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范文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范文第1篇

一、“社会法庭”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作用

“社会法庭”就是由具有一定社会威望和调处社会矛盾纠纷能力的普通群众（即“社会法官”）以协商调解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社会组织。“社会法庭”在对婚姻家庭、损害赔偿、宅基纠纷、邻里关系等“家务”型社会矛盾纠纷方面的调解作用最为显著。“社会法官”对矛盾纠纷调解后，由“社会法庭”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调解不成的，引导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

现代“司法下乡”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司法制度在基层的运作依然困难重重，结果导致中国社会纠纷解决功能两头弱化的现象：一方面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纠纷解决功能的弱化，造成社会矛盾纠纷大量涌入法院；另一方面是程序性、强制性的诉讼也难以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因此面对“井喷式”上涨的社会矛盾纠纷，司法力量不足、功能弱化等问题依然存在，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大量案件超期积压，申诉、涉诉上访等问题突出。因此，必须建立健全非诉讼解决机制，分流不同层面的矛盾纠纷，必须借助社会力量来消弭矛盾、化解纠纷，把基层法院从超负荷运作中解放出来，去处理更为复杂的纠纷，平衡司法资源的供求关系，“社会法庭”正是非诉讼解决机制的一种模式创新。

“社会法庭”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自愿性。“社会法庭”受理的案件是双方当事人自愿要求处理的矛盾纠纷。

二是灵活性。“社会法庭”主要依风土人情、公序良俗、乡规民约调处纠纷，在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方式灵活多样，调解中的诸多事项也可以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富有弹性。

三是保密性。“社会法官”调解案件以不开庭审理为原则，当事人的一些信息不会因调解活动而泄露。

四是快捷性。“社会法庭”处理矛盾纠纷注重即时调处、即时履行，程序简单、处理周期短，能使纠纷迅速解决。

五是经济性。“社会法庭”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几乎没有任何诉讼成本。

“社会法庭”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点：

1．“社会法庭”是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必然导致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这种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具有矛盾纠纷内容多样、主体多元、成因复杂、难以调解、形式多发突发、极易激化等特点。解决多元化的矛盾纠纷，不可能全都通过司法审判形式解决，应当整合各种调解资源，构建大调解格局，建立多形式、多层次、多元化、立体型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来化解和处理，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合力。

目前，化解矛盾纠纷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裁判方式，包括司法裁判、行政裁判和仲裁，这种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在分清是非基础上，就争议作出明确裁断，调查过程往往耗时费力、成本较高。二是调解方式，包括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民间调解三种。“社会法庭”作为自主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属于民间调解的范畴，是充分利用民间力量调解矛盾纠纷的一种具体形式，是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法庭”调解纠纷程序简单、快捷方便、成本低廉、方法灵活，同司法裁判相比具有许多优势。

2．“社会法庭”的建立符合中国的乡土民情，是贴近基层、解决矛盾纠纷的有效模式。当代中国农村，很多纠纷是基于调解解决而非诉讼，农民有了纠纷最不喜欢打官司，原因是打官司花钱多、成本高，程序复杂、周期长，群众打官司耗不起时间、金钱、精力。在现实中，基层法庭的审判主要就是调解，中国基层司法最需要的也是调解。当事人到法庭后，绝大部分案件都通过调解化解，或者是当事人基于调解撤诉，或者是基于调解结案。所以，在基层，特别是在农村，法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充当的是人民调解员。另外，中国农村现在依然是一个“熟人社会”、“亲情社会”，这为农村调解的盛行打下了基础。许多乡村老干部、老党员，利用自己情况熟、威望高的特点，经常帮乡亲们调解矛盾，而且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社会法庭”办案的唯一手段是调解，它之所以应运而生并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就是因为它符合中国的乡土人情。所以，对法律和政策有明确规定、事实清楚的一般矛盾纠纷，都应当交由“社会法庭”进行调解。对未经“社会法庭”调解而直接向人民法院的纠纷，人民法院在立案接待时，应向当事人宣传“社会法庭”调解的优势、特点，告知诉讼风险，将一些未经“社会法庭”调解、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民事纠纷，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暂缓立案，委托“社会法庭”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审查立案；对已经开庭、案件进入诉讼程序的，但当事人情绪冲动、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的民事案件，法院可暂缓判决，会同“社会法庭”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或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委托给“社会法庭”调解；进入执行程序后，对那些被执行人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的案件，或执行有难度的案件，法院可暂缓执行，与“社会法庭”联合调解。

3．”社会法庭”能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我国基层法院受理的50%以上的民事案件，都是涉及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民间借贷等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家务事”，案情一般比较简单，有很多当事人只是为“出口气”或“评评理”而走进法院。司法程序启动后，当事人不但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高昂的诉讼费用，而且法院依据法律进行判决后，常常不是双方对判决都不满意，就是判决难以执行，很难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结果是很多案件经过司法程序后，矛盾纠纷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使当事人双方结仇积怨，甚至导致原本的矛盾纠纷激化，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社会法庭”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依照法律规定、乡规民约、风土人情来调处矛盾纠纷，调解灵活、方便快捷，当事人双方，以“对话”取代“对抗”，以理性的“沟通”、“协商”取代互不相让，以主体间的“合意”取代裁判者的“决定”，通过平等对话和沟通达成共识，对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稳定起到很好的作用。

4．“社会法庭”是的泄洪渠道，对于息诉罢访有独到的作用。许多社会矛盾的激化是由小到大逐步升级的，所以化解社会矛盾应该关口前移，尽量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使矛盾从源头上得到化解，“社会法庭”恰恰就能起到提前化解的作用。“社会法官”是民间的，他们不“坐堂问案”，经常骑着自行车到百姓中去，到田间地头，到群众庭院，积极主动化解各类矛盾纠纷，通过“社会法官”调处，很多有、苗头的矛盾纠纷在诉前、前得到及时化解，挡在诉讼、大门之外，堵住了涉诉涉访源头，从而大大减轻了法院的压力，减少了越级上访、群体上访，收到了“不对簿公堂、不结怨、不上访”的效果。所以，“社会法庭”的调解工作具有“探测器”、“诊断器”和“稳压器”的突出功能，能及时发现和处理大量的矛盾纠纷，即使最终无法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但以它灵活的柔性协调和理性疏导，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矛盾的尖锐性和突变的可能性。

5．“社会法庭”是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是“大综治”概念的延伸。“社会法庭”综合运用人情伦理、公序良俗、法律、政策等各种手段来化解矛盾，运用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化解纠纷，解决了司法资源不足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手段的运用，是“大综治”概念的深化和延伸，是整合各种力量的平台。

二、“社会法庭”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社会法庭”建设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社会法官”相对而言缺乏专业法律知识，缺乏办案程序意识和规范意识。二是对“社会法官”的选任、培训工作不规范，对“社会法官”的选任、培训没有形成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在“社会法官”的选任上，最突出的问题是存在行政化、干部化倾向，相当一部分“社会法庭”的常驻“社会法官”基本上由司法所、派出所、综治办负责人等行政干部组成，普通群众很少。三是各项经费保障力度不够。“社会法庭”的成立就是要办理案件，而办理案件需要必要的经费，但目前来看，实施“社会法庭”制度的各项经费保障力度不够，目前大多数地方还未建立起“社会法庭”资金保障体系，主要依靠基层法院或者乡镇政府临时资助，这会影响“社会法庭”工作的正常开展。在“社会法庭”筹建试点过程中，大多是由所在地法院筹资，但随着“社会法庭”的推广和普及，全靠法院利用本来就紧缺的办案经费来支撑，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针对这些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几点着手加以解决：

1．全面加强“社会法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并制定配套奖励制度和惩戒制度。在选任对象上，应主要聘请在当地德高望重、办事公道、群众基础好的普通群众担任“社会法官”，避免行政化、职业化，充分保证“社会法官”的群众基础，特别是把已退休的法官、法律工作者作为重点选任对象，选人范围力求广泛，并且逐步建立“社会法官”库。选任程序上，先由人民群众进行推荐，然后再由乡党委、乡政府把关确定人选，最后由乡镇人大主席团任命。同时，要注意提升“社会法官”法律素质，使“社会法官”认识其自身的重要性和价值，鼓励“社会法官”参与培训。

2．加强业务指导，提高办案水平，维护“社会法官”的权威。要加强对“社会法庭”业务工作的指导，充分利用巡回办案、现场开庭、就地调解的有利时机，帮助“社会法官”提高调解案件的素质和能力。通过法律知识授课、文书技能辅导等多种形式的培训，不断提高“社会法官”依法律、符民情、合民意调解社会纠纷的能力和技巧，成为办案的行家里手。同时要强化维护“社会法官”权威的意识，对经过“社会法官”调解达成调解协议需要人民法院确认法律效力的，人民法院要优先无偿予以审查、确认，出具司法确认书，赋予其法律效力；需要行政机关依法确权的，由行政机关予以审查确认。

3．加大投入，建立经费保障机制。从“社会法庭”的长远发展来看，必须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将“社会法庭”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明确规定政府财政部门是“社会法庭”的财政保障机关，依照财务制度办理经费使用手续，从资金上保证“社会法庭”的正常运转，对“社会法官”因调解矛盾纠纷所支出的电话费、交通费给予一定的补助。同时要建立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等方面的保障制度，以激发“社会法官”办案的积极性。

“社会法庭”是动员和利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新机制，是多元化地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崭新模式。它把大量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在源头、化解在萌芽，真正做到了为政府分忧，为民解愁，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这一模式应该得到普及推广。

（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社科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1103360，本课题论文作者：迟建文 吴洪凯 许洪亮 宁丹 多成）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同志在2009年月12月18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推动政法工作全面发展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中大有可为。面对形形的农村社会矛盾，检察机关应从解决矛盾这个核心目标出发，在传承司法传统上求突破，在解决矛盾方式上谋创新，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积极参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

