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担保书范文

法律担保书篇1

关键词：执行和解；第三人参与；法律效力

一、问题的提出

执行和解制度是民事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便捷执行方式、简化执行程序、减少执行压力、缓解当事人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作用，被各地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广泛应用，成为人民法院处理执行案件的重要手段。然而执行和解制度涉及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交融，理论构成复杂，实践争议繁多，其中司法实践和学界争论最多的是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问题。

我国201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和解制度进行补充和微调，进一步明确执行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申请执行人因受欺诈、胁迫与被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或者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从法条的字面意思看，该条款只是对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双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进行规制。当第三人参与到执行和解中，该条款“双方当事人”是否扩大解释将第三人纳入，或者第三人参与执行和解参照该条款规定，抑或第三人与当事人签订的民事合同形成新的独立民事法律关系呢，值得研究。

二、第三人参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

在执行司法实践中，第三人参与执行和解行为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执行和解中第三人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提供担保，二是执行和解中第三人替代承担原由债务人承担的债务。

执行和解协议第三人担保包含两种法律关系，一是债务人与债权人约定债务履行方式、时间、数额、形式等内容的执行和解协议，二是第三人为债务人履行和解协议担保的担保合同民事法律关系。执行和解中，第三人为债务人履行债务提供担保可以是人的保证也可以是物的担保，是第三人为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而承担担保责任的成立新的担保合同。这与新《民事诉讼法》二百三十一条的执行担保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执行担保中，被执行人或者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是对人民法院的法律许诺，其目的是要求法院暂缓执行，并且可直接产生暂缓执行的执行后果，是公法上的法律行为。而执行和解中第三人为债务人提供担保是第三人与债权人或者第三人、债务人和债权人三方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其性质上是民法上的担保合同，第三人与债权人之间形成新的独立的担保合同民事法律关系。第三人担保被执行员记入执行笔录，其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并不因此减弱，反而更加明确和强化。民法上的担保合同关系具有可诉性，执行和解第三人担保当然也具有可诉性。债务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债权人可以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同时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对担保第三人的实现担保物权之诉或者保证合同之诉。虽然这两种债权人的救济手段并不冲突，但是其目的是同一，共同指向保障债权人在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权益的实现，债权人通过其中一种救济手段实现其在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权益，债权人的另外一种救济手段就消灭。

在执行和解中，第三人替代被执行人承担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成为债务人，被执行人免于承担原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第三人替代承担债务是债权人、债务人和第三人当事人合意的结果，目的是使被执行人从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义务解脱出来，其法律义务转而由第三人来承担。第三人按照执行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法律义务，视为原债务人已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债权人和原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消灭。若第三人未能按照和解协议完全履行法律义务，债权人可否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或者要求法院直接执行第三人的财产还是应该重新第三人取得执行依据再申请执行？对此，我们可以从执行和解第三人替代承担法律义务的法律行为的性质来分析。从合同法原理分析，债权人同意第三人替代债务人承担法律义务从法律行为上是免责的债务承担。债务承担是指在不改变债的内容的前提下，债权人、债务人通过与第三人订立转让债务的协议，将债务全部或者部分地转移给第三人承担的现象。免责的债务承担是指第三人取代原债务人的地位而承担全部债务。当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当时，债权人只能要求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无法向原债权人主张权利。双方签订债务转移的和解协议，意味着债权人同意将生效法律文书上的义务转移至第三人来承担。债务承担法律行为发生在执行阶段，并且执行法官将债务转移和解协议记入笔录，是否会影响债务承担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呢？执行法官将和解协议记入笔录的行为具有备案的性质，本身具有明确和强化和解协议的

效力，并不会弱化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未经执行笔录备案的债务承担在第三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内容时具有可诉性，经人民法院执行笔录备案的债务承担法律行为当然具有可诉性。债务人因为免责的债务承担行为，已经不是实际债务人，债权人不能申请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执行和解中第三人替代承担原由债务人承担的债务情况下，当第三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债权人只能向人民法院要求第三人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在取得法院生效法律文书后再申请强制执行。

三、结语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对于执行和解的规定显然无法将第三人参与执行和解的法律行为完全吸纳，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并不完全使用第三人参与执行和解的法律行为。如上所述，民事诉讼法对于执行和解的规定应针对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之间达成的执行和解，并不包括第三人参与的执行和解。第三人参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应当从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和性质出发，以民法原理和民法解释学为依据，分类分析判断。

参考文献：

[1]江必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解读与应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 魏振瀛主编.民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法律担保书篇2

关键词：票据质押；制度；问题

1票据质权的取得

（1）《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下称《票据法》）的规定。《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本票的背书、保证、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的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第九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支票的背书、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本章规定外，适用本法第二章有关汇票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32号，下称《票据规定》）第五十五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汇票设定质押时，出质人在汇票上只记载了''''质押''''字样未在票据上签章的，或者出质人未在汇票、粘单上记载''''质押''''字样而另行签订质押合同、质押条款的，不构成票据质押。”根据上述规定，票据质押合同的当事人在进行票据质押时，应当进行票据质押背书（包括在票据及其粘单上记载表明质押关系的字样并签章）并交付票据给债权人，否则债权人不能享有票据质权，不能成为票据质权人。

（2）《担保法》的规定。《担保法》第七十六条规定：“以汇票、本票、支票……出质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权利凭证交付给质权人。质押合同自权利凭证交付之日起生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44号，下称《担保法解释》）第九十八条规定：“以汇票、本票、支票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没有背书记载''''质押''''字样，以票据出质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根据上述规定，票据质押合同中的出质人只要将票据交付给债权人，债权人就取得票据质权，成为票据质权人，而无需进行票据质押背书；在质押合同当事人没有进行票据质押背书时，债权人仍然可以依据出质人交付票据的事实取得票据质权，只是其所享有的票据质权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有关票据的法律规定与有关担保的法律规定在票据质权的取得条件上的规定是不一致的，相互之间也是矛盾和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以谁为准？理论界针对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票据质押背书是票据质权的对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一种观点认为票据质押背书是票据质押的生效要件，而非对抗要件；第三种观点认为票据质押背书原则上是票据质权的取得要件，但在没有进行票据质背书的情况下，也能成立普通债权质押。

正是由于目前的法律冲突才导致了目前理论和审判实践中对此问题产生争议，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立法机关对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澄清。有人试图从新法与旧法、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的关系角度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困难的，也是徒劳的。①《票据法》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自1996年1月1日起施行。《担保法》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的，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票据法》制定的时间要早于《担保法》，但施行的时间要晚于《担保法》。《票据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2月24日通过的，自2000年11月21日起施行。《担保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0年9月29日通过的，自2000年12月13日起施行。《票据法》的制定、施行时间都要早于《担保法》；②《票据法》与《担保法》何为一般法、何为特别法，也是有争议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看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有关规定，由两部法律的立法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此问题做出裁决。

根据《票据规定》第八十三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应当首先适用《票据法》的规定，在《票据法》没有规定的时候才适用《担保法》。而《担保法解释》并没有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在《担保法》施行之后作出的有关担保问题的司法解释如与《担保法》和《担保法解释》相抵触不再适用的明确规定。这是否就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票据法》、《票据规定》优先于《担保法》和《担保法解释》适用呢？个人认为要得出这一结论也是需要慎重的。首先，票据质押纠纷案件是属于担保纠纷案件，还是属于票据纠纷案件，这就会产生争议。从不同的角度看就会有不同的结论；其次，虽然《担保法解释》并没有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在《担保法》施行之后作出的有关担保问题的司法解释如与《担保法》和《担保法解释》相抵触不再适用的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6月23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法发［1997］15号）第十二条规定：“司法解释在颁布了新的法律，或在原法律修改、废止，或者制定了新的司法解释后，不再具有法律效力。”从这个规定中可以推导出《票据规定》如与《担保法解释》抵触就不再具有法律效力的结论。

要解决票据质押的法律适用问题，必须由相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出明确的规定，否则，谁也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说服对方的。

2依据《票据法》进行票据质押时应当正确理解的几个问题

我们在理解《票据法》有票据质押的规定时，应当正确以下几个问题：

（1）票据质押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票据权利的转移，持票人取得的是一种以权利为标的的质权，而不是直接取得票据权利。也就是说，在票据质押中，质押人只是取得了票据质权，而并没有直接取得票据权利。

