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育论文范文

农民教育论文篇1

一、清末农业教育的产生背景

晚清以降，国家内忧外患。传统农业遇到了一系列的矛盾和挑战，包括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自然灾害频发、人们对改良农业技术的要求强烈、西方先进农业科学技术、资本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冲击，等等。随着西学东渐和维新思潮在国内的传播，改革旧的教育体制，创办新式学堂已成为当时的普遍要求。尤其是人们看到：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行劝农政策，推动农业发展，从而振兴国家经济；美国在1862年《莫里尔法案》后，兴办学院、发展农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其它西方国家发达的农业技术和教育体系。提倡农学、振兴农业成为清末以来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外形势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其中新政的第一条就是：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举行经济特科。新政的实施，改革了旧科举教育制度，推动了近代学堂的创办，农业学堂亦随之兴起。1898年，亟图改革的光绪皇帝四次下诏令兴办各类实业学堂，命总理衙门议奏学堂开办章程，命各省督抚饬地方官劝谕绅民兼采西法，编译国外农业书籍，切实兴办。命各省府县绅有田业者，设立农务学堂，广开农会，刊发农报，购置农器。19世纪末，在一些新兴学堂中开始开设农业类课程，如：1895年，直隶省天津中西学堂在高年级的课程中，开设花草学、考究禽兽学等科目。清末初创的各类学堂，没有统一的标准，名称各异，农业类学堂名称有：农务、农政、农务实业学堂等称谓，还有的称为学馆、讲习所、养成所、公所、公学等等。直至1902年，清廷开始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这也是我国新学制的开始。这套章程由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牵头拟定。1903年，清政府又对章程进行了修改，史称“癸卯学制”，具体规定了各层次农业学堂的开设办法，其中包括与农业教育相关的章程。在《奏定高等农工商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中学毕业生，讲授高等农业学艺，以培养公私农务经理人和各学堂教员、管理员为宗旨；在《奏定中等农工商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高小毕业生，讲授农业所需之知识艺能，使之能从事农业为宗旨；在《奏定初等农工商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初等小学毕业生，讲授农业最浅显之知识技能；在《奏定实业补习普通学堂章程》中规定：招收从事各种实业的从业者，以简易教学方法传授实业必须之知识技能；在《奏定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中规定：招收中学堂及初等师范学堂毕业生，进行实业培训，为各实业学堂培养教员［1］（P24－29）。新学制颁布实施后，各地相继兴办一些农业教育机构，其中以直隶、湖北、江苏、山东、四川等省份成绩较显。湖广、两江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四川总督锡良及继任赵尔巽、山东巡抚周馥等新政代表为晚清农业教育的创办做出了许多贡献。

二、直隶农业教育的发端

19世纪末，在农业学堂创办之前，通过农学类报刊和翻译农学论著，如《时务报》、《农学报》、《农学丛书》，外国传教士、教会学校和归国人员的介绍等形式，已有一些西方农业科学知识传入我国。10多年间，编译农业论著200多部，为近代农业教育的兴办打下一定基础，有的译著当时被选为教材或参考书。据目前文献资料来看，我国农学堂教育最早创建于1896年，共有三所学堂。分别是：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江宁储才学堂”，江西绅士蔡金台创办的“高安蚕桑学堂”，直隶遵化知州陈以培创办的“农算学堂”。遵化县志记载：1896年，遵化知州陈以培创办了一所“农算学堂”，学堂选址在遵化城东北角龙泉文社内，招收20岁左右的青年入学，学额40名，但该学堂尚不规范，存时不长，1902年停办。虽然，该学堂和其它两所学堂一样，办学时间短，史料记载少，历史影响有限，但它们对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兴起有着重要的影响。1901年，洋务派代表人物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1902年，他奏请清政府在保定创办了具有重要影响的两所学堂，一所是北洋行营将弁学堂，拉开保定军校的序幕；一所就是直隶农务学堂，开启了我国高等农业教育之先河。1902年2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派道员黄璟偕同楠原正三赴日本就置试验场、设学教授，考察该国农务各新法。5月开始在保定西关霍家大园筹建，黄璟为总办，李兆兰为提调。7月袁向清政府奏请成立农务学堂：“外洋虽以工商立国，尤注意农务，专部以统之，学堂以教授之。臣前在省城设立农务局，于城西设立农事试作场一所。派黄璟赴日本购办农学器具，就试验场，设学教授，并考察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慈禧太后钦批：知道了。9月，聘日本国楠原正三、岩田次郎等10多名外籍教员来堂任教。11月，学堂正式开学，设农学、蚕桑两科。分速成和预备班，速成一年卒业，预备五年卒业。招收学生60名，生源主要是本省各州县，也有山东咨送和京旗选送的部分学生。当时，外籍教员教授专业课，有专门人员进行翻译，同时整理成文，编为专业课教材。学堂附设农业讲习所和直隶农事试验场，试验场分蚕桑、森林、园艺、工艺4科。袁世凯专门为农务学堂题词“儒通天地人技近道矣，学纵亚欧美一以贯之”，悬挂于当时学堂图书馆正门两侧。1903年，学堂办学一年后，袁世凯在上奏筹办农工诸政情形折写到：“学堂教以动植物学及各种农学，数学、理化、地理、历史、金石学，限五年毕业，科目较备，讲习较精，为农学高等程度。速成班第一班学生毕业。”光绪皇帝御批：“著即切实整顿，次第扩充，期收实效。”1904年，直隶农务学堂归属清学部管理，更名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增设林科和农业教员讲习所；1905年升入本科；1906年，直隶农务局归学堂兼办；1907年本科生毕业，相当于今天的专科层次。此时，直隶高等农业学堂相继在天津宝坻筹办了农桑学堂、农桑会，在高阳筹办了农业小学堂，在曲周县筹办了农桑会。此外，学堂还向天津小站、宣化县、荥阳浚县等初、中等农业学堂选派教员、技师。由此，直隶高等农务学堂开直隶农业教育之先河，省内各地相继出现了一批初、中等农业学堂。如保定东关的北洋马医学堂、天津县和顺天府的中等农业学堂、清苑县农务学堂、静海县初等农务学堂、景州和望都县的农业小学堂。同时，还出现许多其他农业教育机构，如直隶水产讲习所、天津和河间农业练习所、顺天和肃宁蚕桑讲习所等。从1896年遵化农算学堂开办到1911年民国成立的10多年间，直隶先后兴办农学堂等教育机构近20所。虽然有的机构存续时间不长，但在当时出现了兴办农业教育的热潮。根据清学部1910年的奏报统计，全国高等农业学堂共5所，在校生530人，其中直隶1所，在校生149人，在校生占全国总数的28％，为全国之最；全国中等农业学堂31所，在校生3226人，其中直隶4所，在校生176人，处于全国中游；全国初等农业学堂44所，在校生2272人，其中直隶2所（不含讲习所等其他类别机构），在校生47人。

三、直隶农业教育的发展

清末，我国农业教育办学宗旨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而后以西学启其智，学生毕业后仍按科举形式封官，再加上师资教材匮乏，照搬日本模式，外籍教师不了解中国实际等情形。虽开启近代农业教育，但仍有很大局限性。民国初期，中国政治制度经历了由封建制到民主共和的历史性转变，同时随着大批留学生归国，国民政府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的进行学制变革，1912年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到1922年又颁布了新学制—“壬戍学制”，新学制加入了美欧等国家的成功模式，比起封建教育制度和完全照搬日本模式，有了很大的进步。直隶农业教育是在这种形势下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学制仿照美欧将“学堂”都改为“学校”，将“高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初等农业学堂”分别改称为“农业专门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和“乙种农业学校”。1912年直隶农务学堂率先改为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1921年更名为河北大学农科；1917年顺天中等农业学堂更名为京兆乙种农业教员养成所，1928年更名为京兆甲种农业学校；1914年直隶水产讲习所更名为直隶甲种水产学校；1912年北洋马医学堂更名为陆军兽医学校。一些农业中小学堂、讲习所也由实业教育转向职业教育。《农业专门学校规程》规定：“以养成农业专门人才为宗旨。”修业年限本科3年。学校可内设农学、林学、兽医学、蚕业学、水产学、土木工程学科。并规定各科所学课程门数。直隶农业专门学校作为当时全国8所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之一，设农学、蚕桑、林学科。在办学理念、专业设置、教学设备、办学实践、毕业生数量等方面在全国一直占有重要一席之地。1917年，校长郝元溥在学校成绩报告书中提出“农业教育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8］（P9）的办学理念。学校注重理论教学与实习、试验相结合，对试验场所力谋扩充，加意整理，未曾专恃纸上空文用事。当时学校占地10万多平方米，其中设备齐全、管理规范的实习试验场地就占了2／3以上。种植桑园40多亩，让每名学生亲自动手养蚕2万余条。还购置平山县、灵寿县滩涂地近500亩、易县山北镇之山沟一座，辟为实习场所，供实习和研究［4］（P3）。1918年创办了《农学月刊》，面向全国发行。在发刊词写到：法理既得，实施是从。高谈学者，求非所供。一般农者，固步自封。编刊成绩，普赠要冲。当业诸老，有所法宗。月刊内容分为十类。包括调查报告类、实习实验类、著述论说类、农事应答质问类、农家馀兴类等。薛培元院长在工作报告中曾指出：学院之任务系适合本省需要研究高深农林学术，培养农业专门人才。一切设备，几为全国冠。1920年，学校还举办了留法勤工俭学班，招生30名。1912—1921年直隶公立专门学校时期，毕业学生470人；1921—1931年河北大学农科期间，毕业学生430人。毕业生数均占到全国的1／10以上。1922年资料统计显示，直隶省甲种、乙种农业学校的数量分别是5所和11所，占到全国的中游水平。1912至1921年10年间，直隶农业教育在不断摸索中前行。1922至1931年10年间，军阀混战频仍，院校合并，校长连年更换，农业教育发展受到较大影响。1928年，直隶省更名为河北省。1931至1937年抗战爆发，以河北大学农科独立设置成立河北省立农学院为标志，河北农业教育又进入一个发展时期。1936年，教育部设立农业教育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规划农业教育方案，河北省立农学院院长薛培元与农业教育家邹秉文、邹树文、章之汶等5人一起担任农业教育委员会委员。由此可见河北省立农学院在全国农业教育中的地位。

