纷调解网络。建立由乡、村调委会、民调小组、调解员、纠纷信息员四级调解组织构成的“人民调解网”，全乡13个行政村全部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每个村民小组中设立一个调解小组，配备调解人员604名、纠纷信息员290名；建立综治委员会牵头，纪检监察、民政、土地、等部门参与、5－8名专职调解员具体负责的“行政调解网”；建立以司法所为中心，覆盖各种矛盾纠纷，渗透诉讼全过程的“司法调解网”，有效防止矛盾纠纷激化事件的发生。二是实行级别调处制度。在全乡范围内推广“四制”调解方式和“四统一”管 理机制，即：首问责任制、首席调解员制、调解员等级制和联席会议制，统一工作制度、法律文书、运作规程、持证上岗。一般案件，由首席调解员负责调处；复杂案件，由主任、副主任制定调处方案；重大疑难案件，提交乡党委、政府集体研究，分类调处。三是促进调处工作延伸。在开展边界“三联”取得实效的基础上，打破行政区域束缚，积极与毗邻县、乡协商，全面开展联合调解矛盾纠纷工作，联手解决矛盾，避免矛盾激化，几年来毗邻周边协作共防，形成群众和睦相处的良好态势。
（三）抓信息渠道畅通，强化队伍建设
综治委和各村委会（各单位）综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加强对矛盾纠纷排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加大督促检查力度，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和实施“云岭先锋”工程为契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排查矛盾纠纷工作。同时，坚持工作重心下移，狠抓矛盾纠纷排查与各项创建平安措施的落实，全面提高基层调处工作水平。为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各村委会和各单位以及各小组都组建调解、治保、民兵、、治安巡逻、应急救援、消防、处突八支队伍，做到“组织健全，职责明确”，坚持走群众路线，真正形成党委、政府统一组织领导，各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大力支持，各项工作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局面。针对以往纠纷信息的滞后性，组建一支由村民小组长组成的信息报送队伍，一旦发现纠纷信息可直接报送，保障信息渠道的畅通，有效监控了社会治安的动态，提高了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的前瞻性、预见性和准确性。
三、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善未形成合力
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不能务实求真，未能杜绝浮报虚夸现象。存在着各部门之间缺乏配合联系，各自为阵，群防群治没有较大的凝聚力，没有专职部门来牵头，至使工作缺乏交流、汇报和向心力，有些工作处于无人管理，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没有与时俱进，因地、因事制宜，需要不断的丰富和完善管理条件。
（二）缺乏开展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经费
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中，存在劳动和报酬不相协调的问题,无法落实无固定收入人员的劳动报酬和综合治理的激励机制，形成多干少干一个样，特别是村民小组一级。
（三）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作用发挥不明显
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虽然形成，但是少数干部认识不足，缺乏工作积极性，没有一套合理的制约办法开展纠纷排查，难以真正发挥机制作用。
四、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的主要对策、意见和建议
深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联系实际，牢固树立群众观念的宗旨意识，有的放矢地解决矛盾纠纷。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导致的矛盾纠纷都有一个酝酿和发展的过程，都不是简单、孤立存在的，是与我们的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紧密关联的。在处理问题、开展工作中必须切实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正确对待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紧紧围绕稳定大局，真正落实“守土有责、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执行、落实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解决好群众关心和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注意掌握村情民情，认真搞好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有效防止和避免出现的矛盾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一）健全领导责任机制
强化领导责任，推行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是成功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保证。搞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一是各级各部门应切实负起责任。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程，建立领导责任制，形成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综治委牵头协调，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狠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对可能由民间纠纷转化成刑事恶性案件或大规模的矛盾纠纷或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党政主要领导应靠前工作、亲自调处、亲自督办、亲自疏导化解。应舍得花费精力想平安，舍得组织人力保平安，舍得挤出财力买平安，真正落实“守土有责、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二是把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建设好。紧紧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区域经济、增加群众收入、维护社会稳定来搞好基层组织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协调好基层“两委”关系，增强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三是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实行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凡是群众关心的问题都要尽量及时公开，提高群众对重大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度，必要时举行民主听证会，落实好税费改革、征地拆迁各种补偿款发放，真正做到“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四是大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广大干部应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素质，耐心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及时分析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增强新形势下处理突发性事件能力。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应树立“以人为本”、“管理就是服务”的意识，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促进思想作风的转变，最终让“人民满意、党组织满意”。
（二）健全层级管理机制
1、乡镇层面
由于引发矛盾纠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必须采取不同方法方式加以解决，对于邻里、赡养、婚姻、继承等一般民间纠纷，由乡镇调委会、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特别是由司法所接待调处；对重大复杂的矛盾纠纷由乡综治委牵头，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及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认真依法调处；对时间长久、一时难以查明原因，且工作量大，涉及面广的矛盾纠纷，由乡综治委督促和协调有关部门，形成整体合力，及时解决矛盾纠纷。
2、村级层面
村调委会负责调处本村的纠纷，小组调解员或信息员负责调处本小组内的一般性纠纷并提供小组情况。充分发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作用，形成全方位的“点、线、面”三级防范调解机制，防止矛盾纠纷激化，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坚持“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实行分级负责、归口调处，建立综合治理奖惩激励制度，各部门任务明确、职责分明，坚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负责机制，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预防上。工作中，各级调解组织应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及时掌握矛盾纠纷发生的情况、特点和规律，积极预测，超前防范，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做到预防与化解纠纷相结合，建立信息、排查、回访等预防机制，变事后处理为事前化解，变被动调处为主动预防。
