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农民富裕农民

“去年，我国农业附加值占GDP比重已经从1990年的27%降到15.2%，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占总劳动力50%的人群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占总人口60%的农村人口提高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也许只有把一部分农民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减少农民的数量，方为良策。本刊这一期刊发的这组专题报道，对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浙江省嵊州市甘一村的发展变迁所进行的追踪调查，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还是中部内陆，近年来农民种粮收益出现节节下降之势，粮食种植已成为一种比较劣势产业。不改变这种情况，“稳定农业生产”将成为一纸空言

种田不赚钱，农民泪涟涟

国家对于农业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无粮不稳”是数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的警训，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人们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十五规划”纲要中提到：“要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农民收入较快增长。”

然而这个“国民经济的首位”的发展却不尽顺利，从宏观的指标看，过去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已明显低于现时生产能力。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199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最高峰，为51230万吨，2001年下降为45000万吨，已低于1993年的水平，比1998年减少了6230万吨，在过去4年（指1996-2000年期间），全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积下降了22.6个百分点。

在国际和国内农产品供大于求且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农产品并不具有竞争力，农民通过农业增加农业收入的可能性愈来愈少，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越来越小。我们的调查在微观上证实了这一点。

种田不合算 农民不种粮

在江西长冈乡，我们调查的10户农民中，每户都种粮食，但都是只种供家庭消费的口粮，只有一户种了10多亩地的柑桔、蔬菜等经济作物。参加农业劳动的也大多是家中妇女儿童老人，当地人戏称为"386199"部队。

浙江甘一村农民则离农业更远，1/3的家庭没有农田或者自愿放弃农田，1/3家庭拥有农田但是将它转包，另外1/3家庭种植农田，却将主要工序承包出去，只有不到十户农民完全自己劳作，但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老农，耕种农田的只剩下"99"部队。当地的村干部说：“村里40岁以下的劳动力几乎没有种田的了，30岁以下的从没有碰过农田，剩下的只是舍不得土地的老农了。”

农民不愿意种田的理由是充分的。农民们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方面种田成本如种子、农药、化肥价格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粮食价格不断下滑，种田的收益持续下降。长冈乡的地理位置每年能够种植两作粮食。每亩产粮约800公斤，早稻、晚稻各400公斤，以早稻每50公斤粮食37元、晚稻每50公斤46元计算，每亩产生收入664元，其中化肥农药费用100元，耕地费用60元，水电费40元，种子20元，这样每亩地能够收入428元。长冈乡人均摊派约120元，人均耕地7分，平均到每亩地摊派约170元，这样每亩地纯收入258元，以一家四口平均三亩地来说，如果纯粹务农种粮食，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为840元，还不到1000元，即使是不考虑家庭其他支出，单单一个孩子的教育就足以使得这个家庭捉襟见肘了。据估算，这样一亩地一个劳动力需投入30个工作日，平均每个工作日能够得到的收入不足10元，如果外出劳动并找到工作，每天收入远在10元以上。

对于沿海地区的甘一村来说种粮的吸引力就更加小了。甘一村灌溉便利，气候适宜，属于粮食高产区。这里最多一年可以种三季作物：早稻、晚稻、小麦，亩产在2000斤左右。据当地有经验的种田户介绍，如果完全自己劳作，种植一作单季稻一亩田需要种田成本总共约为250元，需投入15个工作日，总共能够收入1000斤稻谷，以现在的单季稻市场收购价每50公斤稻谷55元计算，折合人民币收入约550元，纯收益300元，平均每个工作日20元，如果种植两作，需投入的工作日和成本加倍，总共能够收入750公斤稻谷，即使价格不变，折合人民币收入825元，纯收益325元，平均每个工作日11元多；如果种植三作，投入的工作日和成本变为三倍，总共能够收入1000公斤粮食，折合人民币收入约1100元，减去成本以后纯收益350元，平均每天8元多。而且，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村集体已经将农业税和灌溉费用统一支付，不计入成本的前提下，如果计入这些费用，农业收益将会更低。离开农业务工，最低收入每天都有20多元，因此，当地40岁以下的青壮年几乎没有下田务农的。

不种田成了最优的选择，村干部说：“2000年上级要求稳定粮食生产，增加早稻的种植面积，结果总共种植的不到5亩，还不到上级政府要求数量和最终上报数量的百分之一”。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甘一村村民选择了次优项：种植单季稻。一方面是因为有些老人不愿意离开土地，一方面是许多农户将它作为一种心理的保障，如果将来改革开放的政策有变，他们可以回到农田过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情况下，继续种植的农户将主要的工序都承包出去，如雇人收割、种植，同时发展新的种植技术，如撒种、抛秧、除虫施肥同时进行等，尽量减少工作时间，每亩成本增加到约为350元，但是只需要5个工作日（去农田5趟），这样就减少了对非农工作的影响，农户自己只负责除虫、施肥、晾干等程序，基本上没有重体力活。一位甘一村私营企业主这样说：“我们不放弃农田，万一情况有变，还是要回来接着种田。”