（2）《票据法》所要求的票据质押背书中的记载“质押”字样应当理解为只要有表明质押的意思表示的记载即可，而无须一定要机械地记载“质押”这两个字样才行，记载为“出质”、“担保”等包含有质押的意思表示的词句/语句也是可以的。

（3）出质人与质权人签订了质押合同，出质人在票据上完成了背书签章，但未记载“质押”字样时，根据票据的文义性特征，应视为一般转让背书而非质押背书。

（4）背书人只在票据上记载了“质押”字样，而未进行背书签章时，不构成《票据法》所称的票据质押，因为签章是票据行为最主要的形式要件。

（5）根据《票据规定》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贷款人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从事票据质押贷款时，质押行为无效。转3以已背书记载不得转让的票据进行质押的法律后果

出票人或持票人已经在票据上背书记载有“不得转让”的字样时，相关行为人再进行票据质押会产生何种法律后果？应当区分两种情况：

（1）出票人背书记载“不得转让”的内容时。《票据规定》第五十三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出票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以此票据进行贴现、质押的，通过贴现、质押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主张票据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在出票人背书记载不得转让的情形下，通过票据质押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能取得票据质权，也就不能取得票据权利，不能向出票人和其他票据债务人主张票据权利。

（2）出票人以外的背书人背书记载“不得转让”的内容时。《票据规定》第五十一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委托收款''''、''''质押''''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委托收款或者质押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但不影响出票人、承兑人以及原背书人之前手的票据责任”；第五十四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背书人在票据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其后手以此票据进行贴现、质押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票据责任。”因此，在出票人以外的背书人背书记载“不得转让”的内容时，通过票据质押取得票据的持票人取得票据质权，也可以享有票据权利，但背书记载“不得转让”的背书人不对其承担票据责任。

4以已经质押的票据再行进行质押、转让的法律后果

《票据规定》第四十七条规定：“因票据质权人以质押票据再行背书质押或者背书转让引起纠纷而提讼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背书行为无效”（应当注意的是，在此种情形下，该条规定与《票据规定》第五十一条之间存在抵触，个人认为应当适用第四十七条的规定）。《担保法解释》第一百零一条规定：“以票据、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质权人再转让或者质押的无效。”因此，已经质押的票据再行进行质押、转让时，该质押、转让行为无效，通过再质押、转让取得票据的持票人不能享有票据质权（也就不能取得票据权利）或不能取得票据权利。

5票据质权的实现

质权人实现质权时，是否需要证明已经具备实现质押的条件的事实，即是否需要证明主债权到期未受清偿的事实呢？个人认为，根据《担保法》第七十七条“以载明兑现或者提货日期的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先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可以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兑现或者提货，并与出质人协议将兑现的价款或者提取的货物用于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与出质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担保法解释》第一百零二条“以载明兑现或者提货日期的汇票、本票、支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其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后于债务履行期的，质权人只能在兑现或者提货日期届满时兑现款项或者提取货物”的规定，只要票据到期日届至，质权人就可以持票据主张行使票据权利，实现票据质权，而无需举证证明主债权到期未受清偿的事实，除非出质人提出异议并提供证据证明主债务已清灭的事实。

参考文献

［1］曾月英著.票据法律规则［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11）.

［2］孙应征主编.票据法理论与实践解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4）.

［3］赵新华主编.票据法问题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5）.

［4］郑孟状著.票据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

法律担保书篇3

b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借款人”），拟借款作改造（“项目”）之用。

由a银行所安排的银团，同意向借款人提供_________贷款。

a银行作为行及安排行及各贷款人（其名称详列在下述贷款协议附表一）在_________签订贷款协议，贷款人同意按贷款协议的规定向借款人提供_________元贷款（“贷款”）。

c有限公司鉴于贷款人同意按贷款协议规定向借款人提供贷款，我司（以下简称“担保人”）愿意向贵行a银行（“人”）（代表其本身即安排行及行及作为各贷款人的人，行、安排行及贷款人以下统称“债权人”）为此项贷款提供担保，内容如下：

1．在借款人未能按贷款协议规定支付到期应付款项时，担保人在任何时间在人书面要求下，无条件地及时以借款人在贷款协议下的应付货币支付及清偿借款人在贷款协议项下到期应付但未偿还的所有款项（上述款项以下统称“债务”）。

2．在第1条所述责任之范围内，担保人须在收到人书面还款要求时即时支付本担保书内担保人承诺支付的所有债务。若担保人未按时支付款项，担保人必须支付到期未付的应付款项的利息。利息计算日期自人书面要求担保人清付债务之日起至该款项完全偿还之日为止。年利率按贷款协议第6．4条规定有关债务逾期利息计算，到期应付而未还清的利息每月累积成为债务之一部分。

3．作为一独立保证及在不影响本担保书第1条的前题下，担保人无条件及不可撤销地承诺及保证担保人将按第l条的规定，在人要求时，即时赔偿所有人及债权人因借款人未有按时偿还债务或履行其在贷款协议项下的责任而蒙受的、相等于债务金额的一切损失。若本担保书第1条所规定的担保因任何原因变成无效，没有约束力或不能执行，本条款的赔偿责任将依然生效并对担保人仍具约束力。

4．担保人承诺及确认由人或其授权职员签署并列明确定债务数额及到期的文件对担保人有约束力，有明显错误除外。

5．人及债权人可将在本担保书收到的款项放人一个独立的暂记帐户，而不须即时将该等款项用于偿还债务。一旦借款人或任何人士破产或清算或解散或重组时，人及各债权人可以向清算人索偿借款人或该人士的所有债务，而无须扣除在暂记帐户的款项。但无论如何，若人及／或各债权人由此共得之款项超过借款人所欠的债务，余额须归还担保人。 6．担保人在本担保书和其在本担保书项下的一切责任和义务，均不会因下述情况而解除、减轻或受到影响：

（a）人及／或任何债权人给予借款人或任何其他人士以时间宽限或付款延期；

（b）借款人或担保人清算或破产；及／或

（c）人及／或任何债权人持有借款人或其他人士就债务偿还作出的其他抵押、担保或保证；及／或

（d）人及／或任何债权人对借款人或任何人士处分、行使、不行使、放弃、解除或改变任何贷款协议或其他就债务偿还作出的保证书或抵押书所赋予的权力（包括放弃任何贷款协议规定的贷款先决条件或其他条件）或权利或抵押权；及／或

（e）贷款协议或其他就债务偿还所作担保书或抵押书项下的任何责任变为不合法、无效或不可执行或借款人或任何人士无权力签署或履行贷款协议或该担保书或抵押书下的责任；及／或

（f）任何如没有本项的条款将导致本担保书或担保人的责任解除、减轻或受到影响的行为或事件的发生；

但无论如何，如果人和／或债权人与借款人对贷款协议作出任何修改和／或变动，从而会增加了担保人在本担保书的义务和责任，人须得到担保人确认后该修改和／或变动方为有效。

7．担保人在此向人（作为债权人的人）作出以下声明和保证：

（a）担保人是依照_________法律正式成立及有效存在的_________，具有独立法人地位，能够以其本身名义和应诉及拥有其资产和经营其现在或计划经营的业务；

（b）担保人有充分的法定的权利、权力和权限签订本担保书和履行本担保书下的责任；

（c）本担保书在贷款协议生效时同时生效，即对担保人构成合法、有效和具约束力的义务，可以按其条款付诸实施，并可以随时在_________法庭执行；

（d）担保人在签署及／或履行本担保书都不会（i）违反或触犯任何法律或条例、或担保人的章程或成立文件或（ii）违反或触犯担保人签订的任何契约或协议或对担保人本身或其任何资产有约束力的文件；或（iii）超越担保人借款或担保的权限（不论是受担保人的章程或其他协议所限制的），或超越担保人董事会的权限，或（iv）导致或迫使在其本身的任何资产上设置任何抵押；

（e）担保人没有拖欠任何应付之其他贷款本金和利息，亦未在担保人已签下的任何契约、信托契约、协议或其他文件中发生或因任何事情的发生和存在而构成任何文件中所定下的违约事件；