中央政法委于2009年12月18日召开了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在会议上强调，抓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推动政法工作全面发展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应如何发挥自身职能，参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

一、当前农村主要的社会矛盾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在农村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干群关系恶化引发的矛盾。村级干部与农民群众之间的纠纷，是当前农村各类矛盾纠纷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二是民间琐事纠纷引发的矛盾。这是传统农村矛盾纠纷的典型形式，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相邻关系、地边地界、家庭婚姻、民间借贷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三是农村基层选举引发的矛盾。近年来，农村各种破坏选举的现象频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贿选，其次是宗族、宗派及农村恶势力影响选举的情况。由此引发的农村矛盾纠纷不容乐观:四是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矛盾。一直以来，广大农村是污染企业落户的首选目标，农民工也自然成为企业用工的最佳对象，但由于思想认识及资金、技术等问题，一些企业的废水、废气、废料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随意排放现象，加上区域性经济发展需要、局部利益诱惑等缘由，引发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并最终逐步演化成突发性、，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五是人身损害赔偿、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劳务矛盾纠纷。目前，受雇佣的农民工权益被侵害的问题日趋严重。其中，尤其以人身损害赔偿、拖欠劳务工资及劳务合同纠纷问题最为突出。农民工在追讨工资、赔偿无望的情况下，采用非理性的手段，如聚众堵塞交通、毁坏道路设施、盗窃、抢劫、故意伤害或绑架包工头等。

二、检察机关积极参与化解农村社会矛盾是职能所在

现阶段农村社会矛盾发生率和激化率在急剧上升，不仅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数量增多，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带有明显的多元性与发散性，新类型纠纷大量涌现。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积极介入农村社会矛盾化解已然成为必然，是适应广大民众对司法的现实需求。检察机关履行着打击刑事犯罪、诉讼监督、预防和查办职务犯罪、处理涉检上访等重要职能，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重要力量，肩负着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法治保障的重任。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出台的《检察机关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察机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任务和形势作了简明扼要的部署，这是新时期检察工作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检察机关必须立足于检察职能，牢牢把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围绕“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工作目标，保障社会主义法律在农村的统一、正确实施。对于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意见”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立足职能，把充分正确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作为服务的立足点，努力拓宽服务途径，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二是要突出重点，准确把握农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需求，把促进解决影响农村稳定、损害农业发展和侵害农民利益的突出问题，作为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三是要注重实效，努力为促进农村稳定和农业发展办实事，为广大农民解决实际问题。

妥善、及时地化解农村矛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和保障。面对纷繁芜杂的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检察机关不仅在刑事诉讼、民事行政诉讼中能依法介入，还可以在非诉领域积极作为，发挥自身职能和优势，有效解决农村社会矛盾。检察机关应立足于自身职能，积极发挥作用，把充分正确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作为立足点，牢牢把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局，把检察工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融合，把纠纷解决在现场、解决在第一时间、解决在基层，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保驾护航。

三、检察机关参与农村社会矛盾化解的工作措施

面对形形的农村矛盾纠纷，检察机关宜从解决矛盾这个核心目标出发，在传承司法传统上求突破，在解决矛盾方式上谋创新，在矛盾调处结果上抓实效，构建“以诉讼程序为主导、多种矛盾解决方式并存”的多元化矛盾解决新机制，在实践多元化矛盾化解工作中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使这一新生事物能起到缓冲农村矛盾、解决农村矛盾、促进农村社会安定、推进农村社会和谐的作用。

(一)积极预防和查办涉农职务犯罪，为化解农村社会矛盾营造廉洁高效的环境

职务犯罪防治是检察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农村基层组织干部职务犯罪是当前妨害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不仅侵犯了履行职务的廉洁性、国家财产权和国家的正常管理活动，侵犯了农民群众的人身财产权利，更严重损害了党在农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影响了干群关系，是引发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的最直接的导火索。实践表明，检察机关积极查办国家公务人员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实施的职务犯罪，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理顺群众情绪，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具有重要作用。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职务犯罪的预防和侦查处理手段，充分履行自身的反贪污贿赂和反读职侵权的职能，严肃查办利用职权侵犯农民权力和利益的犯罪案件，并要结合办案，认真分析涉农职务犯罪案件的发案特点和规律，不断总结经验，创新预防机制和措施，提高预防农村职务犯罪工作的能力与水平，构筑新农村预防犯罪的坚固防线。

(二)积极贯彻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解决农村社会矛盾营造安定的社会环境

当前，检察机关要更好地化解农村社会矛盾，就是要密切结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履行批捕和公诉职能中做到既依法、准确、有力地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又要区别对待，做到坚持严格执行法律与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机统一，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互补。一是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农村地区多发易发的严重危害农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犯罪、破坏农业生产和坑农害农犯罪及各种非法传教犯罪活动等，维护农村群众利益。二是探索对轻微刑事案件运用轻缓刑事政策的办案机制。探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途径多样，从单纯的不拓展到综合运用量刑建议、推行刑事和解、改革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方式等多种形式，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维护社会安定和谐。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准确把握逮捕条件和标准，要依法从宽处理。对于普通刑事案件，要依法予以从宽、从轻处理，努力减少社会对立面。在不同的刑事阶段，要采取不同的举措。在审查逮捕环节，要依法掌握逮捕条件，对于主观恶性小、认罪态度好或因民事纠纷等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尽量作出不捕决定，同时做好不捕说理工作，以得到民众的认可。在审查环节，充分考虑的必要性，对危害后果不大、双方当事人和解或得到被害人谅解的轻伤害案件适宜不的，应依法作出不决定。确需提起公诉的，要依法向法院提出从轻、从宽处理的意见，尽量消除社会隐患。对轻微刑事案件，包括因邻里纠纷或家庭矛盾引起的轻微刑事案件，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未成年人犯罪，扩大刑事和解等司法手段的运用，尽可能修复社会关系，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充分体现依法从宽的一面;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涉嫌犯罪的，坚持区别对待，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减少社会矛盾，努力维护农村的社会政治稳定。在坚持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的基础上，对因农村土地承包、征用等引发的，要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依法慎重、妥善处理，做好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对违法犯罪的，也要坚持打击极少数、教育团结大多数的原则，努力营造和谐氛围。

(三)做好检察环节的涉农工作，为化解农村社会矛质开通绿色通道

检察机关的控申、接待工作是检察机关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同时也是检察机关自身了解社情民意的一个重要窗口，更是一个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一条重要通道。检察机关要切实加强农民群众涉检工作，积极参加农村矛盾排查调处。一是要更新检察工作理念。把控申、工作放在检察工作全局中思考，放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实践中推进。必须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畅通诉求反映渠道，加强文明窗口建设，.端正接待服务态度，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二是要建立完善“大”格局。建立起涉检联动机制，加强上下级检察机关的联动，推行联合接访，探索带案下访、定期巡访，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各职能部门的沟通、协商、合作，完善工作机制，整合资源，齐抓共管合力办理涉检案件。三是要逐步完善涉检工作长效机制。重点是进一步规范和落实检察长接待日、重点上访领导包案制度、涉检上访动态预测等多项制度，加强对各基层院的监督检查考核，确保案件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坚持完善首办责任制，责任倒查制，做好举报线索的催办、督办工作，认真对待每件刑事申诉和刑事赔偿案件，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四是要积极创新涉检处理措施。积极推行听证制度，积极吸收恢复性司法的合理因素，尝试刑事申诉案件和解制度，平衡各方利益，及时办理涉检。加强释理说法，加强论证引导，争取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把矛盾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涉检上访、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

(四)认真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为化解农村社会矛盾莫定思想基础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影响，农村地区在经济、信息、文化、教育等方面相对落后，农民的法律知识缺乏，法律意识淡漠，许多农村社会矛盾由此而生。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增强农民法制观念，既是推进依法治村进程、开展创建平安工作的需要，也是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更是检察机关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义不容辞的职责。检察机关要立足检察职能，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和特点采取多种有效的形式，深入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一是大力开展送法下乡、送法进村、送法到人的法制宣传活动，通过典型案例和反面教材现身说法，以案释法，引导农村干部群众增强法治意识。二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充分利用镇、街检察室这一平台送法进村等形式，使法律走进百姓日常生活。三是通过专题讲座和法律知识咨询培训进行普法宣传。积极宣讲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村民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四是通过出庭公诉对旁听的农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将法庭作为警示教育基地，警示旁听的人民群众，做到教育在前，预防在先，提高农民群众及干部的遵纪守法意识。

(五)在履行职能中充分体现协商性，积极参与农村社会矛盾的多元化化解机制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人民调解 诉讼调解 基层人民法院

一、新形势下的人民调解和诉讼调解

随着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社会利益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断调整和变化，使社会发展进入了矛盾多发期，民间纠纷也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纠纷类型复杂化，在传统的民间纠纷中，矛盾性质往往较为单一，新形势下的民间纠纷，矛盾性质表现出更多的多重性和复杂性，多重矛盾相互交错、互为因果；另一方面纠纷主体多元化，在传统的民间纠纷中，矛盾主体双方多为公民个体，新形势下的的矛盾主体则更多的涉及了公民与法人，以及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同时，由于城市化进程、拆迁、企业改制等引发的矛盾，导致群体性纠纷和高额财产利益纠纷明显增多。

二、人民调解“延伸”的实践和积极作用

2003年上海长宁区法院设立了全国第一家专业化人民调解机构——“区联调委人民调解窗口”，开展了“在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适度社会化”探索，开创了“人民调解走进法院”的先河。目的是在社会化的大背景下实现纠纷的合意解决和减轻基层法院的压力。在基层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是通过发挥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功能，以实现迈向社会和谐的总体目标。