四、直隶农业教育的影响

1．开启了中国近代农业教育之先河。1923年，我国早期农业教育家和农学家邹秉文认为我国近代农业教育的起点是1902年成立的直隶和湖北农业学堂。1981年，中国农科院院长、著名农业教育家金善宝撰文指出1902年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是最早用近代科学技术进行农业教育和研究的开始。1994年，知名农业教育研究学者周邦任、费旭在《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史》一书中指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是我国大学专科性质的农业教育的开端，1903年成立的北洋（保定）马医学堂是我国军队兽医教育的开端。由此可以说，直隶的农业教育史就是中国近代农业教育形成史的一个缩影。目前，全国创办最早而且办学延续至今的三所农业高校分别是：华中农业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和南京农业大学。其中，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湖北农务学堂1898年创办，至1906年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南京农业大学源于1902年三江师范学堂农业博物科，1914年，开办大学高等农业教育。河北农业大学前身直隶农务学堂在1902年办学之初就属高等教育，是全国开展高等农业教育最早的学堂，从1903年袁世凯的奏折和清学部立案各省高等学堂一览中得到印证。

2．探索形成了近代农业教育理念。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的教育处于新旧教育思想并存，新旧学制更替的过渡时期，农业教育也是如此。凡是地方政府重视，学校掌校人有真知灼见，任期稳定，善于争取经费，积极开展办学实践的，农业教育办得就有生气，有成绩。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期，对诸多农事改革率先倡办，包括建立农务局，创办新式农业教育，开办农事试验，成立农会组织等。委派自己得力助手———四品道台黄璟掌管农务学堂，后任动植物学家、农学举人黄立猷为掌校人。直隶公立专门学校10年间，早期留日学者郝元溥任校长8年，非常重视理论教学与实践现结合，筹办农展会、开办科普刊物，购置实习试验场，提出“非实习不能得真谛，非试验不能探精微”的办学思想。民国七年（1918年），校长郝元溥奉教育部召集全国专门学校校长会议，研讨农业教育问题［9］（P9）。可见直隶农业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在全国的地位。还有顺天中等农业学堂“以养成农业所必须之学识，使将来改良农事，开导农民”的办学宗旨，无不在探索近代农业教育的办学理念。

3．培养了一批农业教育科技人才。据杨士谋主编的《中国农业教育发展史略》显示：1909年，全国5所农业高校在校生493人，直隶省高等学堂在校生149人，中等学堂在校生176人，初等学堂在校生47人，总人数372人；1915年，全国农业4所农科大学，8所农业专门学校在校生1554人，直隶省高等学堂在校生189人，甲、乙种学校16所，在校生381人。1919年，教育部第569号令专门照准《直隶公立专门学校章程》。1920年直隶公立专门学校是全国唯一举办留法勤工俭学班的学校。至1937年抗战爆发，直隶共培养农业高级专业人才900多人，初、中级农业人才几千人，领全国之先。但和全国情形一样，就这个时期的毕业生数量对广大农村来说，还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如星星之火投身于我国农业教育、科技、生产各条战线，如以遗传育种学家祖德明，海洋湖沼学家张玺，农学家孙醒东等为代表的农业专家，为我国农业教育科技发展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4．促进了农业知识的推广和传播。农业科技推广是对农民进行技术教育的重要形式。清末，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推动下开展起来，民国时期，开始探索建设推广教育体系。伴随着农业学堂的兴起，农事试验场也渐成风气。1902年，在保定创办直隶农事试验场（隶属农务学堂），内分4科，初步具备农业综合试验的性质，在全国创立时间早且成效显著。1907年，直隶农务总会在农务总局（归农业高等学堂兼办）内成立，“以提倡改良农事，保护农民为办事宗旨”。1918年，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举办建校十六周年附展览会，会展展出了直隶、辽宁、安徽、河南、福建等地30多个县公署、农会、商会、农事试验场的新农具和农产品，展示了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福建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等六七所农业学校的科学研究成果，展会采用陈列参观、报告讲演等方式，接待参观者4万多人，简直就是个“准全国农业科技博览会”了。《农学月刊》为展览会出版专辑，通过“校庆＋会展＋期刊专号”的特别形式传播农业科技，是一个创造。当时，直隶农业教育领域还先后出版许多科普刊物推广传播农业知识，如：《农话报》、《农务官报》、《农学月刊》、《河北通俗农刊》、《农民须知》、《园艺季刊》、《河北农林学刊》等，广受欢迎。1905年创办的《农话报》是最早用白话文推广农业科技的刊物；1935年时任教育部长李书华为《农民须知》题词：“稼穑先声”；在1937年《园艺季刊》发刊词中写到：“本省素种园艺天府之区，同人等深感责任重大，而诸学子亦兴趣浓厚。以师生素日研究译辑所得，汇刊成册，公诸社会”。可见，直隶农业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推动了农业科技知识的广泛传播。

农民教育论文篇2

发挥精准服务新功能的理论基础

远程教育精准服务各类农民新功能的实现，既需要切中相关群体利益需求，更需要根据各类人群的文化背景和心理需要，形成与该类人群认知结构对应的远程教育课程结构，才能产生出“耦合–共振”效应。（一）精准服务教育对象的理论1.多网合一“耦合”运作的原理“耦合性广泛地存在于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与实践之中。”[5]结合本文的语境看，则是指多部门、多种远程教育载体之间存在的“耦合”作用关系。这种耦合关系是以合力方式进行的，相互作用的要素之间会产生能量、信息的互补、放大、共振等效应，形成1+1>2的功能。2.针对学员群体的“耦合–共振”心理原理网络有效学习，涉及学习者内在心智变化的活动，而动机、元认知和元意志又是心智系统中激发自我学习的三个重要因素[6]。因此，诊断出教育对象的认知结构特征，针对学习者利益需求及其认知特点，制定精准服务的导航图，以提升其学习监控力，既能从教育内容上满足学习者的功利追求，又能强化其学习动机，拓展其元认知，在教育资源与学习者之间产生出“心灵相通”的共振效应。3.教育资源“质–量–度”有机统一的结构优化原理农民之所以愿意接受农村远程教育，是因为能满足其兴趣和利益追求，帮助其完成奋斗目标。而接受教育的内容广度和深度，却受其认知基础和能力制约。在以海量知识传输的远程教育中，需要根据各类教育对象的特征，准确定位教育资源的“质”所体现出的社会价值和难度水平。同时，为了让农民将学到的知识、技能予以有效地巩固，还需要相应数量的变式训练。因此，统一运筹的远程教育就需要在资源的“质”上把握好梯度，在量上把握好“数”度，分类设计出“质–量–度”结构优化的教育资源库。4.标准化系统教育与个性化片段教育有机结合的原理多网合一的远程教育，既融入了标准化的学历教育，又有移动和网络化的个性学习。标准化，有助于发展科学技术等专门化教育，有助于大面积、高质量地向农民推广科技知识。个性化，则有利于满足农民的兴趣爱好，丰富农村的文化资源。因此，需要遵守标准化与个性化有机结合的教育原理。（二）适应e时代教育特征的新理论1.“社会–人本–技术”功能一体化设计理论要达到让农民“适用–乐用–争着用”的教育资源设计目标，就要有满足社会需求的价值，才能让农民学到的知识有用武之地，顺利转化为其获益的目的。但是，要让农民“看得懂，听得进，学得会”，则需要从其认知水平出发进行设计。这就需要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即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将实时教学转化为延时教学，将课堂教学转化为掌上教学。因此，教育的“社会功能–人本功能–技术功能”必须有机统一到远程教育资源的整体设计中。2.学科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整合的标准化理论所谓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就是通过将信息技术有效地融合于各学科的教学过程来营造一种新型教学环境，实现一种既能发挥教师主导作用又能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的以‘自主、探究、合作’为特征的教与学方式”[7]。虽然在教与学的方式和教学环境上可以展示个性，但是学科教育有专门的课程标准，而且整合后学员的学习业绩也需要以标准化的统一试卷进行检测，这样学员获得的毕业证书才能得到社会的公认。因此，整合理论所达成的主要是标准化远程教育结果，实施对象也主要是现代教育技术与规范化课堂教学的整合，其价值在于为提高学历教育的效率奠定教育技术理论基础。3.弥补标准化缺陷的个性化移动学习理论体系学科整合教育理论在提高效率上优势明显，但对于随时随地的愉快学习却显得不足。基于移动学习形成的非正式学习、情境学习、境脉学习、活动学习、经验学习等系统的移动学习理论[8]15,具有满足个性化学习的优势，恰好弥补了课程整合理论突出标准化的不足，成为精准服务新功能发挥的理论依据。4.角色互换的资源研发理论为了充分发挥贴心地远程教育服务功能，将上述标准化教育和个性化移动学习理论综合加以运用，就应站在学习者的立场来考察哪些教育需要标准化，哪些教育领域需要个别化。其有效的办法就是换位思考，让农村远程教育资源设计专家下地方，深入农户；让现场培训者、学员代表上电视台，参加课程与教学设计的角色互换，在教师与专家、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经验同构、情感共振的效应。

