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范文

农民增收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发展农村经济,统筹城乡发展,是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

我国人口众多,又是农业大国,这样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始终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自强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民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农业不发达等问题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比较突出的矛盾。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千百万的农民用“手推车”推出来的,那么,如果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因此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中央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过。但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中,在全新理念指导下的一次农村综合变革的新起点。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原因

我国再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难点和关键在农村。如何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仅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更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落后于城市,中国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又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如果继续维持目前的状况,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将很难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难以得到保障。农业不稳、农民不富、农村不强,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欠缺,社会事业的不足,收入水平的低下,也直接带来城乡矛盾、工农矛盾的进一步加剧,从而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是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解决农村问题上已经进行过三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八十年代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核心是分权。2003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是第二次,改革的核心是减负。作为第三次大的改革和调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实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方案,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实际措施。过去两次改革是单向的,这次新农村建设则带有系统性、综合性,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方位政策设定。当前,我们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三农”问题,而农民问题又成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当前的农民问题主要有哪些呢?

2当前农民问题的主要表现

2.1农民人口众多

我国至今还有9亿多农民。一个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不应是一个农民占到了75%的国家。如何减少农民是我们今后要完成的重大任务之一。

2.2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比较穷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增收问题。随着短期政策空间和价格上升空间的减小,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加大。这里说的农民穷是指平均水平比较城市居民而言的,是比较我们的经济成就而言的。从1978年到2001年,我国的GDP翻了三番多,但农民的收入却没有得到很大的增加,这几年略有增加,但却主要是靠打工和非农经营收入。事实上,中国现在还有62%的农民单靠农业收入,而这部分农民收入这些年是在递减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1995年是272:1;2001年为292:1;2002年为31:1;2003年为32:1。

2.3农民内部的分化

这主要指农民收入。前面讲的农民收入是平均数,在平均数下面掩盖了很多问题。以2001年为例,当年农民人均收入为2366元人民币,其中在平均数以下的占58%,有13.22%的农民的收入在1000元以下,也就是还有1亿人为贫困农民,其中2000多万为绝对贫困农民。

我们不能以城市的繁荣掩盖农村一些地方的贫穷,也不能用少数人的增收掩盖局部地方农民的减收,平均数代表不了大多数,大多数低于平均数。

2.4当前农民失地带来的问题

有不少地区在“加快城镇化”、“经营城市”等口号下,空前规模地侵夺农民的土地;同时,只按计划经济时期规定的标准,给予极少的土地补偿费。这种不平等不等价交换,一方面使失地农民以千万计;另一方面有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不法房地产商则从中渔利。这数万亿资金,成了这些年不少地方的第二财政,并主要用于城市建设,这对农村对农民则是莫大的损失。这种计划体制模式的征地办法,看起来多快好省,实际上对农民不利,对国家的全面发展也不利。

上述问题存在的主要根源在于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农村、农业政策还没有得到改变。我国当初搞计划经济,实行农村合作社,农民没有生产经营自,农业的任务就是保障供给,保证满足国家对农产品的需要。农民向国家交售的粮食的价格是由国家行政制定的。农民卖“爱国粮”给国家做贡献,根本不符合市场规律的等价交换。因此,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个深化改革的问题。再说农民工,为国家和城市做了上亿元的贡献,可一旦老了、病了,就被送回农村。城市只用农民工的劳动,而农民工的一切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全推给农村,这样一来,农村焉能不穷,农民焉能不苦。

上述问题,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发展目标难度最大而又非解决不可的问题。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如何发展农业?邓小平认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政策主要是解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问题;科学,主要是指科教兴农,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逐步地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3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的战略部署

3.1首先深化农村体制改革,积极推行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

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土地承包经营是农村经营制度的基础,长期稳定这一政策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政府倡导推动的政策创新使人们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新体制能够而且也应该带来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农民的生活富裕。为此,积极推进农村经营体制的创新,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为了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减轻农民负担,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2004年1号文件。文件的精神是2004年我国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于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起到有利的推动作用,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的和谐发展。

3.2调整农业结构,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调整农业结构很重要的是挖掘农业内部的容人之量,利用好农业有限资源,如山地、耕地、林地、水地,要多吸纳些人,多搞些精耕细作。另外,农村内部经济结构调整要拓宽农村内部农民的就业空间,大力发展非农经济,减少农民数量。怎么样把农村内部的产业链条加长,邓小平早就强调过,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也就是说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特色经济,办好龙头企业,都可以较快地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的收入,繁荣农村经济。例如,进入家庭的农产品是最具有市场的产品,尤其是餐桌上的食品、一次性消费产品具有最广阔的市场。搞农业,吃的就要搞上餐桌,用品牌、规模来提高效益,用绿色食品诸如杂粮、水果、肉、奶、蛋等来抓住人们的消费心理,这样一来就抓住了市场。因此,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

3.3以人为本,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

“以人为本”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目的所在。解决“三农”问题,从长远看,还是要依靠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所以要注重培养“致富带头人”,带动一方经济;此外,通过创新农业科技与农业经济相结合的机制,培育农村“经济能人”,鼓励科技、管理、营销人员下乡承包和开发,转行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要努力帮助其提高自身的生产力主体素质,努力成为现代“农民新人”,为家乡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3.4把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根本的战略决策

只有合理有序地转移了剩余的劳动力,农村经济才会得到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才会得到提高。只有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才能够得以实现。众所周知,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收入两大部分,目前学术界已经逐步达成共识:从整体上看,农民要增收,单纯依靠农业经营已经不可能。有研究表明,自1990年以来,无论是在中国的东部、中部还是西部,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的份额都有较大上升。而农民获取工资性收入的主要形式就是外出打工。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要持续获得较高的收入,农村劳动力必须转移到非农产业或城市中就业。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减少,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不断增加,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等党和国家领导一再强调,要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

为此,要把认识统一到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事关全局根本性的战略决策。一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活动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人类的文明也是以农业文明为起点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国民经济逐渐形成了各种产业,但农业始终处于基础地位。农业生产提供的食物等基本生活资料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农业部门创造的剩余产品是社会其他生产部门存在和扩大的重要基础。农业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安天下的战略产业。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重视农业是我们民族的重要传统。

第二,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应当十分明确。万丈高楼平地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好比建一幢大厦,经济就是这幢大厦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农业生产上不去,再壮观的大厦也无从建起;如果经济不发展,农民收入上不去,再美好的蓝图也无法变成现实。

第三,必须大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农民不富,整个国家就不算富裕。对于我们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扩大内需是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和基本立足点。农村人口是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如果农民的收入没有较快提高,扩大内需就缺乏长期可靠的市场支撑,经济发展就缺乏持久的动力;同时,如果农民收入不能持续增长,农民生活得不到大的改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我国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如果城乡差距继续扩大,也必将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定。

总之,正如所指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中心环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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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十六大后党政班干部关注的若干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解读[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4]李佑军.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

[5]南开大学国家经济贸易系课题组.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和对策分析[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3,(1).

