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个人考察报告范文

农民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1篇

可分为地质地貌考察报告，考察报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类。以报告的对象为依据。古生物考察报告，考古考察报告，卫生防疫考察报告，生产力发展考察报告等等，每门学科都可以成为考察对象，写出考察报告。

可分为概貌介绍型考察，以写作特点为基准。考证型专察，论证型考察，学术型考察等。

把二门以上学科联合考察写成的报告称为综合性考察。报刊上常见的专题性考察报告和综合性考察报告。人们习惯上常把单门学科的考察报告称为考题性考察。

讨论各类不同考察报告的特点及其写作。这里着重从写作特点的角度分类。

1.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

同时也为上级领导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这类考察报告常用于自然资源与社会文化的综合考察。作者经过实地考察后将被考察地区的各方面的基本情况介绍出来。作用是让人们对该地区的概貌有清楚的解。制定有关政策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有必要时还需要考察该地区的民俗人情。这类考察报告的特点是具有普查性、综合性。考察对象广泛。考察地区的面积、地形、气候、河湖、工农业、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都是考察对象。

隶属云南省怒江僳僳族自冶州沪水县”片马的各种情况。如地理地形特点，比如像杨勤业写的片马行—横断山科学考察散记》①就是一篇概貌介绍型的考察报告。这篇考察报告考察了位于横断山脉西侧高黎贡山主脊线以西。片马，包括上片马和下片马等自然村，海拔都在两千米以下”脑昌卡河源头的一个山间小盆地”人口、农业耕种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是历史上早在明朝就是中国版图的一部分，属六库登格土司所管辖”现在总人口只有500多，耕地也只有千多亩，这里至今仍然广种薄收，虽然也进行最低限度的松土耕作，可是没有施肥的习惯。玉米、水稻一年一熟，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维持在三百斤以下的低水平，与优越的自然条件很不相称。片马的气候特点：片马年降水量估计在1400毫米左右。每年雨季从六月开始至十月结束，长达五个月之久，其中七月最多，估计占全年的一半左右。所以，尽管片马海拔较低，气温并不比东坡地沪水高”夏季最热月平均气温低于25℃，晚上睡觉还离不开棉被。片马的森林资源情况：片马的沟从里生长着常绿阔叶林。山坡上的常绿阔叶林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一部分成为云南松林”进入林子，藤蔓缭绕，草类茂密。处是几人合抱的人树”乔木的上层树冠就可以分五六层之多，组成极复杂，250平方米的样方内，竟有22种高大的乔木，占优势的科属是壳属以及樟科的一些种属。上层乔木冠幅直径3.5米，茂密的枝叶使林下不见阳光，湿生草木特别发育，盖度可达90％以上”片马经济林非常丰富。只要在老乡古老的木屋周围走一圈，就会看到家家用茶树作篱笆，户户用桃李和苹果作遮阴，用核桃和梨树作围墙。片马地区居民的特点是片马居民以景颇族和僳僳族为主。热情好客”对于“远方来客，更是招待殷勤、周到

考察面广泛。上面举出的这篇考察报告，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的考察对象众多。把片马地区的各种优势及其不足之处，考察得清清楚楚，从而为提高该地区人民的文化素质，开发该地区的水利、经济、林木资源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

首先是指介绍概况要有鲜明的真实性。如介绍地质地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这类考察报告的第二个特点是记游性”所谓“记游性”指游记的一些特点。具体说。山川古迹，物产资源、建筑特征、民俗风情等，必须有鲜明的真实性，绝不允许“合理”想象或夸大。考察报告以其真实性，使读者对该地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指有优美的形象性。概貌介绍的记叙状貌时既可以用说明、记述的方法，其次。也可以用描写的方法，灵活地运用多种表达方法将概貌考察写得清晰明了又优美形象，从而使读者在得到知识的同时获得美感。片马行》有些山川景物的描写就非常生动形象：藤曼缭绕，草类茂密，处是几人合抱的人树，树身上披满了绿苔，树干悬挂着绿纱般的松萝，藤蔓从一棵树绕到另一棵树，从上层乔木绕到下层灌木，好象一条条巨蟒来往穿织。这种描写能激发读者的美好想象，有身临其境之感。

往往是以作者的考察足迹来组成全文的结构，记游性”一另一个特点是指清晰的踪迹。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层次井然有序。

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应用文体。诸如“考察散记”考察札记”考察日记”等都是接近散文体的考察报告。有些到国外访问考察的同志写成的考察报告，这种类型的考察报告的文体特点更接近散文文体。如李国山等人写的考察归来—少数民族畜牧业考察团记问新西兰》又如陈有为、安建国写的青山翠竹行思—康塞普西翁林区考察记》则更明显地具有“游记”一些特点，所以往往被误认为是游记。事实上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只具有“记游性”但并不是游记。最大区别是写作宗旨不同。概貌介绍型考察报告，为有关决策部门开发各种资源，制定有关发展计划提供科学资料与依据，实用性极强，而游记的主要目的则是通过作者对游览地各类情况的特点的记叙，来抒发作者个人的情怀，折射时代的特征。抒情性浓郁。

2.考证型考察报告

对一般说法提出异议并予以纠正，这类报告的任务：作者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科学考察。确立新的科学结论；或对有争议的考察结果，表述自己的考察结论。

考察研究成果用今天的科学尺度去重新评议，前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难免有不准确或不精确之处。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今天，对前人研究成果已成定论的一般说法，即“通说”或至今仍有争议的科学项目重新进行考察，以获得更精确的数据，得出符合事物本质规律的给沦，考察工作义不容辞的责任，考察报告的重要内容。

黄效文先生①写的江源考》②就是一篇考证型的考察报告。

国第一大河，长江的源头在何处？辞海》这样注释：长江。上源沱沱河出青海西南边境唐古拉山脉丹冬雪山。纳当曲后称通天河…全长6300公里。这是前人考察研究的成果，已成“通说”国曾在1976年、1978年两次派出江源考察队至长江源头考察。这两次考察，把源头的水文地理等情况弄得清清楚楚，确认沱沱河上游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冬雪山西南侧的姜根迪如冰川为长江正源。这样，长江长达6395公里。新的长度把我国第一大河长江列为世界上第三位。但也有一些考察队认为长江上游地段的另一主流当曲，也不失为长江主源之一。此说目前有争议，为此黄效文先生于1985年夏季亲自到沱沱河及当曲源头考察。通过实地考察，作者在报告中写道：可以进一步证明，姜根迪如南侧冰川实为沱沱河（玛尔曲）主源”当曲亦是长江的源头，当曲正源发自卡史贡东北的扎日山贯麓的马鞍形山脊中，北为拖喇山，南为沙亚山（皆藏语译音）有溪从山沟中流出，哪个最长。作者的考察结论是若以此地为算，当曲源应更比沱沱河长得多，长江长度亦应有新的计算。