远程教育精准服务农民新功能的实现路径

远程教育精准服务农民新功能的实现，既需要基础性软硬件平台建设，更需要根据各类人群的文化背景和心理需要来分类实施。（一）构建远程教育精准服务农民的基础平台首先，根据农村远程教育以农广校为主体的现实条件，可由农广校系统牵头，联合成教部门、中职教育机构，形成卫星视频传输、计算机网络、无线移动网络多网合一的农民远程教育支撑平台。同时，组织力量根据教育对象分类完成针对农民资源检索、信息、学历课程讲座多方面内容和形式的软件资源库，包括媒体素材库，课件库，网络课程、案例库，移动学习资源包、题库等，以便形成针对农村党员干部、专业户、普通农民的教育资源。通过建立学习导航系统及有效的搜索引擎，完善非实时和实时的授课系统、学习系统、辅导答疑系统、作业评阅系统、考试评价系统、虚拟实验系统、交流讨论工具等，为分类开展精准服务搭建起农村远程教育的平台。其次，建设个性化学习的远程教育模型。多网合一的远程教育具有不受时空限制的灵活性,触角可以渗透到多个部门，借助耦合原理可实现多部门教育资源的集约性优化开发。手机、电视、平板电脑等新农民喜欢的传播形式，为开展个性化的终身教育提供了现实条件。当前需要突破的是建立起针对学习者的个性化教育模型。一是建立学习者一般特征和初始能力的分析模型。认知方面包括辨别归类，信息加工、分析与综合，记忆过程中的趋同与趋异；情感方面包括理性水平、学习兴趣与好奇等；意动方面包括坚持性，冒险与谨慎，动手操作等；社会性倾向包括独立学习与结伴学习、竞争与合作要内容，在初始能力分析中应予以体现。可以借助手机和互联网对上述因子开展问卷调查，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针对各类群体特征的分析模型。二是建立分类精准服务的个性化远程教育内容模型。从知识点学习到整体教育内容的设计，要充分体现出e-Learning、M-Learning和U-Learning各类学习平台特征。根据标准化与个性化统一施教的原理，在个性化资源的组织上需要以紧扣同类教育对象的共同兴趣和利益追求为基础，从农民增收需要的科学种田、养殖、园艺等入手组织课程资源包，让农民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手机上网得到正确适用的答案。三是针对农民个性化需要的文化素质教育和闲暇教育，以电子图书、百科词典等形成针对移动设备的呈现模式，以视频和动画形成针对平板电脑和电视讲座的模式，以虚拟现实技术形成针对微机学习的呈现模式等。四是由自适应引擎进行学习者分析和学习环境分析，从学习对象库中选择相应内容，以最优组合方式呈现给学习者，开展个性化教育。（二）针对普通农民的精准服务根据普通农民文化基础、情趣和生产需要，结合其接受教育的主要工具是电视和手机，一是开发出生活常识类教育节目，提高其日常生活的应变力。如开发农村用电安全、防偷窃技术、处理空巢家庭关系技巧等电视、广播短剧，让其利用休闲时间收视。二是开发出适合查阅的文字、音频类手机百科全书答疑库。从家电使用、维修到家具布置、衣服熨烫，从养猪、养鱼、大棚蔬菜种植到市场交易信息，从婆媳关系到邻里关系、异性朋友关系的处置等，全方位地设计出农民需要的各方面信息资源库。三是以娱乐节目方式，针对农村生活变革对农民实施精神文明教育。开发出农民喜欢的手机在线游戏节目，开展丰富多采、健康向上的文化娱乐活动，充实群众农闲生活。四是开发出针对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教育资源。在新技术培训中，要根据技术操作要点进行“情境–程序”一体化课程与教学设计。主要是针对农业技术运用中的常见问题，设计出问题的现场情境，清晰地演示解决问题的多种方式、操作要点，然后设计出检测掌握解题要点的虚拟操作程序，以延迟呈现方式让接受教育者跟着学，进行尝试性试验。五是针对地区支柱产业开发出特色技能教育资源。如在水果、烤烟和养殖等经济作物区，充分发挥基地协会远程教育网络服务功能，借助点状技术模块的针对性培训，按照工艺流程展开过程，设计适合村落或某些家族型工艺技术的系列微型课程模块，通过三D式立体演示，引导农民掌握做优做大特色产业的技术。六是实施个性化的导航指导，提供像饭店一样的学习导航“菜谱”。“菜谱”中标明教育资源包名称及其功能，以便学习者根据自身需要和“消化”能力，组合出符合自己口味的个性化学习资源。

农民教育论文篇3

(一)农村科学发展的现实要求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终身学习已经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不断学习已经走上致富之路。然而，那些贫困山区脱贫的步伐却依旧缓慢，经济发展不起来甚至进入死循环。很多农民固步自封，不愿意学习新东西，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漠视不理，继续粗放式发展生产，从事不利于自身健康、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工作，这与整个新农村建设的科学理念、和谐氛围格格不入。因而，为促进农村社会管理与治安稳定，形成淳朴民风村风，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迫在眉睫。

(二)建设法治中国的客观需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而，解决好农民的各种问题，尤其是全面提升农民的法律素养，使其法律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将成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也将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

(三)农民自身法律素养提升的应然要求

法律社会化，指通过主体与法律的交互作用，使个体的法律共性与个性共同形成的统一过程。一方面，通过法律教化，使主体在法律环境的作用下，掌握法律文化，造就法律共性;另一方面，通过个体内化，使主体积极作用于法律环境，选择法律文化，塑造法律个性。构建学习型社会，农民的学习问题值得关注。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素养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现实，要提升农民自身的法律素养，着眼于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理应成为一个突破口。具体来说，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就是使农民从自然人成为法律人，就是促进农民逐渐学会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并为现存法律体制所接受，就是促进农民法律态度、法律信仰、法律意识形成，也是促进农民理性认知、利用和改造自身所处法律环境，从而使山区农民养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习惯，形成积极学法、遵法的优良风气。

二、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及归因分析

当前，我国贫困山区农民法律社会化程度较低，主要表现在:农民法制教育严重缺失，没有法制教育的相关计划与安排;缺少专门的法律服务机构，农民接受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电视、报纸、网络等;存在一定程度的法律信仰危机，司法公信力较低，多数农民认为学习法律无用，或者认为法律程序过于繁琐;农民文化程度多为小学，法律宣传教育效果不明显;法制教育内容与农民实际生产生活关联性小，且法制教育以文本方式为主，教学方式陈旧不先进，农民对其不感兴趣。这些问题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农民习惯、干部乐意的“人治”历史传统

中国普通百姓有勤劳善良、隐忍、逆来顺受等性格特质，文化水平低且社会地位低，遇到棘手问题多是依赖别人，不习惯独立解决。由于“有事找干部”、“有事找政府”等传统思想盛行，农民平时遇到纠纷时，常寻求村里的“智者”调和，想不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二)贫困山区多粗放式经营，经济相对落后

贫困山区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可用耕地较少，因而农民务农收入并不高，村干部经济较差，没有形成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路，对村里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生产生活方式视而不见或者得过且过，山区经济发展一直跟不上时代步伐，仍旧是粗放式发展。比如，山区农民长期以来形成开山取石的传统，破坏了国家国土资源、矿产资源、原始森林资源，同时，造成生态失衡、引发地质灾害。

(三)地理环境受限，普法宣传不到位

贫困山区多处偏远地带，交通不便，县政府对其监管不力。一些乡镇从未组织过村干部学习法律，更没有采取措施要求干部自学或进行相关法律培训。比如，国家森林保护法、国家矿产开采法律法规、环境保护法、土地流转政策、国土资源保护与利用等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并未深入进行宣讲，对农民宣讲也不到位，并未分析农民的实际接受能力与法律认同感。一些法律主管部门或者浅尝辄止，或者流于形式，在没有长期性规划的情况下便开始农民法制教育与宣传，导致成果不理想。