农民增收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农村金融发展经验的比较,着重阐述了金融发展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作用,并提出了在农村金融体系中明确政府金融职能,引入民营金融竞争,以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性与可行性。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和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快速、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又是关系农民利益的核心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如何从体制上、机制上、市场运作及政策法规扶持上给予农民有效、长期的保障,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此,本文从国内外农村金融的发展经验出发,着重探讨金融发展对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及引入民营金融的迫切性与可行性。

一、国内外农村金融现状比较及存在的问题

(一)国外农村金融现状

国外农业发展的经验,除政策补贴,技术扶持外,农村信贷市场的发展与农业信贷计划安排对农业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资本需要量的加大,以及农业经济不稳定的特性,使农民对金融体系和外部资金来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以美国为例,农场主用于农业生产的费用占去全年收入越来越大的部分,有些年份甚至超过当年总收入(如图1)[1](223-225)。20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美国,年销售额在10万美元以下的小农场大部分亏损,而大农场为实现高度现代化也需要巨额资金,农场主为维持生产,只有依赖于向金融机构举债[1](P245-246)。在美国农业信贷市场,放款者由商业银行、人寿保险公司、其他私人信贷机构、农业信贷体系、农场主家庭管理局、农产品信贷公司和小企业管理局构成,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私人信贷机构,其次是合作性质的农业信贷体系,政府信贷机构占的份额最少。这样一个以私营金融机构为主体,政府机构作扶持与引导,以市场调节为主,保障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金融支持体系对美国农业快速发展、实现现代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我国农村金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由于农村经济尚不发达,信用缺失严重,国有商业银行的县以下分支机构被大量撤并,惜贷现象较严重,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借贷“造血”功能难以发挥作用。

2.农村信用社与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形成的农村资金净流出,使农村本已十分紧张的经济发展资金“失血”严重,据统计,1979年至2000年,这类资金净流出量高达10334亿元,致使农村的资金供求矛盾愈发突出。

3.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审批、发放权力过于集中,制约了基层银行贷款发放的灵活性、时效性,难以适应农村信贷(包括县以下中小企业)需要急、时间短、频率高、数额小、风险大的特点,加之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严重制约了信贷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

4.由于部分地区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资金周转困难,支农资金严重不足,目前根本无法单独承担支农业务。此外,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也加剧了农民和乡镇企业的担保难、贷款难等问题。

5.国家财政长期对农业与农村的投资严重不足,其总量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很低。如我国用于农业的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1995年、2000年分别为13·5%、8·4%、7·8%。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用于农林牧渔项目的比例分别为1978年的3·6%,1995年的1%,2000年的2·9%。而美、英、德、日等发达国家一直对农业采取财政补贴政策。美国国民收入中来自农业仅占4%,给予的补贴达9%;德国农业税收占财政收入的1·7%,对农业的投资高达7%;瑞士的政策性资金投入占农业生产信贷的90%。

6.农业资金投入的紧缺已严重制约我国农业的正常发展。目前,我国农民每户拥有的农用机械等农业资本存量水平以及在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水平均很低,2003年我国农户户均年末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6543·543元,户均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占家庭全年总支出的比重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水平分别为3·21%、3·06%、3·12%、3·59%,农户的2003年的借入款中,从银行、信用社的贷款余额仅占年末借入款余额的19·265%。总体看,我国现存的金融体系安排已难以发挥其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等方面的促进作用。二、促进农民增收的金融路径

有效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应符合我国特殊的国情与农业发展的自身特点需要,为农户购置生产资料、进行科技推广、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为稳定农民收入提供保证。

(一)政府金融引导与支持

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还比较脆弱,农民的生产经营条件还比较落后,这个时期国家更需支持农业,确保农业稳定发展。

1.将国家的直接投入主要用于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农业科技以及流通、信息服务等公共产品方面,帮助农民减少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既符合国际惯例支农的重要手段,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也可使国家的有限财力支持与农民经营主体的自身努力结合起来,发挥更大作用。

2.在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农村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需求的解决上,国家财政资金需予以保证;针对农业生产风险大的问题,国家需通过专门机构提供政策性的农业保险,弥补商业性保险在这方面的缺位,保证农民遇到大灾时生活的稳定。

3.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科技推广、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投资上,应实施政策导向性的信贷计划体系,给予一定的优惠条件或提供一定的政策性贷款,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与有序发展。

(二)积极培育农村民营金融机构

在农村信用合作社之外积极引入和培育中小型集体或民营金融机构促进竞争、优化服务、降低民间市场借贷利率水平,满足中小农户及乡镇企业的资金需求。

1.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民间借贷的可行性[2]。从表1中可以看出农户户均借贷金额约在千元左右,私人借款比重约占70%,就农村借贷行为的事实而言,民间借贷就占三分之二,从东部、中部、西部的比较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民间借贷所占比重越大。我们可以得知培育民营金融机构的可行性[3]

2.从贵州毕节地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培养民营金融机构的必要性。现在资金状况紧张的农户占56·8%,认为非常紧张的占16·8%;认为在当地信用社贷款不方便的占69·60%,在借过高利贷的农户中,57·81%是因为无法在当地信用社贷到款;认为自己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是高利贷的农户比例高达23·2%。而且民间借贷的月息普遍在3分到8分上下浮动,超过当地信用社6厘左右的利率4倍以上。

3.从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农村建立民营金融机构的紧迫性。在中西部地区,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因自身及体制的因素制约,已难以满足农村的资金需求,而单一的地下金融市场,因经营手段强硬,引发问题较多,政府态度多以打击为主,这就更加剧了资金供需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对这类市场活动的日常监管仅靠政府之力已很难完成,因此这类市场的发展长期处于无序、混乱的状态,甚至出现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入地下金融市场,成为当地高利贷的本金,导致当地金融秩序几近崩溃。而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地下金融市场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和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良好业绩,使当地政府对这些非正规金融活动多持“默许”态度,甚至还提出“正规金融”反抢食“非正规金融”的市场蛋糕,呼吁“招安”地下金融市场。

4.以浙江省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农村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前景[4]。在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民营资本占到制造业和传统流通业的95%以上,民企信用水平大幅提高,而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在与非正规金融的竞争中,其总体经营状况得到长足的进步,在各省区中居于领先的地位。

综上所述,根据经济学的研究与实践的结果,在实现市场化、充分竞争的条件下,最终会使市场价格趋于行业最低成本水平,同理,以法律的形式将现存的、法律不允许的地下借贷行为合法化,拓宽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主体,加大竞争力度,将会促使农村民间借贷利率下降至合理的水平。这样的安排不仅对节约财政资金,繁荣农村信贷市场,刺激竞争,解除农村金融抑制,还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徐更生.美国农业政策[M].北京:中国人大出版社,1991.

[2]林毅夫.金融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J].上海改革,2003(10).

[3]刘涓涓.贵州毕节农村高利贷状况调查[N].21世纪经济报道,2003-07-17.