（三）健全综合治理机制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矛盾纠纷的法定组织。单设乡 综治委专干的同时，乡镇、村都应依法设立建立调解委员会，在村民小组配备调解员或信息员。积极做好乡与乡之间、村与村之间、县与乡、乡与村之间的边际协防联系，建立上下贯通、纵横交织的调解联动网络。在乡镇一级还可确定国土、林业、民政、计生、妇联、团委、老龄委等部门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联动单位，通过加强网络管理与协调，积极促进各调解组织规范运作。这样当发生比如土地、林权等纠纷时，由国土、林业等有关部门共同参与，有利于更好地解决纠纷。同时，也可以开展联片调解，即：组织人民调解员巡回办案，依法调解，以案释法，“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方式进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四）健全法制教育机制
公民知法、懂法、守法是减少矛盾纠纷的前提。按照“防重于治”的原则，结合普法宣传，深入开展“法律进农家、矛盾化基层”活动，把群众的普法教育与化解矛盾纠纷结合起来，使大家学会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纠纷，真正把化解矛盾纠纷纳入法制轨道，从根本上加以解决。
（五）健全制度运作机制
1、建立矛盾纠纷每月排查分析例会制度
乡综治委应每月召开一次分析例会，主要听取本辖区每月的治安状况、纠纷调处情况报告；排查近期辖区内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分析纠纷的新情况、新特点、新动向；研究重大复杂疑难纠纷或跨区域纠纷案件的调处方案和防激化措施；交流纠纷调处工作经验，安排下一步纠纷调处工作。
2、建立工作责任制度
村调委会对当地发生的纠纷情况和可能发生纠纷的苗头、隐患，应深入进行排查，及时调解，并定时上报。乡调委会对本辖区各村发生的纠纷和可能发生纠纷的苗头、隐患进行汇总分类；对重大疑难纠纷及时上报；对依法属于某个部门调处的，移送某个部门并配合调处。
3、实行包案调处制度
将每起纠纷具体落实到每个调委会和调解员身上，做到“四定”、“三包”，即：定牵头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结时限，包调处、包跟踪、包反馈。
4、建立调处工作报告制度
村每月上报一次，乡每季上报一次，如有重大纠纷调处情况应随时报送。上报的材料包括调解数量、主要类型、纠纷的特点、动向和规律，解决办法，预防措施等。
(六)健全后勤保障机制
1、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应有专门的办公室，乡调解组织应做到有调解室、有牌子、有印章、有调解工作台帐，有调解例会和调解记录，有纠纷登记薄。
2、抓好基层调解员的培训
由于人民调解员来自村民委员会成员或选举产生的群众。大多数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法律素质不高，因此，搞好调解员的培训，是做好调解工作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乡综治委和司法行政部门肩负着管理或指导本级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责，可以采取集中培训或个别咨询的方式进行，不断提高调解员的素质。
3、抓好经费保障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范文第7篇
【关键词】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在经济的带动下，我国社会也随之转型，这为社会矛盾的产生与激化提供了土壤。为避免由社会矛盾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我国应尽快建立完善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并积极将其运用于实际的社会纠纷解决中，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在环境。
一、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的建立能有效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社会矛盾冗杂，部分地区甚至频繁出现有社会纠纷引起的暴力事件，如此不良事件会在很大程度上败坏社会风气，激化社会矛盾，增加问题的处理难度，给人们和社会增添不必要的负担。政府应高度重视社会矛盾纠纷，加大矛盾的处理力度，从思想领域着手，将创新精神融入到矛盾处理中去，建立完善多元化的矛盾处理机制。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和为贵”的事件处理原则，该原则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集中体现在以调解为手段的法律制度。调解提倡以德服人，通过疏导与教育纠纷双方使双方实现友好沟通交流，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自愿协议，化解双方的矛盾，这种解决矛盾的手段根植于中华传统美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我国调解职能由人民、司法和行政三方掌控，在调解过程中三方各自为政缺少必要的沟通与交流，这导致调解过程冗长调解成效却不明显。在新的历史时期下，调解部门独立的工作模式逐渐为时代所淘汰，转而带之的是多元化、规范化的调解机制。新的调解机制实现了调解部门的良性互动，使得社会矛盾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效的调解，这对社会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二、针对社会矛盾多元调解制度完善措施的探讨
社会矛盾多元调解制度的建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该体制的建立不仅需要创新精神的融入、政府政策的倾斜，还需要广大社会群众的认知与支持，具体而言，完善社会机制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明确思想，提升工作效率
政府与党委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高度重视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将稳定社会与发展社会放在同等重要的战略角度，切实解决社会矛盾，缓解社会纠纷，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搭建平台。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中，相关部门要秉着调解优先的处事原则，以劝解和教育为主要手段，对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使得双方达成共识，进而有效化解矛盾。社会调解部门要加强自身责任意识，将多元化调解社会矛盾方式切实贯彻在日常工作中，实现多元化调解矛盾与各级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挂钩，并对其工作效果进行严格监督，保障多元化矛盾调解机制在各地方的落实。
（二）搭建网络平台，健全联调机制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为有效发挥调解的实际效能，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网络平台的搭建。随着调解组织的逐步壮大，调解组织也逐渐渗透入企事业单位中，成为企事业单位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为实现多元调解社会矛盾机制的有效运转，各级部门应进行明确的职能划分，在有效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地区实际发展情况的矛盾纠纷联调中心。在对具体案件进行处理时，根据矛盾的本质对各级联调机构进行任务分配，力争做到主次分明，各级通力合作实现矛盾纠纷的合理化解决。
（三）重视基层排查，将隐患扼杀在摇篮中
扩大信息网络覆盖面，增强网络信息的辐射力，使得基层矛盾纠纷信息能在第一时间送达相关部门，并有相关部门判断信息所潜在的社会危害程度，进而对各种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以免矛盾纠纷被激化成为棘手的社会问题，最终危害社会。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体系，贯彻落实基层排查，在排查过程中对基层矛盾纠纷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将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中。矛盾纠纷处理部门要重视排查结果，对排查结果进行客观的分析，整理归纳排查结果，进而得出基层矛盾纠纷产生及处理的相关理论，并在实际工总中得到验证，这对领导部署调动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完善衔接机制，加强制度建设
为保障社会矛盾多元调解顺利进行，各级联调机构应加强联系，积极进行有效沟通，还应完善相关制度，使调解工作做到有规章制度可以依靠。要实现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各级联调机构要做到明确分工，衔接流畅。司法部门要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专业的人民调解组织，并根据调解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完善衔接制度；政治法制部门要以法律为基础引导仲裁调解组织与行政调解组织走向规范化；部门要从本部门职能出发，规范制度及具体实施步骤。总而言之，各级联调部门要发扬创新性精神，明确目标，将自身的任务有机融于调解中，实现调解全过程的流畅，保障矛盾纠纷有效解决，为广大人们谋取福利。社会矛盾调解要以相关法律为基础，同时还要根据事件的具体情况作出适当调整，进而保障矛盾纠纷合理化解决。因此，在调解前的衔接上，联调机构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信息的自由流通。在调解中的衔接要以联合调解机制与协助机制为基础。调解后的衔接要遵循调解确认机制、调解协助以及强制执行机制。可见，实现调解全过程的有效衔接，对矛盾纠纷解决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方霞，张荣华.当今我国社会矛盾纠纷及其化解机制探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2（1）.