由事实本身引出结论。黄效文先生在江源考》中全部是用事实来证实自己的正确结论，这类考察报告的特点是以事实说话。纠正一些错误的考察结果。这篇报告这样写道：查实这里的当曲源头与有关书本所说的当曲源头出入颇大。霞舍目阿巴山于此当曲源之西南3天马程，那里的东西两条小河名为绕德曲和查敦曲，并非有关书中所说的多朝能或达姆曲等。霞舍日阿巴山当地名阿日西诺。另书谓源头山名扎拉荣，更不对了因当地各藏民皆肯定扎拉荣为扎曲（即澜沧江）源头，当曲之北，莫云公社之西。作者在考证当曲的正源为何处时，也是以其考察的事实来说话：查实当曲正源的霞舍日阿巴山之东北约120至150公里（按藏族说3天马程）骑马考察最上源为沼泽蓄水聚流而成，主流两旁各有较短的同样小溪来会。当曲水下流约10公里至卡史贡坝子（约4900米）乃沿北往南过一小山丘（藏名左米当）再折西流至错尼家小地区，折西北流向。往西流前另一小溪从东来会，此也可算当曲另一源流，约可溯10公里至卡史贡坝子东南一山名我勒山，沟名沙扎，源头发自小水潭，长约1.5米，阔0.5米，潭中小石带黄色斑纹，水从地下出，间流间断而成小溪。

由此得出的结论令人坚信无疑。作者的考察极为认真仔细。

确定了代表大洋地壳的蛇绿岩套的存在查清了打加拉蛇绿岩套的②是由偏上部的辉绿岩墙群到下部的堆积岩层组成，潘裕生写的三上打加拉》①也是一篇考证型考察报告。作者通过三天周密细致的考察。进而可以恢复地质历史上这个海洋的发生、发展与消亡的过程和当初的自然环境。

来纠正“通说”或消除争议，由考察的事实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或证实久而未决的考察结果，考证型考察报告”主要特点。这类考察报告，人们习惯中所认为的正宗”型应用考察报告。

3.论证型考察报告

给人们以正确的引导。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这类考察报告的典范。这类考察报告的任务是作者通过考察对错误的结论或言论予以驳斥。

主要是针对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错误言论而写的为了有力地批驳错误的言论，这篇考察报告。亲自到湖南进行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通过对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考察，总结了农民协会领导下所作的十四件大事，从中得了符合农民运动本质规律的科学结论：农民运动，好得很”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上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考察报告用铁的事实驳斥了糟得很”错误论断和所谓“过分”所谓“痞子运动”等错误言论。这篇考察报告在当时给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势力以有力的回击，同时为党内外正确认识农民运动，为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充分的科学论据，也为当时的革命当局正确处理农民运动，提供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资料。

具有议论文的基本特点。具体说就是鲜明的观点，这篇考察报告的特点是鲜明的论证性。有力的论证，严密地逻辑性。

用分析的手段加强对事实的分析论证，这篇考察报告。通过严密的分析论证，将事实原本质特性揭示出来。比如在批驳所谓“过分”错误论调时写道：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所谓‘未免太不成话’这派议论貌似有理，其实也是错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所谓‘过分’举动，都是农民在乡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造成的这些举动，农民运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非常之需要的作者通过分析论证，使人们清醒地看到农民的某些举动的意义所在对农民的过分举动”本质有了透彻的理解。

也重视形象性。这样可以增强论证的说服力与感染力。这篇考察报告在语言表达上也是范例。论证型考察报告的论证语言除要求严密、精炼、准确外。

4.学术型考察报告

从中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这类考察报告往往是专题考察的基础上深入开展探讨、研究。探求客观真理，或形成某种理论体系，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

熊映梧写的横向经济联合”生产力经济学考察》一篇学术型考察报告。

并在此基础上，这篇考察报告对新时期出现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横向经济联合’作了专题考察。对这一新事物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即适应发展生产力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这种新型组织形式的出现，这篇报告探讨了横向经济联合”新型企业组织形式产生的客观原因及理论根据。报告认为“横向经济联合是生产要素合理地组合的要求。以生产力系统论的理论为根据的作者认为“社会生产力不是劳动者、劳动对象，工具（机器）设备、动力系统、运输系统、管理系统等等生产要素的机械相加，而是由它有机组合的经济系统。生产要素的组合，不是一劳永逸的而需要不断地调整。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消耗期长短不一，资源条件、技术条件和社会需求经常发生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其它一些变动的因素”这些都能“引起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作者还认为“进入发达的商品经济时代，生产要素的组合是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实现的国目前出现的横向经济联合，这就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联合”发展商品经济，理所当然包括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内容”

着重探讨了如何依据生产力震动规律来发展横向经济联合的问题，这篇考察报告的正文部分。作者认为“发展横向经济联合，首先要符合生产力社会化的规律；此时，还要符合产业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合理化、技术进步”工农业现代化”等等规律。只有依据生产力运动规律去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揭示规律，这篇学术性考察报告。还是提出措施，都为决策部门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和科学的理论依据，一篇有价值的考察研究成果。

农民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2篇

一位中国转业军官购买了私家汽车，又下海开了一家旅游出租汽车公司。这件事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条不胫而走的新闻。刘华云在30多年前已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军改商。

后来过了10年，他投资数亿组建大型农业基地。这种发展大规模农业“拖拉斯”在国外很多，当地乡亲百姓是最大的获益者，他这个“致富不忘乡亲”的良心企业家，因此更成了政商界的新闻人物。

转眼又是10年，刘华云已成为坐拥多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再不是一般创新型商人，也不是简单的良心企业家。他在花甲之年不忘初心，穷尽心血踏遍中国的山水，致力研究中国“三农”问题，并写下《中国新农村建设考察报告》。

担起的责任叫遂行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曾创造出世界领先的农业文明。”刘华云一直为托起优秀民族的农业文明而津津乐道。

如同许多吃苦耐劳的企业家一样，刘华云出身于江汉大地的农村，土地养于斯，其情忠于农。也如同许多做大做强的成功企业家一样，他当过兵，忠于纪律，更投身理想。这就有了他这个从土地上出来的军人的价值取向，能闯能干能想能做，而最终在他衣食无忧之日，重新回馈于土地，并奏响了他建设中国新农村的人生乐章。

刘华云在《报告》的附件中，专门有一段陈述：“我们早就在为中国贫困县献计献策：近10多年来，我们考察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74个地级市，1332个区、旗、县，与65位省部领导，370多位地区市长、书记，1630位县长、书记谈农业、文化、旅游县城经济，深感脱贫中国贫困县任重道远！”

这一系列的数字，外加数十万字考察报告和附件，反映了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意识。如果没有家国天下的情怀，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责任使命，刘华云完全可以在大洋东岸听涛，在红海钓鱼，在红磨坊品浆。但他在年过半百之后，下定决心“撸起袖子”去拥抱这块贫困而富饶的土地。

从1993年投资资产2.8亿的“公司+农户+基地”模式先行，到在北京港澳中心进行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探索，再到呈请中央在贫困县建立脱贫试验区……当年那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小伙子、在军营历炼成钢的好军人、在商场滚爬出来的梦想者，几乎把自己美好的时光、热血和责任，与这个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同向同行，同德同心，同呼吸共命运，并以强大生命力遂行着国家使命。

奉献的智慧叫先行

对于“三农”问题，刘华云的概括是基于土、潜于族、始于村，而破解“三农”，他则强调策于国、桥于商、利于民。开口不凡，开卷有益。刘华云对中国“三农”熟烂于心，直抵核心。

“我早年融入改革大潮，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历程成长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和受益者，更是支持者、践行者和助推者”。刘华云在给国务院的建议中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简历，同时也展示了他一直低调做事，且秘而不宣的过去。这也是他顺势而为、聚智发力的真实写照。