农民增收范文第3篇

湖北作为全国重要的农工业基地，实现农业现代化，推动机械化生产的前提在于实现农村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因此加快土地扭转，是必由之路。实现农村土地扭转是农民增收的必然要求，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城市发展和工业化必经之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科技兴农发展战略，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在推动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科研体制和服务体系不健全，科研与生产脱节，技术推广体制运作效率低，致使科研成果转化率、适用技术普及率不高，一些尖端的农业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农业机械与农户无缘，湖北西部边远山区仍处在原始的、简陋的传统耕作状态。土地的扭转一方面可以实现农村土地规模化生产的要求，按照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使用机械化工具，提高劳动的生产效率，体现规模价值，也有利于现代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加快农业专业化生产的进程，推进农业生产服务化的生产，推动劳动力就业和社会发展。

湖北农业劳动力转移具有历史的依据。中国古代盛世，社会安平，经济发展，人口也随之增长和膨胀，人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会减少，人地矛盾不断加剧。面对这个问题，一般会有两种解决的方法，一是开垦土地，尽量的扩大范围，但这又不是长久之计，当没土地可以开采或不适合开采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系列的生态和环境问题，不利于长远的发展；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流入城市，最终成为城市居民，但这其中就会出现很多的城市化问题，例如失业，盗窃等等导致社会不安定。以英国为例，17世纪中叶，进行工业革命，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进步，在农村出现了“羊吃人”的现象，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也加剧了城市化的速度，推动着英国社会不断的发展。因此，考察各国的历史可以发现，劳动力的转移可以视为社会进步的表现，也必将推动发展。

湖北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现实的依据。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庞大，每年新增劳动力数百万，劳动力过剩，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形成挤压之势，导致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不利于农民增收。另一方面，近几年不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不愿耕种田土，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寻找新的增收途径。但给农业发展带来了一个现实问题，即农村劳动力的严重匮乏，导致农村耕地大量抛荒，无人耕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矛盾的统一与对立的整体，二者不可分割，又相互影响。

湖北农村土地扭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村社会进步和发展重要源泉，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之所在。农村土地扭转问题一则使原有的小农生产不再满足要求，机械化和现代化工具的生产和使用也会使部分劳动力失业，二者同时作用会导致部分农民失业；二则农村土地扭转又会推动专业化生产，农业服务组织的兴起也会增加就业，更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反过来又会有利于推动农业专业化生产的进行，加快土地扭转的速度。二者相互作用，具有较大的提高。

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扭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施农业产业化，是促进粮食与多种经营、农业与企业、城镇与农村有机结合的有效途径，是湖北进一步发展市场经济，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必由之路。农村土地扭转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实现农村农业发展的永恒主题，是农业生产效益提高和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实现形式。

（1）加快推进湖北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扭转问题的解决。做到落实国家颁布的有关土地经营权转移的相关政策，积极争取国家产业的扶持，结合地方特色采取不同的方法去落实。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之中去践行，做到加大补助的力度，更新观念，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结构调整。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逐步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经营格局，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实体。推动湖北农村增收，一是根据市场需求，突出本地资源优势建基地，合理布局，连片开发，相对集中，形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区域格局。二是培植大户。大户就是致富带头人。通过大户带动，以点带面，推动发展，走一户带一方、一村带多村、多村成基地的路子。三是围绕基地发展中介服务组织，配套服务设施，为基地提供有效服务，提高基地经济效益。

（2）有序做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作。

第一，培植大户，推动专业化生产服务。大户就是致富带头人。通过大户带动，以点带面，推动发展，走一户带一方、一村带多村、多村成基地的路子。同时，通过专业化的生产和服务，能够增加农村的劳动利用效率，增加农村就业，实现湖北农民增收的目标。

第二，发挥湖北优势，扶持壮大湖北特色龙头企业，增强辐射带动能力。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的核心，能够带动千家万户进行产业化经营。一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快产权制度改革，转换内部机制，创新管理办法，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着力培育一批规模大、水平高、实力强的龙头企业。二要制定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帮助企业发展壮大。三要走外向型发展之路，通过招商引资建成合资企业。四要加强标准化体系建设，提高产品质量。五要加快科技创新力度，提高科技水平。

第三，搞好技术培训，提高农民科技素质，农民要增收，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是一个关键问题。发展农业，单靠少数专家和技术员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一大批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是长效投入，是建设现代化农业的根本出路。努力利用各种资源，提高农业利用率和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农民增收范文第4篇

（一）农村经济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村主要以种植业、养殖业等传统农业为主，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尚未建立，来自二、三产业所占农民增收份额较小。

（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导致农产品增收空间越来越小，农民的收益被增幅更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所抵消，使农民增收受到很大制约。

（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制约着农业增产增收。农民是否具备增收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基础设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央加大了对农村水、电、路、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但中央及地方对改善农村状况的投入还不能满足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农业基础设施较落后，现有的农田水利设施保障能力不足，制约着农业增产增收。

（四）农业科技含量低，农产品质量不高，制约了农民增收。由于农产品科技含量低，使农产品品种开发和加工滞后，导致农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低、精深加工率低、附加值小，难以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影响了农民增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走出去，吸取新鲜的空气。农民渴望致富，也很勤劳，一些年轻人也敢于冒险、富有创造力，但因为见识少、或为民俗所囿，也只好跟着大家一样，还是传统的种植模式。所以，我们要鼓励和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有知识、年轻的农民到农村经济发达、农业生产搞的好的地区参观学习，接受外界先进思想的熏陶。

（二）做好土地流转工作，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发挥规模效益。围绕农业专业化、市场化、现代化大目标，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打破平均承包经营小块土地的格局，组织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和机械化配套，从而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增加农民收入。

（三）依托地理优势，推进“农家乐”旅游开发，增加农民收入。城里的孩子不识稼穑之艰辛，很令家长担忧，不少家长希望通过到农村、进农家、干农活，使孩子增长见识，接受教育。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加大，城市人更加向往纯真、恬淡的田园生活，“吃农家饭、住农家屋、享农家乐”对城里人来说很新鲜、很有意思，“农家乐”无疑给他们的心灵找到一个休憩片段的宁静“港湾”。同时，“农家乐”也给农民带来不菲的收入。

（四）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根据劳动力外出情况、土地状况及耕地集中程度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一是按市场需求抓调整。把市场需求作为生产的第一信号，根据市场的变化来安排生产，优化生产结构。二是按产品质量要求抓调整。把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作为调整的主攻方向，淘汰劣质品种，大力引进、培育和推广市场前景好、经济效益高的名优特新品种。三是抓住市场信息，结合自然环境，发挥资源优势，根据“适应市场，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发挥优势”的原则，培植名牌产品。

（五）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提高农业效益。近年来，虽然大力发展种养业，但由于分散、品种类型零乱、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保鲜措施差，导致辛勤的劳动得不到预期回报，农产品难卖的现象使农民对产业规模发展退避三舍。为了消除农民市场风险和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加强龙头企业建设，重点培育和扶持一批具有市场开拓能力、能进行农产品精深加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农户发展的龙头企业。

（六）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农民增收。多渠道筹措资金，特别是争取国家农业项目资金，切实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农民增收。

（七）抓好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增加农民务工收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力度，扩大培训范围，提高劳动者素质，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有知识的青年农民走出去务工就业，增加农民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

（八）加强农业科技培训，提高农民素质。重视和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农村中小学，充分利用各种教育培训资源，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技术培训体系，为提高农民素质，增加农民收入夯实基础