（f）没有人正在在任何法院、裁判所、仲裁处或政府机关对担保人或其资产提出诉讼，此诉讼将会严重影响担保人的财务、业务、资产及其他状况；

（g）除法定的优先债务以外，担保人在本担保书下所承担的责任为直接的及无条件的，而其付款责任均在任何时间与其他无抵押的债务享有同等地位；

（h）担保人在本担保书签署之日时并未违反任何有关借款的协议，或不履行或违反任何其他协议，该等违约会对担保人有不利影响；

（i）担保人已经向人及债权人充分和准确地披露了其在本担保书签约日时存在的全部实际的重要债务；

（j）担保人向人及债权人提供的最近审定的年度财务报表已经按照_________法律与条件以及公认的常用会计原则编制妥当。上述财务报表连同其所附记录均真实和清楚地反映了该报表所涉及期间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同时自上述财务报表完成后，担保人的营运、业务、资产、债务或（财务或其他）状况未发生实际不利变化；

（k）担保人没

有任何未在其最近审定财务报表或其所附记录未予以披露的任何重要债务或任何重要的未实现的损失或预期的损失； （l）担保人向人及债权人提供（不论是否遵循本担保书的任何条款而提供）关于担保人的一切资料，均在提供资料的当日为真实的、完全的和准确的；

（m）担保人在本担保书项下的全部应付款项无任何税项引致的扣减或预扣。

8．担保人在此向人（作为债权人的人）陈述、保证和承诺，在本担保书有效期内：

（a）第7条款所包含的每一项陈述与保证，就当时存在的事实与情况而言，在实质方面每一天都将是真实与正确的；

（b）担保人将以恰当及有效的方式维持和经营其业务；

（c）担保人将尽快（但无论如何不迟于本担保书签约日后担保人的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后的一百八十（180）天将担保人在该年度经审核的年度财务报表副本（连同有关的董事和会计师报告副本）交付人，上述副本须经担保人的任何一名董事证明为其各自原文的真实副本；

（d）担保人将迅速向人交付人及／或任何债权人可能不时合理要求的有关担保人的财务资料或其他资料；

（e）如发生任何事情从而影响担保人在本担保书内的责任能力时，担保人将尽快通知人；

（f）担保人将维持与履行其在本担保书内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及确保本担保书的有效性及合法性并取得所有需要的批准，同时使这些批准保持完全有效，遵守与任何上述批准有关的一切条款、条件与限制（如有的话）；

（g）担保人将不会在未经人的书面同意前（人在此不会无理地拒绝担保人的请求）将其全部或大部分资产设定抵押、或出售或转让（不论通过单一交易或若干有关或无关交易，也不论一次或在一段时间内交易）；

（h）担保人将不会在未经人的书面同意前（人在此不会无理地拒绝担保人的请求）与任何其他公司或人士合并或并入任何其他公司或人士；

（i）担保人将不会在未经人书面同意前（人在此同意不会无理地拒绝担保人的请求）将其营业性质作重大改变，不论这种改变是通过单一交易或若干有关或无关交易，一次或在一段时间及通过出售、转让、收购或其他任何方式，但如该改变不会削弱担保人的担保能力则无须经人同意，但担保人须尽快以书面通知人；

（j）担保人将不会在未经人书面同意前（人在此同意不会无理地拒绝担保人的请求）回购或减少其发行的股份或将其资本或资产分配给其股东。

9．本担保书由担保人独立承担责任。若有第三者为借款人向人及／或任何债权人出具担保书或抵押，则本担保书是完全独立及不受该等担保书或抵押影响。

10．担保人在此声明和承诺放弃要求人及／或任何债权人首先向借款人或其他人士采取法律诉讼，或将抵押物先行变卖之权利。

11．担保人在此承诺，在贷款债务未还清以前，它不会行使及在此放弃因法定原因而拥有的代位权或向借款人（不论是否与本担保书下的责任有关与否）作出索偿。担保人亦不会与人和债权人在借款人的破产或清算的索偿中竞争，人和各债权人将优先于担保人向借款人追索债款。担保人将不分享及不要求分享人和债权人在所持有其他抵押品及担保所享有的权益和权利。如担保人违反本条款的规定所收的任何款项（不包括担保人向借款人收取的担保费用及律师费用），它将会以信托人的身份代人和债权人持有该笔款项以作为债务的持续担保。

12．如担保人与债权人之间达成任何解除本担保书或其他和解的协议，该担保解除或和解协议的条件是借款人或其他人士向债权人所出具之担保、或所支付的款项没有因任何有关破产、清算、关闭、解散或无法偿还债务的法律或法规而遭取消、禁止或减值。若人或任何债权人需按法律的要求退还任何有关债务的款项予付款人，担保人在此的责任将继续有效。而在计算担保人所应付的款项时，该些债权人曾经收过但要退还给付款人的款项将不计算在内。而人及债权人可在本担保书解除后或和解协议签订后继续执行本担保书及向担保人追讨欠款。

13．担保人在本担保书项下应付之一切款额必须如数支付给人及债权人，不得从中抵销或反索借款人欠担保人的任何款项，亦不得从中扣减现行的或将来的任何税项（人及债权人本身的总利润应课税项除外）或其他费用或预扣税。

14．凡按本担保书规定的应付款项，应以债务原币支付，如担保人以其他货币支付，应以可即时使用及自由兑换的货币，按人或各债权人当天汇率折算，汇予人或各债权人。

15．本担保书是持续性的不可撤销的保证，并将连续保持有效，直至借款人在贷款协议下所欠之一切款项全部偿还给债权人为止。但是，担保人的担保责任随贷款额的归还而相应减少，并且在债务全部清还给债权人时解除。本担保书为附加保证，但不取代人和债权人现在或将来所持有的有关债务的任何其他担保及抵押品。担保人承诺及同意当人及债权人在追讨担保人欠款或执行本担保书时，人及债权人无须先追讨借款人或第三者欠款或提出诉讼，亦无须先对人和债权人持有的其他抵押品或其他担保作出处分或强制执行。

16．若担保书内某些条款在将来被宣布或被裁定为不合法、无效或法律上不能执行，该等条款应视作为并未列入本担保书内，而不影响本担保书其余条款之有效性。

17．人及各债权人因追讨本担保书之到期款项而支出的一切费用（以全数偿还为准）及所蒙受的一切损失，由担保人负责赔偿。担保人承诺在人的书面要求下须即时支付和清偿该等款项。

18．

（a）本担保书对签订双方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对各当事人各自的继承人及受让人均有效和有约束力。惟担保人不得将本担保书下的任何权利、利益及责任转让他人。

（b）如任何贷款人按贷款协议的条款，转让其于贷款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权益，该贷款人也可将其于本担保书下的全部权益或有关部分同时转让予受让人，而在此情况下所有本担保书下所指的贷款人将包括该受让人。

（c）担保人于本担保书下所作之声明、保证、承诺及安排将不会受任何贷款人转让本担保书或贷款协议的权益所影响，任何贷款人名称之更改或其合并，或被吞并等情况亦不影响担保人在本担保书下的责任。

19．

（a）本担保书项下须发出或提出的每一项通知、要求或其他通讯应采取书面形式，并按下述地址由专人递送或用挂号邮寄（或收件人在三天前预先通知其他各方指定的其他地址）方式通知对方：_________。

（b）本担保书项下发出的任何通知、要求或其他通讯，在下述情况下应被视为已经有效送达：a）如由专人递交，在递交时由收件人签收后即为送达；b）如用挂号信发出，在邮寄后两个工作天即为送达。

（c）除非人另有规定，否则任何一方就本担保书向另一方发出或提出的每项通知、要求或其他通讯，及一方在本担保书项下需要交付予另一方的任何其他文件或契约须以英文或中文书写。

20．

（a）除非人与担保人以书面签署确认，否则本担保书任何条款均不得以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修改、放弃、撤销或终止。

（b）人或债权人不行使或延迟行使其在本担保书规定的权利和权益均不会构成或被视为其对该等权利的放弃。而人或债权人在某次行使权利或部分的权利将不会妨碍或影响其日后行使其余的权利或权益。人或债权人可以同时行使，亦可以分别行使，亦可以累积，上述权利、权益和赔偿办法，