2007年，北京市西城区司法局与西城区人民法院经过认真调研后，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在法院立案大厅联合设立了独立于诉讼外的诉前调解形式——西城区人民调解工作室，直接调解“打到法院门口”的纠纷，意在打造一条切实为当事人有效解决纠纷的新途径。尝试推动人民调解与法院立案审判的衔接互动，完善社会纠纷多元化化解机制，努力实现人民调解与司法审判工作的“双赢”。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成立，标志着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之间成功实现了对接，为建立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迈出了创新步伐。八年来，西城区人民调解工作室以其“身在法院内”、“调在诉讼外”、“指导诉讼中”的特殊身份，有力推进了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创新发展，在不断完善人民调解功能的过程中，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一）便于把握调解工作的策略与方法

人民调解工作室与人民法院立案庭同处一个工作环境内，可以触及到来自当地各个街道、各个社区及各村的纠纷情况，这一有利的位置，使工作室在宏观上能多角度全方位了解纠纷形势，在微观上能更加具体把握调解工作的策略、方向及方法。这为人民调解工作室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能恰当运用不同的调解策略与方法等。

（二）便于当事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

人民调解工作室与人民法院立案庭相对而设，对于来访的当事人，立案庭与调解工作室可以实现随时沟通情况，既有利于人民调解工作室随时了解人民法院的工作要求，也为确定掌握来访当事人所诉求事项的接访方法创造了条件，进而形成“默契配合”，从中取得最佳的调解与指导效果。

（三）便于加强对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指导

由于人民调解工作室的工作能够触及来自当地各街道、各社区、各村的纠纷信息，可谓是“见多识广”。故对于指导辖区内的社区调解委员会开展工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四）便于提高人民调解工作的影响力

正因为人民调解工作室设于立案大厅内，很多来访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室的工作表示出了极大的信任，其接访量远远高于法院周边的其他法律咨询机构。人民调解员的工作得到当事人的认可程度相对较高。

（五）便于构建三大调解的衔接机制

目前，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是我国民间纠纷调解体系中的三大框架。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三者之间，尚缺少有效的联动机制。

当前传统的民间纠纷大量存在并呈现出与其他纠纷相互交错、互为因果的状态，许多纠纷集行政、民事、刑事等诸因素相交。所以，将人民调解工作室设于法院内，不应仅仅是办公环境的“衔接”，也不是人民调解向法院“延伸”的最终目标。其核心应当是“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两种调解机制的衔接与深化。

此外，当事人在有关诉状的书写、证据的提交、办理的程序等等问题上，几乎都到人民调解室咨询，寻求指导与帮助。可以说，人民调解室进驻人民法院，在客观上也极大缓解了人民法院导诉工作的压力。

三、人民调解“延伸”机制的发展和存在问题

人民调解工作室的大量的诉前接访工作与人民法院诉前调解工作（包括立案环节的调解工作）有着相当的重合度。因此，如果仅将“人民调解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通过人民法院的“确认”，从而实现了其“法律效力”，即认为是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的衔接”，显然是不够的。人民调解工作室设立于人民法院内，只是将人民调解的工作向法院“延伸”的一个起点，一个标志。目前，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包括“诉前调解”（诉前调解又包括“立案前调解”和“庭前调解”）、“诉中调解”（开庭后至判决前的调解）和“诉后调解”（包括“判后答疑”和“执行和解”等）。而这些可以渗入“调解”的环节，人民调解工作室在日常工作中均有所触及。

但是，人民调解工作室所开展的“非诉讼调解”性工作的经历证明：

第一，在人民调解工作室主持下，在矛盾双方之间达成“调解协议”的机率较低，是因为前面提到的“来访人多为一方当事人”的原因。而大量的“单方调解”所实现的社会效果，则容易被忽略。

第二，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所涉及的民间纠纷，包括了从矛盾初始至裁判结束及执行阶段，其涉足领域远远超过了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大大超出了人们对“人民调解”一般理解含义。

基于上述两点可以发现，以“在人民法院内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的形式，将人民调解“延伸”至人民法院内，实际上还有更大、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那就是人民调解所具备的“非诉讼调解资源”与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资源”之间，还有建立进一步的“资源整合”的发展空间。现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设立，实际上恰是为“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间建立整合关系的一个良好的契合点。

四、深化人民调解“延伸”的探索和建议

人民调解工作室设立于人民法院内，是将人民调解工作指向诉讼前的纠纷调解，直接调解“打到法院门口”的民间纠纷。这种设立宗旨，一方面要将“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实现有机衔接，另一方面，也是要为“三位一体”大调解格局的实现奠定基础。

人民调解工作室的工作机制与模式，在目前人民调解工作延伸进法院已取得的工作成效的基础上，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延伸”的空间。

（一）加强基层人民法院对调解室工作的指导

《人民调解法》第5条第2款：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进行业务指导。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应当重视人民调解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优势和作用，克服唯案办案的局限思维，高度重视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把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年初工作计划，纳入年终目标考核内容之中，并定期检查落实，形成主要领导作第一责任人亲自抓，分管领导作直接责任人具体抓，其他领导协助抓，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领导责任体系。

（二）逐步建立与法院诉讼调解工作相适应的各种“延伸”机制

考虑到人民调解工作室设立于人民法院内，除了要保证其作为一项“便民服务”措施的作用继续发挥外，还应当针对人民调解工作室在日常接访中所涉“诉前纠纷、诉中纠纷、诉后纠纷的特点，考虑逐步与人民法院相应业务庭室建立关联机制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实现人民调解的全面“延伸”。

（三）严格适用司法确认程序，加强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在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调解申书申请司法确认后，作为审查法官应当严格把关。在这里要对具有以下特点的案件进行加强查审：（1）没有存在疑问的，并且交易的金额比较大；（2）不符合正常的交易程序。类似特点的案件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对当事人进行询问，其目的就是能最大限度的调查处案件的真实情况。

（四）扩大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的范围

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不断重新调整，导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愈来愈多，造成各类纠纷复杂多样，各种各样的矛盾相互叠加，如今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案由”几经调整，已经达到了400多项；新颁布的《人民调解法》已经取消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民间纠纷的限制……都表明人民调解的工作范畴已经扩展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民间纠纷的外延在无限的扩大着可以说法不禁止的都可以列入调解受案的范围。

（五）调整普法宣传与业务培训方向

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的一个重要职能应该是积极为各街道调委会提供业务培训。司法行政机关也应轮流选派各街道的人民调解员来驻法院人民调解调解工作室进行业务锻炼；法院也将依托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来加强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因此，驻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也兼具有带教和培训的职能。

（六）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室资金的投入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劳动关系 劳动争议 纠纷解决机制

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城市的劳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如何兼顾各方利益、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建立和谐劳动关系，既是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课题之一。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收集研究了相关资料，总体看，我们的劳动关系是和谐稳定的，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关情况如下：

一、劳动关系现状分析

（一）劳动关系实质是矛盾关系

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与资本拥有者雇主（用人单位）双方，为实现劳动过程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是现代经济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建立劳动关系的动因和根本目的，也是劳动关系双方相互依赖的前提条件。但是劳资双方的立场和价值取向是不同的，雇主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者追求工资最大化，矛盾因此而产生，这是劳资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特性，劳资双方的矛盾性自劳动关系建立起就存在。劳资双方对利益的追求保持相对均衡，劳动关系呈和谐状态，一旦这一平衡被打破，双方就失去相互依赖的条件，就产生争议、纠纷。劳资矛盾纠纷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类型，一般不具有敌对性，但是处理不当会升级、转化，有时甚至产生过激行为，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当前劳动关系“四化”特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随着改革发展深入推进，劳动关系也发生深刻变化，有“四化”特征：

1．劳动关系的市场化。是指由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做为全社会代表的利益一体化的劳动关系，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和劳动者两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所构成的雇佣劳动关系。在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关系双方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分化将会不断扩大和加强，劳资矛盾纠纷在特定情况下会呈高发态势。

2．劳动关系的法制化。主要是指劳动关系是一种劳动法律关系，反映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旦双方发生争议、纠纷，经调解无效，应当依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法律规定，经过法律制度和程序加以解决。

3．劳动关系的国际化。一是出现了国际性质的劳动关系，如外商对华投资企业的新型劳动关系。二是劳动用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也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向。三是国家协调劳动关系的手段也在更多地借鉴通行的国际惯例。表明劳动者权益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的全球化趋势。

4．劳动关系的多元化。是指劳动关系主体即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出现多元化。从劳动者的分类看，既有城镇职工及下岗失业人员，又有农民工，还有灵活就业人员；从用人单位的性质看，既有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又有民营企业、合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还有机关事业单位等。不同类型的劳动者与不同性质的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主体多元化的特征。为此，劳资矛盾纠纷也呈现出复杂化特征。

（三）劳资纠纷出现的基本特点

1．劳动争议案件中群体性突发事件增加。随着劳动者维权意识的增强和群体解决纠纷相对有利性，劳动者多采取群体性多渠道方式解决纠纷，这一因素容易造成突发性的增多。

2．“两节”效应明显。主要集中在每年第四季度和元旦、春节“两节”期间，劳资矛盾纠纷及群体性突发事件明显上升。此时劳动者回家心切，要求全部结算工资或拖欠的工资，来年再做打算。作为雇主一方，也面临供货商催款，资金紧张的情况，同时也有担心熟练工人流失，暂扣一点工资的想法，因此这时候容易发生欠薪问题。

3．建设施工领域是高发行业。在建设施工领域，发生突发事件占较大比重。建设施工领域发生的突发事件一般都占到总数的50%以上。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发生突发事件也大量增加。

4．劳资纠纷引发的过激行为增多。由于法律诉讼时间较长，难解眼下之急，劳资纠纷特别是群体当事人，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诉求，往往采取过激行为，如围堵政府机关、堵塞交通，甚至出现打砸事件等，想以此求得更快的解决问题。过激行为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二、引发和处置劳资矛盾纠纷的主要问题

（一）拖欠工程款和工资是引发矛盾纠纷的突出问题

主要有两方面，一是2008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一些中小型和建筑工程施工企业生产经营发生困难，产生拖欠工程款和工资行为，由此引发了大量群体性突发事件。二是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工资支付行为不规范，不遵守工资支付和最低工资规定。在农民工集中的建筑等行业拖欠工资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随意克扣员工工资，甚至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工资标准，压低职工工资等现象还存在。