(四)农村干部阶层法律意识淡薄，不能很好地依法治村

虽然我国的普法教育已经进行多年，农民的法制观念有所提高，但是贫困山区农民的法制观念依然淡薄。很多乡村干部对法律一知半解，处理一些农村基层工作时，很少以法律的视角来考虑问题，常常以权压法、以暴制暴，甚至对一些积重难返问题放任自流。或者因为自身管理能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部分乡村干部不依法办事，随意侵害农民合法权益，，损害党在农民心中的良好形象。然而，农民却不懂法，常常无意识寻求合理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这种现实对于干部法制观念的强化与农民法制观念的形成极其不利。

(五)农民本身文化层次低，接受法制教育的意识不强

贫困山区农民眼界受限，对外界的新鲜事物常常怀有抵触心理;为了养家糊口，平时除了干农活、打零工外，没有太多时间娱乐或继续学习提升，就算有一点农闲时间也常聚众喝酒、打麻将、闲聊等，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多是随意，或者有一些对时事感兴趣的农民也常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专业的法律语言不理解，对法律程序、法律制度更是难以知晓;有时听村长宣传相关法律知识，也会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麻木心理，多数人认为，法律离自己很远，自己只要本分劳动就不会惹事端。

(六)法制教育培训少科学规划，多主体造成责任分化

从纵向看，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农民法制教育网络，但整个教育培训体系无统筹安排与长远规划，收效甚微。从横向看，目前涉及农民法制教育的部门众多，如组织部、宣传部、司法部、妇联、学校等，但是多方管理造成责任分化，没有主要牵头负责部门便无法保证农民法制教育的顺利展开。这使农民法制教育在实际的宣传与培训中，陷入零散、盲目、无头绪的混乱情形。

(七)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滞后，方法缺少针对性

农民法制教育内容更多是法律条文的堆砌而非对文本的具体解读，更多体现国家强制性而较少关注农民实际的法制教育需求，内容多枯燥而少灵活性、专业性强而晦涩难懂，无法激起农民的学习热情。我国于2012年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但在农民教育培训方面，各地方省市还缺少相关法律法规，这就使得农民法制教育培训本身操作性不强，法理性不够。教育培训方法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单向的传单发放，不关注农民的反馈意见;多采用墙报、村务宣传栏进行短期突击宣传，不注重长期宣传及后续跟踪。

三、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

许多学者对农民法制教育的探讨侧重从法律、教育、文化、新农村建设等视角，本文重点从成人教育促进农民法律社会化视角来分析农民法制教育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具体表现在:

(一)总体思路分析

1．充分考量农民心理及农民学习实际。

在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影响下，农民形成了“安全第一”、“知足常乐”等生存伦理和价值取向。他们存有保守古板、小富即安心理，力图规避对基本生存形成威胁的风险。同时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农民又有脱贫致富、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在这种安于现状的保守心态影响下，农民形成了过分关心实际效果的学习理念，具体明确的学习目的;同时，因农民忙于农事而致使他们严重缺乏学习时间及学习空间。因而，在农民法制教育中，应凸显尊重体谅的人文关怀、身体力行的公平正义，而不是极端偏见下的过分说教、至高权威与随意指责;应自觉打破思维预设，敢于推陈出新，并积极引导农民破除麻木冷漠、保守愚昧等落后思想观念，帮助其充分利用时空资源，养成主动学习习惯，做好对农民进行长期法制教育的心理准备，真正将农民法制教育落到实处。

2．妥善处理个群关系，使之良性互动，各司其职。

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个人往往以家庭成员的身份参与活动。因而，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农民法制教育，充分利用家庭内部与外部人力资源、关系资源、隐性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协调好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其良性互动，更方便地开展农民法制教育。法律宣讲团成员在进行农民法制教育时，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为了避免工作过程中互相推卸责任，必须提前进行工作分工:集体成员商议后确立短期和长期工作方案，组织部负责培训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宣传部负责前期动员与宣传;编辑部负责法律材料的编写与修正等。整个团队应注意个人与群体的良好协调及互动，并在活动中确立工作理念，逐渐形成科学的工作流程。

(二)具体操作方案

1．准备:创设良好的法律学习氛围。

(1)宣讲团成员提前深入农民生活，收集农民生活中的现实法律问题(离婚打官司问题、房产问题、子女上学择校问题、土地使用、流转问题等)，以这些问题为原型设置问题困境并形成宣传资料，在培训开始前将其发给农户;(2)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进行普法动员;(3)由村委会组织村民观看法制类影片并穿插法律宣传片，充分激发农民学习法律的积极性;(4)将农民的实际法律问题改编成小品、相声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给农民以心灵的触动。

2．方法及计划:分阶段进行，循序渐进。

法国学者莱斯纳等人认为，成人在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同时扮演继续社会化的客体、继续社会化的主体、继续社会化的施动者三种不同的角色。在此基础上，莱斯纳提出成人继续社会化的基本机制，分析形成了三类教学方法:以获得规范为导向的传授型教学方法、以个体发展为导向的帮助型教学方法、以对社会直接产生影响为导向的介入型教学方法。对农民进行法制教育的过程，实质就是农民继续社会化的过程。结合农民本身的文化水平，农民法制教育的培训工作应该分阶段实施，循序渐进地完成。(1)培训初期应多采用传授型教学方法，比如讲解法(分为一般法律知识专题和与农民相关的农村法律知识、政策法规等)、读书指导法(重点解读与农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专业术语)等，侧重对农民基本与重点法律知识的普及，使其形成相关的法律概念与解决法律纠纷的图式;(2)培训中期应多采用帮助型教学方法，比如讨论法(讨论并学习借鉴农民身边熟悉的法律案件、纠纷的解决过程与审判结果，帮助农民理解法律问题的关键点及如何遵守法律法规)、心理体验法(有计划组织农民旁听县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会，让其身临其境感受法律公正、法律权威、法律维权，并在此过程中有针对性地教育他们)等，侧重培养农民的法制观念与意识、形成解决简单法律纠纷的能力;(3)培训后期应多采用介入型教学方法，以实际生活中涉及的具体问题为切入点，比如土地纠纷、村干部换届选举、婚姻财产问题等，侧重农民之间的互动，让其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争做“法律明白人”、“维权达人”。培训结束后及时总结并延续教学成果同样重要。经过集中式培训后，宣讲团要及时总结培训中成功之处及存在的问题，并在后期对村干部进行针对性培训，重点培养他们倾听农民心声、关心农民生活的习惯，鼓励他们及时发现并收集问题，帮助他们成长为农民的法律咨询员、调解员，最终促成村民与干部和谐共处、法律素养逐步提高。

3．内容选择:体现方向性，凸显地方性、时代性。

课程内容的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是一种文化选择。因此，农民法制教育的内容应符合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即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农民。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前提下，教学内容的选择更应注重体现地方特色。应该具体结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等法律及文件内容，形成一套适合农民学习的、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宣讲材料，并结合最新时事动态进行修改完善。比如，教学内容可以包括:基本法律常识、农民合法权益维护问题、婚姻家庭问题、赡养父母问题、房屋买卖问题、财产继承问题、土地承包问题、纠纷处理问题等等。

4．启动:村委会牵头，整合人力、财力、关系资源。

由村委会联系组织人员，特别是在外经商者、从政人员、法务人士、大学生等，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召开新春座谈会、茶话会等活动，共同探讨如何开展农民法制教育，就具体工作安排作出详细部署。在发展过程中最终形成农民法制教育专款专用机制、村干部法制教育培训长效机制、法律讲师聘任制等各项机制，并写入村规乡约。善于整合利用农村优秀人才资源，做好知识分子阶层及村干部法律培训工作，以便根据农民的学习特点选择合适的培训方案。对农民培训也注意分步实施、分层培训，具体先从村里党员、学生、文化层次高的青壮年开始，然后再推进到中老年、文化层次低的半文盲、文盲群体。利用家庭这个小集体开展农民法制教育，综合考虑家庭成员社会阅历、知识水平等因素选出家庭内部“法律导师”，指导、培养每个家庭成员学会共享、学会互动、转变思想观念，不仅关注父母对子女的正向法律社会化影响，而且更应关注子女对父母的反向法律社会化影响。随后可以进行家庭与家庭之间的法律知识竞赛，促进其友好互动、共同发展。

农民教育论文篇4

（一）内容的不足：重私德轻公德德育内容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家庭道德教育的目的的实现，家庭道德教育的任务能否完成。新生代农民工表示，他们平时更多的教育子女要孝顺父母、孝顺爷爷奶奶、要尊老爱幼、听老师的话、不说谎、不打架等，以及遵守交通规则、团结友爱等日常行为规范教育。至于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等这种“公德”教育却很少在家庭中刻意提及，认为这些应该由学校老师进行教育。有些农民工家长甚至曲解了道德教育，认为道德教育就是要教会孩子处事圆滑，中规中矩，明哲保身，因为他们自己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在走访过程中，当被问及“是否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问题时，很多新生代农民工都表示“不知道”，能把24字核心价值观背出来的也是少之又少。十的召开，开启了新阶段和新征程，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传统道德中的某些精华被重新提及与重视，新的道德判断标准出现，此时，当代社会所需要的爱国主义、诚信、责任心、社会责任感，集体主义精神等“公德”内容的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来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方向和指导，加强他们的公德教育，提高他们综合素质、现代公民意识等，对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一份子、祖国未来的接班人也是尤其必要的。