农民增收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农民增收；工资性收入；就业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4-0072-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成就，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三农问题却一直是我国首要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又可以归结为农民增收的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购买力不仅能缩小城乡差距，而且能有效的开拓农村市场，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安徽作为中国农业改革的发源地，三农问题尤为突出，农业基础条件差，农业投入不足，农民收入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制约着安徽经济发展，但近几年安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惊人，在十一五期间安徽农民人均收入增速在全国名列前茅，虽推动安徽农民收入增长因素众多，但工资性收入是带动农民增收的主要动力，传统的“增产即增收”等思维已无法适应当今经济形势的发展，因此需因势制宜，打破传统的思维习惯，主动选择适应当今经济形势增收模式，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增收模式才能切实有效的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1 安徽农民收入的现状

安徽是中国中部的一个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占大部分（超过70%）。可以说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是制约或促进安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徽农民收入低、农村经济落后、农业发展缓慢，严重制约了安徽在现代化经济发展速度，安徽农民绝对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十一五”期间，从收入变化特征来看，安徽农民的收入变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均纯收入从2005年到2010年的2641.0元增加到5285.2元，收入整整翻了一番，在全国名列第18位，“十一五”期间年均增幅全国第一，与“十一五”期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幅相比，安徽快2.2个百分点，实现了较快增长。

（2）农民收入结构有所改善，其中工资性收入是推动安徽农民收入高增长的主要力量。随着新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民收入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经营性收入的比重正在逐渐下降。二是以农民务工为主的工资性收入正在逐渐上升。在“十一五”期间，安徽农民工资性收入人均增加了1193.9元，年均增长16.9%，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快2个百分点，正是工资性收入的快速增长使其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作出了较大贡献，“十一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4.9%，其中工资性纯收入增长就贡献了6.7个百分点，而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和二三产业在内的家庭经营只为农民纯收入增长贡献了6.3个百分点，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为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更少。

（3）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宽。“十一五”期间安徽省的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得到迅猛发展。随着新型工业化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建筑、餐饮、加工制造等行业，工资性收入在农民人均收入中的比重迅速增长，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2 传统的安徽农民增收模式

安徽作为农业大省从建国以来，在中国传统治国理念的导向下，政府和农民一直从“地”、从“农”、从“粮食”的本身寻找就业和增收的渠道和路径，虽然模式种类多，但都直接或者间接与土地有联系，或以土地为载体，或以其产出物为手段最大限度的提高农民收入，在传统的增收模式中，大概可归结为以下几种：产量调整型，价格调整型，政策或结构调整型。以下将对这几种模式逐一分析。

2.1 产量调整增收型

产量调整增收型就是通过增加农产品产量来增加农民收入。在安徽省农业发展史中，增产增收一直是农民的主导增收模型，在改革开放初期，人均收入低，农产品供给不足，粮食问题尤为突出，增产即意味着增收，增产与增收之间正相关关系显著，因此增产增收模式成了农民和政府的必然选择，所以此模型在当时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合理的、必要的。但随着主要农产品实现供需平衡，农产品贸易的发达，这一农业发展模式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例如农产品的种类与质量已不能顺应人们消费行为的变化，使农业生产结构和产品结构日渐偏离市场需求，从而引发农产品周期性的卖难危机和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增产增收模式慢慢失去昔日的光环，通过增产增收作用不再明显，难以承担农民持续增收的重任。

2.2 价格调整增收型

价格调整增收型就是通过价格变动增加农民收入的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通过直接控制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效果较为明显，而随着政府职能的调整和市场主导价格机制形成，政府通过市场机制，调控市场供求，影响农产品市场价格，促进农民增收，但是效果不太明显。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粮食商品的公共性和基础性决定其价格不可能大幅上涨，，尤其近几年，中国农产品价格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高位，通货膨胀推动了所有的物价上涨，不仅农业生产资料上涨，而且农民生活资料价格也上涨，涨价所得可能还要比不上涨价所失，得不偿失。在安徽，农民生产、生活消费显著特点是自给性强，农产品中占有相当比例用于自己消费，因此，农产品涨价所增加的另一部分收入是实物收入，既为农民感觉不到明显实惠的隐性收入，而农民用于现金支付的生产和生活支出，受价格上涨影响感受明显。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民从价格上涨中得到的好处比预想的要小得多。因此可以说，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影响程度已逐渐减弱，以提价，涨价为手段的增收难以再发挥明显作用。

2.3 政策或结构调整型

政策调整型指的是通过制度或者政策变迁促使农民增收，结构调整型指的是通过农业产业结构的转换促使农民增收的一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未来潜力都比较有限。首先政策效应由于受到政策，财力的限制已不可能再期望再带来大幅度的增收，而农民负担已非常小，减负政策已难再发挥，而补贴政策无法解决大部分农民增收问题，其次结构增收模式是以减少种植业播种面积为前提，但由于粮食减产会引起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所以考虑到安徽人多地少的因素以及未来安徽人口的增加，以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增加其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空间和潜力已经非常有限。

由此可见，传统模式存在的经济条件已发生改变，增收效应逐步减弱，已无法支撑社会化农户的货币支出需求，更不适应现代化农业的需求，传统模式都是在孤立的整合农村资源势必会导致城乡二元分割，因此立足安徽内部，统筹城乡发展，寻找一条能切实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途径才是当务之急。

3 就业导向增收模式

所谓就业导向增收模式是指通过就业带动农民增收，以人为中心，通过用活，用足农村最丰富的资源-劳动力带动农民增收。由于传统模式无法解决农民面临的巨大货币支出压力，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一定要跳出“三农”看“三农”，跳出“三农”解决“三农”。此模式既能很好的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又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3.1 农户的必然选择

安徽省地少人多的现实省情决定了安徽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村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而通过土地扩张增收几乎没有空间，且通过增产增收已经收效甚微，“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将逐步让位于“就业优先”的发展模式，目前就安徽现实情况看，众多的农业人口使有限的土地难以承受，而通过就业是缓解压力的好办法，同时工资性收入也是解决农民货币支出压力的重要来源。

3.2 社会发展趋势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一元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工业化，城市化促进非农就业的增长，而农民需要增收就要减少闲置时间，通过就业实现增收，不仅能使自己富裕起来，又支持和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可以说，没有农民就业非农化，就不会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

4 立足安徽内部，对就业为导向模式的一些建议

要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持续增收，除了要继续加大惠农政策增收力度，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关键是要做好农民就业这篇文章。就业导向增收模式就是要突出就业，以就业为农民增收的核心，以就业为政府工作的重点。以就业为导向的增收模式要求政府和农民彻底转换观念，并创造一个为农民就业的良好环境。

4.1 改变传统观念，树立新的思想

就业导向增收模式要求我们更新观念，摒弃传统的一些思想，例如：“农本”，“城乡对立”，“就业增收分立”等，树立新的“农工平等”，“就业增收一体”，“城乡一体”等新的思想。农民是丰富的社会资源，政府须支持和帮助农民就业，保护农民的就业权利，满足农民的就业要求，让农民进城务工享受平等待遇，并将农民就业问题和增收问题放在一个系统里抓，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一体化。

4.2 加快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

要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流通、加工、服务等领域，并允许农民居住在小城镇，是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之一。让他们以非农产业为职，获得更多劳动报酬，增加家庭总收入。同时，乡镇企业的集聚会带动农民集聚，进而劳动服务业和市场的兴起，既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又培植了小城镇的产业基础，并成为乡镇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城镇化建设的经济支撑。