（二）《劳动合同法》仍需努力全面贯彻落实

一是劳动合同在某些行业单位签订率低，劳动合同在公有制企业的签订率较高，但非公有制企业、个体工商户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如建筑、餐饮、娱乐、加工行业在招用职工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时，劳动合同签订率低。一旦发生纠纷后，劳动关系难以确认，易引发矛盾纠纷和上访投诉。二是劳动合同签订不规范，劳动合同内容有的不填写、不齐全，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等内容不明确，甚至强加一些“霸王条款”。三是用人单位将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都收归自己保管，没有交给劳动者一份。四是不履行劳动合同，一些用人单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只是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实际用工过程并没有履行劳动合同。

（三）一些用人单位守法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缺失

在企业经营失败后，有的企业主携款潜逃，以求自保。如逃避刑事责任、躲避赌债等，使欠薪逃逸事件增添了突发性和不可预见性。这些逃之夭夭的企业主，把矛盾和责任推向政府和社会，引发。

（四）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维权艰难

一是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不健全，一些企业职工在生产生活上遇到困难和问题，常常得不到正确疏导和有效化解。有的企业内部虽有工会负责人，但拿的是企业主的工资，享受的是企业主给的待遇，难以发挥协调沟通作用，职工缺乏对自身权益的“话语权”。二是有的企业工会选出了职工代表，但由于职工代表的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方面的专业知识比较欠缺，在平等协商过程中，谈判能力不足，对于涉及劳动关系重大问题和矛盾纠纷难以沟通解决。三是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因害怕被解雇失去工作，往往忍气吞声，只有在被无故解雇、发生工伤事故得不到治疗或无法忍受恶劣的工作条件等，才开始投诉上访，如果政府有关部门无法解决他们的诉求，就容易发生过激行为。

（五）劳动保障监察力量有待加强

面对日益增加的纠纷案件，各级劳动保障部门高度重视维权工作，普遍加强劳动保障执法监察和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和队伍建设。对纠纷案件更多地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但过细的调解工作往往比简单的裁决，要花费更多的行政成本，在新的挑战面前，人员配备就显得有些不足。个别的监察机构还缺乏办公设备、办案经费等必要的工作条件，致使多为被动监察，一些违法案件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

三、对策和建议

综上分析，正确处理新形势下劳动关系矛盾，化解劳资矛盾纠纷，要依法维护双方合法权益，兼顾双方利益；要注重事前防范、案前调解，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应急处置机制。对策建议如下：

一是企业内部要建立劳动关系协调机制。企业是预防和化解劳资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企业在建立劳动关系自主协调机制上有多种方式，笔者认为，依靠和发挥企业工会的作用是有效方法。各级工会部门要促进企业工会的建设，加强对企业工会的指导，企业要建立工会组织和指定负责人，还要善于发挥作用，确保工会在职工与企业管理层中起到促进沟通的桥梁作用。工会的组成人员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背景和经验，要加强学习和培训，得到企业和职工群众的信赖。

二是养老保险费要实行依法征收。提高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确保职工，尤其是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建议在征收养老保险费工作中建立举报、查处机制。

三是建立健全街道（乡镇）区域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为了尽可能把劳动争议解决在基层，最大限度地发挥调解组织的功能，建议加强劳动争议调解体系建设。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会同工会、企业组织依法完善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组织机构和调解制度。依托劳动保障服务平台，在街道（乡镇）建立区域性的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建立完善多渠道、多层次的劳动争议调解服务网络，更好地发挥基层区域性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在消化劳动纠纷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是推行工资保证金制度。凡有欠薪记录的企业和外进企业，须在劳动保障部门指定的银行设立专户，预存工资保证金，专项用于保障工资支付。专户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监督使用，未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批准，用工企业不得动用保证金。该制度可在建筑业率先推广，成熟后逐步扩大到其他领域。

五是各级政府应当建立欠薪应急保障金制度。欠薪应急保障金专门用于紧急情况下先行垫付因企业经营者逃匿、企业经营不善、破产倒闭等原因，导致企业未能支付到期应支付的劳动报酬，解决劳动者生活困难，维护社会稳定。欠薪应急保障金的来源，主要由当地政府财政部门承担。政府为企业垫付欠薪后，由当地法院对企业资产依法处置变现后，将资金返还欠薪应急保障金。

六是各劳动仲裁部门建立欠薪等仲裁“绿色通道”，对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决先予执行，以保证农民工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

七是健全劳动保障监察网格化管理制度。加强劳动保障监察网络管理、地段管理和与街道、社区建立监控、互动机制，对矛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化解。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由于社会多元化发展，市场经济的深化和价值观的嬗变等原因，导致离婚的因素增多，离婚率逐年上升。因此，有必要采取相关措施加以引导，解决。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婚姻自由；婚姻调查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也对人们的婚姻观念、婚姻稳固提出新的挑战。据有关方面统计，因物质诱惑、道德滑波、感情异变等诸多因素，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到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基于以上原因，深入研究离婚高发的深层次原因，认真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法律措施与方法，以家庭稳定维护社会稳定，以单体和谐促进整体和谐。

一、诱发离婚的诸多原因

我国《婚姻法》第二章第五条至第十二条规定了“婚姻自由”，同时在第四章第三十一条至四十二条也规定了“离婚自由”。就离婚来说，有些是合理，合法的，但有些从情理上看是不便提倡的。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提出了一个艰巨的问题。从诱发离婚的案例研究，其因索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夫妻双方因矛盾纠纷导致感情破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形成，传统的家庭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离婚案件日益增多。由于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的原因，使家庭变成发泄郁闷的战场。夫妻双方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因家庭琐事长期吵闹、冷战、敌视对方、矛盾纠纷升级、感情破裂后导致离婚的案件时有发生。如婚前婚后财产的隐匿，婚外情的存在，以及隐形的家庭暴力，和一些不良嗜好引起的纠纷。

(二)普遍偏低的文化水平

虽然教育体制逐年改革，但是在有些地区的整体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形势要求是落后的，加之对知识的渴求度及认识度上的不到位，即构成了文化低层次人群。这些低层次文化人群组成家庭后，感情是比较脆弱的，夫妻双方互谅互让难度大，感情交流粗放，心里沟通简单，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有缺失，在认识事物本质上有缺陷，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道德意识，最终结果就是离婚。

(三)因拐骗、拐卖妇女儿童引发离婚

因偏远山区、贫困地区的本土原因，拐骗、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频繁发生。拐骗拐卖妇女儿童成为离婚案件的一个首要因素。对于拐骗而形成婚姻来说本身就是违法的。拐骗、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已形成了地下网络，因家庭成员一时对孩子看管不到位使其被拐卖，被拐被骗后夫妻双方互相埋怨引发离婚。还有多数家庭因孩子丢失所寻无果而夫妻感情破裂。可见，拐骗，拐卖妇女儿童的恶劣行径的法律后果及社会影响的严重性。

(四)家庭责任意识淡薄

由于近年来的思想意识的开放，年轻一代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意识相当淡薄，因闪婚、骗婚而导致离婚的案件屡屡发生，爱情已不再是结婚的重要组成元素。婚前缺乏了解，婚后矛盾重重，夫妻间缺乏信任，自私自利，是导致年轻一代离婚的主要因素。因为感情破裂而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尤为突出，更甚者会引发命案。因为对婚姻的极度不负责任，践踏了法律的尊严的同时，也引发了法律界对现行经济条件下婚姻问题的思考。

二、离婚引发的社会问题

从以上现象可以分析得出，导致离婚因素是多方面的，行为隐蔽，问题严重，后果难以预料。～是它有害家庭，给夫妻双方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二是有害于双方老人健康。三是有害于双方子女教育。四是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带来诸多方面的不稳定。

父母离婚后，给子女留下了阴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缺乏责任感，视孩子为累赘，不尽抚养教育之责。由于子女长期得不到家庭温暖与关爱，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念模糊．情感受到压抑，容易产生自卑、冷漠、绝望、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而从因果上去分析父母离婚可能直接导致子女违法犯罪，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不良因素。特别是子女没有了父母的关爱，长期缺乏情感教育，其结果形成了未成年子女的情感缺失，情感受到了压抑，自卑积累后思想感情发生一定变化，会有一个从良好到一般再到颓废的演变过程，后果是违法犯罪，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有过错一方在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该自我醒悟，自我感悟，自我进行教育。既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又崇尚社会主义美德，应该从诱发离婚的诸多原因人手，从导致离婚的后果上加以分析推理，从维护家庭、社会稳定的要求出发，在法律上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确保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从法律的要求思考对策问题

妥善处理家庭矛盾和纠纷，正确处理家庭婚姻关系，应该采取各项综合性法律措施。(一)建议国家制定婚前《婚姻法》教育条例

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由专家圃组成调研组进行调研论证，制定可行性《婚姻法》教育施行办法，由司法职能部门实施。地方成立《婚姻法》教育常设管理机构。贯彻好全国统一的教育规划，有专职的法律工作者任职。配备好必要的学习设施场所，这是减少离婚率，确保家庭婚姻稳定，减少家庭矛盾纠纷的一项软环境措施．等同于法律的强制性。增强全民的法律知识和道德意识，使《婚姻法》普及化。