在改革之初，刘华云响应邓小平同志裁军百万的号召，回到故乡，从商近40年，无不良记录，他认为这是一个商人的根本。他长夜燃灯舞文泼墨啃诗书，尤为喜爱当年一大批实业爱国者的传记，并在大量企业家涌进城时，他却逆向支农托农扶助农村产业。对此，他几乎倾其所囊，毕其所力，筑其所基。

“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讲到‘郡县治、天下安’，这使我们过去不懈的追求找到了根本的源头。所谓县域经济，起初热闹于科技创新、经济唱戏、文化搭台，但安定天下之重还是‘三农’，这时我们便加快了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刘华云谈起《中国新农村建设考察报告》由梦想正逐步化为现实时，他十分强调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嬗变中的撞碰，以及智慧与时势的交运。

《中国新农村建设考察报告》开篇点明主题：“在高速增长的中国国民经济中，中国农业相对滞后。从某种意义上讲，拖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中国农业发展状况堪忧，这也正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重任。”

《报告》纵论上下千年，古今中外，紧扣“三农”起势。接着，紧施中国新农村建设之策，从新农村乡村整体建设、到乡村企业发展方向、投融资模式及整合县域经济等娓娓纵论。最后，诘问“三农”向何处而去。

《报告》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切实看到随着我国工业化向中后期高端工业化水平升级，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势头减弱，城市吸纳与农民回流到成双向剪刀差。所以，他提出国有经济主导下混合制集体经济的组织形式，在新的条件下需要进一步完备与重构。以此为据确立“以商为桥”的新理念、“以桥带链”的新概念、“以链兴县”的新观念，并身体力行，始成正果。

托起的担当叫力行

有了理想与智慧，再没有比担当更具有内涵的词汇。这个担当，既是担当历史的重任，也是担当破解中国“三农”难题的决心。刘华云不善夸夸其谈，坐而论道，生命蓬勃着一种舍我取谁的担当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新农村建设考察报告》中如气贯长虹。

当党的十再次把农村改革上升到战略地位以来，刘华云挽着裤脚穿行在希望的田野，几乎不余遗力。他先后发展了亿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新农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旅游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大型企业，拓展了皇明太阳谷旅游服份有限公司、海南旅游包机公司、山西华襄农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内蒙白音旅游产业股份公司等一系列实体，全面开展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探索。

纳鲜銎笠悼展的诸多项目，包括金融、交通、地产、种养、加工、制造、物流等多个领域，刘氏集团成为了中国“经营最宽”的企业，但最具特色和引以这个团队自豪的，正是由“公司+农户+基地”而演化的“土地+生态+旅游+互联网+”等，堪称中国新农村建设综合性模式与致富机制。

踏寻中国乡村，刘华云开设了大黄河漂流、白天鹅观景区、瑶人山国家森林公园、福寿山国家森林公园、三潭大贵寺国家森林公园、大洪山黑龙潭风景区、鸡公山国家森林公园、中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关帝山国家森林公园、列山风景区、桐柏山太白顶风景区、雅克夏国家森林公园，徐家河旅游渡假区、封江风景区及景区中的宾馆、别墅、度假村等，留下一个又一个让人叹服的开发项目。

借着全国精准扶贫的东风，刘华云扩张到区域经济，签定了仰韶大峡谷、函谷关古文化旅游区，九龙洞风景区、玉皇山国家森林公园、鸡冠洞国家森林公园、金丝大峡谷生态游，凭祥国家森林公园、江苏第一山国家森林公园、宁夏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云南易门国家森林公园，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幕阜山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区等，一系列的创举，更是其《报告》的真凭实据。

几乎同时，在中国陆基2%的土地上，出现了中国新农村集团有限公司的杰作，项目遍及广西、山西、陕西、贵州、云南、宁夏、湖南、安徽、湖北、四川、辽宁、江苏等地，形成了中国农乡旅游王国。一些资源专家评论：“这种原始保护性的创新型开发，既保护了中国农村的青山绿水，又带来了农民的真金白银。”

农民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3篇

共产国际支持，陈独秀负责具体筹办《向导》周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后，就十分重视报刊宣传工作。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对出版党报的原则性问题作出了规定。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又专门讨论了党报宣传问题。马林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1921年6月来华，后来参加了中共一大。马林在筹建中共的过程中强调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建议中共中央创办一份党报。马林还就此问题询问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宣传计划如何展开，大会所决定的要办一份党报的事如何实现。由于李达对马林的工作作风表示不满，不愿与马林合作，表示要等陈独秀从广州回来后再说。后来，因为经费困难。人手不够，所以未能实现。不久，马林又主张将内容基本相同的《新青年》季刊和《共产党》月刊合并，另外再出版一种政治性的周报。

1922年8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的问题。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会议还专门研究了中央的宣传工作。中央决定在北京创办《远东日报》，专门宣传国民革命。但马林认为，中共能力不足，不应该办这样大的机关报，因为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只应办一个周报。中央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创办《向导》周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机关报。中央还决定，由蔡和森担任主编，负责筹办工作。

在《向导》周报的创刊过程中，陈独秀高度重视，参与了《向导》周报筹办的具体工作。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发行，总发行处设在环龙路。每星期三出版，16开4版，以政论、时评为主，内容丰富多彩，文字生动活泼。《向导》周报在其创刊号的本报宣言上，以犀利的笔调，开宗明义地指出：当前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必须国内和平统一的障碍――军阀与反对中国自由与独立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的政府。

1923年，中共中央对党和团的中央机关报作了宣传上的厘定分工，规定：《新青年》季刊是“学理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机关”，《前锋》月刊是“中国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研究宣传机关”，《向导》是“国内外时事的批评宣传机关”。1923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在党所创办的《新青年》季刊、《前锋》月刊和《向导》周报三种刊物中，“《向导》在社会上稍有影响”。1925年1月，中共四大充分肯定了《向导》周报通过几年的奋斗。终于“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认为，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重新明确了各党报的职能，确定《向导》周报是“党政策之指导机关，今后内容关于政策的解释当力求详细，文字当力求浅显”。

还有瞿秋白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和《前锋》月刊。此外，还有党所领导的《中国青年》、北京《工人周刊》、广东《劳动周刊》等刊物。为了加强对党报党刊的管理和指导，加强宣传力量，1923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教育宣传委员会，委员有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林育南、高君宇、彭述之等17人，下设编辑部、函授部、通讯部、印行部、图书馆五部，分别负责党报党刊的编辑、人员培训、中外报刊的编译、印刷发行和资料保存等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管理报刊发行的机构，就是教育宣传委员会下设的印行部。中央要求印行部每月造统计表报告《向导》周报等报刊的发行与收人情况。1924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出版部，张伯简任书记。1925年底，毛泽民任出版部经理，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28年底。中共中央出版部成立后，将工作重心放在《向导》周报的发行上，要求各地及时上报《向导》周报在当地的销售、邮局寄递情况，敦促各地注意扩展党报在当地的销路，寻找“不出费或廉价登《向导》广告之出版物”。