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范文第8篇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省委、市委、县委政法工作会议和省、市、县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主动适应形势新变化和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凝聚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力量，紧紧围绕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和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动员组织广大法律服务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公平正义，为深化平安、法治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目标任务。建立健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建立健全律师参与化解和涉法涉诉案件机制，通过不断加强全县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制度、保障等建设，使人民调解网络进一步完善，调处化解联动机制更加规范，调处化解时效性和成功率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增强法律服务工作者主动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积极性，有效遏制集体访、非访、和“民转刑”案件发生，力争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往上交”的工作目标，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化解矛盾纠纷的独特优势，全面提升法律服务和人民调解工作成效。
二、工作措施
（一）健全完善“三调联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立足自身职能，积极推进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接联动机制和平台，不断完善全县人民调解委员会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对接，规范有序推进“警调对接”“诉调对接”“检调对接”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认真贯彻落实县司法局、县综治办、县人民法院、县民政局《关于深入推进全县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要求，积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工作深入开展，加强劳动争议、道路交通、医疗事故、土地征用及地界纠纷、城市建设和拆迁、校园、水事、消费、安全生产、土地承包及财务纠纷、婚姻家庭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发挥其专业性强、业务权威、成本较低的优势，及时解决本行业领域的矛盾纠纷。
（三）及时高效运用人民调解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全县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对于邻里矛盾纠纷、婚姻家庭矛盾纠纷、损害赔偿矛盾纠纷等常见性、多发性矛盾纠纷，要坚持及时就地化解；对于各类疑难复杂矛盾纠纷，要组织专门力量、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化解；对涉及劳动争议、医患纠纷、道路交通事故、环境保护、旅游消费等行业领域的纠纷，要充分发挥相关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的力量，及时化解。对于有可能激化或引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的纠纷，要高度警惕，及时稳控，及时报告，坚决防止形成现实危害。
（四）组织推动律师参与案件和矛盾纠纷化解。按照中央政法委《关于建立律师参与化解和涉法涉诉案件制度的意见（试行）》精神，充分发挥法律服务队伍在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积极作用，推进律师参与涉法涉诉案件化解和工作，引导群众理性表达诉求、依法维护权益，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引导涉法涉诉走向法治途径，形成良好秩序，提高依法解决涉法涉诉问题的工作效能。
（五）充分发挥公证和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作用。公证机构通过提供公证服务，在依法履行办证职责的同时，要积极发挥专业优势，以证释法，以证析理，引导当事人增强法治观念，充分运用公证手段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要把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当作分内职责，在法治宣传、法律服务中排查、调解、解决矛盾纠纷，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成绩。
三、制度机制
（一）建立矛盾纠纷动态排查制度。全县各级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要做好本辖区、本行业领域内的矛盾纠纷和隐患排查，形成全覆盖、无盲区的网格化排查工作格局。基层司法所要组织指导好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落实月排查制度、建立排查纠纷工作台账，及时掌握矛盾纠纷总体情况和动态。围绕矛盾纠纷易发、多发领域深入开展排查，做到矛盾纠纷“早发现、早稳控、早化解”。同时，要根据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在元旦、春节、“两会”、国庆等重要节点、敏感时段，开展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活动。
（二）推进矛盾纠纷网格化管理制度。各基层司法所要以综治、维稳网格为基本管理单元，实施以网格长为具体联络指导，网格员为基础的区块化、网格式的管理模式，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直接到户、覆盖全员”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络格局。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责任，收集排查各类矛盾纠纷信息，化解调处矛盾纠纷，网格内一般性矛盾纠纷，由网格员现场处理，并登记上报；对网格员难以解决的矛质纠纷，及时上报网格长，协调村（居）调解委员会进行调处；对疑难矛盾纠纷进行分类汇总，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协商解决，重大矛盾纠纷及时逐级上报。
（三）实行突出矛盾清单化管理制度。各基层司法所要对本辖区存在的矛盾纠纷登记造册，建立台账，按照“分级负责”“归口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加强指导督促，及时化解。县局每月核报一批重点和突出矛盾纠纷，列出清单，明确化解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化解时限，明确工作要求，强化跟踪管理，做到按期销号管理。
（四）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告知机制。人民调解委员会对不适合调解或者调解不成的矛盾纠纷，应当告知当事人通过仲裁、诉讼等途径解决。律师等法律工作者接受当事人委托或参与矛盾纠纷化解时，应告知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渠道供当事人选择。
（五）建立分析研判制度。在动态排查的基础上，基层司法所每半月、村调解委员会每周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分析、研究可能引发恶性事件和的苗头隐患，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通过分析研判，防止矛盾激化升级。重大节点和特殊敏感时期实行日排查和零报告制度。
（六）深化司法确认制度。基层司法所要强化服务意识，及时向当事人指导做好对已化解矛盾纠纷达成协议的司法确认工作，确保做到申请材料的规范和证据的齐全。不断扩大司法确认工作的影响力和认知度。
（七）健全源头预防机制。根据排查汇总的矛盾纠纷信息，将可能进一步扩大升级的苗头性、倾向性的隐患登记造册，研判可能发生的时间、地点、群体、规模等情况，形成预警信息，建立纠纷预警台账。并按照管理层级及时报告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
四、工作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股、处、所、办、中心、基层司法所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强统筹协调，充分利用并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合力，注重实效。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范文第9篇
关键词：非诉讼纠纷；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20-0033-02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直接反映到诉讼阶段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给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造成很大的压力。单纯依靠诉讼手段调节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矛盾纠纷，不但法院难以承受，而且处理效果不尽理想。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来完善诉讼活动中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为促进基层法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理论指导。