4.3 大力发展农民季节性和临工就业方式

季节性和临工就业方式对以务农为主的农民来说，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时间，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政府和企业应创造出适合农民特征的就业制度，通过就业制度的变革来增加农民的就业时间，同时基层政府要通过介绍，引导的方式鼓励农民参加季节性或临工就业方式。

4.4 有选择地发展农村新兴产业

国家“十二五”规划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安徽农村经济发展亦可借力国家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有选择地在农村发展节能环保和新能源等，如以阜阳铅回基地为代表的节能环保产业可以进一步发展为以先进技术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和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必然之选。首先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提供培训所需的设备和场所，同时要加强培训的师资队伍建设，提高农民工学习的积极性，教学不仅要做到 “短平快”，还要“高精尖”。其次，要做到培训要与市场需求为导向，根据安徽区域产为支撑的废旧物资回收大产业，以带动更多的农民从业增收。

4.5 加大农民工培训力度，提高培训的针对性

由于安徽省长久以来在农民工培训方面存在着体系不健全，资源分散，且培训效果不明显等诸多问题，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健全培训体系，是解业特色，实行差异化培训，让农民工学有所，在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重点以制造业、物流业培训为主；在合芜蚌创新试验区重点以创新科研成果为主进行培训；在皖北以及主要的粮产区以现代农业为主题进行培训。

参考文献

［1］乐章，于长永，许汉石. 农民就业问题研究 ［J］. 人口与经济，2010，（3）.

［2］吴孔凡.多重压力下促进农民就业增收的对策思路［J］，中国财政，2009，（12）.

农民增收范文第6篇

一、农民收入现状分析

根据统计分析，目前全省农民收入增长变化呈现如下特点：

（一）从增长趋势看，由缓慢增长步入快速增长轨道。据抽查，2003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675.66,比上年增加79.41元,增长4.96%。与1999年相比，净增收入219.47元,年均增加54.87元,增长3.6%。2004年上半年抽查结果，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96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

（二）从数量结构看，表现为"两升一降"。即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的贡献份额逐年上升。据抽查，2003年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615.93元，占到纯收入的36.8%，与1999年相比，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提高了6.7%，年均增加44.45元，年均增长8.9%。2004年上半年我省人均工资性收入为344元，同比增长16%，贡献率达35.8%；现金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上升。1997-2002年，现金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61.8%上升为77.5%。实物纯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38.2%下降为22.5%。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贡献下降。2003年，我省农民人均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为919.69元，占纯收入的比重由1999年的63.25%下降为2003年的54.9%。2004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960元，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为521元，贡献率为54.2%。

（三）从增收成因看，价格和政策因素对农民增收拉动效应较大。1997年以前，粮食价格连续提高，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初现成效，全省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农民收入保持较高增长速度。1997年-2003年，乡镇企业发展减速，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农产品相对过剩，价格持续回落，农民收入进入低速增长期。2004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我省积极实施税费改革和粮食补贴政策，同时加强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普查和管理工作，有效地拉动了农民收入增长。据抽查分析，上半年全省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96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是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一年。

(四)从收入水平看,不同区域、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拉大。1997-2003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391.4元，最高的杨凌示范区农民人均收入增加1447元，最低的商洛市增加496元，两者增幅相差951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97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06:1。

二、农民增收面对的主要困难

（一）小农模式分散经营，增产不增收。我省农户多以家庭经营为主，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应对市场风险能力差，农产品科技含量低，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缺乏市场针对性，生产容易盲目跟风，农产品达不到优质、高产、高效的要求；市场体系建设滞后，信息渠道不畅，经常出现农产品"卖难"问题。再加上从长期看，农产品需求弹性几乎不变，供给相对过剩，价格持续回落，经常会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二）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滞后，"公司+农户"模式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我省农产品加工企业规模小，数量少，生产产品附加值低，整体实力不强。截至2002年年底，全省仅有1012个龙头企业，其中规模以上365个，省级重点企业32个，部级龙头企业9个。在实践中，由于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不能组织起来维护自身的整体利益，在与企业的谈判博弈中往往处于被动吃亏的地位。一些龙头企业出于利益驱动，当某种农产品俏销时，往往抢先以其地缘、信息优势从农户手中以低价抢购农产品。而当市场低迷时，由于缺乏与农户之间紧密相连的利益机制和契约关系，这些企业又会率先收回订单，退出购方市场，造成农产品大量积压，不但不能发挥其连接市场和农户的纽带作用，和农户一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恶化了市场风险。"公司+农户"模式亟待完善。

（三）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不大。一是乡镇企业发展减速，效益下滑，农民从乡镇企业得到的收入增幅下降。从全省看，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明显放慢，1995-2002年期间，总共增加了6.3万家企业，年均增长速度为1.1％，其中2001年为0.6％，2002年为-2.67％。乡镇企业吸纳就业能力不足。1995-2002年,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年均增长仅为1.5%。其中，2001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就比2000年减少2.35万人。由于吸纳就业能力下降，靠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此外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且市场秩序日益规范的情况下，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特点已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加上国家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政策力度，使一些对生态损害严重、资源浪费大的乡镇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严重制约。从而使乡镇企业支撑农民增收的力度逐渐减弱。二是国有企业不景气，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受阻。近年来，国有企业大量减员分流，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机会骤减，体力劳动的就业岗位也有相当一部分被下岗职工所取代，加上受自身文化素质及技能因素的制约，农民进城增收的门路越来越窄，再加上一些城市采取某些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措施，而农村小城镇建设进展不快，这些因素都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困难。

（四）农民负担仍是影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税费改革后，我省农民人均减负43元，农民人均负担减幅达39.6%。2004年，落实国家关于"农业税总体上降低一个百分点"政策，取消除烟叶外的特产税两项措施共减轻农民负担65494.8万元，农民人均减负26.74元。和过去相比，全省农民人均负担得到了很大程度地减轻。但是，与目前农民人均年收入相比，农民负担依然是阻碍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目前农民负担主要来自:一是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涨幅过大，对农民增收幅度造成冲销。据监测统计，我省今年国产尿素比去年同期上涨10.9%，磷酸二铵比去年同期上涨18.4%；地膜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34.2%；农用柴油上涨17.9%。二是税费改革后，乡村"三提留、五统筹"被取消，为了弥补日常开支缺口，个别乡村以各种名目向农民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三是县乡镇机构臃肿，财政收不抵支，将一些政策性开支、短缺经费直接转嫁到农民身上。有的基层政府为了出政绩，未经科学论证盲目上项目，浪费农民钱财；四是农民家庭难以承受日益高昂的医疗费用和教育费用，有"看病上学返贫"的现象；五是农村不良习俗比较普遍，修屋建房、婚丧嫁娶，相互攀比之风盛行，人为加重农民负担。

（五）农业财政投入不足，靠天吃饭现象未得到根本缓解。财政对农业的投资长期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较差，从而使农民增收后劲不足。据统计，1997-2002年，我省地方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减少了9.7亿。财政支出用于农业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2000-2002年省财政支出用于农业支出的比重从2.48％下降到1.32％，下降了1.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由于受生产经营规模小，收入水平低等因素制约，农户对农业生产的投资严重不足，造成许多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恶化，抗灾防病害能力逐渐下降，影响了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