当时，负责管理报刊发行的还有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使本党宣传品广布全国”，交通干事的任务除担任中央各机关间及中央与所在地地委间的交通外。就是“指导出版部向各地扩张公开的宣传品之销路”与“筹划向各地秘密的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当时中央组织部拟订的工作计划和颁布的几则中共中央通告均涉及报刊发行。如《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就是陈独秀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颁布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是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文件，其中就有具体的运送报刊的办法。例如：选择一两个妥当地址，“最好是靠近轮船码头便于运送的地方作接纳中央出版品的机关”。

1924年9月2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和中央局秘书联名签署一则通知，要求党组织、党员订购和推销《向导》周报。通知要求：“凡属本党党员，不但有购阅本党中央机关报的义务。并有努力向党外推销的义务。”中共中央还发动所有党员、团员推销党的刊物，并要求各支部书记担负起督促的责任，“每支部书记必使各党员订阅并担任推销，至少每人须购阅一份”，如果个人因经济困难不能购阅，还必须要经过支部会议的许可才行。当时，《向导》周报、《中国青年》都印了可以张贴的推销广告，要求党员、团员将它们张贴于各处。中央组织部曾指示各地：“为推销《向导》起见，中局已拟印一种颜色广告，不日可寄各地，各地接到此项广告时，应责成C.P.、C.Y.同志分送当地书铺、书摊，及前往各学校阅书室张贴，至要!”由于《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所以它的发行受到全党上下的关注。中共中央要求各级组织、各个党员都要肩负起责任，并且规定了硬性任务，即每一个党员必须推销五份以上的《向导》周报。同时，每一个支部还要负责推销三份以上的《新青年》和《中国工人》。，

在《向导》周报创办初期，发行量不过数千份。《向导》周报当时的售价是每份6分，这个价位不是一般的农民能接受的。《向导》周报曾经刊出一位叫冬原的读者来信：“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对当时的农民来说，一块豆腐已不敢问津。由于经费少，决定了《向导》周报的售价偏高，而偏高的价格又制约了《向导》周报的销售。后来，由于中共中央不断加强和改进《向导》周报的工作，特别是降低了零售价格。分售处也由最初的上海、广州、北京、长沙等少数城市。扩展到10多个城市，形成了一个有效的销售网络，因而

使《向导》周报的发行量增加到3万份，在当时全国报刊销量中名列前茅。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夕，《向导》周报的销量达到T5万份，不仅遍及国内各省市，而且远至越南、德、法等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北伐途中有人发现。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每期也能代售《向导》周报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

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担任《向导》周报主编

《向导》周报的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亲手办一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是蔡和森多年来的愿望。他在同的通信中谈到建党的部署时，特别强调要“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在中共二大上，蔡和森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执委，接替李达负责党的宣传工作。1922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决定由蔡和森筹办党的机关报，他满腔热忱地接受了任务。1925年1月中共四大以后，中央决定蔡和森不再兼管宣传工作，而与瞿秋白一道负责编辑《向导》周报。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的时间最长。从1922年9月13日创刊到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工作，总共近3年的时间。如果从蔡和森实际负责的工作时间来看，有2年零8个月的时间，超过了《向导》周报办报时间的一半。蔡和森卓有成效的工作，推动了《向导》周报的迅速发展，为后继者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蔡和森担任主编期间，主编了116期的《向导》周报，超过了《向导》周报总共201期的半数。蔡和森身体瘦弱，又患有哮喘，但他不顾自己的身体，仍夜以继日地工作。1979年，当年与蔡和森一同工作过的罗章龙回忆说：“他所写的文章观点鲜明、文笔酣畅，宣传鼓动作用很大。在我们这一辈人中，只要一提到《向导》，就自然地把它与和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的贡献之大、影响之深，就可想而知了。”2005年3月30日是蔡和森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座谈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出席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对蔡和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主编的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被誉为四万万苦难同胞思想上的‘向导’。”

《向导》周报第二任主编，是中共四大后担任中央宣传部主任的彭述之。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开会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彭述之接任《向导》周报主编，直到1927年4月离职，共18个月的时间，主编期数70多期。在彭述之担任主编期间，随着《向导》周报的发展，工作环境、条件有所改善，特别是相关编辑人员也日渐成熟起来，具有了较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彭述之不必像蔡和森那样事必躬亲。就工作条件来看，《向导》周报创办之初，编撰队伍只有七八个人，五年中逐渐发展，先后拥有近百人的队伍。为了筛选材料和服务于领导，《向导》周报编辑部专门设立了一个秘书处。《向导》周报辟有“地方通讯”一栏，材料是各地方的党组织向中央上交的报告。秘书处初步查阅后认为值得发表的，再交给编辑部审查定夺。

彭述之是陈独秀在党内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受陈独秀的影响，在彭述之担任主编期间，《向导》周报一度改变宣传方向，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和北伐战争不支持、不拥护，导致党内思想不统一，使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削弱。1927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到武汉，中央宣传部及《向导》周报编辑部也一同西迁至武汉。当时，彭述之并未去武汉，主任和《向导》周报主编便由瞿秋白。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瞿秋白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宣传部，并兼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书记。

瞿秋白为《向导》周报端正宣传方向和恢复正常出版，倾注了极大的精力。瞿秋白主编《向导》周报期间，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侧重评论当前政治形势和重大政治事件，为革命政治斗争“导向”的指导原则，表现出四个方面的鲜明特色：第一，办刊宗旨和主编思想十分明确，集中力量宣传中共三大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把中国建成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的主张：第二，十分重视对革命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事件的分析评论，指导全党和革命群众认清形势。正确开展革命斗争；第三，密切联系读者，瞿秋白常以《向导》周报记者的名义答读者问，通过答问释疑，阐明党的立场和观点，宣传真理，教育群众，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第四，重视报道各地的革命运动。

《向导》周报首次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

在《向导》周报创办初期，因为人员紧张，所以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瞿秋白、彭述之等人不得不身兼数职，他们既是中央领导，又是《向导》周报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当时称记者)。担任编辑人员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高君宇、张太雷、向警予、罗章龙、郑超麟等人。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罗章龙、、、王若飞、、高君宇、郑超麟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都为《向导》周报写过文章。在《向导》周报的作者中，陈独秀毫无争议地名列第一。除1922年底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和1926年初因病住院外，几乎每一期《向导》周报上都有他的文章。有时甚至整期都是他的文章，如第55-第77期。据统计，《向导》周报上署名“独秀”、“实庵”的文章就有266篇，短文402篇，约占整个《向导》周报文章的五分之一。蔡和森除了用“和森”署名发表了130多篇文章外，还用“本报同人”、“记者”等发表了不少文章，共计156篇。彭述之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73篇，瞿秋白在《向导》周报发表文章70篇。陈、蔡、彭、瞿四人，成为了《向导》周报最主要的作者。

在《向导》周报创刊后，陆续开设了“时事短评”(后分为“中国一周”和“世界一周”两个栏目)、“读者之声”、“各地通信”和“寸铁”等丰富多彩的栏目。“中国一周”和“世界一周”两个栏目旨在向广大读者介绍一周内国内国际所发生的大事，并通过简评来引导读者分清是非，培育国民的政治敏锐性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志。这两个栏目最受读者的欢迎。“读者之声”主要刊载各地读者对《向导》周报的评价、建议和《向导》周报给读者来信的答复，以沟通读者与编者的思想。“各地通信”主要登载各地所发生的重要新闻。“寸铁”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特色栏目，所发文章大都短小精悍，析理透彻，逻辑性强，富有号召力和战斗力。