1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概述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各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结成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运作调整系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诉讼的方式，一类是诉讼以外的方式，即非诉讼纠纷解决（英文表示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为ADR），这一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指本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ADR是一个理论与实务（实践）紧密结合的领域，也是一种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课题。
《若干意见》结合我国法治实际与ADR的法治理念，明确“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发挥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力量，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做好诉讼与非诉讼渠道的相互衔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分别从任务要求、如何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如何完善诉讼活动中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如何规范和完善司法确认程序以及加强工作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作为承受矛盾纠纷最直接的基层人民法院，《若干意见》明确了“为有效化解行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各类矛盾纠纷，人民法院鼓励和支持行政机关依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进行调解、裁决或者依法作出其他处理。”因此，思考如何在实践中进一步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就显得尤为重要。
2 满洲里法院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初步探索
满洲里法院连续多年被满洲里市委、市政府评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实绩突出集体、工作先进集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集体等，主要领导也被自治区政法委评为工作先进个人。这与满洲里法院在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的有益探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举措总结为以下两点：
2.1 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中心，积极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
满洲里法院从立案、审查、受理、开庭、调解、判决、送达以及优质服务、强化法官职业道德各环节入手，用有效的制度进行规范和约束，使所判决的案件经得起检验。
2.1.1 强化立案调解功能
发挥立案庭分流矛盾纠纷“第一关口”的作用。满洲里法院加大诉前调解工作力度，对未经诉外调解程序的案件，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或行业调解等诉外机制先行调解。2009年以来，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影响，满洲里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激增，其中大量是集团诉讼。如：2011年3月16日，因满洲里市口岸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拆迁人未能达成拆迁协议，市建设局向法院递交强制拆迁申请书。这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公布实施后行政机关首次申请法院强制拆迁房屋的案件。此类案件敏感性强，对今后类似的案件还会起到引导性作用，因此，满洲里法院启动诉前调解程序，由法院副院长、立案庭庭长、办主任亲自接待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动之以情，晓之以法，努力为双方寻找利益平衡点。经多次耐心的调解，双方达成拆迁协议。满洲里法院通过对重点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前介入进行调解，及时化解纠纷，避免了诉讼，带动了一大批类似案件的顺利解决。
2.1.2 完善诉讼调解制度
一是建立案件分类调解制度，对各类诉讼案件，根据案件类型特点，确定先行调解的案件范围。二是建立各环节的梯次调解制度，规范庭前调解、庭审调解、庭审后调解等环节。三是建立全面调解制度，各类一审案件，要坚持调解优先，力争以调解方式解决，努力实现定纷止争，将矛盾解决在当地，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涉诉案件，原审判庭要与部门共同负责调解，通过解疑释惑做好息诉服判工作。通过上述工作方式，满洲里法院调解率达到70%以上，达到了以调解的方式定纷止争的目的。
2.1.3 推进执行和解工作
在执行和解工作中善于发挥执行和解的作用和优势，促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和缓解、化解矛盾纠纷。特别是涉及稳定、涉及发展的“执行难”案件，更是努力加强执行和解工作。2011年，满洲里法院执行和解案件达到109件，和解率为33.33%。
2.1.4 加强诉讼程序和环节中的全面调解
一是加强行政诉讼协调工作，高度重视行政案件的协调和解工作，通过协调、和解实现案结事了。2011年，经法院协调，行政案件撤诉率达55%，超过半数的行政案件以撤诉的形式结案，化解了官民矛盾，不但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推进了依法行政和社会和谐稳定。二是加强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从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出发，引导被告人与被害人或其亲属就民事赔偿部分达成和解、调解协议，使受害人或其亲属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2011年，满洲里法院刑事附带民事案件71件，调解率达到了100%，努力将矛盾化解在了最基层。
2.2 注重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科学布局涉诉工作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中，满洲里法院努力充当主力军、推动者，加强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法律指导，积极推动建立“大调解”工作格局。同时，积极参与全市敏感案件的调解、化解工作，与各职能部门一起共同做好民调工作。如：以扎赉诺尔区中蒙医院为被执行人的案件，涉及22个申请人，标的额达2700余万元。自2005年受理后一直未能执结，当事人怨气很大，多处上访，被自治区列为督办案件。为寻求妥善的解决方案，法院的同志多次前往实地了解情况，积极与扎区卫生局、区政府、市卫生局、市政府等单位协调，先后两次向满洲里市政法委提交解决此案的书面报告，多次向市委书记、市长汇报，寻求支持。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最终做出了以评估价分期偿还债务的决定。经过耐心的思想工作，申请人在得到部分执行款后，同意了此方案。该案不仅得以顺利解决，而且为扎区百姓留下了社区医疗网点。通过满洲里市法院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2011年全年排查出38件存在上访隐患的案件，均已息诉罢访。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政府司法救助金，对涉诉弱势群体开展救助，化解了矛盾。
3 关于完善满洲里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
根据《若干意见》精神和中央政法委等16部委联合印发的《深入推进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有关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大调解格局的具体指导意见。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通过推动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组织和程序建设，建立健全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促进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和全面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完善措施：
3.1 提高认识，加大宣传力度
一是提高全社会对建立和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重要性的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实践是理念的体现。我们要充分认识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具有的化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不可替代的作用，增强全党全社会对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要加大宣传力度，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作用，宣传介绍仲裁、人民调解等非诉解决方式经济、方便、快捷、对抗小的优势，引导当事人优先选择非诉解决方式解决纠纷，转变“解决纠纷就要打官司”的观念，从而分流诉讼案件、减轻法院的审判压力。