（二）方式的单一：重言传轻身教教育方式深刻影响着教育的效果。新生代农民工家长的家庭道德教育方式呈现单一的特点。在调查走访过程中，笔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家长对孩子的家庭道德教育方式与父辈相比，虽态度言辞缓和了很多，但依然呈现单一的特点，重言传轻身教，主说教缺引导。在被问及“您平时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主要通过什么方式”时，依然有68.5%的人选择了“说道理”。大多数年轻农民工虽有意识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品质，却忽视了自己的身教，他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得把教育停留在口头上，轻则“老生常谈”“喋喋不休”，重则“厉声喝止”甚至“棍棒以对”，比如被问及“如果发现孩子做了一些不符合道德规范（比如说脏话）时，您一般会如何做”这一问题时，还有33.5%的人选择了“厉声喝止”。事实上，要知道，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他/她行为的对与错，善与恶，其实反映的正是家长的教育方式。有些农民工家长甚至自己都没有做好表率，在家里口无遮拦、爆粗口、乱发脾气、抽烟、熬夜打游戏等，回头发现自己的孩子有道德失范行为出现时还觉得不可思议，殊不知正是日常生活中自己的那些不良道德行为对子女的成长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事实上，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教育，不仅仅是靠理论来支撑，更应该在实践的过程中贯彻实施。给孩子讲一百个大道理，不如身体力行地成为孩子学习的道德榜样。

二、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问题的成因检视

（一）社会外部环境纷繁复杂，使家庭道德教育面临挑战

1.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影响着家庭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实惠，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同时，也使得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现实生活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风气盛行，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受到很大的冲击，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等正日益朝着功利化、物欲化的方向发展，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和变异，过于迷恋对物的崇拜、享受与占有，而对财富的获得方式，却不受人们太多的关注。年轻的新生代农民工们，自身面对这些挑战，都有些招架不住，时有困惑，因此势必影响对下一代道德品质的培养与教育。

2.信息化的负面影响冲击着家庭道德教育的原有功能随着社会的信息化，电脑和电视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辛苦工作一天的新生代农民工们，回到家往往通过上网看电视来缓解工作压力，忽视了对孩子的精神关爱，导致父母与孩子沟通、交流的时间大大减少。还有些新生代农民工整日工作忙碌，疏于对孩子的管教，同时孩子因为没有朋友，长期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便会将空余时间也大量花费在看电视、打游戏上。加之对于网络、电视、报刊、电影等处于迅速发展阶段的媒体缺乏有力的监管和约束，幼小的孩子很容易受到电视网络的影响，比如连云港市一男孩模仿《喜羊羊与灰太狼》剧情，与小哥俩做“绑架烤羊”游戏，导致兄弟俩被火严重烧伤事件。这些悲剧让人想都想不到。有时候，家庭道德教育在无孔不入的媒体介质面前，对一些负面影响往往防不胜防。

（二）教育主体自身困难重重，使家庭道德教育力不从心

1.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水平低，子女德育资金投入少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刚刚在社会站住脚，自身的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由于没有技术专长、没有工作经验、流动性强，他们大多只能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就业，工资起点低，涨幅小，增速长期滞后于城镇居民收入和国家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这样，与市民收入和城市消费水平相比较，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收入明显偏低，而且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家长在子女上学、就医等诸多方面还需要支付比当地市民更多的成本，所以生活压力较大。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活资金的不充裕，直接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教育，包括道德教育的投入。在被问及“您会给孩子买一些专门关于道德教育方面的故事书或者影像资料”的时候，有59.5%的人选择了“基本没买过”；而“不买的原因”中选择“工资就那么点儿，哪还有闲钱买这个”的占到52.9%。

2.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水平低，子女德育质量难提高文化水平不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他们对随迁子女的教育知识主要来源于自身经验和自己小时候接受家庭教育的经验,留心观察不难发现，很多采用“暴力手段”进行教育的年轻的农民工家长，自己小时候就多半成长于“棍棒教育”，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到底什么才是科学的教育手段，他们就会潜意识里套用父辈对自己的教育方式。当被问到“您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在子女道德教育方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时，33.5%的家长认为自己“缺乏方法，想教育却不知从何下手”。一些年轻的农民工家长的教育方法也有待商榷，他们有的往往只会告诉子女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于为什么这样，他们却很难解释清楚，使得孩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态度和蔼时，孩子一般能接受；但如果家长管教时缺了耐心，态度比较专横时，孩子往往会心生反感，甚或引起叛逆之情，进而对父母的管教产生抵触情绪，长此以往，家庭教育效果必然不佳。

3.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压力大，子女教育时间难保证教育子女，督促指导他们学习需要较大的时间、精力投入。尽管现如今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性质、工作时间的要求较老一辈都更高，他们的工作环境较上一辈也有所改善。但由于自身技能水平的限制，他们大多仍在低端的劳动市场就业，工作时间相较于城市里的普通单位工人更长。在调研中，问及被访人员“您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在子女道德教育方面）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时，46.5%的受访者表示“工作太忙，没有时间”。而且有时候新生代农民工家长由于压力大，一些不好的情绪也会被带回家，带给孩子。被问及“当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会将不好的情绪带给孩子吗”，有47.5%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偶尔有过”，32.5%的人“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劳动时间过长，强度过大，使得农民工工作之余可以支配的时间和精力很少，休息的时间都没法保证，更别说静下心来好好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了。

三、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问题的解决对策

切实提高农民工子女家庭道德教育的效果，进而改善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是全社会的大事，是一项涉及面极广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完成好这项工程，需要构建“国家—学校—社会—家庭”四位一体的道德教育体系。需要各方同心协力，群策群力。

（一）制度政策扶持，为家庭道德教育保驾护航道德建设离不开国家的顶层设计，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作为弱势群体，离不开相关政策制度的扶持，因此，国家层面应该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加强制度监管，为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进行家庭道德教育提供政策支持。比如以十的召开为契机，逐步推进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降低准入门槛，使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农转非”，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提供各种福利待遇。同时也要建立完备的法律法规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对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的进行，包括《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一些基本法律法规。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基本生活为出发点，建立健全涵盖生育、医疗、失业、养老保险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使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免除一些后顾之忧。

（二）家校通力合作，为家庭道德教育创新形式家校合作在道德教育中始终是备受关注的措施。因为学校本身也承担着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责任，且学校有其一定的优势，能掌握道德教育的大方向。因而在孩子的道德教育方面，家庭和学校在观念和目标方面首先必须达成一致，然后运用各自优势，相互配合，才能真正起到理想的效果。作为学校，应该不断拓宽渠道加强与家长的联系；要倡导年轻的农民工父母们科学地进行家庭德育，通过家访、印发告家长书等形式，介绍、推广成功的家庭教育经验，编写一些简单易懂的册子给农民工家长，给他们以技术上的指导。反之，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要主动与子女所在学校取得联系，要多跟老师了解孩子在学校的情况，每次的家长会要争取参加，积极地和班主任配合，发挥家庭德育的实效性。

（三）整合社区资源，为家庭道德教育添砖加瓦良好的社区环境有利于家庭道德教育的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聚居相对集中的社区或街道应加强社区及街道环境的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充分利用社区宣传橱窗进行先进文化和文明道德宣传；大力开展社区服务，建立社区的阅览室和活动室，积极组织新生代农民工和子女进行有意义的活动，融洽亲子关系；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与当地市民家庭间的沟通交流，加深彼此了解，增进彼此感情；有条件的社区可以尝试创建有关家庭道德教育咨询室，真正服务于新生代农民工家长，及时为他们进行家庭道德教育支招等，努力营造一个环境干净整洁、民风文明友好的社区氛围。

（四）提高家长素质，为家庭道德教育夯实地基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在家庭道德教育过程中，家长的核心地位不可被替代。为了提高教育成效，新生代农民工家长自身应该积极主动的提升自己的素质，主动加强学习，学技能，提高业务素质，努力在工作上表现出色，保证稳定的收入来源，为家庭道德教育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学理论，了解一些有关道德事件的来龙去脉与相关评论，提升自己的道德评判能力，从而更好地对子女进行教育；学方法，了解诸如“罗森塔尔效应”、“超限效应”、“霍桑效应”、“登门槛效应”等常见的儿童心理规律，掌握家庭德育方面的实践方法，灵活地运用于对孩子的教育中去。同时也要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努力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坚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为子女做好表率，平等、真诚地对待孩子，尊重孩子的同时也赢得孩子的尊重和信任。当然还要积极配合好各方的工作，与社会和学校一同，为自己随迁子女的家庭道德教育织就一张结实的保护网。新生代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道德教育并不仅仅是农民工家庭自身的事情，它关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关乎中国社会的有序发展，关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的解决也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长期关注，更需要制度政策的配合实施。学校、社会也应极力配合新生代农民工家长对这些随迁子女进行家庭道德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使他们健康成长，将来更好地融入城市中，成为真正的城市一员。