《向导》周报提倡朴实动人的文风，反对离开问题谈主义。多数文章都不是空发议论，无病，而是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向导》周报发表的文章大都短小精悍，生动活泼，战斗力强。《向导》周报文章的文字浅显。文笔犀利，文字生动活泼，针砭时政，入木三分，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进的刊物。”敢于以“最急进”来自我宣传和招揽，显示出《向导》周报在大革命狂飙突进时期的巨大影响。最能体现“急

进”的，是与《向导》周报提出的许多对大革命产生重要影响的口号分不开的。《向导》周报大力宣扬“国民革命”这一口号。中共二大时确立的最低纲领为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考虑到国民的接受程度，《向导》周报在宣传的时候运用了曾经提出的“国民革命”这一口号，并赋予了它新的含义，即在原来反对封建主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经过重新解释的“国民革命”，在大革命中发挥了唤起并团结民众的重大作用。

《向导》周报还首次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帝国主义”和“军阀”都是外来词。因此刚刚提出的时候，民众并不了解，甚至被讥讽为海外奇谈。

经过两年多持之以恒的宣传，《向导》周报终于使“打倒帝国主义”、“打到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甚至成为部分左派与一些进步商人都在使用的最流行的口号。

是中国共产党内论述“纸老虎”问题最深刻、最全面的领导人，但并不是党内第一个提出“纸老虎”概念的领导人。党内第一个提出“纸老虎”概念的领导人是蔡和森。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向导》周报第2期上发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与军阀割据》，批评一些只知空发议论貌似强大的“政治家”或“政论家”时，第一次使用了“纸老虎”的概念。他说：“自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他们简直不知道或者不承认有群众的势力，所以他们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

《向导》周报概括并大力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得“三大政策”最终成为了区别左，、派与、革命与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准。一个时期内，“三大政策”成为了最流行的口号，无论是什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什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在标语和传单上最容易看见的，也唯有“三大政策”。一个口号能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难怪当时有人认为中共的宣传口号具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艰巨任务，必须建立联合战线。《向导》周报从创刊到1924年1月改组，共发表宣传建立统一战线的文章50多篇。《向导》周报的出版，正是中国共产党蓬勃发展的时期。在五卅运动期间，《向导》周报发表的中共中央有关五卅运动的文告、论述、文章达54篇。《向导》周报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作了舆论准备。赵世炎以“施英”为笔名，撰写了七篇论上海工人罢工的文章，刊载在《向导》周报上，被誉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历史文献。

《向导》周报在后期受到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影响，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等问题上也宣传了错误的观点。陈独秀等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过火”，“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大革命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列举中央在农民运动方面的右倾错误，并对今后的农运方针、政策提出了意见和建议。1927年3月5日，《考察报告》部分章节首次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上发表。同时，正式将《考察报告》送交中央。希望能在中央党报上发表。陈独秀接到报告后颇为不满，把《考察报告》搁置起来，不予理睬。当时，瞿秋白看了的《考察报告》后，给予高度评价。3月12日，《向导》周报第191期发表了《考察报告》的部分内容。可是，陈独秀、彭述之不但不接受向中央提出的正确意见和建议，而且不许的《考察报告》在《向导》周报上继续刊登。在彭述之的直接干涉下，《考察报告》下半部内容未能发表。最后，在瞿秋白的大力帮助下，《考察报告》才得以以单行本的形式在长江书店出版。

《向导》周报的艰难发展和被迫停刊

《向导》周报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后，每星期三出版，总发行所位于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3号。由一家名叫光明印刷厂的小厂负责印刷发行。后来。光明印刷厂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向导》周报便改在租界一家规模较大的明星印刷厂印刷。尽管《向导》周报是在租界的印刷厂秘密印刷发行的，但租界当局还是以各种手段侦知了《向导》周报的情况，查封了十余次。《向导》周报被迫不断迁移地址，并采取各种伪装手法，掩人耳目，以继续出版发行。1922年10月，当《向导》周报在上海仅仅出版了四五期的时候，租界工部局就查封了《向导》周报。

为躲避上海租界工部局对《向导》周报的查封，从1922年10月第6期起，《向导》周报北迁至北京。

1923年4月，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南迁至广州，以便更快地推动国共合作。《向导》周报随迁至广州昌兴街28号编辑出版。《向导》周报在广州虽然公开发行，但其独立批评的办报方针受到方面的牵制，后又迁至杭州出版。不久，《向导》周报又迁回上海英租界的上海大学编辑出版。《向导》周报在上海出版的时间最长，超过其存在时间的一半以上。

1927年4月，《向导》周报随中共中央迁到武汉。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揭露了“国民政府在反动阴谋之下的政局”。7月15日，集团公开“”，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7月18日，《向导》周报出版了第201期。这一期仅有8页，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此后，《向导》周报宣布停刊。1927年八七会议后，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共中央曾经想恢复《向导》周报，但随着武汉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党领导的长江书店、印刷厂、纸行等出版发行机构己经瘫痪，编辑人员也缺乏，中央又准备迁回上海，因而在武汉恢复《向导》周报没有实现。不久，中共中央迁到上海。《向导》周报原编辑郑超麟按照瞿秋白的指示，在上海兆丰花园东边亨昌路租了一堂式的洋房作为党报编辑部兼中央宣传部办公地点。郑超麟主张不必恢复《向导》周报，而另外出版一份刊物――《布尔塞维克》，得到瞿秋白的赞同。按照郑超麟的想法，《布尔塞维克》这个刊物名称“表示中国革命从此属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了。1927年10月，《布尔塞维克》正式出版。

《向导》周报从创刊到被迫停刊5年里，尽管处在抄收、查禁的恶劣环境下，但它的发行量依然从几千份上升到十万余份，共出版了201期和汇刊5册；刊发了国内外政论、时评7004k篇，各地通信近120篇，各种文告、宣言近60件，国内外读者来信110余件，总计320万字以上。

《向导》周报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不同于当时风行的文人办报、书生议政，而是一个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坚强的战斗集体，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政治家办报的风格。

农民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4篇

82年前,面对党内右倾领导的怀疑和责难,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出发了。32天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调研了湖南的农民运动,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喊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

2009年7月,中国残联的60多名干部也出发了,兵分15路,前往全国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大规模基层调研,主题只有一个:残疾人的社会保障和服务体系建设。前后20天时间,调研组深入到全国121个县、市、区、旗,走进了291户最贫困的残疾人家庭,实地体察残疾人的生活,了解他们的需求,探寻解决困难的办法和途径。

短时间内,如此高强度、大规模的调研在全国各领域是不多见的。看实情、听真话,是所有调研组成员的共同期望。

我陪海迪主席、张仪凤主任去的是河北和天津。在河北跑了4个贫困县。省残联李民理事长非常知道我们的需求,到哪儿都强调,要看最穷的残疾人。于是我们见到了56年在地上爬行的杨占民(双腿截肢),认识了44岁仍未婚与77岁老母相依为命的盲人郭斌......他们的危房,锅里变质的食物......一切都显得触目惊心。

见到这种状况海迪主席数次流泪,拿出自己的稿费送给了所有走访的残疾人,每户1000元。我们的心情也很沉重,没想到新中国成立60年了,还有这么困苦的人!李民现场办公,指示省残联连夜送去轮椅,并让当地残联马上制定计划,挨户帮扶。海迪招呼围观的乡亲们深情地说:“大爷、大妈、兄弟姐妹们,乡里乡亲的,平时伸手帮一把,大家一起奔好日子!”