3.2 以“三调联动”为平台，完善“大调解”工作格局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思路，坚持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党委、政府把贯彻落实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纳入综治领导责任制范畴，纳入党政领导落实综治工作绩效档案内容，纳入行政机关效能监察和公务员考核体系，积极探索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成立党委、政府“三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由某部门（如综治委）牵头，负责统一组织、协调、指导本市的“三调联动”工作，并对该项工作进行宏观部署、政策调研、综合协调、检查指导，注重领导带动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的作用。人大加强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落实情况的监督，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定期组织人大代表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视察检查，督促指导，总结推广有益的经验做法。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能，积极主动参与纠纷解决，明确责任，研究制定本部门受理相关纠纷的操作规程，做到有事必调，调必有果，限期解决，登记在案，对重大或疑难纠纷实行听证制度，确保调解或裁决公平公正。司法机关积极做好参与、监督和支持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培训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养和业务技能。对人民调解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件，及时邀请人民调解员旁听审理，增强指导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3.3 建立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定期指导与沟通
满洲里市法院要积极推进全区法院开展的“千名法官下基层”活动和领导干部大接访活动，在这两项活动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法官进社区、进企业，开展案件巡回审理和巡回指导，通过力量下沉和服务前移，建立完善司法服务网络、便民诉讼网络、纠纷化解网络，有侧重点地搭建工作平台，定期向基层调解组织提供典型案例、邀请基层调解组织人员参加旁听观摩或参与诉讼等手段，负责向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社区、企业负责人提供指导，提高基层调解人员依法解决纠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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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范文第10篇
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户籍制度研究、水资源与社会研究。
主要著作：《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等。
摘要 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元化与平常化特征。而在基层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则出现了多元化与权威化的并存格局。较多的纠纷经历者选择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纠纷解决方式，这并非出于对权威的认同，而是受工具主义的权威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影响，纠纷者主要根据权威介入对自己效用的大小而作出选择。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既要建构法制权威，更要加强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
关键词 基层社会 矛盾纠纷 化解机制 社会秩序构建
中国社会转型新时期，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社会秩序也将面临诸多构建与重构任务。如何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未来的新发展，因为秩序是任何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
问题、理论及意义
秩序是指社会关系相对均衡、社会交往互动正常有序的状态。秩序构建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机制。探讨转型中国的秩序构建机制，如果从社会学的本土方法论角度看，那就要关注和研究矛盾纠纷的发生及解决机制。因为在本土方法论看来，要想知道社会的常态是何以建构的，就必须先弄清哪些因素或行为会造成反常。所以，要想把握转型过程中如何构建起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就要探究影响秩序的社会矛盾纠纷是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解决的。
基于这一理论视角，本研究所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快速转型的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究竟呈何状态、有何特征，这些矛盾纠纷是如何发生的、又是通过哪些途径或方式解决的，以及人们为何要选择这些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关于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发生机制问题，目前学界流行这样几种理论解释：一是“新生社会矛盾”论。如李强提出，当前的社会矛盾纠纷主要是由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群体的分化所引发的，可以说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新生社会矛盾”或“新生社会问题”。①像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和阶层结构的变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弱势群体，以及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开发建设和征地拆迁权益分配问题等，都属于新生的矛盾问题。
二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凸显”论。有较多学者倾向于认为，②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由于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触及利益格局的变化，并将导致价值观的变迁，从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和凸显，社会快速转型期也是矛盾纠纷的凸显期。
三是“人民内部矛盾”论。此类观点主要是运用了的矛盾论思想，将当下的矛盾纠纷视为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将会异常尖锐、复杂，突发性群体矛盾增多。③因此，正确认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有效调和、化解这些矛盾，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与重构有着战略性意义。
以上几种理论解释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对当前及未来社会矛盾纠纷的性质、特征和趋势进行了整体性理论推导，而对于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的发生机制和解决机制，可能没有直接的帮助。
此外，本研究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从基层矛盾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经验事实中，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法律性（legality），这种法律性与新时期社会秩序的构建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所谓法律性，指的是法律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表现，或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与法律的关联，即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关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与法律性的关系问题，涉及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法制建设，构建法制秩序，需要结合国情、联系社会实际，而不仅仅是法律专业技术的推进过程。从对居民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经验考察中，可以更具体地认识社会的法律性特征，从而为法制建设的推进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的策略。
关于法律性与社会秩序构建的关系问题，昂格尔认为经典社会理论主要有两种传统：一是工具主义理论，二是合理性理论。④工具主义强调法律在社会秩序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工具性的，居民通常将法律视为公共工具或资源，当法律有助于实现其个人利益时，就会利用法律；而合理性理论或共识理论则强调，法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主要在于其合理性或正当性。由于人们认为法律规则是合理的、正当的，所以愿意遵守法律原则，从而构建起法制秩序。
法律性的建构论则认为，“法律性并非完全依靠诸如宪法、法律条例、法院判决等正式的法律或诸如合同履行这类国家权力的直接表现来支撑的。相反，法律性是长久的，因为它依赖并唤醒了日常生活的平常图式。”⑤在人们发生纠纷和处理纠纷的日常实践中，同时建构起法律性的特征。由此看来，一个社会的法律性并非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多样的、变动的。
无论是法律工具主义论还是法律合理性论，都存在将法律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及特征作单一化看待的弊病，由此忽略了法制建设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法律性建构论试图从工具与规范、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寻找兼容性，然而由于在强调法律建构性的同时，也导致过于突出法制建设的变动性和相对性，从而可能使法制建设实践变得无所适从。因此，在对居民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选择的具体经验考察中，我们就需要极力回避把法律与秩序构建的关系加以模式化或图式化的困境，而要从具体经验中探寻一些共性特征或规律。