故此将不会排除法律所赋予人或债权人的权利及其他赔偿办法。 21．本担保书受_________法律管辖并按_________法律进行解释。担保人和人在此不可撤销地同意与本担保书有关的任何法律行动或诉讼可在_________法院进行，并不可撤销地服从_________法院的管辖权。但这不损害或限制人及各债权人及担保人在担保人或其资产所在的任何管辖地区的所赋予的权利和权力。

22．本担保书用中文书写，一式两份，均具有同等效力，担保人及人各执一份。

法律担保书篇4

关键词 执行和解 担保 强制执行力 执行担保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就彼此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达成协议，从而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申请人放弃部分利益，被执行人提供一定的担保或第三人为被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供一定担保而参与执行和解，甚至履行义务主体直接变更为第三人的执行和解，促进了案件的执行。执行程序的担保，对被执行人来说可以获得延期履行义务的时间。不至于因一时无力偿还债务而遭致破产，有了存在和发展自己的机会。这一制度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这种方式也为利用执行和解的方法为解决“执行难”走出了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子。在执行工作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执行，由于当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执行法官的理解不一致，导致结果出现很大差异。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认识。

一、执行和解中的担保内容认识理解

具有担保内容的和解协议达成后，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在执行中人民法院如何处理和解协议中的担保内容？由于至今没有对此类问题的明确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实践中执行人员对此问题如何处理意见不一，大致有以下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另一种意见认为，对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内容，应视为一种执行担保，应依据有关执行担保的相关规定，直接执行担保财产或裁定执行保证人即参与执行和解的第三人。

以上两种处理意见的差距很大，造成的后果也是大相径庭。笔者认为，应针对具体的案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认为应该根据具体的案情分两种情况：

1、执行和解中的担保内容不具有执行担保性质，即和解是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或第三人自行协商的结果，其中的担保意思表示是被执行人或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而非法院作出的。对此类案件，笔者认为，既然是当事人自愿协商的和解，又不具备执行担保条件，此和解协议应视为具有一般民事合同的效力，而不能据此协议，对参与执行和解的第三人，协议变更履行义务主体后的新履行义务主体直接强制执行。对此情况，在恢复原法律文书执行的同时，申请人可向人民法院以保证人或协议变更后的新履行义务主体为被告按和解协议另行提起担保纠纷之诉。

2、执行和解中的担保内容具有执行担保性质，即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之竞合。笔者认为，在这种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竞合的状态下，为依法保护申请人的权益，同时避免保证人规避法律而不直接、有效地承担执行担保的法律责任，法官应选择让保证人承担执行担保的法律后果。

二、对执行和解中担保条款的法律效力

因为法律对执行和解协议内容制约较少，实践中出现了不少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担保条款的情形。但在和解协议不予履行后，对担保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使人感到迷茫。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条款，究竟是执行担保的特殊表现形式，还是从属于执行和解协议的组成部分，对此一些法院人员莫衷一是。

从执行担保的构成要件来看，和解协议约定的担保是担保人向申请执行人作出的承诺，并未向法院出具担保书，不符合执行担保的构成要件，故不属于执行担保，法院不能裁定担保人承担责任。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可见，如果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得到了实际履行，此时和解协议当事人的行为相当于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法院是认可的，这里的认可意思是认可和解协议义务人依据和解协议所为的法律效果，实践中很多和解协议变更了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人对已履行的担保义务也不能反悔。

三、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具有强制力

在被执行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或不完全履行和解协议时，且担保人也未履行担保义务或不完全履行其担保义务的同时，申请执行人除了在申请恢复强制执行原生效的法律文书的同时，往往会申请法院强制对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人的执行，要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而执行和解协议中案外第三人提供的担保的效力如何认定，该协议中的担保效力是否能等同于执行担保等问题，由于各地法院理解不同而导致实际操作也存在不一，故在司法实务中常常困扰着大家。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即申请执行人不能直接向法院申请对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人强制执行。论证其理由有以下两点：

第一，执行和解协议实质是当事人自行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及诉讼权利的行为。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86条，该条款对双方当事人和解的范围作出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07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我国该条法律的规定充分显示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经协商有权达成和解协议，同时，也允许双方在协议中约定案外第三人对被执行人履行的义务提供担保，从而保证被执行人能在约定的期限内履行其义务，和解也应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任何一方不得以欺诈、胁迫等方式迫使对方进行和解，和解协议的内容也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的规定。

第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效力并不等同于执行担保。执行担保是指在执行中被执行人确有暂时困难，缺乏偿付能力时，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从而暂缓执行的一种制度。 执行担保可由被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财产担保，也可以由第三人出面担保，主要是针对金钱给付义务。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仅仅是担保人对申请执行人的承诺，而并未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也没有向人民法院提交担保书，故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不属于执行担保。 实际执行案件过程中，经常将有担保人签字的和解协议与提交法院的担保书混淆。和解协议中担保人对被执行人的担保就不属于执行担保。

由上述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达成和解协议，但并没有实际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即执行和解协议只能由当事人（主要是被执行人）自觉履行，即使协议中约定案外人为被执行人履行债务提供了担保，也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或者强制执行担保人。故若是被执行人是主观上出于恶意，故意想拖延履行义务的时间或则是为争取时间转移财产的，则对于申请执行人的权利将会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害。而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被申请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并没有什么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至多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对于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人，对其就更加没有任何不利，其担保的承诺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因此，执行和解试图通过当事人双方协商，让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以缓和双方矛盾，有效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的良好初衷难以实现。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申请执行人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增加申请执行人的经济负担。所以，笔者最后建议我国法律应当明确规定赋予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或是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若是被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协议，协议中担保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担保义务的，申请执行人可就协议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样对于被执行人或担保人是一种威慑，从而更有利于双方缓和矛盾，解决纠纷。

注释：

李景友，谷长东.对有担保内容执行和解案件的执行.人民法院报，2001.

张小帆.执行和解中的案外第三人的担保.人民法院报，2006年9月21日第005版.

田玉玺，雷运龙.论述执行和解.人民司法，2000.

刘柱，安宪斌.完善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人民司法，2002.

法律担保书篇5

    今年6月，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以伪造证据罪，一审判处王宏柱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原审判决书认定，2003年10月份，江峰挪用公款被查办，江峰之妻赵晓燕（另处）聘请王宏柱为江峰提供法律帮助。赵晓燕得知江峰涉嫌的犯罪是以尹西才名义从濉溪县信用社联合社所贷的100万元和60万元两笔贷款，即将这两笔贷款资料先后复印出来交给王宏柱。

    2004年2－3月份，陈少华（另处）因原经办江峰以尹西才名义贷款60万元无担保协议书而怕承担责任，便找到王宏柱咨询。王宏柱看了陈少华提供的该笔60万元贷款资料后，即让陈少华找一份1996年使用的空白担保协议书交给他，由他来想办法。几天后，陈少华找到一份已废弃不用的空白担保协议书交给王宏柱。

    同年4月6日王宏柱到安徽省五河县公安局看守所会见江峰时，告诉江峰60万元贷款资料中无担保、抵押协议书，江峰即让王宏柱想办法。同年4月16日，王宏柱等人再次到五河县公安局看守所会见江峰时，王宏柱趁机将带去的空白担保协议书交给江峰，让其在上面签署了“同意”等字样。会见结束回到淮北后，王宏柱将江峰签字的空白担保协议书和100万元担保协议书的复印件交给同去的赵晓燕，让其将相关印鉴复印到60万元空白担保协议书上。王宏柱将伪造好的60万元担保协议书复印一份交给陈少华，并告之如有人问该协议书的出处，就讲是从办公室里翻出来的，是在2000年复印准备起诉用的。

    同年5月11日，王宏柱先来到陈少华办公室，告诉其江峰另一辩护律师马上来取证，就按原来商定的说法提供证言、证据。尔后，赵晓燕陪同江峰的另一辩护律师陈平平来到陈少华办公室，王宏柱和陈平平一起对陈少华作了调查笔录，并提取了伪造的60万元担保协议书复印件。随后，王宏柱将伪造的此份担保协议书和陈少华的虚假证言提交给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作为辩护证据并在江峰案庭审中出示、质证。