农民教育论文篇5

一方面嘉兴市政府在外来人员管理服务上创新举措，成立了新居民管理局，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来保障新居民群体享有的权利，在缓解外来人员子女就学难问题时，加快了公办学校建设进度，尽可能吸纳外来人员子女入学，据统计，公办学校班级中外地生占近1/3，并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建设外来人员子女学校，现全市外来人员子女入学率超过了95%。另一方面，就外来务工子女受教育权而言，这类群体在享有教育资源公平性上仍面临严峻的挑战，于此同时衍生而来诸多教育问题，究其形成原因更值得深思。调研分析结果显示，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形势不容乐观，突出问题具体现在以下方面：

1.家庭教育环境差、学习条件缺乏

家庭背景对未成年儿童的成长有重大影响。团队调研的均是小学阶段学生，年龄段在小学6~12岁，正处于身心健康成长的关键时期，由于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不高，其家庭教育环境并不乐观。在调研问卷中“如果给孩子购买图书，每学期您能接受的金额是多少”，仅20%的家长表示能接受100元以上的图书支出。在蓝天民丰学校及其周边社区走访中笔者发现这些外来务工群体多住在城乡结合部，或近郊的工棚、集体房、廉租房，周边文化教育设施差，儿童学习书籍资料少，缺乏休闲、娱乐和学习设备，而且周边人口复杂，居住环境不具备子女学习相适应的环境与条件。

2.教育内容单一、教育方式简单粗暴

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调研中发现，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内容比较单一，不少家长过于注重孩子成绩高低、升学率，对孩子期望很高。分析调查结果显示，91.3%的家长都较为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只有8.3%的家长关注到了孩子品德修养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另外，83%的家长希望孩子获取大学以上学历，而“轻松、收入高、自由”的工作期待比例占到65%，由此可见，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家长大多一味追求子女的学习成绩，这种学习成绩至上的价值观往往导致家长忽略子女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其次是家庭教育的方式简单粗暴，多数家长在对子女的教养上还是以“棍棒教育”为主，据调查其比例占到45.92%，能耐心教导的只占3.44%。此外，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家庭常常是上演“家庭暴力”的重灾区，在受访的73个外来务工随迁子女中，有20个孩子不同程度的经历过家暴。

3.家长家教水平低，家教能力和沟通能力欠缺

外来务工群体自身文化水平有限、综合素质低，在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上往往有失理性与科学。就家长文化层次而言，初中以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70.5%，当子女犯了错或者学习成绩不如人意时，多数家长在对子女的教养上还是以“棍棒教育”为主，据调查其比例占到45.92%，能耐心教导的只占3.44%。在调查中，63%的家长认为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起着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和想法却背道而驰，而与家长深入访谈中，87%的家长表示自己不清楚孩子的喜好、性格。他们也表示自己起早摸黑，根本无心照顾与关心子女，从而与子女存在一定隔阂。

4.家长与学校缺乏沟通交流

当前，在针对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尚未有效形成教育合理，这正是当前我们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面。访谈了解，学校与家长联系偏少，家长也不主动与学校联系。一般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就是教育，甚至拒绝学校通过家校通平台与家长的交流，对孩子的健康状况不闻不问。有不少家长告诉我们，“我在外工作，孩子就一人在家活动”，从侧面反映出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的活动场所仅限于狭窄的小区。由此，在相互联系、相互的教育系统中，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缺乏配合与协调，导致家庭教育封闭。

二、影响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因素分析

1.家庭内部因素

在受访的180名家长中，年龄在25~35岁为主占60%，35~45岁占30%，45岁以上则占10%。现有学历在小学、初中、中学、中专、大专各占40.5%、30%、18%、3%、2%，无家长学历在本科生及以上，不到5%的家长取得中专大专学历，学历集中在小学。在受访人群中文盲率则占约6.5%，而我国人口粗文盲率早在2010年就已经降低到了4.08%。由以上两组数据，可得出结论：作为家长的外来务工人员自身的文化程度偏低。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有限，势必会影响对孩子的家庭教育，突出表现以下四方面：家庭教育观念落后，教育方式简单，日常管教不到位，忽视心理健康教育。

（1）教育观念落后

农民工家长教育观念表现出了极强的功利性，更关注学习成绩，忽视能力的发展。并且受经济能力和时间所限，较少有家庭让孩子参加兴趣班，对孩子才能的发展往往力不从心，让孩子潜能失去发展的机会，缺少创新意识培养。

（2）教育方法简单

调查表明农民工群体对待子女教育片面强调物质强化。不会激发孩子的自我教育能力。农民工家庭教育在激发孩子发展内驱力方面表现出较多不足：过于溺爱孩子、不善于与孩子进行良好的沟通、不会尊重孩子的意见和看法、默然对待孩子的进步或好的表现、强调父母的身份与权威等。

（3）日常管教不到位

平时疏于对孩子的管理，给子女的学习帮助偏少。如子女不做作业、玩电子游戏、交友不善、形成不良的行为习惯等问题都是农民工家庭容易忽视的。行为纠错能力不足。青少年儿童正处在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的个性心理、行为习惯正在形成，稍不注意，孩子容易形成逃课、上网、吸烟等不良的行为习惯。对于不良的行为习惯，家长不应简单训斥甚至打骂，也不能过于偏爱、护短任其滋长，农民工父母往往缺少这些应有的教育纠错能力。

（4）忽视心理健康教育

不懂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不会疏导孩子情绪。农民工父母往往缺少对孩子自信心培养的有效手段，许多家长不会发现孩子的闪光点，不会及时肯定孩子的进步；相反有些家长会在孩子犯错时责怪他们，遇到挫折时谴责他们，不利孩子自信心的培养。

2.家庭外部因素

（1）教育环境

公办学校教育资源短缺。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弱，资金来源匮乏，设备简陋，教学质量不高，这些都限制了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民工子弟学校急需解决正规化的问题，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教师水平低，教育方式不当。个别教育者自我要求不严，言行不慎，教育方法不当，对学生不尊重、不信任、不能一视同仁，有的甚至对学生讽刺挖苦，变相体罚等等，这是教师的“师德问题”，这也对农民工子女的成长造成严重的影响。在走访的过程中，有老师这样讲到“我们学校也有出现体罚的事件，虽然说老师也是抱着‘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但其实这也是师德问题”。教学资源差距大。特别显现在民办学校与公立学校，甚至是纯民工子性质的学校，集中表现为教学硬件设施简陋，文化建设紧张、资源短缺，校园安全建设不到位。

（2）社会环境

以上原因均成为制约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之类的重要因素，但城乡二元结构是产生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问题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户籍壁垒以及在城乡户籍壁垒基础上的其他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民工家庭虽然已经流入城市，但在养老、医疗、失业、救济、补助等方面不能与城市市民享有同等待遇，农民工家庭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随迁子女由于户籍限制并不能真正公平地享受当地的教育资源，加大了心理落差，也增加了家庭教育的难度。

三、改进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的对策思考

1.家长应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尽可能地转变自身教育理念。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掌握科学家教方法，从而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和教育观念。应认识并接受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加强学系，主动参加培训，提升自身教育水平。应加强与孩子的交流和沟通，及时与学校、老师进行联系，掌握孩子成长情况。

2.学校应创设一定的条件帮助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应积极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学校定期开家长会，教师经常性家访，定期开展亲子活动。应建立家校合作制度，定期与家长沟通，汇报子女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思想情况，搭建一个学校和家庭共同教育的局面。最后，学校应该建立心理咨询室，随时帮助孩子解决一些心理问题。

3.社会应提供相应的场所和设施来提高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质量。积极举办多种形式的家长学校以提高进城农民工家庭教育质量。建立儿童少年机构，定期开展讲座、经验交流会等活动。搭建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帮护体系，减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4.政府应加大投资，运用大众传媒和法律手段促进进城务工人员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完善法律法规，将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纳入法制轨道。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建立进城农民工基本社会服务制度体系，保障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权益。加大民工聚居区环境整治，支持建立社区图书馆活动室，积极组织随迁子女参加活动。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在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也是社会改革浪潮推动下的必然产物，我们看到嘉兴市政府在应对外来务工群体上作出了良好榜样，但仍有待优化改进，而不断改善新居民子女的教育问题，需着力保障新居民子女享受公平的教育资源，呵护新居民子女的心理健康，更需要对政府在社会保障、就业、就学、就医和文化生活等方面不断予以更新，使每一个城市中的新居民都能更安心的在当地长远生活及发展，让新居民不断地市民化。