非农收入撑起半壁江山

农业收入的比重在不断的下降，对于长冈乡来说，打工收入已经超过粮食生产成为第一大收入。从得到的数据来看：种植基本的粮食作物收入一般只占30%，其他经济作物（甘蔗、花生、烟叶）以及养殖收入占20%，打工收入的比例在50%左右，非农收入已经撑起半壁江山。非农收入主要来自打工的收入。在农业之外，长冈乡本地工作机会不足，县城的企业亦不太景气，本地劳动力难以消化，外出务工成了第一选择。我们的调查表明，长冈乡大约有60%以上的男劳力出外打工，

外出打工主要有两个地点，一个是珠江三角洲，一个是本地县城，但是在本地以打短工为多（主要是建筑小工）。在调查的长冈乡4个村中：塘石村4248总人口有1100人长期在外打工，上社村3650人中有1100人外出打工，榔木村3600人中外出打工者超过50%，我们没有得到长冈村确切的数据，但是村民说：“村里都很难见得到壮年劳动力了。”

对于甘一村农户来说，粮食收入早已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在总收入中的比例，约占5%上下，而且不是现金收入，只是解决家庭的口粮，或许解决了一部分老人的社会保障甚至心理保障，绝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于其从事的非农产业。与长冈乡不同的是，当地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较多，劳动力几乎都就地消化，全村约600名青壮年劳动力（20岁以上，60岁以下，20岁以下基本都在上学），约有250多个在本村的个体私营企业工作，100人左右在外地（临近乡村、县城、及更远）经商、办企业或打工，10多人种植蔬菜及养殖，以及少数赋闲待业者之外，其余都在本地经商。

警惕农业生产出现萎缩

现在农田对于东部农村更多的是起到了一种心理保障的作用，经营农田收益很低，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放弃农田，导致农业的集约化经营的趋势难以继续。少量的土地自愿转包，多是短期不稳定的，没有一种正式的制度和法律加以规范。承包者不敢对农业大量的投资，影响了农业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60%以上来自于农业收入，贫困农民这一比例高达70-80%。他们不像东部地区或富裕农民，非农产业收入特别是劳务收入已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农业生产条件恶劣，自然灾害十分频繁，家庭小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交通条件不便，市场交易成本高，农产品交易比例低，再加上各种摊派税费比例高，非农就业和收入机会少，加入WTO以后农产品继续下跌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这些农民的收入水平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虽然我们的调查反映出种粮还能盈利，但这是在不考虑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不管是在我们调查的东部还是中部，农业已经开始变成比较劣势的产业，种粮已经失去了对农民的吸引力。种粮盈利的多寡相当程度上取决于粮食价格的高低和农民（农业）负担的多少。在农民负担沉重的地区种粮亏损也是常见的事情，最近几年李昌平所揭露的湖北监利的情况就是一个例证。我们的调查虽然没有观察到大面积的农田撂荒现象，可是零星散布的抛荒农田随处可见。另外，由于农业几乎没有什么收益，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现金投入明显减少，由1997年的人均支出437元到2000年降至为286.5元，累计下降了40%，这相当于全国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减少1200亿元。另外，农业贷款也大幅度下降，从1996年的2368亿元减少为2000年的1289亿元，下降了45.5%。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农民还会进一步减少对农业的各类投入，不仅减少资金投入，而且减少劳动投入，中国再次出现农业生产萎缩的情形不是不可能的。

要稳定农业生产，就需要加大对于农业的投资，关键是加大农民对于农业的投资，但是要加大农民对于农业的投资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的收益，加大对于农民的吸引力，提高农业的收益一不能靠政府补贴，二不能靠行政力量提高农产品价格，关键在于提高农业的效率，在目前70%多农业人口生产15%GDP的情况下，提高效率最终途径只能是转移劳动力，或者是农业劳动力直接转移到城市，或者是将农村变为“非农村”，正如我们在甘一村看到的那样。

教育支出已成为农民最大的现金支出，农村义务教育费用使得农村家庭普遍负担过重，并使相关连带者——学校、乡政府、县政府也都陷入了困境

“国家义务教育”异化为“家长义务教育”

家庭负担的“义务教育”

在长冈乡，小学教育收费在一年级约120元／学期，逐年递加到四年级的为260元／学期，初中约为300-400元／学期，高中收费更高，约为500-600元／学期，学费支出对于一般有孩子上学的农户来说，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而这只是包括了正式的收费，非正式收费如教育集资、补课费、资料费没有包括在内。就我们访谈的农户来说，平均每户家庭教育支出在1000元以上，而当地人均收入不过2000多元，现金收入则更低。除了建房和结婚等大事以外，教育支出已经成为当地农民最大的现金支出。