农民增收范文第7篇

农民收入为什么有时增长快，有时增长慢？尤其是近年来尽管出台了一系列增收政策，各地也千方百计采取措施促进农民增收，但效果仍不十分理想，根源在哪？过去对农民增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因素为什么现在不发挥作用？让我们在回顾曾对农民收入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的基础上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农业收入

农业收入一直是我国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直到今天，在农民收入中仍然占一半左右的比例，对于典型农区的农民，农业收入的意义更大。农民人均纯收入中的农业收入在1998~*0年间连续3年下降，累计减少131.6元，是农民增幅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1．农产品产量

农产品产量曾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农民增收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我国农产品普遍短缺，供不应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政府几次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出快速增长。1978~1984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6%(按1978年价计算)，粮食产量年均增长4.9%，其他农产品也普遍丰收，农民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农业产量的增加。1992~1996年间农业丰收也起了重要作用，据估计仅粮食产量增长一项直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就达22%。

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产品供求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增产不增收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矛盾，它影响着很多政策措施的收入效应的发挥。而且这一矛盾始终影响着我国农业政策的选择，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几乎不可能找到只影响农产品价格而对农产品产量不起作用的政策来。

2．农业生产结构

与农产品产量相关的是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我国已经经历了几轮的农业结构调整，每轮结构调整的确给部分农民和一些地方农民带来收入的增加。1985年进行的结构调整，对于当时发展多种经营和养殖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收入趋于多元化，让部分农民获得实惠。90年代初进行的结构调整，以广东为代表的“三高”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因此增加。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浙江通过发展优势农业和创汇农业，*0年农民出售农产品的现金收入较上年增长11%(全国平均水平下降)。可见，农业结构调整呈现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比较明显。

从全国来看，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虽然对于部分农民和局部地区增加农业收入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在让全国农民普遍增收方面的作用有限，尤其是典型农区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往往进一步拉大。在新一轮农业结构调整中，受农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出现了结构雷同，调什么，市场上就“烂”什么，这对典型农区的农民增收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妨碍着政策目标的实现。*0年东北三省、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四川等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上年只增长了1.2%，低于其他地区。

3．农产品价格

农产品价格是农业能否增收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普遍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国家同时提高了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达24.8%，农民直接从提价中得到的实惠特别多。1994年和1996年国家又两次提高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价幅度达40%。据测算，1992~1996年间的农民收入增长，有40%来源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

近年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是农业减收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以来，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改善，恰巧又碰上国际农产品价格同时不断走低，受国内外的多重影响，我国农产品价格几年来基本上也呈现为大幅度下跌态势。尽管我国实施了粮食等保护价政策，但由于受市场价格的制约以及库存积压不能消化，粮食收购价也跟着下跌。1999年农产品收购价格较上年下跌了12.8个百分点。价格支持在没有扭转农业收入跌势的情况下，还使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0年财政用于粮棉油价格补贴和肉食品补贴达778.13亿元，比90年代前半期高出约500亿美元。而且，价格补贴属于黄箱政策，将受到WTO农业规则的约束。

(二)非农收入

非农收入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较快增长，对农民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据测算，1991~1996年间，来自于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收入对农民纯收入贡献达35%。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民增收基本上来源于非农产业。1997~*0年间，农民工资性收入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其中部分收入抵消了农业收入的绝对数减少。

1．乡镇企业

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兴起对农民收入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1984年，农民从乡村两级企业得到的报酬收入增长4.2倍，年均递增31.6%。近年来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虽然趋于减少，但1999年农民工资性收入中仍有34%来源于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能否继续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值得关注。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和经营环境的变化，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乡镇企业长期以来过分追求短期效益，加上受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限制，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以及对安全隐患的消除等工作起色不大，发展面临的不利因素越来越多。

2．外出务工收入

外出务工是近年来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源。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基础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道路建设和农村电网改造等项目的启动，有效地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据统计，1999年在外出劳动力报酬下降3%以上的情况下，由于外出务工农民人数增加15.8%，使外出务工收入仍增长11.7%。

从长期来看，外出务工受到限制的因素也不少。农民进城就业必然增加城市就业压力。入世后我国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据估计，我国入世后的5年内将有约4000万的劳动力失去现有的工作岗位。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工资率可能进一步下降，转移成本又要增加，农民从中得到的实惠因此减少。而且异地转移劳动力难以解决纯农户的收入问题，这一途径对农民增收的效应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3．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收入

家庭经营纯收入中非农业收入长期以来所占比重一直比较小，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近年来，在家庭经营纯收入中农业收入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以服务于当地农民为主，以家庭为单位开展的建筑业、运输业、商业等活动，得到较快发展。1997~1999年间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收入对农民纯收入贡献率达33%，所占比重也上升了6个百分点。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收入，尤其是第三产业收入的增长潜力可能会表现出来。

(三)农民负担

农民增收范文第8篇

他们巧用“加法”，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增加农民收入；活用“减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农业人口基数，达到富农目的；妙用“乘法”，加快工业强县进程和农业科技推广力度，发挥科技的乘方效应促进农民快速增收；善用“除法”，通过土地和林地合理流转等途径，缩小分母。除去农民外出务工对家中农务的牵挂，增加农民收入。近年来，旬阳县为农民增收构筑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劳务输出成为旬阳农民增收的最大产业，农民人均纯收入位居安康市前列。

认识县情 化解人地矛盾

同志指出：“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这充分说明“三农”问题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按照中央“三步走”的战略方针，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农业增产、农民致富和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如何，将对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要破解农民增收难题首先要对“三农”问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旬阳县县委书记马说：“要实现农民增收，首先要认识农民现在的变化。现在的农民开始由传统小农向现代小农转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当年的公社、生产队从集体变为家庭，这个是一个小农经济。对旬阳来说，改革开放以后到上世纪90年代末，主要是以家庭经营为主，其特点是自给自足。商品交换较少，但总体上是一个小农经济，种地只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随着生活的社会化，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比如教育、医疗保险、生产资料方面的支出。土地产出难以支付这么大的费用，农民就开始寻求通过参与社会化的生产增加收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旬阳开始出现打工潮，到本世纪，从1万多人增加到10万人。通过参与社会化生产，主要解决收入问题。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家庭经营再次走入集体，到社区到专业合作社去。怎么参与分工？是传统小农向现代小农转变的标志。现代小农获取收入的方式就是打工或高效的农业产业经营以及财产型收入，像土地流转、林地流转这些收入应该就是现代小农经营的标志。由传统小农向现代小农再向城镇居民，这是一个向现代小农转变的必经过程。”

现在，人地紧张，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一个瓶颈性因素，越是落后的农村，人地紧张越严重。仅仅依靠紧缺的耕地，是不可能实现农民增收的。这就需要让大多数农民向城市转移。

马说：“旬阳县45万人，39.9万是农民。为了让农民从小块土地上走出来参与社会化生产，取得积累然后变成现代小农再朝城镇居民转变，我们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第一是把劳务经济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来推动、来转变。旬阳县2003年就提出“抓劳务，兴产业”的概念。我们认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应该说是农民的一个革命性转变，一个质的飞跃，也是从传统小农向现代小农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去年旬阳有10万人走出去，有7亿多元劳务现金收入。”这是农民收入增长最强势的一项。