(二)成立专门的婚后婚姻家庭学校

建议在《婚姻法》第三章第十五条中增加关于“婚后夫妻双方到家庭婚姻学校接受教育”内容。建立学校，学校由司法、教育、民政、妇联、青联等部门共同管理。成立专门的家庭婚姻学校常设管理机构管理学校。同时，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育规划，制定统一的教学内容，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教学。聘用建立合格的专兼职高素质教师队伍。凡夫妻双方一律到家庭婚姻学校定期接受教育，学习合格者发给毕业证学习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创办家庭婚姻学校的经验，这个婚姻家庭学校，学员均来自到法院要求离婚的当事人。通过集中受理，现身说法，对夫妻双方进行法制、伦理、道德、后果教育，帮助其提高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截止2008年lO月这个区共有1842个离婚案件当事人经过到家庭婚姻学校学习，共有358对夫妻重归于好认识到了夫妻感情的伤害后果，对子女教育的伤害后果，对双方老人的伤害后果，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的后果，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可借鉴性作用。有利于营造教育子女的良好环境，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三)地方成立化解家庭婚姻矛盾纠纷专门调解机构

一般说来，夫妻双方离婚到法院，在判离前都由法院事前进行调解，双方协议离婚到民政部门办理的，在办理前由民政部门做事前调解，对解决家庭纠纷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成立专门的化解家庭婚姻矛盾纠纷调解机构。双方可以在诉讼前或协议前由专门的调解机构对矛盾纠纷进行调解，这样针对性强，效果显著。调解机构最好设在城镇的社区下延到居委会，在农村设在村民委员会、乡镇。调解不成的诉至法院，还可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减免一定的资源浪费。

(四)综合治理色情场所，坚决取缔传销、非法婚介、征婚诈骗宣传广告、，净化文化市场

从刑事，民事，行政角度，坚决取缔诱发家庭离婚的色情场所，坚决从快从严治理传销组织，净化严查精神污染的文化产品，坚决取缔非法婚介组织，以合法的手段对影响家庭婚姻的征婚诈骗虚假宣传广告进行治理，取缔各样翻新的公开和隐蔽的地下，同时把拐骗妇女儿童案件作为影响家庭婚姻的重点进行治理，加大法律惩治力度。除此之外还应在《婚姻法》中加入“因以下事由导致离婚，如，，以及婚外情等，除正常家庭纠纷外，可以要求过错方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五)确认婚姻调查的合法性

夫妻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正因此，新修订的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并在第46条规定，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情形之一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虽然，对违反夫妻“忠诚”义务、情节尚未达到“重婚”、“与人非法同居”等严重程度的一方如何承担相应责任，我国在法律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约定，所以《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受到严重冲击。无过错方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委托他人对配偶进行调查，所以，婚姻调查公司也逐步兴起，而随之弓I发的法律问题也在民法方面考验着立法者。

基于对无过错方的保护的原因，确认婚姻调查的合法性势在必行。婚姻调查的存在是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所有过程的实施都要求遵循一定的规定原则。婚姻关系本身是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的单位，和谐的婚姻关系会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夫妻关系不和谐导致的问题会影响很多方面，所以婚姻调查的存在也是抵制不法婚姻存在的前提。在《婚姻法》中加入婚姻调查的合法性内容，如确认“婚内隐私权的调查范围、方式”，“业务员有通知被调查人的进行调查的义务”等内容，即要保护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调查者的知情权。而对于“婚前调查”，建议将“恋爱关系”确认成“准婚姻关系”纳入到《婚姻法》中来确保婚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预防不法婚姻弓l发的离婚案件。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 社区 社区管理 无讼社区 社区法官

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社区的概念及社区的管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区纠纷数量剧增，社区矛盾变得多样化和新型化。

一、社区及社区管理的概念

（一）社区的概念

社区一词系从英文community翻译而来，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在其1887年发表的经典著作《社区与社会》中首次使用该词。他认为，社区较社会而言，人与人的关系更积极，人们之间相互更熟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词汇就已传入中国，但官方提出社区服务这一概念，是在1986年由国家民政部提出，之后社区这一概念才为广大群众所知晓。

由于学者立场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对于社区的界定亦有不同见解。一般而言，社区是指由一定数量的居民组成的、具有内在互动关系与文化维系力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地域、人口、组织结构和文化构成了社区的四个要素。官方文件即中法办[2000]23号文件将社区界定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由此，我们看到社区这一概念从其产生伊始，所强调的就是社会生活共同体，正如这一概念的首倡者滕尼斯所言“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亲近”。

（二）社区管理的概念

社区的形成必然带来相应管理方式的变化，而所谓社区管理是指社区内各机构、单位、组织、团体和广大居民共同参与的区域性、全方位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和自我管理。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区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完善社区管理方式，对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社会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社区管理的现状

居民是社区的主体，也是社区法治的主体，居民稳定社区就稳定。故法治进社区，对社区进行法制化管理成为当前维稳工作的重要组成之一。笔者现将法治社区的背景及必要性逐一进行分析：

首先，目前社区逐渐成为纠纷矛盾相对集中的敏感地，究其原因主要如下：（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区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相互关系也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遇到更多的社会、经济、法律等问题。（2）人们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逐渐提高，伴随而来的是法律需求不断增强，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不断增强。现在的社区纠纷与过去相比，具有复杂性、难调性、易激化性等特点，例如在社区内占用公共绿地的纠纷、乱打乱建影响居民采光通风的纠纷、物业管理与业主的纠纷、遗产继承和赡养纠纷等等，这些纠纷仅仅依靠说服教育、行政手段远远不够，还必须依靠法律手段，化解矛盾，促进稳定。因此实现社区有序管理，需要法律进社区。

其次，社区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作为城市居民和单位居住、生活及工作的重要场所，它既要满足居民高质量的生活需求，又要全面发展，包括社区管理、社区文化、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治安、社区卫生等，致力于形成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规范有序的管理、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安全的社区治安秩序、舒适优雅的环境等。而社区工程的有序运作，需要法律进社区，通过社区法治可以发挥其教育、规范、引导、惩诫功能，依法保障社区健康发展。

最后，随着城市管理中心的下移，社区作为辖区基层管理的载体，管理任务越来越重，除担负着物业、治安、环境、绿化等等，还担负着低保救助、出租房、暂住人口、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等。各种社会问题使社区管理职能加大，要想管理好，必需步入法治化轨道。促进社区健康发展，需要法律进社区。

三、“无讼社区”理念的现实可操作性

（一）“无讼社区”的概念及提出背景

“无讼”来源于《论语》中“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是一个社会因没有纷争和犯罪而不需要法律或虽有法律而搁置不用的一种理想状态。作为城市基本单元的社区，人与人之间同质化弱、松散性强、追求独立诉求的“陌生人社会”特征愈加明显。将社区作为载体，把“无讼”和“社区”两个源于传统和现代的元素有机融合，寻求解决纠纷的新思路，在动态平衡中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成为当今法院因应时代变化的全新实践。

（二）目前“无讼社区”的运作模式

“无讼社区”就是要争取在社区化诉、少讼、最终实现无讼。为此，法官要转变思维，走出法庭，司法服务前移，深入社区从矛盾的源头着手，化纠纷于萌芽中。实践证明，无讼社区不是空中楼阁，建立起一套高效、便捷的化讼机制，是我们实现社区无讼的制度保障。我们和社区居委会、司法所、派出所、工商所等职能部门联动，搭建灵活多样的化讼平台。同时，整合社区内各种资源，发挥合力优势，提升社区自我修复、自我管理的能力。群众参与无讼建设，从外部引导，到自发、自觉，需要我们将无讼理念广为宣传，使之深入人心。

社区法官，顾名思义，就是法官要走出法庭，走进社区，从而缩短法院、法官与市民之间的距离，改变过去上法院打官司的单一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与街道、社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共建法律服务网，力争将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在基层。社区法官工作机制，是通过发挥社区法官“1”的核心作用，充分调动社区工作者、人民调解员、司法所、派出所、人民群众等“n”个综治资源的作用，共同预防和减少纠纷，营造无讼和谐社区，同时也缩短了法院、法官与百姓之间的距离，提升了法院和法官在百姓心目中的亲和力。

“无讼社区”向社区派驻法官，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法院的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乎“浪费资源”，其实却神似“自塞一眼”，实际运作的效果有如虚竹大破珍珑棋局。大量的矛盾纠纷通过法官、社区工作者、专家学者或人民调解员的调解，得到有效化解。“无讼社区”成为矛盾纠纷化解的一招妙棋，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厦门样本”。

“无讼社区”的做法也得到了社区居民的欢迎，很多矛盾纠纷当事人都认同一个观点：如果没有“无讼”调解，他们的纠纷只能决断于法庭。正是有了法官的源头介入和社区工作者的“人情化”调解，他们最后才化“干戈”为“玉帛”。

的确，化解矛盾纠纷最关键要注重源头预防，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无讼社区”有机融合了法院、社区、专家学者等各方面的资源和优势，充分调动各方的力量，构建起了多元化的纠纷调解机制，畅通了群众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有利于从源头上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改变社会管理方式，完善社会管理机制。

四、“无讼社区”的发展

无讼社区”的创建从根本上说就是树立关口前移、源头治理的理念，把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基层，充分发挥社区法官和基层组织的作用，把社会管理服务的触角延伸到社会前端，及时发现、掌握和解决源头性、基础性和根本性的社会问题，把矛盾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当然，创建“无讼社区”，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长期的坚持和付出。如何进一步推动“无讼社区”的发展，笔者建议：