在甘一村，当地的教育费用更为惊人。幼儿园学费为380-400元／学期，另加午餐费为1元／天，这样算起来读幼儿园每年的费用为1100元左右，如果加上各种兴趣班等额外的费用则费用且更高。小学教育费用平均为400-500元／学期，其中教育附加费为150元／学期，初中教育费用为500元／学期左右，其中教育附加费为180元／学期，上普通高中根据学校的不同，每个学期的学费在1000-1500元之间（如果考分不够，则需万元左右的借读费），职高收费则更高，每年3000-4000元。村民们普遍反映“书读不起”，教育支出太大，一位村民说：“最怕进两个地方，一个是学校，一个是医院，开口就要钱，都耽误不起呀。”对8户有孩子上学的农户的调查表明：仅计算义务教育阶段，平均每个家庭每年的教育支出在1500元左右，如果考虑高中大学等非义务教育，平均每个家庭的教育支出更为高昂，相当多的家庭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30%以上，甚至到50%，每年支出上万的并不鲜见。

教育支出的居高不下，使得村民要不负担不起，即使情况好的也是储蓄为将来的教育支出做准备，不敢有太大的消费。采访农户的结果，他们普遍认为教育支出在总现金收入的5%～10%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目前几乎所有家庭的教育支出都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在两个调查的例子中，都有家庭因为教育费用而被迫举债致贫的。但是，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家庭总是把孩子的受教育问题放在第一位，如果家庭条件不好，只能压缩其他开支甚至举债为孩子上学，以家庭来承担国家教育支出不足的结果。

经费不足学校捉襟见肘

家庭支持教育的困难很大，但是从长冈列宁希望小学得到的资料表明，学校的困难也很多。希望小学的校舍建设花了33万元，其中上海浦东工得捐赠18万元，其余为各方集资而来。整个学校共有学生685人（包括学前班），分为10个班级（5年制），共有19个老师，平均不到两个老师就负责一个班级，按照国家规定每个班级应该平均配备2.2个 教师，长冈小学的情况在兴国县属于比较好的。根据兴国县教委主任的介绍：“小学教师平均每个班配备的老师少于1.67个，约有60%的农村小学5个班配6个老师，如果其中一个老师生病或者请假，那么就实行一个老师负责一个班的‘包班制’，这时候的老师，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等等什么课都上，成为‘全能’教师”。就学历而言，绝大部分老师为进修的中专学历，少数为大专，每个老师每周有21-22节课，劳动强度很大，校长说：“每日连轴转，少有休息的时候”。教师一般工资为400-500元，长冈乡基本能做到工资按时发放，最多拖欠一两个月。由于最近很长时间没有进新的老师，教师老龄化问题凸显。据校长介绍，在19个老师中，最年轻的老师也已经30多岁，而40岁以下的老师只有4个，其余都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老师。我们追问为什么不引进新的年轻教师，他没有回答，只是叹了一口气。

乡镇收入八成为“义务教育”所占

但是对乡政府来说，教育也是他们的老大难问题。按照中央规定，每级政府负担各自辖区内的义务教育，这样，中小学的教育经费差不多全由乡镇一级政府来承担。长冈乡全乡有480多位教师，90多位退休教师，长冈乡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预计总共有460万的财政收入，其中有176万来自特产税，100多万国税和地税（主要是农业税），147万罚没收入，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收入统筹款，财政收入的80%被义务教育这一块占去了。乡党委吕书记说：“这还指的主要是全乡480名教师的工资，还没计算校舍与教学设备的投入”。由于实行乡镇财政包干，教师的工资全部由乡财政支出，乡财政主要经费用于教师工资，形成了教师工资“国家请客，地方买单”的情况，使得财政极为紧张。因此乡政府极力缩编教师队伍，压缩开支，拒绝招收新的师范毕业生。一方是待分配的毕业生，一方是缺员的老龄化的一线教师，双文本来水到渠成的供需平衡在乡镇财政紧张面前失衡了。最近两年公务员接连几次提工资，长冈乡政府，实际上很难有财力满足这一要求，作为公务员的教师工资增加一直落不到实处，成了一个美丽的“画饼”。对于依然以农业为主的内地乡镇来说，行政与教育的压力就几乎把自身压垮了，处于“破产”或者“破产”的边缘。这种财政压力，最终会转嫁给农民，形成“农民买单”的情况，不加重农民负担，就无法保证工资发放，无法使基层政府运转起来。

然而，对于实行乡镇财政包干的县级政府来说，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兴国县10万在校生，在岗教师有4800人，教学点极为分散，有小学教学点600多个，形成了教学资源的浪费。如果进行教学网点调整，学生家长有非常大的意见。另外，政府机构极度膨胀，兴国县教委主任说：“10年前教委有12个编制，现在已经膨胀到72个。教育经费只能勉强保证教师的工资”，据县教委介绍，县财政40%以上用于教育，而前几年则更高。