    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宏柱在担任江峰贷款诈骗、伪证、挪用公款案期间，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引诱证人作虚假证言，防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刑事司法活动，其行为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

    判决宣告后，王宏柱不服提起了上诉。检察机关同时提出了抗诉。

    王宏柱在上诉状中以原审法院审判程序违法，认定事实错误，使用法律不当为由提出四条上诉理由。即：一、原审未批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鉴定申请，其审判程序显属违法。二、原审依据互相矛盾的言词证据确认其具有伪造证据的行为，有悖于我国法律规定的定罪量刑的一般原则。三、上诉人没有实施伪造证据的行为。四、上诉人的行为未影响司法机关的刑事司法活动。因此，认为原审认定其有罪并处以刑罚显属不当。要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宣告其无罪。

    淮北市烈山区检察院也以判决有错为由，提出：一、该判决量刑畸轻；二、判决书以程序违法为由，认定检察院出示的视听资料不具备证明效力，该认定的法律依据不足。故提出抗诉。检察机关认为，王宏柱伪造证据的行为性质恶劣，不仅仅表现在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上，而且表现在其伪造证据的场所居然是在公安机关的监管场所——看守所，其利用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机会来伪造证据，说明了被告人王宏柱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肆无忌惮。另外，被告人王宏柱身为法律教育工作者，肩负着为司法建设培养人才、教书育人的职责，本应该率先垂范，模范的遵守法律，为今后将进入司法领域的学生作出榜样，可他却带头违反法律，同司法公正相对抗，其行为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司法公正都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因此，要求二审法院为维护司法公正，准确惩罚犯罪，依法判处王宏柱承担相应罪责。

    由于该案案情复杂，关系重大，法庭没有当庭宣判。

法律担保书篇6

法定代表人：许效先，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人：钟惠华，广州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人：张裕新，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公司总裁助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市计划委员会，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城中路49号市府大院。

法定代表人：李栋辉，该委员会主任。

委托人：吴剑翘，该委员会副主任。

委托人：陈卓伦，广东省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肇庆市财政局，住所地：广东省肇庆市城中路49号市府大院。

法定代表人：黄振平，该局局长。

委托人：黄博君，该局直属分局局长。

委托人：贾世波，肇庆市律师事务所律师。

群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群城公司）因与肇庆市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肇庆市计委）、肇庆市财政局担保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粤法经二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查明：1987年10月21日，肇庆市棉纺厂（以下简称棉纺厂）、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纺织公司）签订《中外合作经营广庆棉纺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庆公司）合同》，约定：棉纺厂投资中的400万美元由纺织公司在香港设立的群城公司代为筹借，合作企业广庆公司投产后头四年以各方缴纳所得税后利润、折旧偿还。1987年10月15日，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共同出具了一份《担保书》，承诺：“我市棉纺厂与纺织公司、群城公司以合作经营形式组建广庆公司，总投资中，棉纺厂投资的400万美元，是委托群城公司在香港筹借的，投产后由合作企业的税利和折旧资金偿还贷款本息，如果五年内仍偿还不完时，其余额由我市以地方外汇负责偿还。特此担保。”1987年11月4日，合作合同经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粤经贸资字〔1987〕298号”文批准生效。广庆公司成立后需追补资金，1988年9月18日，棉纺厂、纺织公司、群城公司又签署补充合同，约定棉纺厂需追加的225万美元仍由群城公司在香港代为筹借。1988年11月18日，肇庆市计委向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出具了一份《担保书》，承诺：“由棉纺厂、纺织公司与群城公司合作经营的广庆公司，需追加外汇投资450万美元，其中棉纺厂承担225万美元的责任，我委现作为棉纺厂该项借款的偿还担保人，向贵委保证棉纺厂将按贵委的要求按期偿还该款项借款225万美元本息，如因不可预见的原因该厂丧失偿还能力，我委将以本市地方留成外汇代其偿还。”补充合同于1989年3月13日经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粤经贸字〔1989〕045号”文批准生效。经肇庆市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群城公司代为筹借的资金已全部投入了合作企业。事后由于合作企业没能依约偿还投资本息，群城公司遂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分会申请仲裁。该仲裁委员会对棉纺厂所欠625万美元本息进行了仲裁，并作出裁决：棉纺厂应向群城公司支付借款本息9972134.74美元以及群城公司办案费用人民币321790元，仲裁费人民币823000元亦由其承担。但仲裁庭认为肇庆市财政局和肇庆市计委出具的担保书没有订立仲裁条款，且独立于合作合同，不属合同仲裁条款的管辖范围，对群城公司要求肇庆市财政局和肇庆市计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不作处理。群城公司遂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另查，1988年3月2日，根据国务院国函〔1988〕6号文件的规定，撤销肇庆地区，将肇庆市升为地级市；设立肇庆市端州、鼎湖两个市辖区；将原肇庆地区的高要、四会、广宁、怀集、封开、德庆、云浮、

新兴、郁南、罗定十个县划归肇庆市管辖。在肇庆市升格过程中，原地区直机关单位统称谓市直机关单位，机构名称一律冠以肇庆市称谓。原肇庆市直机关单位则称端州区直机关单位。本案1987年10月15日担保书的原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已变更为现在的端州区计委和端州区财政局。1988年11月28日担保书是肇庆市升为地级市后的肇庆市计委出具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群城公司与肇庆市财政局、肇庆市计委的担保合同纠纷。群城公司依据1987年10月15日和1988年11月18日两份担保书向该院起诉肇庆市财政局、肇庆市计委，请求他们承担清偿其所担保的债务人肇庆棉纺厂向群城公司借款本息之责任。经查，1988年3月2日原肇庆市已根据国务院国函〔1988〕6号文升为地级市，原肇庆市直属机关变更为端州区直属机关。群城公司向该院提交的1987年10月15日担保书的担保人肇庆市财政局和肇庆市计委已发生变更，并非本案的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群城公司亦没有证据证明原肇庆市升为地级市后原肇庆市财政局、肇庆市计委的债权债务已向本案的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转移，因此群城公司依据该担保书请求肇庆市财政局和肇庆市计委承担为债务人棉纺厂400万美元借款的担保责任没有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1988年11月18日担保书的保证人为本案原审被告肇庆市计委，肇庆市计委作为机关法人，为棉纺厂向群城公司借款225万美元出具担保书，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机关不能充当经济合同的保证人的规定，肇庆市计委的担保人资格不合格，其担保行为应认定为无效，肇庆市计委应对该保证合同无效致群城公司遭受的损失承担过错责任，即对棉纺厂不能清偿群城公司225万美元的债务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因此，群城公司要求肇庆市财政局承担偿还625万美元本息担保责任、肇庆市计委承担偿还400万美元本息担保责任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予以驳回。群城公司要求肇庆市财政局、肇庆市计委承担因办理仲裁案支付的各项费用的请求，也无法律依据，亦予驳回。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6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6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肇庆市计委1988年11月18日出具的担保无效。二、肇庆市计委应对1988年11月18日担保的225万美元本息的债务，在棉纺厂不能向群城公司完全清偿时，对棉纺厂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三、驳回群城公司对肇庆市计委的其他诉讼请求。四、驳回群城公司对肇庆市财政局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2678.25元，由群城公司负担410142.60元，肇庆市计委负担102535.65元。本案受理费群城公司已预交，肇庆市计委应负担部分由其迳付给群城公司，不再做清退。

群城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为肇庆市计划委员会的两次担保是更换了法人主体的担保，肇庆市升为地级市后的肇庆市计划委员会和肇庆市财政局不承担肇庆市升级前的肇庆市计划委员会和肇庆市财政局对外承担的债务，是十分明显的适用法律错误。同时，引用国务院的“批复”也有不当；二、原审判决对经国家计委批准并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利用境外贷款建设出口生产体系项目而转贷的外汇贷款由国家机关担保认定和判决担保无效，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错误，并且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出具《担保书》时，我国的法律和行政法规对国家机关的担保并无禁止性规定；三、原审判决在“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叙述，“广庆公司投产后需追补资金，1988年9月18日，三方又签署补充合同”是事实认定错误；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被上诉人的担保是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的担保；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上诉人应当对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包括债务人委托上诉人代筹借的外汇资金本息和上诉人委托实现此项债权的费用承担责任；六、被上诉人违反其担保承诺没有按其担保履行其保证义务；七、外汇制度改革等都不能成为被上诉人不履行担保义务的理由。请求本院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996）粤法经二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判决被上诉人肇庆市计划委员会和被上诉人肇庆市财政局负责清偿它们所担保的债务人肇庆市棉纺厂委托上诉人代为筹借的外汇资金的本息及为实现此项债权的费用。