（一）拓展“社区”概念的外延

将传统意义上的居民居住区拓展到具有同类性质、同一地域的人群中，从小区拓展到景区、校区、厂区、商圈、港口等。精心培育“无讼社区”、“无讼校区”、“无讼商圈”、“无讼行业”、“无讼交通”等“无讼”品牌，以点带面，拓宽“无讼”内涵，充分发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用，营造出“少讼、化讼、无讼”的良好氛围。例如厦门市思明区法院，着力培育鼓浪屿“无讼景区”品牌。2009年12月，思明法院鼓浪屿法庭与鼓浪屿街道内厝社区启动“无讼社区”创建活动。作为全区创建“无讼社区”首个试点单位，内厝社区先行先试，探索出了“一份协议、一个平台、一道程序”的运行机制。社区法官每双周三下午到社区“法律诊所”坐镇，为辖区居民和游客提供司法服务和纠纷调解。2011年“法律诊所”成功调处民间纠纷21件。在法律诊所基础上，鼓浪屿法庭与鼓浪屿家庭旅馆商家协会签订协议，共建“司法馆家”平台，引导家庭旅馆业主诚信、依法经营，第一时间化解旅游纠纷，保障旅游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思明区法院还培育出厦门大学“无讼校区”品牌。2010年11月，思明法院滨海法庭、厦门大学法学院、厦门大学法律事务办公室、白城社区、演武社区五方签订共建协议，启动全国首个“无讼校区”。法院选派法官开展巡回审判、司法确认、指导人民调解等工作；厦门大学法律事务办联同社区及时掌握纠纷信息，协调各部门化解矛盾；共建“阳光法律服务站”，依托法律援助平台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对校内和社区纠纷预先排查，审判机构诉前介入，将矛盾化解在基层、萌芽和诉外。2011年“无讼校区”共举办3场法律咨询活动，受众达千余人，化解校区周边邻里纠纷112件。

（二）针对目前社区纠纷的类型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关键词 新型城市化 检察 服务 诉讼监督

传统城市化是指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其主要衡量指标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由初级阶段向高级形态转变,这个转变不只包括人口转移,更加强调城市的经济社会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由低端向高端的转型升级,也称“结构转换型城市”。新型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产物。当前,全国部分经济较发达的地方迈出了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同志在中共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指出:“把新型城市化作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重要抓手,继续强化提升珠三角带动东西北战略。”至此,广东珠三角地区迈开了新型城市化建设的步伐。新型城市化的基本内涵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型升级为主线,以民生幸福为主旨,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创新发展动力,更加注重优化发展空间,更加注重统筹城乡发展,更加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走出一条经济低碳、城市智慧、社会文明、生态优美、生活幸福的城市科学发展之路。如何服务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检察机关服务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检察机关立足检察职能,在服务保障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主要是面临维护稳定、打击犯罪、强化监督、化解矛盾等方面的挑战。

1.当前刑事案件高发,维稳任务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型城市化步伐加快,城市流动人口增多,新型犯罪不断涌现,刑事犯罪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检察机关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

2.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挑战大。职务犯罪现象日益复杂,公民对检察机关履行好检察职能,创建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的期望值越来越高。

3.诉讼监督工作需加强。诉讼监督工作存在薄弱环节,监督质量不高,监督实效不强。一些检察干警监督意识不强,监督水平不高,存在不敢监督、不善监督、监督不到位等现象。

4.群众诉求日益增多。随着群众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及城市化发展中不可避免产生一些新的利益纠纷,群众的诉求会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突增,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妥善处理涉检问题的挑战也随之增加。

二、检察机关如何服务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

(一)增强服务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服务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是当前珠三角地区检察机关的重大政治任务、是践行检察工作主题的重要途径、是检验检察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检察机关要自觉学习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知识,了解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内涵以及实现路径,准确把握党委政府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切实找准检察工作服务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坚持做到既立足职能,以执法办案为中心,又突出服务大局,保障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既依法打击犯罪,加强法律监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统一,又注重预防犯罪,注重司法保护,注重教育引导公民自觉守法;既强化法律监督,又强化自身监督,强化队伍建设。紧紧围绕新型城市化发展中的关键环节,积极发挥检察职能作用,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和良好的法律服务。

(二)加大对各类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

立足办案是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重点依法打击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食品安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侵犯知识产权、扰乱市场秩序等领域的犯罪活动。依法坚决打击严重暴力犯罪、“两抢一盗”、电信诈骗等严重危害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治安满意度。着力打击制假售假、串通投标、非法经营、商业诈骗、偷税漏税、走私贩卖等破坏招商引资、危害生产经营、随还企业商业信誉、阻碍企业转型升级等刑事犯罪;积极参与“三打两建”专项行动,全面遏制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与社会和谐稳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在查处“保护伞”、斩断“利益链”等方面发挥职能作用,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市场秩序。

(三)坚决查办各种职务犯罪

突出查办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经济监管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在项目审批、土地征用、证照审验发放、税收征管等过程中索贿受贿、、等犯罪案件,惩治扭曲市场经济的权力寻租活动,促进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努力解决公共权力不恰当干预资源配置问题。加大打击国家工作人员在企业转型升级和产权多元化改革过程中实施的贪污、受贿、私分国有资产以及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等犯罪力度,促进企业改革发展。严厉打击在立项审批、 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安置补偿、工程质量监管、环评审查等“三旧”改造的重要环节,以虚构拆迁对象、扩大拆迁面积、改变拆迁类型等方式侵占改造资金,以各种名义挪用改造资金,以及收受贿赂帮助被拆迁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贪污贿赂犯罪。依法处理借“三旧”改造的名义,擅自扩大完善历史用地手续范围,将未使用和不进行改造等不属于“三旧”改造范围的用地按照“三旧”改造特殊政策办理用地手续的渎职犯罪。

(四)积极预防职务犯罪

要注重惩治和预防有机结合,从办案中分析确定预防的重点领域和行业,分析犯罪原因、产生犯罪的体制、机制漏洞,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完善制度、加强监督。充分发挥预防指引、检察建议和预防职务犯罪年度报告的作用,促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积极发挥行贿档案查询系统的作用,健全查询机制,促进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要找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等工作过程中职务犯罪的易发多发环节,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监管部门等重点对象的监督,切实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针对“三旧”改造规划编制、历史用地手续完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出让、征地补偿、资金使用等“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的重要环节,建立健全预防机制,积极提供预防咨询,开展有效的预防宣传和警示教育。

(五)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诉讼监督工作

要着力加强对各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立案监督工作,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以及违法立案、滥用刑事追诉权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监督,突出加强对社会广泛关注、容易引发矛盾的放纵犯罪、侵犯人权等问题的监督。强化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围绕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准确把握职能定位,积极探索运用督促、支持、公益诉讼等方式,着重强化对涉及重大基础设施、发展平台和主导产业建设的民事行政案件,征地拆迁纠纷、商品房买卖纠纷、劳资纠纷等“涉众型”民事行政诉讼以及涉及清洁能源、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等生态环境领域民事行政案件的监督,推动形成各种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法治环境。

(六)注重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要深入公司、企业、产业园区开展调研,了解他们对检察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主动为企业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培训服务,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正确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改革探索中的失误与渎职犯罪的界限,经济活动中的不正之风与违法犯罪的界限,执行和利用国家政策谋发展中出现偏差与钻改革空子实施犯罪的界限,合法经营收入与违法犯罪所得的界限,对罪与非罪界限不清的,不轻易作犯罪处理。加强对非法集资、涉税和劳资纠纷等疑难复杂案件的研究,加强个案指导,确保执法办案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七)积极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范文第8篇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决定》，充分发挥人民法院的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了《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强化诉讼调解，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支持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纠纷、化解矛盾中发挥重要作用”。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和谐社会建设。中共中央 政治 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同志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指出“以定纷止争为目标，充分利用调解手段解决社会矛盾”。“要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协调机制”。为此，笔者以民商事纠纷解决路径入手，对构建理想的民商事纠纷解决路径，即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理想状态进行分析探讨，抛砖引玉，以期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民商事纠纷解决路径之现状分析

民商事纠纷当事人对解决纠纷路径的选择，因当事人的身份、地位，纠纷的性质、种类、复杂程度，组织机构的公信力、健全程度以及社会对纠纷解决路径的导向等不同而不同。一般而言，农民和居民间发生民商事纠纷，多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商人间发生商事纠纷多通过仲裁或司法机关解决，特别是涉外商事纠纷通过仲裁和司法机关解决比例更大；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间发生民商纠纷，多由其所在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解决，这在20年前表现明显，近几年有所下降；外地人与本地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农民、居民发生民商事纠纷，多由司法机关解决。

美国学者麦宜生等人通过对北京市区1124位居民调查发现，43%的市民面临纠纷时首选自我解决。鄢斌对湖北阳新县627位 农村 居民调查表明，选择“私了”方式解决纠纷占36.8%，选择法院解决的占30.8%。李培林等人对全国31个城市15000位居民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在自身利益受损时，23.6%选择忍让。[1]

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 发展 的关键时期， 经济 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巨大活力，也带来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教育 、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等。解决因这些矛盾和问题引发的民商事纠纷，表现在解决路径选择上，有如下特点：

一是当事人发生纠纷后，不是主动地分析纠纷产生的根源，寻找纠纷解决的最佳路径，而是牵怒于社会、牵怒于党政机关。直接结果是纠纷当事人通过自我解决、他人协调解决、群团、社会组织路径解决大量减少，而选择人大机关、政党机关、行政机关解决增多，特别突出的是选择通过上述机关上访、的日益增多。

二是法治进程与人民群众的 法律 素养不对称。近几年来，我国的法治建设由上至下推进，法治环境有所改善，但人民群众的法律素养与国家法治建设进展形成了一定差距。当事人一方面渴望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却不明了用法律解决纠纷的方法及风险，导致大量案件涌进司法机关，司法机关压力增大。

三是在由人治向法治转变过程中仍存在不少人治手段、方法和环节，导致上访、大幅上升。我国长期的封建人治，在法治建设中仍有一定程度的体现，表现为政党组织、政府机关、人大机关过分看重自己解决纠纷的能力，过多地参与具体纠纷的解决。同时，当事人对政党组织、政府机关、人大机关解决纠纷期望高，且成本低，因而导致当事人选择政党机关、政府机关、人大机关解决纠纷的路径急剧增长，且多以上访、的形式出现，对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和社会安宁造成较大影响。

四是仲裁机构不太健全，仲裁权威尚未树立，当事人选择仲裁路径解决纠纷的数量极为有限。如商事仲裁受理的数量有限，没能充分发挥其解决纠纷的作用；劳动仲裁组织机构不够健全，人员素质不高，审理程序不规范，导致劳动仲裁质量不高；人事仲裁多数地方尚未开始工作；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仲裁法律法规、组织机构不健全，仲裁案件极少，未能发挥作用。