技术培训 法律援助

让农民站稳脚跟

虽然外出务工经商是农民增收的主要出路，但并不稳定，随时都有丧失的可能。农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保证务工收入成为其收入可持续增长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缺乏讨价能力；另一方面缺乏强有力的技能。为此，旬阳县在加大技术培训力度的同时，注重加大维权服务。维权救助体系给农民工筑起坚强后盾。在仁河乡农民维权服务中心的帮助下，为本地农民索回经济损失15.7万元；庙坪乡在大接访过程中，不远千里赶赴山西，为59名旬阳籍农民工追回19.5万元拖欠工资，解救回13名受困的旬阳籍农民工。

马说：“我们从2003年开始大规模劳务输出，鼓励农民离开土地，然后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服务体系，有组织的输出，加强培训。如果出现欠薪，政府帮助追讨，提供司法服务，加强了对劳工的维权工作。2004年以来，我们先后劳务输出了34.1万人，其中有组织输出13.9万人。各种培训达13.5万人次，技能培训达2.6万人，其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有5000人，劳务收入20多亿元。2004年、2005年我们被陕西省评为劳务输出工作先进县，2006年又被评为全省劳务输出示范县。”

巧用“加法”

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

马说：“我们把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培育农业产业作为推动农民家庭经营收入持续增长的关键来抓。主要实施的是‘强烟、壮畜、扩桑、优姜、兴林、稳粮’战略。10万亩烟草产业已成为全国12强之一；壮畜主要是养猪为主，去年饲养量已达70万头，今年超过了100万；桑养蚕10万亩，发种7万张；黄姜也保证了10万亩。另外，在林业、粮食、蔬菜上也有文章可做。烟草、畜牧、蚕桑是我们的优势产业，我们把生产要素向这些优势产业集中，把规模做大，使质量提升。为了把这几个主导产业做好，我们又在全县实行了‘一村一品’和‘强村大户’战略。比如发展烤烟是15亩以上、魔芋10亩以上、蔬菜林果5亩以上、粮油生产在50亩以上就是大户。养猪在100头以上、养蚕在10张以上、年纯收入在5万元以上，我们也把它叫大户。我们年年县乡组织评选表彰，大户带动战略有利于推动产业的发展。2007年我们已经培育了15个经济强村，这些强村每年要给财政贡献20万元以上，现在已经有45个强村。”

马举例说，十六大代表陈分新所在的王院村，通过种植烤烟提高产业化经济水准，这几年村上经济大幅提高，每年上缴利税25万元以上。通过发展烤烟、发展蚕桑、养猪，整个王院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农村建设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目前，旬阳县强村产销大户已有1.3万个。

善用“除法”加快土地流转

马说：“第三个增加农民收入的办法，就是把加快土地流转、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作为盘活农业的生产要素、激发农村活力的突破口来抓。旬阳县现有土地承包经营户10.6万户，人均耕地1.3亩，涉及土地流转的1.2万户，涉及土地5.95万亩，占总农户10%左右，占总耕地10%左右。目前土地、林地流转都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办法。农民把土地流转以后，有利于其他优势产业的发展。比如经营烤烟的甘溪镇大灵台村有一户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把其他农民的土地承租过来，发展50亩烤烟，建一个登基式烘烤炉，过去烘烤需要7天，现在就少多了。由于他的技术好，单产高，所以他的烤烟每亩都在2000元以上。而散户每亩一般都在800到1200块钱。那些把土地流转给他的农户又可以在他这个地方打工，不仅取得了流转的收入，又拿到了劳务工资。有的出去打工，也拿到劳务工资。这是激活农村活力的一个好办法，也有利于稀缺的土地资源朝优势产业培植，调动生产积极性，同时又使农村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去，拿到更多的收入。”

旬阳县为鼓励农民离开土地，鼓励农民积极创业，出台了农民进城创业的优惠政策。马说：“第四个方面工作，就是进一步加快城镇化的步伐，鼓励农民积极创业，我们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农民进城创业的优惠政策26条。通过加快城镇化建设速度，全县每年进入城镇化的人应该是1万人。到2020年应该是10万人以上，全县城镇的人口能够和农民的人数平分秋色，各占一半。”

妙用“乘法”

加快农业科技推广力度

通过工业强县、发挥科技的乘法效应促进农民快速增收。马说：“第五条增加农民收入的措施，是通过工业强县来拉动农民增收。我们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根据旬阳资源优势确定了旬阳的重点项目，我们正在实施一个200亿规模的工业工程。我们主要是依托水电资源、有色金属、烟草、黄姜加工这些优势资源来办工业。通过这些增加城镇就业的岗位，吸纳劳动力2万左右。”

活用“减法”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旬阳县除了加强与北京市、广州市等劳动基地合作力度外，还积极拓宽劳务输出渠道，发展多边合作，扩展劳务输出新领域，吸引了河北唐山、西安高新技术开发区、江苏南通市等新的劳务基地纷纷进入旬阳市场开展招聘。县上还经常与各地民工保持“热线联系”，跟踪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做到先培训、后上岗，先对接、后输出。马说：“要解决传统小农向现代小农中间的一些障碍和问题，目前要加快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农民素质问题。现在劳务输出虽然已经达到10万人，但总体素质还是不高，干的还是一些险重活。要加快农民劳务经济发展，只有在农民素质上下工夫。据调查，经过培训拿到证书的工人，一出去工资就是2000块钱以上。我们输送给河东集团培训的电焊工，月工资就是3000块钱。所以要提升劳务经济，核心是劳务培训，我们要利用每年农民回乡过年过节加强他们的技能培训。另外就是对新的劳动力加强培训，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增收就很难提高。”

农民增收范文第9篇

农民增收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近几年来，当阳市把切入点放在解决影响农民增收的突出问题上，把着力点放在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上，紧密结合实际，边思考边探索，农民收入连续几年大幅提高。去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551元，名列湖北省前列。

破解农产品外运、农田灌溉两大难题，探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效机制2004年初，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出台了“通村公路硬化以奖代补的实施办法”，即每硬化一公里通村公路，除上级政府给予的补贴如数到位外，市政府另外奖励2万元，各镇(处)奖励1万元，对连接镇（处）的主干道和单村新修通村公路超过5公里的，市财政每公里另外增补1到2万元。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市已建设通村公路600多公里，市、镇（处）两级财政投入资金1600多万元。为了抓好末级渠系的整修，我们大力实施“输水到田间工程”，出台了以奖代补的实施办法，市财政每年列支500万元用于水利建设，其中200万元作为末级渠系整修奖励基金。全市计划用五年时间，彻底解决全市80万农田的灌溉问题。由于政策驱动，大大调动了各镇（处）、村和农民修路、修渠的积极性。去冬今春，全市通村公路硬化里程名列宜昌市第一，末级渠系的整修也渐入高潮。

推进乡镇（处）配套改革，探索农村社会化服务的长效机制对乡镇机关，主要是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扩大基层民主、阳光作业等办法大量精简领导职数和干部人数，重新整合职能，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为“三农”服务上来。目前，乡镇机关改革已全部结束，领导班子成员减少47.4%，内设机构减少到25%,机关干部减少19.24%。对“七站八所”，除财政所外统一转为以服务中心命名的社会中介组织或经济实体，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坚持走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路子。改革后，农村社会公益事业由政府承担，财政保障，按照市场化原则和合同管理办法，实行项目量化，公开招标，合同管理，群众签单，政府买单，钱随事走，按绩取酬。