被上诉人肇庆市计委答辩称：一、上诉人引用法律错误，《担保法》不能适用于本案；二、确定诉讼主体错误，原肇庆市财政局、计委出具的“担保书”的法律责任应由现端州区财政局、计委承担。被原审原告起诉的是现肇庆市财政局、现肇庆市计划委员会，这些新老单位虽然名称相同，但确系截然不同的单位，且在法律上没有承继关系；三、认为担保书有效有悖于法律规定，自1984年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最高人民法院都有国家机关不能为经济合同担保的规定，国家机关提供的担保应确认为无效；四、要求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根据“计委”出具的两份担保书的约定，即使计委须承担责任，充其量也是一种补充性的责任；五、上诉人请求判决实现债权的费用于法无据。此外，被上诉人肇庆市计委还对原审判决提出了意见。请求驳回上诉人的上诉，发回重审或者改判其不承担保证责任。被上诉人肇庆市财政局答辩称：上诉人始终将答辩人与原肇庆市财政局（即现肇庆市端州区财政局）混为一谈。答辩人在1988年3月肇庆市地改市前是“肇庆地区行政公署财政处”，因此1987年10月15日“担保书”上落款的“肇庆市财政局”并非是答辩人，本案完全与答辩人无关，请求本院依法驳回群城投资有限公司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认为：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1987年10月15日的《担保书》，是在国务院1988年1月7日国函〔1988〕6号《关于同意广东省调整部分行政区划给广东省人民政府的批复》之前出具的。该批复明确：撤销肇庆地区，将肇庆市升为地级市；设立肇庆市端州、鼎湖两个市辖区；将原肇庆地区的高要、四会等十个县归肇庆市管辖，这说明升格后的肇庆市政府在辖区范围、行政职权方面都有所扩大，实际上承继了原肇庆行署的职能。而原肇庆市直机关则变更为肇庆市端州区直机关，故原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的职能和民事权利义务应由现在的肇庆市端州区计委和财政局承继。地改市后的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与1987年10月15日的《担保书》没有任何关系，因此，群城公司无权依据1987年10月15日的《担保书》向现在的肇庆市计委和肇庆市财政局主张权利。上诉人群城公司要求现肇庆市计委和财政局应当承担地改市前的肇庆市计委和财政局的担保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应予驳回。

肇庆市计委1988年11月18日向省经贸委出具的《担保书》是在国务院国函〔1988〕6号文件之后做出的，系地改市后的肇庆市计委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4月2日公布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6条第二款规定：“国家机关不能担任保证人。”因此，作为国家机关的肇庆市计委于1988年11月出具的担保书应当确认为无效。由于本案所涉及的项目不属于担保法第八条所指的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的转贷，故群城公司认为本案的主债务是经国家计委批准并经广东省政府决定利用境外贷款建设出口生产体系项目政府贷款的一部分，国家机关担保应为有效的理由不成立。肇庆市计委虽然在答辩中称该担保是向省外经贸委出具的，群城公司不能依据该担保书向其主张权利，但考虑到群城公司系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下属企业驻港公司，并且该担保书中其为棉纺厂项目贷款的意思表示清楚，同时肇庆市计委对一审判决其承担对1988年11月18日担保的225万美元本息的债务，在棉纺厂不能向群城公司完全清偿时，对棉纺厂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肇庆市计委并未提出上诉，所以，对群城公司的上诉和肇庆市计委答辩时提出的主张均予驳回。鉴于担保无效，群城公司和肇庆市计委均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一审法院判决肇庆市计委对棉纺厂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群城投资有限公司上诉无理，应予驳回，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12678.25元，由上诉人群城投资有限公司承担。

法律担保书篇7

摘要:执行和解制度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在执行程序中的体现。但我国有关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具有强制执行力，执行和解中的担保人如何承担担保责任，以及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时效如何确定等问题仍存在争论。因此，加强理论研究，在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时，参考各种学说，使执行和解制度得以完善，解决执行难的问题，促进民事纠纷顺利解决。

关键词:执行和解;和解协议;执行和解担保;执行时效

执行和解制度是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重要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207条对执行和解规定:执行过程中，当事人之间通过自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且完全履行，终结法院的执行程序，促使生效裁判文书更好地执行。由于我国尚未出台强制执行的法律法规，执行和解制度仍存在一系列的争议，不能有效发挥其功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四稿都单列一节规定执行和解制度。但内容不尽相同，也存在很多争议。因此，有必要对执行和解制度的各种争议问题进行充分论证，统一各种争论，完善我国的执行和解制度。

1 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与效力之争论

关于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①私法行为说。认为执行和解是针对法院所据以执行的依据中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做出变更的行为。对执行依据的变更完全取决于和解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影响执行依据的执行力，不会引讼程序的中止或终止等；②诉讼行为说。此种观点主张按照诉讼法规范来评价执行和解行为，实体法中关于和解无效、取消的原因的规定，都不对诉讼和解产生影响。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是为了取代原执行根据，因此，执行和解协议与原执行依据处于同等效力层次。当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原执行依据的执行程序终结；③私法行为和诉讼行为并存说。执行和解协议一方面是当事人自行达成的私法上的契约。其法律效力低于作为执行依据的原生效法律文书，未经裁判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另一方面，执行和解协议又是当事人与法院在执行程序中的诉讼行为，它以追求执行程序的终结为目标。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和履行，实际上使原执行程序的中止。

根据执行和解协议不同性质，对执行和解协议能否强制执行的效力也有三种不同观点：①认为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1②即《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四稿）》第74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和解协议，明确约定原生效裁判文书不再执行，并请求法院获得确认后，裁定终结原裁判的执行，认可执行和解协议具有执行力。2③即《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三稿）》第75条和76条将和解协议分为一般和解协议和特殊和解协议。对于一般和解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时，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对于特殊和解协议，当事人明确约定以和解协议代替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法院裁定终结执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另行。3除了第三稿和第四稿，第一稿和第二稿也有不同规定。由此可知，《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的四次讨论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性质和效力也存在着争论。当执行和解协议履行不能时，是赋予当事人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还是可以向人民法院另行，尚存争议。

2 关于执行和解中担保法律责任的争议

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经常由第三人作为被申请执行人的保证人或为其履行和解协议提供担保物，由此产生执行和解中的担保法律责任。如果被申请执行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申请执行人向人民法院提出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申请的，能否追加保证人承担担保法律责任存在争议。通说认为不能追加执行和解中的担保人为被执行人。有学者指出：“不能追加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人为被执行人。理由如下，首先，执行和解协议属于‘附生效条件’的特殊合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部分履行和不当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和解协议就不能生效。其次，执行和解协议并不是法定的执行依据，执行和解一旦被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是原执行依据，执行和解协议本身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最后，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不同于民诉法规定的执行担保。”4还有学者指出：“执行法院经审查，对申请人在法定的申请恢复执行期限内申请恢复执行，担保真实有效的，通常直接裁定担保人在担保范围内承担责任。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有悖于执行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执行和解中的担保，执行法院在审查执行和解协议时，可事先告知当事人在签订担保协议时应同时进行公证以赋予担保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或者在执行和解协议中约定该担保的效力及于原执行依据。这样，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时，人民法院即可直接裁定执行担保人的财产。”5

由此可知，执行和解协议中的担保人在被申请执行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在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程序中不承担保证责任。通说虽如此，但司法实践中，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时，担保人在协议中约定的担保责任几乎不可能得到实现。和解协议中的担保责任毫无意义，甚至可能成为被申请执行人利用执行和解程序来拖延执行、恶意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等。因此，执行和解中的担保人是否应该承担保证责任，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就可以解决问题，应引起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重视。