汽车驰骋在华北大地上,望着窗外的雨丝,我们的心情忧虑而焦急。虽然比起多年前,政府和社会的支持力度已经很大,但残疾人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残疾人生活仍然非常艰难,如果我们中的一个人托生在当地,不幸也成为残疾人......不敢往下想了。

投入不足仍然是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瓶颈。德国GDP与我国相仿,总人口8000万,刚好与中国残疾人的人数相当。虽然我国早已与82年前湖南考察时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了,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发展变化惊人,但用“温式乘除法”一除,人均GDP就很少了。

这就是现实。

想起了初中时读到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最后几句话:“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在办公桌前开始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的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

看到那些仍处于贫困中的残疾人,我们会意识到什么呢?

农民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5篇

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1978年，刚打倒“”的中国人意气风发，对外引资规模也飕飕地涨起来了。

从1977年秋国家计委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跳到“8年引资180-200亿美元”的新计划，只用了半年。手头储备的项目不足，国家计委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这就重启了出国考察之门。

与世隔绝20年，许多人都是在1978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察“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

当年对外部世界的热度，从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份刊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能窥见一斑。这份刊物从1979年创刊到当年年底，已出了200期，其中刊登了出国考察报告的就有101期。在这101期中，又以出访日本、南斯拉夫、匈牙利、美国、西欧的见闻为主。

干部出访之集中，甚至给国外造成了压力。1980年有个统计，第四、五、六机械工业部与海军先后都派人到西德的同一家电池厂去考察，而日本名古屋市某厂则接待中国考察团达92个批次之多。

中国农业代表团在美国待了40天，参观了102个单位，包括农庄、渔港、农业大专院校、研究所等，皆有名有姓，有见闻有观感。

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专家就更敬业了，虽然他们不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养瘦肉猪，却暗地里抓了把饲料，打听着养瘦肉猪的技术，甚至还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条肋骨，作为技术指标。

正因为观察细致，情报准确，他们成了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考察路径：日本、东欧、西欧、港澳

各路“侦察兵”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正规军”。此时，纳入中央考察视野的，有美、日及西欧的发达国家，还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

1978年春天，中央派出的4路人马相继出发。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的经济；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走访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研；副总理谷牧则带着经济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

从代表团的名称看，考察方向显而易见，它们都冠以经贸之名。1977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学习外国时，主要提出两条：一是学习科学技术；二是学习科学管理――这是我们借鉴外国经验的大方向。从目的地来看，则暗示了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

西方国家中，最先进入领导人视野的是邻国日本。国家经委考察团向汇报：在中国“”以前，日本经济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差距拉大，主要是我们在管理、技术上落后了。于是，当年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次年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学会，举办管理干部研究班。

在东欧国家中，最先去探查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早在1950年代，就摒弃了从苏联引入的计划经济模式，试行市场经济。过去我们一直批判它是修正主义，访南后，才又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

中央代表团访南后，对南斯拉夫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印象深刻，就在国内也搞起了“贝科倍”(农工商联合体)，在全国26个省、区的36个农垦单位试点，着实热闹了一番。

去香港的人回来以后，则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1978年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汇报，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提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经济特区肇始于此。

西欧五国考察团团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杨波就总结说：改革开放其实是主要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有对东欧的借鉴。

现代化什么样

“现代化什么样?出去一看，噢，原来是这样!”在西欧五国考察团中，即使是1950年代出过国的，都没想到“腐朽的帝国主义”会发展得如此神速。

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

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中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连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的商品多达50万种。而我们呢，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商品2.2万种，人均住房面积3.6平方米，拥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还是大多数家庭的追求，农村仍有2亿人没解决温饱，“实在觉得很寒碜”。

有差距感是自然的，连邓小平都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

不过，大多数回来的高层官员，不但没气馁反而信心爆棚。一是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东亚“四小龙”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就富起来了。二是我们的改革不愁没钱花。1974年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争相要和中国做买卖。

知耻而后勇。这批“侦察兵”，在各自领域成了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大寨的思想乱了

1978年的考察报告，围绕经济和技术打转。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思想呢?较少见诸文字的是大寨在1978年夏天那场思想大震动。

这年夏天，中共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李喜慎，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一个月。

他们回来向县里干部做了报告，美国社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李喜慎聊起美国见闻来就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做报告，下面人可以乱提意见。州长的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这下麻烦了，马上在干部思想上引起了震动。

在过去的宣传中，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失业、饥饿、挨冻、工厂倒闭、抢劫、、环境污染等直接连在一起，什么不好，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不提人家的生产力、科学的发展。现在有人去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美国看了一个月，眼见和过去听的宣传对不上号，而且反差如此之大，心理就承受不住了。

这个过去以批判资本主义闻名世界的地方，思想乱了，一系列观念正在动摇。这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事。

不过，也有不为所动的人。郭凤莲也向大寨领头人陈永贵做了详细汇报，讲到美国农业的大机械化。陈永贵细细听了，叹道：“好是好，咱没这个水平呀。就当是开开眼吧，资本主义这农业不简单哩!咱没人家那条件，咱们搞点小型机械……”

据当年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1978年的官员出国考察，比一百年前的清末“五大臣出洋”，来得规模大得多，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更迅猛。这一次，中国的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

农民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6篇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民，历来是一个颇富象征意义的身份标签――农民不仅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意味着一个人必须与土地打交道，面朝黄土背朝天，而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民则具体指向那些具有农村户口的人，他们生来即是农民，老了被称做“老农民”，即便进城做了工人，仍然会被称作“农民工”。尽管农民只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但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农民却渐渐成为愚昧与落后的代名词。那么，新时期的农民究竟应该如何做农民？农民应该往何处去？农民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精神状态？农民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作家绿妖走访台湾六十余位农民、十多个民间团体，并在此基础上写出的采访实录《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或许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可以将绿妖的这本小书，称做是一份台湾农民的考察报告，尽管她的考察只是一种切片式的考察，但其考察内容却涉及台湾农民工作与生活的众多方面――诸如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内容，均可从中窥见一斑。作为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农业地区之一，台湾农民与大陆传统农民已经有了明显的分野，他们虽然还是与土地作伴，但与大陆传统农民相比，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当下的台湾乡村，“在地”是台湾农民口口相传的一个词语，所谓“在地”，大抵是指台湾农民对土地与家园的认识，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实质上是在重新思考农民情感、道德、交往方式和世界观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农民生活方式的一次重新构建。“在地”包含着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和转换，虽然的确带有一些政治意味，却是农民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空间、土地与自然上，油然而生的一种主人翁意识。正像梁鸿女士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思维意识和状态，强调民众的主体感、家园感和参与意识――这也正是绿妖在本书中所要彰显的主题。