农民教育论文篇6

（一）职业教育观念亟待更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应服务于农业现代化发展，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同时应适合当前广大农村生产发展，农民劳动致富的需要。但在部分地区，受传统教育观、狭义人才观的影响，很多人把职业教育等同于成才升学，认为农民职业教育无关大碍。因为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投入较多、见效缓慢,所以许多重政绩、抓现实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对农民职业教育宣传、组织、实施等缺乏一定的积极主动。面对目前多元经济的影响，面对现代农业技术的快速发展,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意识、市场意识明显增强，逐渐摆脱过去小进即满、小富即安的小农经济思想,逐渐形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相融合的发展观念。当然受社会大环境影响，一部分八零后九零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确存在不能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精神，存在着追求一时享乐的思想。

（二）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近年来,河南省不断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投入，尽管如此，资金投入不足、不均衡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全省财政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总量很大，但由于人口多，分配到各地市的资金有限,尤其对一些财政比较困难的乡镇,普遍存在资金短缺，有些地方甚至把教育培训款项挪为他用，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经费难以保障，无法按时到位。经费的严重不足，直接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使得很多地方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改善步伐缓慢，不少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和实践设备不能适应新形式职业教育工作的需要，有的职业学校连必要的教学环节也不能得到保证。

（三）职业教育资源协调欠妥各级地方政府作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主要主体，职能定位不够准确,越位、缺位、错位现象时常存在,这些极大地影响了农业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参与的积极性。河南省有着非常丰富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资源,但由于这些资源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各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联系，往往都是各自为政,从而导致资金使用分散,难以形成集约效益、规模效益，难以形成系统化、长效化的培训机制。表面上讲，多个部门的积极参与,体现的是各部门对农民职业教育工作的支持。实际上讲，这种多头式的管理,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目标,势必会造成宏观指导上的极大盲目性。职业教育资源不能科学合理配置使用,职业教育培训任务落实难度变大，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盲目性、无序性也就突显出来。

（四）职业教育法规建设滞后2010年，《天津市农民教育培训条例》出台，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农民教育培训的地方性法规。尽管之前有许多相关法律法规都从不同侧面涉及这一领域问题，但并不都是专门针对农民教育培训而制定的，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覆盖面不全、规范性不强、针对性不够等问题。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少，让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依法施教、依法培训无所遵循,依法治农、依法助农缺少相应地依据。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专门立法的空缺，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工作的正常进行，使得职业教育培训常会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缺乏长期有效性。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他们已经不再只是为求生存，满足于从事一份简单的工作，等赚够钱再返回农村生活的群体。他们是一群为获得更大发展，适应生活需要，努力追求一份技术含量高，渴望定居城市的新生代。因此，加快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步伐，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战略举措。

二、推进河南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不断完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相关政策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虽然1996年我国也有了自己的《职业教育法》，但是以“农民”和“职业教育”命名的相关法律却很少。因此，应逐步健全以“农民工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体系。如农民工职业教育管理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问题、经费问题、职业教师资格准入问题等。中央还应统一制定相关职业教育法，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管理规范，合理配置全国职业教育资源。逐渐改变目前地方政府职业教育立法多、中央统一立法少和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法律效力低、不完整、协调性差的问题。从法律上给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同时，全国人大应不断加强对职业教育立法的监督，保障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不与宪法相抵触，监督地方性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加强对职业教育法的执法检查，保证在执行过程中的合法性、合理性。保障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在立法中得到体现，保障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法的贯彻。如果条件允许，应将社会组织纳入职业教育法律的监督体系。这些社会组织应包括社会公益组织、农民工团体、相关行业协会等。将社会组织纳入法律监督体系能更好地体现我国法律监督的民主性，也能弥补各权力机关在法律监督过程中的不足。

（二）不断加大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资金投入为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得到良好发展,必须在资金投入上加大力度。地方政府要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事业，把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根据需要，逐年增加，建立起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就业培训基地和专项扶持基金。逐步完善绩效评估制度，根据服务年限不同、业务水平等级等确立相应的补助金额，给予符合职业资格的新生代农民工以一定资助，使其更能为社会贡献才智。有时候，单依靠政府投资模式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要发动更多的社会企业和民间力量进行资助。新生代农民工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目的就是到企业就业，在一定范围上讲企业就是职业教育培训的直接受益者。因此，企业可以针对那些受教育程度高、思维活跃，具备从事专业技术岗位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优先招聘录用为员工，然后统一交由政府培训，合格上岗后企业支付培训费或者从他们每月工资中(一定要在可承受范围内)逐步扣除，这样就能够最大程度地减轻新生代农民工自已筹措职业教育培训费用的压力。

（三）不断创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机制方式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具备战略眼光，从大局角度出发，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原则，摈弃那种患得患失、陈旧落后的培训观念，不断创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机制方式。第一，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专业技术培训。在职业（院）学校开设各类专业技术培训班时，政府工作人员要积极到企业开展宣传，吸引更多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专业培训。第二，积极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学习创造条件。社区学校要主动做好相关的组织和服务工作，将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素质教育培训与各系统新生代农民工安全生产培训、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新生代农民工岗前培训、新生代农民工特种技术人员培训等各类职业和技能培训贯穿起来，实现对接。第三，开展党团组织活动。在新生代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建立党、团组织，加强教育管理，既有利促进群团组织建设，也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发展。第四，加强法制教育活动。聘请专家、教授、法律工作者为新生代农民工授课，进行普法教育宣传，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素质。第五，根据市场需求，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特色项目。如月嫂、保育员、育婴师项目的培训对象主要是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女性农民工，这些都为新生代农民工们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就业机会。

（四）不断推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先进经验国内外农业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有助于解决河南这个人口大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问题。美国农业职业教育为其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相当完备，全国划分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其中联邦一级设立了进修学院、州一级设立了州立大学和农学院、地方一级设立了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州立大学和农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本科生、负责协助办理社区学院、培养中级农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为本州农业经济提供咨询、开办各种形式的农业培训和普及现代化农业科技知识。中等农业技术学校除招收农村青年外，还为成年农民提供技术支持。除了这些正规的学校外，还包括各种类型的非正规学习活动，如“4H俱乐部”、“美国未来农民协会”等。法国政府把农民接受职业教育培训，取得合格证书作为经营农业资格、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和补贴的必备条件。其农业职业教育办学机制非常灵活，经常是深入到田间地头、落实到农民家里，形成了一种较为实用、影响长远的培训方法。日本的中等农业职业教育是农业职业教育的中坚力量。农业高中以培养各地区农业继承者为目标，围绕本地区的农业实际问题开展教育，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普通高中是为了培养农业专业和农业相关联产业技术者。除此之外，还积极推进学生取得职业资格的指导活动。英国有着比较完善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有初、中、高三个层次，同时建立了业余培训作为正规学历教育以外的补充，英国农业职业教育十分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各地设有200多个农业培训中心，以招收具有农业工作经验的年轻人为主。虽然世界各国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非常重视农村经济的发展、重视农民的职业教育培训。各个国家在各自发展过程中都探索出了一套独特的经验，研究发达国家农村或农业职业教育的经验对推动我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三、总结

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它的健康成长发展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系到城镇化建设，关系到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调整，关系到民族兴衰。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教育培训本身，同时是与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社会地位、文化生活等问题，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课题，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入研究。

农民教育论文篇7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对一定历史时期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反映。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大量贫困人口。这些贫困人口，大多在农村。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关键。只有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带来切实可靠、实实在在的利益，思想政治工作才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一）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有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村级组织才有掌握得住、运用得了的雄厚资金，增强基层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增强集体服务功能，为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创造良好条件。集体经济是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最好示范。只有发展集体经济，才能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村容村貌，优化农民生产生活环境，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发展并壮大集体经济，要坚持因地制宜，拓宽增收空间；市场导向，提升发展能力；分类指导，实现保值增值；积极扶持，营造良好环境，树立多业并举、多产并进观念，充分开发资源，发挥优势作用，面向整个市场。

（二）发展专业合作组织，提升农民协作水平

农民能否顺利走向市场，离不开各级政府的组织、引导和推动。政府可以作为农村发展的“火车头”，培植典型，组织观摩和交流，总结推广经验，自上而下、循序渐进地扶持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生产组织。同时，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充分发挥区域优势，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流通组织，推进“产、供、销”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家家户户的小生产与社会化的大市场联系起来，解决农民“买、卖难”问题。按照产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的思路，帮助农民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二、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要把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作为基础和目标

列宁结合农民生活、思想实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告诉我们，开展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要力戒“假大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把为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作为基础和目标。只有努力将解决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坚持教育群众与服务群众相统一，才能通过为群众排忧解难赢得信任。只要上级党委和政府时时刻刻真正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办实事，各项工作才能顺利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能取得实效。同志曾尖锐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生产问题，耕牛、农具、种子、肥料、水利、牧草、农贷、移民、开荒、改良农作法、妇女劳动、二流子劳动、按家计划、合作社、变工队、运输队、纺织业、畜牧业、盐业等重要问题，并帮助人民具体地而不是讲空话地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农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结合起来，量力而行，扎扎实实。领导干部要先行，各级干部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说到做到，兑现承诺，树立导向；还应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亲身体验老百姓生活，切实解决实际困难，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自觉接受群众评议和社会监督，真正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繁荣的成果。