3 申请恢复原裁判文书的执行时效之争议

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是否应该对申请执行人申请恢复执行的执行时效进行限制，执行时效是否中断或中止，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① 申请恢复执行期间是一个不变期间，应当连续计算。法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减去应当申请而未申请执行的期间即为申请恢复执行的期限。如果超过期限申请恢复主执行的，则不受国家强制力的保护。6此种观点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和《民诉意见》第267条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具有使申请执行的执行时效中止的功能；②执行和解是执行中双方就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根据诉讼时效的规定，应属时效中断。为了完善执行和解制度，使执行时效制度与诉讼时效制度协调统一起来，在立法上应修改现有的法律规定，将执行和解作为执行时效中断的事由；7③《民诉意见》第267条规定了当事人恢复申请执行的期限后，因人为增加了一道程序，反而容易被当事人滥用，尤其是当前很多执行员在当事人签订执行和解协议时没有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申请人因超过了恢复申请期限丧失了债权，这就意味着执行和解协议削弱了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这完全与强制执行立法的精神背道而驰。因此，应取消《意见》第267条对债权人设置的恢复申请期限的限制，而且进一步规定在债权人未申请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可依职权主动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8

4 完善我国执行和解制度的具体建言

经过对各种学说的归纳总结，为《民事强制执行法》颁布时规定完善的执行和解制度，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4.1 改变单一救济途径。

《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和解协议未能得到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时，仅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产生执行时效中止，赋予申请执行人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裁判文书的单一救济途径，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不利。因此，在立法中应赋予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并按照协议的约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笔者不赞同直接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否则有违背执行依据的强制执行力是经过法定程序审判后赋予的逻辑。当然，应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种救济方式，不能既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又向人民法院。否则，可能使申请执行人获得双重受偿，损害被申请执行人的利益。

4.2 明确执行和解担保人的担保责任。

现行《民事诉讼法》仅对执行担保做了简要规定，没有关于执行和解中的担保法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今后立法时应对执行和解中的担保法律责任进行详细规定。尤其是在赋予申请执行人选择要求对方当事人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权利时，则可以在履行和解协议中追加担保人为被执行人，使其承担在执行和解过程中约定的担保责任，弥补现行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和解保证责任的漏洞，促使执行和解协议顺利履行。

4.3 明确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合同性质。

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和意思自治的体现。因此，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应该具备《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成立要件，具有合同的性质。根据《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四次修改稿的规定，均要求执行和解协议一般采用书面形式。同时，当事人自愿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包括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标的物及其数额、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等。同时，应该在和解协议中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违反协议所应该承担的违约责任，使执行和解协议具备完备的合同成立要件。执行和解协议具有可诉性，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时，另一方当事人选择向人民法院的，法院更容易根据完备的合同条款进行审理并及时做出裁判，使执行和解协议更具有可操作性。

4.4 明确执行时效中断的效力。

在《民事强制执行法》的制定过程中，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协议对当事人申请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时效产生中断的效力。正如学者论述：“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协商处分执行名义确定的权利义务的结果，既体现了债权人的权利主张，又证明了债务人对债务的允诺，从诉讼时效的角度分析，应当属于时效中断的事由。因此，如果允许申请执行的时效期间可以中止或中断，那么，执行和解协议的缔结引起的应当是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中断。”9因此，应修改《民诉意见》第267条的不合理规定，在《民事强制执行法》中，可以考虑加入一条：“执行和解协议将产生执行时效中断的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不适当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时效，从执行和解协议达成之日起重新计算。”通过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并在立法中加以完善，减少被申请执行人一方制造执行和解陷阱，损害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总之，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及《民诉意见》、《执行规定》等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执行和解制度的规定较为简单，且不同规定之间还存在下位法违反上位法的规定等问题。同时，《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已历经四次修改和讨论，虽然草案对执行和解制度已经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从四次草案稿的比较可以看出，对于执行和解的性质和效力的界定存在前后矛盾，各种学说的争议激烈，对于执行和解协议是否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抑或只能向人民法院另行等问题没有统一的结论；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和解协议对原生效裁判文书的执行时效有何影响等问题，学者见仁见智，使当前的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执行程序。因此，民事诉讼法学界应该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在《民事强制执行法》制定时，重视并解决执行和解制度在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中的各种争论，使执行和解制度发挥其功能，这对缓解长期困扰我国司法实务界的执行难问题，促进纠纷最终解决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沈德咏.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2］ 肖建国,赵晋山.民事执行若干疑难问题探析J.法律适用.2005(6)

［3］ 汤维建,许尚豪.论民事执行程序的契约化――以执行和解为分析中心J.政治与法律.2006(1)

［4］ 常怡,肖瑶.执行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112)；

［5］ 范小华.执行和解协议的效力分析及完善立法建议J.河北法学.2008(6)

［6］ 雷运龙.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J.政法论坛.2010(6)

注释：

1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0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66条的规定。

2 主编：《强制执行法起草与论证（第二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

3 同上注，第223-224页。

4 肖建国、赵晋山：《民事执行若干疑难问题探析》，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6期。

5 刘柱、安宪斌：《完善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4期。

6 童兆洪主编：《民事执行操作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7 刘柱、安宪斌：《完善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4期。