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与平常化
综合社会调查（2005、2006CGSS）关于基层矛盾纠纷发生情况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居民在一段时间内（4～5年）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在12%左右，其中与政府机关的纠纷发生率在2.4%左右；2010年的调查显示，有9%左右的居民声称受到政府机关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但真正发生纠纷的可能比例要低。所以，就当前纠纷发生的规模而言，基层矛盾纠纷并未显现出“矛盾凸显”的特征，因为无论从纠纷发生比例还是从纠纷发生的增长趋势来看，都难以发现现阶段的基层矛盾纠纷具有“凸显”之趋势。
从居民所经历的纠纷类型结构来看，在城市基层社会，较为多发和易发的矛盾纠纷主要是劳动与保障方面的纠纷、住房与拆迁方面的纠纷以及婚姻与家庭方面的纠纷；在乡村基层社会，较为多发和易发的矛盾纠纷则主要是邻里纠纷、婚姻与家庭纠纷以及土地方面的纠纷。除了这些相对多发的纠纷类型之外，现实中发生的矛盾纠纷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干群纠纷、借贷纠纷、合同纠纷、医患纠纷、环境纠纷、侵权伤害纠纷等。即使在同一类型的矛盾纠纷当中，纠纷的性质和形式也可能是不同的。如在城市劳动与保障方面的纠纷中，既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导致的结构性矛盾纠纷，也有居民在劳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劳动争议和普通民事纠纷。可以用多元化来概括基层矛盾纠纷的现状特征，即现实中的矛盾纠纷是多类型的，而不是某个维度、某种类型的矛盾纠纷格外凸显。
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特征还在纠纷经历者的构成上得以体现。实证分析表明，除了性别因素对个体间纠纷发生有较为一致的影响（之外，即男性较之女性与他人发生的纠纷更多）其他诸如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和阶层等个人的社会性因素与纠纷发生并未显示出方向一致的相关关系，说明纠纷经历者在社会构成上并没有某种突出特征，也就是说，在经历过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中，他们广泛分布于社会中的多种群体、多阶层，而不是集中反映在某些阶层或群体间。
此外，在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类型和结构的多元化特征里，实际还包含了基层矛盾纠纷的平常化趋势。纠纷平常化趋势反映的是，大量的基层矛盾纠纷实际是在平常的生活实践或社会互动中发生的，而并非某种不均衡的结构所导致和引发。所以，从平常化的角度来认识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为了避免将现实中的所有矛盾纠纷都与结构联系在一起。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既有结构性矛盾，也有生活性的或平常的纠纷。
基层矛盾纠纷的平常化、生活化，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偶然发生，这些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构成方式之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常的生活性纠纷对秩序构建没有消极影响，因为有些生活性纠纷也会演化为。
基层矛盾纠纷所显现出的多元化和平常化特征，其实与当前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类型、关系性质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更为频繁、更为复杂的社会交往互动中，发生多种多样矛盾纠纷的可能性无疑也随之增大。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进行着现实的面对面交往，而且还会在网络上进行虚拟社会交往。在网络交往中发生的纠纷或问题，也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新型纠纷或问题。但是，新的矛盾纠纷的出现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凸显，而是反映出矛盾纠纷的时代特征，或者叫作“转型性特征”。其中较多的矛盾纠纷实际上依然属于平常的生活性纠纷，因为这些纠纷不过是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互动中出现的一般问题，此类问题的多与少并不能反映出诸如“矛盾凸显”那样的特殊意义。
鉴于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和平常化的现实状况，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首先需要正确对待社会中的矛盾纠纷。一方面，不宜过度突出或强调矛盾纠纷的消极面。构建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并非要防止所有矛盾纠纷的发生，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也是社会秩序的构成形式之一。一个阶段矛盾纠纷的增多或减少，其实都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要重视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基层纠纷虽难以预防，但和谐的社会则需要有健全、有效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以便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生活中的平常纠纷。
其次，需要针对多元化矛盾纠纷采取多元的纠纷管理策略。尽管基层矛盾纠纷走向多元化，但我们可以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将其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结构性矛盾纠纷；二是生活性矛盾纠纷。在应对生活性矛盾纠纷方面，可以用平常的态度、常规的机制去对待和处理。在纠纷管理上可以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这一策略更加注重在基层建立起完善的民间纠纷化解机制。针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需要有战略的眼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去加以应对，在纠纷管理策略上需要用顶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也就是以宏观结构调整来解决不均衡的结构问题，重视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调和结构性矛盾。
基层矛盾纠纷成因的非转型性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总会体现一个时期的时代特征。社会转型可以说是当今的时代特征，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也就具有“转型性特征”。不同时代的重要变迁事件、特别是涉及不同群体利益的事件，总会在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上得以体现。如在城镇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下岗再就业的职工群体，他们与企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乡村社会，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村镇干部不再需要直接向农户征收税费，农村的干部和群众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的结构变化过程也会在矛盾纠纷的发生和演化上有所显现。
当前，基层矛盾纠纷所具有的转型性特征，并不说明社会转型是各种矛盾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关于矛盾纠纷与社会转型的关系，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战略机遇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论，或“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凸显”论。⑦这一论断，表面看似乎与当前形势较为相符，然而进一步从理论和经验事实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和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观念存在着把社会转型视为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直接原因的误导作用。
社会矛盾纠纷有其自身的发生及演化机制，任何矛盾纠纷都是结构关系或互动关系失去平衡的一种状态。发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纠纷，并不一定就是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换言之，社会转型不必然导致矛盾纠纷的增多和凸显。恰恰相反，正是改革开放和结构转型的推进，调和和消解了诸多结构性的社会矛盾。所以，对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之间关系的认识，需要跳出简单的因果推论和决定论的认识论陷阱，聚焦于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发生的具体情况，通过揭示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的形态和特征，来理解和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