五是由于法院体制、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以及审判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等，致使审判质量、效率及最终效果与当事人的心理预期有较大差距，司法公信力不高，影响了人民法院解决纠纷的职能作用。

二、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理想状态

按范愉教授的见解，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就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2]一个理想的状态应当是将有限的社会资源合理地分配给各种纠纷解决方式，按照不同纠纷各类的特殊要求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将数量庞大的纠纷分配给一同的纠纷解决程序。[3]从而实现法治的可持续发展。

民商事纠纷解决路径由各自特点决定了内在的逻辑联系，按纠纷解决的 历史 文化传统、成本、程序繁易以及纠纷性质、难易等，将纠纷解决路径划分为七个层次：自我解决和通过宗教解决为第一层次，通过他人协调解决为第二层次，通过群团、社会组织解决为第三层次，通过行政机关解决为第四层次，通过议会、政党解决为第五层次，通过仲裁为第六层次，通过司法解决为第七层次。

从社会正义和公平以及解决后效力角度，由弱到强排序，与上述层次走势基本相仿，但由于第一、二、三、四层次系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和解、调解，也体现着程序正义，尚不能简单地低估其正义性和公平性，第五层次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直接解决纠纷的正当路径，通过政党、议会直接解决纠纷只是我国当前的权宜之策，第六、七层次应为同一层次。

当前，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期，社会矛盾突显，在倡导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路径时，要正确评估纠纷解决的价值取向。笔者认为，可将上述七层次再划分为低中高三层次，即第一、二层次为低层次，第三、四、五层次为中层次，第六、七层次为高层次。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 自然 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总要求，民商事纠纷解决路径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从第一层次到第七层次形成上窄下宽的金字塔型，大多数纠纷经低层次、中层次路径解决，少数或极少数纠纷经高层次路径解决。这样，既能体现我国民众对纠纷解决路径的接受程度，又能兼顾公平、正义与效率。司法掌握的应是纠纷的最后裁断而不是最先解决权，甚至也不是最优解决权。我们应当摒弃司法中心化的立场，更多地强调非司法性纠纷机制的建设。[4]在美国，通过adr制度解决纠纷占到了纠纷数量的90%[5]就是实证。

三、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理想状态的形成和完善

如何形成金字塔型的民商事纠纷解决路径呢？总的来讲，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在发生纠纷后，使当事人能自行认识自己的问题，促进当事人理性选择纠纷解决路径，提高自我解决纠纷的比重，将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使纠纷解决零成本。

第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特别在少数民族地区，真正实行宗教自由，充分发挥宗教在化解民商事纠纷中的作用。

第三，提高全民和谐社会构建意识，逐步形成请求他人参与解决纠纷和乐意、善意为他解决纠纷的良好氛围。

第四，发挥群团、社会组织在解决纠纷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强化业务指导，提高其解决纠纷的能力。调动群团、社会组织解决纠纷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群团、社会组织在解决纠纷中的比重和成功率，力争将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第五，行政机关要充分利用管理本机关人员的优势，以“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的负责精神，做好本机关人员的纠纷解决工作。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履行职责，健全基层司法所组织体系，将司法所的职能与法律服务所的职能彻底分开，强化司法所的民事纠纷调解职能和指导人民调解职能，完善解决纠纷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基层司法所调解纠纷的公信力。

第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商事仲裁、劳动仲裁、人事仲裁、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仲裁健康发展，提高仲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增加仲裁在解决纠纷中的比重，发挥仲裁在解决纠纷中的重要作用。

第七，充分发挥党组织、人大机关对纠纷解决的宏观指导作用。逐步淡出具体纠纷的处理，把解决纠纷的工作重心放在宏观指导、决策以及重大案件的协调上，在消化积案，畅通上访、渠道的基础上逐渐减少上访、，使纠纷解决回归到正常路径上来。

第八，司法机关认真履行宪法和 法律 赋于的职权，严格司法，切实体现司法为民，努力办好每一起案件，力争案结事了，树立司法权威。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只有全国上下，各组织、各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才能实现。

四、人民法院在推进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理想状态形成和完善中的独特作用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是当事人选择民商事纠纷解决的重要路径之一，也是当事人寻求公平正义，解决一切民商事纠纷的最后方式，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和谐 发展 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因此，人民法院要认真履行审判职能，坚持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解决好每一起民商事纠纷。同时，人民法院还要认真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及其他职能，为推进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和完善发挥重要作用。

(一)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赋予人民法院应用审判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是人民法院参与与推进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法律依据。人民法院通过公开审判、巡回办案、以案说法等形式和方法，加大法治宣传力度，扩大办案效果，促进公民法律意识的增长，减少纠纷的发生。法律知识的丰富必然使当事人理性看待纠纷，合理选择低中高层次纠纷解决路径。

（二）以审判工作为中心，适当前移、后伸工作职能

人民法院要积极探索司法职能前移，在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构及成员单位建立工作联系机制，定期通报工作、排查治安隐患，并与综治成员单位形成联动，整合力量，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通过审理案件，发现普遍性、典型性问题要及时向党委、人大汇报，争取党委、人大对全局进行指导、协调。对行政机关越权处理、不当处理民事纠纷，人民法院要及时纠正，必要时提出司法建议。

(三)认真履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的职能，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多元化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基础性作用

指导人民调解是法律赋予基层人民法院的职能，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切实做好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一是与基层司法所密切配合，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及调解 网络 ，为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提供组织保障；二是通过开办法律培训班，点评调解文书，邀请旁听庭审，巡回审判，现场指导调解等多种措施，加强对人民调解员的业务指导，为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提供智力支持；三是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为人民调解提供法律支持。

（四）充分、合理利用党委、人大及各种社会资源，促进多元化民商事纠纷机制理想状态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已明确要求各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条件成熟可提出修改《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的立法建议，扩大人民调解的范围，提高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将部分纠纷的人民调解作为诉讼的前置条件，规范人民法院诉前调解程序等等，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第二，地方人民法院适时向当地党委、人大汇报，积极争取领导和重视，条件成熟可建议有立法权的人大制定地方法规，规范、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因为，从今后的发展的来看，地方的自和灵活性将越来越大，最终将形成国家法的统一性与地方差异性相结合的格局。[6]厦门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决定》即是先例。无权制定地方法规的，可建议地方党委制定实施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指导意见。也可与司法行政机关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共同制定关于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施意见，在本辖区本部门内实施。

第三，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适用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协议系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协议，未将除此外通过第一、二、三、四、五层次路径解决纠纷达成的其它调解协议纳入人民调解的范围，不利于民商事纠纷解决路径理想状态的形成。依法理，民商事纠纷当事人在自愿、合法原则下，自由对自己的权利行使处分权而形成的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无论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形成的，还是自行达成的或在其他组织、机构主持下形成的，只要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都应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因而，不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将所有通过第一、二、三、四、五层次路径解决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视同人民调解协议，在诉讼中确认民事合同效力。

第四，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的诉前、诉中、执行各阶段、各环节，切实贯彻执行“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工作方针，大力采取委托调解、协助调解、协调调解等方式，与行政机关、妇联、共青团等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协作，充分利用其资源，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有机融合、对接，构建大调解格局。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婚姻自由；婚姻调查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深刻变化，也对人们的婚姻观念、婚姻稳固提出新的挑战。据有关方面统计，因物质诱惑、道德滑波、感情异变等诸多因素，离婚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到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基于以上原因，深入研究离婚高发的深层次原因，认真探讨解决问题的有效法律措施与方法，以家庭稳定维护社会稳定，以单体和谐促进整体和谐。

一、诱发离婚的诸多原因

我国《婚姻法》第二章第五条至第十二条规定了“婚姻自由”，同时在第四章第三十一条至四十二条也规定了“离婚自由”。就离婚来说，有些是合理，合法的，但有些从情理上看是不便提倡的。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提出了一个艰巨的问题。从诱发离婚的案例研究，其因索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夫妻双方因矛盾纠纷导致感情破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形成，传统的家庭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离婚案件日益增多。由于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的原因，使家庭变成发泄郁闷的战场。夫妻双方虽然生活在一起，但因家庭琐事长期吵闹、冷战、敌视对方、矛盾纠纷升级、感情破裂后导致离婚的案件时有发生。如婚前婚后财产的隐匿，婚外情的存在，以及隐形的家庭暴力，和一些不良嗜好引起的纠纷。

(二)普遍偏低的文化水平

虽然教育体制逐年改革，但是在有些地区的整体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形势要求是落后的，加之对知识的渴求度及认识度上的不到位，即构成了文化低层次人群。这些低层次文化人群组成家庭后，感情是比较脆弱的，夫妻双方互谅互让难度大，感情交流粗放，心里沟通简单，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有缺失，在认识事物本质上有缺陷，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道德意识，最终结果就是离婚。

(三)因拐骗、拐卖妇女儿童引发离婚

因偏远山区、贫困地区的本土原因，拐骗、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频繁发生。拐骗拐卖妇女儿童成为离婚案件的一个首要因素。对于拐骗而形成婚姻来说本身就是违法的。拐骗、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已形成了地下网络，因家庭成员一时对孩子看管不到位使其被拐卖，被拐被骗后夫妻双方互相埋怨引发离婚。还有多数家庭因孩子丢失所寻无果而夫妻感情破裂。可见，拐骗，拐卖妇女儿童的恶劣行径的法律后果及社会影响的严重性。

(四)家庭责任意识淡薄

由于近年来的思想意识的开放，年轻一代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意识相当淡薄，因闪婚、骗婚而导致离婚的案件屡屡发生，爱情已不再是结婚的重要组成元素。婚前缺乏了解，婚后矛盾重重，夫妻间缺乏信任，自私自利，是导致年轻一代离婚的主要因素。因为感情破裂而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尤为突出，更甚者会引发命案。因为对婚姻的极度不负责任，践踏了法律的尊严的同时，也引发了法律界对现行经济条件下婚姻问题的思考。