这种教育经费压力的层层转嫁，一直到最基层的政府，最终直接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不管是东部和中部都是如此，长冈乡情况所突出的是，这种压力把基导政府推到了破产的边缘，严重影响了义务教育的发展和质量。

教育制度严重偏向于精英教育

造成农村义务教育的困境有多种原因，其一是我国的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中提到，199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色列最高，为7.0%，挪威为6.8%，瑞典和芬兰为66%，丹麦为65%。多数发达国家为5%以上。而发展中国家中较高的为巴西(5.0%)、马来西亚(4.9%)、墨西哥(4.6%)，韩国、泰国为3.6%左右。而即使在1998年，中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过为2.55%。

其二是我国教育经费分配不合理。经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初等教育的全部或主要费用，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往往承担了更大的责任。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中提到，在日本（1980年），国家承担了初等中等教育经费的25.4%，县级政府（相当于我国的省）承担了67.8%；美国(1979)联邦政府承担了8.5%，州政府承担了40.1%；德国(1978)联邦政府承担了0.3%，州政府承担了74.2%。在我国现行体制下，中央和省级政府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方面承担的责任太少，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

其三是现行的教育制度严重偏向于“精英”教育。在有限的教育经费的使用中，我国高等教育的比重过高。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教育生人均经常性经费之比，中国为1:2.65:38.70，为各国最高；而印度为1:1.59:8.88。中国长期以来走的是一条“精英”教育的路线：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非基础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实行重点学校制度，集中优势资源培养少数优秀人才。而其他所有国家则相反，优先发展基础教育领域，实行免费的基础教育，在高等教育方面则是收费教育。美国如此，日本如此，韩国也是如此。

其四是实行了一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教育。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农村，对于教育费用的承受能力远远高于农村地区。而事实上家庭承担的义务教育费用则相反。最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正在酝酿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课本费，使免费教育更为名副其实。而最应该首先考虑的是对贫困和边远地区的贫困家庭，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完全免费。通过这种倾斜政策，使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首先改变处境。

其五是中国特有的5级半政府的架构和复杂的财税制度。国外的政府一般都是3级架构，5级半的政府不但吞噬了大量经费，使得财政紧张，而且极大地降低了政府的运作效率。我国复杂的财税制度如分税制、财税包干制等使得各个地区间发展极为不平衡，财政能力差别很大，而中央财力的下降使得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大为减弱，地区间差异拉大，使教育的发展水平差异很大。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位使得土地具有了替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这将使农村的小农经济固化，最终影响农业效率的提高

社会保障：缺位 土地流转：艰难

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当地有过短暂的尝试，也因制度设计和执行的问题归于失败。教育和医疗支出已经成为许多农户的“心病”，对于这两种庞大支出的心理预期严重影响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土地政策在当地得到了“创新”。这种创新符合了当地的实情，是对国家土地政策的一种变通。但是这种政策并没有得到国家的认可，缺少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操作程序。使得农民、基层政府和投资者处于一种额外的风险之中，也使得农民害怕失去保障而影响了这种制度执行。

农村社会保障的缺位

长冈乡没有面向所有农户的社会保障制度。甘一村则有五保户、特困户等保障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只保障了一个狭窄的特殊群体。五保户只有无直系子女且无收入的老人能够申请，他们每年大约能够得到村集体2000元左右的补贴；特困户基本只面向没有收入的残疾家庭，村集体每年给予的救济大约也是2000元。这两类享受社会保障——确切地说，应该是社会救济的比例非常小，在甘一村，448户家庭只有一个五保户和一个特困户。因此，对于正常的家庭，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子女是最为重要的社会保障。土地也行使了社会保障的功能，但是由于农业收益的节节下降，这个社会保障物质保障功能非常虚弱，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种心理上的保障。对于绝大多数农户来说农田已经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意义，但是与之相对应，大多数农户宁可转包甚至任之荒芜，也不愿意放弃农田。

在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中，农民最强烈需要的是医疗保险制度。由于没有医疗保险制度，农民普遍感到医院的门难进，一位老农说：“医院就像阎王殿，进不得呀”！而市场化投保保险公司对于绝大多数农户来说经济上难以承受。在1999年到2001年，甘霖镇实行过一个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由全镇农民自愿参加。这个保险以两年为期，每年保费20元，两年40元，在保期内，医疗药费在500元以上的可以拿到药费的50%的保险赔偿，但是检查费和护理费不在赔偿范围之内。这个医疗保险制度是农民非常需要的，现在医院医疗费用昂贵，看不起病或者因病致贫的例子屡见不鲜。但是这个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进入门槛很高：只有药费在500元以上的大病才能获得赔偿，条件也是苛刻的：只赔偿药费的50%，对于生一场大病医疗费用动不动就上万元，而且费用大部分为护理费和检查费的情况来说，获得保险赔偿对于患者家庭来说也是杯水车薪。这个医疗保险制度的加入完全出于自愿，因此大部分农户都不愿加入。在甘霖镇大部分村庄的入保率只有10%～20%；甘一村由于村集体替农户支付50%，入保率也只有50%左右。这就发生了奇妙的“逆向选择”问题，入保的大多数为赔付率高的老人和小孩，而身体相对健康的青壮年则很少入保。经过两年的运行，镇政府发现医疗保险制度出现了严重的亏损，以投保率最高的甘一村为例：2000年和2001年甘一村总共上交的保费2万多元，而镇医疗保险支付给村民的保险赔偿费用为3万多元。在2001年两年保期满之后，镇政府没有续保，这个医疗保险制度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土地政策的矛盾