尽管基层矛盾纠纷的成因是复杂的、多样的，不同纠纷的发生都会有具体的诱因，但如果概括起来，基层矛盾纠纷的主要成因大体分为三大类：一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分化；二是个人或组织间的权力（力量）配置的不均衡或失衡；三是社会交往实践中的行为冲突。
对于大多数社会矛盾纠纷而言，纠纷的发生皆因利益的纠葛，即相关主体因利益诉求的冲突而产生争执。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分化引发矛盾纠纷的机制是，当社会中不同个体的各自利益追求或诉求不断增强时，社会共同体和结合体中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也就出现分化和多元的格局。当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发生交汇或交叉时，就会产生利益关系。而当不同利益主体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出现利益行动不相一致或相互冲突时，也就会产生矛盾纠纷。所以，矛盾纠纷发生的关键在于交互利益关系的冲突。社会系统中均衡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通常有两种原因：一是单方的行动造成利益结构的客观变化，这是引发矛盾纠纷发生的常见原因，如劳动欠薪纠纷、征地拆迁纠纷、人身财产损害纠纷、借贷纠纷等。二是一些群体成员利益观念的变化导致新的利益诉求或权益主张，从而改变已有利益关系格局，由此也会诱发矛盾纠纷，如劳资矛盾纠纷、环境维权及消费者维权等。
在一些结构性的社会矛盾纠纷中，权力或社会力量配置的不均衡实际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权力或力量的不对称、不平衡，使得交互作用的双方难以维持关系的均衡，由此引发矛盾纠纷。例如干群纠纷、农民工欠薪纠纷、消费纠纷等，这些矛盾纠纷发生的根源，其实就在于对不均衡的权力关系缺乏有效制衡机制。
此外，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也会因为某些偶然因素而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发生行为冲突并由此引发纠纷。那些平常化的纠纷可以说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其成因及演化过程都包含较多不确定性，基本无规律可循。因而，预防此类纠纷的发生几乎不太可能。较为理想的应对策略是及时对纠纷加以管理和化解。
从基层矛盾纠纷发生的主要成因来看，有些成因与社会转型或改革存在一定联系，而有些原因则并不具有转型性，因为，这些矛盾纠纷都可能会发生。
揭示基层矛盾纠纷成因的非转型性，其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与矛盾纠纷的关系。如果过于强调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凸显的必然联系，就有可能误导人们对社会转型、改革创新持以消极的态度；同时也可能诱导人们以预防矛盾纠纷发生为理由，拒绝结构转型和改革创新。对转型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加以理性分析和对待，有助于我们不断推进结构转型和改革开放趋于合理，促使矛盾纠纷得以有效化解，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
社会秩序的构建与重构离不开社会矛盾纠纷的处理和化解。在矛盾纠纷解决过程中，通常既反映出居民对不同纠纷解决途径和策略的选择倾向，同时也会反映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因为人们解决纠纷的行动策略选择也可能是根据社会环境作出的。
根据“纠纷金字塔”理论，人们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即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金字塔型”的特征。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会选择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或者说，大多数矛盾纠纷是在基层得以解决的，而选择向上级正义系统申诉、特别是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中的人和纠纷都会逐渐减少。对一个社会来说，在矛盾纠纷总体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基层解决的纠纷越多，“纠纷金字塔”的塔尖部分就会越小。⑧
经验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经验与纠纷金字塔的理论假设并不十分吻合。在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方面呈现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的特征。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特征主要体现为选择忍忍算了、双方自行解决、上诉到行政正义系统和诉讼到法律正义系统等几种主要纠纷解决方式的纠纷当事人的比例已经较为平均。这说明，现实中人们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所遇到的矛盾纠纷，而不是集中依靠某一种方式或途径。一般的观念认为，绝大多数人对生活中所遇到的纠纷会采取容忍或自行协商解决方式予以解决，而经验调查则显示，仅有半数左右的人在处理个人间纠纷时会选择这两种方式；更多的纠纷当事人、特别是权力不对等的纠纷当事人，如干群纠纷和环境纠纷的经历者，则倾向于选择权威正义系统（包括行政和法律系统）来解决纠纷问题，由此显现出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特征。
当前，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呈现出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化；二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较为有限；三是居民对权威及权威解决方式的作用的社会建构。随着人们所遇到的纠纷趋于多元化，为了解决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纠纷，人们也就要去寻找和选择不同的、适宜于纠纷解决的方式和策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是与纠纷多元化发展分不开的。
然而，在人们选择多种多样方式和策略解决矛盾纠纷的同时，还显现出权威化或上层化的趋势，这说明目前基层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化解能力和有效性还是有限的。由于较多的矛盾在基层得不到有效化解，人们不得不选择上诉至更高层的行政和法律正义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化或上层化特征的形成，与人们对权威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建构有着一定关系。在法制宣传中过于强调法律途径对矛盾纠纷解决的有效功能，以及行政机关对上访者采取的“拿钱摆平”策略，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矛盾纠纷解决的社会氛围。经验分析也表明，越来越多的人运用行政的、法律的权威来解决纠纷，并不是出于对权威的认同，而是将权威视为一种工具而加以利用。
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积极的意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不等同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⑨而是注重由多种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和力量参与到基层纠纷管理和化解之中。当基层社会生活能提供更多种矛盾纠纷化解的途径和力量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基层解决纠纷问题。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实并不存在一种最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只有当社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更多的人能够从多元的纠纷解决方式中找到并选择对自己最适合的、最有效的方式，社会总体的矛盾纠纷解决效率才能达到优化程度。
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化或上层化趋势体现在当前的一些上访事件和中，这一趋势特征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民众的权益主张和法制意识在增强，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平常纠纷依靠权威介入的解决机制，不仅对社会秩序构建系统的自身调节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过多的纠纷集中到行政和法律系统后，会导致公共行政和司法资源的拥挤，同时也会提高民众解决纠纷问题的成本。权威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对短期内解决纠纷问题可能是有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很好地化解矛盾和不均衡的关系。鉴于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权威化的负面社会效应，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治理策略，积极预防这一趋势的进一步演化和强化。要缓和纠纷解决的上层化趋势，一方面需要完善和加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发挥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积极效能；另一方面需要理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氛围，引导民众理性选择纠纷解决方式。
法律意识、权威运用与秩序构建