8 政玉英：《论执行和解》，载《诉讼法论丛》第11卷，第349页。

法律担保书篇8

关键词：律师证券不实陈述民事责任要件证券法律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投资者进行保护的有力手段，是证券法律制度的基石和核心。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有负有及时真实披露信息的义务，参与证券业务的律师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要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等专业性文书，自然也应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但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服务机构存在着极其严重的混乱现象，部分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为了自身的利益，敢于公然违法迁就证券发行人的非法要求，参与证券发行交易等的虚假陈述，甚至出谋划策。这种令人担忧的情况，若不能够及时解决，将制约证券市场长期发展，给经济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尽管对他们的行政、刑事处罚必不可少，但对他们的民事责任追究绝不应忽略，更不可以行政、刑事处罚代替其民事责任。一、对我国证券法关于律师不实陈述①承担民事责任的评价我国法律法规对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行为予以禁止，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相关法律法规条文中：1.《律师法》第三条规定：“律师执业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律师执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2.《证券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3.《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律师事务所违反本条例规定，出具的文件有虚假、严重误导性内容或者有重大遗漏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情节严重的，暂停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对前款所列行为负有直接责任的注册会计师、专业评估人员和律师，给予警告或者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其从事证券业务的资格。”5.《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6.《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前条所称虚假陈述行为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及参与制作的其他文件中作出的虚假陈述。”7.《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二十条规定：“证券经营机构、专业性证券服务机构有本办法第十二条所列行为的，根据不同情况，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其证券经营业务、其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撤销其证券经营业务许可、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8.《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实施欺诈客户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9.《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规定：“律师应当对出具法律意见书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进行核查和验证。若有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分析以上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民事责任制度规定模糊，缺乏可操作性，无法援引适用。（1）在证券民事赔偿案件中，律师事务所及其责任人员与证券发行人是何种法律关系，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一般责任还是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补充责任还是清偿责任，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2）没有规定律师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及计算方法。证监会颁布的行政法规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均没有规定律师事务所及其责任人员对投资者损害赔偿额的确定依据及计算方法。（3）投资者进行诉讼应如何操作，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具体规定。依照《证券法》和《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投资者当然有权要求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承担赔偿责任。但实际情况是，法律的这些规定仅成为一种宣言，因为这些规定太原则，根本不具有操作性。（4）在律师民事责任制度中缺乏相应的财产保证制度和财产实现制度。2.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存在以行政和刑事责任代替民事责任倾向。中国的法律制度历来有重刑轻民、重行轻民的特点，证券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在《证券法》之前，规范证券市场的法律主要是1993年国务院颁布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和1993年9月2日国务院证券委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条例》与《办法》对证券欺诈者法律责任的规定大篇幅的是行政责任，《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只在第77条概括地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也只在第23条涉及到了虚假陈述者的民事责任。1999年实施的《证券法》对因违法导致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做了详尽的规定，但涉及投资者权益保护和民事责任承担的条款规定得十分简单，语焉不详且缺乏可操作性。这种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立法格局导致的结果是违法违规者不断受到行政制裁或刑事处罚，但是受损害的投资者却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和保护。3.律师民事责任制度实行过错责任，加重了被侵权人的举证责任。根据《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的规定，律师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过错责任则须由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如此明文规定，我们便课以受害人较重的举证责任，但要求证券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对律师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美国《证券交易法》第18条规定受害人须举证自己为善意，且交易损失与文件不实记载具有因果关系，此种规定被认为是加重受害人举证责任，备受批评，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已很少引用，更何况要求受害人证明被告存在过错。4.对律师的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却并不详尽。就上述规定来看，我国法律对律师勤勉尽职义务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律师在制作律师工作报告时要对上市公司涉及的事项逐项进行审查；其次，一些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对律师参与证券业务进行了禁止性规定，对某些行为课以相应的责任；再次，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很多条文涉及到律师的诚实、尽职的要求，但是这个面向律师群体的规范尚不能含概律师涉足的所有领域，尤其在判断律师参与证券业务的行为是否属于勤勉尽职时还远远不够。从理论上讲，在信息披露中违反勤勉尽职义务的律师应当对因该不实陈述而受损的投资者承担连带侵权责任。但是，我国现行证券法律制度对律师违反勤勉尽责义务应承担的责任规定得很少。这方面的规定或者比较含糊，仅仅说“承担法律责任”，或者以行政责任为主；而对民事责任的规定则极少。②二、律师不实陈述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律师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公开文件中的不实陈述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并不存在争议。在民事责任基础中，最基本的是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法学界对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法律基础也主要为这两种观点：契约责任说和侵权责任说。③1契约责任说。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五条的规定，招股说明书为要约邀请，那么在发行股票过程中，投资者做出购买某种股票的行为则是要约，如果成交，发行人的行为就为承诺，合同成立。由此，发行人和投资者双方的行为则为一个缔约的过程，从理论上讲“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积极义务的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善尽必要的注意。当事人因自己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行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善的损害。”④所以法律应该保护当事人基于相信合同有效成立而产生的信赖利益。发行人为发行股票而公开招股说明书时，事实上已经进入一种缔约的状态，律师作为专业人员在缔约过程中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由于其在法律上的地位，在信息和专业上的优势，致使投资者对其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真实性产生合理的信赖。当这种信赖成为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的基础时，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的不实陈述在本质上违背了其作为缔约当事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负的义务，导致投资者因对律师工作的合理信赖而产生信赖利益损失。因而律师作为不实陈述人应对投资者因合同不成立或者合同无效负缔约过失责任。⑤如果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则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契约责任说在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契约的相对性问题。根据契约责任承担违约责任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责任人与投资者有契约关系或者现实交易关系的存在，且责任人有违反契约义务的事实并造成投资者的利益损害。这对于证券发行人不实陈述承担责任在适用上没有问题，但对于处于辅助地位的律师承担违约责任便有适用上的困难。因为律师作为证券发行辅助人，只跟发行人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对第三人即投资者并无契约关系或现实交易关系。2.侵权责任说。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违反的是法律规定的一般人的普遍义务，而非当事人之间约定的特定义务。因而侵权责任不是当事人自愿承担的责任，而是法律规定其必须承担的责任。我国《证券法》以及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了律师在证券业务中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并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如果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有不实陈述的行为，则违反《证券法》等强行法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造成投资者利益损害，则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侵权责任说避免了律师承担违约责任适用上存在的相对性困难，从而弥补了契约责任说自身无法克服的理论缺陷，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侵权责任说不再关心原告和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契约关系，从而有效解决了证券市场中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只要被告存在不实陈述并满足法定条件，任何因合理信赖该不实陈述的投资者因该信赖而导致损失的人均可以依侵权责任要求赔偿。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考虑，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信息披露制度目的的实现。我国台湾地区在1988年1月《证券交易法》修正时，也将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赔偿责任定性为侵权责任。⑥因而笔者认为侵权责任说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保障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发展。但这并不表明侵权责任说就能完全充分保护投资者权益，成为证券市场中不实陈述的普遍救济规则，因为根据侵权责任的一般举证原则，原告必须证明有被告有主观过错，且侵权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因而侵权责任说还须面对来自证据法的障碍：第一，原告必须就被告不实陈述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进行举证；第二，原告须证明其损失与被告不实陈述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者往往难以承担此举证责任，因而赔偿请求得不到支持，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也就成了“海市蜃楼”。笔者认为不妨借鉴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中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认为只要招股说明书及其任何修正载有不实陈述，而在股票募集或者公募期间购买人购入证券时不实陈述持续存在，那么购买人应该被视为已经信赖这项不实陈述。购买人有权向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修正上签名的律师事务所或律师请求损害赔偿。⑦这样就赋予了律师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定责任，只要其违反法律的强制规定，投资者就可以依据法律的直接规定请求其赔偿损失，以减少投资者的举证责任，加大对投资者的保护。三、律师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四个，即：行为违法；有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有主观过错。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影响价格的因素错综复杂，就律师在证券业务中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构成而言，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的存在容易证明，但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行为人主观的过错则值得探讨。1.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民法原理和司法实践，考察因果关系可以采取如下准则：在时间上原因的现象在前结果的现象在后；作为原因的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如果违法行为实际上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损害结果的原因。证券市场不实陈述民事责任的因果关系要件中，除了被告的不实陈述外，原告的“信赖”是更重要的因素。因为不实陈述并不能直接导致财产上的损失，它必须因投资人的信赖并依据不实的信息而进行的投资才可能给投资者造成损害。当然，这种信赖必须是合理的，而不是盲目的信赖。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投资者和参与证券业务的律师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交易，受害的股民在因果关系的举证方面经常遇到困难。因为原、被告之间存在着在专业和信息上的巨大差距，要求原告提供“信赖”被告不实陈述的证据，无疑是加给原告的一项不可克服的负担。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市场欺诈理论，将举证责任在一定条件下倒置，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即只要律师在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或律师工作报告等文书中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投资者在信息披露以后进行证券交易且遭受损失的，就可以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除非律师能举出反证，证明投资者遭受的损失不是由不实的信息披露造成的。其次，根据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式有效市场，因而可以不局限于“有效市场”理论弱化投资者的证明责任。⑧笔者认为，不妨假定只要投资者能够以一定的形式证明如果不实陈述纠正后的市场价格与不实陈述期间的市场价格不同，那么因果关系便可以推定成立。但应允许行为人对此种推定提出抗辩，如认为其行为没有影响到股票价格的变动等，从而否定对该因果关系存在的推定。2.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我国《民法通则》把侵权行为分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两类，从构成要件上看，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是否以行为人有主观过错为要件。⑨我国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应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相应地，《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第四条也作出规定，律师只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两条规定，表明了律师事务所或律师只有在故意的情况下，才承担责任。也就是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认定律师不实陈述为一般侵权行为，这和江平老师的观点是一致的。⑩一般侵权行为则意味着由原告承担证明被告有主观过错的责任。在证券发行交易中，投资者处于弱势地位，难以有效地搜集符合全部构成要件的证据，如果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理论要求提讼，无疑在程序上限制或禁止了投资者索赔，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各国证券法在确定发行人之外的人员的归责原则时，基本上都采取了过错推定的原则。即他们只有能够证明自己恪尽职守和合理调查才能免除承担责任。如加拿大《安大略证券法》规定，如果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任何修正上的签名的中介服务机构能够证明存在以下情形，任何法人和非法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1）在招股说明书及其修正存档时，他既不知情，也不同意；（2）在招股说明书签发之后，但在购买人购买证券之前，他在意识到招股说明书或其修正存在不实陈述时，即已作出撤回同意及其原因的一般合理通告；（3）就他承担责任的部分存在不实陈述，但他已经作出合理调查，并且有合理理由相信而且相信招股说明书或其修正的这些部分公映其报告书、意见书或声明书。11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必须以中国证监会做出的处罚决定为前置条件，虽然对此存在司法审判权以行政裁决权为前提的争议，但作为过渡性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和接受的，而且，设置这种前置条件客观上解决了律师不实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定性问题，即在构成要件上，无须投资者对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过错进行举证，使案件比较接近或符合特殊侵权行为的特征。同时，由于《民法通则》颁布时尚未建立证券市场，立法上也不可能对证券市场中的不实陈述行为是否属于特殊侵权加以规定，而设置前置条件也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法定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