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是生死相依的关系，中央与各省市一再要求延长土地的承包期限，规定30年不动。这一政策的动机是为了保护农户使用土地的利益，起到稳定农村社会的作用。但在具体执行时却遇到许多困难。由于婚嫁、生育、死亡等诸多原因，农户家庭人口及每村农户数处于经常的变动之中，每隔五六年或七八年，由于变动很大，就必须进行一次耕地调整。根据我们对长冈乡四个村的调查，每个村都制定了相应的“土政策”，由村民小组决定，或两三年或四五年对承包土地做一次小的调整。对于浙江的甘一村调研情况也基本类似，由于土地给予甘一村农民的心理意义远远大于实际的经济意义，自愿放弃土地或者少要土地的家庭较多，土地调整相对容易。

土地调整的另外一个大的原因是经济发展。长冈乡人均仅6至7分地，以前绝大部分耕地都用于粮食生产。现在由于大部分的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他们留在家里的土地闲置了；而另一方面当地政府鼓励发展高效的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如甘蔗、花生、烟叶、水产等等，要取得更大的效益，必须扩大规模，这受到了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限制，这对双方都是一个大的损失。

长冈乡推行了一种“土地流转”的制度来解决这个矛盾。土地流转实际上是一种定期的土地租赁制度。由兴国县委决策，政府成立专门的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来协调土地流转的供需双方。政府将有闲置土地的农户的信息提供给需要土地的投资方，由双方自由谈判决定土地流转的租赁费用。事实上更多的情况是，政府决策在适合种植或者适合养殖的地方建造农业基地，或者是外面投资商想要在某块地上建造种植或者养殖基地，由于这需要大片成块的土地，而实际情况只有大量零散的闲置土地，由政府出面协调，将规划中基地需要的土地置换到。如果拥有规划中基地土地的农户愿意参加基地项目，那么就直接参加，如果不愿意参加，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是直接将土地租赁给投资人（租费260-300元／每亩或者400斤稻谷／每亩）。

二是调换到基地外同等的闲散土地。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不愿意采用这种土地流转形式。乡干部抱怨说：“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是呀，从纯粹的收益分析来说，收取土地租赁费用得到的收入比农户自己种植的所得要多，而且不用自己付出劳动，但是土地是农户的生活安全保障，他们心理上不愿意失去这种保障，即使是损失一些收益。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土地流转”制度没有信心，担心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一旦政策有变，租赁出去的土地再也不能收回。土地流转的规模在长冈乡各村约在100亩上下，比例在5%上下。

甘一村由于农业收入比例很低，加上农业的低迷，农户对于土地的处置也比以前随便了许多。现在更为普遍的情况是由农民自发的交换和转包土地，不想种田或者想要放弃土地的农户直接跟需要农田的农户联系，有偿甚至无偿转包给农户，或者将多余的农田直接交还给村委，再由村委将农田分配给需要的农户。一般离村子近的农田转包给同村农户种植蔬菜，总共的面积约为50亩左右，而离村子较远的农田，则基本没有人种植，大块的转包给了外村农户植物花木，面积约为200亩左右，转包价格一般为200元／亩，比例在40%左右。但是大部分家庭还是在自己的名下有块土地，即使是一些富有的家庭也不例外。如有一个农户创办了两个私营企业，资产数百万，但是他还是保留自己的土地，雇人割种，吃自己的粮食，虽然一点不赚钱，但是觉得这样心里安稳。他这样说：“万一政策和市场有变呢？还是有块土地安稳。”

这两个地方的“土地流转”制度一种是政府主导的，一种是农户自愿，都反映了一种发展的趋势，有些规模的特色经济发展起来了，如长冈乡外商投资的水产养殖，柑桔生产等，甘一村附近的花木种植等等。但是这样的一种安排一直没有形成一种制度，不管是转包的承包的都对这一种制度安排的稳定性充满了疑惑，转包的不愿长期租赁，承包的不愿长期大规模投资，影响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越是贫困的地方，村务越多。村委会在农民眼中，就是一个直接管着他们的“政府”。村委会的成员收钱收粮，管计划生育，管集体企业，拿着工资，完全像是政府的一员