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也折射出居民的法律意识或法律性的特征。法律意识的范畴虽然较为广泛，但居民对法律权威的观念及态度是其核心。经验调查显示：当前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与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显现出工具主义法律意识更为突出的特征。80%以上的居民赞同无条件服从法律，但与此同时，又有70%以上的人表示只有在法律合理的情况下才遵守法律。这说明居民对法律权威的意识和态度并非一维的，而是在动态的社会建构之中。一方面，多数居民意识到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根据实际需要而采取对待法律的态度和行动。也就是说，多数居民的法制意识并未形成规范内化的特征和趋势，即“法律正当性意识”尚不普及，⑩人们还没有真正将法律视为正当的、合理的行为规范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选择。
实证分析还显示，居民的法律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人们是如何认识和看待法律的，与现实中矛盾纠纷关系的产生没有明显关系；但是，居民的法律意识则对他们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有着一定的影响。具有法律权威意识的居民，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可能性越小；越是把法律视为一种工具的人，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现象表明，对法律权威的认同和服从意识，对人们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并不起促进作用；而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则能提高人们运用法律方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
对权威认同与纠纷及解决方式选择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分析，同样揭示了居民的权威认同情况与选择权威介入的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并无显著关系，而居民的权威选择意愿与纠纷类型的相互结合则显示出较为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认为，居民选择权威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主要是对权威效用的预期，也就是纠纷当事者结合自己所遇到的纠纷类型，选择自己认为对该类型纠纷解决更加有效的权威介入。人们选择法律权威介入纠纷解决，也主要是因为他们预计法律权威在解决所遇纠纷中会发挥最有效的工具性作用。
当前，居民工具主义法律意识与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之间所呈现出的密切关系，既是基层社会法律性的现实特征，同时也可能反映了法制宣传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目前的法制宣传让民众接受了更多法律工具性的内容，而对促进居民接受法律规范性意识作用不太明显。
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及工具主义的法律使用行为虽是法律性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形态之一。然而，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不仅可能影响到法制建设的进程，而且也会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产生消极影响。从经验分析中我们发现，在一些对公共秩序构成较大威胁的及集体上访事件中，那些有过利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经历的人，参与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纠纷当事者倾向于工具性地使用法律方式解决纠纷，那么他们都会期望从这一纠纷解决过程中获得收益或“获胜”，然而法律方式特别是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总会有“胜诉”与“败诉”的判决。如果人们不是真正认同法律权威的公正性和正当性，那么纠纷中的“败诉”一方就会产生新的不满或纠纷。正是因为这一机制的存在，现实社会中的涉诉上访、涉诉才得以发生。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中的居民权威认同与权威选择分离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居民与权威的关系。对此，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类似于“基层精英论”、“法律服从论”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即认为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之所以建构起来，是因为人们对某种权威的服从或遵从，也就是精英和权威对秩序构建起到核心作用。按照这一理论命题，在社会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我们需要重点建构一种核心权威，并促使广大民众服从与遵从这种权威。那么，推进法制建设，构建法制秩序，也就是要在社会中构建起以法律为中心的权威。然而，现实经验表明，权威的建构并不等同于秩序的构建，构建起法律权威并不一定意味着构建起法制秩序。由此看来，推进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还需要与时俱进地把握法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一方面要推进社会的法制化，让法律的规范意识广泛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要推进法制的社会化，使法律系统的建设更加贴近社会生活。
余论
在当前快速转型期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并未呈现出特别严重的迹象。已发的矛盾纠纷虽具多元化特征，但较多矛盾纠纷依然属于平常生活性纠纷。即便是群体性纠纷事件，其中有些冲突也是由偶然的、平常因素所引发的，并未显现出对社会秩序构成的系统风险。所以，社会转型、改革创新和新的发展机遇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或凸显，中国社会在推进新发展的进程中，不宜“因噎废食”。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的重点不需要放在预防或减少矛盾纠纷之上，而需要放在深化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之上。改革、创新和转型进程会不可避免遇到阻力或利益冲突，只要这一进程是朝着正当的、合理的目标迈进，这些阻力和矛盾会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得以迎刃而解。但如果停止改革创新的步伐，一些结构性矛盾会越积越深，对社会秩序构成的系统性风险会更大。
目前，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之所以显得突出和敏感，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特征和趋势，较多的矛盾纠纷当事人在处理纠纷问题时，不是倾向于在基层化解矛盾，而是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向行政的和法律的权威机关上访和诉讼，也就是不断地寻求权威介入矛盾纠纷的解决。这一现实经验反映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还不够完善，基层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功能依然较低。因此，基层社会建设需要注重和加强矛盾纠纷化解的能力建设。二是已有的法制宣传教育可能还不够全面。目前的宣传偏重于鼓励公民“拿起法律的武器”，而对教育和培养公民的法制精神以及按照公正合理原则行事的规范法律意识方面则强调不够，由此对较多居民形成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产生一定影响。工具主义权威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广泛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公共权威资源的滥用，同时也可能造成公共权威机关的公信力的降低。
推进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点任务就是要让法制精神真正地广泛深入人心；在矛盾纠纷管理上，针对结构性矛盾要注重从宏观改革和制度创新上调和利益关系，而对平常生活性纠纷则要注重构建立足基层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经验与秩序构建研究”的最终成果，项目编号：10BSH008）
注释
李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
吴忠民：《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社会矛盾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第1～6页；魏佳蓉：“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之道――以提高法律实效为视角”，《理论月刊》，2012年第4期。
于咏华：《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页。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的法律》，吴玉章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美]尤伊克・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4页。
⑥陆益龙：“纠纷管理、多元化解机制与秩序建构”，《人文杂志》，2011年第6期。
王郅强：“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形态与性质分析”，《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
Felstiner， W.R. Abel and A. Sarat，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5： 631-54.
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12页。
Tyler T. （1990），Why People Obey the Law， Yale University Press ， p 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