二、离婚引发的社会问题

从以上现象可以分析得出，导致离婚因素是多方面的，行为隐蔽，问题严重，后果难以预料。～是它有害家庭，给夫妻双方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二是有害于双方老人健康。三是有害于双方子女教育。四是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带来诸多方面的不稳定。

父母离婚后，给子女留下了阴影，失去了家庭的温暖，父母缺乏责任感，视孩子为累赘，不尽抚养教育之责。由于子女长期得不到家庭温暖与关爱，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念模糊．情感受到压抑，容易产生自卑、冷漠、绝望、容易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而从因果上去分析父母离婚可能直接导致子女违法犯罪，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的不良因素。特别是子女没有了父母的关爱，长期缺乏情感教育，其结果形成了未成年子女的情感缺失，情感受到了压抑，自卑积累后思想感情发生一定变化，会有一个从良好到一般再到颓废的演变过程，后果是违法犯罪，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有过错一方在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的同时，还应该自我醒悟，自我感悟，自我进行教育。既遵守社会主义法律，又崇尚社会主义美德，应该从诱发离婚的诸多原因人手，从导致离婚的后果上加以分析推理，从维护家庭、社会稳定的要求出发，在法律上制定严格的法律规定，确保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三、从法律的要求思考对策问题

妥善处理家庭矛盾和纠纷，正确处理家庭婚姻关系，应该采取各项综合性法律措施。

(一)建议国家制定婚前《婚姻法》教育条例

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由专家圃组成调研组进行调研论证，制定可行性《婚姻法》教育施行办法，由司法职能部门实施。地方成立《婚姻法》教育常设管理机构。贯彻好全国统一的教育规划，有专职的法律工作者任职。配备好必要的学习设施场所，这是减少离婚率，确保家庭婚姻稳定，减少家庭矛盾纠纷的一项软环境措施．等同于法律的强制性。增强全民的法律知识和道德意识，使《婚姻法》普及化。

(二)成立专门的婚后婚姻家庭学校

建议在《婚姻法》第三章第十五条中增加关于“婚后夫妻双方到家庭婚姻学校接受教育”内容。建立学校，学校由司法、教育、民政、妇联、青联等部门共同管理。成立专门的家庭婚姻学校常设管理机构管理学校。同时，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育规划，制定统一的教学内容，通过多种形式进行教学。聘用建立合格的专兼职高素质教师队伍。凡夫妻双方一律到家庭婚姻学校定期接受教育，学习合格者发给毕业证学习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创办家庭婚姻学校的经验，这个婚姻家庭学校，学员均来自到法院要求离婚的当事人。通过集中受理，现身说法，对夫妻双方进行法制、伦理、道德、后果教育，帮助其提高法制观念和道德水平。截止2008年lO月这个区共有1842个离婚案件当事人经过到家庭婚姻学校学习，共有358对夫妻重归于好认识到了夫妻感情的伤害后果，对子女教育的伤害后果，对双方老人的伤害后果，给社会带来了不稳定的后果，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可借鉴性作用。有利于营造教育子女的良好环境，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三)地方成立化解家庭婚姻矛盾纠纷专门调解机构

一般说来，夫妻双方离婚到法院，在判离前都由法院事前进行调解，双方协议离婚到民政部门办理的，在办理前由民政部门做事前调解，对解决家庭纠纷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成立专门的化解家庭婚姻矛盾纠纷调解机构。双方可以在诉讼前或协议前由专门的调解机构对矛盾纠纷进行调解，这样针对性强，效果显着。调解机构最好设在城镇的社区下延到居委会，在农村设在村民委员会、乡镇。调解不成的诉至法院，还可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减免一定的资源浪费。

(四)综合治理色情场所，坚决取缔传销、非法婚介、征婚诈骗宣传广告、，净化文化市场

从刑事，民事，行政角度，坚决取缔诱发家庭离婚的色情场所，坚决从快从严治理传销组织，净化严查精神污染的文化产品，坚决取缔非法婚介组织，以合法的手段对影响家庭婚姻的征婚诈骗虚假宣传广告进行治理，取缔各样翻新的公开和隐蔽的地下，同时把拐骗妇女儿童案件作为影响家庭婚姻的重点进行治理，加大法律惩治力度。除此之外还应在《婚姻法》中加入“因以下事由导致离婚，如，，以及婚外情等，除正常家庭纠纷外，可以要求过错方给予精神损害赔偿。”

(五)确认婚姻调查的合法性

夫妻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婚姻关系稳定与否，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正因此，新修订的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并在第46条规定，有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等情形之一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虽然，对违反夫妻“忠诚”义务、情节尚未达到“重婚”、“与人非法同居”等严重程度的一方如何承担相应责任，我国在法律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但法律也未明文禁止当事人自行约定，所以《婚姻法》的一夫一妻制受到严重冲击。无过错方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而委托他人对配偶进行调查，所以，婚姻调查公司也逐步兴起，而随之引发的法律问题也在民法方面考验着立法者。

基于对无过错方的保护的原因，确认婚姻调查的合法性势在必行。婚姻调查的存在是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所有过程的实施都要求遵循一定的规定原则。婚姻关系本身是社会存在的最基本的单位，和谐的婚姻关系会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夫妻关系不和谐导致的问题会影响很多方面，所以婚姻调查的存在也是抵制不法婚姻存在的前提。在《婚姻法》中加入婚姻调查的合法性内容，如确认“婚内隐私权的调查范围、方式”，“业务员有通知被调查人的进行调查的义务”等内容，即要保护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也要维护调查者的知情权。而对于“婚前调查”，建议将“恋爱关系”确认成“准婚姻关系”纳入到《婚姻法》中来确保婚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预防不法婚姻引发的离婚案件。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县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创新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地不断推进，县域作为中国经济脉络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保障县域社会的安定有序，加强县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我国县域社会存在一些旧有和新发问题，导致了县域社会成为了社会管理的薄弱环节和矛盾多发地带。

一、县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具体来看，我国县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县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理念落后：近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县域发展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各地 “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陈旧观念仍普遍存在。加之不正确的政绩观，导致了一些县域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片面追求经济指标，忽视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落后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理念，导致了县域综治工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协调。

（2）县域基层综治力量薄弱：由于县级政府可支配财力有限等原因，目前我国县域社会普遍存在综治基层基础力量薄弱问题。虽然各地县政府在财政资金上提供了大力支持，但对庞大复杂的社会管理系统工程来说，仍显不足。基层综治工作中心和办公室建设不到位，设施不齐全，综治工作人员编制有限，素质参差不齐，基层调解力量软弱，群防群治力量薄弱等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了县域基层综治力量薄弱，不能有效应对日益繁杂的社会问题，不能满足综治形势发展需要，给县域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3）群众诉求表达机制不健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县域社会的广大群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相较于以往的息事宁人，现在广大人民群众在遇到问题时更注重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拓宽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民意表达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群众合理表达诉求，有助于化解群众心中的怨气，从而有效防范和化解突发事件、的发生。

（4）社会矛盾排查化解机制不健全：对社会矛盾纠纷进行及时有效的排查和化解，是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在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方面，县域社会定期排查化解长效工作机制尚未完善，缺乏统一组织协调机构，各单位各部门矛盾排查仍较为松散和混乱，未能有效形成合力。且在进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过程中，县域各单位、各部门大多各自为战，未形成规范化机制，导致出现工作效率低、重复工作的尴尬局面。加上较为薄弱的综治基层基础建设，导致很多矛盾隐患不能从源头上排查和化解。

二、县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创新

（1）塑造新的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理念：科学合理的思想观念对于做好县域社会管理工作至关重要，因此打破陈旧思维模式，转变思想观念是进行县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创新的前提条件。县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创新，一是要坚持科学发展观，以科学的发展观则作为推进县域社会管理各项事业改革和发展的保证。二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地方政府切实转变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建设规模的落后观念，立足当前，用长远眼光规划地方发展，注重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推进。注重践行好群众路线，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三是做到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工作、生活中的安全稳定需求。通过打击违法犯罪，整顿社会治安等措施，保障县域社会安定和谐。

（2）整合综治力量，发挥综治合力：一是发挥政府部门在县域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提高地方政府的服务意识和公共管理能力。加强县域政务公开，提高电子政务水平，加强综治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实现信息及时公布，资源及时共享。二是加强社区综治能力建设。加强社区的综治能力建设，使社区在实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基础上配合综治部门做好相关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工作。三是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与领导。为社会组织提供有利的发展空间，从政策制定、资金支持、管理扶持等多方面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培育。

（3）创新基层调解机制：建立健全基层调解组织，完善矛盾隐患动态监控调解机制，有助于社会矛盾的有效防范和化解。主动预测与预防矛盾纠纷，将化解矛盾纠纷的重点环节前移，将基础矛盾化解在基层有赖于基层调解组织发挥重要作用。有条件的县域乡镇可以试点“三调联动”工作平台，完善“三调联动”办事机构和工作制度。以此为先行试点，进而普及推广，逐步建立覆盖县、乡镇、村三级的无缝对接的矛盾纠纷调解组织机，形成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司法调解为主导、行政调解为补充的“大调解”格局。同时积极有效的进行工作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流程创新和方式创新，开通“群众献策献计”通道，广开言路，让老百姓畅通的表达意见。从而增强老百姓的主人翁意识，减少百姓怨气和矛盾隐患。

（4）加大社会治安综合管控力度：贯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管控，对于建设平安县城至关重要。鉴于此，有必要坚持贯彻群防群治、严防严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一是强化社会治安巡逻管控体系建设。二是推进社会运行态势综合研判，形成长效的社会稳定形势分析研判制度。三是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高压态势，提高打击效能，不断增强群众的安全感。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成果不断显现，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下，县域社会必将走上安定有序、稳定和谐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李景治：，.2010年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