两种村民自治的 启示

长冈乡的村民自治

由于现在实行村民自治，村长由村民直接选举。上级政府为了推行各项农村工作，只能去找那些想干且有能力干的人来当村中“一把手”。村中“一把手”直接面对数百农户，许多得罪村民的事要他去干。没有高的威望，没有上级政府的背后支持是干不成事的。没有人会听他的话，也可能在村选举中落选。但是如何在直接选举的情况下让政府中意的人当选为村长书记需要有一定的技巧。

乡政府将相当一部分的任务给了村委会，村级组织也相当严密。据我们在长冈乡的调查，依据各村人口的不同，村委和支委总共在6-8人左右，相当多的成员身兼数职，如村长兼书记，民兵营长兼出纳，会计兼税收协管员等等，另外还有计生员，团支书等职位。村级财政已经收到乡政府统一管理，然后根据税收、提留、财政等一系列指标考核每一个村的村委，根据绩效发相应的工资（200-600元不等），以此来控制和激励村干部工作。

村委下面还设置了村民小组，约20-30户农民为一个村民小组，然后村长书记在每一个小组内指定一个组长来协助村委的工作，组长能够领取少量的补贴（15元／月）。每一个组还有专门的计生协管员，计生员、协管员加上小组中心户长组成计生协会，全方面地监控村中的计划生育情况，这些人事实上也成为了村组织的一部分。另外，运作得较好的村还有一个村民议事会，每一个小组出一个参政意识强、威望高的成员担当议事会成员。村里有重大的事项，由村长书记提交，交村民议事会决定通过后实施。

长冈乡各个村要么没有集体企业，要么集体企业微不足道，根本不能对集体经济收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村集体的运作经费只能来源于农民的负担，要钱、要粮以及执行计划生育成为村委成员的主要任务，每天为此忙碌。村长书记们完成上级任务的压力也很大，甚至在村委内部也有绩效考核：将任务层层落实到每一个人，根据计生情况、开会出勤、执行传达、水利、道路、社会稳定、统计等等方面对村委成员进行一一考查，根据绩效发相应的工资。

甘一村的村民自治

与长冈乡中的村级机构组织越来越严密，越来越庞大相反，甘一村从1990年代末以来，村委会一直在“裁员”，从9人到7人，从7人到5人，从5人至3人。虽然最后村委成员只有3人是由于特殊的情况，但是运作良好，公共事务处理正常。

1980年代初期，甘一村还是大队的组织结构，村民几乎所有收入都由大队分配，此时有9个村委。一直到1990年代初，由于村集体企业兴旺，企业账目也统归到村集体账目下，当时各户各人的农业补贴，各个家庭进入集体企业的就业安排、计划生育、住宅审批，市场建设等等都由村委安排。到1994年，村集体企业的事务不再由村委决定，这次选举将一些职务、职能合并，村委规模变成7人。1998年，进一步减少为5人，这时基本没有集体企业事务，基本建设如住宅审批和市场建设也停止，其他事务如计划生育也由镇政府负责，村委工作量进一步减少。由于村里的集体企业已经大多倒闭，个体私营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村集体的影响力大不如前。1999年，一部分村民联名向上级政府反映，村财政有经济问题，后来上级政府（绍兴）派人来查账，结果免去了四个老村委（支委）委员的职务，这样整个村委只剩下一个新选举上来的委员。村委被迫补选，然而选举结果出乎意料，四个被免职的老委员再次中选，上级政府无奈，终止选举，指定了两个选举中得票比较高的村民暂时担当支委委员，和剩下一位委员组成支委，兼管村委工作，负责全村的公共事务。临时支委（村委）仅为三人，另外雇佣一个会计，负责村里的账务处理。

甘一村村委委员的职务全面兼职化。一个村委委员说：“以前村委委员的年收入大约在12000-15000左右，还不错的，后来镇政府对村委成员的工资规定了最高限额，其中规定村人口在1000人以上，村集体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村委委员最高工资为600元／月，甘一村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但是这个工资不足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开支，现任委员都有自己的工作。”三个村委委员一个是经营饮食店，一个经营网吧，一个是电工，只有当村中有紧要事务的时候才处理一下村务。另外连聘请的会计也是兼职，半天到村委上班处理账目，另外半天到一个私人企业做企业会计。

村务公开制度也实行得很好，我们调研的时候正好年末，看到了村张贴的财务公开表，对每一项收支都分列清楚。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关心财务情况，尤其是年轻人。相当多的人从来不到村委所在地，几乎不与村委打交道，选举、领补贴都是亲戚朋友代替。

现在甘一村村委主要负责的事务有：组织选举，包括村委选举，镇人民代表选举；收取房租；水塘、渠道、路灯等公共设施维护；村民调解，妇女工作；与上级镇政府联系；发放农业补贴，收取农业税和其他费用，户籍管理等。