三、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核心和关键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斗堡垒，是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骨干力量，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点加强乡镇、农村两级基层党组织建设，更好地发挥其带头作用。与此同时，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基层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加强党组织领导，是开展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前提。

（一）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先抓好乡镇领导班子建设

如果说国家治理的重心在“县”，在“县—乡—村”三者关系中，乡镇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乡镇既是国家相关政策在农村的最终落实者，也是农村基层情况向上的传递者。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以及农民活动范围的扩大，许多公共需求已超出村庄范围，要求在乡镇范围内进行协调和监督。基层党组织尤其是乡镇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是对基层农民最直接、最生动的教育素材。

（二）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加强普通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

执政党最深厚的伟力在于人民群众的拥护。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始终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对群众进行教育，也是向群众学习的过程。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逐渐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制度建设，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权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对有关自身利益重大事情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维护并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防止某些党员干部高高在上、盛气凌人，骑在农民头上作威作福。

（三）建立健全相应的激励机制，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纳入年度考核内容

建立健全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的考核制度，切实抓好对农民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日常考核。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业绩档案建设，定期将农民思想政治工作成果进行考核评估，做到及时总结成功做法，及时改正不足。上级基层党委、政府完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考核内容，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考评结果作为村级党建等全面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作为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建设创先争优的重要考核依据，增强广大干部的责任感和荣誉感，以此调动农村基层干部做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积极性，坚定他们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信心和决心。

四、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要把推进农村民主法制建设作为支撑和保证

（一）将法律贯彻到乡村

传统乡村社会属于“礼俗社会”，世代定居的生活使农村居民在相互熟悉中得到信任，道德、风俗、习惯以及世代相承的经验成为支配农民生活的主要准则。社会结构的变动，要求国家必须将一种新的、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法律，贯彻到乡村。

1.加强普法宣传

设立普法领导小组，加强对基层党政组织、村干部的法律培训，增强农村基层干部法制观念，加强农民群众对法律、法规政策的学习，养成自觉学法、守法的良好习惯，增强法制观念。

2.选准内容，因法施教

农村法制教育内容要贴切农民实际、学有所用，抓住关联性，突出针对性。要涉及选举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婚姻法、计划生育法、合同法、劳动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3.整合法制教育资源

利用学校、公园等公共场所进行法律知识教育，开展“送法入户”等法制宣传活动。不仅要提倡积极学法，还要强调用法、守法，将民主法制教育渗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中，实现从守法到科学用法，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二）两手都要抓，双管齐下

加强农村法制建设要与完善农村村民民主制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必须两手都要抓，双管齐下。基层干部只有实行“四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能做到“三依法”，即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才能兴利除弊、惩恶扬善，努力做到村里的大事由村民做主，村民关心的事情向村民公开，把农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解决好，村民同干部才能一条心，干部说话才有号召力，办事才能齐心协力，切忌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甚至徇私枉法。要加大依法治理的力度，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对少数违法犯罪分子要坚决依法严惩，真正起到教育群众的作用，把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落到实处。

农民教育论文篇8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远程教育成为国民教育以及科技推广的重要手段和途径。现代远程教育受社会各界广泛欢迎和应用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覆盖面非常的广泛、内容丰富、层次多样化，可有满足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经济市场发展之需求。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远程教育在部分高校中已开始尝试，同时也为农业及其产业化发展提供了职业和技能帮助，并逐步建立起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的教育发展模式。比如，阿合奇县通过应用远程教育走向了致富之路，从转变农牧民的思想观念着手，通过送政策、技术和信息，全面提高农牧民致富的信心与能力。①引导农牧民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通过远程教育建立结对帮扶机制，以扶贫先扶志为基本原则，在远程站点开展“一家人”结对子活动，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宣传党的各项惠农、惠民好政策。农牧民理清了发展之路，并制定了合理的发展计划，很快便转变了传统的落后思想观念。②引导农牧民拓展致富渠道。以远程站点为基础，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导向，通过向农牧民送技术的方式开展订单培训活动，建立技术信息资料库，让每一个困难农牧民至少掌握1到2门专业技术。③引导农牧民脱贫致富。实践中，充分发挥各远程站点的远程教育资源之优势，建立和完善农牧民信息资料库，并在此基础上及时为农牧民送信息，上门送学、导学，多渠道开展劳务输出活动，引导青年农牧民积极地走出大山。

2以城镇化建设为切入点，实现由村入户的有效延伸

据调查显示，富裕的大量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将成为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应逐步提高西北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尤其要保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协调发展，坚持走城镇化发展之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也为西北地区的农牧民富余劳动力再就业创造了机遇与条件，但富余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专业技能低等问题，成为当前发展的瓶颈。党中央国务院对西北地区的农牧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务工就业等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尤其在成人教育问题上投入非常的大。对于当前西北地区的富裕农牧民而言，不可能同时进城务工，就业形势也非常的严峻，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笔者建议一方面以城镇化建设为主要切入点，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技术的作用，对现有的富余劳动力进行再教育，通过知识、技能的传授、培训，全面提高西北地区农牧民的素质和业务技能水平。

3通过创新远程教育，实现农牧民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

对于西北地区而言，乡镇成人学校是当地农民科技教育的主要阵地和知识传播场所，多年来培养了很多有知识、善经营的知识型农牧民，同时也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插上了科技腾飞的翅膀。近年来，随着远程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现代教育模式的不断改进，农牧民实现了终身教育。从本质上来讲，农村成人教育的重点在于为“三农”发展服务，即实现农民的增收、农业的增产以及农村的稳定发展。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同时也是农牧民素质低下、增收缓慢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然远程教育的出现，有效地克服了西北地区农牧民的远、大、散困难，将科技知识送到了农牧民的手中。在远程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根据时节和农牧民的实际需求，以实用性、有针对性的内容为主，围绕着怎样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农民增收和富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等主题，创新远程教育，实现农牧民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改变，提高技能与服务水平。在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网络资源的基础上，着力引导本地区的农牧民学习相应的知识和技术，并有效掌握当前的市场经济知识，对经济发展信息进行全面的掌握，参与到市场交流与农牧区产业化结构调整中去，从而对其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有效的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站点、市场、基地为一体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实现了远教教育的实效性。在农业部制定的三段地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旁边，还建立了农牧民培训中心以及远程教育网点，以市场和基地为依托，利用每周集市交易时间，对进入市场交易的农牧民进行集中教育与培训，并进行现场教育教学和相关技术指导，传授养殖、种植技术，对当前国家政策与市场经济发展新信息进行传播，从而有效解决了学、用脱节的问题。据调查显示，通过农牧民培训站点，使80%以上的该地区农牧民掌握了至少1~2门专业技术、发家致富之道。

4依靠政府支持，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的致富作用

从实践来看，建立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远程教育，具有投资少、操作方便、信息容量大以及灵活实用等优点，逐渐成为当前西北农牧民发展致富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远程教育不仅可以有效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客观要求，而且在提高农牧民自身素质、开展职业教育方面，具有居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是农业大国，人口多、底子薄，实施远程教育可谓是公益性基础建设事业，因此应当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充分认识到远程教育投资的重要价值。同时，还要不断建立和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资金的远程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切实解决当前远程教育快速发展资金短缺上的桎梏问题。在此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向农牧民集资的形式，拓宽远程教育发展资金筹集渠道。作为当前科技发展的主要载体，农牧民成人教育应当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自身的优势，将农牧民确实需要的技术，以最快捷有效的方式，传送到农牧民的手中，使他们第一时间尝到远程教育惠农富农的成果。在远程教育创新发展与应用实践中，只有将其切入到当地政府的工作进程中去，深入到农牧民致富奔小康领域，才能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深受广大农牧民的欢迎。

远程教育是为基层广大群众提供新技术、新信息的有利平台。比如，城川镇，地处宁夏、蒙古以及陕西三省交界处，城川镇巴音什里嘎查牧民塔尼拉在旗农牧民培训中心观看了远程教育电教片城川镇马鞍桥羔羊养殖技术后，尝试牲畜改良和两年三茬羔的养殖模式，人均纯收入由5200元提高到10000多元。他们还通过创新“站点+市场+协会”模式，促进农牧民增收致富。把现代远程教育的资源优势与专业协会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实行优势互补、共建共享。他们发挥专业协会优势，大力支持远教事业，利用协会的资金、技术、市场、人才等，为农牧民提前、产中、产后服务，提高广大农牧户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城川镇辣椒经纪人协会，通过这一模式，培植起了致富一方的“城川牌”辣椒产业，辣椒种植户现已达到2800户，每年人均从中实现增收3000多元，远程教育资源惠及了广大农牧民。总而言之，远程教育是建立在现代计算机网络及通信技术基础之上的新兴教育模式，它可以将各种惠民、惠农知识、技能和信息，及时准确地传送大农村，尤其是西北农牧民那里，而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因此成为西北农牧民摆脱贫困的希望之灯，同时不断创新的远程教育模式也为西北农牧民搭起了致富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