台湾农民有着一种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大气与从容。首先，在农业生产方面，台湾农民虽然依然会下地耕种，依然保留着农民“发现品种，留下种子，种下去，等它开花，等它结果”的本能，但他们的工作已经不再局限于土地的耕作，而是延伸到了各个相关的职业领域，农活之于他们，已然转变为一项内涵丰富的产业；而他们的身份也不再是单一的农民身份，转而成为融体力劳动者与创业者，以及农民与雇主为一体的、具有多重身份的“兼职农民”。在农业销售方面，台湾农民摆脱了那种一家一户、自产自销式的狭隘模式，转而有了多条渠道、多种选择，一个农民很容易以团体的身份出现，他可以做公司，也可以加入协会，甚至还可以自己成立一个产销班……他在各种社团里都有发言权，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协商解决，所有的社团都可以相互制衡。台湾的农业已经转化为包括生态耕种、有机食物、预约观光、法式程序原住民料理在内的，富有都市营销概念的多元化农业，而在台湾农民“貌似普通的平静生活之下，是不普通的现代政治结构、朴素有力的乡村建设理念”。

当然，台湾的经济腾飞并非撕裂式的，而是一个稳打稳扎、逐渐进入现代化的过程；台湾乡村社会的“礼乐风景”，也并不是在一帆风顺中自然形成的，而是在与官方的不断摩擦与抗争中艰难发展起来的。诚如绿妖所言：“民主不必然是美好的、清清楚楚的，更可能是一场混战。它复杂多元的结果，折射出‘民意’之复杂多元；而民意，更不必然是真善美的化身，民意间会有冲突，民意和环境保护、和体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更高价值也许并不兼容，甚至冲突。”台湾乡村社会所呈现出的“礼乐风景”，其实正是多方折中与妥协的结果――是基于现实平衡的考量，而不是被行政意志一刀切地推向一个崭新光滑的现代化。它既真实地反映出农业社会在现代社会里的凋零与自救，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古老的未必落后、式微的未必过时，只要用心去发掘，传统同样可以焕发出崭新的面貌。

农民个人考察报告范文第7篇

我带着他的画像沿着镇上唯一的大道向外走。我要寻找一条河。

翠绿色的山环绕着镇子，山因为有水才会常绿，起伏山水所给予人类的，不仅是生机，更是质地坚实的品格。时光与时代的推进令世象改变了太多。但我固执地相信，那条河一定还在。

画像是用单反相机拍下的复制品。没有任何装饰的白色纸面上，用单一的黑色碳素铅笔勾勒出一个人像的头部：浓眉，凤眼，鼻梁挺阔，中式的深灰色对襟衣，领口紧扣。站在画框中的他，一往情深地注视着远方，面容冷峻，目光坚毅。

不能责怪绘画者掺带了太多的个人情绪，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找到他本人真实影像的参考。他没有留下照片。也没有留下后人。连当年他出生和曾经居住过的村庄，也在多年前就被土匪和还乡团放火焚烧，夷为平地，族人四散。当年与他共过患难的同龄者大多都已经作古，或者十分年迈，作古者无法言述，而年迈者凭靠记忆的陈述难免带有太多的主观因素，毕竟那个年代太过久远。他走得太远、太远了，远到今天的我们也许能靠联想重设他的音容姿态，却无法将他的五官相貌准确且纤毫毕现地再现。

这张手绘的素描应该是他在人间留下的唯一的影像，所以，无论相似与否，都无法考证。

太阳下山前，我终于看到了那条河，在金子般的夕阳下，一带河水传说般波光粼现。顺着这条河一直向南再向南，就是他的出生地葛藤山。

河的名字叫南溪。南溪人詹生堡，字谷堂。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党时间：1924年夏。

二

詹谷堂1883年出生于南溪葛藤山，诞生在这生机玲珑之地，詹谷堂是清透灵秀的。这一点，史料中有一个很有力的例证：由于家境贫寒他14 岁才开始上学启蒙，但却在6年后的21岁上就高中了秀才，足见他天资不俗聪颖过人。

南溪河清亮的河水，倒映过他多少回秉烛夜读的身影――准确地说，他连烛都没有，点燃的应该只是松明或者炭火，因为大别山虽然青山秀水、林木葱茏，但却田亩稀少，在20世纪初期，每遇天灾人祸无法度日时，贫苦农民不得不向地主借债。借贷利息高得惊人，每每一年之后，利息即超过本金，导致许多农民因高息借贷而破产，甚至卖儿卖女沦为佃户。由于地处战略要冲，民国初期战乱频仍，赋税繁重，农民除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外，还遭到苛捐杂税和兵丁夫役的盘剥，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一层层扒光了农民身上的血肉。就像沉默的河水暗暗积聚着奔涌的力量，极度贫苦的生活状态，激起了越来越多人的激愤，抵抗的情绪悄悄地集聚。

1906年，詹谷堂在家乡设馆教书，免费收贫家子弟入学，还破例招收女生，四乡学生纷纷慕名而至，一个又一个面带憧憬的青少年，挽着裤腿，涉过初春开冻的河床，走向詹谷堂的学馆。

1914年，开明绅士李少樵开办起了志诚小学，詹谷堂应聘为国文教员， 1921年，詹谷堂与教员曾静华倡议成立了“读书会”，为主持人。他将从开明绅士林伯襄处借来的《新青年》和一些马列著作传抄本在“读书会”成员中秘密传阅。他性格刚直，不阿谀权贵，不趋炎附势，又爱打抱不平，在当地的穷人农民兄弟中颇有影响。“读书会”由最初的几人后来发展至百余人，成为日后金寨地区建立党团的重要基础。

1924年是金寨共产党历史中值得记录的一年，这一年，金寨人蒋光慈回到家乡，这位金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曾是詹谷堂的学生。蒋当然很快注意到他这位相貌同思想一样出众的年轻老师并悉心引导。那一年，蒋光慈将他早期共产党人的敏锐和先觉，和着南溪河丰沛的清流荡漾，汩汩浇灌了詹谷堂的心田。盛夏7月，一个河水清亮、蛙鸣月明之夜，蒋光慈发展了他的小学蒙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詹谷堂是蒋光慈在鄂豫皖边区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也是中共党组织在这里播撒的第一颗革命火种。1924年秋，詹谷堂应聘至笔架山农校讲学，发展了该校的“青年读书会”数名骨干入党，并成立了党小组。1925，詹谷堂回到家乡，在南溪林氏祠明强小学任校长，他秘密在南溪、笔架山、葛藤山、花园、王畈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共产党员，成立党支部，组织农民协会。这一年，商（城）南（溪）特别支部成立，詹谷堂任特支书记。

那些四季分明的日子，清澈的南溪的河水，无数次地映照过一个年轻人焦灼未来期盼美好生活的眼睛，也印证着他来去匆匆的脚步和身影。

我注意到一个事实：詹谷堂除了在校内宣传革命、积极发展农民党员外，还经常蓑衣草履组织师生作社会调查，向农民宣传“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表现了他对农民的深刻关注。

这一时期，同样对农民有着更深刻关注的，是来自湖南韶山冲的一个中农的儿子――1926年年底，身穿蓝布长衫、手拿雨伞的回到湖南农村，开始他历时32天、行程700公里的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详细调查。