由于集体企业已经倒闭或者转制，村集体名下已经没有企业，收入中也已经没有企业上交的利润，现在村集体全部的收入都来自租金收入。据村会计介绍：“租金收入主要有两大部分：市场中店面出租和旧厂房出租。甘一村在1986年、1993年投资建设有甘霖镇镇西市场，总共有100多店面房屋，出租给村民或者是外地人。”他接着说：“收取市场租金，村委与工商所签订了合同，由工商所向租赁者收取费用，市场管理费分成，房租完全归村委”。这样，村集体不用一个人就收取了房租和管理费，只要每年可以从工商所转帐就行了。另外集体企业倒闭后，留下较多的厂房，除去一部分为银行抵押拍卖以外，其余归集体所有，村委将这部分厂房出租给个体私营企业，一方面获得收入，一方面也为个私企业创造了生产经营之所，一举两得。这两部分总共不到20万元的租金收入为现在村委运作创造一个比较轻松的空间，村委给每一个村民发40元的农业补贴，这样上缴农业税和其他费用时直接从农业补贴中扣除，不需一家一户上门收取，只要会计直接 划账就行了，村干部的工资也直接从收入中支取。

根子在经济实力和制度上

对比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村级机构，一个几乎就是上级政府的延伸，乡政府对于村级政府控制的非常严密，从选举过程到经济命脉，村干部仿佛不过是乡政府派出的办事人员。另一个则仿佛是为村民打工的兼职人员，有事就去工作，将事务减少到最少，为全体村民服务，定时领工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表现。

这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有其深层次的原因。首先，甘一村对于上级政府向来经济独立，经济上不受控制，另外一方面，镇政府除每人8元的优抚费用外，少有摊派任务。第二，甘一村向来有非常严格的会计记账制度，自1980年以来所有的收支都有账本可查，第三，最近几年个体私营经济的兴起为村民提供了很多的就业机会，村委会的工作机会显得并不是很诱人。第四，村民们与集体少有经济上的联系，对于村级资产的处置早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不必靠人际关系。而长冈乡则相反，工资从乡政府领取，选举由乡政府控制，村民力量薄弱等，村民自治流于形式。

20年前，甘一村90%以上的收入来自农业；20年后，甘一村95%以上的收入来自非农业，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成为推动当地持续发展的动力

甘一村致胜的秘诀

村集体的兴旺带来了村民生活的兴旺，但是村集体的衰落未必是村民生活的衰落，关键是建立一种基于诚信的分工合作机制，积极发展非农产业的观念。

集体企业的兴衰

甘一村曾经有过四个主要的集体企业，丝织厂、皮鞋厂、胶丸厂、齿科厂。四个企业对于甘一村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

胶丸厂，甘一村成立最早的企业。1972年，开始成为社队企业，倒闭于1996年，员工最高时约有150人，工人绝大多数为本村村民。倒闭后，厂房由村集体出租给个体私人企业，主要从事丝织、牵经、印刷等。

丝织厂，规模最大的企业，在顶峰时期年产值曾经达到6000万元左右。成立于1979年，倒闭于1996年，最高时曾经雇用员工近700人，其中约有200人左右为本村村民，初始技术来源主要来自于杭州、上海。倒闭后厂房为银行拍卖抵押。

皮鞋厂，甘一村最早倒闭的企业。成立于1982年，倒闭于1991年，曾经雇用150员工，大部为本村村民。厂房由村集体出租，有模具制造、丝织、牵经、纺织配件等企业。

齿科厂，甘一村规模最小也是最晚结束的集体企业，能够为村中提供10多个就业机会，于2000年转制成为私营企业。这个企业的技术一直来源于上海，产品也销往上海。

镇西市场，1986年初建，1993年扩建，解决本村数十家庭就业，一直营业至今。

在集体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集体企业吸收了村中500多劳动力，加上镇西市场解决了本村绝大部分的本村壮年劳动力，也为本村村民提供了大部分的收入。

1996年以后，主要的集体企业大都倒闭，倒闭的原因很多：宏观经济形式趋紧，产权不清，经营管理不善等。我们感兴趣的是：集体企业倒了，村民们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去。

集体企业的“遗产”

工厂虽然倒闭，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

首先是观念上的改变。集体企业20多年的存在历史，深入改变了村民的收入结构，非农收入在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使他们深信只有跳出农业才能使他们致富。这种总体观念的改变形成了一种宝贵的社会性资本。

其次是技术的扩散。20年工厂的历史中大多数村民参加过工厂的工作，学习了许多专业技术。如丝织厂中的档车、牵经、机修技术、皮鞋厂的制鞋技术都对个体私营企业的兴起作出了很大的促进和支持作用，另外工厂的进货、销售渠道等供销方面的信息都继承给了后来的个体私营企业，这些技术和信息形成了甘一村丰富的人力资本。后来的个体私营企业大部都是与原来集体企业相关或者相近的企业。

最后是为个体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设备和基础设施。四个企业留下的厂房、水、电设施为个体和私营企业快速成长提供了空间。绝大部分企业都落户在原来集体企业厂址之上。这些硬件则提供了工业资本。