培植壮大优势产业，探索农村产业化发展的长效机制农产品“多的不好、好的不多”，是影响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大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市坚持发展板块经济不动摇，立足于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促进优势产品向优势区域集中，全市特色专业基地达到78万亩，专业村达到83个，占全市的50%以上，种养专业户达到2.5万户，占农户总数的40%以上。为培植农业主导产业，2004年，我市提出了突破性发展畜牧、林果、蔬菜三大产业的方案，制定了三大产业的发展规划及政策措施。市财政每年投入3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三大产业发展，采取12项政策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奖励。

发展工业经济，探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长效机制几年来，全市工业经济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工业经济每年提供的就业岗位以15%以上的速度递增，全市工业经济每年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2000个以上，因工业经济的拉动而不断发展的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所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万多人，大大加快了农村剩余劳力转移的步伐。从去年开始，我们全面实施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转移阳光工程，每年由市财政专项列支200万元，培训农民5000人次，让每位受训的农民掌握一门就业本领。今年，全市开展示范性培训近3000人次，已有2400多人实现转岗就业。

农民增收范文第10篇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指标1．城镇化水平。城镇化影响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有效带动乡镇企业发展，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另一方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有效载体，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渠道，增加农民非农收入。同时减轻土地压力，缩小农村人口基数，促进农民增收。文中采用较为普遍的城镇化率指标，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2．农民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开发为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教育则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源泉。农民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主体和农业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受教育水平对其收入增长作用不言而喻。文中农民受教育程度用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其公式为：平均受教育年限＝［1*文盲或半文盲人口比例＋6*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例＋9*初中程度人口比例＋12*（高中程度人口比例＋中专程度人口比例）＋16*大专及以上人口比例］／100。3．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机械化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减轻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依赖，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文中以各年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反映这一指标。4．农业总产值。即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其反应一国或一个区域农业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水平。农民收入主要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农业总产值与农民农业收入密切相关，通过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挖掘农民增收潜力。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以货币量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它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指标。随着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加之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政策的扶持，极力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使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提高农民非农收入有着重要意义。

（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1993年～2011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不同受教育水平农民比重、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总产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项指标。数据来自1994年～2012年《甘肃统计年鉴》和《甘肃农村年鉴》，通过整理可得原始数据（见表1）。

二、模型构建和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本文以甘肃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被解释变量，以对农民收入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各因素为解释变量，为避免异方差性，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建立如下模型：lnYi＝β0＋β1lnUi＋β2Ei＋β3lnMi＋β4lnVi＋β5lnIi＋εi（1）其中，Yi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i表示不同的年份。解释变量分别为各年城镇化率U，农民受教育水平E，农业机械化水平M，农业总产值V和全社会固定投资额I，ε为随机误差项，代表所有未纳入模型但影响农民收入的其他因素。

（二）实证分析运用Eviews5．0软件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果（见表2）。从中可以看出，城镇化水平的系数符号为负，不符合经济学意义和预期结果，且回归系数也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需进一步改进。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采用逐步回归法进一步分析得出结果（见表3）。农民受教育水平、农业总产值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增加都有正向影响，符合经济学意义和预期。修正后的可决系数为0．988439，回归模型的拟合情况很好，能够解释98．8％的因变量（农民人均纯收入）观测值的总变差。F统计量的值为513．9898，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F分布表得临界值F0．05（3，1．5）＝3．29，方程通过了整体显著性检验。给定显著性水平α＝0．1，查t分布表得临界值t0．05（15）＝1．75305，各解释变量系数的t值均大于临界值，由此表明各解释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变化均有显著性影响，具有统计意义。对方程进行序列相关检验，给定α＝0．05，当n＝19，k＝3是，查DW表，下限临界值dL＝0．967，上限临界值dU＝1．685，根据上表结果，DW统计量的值为1．802184，在［dU，4－dU］之间，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此外，方程通过了异方差White检验。作异方差的White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nR2＝10．90735，在α＝0．05时，查X2分布表，得界值X（9）＝16．929，因为nR2＜X（9），所以接受原假设，故模型不存在异方差。上述分析结果表明，3个解释变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弹性分别为0．147，0．492，0．113，即当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农民收入将增加0．147％，农业总产值每增加1％，农民收入将增加0．49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1％，农民收入将增加0．113％。综上可得影响甘肃农民收入因素的回归方程为：lnYi＝－1．81714＋0．146599E＋0．491883lnV＋0．113134lnI（2）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甘肃省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农业总产值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最为显著，2011年甘肃省农民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为1866．77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7．75％，尽管这一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其主体地位仍未动摇，其中农业纯收入（农民来自第一产业纯收入）在家庭经营性纯收入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由此可见，农业收入始终是甘肃农民家庭经营的主体收入来源。其次，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有较大的影响，由于农民个体作为农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主体元素，其科学文化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思想觉悟、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以及竞争能力。此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对农民增收产生显著影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及农村繁荣离不开社会外在力量的推进，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甘肃省坚持在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指导下，在加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基础上不断向“三农”方面倾斜。2011年，甘肃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用于第一产业的投资额达191．45亿元，较上年增长38．74％。此外，根据回归结果，甘肃省的城镇化水平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尚未对农民增收产生明显的影响。究其可能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甘肃省的城镇化水平低，2011年甘肃省城镇化率仅为37．1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12个百分点。加之受自然、经济、交通等条件的限制，多数小城镇的发展缺乏产业的支撑，导致城镇化的发展在促农增收过程中缺乏内在动力。二是受典型山地高原地理条件的限制，甘肃省农业机械化水平不高，全省耕地中山地占64．7％，同时农业机械总量少、配套机械缺乏、装备结构不合理等，因此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鉴于上述模拟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优化农业内部结构，从农业增效中增加农民收入目前，农业收入仍是甘肃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实现农民农业收入的增加，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渠道，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促农增效、保农增收。首先，突出特色、发挥优势。针对甘肃省现有的马铃薯、现代种业、中药材、酿酒原料及优质林果等几大极具优势的特色产业发展，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强化特色农产品品牌建设。其次，加快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家庭小生产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产业化大生产经营的转变，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最后，科技兴农。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

（二）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甘肃省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民地位进一步被弱化，在农民收入来源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的增加更为重要。为此，要强化农村基础教育，加大农村教育投入，改善教学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学校教学硬件水平，提高和改善农村教师的工资待遇，尤其为偏远乡村教师提供专项资金补贴，在此基础上着力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并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推进农民职业教育发展，加大投入，积极发展农民夜校、农民职业中学等，培养一批农业技术骨干，提高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同时，建立“企业—政府—农户”之间人力资源信息沟通的良性互动机制和平台，鼓励企业对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进一步加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对“三农”的倾斜力度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形式，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和效益。首先，加大“三农”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能够为农民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成为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的重要渠道；其次，甘肃省多数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设施建设水平低，严重影响着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因此要进一步扩大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此外，各级政府要继续加大强农惠农力度，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与此同时，要重视投资效率，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投资效益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