1927年，各地汹涌的大革命风暴开始了。

1月初，武汉群众就抗议英国水兵枪杀罢工工人事件，在刘少奇、李立三的领导下，举行三十万人的游行示威，前所未有、声势浩大的行动震惊长江三镇; 1月8日，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占领汉口;2月，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4月12日，撕下面纱举起屠刀，南京、上海各地数百名共产党人喋血街头;4月28日，在北京西交民巷幽暗阴冷的京师看守所内，等20位革命者被绞杀，残酷的行刑时间持续长达数十分钟。年仅38岁的在血淋淋的绞架上话语断续却神情坚毅：“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不成熟和不完备，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在这一年的3月，发表他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农村人口占85%以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城市仿佛只是大海中的几个小岛，占支配地位的仍然是野蛮的封建剥削制度。在这个封建剥削和压迫下的广大农村，积压着农民千百年来受尽地主豪绅欺凌压迫而无处诉说的全部仇恨和愤怒。它像一座天然的火药库，一旦引爆，将会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看到了这种力量。

将农民视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上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与孙中山所领导的忽视底层百姓参与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着本质区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也是一个新发展。1927年3月5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周报》连载，社会反响十分强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瞿秋白满怀激情地为这本书写了一个序。

没有办法考证这篇深入浅出的文章连同他深入浅出的思想，包括那些令人惊心的武汉和上海等地街头的枪声，是否在这同一时期，传进山峦叠嶂的大别山深处的南溪，是否传进了身居大山深处的詹谷堂等共产党人的心中，但詹谷堂不断地发展他的农民党员兄弟的做法与远在湖南的毛润之的思想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在商南起义（又名立夏节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主要骨干力量周维炯、漆德玮、漆海峰等人，就是在这期间经詹谷堂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

三

南溪河水在这几年间，有数次激烈的波翻浪涌。

1929年5月6日农历立夏节，以周维炯领导的丁家埠为中心的武装起义一举成功，5月6日晚上，詹谷堂与袁汉铭等共产党员带领起义农民和进步师生200多人，于南溪街火神庙集合，宣布起义，成立赤卫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商南起义”（又名“立夏节起义”）。

南溪河水一夜沸腾。

7日，丁家埠和汤家汇等地的起义队伍共2000余人来到南溪彭氏祠，詹谷堂主持召开了庆祝大会。9日，各路队伍会师斑竹园，彩旗飞舞锣鼓震天，詹谷堂当选为临时革命政府主任，统一领导整个赤区的工作。商南起义的夜晚，在火把点亮的火神庙前，文采飞扬的共产党人詹谷堂即兴写下对联，贴在会场火神庙大门两边：

红军初暴动应教普天赤化

政权新建立试看遍地红花

红32师宣布成立大会当日，万分激动的詹谷堂又一次即兴撰写了一副对联：

斑竹满园，制作万杆长枪，维护共产;

红花遍地，训练三军大队，保障民权。

四日之内，两度作诗，当那些龙飞凤舞的红底黑字、墨汁淋漓地挂上会场大门两侧时，我相信无数的与会者像今天的我一样，对他们果敢激情又文采斐然的共产党人领导者詹谷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对这些有才华更有理想抱负的共产党人充满了钦佩之情。他几乎就是那个时期共产党人的优秀代表：正直豪迈、无畏无私，头脑清晰又才华横溢。

商南暴动两个月后，因反动分子告密，詹谷堂不幸在葛藤山猴儿洞被捕。商城县民团团总顾敬之闻讯后欣喜若狂，立刻从县城赶至南溪。在从葛藤山下被解送驻扎在南溪的民团匪部的途中，詹谷堂白衣素服，赤足昂首，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为了搞到商城共产党组织的情况，顾敬之亲自审问。在连续多日的各种酷刑拷打摧残下，詹谷堂骨折肉裂，死去活来，却只字未吐。

8月28日，最后一次受审完被拖回时已是半夜，詹谷堂又一次从昏迷中醒来，看见清冽的月光照进牢房，狭长的窗缝上沿，家乡的天空深蓝静穆，黛色的群山在仲夏的夜风中发出熟悉的回响，他看不见那汩汩流淌的南溪河，但他确认他依然仿佛能感受到它月下流水的风姿以及水草脉脉的温存。这是他的家乡，他挚爱的土地山河，为了它们他投身斗争献身主义。现在，他要为着他的热爱与向往付出生命了，他要向世人道出他人生的信仰与至高的追求。没有纸笔，没有墨汁，周围也没有一个人，民团害怕他的影响力，把他单独关押。

天亮之前，詹谷堂终于将自己残破的身体拖挪到墙边，他用已被打断的手，蘸着自己的鲜血，艰难地在墙上一笔一画写下“共产党万岁”五个大字。他顺着墙壁缓缓地倒下，面朝天空，朝向他鲜血未干的红色信仰。他就用这种姿势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进来提审的民团团员打开牢门后，面对惨烈的现场，当场失语倒地。

一无所获的顾敬之羞恼之下对着詹谷堂的遗体又连开数枪。第二天，敌人把詹谷堂失了人形的尸体摆在南溪河滩示众。

这一日的南溪河格外平静。

河滩之上阳光遍洒，河水清透映射蓝天，青山无语，白云片片，遍体鳞伤鲜血流尽的詹谷堂无声无息地仰卧在他挚爱的土地上，青白的脸庞上嘴角却似有一丝笑意，他一定是看到四年前的自己，那是个金桂盛开的秋天，在得意门生蒋光慈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共产党，在漫天开放的金桂飘香中返回学校的詹谷堂，为自己从此找到了人生方向而兴奋不已，才华横溢的他在黑板上画了一个象征美好未来的美丽仙女，裙裾飘飘长袖飞扬，正在向人间播种，旁边写下两句激情洋溢的诗：漫天撒下革命种，伫看将来爆发时。

夜幕降临，南溪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含着眼泪将烈士的遗体偷偷地送到20里外的葛藤山，安葬在獐子岩小山上。这一年，共产党人詹谷堂46岁。

在那个秋天，南溪河暴涨，汹涌的河水漫过河岸，数十里一片，水退之后，河滩大片土地寸草不生，唯枯石遍布。

詹谷堂生前住的小屋里，挂着一幅水墨竹图，他在上面题道：“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本无心。”在一幅春华秋实图上写着“不争富贵春荣早，来看黄华晚节高”。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灵魂伟大者最真实的写照。

一条河流的传递如此沉重，如此深刻，却又如此清澈明了。

站在泛着光波的河边，用难过忧伤愤怒悲痛等等这些简单的词都无法完全代表我内心巨大的冲击，詹谷堂，这位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护党的组织、实现人生信仰的彻底的共产党人，用一种最极致的方式给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以巨大的震动和冲击。

此刻那些河畔奔跑嬉戏的孩子，那些衣衫艳丽擦肩而过的行人，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数十年前，一位英勇的共产党人，就在这河水边，在这片河滩上，为信仰和理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多少年过去了，河水改道，人世沧桑，岁月洗刷了河畔曾经的鲜血，但河流与蓝天共同见证了英勇与不屈，信仰和高尚。他是一颗自愿撒下的革命的种子，他相信革命者的事业未来一定是光明与美好。但是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却是十分漫长和坎坷的。其实一开始，清透智慧的他就深深地明白，共产党人所宣誓从事的事业，流血和牺牲是随时都会面临的事情。

因为一个人的名字，南溪河一直流进了我的心里。

记住一条河，记住一个共产党人如河流一样奔腾不息，勇往向前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