由于甘一村兴办的集体企业大多是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市场进入的门槛非常低，集体企业时期留下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显得特别的宝贵。

兴旺的个体私营企业

甘一村的有童装厂、纺机配件企业、压塑厂、模具厂、齿科厂等，这些企业规模都在10～50人之间，最多的还是从事丝织行业的个体户，共有40～50织机户，4～5个牵经户，200多人，共拥有200多台织机。另外，在自己兴办的镇西市场中几十户家庭从事服装销售、百货、饮食、租书、网吧、制鞋以及日常菜蔬的销售，总体来说，这些二三产业几乎也都是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吸收本地的劳动力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当地的个私企业中，童装厂算是历史最长的了。它建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是家庭作坊形式的。企业主是复员军人，党员。1992年开始注册为正式企业，注册资金约70万。1993年开始，县政府开始开放对于私营企业的批地限制，该企业主马上申请了一块土地建起了厂房，并且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到2000年，新建的一级公路正好从厂房穿过，厂房为拆除，获得国家征地赔偿40多万元，2001年，投资120万元又建立起了新的厂房（包括土地费用20多万元，设备投资20多万元），新厂房靠近公路，他又在厂区周边开辟6间店面屋供出租。

企业主为我们介绍：“工厂常年雇工20多人，如果碰到旺季则会增加到40多人，因为当地有很多熟练工人，可以节约很多成本，或者干脆发包请外面企业代工。工厂运行中供销、设计环节以及会计等关键环节由家庭成员掌握，孩子初中毕业后就一直在厂里跑供销，现在已25岁，准备接班，其余环节都雇人工作”。工厂每年的销售额在40万元～50万元之间，雇用工人平均工资在500～600元，工厂非常注意控制风险，严格按照订单生产、产品以外销往上海等地为主，少量外贸，原料主要来自绍兴轻纺城和义乌小商品城。这样的企业在当地很多，灵活的经营，通畅的销售渠道是他们能够经营成功的重要原因。

严密的专业化分工

当地的专业化分工非常精细，专业合作发达。各种工作都尽量专业化，不同的人相互协作，形成一个巨大的组织网络。

如本村中的织机户共有四五十家，平均每户拥有的织机台数在4台～5台左右，如果每一户单独联系原料，解决自己的销售，无疑是不经济的。这样，一种自发的合作就产生了。有专门的家庭去做牵经户，每一个牵经户联系相应的织机户，一般在40台～120台左右的织机，他们负责大批的原料，经过牵经、网丝等工序以后，将中间产品——轴头转给与他联系的织机户，然后织机户将之纺织成布，卖回给牵经户，牵经户则统一销售往柯桥轻纺城。这样，织机户相当于只承担了织布这一道工序，降低了自己经营成本，也降低了自己的风险。另外，本村和邻近乡村有大量的熟练工可供雇用，每一道工序都有相应的专业技工——档车工，接头工，网丝工，调花工，机修工等等。表面上看，有上百家个体企业在做丝织生产，实际上，由于这百余家企业通过内在的经济关系联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工厂，对外表现出一种整体的效应，即使有的大订单一户几户家庭无法完成，几十家联合起来就形成了很大力量，能够接很大的订单。另外，这些个体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积极改进技术，提高了效率。

服务业也形成了自己专业分工。以饮食店为例，店中总共需要咸菜、青菜、葱蒜、鸭蛋、年糕、面条、馄饨皮、猪肉、牛肉、粉丝、油盐酱醋酒、味精、煤饼、面粉等14种原料，都是由专门的原料供应者供应。这些供应者都是专业者，如送咸菜的家中专门腌咸菜，送青菜的家中专门种青菜，送葱蒜的专门种葱蒜，年糕、馄饨皮、面条这三种面食为一个专业经营者，猪肉由专门的人送，牛肉则是另外一家，等等，这些原料总共分成了12个专门的供应者，所有的 原料都会送货上门，在这些合作者中本村的供应者有5个，其余为邻近村甚至邻近镇。饮食店与这些合作者之间的关系都是经过长期的磨合形成的，其中好多个都换过合作者，如鸭蛋、猪肉、粉丝的供应者，这种信任的合作都是基于长期的，如果中间出现质量、价格等问题都有可能导致合作的失败，潜在的竞争者立刻就会补上。经营者说：“长期合作已经形成了信誉，即使是我现在一分钱没有，合作者也能给我赊账一个月供货，生意继续下去没问题。”相对稳定的人口与社区结构，使得当地人之间的交易都是长期的重复博弈，这使得违约的成本大大增加；同时，良好的文化、信用与社会道德传统，使得人们不愿意为了短期的蝇头小利去欺瞒哄骗，而守信的长期收益。这恐怕是甘一村，甚至整个浙江形成良好的地区和人群分工与合作的最底层的原因。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目加燎右